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江小满,三十岁那年把公司卖了。
那家公司叫合川文化,做短视频代运营,最多的时候签了十七个客户,一年营业额八百多万。
公司的办公室在城东的一栋写字楼里,二十三层,一间半。
我们十几个人挤在那儿,做脚本,剪片子,改片子,投流,追数据。
我每天早上九点到公司,晚上十一点走。
走到楼下我会在便利店买一瓶酸奶,坐在台阶上喝完再回家。
有一天我在台阶上坐着,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在白天走路是什么时候。
那天的酸奶我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我想,我今年三十岁,我最好的六年,都花在了给别人做数据上。
三个月以后我把公司卖了。
卖的价格是七百万,扣掉税和分成,到我手里是五百二十万。
签完合同那天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天。
我想,我应该高兴。
我一点都不高兴。
我不知道自己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做什么。
公司卖掉以后,我在家躺了两个月。
那两个月的日子是这样的,每天睡到中午,起来煮一碗面,然后坐在沙发上刷手机。
刷到傍晚我去楼下买菜,回来做饭,吃完继续刷。
刚开始我觉得很舒服,舒服到第五天我就开始难受。
第六天我给以前的合伙人打电话。
我说,你们现在怎么样。
他说,忙,接了三个新客户。
我说,那我这个位置谁来做。
他说,小赵。
我说,他行吗。
他说,行,他学得很快。
我说,那挺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忽然觉得自己被世界删除了。
一个人被删除的感觉,不是没人找你,是有人找你的事可以立刻被别人接手。
我在那家公司做了六年,我以为我很重要。
我把公司卖了第七天,我的位置就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
我在想,我这六年到底攒下了什么。
钱攒下了,房子攒下了,还有一身毛病,睡不着,脖子疼,胃不好。
我第二天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看了看我的检查单,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太累了。
他说,你多休息。
我说,我这两个月一直在休息。
他说,那你是心里累。
他说,心里累的人,休息不管用,得找件事做。
我从医院出来,站在门口想了一会儿。
我想,那我要做什么。
我想起大学时候我常常在一个旧书店里待一个下午。
那时候我没钱,我看书不买。
那家店的老板是个老头,他从来不赶我。
我想,那我要开一个这样的店。
我在城东那家公司最后一年,做过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每天下班的时候会数一遍电梯里的广告屏。
那栋楼里一共有四十七块屏,从一楼到二十三层。
我数了三遍之后就知道,有六块是坏的,八块重复播放同一个广告。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数这个。
我后来想,大概是因为我那一天里唯一能自己决定的事,就是数这个东西。
我那时候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九点到公司,开三个会,回一百条消息,改两个脚本,看三个数据表,晚上十一点走。
我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是我自己想做的。
我数电梯广告屏,大概是我给自己找的一点自由。
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人说过。
卖掉公司以后,我在家躺了两个月,有一天忽然想起这件事。
我想,我这六年,居然用数广告屏给自己找自由。
我那天坐在沙发上笑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到了要靠数广告屏找自由的地步,他这日子就该改了。
后来我开书店,店里没有广告屏。
店里只有书,和进来的人。
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是我自己决定的。
开门,扫地,擦书架,摆书,泡茶,跟人说话。
这些事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它们是我自己决定要做的。
这就是区别。
2
卖公司的决定,我谁都没商量。
我父母是最后知道的。
我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你把公司卖了。
我说,卖了。
她说,为什么。
我说,我不想做了。
她说,不想做可以不做,为什么要卖。
我说,不卖我就得一直做。
她说,那你现在干什么。
我说,我想开个书店。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很久。
她说,你三十岁了。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三十岁了还要去开书店。
我说,妈,开书店跟三十岁有什么关系。
她说,有,三十岁的人要想着以后。
我说,我就是在想以后。
她说,你想的以后就是开书店。
我说,是。
那天她挂了电话。
我知道她生气。
她和我父亲在小城过了一辈子,一个人做会计,一个人做老师。
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攒钱,买房,把孩子养大。
我这六年挣的钱,比他们一辈子加起来还多。
但是我卖了公司要去开书店,这件事在他们眼里是倒退。
我想了很久,觉得他们也没错。
一个人做决定,别人看不明白,是因为别人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也说不清。
我只是知道,我在那间二十三层的办公室里坐着,越来越不像一个活人。
我妈后来知道我在开书店,是因为我表姐。
表姐在那个小城里做公务员,周末逛街的时候路过我的店。
她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妈,说,你女儿开的。
我妈当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语气很平。
她说,你的店叫一半。
我说,是。
她说,为什么叫一半。
我说,随便起的。
她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说,我怕你骂我。
她说,我不骂你,我就是想知道你怎么想的。
我说,我想清楚了。
她说,那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想的。
那天我在电话里跟她说了半个小时。
我说我卖了公司以后在家躺了两个月,我说我睡不着,我说我去看医生。
我说我想起大学时候那家旧书店,我说我想开一个。
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行。
我说,你不反对。
她说,我反对有用吗。
我说,没用。
她说,那我就不反对了,我就是有一句话要跟你说。
我说,你说。
她说,开店是为了过日子,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她说,你要是为了证明什么,你这个店开不长。
那句话我记到现在。
三年里我遇到难的时候,就想起这句话。
一个人做事,如果是为了给别人看,他做不长。
如果是为了自己过日子,他就能一直做下去。
我妈那句话,我在第二年才完全听懂。
她说,开店是为了过日子,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我第一年就在证明。
我想证明我不靠原来那个公司也能活。
我想证明我不做数据也能挣钱。
我想证明我卖掉公司是对的。
第一年我每天都在证明,所以我每天都很紧。
客人进来,我盯着人家看,我盼着人家买。
有一次一个客人在书架前面站了半个小时,什么都没买,走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句,下次再来。
那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假。
第二年我不证明了。
我开始在店里看书。
客人进来我就抬一下头,人家问我我就答,不问我就继续看。
有一次我一整天只卖了四本书,我一点都不慌。
我想,这四本书是四个人买的。
四个人进来了,四个人把书带回家。
这一天就有四个人从我这儿带走了东西。
这比我第一年那种紧要好得多。
一个人做事,最怕的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需要被证明的东西。
你一旦需要被证明,你就得看别人的脸。
你现在不看别人的脸,你就踏实了。
3
找铺面用了两个月。
我看过十几个地方,最后选在城南的柳树街。
柳树街是一条老街,两边都是两三层的老房子,路面还是石板。
街上有两家卖早点的,一家修锁的,一家裁缝铺,两个小卖部。
我租的那间铺子在街中间,以前是一家照相馆,老板退休了。
铺面不大,三十八平米,一年的租金四万二。
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姓孙,自己住在这条街上。
她带我看铺子的时候说,这个铺子我租了三十年了。
我说,租了三十年还给人家开照相馆。
她说,我这个人不折腾。
她说,你要开什么。
我说,书店。
她说,书店好,这条街没有书店。
她说,现在还有人买书吗。
我说,有。
她说,有多少。
我说,我不知道,我先试试。
她看着我,说,你这个人有点傻。
我说,为什么。
她说,租铺子的人都要讲挣多少钱,你不讲。
我说,我算不出来。
她说,那你敢租。
我说,我敢。
那天她把钥匙给我,说,租约三年,你什么时候都行。
柳树街我第一眼就喜欢。
那是我找铺面两个月以后,一个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一间三十八平米的,在城南,你去看看。
我去的那天下着小雨。
石板路被雨打湿,反着光。
街上有两个老人在下棋,一个在修自行车,一家早点摊在收摊。
我从街口一直走到街中间,看见那间照相馆。
墙上还挂着几张旧的婚纱照,照片上的年轻人现在应该四十多岁了。
照相馆的老板姓刘,六十多岁,说,我不干了,眼睛不行了。
我说,你干了多少年。
他说,三十年。
我说,为什么现在不干了。
他说,上个月有个客人来拍证件照,我对了半天焦,拍完人家说不是他。
他说,我心里难受。
他说,我干了三十年,头一回拍错人。
我说,那你就关店。
他说,我关了舍不得。
我说,那你舍得了。
他说,昨天夜里我想了一夜,我想,我这三十年拍了几万张照片,都在人家家里。
他说,我拍的东西还在,我就行了。
那天他从墙上取下一张照片给我。
那是一张很旧的合影,照的是一条街上的十几个人。
他说,这是二十八年前,这条街上的人一起拍的。
他说,上面的人走了一半了。
那张照片我后来裱了,挂在书店的墙上。
现在上面还有五个人活着,包括隔壁修锁的老孙。
照相馆老板给我的那张照片,我后来查过上面的人。
十四个人,我能认出来五个。
下棋的老周,修锁的老孙,卖菜的张婶,还有孙阿姨,还有当时的照相馆老板。
那张照片是二十八年前拍的,那时候这条街还是旧模样。
路面没有铺石板,是水泥的。
两边没有这些门头,都是铁皮棚。
照片上的人穿的都是深蓝色的衣服。
我把照片挂在了店里最里面的墙上。
有人看见了会问,这是谁。
我说,这是二十八年前这条街的人。
有人说,你怎么有这张。
我说,照相馆老板给我的。
有人说,上面的人还在吗。
我说,还有五个。
后来修锁的老孙去看了很久,说,这是我。
我说,哪个是你。
他指着一个瘦的人,说,这个。
他说,我那时候二十岁,刚从老家来。
他说,我那时候在这条街上给人修自行车,一天能挣五块钱。
他说,我现在七十二岁,我一天也能挣五十块。
他说,我在这条街上待了五十二年。
那天他站在照片前面,站了很久。
后来他说,江老板,你把这张照片挂在这儿,是好事。
我说,好在哪儿。
他说,好在这条街有个记性。
4
装修花了三万八。
我没有请设计师,我自己画的图。
铺子的前半间放书架,后半间做一个小咖啡台,中间留一条走道。
书架是找人定做的,老榆木,一米八高,一共三排。
咖啡台是我从旧货市场淘的一台二手的半自动咖啡机,两千八。
店里刷的是米白色的墙,配的是旧木地板,地板没有换,只是重新打了一遍蜡。
装修的师傅姓王,五十来岁,喷漆的时候一直咳嗽。
我说,师傅,你歇一会儿。
他说,不用,我这活干完就走。
他干完了以后说,你这个店,不像做生意的地方。
我说,像什么。
他说,像一个屋子。
我说,屋子就是做生意的地方。
他笑了,说,你这个姑娘会说话。
装修那一个月,我每天来店里,坐在纸箱子上看着墙一点点刷白。
有一天我坐在纸箱上打瞌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铺子里只有一盏临时挂的灯泡。
我坐在那盏灯下,忽然觉得心里很空。
我想,我为什么要开书店。
开书店不挣钱,我知道。
一年三十八平米,四万二的租金,加上水电人工,一年至少要挣八万才打平。
一条老街,一天的客流两三百人。
我在心里算了一遍,算完我就笑了。
我这个人不管做什么,第一件事都是算账。
算完账我知道这个书店大概率要亏。
我还是开了。
因为我在那盏临时挂的灯泡下面坐着的时候,是我这六年最安稳的一个晚上。
装修的时候,我犯过一个错误。
我把书架定得很高,一米八,一直顶到天花板。
装完以后我发现,最上面那一排书我自己都够不着。
我在店里找了一把椅子,踩上去放书,放完从椅子上下来的时候摔了一跤。
王师傅听见响声跑进来,说,你摔哪儿了。
我说,我没事。
他说,你这个书架太高了。
我说,我原来想省钱,一米八的比一米六的便宜三百。
他说,那你这三百省下来,摔一跤值吗。
我说,不值。
那天我们把最上面那排书全部拿下来,放在下面。
那一排空了半年,一直到我搬店的时候,才又装满。
后来我做了一个梯子,一米二的,放在柜台旁边。
有客人要拿上面的书,我就搬梯子。
有一个老人说,你这个梯子好。
我说,我摔过一次。
他说,摔过才知道。
他说,我开过二十年货车,我现在才知道刹车要早上半秒。
我说,为什么要早上半秒。
他说,因为你早上半秒,别人就不用早上一秒。
那天他买了一本《道德经》,说,我看了三十年这本书,每年看一遍。
我说,你看出什么了。
他说,看出一个道理,慢一点。
我摔那一跤之后,在店里躺了两天。
那两天我不能站,只能坐着或者躺着。
张阿姨给我送了两次饭,顾昱来给我量了血压,小叶从医院带了药。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店里,心里有点暖,也有点不好意思。
我想,我一个外地人,在这条街上待了半年,有人给我送饭。
我原来在城东,隔壁工位的人叫什么我都不记得。
那天下午有个客人进来,看见我坐着,说,老板你病了。
我说,摔了一下。
他说,那你关门休息。
我说,我开了门,我就坐在这儿。
他说,你这样能卖书吗。
我说,能卖,我自己搬不动书,我让你自己拿。
他笑了,说,行。
那天他自己从书架拿了两本书,走到柜台前,我把钱一收。
他说,你这个店挺好,老板坐着自己拿。
我说,我这个店一直这样。
他走的时候说,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他真来了,带了一个人来。
他说,这个老板摔了,咱们来买两本。
那天他买了四本。
后来他成了常客,一个月来两三次。
有一次他说,江老板,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吗。
我说,记得,你说你老板病了。
他说,我那天其实是想来蹭空调的。
我说,那你后来买了四本。
他说,我买了四本,我觉得你这个店得活着。
5
书店开张那天是四月一号,愚人节。
我没有搞仪式,就是在门口放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今天开门,随便看看。
早上九点,我拉开卷闸门,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老头,穿着灰夹克,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
他进来转了半圈,说,你这儿卖书。
我说,卖。
他说,有没有《三国演义》。
我说,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二十三块。
他说,太贵了,旧书摊上五块。
我说,旧书摊上可能缺页。
他说,缺页我也看。
我说,那你去旧书摊。
他愣了一下,笑了,说,你这个人做生意不客气。
我说,我不客气,我客气了你不高兴。
他说,那倒是。
他走了以后又回来,买了那本《三国演义》。
掏钱的时候他说,我看了三十年《三国》,家里那本被虫蛀了。
我说,那你买新的。
他说,我买旧的也一样。
我说,旧的缺页。
他说,缺页我自己补。
我说,你会补。
他说,我会写字。
那天下午他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
他说,你这个店,我以后常来。
我说,你来。
后来他真的一周来两次,来了就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看书,从来不看新书,只看那本《三国》。
我问他要不要喝水,他说不用,他自己带着。
这就是我书店的第一个客人。
开张第一个月,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谁进来都不许问买不买。
这条规矩是我在大学那家旧书店学的。
那个老板姓陈,七十多岁,店里有一把藤椅,他自己坐。
有人进去,他抬头看一眼,然后继续看书。
有人问,这本书多少钱。他说,标在背面。
有人问,能不能便宜。他说,不能。
有人什么都不买就走了。他也什么都不说。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冷淡。
后来我明白,他不是冷淡,他是不想让进他店的人有压力。
一个人进书店,最怕的是有人在旁边等着你买。
我开书店,就要做那个不等着的人。
第一个月真的有很多人不买。
有一个女的,进来待了四十分钟,翻了三本书,走的时候跟我道歉,说,我今天没带钱。
我说,你明天来也行,不来也行。
她说,你不生气。
我说,我生什么气。
她说,我在别的店翻久了,老板会瞪我。
我说,我不瞪。
第二天她又来了,买了一本。
她说,我昨天翻的那本,我回去一直想着。
我说,那你就买对了。
后来她成了常客,一周来两次。
她说,我在你这个店,敢翻。
我说,为什么。
她说, потому что你不管我。
她说,你在柜台后面看书,我就觉得这个店是我的。
我听完这句话,心里很舒服。
一个人开书店,最大的本事不是卖书,是让人敢翻。
6
第一个月,一天平均进来七个人。
最多的一天来了十九个,最少的一天来了两个。
营业额一个月是三千一百块,租金是三千五。
我在账本上算了一下,亏了四百,加上水电,亏了六百多。
我把这个数字写在本子上,写完坐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
窗外是柳树街的石板路,几个老人坐在对面的台阶上晒太阳。
我想,我可能真的做不成这个生意。
我原来在城东那间办公室,一天能做出几十万的数据,现在一个月连三千五的租金都挣不回来。
那天我在柜台后面坐到天黑,忽然有一点慌。
我不是怕没钱,我是怕我做的这个决定是错的。
一个人在三十岁上做完一个决定,最怕的不是别人不理解,是自己开始怀疑。
那天晚上我关店以后没有回家,我在店里坐了两个小时。
我看了一遍我的书架,那一千二百多本书,是我自己一本一本选的。
我选的每一本我都看过,或者我想看。
我想,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书是真的,屋子是真的,这条街也是真的。
第二天我照常开门。
我在小黑板上写了一行字,今天的书,随便看,不买也行。
那天的客流是十一个。
其中有四个人在店里坐了两个小时以上,一句话没买。
我没有赶他们。
第一个月我还犯了一个错误,我进了一批很贵的书。
那批书是精装的艺术画册,一共十二本,进价一万二。
我进的时候想,这条街上可能有懂行的人。
一个月过去,一本都没卖出去。
有一天一个客人在那套画册前面站了一会儿,说,这书真好。
我说,你买一本。
他说,我买不起。
他说,我一个月工资四千。
那天我把这套画册从货架上搬下来,放在了后面的箱子里。
我在账本上写了一行,一万二,库存。
写完我心里很沉。
我想,我进这批书的时候,是按我自己的喜好进的,不是按这条街的。
我原来在城东,周围都是月薪两三万的人。
我现在在柳树街,周围是修锁的、裁缝、卖早点的、跑外卖的。
他们不会花一千块买一本画册。
那天晚上我把剩下的一千多本书重新整理了一遍,按价格分了区。
十块的,二十的,三十的,五十以上的。
五十以上的只占两个书架。
我把这套画册留了两本,摆在我自己的柜台后面。
剩下的十本,我后来送给了市里的一个中学图书馆。
送的时候我在箱子上写了一行字,愿你们那里有人看得起。
7
第一个常客是隔壁裁缝铺的张阿姨。
她六十二岁,在这条街上做了三十年衣服,铺子只有两平米,一台缝纫机。
她第一天进来,说,小满,你这儿有《故事会》吗。
我说,没有。
她说,那有什么。
我说,什么都有。
她说,我不看那些长的,我眼睛不好。
我说,那我给你找短的。
我从书架上找了一本《汪曾祺短篇》,说,你看看这个。
她说,这字太小。
我说,那你拿老花镜。
她说,我老花镜在家里。
我说,你先拿这本回去,看两天,看不下去还给我。
她拿着书走了。
第三天她把书还回来,说,看完了。
我说,好看吗。
她说,好看,他写吃的写得真好。
我说,你喜欢吃。
她说,我这辈子最喜欢两件事,做衣服,做饭。
我说,那下次我给你找一本写吃的。
她说,行。
从那以后她隔三差五来,每次来都站在书架前面,说,小满,给我找一本短的。
我们两个人成了这条街上的一对怪人。
一个开书店的,一个做衣服的,每天下午都坐在书店门口,一人一把椅子,各看各的书。
有一次她跟我说,小满,你开这个店,一天能卖多少。
我说,平均一天两本。
她说,那你挣什么。
我说,我挣一个可以坐着看书的地方。
她说,那你在家不能看。
我说,在家看跟在这儿不一样。
她说,怎么不一样。
我说,在这儿看书,我能看见你。
张阿姨这个人,后来成了我店里最重要的人之一。
她做衣服做了三十年,她的铺子只有两平米,一台缝纫机,一把剪刀,一个熨斗。
她每天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六点关门,中午回家做饭。
她的客人都是这条街上的老人,改裤脚,换拉链,补口袋,一件五块十块。
她第一次来我店里,是因为下雨。
那天下大雨,她的铺子门口积了水,她跑到我这儿躲雨。
她说,姑娘,我在这儿站一会儿。
我说,你坐。
她坐在窗边那把椅子上,看见桌上有一本书,就拿起来翻。
她说,这个字我认得。
我说,你认字。
她说,我小学毕业。
她说,我年轻时候爱看小说,后来做衣服,眼睛不行了,就不看了。
我说,你现在看。
她说,我现在看什么,我家里没有书。
我说,那我给你找一本。
那天我给她找了一本《城南旧事》。
她坐在那儿看了一下午,雨停了都没走。
走的时候她说,姑娘,这本书我买。
我说,你先拿回去看,看完了再说。
她说,那不行,我不能白拿。
我说,那你就先欠着,下次来给。
她说,好。
第三天她来给了钱,还带了一件改好的衣服,说,这是给你改的,你的裤脚太长了。
8
第二个月,店里来了一个年轻姑娘,姓叶,二十四岁,在附近的医院做护士。
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脸色很差,眼睛是红的。
她在书架前面站了很久,说,有没有那种看了不会难过的书。
我说,我不敢保证哪本书不难过。
她说,那有没有轻松一点的。
我说,有,我给你找一本。
我给她找了一本《人间草木》。
她说,这是什么。
我说,写花花草草的。
她说,我不喜欢花。
我说,那你看两页试试。
她把书翻开了,站在那儿看了十分钟。
看完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一直看到天黑。
走的时候她说,我明天还能来吗。
我说,能。
她说,这本书我买。
第二天她又来了,第三天也来了。
第五天她跟我说,她分手了,谈了四年。
我说,所以你难过。
她说,我不难过,我是不知道以后干什么。
我说,你以后干什么都可以。
她说,我以前的以后都是跟他一起的。
我说,那你现在重新想一个。
她说,我想不出来。
我说,那就先不想,你先看书。
她说,看书有什么用。
我说,没用,但是你现在也没有别的事可干。
那天她笑了,第一次笑。
她后来成了店里的常客,一周来三四次。
半年以后她带了一个男的一起来,说,这是我男朋友。
我说,什么时候的事。
她说,两个月。
我说,怎么认识的。
她说,我在你们店里认识他的,那天他坐在我旁边看《人间草木》。
我愣了一下,回头看那个人。
那个人正在书架前面站着,个子很高,穿一件灰毛衣。
他回过头,朝我点了点头。
小叶和那个男的后来真的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在街口的一家小饭店,摆了六桌。
我去了,坐在靠门的一桌。
小叶敬酒的时候过来,说,江姐,我得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她说,我在你店里认识他的。
我说,那是你们自己有缘分。
她说,不是,是因为你那个店让人坐得住。
她说,我在别的地方坐不住,我在你那儿能坐一个下午。
那天新郎过来敬酒,说,江老板,我给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他说,我第一次去你店里,是因为我在等一个客户,我在你店里坐了两个小时,你一句话没问我。
他说,我那时候就想,这个店好。
我说,好在哪儿。
他说,好在你不赶人。
后来他们两口子每周来一次,一般是周六下午。
小叶看书,她老公玩手机,两个人坐两个小时,什么都不买。
有一次我跟她开玩笑,说,你们这是把我这儿当公园。
她说,当公园也行。
她说,江姐,你知道现在城里有多少地方能让人白坐两个小时。
我说,不多。
她说,几乎没有。
那天我坐在柜台后面,忽然觉得这句话比任何夸奖都重。
一个城市里能白坐两个小时的地方,比能花钱的地方少。
我这个小店,成了其中一个。
9
那个穿灰毛衣的男人后来成了我店里的第三个常客。
他姓顾,叫顾昱,三十三岁,在街尾开了一间修表铺。
他的铺子比我小,一平米多,一张台子,两盏灯,一天到晚戴着放大镜修表。
他第一次来是替女儿买书。
他说,我女儿七岁,有没有她看的。
我说,有,绘本在这边。
他说,我不知道买什么。
我说,那我给你挑三本,你带回去让她自己选。
他说,那三本我都买了。
我说,你不怕她不看。
他说,不看就放在书架上。
那天他买了三本,一共八十七块。
他掏钱的时候说,你这店能撑多久。
我说,不知道,撑到撑不住。
他说,那你撑住,我以后常来。
我说,你为什么不看电子书。
他说,我看放大镜看了一天,眼睛受不了。
他说,我看书是拿在手里,不动眼睛。
我说,修表费眼睛。
他说,费,一天下来眼睛发酸,头也发沉。
我说,那你还修。
他说,我不修能干什么,我十六岁学这个,学了十七年。
我说,你十六岁就学修表。
他说,我父亲是修表的。
我说,那你女儿以后学不学。
他说,不学,我让她念书。
顾昱的女儿七岁那年上一年级,他带来我店里买文具。
他说,你这儿有没有铅笔。
我说,我这儿是书店。
他说,书店不能卖铅笔。
我说,能,我给你拿。
我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盒铅笔,是我自己用的。
他说,我买一盒。
我说,你拿两支就行。
他说,我买一盒,我女儿老丢。
那天他买了六支,一共六块。
他说,江老板,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我说,你说。
他说,我那个修表铺,可能开不下去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现在没人修表了,都换电池,换表带,我一个月接不到十块机械表。
他说,我上个月挣了两千八。
我说,那你怎么办。
他说,我想改成修手机。
我说,你会吗。
他说,不会,我得学。
他说,我三十三岁,学一样新东西,我怕学不会。
我说,你十六岁学修表,学了多久。
他说,三年。
我说,那你现在学修手机,学一年就够。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修表比修手机难。
他笑了,说,你这个人真会安慰人。
半年以后他真的改了,铺子招牌换成了修表修手机。
他的生意好起来了,一个月能挣七千。
他来我店里说,江老板,我改过来了。
我说,我知道,我看你招牌换了。
他说,我招牌换了三个月,你都没问过我。
我说,我怕你不好意思。
他说,你这个人,心里什么都清楚,嘴上什么都不说。
10
第三个月,我的账上只剩三万七。
公司卖的五百二十万,我留了一部分做生活费,剩下的一百多万放在银行做理财,本来不想动。
书店开到第三个月,我开始动那笔钱。
我算了一下,如果每个月亏八千,一百万能亏十年。
我坐在柜台后面算这个数,算完我觉得自己很可笑。
一个做了六年生意的人,开了家书店,居然在算自己能亏几年。
那天下午王师傅来了,就是给我装修的那个。
他进来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我儿子让我买的。
我说,你儿子多大。
他说,十四。
我说,他自己不会买。
他说,他住校,我在家。
我说,你怎么不给他送去。
他说,我下个月去看他。
我说,你一个月看一次。
他说,两个月一次。
他掏钱的时候说,江老板,你这个店开得好。
我说,好在哪儿,一直在亏钱。
他说,我看着你天天坐在那儿,进门的时候你会抬头看一眼。
他说,这条街上的人,现在都会往你这个门里看一眼。
我说,那有什么用。
他说,有用,一个街上有这么一个门,人心里就不一样。
那天他走了以后,我在柜台后面想了很久。
我想,他说的这句话,是我开这个店三个月以来听过最有用的评价。
一个门,让人往里看一眼。
这算不算生意我不知道。
但是这确实是我想要的。
第三个月我动那笔理财的钱,是我自己决定的。
银行的人给我打电话,说,江女士,你有一笔定期到期了,要不要续。
我说,不续了,取出来。
他说,取出来你放哪儿。
我说,我放在活期。
他说,活期利息很低。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说,我要开书店,可能要亏几年。
他沉默了一下,说,那你要不要考虑做一个稳健的配置。
我说,不用。
那天挂了电话,我坐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
我想,我这六年做公司,最擅长的一件事是把钱变成更多的钱。
我现在要做的事,是把钱变成一间能坐下来的屋子。
这两件事在别人眼里是一件事不如一件。
但是在我这儿,后一件更值。
我把那笔钱分成三份。
一份是三年的房租和生活费。
一份是进货的钱。
剩下一份,我留着,不动。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线,三年,三年以后如果书店还亏,我就关掉。
三年,是我给自己留的期限。
一个人做事不能不算时间。
你算得清时间,你才不会把一辈子赌在一件事上。
11
夏天的时候,街上来了一个要卖旧书的老头。
他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堆着一百多本书,说,姑娘,你要不要。
我翻了一下,有八十年代的《读者文摘》合订本,有旧的字帖,有几本翻译小说,还有一本很旧的《新华字典》。
我说,这些多少钱。
他说,你看着给。
我说,我给你三百。
他说,太多了。
我说,不多,你这几本旧书我正好缺。
他说,那我再给你几本。
他从车上又翻出五本,说,这些是我孙子不要的。
我看了,是几本教辅和两本漫画。
我把三百给他,他把车推走了。
走了一段他又回来,说,姑娘,我还有一句话。
我说,你说。
他说,我这车书是我儿子留下的,他去年走了。
他说,我不识字,我也不知道这些书好不好。
他说,你要是觉得不好,你就扔了,别糟蹋钱。
那天我站在店门口,手里捧着一摞书,看着他推着空车走远。
我把那几本旧书擦干净,上了架。
那本八十年代的《新华字典》,我放在了柜台旁边,标价十块。
它一直没卖出去。
后来我自己留着了。
那车旧书里有一本《新华字典》,1979年版,封面是深绿色的,书角磨破了。
我翻了一下,前面有一个人用钢笔写的名字,字很小,写着,王建国,一九七九年九月。
后面有几页被人用铅笔做了记号,一个字一个字地圈。
我把这本字典放在柜台旁边,标了十块钱。
第一个月没人买。
第三个月,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见了,拿起来翻了很久。
她说,这本字典怎么卖。
我说,十块。
她说,我买。
她说,这个字是我爸的。
我说,哪个字。
她说,王建国,我爸叫王建国。
她说,一九七九年他刚参加工作,他给自己买了一本字典。
她说,他去年走了。
我说,那这本字典怎么到了旧书车上。
她说,我把他屋里的东西都清了,书卖了。
她说,我不知道他还有这一本。
那天她拿着那本字典在店里坐了很久。
她翻到中间那几页做了符号的地方,说,这些是他查过的字。
她说,他一生查过很多字,他文化不高,在厂里做技术员,很多东西看不懂,就查字典。
她说,他后来自己写了一份技术手册,写了十九年。
那天我没有收她的钱。
她坚持要给。
我说,那你就给十块,当是你替你爸把这本书赎回去。
她哭了。
那本《新华字典》我还留着一本一样的,1980年版,是我父亲小时候用的。
他退休以后把这本字典给了我,说,你留着,这里面的字我都查过。
我翻开看,果然有很多页被人用铅笔压过。
我问他,你查这些字干什么。
他说,我那时候在工厂做钳工,图纸上的字我不认得,我就一个一个查。
他说,我查了三年,认了两千多个字。
我说,你后来认全了吗。
他说,没认全,我认到退休都没认全。
我说,你为什么不买本新的。
他说,新的太贵。
我把这本字典放在了柜台上,标了不卖。
有人问,这本为什么不卖。
我说,这本是我父亲的。
12
八月是最难的一个月,一天平均进来四个人。
那条街上的老房子在改造,路面挖开了,围了铁皮,所有的店都进不来人。
隔壁裁缝铺关门了半个月,修锁的也关门了。
我每天早上开门,坐在那儿,一天卖不出一本书。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柜台后面发呆,忽然听见有人敲铁皮。
我出去看,是修表的顾昱,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他说,我老婆煮的绿豆汤,给你送一桶。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还没关门。
他说,我从窗户往里看,你天天坐在那儿。
我说,这个月我一天卖一本书。
他说,那你还能撑。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先喝汤。
那天我坐在店里喝绿豆汤,他在门口站着,看着挖开的路。
他说,这条街要修三个月。
我说,三个月我要亏两万多。
他说,那你还开吗。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给你算一笔账。
他说,你一天的电费是五块,水费忽略,租金一天一百一十七。
他说,你一天只要卖三本书就能打平租金。
我说,我一天卖一本。
他说,那你就想办法一天卖三本。
我说,怎么卖。
他说,你把书摆到门口去。
第二天我把三张桌子搬到门口,把书摊开,写了一个牌子,写着,一本书十块,随便翻。
那天我卖了十九本。
路面改造那三个月,是我最难的一段。
前半个月我还撑得住,每天坐在店里,卖一两本。
第三周开始,我有点撑不住。
有一天我坐在柜台后面,忽然站起来把卷闸门拉下来了。
我坐下来,看着黑乎乎的屋子,觉得心里很闷。
那天我没有开门,中午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也没开。
第三天早上我坐在家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在城东做公司的时候,我也拉过一次卷闸门。
那是第一年,我们公司只有三个人,接了一个客户,做了三个月,最后被退了款。
那天我坐在办公室,拉上了窗帘。
第二天我照样去了。
我想,一个人遇到难,第一天可以关,第二天可以关,第三天必须开。
第三天我开了门。
那天来的人不多,只有四个。
有一个是那个外卖员,他进来就说,江老板,你这两天是不是心情不好。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你门口的牌子翻过来了。
我说,什么牌子。
他说,你平常写的都是随便看看,前天你写的是今天休息。
我说,你还记这个。
他说,我天天从这儿过。
那天我坐在店里,忽然觉得这条街上的人都在看着我。
一个人做一件事,不是只有自己在做。
你关门,别人看见;你开门,别人也看见。
13
摆摊卖书的第一天,我在门口站了八个小时。
那三张桌子是从隔壁裁缝铺借的,桌上铺了一块蓝布,书一本一本码好。
我把最便宜的书放在最前面,十块的,十五块的。
老街的人流量不大,但是路过的人都会停下来看一眼。
第一个买书的是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员。
他停下车,说,十块钱一本。
我说,是。
他说,有没有那种看起来不累的。
我说,有,这本《俗世奇人》,十块。
他翻了两页,说,我买了。
他说,我一天跑五十单,晚上回家脑子嗡嗡的,看不了厚的。
我说,那你就看这本,一篇一篇的,看一篇就睡。
他说,好。
第二天他又来了,说,看完了,还有吗。
我说,有,这本《汪曾祺短篇》。
他说,我记住了,你这个店叫一半。
他说,为什么叫一半。
我说,因为我只有一半的钱,一半的时间,一半的把握。
他说,那你另一半呢。
我说,另一半靠运气。
他笑了,说,你这个名字起得好。
后来他每两周来一次,一次买两本,从来没还过价。
他在我这儿买过的书,我记在一个小本子上。
记了一年多,一共四十一本。
有一次他跟我说,江老板,我把这些书借给我们站里的兄弟看了。
我说,他们都看。
他说,有五个人在看,晚上大家一起坐着翻书。
我说,那也挺好。
他说,挺好,就是书翻烂了。
外卖员叫周彬,二十七岁,老家在邻县。
他在这个城市跑了三年外卖,每天五十单。
他第一次在我店里买书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想看书。
他说,我这个人没文化,我想补一点。
我说,你为什么要补。
他说,我今年二十七,我干到三十五就跑不动了。
他说,我想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能去做点别的。
我说,你想做什么。
他说,不知道,但是我不想再跑了。
他说,我一天跑五十单,跑的都是别人的路。
他说,我看书,是想知道别人怎么过日子。
那天我给他找了一本《平凡的世界》。
他说,这书厚。
我说,你慢慢看,看三个月也行。
他说,我看得快,我一天看三十页。
两个月以后他来还书,说,看完了。
他说,江老板,我有个问题。
我说,你问。
他说,孙少平为什么不回村里。
我说,因为他想看看外面。
他说,外面苦。
我说,苦也要看。
他说,那我看得对吗。
我说,你看得对。
那天他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跟他说了很多。
他说他小时候在村里念书,念到初三就不念了,他父亲说念书没用。
他说他现在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看完书就睡。
他说他觉得自己这三年变了一点。
我说,变成什么。
他说,变成一个人。
周彬的站里有十一个人,其中五个跟他一起在我店里看过书。
有一回他带着一个兄弟来,那人三十多岁,脸晒得很黑。
他站在书架前面看了很久,说,有没有教人算账的书。
我说,有,你要学算账。
他说,我想开个店。
他说,我跑了四年外卖,我攒了九万块,我想开个小饭馆。
我说,你看过别人的饭馆怎么开的吗。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先看两本书,一本讲成本的,一本讲菜谱。
他说,菜谱我不用看,我会炒菜。
我说,会炒菜不等于会开饭馆。
他愣了一下,说,那我买哪两本。
那天我给他找了两本,一本《餐饮成本控制》,一本《小餐馆经营》。
他说,这书难吗。
我说,不难,你先看前五十页。
两个月以后他来还书,说,看完了。
他说,江老板,我看完了才知道,我原来算的账都是错的。
他说,我以为一碗面成本三块,我算了才知道是四块八。
他说,我九万块,撑不了半年。
我说,那你还开吗。
他说,我先不开,我先去别人的店里干一年。
我说,这个决定好。
他后来真的去了一家面馆打工,干了十个月。
去年他开了自己的店,二十平米,一天卖七十碗面。
他开业那天来我店里,说,江老板,我给你送两碗面。
我说,你怎么送。
他说,我端过来。
那天他端了两碗面,一碗牛肉的,一碗素的。
我坐在店门口吃,吃得很香。
14
九月,书店来了一个高中生,姓林,十七岁。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站在书架前面问,有没有里尔克。
我说,有一本,但是不全。
他说,没关系。
他说,你这个店怎么会有里尔克。
我说,我大学时候买的。
他说,你大学读什么。
我说,中文。
他说,那你为什么去开公司。
我说,因为我那个时候觉得挣钱比读书重要。
他说,那你现在觉得呢。
我说,我现在觉得,这两样东西都要一点。
他每周三下午来,来了就坐在最里面那个角落,读诗。
他读得很小声,但是我听得见。
有一次他问我,江姐,你读诗吗。
我说,我读,读得不多。
他说,那你喜欢谁的。
我说,我喜欢余秀华。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她写的东西不装。
他说,我们老师说她的诗有争议。
我说,有争议的诗才是诗。
那天他坐在角落里读了两个小时,走的时候说,江姐,我下周要考试了。
我说,那你下周别来。
他说,我还是来,我考完就来。
那一年他来了三十四次。
第二年他考上了外地的大学,走之前来了一次。
他说,江姐,我以后可能来不了了。
我说,那你就在大学里找一家书店。
他说,我找不到一样的。
我说,找不到就自己弄一个。
他说,我一个学生怎么弄。
我说,你毕业了就能弄。
他笑了,说,那我记住了。
那个高中生林默,一共来了三十四次,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记在本子上了。
他第一次来问里尔克。
第二次来问,有没有北岛。
第三次来问,有没有海子。
我那时候才发现,这个孩子不是随便读诗,他是在一个一个地找。
我问他,你为什么读诗。
他说,因为我写不出来。
我说,你也写。
他说,我写,写得很差。
我说,那你看别人的。
他说,我看别人的,我就知道我差在哪儿。
有一次他带来一个本子,说,江姐,你帮我看看。
我翻了几页,写的是他学校的事,写一个同学转学走了。
写得有点笨,但是很真。
我说,你这段写得不好。
他说,哪里。
我说,你写他走了的时候,你写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跟这件事没关系。
他说,那你说怎么写。
我说,你就写他走的那天他站在校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没有回头。
他说,这就完了。
我说,这就完了。
后来他写了一篇给我看,写得很好。
他说,江姐,我是不是可以当作家。
我说,你想当。
他说,我想。
我说,那你得写十年。
他说,十年太长。
我说,先写三年。
他笑了,说,行,先写三年。
15
十月底,房东孙阿姨来了一次。
她坐在我店里,看了一圈,说,小满,你这个店有样子了。
我说,阿姨,我一直在亏钱。
她说,亏多少。
我说,第一年亏了七万多。
她说,那你还开。
我说,我开到撑不住为止。
她坐在椅子上,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小满,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她说,这条街上有一间铺子,是我丈夫留下的,一直空着。
她说,那个铺子在街口,比你这一间大一点。
我说,你要租给我。
她说,我不要租给你,我要送给你。
我愣住了。
我说,阿姨,这不行。
她说,你听我说完。
她说,我丈夫三十年前在这条街上开照相馆,开了三十年。
她说,我这三十年租出去过七次,每次都是开店,开不到一年就关门。
她说,你是第一个开到现在的。
我说,我才开了一年,我一直在亏。
她说,亏也是开着。
她说,我丈夫临走前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条街上要有一个能坐下来的地方。
她说,他说的不是照相馆。
那天我坐在那儿,眼睛发热。
我说,阿姨,铺子我不能要。
她说,那我租给你,租金比现在便宜。
我说,多少钱。
她说,一万八一年。
我说,市场价是六万。
她说,我说一万八就一万八。
我说,那我签三年。
她说,你签五年。
那天我签了五年。
签完她说,小满,我这个人不图钱,我图这条街上有一盏灯。
孙阿姨那个铺子,我去看过三次才敢签。
那间铺子在街口,五十平米,门脸比原来的宽,有两扇窗。
铺子里空了很久,里面灰尘很厚,墙上还留着照相馆的背景布,一块蓝的,一块灰的。
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
我想,我这一年亏了七万,我凭什么再换一个更大的铺子。
第二次去是跟张阿姨一起。
她进去转了一圈,说,这个铺子好,敞亮,你这个书架摆进来,正好。
我说,我怕我撑不住。
她说,撑不住就退回来。
她说,你现在这个铺子还在,你签的是三年。
我说,我退了要赔钱。
她说,赔多少。
我说,两个月房租。
她说,那你就赌一把。
她说,我三十年前开这个铺子的时候,手里只有八十块。
她说,我丈夫说别开,我说开,开了就开了。
第三次去我自己一个人。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灰蒙蒙的地板上。
我在铺子里站了半个小时,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楼下有一家书店,那家书店开了二十年。
我放学天天去,坐在人家的小板凳上看书,一分钱不花。
后来那家店关了,改成了一家手机店。
我那时候十五岁,站在门口看着人家拆招牌,心里很难受。
我想,我这辈子可能就是想补上那间店。
那天我在空铺子里站着,跟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说,江小满,你再赌三年。
16
搬到街口那间铺子,是第二年的三月。
新铺子五十平米,比我原来的大,租金一万八。
我把原来的书架搬过去,又添了两排。
开业那天来了很多人,隔壁的、街对面的、以前来过的客人。
张阿姨来了,说,小满,我给你做了两块窗帘。
我说,阿姨,你怎么还做窗帘。
她说,我看你那边窗户太空。
修表的顾昱来了,送了一盏台灯,说,晚上看书用的。
那个外卖员来了,带了三本书,说,这是我看完的,还给你。
那个护士小叶来了,带着她男朋友,说,我们想在你这里办个读书会。
我说,什么读书会。
她说,就是我们几个人,一个月聚一次,读一本书。
我说,那我提供场地。
她说,我们付场地费。
我说,不用。
她说,那不行,我们得付。
我说,那你们一人一杯咖啡。
她说,成交。
那天晚上我在新店里坐到半夜。
我把灯关了,只留柜台上那一盏。
我坐在黑乎乎的店里,看着窗外的街。
街上有一盏路灯,照着一小块石板路。
我想,我这一年多,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原来在城东那间办公室,一年能做八百万的生意。
我现在一年做二十万的生意,还亏。
但是我在这条街上,有人会给我送窗帘,有人会送我台灯,有人会在我最难的时候给我送一桶绿豆汤。
这些东西加起来,比八百万更实在。
搬店那次,来了十七个人帮忙。
周彬叫了他站里的五个兄弟,一人一辆电动车。
顾昱关了铺子一天,来帮我装书架。
张阿姨做了一面窗帘,从早做到晚。
小叶带了她医院的三个同事,负责擦书。
那个卖旧书的老头也来了,推着他的三轮车,帮我搬书。
我们从早上八点搬到下午四点。
搬完的时候,十七个人坐在新店的地板上,一人一瓶水。
有人说,江老板,你这个店大。
有人说,江老板,你以后是不是要开分店。
我说,我不开分店。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这一个人,管一家店就够了。
那天晚上他们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新店里。
书架还是空的,书堆在地上,一箱一箱。
我坐在纸箱上,拆了一本《诗经》,翻开看。
外面天黑了,店里没有开灯。
我看不清字,但是我闻到了纸的味道。
我想,这些书从旧店搬到新店,走了八百米。
八百米,我搬了三年。
这三年我亏了八万,挣了三千。
我认识了一百多个人,办过四十一场读书会。
我今年三十三岁,我这家店,还开着。
那天我在黑店里坐了很久,忽然听见有人敲玻璃。
我抬头看,是孙阿姨。
她说,小满,你还没走。
我说,我坐一会儿。
她说,灯呢。
我说,我不想开。
她说,你这个人,坐黑屋子里干什么。
她从门外进来,把灯打开了。
店一下子亮了。
她说,一个店要有灯。
17
读书会第一次办,来了七个人。
小叶带了三个同事,她男朋友,还有两个在街上认识的。
我给他们准备了一壶茶,七把椅子。
他们读的第一本书是《活着》。
小叶说,江姐,你读过吗。
我说,读过,二十三岁读的。
她说,你哭了吗。
我说,我哭了。
她说,我昨天看到一半就哭了,早上眼睛肿了。
我说,那你还读完了。
她说,我读完了,我一边哭一边读。
那天七个人聊了两个小时,聊到福贵最后那头牛。
有一个护士说,我看完想知道,人为什么要受那么多苦。
另一个说,不是为什么要受苦,是苦来了怎么办。
我说,福贵怎么办的。
她们说,他活着。
我说,那就够了。
读书会办到第六次的时候,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五十多岁,穿一件旧夹克。
他坐在最后一排,一句话没说,听完了走。
第七次他又来了,还是坐在最后一排。
第八次我给他倒茶的时候说,你也说两句。
他说,我说不好。
我说,随便说。
他说,我这个人不太看书,我老婆看。
我说,那你为什么来。
他说,我老婆去年走了,她有一本书,一直在看,没看完。
他说,我看到你门口贴着读书会,我就进来看看别人怎么看书。
那天整个屋子里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小叶说,大哥,你把那本书带来,我们一起看。
他说,行。
第二周他带来了一本《我们仨》。
他说,她看到第三十四页。
那天我们七个人从第三十四页开始读,读了一个小时。
读到最后他哭了,我们都没有劝他。
读书会办到第二年,我开始记每一场读的书。
第一场《活着》,七个人。
第五场《我们仨》,八个人,其中那个老头带来了他老婆没看完的那一本。
第十二场《小王子》,十一个人,有四个是孩子。
第二十场《边城》,六个人,其中一个人是从隔壁街专门过来的。
第三十一场《城南旧事》,九个人,张阿姨做主讲的。
她讲的那一场,我记得很清楚。
她说,这本书我看了三遍,第一遍是在你这个店里。
她说,我看的时候想起我小时候,我家里穷,我妈给我做一件衣服,做了三天。
她说,那件衣服我一直穿到穿不下。
她说,我看这本书,我就想我妈。
那天在场的人都安静,有人擦眼睛。
讲完她说,我这辈子没在人前说过话,我今天说了。
我说,你说得好。
她说,我说得不好,我就是想说。
我说,想说就说。
后来读书会变成了这条街的一个习惯。
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七点,一群人坐在这儿。
有的人买了书,有的人没买。
有的人从头坐到尾,有的人坐半小时就走。
我从来不点名,也从来不记考勤。
我想,一个地方要是开始点名,人就不来了。
读书会那个老头,姓黄,六十岁,退休前是公交公司的司机。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一句话没说。
后来他带来的那本《我们仨》,我们读了第三十四页。
那天之后他每周来一次。
有一回他带了一袋橘子,说,给大家吃。
他说,我老婆在的时候,她最爱买橘子。
他说,她说橘子好剥,不用刀。
他说,她走那天,家里还剩半袋橘子。
那天没有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小叶说,黄叔,下次我们读一本她看过的书。
他说,她看过的书我都留着,一共四十一本。
他说,我一页都没敢翻。
我说,你可以一页一页翻。
他说,我怕我翻了她就真的走了。
我说,你不翻她也在走。
他说,那我翻。
两个月以后他带来了六本,都是他老婆看过的。
有一本《我们仨》,有一本《围城》,有一本《撒哈拉的故事》。
他说,我翻完了,我翻了三个月。
他说,她看书有个毛病,喜欢在书的空白处写字。
他说,她在《围城》的一页上写了一句,说这男的真讨厌。
我们几个人笑了。
他也笑了,第一次笑。
18
第二年的账,我是在冬天算的。
全年营业收入十九万八千,成本二十一万,亏了一万二。
比第一年的七万,好多了。
我把这个数字写在一个本子上,写完在下面写了一行字,明年打平。
第三年我真的打平了。
第三年的营业收入是二十六万,成本二十五万七,挣了三千块。
三千块,我在城东的时候,一天就能挣出来。
但是那天我看着账本上的这三千,坐在柜台后面笑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做一件事,第一年亏七万,第三年挣三千。
这算什么生意。
这什么都不算。
但是这三年里,我店里的书从一千二百册变成三千一百册。
我店里办过四十一场读书会,最少的来了两个人,最多的来了十九个。
我店里的常客有三十四个,其中有九个每天来。
街上的人我现在全认得,早点摊的老王,修锁的老孙,卖菜的赵姐。
我这个人从一个做数据的人,变成了一个认识整条街的人。
这些事都不写在账上。
但是它们是我这三年真正的收入。
第三年秋天,我把店里最里面那面墙做了一件事。
我在墙上钉了两块木板,写上一行字,一半书店,来的人可以写一句话。
我在旁边放了一盒便签和一支笔。
第一周没有人写。
第二周有个小姑娘写了一句,这里的书不会说话,但是它们都在。
第三周有人写,我今天很难过,看完一本书就不难过了。
一个月以后那面墙贴满了。
有一张便签写着,谢谢老板不赶我走。
我看完那张便签,站在墙前面很久。
第三年打平那一笔账,我算了三遍。
营业收入二十六万零三百,成本二十五万七千,挣了三千三百块。
这三千三百块,我拿着账本坐在柜台后面,算了一遍,又算了一遍。
我怕自己算错。
第三遍算完,我确认了。
那天我在店里坐了很久,忽然想哭。
我这三年,最怕的不是亏钱,是别人问我,你这个店挣钱吗。
我不敢答,因为我知道亏。
现在我敢答了。
我给以前的合伙人发了一条消息,说,我书店打平了。
他回了一个字,好。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一条,说,要不要我给你介绍点生意。
我说,不用。
他说,你怎么活。
我说,我一个月卖六百本书。
他说,六百本挣多少钱。
我说,三千。
他说,三千块。
我说,三千块。
他说,江小满,你以前一天挣三万。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以前那三万块,我记不住了。
我说,我现在这三千块,我记得住。
我说,我记得每一笔,一本书,一个人。
他没回。
过了很久他回了一句,说,你这个人,我服。
19
第三年冬天,我妈来了。
她一个人坐火车来的,没有提前打电话。
她到店门口的时候我正在给一个客人结账。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这就是你的书店。
我说,是。
她进来转了一圈,摸着书架说,这些书你都看过。
我说,大部分。
她说,你记得住吗。
我说,记不住。
她说,那你买这么多干什么。
我说,给别人看。
她坐在窗边那把椅子上,看了半个小时。
有一个熟客进来,说,江老板,今天来新的了。
我说,来了,在那边。
那个人拿了书,说,这位是。
我说,我妈。
他说,阿姨好,你女儿这个店好。
我妈笑了一下,说,是吗。
那天晚上我带她去吃街口的牛肉面。
吃到一半她说,小满,我原来觉得你傻。
我说,现在呢。
她说,现在我觉得你比我聪明。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一辈子做会计,算了一辈子的账。
她说,我算的都是别人的钱,我没算过自己想过什么日子。
她说,你这三年亏钱,但是我看你坐在那个店里,人是活的。
我说,妈,我这三年也怕。
她说,怕什么。
我说,怕我自己错了。
她说,错了就错了,你三十三岁,错了还能改。
那天她在我店里住了三天。
第三天早上她起得很早,帮我擦了书架。
擦完她说,这些书真难擦。
我说,你放着,我擦。
她说,我擦一擦,我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
我妈在我店里住的那三天,做了一件事。
她把我的账本翻了一遍。
她在小城做了一辈子会计,看账本很快。
她看完说,小满,你这个账记得不规范。
我说,我不规范。
她说,你没有分科目。
我说,我只有一个科目。
她说,你要分,房租,水电,人工,进货,你要分开。
我说,我记在一起。
她说,那你这一年到底哪儿亏了,你说不清。
那天她给我讲了一个下午怎么记账。
她说,你要有一个总表,每个月一行,房租多少,水电多少,工资多少,进货多少,收入多少。
她说,你要看哪一项每个月都在涨。
我说,涨了怎么办。
她说,涨了就去查,是不是有人浪费,是不是有东西贵了。
我照她说的做了一个表。
那个表我用了两年,用到现在。
第二年我就是从那个表里发现,我的电费比隔壁裁缝铺高了一倍。
我去查,是那台旧冰箱一直在漏。
我换了一台新的,电费一个月省了一百多。
我妈后来打电话问我,那个表还在用吗。
我说,在用。
她说,好用吗。
我说,好用,你救了我这个店。
她说,我一个会计,能救你什么。
我说,你救了我的账。
她在电话里笑了。
20
今年我三十三岁,书店开了三年。
店名叫一半,是我当时随口起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叫一半。
我说,因为我只有一半的把握。
后来我想,还有另一半的意思。
一半是书,一半是人。
一半是钱,一半是日子。
一半是我原来那个做数据的自己,一半是我现在这个坐在柜台后面的人。
这三年我见过很多人。
见过失恋的姑娘和一个陌生的男人一起看一本书,后来他们结婚。
见过一个修表的男人在冬天给我送一桶绿豆汤。
见过一个不识字的老头把儿子的书推到我店里,说别糟蹋钱。
见过一个高中生每周三来读诗,读了三十四次。
见过一个老太太把丈夫留下的铺子一万八租给我,说这条街上要有一盏灯。
我原来以为开书店是给自己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后来我明白,一个人清静不难,难的是让一条街清静。
我现在每天九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
中午我在门口摆三张桌子,卖十块钱一本的旧书。
下午我坐在柜台后面,看人进来,看人出去。
有时候一天卖不出一本书,我就看着窗外。
窗外是柳树街的石板路,那棵树去年被修剪过一次,今年长得更好了。
我不后悔把公司卖了。
我后悔的是,我在那间二十三层的办公室里坐了六年,才想到要下来走一走。
今年三月,书店满三年那天,我在店里做了一件事。
我把这三年所有的账本搬出来,一共六本,摆在柜台上。
我把第一本翻开,第一页写着,四月一日,营业额三百八十。
我把最后一本翻开,最后一页写着,三月三十一日,营业额一千零六十。
我坐在柜台后面,把六本账本从头翻到尾。
翻到中间我发现一件事。
第一年的账本上,我记了很多数字,很少记名字。
第二年的账本上,我开始在数字旁边写名字。
第三年的账本上,我写的最多的不是数字,是名字。
比如某一天写着,小叶买了《小王子》,送给她外甥女。
比如某一天写着,周彬买了《平凡的世界》,说看了三遍。
比如某一天写着,孙阿姨来送了一袋橘子。
比如某一天写着,一个小男孩在店里看了一下午的恐龙书,没买,走的时候说谢谢。
我想,这三年的账,前面记的是钱,后面记的是人。
一个人做生意,做到最后,账上只剩下人。
那天下午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书店的名字不改,我也不开分店。
我只想把这一间店开到能开不动为止。
今年我三十三岁,我可能还能开二十年。
二十年以后我五十三岁,如果那时候我还坐在这个柜台后面,我就把店交给一个年轻人。
交的时候我只提一个要求。
门口那三张桌子要留着。
那三张桌子是我最难的那个月,搬到门口去卖十块钱一本旧书的。
它们让我活了下来。
所以它们得留着。
那天傍晚我把店门关上,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看街。
街上有两个老人在下棋,早点摊收摊了,一个小孩骑着车过去。
我想,我这个人三十三岁,没有公司,没有员工,没有三百个群。
我有一间书店,一条街,一百多个认识我的人。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够我过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