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熊岭的规矩,第二条:雪停之前,不能进屋。
进了,屋里的人就出来不了了。
这话陈四从小听到大。他今年四十,跑了十一年山货,没见过谁真进去过。
腊月初八,雪下到第三天,三号护林点的烟囱冒烟了。
发现的是放羊的老韩。他赶着羊从沟底上来,抬头看见那截铁皮烟囱在冒白气,站在雪地里看了半天,回来的时候脸是青的。
“有人进去了。”他跟村口小卖部的孙姐说,“三号点儿,冒烟了。”
孙姐正在给人称盐,手停在半空。
“你看清了?”
“看清了。烟囱还热着,雪化了半截。”
孙姐把盐袋子往柜台上一放,围裙都没解,就往陈四家走。
陈四正在院里劈柴。斧子落下去,木头裂成两半,声音脆。
“四儿。”孙姐站在院门口,没进来,“三号点儿冒烟了。”
陈四的斧子停在半空。
“谁进去的?”
“不知道。”
陈四把斧子插进木墩,进屋拿了棉袄。
出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腊月初八。
雪是初六开始下的。今天第三天。
——
三号护林点在二道沟往上,走一个钟头。
八十年代那会儿有个护林员常年住那儿,后来撤了,房子空着。红砖墙,两扇窗,一扇朝南一扇朝北,屋顶是水泥瓦,靠东墙立着一根铁皮烟囱。
林场鼎盛的时候有五个护林点,一号到五号,沿着山脊排上去。
三号点是最偏的一个。
它背风,蹲在沟口的一块平地上,往南能看见整条二道沟,往北能看见后山那条运木头的小路。
八十年代,这儿常年住人,一年一轮,谁轮上三号点,谁就一年不下山。
后来林子砍得差不多了,点一个一个撤。
一号点撤在八八年,二号点九零年撤,四号五号合并,只剩一个看大门的。
三号点是最晚撤的。
不是因为还需要人守。
是因为没人愿意上来收东西。
——
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三号点的门不能开。
不是不能进。
是不能开。
开了,屋里那口气就出来了。
这话没人考证过。也没人敢考证。
三十多年,那房子就那么空着。屋顶的瓦掉了两片,门框上的漆起皮,烟囱歪了一点。
每年开春雪化的时候,会有半扇窗户自己开一条缝,风一吹,哐当哐当响一晚上。
村里人说,那是屋里的人想出来。
陈四小时候信。
后来不信了。
今天他站在门口,看着那道门缝里透出来的暖黄,忽然又有点信了。
陈四走到半坡就闻见了。
不是烟味。
是那种柴火烧透了的、闷在屋子里的味儿。
小顺子跟在他后头,走得很紧,一直踩着他脚印。
“四哥。”小顺子说,“咱真去?”
“不去看,明天全村都得来。”
“那规矩……”
“规矩是给活人定的。”陈四说,“里头要是有人,就是活人。”
雪到膝盖。走到房前那一小片空地,陈四停下来。
门是关着的。
可门缝底下有一道缝,缝里透出一线暖黄。
屋里有灯。
陈四站在门口,先没推。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
南窗的玻璃上结着霜,靠里侧化了一小块,巴掌大,是屋里热气顶出来的。
窗台上有一层雪,雪上有一个手印,五根指头,很小,像是女人的手,也可能是孩子的。
不对。
陈四蹲下去看。
手印是从里往外按的。指头肚子压在雪上,说明有人在屋里,隔着玻璃往外撑。
“小顺子。”他说,“你过来看这个。”
小顺子蹲下,看了两秒,往后一坐,坐在了雪里。
“里头有人。”他说。
“里头有人。”陈四说,“而且是想出来的。”
他站起来,走到门前,抬手敲了三下。
“有人吗?”
屋里没动静。
“我是山下陈四,跑山的。屋里有人吱一声。”
还是没动静。
陈四把手放在门板上。
门板是凉的。但门缝里出来的气是温的。
他心里沉了一下。
——
门是从里头插着的。
陈四用镰刀尖从门缝里拨那根插销,拨了七八下,拨开了。
拨开以后,他没马上推门。
他退了半步,从雪地里摸出一块木头片子,蹲下去,楔进门底下的缝里,楔得死死的。
门只能开一道两指宽的缝,关不上。
“你干啥?”小顺子在后头问。
“规矩说雪停之前不能进屋。”陈四说,“没说不能进开着门的屋。”
“……这算数?”
“老辈人讲的。”陈四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雪,“雪天进门,门得留着缝。门一关,屋里的气就封住了,人就归这间屋了。”
他把木头片子又往里踹了一脚。
“你在外头站着。”他说,“别进来。”
推门的时候,一股热气扑到脸上。
炕上坐着一个人。
男的,四十来岁,穿着件黑色羽绒服,脚上是一双旅游鞋,鞋底还带着雪。
他背靠着墙坐着,两条腿伸在炕沿外头,头低着。
脚边,放着一个搪瓷盆。
盆里是黑的。
陈四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他先看屋里。
屋子不大,一铺炕占了一半,一个水泥灶台,一张木桌,两把椅子。
桌上放着一个保温杯,杯盖开着,水是满的,一点没动。
窗台上摆着一个黑色的包。拉链开着。
墙上有一块地方颜色浅,是个长方形,像原来挂过什么东西,后来摘了。
陈四走进去。他先蹲下看那个盆。
盆里是一层黑灰,压得很实,中间有一个坑。
他伸手进去,摸了一下。
凉的。
他把手抽出来,手指上是黑,但没有一点热气。
一个烧过炭的盆,在这个屋里放了不知道多久,表面是凉的,这没什么。可中间那个坑——那是炭堆塌下去的形状。
陈四又摸了一遍盆底。
凉的,也是干的。
原来这盆火,从来就没点过。
他站起来,走到炕边。
男人死了。
嘴唇是红的,脸是白的,眼睛闭着。手指头蜷着,指甲盖底下发青。
看着像煤气中毒。
陈四把手伸到他脖子底下,摸了一下。
皮肤是凉的,但还没硬透。死了不超过一天。
他掀开男人的袖子。
手腕内侧有一道红印,三四指宽,横着,一圈。
陈四把袖子放下来。
他往后退了一步,退到门口,站着没动。
“小顺子。”
“啊。”
“你别进来。去村里叫人。叫孙姐,叫支书,别叫别人。”
“你呢?”
“我在这儿等着。”
小顺子转身就跑,跑了两步又回来。
“四哥,”他扒着门框说,“炭盆是不是没烧过?”
陈四看着他。
这小子今年十九,跟了他一年,眼睛比他想的尖。
“你怎么知道?”
“盆是干的。”小顺子说,“烧过炭的盆,底下会有一层水汽,结住。这个盆里头是干的。”
陈四没说话。
“而且那烟囱,”小顺子指了指东墙,“烟囱根儿上没黑。烧三天,烟囱根儿得糊一层黑油。”
——
陈四出了屋,绕到房后。
雪地上有两串脚印。
一串从山下的小路来。旅游鞋,鞋底是“人”字纹,踩得深,走得直,一路到门口就断了。
没有出去的。
陈四蹲下去,用手指把脚印边的雪拨开。
坑边是光的。原来他进来出去,走的是同一道印。
这个人出去的时候,每一步都踩在自己进来时的坑里。
“小顺子。”
“啊。”
“你看这串脚印,能看出几趟?”
小顺子蹲下看了半天。
“一趟。”
“为啥?”
“坑只有一个边。”小顺子说,“要是走两趟,边会塌。”
“对。”陈四说,“他踩着自己进来的脚印出去的。一步不带偏。”
小顺子抬头。
“这活儿不好干吧?”
“不好干。”陈四说,“雪地里踩回原坑,得低头看着走。一步一步看。”
——
另一串脚印从后山下来。
胶鞋,四十三码,鞋底磨得没纹了,后跟有一道横着的裂纹。
这串也是来回两趟,但没有踩回原坑。
陈四顺着这串脚印往后山走了二十来步,停下来。
雪里有俩坑。
膝盖那么大,一左一右,隔着一尺。
有人在这儿跪过。
“跪这儿干啥?”小顺子问。
“不是跪。”陈四说,“是蹲下,再往起抬。”
他往旁边看。
那两个坑的右边,雪被压出一条沟,半尺宽,一直拖到门口。
“啥意思?”
“意思是他一个人来的。”陈四说,“一个人,把一百好几十斤的人从这儿拖进屋。”
——
两个人回到门前。
陈四又看了一眼门槛。
门槛上的雪是被扫过的。
扫得不干净,边角还留着一指宽的白,但中间那一溜,露着原来的黑木头。
“他扫了门槛。”
“为啥扫?”
“因为门槛上会留脚印。”陈四说,“扫干净了,看着就像没人进去过。”
“那他为啥不扫屋里的?”
“屋里是砖地。”陈四说,“砖地上没雪。”
小顺子站在门口,往屋里看了一眼。
“四哥。”
“嗯。”
“你说这人跟死者,认识吗?”
陈四没答。
他把门推开一条缝,往里看。
那个人还坐在炕上,头低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不认识。”陈四说,“要是认识,不会让他坐成这样。”
“那为啥?”
“因为摆姿势的人,只看过照片。”陈四说,“照片上人就是这么坐的。”
——
两个人在屋里站了很久。
最后还是陈四先开口。
“你去叫人。”他说,“顺便,去我家把相机拿来。枕头底下那个。”
“相机干啥?”
“拍了。”
小顺子看了看炕上的人,又看了看那个盆。
“四哥,”他说,“这不是烧炭。”
“我知道。”
“那是啥?”
陈四蹲下去,把那个搪瓷盆端起来,放到桌上。
“这是有人想让我们以为,是烧炭。”
——
村支书刘成带人上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
来了五个人。孙姐也来了,站在门外没进屋,往里头看了一眼就别过脸去。
刘成今年五十八,看了一辈子林子,进屋先看烟囱。
陈四注意到一件事。
刘成进门的时候,没停。
没在门口站一下,没别门缝,也没回头看一眼那扇北窗。他推门就进,进屋就看烟囱,跟回自己家一样。
雪还在下。
一个在村里活了五十八年的人,进门不看规矩。
“烟囱是通的。”他说,“能烧。”
“能烧。”陈四说,“可没烧。”
“你咋知道?”
陈四把盆端起来,翻过来给他看盆底。
“这盆底下一点潮气没有。”他说,“真烧过三天炭,盆底会返潮,结成一层白霜。这个盆是干净的。”
刘成盯着盆底看了很久。
“那他咋死的?”
“你看他嘴唇。”
刘成走过去,弯下腰。
“红的。”
“煤气中毒的嘴唇是红的。冻死的也是红的。”陈四说,“所以光看嘴唇,看不出来。”
“那看啥?”
“看他指甲。”
刘成把死者的手抬起来。
指甲盖底下是青的。
“青的。”
“人是先憋死的。”陈四说,“血不流了,指甲才发青。煤气中毒的人,指甲是红的,跟嘴唇一样红。”
刘成把手放下。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那就是有人掐死他。”刘成说,“掐死,再摆成烧炭的样子。”
“不是掐的。”陈四说。
“脖子里没有印?”
“有印。”陈四说,“手腕上有一道。脖子上没有。”
“手腕上?”
“捆过。”陈四说,“捆住了,才不用掐脖子。”
——
天黑透了,雪还在下。
刘成让人把屋里的灯点上,几个人坐在炕沿上,谁都不说话。
陈四站在窗边,看着外头。
“他是谁?”刘成问。
“不知道。”陈四说,“身上没有身份证。包我看了,有一张火车票,到镇上。还有一本笔记本。”
“本子上写啥?”
“没敢细看。”陈四说,“翻了两页,是记事的。有一页写着‘三号点,北窗,钉子’。”
刘成抬起头。
“钉子?”
“就这三个词。别的都是空的。”
陈四走到北窗底下,蹲下去。
北窗的窗框是木头的,刷着红漆,漆掉得差不多了。
他伸手在窗框上摸。
从上往下,摸到一半,指尖碰到一个硬点。
一个钉眼。
钉子被拔走了,剩下一个洞。洞里有锈,锈是新的。
他又往下摸。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一扇窗,四个钉眼。上下左右,正好一圈。
陈四站起来。
“这窗户被人钉死过。”他说。
“钉死?”
“四个钉子,把窗户从外头钉在框上。”陈四说,“后来钉子拔了。可钉眼还在。”
刘成走过来,蹲下看。
“新的?”
“锈是新的。”陈四说,“钉进去的时候是新的钉子,拔出来的时候,锈掉在洞边上。这个洞边上有锈粉。”
“啥时候的事?”
陈四没答。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看着那块颜色浅的长方形。
伸手摸了摸。
墙是凉的。那块浅色的地方,比别处干净。
“这儿挂过东西。”他说。
“挂的啥?”
“不知道。”陈四说,“但是摘下来没多久。灰都没积。”
——
那天夜里,村里来了警察。
两辆车,从镇上开上来,雪太大,最后一段是走上来的。
法医进屋的时候,陈四站在外头。
他抽了一根烟,抽到一半,扔了。
小顺子站在他旁边,冻得直跺脚。
“四哥。”
“嗯。”
“那本笔记本,你为啥不早说?”
陈四看着屋里的灯。
“因为那三个词,是我瞎编的。”
小顺子愣住了。
“笔记本上写的是别的?”
“笔记本上写的是‘爸,我来了’。”陈四说,“就这一句,写在一整页上,别的什么都没有。”
“那你跟支书说钉子……”
“窗户上有钉眼,是真的。”陈四说,“我进屋的时候就看见了。我编那三个词,是想看看支书啥反应。”
“他啥反应?”
“他没反应。”陈四说,“正常人听见‘钉子’,应该问一句‘啥钉子’。他没问。”
雪落在两个人肩上。
“四哥,”小顺子说,“你是说支书……”
“我啥也没说。”陈四把烟头在雪里摁灭,“我就是试试。”
第二天上午,警察在村委会问话。
陈四把相机交上去。三十六张,从门口拍到窗框,从盆底拍到手腕。
问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警察,姓吴,戴眼镜,说话很慢。
“你进屋的时候,门是插着的?”
“插着的。”
“从里头插的?”
“是。”
“你怎么开的?”
“用镰刀尖拨开的。”陈四说,“插销是那种老式的铁插销,插在门框上,从门缝能拨。”
吴警察记下来。
“你为什么要拨?”
“因为屋里亮着灯。”
“就这个?”
“还有窗台上的手印。”陈四说,“从里往外按的。里面有人想出来。”
吴警察的笔停了一下。
“手印我们采了。”他说,“是死者的。”
“那就是他想出来,没出来。”
——
问到中午,吴警察合上本子。
“陈师傅,”他说,“这屋子以前死过人?”
陈四看着他。
“你知道?”
“档案上有。”吴警察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个护林员,烧炭中毒。同一个屋子。”
“那你们还问?”
“因为那次是意外,这次不是。”吴警察把本子装进兜里,“陈师傅,我跟你打听个事。”
“你说。”
“你们村那条规矩,雪停之前不能进屋,是谁定的?”
陈四沉默了几秒。
“不知道。”他说,“我小时候就有。”
“你小时候,是哪一年?”
“九几年。”
吴警察点点头,没再问。
——
从村委会出来,陈四没回家。
他往村东头走。
老周家的院门开着,院里的雪没扫,只有一条踩出来的道,从门口通到屋门。
陈四站在院里喊了一声。
“老周。”
屋里没动静。
他又喊了一声。
门开了。
老周站在门口,穿着棉袄,没系扣子,头发乱着。
他今年六十七,一冬天下来看不出老,可这几天明显瘦了,颧骨顶出来。
“进来。”他说。
屋里烧着炉子,铁炉子烧得通红,炉盖上的水壶在响。
老周给他倒了一缸子热水,放在炕桌上。
“三号点的事。”老周先开的口。
“你知道?”
“全村都知道了。”老周坐下来,“死的是谁?”
“不知道。身上没证件。”
老周端起自己的缸子,喝了一口。
“那屋子上次死人,是一九八九年。”他说,“腊月十一。”
陈四抬头。
“你记得这么清?”
“我在场。”
——
炉子上的水壶响了很久,没人去提。
“那年我三十一。”老周说,“刚当上看点的,跟着赵长顺。”
“赵长顺?”
“护林员。正式工,有编制的。”老周说,“我那时候是临时工,一个月四十二块钱。”
“他怎么死的?”
“烧炭。”老周说,“场部定的。腊月十一晚上,他一个人在三号点值班,烧炭取暖,窗户关太严,中毒了。”
“你信?”
老周没有马上回答。
他把缸子放下,看着炉子。
“我那天晚上在二道沟巡山。”他说,“走到三号点下面那个坡,看见屋里有灯。”
“几点?”
“十点多。”
“你上去了?”
“没有。”
“为什么?”
老周的手在膝盖上蹭了一下。
“因为坡上有两个人。”他说,“从屋里出来,往下走。”
陈四盯着他。
“谁?”
“我没看清。”老周说,“雪大,他们打着手电,光柱朝下。我只看见两个人的腿。”
“你喊了吗?”
“没有。”
“为什么?”
老周抬起头。
“因为我怕。”他说,“我三十一,家里有个病老婆,一个月四十二块钱。我要是喊了,第二天这四十二块钱就没了。”
屋里很静。水壶还在响。
“后来呢?”
“后来我在坡上蹲了半宿。”老周说,“等那两个人走远了,我才上去。”
“门是开着的?”
“关着的。”老周说,“我从窗户往里看,他坐在炕上,跟今天那个人一个姿势。”
陈四的手凉了。
“一个姿势?”
“靠着墙,腿伸在炕沿外头,头低着。”老周说,“脚边一个盆。”
“盆里有火吗?”
老周想了很久。
“有。”他说,“我扒着窗户往里看的时候,盆里还有红。”
陈四的手指停在炕桌上。
“还有红?”
“边上一圈是灰,中间是红的,没烧透。”老周说,“我推门进去,屋里一股烟,呛人。我用火钩子扒了一下,底下的炭还有火星子。”
“你干啥了?”
“我把窗户推开了。”老周说,“我怕再熏着人。”
陈四闭了一下眼睛。
“这一次,盆是凉的。”
老周抬头。
“凉的?”
“干的。”陈四说,“一点没烧过。”
老周的手在膝盖上抖了一下。
“三十六年前那盆是热的。”他说,“这次是凉的。”
“是。”陈四说,“三十六年前那个人,不慌。这次这个人,慌。”
——
陈四站起来,走到窗边。
外头的雪还在下,院子里那条踩出来的道,已经被雪盖了一半。
“你没跟人说?”
“说了。”老周说,“第二天我就跟场部说了,我说盆里的火还没灭透,一个烧炭中毒的人,盆不该是热的。”
“场部怎么说?”
“场部说,炭盆灭了都这样,谁家盆里没点剩灰。”
陈四转过身。
“你信?”
“我不信。”老周说,“可我得活。”
——
“老周。”陈四说,“那天晚上你听见啥了?”
老周看着炉子。
“啥也没听见。”
“你蹲了半宿。”
“雪大。”老周说,“风把树刮得响。”
陈四没说话。
屋里静了很久。
“听见一声。”老周忽然说。
“啥?”
“有人说话。”老周说,“在屋里。就一句。”
“哪一句?”
“‘长顺,你听我说。’”
陈四的背绷起来。
“然后呢?”
“然后就没声了。”老周说,“过了一会儿,有敲东西的声。”
“敲啥?”
“不知道。”老周说,“隔着雪,就听着闷闷的,一下,一下。”
“几下?”
老周闭上眼睛。
“一。”
“二。”
“三。”
“四。”
他睁开眼。
“隔一会儿一下。四下,敲完了就没动静了。”
——
陈四把手放在炕桌上,慢慢握成拳。
“你那时候以为是啥?”
“以为是钉窗户。”老周说,“天冷,屋里漏风,钉块塑料布挡风。这事儿常有。”
“第二天你上去,看见啥了?”
“看见北窗上有四个钉子。”老周说,“从外头钉的。钉帽露在窗框外头,一个角一个,正好一圈。”
“你拔了?”
老周摇头。
“没拔。”
“为啥?”
“因为我那时候还想着,也许真是钉塑料布。”老周说,“我站在窗户底下看了半天,钉子帽上还挂着雪。”
“然后你就进屋了。”
“然后我就进屋了。”老周说,“我看见他坐在炕上,看见那个盆。”
“再然后呢?”
“再然后我下了山,回家睡了一觉。”老周说,“第二天场部来人了。”
——
陈四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回来。
“老周。”
“嗯。”
“那四个钉子,后来谁拔的?”
老周没有马上答。
“场部的人。”他说,“第三天,场部的人来收拾屋子,把钉子拔了,窗户重新钉了一遍,说是加固。”
“钉了几个?”
“四个。”
陈四看着他。
“钉在原来的眼儿里?”
老周的手抖了一下。
“钉在原来的眼儿里。”
——
老周从炕柜里摸出一个布包,解开,里头是一沓纸。
纸都黄了,边角脆。
“这是赵长顺的东西。”他说,“他死后,他老婆来收,我留了几张。”
陈四接过来。
最上头是一张奖状。
“护林防火先进个人。赵长顺同志。一九八八年。”
奖状右下角有个洞,是图钉扎的。
原来他死前半个月,就把这句问话写好了。
陈四把奖状翻过来。
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很淡:
“三号点北窗,四个钉子。谁钉的?”
——
“这是他的字?”
“他的。”老周说,“他死前半个月,天天在北窗底下转。”
“为啥?”
“因为他发现有人从北窗进屋。”老周说,“三号点是空的,可每次他去,屋里有烟头,有脚印。”
“谁进去?”
“不知道。”老周说,“他怀疑是偷木头的。”
陈四把奖状放下,又拿起下一张。
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五个人站在林场门口,背后是"老熊岭林场"的木牌子。
“这是八八年的先进工作者合影。”老周指了指,“最左边这个,赵长顺。中间这个是场长。右边第二个,是刘成他爹。”
陈四的手指停在照片上。
“刘成他爹?”
“老支书。”老周说,“零三年没的。”
“刘成那时候在哪儿?”
“刘成?”老周想了想,“他那年二十二,在场部当临时工,跟着他爹跑腿。”
陈四把照片放回布包里。
“老周。”他说,“今天死的这个人,四十来岁,穿黑羽绒服。你有没有觉得眼熟?”
老周的手抖了一下。
“没。”
“你再说一遍。”
老周没说话。
炉子上的水壶烧干了,壶底发出滋滋的响。
老周站起来,把壶提下来。
“他姓赵。”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看他眉毛。”老周说,“赵长顺的眉毛是连着的,中间有一道。”
——
陈四在雪里站了一会儿才走。
走到院门口,他回头。
老周还站在门口,没系扣子。
“老周。”陈四说,“那天晚上坡上的两个人,你真没看清?”
“真没看清。”
“那你今天为啥一眼就认出他儿子?”
老周没答。
雪落在他肩上,一层一层往上堆。
“因为三十六年了。”他说,“我天天等着有人来。”
——
从老周家出来,陈四去了孙姐的小卖部。
孙姐正在给炉子添煤。
“死了的那个,姓赵。”陈四说。
孙姐的手停了一下。
“赵啥?”
“不知道。老周认出来的。”
孙姐把煤铲放下,坐到柜台后头。
“赵长顺的儿子。”她说,“叫赵平。小时候在村里住过,后来跟他妈走了,改姓了。”
“你怎么知道?”
“他前天来过我这儿。”孙姐说,“买了两包烟,一盒火柴,还问我三号点怎么走。”
陈四往前一步。
“你告诉他了?”
“告诉了。”孙姐说,“我还跟他说,雪天别进屋。”
“他说啥?”
“他说他知道。”孙姐的声音低下去,“他说他小时候听过这规矩。他妈临走前跟他说的,说老熊岭有条规矩,雪停之前不能进屋,进了就出不来。”
“然后呢?”
“然后他笑了一下。”孙姐说,“他说,我妈到死都信这个。”
——
陈四从柜台前退开半步。
“孙姐,”他说,“你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四十年。”
“那你知道三号点一九八九年死过人吗?”
孙姐抬起头。
“知道。”
“怎么死的?”
“烧炭。”
“你信?”
孙姐看了他很久。
“四儿,”她说,“有些事,信不信,日子都得过。”
“我今天不问日子。”陈四说,“我问你,那年腊月,村里有没有传过别的说法?”
孙姐低下头,手指在柜台上敲。
“有一种说法。”她说,“说赵长顺不是烧炭死的。”
“什么说法?”
“说他是被人钉在屋里的。”
陈四在柜台前站着,没动。
“他那天在你这儿待了多久?”
“半个多钟头。”孙姐说,“他手冻裂了,我给他倒了缸子热水,他捧着不撒手。”
“他说啥了?”
“他说他从南边来,坐了三十多个钟头火车。”
“还有呢?”
孙姐低下头,手在柜台上抹了一下。
“他给我看了一张纸。”
“啥纸?”
“信。”孙姐说,“黄了,脆的,一展开就掉渣。他说是他爸写的,写了三十六年了。”
“你看了?”
“我识字不多。”孙姐说,“我就看懂一句。”
“哪一句?”
“北窗,四个钉子,我拔了三回。”
——
陈四的手指按在柜台上。
“他还说啥了?”
“他说他妈去年走的。”孙姐说,“走之前三天,一直抓着他的手。”
“说啥?”
“说,你爸不是烧炭死的。”
孙姐抬起头。
“他说他妈临死前就这一句话,翻来覆去说了一夜。他当时不信,他妈走了以后,他把家里的箱子翻了个底朝天,翻出那封信。”
“然后他就来了。”
“他就来了。”孙姐说,“腊月初五到的镇上,初六上山。”
陈四算了一下。
初六,正是雪下起来的那天。
“你没劝他?”
“劝了。”孙姐说,“我说雪天别进山,他说他就待一天。”
“你为啥不拦他?”
孙姐的手停住。
“我拦了。”她说,“我说村里有规矩,雪停之前不能进屋。他说他知道,他妈跟他说过。”
“他说啥?”
“他说,我妈到死都信这个。”孙姐说,“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
——
陈四从小卖部出来,天已经黑了。
雪小了。
他站在路边,掏出手机,给吴警察打了个电话。
“吴警官,我问个事。”
“你说。”
“一九八九年那个案子,现场勘查记录还在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陈师傅,”吴警察说,“你今天问的这个问题,已经是第三个人问我了。”
“前两个人是谁?”
“一个是老周。”吴警察说,“今天上午他自己来的,说他知道一九八九年的事。”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你们村支书。”吴警察说,“他上午也来了,说他能提供当年场部的档案。”
那天晚上,陈四没睡着。
他躺在炕上,把老周说的话,一句一句摆开。
一九八九年腊月十一,雪下到第二天。
十点多,三号点有灯。
坡上有两个人,打着手电,光柱朝下。
屋里传出一句“长顺,你听我说”。
然后是四下锤击,隔一会儿一下。
——
陈四把被子掀开,坐起来,点了根烟。
他先算钉子。
一扇窗,两片玻璃,四个角,每个角一颗钉。这是把整扇窗从外头死死压在框上。
东北人钉窗户挡风,用的是塑料布,钉子钉在窗框的木条上,钉一排,密。
四个钉子,钉在四个角,这不是挡风。
这是钉箱子。
——
他又算那个“隔一会儿一下”。
钉窗户是一口气钉完的。
冬天冷,手在外头待不住,谁都想着快点钉完回屋烤火。四颗钉子,一锤一个,三十秒的事。
隔一会儿一下,那是四分钟,五分钟,甚至更长。
中间那么长时间,人在干什么?
陈四把烟按在烟灰缸里。
人在听。
听屋里还有没有动静。
——
第三颗钉子和第四颗之间,隔得最久。
老周说,第三下之后,停了很长时间,他以为完事了,正要下坡,第四下才响。
陈四闭上眼睛。
他想明白了。
第一颗,钉在左上角。那时候人还活着,还在挣。
第二颗,右上角。人还在动。
第三颗,左下角。人不动了。
然后停。
停的那段时间,是那个站在窗外的人,在听屋里的声音。
听有没有喘气,有没有指甲刮墙。
听完了,才钉第四颗。
第四颗钉下去,是给活人看的。
——
陈四下炕,倒了缸子水,一口喝了。
他忽然想到另一件事。
如果只是想伪装成烧炭中毒,不需要钉窗户。
窗户关严,门关上,一盆炭,第二天早上人就是中毒死的。场部来人,看一眼,写个“意外”,完事。
钉窗户是多出来的动作。
多出来的动作,只有一个解释:
钉窗的人,不相信一扇关着的窗。
——
老周说,他第二天上去,北窗上有四个钉子,钉帽上挂着雪。
雪。
那天夜里一直在下雪。
如果钉子是十点多钉的,到第二天早上,钉帽上的雪应该是厚厚一层。
老周说的是“挂着雪”,不是“盖着雪”。
说明钉子钉下去的时间,比十点晚得多。
——
陈四站在窗户前,看着外头的雪。
他想起赵平手腕上那道印子。
三四指宽,横着,一圈。
绳子。
人被捆住,才能被安安静静地捂死。
捆的人知道怎么捆。捆手腕,不捆脖子,因为脖子上会留印子。
捆手腕,第二天解开,袖子一放,看不出来。
——
一个人,会踩着自己进来的脚印出去。
一个人,会在钉第三颗和第四颗钉子之间,停下来听屋里有没有动静。
一个人,会把死者的手放在膝盖上,摆成照片里的样子。
陈四忽然觉得,这个村子很陌生。
他在这儿活了四十年。
他见过刘成扫雪,见过刘成给五保户送煤,见过刘成在大会上念文件。
他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的手,可以同时干这些事。
——
腊月十二早上,陈四起得很早。
他先去了趟三号点。
雪又下了半宿,门前那串脚印已经被盖住了。
陈四站在门口,往北窗看。
四个钉眼,还在。
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折叠刀,把刀尖插进最上面那个钉眼里,转了转。
锈粉掉下来,落在雪上,是红的。
他抬起头,看着这扇窗。
窗玻璃是新换的。
一九八九年那场事之后,场部换了玻璃,重新钉了窗。
可钉的还是原来那四个眼儿。
三十六年,四个眼儿,一直没挪过地方。
——
陈四下山的时候,在半坡上停了一下。
从这里往下看,能看见村子的全貌。
四十来户人家,炊烟一缕一缕,雪压在房顶上,白得发亮。
他忽然明白老周那句话了。
“他们以为自己守的是山,其实守的是我。”
这村子看着好好的。
可它的底下,埋着一扇钉死过的窗户。
腊月初十,雪停了半天,又下起来。
陈四一早去了镇上。
林业站的档案室在一楼,铁皮柜子六个,落着灰。管档案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女的,姓丁,在那干了二十多年。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丁姐翻着本子,“那年冬天出过事,我记得。”
“三号护林点。”
“对。”她抽出一卷牛皮纸袋,“不过这个袋子是空的。”
陈四看着她。
“空的?”
“就一张纸。”丁姐把袋子打开,抽出一张,“现场勘查记录,只有首页。后面的没了。”
陈四接过来。
纸是老式的油印稿,抬头印着"老熊岭林场事故现场勘查记录"。
时间:1989年12月11日。
地点:三号护林点。
死者:赵长顺,男,46岁,护林员。
结论:一氧化碳中毒,意外。
底下有签字,三个名字。
第一个是场长。第二个是"刘振海"——老支书。第三个是"周德顺"——老周。
“后面的页呢?”
“不知道。”丁姐说,“我接手的时候就这样。”
“谁最后动过这个袋子?”
丁姐翻了一下借阅登记。
“零四年。”她说,“刘成。借了三天,还回来的时候我点过,就是这个数。”
“你连哪天借的都记着?”
“因为他还回来的时候,袋子是重新封的。”丁姐说,“原来的封口是线缝的,他还回来是胶水粘的。”
——
陈四从林业站出来,在镇上找了个复印店,把那张纸复印了两份。
然后他去了趟老场部。
老场部现在是护林站的仓库,三间砖房,堆着防火器材。看仓库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姓王,耳朵背。
陈四把照片给他看。
“八八年的先进合影,你还认得不?”
老王把照片凑到眼前,看了半天。
“认得。”他指着最左边,“长顺。这个,场长。这个,刘振海。”
“中间这个呢?”
“副场长,姓孙。后来调走了。”
“右边第二个呢?”
老王眯起眼睛看了很久。
“这是刘成他爹。”
“刘成在哪儿?”
“刘成?”老王想了想,“那年他在场部跑腿。送信、打水、看电话。”
“他住哪儿?”
“就住场部后头那排工棚。”老王说,“跟孙德一个屋。”
陈四的手指停在照片上。
“孙德?”
“孙德。”老王说,“那时候三十四五,临时工。九几年就走了,听说后来回村里了。”
——
陈四回到村里,天已经黑了。
他没回家,直接去了村东头。
老周家的灯亮着。
陈四推门进去,老周正坐在炕上,面前摆着那沓黄纸。
“孙德。”陈四说。
老周的手停住。
“谁是孙德?”
老周把纸放下。
“村里看澡堂子的。”他说,“七十了,一个人过。”
“一九八九年,他跟刘成住一个工棚。”
老周没有说话。
“老周。”陈四在他对面坐下来,“那天晚上坡上的两个人,你现在能说了吧。”
老周低着头,肩膀在抖。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来。
“我说了,我这条命就没了。”
“你不说,赵长顺的儿子白死。”
老周的眼泪掉下来,砸在炕桌上。
“一个是刘成。”他说,“另一个是孙德。”
“你怎么认出来的?”
“孙德走路瘸。”老周说,“他左腿有毛病,走路往外撇。那天雪地上,有一串脚印是往外撇的。”
陈四没说话。
“你三十六年没说。”
“我不敢。”老周说,“刘成他爹是支书,他叔是刘万山。我一个临时工……”
“你现在敢了?”
老周抬起头。
“刘万山进去了。”他说,“刘成他爹死了。我就剩一条命了。”
——
腊月十一。
三十六年前,赵长顺死的就是这一天。
陈四一早站在村委会门口等着刘成。
刘成正在扫雪,看见他,直起腰。
“四儿,那事有信儿了?”
“有了。”
“啥信儿?”
陈四看着他。
“三号点那扇北窗,”他说,“四个钉眼。”
刘成的手在扫帚把上紧了一下。
“啥钉眼?”
“你说啥钉眼。”陈四说,“窗户被人从外头钉死过,四个钉子。你上午去派出所,不是说你能提供当年的档案吗?档案上没写这个?”
刘成笑了一下。
“四儿,你这人就是想得多。”他说,“老房子,钉个窗户挡风,有啥稀奇的。”
“挡风用四个钉子?”陈四说,“上下左右,正好一圈。这是钉人。”
刘成的笑僵在脸上。
“你啥意思?”
“我啥意思你清楚。”陈四说,“赵平死那天,你在哪儿?”
“在家。”
“有人看见你往二道沟走了。”
“谁看见的?”
“放羊的老韩。”陈四说,“他说那天上午,有个人从村委会后头的小路上去,穿蓝棉袄,走得很急。”
刘成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棉袄。
是蓝的。
——
那天下午,陈四去了趟澡堂子。
澡堂子在村西头,一个小平房,冬天开,夏天关。
孙德正在门口劈柴。
他七十了,背驼着,左腿确实往外撇。
“孙叔。”陈四说。
孙德抬起头。
“四儿。”
“我问你个事。”陈四蹲下来,“一九八九年腊月十一,你在哪儿?”
孙德的斧子停在半空。
停了三秒,落下去,木头裂了。
“我忘了。”
“那我提醒你。”陈四说,“那天晚上,你跟刘成,从三号点下来。”
孙德的斧子掉在雪里。
——
孙德坐在门槛上,两只手撑着膝盖。
“我不想去的。”他说,“刘成说,就去吓唬吓唬,让他别乱说话。”
“谁动的手?”
孙德不答。
“谁动的手?”
“刘成。”孙德说,“他把赵长顺按在炕上,用被子捂的。”
“你在干啥?”
“我在钉窗户。”孙德说,“刘成让我钉窗户,说钉完了再点炭盆,让人看着像中毒。”
“钉了几个?”
“四个。”
“一九八九年那次,炭盆点了吗?”
孙德抬起头。
“点了。”他说,“我真点了。我点的火。”
陈四没说话。
三十六年前那盆是热的。
这一次是凉的。
“三号点那个盆,是凉的。”他说。
孙德愣了。
“啥?”
“盆里连一根烧透的炭都没有。”陈四说。
孙德的脸白了。
“不可能。”他说,“我点的,我看着它着的。”
——
陈四站起来。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三十六年前那一次,炭盆是点着的。
可这一次,炭盆没点。
因为这一次杀人的,不是三十六年前那个人。
——
陈四往村委会走。
走到半路,他停下来,掏出手机。
“吴警官。”
“说。”
“我问你个事。死者赵平,具体死亡时间定了吗?”
“定了。”吴警察说,“法医给的,腊月初七夜里十点到十二点。”
陈四站在雪地里。
腊月初七。
那天雪刚下第一天。
而他记得,腊月初七晚上,刘成在村委会值班。
全村人都知道他在值班,因为那天晚上村里停电,是刘成挨家挨户送蜡烛的。
送完蜡烛,是九点半。
从村委会到三号点,走一个钟头。
十点半到。
正好。
——
腊月十二,陈四做了一件事。
他一个人上了三号点。
他从包里掏出一把钳子,把北窗那四个钉眼里的锈钉头,一个一个拔了出来。
然后他把窗户推开,用一根木棍支住。
屋里没有风,雪光从窗口照进来,落在炕上那块洗不掉的黑印上。
陈四站在窗前,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然后他下了山。
——
当天晚上,村里就传开了。
“三号点的窗户开了。”
“陈四把钉子拔了。”
“他说那屋子能进了。”
孙姐在小卖部里跟人说的时候,声音不大,但传得快。
腊月十三,凌晨两点。
三号点的窗户,又被人从外头钉上了。
腊月十三,凌晨两点四十。
刘成被抓在三号点的北窗底下。
他带着一把羊角锤,一斤钉子,一个手电筒。
窗户上已经钉了三个。
第四个钉到一半,手电光从背后照过来。
“刘成。”
吴警察站在雪地里,身后还有两个人。
刘成没跑。
他把锤子放在窗台上,转过身。
“我就是来看看窗户。”他说,“这屋子老空着,不安全。”
“你手里拿的啥?”
刘成低头看了看。
“锤子。”
——
审到天亮。
陈四在派出所外头等了一夜。
早上七点,吴警察出来,递给他一根烟。
“说了。”
“全说了?”
“全说了。”吴警察点着烟,“一九八九年那次,他承认了。捂死的。他跟孙德两个人。”
“这次呢?”
“这次是他一个人。”
——
腊月十四上午,刘成被带走。
车停在派出所门口,两个警察一左一右。刘成戴着手铐,头发乱着,一晚上没睡,眼窝陷下去。
他从陈四面前过的时候,停了一下。
“四儿。”
“嗯。”
“你知道我为啥要这么干吗?”
陈四看着他。
“你说。”
“这个村,靠山活着。”刘成说,“三十六年,村里没出过一件大事。没有上访的,没有闹事的,没有记者进来过。”
“那是因为你把人埋了。”
“我埋的是一个人。”刘成说,“我保的是六百口。”
陈四往前一步。
“刘成。”
“嗯。”
“你昨天晚上钉窗户的时候,手抖没抖?”
刘成的嘴唇动了一下。
“抖了。”陈四说,“你要是不抖,你就会把炭盆点上。”
刘成没有说话。
“三十六年前那回,盆是热的。”陈四说,“这回是凉的。”
“你不是在保谁。”他说,“你是怕。”
刘成的脸白了一下。
——
刘成被推进车里。
车门关上前,他往外看了一眼。
天是灰的,雪又开始下了。
“四儿。”他说。
“嗯。”
“那规矩,你别改。”
陈四站在雪地里。
“为啥?”
“改了,”刘成说,“村里人就不知道该怕啥了。”
车开走了。
陈四在那儿站了很久。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三十六年,这条规矩一直在。
可这条规矩,从来没拦住过任何一个该死的人。
陈四抽了一口烟。
“为什么杀赵平?”
吴警察看着雪地。
“因为赵平问他,窗户上的钉子是谁钉的。”
——
腊月十一那天上午,赵平去过村委会。
他拿着一封信,问刘成:一九八九年腊月,三号点的北窗,是谁钉的?
刘成说不知道。
赵平把信放在桌上。
信是赵长顺写的,最后一封,日期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九日。信上写:
“萍,我可能惹上事了。三号点北窗被人从外面钉过四回,我拔了三回。他们从这儿进屋,把木头从后山运下去。我记了账。要是我出事,你拿着这封信去找场部。”
刘成看完,把信折起来,还给他。
“这信你从哪儿弄的?”
“我妈留给我的。”赵平说,“她去年走了。走之前让我来一趟,说总得有人知道我爸是怎么死的。”
刘成点了点头。
“你住哪儿?”
“三号点。”赵平说,“我想在我爸死的那屋住一晚。”
——
“他给他指了路。”吴警察说,“还告诉他,雪天别进屋,村里有规矩。”
陈四的手停在半空。
“他明明知道那屋子会死人。”
“他知道。”吴警察说,“所以他让赵平去。”
——
腊月十三中午,陈四回了村。
雪又下起来了。
他先去了趟澡堂子。
孙德家的门锁着,从外面锁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写着“暂停营业”。
陈四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往村东头走。
老周家的院门开着。
屋里的炉子灭了。
老周不在。
陈四找了一圈,最后在村后的山坡上找到他。
那坡上有一个土包,没有碑,前面压着一块青石板。
赵长顺的衣冠冢。
老周坐在雪地上,背靠着土包,身上落了一层雪。
陈四走过去,蹲下。
“老周。”
老周睁开眼睛。
“抓了?”
“抓了。”
老周点点头。
“三十六年。”他说,“我等了三十六年。”
“你为啥不早说?”
老周看着远处。
“因为头一年我不敢说,第二年我怕说了没人信,第三年我怕说了,我自己也得进去。”他说,“到第十年,我已经当上了看点的,我要是说了,我这辈子就完了。”
“那后来呢?”
“后来我编了那条规矩。”老周说。
陈四看着他。
“雪停之前不能进屋。”
“是。”老周说,“我编的。”
——
雪落在两个人身上。
“那年腊月,我天天做噩梦。”老周说,“我梦见赵长顺坐在炕上,问我,窗户是你钉的吗。”
“然后你就编了规矩?”
“我编了规矩。”老周说,“我跟村里人说,雪停之前不能进屋,进了就出不来。我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信了。”
“为啥?”
“因为只要没人进屋,”老周说,“就没人会发现那扇窗户上的钉子。”
陈四闭上眼睛。
“那第一条呢?”他问,“太阳落山不许喊人名,也是你这么编的?”
老周摇头。
“第一条是我赎罪。”他说,“第二条是我遮罪。”
“一条规矩,两个用处。”
“是。”
“你编了三十六年。”
“我编了三十六年。”老周说,“村里人守着这两条规矩,守了三十六年。他们以为自己守的是山,其实守的是我。”
——
腊月十四,赵平的遗体运下山。
陈四跟着去了趟镇上。
赵平的包在派出所,家属还没来,东西由吴警察清点。
陈四在门口站着,看见吴警察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
“你要看吗?”吴警察问。
“看。”
笔记本是那种五块钱一本的,塑料皮,边角卷了。
前十几页是记账。
“火车票 168。”
“镇上住宿 60。”
“面包 8。”
“烟 22。”
最后一页写着:
“还剩 213。够买香。”
再往后翻,是空白。
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写得很用力,笔画把纸都划破了:
“爸,我来了。”
——
腊月十五,村里开了会。
会是在村委会开的,来了六十多人,屋里站不下,门口也挤着。
吴警察讲完情况,屋里没人说话。
最后是老支书的位置上,临时坐着的那个年轻人问了一句:
“那规矩还作数不?”
没人答。
陈四站在门口,把烟掐了。
“作数。”他说。
所有人都看他。
“雪停之前不能进屋,这条作数。”陈四说,“但从今天起,加一句。”
“加啥?”
“进屋之前,先看看窗户。”
——
腊月二十三,小年。
村里人上三号点,把赵长顺的衣冠冢迁了下来。
挖开的时候,土是冻的,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四个人轮着挖了两个钟头,挖出一个一尺深的坑。
坑里有一件棉袄,一双胶鞋,一个搪瓷缸子。
棉袄已经烂成絮了,一碰就散。
缸子还是好的,白底蓝边,上头印着“老熊岭林场”五个字。
陈四把缸子捧起来,倒了倒,里头掉出一枚硬币,五分的。
——
赵长顺的衣冠冢迁到村后山坡上,跟赵平放在一处。
立碑那天来了三十多个人。
碑是青石的,刻着两行字:
“赵长顺 一九四三——一九八九”
“赵平 一九七九——二〇二五”
父子俩隔了三十六年,埋在了一起。
赵平的妻子从南边来了,四十来岁,穿一件黑羽绒服,跟赵平身上那件一个样子。
她在碑前站了很久,没哭。
临走的时候,她问陈四:“他最后那几天,是不是很高兴?”
陈四想了想。
“他买了一包烟,一盒火柴。”他说,“还问了三号点怎么走。”
女人点点头。
“他一辈子就想来一趟。”她说,“我拦了十年。”
——
下葬那天,村里人站在坡上,谁都没说话。
雪停了。
太阳出来,照在雪上,晃眼睛。
有人在背后小声说了一句:“这规矩,是不是不该有?”
没人接话。
陈四听见了。
他也想过这个问题。
规矩不该有。
可规矩里死掉的人,是真的。
立碑那天,老周没去。
他在家躺着,起不来了。
腊月二十八,陈四去看他。
老周瘦得脱了形,躺在炕上,眼睛还亮。
“四儿。”
“嗯。”
“山规第二条,你改了?”
“改了。”
“改成啥了?”
陈四坐在炕沿上。
“雪停之前,可以进屋了。”
老周笑了一下。
“那还叫规矩吗?”
“叫。”陈四说,“后半句我加上了。”
“啥后半句?”
“进屋之前,抬头看看窗户。”陈四说,“四个钉子,上下左右,正好一圈。看见了,就退出来。”
老周的眼睛动了一下。
“为啥?”
“不是怕鬼。”陈四说,“是怕人。”
——
老周是正月初三走的。
走的时候屋里就他一个人。
村里人去收的时候,看见炕桌上摆着一张纸。
是赵长顺那张奖状,背面那行铅笔字还在:
“三号点北窗,四个钉子。谁钉的?”
字的下面,多了一行,是老周的笔迹,抖得厉害:
“我看见了。我没说。”
——
正月初五,陈四去老周家收拾东西。
屋里冷,炉子早灭了。东西不多,一床被,两口锅,一个炕柜。
炕柜最底下压着一个本子。
牛皮纸封皮,线缝的,缝得歪歪扭扭。
陈四翻开。
第一页是七个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日期。
赵长顺,一九八九·十二·十一。
王德海,一九九一·一·三。
李满仓,一九九三·十二·二十。
孙桂芝,一九九八·二·九。
张守业,二〇〇四·十二·二十八。
刘二柱,二〇一一·一·十五。
赵平,二〇二五·十二·七。
原来这三十六年,他一直在数人头。
七个名字。
有两个后面画了个圈。
李满仓,孙桂芝。
——
陈四坐在炕上,把这个本子看了很久。
他知道那两个圈是什么意思。
不是老周杀的。
是自己死的。
——
李满仓是一九九三年冬天没的。
那年雪大,他从镇上回来,走到村口,天黑了。
按规矩,雪没停,不能进屋。
他在自家柴垛后头蹲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媳妇开门,看见他靠着柴垛坐着,脸上盖着一层雪,人已经硬了。
那年他四十七。
孙桂芝是九八年。
她从闺女家回来,走到自家门口,雪还在下,她就在门廊底下坐着等。
等了一夜。
第二天邻居发现的时候,她的手还搭在门把上。
——
陈四把本子合上。
他忽然明白,老周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记下来。
不是记账。
是记罪。
——
七个名字。
陈四只认得两个。
赵长顺,赵平。
剩下五个,他一个都不知道。
这村子四十来户人家,一百多年,死了多少人,没人记。
老周记了。
记了三十六年。
——
陈四把本子装进棉袄内兜,用手按了按。
他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屋子。
炕上还有一床没叠的被。桌上一个空缸子。墙角一把镰刀。
“老周。”他说。
屋里没人应。
“这七个人,我一个一个查。”
——
老熊岭的规矩,第二条改了。
雪停之前,可以进屋了。
但村里人现在进屋,都要先做一件事。
抬头看看窗户。
四个钉子,上下左右,正好一圈。
看见了,就退出来。
不是怕鬼。
是怕人。
——
开春的时候,雪化了。
陈四又去了一趟派出所。
吴警察只跟他说了一句:还在审。
后来是孙姐告诉他的。
刘成认了三桩。赵长顺,赵平,还有一九九一年的王德海。
剩下四个名字,他说他不知道。
原来抓一个人,只是开了个头。
陈四从派出所出来,站在马路边上。
路边的雪化了一半,露出底下的黑土和去年的枯草。
他掏出那个本子,翻开。
七个名字。
四个没有答案。
他把本子合上,揣回兜里。
风从山那边过来,带着化雪的凉气。
陈四抬头看了一眼天。
天是灰的,压得很低。
又要下了。
他却站在那儿没动。
这一次,会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