白班来的人
我其实是在白天第一次走进永红商场的。
那是下午三点多,太阳还很好,老城区的街道被晒得发烫,路边的梧桐叶子蔫蔫地垂着。商场门口的招牌早就不亮了,“永红”两个字缺了一笔,远远看去像“永江”,台阶上坐着一个剥橘子的老太太,脚边卧着一只打盹的黄猫。
推门进去,风铃叮地响了一声,一股很旧的、混合着皮革和樟脑丸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地方和我想象的不一样。我以为快要拆迁的商场早就空了,其实还有不少人。一楼卖箱包的柜台后头,老板娘正戴着老花镜缝一个包带,针线在她手里飞快地走。化妆品区换成了卖便宜日用品的铺子,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姑娘在给顾客称散装洗衣粉,秤杆一翘一翘。
大厅中央那面大镜子旁边,摆着一张折叠桌,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在登记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白班的保安,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叔。
老贺把我领到陈叔面前,让他带我认认地方。陈叔抬头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又飞快地瞥了一眼老贺,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笑了笑,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新来的?”他声音不高,“跟我走吧。”
我们一层一层往上走。陈叔话不多,却把每一处都指给我看,哪儿的地砖松了,下雨天会积水;哪儿的卷帘门有点卡,要抬着点拉;三楼消防通道的门吸坏了,风一大就会自己关上,别被锁在里头。
“这些都是小事,”他说,“可夜班的时候,小事能救命。”
走到四楼,他在那排关着的电视机前停下,背对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和上周来的那个姑娘,”他忽然问,“是什么关系?”
我心里咯噔一下。上周来的姑娘,是我。我为了看清楚这地方,白天自己先来过一趟,在一楼大厅站了很久,盯着地下一层的入口看。
“那是我自己。”我没瞒他,“我来看看工作环境。”
陈叔转过头,认真地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担忧,又像是某种了然。
“那就好。”他点点头,压低声音,“孩子,我多句嘴。这楼里到了晚上,不管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你都记住一条——往人多的地方走,往有光的地方走,天一亮,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为什么?”我问。
陈叔张了张嘴,恰好楼下传来老贺喊人的声音,他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只拍了拍我的胳膊。
“别问为什么。”他说,“你只要记住,你不是头一个来值夜班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能平平安安走到天亮的,都是不逞强的。”
下楼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夕阳从四楼的玻璃窗斜照进来,灰尘在光柱里慢慢浮动,陈叔站在那排电视机前,背影被光拉得很长,像一棵安静的老树。
那一刻我还不知道,这个白班的、普普通通的保安,会在我后来的那个夜里,成为我辨认真假的一根标尺。
一、我是来找我姐的
我到永红商场上班的第一天,物业的老贺把一串钥匙拍在我手心里,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夜班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中间不许睡。第二句,每小时巡一次场,签一次字,一次都不能少。第三句,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只盯着值班室那扇掉了漆的木门。
“值班室抽屉里有个本子,你今晚就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背下来。照着做,别问为什么,也别自己添规矩。”
我问他,上一个保安干了多久,人去哪儿了。
老贺在门口站住,背对着我,半天才说:“你是自己要来的,没人逼你。你要找的人,也是自己走进那扇门的。”
他说完就走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灭下去,最后只剩值班室头顶那盏日光灯,白得发蓝,嗡嗡地响。
我要找的人是我姐,周晚。
半年前,她也是这里的夜班保安。出事那天夜里,监控只拍到她抱着一摞东西走进了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口,再没拍到她出来。警察调了所有能调的画面,找了整整两个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案子挂在那儿,卷宗上写的是“失联”。
我姐不是个会平白无故消失的人。她比我大四岁,从小胆子就不大,怕黑,怕打雷,连看个恐怖片都要把我拽到旁边。可她偏偏在三十岁这年辞了写字楼的工作,来这种快要拆迁的老商场值夜班。家里人都不理解,只有我知道,她是为了钱——那时我妈躺在医院里等手术,夜班保安的工资比白班高出整整一倍。
我在外地接到电话赶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我妈手术做完,人救了回来,却天天坐在门口等大女儿下班,一等就是半年。
所以我来了。我用了我姐留下的那套被褥,接了她坐过的那把椅子,连墙上挂钟的位置都和她工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桌子角上还留着她的一个搪瓷缸,缸子磕掉了一块漆,里头干干的,她走得急,没来得及带走。抽屉深处,我还翻出半袋没吃完的薄荷糖,糖纸都磨皱了。我捏起一颗放进嘴里,早没了味道,可我还是慢慢含着,好像这样,就能离她近一点。
我在她坐过的椅子上坐了很久,手指抚过桌沿那些被人磨出的旧痕。我在心里跟她说,姐,你别怕,这一回换我来守。不管你在这楼里的哪个角落,我都要把你找出来,带你回家。
我拉开抽屉,里面果然躺着一个本子。
那是个深蓝色封皮的硬皮笔记本,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五个字——夜班守则。字迹有好几层,新的压着旧的,有些笔画被人反复描过,像是怕后来的人看不清楚。
我把本子摊在桌上,日光灯忽然闪了一下。
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晚上九点四十。
距离十点,还有二十分钟。
二、守则
本子前面十几页是打印的,纸张已经泛黄,应该是很多年前就贴在里面的。后面才是手写的,一页压着一页,字迹各不相同,有的工整,有的潦草,还有几页沾着我辨不出来的深色污渍。
我先看打印的部分。
永红商场夜班保安工作守则
第一条,夜班时间为二十二点至次日六点。请在值班室内待命,不得擅自离开岗位。凌晨一点至三点,请勿注视任何镜面。
第二条,本商场地上共四层,另设地下一层仓库。请记住,本商场没有第五层。如果电梯楼层显示“五”,请不要走出电梯,按下“一”并耐心等待,这是正常现象。
第三条,每小时整点巡场一次,共八次。巡场时请携带手电与登记本,确认各层卷帘门已锁闭,并在登记本上签字确认。
第四条,商场打烊后,公共照明会自动熄灭一半。请记住,值班室的灯任何时候都不要关闭。如果灯自行熄灭,请原地站立,在心中默数六十秒,不要移动,也不要发出声音。
第五条,夜间你可能听到有人呼喊你的名字,声音可能来自同事、顾客或你的家人。无论声音多么熟悉,在早上六点之前,请不要回应,也不要回头。
第六条,地下一层为仓库,已上锁,钥匙不在夜班保安处。请不要尝试进入。如果发现通往地下一层的门开着,请立即离开,在登记本上记录“门已开”,不要朝门缝内看。
第七条,商场内的镜面请在白天擦拭。夜间若发现镜中人与你的动作不一致,请保持镇定,继续手头的事,那是正常的光学现象。
第八条,广播系统会在凌晨自动播放闭店通知。如果广播中出现你的名字,或播报“请顾客到服务台”,请忽略,本商场夜间没有顾客。
第九条,每一位夜班保安都应严格遵守本守则。若登记本中前任保安留下的字迹与本守则冲突,请一律以本守则为准。
第十条,请保持登记本整洁,不要撕毁任何一页,不要在空白处涂画。
我翻到下一页。
第十一条整个被人用黑色马克笔粗暴地涂掉了,墨迹深深陷进纸里,纸都被划破了,只能勉强看出底下原本印着字,却一个也辨不出来。
涂黑的那一条旁边,有一行和打印体完全不同的手写小字,笔锋很用力,几乎要把纸戳穿:
“别信第九条。也别全信这本。”
没有署名,只在末尾画了一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圆圈。
我继续往后翻。
第十二条是打印的,还很完整:
第十二条,早上六点下班,接班同事会在六点整敲门三下。请确认是三下再开门。如果敲门是两下、四下,或者没有声音,请不要开门。
再往后,就全是手写的了。
有一页的字迹抖得厉害,像是在极冷或者极怕的情况下写的,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小片:
“第十三条。如果它已经学会了你的脸,马上去地下一层,找到写着你名字的更衣柜,把柜子里那一页登记烧掉。你只有一次机会,烧错了,就再也分不清哪个是你。”
我盯着这条看了很久。
我姐的登记本里,怎么会有写着我名字的更衣柜?我今天才第一次踏进这个商场。
我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几乎是空白的,只在最底下有一行极淡的铅笔字,颜色浅得要很凑近才能看清。
我一看到那笔字,鼻子猛地一酸。
那是我姐的字。我认了二十多年,化成灰都认得。她写字有个习惯,每一行的最后一个字总会微微往上挑,像没写完的问号。
“小洲,如果你看到这个,别来救我。到了早上,就往上走,别回头。”
小洲是我的小名,只有家里人这么叫我。
我姐在这行字里让我别回头,可她自己,就是在这个地方回头的。
我把本子合上,又打开,再合上。
墙上的钟指向十点整,“咔哒”一声,分针稳稳地压进数字里。
与此同时,整个商场的灯,齐刷刷暗下去一半。
三、第一次巡场
灯灭的瞬间,我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
不过我很快想起来,守则第四条写了,打烊后公共照明会自动熄灭一半,这是正常的。我强迫自己坐回椅子上,把手电和登记本都摆到桌角,盯着墙上的钟,等第一次巡场。
十点的巡场范围是一楼。
我推开值班室的门,走廊里只剩一半的灯还亮着,明暗交替,地砖被照得一块白一块黑。我手里的手电没开,按规矩,能看见路就不用。
一楼是化妆品和箱包柜台,白天还会有几个顾客,这会儿卷帘门全拉下来了,一扇挨着一扇,金属面上反着冷光。我一家一家核对锁扣,每确认一个,就在登记本上画一个勾。
白天那个缝包带的箱包老板娘,她的柜台就在最里头。我路过的时候,特意多看了一眼,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只在底下留了一道缝,里面黑着,安安静静。隔壁卖散装洗衣粉的铺子也是,白天那杆一翘一翘的秤,这会儿不知收去了哪儿。
一到夜里,这些白天还热热闹闹的地方,就像被人按了暂停,只剩柜台和货架,没了人,看着总觉得陌生。
我接着往前走,路过一个卖帽子的柜台。
那个柜台没拉卷帘门,只在外面罩了一层透明的塑料布,里面立着一个假人模特,戴着一顶呢子帽,脖子上还围着围巾。白天人多的时候没留意,这会儿灯光昏暗,那假人直挺挺地立着,一张白脸,两个黑洞洞的眼窝,看着有点瘆人。
我举着手电,照了照它。
塑料布上落了一层灰,假人一动不动,确实只是个没生气的模特。我松了口气,正要走,却忽然注意到一件事。
那顶呢子帽的帽檐,方向好像和我白天进来时,不一样了。
我记得很清楚,下午我跟着陈叔路过这儿,那帽檐是微微朝左压着的。可现在,它端正地扣在假人头上,正对着我。
我后颈一阵发凉,盯着它看了好几秒,没敢伸手去碰,也没敢久留。
我想起陈叔白天的话,这楼里到了晚上,别逞强,别多事。也许是哪个顾客白天动过,也许是我自己记错了,无论如何,我没有义务、也没有胆子去弄清楚。
我收回目光,快步离开。
走到大厅中央,我停住了。
大厅正中立着一面很大的试衣镜,是旁边那家服装店摆出来的,一人多高,边框雕着花。我想起第一条和第七条,没敢往镜子里看,低头快步走了过去。
就在我经过镜子的那一刹那,我用余光瞥见,镜子里好像有个人影,没跟着我一起动。
我背后是空的,脚步声只有我自己的。
我没停,也没回头,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把一楼最后一扇卷帘门确认完,签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手心全是汗,笔在纸上洇出一个小墨点。
回到值班室,我大口喘了两下,看了看钟,十点二十。
什么都没发生。也许是我看错了,老镜子年久失修,反光本来就怪。
我这么安慰自己。
十点这一趟有惊无险,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开始仔细打量这间值班室。屋子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窄床,墙角立着一个铁皮柜,柜门上挂着一把没锁的旧挂锁。
我拉开铁皮柜,里面空空的,只有一摞更早的登记本,落满了灰。
我把最上面那本抽出来,随手翻了翻。
这是好几年前的值班记录,每一页都按日期排着,巡场签字,一个不差。我翻到最后几页,发现一个名字被人用红笔一圈一圈地圈了起来,旁边写着一行字:“他下楼之后,再没回来签字。”
我又抽出第二本、第三本。
几乎每一本的最后,都有一个类似的名字,被圈起来,或者被划掉。有一本的空白处,有人用很轻的笔迹写着一句话:
“守则不是给我们定规矩的,是给我们留命的。”
我把这摞登记本重新摞好,放回柜子里。
十一点的巡场,要上二楼。
二楼是男装和运动品牌,比一楼更暗,走廊尽头的灯坏了一盏,一闪一闪。我打开手电,光柱在前面劈开一条路,灯光之外全是黑的,那些没拉严的卷帘门后头,挂着的衣服一动不动,远远看去像一排站着的人。
我数着脚步往前走,挨个核对。
走到电梯口的时候,我听见“叮”的一声。
电梯明明停在那儿,没有任何人按按钮,楼层数字却自己亮了起来,从“一”开始,一格一格往上跳,“二、三、四”,然后停住了。
数字停在“五”上。
我浑身的血一下子凉了。
守则第二条,本商场没有第五层。如果电梯显示“五”,不要走出去,按下“一”,等。
可我现在人在二楼走廊,不在电梯里。
电梯门缓缓地、缓缓地打开了。
里面一片漆黑,光打进去,照不到底,也照不到四面的墙,仿佛那不是一个电梯轿厢,而是一个竖着的、深不见底的洞。
一股很凉的风从里面吹出来,带着一股潮湿的、像地下室积水一样的味道。
我死死咬住牙,没出声,也没动。
我想起第五条,无论听到什么都别回应。我虽然不在电梯里,可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是错的。
我们就这么僵持着,大概过了十几秒,也许更久。
电梯门重新缓缓合上,那个“五”字闪了两下,灭了。楼层数字重新跳回“一”,一切恢复原样,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我腿有点软,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把剩下的卷帘门匆匆核对完。签字的时候,我的手抖得厉害,那一笔歪歪扭扭,几乎不像是字。
回到值班室,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盏灯。
灯还亮着,白得发蓝,稳稳地照着。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瘫坐在椅子上,后背上的衣服已经全湿了,贴在身上,一片冰凉。
我抬头看钟,十一点四十。
这一夜,才刚刚过去两个小时。
四、十二点,有人喊我
我喝了一口自己带来的水,水是凉的,顺着喉咙下去,人稍微清醒了一点。
我不敢再碰铁皮柜里那些旧登记本,只把今晚的登记本摊在桌上,重新数了一遍巡场的次数。十点一次,十一点一次,十二点是第三次,要上三楼。
我盯着分针一点点挪向十二点。
差两分钟的时候,整栋楼忽然安静下来。
那种安静很奇怪。刚才还有日光灯嗡嗡的电流声,有通风管道里隐隐的风声,这会儿全没了,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撞在胸口。
十二点整,我准时起身,推开值班室的门。
三楼是家纺和儿童用品,楼层比二楼更矮,天花板上垂着一排排吊灯,这会儿只亮着最靠边的几盏。儿童区摆着几个塑料的摇摇马和布偶,黑漆漆地立在那儿,有的布偶睁着圆圆的眼睛,手电光扫过去,那些眼睛就跟着反一下光。
我加快了脚步,想赶紧核对完下楼。
就在我走到三楼中段的时候,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小洲。”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
那声音从身后的走廊传来,很轻,很温柔,带着一点我熟悉的、尾音上挑的腔调。
是我姐的声音。
“小洲,你怎么来了。”
我攥着手电,指节发白,浑身的血往头顶涌。我想起守则第五条,无论听到谁喊你的名字,无论多熟悉,六点之前都别回应,也别回头。
我闭了一下嘴,把到了嗓子眼的那个字硬生生咽回去,接着往前走,一步都没停。
“小洲,你回头看看我。”那声音又响起来,离我更近了,几乎贴着我的耳朵,“我好冷,你带我回家好不好。”
我没回头,眼睛死死盯着前面的路,手在抖,手电的光柱也跟着晃。
我在心里反复念着守则上的话,别回应,别回头,别回应,别回头。
那声音见我不答,忽然变了。
它不再是我姐的声音,而是变成了我妈的声音,苍老,虚弱,带着哭腔:“小洲啊,你姐没了,你要是再出点事,妈可怎么活。”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但我咬住了舌尖,尝到一点血腥味,人立刻清醒了。
我妈这会儿在家里,有人看着,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我把三楼最后一扇卷帘门核对完,几乎是逃一样地冲进楼梯间,反手推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门外那声音没有再跟过来,只在很远的地方,隐隐约约地,像有人在哭。
回到值班室,我做的第一件事还是看灯。
灯亮着。
我一屁股坐下来,这才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泪,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被那声“妈”逼出来的。
我在登记本上十二点那一栏签字,手抖得厉害,写完之后,我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几秒,忽然注意到一件事。
我签的名字,是周屿。
可刚才那个东西,喊的是“小洲”。
我的小名,没有写在任何招聘材料上,也没有写在工牌上。我入职填的表,用的都是大名周屿。
它怎么会知道我叫小洲?
除非,这个名字,是从我姐那里学来的。
我又想起守则上的话——“如果它已经学会了你的脸”。
它现在还没学会我的脸,可它已经学会了我的名字,还有我姐的声音。
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左胳膊内侧那道疤。
那道疤不长,颜色很浅,藏在胳膊根儿上,不特意抬胳膊根本看不见。它是我七岁那年留下的,也是我和我姐之间,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
那年夏天,我们还住在老平房里。有一天傍晚,爸妈都不在家,我嘴馋,想自己生火烤个馒头,结果捅翻了煤炉,一块烧红的炭滚出来,落在我脚边的柴火上,火苗一下子蹿起来。
我吓傻了,站在原地哭,连跑都不会。
我姐那时候才十一岁,她比我还怕火,平时点个鞭炮都要捂耳朵躲得老远。可那一刻,她冲过来,一把将我从火边拽开。我是被她拽出来了,她自己的胳膊却蹭到了滚下来的火炭,内侧烫出一道长长的血口子。
她疼得直掉眼泪,却先回头看我,反复问我有没有事。
后来爸妈带她去上药,她一路上都在哭,不是哭自己的伤,是哭没拦住我,让我受了惊。晚上睡觉,她把我搂在怀里,小声跟我说:“小洲,别怕,有姐在,姐替你挡着。”
再后来,她那道伤好了,我却因为拉扯的时候,被碎玻璃在内侧几乎一样的位置,划了一道浅疤。
我们姐弟俩,胳膊内侧,就有了位置差不多、来历却不同的两道疤。
这件事,我们从没跟外人提过。爸妈只记得姐姐被烫伤,不知道我也留了疤,更不知道这两道疤背后的事。
所以我才那么笃定,那东西学不会。
它能翻到我的工牌、生日、住址,能学走我的脸和声音,因为这些都是写在明面上、摆在它眼前的东西。可这道疤不一样,它连着一个七岁的傍晚,一块烧红的炭,连着一个十一岁女孩扑过来的那一下,连着我和我姐二十多年里,一起长大的全部日子。
这些东西,没有写在任何一张纸上,也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它偷得走身份,偷不走记忆。
我想着这些,心里那点慌,竟慢慢平了。
五、凌晨一点,镜子里的人
凌晨一点的巡场,范围是四楼。
守则第一条写得很清楚,凌晨一点到三点,不要注视任何镜面。我把这条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又特意检查了手电,确认电量充足。
四楼是家电和家具区,摆着许多床、沙发和衣柜,还有一排关掉屏幕的电视机。这一层的镜子特别多,家具区几乎每张梳妆台、每扇衣柜门都带着镜面,黑黢黢地立着,人一走过去,到处都是模糊的影子。
我低着头,只看脚下的路,目光绝不上抬。
一开始很顺利,我挨个核对卷帘门,签字,绕开那些带镜子的家具。
可走到家电区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排电视机里,有一台忽然自己亮了。
屏幕先是一片雪花,“沙沙”作响,接着画面一闪,出现了监控的画面。
我认得那个画面,那是商场一楼大厅的监控角度。屏幕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
然后,我看见屏幕里,值班室的门开了,有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那个人穿着和我一样的保安制服,个子和我差不多,低着头,看不清脸。
我明明人在四楼,值班室里怎么会有另一个我?
我盯着屏幕,心脏狂跳。守则没写这种情况,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该立刻下去,还是装作没看见。
屏幕里那个“我”缓缓抬起头,朝监控的方向看了一眼。
那张脸,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我倒吸一口凉气,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就在这一步之间,我忽然想明白了第七条和第十三条说的是什么。它在学我,从声音,到名字,现在,到脸。它不是要当场杀了我,它是想变成我,等它彻底学会,就能从我手里把这具身份、这条命,名正言顺地拿走。
到时候,就算我站在我妈面前,她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儿子。
我逼自己移开目光,不去看那台电视。
屏幕里的“我”还在动,我却转身就走,强迫自己把剩下的卷帘门核对完。这一次我没跑,我知道跑没有用,我能做的,就是不看它,不认它,不给它确认“我已经学会了”的机会。
我绕到家具区,想从另一头的楼梯下去。
就在拐弯的时候,我没留神,面前立着一扇敞开的衣柜,柜门内侧,是一面整面的镜子。
我和镜子里的自己,撞了个正着。
凌晨一点,我对上了镜子里那双眼睛。
镜子里的“我”没有像我一样僵住,他慢慢地、慢慢地咧开嘴,笑了一下。
真正的我,根本没有笑。
我头皮一阵发麻,几乎是本能地想起守则——动作不一致的时候,保持镇定,继续手头的事,那是正常的光学现象。
我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站在原地,没有逃,也没有喊。我抬起手,假装整理衣领,眼睛却盯着镜子。
镜子里的“我”也抬起手,可他的动作慢了半拍,而且,他抬起的是另一只手。
我整理的是左边,他抬的是右边。
我心一横,干脆不再看他,转身,一步一步稳稳地走向楼梯,背后那面镜子里,我用余光看见那个“我”还站在原地,保持着笑的姿势,没有跟来。
我下到一楼,冲进值班室,反手关上门。
灯,还亮着。
我靠着门滑坐下去,浑身抖得像筛糠。
那一刻我特别想我姐。我想问问她,那么多个独自待在这栋楼里的夜晚,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她胆子那么小,怕黑,怕打雷,可她在最后一行字里,却让我别回头。
她不是不怕,她是怕,也要把活路留给我。
六、两点的广播
我没敢多歇,凌晨两点的巡场很快就到了。
这一次是补查一楼和二楼,我刚推开值班室的门,头顶的广播忽然“滋啦”一声,响了。
先是一段熟悉的闭店音乐,叮叮咚咚的,然后是一个标准的女声,机械地播报:“亲爱的顾客,您好,本商场即将停止营业,请您带好随身物品,从就近的安全出口离开。”
这是守则第八条写的闭店通知,我松了口气,照常往外走。
可那段音乐播完,广播没有停。
“请顾客,周屿先生,听到广播后,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我脚步一顿。
守则第八条,广播里出现你的名字,要忽略,本商场夜间没有顾客。
我没理它,继续走。
广播停顿了几秒,又响起来,这一次,那个女声不再机械,而是变得又轻又软,带着笑意:“周屿先生,你的姐姐在服务台等你,她说,她有话想当面跟你讲。”
我攥紧手电,没停,也没抬头看服务台的方向。
我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就算真的站着一个人,那也不是我姐。
我把一楼、二楼重新核对了一遍,广播一路跟着我,换着花样地报,一会儿报我的名字,一会儿说“请顾客到服务台”,到最后,它甚至开始报我妈住的医院、我家的地址,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像有人把我这辈子的底细都翻了出来。
我一条都没接。
等我回到值班室,广播恰好“咔哒”一声,安静了。
我在登记本上签字,发现自己这一笔,居然不抖了。
人怕到极处,反而会冷静下来。我开始明白,这栋楼里的东西,真正能拿我怎么样的手段其实有限,它更多的是在骗,在吓,在等我自己犯错、自己回头、自己应声。
只要我不犯错,它就只能一遍一遍地学,一遍一遍地等。
我看了看钟,两点四十。
最难的三点,还在前面等着我。
楼道里的假救星
两点半,我正准备歇一会儿,值班室的门被人从外面轻轻敲了三下。
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守则第十二条,只有早上六点才会有三下敲门声,现在才两点半。
我没有开门,只隔着门问:“谁?”
“是我,老陈。”门外传来陈叔的声音,和白天一样不高不低,“老贺让我夜里过来一趟,说怕你一个新人顶不住,我陪你巡两场。”
我心里一动,差点就去拔门闩。
可我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我想起白天陈叔自己说的话,他说这楼里夜班不会有别人来,能撑到天亮的,都是不逞强的。而且,他是白班保安,没有任何理由在半夜两点半出现在这里。
我又想起守则第五条和第十二条。
“陈叔,”我贴着门,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你把工牌从门缝底下递进来我看看。”
门外沉默了几秒。
“你这孩子,”那声音笑了笑,“还防着我呢。大半夜的,工牌我落值班室了,没带。你先开门,让我进去再说,外头黑。”
它越是催,我心里越是雪亮。
真正的陈叔,白天带我认场子的时候,连消防通道门吸坏了这种小事都要反复叮嘱我,他是个极谨慎、极有章法的人。这样一个人,绝不会在深夜不带工牌、不提前打招呼,就来敲一个夜班保安的门。
“你不是陈叔。”我说。
门外的呼吸声,明显地顿了一下。
“我白天问过陈叔一个问题,”我接着说,“我问他四楼那排电视机有几台,他当场数给我听,是二十七台。你要是真的陈叔,你现在告诉我,第几台是坏的。”
这是我临时编的。陈叔根本没跟我说过哪台坏了,我也不知道答案。
可正因为如此,门外那个东西才答不上来。它能学走陈叔的声音,能学走一张脸,却学不到它没经历过、没听到过的东西。
门外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它走了。
然后,我听见那个声音慢慢变了,从陈叔的嗓音,变成我姐的,又变成我妈的,最后变成一个又尖又细、不像任何人的声音,贴着门缝,一字一字地说:“你比我想的,要难骗。”
“你也没我想的那么厉害。”我盯着门板,“你只会用我们认识的人,只会捡我们露给你的东西。”
门外那东西轻轻笑了一声,脚步声缓缓远去,消失在走廊深处。
我背靠门板站着,这才发现自己又出了一身冷汗。
这一回,我没有那么怕了。我亲手试出了它的底——它并不全知,也不全能,它有大片学不到、看不见的盲区。它能在这栋楼里横行,靠的不是多强的力量,而是人自己的慌,自己的错,自己那点一听到亲人声音就乱了的方寸。
只要我不乱,它就拿我没办法。
七、三点,灯灭了
我把值班室的门反锁,又检查了一遍手电和登记本,然后坐在椅子上,盯着那盏日光灯。
三点整,没有任何征兆,灯灭了。
不是那种一盏一盏熄灭的暗,是整个世界一下子被按进了墨里,伸手不见五指,连窗外透进来的那点路灯光都没有了。
我立刻想起守则第四条——灯如果自行熄灭,原地站好,默数六十秒,别动,别出声。
我不敢坐,怕坐着数错,就扶着桌子站起来,闭上眼睛,在心里开始数。
一,二,三。
数到第十下的时候,我听见门外的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
那脚步声很慢,很沉,一下,一下,从走廊尽头朝值班室的方向过来。
我屏住呼吸,接着数。
二十,二十一。
脚步声在值班室门口停住了。
然后,我听见门板被人轻轻推了一下,发出“吱呀”一声,接着是指甲刮在木门上的声音,沙沙的,一下,又一下,像有什么东西贴在门外,想进来。
我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心跳得像要炸开。
四十,四十一。
刮门的声音停了。我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呼吸声,就贴着门缝,那呼吸又湿又冷,带着那股熟悉的、地下室积水的味道。
它在门外面,闻我。
我把心一横,数得更快。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门缝底下,忽然透进来一线光。
不是灯光,是一种青白色的、幽幽的光,借着那点光,我看见地面上有一道影子,正慢慢地、慢慢地从门缝底下渗进来,像水,又像一只摊开的手。
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啪”的一声,灯亮了。
惨白的光一下子灌满整间屋子,我猛地睁开眼,门口空空的,门板好好的,缝底下什么都没有,只有那盏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仿佛刚才那一切都是我做的一场梦。
我腿一软,扶着桌子才没倒下去,后背、额头全是冷汗。
我低头看了一眼登记本,想去拿笔,却发现本子不知什么时候被翻开了,摊在桌上,空白的那一页上,多了一行字。
那字不是我写的,墨水还泛着一点湿光:
“我已经在门外了。”
我盯着那行字,手脚冰凉。
守则第十条说,不要在空白处涂画。可这东西,自己在我的本子上写了字。
我忽然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我手里的登记本,不只是用来记录巡场的。它也许是一道边界,一道我和它之间的边界。我一直守着规矩,在本子上签字、画勾,等于一遍一遍地确认“我是我”。而它在我的本子上写字,就是想挤进这条边界里来。
我不能让它写下去。
我抓起笔,在那行字下面,用力签下我的名字,周屿,一笔一画,写得极重,纸都被笔尖戳出了印子。
写完之后,我盯着那一页看了很久,那行“我已经在门外了”,没有再变。
八、登记本里的秘密
四点的巡场,我去得比平时都早。
我心里揣着一个念头,想趁这趟,把这栋楼、把我姐的事,再弄清楚一点。
我先去了一楼大厅那面大镜子。
天还没亮,按规矩这个点不能看镜子,可我没看镜面,只蹲下来,去看镜子的底座和边框。果然,我在镜子背后的角落里,摸到一张折起来的纸条,应该是有人故意藏在那儿的。
纸条上是我姐的字,写得很急:
“我数过了,守则被改过。最早的第九条不是现在这样,是让我们相信自己记下来的东西。有人把它反过来了,改成让我们只信守则。会改守则的,不是人。”
我捏着纸条,手都在抖。
我想起被涂黑的第十一条,旁边那行“别信第九条”。
原来如此。
守则本身也是会被它动的。它会把那些能救我们的规则改掉,改成对它有利的样子,让我们傻乎乎地照着错的规矩做,自己走进圈套里。
我接着上了三楼,在儿童区那些布偶和摇摇马之间,找到了第二张纸条,夹在一只布熊的缝线里。
“别在值班室烧东西,也别信镜子和电视里的你。它怕的不是光,是‘被记住’。我们记下来的每一笔,都是钉子。地下一层的更衣柜,是它存东西的地方,也是它最不想让人去的地方。”
我把两张纸条贴身藏好。
四点这一趟,我没有急着下去,而是绕到了通往地下一层的那扇门前。
门是铁的,挂着一把大锁,和守则说的一样,锁着。我低头看了看锁孔,又看了看地面,忽然发现门槛底下有一道很新的擦痕,像是有什么东西经常从这道缝里进出。
我没碰那扇门,按规矩,在登记本上记下“门已锁”,转身离开。
回到值班室,我把铁皮柜里那些旧登记本又搬了出来,这一次,我一本一本地翻,专门找那些被划掉、被圈起来的名字。
翻到最旧的一本时,我终于看清了规律。
每一个被划掉的名字旁边,都缺了最后的签字。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凭空消失的,他们都在某一夜,没能完成最后一次确认。只要有一次签字断了,那个名字很快就会被划掉,再后来,本子上就好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人。
在这一堆名字里,我注意到一个特殊的人。
他叫侯建国,登记本上他的名字出现得最多,足足写满了三个本子,时间跨度将近十年。别人的记录大多只有寥寥几页,他却像一根钉子,在这个夜班岗位上扎了很久很久。
我专门抽出他的那几本,一页一页地看。
他的字写得很拙,却一笔一画极认真,每一次巡场都记得格外详细,连哪层的灯坏了、哪天夜里下了雨,都工工整整写在旁边。最早的几年里,他的记录平平稳稳,看不出什么异常。可越往后,本子上的字迹越凝重,空白处开始出现一些零碎的话。
“今夜三楼镜子有问题,我没看,记一笔。”
“新来的小吴没了,早上没等到他开门。要是我早点告诉他别应声就好了。”
我翻到其中一本,几页纸被人用手反复摩挲过,起了毛边。那上面记着一个雨夜,他写:“它今晚变成了我死去老伴的样子,站在走廊里喊我。我没回头。桂英走了五年了,我知道那不是她,可我差点就应了。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不怕,是怕,还得把脚钉在原地。”
我盯着这行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
我想起我姐,想起她那么怕黑,却在这栋楼里独自守了一夜又一夜。原来在她之前,早就有这样一个人,凭着一点笨办法和硬心肠,在同一个地方,守了整整十年。
我接着往后翻。
在侯建国最后一个本子里,我找到了“别信第九条”那行字的来历。那一页的空白处,他用和涂黑第十一条旁边一模一样的笔迹,写了很长一段话,末尾画着那个小小的、歪歪扭扭的圆圈。
“我看明白了,这守则会被它改。原来的第九条是让我们信自己记下的,现在被改成只信守则。我一个看门的,没本事把它改回来,只能在旁边写一句,提醒后来的人。要是哪天你看到了,记住,别全信本子,信你自己亲眼看见、亲手记下的。”
我终于明白,那个画在守则边上的小圆圈是什么意思。
那是他给自己留的记号,也是留给后来者的路标。他怕自己写的字哪天也被它抹掉,就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谁也不会留意的小圆圈,一遍一遍地在本子上确认——这是我侯建国写的,这是真的。
他的最后一页,停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清晨。
前面七次巡场的签字都在,第八次,空着。空白处只有一行字,笔迹很平静,没有害怕,也没有挣扎:
“我老了,守不了几年了。它一直在等一个能走出去的脸,我不能让它等到别人。我下去看看,能拖一阵是一阵。抽屉里那只手电,留给下一个用得上的人。”
我拉开铁皮柜最里面的抽屉,果然,里面躺着一只老式的铁皮手电筒,铜制的开关磨得锃亮,旁边还压着一张没寄出的纸条,像是写给什么人的。
“闺女,爸这辈子没本事,让你从小跟着担惊受怕。这活儿总得有人干,你别怨。好好过日子,把自己的家顾好,别学爸。”
纸条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可我知道,这是他留下来的、没能说出口的话。
我握着那只冰凉的手电,在值班室里坐了很久。
我忽然懂了,这守则为什么能一页一页传下来。它不是哪一个人写的,它是侯建国,是我姐,是许多个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用一夜一夜的命,接力着补出来的。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只是在黑暗里多守了一会儿,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一会儿”,拼成了后来者脚下那条能走到天亮的路。
我把侯建国的手电装进兜里,把那张纸条轻轻折好,放回原处。
我心里那点怕,到这时候,已经被另一种东西盖过去了。
那是一种很安静的、想把这件事接着做完的念头。
而我姐的名字,在最后一本里,出现了很多次。
她的签字,一夜都没断过。
一直到她消失的那一夜,前面七次巡场的签字都在,整整齐齐,唯独第八次,是空的。
我盯着那一片空白,忽然明白了。
她不是被拖走的,她是自己走下去的。她在第八次巡场的时候,主动走进了地下一层,所以她没有回来签字。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翻到下一页,那里夹着第三张纸条,这一次,字迹很淡,像是她临走前写的最后一句话:
“小洲,它想学会一张能从这扇门里走出去的脸。我不能让它学会我的,更不能让它等到你。我下去拖着它。你要是真来了,记住,别救我,烧了写着我名字的那一页,让我把它一起钉在底下。”
我捧着那张纸条,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纸面上。
我终于懂了她最后那行铅笔字。
她让我别回头,不是不想见我,是她早就拿定了主意,要把自己变成最后一根钉子,把那个东西永远钉在地下。
九、它学会了我的脸
五点的巡场,我几乎是拖着脚步去的。
我心里已经做了决定。我不会照我姐说的那样,烧了她那一页,独自走掉。我要下去,我要把她带回来,或者,至少,我要替她把这件事做完。
下楼之前,我强迫自己坐下来,把这一夜的事,从头到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我把守则摊开,专门看那些互相矛盾的地方。
第六条说,地下一层的门别进。可手写的第十三条又说,等它学会了我的脸,必须马上去地下,找到写着我名字的柜子,烧掉那一页。第九条说,一切以守则为准,被涂黑的第十一条旁边却写着,别信第九条。
换作刚进门那会儿,我一定会被这些打架的规矩绕晕。可现在我明白了,它们看着矛盾,其实是因为来源不同。
打印的、被它动过手脚的条目,是想把我往错处引;而那些手写的、画着小圆圈的、抖着笔迹留下的字,才是侯建国他们用命换来的真话。
辨认真假的办法,我姐早就写在纸条上了——信我自己亲眼看见、亲手记下的,别信那些凭空要我服从的。
我又把登记本里自己这一夜的签字,一页页翻过去。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一笔一画,都在。每一次签字,我都稳稳地确认了“我是我”。这是我此刻最大的底气。只要这些记录还在,只要我自己不糊涂,它就没法轻易把我抹掉。
我把侯建国那只旧手电揣进兜里,又检查了打火机,确认能打出火。我把姐姐留下的三张纸条贴身藏好,连同我抄下来的、墙上那些名字,一起塞进胸前的口袋。
做完这些,我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盏日光灯。
它还亮着,白得发蓝,稳稳地照着这间小屋。
我在心里对我姐说,也对侯建国、对那些没名字的人说:再等等,我这就下来,这一回,我要把你们都带出去。
我刚走到二楼,那台电梯又“叮”地响了。
这一次,楼层没有跳,电梯门直接打开,里面灯光明亮,安安静静,和普通电梯一模一样。
电梯里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保安制服,回过头,朝我笑了笑。
是我自己的脸。
可这一次,我没有移开目光,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张脸虽然和我一模一样,眼神却是空的,像两个填了颜色的洞。而且,他的嘴角挂着的那个笑,和凌晨一点镜子里那个笑,一模一样。
它学会了。
它不再需要在电视和镜子里偷偷学我,它已经能顶着我的脸,站在我面前了。
“你看,”那个“我”开口,声音也和我一模一样,“我已经是你了。你现在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等天亮,我就替你回家,替你叫妈,替你写完那本书,没有人会知道。”
我握紧了手电,没有后退。
我想起我姐纸条上的话,它怕的不是光,是“被记住”。
于是我开口了,这是我今晚第一次,对着它说话。
“你不是我。”我说,“我妈给我缝过一道疤,在我左胳膊内侧,你不知道。我姐知道,我自己知道,可你不知道。你能学走我的脸,学不走这个。”
那个“我”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就在这一瞬,我转身冲下楼梯,直奔地下一层那扇铁门。
我知道我没有时间了。等它再补齐这一道,我就真的分不出来了。
铁门上那把大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了,虚虚地挂在门环上,门缝里透出一线青白色的幽光,还有那股熟悉的、潮湿积水的味道。
我深吸一口气,把手电咬在嘴里,推开了那扇门。
门后是一段向下的楼梯,一级一级,沉进黑暗里。
我没有回头,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十、地下一层的更衣柜
楼梯比我想象的长,青白色的光从下面渗上来,越往下,那股潮湿的味道越重。
我走到最后一级台阶,眼前豁然开朗。
地下一层是个很大的空间,一半堆着货架和纸箱,另一半,整整齐齐立着一排排铁皮更衣柜,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黑压压的,望不到头。
每一个柜门的正中央,都贴着一张白色标签,写着名字。
我举着手电,一排排看过去。
那些名字里,有我在旧登记本上见过的、被红笔圈起来的名字,有被划掉的名字,还有很多我从来没见过的名字。它们密密麻麻,安静地立在那里,像一座埋在地下的、没有墓碑的坟场。
我忽然懂了。
每一个被它带走的人,都被收进了这样一个柜子里。它不是把人杀了,它是把人“存”了起来,一点一点拿走他们的脸、声音和名字,再拿着这些东西,去变成下一个人。
我试着拉开离我最近的一个柜子。
标签上的名字我不认识,柜门没有锁,轻轻一拉就开了。里面没有尸体,也没有人,只有一面小小的、巴掌大的镜子,斜斜地立着,镜面灰蒙蒙的,照不清人影。镜子旁边,放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外套,袖口磨破了,还保持着被人仔细叠好的样子。
我心里说不出的发闷。
我又拉开第二个、第三个。
有的柜子里是一只老式手表,指针停在某一刻,再也没走过;有的是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半盒没吃完的药;还有一个柜子里,放着一个孩子的拨浪鼓,鼓面上的漆都掉光了。
这些东西,都是被收存在这里的人,最后留在世上的一点影子。它拿走了他们的脸和名字,却把这些零碎的、它看不懂也用不上的东西,随手丢在了柜子里。
它大概永远不会明白,一块停了的表,一件破外套,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把柜门轻轻合上,接着往里走。
越往深处,柜子越密,标签上的名字也越来越旧,有些纸已经发黄卷边,得凑近才能辨认。我在一个标签前停住了。
那上面写着“侯建国”三个字。
我心跳快了几分,伸手去拉,柜门却纹丝不动,是锁着的。我贴着门缝往里看,里面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个柜子,和别的不一样,它不是被填满的,倒像是有人从里面,把门牢牢抵住了。
我想起侯建国最后那行字,他说他要下去看看,能拖一阵是一阵。
原来他真的留下来了。十年了,他还在这底下,用自己的方式,把什么东西挡着。
我没再勉强去开那扇门,只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个位置。
就在这时,我听见前面传来一阵声响。
那是流水的声音,滴答,滴答,在空旷的地下格外清晰。我循声走过去,转过一排柜子,眼前出现了一堵墙。
墙上渗着水,顺着砖缝往下淌,在地面汇成一小洼。而那面墙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字。
我举高手电,光柱扫过去,那些字一笔一画,全是名字,有的深,有的浅,有的还很新,有的已经被水渍洇得模糊。
我瞬间明白了。
这是被收存在这里的人,或者说,是他们残留的那点意志,自己刻下来的。他们怕被彻底忘掉,就在这无人看见的地底,拼了命,把自己的名字,一个一个刻在墙上。
我伸手,指尖抚过那些凹凸的刻痕,冰凉,潮湿。
他们没有求救,也没有哭喊,只是安静地,固执地,把名字留在这里。好像只要名字还在,他们就还没有彻底消失。
我喉咙发紧,从兜里掏出笔,把登记本垫在墙上,将那些还能辨认的名字,一个一个抄了下来。
我抄得很慢,很认真。我知道,等我把这些名字带到楼上去,写进登记本,这些人就重新被人记住了。这是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事。
抄完最后一个能看清的名字,我合上本子,退后一步,重新打量这片地下空间。
我开始拼起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这栋楼底下,原本应该只是个普通的仓库。可不知从哪一年起,有个东西在这儿扎了根。它没有脸,没有名字,也没有固定的形状,它只能靠模仿别人、靠偷来的身份存在。它出不去,因为外面有光,有人,有无数张它学不完的脸和记不清的关系,它一旦离开这片黑暗,就会被人一眼看穿。
所以它守在这儿,等一个又一个夜班保安,自己走进来。
它跟人做“交易”,也定“规矩”。那些守则,一半是幸存者用命试出来的求生经验,另一半,是它偷偷掺进去、想把人引向错误的陷阱。它篡改第九条,是想让人别信自己;它在登记本上写字,是想挤进“我是我”的那条边界。
它所有的手段,归根结底都指向一件事——让人遗忘,让人怀疑自己,让人在害怕和混乱里,主动把名字和脸交出去。
而它唯一的克星,恰恰是它最看不上的东西。
是记得,是记录,是一个人死死认定“我是谁”的那点不肯松动的念头。
想通这些,我心里反而定了。
我屏住呼吸,沿着柜子继续往里走,找我自己的名字。
很快,我在中间一排找到了。
那个柜子上贴着“周屿”两个字,柜门虚掩着,露出一道缝,里面透出和别处不一样的、幽幽的光。
我伸手,慢慢拉开柜门。
柜子里没有别的,只有一页纸,悬在半空,纸面上,正一笔一笔地浮现出东西——我的工牌号,我的生日,我家的地址,我妈住的医院,还有我左胳膊内侧那道疤的位置,写到一半,停住了,墨迹像被什么卡住,迟迟没有落下。
它还差这最后一笔。
我伸手去碰那页纸,指尖刚挨上去,身后的灯忽然全亮了。
“你不该下来的。”
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回过头。
那个顶着我脸的东西,就站在一排柜子之间,笑眯眯地看着我。可这一次,它的脸有点不对劲,左胳膊的位置,轮廓是模糊的,怎么也聚不拢——那道疤,它到底没学会。
“把那页纸给我,”它说,“我补完这一笔,你就再也不用这么累了。你不是想你姐吗,我让你见她。”
它侧过身,朝最深处的一个柜子抬了抬下巴。
那个柜子上,贴着我姐的名字,周晚。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十一、我姐
我几步冲到那个柜子前,一把拉开柜门。
柜子里没有纸,只有一个人,蜷缩在狭窄的空间里,穿着保安制服,瘦得脱了形,脸色白得像纸,眼睛闭着,一动不动。
是我姐。
我伸手去探她的鼻息,还有一丝极微弱的气,温热地拂在我手指上。
“姐。”我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姐,我来了,我带你回家。”
她的睫毛颤了颤,缓缓睁开眼,看见是我,那双没有神采的眼睛里,先是亮了一下,随即涌上巨大的惊慌。
“小洲……你怎么真的下来了。”她气若游丝,却用力推我,“走,你快走,它就等着你来……它拿我当饵,钓的就是你。”
“我不走。”我把她从柜子里扶出来,她轻得像一捆干柴,“要走一起走。”
她的脚刚一沾地,就软了下去,我赶紧把人架住。这半年她被困在那个柜子里,几乎没怎么动过,腿早就使不上力了,全靠我半抱半扶,才能勉强站住。
我借着灯光看她,心里一阵阵发紧。
她瘦得太厉害了,原本合身的制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手腕细得我一只手就能圈过来。她的头发枯了,脸颊凹下去,唯独那双眼睛,虽然疲惫,却还亮着,没有彻底灭下去。
我注意到她的手。
那只手背上,密密麻麻,全是用指甲掐出来的印子,有的旧了,结了痂,有的还很新,红红的。我又看她的胳膊,内侧那道小时候被火炭烫出来的疤还在,旁边,也有好几道她自己掐出的青紫。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是怎么撑过这半年的。
每当她快要撑不住、快要被那东西哄骗、快要忘记自己是谁的时候,她就掐自己,用疼,一遍一遍把自己拽回来。她怕自己一旦松了神,就会被它学走,变成它爬出去的那张脸。
“你傻不傻。”我攥着她那只布满印子的手,声音哽住,“这么疼,你怎么不……”
“不疼就记不住自己了。”她勉强笑了笑,气若游丝,“小洲,我在这儿,天天跟它较劲。它一会儿变你,一会儿变妈,变着法地哄我松手。我就掐自己,掐醒了,我就还知道,我是周晚,我得把门按着。”
她说,最难的不是疼,是孤单。
这底下没有白天黑夜,也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她只能在心里默默念我们的名字,念爸,念妈,念我,念小时候家里那点热热闹闹的事。靠着这些,她才没让自己散掉。
“我天天想,”她眼里泛起泪光,“想我妈做的面,想你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头喊姐。我就想,我要是没了,谁来护着你们。”
我把她扶得更紧,再忍不住,眼泪落在她枯瘦的手背上。
“走不了的。”她摇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在这陪了它半年,我知道它有多大。这门一开,它就能顺着我们的脸爬到楼上去,爬到街上去。我留下来,就是替你们把这道门按着的。”
那个顶着我脸的东西,在不远处轻轻鼓掌。
“真感人。”它笑着说,“可你们俩只有一个能出去。一个留下守门,一个上去做人。弟弟,你选吧。是你留下,让你姐回家,还是你自己走,让她继续钉在这儿?”
它把“选择”两个字咬得很重。
我知道这是它的圈套,它最擅长的就是这个,用两难逼我们犯错,逼我们自乱阵脚。守则上写的选择钩,从来不是真的只有两条路。
我扶着我姐,脑子飞快地转。
我想起她纸条上的话——它怕的不是光,是“被记住”。我们记下来的每一笔,都是钉子。
我又想起那一个个没有名字的柜子,想起旧登记本里被划掉的人。
它为什么要抹掉那些名字?为什么要篡改守则,让我们别信自己记下来的东西?
因为“名字”和“记录”,恰恰是它唯一的软肋。
它能偷走一个人的脸,却偷不走被人牢牢记住、一笔一笔记下来的东西。它活在没人说得清、没人叫得出名字的黑暗里,一旦有人把它的真相写下来,把它命名,它就再也藏不住了。
我心里有了主意。
十二、最后一笔
我把我姐轻轻放下,从怀里掏出登记本和笔,又把那个写着我名字的柜子里那页纸,扯了下来。
“你要干什么?”那东西脸上的笑,第一次收住了。
我没理它,翻开登记本,找到那些被划掉、被圈起来的名字,提起笔,一个一个,把它们重新写了回去。
我写第一个名字的时候,整排柜子轻轻震了一下,那个顶着我脸的东西,轮廓模糊了一分。
我写第二个、第三个,灯光开始忽明忽暗,它后退了半步,声音里第一次有了慌乱:“住手,你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我知道。
我每写回一个名字,就等于把一个被它偷走、被它抹掉的人,重新记起来。它靠遗忘活着,而我在让它,被记住。
眼见拦不住我,它换了招数。
它不再求我,也不再讲道理,而是忽然转过身,朝着我姐的方向,张开了那只轮廓模糊的手。我姐还虚弱地靠在柜子边,毫无还手之力。
“你再写一个字,”它的声音冷下来,“我就让她先散。她在我手里待了半年,她这点残魂,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
我握笔的手,停在了半空。
我知道它不是在吓唬我。我姐的命,确实捏在它手里。
可我也知道,我一旦在这个时候停笔、认输,前面写回的那些名字就白费了,它会重新把一切抹掉,到最后,连我姐也救不回来。
我们僵在原地,谁也没动。
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我兜里那只侯建国留下的旧手电,忽然微微发烫。我低头看了一眼,又抬头看向我姐。
她也正看着我,虚弱地、却极清楚地,朝我摇了摇头。
“小洲,别管我。”她气若游丝,嘴角却带着一点笑,“你写。你能把那么多人记起来,姐高兴。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回来的,能换这么多,值。”
那一刻,我心里那点犹豫,彻底断了。
我重新落笔,再不看它,也不管它举着的那只手,接着写。
它显然没料到我真敢,发出一声恼怒的嘶叫,可那只手举了半天,终究没有落下去。我后来才想明白,它已经被我写回的名字钉住了大半,自身难保,根本腾不出手去伤我姐。它刚才那一下,和它一贯的伎俩一样,只是在虚张声势,赌我会心软、会乱。
我没有再上它的当。
它见威胁没用,又开始换声音。
一会儿是我妈,在我耳边哭,说孩子你放过你姐吧;一会儿是陈叔,叹着气说见好就收,别把自己也搭进去;到最后,它甚至学起了侯建国那苍老的嗓音,沉声道:“孩子,够了,人救不完的,你自己上去要紧。”
我笔尖不停,心里却一片澄明。
真正的侯建国,在这底下守了十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能拖一阵是一阵”,他从不会劝我见好就收。真正的陈叔,告诉我要往有光的地方走。而我妈,这会儿在家里等我们,她绝不可能让我抛下我姐。
这些声音再像,也都是假的。
它们越急,越说明我做对了。
我写得越来越快,把那些柜子上的名字,把旧登记本里所有断掉的签字,一个一个补齐。每一笔落下,它就虚弱一分,那些围着它的、假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断掉、消失,那张偷来的、我的脸,开始扭曲、剥落,露出底下一团没有形状的、青白色的影子。
最后,我翻到崭新的一页,用笔尖指着它。
“你没有名字,因为你谁都不是。”我说,“今天我给你记一个。”
我在那一页上,一笔一画,重重写下八个字——“永红商场地下,无名之物”。
我写完最后一笔,那东西发出一声极尖利的、不像人声的嘶叫,整个地下的灯光疯狂闪烁,它身上那层借来的人脸彻底碎了,化作一团青白色的、湿漉漉的影子,被我写的那一页死死吸住,怎么也挣不脱。
它被“记住”了,被定在了那一页纸上。
我抓起写着我名字的那页纸——它用来变成我的凭据,凑到嘴边,用打火机点燃。
火苗舔上纸面,那上面我的生日、地址、还有没写完的那道疤,一起蜷曲、化成灰烬。
随着这页纸烧成灰,那团影子最后挣扎了一下,重新缩回了最深处的黑暗里,柜子上的柜门,一扇接一扇,自动合上。
我姐呆呆地看着这一切,眼里满是难以置信。
我扶起她,把登记本塞进怀里,搀着她,一步一步往楼梯上走。
“小洲,”她靠在我肩上,声音轻得像梦,“门……门不用人守了吗?”
“不用了。”我说,“它现在有名字了,被我钉在本子上了。它最怕的就是这个,比锁管用。”
十三、早上六点,三下敲门声
我们爬上最后一级台阶,那扇铁门在身后缓缓合上,“咔哒”一声,像落下了一道锁。
值班室里,日光灯还亮着,白得发蓝,却不再让人发冷。
我把我姐扶到窄床上躺下,她太累了,一沾床就阖上了眼,眉头却舒展开来,嘴角甚至带着一点笑。
我抬头看钟。
五点五十九分。
我坐在椅子上,把登记本摊开,在第八次巡场那一栏——也就是我姐当年空着的那一栏,先替她,补上了她的名字,周晚,然后在旁边,端端正正签下我自己的名字,周屿。
笔锋落下的那一刻,钟正好指向六点。
“咚,咚,咚。”
门外传来三下敲门声,不快不慢,清清楚楚。
是接班的人。
我起身,走过去,拉开门。
门外站着老贺,他看见床上的人,先是一愣,那张总是绷着的脸上,神情变了又变,最后什么都没问,只长长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侧过身,给我让开了路。
我背起我姐,跨过那道门槛。
外面天亮了。
那是我半年来见过的最亮的一个清晨,朝阳从老城区的楼群之间升起来,金色的光铺在台阶上,铺在我们身上,暖烘烘的。街上已经有了早起的人,早点摊冒着白汽,有人推着车,有孩子背着书包跑,一切都寻常,鲜活,热气腾腾。
我姐在我背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光,轻声问:“小洲,我们这是……出来了?”
“出来了。”我说,“我们回家。”
回家
我们没有立刻坐上车。
走下台阶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眼门口。白天那个剥橘子的老太太当然不在,那只黄猫却还卧在老地方,正眯着眼晒太阳,看见我们,慢悠悠地抬了抬眼皮,又懒懒地伏了下去。招牌上缺了一笔的"永红"两个字,在晨光里静静立着,不再像夜里那样让人发怵。
我姐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轻声说:"小洲,你看,天一亮,它就只是个旧商场了。"
我嗯了一声,把她扶稳,心里想,是啊,能走到光里的人,就赢了。
我们没有立刻坐上车。
我姐在我背上,看着街上的人和光,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孩子,看什么都新鲜。她让我在早点摊前停下,说她想喝一碗豆浆。摊主是个麻利的中年女人,盛了一碗热的递过来,又看了看我姐苍白的脸,多舀了一勺糖,没说话。
我扶着她,在小马扎上坐下。
她捧着那碗豆浆,喝得很慢,一口热气下去,脸上才有了点血色。她忽然小声说:“小洲,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喝不上热的东西了。”
我没接话,只把脸别到一边,怕她看见我眼睛红。
喝完豆浆,我拦了辆车。司机帮我把人扶上去,一路上我姐靠着车窗,看着外面掠过的街景,眼皮越来越沉,最后靠在我肩上睡着了。这半年她在那底下,大概从来没有真正睡过一个安稳觉。
车停在小区门口,我没忍心叫醒她,半扶半抱着把人弄上楼。
走到家门口,我腾出一只手敲门。
开门的是我妈。
她先是看见我,习惯性地往我身后张望——这半年,她每次开门,都要这样望一眼,望了又空,空了又望。
然后,她看见了我怀里的人。
我妈整个人僵在门口,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嘴唇哆嗦着,半天没发出声音。她不敢认,怕又是自己想糊涂了,看花了眼。
“妈。”我姐抬起头,轻轻叫了一声。
就这一声,我妈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扑过来,一把抱住我姐,哭得浑身发抖,反反复复就一句话:“晚晚,你可算下班了,妈等你吃饭,等了好久啊。”
我姐也哭,抱着我妈,一迭声地说:“妈,我回来了,我再也不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娘俩抱在一起,心里那根绷了整整一夜、又绷了半年的弦,终于松了。
那天中午,我妈下了一大锅面,卧了四个鸡蛋,非要看着我姐吃完。她什么都没问,没问这半年人去了哪儿,没问她为什么瘦成这样。老人家大概是怕一问,这好不容易回来的人,又像梦一样碎了。
我姐吃得很慢,却吃得很干净,连汤都喝了。
吃完饭,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我妈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攥着她的手,就那么攥着,好像一松手,人就会没了。阳光很好,落在她们身上,暖洋洋的,楼下有孩子在笑,有自行车铃响,一切都寻常得让人想哭。
我把侯建国那只旧手电,从兜里拿出来,轻轻放在了我自己的桌上。
我想起他那张没寄出的纸条,想起他在地下守了十年。我替他把纸条抚平,夹进了一个干净的本子里。我不认识他的闺女,也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她,可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他这点没说出口的话,送到该送的人手里。
一个人被人记住,就不算真的走。
尾声
后来,我把那本《夜班守则》留在了值班室,没有带走。
我在它的最后,添了新的一条,用的是我自己的笔迹,一笔一画,写得很清楚:
“第十四条。如果你在夜里听见有人喊你,不要怕。记住你是谁,记住你身边的人,把它们写下来,签上你的名字。能被记住的,永远不会被它拿走。”
至于那本写满名字的登记本,我锁进了值班室的铁皮柜,和那些旧本子放在一起。
我知道那团东西没有彻底死,它只是被钉住了,被命名了,再也不能顶着别人的脸,悄悄爬上来。
也许很多年以后,会有人翻开那个柜子,看见满满一本名字,看见最末那一页上,我写下的八个字。
他会知道,在这座老商场的地下,曾经有个东西,被一群不肯遗忘的普通人,认认真真地,记住过。
那件事之后,我又回过几次永红商场。
第一次是几天后,我去办离职,也想去看看陈叔。陈叔见到我,把我拉到一边,上上下下打量了好一会儿,确认我整个人都好好的,才松了口气。
“我就知道,”他说,“你是个心里有数的孩子。”
我问他,这楼里的事,他到底知道多少。
陈叔沉默了一会儿,才慢慢开口。他说他在这儿干了二十多年,见过太多夜班保安来了又走。他是白班,夜里的事从没亲眼见过,可他见过太多第二天早上,那扇门再没被人从里面打开的样子。他帮不上忙,也不敢多问,只能在白天,把能叮嘱的话,一句一句说给新来的人听。
“我不是什么英雄,”他摆摆手,“我就是个看门的,能多提醒一个,是一个。”
我又问老贺。
陈叔叹了口气,说老贺比他知道得更早,也更清楚。这些年夜班的规矩,是老贺一个一个从前人那儿接过来、再传下去的。他嘴笨,不会讲大道理,又怕说多了没人敢来上班,只能把话都压在那本守则里,让你们自己看。
“他守着这栋楼,也是守着良心。”陈叔说,“你别怨他。”
后来我在物业办公室门口见到老贺。
这个总是绷着脸、说话含糊的男人,看见我,难得地露出一点笑。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说这是我姐那半年的工资,还有我这几天的,一分不少,都给我算清楚了。
“替我跟你姐说声对不住。”他低着头,“是我没本事,让她在底下受了那么大的罪。”
我没接这话,只问他,地下那扇门,以后怎么办。
老贺说,那东西被钉住之后,楼里再也没出过怪事。可他不敢大意,已经报了上去,商场的拆迁也提前了。等拆楼的时候,他会亲自盯着,把地下那一片,连同那些柜子,一起处理干净,绝不让它再留下半点能重新冒头的机会。
几个月后,永红商场真的拆了。
我最后一次去的时候,那栋立了几十年的老楼已经围上了围挡,机器轰鸣,烟尘腾起。我站在街对面,看着它一点一点矮下去,门口那个剥橘子的台阶,那面大镜子所在的位置,那扇通往地下的铁门,都化作了一地碎砖。
我在心里默默念了一遍那些名字。
我知道,楼虽然没了,可只要还有人记得,他们就还在。
至于侯建国那只铁皮手电,我一直留在身边。
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找他纸条上那个“闺女”。这件事至今没有结果,我不能骗自己说已经办成了。我能做的,是把那张纸条好好收着,把他的名字和故事,连同我姐的、连同那些刻在墙上的名字,一起记在心里,写进本子里。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当年画下那一个个小圆圈时,最想看到的事。
身体好利索之后,我姐没有再去找守夜的活儿。她在街口一家小超市找了份白班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虽然挣得不多,却踏实。她开始学着做饭,一开始手生,炒个青菜都能糊锅,我妈就在旁边笑着指点她。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平淡,安稳。
有一回晚上停电,整栋楼忽然黑了。换作以前,我姐早就慌了,可那一回,她先是摸黑握住了我的手,然后很镇定地摸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又起身去找蜡烛。微弱的光里,她回过头,朝我笑了笑,说:“没事,有光呢。”
我看着她,知道她是真的从那片黑暗里走出来了。
她还是怕黑,怕打雷,看恐怖片还是要拽着我。
只是从那以后,每次走进黑暗的地方,她都会先握住我的手,再伸手,把灯,一盏一盏,按亮。
后来我才真正懂得,这世上能照亮黑暗的,从来不只是灯。还有人心里那点不肯忘、不肯认输、死死认定自己是谁的光。只要这光还在,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从自己手里拿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