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江晓禾,在城南的报社做社会新闻记者,做了六年。
六年里我写过三百多篇稿子,最短的一篇三十七个字,写一个老人在公交站牌下坐了一夜。
最长的一篇八千字,写一个村里为一条水渠打了三年官司。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别人说完的话我喜欢再问一遍。
我的主编说,这个毛病让你做记者,也让你做不成好记者,因为你太容易觉得人家没说实话。
我说,我就是觉得人家没说实话。
他说,那你得拿出证据。
我说,我拿不出证据,我就难受。
他说,难受就对了,这个行当就是靠难受做下去的。
那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我在报社改稿,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来的,声音很干,说,你是江记者吗。
我说,我是。
他说,我弟弟死了,你写不写。
我说,怎么死的。
他说,从楼上掉下来的,警察说是自杀。
我说,你不信。
他说,我不信。
我说,你为什么不信。
他说,因为我弟弟那天早上给我发了一条信息,说晚上请我吃饭,他从来不请人吃饭。
我说,他为什么从来不请人吃饭。
他说,因为他抠。
我把电话挂了以后,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
我想,一个人跳楼之前给哥哥发信息说晚上请吃饭,这件事很不合。
我说不清哪里不合,但是我知道,我要去一趟。
我做记者第一年的时候,带我的老师姓傅,五十多岁,头发灰白,说话很慢。
他教我的第一件事不是怎么写稿,是怎么在人家门口站三个小时不动。
他说,一个人愿意开门,你就成功了一半。
他说,一个人不愿意开门,你就站到他自己觉得别扭,他就会开。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说,因为我们比警察少一样东西,我们没有权力,我们只有耐心。
他说,权力能让人怕,耐心能让人信。
我那时候二十四岁,觉得这话很虚。
六年以后我才明白,他说的对。
这个案子我能做成,靠的不是聪明。
靠的是我在十一层楼梯间里,坐在一个旧小板凳上陪着孙阿姨坐了一个小时。
她愿意跟我说那句话,是因为我先陪她坐了一个小时。
傅老师退休那天,我请他吃了一顿饭。
他喝了二两白酒,说,江晓禾,你这个人心软,心软的人做记者容易受伤。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没办法,你就受着,受着的人写得出好东西。
他说,你记住一条,写稿子的时候别替人家下结论,把事实摆出来,让看的人自己难受。
我说,为什么要让人难受。
他说,因为只有难受的人才会去管闲事。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在楼道口回头跟我说了一句,别为了发稿把人家害了。
这句话我后来想了很多年。
2
第二天我去了城南的立德公寓。
十四楼,死者叫周砚,三十四岁,在一家做建材的公司当会计。
楼下拉着警戒线,保安室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赵,脸很黑。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了解一下情况。
他说,警方已经结案了。
我说,我就是来看看。
他说,看什么。
我说,看看这栋楼。
他说,这栋楼没什么好看的,二十七层,盖了九年,电梯老坏。
我说,那天晚上是几点出的事。
他说,十点四十左右。
我说,你听见什么了吗。
他说,听见一声响,像一袋水泥掉下来。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我出去看,人在花坛边上躺着。
我说,你上去过吗。
他说,没有,我先报了警。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十四楼的。
他说,警察上去查的。
我说,你这个人记性真好。
他说,干我们这行,记性不好要出事。
我坐在保安室里,看了一会儿监控屏幕,屏幕上是九个画面的九宫格。
我说,那天的监控还在吗。
他说,在,存一个月。
我说,我能看吗。
他说,警察看过了。
我说,我再看看。
他犹豫了一下,说,你看吧,别写是我给的。
我说,我不写。
那天下午我在保安室里看了两个小时的监控。
监控是黑白的,画质很差,人走过去只能看出个影子。
第十四个格子里楼道门口,十点二十六分的时候有一个人进去,穿深色衣服,帽子压得很低。
十点三十八分,这个人出来。
十点四十一分,楼下花坛那边有响动,画面里一大群人往门口跑。
我把这三段时间记在本子上。
记完我抬头看老赵,说,那天晚上下雨了吗。
他说,下了一点,地是湿的。
我说,那监控里这个人进出,为什么身上看不出湿。
他愣了一下,说,看不出来。
我说,你自己想想,那个点下雨,一个在外面走的人进屋,肩膀上会有什么。
他说,会有水。
我说,那这个人的肩膀上为什么是干的。
他说,可能他打着伞。
我说,打着伞,伞上的水呢,楼道口那块地是干的。
他没说话,站起来去看了一眼监控,回来坐下,说,江记者,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怪。
我说,你先别觉得怪,你把那天晚上进出的记录给我看看。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本子,是值班记录。
我翻到那一页,上面写着,二十三点十分,十四楼业主报修水管。
我说,这个报修是什么时候来的电话。
他说,我不记得了,本子上就这么写的。
我说,人在十点四十掉的,二十三点十分报修水管,这个时间差得有点远。
他说,业主可能是后来才发现。
我说,你先记着这一条。
立德公寓的物业办公室里挂着一张表,写着各楼层的业主和租户。
我在那张表前面站了一会儿,找到十四楼那一栏。
一四零二,业主是宏远置业,租户是周砚。
一四零一,业主姓李,租户是个年轻人。
一四零三,业主是周砚的公司,永和建材。
我把这一行看了三遍。
我觉得奇怪。
一家公司在这个楼里租一间房子,做什么用。
我问物业的小姑娘,一四零三是干什么的。
她说,不知道,那间屋子很少开门。
我说,里面有人吗。
她说,有,隔十天半个月来个一两次,来的人穿西装。
我把这句记下来。
那天下午我上到十四楼,在一四零三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关着,门缝里没有光。
我从钥匙孔的位置往里看,看不清楚,但是能看见一点红。
那是地毯的颜色。
一般的出租屋不会铺地毯。
我在门口站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一个人要从十四楼把另一个人弄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有监控,不能有邻居,最好是他自己能说话的地方。
一四零三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它跟周砚的家,只隔着一道墙。
我在楼道里量了一下,从一四零二的门到一四零三的门,走了十一大步。
十一大步,五米多一点。
这五米,是周砚最后走过的一段路。
3
我上楼去了十四楼。
门是锁着的,封条贴在门边,但是封条已经撕了一半。
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妻,女方开门的时候抱着一个孩子。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问两句那天晚上的事。
她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那天在家里看电视。
我说,你们听见什么了吗。
她说,听见吵架。
我说,几点。
她说,十点多,吵得挺凶,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我说,吵的什么。
她说,听不清,就是吵架。
我说,吵了多久。
她说,也就几分钟。
我说,然后呢。
她说,然后就没声音了。
我说,你们开门看了吗。
她说,没有,我们带孩子,不敢开门。
我说,那后来你们知道人掉下去了。
她说,是听见楼下一片乱,才开窗看。
我说,你们看见是谁在吵吗。
她说,没看见,就是听见声音。
我说,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她说,从楼道那边。
我说,楼道还是他家门口。
她想了想,说,应该是楼道。
我把这几句话记下来,说,谢谢。
她从门缝里看我,说,记者,那个人是不是被人害的。
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她说,我那天晚上还跟我老公开玩笑,说这两口子吵得真凶。
我说,后来警察问你们了吗。
她说,问了,我们照实说的。
我说,你老公也这么说。
她说,他说的跟我一样。
那天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
我想,六个证人都说自己听见了吵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整齐。
一件事真的发生过,三个人说出来会不一样。
一件事被人教过,六个人说出来会一模一样。
周砚这个人的事,我后来从他的朋友圈里看到了很多。
他不太发东西,一年发七八条。
有一条是公司团建,他坐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碗汤,笑着看别人。
有一条是他自己做的饭,一碗西红柿鸡蛋面,配了一句话,一个人吃也行。
还有一条是一张窗外的照片,拍的是雨,写着一句,下雨了,早点回家。
我把这几条翻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要有多安静,才能一年只发七八条这样的东西。
他哥哥说他抠,从来不请人吃饭。
我看他的记录,一个月的生活费是一千一百块,房租两千三,剩下的都存着。
他存了三年,存了九万。
九万块,在一个四百七十万的窟窿面前,什么都不是。
但是他还是存。
我想,一个人能一笔一笔存九万,说明他一辈子都想按规矩活。
他死的时候,规矩坏了。
不是他坏的,是别人坏的,他被人拉着一起坏,坏到最后他忍不住了,他要去把事情弄回规矩。
这样的人死得很容易,因为他不会闹。
他不会闹,他就没有声音。
一个没有声音的人死了,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4
从十四楼下来,我在楼下花坛边上站了很久。
警戒线已经收了,花坛里的小叶黄杨被压平了一片,颜色还是新的。
旁边放着一个花圈的竹架子,是家属摆的。
我绕着花坛走了一圈,看见花坛边上有一块水泥地被洗过,颜色比周围深。
我蹲下看,看不出来是什么。
一个扫地的大姐推着车过来,说,姑娘,你站那儿干什么。
我说,我看看。
她说,那儿洗过,昨天洗的。
我说,谁洗的。
她说,不知道,我看见有人提水来洗。
我说,什么时候。
她说,昨天上午,来了三个人,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衣服。
我说,黑衣服。
她说,是那种很正式的黑衣服,像来办事的。
我说,你记得他们说什么吗。
她说,他们什么都没说,就是一桶一桶提水。
我站起来,忽然想到一个词,洗现场。
但是我不敢确定。
我这个人不喜欢下判断,我喜欢记事实。
我在本子上写,十一月十七日,花坛边水泥地被清洗,三个人,黑衣,未着制服。
写完我抬头看了一眼这栋楼。
十四楼那个窗户关着,窗帘是拉上的。
窗帘是米色的,中间有一道褶,像是被人匆忙拉上的。
我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栋楼在跟人说话。
它说的不是谁死了,它说的是有人在掩饰什么。
那天在花坛边扫地的大姐,我后来又碰到过一次。
她推着车从楼下过,看见我,说,姑娘,你又来了。
我说,大姐,我有一件事想问。
她说,你问。
我说,那天来洗地的那三个人,你还记得他们怎么洗的吗。
她说,记得,一桶一桶提水,用刷子刷。
我说,他们刷了多大一片。
她说,大概两米长。
我说,刷完了还做了什么。
她说,还在上面撒了一层白色的粉。
我说,什么粉。
她说,不知道,像石灰。
我说,你看见他们把这个粉扫走了吗。
她说,没有,粉是后来下雨冲走的。
我站在那块水泥地上,蹲下来看。
地已经干了,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我心里有一件事很清楚。
一个人洗地,还会撒粉。
撒粉不是为了干净,撒粉是为了让某些东西显出来。
警察在现场常用的一种东西,洒上去,血迹会变色。
我在本子上写,十一月十八日,三名男子在花坛边清洗地面并撒粉。
写完我在后面又写了一句,这件事我没有证据,只有一位清洁工的回忆。
我把这句写下来,是因为傅老师教过我。
他说,你没有证据的事,你要自己标出来。
他说,一个记者最不能被原谅的错,是把猜的东西写成看见的东西。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所以后来我写稿子的时候,凡是猜的地方,我都写了,我猜。
有人骂我写得不硬。
我说,我硬不起,我硬了就是撒谎。
5
我见到周砚的哥哥周然,是在他弟弟的出租屋里。
那间屋子在城西,一室一厅,家具都是二手的,桌上有半袋米和一瓶酱油。
周然四十二岁,开一辆面包车送货,手上有很厚的茧。
他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说,江记者,我弟弟不是那种会跳楼的人。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他说,因为他怕高。
我愣了一下。
我说,怕高。
他说,他小时候从梯子上摔过一次,从那以后站到三楼往下看都腿软。
他说,去年我们公司组织去爬长城,他上到一半就不上了,蹲在台阶上抽烟。
我说,这个情况你告诉警察了吗。
他说,说了。
我说,警察怎么说的。
他说,警察说人到了那个份上,怕高也能跳。
我说,那你怎么想。
他说,我想不通。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是弟弟的手机截图,打出来的一张。
上面是一条微信,发给他的,时间是十一月十七日晚上八点十三分。
写着,哥,明天我把那笔钱转给你,晚上我请你吃饭。
我说,那笔钱是多少。
他说,三万,他欠我的,本来不急着要。
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要还。
他说,我不知道,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还挺高兴,我想他大概是年终奖发了。
他说,晚上十点多我给他打电话,没人接,十一点再打,关机。
他说,第二天一早警察来找我。
我把那张截图看了很久。
我想,八点十三分还在说请人吃饭,十点四十人就掉下来了。
这两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
我说,他那天晚上见过谁。
周然说,警察说是他前女友。
我说,前女友叫什么。
他说,姓白,叫白露。
我说,你见过她吗。
他说,见过一次,两个人在一起不到一年就分了。
我说,为什么分。
他说,我弟弟说那女的要的东西他给不了。
我说,什么东西。
他说,不知道,他没细说。
我把这些记在本子上,写完抬头看他。
他坐在小板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看着我,像在等我说一句话。
我说,周大哥,我不能保证什么,我只能说我去查。
他说,你要多少钱。
我说,我不要钱。
他说,那你要什么。
我说,我要你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一件事都别漏。
他说,好。
那个报修水管的记录让我不太放心。
我第二次去保安室的时候,把那个本子又翻了一遍。
十一月十七号那一页,前面有几行字被划掉了。
划得很用力,纸都划破了一点。
我把本子对着灯光看,能看出下面有一行字,写着,二十三点零五分,一位先生来访,登记姓名。
我把这一行看出来了,姓名的部分划得太厉害,看不清。
我说,老赵,这一行为什么划掉。
他说,那天交班的时候,接班的人说不用写。
我说,为什么不用写。
他说,他说那个人是物业的。
我说,你没让他登记。
他说,他登记了,写在上面,后来又划掉了。
我说,谁划的。
他说,接班的人。
我说,接班的人叫什么。
他说,姓刘,老刘。
我说,老刘现在还在这儿吗。
他说,走了,去年年底不干了。
我说,为什么走。
他说,说是家里有事。
我把这一页拍了下来。
回去以后我把那张照片放大,一点一点看那行被划掉的字。
能看出来的只有两个字,一个姓,一个三点水。
陆。
我坐在电脑前面看了很久,忽然觉得手发凉。
一个人十点二十六分进楼,十点三十八分出楼,二十三点零五分又回来,登记了,又让人把登记划掉了。
他为什么回来。
我想了很久,想到一个最简单的答案。
他回来是因为他不放心那块地。
他十点三十八分走的时候,地上有东西,他没有处理干净。
他晚上回来,是去看有没有被人发现。
那天晚上,这个人在这栋楼里出现了两次。
而我们的六份口供里,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
6
我回报社查了立德公寓的资料。
这栋楼是九年前盖的,开发商是一家叫宏远置业的公司。
我打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说,宏远早就注销了,现在是新公司在用他们的资质。
我又查了周砚的公司,叫永和建材,法人姓陈,叫陈永和。
公司的注册资本是三百万,实际做的是市政工程的材料供应。
我打过去,前台说陈总出差了。
我说,我不是来找陈总的,我是想问问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叫周砚的会计。
她说,有,他前段时间出事了。
我说,他出事的时候,公司的账是谁在管。
她说,这个我不知道。
我说,那你知道他跟谁关系好吗。
她沉默了一下,说,他跟副总关系好。
我说,副总叫什么。
她说,姓陆,陆成。
我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当天晚上我查了陆成的资料。
四十五岁,本地人,在永和做了八年,从业务员做到副总。
他的照片在公司的官网上,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
我在那张照片上看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的脸可以很干净,但是他的事不一定干净。
第二天我去了永和建材的办公楼,在楼下等了三个小时。
下午五点多,陆成下来了,一个人,手里拿着车钥匙。
我走过去,说,陆总,我是报社的记者,想跟您聊两句。
他停了一下,说,聊什么。
我说,聊周砚。
他说,这个事警方已经有结论了,你们报社不要再炒了。
我说,我不是炒,我是想问问,他出事前一天在公司有没有什么异常。
他说,他跟平常一样。
我说,他平常什么样。
他说,不爱说话,低着头算账。
我说,他算的账有没有问题。
他说,他算的账没问题。
我说,那你跟他关系好吗。
他说,一般。
我说,我听说你跟他关系挺好。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听谁说的。
我说,公司里的人。
他说,公司里的人嘴碎。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否认。
他没说话,上车走了。
我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车开出去,忽然觉得这个人回答得太顺了。
一个人要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会先问你想干什么。
他先问的是聊什么,说明他知道我要聊的是什么。
7
白露我找了三天。
她在一家美容院做前台,二十四岁,个子很高,说话很快。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给一个客人登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那个记者。
我说,你认识我。
她说,周砚的哥哥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可能会来。
我说,那我就不绕了,我想问问那天晚上的事。
她说,那天晚上我去找他要回我的东西。
我说,什么东西。
她说,一个箱子,我放在他那儿的。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进去的。
她说,九点多。
我说,谁先上去的。
她说,他先上去,我在楼下等了一会儿。
我说,你为什么在楼下等。
她说,因为我不想上去,我上去过一次,那屋子太脏。
我说,那你后来上去了。
她说,上去了,他下来接我。
我说,你们在楼道里吵了。
她说,吵了。
我说,吵什么。
她说,我要我的东西,他说东西已经扔了。
我说,你信吗。
她说,我不信,我让他开门给我找。
他说,我把他推了一下。
我说,推在哪里。
她说,肩膀上。
我说,然后呢。
她说,然后我就下楼了。
我说,你几点下来的。
她说,十点二十左右。
我说,你下来的时候他还在楼上。
她说,在。
我说,你走的时候楼道里还有别人吗。
她想了想,说,没有。
我说,你再想想。
她说,我记不清了,我当时很生气。
我说,你生气的时候看人不准。
她说,你什么意思。
我说,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让你再想想。
她低下头,半天,说,我下楼的时候在楼梯间碰见一个老太太,她在楼道里坐着。
我心里一动。
我说,老太太在干什么。
她说,像是在叠什么东西。
我说,在哪一层。
她说,十二层还是十一层,我记不清了,我走的是楼梯,没坐电梯。
我把这句话记下来,写完抬头看她。
我说,白露,你为什么走楼梯。
她说,因为我不想在电梯里碰见他。
我说,你是从十四楼走楼梯下来的。
她说,是。
我说,你走了多久。
她说,十分钟吧。
我把这三件事连起来想了一遍。
一个人在十四楼掉下来,时间是十点四十。
白露十点二十下楼,走楼梯,用了十分钟,她出楼门的时候是十点半左右。
那么十点半到十点四十之间,楼上发生了什么。
还有一个人在那里。
白露后来找过我一次。
她给我打电话,说,江记者,我想跟你说点事。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她穿了一件米色的毛衣,看起来比上次瘦。
她说,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
她说,那天晚上我从十四楼走楼梯下来,我到十一层的时候,那个老太太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说,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她没说话,她就是看了我一眼。
她说,我当时还觉得挺瘆人的。
我说,你为什么觉得瘆人。
她说,因为那个楼道很暗,一盏灯暗一下亮一下,一个老太太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手电。
我说,她现在是我的证人。
她说,我知道了,报纸我看了。
她说,江记者,我那天要是没跟他吵架,他是不是就不会死。
我说,不是。
她说,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我说,你不要想这件事。
我说,你不是原因,你只是那天晚上路过。
她说,可是我推了他一下。
我说,你推他肩膀一下,不会让他从十四楼掉下去。
她低下头,用勺子搅杯子里的咖啡,搅了很久。
她说,我以前觉得他这个人没本事,赚不到钱,什么都不敢。
她说,我现在才知道,他是那种什么都不说,但是心里有一条线的人。
她说,这种人最容易被逼死。
我说,你说得对。
她说,我以后再找男朋友,我要找一个会吵架的。
我说,为什么。
她说,会吵架的人不会憋着。
那天我们分开的时候,她跟我握了手,说,江记者,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她说,谢谢你没有把我写成坏人。
我说,我没写你,是因为你不是。
8
我第二天又去了立德公寓,这次我坐电梯上到十一层,然后走楼梯。
楼梯间很窄,灯是声控的,走两步就黑一下。
我在十一层停住,看见楼梯拐角放着一个旧的藤椅,椅子上有一件叠得很整齐的棉袄。
旁边放着一个小板凳,凳子上有一个搪瓷缸子。
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听见楼上有脚步声。
一个人下来了,是个老太太,个子很矮,穿着深蓝色的棉袄,手里拿着一个手电。
她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她说,记者上楼来干什么。
我说,我在找一个证人。
她说,什么证人。
我说,十一月十七号晚上,这栋楼里有人从十四楼掉下去了。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说,那天晚上您在这儿吗。
她说,我每天晚上都在这儿。
我说,您在这儿干什么。
她说,我在这儿守夜。
我说,守什么夜。
她说,这栋楼的电梯老坏,我在这儿坐着,听见有人叫我就去按铃叫人。
我愣了一下,说,您在这儿守了多久。
她说,三年。
我说,谁让您守的。
她说,物业让的,一个月给我两百块。
我说,那天晚上您听见什么了。
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搪瓷缸子,说,我听见两个人上楼。
我的心跳了一下。
我说,两个人。
她说,两个男的,一个脚步重,一个脚步轻。
我说,您怎么分辨得出。
她说,我在这儿坐了三年,这栋楼谁走路什么声我都知道。
我说,那天晚上这两个人上的是几楼。
她说,十四楼。
我说,几点。
她说,十点半前后。
我说,他们说了话吗。
她说,说了。
我说,说了什么。
她说,一个说,账上那笔钱你自己清楚。另一个说,我不清楚,我没动。
她说,然后两个人就上去了。
我说,后来呢。
她说,后来我就听见楼上有动静,像是有人在拖东西。
我说,什么时候。
她说,十点三十五左右。
我说,再后来呢。
她说,再后来就是楼底下乱起来了。
我站在那个狭窄的楼梯间里,声控灯暗了一下又亮起来。
我说,阿姨,您贵姓。
她说,我姓孙。
我说,孙阿姨,您知道警察找过证人吗。
她说,没有。
我说,一个人都没找过您。
她说,没有。
我说,您为什么不去说。
她说,我说了谁信,我一个收破烂的老婆子。
她说,我在这儿守夜三年,这栋楼里没人跟我说过一句多余的话。
那天我从楼梯间走出来,站在十一层的窗户边上,看了很久的天。
我想,六个证人都说自己听见一男一女吵架。
只有第七个人说,听见的是两个男人上楼,说的是账。
这世上不是没有真相,是真相坐在一个没人问的椅子上。
孙阿姨这个人,我后来知道了很多事。
她六十三岁,老家在城北二十里外的一个村,丈夫早年走了,儿子在外地打工。
她来城里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儿子治好了,钱花光了,她就留下了。
她第一年在这栋楼里做保洁,一个月六百。
第二年物业换了人,她被辞了,就在楼梯间坐着守夜,一个月两百。
她说,我不干活,我就是坐着,听见有人叫我就去帮忙。
我说,你怎么知道谁需要帮忙。
她说,这栋楼里的老人我都认得,他们晚上下来倒垃圾,我给他们打手电。
我说,你在这儿坐着,冬天冷吗。
她说,冷,我在藤椅上垫一件棉袄。
她说,我这件棉袄是别人不要的,我拿回家洗了,挺暖和。
我坐在她旁边那个小板凳上,看着她手上的手电。
那支手电很旧,塑料壳被人摩得很光。
我说,阿姨,这支手电用了多久。
她说,四年,是我捡的。
她说,原来那支坏了,我在这楼下捡了一支,换了两节电池还能用。
我问她,那天晚上你听见那两个男人上楼,你怕不怕。
她说,不怕。
我说,为什么不怕。
她说,我怕什么,我一个老婆子。
她说,我怕的是这栋楼里没人管我,我不怕人。
那天我在她旁边坐了一个小时。
她给我讲这栋楼里的事,谁家孩子半夜哭,谁家老人一个人住,哪一层的电梯按钮坏了三个月没人修。
她说,这栋楼盖得好,就是没人气。
她说,我在这儿坐了三年,认识的活人不超过五个。
我听着,忽然明白一件事。
一栋楼里有二十七层,几百户人家,一个人从十四楼掉下来,只有一个人在楼梯间听见了他最后的脚步。
这件事比这个案子本身更让我难受。
一个人住在人堆里,死的时候只有一个收破烂的老太太听见他。
9
我把孙阿姨的话记了整整两页。
回到报社,主编老周把我叫进办公室,说,江晓禾,这个案子你别碰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警方已经结了,报社没有立场去质疑。
我说,我不是质疑,我是有一个证人。
他说,你这个证人是个收破烂的老太太,她的话不能上报纸。
我说,她说得很清楚,两个男人上楼,说的是账。
他说,她说的是她听见的,不是她看见的。
我说,证词本来就是听见的和看见的。
他说,你先别急,你要写这个,你得有三样东西。
我说,哪三样。
他说,第一,这个证人可信。第二,她的证词能跟别的证据对上。第三,你得有一条路能解释六个人为什么都说错了。
我说,我正在找。
他说,你找到之前,我不发。
我说,那我先去找。
他说,你要多久。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社里给你半个月,半个月以后你交不出来,你就去跑别的线。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站在走廊上抽了半支烟。
我想,半个月。
半个月里我要把一个已经结了的案子翻过来。
这半个月我要靠什么。
我靠一个老太太的一句话,和一双被摆得太整齐的拖鞋。
我忽然想起那件事。
那天我在十四楼门口站了一会儿,门是锁的,我不能进去。
但是我从门缝下面看见了一双拖鞋。
拖鞋摆得很整齐,两只鞋并排,鞋头朝外。
一个人在跳楼之前,会不会把拖鞋摆整齐。
我想,一个人要跳楼,他是乱的,他连自己的鞋都不会摆。
摆得整齐的鞋,是别人摆的。
摆鞋的人,是想让这间屋子看起来像一个人自己走掉的。
那天下午我坐在报社楼下的台阶上,把这句话写在本子上,写了三遍。
写完我知道,这个案子不是自杀。
老周把我叫进办公室那次,还跟我说了一句别的话。
他说,江晓禾,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让你碰吗。
我说,因为报社没有立场。
他说,不是。
他说,因为这个案子的六个证人都说了同一个话,说明有人做了事。做这个事的人能在这栋楼里一个一个地找证人,说明他手里有东西。
他说,你一个人去碰,你会出事。
我说,那我就慢慢碰。
他说,你这个人真是不听劝。
我说,我听了,我慢慢碰。
他看了我半天,最后说,半个月,你自己注意。
我从他办公室出来,心里其实很暖。
我想,这个主编不是不让我做,他是怕我被人打了。
后来我写稿子的那几天,他每天晚上十点给我发一条微信,就两个字,睡没。
我回,在写。
他回,写完发我看。
那个稿子我改了七遍,每一遍他都看。
改到第五遍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一句删了。
我看那一条,是我写的一句,这个公司从上到下都是烂的。
他说,你不能这么写。
我说,为什么,事实就是这样。
他说,事实是这样,但是你这么写,看的人会以为你在替谁出气。
他说,你写具体的,写这一笔账,写这一个人,别写整个公司。
我把那句删了。
后来我明白了,这叫分寸。
一个记者最容易犯的错,是把自己当成判官。
判官要下判断,记者只要摆事实。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10
我先去找了那六个人。
第一个是保安老赵,他的证词是听见一声响,看见人躺在花坛边。
第二个是隔壁的年轻妻子,她说听见吵架。
第三个是她丈夫,说的跟她一样。
第四个是十四楼对面那户的老太太,她说那天晚上她睡下了,什么都没听见。
第五个是楼下小卖部的老板,他说十点多听见楼上有东西掉下来,声音很闷。
第六个是周砚的同事,姓方,说周砚那天下午在办公室很不对劲,一直在算一笔账,算到天黑。
我把六份口供全都看了一遍,是周然从派出所那边抄来的。
看到第六份的时候我停住了。
方姓同事说的是,那天下午周砚一直在算一笔账。
账。
孙阿姨听见的是,账上那笔钱你自己清楚。
我把两张纸并排放着看,看了很久。
我想,如果周砚那天下午在算一笔账,算到天黑,那这笔账就是他的死因。
一个人不会为了一笔算不清的账跳楼。
一个人会为了一笔算得太清的账被人推下去。
第二天我去永和建材找方姓同事。
他三十多岁,戴眼镜,说话的时候不停摸后颈。
我说,你那天说周砚一直在算一笔账。
他说,是。
我说,什么账。
他说,我不知道,他算的是他自己的本子。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算得不对。
他说,因为他算完以后把笔摔了。
我说,他摔笔的时候说了什么。
他说,他说了一句,这不是人做的账。
我说,你听见这句了。
他说,听见了,我坐他旁边。
我说,你告诉警察了吗。
他说,告诉了。
我说,警察怎么记的。
他说,我不知道,我就说了一遍。
我说,陆成那天在公司吗。
他愣了一下,说,在。
我说,陆成跟周砚说过话吗。
他说,说过,下午四点多,陆成叫他去办公室。
我说,去了多久。
他说,四十多分钟。
我说,出来的时候周砚什么表情。
他说,脸很白,一句话没说就回位子上了。
那天我从永和出来,走在路上,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周砚不是那天晚上才开始怕的。
他那天下午就怕了。
11
我回家把那六份口供重新摊在桌上。
这一次我不看内容,我看时间。
第一份,保安,十点四十听见响。
第二份,隔壁妻子,十点多听见吵架。
第三份,丈夫,十点多听见吵架。
第四份,对面老太太,什么都没听见。
第五份,小卖部老板,十点多听见东西掉下来。
第六份,同事,说的是白天的事。
我把这五份关于当晚的口供对着看。
看着看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隔壁夫妻说听见吵架,可是白露十点二十就下楼了。
如果吵架发生在十点二十之前,孙阿姨应该听见一男一女的声音。
孙阿姨说,她只听见两个男人上楼。
那么吵架是什么时候。
我又看了一遍保安的记录。
保安说,十点二十六分有人进楼,十点三十八分出来。
这个人穿深色衣服,帽子压得很低,肩膀是干的。
如果这个人是陆成,那他十点二十六分进楼,十点三十八分出来。
周砚十点四十掉下来。
这个时间对得太准了。
我在纸上画了一条时间线,从九点到十一点,把每个人说的话都标上去。
画完我看着那张纸,忽然觉得后背发凉。
这条时间线上,只有两个人的话是对的上的。
一个是孙阿姨,一个是保安。
其他四个人的话,都挤在十点多这个模糊的时间段里。
一个人说的话模糊,是因为他真的记不清。
四个人说的话都模糊,而且模糊的方向一致,那是因为有人给过他们一个模糊的说法。
我想起那天那个扫地大姐说的话,昨天来了三个人,穿一模一样的黑衣服,提水洗地。
我在纸上写下三个字,统一口径。
写完我把笔放下,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城南的一片旧楼,屋顶上落着雪。
我想,这个案子里最可怕的不是有人从楼上掉下来。
是这个案子里,有六个人同时说了一句他们自己都不确定的话。
时间线这个东西,我以前写稿子从来不用。
傅老师教过我,他说,一件事情的真相,常常不在人说的话里,在时间上。
他说,你把每个人说话的时间写下来,你会发现有空的地方。
他说,空的地方就是有人没说实话。
我按他说的做了一遍。
九点零五分,白露到楼下。
九点二十,周砚上楼。
九点四十,白露上楼。
九点五十到十点二十,两人在屋里说话,中间有争吵。
十点二十,白露下楼,走楼梯,经过十一层,看见孙阿姨。
十点二十六,一名男子进楼,穿深色衣,帽檐低,肩膀干。
十点三十,孙阿姨听见两名男子上楼,提到账。
十点三十五,孙阿姨听见楼上有拖动声。
十点三十八,那名男子出楼。
十点四十,楼下听到一声闷响。
十点四十二,保安老赵出门查看。
十点四十四,报警。
二十三点零五分,一名男子再次来访,登记,后被划掉。
我把这条线画完,在中间画了一个圈。
这个圈圈住的是十点二十六到十点三十八,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一个人上来,说几句话,另一个人掉下去,他再走。
十二分钟能干很多事,也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我在纸上写下四个字,十二分钟。
写完我在后面加了三个问号。
我问自己,这十二分钟里,白露已经走了,邻居还没出来,监控只拍到门口。
这十二分钟里,这栋楼最安静。
一个人选在最安静的十二分钟动手,这说明他熟悉这栋楼。
我把这一条写进稿子里的时候,心里一点都不激动。
我反而很冷。
我想,一个凶手熟悉一栋楼的十二分钟,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摸清的。
他在这栋楼里待过很久。
12
我第二次去找隔壁那对夫妻,是一个下雨的下午。
女方开门的时候,孩子在哭。
我说,我就问三句。
她说,你问。
我说,那天晚上你们听见吵架,是几点。
她说,十点多。
我说,十点多少。
她想了想,说,十点十几分吧。
我说,你们听见的是男的女的都在说话,还是只有一个人在说话。
她愣住了。
她说,好像是两个人都说。
我说,你再想想,是不是一个人的声音大,另一个人的声音小。
她说,是,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
我说,声音大的是男的女的。
她说,男的。
我说,那个声音小的,你听清说的是什么吗。
她说,听不清。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是女的。
她张了张嘴,说,我……我以为是女的。
我说,你为什么以为是女的。
她说,因为警察来问的时候,说了一句,是不是听见他跟女朋友吵架。
我说,你就顺着说了。
她低下头,说,我当时也没多想。
我说,你丈夫也是这么说的。
她说,我们两个一起被问的。
我站在门口,忽然觉得心里很冷。
我想,一个警察在问话的时候说一句,是不是听见他跟女朋友吵架。
这句话不是恶意的,他可能只是着急,想确认一下。
但是这句话改了一个人的记忆。
一个人被提示了以后,她会把自己听见的东西改成别人说的样子。
这不是撒谎,这是人的脑子在替自己找一条省力的路。
我说,谢谢你,你这句话很重要。
她说,我这样说,会不会有麻烦。
我说,不会。
她说,那我丈夫那边。
我说,你也别跟他说,让他自己记。
她点了点头。
我下楼的时候雨下大了,我站在楼道口抽了一支烟。
我想,六份口供里,最少有两份是这么来的。
那么剩下的四份呢。
剩下的四份,是谁让他们这么说的。
隔壁那个妻子改口以后,我又去找了她丈夫一次。
他一个人在家,孩子在睡觉,他开门的时候有点警惕。
我说,我就问一句,你那天晚上听见吵架,是你自己听见的,还是别人告诉你的。
他说,我自己听见的。
我说,你听见的是几点。
他说,十点多。
我说,你听见两个人在吵,还是一男一女在吵。
他说,我听见两个人在说。
我说,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
他说,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
我说,那个声音小的是男的女的。
他想了很久,说,我说不准。
我说,那你在派出所为什么说是一男一女。
他说,因为警察问我是不是听见他跟女朋友吵架,我就说是。
我说,你还记得那个警察当时的样子吗。
他说,不记得了。
我说,那我问你一句,你媳妇跟你说的,跟你一样吗。
他说,一样,我们两个一起被问的。
我说,那你们两个人的记忆是一起长出来的。
他愣了一下,说,什么叫一起长出来的。
我说,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只有一份记忆,因为你们同时听了一个人的说法。
他站在门口,忽然说,江记者,那我说的算不算撒谎。
我说,不算。
我说,人记东西本来就容易跟着别人走,这不是撒谎,这是人的毛病。
他说,那我以后怎么记。
我说,以后你听见什么,先自己写下来,再听别人说。
他说,我记住了。
那天我从他家出来,走在楼道里,忽然想到一件事。
这个案子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们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被一个更会说的人带着走了一步。
一个人带着六个人走了一步,这六个人就成了一个假的事实。
这就是我最想写的东西。
一个假的事实,不是一个人编出来的,是一群人顺着一个人说出来的。
13
我去找第五个证人,楼下小卖部的老板。
他的店开在楼道口,卖烟酒和方便面,屋里摆着一张折叠桌。
我说,老板,我想问问十一月十七号晚上。
他说,你是记者吧,前几天有个人也来找我问过。
我说,谁。
他说,一个穿深灰西装的中年人,说是物业的。
我说,他问了什么。
他说,他问我那天晚上听见什么了。
我说,你怎么答的。
我说,我当时说什么都没听见。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我不想惹事,我这小店的营业执照还在办。
我说,那你跟他这么说,他说什么。
他说,他说,你要说听见楼上有人吵架,这样对大家都好。
我愣了一下。
我说,他真这么说的。
他说,他原话是,你要是记不清,就记成有人在吵架。
我说,那你后来怎么说的。
他说,我后来跟警察说,好像听见有人吵架。
我坐在那张折叠桌边,半天没有说话。
我想,这就对了。
这不是六个人同时记错。
这是有一个人,一个一个地找过去,把话摆好。
一个穿深灰西装的中年人。
陆成那天的照片上穿的也是深灰西装。
我说,老板,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他说,个子不高,头发梳得很整齐,说话很客气。
我说,他给了你什么。
他沉默了一下,说,一条烟。
我说,什么烟。
他说,中华。
我说,你收了。
他说,我收了。
他说,江记者,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这点小生意,我要是惹上事,我这店就完了。
我说,我懂。
他说,你要写,别写我的名字。
我说,我不会写你的名字,但是我要问你一句。
他说,你问。
我说,那天晚上你到底听见了什么。
他低着头想了很久,说,我听见一声响,很闷,像一袋米从车上扔下来。
他说,然后我就出去了,看见花坛那边躺着一个人。
我说,你出去的时候,楼道口有人吗。
他说,有,一个人站在门口,看不清脸。
我说,他站着干什么。
他说,他站着,一动不动,站了有两三分钟。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他就走了,从后门那边走的。
我把这句记下来。
一个人从十四楼把另一个人弄下来,然后站在楼道口一动不动两三分钟。
这两三分钟他在干什么。
他在确认。
确认那个人已经不动了。
14
我把所有的东西整理了一遍,写成一份材料,一共十一页。
第一页是时间线。
第二页是六个证人的口供对不上的地方。
第三页是孙阿姨的证词。
第四页是保安的监控记录。
第五页是小卖部老板的证词。
第六页是隔壁妻子的改口。
第七页是方姓同事说的那笔账。
第八页是花坛边被清洗的水泥地。
第九页是那双摆得太整齐的拖鞋。
第十页是周砚发给哥哥的那条微信。
第十一页是我写的一句总结,这个案子里有一个人在替所有人整理记忆。
我把这十一页给主编看。
他看了四十分钟,看完抬头说,江晓禾,这个东西很硬。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但是它现在只是一个记者的调查,不是证据。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要我怎么办。
我说,我要你让我把它写出来,写完发出去。
他说,发出去要担责任。
我说,我担。
他说,你担不了,这个责任是报社的。
我说,那你让我把稿子写好,你先压着,我再去跑一趟。
他说,跑哪里。
我说,跑账。
我说,孙阿姨听见的是账上那笔钱你自己清楚。
我说,那这笔账一定在某个地方。
他说,你是记者,你不是警察,你查不到公司的账。
我说,我查得到一样东西。
他说,什么。
我说,周砚的电脑。
他看着我,说,你怎么拿。
我说,我不拿,我让周然去拿,他是家属。
那天晚上我给周然打了电话。
我说,你弟弟的电脑现在在哪里。
他说,在他屋里,警方取过硬盘,还给了一个空的。
我说,空的。
他说,他们说没什么东西。
我说,那你弟弟有没有别的东西,U盘,纸,本子。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一个本子,他夹在床垫下面。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给他收拾屋子的时候摸到的。
我说,本子上写什么。
他说,我看不懂,全是数字和一些字。
我说,你别动,我明天来。
15
第二天我在周砚那间出租屋里坐了四个小时。
那个本子是一个普通的横线本,封面上写着四个字,日常记录。
翻开第一页,是他记的流水,米三十,油二十八,公交两块。
往后翻,数字开始不一样。
有十几页,记的是材料,规格,数量,单价,日期。
我看了很久,看明白了一件事。
他在给公司的采购做一份真账。
真账的意思是,他在记录真实的进货价,而在公司上报的账里,那些价格被抬高了。
我一页一页对照,对照到最后,算出了一个差额,两年,四百七十多万。
我坐在那张旧桌子前面,手一直在抖。
我想,四百七十多万,一个会计发现了它,他该怎么办。
他要是说了,他就完了,因为他签字的时候也在上面。
他要是不说,他就得一辈子替人记这笔黑账。
周砚大概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办法,他要把这笔账还回去。
他哥哥收到的那条信息说,明天我把那笔钱转给你。
那不是他的钱。
那是他准备拿出来的一笔钱,三万,可能只是他想先还一点,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我把本子合上,坐在那儿看着窗外。
窗外是城西的旧街,有人在楼下卖烤红薯。
我想,这个人最后那两个月是怎么过的。
他每天早上起来算账,算完去上班,上班的时候还得替人算那笔假账。
他晚上回家,坐在这个屋子里,看着这个本子。
他可能想过报警。
他可能想过跑。
他可能想过什么都不做,一辈子低着头。
他最后选了最难的一条,他去找了那个人。
十一月十七号晚上十点二十六分,进楼的是那个人。
四十分钟以后,他从十四楼掉下来。
周砚的本子我后来捐给了报社的档案室。
我跟周然说了,他同意。
他说的原话是,这东西留在我手里,我怕自己看不下去。
本子里除了账,还有几页是他写的东西。
有一页写着,今天陈总让我签字,我签了。
有一页写着,我不想签,我签了以后睡不着。
有一页写着,我算了一下,两年四百七十二万,我不知道这笔钱去了哪里。
有一页写着,我问陆总,他说这是行业的规矩。
有一页写着,行业的规矩不是这样的。
有一页写着,我想辞职,我算了一下,我走了以后这笔账还在。
有一页写着,我要去说清楚。
最后一页就是那句,我要去把这笔账清了。
我把这几页抄了一遍,抄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我想,一个人把这些话写在一个横线本上,他没有跟任何人说。
他不跟他哥哥说,不跟白露说,不跟同事说。
他只在纸上说。
这世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把所有的话写在纸上,然后带着这些纸去死。
我在抄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件事。
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死,他第二天真的去找了人,把这件事说清楚,会怎么样。
他会被公司开除。
他会被行业里传开,没人再敢用他。
他可能会被告,因为他也签过字。
他会赔钱,赔不起。
他会失去一切,但是他能活着。
他没有选这条路。
他选了一条更快的路,他去找陆成。
我不知道他那晚上楼的时候在想什么。
也许他想谈,也许他想求,也许他只是想问一句,为什么。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讲规矩,最后发现讲规矩没用的时候,他会去找那个坏规矩的人问一句为什么。
这一问,他就没了。
16
我拿着本子去找周然。
他坐在小板凳上,一页一页地看我翻出来的地方。
看完他说,江记者,我弟弟是不是被人害的。
我说,我现在能说的只有一句,他的死不是自杀。
他说,那我该干什么。
我说,你把这个本子送去派出所,找一个姓何的警官。
他说,你怎么知道姓何。
我说,我看你抄来的那六份口供,签字都是他。
他说,他会不会不管。
我说,你把本子给他,再跟他说一句话。
他说,什么话。
我说,你跟他说,这栋楼十一层有一个守夜的老太太,她听见两个男人上楼,说的是账。
他看着我,眼睛红了。
他说,江记者,我弟弟这个人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
我说,我知道。
他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到这个份上。
我说,因为他是个会计。
我说,一个会计看见了账上的窟窿,他夜里睡不着。
那天我从周然家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走了一段路,忽然站在路边哭了一会儿。
我哭不是因为难过。
我是因为我终于知道,这个世上有些人死得那么安静,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很安静。
一个人安静了一辈子,他死的时候也没人听见。
这就是我要写这个案子的原因。
周然这个人,跟他弟弟一点都不像。
他个子高,说话声音大,手一直在动。
他开一辆旧面包车,车里有方便面和矿泉水,是他跑长途备的。
我去他车上的时候,他正在搬货,一箱一箱往车上抬。
我说,你一天跑几趟。
他说,三四趟,看活。
我说,一个月能挣多少。
他说,七八千,好的时候一万。
我说,你弟弟一个月挣多少。
他说,一万二,他比我挣得多。
他说,他挣得多,他还跟我借三万,我那时候还笑他,我说你挣一万二还跟我借钱。
他说,他没说话,就笑了笑。
那天他坐在车里,忽然用手捂了一下脸。
他说,江记者,我后来想,他那时候是不是已经过不下去了。
我说,他为什么借三万。
他说,他没说。
我说,那你现在想他为什么借。
他说,我想他是要还我钱,把欠的都还了,然后去做一件大事。
我没说话。
他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先把自己欠的还清。
他说,他小时候跟我借过五块钱,攒了两个月还给我,还多给了两毛。
我说,为什么多给两毛。
他说,他说那是利息。
我坐在副驾驶上,看着车窗外的路,忽然很想抽烟。
我想,一个连五块钱都要算利息的人,他后来看见公司账上四百七十万的窟窿,他怎么可能睡得着。
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最讲规矩的人最先被规矩压死。
17
案子翻过来是在十二月底。
周然把本子交给派出所,第三天,那位姓何的警官带人重新去了立德公寓。
他们找了孙阿姨,找了小卖部的老板,找了隔壁那对夫妻。
孙阿姨在楼梯间里坐着,把那句账上那笔钱你自己清楚又说了一遍。
何警官问她,阿姨,您为什么当时不报。
她说,我报了谁听,我一个收破烂的。
他说,现在有人听。
她说,那我再说一遍。
第二次做笔录的时候,隔壁那个妻子改了口,说,我听见的是一个男的声音大,另一个人的声音小,我不知道是不是女的。
小卖部老板把那一条烟的事情说了。
他说,有个穿灰西装的人让我照着他的话说。
保安老赵把那天的监控调出来重新看了一遍。
这一次他们看清楚了那个穿深色衣服的人,帽子压得低,肩膀是干的。
十二月底,陆成被带走调查。
报纸发了,是我写的,三千二百字,标题叫做,六份一模一样的证词。
发出去那天,报社的电话响了一整天。
有人在电话里骂我,说你凭什么说人家杀人。
有人在电话里谢我,说你是好记者。
我把电话都听完了,一句话没多说。
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办公室,坐在电脑前面,把稿子又看了一遍。
看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停住了。
最后一句是,这个案子里没有一个人是自愿说谎的,他们只是被一个更会说的人改了自己的记忆。
这句话我改了三遍。
我原来写的是,这是一个被伪造的现场。
后来我改成,这是一场被安排的遗忘。
最后我写成现在这句。
我想,一个人要伪造一个现场,他得动手。
但是一个人要改掉六个人的记忆,他只要说话。
说话比动手厉害。
动手的人会被抓,说话的人常常抓不到。
何警官第二次来找我的时候,是在报社楼下。
他四十来岁,穿一件深色夹克,说话很稳。
他说,江记者,你的材料我们看了。
我说,你们怎么看。
他说,你提供的证人我们已经做了笔录。
他说,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你以后不要自己去现场跑这种事。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不是专业的,你去了容易把事情弄坏,也容易把自己弄坏。
我说,我明白。
他说,你不明白,你这个人太敢。
他说,我干这行十六年,见过太多敢的人,敢的人最后都得有人去收拾。
我没说话。
他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这一回,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他说,那个老太太,我们去了三次,前两次她都不肯说。
我说,她为什么不肯说。
他说,她说她说了没人信。
他说,第三次我陪她坐了半个小时,她才开口。
我说,她跟我说的时候没这么难。
他说,那是你先陪她坐过。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他走。
我想,这个人说的是实话。
一个人在没人信的时候,他就不说了。
我们说一个社会冷漠,其实不是没人想说话,是说话没人听,说一次两次三次,人就闭嘴了。
孙阿姨闭了三年嘴,因为我陪她坐了一个小时,她说了。
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改变一个人的沉默,不需要多大的力量,只需要有人坐下来,不走。
18
陆成被带走以后,我在城里等了半个月。
半个月里,我去了立德公寓四次。
第一次是去看孙阿姨,给她送了一床棉被。
她不要,说,我在这儿守着,冻不着。
我说,您这椅子太旧了,我给您换个新的。
她说,不用,这椅子我坐了三年,坐着习惯了。
她说,江记者,这栋楼的人现在都知道我是证人了。
我说,他们跟您说话了吗。
她说,说了,有个年轻的妈妈给我送了两次饭。
她说,我在这儿守了三年,从来没这么多人跟我说话。
我坐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陪她坐了一个小时。
那个声控灯一直在暗一下亮一下。
我说,阿姨,您一个人在这儿怕不怕。
她说,不怕,这栋楼里都是活人。
第二次是去十四楼。
门上的封条换了新的,隔壁的门也开着,那对年轻夫妻搬走了。
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看见地上有一块地砖是新的,颜色比旁边的浅。
我问保安老赵,这块砖什么时候换的。
他说,上个月。
我说,为什么换。
他说,原来那块有血,擦不掉。
我蹲下来看那块新砖,看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从这儿掉下去,他的血留在地砖上,地砖换了一块,别的东西都还在。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掩盖,都是这样的,你只能盖住一样,盖不住全部。
第三次是去小卖部,买了一瓶水。
老板看见我,说,江记者,你那天说的话算数。
我说,哪句。
他说,你说不写我的名字。
我说,我没写。
他说,我看了报纸,里面写的是,楼下的一位商户。
我说,这就够了。
他说,我这两天睡觉睡得着了。
第四次是去城西周砚的出租屋。
屋子已经退了,房东在收拾东西。
我站在门口,看见那张旧桌子还在,桌上有半袋米和一瓶酱油。
房东说,这些东西他家里人没要。
我说,这袋米我能拿走吗。
他说,你拿吧。
我把那袋米拿回了我自己的住处,煮了一次粥。
粥很淡,没有菜。
我坐在桌边吃,吃到一半把碗放下。
我想,这个人最后那几天,就是吃这个。
一个人吃这样的饭,还在替人算四百多万的账。
这个世界对他不太好。
陆成被带走那天,我在永和建材楼下。
他从楼里出来,两边各一个,手上没铐。
他走得很稳,经过我面前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他说,江记者。
我说,陆总。
他说,你那篇稿子写得很好。
我说,谢谢。
他说,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我说,你说。
他说,我不是想害他。
他说,我是想让他闭嘴,可是他不闭。
他说,他站在窗边跟我说话,我一直让他往后退,他不退。
他说,我伸手拉他,他的袖子滑了。
他说完,上车走了。
我站在那儿,很久没动。
我不信他的话,但是我知道有一部分是真的。
一个人要把另一个人从十四楼弄下去,他得用力。
用力的时候,人是会怕的。
他怕,所以他事后回去洗地,回去核对登记,回去一个个找证人。
一个不怕的人不会做这些。
一个不怕的人不会在二十三点零五分再回来一次。
我后来把这段话写进了稿子,写得很短。
我写的是,被告在离开现场后返回,并对值班登记进行了处理。
我没写他的原话。
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辩解不能当事实。
但是我也知道,事实有时候比辩解更难看。
一个人不是天生就想杀人,他是被一件事一步一步推到那儿。
那件事是四百七十二万,是他自己的名字,是他在这个行业里活了八年攒下的一切。
我不替他找理由。
我只是把他推到那一步的东西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看的人自己会想。
19
庭审是在第二年三月。
我坐在旁听席的最后一排。
陆成被带上来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还是梳得很整齐。
他的律师说,被告与死者的死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他说,当晚被告确实到过现场,也确实与死者发生争执,但死者是自己从窗口坠落的。
他说,被告在发现死者坠楼以后,出于恐惧离开了现场。
我坐在那里听着,一直没动。
检察官念了几份证词。
念到孙阿姨那一份的时候,法庭里安静了一下。
念的是,我听见两个男人上楼,一个说,账上那笔钱你自己清楚,另一个说,我不清楚,我没动。
念完,法官问陆成,被告,你对这份证词有什么要说的。
陆成沉默了很久,说,我确实说过这句话。
他说,但我没有推他。
他说,我只是让他把账改回去,他说他改不了了。
他说,他自己往窗边走,我以为他要开窗。
他说,我伸手去拉,没拉住。
他说完,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我坐在最后一排,忽然想起那双拖鞋。
我说不清那双拖鞋是谁摆的。
但是一个人要是想拉另一个人,他不会在事后把拖鞋摆整齐。
一个人只有在确认另一个人不会再回来的时候,才会把鞋摆整齐。
那天庭审结束,我走出法院,站在台阶上抽了一支烟。
天很冷,风从北边来。
周然走过来,说,江记者。
我说,你怎么在这儿。
他说,我来听。
我说,你听见了吗。
他说,听见了。
他说,我弟弟最后那两个月,是不是特别难受。
我说,我没见过他那两个月。
他说,那你写的那些,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猜的。
他说,你猜得对。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是一张纸,折得很小。
他说,这是我弟弟遗物里找到的,夹在本子最后一页。
我打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是我要去把这笔账清了。
我把那张纸折好,还给他。
我说,你收着吧。
他说,你写进去。
我说,我写过了。
他说,那我心里好受一点。
20
这个案子过去了一年多。
我还在报社,跑的还是社会新闻。
我又写过很多稿子,有的有用,有的没用。
孙阿姨还在立德公寓守夜,物业给她涨了工钱,一个月四百。
她去年冬天摔了一跤,腿不太利索,物业给她换了一个带靠背的椅子。
我去看她,她说,江记者,我现在是证人,我说话有人听了。
我说,阿姨,您别老提这个。
她说,我不提,我就是高兴。
小卖部的老板换了营业执照,把店面扩大了半间。
他看见我就喊,江记者,来瓶水,我请。
我每次都拿一瓶,然后放五块钱在柜台上。
隔壁那对夫妻搬到了城东,我再没见过他们。
陆成被判了刑,具体多少年,我没有去记。
我记得的是判决书上的一句话,被告明知死者有轻生倾向仍实施言语胁迫。
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坐在办公室里,喝了很久的茶。
我想,这句话写得很客气。
它没说推,也没说没推。
它说的是,他说了话。
一个人用话把另一个人逼到窗边,法律上这叫言语胁迫。
我听懂这句话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个行当还是有用的。
一个人死在一间屋子里,六个人说他自杀。
一个记者去问了第七个人,第七个人说,不是。
这就是我这份工作全部的意义。
我今年三十二岁,我还会做很多年记者。
我知道我翻不了所有的案子,我也救不了所有的人。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每一条被写得很干净的结论后面,都可能坐着一个人,坐在楼梯间的旧藤椅上,等着有人问她一句,阿姨,那天晚上您听见什么了。
有人问她,这个世界就还有机会。
我后来把那句写在采访本的第一页,写的是,先去问第七个人。
去年冬天我又去过一次立德公寓。
那天很冷,楼梯间比外面还冷一点。
孙阿姨的藤椅上垫了两件棉袄,手里还是那支旧手电。
她说,江记者,你来得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
我说,什么事。
她说,我现在是证人了,我要不要去做个笔录,签个字。
我说,您已经做过了。
她说,我怕他们忘了。
我说,不会忘,卷宗都在。
她说,那好。
她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折得很小,递给我。
我打开看,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字很歪,写着,一一零二,两个男的,十点半,说账。
我说,阿姨,这是您写的。
她说,我记性不好,我怕忘了,我就写下来。
她说,我不识字,是我孙子教我写的这几个字。
我看着那张纸,忽然眼睛发热。
我想,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为了记住一句话,一个一个地写这几个字。
她把这张纸交给我。
她说,你收着,万一我哪天不在了,你还有这个。
我说,阿姨,您别这么说。
她说,人老了,说话要实在。
我把那张纸收进了采访本,夹在第一页。
现在我每次翻开采访本,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张纸。
上面写着,一一零二,两个男的,十点半,说账。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全部。
十二个字,一个不识字的人写的。
我后来跟我同事说过一句话。
我说,我们这一行,最硬的证据有时候不是卷宗,是一个老太太舍不得忘掉的一句话。
同事说,你这话说得太文艺。
我说,不文艺,这是真的。
我在这个行当里做了六年,见过很多档案,很多签名,很多公章。
但是我最信的,是这张纸。
因为它是一个人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
没有人教她怎么写,也没有人让她写。
她只是怕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