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第九十天,我的山茶油加工厂被贴了封条。
理由是环保不达标。我把第三方检测报告拍在桌上,村主任赵德贵看都没看,只说了一句:有人举报。
我在省城做了十年生鲜电商,回来只想把山上的油茶卖出去。可有人不想让我卖。
那天晚上,我爸把我拉回家,从米缸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承包合同,还有一部老年机。
录音里,我发小王海涛的声音很清楚:把他拖垮,厂子就是咱们的。
我蹲在灶台边,把那段录音听了七遍。
第二天一早,我提着两瓶酒,去了王海涛家。
他拍着我的肩说,兄弟,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笑了笑。他递烟的那只手,我盯了很久。
第1章 封条
早上八点,镇上的车停在我厂门口。
来了四个人,领头的是环保办的老钱,去年办环评时跟他打过两回交道。他手里拎着一卷红纸,身后一个年轻人提着一瓶胶水。
我从车间出来,手上还沾着茶籽壳。
厂子是老校舍改的,三间瓦房,榨油机是二手的,从邻县拉回来那天,我在车上跟了一路。回来三个月,设备刚调顺。
“李望田,你这厂子,先停。”老钱把红纸抖开,往门上一按。
“停多久?”
他拿刷子蘸了胶水,往门框上刷:“先别问多久。有人举报你排污不达标,镇上研究过了,封。”
“哪一项不达标?”
老钱没答,朝身后伸了伸手。年轻人递过来一份报告。
我接过来看。报告是县里检测公司出的,取样日期三月十四,编号尾号四,酸价、过氧化值、黄曲霉毒素,三项全超。
我看了两遍。
“老钱,这不是我的报告。”
“白纸黑字,怎么不是你的?”
我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我送样是三月十二,报告尾号七。三项全合格,那份在办公室抽屉里。”
老钱的手停了一下。
他把封条按平:“你那份,回头再说。今天先封。”
红纸贴上大门,胶水从边角渗出来,顺着门板往下流。
厂里的工人围过来了。桂婶在前头,围裙上全是油。老陈、周大勇站在后头,十几个人都不说话。
这些人是跟我干了两个月的,工资一天一百二,管一顿午饭。比去镇上打零工强,能守着家,能接孙子放学。
“工资咋办?”桂婶问。
“今天结。”
“厂都封了,你拿啥结?”老陈把烟头扔在地上。
“我自己的钱。”
厂子投了一百二十万。我自己的六十万,银行的三十万,剩下三十万是我爸的养老钱。这些账我没跟工人说过。
我回办公室,把抽屉里的报告、承包合同、营业执照翻出来,拿手机一页一页拍。拍完,我又把老钱那份报告拍了一张。
两份报告摆在一块,取样日期对不上,编号也对不上。
我送样那天,检测公司的人说七个工作日取报告。我等到第十天,拿到的是合格。
能进我办公室的,一共两个人。一把钥匙在我身上,另一把在王海涛手里。
我锁好抽屉,去村委会找赵德贵。
他正在院里浇花,白衬衫,裤腰带提得老高。见我进门,先笑了。
他这个人,见谁都先笑。村里人都说他好说话,能办事。
“望田来了。坐。”
“赵主任,封条的事——”
他把水壶放下:“我知道,环保的事,村里说了不算。有人举报,镇里就得查。”
“谁举报的?”
“匿名。”
“匿名信呢?”
他端起搪瓷缸喝了口茶:“这我哪能给你看。你先回去,把工人安抚好。我帮你问问,能不能先解封。”
“几天?”
“三五天吧。”
他抬手拍了拍我肩膀,掌心又热又潮。
我往外走,到院门口,摸出手机,装作看时间,把录像打开。
赵德贵背对着我,拿起了手机。
“海涛啊,你那个事,办得挺利索……”
后半句被院墙挡住了。
我没敢再听,怕他回头。
我把手机收回兜里,在院门口站了半分钟。
王海涛。我跟他光屁股一起长大,他管我爸叫干爹。
去年他爹住院,我借给他两万,到现在没提过还。
我转身往厂里走。桂婶他们还等在门口,见了我,谁都没问,就那么看着。
我冲他们点了下头:“工资下午发。”
门上的封条被太阳晒得发亮,边角卷着,一直没压平。
我没再回头,进了厂。
第2章 一缸旧合同
晚上我没回县城,在老屋吃的饭。
厂子回不去,县城的家也回不去。刘芳下午打了个电话,我没接。
我爸把饭菜端上桌,一盘炒鸡蛋,一碗咸菜,两个馒头。他坐下,先给我夹了一筷子鸡蛋。
他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厂子的事,我听说了。”
“听谁说的?”
他嚼着馒头:“村里都传遍了。你打算咋办?”
“先把工资结了,再想办法。”
他没接话,吃完自己那碗,把碗一推,起身去灶屋烧水。我跟进去。
灶屋里堆着柴,墙上挂着干辣椒。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碗热水,自己却站着。他蹲在灶门口,拿火钳拨火,拨得很慢。
“爸。”
“嗯。”
“你手里是不是有啥东西?”
他抬头看我,火光在脸上晃。
“你咋知道?”
我说:“你刚才一句没问我要多少钱。你要是没底,早该急了。”
他笑了一下,没否认,站起来走到墙角的米缸边。
他的手在缸沿上停了停,才掀开盖子。
那口米缸比我岁数还大,陶的,缸沿豁了个口,用水泥补过。他掀开木头盖子,伸手进去,掏出一个塑料袋,裹了三层,外面缠着橡皮筋。
“拿着。”
我打开看。一份承包合同,一部老年机。
“你听听。”
他按了几下键,手指粗,按一下停一下。
手机里先是一阵杂音,接着,赵德贵的声音出来了。
声音很小,我把手机贴到耳朵上。
“报告换了,镇里明天下午下来封。”
王海涛接话:“工人工资呢?”
“拖两个月,他自己就撑不住了。”
“那厂子呢?”
王海涛笑了一声:“八十万。他投了一百二十万,八十万他得认。到时候咱俩一人一半。”
“金瑞那边靠谱不?”
“靠谱。人家等着接盘。”
我攥着手机,指头冰凉。
“爸,你啥时候录的?”
“两个月前。我去村部交医保,窗户开着,听他们说起你,我就没走。”
“你咋不早给我?”
他把火钳往灶膛里捅了捅:“早给你,你能信?你从小就信他,不信我。我要是早说,你准得跟他翻脸。翻完脸,人家把报告一烧,账一平,你啥都没有。”
“这手机你咋会录?”
“前年交话费送的,别的不会,录音会。我练过。”
我没说话,把录音又听了一遍。
第二遍,我听见王海涛说:“他爸那边,你让望山去说,老人耳根软。”
第三遍,赵德贵问:“望山要多少?”
王海涛答:“先给五千,事成了再给两万。”
第四遍,他们笑。
我蹲在灶台边,把那段录音听了七遍。
锅里的水开了又凉。我爸没催我,就坐在灶门口,一下一下地拨火。
我听见西屋有老鼠在啃东西,咯吱咯吱的。
“爸,合同是咋回事?”
他站起来,把塑料袋叠好,塞回米缸:“他让我签土地流转,我没签。我在后面按了个手印,按的是不同意。”
“啥时候的事?”
他盖上米缸,拿抹布擦了擦缸沿:“一个月前。我没糊涂。我就是想看看,他们能走到哪一步。”
“所以你装糊涂?”
“我不装糊涂,他们能放心?”
他把抹布叠好,放在缸盖上。
“明天,你提两瓶酒,去海涛家。”
“去干啥?”
我爸说:“他不是要帮你吗?让他帮。”
我看着他。灶膛里的火啪地响了一声。
我没再问,回东屋躺下,一宿没合眼。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我爸在院子里劈柴。
天亮以后,我从柜子里翻出两瓶酒,擦了擦瓶身上的灰。
第3章 发小的酒
第二天上午,我提着两瓶酒去了王海涛家。
他家在村东头,二层小楼,院墙贴着白瓷砖,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院里拴着一条狼狗,见我进门,扯着链子叫。
王海涛从屋里出来,一脚把狗踹开。
“叫啥,这是你舅。”
他媳妇在厨房忙,他冲里头喊了一声:“秀兰,鸡杀了,望田来了。”
秀兰端着盘子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笑着说,望田哥,你可算回来了,海涛天天念叨你。
我说不用,他按着我肩膀往屋里推。
“咱兄弟,客气啥。”
屋里圆桌上已经摆了四个凉菜。他给我倒酒,二两半的杯子,倒得满满的。
“喝。”
我抿了一口。酒是镇上打的散酒,辣嗓子。他自己先干了半杯,杯子往桌上一墩。
我和他从小学到初中都坐一张桌。那时候他个子矮,总被人欺负,是我替他挨过两回打。后来他去南方打工,我在省城跑业务,逢年过节回来,还是要喝一顿。
他夹了块牛肉放我碗里:“厂子的事我听说了。赵主任那人,吃软不吃硬。你别跟他顶,我替你去说。”
“你说得上话?”
他笑:“我跟他还算熟。镇里也有熟人。”
“你爸身体咋样?”他又问。
“还行。”
他说:“老人家别让他操心。这种事,咱们小的来跑。”
我低头吃菜。
我说:“海涛,我撑不住了。银行催贷,冷库里的茶籽再放几天就烂。我想把厂子转了,少赔点算点。”
他夹菜的筷子停了一下。
“舍得?”
“有啥舍不得。”
他放下筷子,身子往前探,端起酒跟我碰了一下。
“你要真想转,我帮你问问。金瑞粮油知道吧?市里的大厂,正想在这边布点。”
“金瑞?”
他接得很快:“我认识他们一个经理,人家早看上你这块地了。就是价钱——”
“多少?”
他比了个手势:“八十万。人家说了,设备是二手的,封条又贴着,给你八十万,是看我的面子。”
我投进去一百二十万,设备是去年新买的,九成新。八十万,连设备都不够。
我低头看杯里的酒。
一百二十万,八十万,五五开,一人一半。录音里的话,一个字都没差。
我把酒喝了:“行。你帮我联系。”
他一拍桌子:“痛快!不过望田,中间得打点。镇里那边不能白办事。”
“要多少?”
他伸出一个巴掌:“两万。我先去给你跑,封条解了,后面才好谈。”
“明天给你。”
“不急。”他嘴上说着不急,手已经摸起手机按了两下。
他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我离得近,扫了一眼。
发消息的人叫“金总”,内容只露了半截:合作愉快,合同我让法务……
金总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金瑞的副总。王海涛提过好几回。
王海涛把手机扣在桌上,动作有点快。
“谁啊?”
“卖保险的。”他笑。
我没再问,拿起酒瓶给他倒酒。
喝到下午,他上了头,话多起来。说他去年帮村里跑下什么项目,说他跟镇里哪个领导喝过酒,说赵德贵办事还得靠他。我一直点头。
散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从兜里摸出烟,抖了一支给我。
他说:“望田,回去别多想。你爸年纪大了,那点养老钱,别再往里填。你媳妇在城里也不容易。”
我接过烟,没点。
他那只手还举在半空,指头上戴着枚金戒指,太阳底下晃眼。
我笑了笑。
“知道了。”
走出院门,我才把烟点着。烟是软中华,我平时舍不得抽。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第4章 断电
冷库的压缩机停的时候,我正在办公室对账。
声音一没,院子里静得吓人。我拿着手电出去,配电房的灯还亮着,冷库的电表不转了。
我顺着线路查到院墙外那根电线杆。杆子上贴着一张纸,红章,写着线路检修,停电三天。
三天。
冷库里堆着八万斤茶籽,是从邻县收来试榨的。温度一断,中间那层就会发热,一发热就霉。
这批茶籽压着我二十万货款。银行下个月的利息还没有着落。
我给供电所打电话,响了十几声才有人接。
对方打了个哈欠:“线路检修,统一安排。等着吧。”
“三天?”
电话挂了。
我又给村里的老吴打。他在镇上干电工二十多年,脾气倔。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望田,别问了。镇里有人打了招呼,把你这路电停了。检修是假的,条子是临时贴的。”
“谁打的招呼?”
“我上有老下有小。”
他也挂了。
我站在电线杆底下,脚底下的碎石子硌得慌。
远处村里有几户还亮着灯,狗叫了两声,又停了。
我给周大勇打电话。手机只剩两格电,我把屏幕调暗。
“大勇,起来,把人叫上。冷库断电了,茶籽得连夜转走。”
“转到哪?”
“你家堂屋,桂婶家的空房,能转多少转多少。”
“八万斤,咋转?”
“三轮车,一车一车转。”
他沉默了几秒。我听见他划火柴点烟的声音,火光亮了一下,又灭了。
“行,我这就去。”
那天夜里,村里十几个人都起来了。三轮车、手扶拖拉机、板车,能用的都用上。桂婶把家里的塑料布全搬出来铺在地上,老陈光着膀子扛袋子。
我打着手电给他们照路。
后半夜,我摸了一把墙角的茶籽,手心是热的。
再晚一天,这批货就完了。
我把手电夹在腋下,给刘芳发了条消息:厂子出了点事,明天再说。
天亮前,路口来了一群人。
打头的是我堂叔李望山,身后跟着四五个本家兄弟,手里拎着手电,有人扛着铁锹。
“望田,你干啥呢?”
“搬东西。”
他把手电往旁边一斜:“搬啥搬。这块地是集体的,你爸已经签了字,租给村集体了。你凭啥在这儿搬?”
“我承包三十年,合同在手里。”
堂叔笑了一声,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抖开:“合同?你看看这个。你爸亲手签的,日期上个月。地租给村集体搞项目,你那个合同,作废了。”
我没接。
“我爹签的?”
“你不信,回去问他。”
山坡上灌下来的空气里全是土腥味。
周大勇把肩上的袋子放下,站到我旁边。
“望山叔,大晚上的,有事明天说。”
堂叔拿手电晃了他一下:“没你的事。这是李家的家事。”
我看着那张纸。纸上的字很小,被手电照得发白。
我说:“堂叔,这份东西,我爹不会签。”
他把纸抖了抖:“签没签,你回去问。我劝你别折腾了。你在城里待了这些年,村里的规矩,你不懂。”
我没再说话,抬手拍了拍三轮车的车斗。
“接着搬。”
堂叔的脸沉下来。他身后那几个人往前挪了一步,有人手里拎着铁锹,铁锹头在月光底下闪。
桂婶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挡在我前头。
“望山,你要干啥?大半夜的,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我们一村老娘们?”
堂叔没接她的话,只盯着我。
他把那张纸叠好,揣回怀里:“明天,村部见。你爸也得来。”
我没应声,弯腰继续搬袋子。桂婶还挡在我前头,肩膀绷得很紧。
第5章 父亲的签字
我把堂叔那张纸拍在灶台上,我爸正蹲在门槛上剥豆子。
脚边一个搪瓷盆,豆壳落在盆里,豆粒落在另一个碗里。
他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
“假的。”
“你看清楚了?”
“我签没签,我自己不知道?”
他把一颗豆子扔进碗里,响了一声。他剥豆子的手没停。
“上个月,海涛跟望山来过一趟。拿这张纸,说村里搞项目,让我把地流转出去,一年给两千块租金。”
“你签了?”
他抬起头:“我要是签了,我还算个人?我说不签。他们磨了半天,最后让我按个手印,说证明他们来过。”
“你按了?”
他站起来往灶屋走:“按了。按在背面。”
我跟进去。他从米缸里掏出塑料袋,拿出承包合同,翻到背面。
右下角一个红手印,旁边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不同意。
字是圆珠笔写的,笔画抖得厉害。
我认得他的字。他念过三年书,写自己名字都费劲,这三个字,不知道练了多少遍。
“你写的?”
他说:“我写的。我怕他们翻脸不认人。”
“他们手里那张,日期写的是三月十八。”我说。
他走到西屋,拉开柜门,从一个铁皮盒子底下翻出一张纸:“三月十八,我在县医院。你陪我去的,看腿。上午抽血,下午拍片。中午在门口吃的包子,你还嫌贵。”
我接过挂号单。日期清清楚楚:三月十八。
挂号单背面还有一行小字:骨科,李老栓。
那天拍完片子,医生说他的膝盖不能再干重活。他站在医院门口,把片子卷起来塞进编织袋,说走回去,省十块钱车费。我没让,叫了辆三轮。
我说:“爸,你早就想好了。”
他没答,蹲下去把豆子盆端起来。豆子撒了几颗在地上,他弯腰去捡,膝盖响了一下。
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你妈走的那年,村里就有人打这块地的主意。那时候你在城里,我没跟你说。现在你回来了,我就不能让他们再算计。”
“所以你装糊涂?”
“我不装糊涂,他们能放心?”
他出去继续剥豆子。
我站在灶台边,听见他在门口咳嗽了两声。豆壳落进盆里的声音,一下一下的。
我站在灶屋里,看着灶台上的三样东西:一张挂号单,一个红手印,一部老年机。
我把东西收好,装进贴身的口袋。出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遗像。
我妈走的那年才五十九。遗像上的她,比现在我爸还年轻。
刚走到巷口,堂叔李望山提着一个塑料桶过来,桶里装着两只鸡。
“望田,起了?”
我说:“起了。堂叔,那纸上的字,是你让我爸签的?”
他把塑料桶往地上一放,两只鸡扑腾了几下。
他说:“你爸自己签的。我就在旁边看着。”
“那我爸那天在县医院,你知道吗?”
他的脸僵了一下。
他提起桶,眼睛盯着桶里的鸡:“我哪知道他去医院。鸡是给你爸补身子的,你别多想。”
他往老屋走。我在后头喊了一声。
“堂叔。”
他回头。
“你拿了他多少?”
他没说话,提着桶进了院。他的背驼得厉害,走路一拖一拖的。我听见我爸在屋里说:“鸡拿回去,我不吃这个。”
堂叔的声音低下去:“哥,你别多想,我就是来看看你。”
我爸说:“看我?你是来看我死了没有。”
院子里静了一会儿。堂叔把桶放在门口,转身走了。两只鸡从桶里挣出来,在院子里扑腾,扑得满地黄土。
我站在巷口,点了根烟。烟抽到一半,我把它掐了。天阴下来了。
第6章 合作社的账
周大勇把合作社的铁皮柜打开时,手一直在抖。
他说:“望田,这账不能看。看了就回不了头。”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周大勇看着我,把柜子钥匙放在桌上,推过来。
合作社是前年成立的,村里一百多户入了股,王海涛当理事,管账、管章、管银行卡。老支书挂了个名,实际不管事。
当初入社,村里人每人交了两百块股金,说好年底分红。头一年分了八十,第二年一分没有。
柜子里三本账,牛皮纸封面,边角卷着。账本下面压着一沓票据,用皮筋捆着。我把账本抱到桌上,一本一本翻。
账本上的字是王海涛写的,一笔一画,很周正。我认得他的字。
翻到第二本,我停住了。
去年县里拨的扶贫款,一百二十万,用于油茶低产林改造和设备采购。账上只记了六十万。
另外六十万,没有。
账页上只有一行字:暂借。连个签名都没有。
再往后翻,茶籽采购价写着六块一斤。村里人卖给合作社,都是四块二。多出来的一块八,一斤一斤,全记在同一个名字底下:王小军。
王小军是王海涛的表弟,在镇上开农资店。
还有那辆皮卡,账上十二万。我问过镇上卖车的,同款车十八万落地。
另有一笔“办公用品”,两万八。我翻遍附件,连张发票都没有。类似的糊涂账还有好几笔,加起来二十多万。
我把每一页都拍下来。
周大勇站在旁边,手抖得更厉害了。
我说:“大勇,你儿子那年上大学,合作社说给你家修房。修了没?”
他不说话。
“你家三间土坯房,到现在还漏雨。”
他眼圈红了。
“我不敢问。”
他儿子现在在省城上班,一年回来一趟。他怕问了,儿子的学费补助被卡。
“现在敢不敢?”
他咬着牙,点了点头。
那天下午,我把账目整理成九张图片,发到了村民群里。
群里四百多人。图片发出去,十几分钟没人说话。
然后消息一条一条冒出来。
“真的假的?”
“王小军六块收茶籽?我卖四块二,他咋不收我的?”
“皮卡十八万?我侄子就在县里卖车。”
“赵主任,出来说句话。”
“我家那年说修房,钱也没见着。”
赵德贵没出来。
王海涛出来了。他在群里发了条语音,声音还是笑呵呵的。
“各位叔伯婶子,账目这个事,是误会。有些票据没入账,明天我拿到村部给大家看。望田兄弟刚回来,不懂咱们的规矩,大家别跟着起哄。谁再乱传,年底分红别想要了。”
桂婶发了个语音,骂了一句,又撤回了。
我回了一条文字:
“票据没入账,钱去哪了?”
群里又安静了。
晚上,赵德贵打电话过来。
他声音很平:“望田,你一个返乡的,斗得过谁?”
“赵主任,我没想斗谁。”
他顿了一下:“没想斗谁,你发那些东西干啥?你媳妇在城里教书,教得好好的。你闺女还小。”
我握着手机,指头关节发白。
“赵主任,你这是替我操心,还是替你自己操心?”
他在那头笑了一声。
“我替你操心。明天上午,你来村部一趟,咱们把话说开。”
电话挂了。我站在院子里,浑身发凉。屋里电视还在响,我爸没睡。
我爸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那部老年机。
“他又打电话了?”
“嗯。”
“录了没?”
我看着他。
他把老年机递过来:“按这个红键。我教过你。”
我把老年机接过来,红键磨得发亮。那天晚上,我把手机充上电,放在枕头边上。
第7章 大厂的报价
金瑞的人约在福满楼,我和王海涛上楼的时候,金总已经坐在包间里了。
我和王海涛到的时候,金总已经坐在里面了。四十来岁,平头,深蓝色夹克,手腕上戴着一串珠子。见我们进来,站起来伸手。
“李厂长,久仰。”
我跟他握了手。他的手掌很厚,握得不紧。
王海涛在旁边招呼:“金总,坐,都坐。”
菜是王海涛点的,很丰盛。金总不怎么动筷子,王海涛忙前忙后,倒酒、递烟、转盘子。
喝了两杯,金总放下杯子。
他说:“李厂长,我这人不绕弯子。你的厂子我看过,设备不错,地脚也好,就是管理上差口气。”
“金总直说。”
他伸出两根手指:“两个方案。第一,收购。八十万,一次性付清,你走人,厂子归我。”
“第二呢?”
“第二,你继续干,茶籽我收。三块六一斤,长期合同,有多少收多少。”
我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嚼。
三块六,我收茶籽四块二。一斤亏六毛,八万斤亏四万八。榨成油再压价,里外里白干。
“金总,这价,你算过我的成本吧?”
金总笑了笑,没接话。
他说:“李厂长,行情就这样。今年油茶籽丰收,你不卖,有的是人卖。”
“那我要是不卖呢?”
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不卖?你厂子贴着封条,银行还着贷款。你能撑几天?”
王海涛赶紧打圆场。
他转头看我,使了个眼色:“金总,金总,望田就这脾气,直,您别往心里去。望田,金总这是给你台阶。八十万不少了。”
我没接他的话。
我说:“金总,我听说你们想在县里布点。怎么就看上我这个小厂了?”
金总把茶杯放下,往椅背上靠了靠。
他说:“李厂长,我做生意不只看厂子。你在城里的渠道我清楚。绿源生鲜,万家超市,还有那个山货铺子的网店。你这些客户一年能走多少油,我大概有数。”
我的手指在桌子底下收了一下。
绿源生鲜,万家超市,山货铺子。这三家客户,我只跟一个人说过。
王海涛。
去年冬天,我写了份商业计划书,想让他帮我拉投资。计划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三家客户,年供货量,成本价,利润空间。
“金总消息灵通。”我说。
他笑:“做生意嘛。知己知彼。”
“厂子卖了,工人咋办?”我问。
金总看了王海涛一眼:“工人?这不是有安置费吗。”
“多少?”
他说:“十万。够他们找下家了。”
我没说话。厂里十几个工人,跟了我两个月,十万块,一人不到一万。
这顿饭吃到一半,刘芳打来电话。我走到包间外面接。
她声音压着:“望田,你啥时候回来?果果昨天写作业,写着写着就哭。”
我靠在墙上,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
“厂子这边还有事。”
她声音一下高了:“有啥事?你回去三个月,钱投进去了,人也搭进去了。现在厂子封了,你还不回来?”
“刘芳,再给我一点时间。”
她顿了一下:“多长时间?一个月?两个月?望田,我不是不让你干事业。可你得看看家里。”
走廊里有人端菜过去,油香味飘过来。
“我知道。”
“你知道个啥。”她把电话挂了。
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才回包间。
散场的时候,王海涛说送我。他的黑色轿车停在饭店门口,车里一股烟味。
我坐上副驾,他发动车,往村里开。
开到半路,他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出来两个字:金总。
他没接,按了静音。
“咋不接?”
“开车呢,一会儿回。”
车拐过一道弯,路灯照进车里。我低头找矿泉水,手往座位底下摸,摸到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文件袋没封口,里面滑出来几张纸。
第一张,是我的商业计划书。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用红笔写着四个字:可以拿下。
第二张,是一份合同草案。
受让方:金瑞粮油有限公司。
转让方那一栏,空着。
我的手停在文件袋上,没动。
王海涛还在开车,嘴里哼着歌,没发现。
我把纸塞回去,把文件袋推回座位底下。
车窗外,村口的灯越来越近。
“海涛。”我说。
“嗯?”
我说:“明天有空没?我想再跟你谈谈厂子的事。”
第8章 递烟的手
第二天下午,我在厂里给王海涛打电话。
“海涛,我想好了,厂子我卖。你帮我把金总和赵主任约出来,今晚把价谈死。”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接着是他笑的声音。
“这就对了。人得认行情。”
“福满楼,我请。”
“行,我来安排。”
挂了电话,我回了一趟老屋。
我爸在院子里劈柴。我把晚上的安排说了,他听完,把斧头往柴堆上一插。
“要我去不?”
“不用。你帮我办件事。”
“啥事?”
我说:“晚上八点半,你带大勇、桂婶、老陈到福满楼门口。就说找我回家吃饭。”
他看了我一眼。
“要摊牌?”
“摊。”
他没再问,弯腰把斧头拔起来。
“你妈要是还在,肯定不让你这么干。不过她也会说,该干。”
晚上七点,福满楼二楼包间。
人到齐了。金总坐主位,赵德贵坐他右手边,王海涛坐对面,我坐门口。
菜是王海涛点的,很丰盛。他张罗着倒酒,一口一个金总,一口一个赵主任。
酒过三巡,我站起来,给每人倒满。
我说:“金总,赵主任,海涛。我在外头跑了十年,回来想干点事,没想到栽了。”
我一口干了。
“厂子我卖。八十万,我认。但我有个条件:今天定,明天签,钱到账我就走人。”
金总放下筷子。
“李厂长想通了,是好事。合同我带来了。”
赵德贵也笑:“望田,这就对了,识时务。”
只有王海涛没说话。他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那光我认得。小时候我们去河里摸鱼,他摸到一条大的,就是这个眼神。
我把酒瓶放下:“不过,有件事我得问清楚,不然走得憋屈。”
“啥事?”赵德贵问。
“我到底得罪谁了?”
包间里安静了一下。金总站起来,说去趟洗手间。
门关上以后,王海涛往椅背上一靠,点了根烟。
他吐了口烟:“望田,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较真。你在城里干得好好的,非得回来。回来就回来吧,还非得办厂。你办厂,挡了多少人的路,你知道吗?”
“谁的路?”
他顿了一下,笑了:“赵主任的项目,金总的地盘,还有……我的。”
“你的?”
他弹了弹烟灰:“你以为我图啥?我帮你跑前跑后,白跑?你那厂子八十万拿下来,转手卖给金总,一百五十万。中间七十万,够我在县城买两套房。”
我把手伸进裤兜,摸到手机,按了一下。
“举报信是你写的?”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写的。报告也是我换的。望山是我撺掇的。你以为赵主任有那脑子?”
赵德贵咳了一声:“海涛,少说两句。”
王海涛把烟按进烟灰缸:“怕啥?他明天就走了。”
我盯着王海涛:“海涛,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
他端起酒杯:“说就说。你那厂子,从你回来的第一天,我就没打算让它活。你爸那个老东西,还跟我装糊涂……”
门开了。
我爸站在门口,身后是周大勇、桂婶、老陈,还有老支书。
王海涛的酒杯停在半空。
“你……”他看着我。
我把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你说的每一句话,这里都有。”
我按了播放键。
手机里先是一阵杂音,接着,他刚才的声音传出来。
“举报信是我写的。报告也是我换的……”
王海涛的脸一下白了。他伸手来抢手机,老陈往前一步,把他撞开。
“王海涛,你干啥!”赵德贵站起来。
我爸走到桌边,把老年机放在手机旁边。
我爸指了指老年机:“这里头也有。两个月前,你跟赵主任在村部说的话,都在里头。”
赵德贵看着那部老年机,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王海涛退到墙边,忽然笑了。
王海涛靠着墙:“行啊,望田。你行。你从小就闷,没想到闷出这么个东西。”
我没理他,把手机收好。
赵德贵转身往外走。到门口,他停下,拿出手机拨了个号码。
走廊里很静,他的声音清清楚楚传进来。
“喂,是我。没事,小事,压得住。”
第9章 直播
天没亮,我把三段录音、九张账目照片、两份检测报告摆在桌上。
剪视频用的是手机自带的软件,我不太熟,剪了删,删了剪,弄到早上六点,总算弄出三条。
第一条,赵德贵在村部打电话:“海涛啊,你那个事,办得挺利索……”
第二条,王海涛在包间里:“举报信是我写的,报告也是我换的。”
第三条,我一页一页翻账本,不配音乐,只打了一行字:桐子坳合作社扶贫款,一百二十万,账上只剩六十万。
视频发出去,我先转到村民群,又转给几个在镇上开店的熟人。
发完,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群里没人回。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去洗了把脸。
然后我洗了把脸,坐在厂门口等。
七点,群里炸了。
八点,王海涛打电话来,我没接。
九点,赵德贵打过来,我也没接。
十点,镇上开来一辆车,下来两个人,说是县农业农村局的,要封存合作社的账本。
我带他们去合作社。铁皮柜打开,账本还在。两个人数了数,脸色沉下来。
“这些账,我们先带走。”
我说:“带吧。照片我这儿还有。”
他们走的时候,赵德贵站在村委会门口,没过来。他看着我,脸上的笑没了。
中午,金总把电话打到王海涛手机上,王海涛没接。后来金总直接打给我。
他声音不像前几天那么稳:“李厂长,这事闹大了,对谁都不好。”
我说:“金总,我没想闹大。我就想让人看看,我这厂子是怎么被封的。”
他说:“封条我帮你打招呼,三天之内解。你把网上的东西撤了。”
“封条是你们贴的?”
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把电话挂了。
下午,我搬了张桌子放在厂门口,桌上摆着账本复印件、检测报告、两部手机。
我打开手机开始直播,镜头对着门上的封条。
一开始只有几十个人。
我把手机架在账本上,手有点抖。不是怕,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我对着镜头说:“我叫李望田,桐子坳村人。三个月前,我回村办了这个山茶油厂。今天,我把这三个月的事,一件一件说清楚。”
从检测报告被换说起,说到赵德贵拍我肩膀,说到王海涛递烟的手,说到合作社的账,说到福满楼那顿饭。
说到一半,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
“望田,我家那年说修房,钱也没见着!”
是村西头的老周头。他挤到桌子前面,手抖着,从怀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我把镜头转过去。
桂婶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老陈抱着胳膊站在我身后,周大勇把账本复印件一张一张摊在桌上。
直播间的人数从几十涨到几百,又涨到几千。
弹幕刷得很快。有人问这是哪个村,有人说那个村主任他认识,有人直接打了两个字:严查。还有外村的人问,这个厂还招不招人。
天快黑的时候,镇纪委的人来了。他们站在人群外面听了一会儿,走到我面前。
“你是李望田?”
“是。”
“把材料给我们一份。”
我把材料递过去。领头的那个翻了翻,问我:“这些你都留了底?”
“留了。”我说。
那天晚上,赵德贵被停职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
第二天一早,王海涛不见了。他老婆站在门口哭,说家里一分钱没留,那辆黑色轿车也不见了。
我赶到合作社,铁皮柜的门开着。
账本没了,银行卡没了,连公章也没了。
我掏出手机,给镇派出所打了电话,又给县经侦的吴警官发了条消息。
第10章 追公章
王海涛跑了的第三天,堂叔来了。
他站在厂门口,手里没提鸡,也没提酒,两只手在裤缝上蹭。
“望田。”
“堂叔。”
“我……跟你说个事。”
我把他让进办公室,给他倒了杯水。他没喝,捧着杯子,低着头。
他说:“王海涛答应给我五万。让我去撺掇村里人闹,让你干不下去。报告的事,也是他让我去跟你爸说的。”
“他给了你多少?”
堂叔抬起头,眼睛红着:“五千。他说事成之后再给。现在他跑了,我找谁要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盯着手里的水杯。
“你为啥帮他?”
他说:“你堂弟要结婚,女方要县城的房。首付还差八万。我寻思着,事成了就够了。”
他儿子在镇上送快递,一个月四千,攒不出这个钱。
我没说话。
他说:“望田,我知道我不是人。可他也不能这么坑我。”
“他在哪?”
堂叔愣了一下。
“你要去抓他?”
我说:“公章在他手里。合作社的账户,还有村里一百多户的分红,都压在那枚章上。”
他咬了咬牙,抬头看了一眼门外,声音更低了。
“在县城。老电影院后头有个奇牌室,是他表弟开的。前天他让我去送换洗衣服,我送到了门口。”
“你确定?”
“确定。他开门的时候我看见了,屋里还有两个行李箱。”
我站起来,拿了车钥匙。
“走。”
那天下午,我开车,带着堂叔和周大勇往县城去。路上我给镇派出所打了电话,又把材料发给县经侦的吴警官。他是我高中同学,前几天在直播下面留过言。
他回消息:到了别动,等我们。
我又把消息看了一遍,才把手机揣起来。
车开到老电影院那条街,天擦黑。
这条路我熟。小时候我和王海涛走十里路来县城看电影,两毛钱一张票。他说以后挣了钱,要在县城买房子。
奇牌室在巷子最里头,卷帘门拉着,只留一条缝,缝里透出灯光。
我把车停在街对面,熄了火。
堂叔的手一直在抖。
“望田,我……”
我说:“堂叔,你把门叫开,剩下的事我来。”
他下车,走到卷帘门前,抬手敲了三下。
门开了条缝,一张脸探出来,是王海涛。
他看见堂叔,又看见街对面车里的我,脸一下变了。
他要把门关上。周大勇从侧面冲过去,一只脚卡进门缝,硬把门顶开。
我跟着进去。
奇牌室不大,四张桌子,桌上堆着麻将。王海涛往后退,退到墙角,退无可退。
他举起手:“望田,你听我说。公章我还你,账本也还你。你放我一马。”
“账本呢?”
“在行李箱里。”
周大勇把行李箱拖出来,打开。
账本、银行卡、公章都在,还有一沓现金,用皮筋捆着。
我把公章拿起来,掂了掂。
“王海涛,你从回来的第一天就在算计我。你帮我是假的,举报我是真的。你递烟的那只手,我记了三个月。”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
他说:“行,你赢了。可你以为赵德贵是一个人?他背后是谁,你查得动吗?”
我没回答,把公章攥在手里。
巷子口,警车的灯亮了,一闪一闪的,把墙照得发白。
两个民警走进来。王海涛看见警服,腿一软,顺着墙滑下去。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坐在墙角,低着头,手上那枚金戒指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民警让我明天去所里补个材料。我点点头,把公章揣进贴身的口袋。
硬硬的,硌着肋骨。回村的路上,堂叔一句话没说。
第11章 清算
赵德贵是在县里开会被带走的。
消息传回村里那天,桂婶正在食堂蒸馒头。她把笼屉往灶上一放,跑出来问了三遍:“真的?”
老陈说:“真的,镇上的人都看见了。”
那天下午,镇里来了三个人,到合作社开会。老支书也来了,坐在最前面,拄着拐杖。
会开得短。赵德贵停职,接受调查;合作社账目由镇里接管;王海涛的理事资格取消。
扶贫款的事,县里也立了案。六十万,追回来四十二万,剩下的王海涛拿去填了赌债。
赵德贵家里人去镇上闹过两回,没人理。
我坐在角落里没说话。镇里的人念完处理决定,会议室里没人说话。老支书把拐杖在地上顿了顿。
散会时,老支书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胳膊。
“望田,你受委屈了。”
我说:“老支书,我不委屈。我就想把厂子开下去。”
他点头,没再多说。老支书走得很慢,拐杖点在地上,一下一下的。
封条是直播后第三天解开的。
那天上午,镇里的人来撕封条,桂婶带几个妇女在厂门口放了一挂鞭。老陈把榨油机擦了三遍,擦得能照出人影。
供电所的人也来了,把电线杆上那张检修的纸撕了,重新接线。
冷库压缩机响起来的时候,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那声音不好听,嗡嗡的,像老牛喘气。可我觉得比什么都好听。
我在门口站了五分钟,把这声音听够了才进去。
厂子复产第一天,我把合作社的农户都叫来。院子里摆四张桌子,放着茶水和花生。
来的人比开会多,连外村的两个收购商都来了。
我说:“各位叔伯,合作社的账,以后一个月贴一次,贴在村部墙上。谁家交多少茶籽,卖多少钱,都写得清清楚楚。”
底下有人喊:“望田,你当理事长吧。”
我摆手。底下有人笑。我把手往下压了压,院子里静下来。
“我不当。我当厂长,理事长让大勇来。”
周大勇愣住。
“我?我不行……”
我说:“你行。你老实,账交给你,大家放心。”
老支书在旁边点头:“我看行。”
那天散会后,我把收购价从四块二提到四块五。
桂婶问:“望田,你这不是亏了?”
我说:“不亏。合作社的账干净了,油卖得出去,大家都有得挣。”
金瑞的合同最后没签成。金总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他说:“李厂长,之前的事是下面人不会办事。咱们还能合作。”
我说:“合作可以。价格按行情走。我不占你便宜,你也别压我的价。”
他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他说:“行。你这个人,我记住了。”
挂了电话,刘芳又打过来。
她声音有点哑:“望田,我在手机上看见你们村的事了。你没事吧?”
“没事。”
“果果说,她同学都问她,你爸是不是电视上那个。”
我笑了一下。
“她咋说?”
刘芳顿了一下:“她说,那是我爸。望田,你啥时候回来一趟?”
“等厂子稳了,我回去接你们。”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轻轻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镇里的书记找我谈话。
他说:“望田,村里不能没有主心骨。赵德贵的事伤了不少人的心。你在外头跑了十年,见过世面。村里这个担子,你挑起来吧。”
我看着他。
“书记,村主任我不当。”
“为啥?”
我说:“我要办厂。办厂和当干部,只能选一个。”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
他说:“行。那你把厂办好。村里的事,你多帮衬着点。”
我点头,说好。
第12章 米缸里的路
修路的钱凑齐那天,我爸在院子里刷那口米缸。
那缸跟了他四十多年,缸沿豁了口,用水泥补过。他把陈米舀出来,用清水一遍一遍刷,刷得缸壁发亮,又拿抹布擦干,放在太阳底下晒。
我问他,你刷它干啥。
“装新米。”他说。
路是从村口修到山场的,一公里二。以前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收茶籽的季节,三轮车打滑,翻过两回。
钱是我出的大头,村里出一部分,镇里补一部分。王海涛吞的那笔追回来以后,我一分没留,全填进了路里。
动工那天,桂婶烧了一锅开水,老陈把家里的茶叶拿出来,泡了一大桶。路修了二十三天。
修路那阵,我天天泡在工地上,晒脱了一层皮。
通车那天,老支书拄着拐杖从村口走到山场,走了一个来回。他站在路中间,用拐杖头敲了敲水泥地。
他说:“结实。比镇上的路还结实。”
桂婶拎着一挂鞭在路边点上。鞭炮响起来,狗叫成一片,孩子们捂着耳朵跑。
我爸没去看通车。他在家里刷米缸。
他说路上人多,他腿脚不利索,不去添乱。我知道他是怕看见人多。我陪他站了一会儿。
合作社第一次分红,是在腊月二十三。
那天太阳很好,村部门口的坝子上站满了人。长桌上摆着一摞一摞的现金,还有一本账。周大勇戴着老花镜,一户一户点名。
“李老栓,三千二。”
我爸走过去,在账本上按了个手印。周大勇把钱递给他,他数了两遍,揣进怀里。
“望田,你过来。”
我走过去。他从怀里抽出一沓钱塞给我。
“干啥?”
他说:“你的。厂子欠你的。”
“厂子不欠我。”
他把钱往我手里一按:“我说欠就欠。拿着。你媳妇那边,也该添点东西了。”
我没推。
那天晚上,刘芳带着果果回来了。
果果一下车就往厂里跑,跑到榨油机跟前,踮着脚看。老陈逗她,果果,以后想不想当厂长。
她声音很响:“想!我爸是厂长,我也是厂长。”
刘芳站在门口,裹着一件红羽绒服,手里拎着两个袋子。
“厂子,像那么回事了。”她说。
“还差得远。”
“差啥?”
“差一条路。”
她笑了一下:“你不刚修了一条?”
我说:“那是山场到村口的路。我说的是,从城里回村的路。”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轻轻说:“我把城里的工作辞了。”
我看着她。
“县里小学缺老师,我考了。下学期开学就去。”
那天晚上,我爸把新米倒进米缸,米粒哗啦啦地响。
果果蹲在灶屋门口,看着那口缸。
“爷爷,咱家为啥有这么多米?”
我爸说:“存着。米在缸里,心里不慌。”
果果似懂非懂,点了点头,又跑出去看厂里的灯。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盏灯。
王海涛判了,赵德贵也判了。金瑞的合同最后按行情签了。合作社的第二批茶籽收了十二万斤。
村里人见了我,不再叫我返乡的,叫我望田。
可有些东西,修一条路是修不好的。比如堂叔见我时躲闪的眼睛,比如王海涛他媳妇,过年没回村。
我爸说,村里的事急不得。
他说:“路修好了,人心还得慢慢修。你把账算明白,别人就信你。信的人多了,路就宽了。”
我把米缸的盖子盖上。
“爸,明年我把厂子再扩一倍。”
他说:“扩。米缸够大。”
那天夜里,我走在刚修好的路上,脚下是平平整整的水泥地。山场那边,厂里的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