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进市三院急诊科是二〇一九年三月,那天刮风,走廊里的塑料门帘被吹得哗哗响。
护士长带我去更衣室,递给我一件白大褂,说,穿上,看看合不合身。
我把手臂伸进去,袖子长了一截,袖口垂到手背。
她说,袖子长没关系,你把手举起来就行。
我举手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件衣服很重。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跟夜班,带我的老师姓谢,叫谢云,四十七岁,是急诊科的副护士长。
她走路很快,说话也快,短发,口罩永远戴得很严,眼睛很亮,亮得让人不敢多话。
她第一句就跟我说,这儿不是救人的地方,是抢时间的地方。
我说,抢时间不也是救人。
她说,救人是结果,抢时间是动作,你先学会动作。
那天夜里十一点,来了一辆救护车。
抬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色发青,家属跟在后面哭,说他吃饭的时候忽然倒了。
谢老师一步跨上去,一边按压一边喊,心电监护,静脉通道,准备除颤。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记录本,不知道该站在哪儿。
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站着看,看完了记。
我看了四十分钟。
最后那个男人没有回来。
家属在走廊里哭,声音一声一声撞在墙上。
我站在推车旁边,看着那张脸上蒙着的白布,忽然发现自己在发抖。
谢老师走过来,说,把手伸出来。
我把手伸出来,她看了一眼,说,抖得还行,说明你还是个人。
她说,记住今天,别记住那张脸,记住时间。
我上班第一天穿的那件白大褂,袖口一直到我手背,我把它往上卷了两圈,走路的时候还会掉下来。谢老师看见,说,别卷,卷了就不像样了。我说,那我怎么办。她说,你去买一件小的,自己花钱。第二天我真的去买了一件,一百二十块,是我半个月的饭钱。那件衣服我一直穿到第三年,洗得发黄了也不肯换。我不是舍不得钱,我是觉得那件衣服穿着像个护士。后来我当了护士长,科里发新工装,我去挑的时候只挑了一件事,袖子要合手。穿一件合手的衣服,你才知道自己的手在哪儿。这跟做人一样,你得先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方,才谈得上往前走。
2
我在急诊科的第一周,每天写两页记录,写到手酸。
谢老师对记录的要求近乎苛刻,时间要精确到分钟,用药要写剂量,过程要写清楚。
有一回我把一个病人的来院时间写成了十点二十,其实是十点十八。
她把本子拍在我面前,说,这两分钟,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意味着我记错了。
她说,意味着将来有人查这个病例,会算错抢救时间。
她说,你写字的手,就是别人的命。
那天我把那两页重新抄了一遍,抄到夜里一点。
我一边抄一边想,我在护理学校念了四年,学了三十多门课,没有人告诉过我,一支笔能要人命。
第二周我跟着上白班,接触的第一批病人是感冒发烧的。
有个老太太来打针,我扎了三次没扎进去,她疼得直抽气。
我手一抖,把针拔了,说,对不起,我换个地方。
老太太忽然说,姑娘,你别慌,我血管细,你慢慢来。
我抬起头看她,她七十多岁,脸很瘦,眼睛很温和。
第四次我扎进去了。
她笑着说,你看,我说了你行。
那天我在洗手间里哭了一会儿,出来接着干。
我后来才明白,急诊科最难的不是那些要死的病人,是那些一边疼一边还替你着想的人。
我写记录的本子换过十一本,第一本我还留着。第一本上的字特别用力,笔尖把纸都划破了几个洞。谢老师当时说,你写得像在跟纸较劲。我说,我怕写漏。她说,你怕写漏,说明你还不知道什么最重要。她说,记录不是抄一遍所有的事,是抄一遍所有能救下一个人的事。这句话我用了半年才明白。一开始我什么都要写,连病人喝了多少水都写,写到半夜两点还在写。后来我学会了挑,血压、心率、意识、给药、时间,这五样写清楚,其余的看情况。三年以后我带新人,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把第一本记录留着,等他们干满一年再拿出来看。每个人看完都会笑,说,我以前写得这么傻。我说,不傻,那时候你还没开窍。
我写记录写到第三年的时候,发现一件事。我写得最快的不是最急的病人,是最熟悉的病。熟悉的流程不用想,手自己会走。这个发现让我有点怕。因为手自己走的时候,脑子是空的。有一回我给一个老病号挂水,挂完了才发现我把名字核对跳过了,直接看了一眼床位就下手。那天晚上我在更衣室里坐了很久。第二天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次挂水之前,不管多熟,都要念一遍名字,念出声。念出声这个习惯我现在还有。护士站的人一开始觉得我怪,后来他们也跟着念。有一年一个家属听见我念他父亲的名字,说,你还念名字啊。我说,我念名字,是提醒我自己这是个人。那个家属愣了一下,说,谢谢你。我记得那天他站在走廊上看了我一会儿。我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我知道我心里想什么。我心里想的是,这个行业最大的危险不是难,是熟。熟了以后人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而一个人一旦什么都知道,她就不看名字了。
3
第三周我遇上了第一次医闹。
那天下午送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喝酒喝到吐血,来的时候还有意识,抢救了两个小时,最后没救回来。
家属一开始还在走廊里坐着,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听了一句闲话,忽然就冲进来了。
带头的是死者的弟弟,四十来岁,脸涨得通红,指着我们喊,你们是不是耽误了。
值班医生刚脱下手套,说,我们尽力了。
他说,尽力了为什么人死了。
他一边喊一边往前冲,把治疗车推倒了,玻璃瓶在地上碎了一片。
我站在治疗车后面,腿软得动不了。
谢老师从人群后面挤过来,站在他面前,说,你打我。
他愣了一下,说,你说什么。
她说,你现在情绪很激动,你要打人,你就打我,别砸东西,砸了东西我们还得腾手收拾。
他站在那儿,喘了几口气,忽然蹲下去哭了。
那天晚上警车来了,做了记录,最后没有追究。
我在更衣室里坐着,谢老师进来,把口罩摘了,脸上有一道压痕。
她说,今天吓着了。
我说,有点。
她说,怕就对了。
我说,你当时怎么敢说那句话。
她说,因为他其实不想打人,他想有人听他说完。
她说,一个人失去亲人,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怪的人。
她说,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你得先让他把力气用完。
我把这段话记在了本子上,记在最后一页。
那次医闹以后,科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要不要装防护门。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赞成的人说,安全第一。反对的人说,装了门,家属就更急了。最后决定不装,但是在护士站和走廊之间加了一张桌子。那张桌子后来救过一次人。有一年冬天,一个男人的父亲在抢救室没了,他冲进护士站,把桌上的文件夹全扫到地上,隔着那张桌子,他抓不到人。我站在桌子后面,看见他的手在空中抓了两下,忽然就蹲下去了。那天我在桌子后面站了半小时,等他情绪过去。我看见他哭的时候,肩膀一抖一抖,像小孩。我想,一个人在最难受的时候,样子都不太好看。等他走了,我把地上的文件夹一个一个捡起来,捡了十分钟。捡完我发现我的手不抖了,那是第一次。
那次医闹之后,我回家查了一晚上资料,查的是医患纠纷的处理。看完我发现,所有流程都在讲怎么保护自己,没有一条讲怎么理解对方。第二天我问谢老师,为什么不写一条理解对方的。她说,因为理解不能当流程用。她说,流程是给所有人用的,理解是给你自己用的。我说,那我怎么用。她说,你在心里用。她说,你看着他骂你的时候,你心里想一句,他是刚没了亲人。你想完这一句,你就不还嘴了。我说,那我不是白挨骂。她说,你挨的这顿骂,换来他明天还愿意来医院。我说,那要是他明天还骂呢。她说,那就骂吧,我们不缺挨骂的人,我们缺的是有耐心的人。那天我把这段话写在纸上,写了一半,觉得像大道理,就撕了。三年以后我自己带人,才发现这段话一点都不大,它是这条走廊上最实用的一条。
4
第一次成功的抢救是在五月。
那天来的是一个六十岁的男人,胸痛,出汗,脸色像纸。
我推着心电图机过去,接上,看了一眼,心里一沉。
我把图拿给值班医生,他扫了一眼就说,心梗,马上启动导管室。
那天的流程快得像演练过无数遍。
给药、抽血、建立两条通路、通知导管室、签知情同意,我一件一件做,手不抖,脑子很清楚。
从进门到送进导管室,用了十九分钟。
四十分钟以后,导管室那边传来消息,血管通了,人救回来了。
我站在护士站后面,忽然觉得整个人被抽空了,靠在柜子上缓了很久。
谢老师走过来,说,你今天做得很好。
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是跑腿。
她说,跑得快就是救命。
她说,你要记住这个十九分钟,以后你带新人的时候,就拿这个十九分钟给他们讲。
那个男人出院那天,他女儿给我们送了一箱苹果,说,谢谢你们。
谢老师说,苹果留下,你爸的药单子也留下,回去按时吃。
他女儿说,一定。
我把那箱苹果分给了全科室,自己留了一个,放在更衣柜里。
那个苹果我一直没吃,放到烂了才扔。
那个心梗的男人出院以后,我一直在想那十九分钟。我把那十九分钟拆开算过,进门到做上心电图三分钟,心电图到医生看四分钟,医嘱到给药五分钟,给药到进导管室七分钟。我把这三分钟的账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护士站的抽屉里。后来我把这张纸给了每一批新人。有一个新来的小姑娘看了以后说,宁姐,这三分钟能省吗。我说,能省,但是得靠练。她说,怎么练。我说,你们六个人,每天下班前练一遍流程,练一个月。那个月她们练了二十三次。练到第二十三次的时候,从进门到进导管室用了十四分钟。我把这个数字写在白板角落,写了一周。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擦。我说,因为这个数字是六个人练出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在护理技能比赛上拿了第二名,回来跟我要那张纸。我说,你自己抄一份。她抄了一份,抄得很认真。我看着她的字,忽然想起我第一本记录上那些划破纸的笔画。我想,一个人把自己的经验抄下来给别人,这件事就算传下去了。
5
急诊科的护士站后面有一块白板,上面写着当天的病人数和床位。
白板旁边有一张旧纸,被透明胶带封着,上面的字已经发黄。
我问谢老师那是什么。
她说,是二〇一二年一个夜班的记录。
她说,那天来了十一个车祸伤员,我们四个人抢救,最后活了九个。
她说,那两个没活下来的名字,我写在这张纸上,一直贴着。
我说,为什么要贴着。
她说,因为忘了我怕。
我说,你记得他们吗。
她说,记得,一个十九岁,一个四十六岁。
她说,十九岁的那个是个男孩,送来的时候还穿着校服,书包是蓝色的。
她说,他妈妈来了以后一直抓着那个书包。
那天我站在白板前面看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久了,会攒下很多名字。
有些名字能让你笑一天,有些名字能让你半夜醒来。
谢老师说,这行最难的,不是累,是你得记得,又得往前走。
她说,你得把每个人放在心上一个柜子里,柜子满了,你就整理一下,把不该带的放下。
我问她,怎么放下。
她说,你放不下,你就是把它摆整齐一点。
白板上那张纸旁边,后来又加了几样东西。一张是科室的排班表,一张是急救流程,还有一张是院感的手卫生提示。可是我每次抬头看白板,眼睛最先落到的都是那张发黄的纸。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医生问我,那张纸为什么不换新的。我说,因为这张纸上的字是手写的。他说,手写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手写的说明有人一笔一笔写下来过,说明她怕自己忘。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后来自己把名字抄了一遍在小本子上。那天我心里有一点说不出来的东西。我想,一个人做的事,如果能让另一个人抄在小本子上,那就没白做。谢老师当年贴那张纸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可她大概也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会有人在白板前面站一会儿。
那张纸换位置那次,科里有个老护士不同意。她说,白板是干活的地方,不是纪念的地方。我说,我知道,我就是要让它在干活的地方。她说,你这样新人会有压力。我说,压力是对的,我们这一行不能没有压力。她没再说。过了半年,她自己把那张纸的边角重新用胶带封了一次。我看见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心里明白了一件事。一个人反对你,不代表她不认这个道理,她只是需要时间。那年以后我做管理,遇到反对的人,我会等,等她自己走到我这边来。等的过程里我不催,也不解释,我只是把她该看见的东西放在她眼前。有些人三天就想通了,有些人要半年。半年以后想通的人,比三天想通的人稳。因为她不是被说服的,她是自己走过来的。这种稳,在急诊科很值钱。急诊科的夜班是三班倒,一个人稳不稳,决定了她能不能在两点的抢救里把手伸出去。
6
我在急诊科的第三个月,第一次独立值夜班。
那天夜里两点,来了一个抱着孩子的男人。
孩子两岁,高烧,抽过一次,男人浑身是汗,鞋都跑掉了一只。
我接过孩子,测体温,三十九度八,先物理降温,再给药。
男人在旁边一直问,要紧吗,要紧吗。
我说,你先坐下,你坐下我才能干活。
他坐下了,两只手一直在抖。
孩子退烧以后睡着了,男人坐在椅子上,忽然哭了。
他说,我一个人带他,他妈去年走了。
我说,走了是走了。
他说,病走的。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把一杯温水递给他,说,孩子会好的。
他抬起头看我,说,谢谢你,护士,我今天真的怕。
那天早上交班的时候,谢老师问我夜班怎么样。
我说,有一个爸爸哭了一场。
她说,你告诉他什么了。
我说,我说孩子会好。
她说,说得好。
她说,这种时候你别说专业术语,你就说一句人话。
那天下班我走出医院,天亮了,太阳从高架桥后面出来。
我在路边买了一个煎饼,站着吃完,忽然觉得这份工作我能干下去。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抱着孩子哭的爸爸,第二年又来了一次。他孩子半夜发烧,他抱着孩子冲进急诊,进门第一句话是找江宁护士。我不在,谢老师在。谢老师说,他当时特别着急,一直说那个护士跟我说过会好。谢老师问他,孩子现在怎么样。他说,好着呢,就是今天又烧了。谢老师给孩子看了,开了药,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回头说了一句,替我谢谢她。谢老师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我,说,你现在有回头客了。我笑了,说,这词用得不对。她说,用得对,病人回来找你,就是这个意思。那天我心里热了很久。我在护理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说过一句话,一个好的护士,是病人愿意第二次把命交给她的人。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可是直到那天我才真正明白。
那个抱着孩子来的爸爸,后来每年孩子生日都会给我发一条消息。第一年写,孩子三岁了,谢谢。第二年写,孩子四岁了,会背唐诗了。第三年写,孩子五岁了,上幼儿园了。我每次都回两个字,好,或者,真好。第五年他没发。我等到第二天,忍不住给他发了一条,孩子好吗。他隔了两个小时回,说,孩子好,我今年忙忘了。我说,忘了好,说明日子过得顺。他回了一个笑脸。我把那段对话删了,因为我不想留着。后来我又想,其实留着也没什么。一个人记得你,是件好事。但是一个人不记得你,说明她过得不需要你,也是件好事。我们这个行业,最好的结果是病人忘了我们。有一年我把这句话写在科室的白板角落,第二天就被人擦掉了。我知道为什么被擦掉,因为那句话看着不像好话。但是我心里清楚,它是句好话。
有一年除夕夜我值班,来了一个吃鱼卡刺的老太太。她一个人来,穿着一件红棉袄,说家里没人,就她自己。我给她做了检查,刺不深,医生取出来了。她走的时候在走廊上回头,说,姑娘,过年好。我说,阿姨,过年好。她说,你一个人值班啊。我说,好几个人呢。她说,那你们吃什么。我说,我们买了饺子。她说,那好,那好。她走了以后我站在护士站看了一眼窗外,外面在放烟花,声音很闷。那天我们科的饺子煮糊了一锅。谢老师说,糊了也能吃。我们六个人围着吃糊饺子,吃到最后一个人放下筷子说,明年不值班了。第二年她还在。我想,这个走廊上的人年年都说这句话,年年都还在。
7
我犯的错,是在第七个月。
那天下午病人很多,走廊里排着队,我一个人管六个床。
一个老人要输液,我配了药,核对的时候被旁边的人喊了一声,说你那床的监护响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回头接着挂水。
那瓶水挂上去两分钟,谢老师走进来,看了一眼床头的牌子,又看了一眼我手上的单子。
她说,停下来。
我把滴速关了,说,怎么了。
她说,你挂错了,这个药是隔壁床的。
我整个人一下子凉了。
她说,马上换,重新配,写不良事件报告。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手抖,抖到写不了字。
老人没有出事,因为他这瓶水只挂了不到三十毫升,剂量也低。
但是我坐在护士站的椅子上,脑子里一遍一遍过那两分钟。
如果剂量高,如果挂的是升压药,如果老人有过敏史。
那天晚上谢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写检讨。
我说,写多少。
她说,两千字,写你为什么错,不是写你多后悔。
我写了三个小时。
我写,我错在没有停下来核对,我错在以为看一眼就够了,我错在把速度放在了安全的前面。
写完我把检讨放在她桌上,她看完说,明天停岗三天。
我说,好。
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停你岗吗。
我说,因为我犯了错。
她说,因为你没停。
她说,你当时有一秒钟的机会停下来,但你没有,这一秒钟你以后要练三年。
那三天我跟着后勤搬物资,一次也没进抢救室。
第四天我回到岗位上,我发现自己挂水之前会默念两遍名字。
这个习惯我一直留到现在。
挂错药那次,谢老师罚我停岗三天,可是后来她做了一件事。她把我挂错的那瓶药的包装盒留下来,贴在我的柜子里,旁边写了一行字,写着,看一眼不够,要看两遍。那个盒子在我的柜子里贴了两年。第一年我每次开柜子都要看见它,心里一紧。第二年我慢慢不紧了,因为我已经改了这个毛病。有一天我跟谢老师说我把它撕了。她说,你撕吧。我撕的时候发现胶带粘得很紧,撕下来留了一道印。那道印一直在柜门内侧,我用到第五年换柜子的时候还在。我想,人身上的毛病要是能像这道印一样留下来,就好了。可惜大多数毛病是好了就忘,忘了就再来。所以我现在带人,犯错的人写检讨要写两遍,一遍写错,一遍写以后怎么不错。
8
停岗那三天,我在医院的地下库房搬箱子。
搬的是输液袋和防护用品,一箱二十斤,一天搬八十箱。
库房的管理员姓马,五十多岁,一只耳朵背,说话很大声。
他说,小姑娘,你犯什么事了。
我说,我挂错药了。
他说,挂了没有。
我说,挂了。
他说,人没事吧。
我说,没事。
他说,那你运气好。
他说,我在这儿干了二十三年,见过挂错的,见过抽错血的,也见过打错针的。
他说,出事的都是运气不好的。
那天下午我坐在一堆箱子上,忽然想哭。
我想,我这个职业的底线,居然有一部分要靠运气。
晚上我回家,把这件事跟我妈说了。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宁宁,你要是干不了,就回来。
我说,妈,我干得了。
她说,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个。
我说,因为我第一次救回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有用。
她说,有用也不能拿别人的命练手。
我说,我知道,所以我不会再犯。
她说,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我知道我妈说得对,我也知道我不能就这么退。
一个人犯错以后最怕的不是被罚,是被自己原谅得太快。
第三天晚上我把那份检讨重新抄了一遍,贴在了自己的柜子里面。
库房那三天,我搬箱子搬出了汗。马管理员有一次坐在箱子上跟我聊了半个钟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想当护士,考了两次没考上,就来这儿搬箱子。我说,你遗憾吗。他说,不遗憾,我在这儿搬了二十三年,医院每一层楼我都熟。他说,有一次夜里电梯坏了,抢救要用的血浆送不上来,是我提着箱子从楼梯跑上去的,十一层,跑了两趟。他说,那天我救了三个人。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三个。他说,因为后来那个家属来库房找我,给我送了一袋橘子。我说,橘子收了吗。他说,收了。他说,我这个人没本事,但是我提得动箱子。那天我从库房出来,忽然觉得这个医院不是只有医生和护士在撑着。有人在楼梯上跑,有人在夜里开电梯,有人在早上五点把走廊拖干净。这些人不出现在感谢信里,但是没有他们,我们也救不了人。
库房那三天,我还做了一件事。我把库房的物资表抄了一份,抄完发现我们科室每个月的耗材用得很乱。有人一次领五盒手套,有人一次领两盒,没人记账。第四天我回科室,跟护士长提了一句,说能不能把耗材领用登记起来。她说,你刚停岗回来就想管这个。我说,不是管,是省。她想了想,说,你试试。我做了一个登记本,放在库房门口,领东西要签名。第一个月没人愿意签,第二个月开始有人签,第三个月月底盘库,发现省了三百多双手套。护士长在会上说了这件事,说这是江宁做的。我坐在底下,心里有一点高兴,但是也有一点不自在。我想,一个人被表扬的时候不要紧,怕的是她开始为了被表扬去做事。后来那个登记本一直在用,用了四年,换过三本。第四本上的第一个签名是我自己。我在签名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写着,省下来的都是别人的。
马管理员退休那天,我去库房送了他一袋橘子。他说,你怎么学我。我说,我跟你学的。他笑了,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会搬箱子。我说,你会提箱子跑十一层。他说,那是我这辈子最神的一件事。他把橘子收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手套给我,说,这个给你,我在库房戴了十年。我拿着那只手套回科室,放在值班室的柜子最上面,跟那个白布袋放在一起。后来有人问我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的。我说,这些东西是我们科的老底子。新来的不懂,我也不多解释。我想,一个科室要有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那些东西才是它自己的。
9
第九个月,我收到了第一封感谢信。
写信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丈夫就是四月那个心梗的男人。
她的字写得很认真,一笔一画,信纸是那种带格子的。
她写,那天你们跑得很快,我丈夫的命是你们抢回来的。
她写,我不懂医学,我只记得有个护士一直在跟我说别怕。
她写,谢谢你跟我说别怕。
我把那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拿去给谢老师看。
她看完,说,收着。
我说,贴到白板上吗。
她说,不贴,白板上贴的是没救回来的。
她说,救回来的放在自己兜里。
那天我把那封信折好,放进白大褂的内袋里。
后来我每次上班,都能摸到那一小块硬纸。
它不厚,但是能顶住一些东西。
有一回一个家属指着我的鼻子骂,骂得很难听。
我站在那儿没还嘴,手插在口袋里,摸到那封信。
我想,我这个人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
那封感谢信我一直放在白大褂内袋里,洗衣服的时候会记得掏出来。第三年那封信被洗糊了一点,字迹晕开了,只剩下半句能看清,就是别怕。我把那半句抄在一张新纸上,重新折好放进去。第四年那封信的纸边破了,我用胶带粘了一下。第五年我把它带回家,夹在一本书里。现在我抽屉里有三样东西,第一本记录,那封信,还有谢老师那张写着第几章考第几章不考的纸条。这三样东西加起来不值十块钱,但是我这一生最值钱的东西都在里面。有一年我差点去私立医院,那个人事经理给我开三倍工资,我从咖啡馆出来,手在口袋里摸到那封信,忽然就决定不去了。有些决定不需要想很久,摸到一样东西就够了。
那封感谢信被洗糊以后,我做过一件事。我把那半句别怕抄在一张卡片上,放在护士站,谁值班谁带着。带着的人要跟我说一句,今天我带着它。一开始有人觉得麻烦。我说,那就别带。后来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月,跟我说,宁姐,我带着它的时候,遇上骂我的人,我居然不生气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他说的那个样子。我说,就是这个作用。一个人在最生气的时候,需要有一件东西提醒她,她不是眼前这一团。后来那张卡片被传来传去,传到第六个人的时候丢了。我没有再补。我想,丢了就丢了,那个作用已经在人心里了。第二年有人问我要那张卡片,说她想给她的女儿看看。我说,我抄给你。我抄了一张,抄的时候写得很慢。我想,一个人在抄一句话的时候,她其实是在重新相信这句话。抄完我把纸递给她,说,你抄一遍再给她。她说,为什么要我抄。我说,因为你抄的时候,你自己也要相信一次。
10
科室里有个常客,姓刘,七十多岁,一个人住。
他每隔十几天就来一次,说是胸闷,其实每次检查都没什么大问题。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给他做了心电图,正常的。
第二次来还是正常的。
第三次我开始留意他,他每次来都穿同一件灰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布袋,袋子里装着一个保温杯。
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着叫号,一直等到最后一个。
有一回人少,我坐到他旁边,说,刘大爷,你哪儿不舒服。
他说,胸口闷。
我说,闷多久了。
他说,有一阵子了。
我说,家里有人吗。
他说,有一个儿子,在外地。
我说,你给他打电话吗。
他说,打,一个月打一次。
他说,他忙。
那天下午我陪他坐了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老伴走了五年,家里那台电视坏了三年,他没修。
我说,为什么不修。
他说,修了也没人看。
后来他每次来,我都会跟他多说两句。
有一回他带了一袋橘子,说,姑娘,你吃。
我说,我不能收。
他说,这是我自家树上结的。
我就收了一个。
那年冬天他有一个月没来,我心里隐隐有点不安。
再见到他是在抢救室,是邻居发现他倒在家里,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我在旁边站着,看着他的灰外套被人剪开。
那天我下班以后,在路边坐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反复来医院,可能不是因为病。
是因为这儿有人跟他说一句话。
刘大爷走了以后,我去过他家一次。是居委会给的地址,我下班以后坐了两站公交找过去的。他家在一个老小区的六楼,门是木头的,锁有点坏。我开不了门,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门上的春联还是去年的,红色的纸已经褪了。邻居出来看见我,说,你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医院的护士。她说,哦,那个总去医院的。她说,他儿子前天来过,收了东西就走了。我问她,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没有了,就他一个。我在楼下坐了一会儿,然后走了。回去的路上我想,一个人活到七十四岁,最后陪他的是一袋橘子。那天以后我在科室里做了一件事,凡是独自来就诊的老人,我都会多问一句,家里有人吗。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多这一句。我说,因为有些人来看病,其实是想有人问一句。那年我们科室在分诊台上加了一栏,写着,独居。那一栏不是给医生看的,是给护士看的。看见这两个字,我们就多问一句。
刘大爷的那袋橘子,我一直没扔那个袋子。袋子是白布的,上面用蓝线缝了一个字,是个福字。我把它洗干净,放在值班室的柜子里,装我的胶布和剪刀。有一回一个新来的小姑娘问我,宁姐,这个袋子怎么这么旧。我说,这是一个病人的。她说,他病好了吗。我说,他走了。她愣了一下,说,那你为什么留着。我说,因为他给过我一个橘子。她说,一个橘子而已。我说,他家里没人,他给我一个橘子,说明他把我当个人。那天她没再问。过了几个月我看见她也留了一个病人家属送的东西,是一根红色的头绳。她别在工作证上。我看见了没说话。我想,这个科室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一根头绳,一个布袋,一张洗糊了的信。这些东西不写进总结,但是它们比总结实在。
11
第二年我报了执业考试,白天上班,晚上看书。
急诊科的班是三班倒,白班八小时,夜班十二小时,倒完一个夜班,人像被抽干。
我把书放在休息室的柜子里,一有空就翻两页。
有一回我在休息室的椅子上睡着了,醒来发现书上压着一张纸条,是谢老师写的,写着,第几章考,第几章不考。
那张纸条我留到现在。
那年考试我过了,成绩出来那天我在护士站看手机,看完把手机放下,说了一句,我过了。
谢老师正在写记录,头都没抬,说,本该过。
我说,你怎么这么笃定。
她说,你这个人笨,但是肯记。
我说,这算夸我吗。
她说,算。
我那天晚上请全科室吃了宵夜,一共花了三百八,买的是一大袋烧烤和两箱水。
大家坐在休息室里吃,吃到一半报警器响了,全都跑出去。
跑出去的路上我在想,这大概就是急诊科的样子,永远没有完整的庆祝。
后来我们抢救完回来,烧烤都凉了。
谢老师说,凉的也好吃。
我说,凉的就硬了。
她说,硬了也能吃。
那天我们几个人坐在台阶上,把凉了的烧烤吃完了。
凌晨的医院很安静,只有急诊的灯亮着。
我抬头看那个亮着的灯箱,上面写着急诊两个红字。
我想,我这辈子大概就跟这两个字绑在一起了。
执业考试过了以后,我做过一件傻事。我去查了那一年全市的通过率,坐在护士站一台旧电脑上查了半个小时。查完我心里一点高兴都没有,因为通过率很高,说明我过的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谢老师知道以后说,你查那个干什么。我说,我想知道我算不算好。她说,你算不算好不是分数说了算。她说,你去走廊上站十分钟,看看有多少人愿意让你给他扎针。我真的去了。我站在走廊上,第一个找我的是一个老太太,她说,姑娘,你手轻。第二个是一个中年男人,他说,上次是你给我挂的水,一次就进去了。我站了十分钟,来了三个人。我回去跟谢老师说,有三个人。她说,三个人不少了,我第一年只有一个人。我笑了,说,那我比你强。她说,你现在是比我强,但是你将来未必。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好像在说天气。我后来才明白她的意思,这个行业里,你今天让人放心,不代表明天还让人放心。你得每天都重新让人放心一次。
我第一次给人扎针扎不进去,是第二年冬天。那个病人是个年轻男人,血管细,我扎了两次都没进去。他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新手。我说,是。他说,那你慢慢来。我第三次扎进去了。他说,你手很稳。我说,我手抖。他说,抖着还能进去,说明你练过。那天我心里有点暖。我想起那个老太太说过的话,姑娘,你别慌。我后来发现一件事,病人比我们想的宽容。他们不怕你新,他们怕你不说。你要是说一句我第一次扎这个,他们会把胳膊伸得更直。有一年我带的一个新人,扎不进去,急得眼睛红了。我说,你跟病人说实话。她说了,那个病人说,没事,你扎吧,我这个胳膊不怕疼。她扎了第三次,进去了。出来的时候她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她说,我怕他觉得我不行。我说,他说了吗。她说,没有。我说,那就行了。我们这个行业,最怕的不是被人觉得不行,是自己先觉得不行。
12
谢言是科室里的医生,比我大五岁,急诊内科,戴眼镜,说话很慢。
我第一次跟他搭班是一个夜班,他开医嘱,我执行,两个人配合得很顺。
他有一个习惯,每次抢救完,他都会在走廊里站一会儿,不说话。
我问他站什么。
他说,站一站,把人送走。
我说,你信这个吗。
他说,我不信,但是我需要这三十秒。
他说,这三十秒里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病人,我只属于我自己。
后来我学了他这个习惯。
抢救完以后我会站一会儿,哪怕只有十秒。
有一回他跟我说,江宁,你这个人有个毛病。
我说,什么毛病。
他说,你太想把人救活。
我说,这不算毛病。
他说,算,因为你会把自己耗空。
他说,我们这一行,得先保证自己能站到明天。
我说,我做不到。
他说,那你学,慢慢学。
那年冬天我们在走廊上聊过很多次,多数时候是凌晨两三点,聊的都不是病人的事。
他说他小时候想当兽医,说兽医不用跟家属解释。
我说我想当老师,因为我外婆是老师。
他说,那你怎么来了这儿。
我说,我高考分数不够。
他笑了,说,你这个理由很实在。
我说,你呢。
他说,我分数够了,我选了这个。
我说,你后悔吗。
他说,有时候后悔,但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会来。
谢言后来调去了ICU,走之前跟我在医院门口吃了一顿饭。他点了一碗面,我点了一碗面,两个人吃了四十块钱。他说,江宁,我走了以后,你要是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我没事。我说,那你为什么走。他说,因为我想学更多东西,急诊这边我学得差不多了。我说,你走了这个科少一个人。他说,这个科永远少一个人,也永远多一个人。他吃完面把碗推在一边,说,我跟你说个事。他说,我们第一次搭班那个夜班,那个没救回来的男人,我后来去查了他的病历,他其实早就有症状,家里人没在意。他说,我查了以后难受了三天。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可以不死。我说,可是你当时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但是人就是这样,事后总能想明白。那天我们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说,江宁,你要记住,我们不是每一条命都能拿回来,但是我们每一次都得把手伸出去。我说,我记住了。他走了以后我在门口站了很久,风很大,把门诊的塑料门帘吹得响。
谢言调走以后,我们偶尔还会联系。有一年他值完一个大夜,给我发消息,说,江宁,我今晚送走了一个二十二岁的男孩。我回他,你站了三十秒吗。他说,站了,站了两分钟。我说,那就好。他说,你为什么问这个。我说,因为你以前说那三十秒是属于你自己的。他说,你还记得。我说,我记得。那年冬天他忽然跟我说他要结婚了,对象是ICU的护士。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他说,抢救的时候认识的。我说,这理由很实在。他说,她要是不干这行,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认识。我说,那你们以后吵架怎么办。他说,吵架也得等下班。我笑了很久。后来他们结婚那天我去了,坐在最后一桌,看他们在台上敬酒。我想,两个人在同一条走廊上干活,结婚这件事就有点像接力。一个人累了,另一个人接着跑。那天我喝了一点酒,回家的时候在出租车上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夜班,想起他站在走廊上不说话的样子。我想,这个人现在有人陪他站那三十秒了。
13
第三年,我跟谢言吵了一次架。
那天来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脑出血,送来的时候还有呼吸,但是瞳孔已经不等大。
家属是她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站在走廊里吵起来了。
大儿子说,救,砸锅卖铁也救。
二儿子说,救回来也是躺着,受罪。
女儿一直在哭,不说话。
谢言把三个人叫到一边,说了三分钟,说的是病情、预后、可能性。
大儿子忽然指着他喊,你就是不想救,你们就是想省事。
谢言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救,但是我得告诉你们,救回来可能是什么样。
他说,你们现在做决定,做完了不要后悔。
大儿子说,救。
最后老太太上了呼吸机,在ICU躺了十九天,走了。
第十九天那天,大儿子在走廊上碰到谢言,说了一句,早知道听你的。
谢言什么也没说。
晚上我在休息室跟他吵了一架。
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劝他们。
他说,我劝了。
我说,你劝得太客气了。
他说,我要是劝得狠一点,他们将来会说是我让他们放弃的。
我说,那现在呢,人躺了十九天,花了三十万,最后还是一样。
他说,那你告诉我,你敢替他们做这个决定吗。
我站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说,江宁,我们不是神,我们只能把牌摊开,让他们自己选。
那天我在走廊上哭了。
我不是气他,我是气这个局面。
一个人明明知道结局,还得站在旁边看着别人一步一步走过去。
第三天早交班的时候,谢言在我旁边小声说,昨天我说重了。
我说,你说得对。
他说,那你别哭。
我说,我没哭。
他说,你眼睛肿了。
我说,那是熬夜。
跟谢言吵完那一架,我去找了谢老师。她听完,说,你吵得对。我说,那为什么我还是难受。她说,因为你发现你救不了所有人,也劝不了所有人。她说,这个科最难的一课不是技术,是你得接受有人会选错。她说,那个老太太的三个孩子,他们不是坏,他们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账。她说,老大算的是良心,老二算的是钱,女儿算的是以后。她说,你站在旁边,你以为你在讲医学,其实你在讲他们的账。我坐在她办公室的椅子上,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们这行,一半的力气用在抢救,一半的力气用在跟人解释。而解释这件事,是最没有结果的。因为你说得再清楚,人家心里那本账还是那个账。谢老师说,所以你别指望说服谁,你只要把话说清楚,剩下的交给他们。她说,你把手洗干净,把针扎好,把该说的说完,这就是你的本分。这句话我后来在每个新人入职的时候都会说一遍。
14
第四年我当了组长,管六个人。
当组长以后我才知道,管人比干活累。
我手下有一个小姑娘,二十三岁,刚毕业,跟我当年一样,扎针扎不进去,急得想哭。
有一回她挂错了一瓶水,吓得脸都白了。
我没有骂她,我说,坐下来,我们过一遍流程。
她一边过一边掉眼泪。
我说,你哭没用,你把手记住。
她说,宁姐,你会不会让我走。
我说,我要是让你走,你下次还会犯。
她说,那怎么办。
我说,我陪你多核对一遍,核对一个月。
那一个月我每天下班前跟她一起把当天的医嘱全部核一遍。
一个月以后她自己在核对的时候抓出了一个医生的开单错误。
那天她在护士站小声跟我说,宁姐,我今天抓到一个错的。
我说,好。
她说,我是不是行了。
我说,你行了。
那天晚上我给谢老师打电话,说,老师,我带出来一个人。
她说,你现在懂了。
我说,懂什么。
她说,你当年犯错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把你赶走。
我愣了一下,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这个科不能只留下不会犯错的人,得留下会记住错的人。
带那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做了一件谢老师当年没做的事。我把自己的错写下来给她看。我把我挂错药那件事从头讲到尾,讲了二十分钟,连我当时手抖的细节都讲了。她听完说,宁姐,你真的挂错过。我说,真的。她说,那你怎么还敢带人。我说,就是因为我挂错过,我才知道该在哪儿停一下。她说,你不怕我瞧不起你。我说,你要瞧不起我,你就不会犯错了?她笑了。那个月她每天下班前跟我核一遍医嘱,核到第二十天的时候,她自己抓出一个错误。那天她在护士站给我看那张单子,手有点抖。我说,你抖什么。她说,我怕我看错了。我说,那你再核一遍。她又核了一遍,确认是错的。我说,好,现在你去跟医生说。她去了,回来的时候脸是红的。她说,医生说我抓得对。那天晚上我给她买了一瓶酸奶。我想,一个人第一次抓出别人的错,比第一次救回一个人还重要。因为从那天起,她开始相信自己了。
我当组长那年,做过一个决定,把科室的交接班从五分钟改成十五分钟。有人说时间太长。我说,五分钟交接,出了事就是一辈子。我把交接的内容做成一张表,六项,一项一项念。念到第一个月,有人嫌啰嗦。念到第三个月,有一次交接的时候,一个护士发现上一班把一个病人的过敏史写错了。那天我们在护士站站了半分钟,谁也没说话。后来那个护士说,宁姐,幸亏改了十五分钟。我说,不是幸亏,是应该。那件事以后没有人再嫌啰嗦。我把那张表贴在交接的桌子上,贴了三年。三年里我们抓出过十一次错误,其中三次是过敏史,两次是剂量,六次是时间。这十一次里没有一次变成事故。我后来在总结上写,我们这一年最大的成绩不是救了多少人,是没出错。这句话写上去的时候,院长看了半天,说,这句话别人不会写。我说,别人不写,是因为他们要写成绩。我要写的是我们没死人的原因。
15
谢老师退休是在我第五年。
那天科室办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在休息室里,一个蛋糕,两束花。
她站在中间,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我这辈子只干了一份工作。
第二句,这份工作没让我发财,但是让我记住了三百多个名字。
第三句,你们以后别学我,学我太苦了。
说完她笑了,好几个人哭了。
我送她到楼下,她拎着一个纸箱子,里面是她的水杯、毛巾和一双旧鞋。
我说,老师,你以后干什么。
她说,我孙子明年上小学,我去接送。
我说,那你不想这儿吗。
她说,想,但是我不想再上夜班了。
她说,我上了二十七年夜班,我的胃就是那个时候坏的。
我说,你后悔吗。
她说,不后悔,但是我也不想再来一次。
她走了两步,忽然回头,说,江宁。
我说,嗯。
她说,白板上那张纸,你留着。
我说,我留着。
她说,那些人你还记得吗。
我说,我记得。
她说,那就好。
她走了以后我回科室,站在白板前面看那张发黄的纸。
纸上是两个名字,一个十九岁,一个四十六岁。
我用手指在纸上轻轻按了一下,说,谢老师走了,我在这儿。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值夜班,走廊的灯还是那么白。
我想,一个人把二十七年放在这条走廊上,走的时候只带走一个纸箱子。
这件事本身就很重。
谢老师退休前一个月,把她办公室的东西一件一件清。清到最后,她给我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小东西,几个发夹,两支笔,一管药膏,还有一张折得很小的纸。她说,这些你留着。我说,发夹我留着干什么。她说,值班的时候头发会掉下来,你得夹上。我说,那你呢。她说,我退休了,我不用夹了。我把那个铁盒子拿回值班室,放在柜子最上面。后来有一次夜班,我的头发一直掉,我从盒子里拿出一个发夹夹上,忽然笑了一下。我想,一个四十七岁的女人,把她用了二十年的发夹留给我。这件事情说出来一点都不惊天动地,但是它比很多话都重。她退休那天走的时候,我在楼下送她。她说,江宁,你要是有一天撑不住了,你就走,别硬撑。我说,我不会走。她说,你别把话说死。我说,那我就说到撑不住为止。她笑了,说,行,你这个人。她上车的时候我看见她把车窗摇下来,看了我们医院的大门一眼。那一眼看了很久。
16
第五年冬天,有一家私立医院来找我,开价是我现在的三倍。
他们的人事经理坐在咖啡馆里,把合同推过来,说,江护士长,你来了就是护理部主任。
我把合同翻了一遍,工资、假期、住宿都写得很好。
我说,我需要考虑几天。
回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算,三倍工资,我一年能存下二十万,五年就能给我妈在老家换一套房子。
那天晚上我跟谢言说了这件事。
他说,你去吧。
我说,你不留我。
他说,我不留,这是你的机会。
我说,那你觉得我该去吗。
他说,我不回答这个,我只说一件事。
他说,你走了以后,这个科还会有人值夜班,还会有病人被推进来。
他说,但是你走了以后,那个总是最后一个来挂号的老头,可能就没人陪他坐一会儿了。
我说,你这是留我。
他说,我这是把牌摊开。
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里坐到凌晨。
我想起我第一年挂错药的那个下午,想起谢老师写检讨的那三个小时。
我想起那个抱着孩子哭的爸爸,想起刘大爷的橘子。
第二天我给那家医院打了电话,说,对不起,我不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上,忽然觉得很轻松。
我不是不想钱,我是发现我这个人已经跟这条走廊长在一起了。
不去那家私立医院以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向医院申请,每个月去一次对口支援的乡镇卫生院,带两个人下去坐诊。第一次去的是个山区镇,路上三个小时,卫生院的楼是二层,只有一个医生两个护士。他们的抢救床是旧的,监护仪是二手的。我在那儿待了一天,看了三十多个病人,其中有一个老人血压高到两百,我当场给他用了药,降下来了。他们的护士站在旁边看,一句话都没说。走的时候那个护士问我,江老师,我们这儿要是遇上心梗怎么办。我说,先给药,同时联系县医院,路上别停。她说,我们这儿离县医院一个半小时。我说,那你就把这一个半小时当成你的一辈子。回来的路上我在车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车在山路上拐,我看见远处一片灯火。我想,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人在被救,也有很多人在等。我不能都救,但是我可以把我会的教出去。一个人把自己的本事教出去,比她自己干十遍有用。
17
同一个月,高速上出了一起连环车祸。
那天晚上十一点半,急诊的电话响了,说伤员有十九个,十分钟内到。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群体伤。
十九个人,四个重伤,两个危重,我们科室加上支援的人一共十一个。
走廊上全是血,全是喊声,推车不够用,我们把输液架推出去当担架。
我站在分诊台前面,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分。
我喊,红的进抢救室,黄的留观,绿的坐着等。
有一个年轻男人抓着我的袖子,说,我老婆还在车里。
我说,你先坐下,你头上在流血。
他说,我老婆还在车里。
我说,消防在救人,你先让我给你止血。
他不肯坐,我按着他的肩膀把他按到椅子上。
那天我们从十一点半忙到凌晨四点。
最后十九个人,活了十七个。
两个没救回来的,一个三十多岁,一个五十八岁。
凌晨四点我们坐在走廊上,谁也没说话。
地上还留着拖把擦过的水痕。
有个护士忽然哭了,哭得很大声。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没用。
天亮的时候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妈,我昨天救了一晚上人。
她说,累不累。
我说,累。
她说,那你吃早饭了吗。
我说,还没。
她说,去吃,吃了再睡。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去买了两个包子,站在医院门口吃完。
太阳刚出来,街上还没有什么人。
我想,这个城市昨天晚上死了两个人,但是今天早上还是要有人去上班。
群体伤那次,凌晨四点我们在走廊上坐着,有个护士哭。我坐在她旁边,什么也没说。后来她问我,宁姐,你怎么不哭。我说,我哭过了,在楼梯间。她说,什么时候。我说,抢救到一半的时候,我出去拿血,走到楼梯间,站了十秒。她说,十秒够吗。我说,不够,但是够我回来接着干。那天早上交班的时候,我把十九个人的情况一个一个报了一遍,报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声音卡了一下。我停下来,喝了口水,接着报。交完班我在办公室里坐着,忽然想起谢老师说过的话,医生不能不管,也不能全揽。我那时候不懂,那天我懂了。全揽的意思是,你把所有人的死都背在自己身上,然后你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在办公室的纸上写了一行字,写着,记住十七个活的。然后我把纸折起来,放进了口袋。那年以后我每次遇上群体伤,都会在事后数一遍活下来的人。
群体伤那次以后,我做了一件事。我把分诊台的抽屉清了一遍,里面放了三种颜色的腕带,红黄绿,一共两百条。我跟全科室说,以后遇上人多,先分颜色,再分人。有人说这太机械。我说,机械的东西不容易乱。那年以后我们又遇上过两次群体伤,一次是工地塌方,八个人,一次是商场踩踏,十一个人。第二次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跑,我站在分诊台前面喊颜色,喊到嗓子哑了。十一个人,活了十个。那天收工以后,我在分诊台上坐着。一个小护士走过来,说,宁姐,今天你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我说,因为说话耽误时间。她说,那你平时为什么那么爱说话。我说,平时说话是为了让人愿意跟着我干,出事的时候不说话是为了让他们活。她愣了一下,说,这区别太大了。我说,你现在不懂,等你带人的时候就懂了。那天晚上我回家,洗完澡坐在床上,忽然想起那个十九岁的男孩,那个蓝色书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我知道,那天我们的手是伸出去的。
18
第六年我当了护士长。
任命下来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个下午,把科室的人员表翻了三遍。
一共三十四个人,四个组,三班倒。
我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我要怎么带这三十四个人。
写完我发现我写不出什么大道理,我只写了四条。
第一条,出了事先解决事,再谈责任。
第二条,犯错可以,隐瞒不可以。
第三条,谁累了就说,我给你换班。
第四条,下班以后不许再想病人,想也没用。
这四条我贴在了办公室的门后面。
上任第一个月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把科室的排班表全部重做了一遍,把连续夜班改成最多两个。
第二件是把白板上那张发黄的纸换了一个位置,从角落挪到了正中间。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挪。
我说,我要让每个人每天都能看见那两个名字。
那年年底我们科室的离职率降了一半,从一个走了四个变成走了两个。
院长在年会上说,急诊科今年的稳定是江宁带出来的。
我上台领了个奖,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稳定不是我带出来的,是排班带出来的。
第二句,我希望明年我们一个人都不用走。
台下一片掌声,我下来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当护士长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夜班从连续两个改成最多两个。这件事当时有争议,有人说排不开,有人说这样人手不够。我算了一晚上,把三十四个人的班一个一个排,排到凌晨两点,终于排出来了。第二天我把新的排班表贴在墙上,有两个人当场说这样太麻烦。我说,麻烦我,不麻烦你们。第三个月,有一个人来找我,说他媳妇怀孕了,想调一下班。我给他调了。他说,宁姐,我以前以为你当护士长会变。我说,变成什么样。他说,变成只会说不行的那种。我笑了,说,我也说过不行。他说,什么时候。我说,你上个月迟到三次那次。他也笑了。我记得我刚当组长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说不行,因为我自己当过被说不行的人。后来我明白,一个好的管理者不是不说不行,是说完不行以后,还给人留一条路。那一年科室走了两个人,来的时候是四个,走的时候是两个。我把这个数字写在了年度总结的第一行。
排班表改完以后,有一个老护士跟我说,江宁,你这个人太软。我说,我哪里软。她说,你这样排,大家都舒服了,可是遇上大抢救怎么办。我说,大抢救的时候我自己上。她笑了,说,你能上几个班。我说,我能上两个。她说,两个不够。我说,所以我要把人留住。她说,你这个逻辑绕。我说,不绕,一个人一年走四个,我永远在招新人,新人永远不能上抢救,那才是真的不够。她想了想,说,你说得对。那年以后她成了我最得力的人。有一回半夜大抢救,她一个人顶了三个岗,顶到早上六点。交班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说,江宁,我不行了。我说,你去睡,剩下的我来。她说,你也一夜没睡。我说,我是护士长。她笑了,说,你这句话说得挺顺。我说,我练了很久。那天我上到中午十二点,回家睡了四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坐在床上,忽然觉得这一天很值。
19
第七年春天,谢老师病了。
是胰腺上的毛病,发现的时候已经不太好。
她住进了我们医院,在肿瘤科,八楼。
我每天下班都去她那儿坐一会儿。
她瘦了很多,头发掉了大半,戴着一顶毛线帽。
有一回她跟我说,江宁,我这个样子难看吧。
我说,不难看。
她说,你别哄我。
我说,我说的是真话,你这个样子像我妈。
她笑了,说,你这个比喻不好。
有一天她精神好,让我把窗帘拉开,看外面的院子。
院子里有一棵樱花树,开得正盛。
她说,我在这儿干了二十七年,从来没在春天看过这棵树。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春天我都在楼里。
我说,那你现在看。
她说,看,挺好看的。
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江宁,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我说,你问。
她说,你后悔干这行吗。
我说,我有时候后悔。
她说,什么时候。
我说,那个十九岁的男孩被送进来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干这行,我就不用看见。
她说,那你为什么还在。
我说,因为我不想让下一个人一个人躺在走廊上。
她闭上眼睛,说,你这个理由,比我当年的理由强。
我说,你当年的理由是什么。
她说,我当年是为了我弟弟,他小时候病死了,死在一个县医院,那天没有值班的护士。
那天我在病房里坐了很久。
我想,一个人做一份工作,做久了就会有理由。
有些理由是年轻的,有些理由是后来长出来的。
谢老师住院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去八楼坐一会儿。有一回她睡着了,我坐在床边看她,看了很久。她睡着的时候脸很松,一点都不像那个说话像刀子的人。我想起她第一天跟我说的那句话,这儿不是救人的地方,是抢时间的地方。我那时候觉得她冷。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把自己裹起来了。一个人在这条走廊上走二十七年,如果她不裹起来,她走不到退休。她醒的时候看见我在,说,你怎么还没走。我说,我坐一会儿。她说,你回去,你明天还上班。我说,我明天下午的班。她说,那你回去睡觉。我站起来,她忽然拉住我的手,说,江宁,我柜子里有一本笔记,你拿去。第二天我去她家,她儿媳妇把笔记本给我,是一个很旧的硬皮本,封面上写着四个字,抢救心得。我翻开看,里面全是她的手写,一页一页,写着她二十七年里遇见的病例,写着她的错,写着她的判断。最后一页写着一段话,她说,我这一辈子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在每一次手抖的时候,还是把手伸出去了。
谢老师住院后期,有一回她跟我说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她说,她弟弟死那年她十一岁。她说,那天夜里下大雨,村里没有车,她爹背着她弟弟走了七里路到县医院。她说,医院的大门关着,敲了很久才有人出来。她说,那个人出来看了一眼,说,没气了。她说,她爹就站在雨里,把弟弟放在台阶上,然后蹲下去哭。她说,她那时候不懂死是什么,她只觉得台阶很凉。她说,从那天起她就想,将来要站在门里面,谁敲门都开。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哭了。她看着我哭,说,你别哭,我都讲完了。我说,老师,你做到了。她说,我没全做到,我也有不开门的时候。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值夜班,有个家属来敲门说孩子发烧,我隔着门说让他去儿科。她说,第二天那孩子抽了。她说,这件事我想了三十年。我说,那你后来怎么办。她说,我后来把每一个来敲门的人都放进来,不管是不是我们的科。那天我从她病房出来,在电梯里站了很久。我想,一个人做一件事做久了,心里会存下几件这样的事。这些事不能跟别人说,也不能写进总结。它们只在她自己心里,一格一格地放着。
20
谢老师是那年秋天走的。
走的那天我在上班,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给一个老人挂水。
我把水挂完,交代给同事,摘了手套,走到楼梯间里,站了五分钟。
我没有哭。
我回到护士站,拿出一张新的纸,在上面写了两个名字。
一个叫谢云,一个叫刘建国。
刘建国就是那个反复来挂号的老头。
我把那张纸用透明胶带封好,贴在白板上那张旧纸的旁边。
有人问我,护士长,这是什么。
我说,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人。
现在我三十六岁,白大褂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
一支笔,一卷胶布,一张写着注意事项的纸。
注意事项上只有一行字,先核对,再动手。
每年春天我都会把科室的人带到楼下看那棵樱花树,站五分钟。
有一年一个新来的小姑娘问我,宁姐,我们为什么每年都来看。
我说,因为有一些人,走的时候没有看过花。
她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看。
我说,因为我们还在这儿。
她点了点头,看了很久。
我站在樱花树下面,忽然想起我第一天进这个科室,袖子长了一截。
那时候我以为这份工作是救人的。
现在我明白了,这份工作是把人一个一个接住,接得住就接住,接不住就记着。
急诊科的灯从来不关。
灯亮着,就说明还有人在这儿。
谢老师走了以后,我在她的笔记本上抄了一句话,贴在了办公室的门后面。那四条规矩还在,我又加了第五条,写着,累了就说,说了就有人替你。那年冬天科室来了六个新人,我给他们讲第一课的时候,把那本笔记本带去了。我翻开第一页,念了一段,念的是她写的一个夜班,写她怎么在一个停电的晚上用手机灯照着给一个孩子扎针。念完我合上本子,说,这个人叫谢云,她在这个科室干了二十七年。底下有个小姑娘举手,说,江老师,她现在在哪儿。我说,她走了。她说,那她的笔记为什么在你这儿。我说,因为她想让我们记住,这个科不是靠一个人撑起来的。那天下课以后,那个小姑娘留在教室里问我,宁姐,我能干到二十七年吗。我说,你先干满一年。她笑了,说,那我先干满一年。我看着她走出门,忽然想起我第一天进这个科室,袖子长了一截。我想,这条走廊上的人一茬一换一茬,但是灯一直亮着。
我现在带新人的时候,会给他们讲一个细节。我说,你们注意看病人的手。一个快要走的人,手是凉的,指甲是紫的,手心会出汗。一个害怕的人,手是湿的,攥得很紧。一个昏迷的人,手是松的,你抬起来它会自己掉下去。我说,这些东西仪器不会告诉你,只有你握着的时候才知道。有一年一个新人问我,宁姐,你握过多少只手。我算了算,说,大概几万只。她说,你记得哪一只。我说,我记得一个十九岁男孩的手,凉的,指甲是紫的,指甲边上有一点墨,可能是在写作业。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连这个都记得。我说,我记得,因为那天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会带着作业本死在走廊上。那天她哭了。我说,你别哭,你记住就行。我们这一行,记得比哭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