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退圈那天是三月十七号,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北京下了最后一场雪。
发布会在一家酒店的三层,台下坐了六十多个记者,长枪短炮,闪光灯亮得人眼前发白。
我穿了一条黑裙子,坐在台上最边上那个位置,手里攥着一张纸。
那张纸是公司给我的,上面写着我要说的话。
第一句,我为我的不专业道歉。
第二句,我接受所有批评。
第三句,我决定暂别这个行业。
我攥着那张纸,手心全是汗,纸边被我攥得起了毛。
主持人念完开场白,把话筒递给我,说,知意,你说两句吧。
我看着台下那些镜头,忽然想起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行业里的样子。
那时候我十九岁,刚从戏剧学院出来,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演戏让我高兴。
十年过去,我成了那个被按在台上认错的人。
我开口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得我自己都意外。
我说,我为我的不专业道歉。
我说,我接受所有批评。
我说,我决定暂别这个行业。
三句话念完,台下有人举手问,知意,网上说你耍大牌是真的吗。
我说,我没有耍过大牌。
主持人立刻接过来,说,知意现在情绪不太好,今天的采访到这里。
我从台上下来,走的后门,门口停着一辆车,经纪人等在车边。
他说,知意,你今天表现不错。
我说,我表现什么了。
他说,你配合了。
我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摊开,上面还有我没念完的话。
我把那张纸撕了,撕成四条,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
雪落在我的头发上,很快就化了。
我站在路边,忽然不知道要去哪儿。
这十年我住过五个城市,拍过十七部戏,拿过一次最佳新人,也被人骂过一千次。
我以为自己很坚韧,其实我只是很会忍。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公寓里坐到天亮,把这十年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我想明白了,我不是不会演戏,我是不肯演他们给我写的剧本。
一个演员一旦开始演别人安排的角色,就再也演不好戏里的人了。
那天发布会之前,我在公司楼下站了半个小时。
北京的雪下得很碎,落在袖子上不化,一层一层地堆。
我给经纪人打电话,说,我不想去。
他说,你不去,合同怎么办。
我说,合同可以赔。
他说,赔得起吗。
我算了一下,赔得起,但是赔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那年我二十七岁,卡里有四十万,房租一年八万,我如果失业,可以撑三年。
但是我还有我妈,她六十岁了,在老家靠我寄的钱吃药。
我在楼下站到手指冻僵,然后上楼了。
电梯里我遇见公司的一个副总,他看了我一眼,说,知意,配合一下,很快就过去了。
我说,好。
很快就过去了,这五个字我记了很多年。
后来我才明白,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过去的,过去的时候没人记得,只有你自己在里面待着。
那天发布会我念完了稿子,念得字正腔圆。
我不是不会反抗,我是知道反抗没有用。
一个人对着六十个镜头反抗,镜头会把她拍成一个疯子。
我那个时候还不懂,沉默也是一种办法。
我只知道我要活下去,我得先把命保住。
发布会那天我在后台化妆,化妆师问我,知意,你今天要不要化淡一点。
我说,化淡一点。
她说,淡了镜头会显得你没精神。
我说,我就想显得没精神。
她愣了一下,没再问。
我在镜子前面坐了很久,看着自己一层一层被化上去,又被擦掉,最后只留了一点唇色。
那时候我心里很静,静得像在等一场戏开场。
我做演员十年,最会的一件事就是等开场。
灯一亮,你就得走出去,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
那天我从后台走到台前,走得特别慢。
我知道所有人都在等我认错,我知道我只要开口,这件事就会有一个结尾。
后来很多人问我当时是什么感觉。
我说没有感觉,就像一个演员被推进一个她不想演的角色里,她能做的只有把台词念完。
我念完了。
那不是我的台词,但是在那个下午,那是我唯一能说的话。
2
退圈以后我搬去了城郊。
那间出租屋在六楼,没有电梯,一室一厅,三十平,房租一千八。
我把头发剪短了,剪到耳朵上面,剪的时候理发师问我确定吗。
我说,确定。
剪完我在镜子里看自己,觉得陌生,又觉得轻松。
我把手机里的社交软件全删了,只留了一个通话的功能。
第一个月我什么也没干,每天早上起来做饭,吃完饭就坐在窗边看书。
看了七天,我发现自己受不了这种安静。
我这个人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会想那些事。
第八天我出门,坐了两趟公交,去了城南一个小剧场。
那是个老厂房改的,一百多个座位,票八十块,观众坐得稀稀拉拉。
那天演的是《雷雨》,演四凤的女演员嗓子哑了,团长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我站在门口看完了一场,散场以后走到后台,说,我可以替补。
团长看着我,愣了三秒,说,你是……
我说,我叫许知意。
他说,我知道你是谁。
我说,那你还敢用我。
他说,我这个小剧场,一年演出两百场,最贵的票八十块,你能来我就赚了。
那天晚上我演了四凤。
上场之前我在后台站了很久,手心出汗,跟十年前第一次上台一样。
灯光一亮,我走出去,台下十九个人。
我一张口,整个人就活了。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不是离不开这个行业,我是离不开舞台。
搬去城郊的第一个月,我每天都在怀疑自己。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想,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不该退圈,我该忍,我该去找人说情,我该低头。
我坐在窗边想了整整一个月,想到最后发现,我其实不是在后悔,我是在害怕。
我怕没有戏演,怕没有人记得我,怕三十岁以后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去小剧场演了第一场,那种怕就慢慢没了。
舞台这个东西很奇怪,它不会给你钱,不会给你名,但它会给你一个位置。
你站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是那个人。
那个位置只有三尺宽,灯一打,下面黑着,你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得见人呼吸。
我第一场演四凤,演到第三幕的时候,台下有个观众哭了。
我听见那个抽气的声音,忽然心里一动。
我想,我还能让人哭。
那一刻我知道我不用回那个圈子了。
我不需要红,我需要有人在我说话的时候安静下来。
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跑步,跑到河边再跑回来。
跑完洗脸,做饭,背台词。
日子简单得像一条直线,但是我的心里第一次不慌了。
我在小剧场第一次演四凤,演完之后在后台吐了。
不是紧张,是因为我在台上哭得太狠,下场的时候胃里翻。
周团长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说,你这个人演戏太用力。
我说,我控制不住。
他说,控制不住你就练,练到能收得住。
我说,收住了不就假了。
他说,收住不是压住,是留一点在台上,其余的自己拿着。
我不太懂这句话,练了一年才懂。
后来我演繁漪,演到最激烈那一场,我反而没有哭。
我只是站在那儿,手抖,眼睛干。
那场演完,底下一个老太太拉着我说,姑娘,你今天那眼睛,比哭还狠。
我明白了,演戏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倒出来。
倒出来的是水,留下来的是酒。
3
小剧场的团长姓周,六十多岁,秃顶,说话大声,抽烟抽得凶。
他年轻时候在省话剧院当演员,后来剧团散了,他自己凑钱办了这个场子。
他跟我说,知意,我这儿没有资源,没有背景,也没有钱,我只有一块地板。
我说,我要的就是一块地板。
他说,那你就在这儿站着,站得住就站。
我在那个小剧场待了三年。
三年里我演过十二个角色,从四凤演到繁漪,从少女演到老太太。
最多的一年演了一百三十场,最少的一年也有八十六场。
一场八十块,一个月演出二十场,扣掉房租水电,剩不下什么。
我买了最便宜的菜,自己做饭,一周吃两次肉。
有一年冬天暖气坏了,后台冷得像冰窖,我裹着棉袄化妆,手冻得拿不住笔。
周团长说,知意,你要不要回去。
我说,回哪儿去。
他说,回那个圈子。
我说,我不回。
他说,你现在这样,可惜了。
我说,我这样不可惜,我这样踏实。
小剧场里还有两个演员,一个叫林帆,比我小四岁,一个叫孙姐,四十多岁,孩子上初中。
林帆说,知意姐,你以前真的拍过电影吗。
我说,拍过。
他说,那你为什么回来演话剧。
我说,因为我在这儿能听见观众喘气。
他不太懂这句话,我看得出他不懂。
后来他跟我演了半年,慢慢懂了。
他说,知意姐,我明白了,拍戏的时候你面对的是镜头,演话剧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人。
我说,对,人是有呼吸的。
周团长这个人说话难听,但是心热。
我刚去那阵子,他给我排了一个只有四句台词的角色,说,你先站站台。
我说,我以前演过女主角。
他说,我知道,我就是让你站站台。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身上有主角的架子,你得先把这个架子拆了。
我那时候不服气。
我站在台上演那四句台词,念得字正腔圆,台下没人有反应。
演完周团长说,你演的是台词,不是人。
我说,那我该怎么演。
他说,你回去想想,一个只有四句台词的人,她在台上想什么。
我回家想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我改了,我把那四句台词念得含含糊糊,走路的时候有点驼背,手上一直捏着衣角。
那场演完,台下有人笑了。
周团长在后台说,对了,你终于演人了。
从那以后我每接一个角色,先想的不是台词,是这个人在台上想什么。
这个本事我后来用在了电影里。
陈默说我一半的戏没有台词,其实我有,只是我把台词说在了脸上。
4
三年里我只有一次出门被人认出来。
那天我去超市买米,收银的小姑娘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是不是那个演员。
我说,不是。
她说,你长得特别像。
我说,好多人这么说。
她笑了笑,扫了我的米,说,一共二十七块六。
我拎着米走出超市,走了两百米,忽然腿软,坐在路边的花坛上待了十分钟。
我以为自己已经不在乎了,其实我在乎。
那天晚上我在剧场演繁漪,演到第三幕的时候,眼泪掉得特别真。
散场后周团长说,你今天演得不一样。
我说,哪里不一样。
他说,你今天真难受。
我说,我一直都真难受。
他说,以前是演的难受,今天是自己的难受。
我没说话,回后台卸妆,卸到一半,把脸埋在毛巾里哭了。
这三年我最怕的不是穷,是被人忘记。
一个人被忘记的时候,是最自由的,也是最空的。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跑三公里,回来背台词,下午排练,晚上演出。
我把台词本翻烂了七本,用胶带粘了又粘。
有一天我在排练厅的镜子前面站着,忽然对自己说,许知意,你要是这辈子都这样,也不亏。
说完我笑了,笑着心里一松。
从那天起我不再等了。
我不等谁来找我,我就站在这块地板上。
被认出来的那次,我在花坛上坐了十分钟,然后站起来走了。
我没有打车,我走回家的,走了四十分钟。
路上我想了很多事。
我想如果我现在发一条微博,说我在演话剧,会怎么样。
会有人转发,会有人骂,会有人说我洗白。
我想了想,把手机放回口袋。
我不发。
我这个人一旦开始解释,就等于承认了我需要他们原谅。
我不需要。
我回到出租屋,煮了一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吃完我坐在桌前抄台词,抄到第十一页的时候,隔壁的小孩开始弹钢琴。
那琴弹得乱七八糟,一遍一遍重复同一段。
我听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我想,这个小孩弹得比我还难听,但是他一直在弹。
我凭什么不弹。
那天晚上我抄完了整本台词,抄到凌晨两点。
我把抄好的纸摞起来,摞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
我想,这些纸就是我的底气。
5
那个导演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排练,周团长在门口喊,知意,有人找你。
我出去,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走廊里,穿一件旧冲锋衣,脚上是双跑鞋,看着像刚从工地过来。
他说,我叫陈默,拍电影的。
我说,我知道,你看过你的片子。
他说,我这次要拍一个故事,讲一个女护林员,在山里待了二十年,丈夫走了,儿子走了,她还在那儿。
他说,这个角色一半的戏没有台词,只有走路、烧火、看树。
我说,为什么找我。
他说,因为我看过你三年前那部《渡口》,你在里面有一场戏,一句台词都没有,只是站在桥边。
他说,那一场戏我看了七遍。
我说,那部片子票房很差。
他说,我知道,我不在乎票房。
我说,那你用什么给我付钱。
他说,我全部的预算四百万,给你十万。
我说,我值十万吗。
他说,我知道少,但是我只能给这么多,剩下的钱要留给山里的雪。
我笑了,说,行,我接。
他愣了一下,说,你不问什么时候开机吗。
我说,不问,你定。
他说,下个月,要在山里待四个月。
我说,那我这个月把话剧的场次演完。
他伸出手,说,谢谢你。
我握住他的手,说,不用谢,我也想演一个不靠说话的人。
陈默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其实不想接。
不是不想演,是不敢。
我怕我一上镜头,那些旧事就全回来了。
他坐在排练厅的椅子上,跟我说了一个小时的故事。
他说那个女护林员姓王,是他在甘肃采访的时候遇见的。
他说她二十一岁上山,丈夫三十岁那年出车祸走了,儿子十八岁那年去了城里,再也没回来。
他说她在山里待了二十年,冬天一个人守着一栋房子,两条狗。
他说,我问她怕不怕,她说怕,但是她已经不知道山下什么样了。
我听到这儿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
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
他说,因为我这辈子只见过一个人可以二十年不说话。
他说,许知意,你能演她。
我说,我怎么演一个我没见过的人。
他说,你去见她。
第二天我就买了票。
我在山里待了十二天,那个女护林员我见了三次。
第一次她给我煮了一锅土豆,第二次她带我走了五公里山路,第三次她坐在门口跟我一起看雪。
她一句话都没多说,但是我发现了她一个动作。
她走路的时候,右脚总是先落地,左脚跟上,像是腿上有伤。
我问她,你腿怎么了。
她说,十年前摔过。
我说,为什么不治。
她说,下山要一天,我不想下去。
我把这个动作记在了心里。
后来电影里我走路就是这样,右脚先落地。
陈默说,这个动作你从哪儿学的。
我说,从她那儿。
见完那个女护林员,我回北京的火车上一直在想一件事。
她说她二十年没下山,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下去了谁守着。
这句话在我心里翻了很多天。
我后来明白,她守的不是林子,是她丈夫的坟,是她儿子的老家,是她这辈子唯一确定的东西。
一个人要是没有一件确定的东西,她就站不住。
我那三年演的每一场戏,就是我的确定。
一场八十块,台下十九个人,那是确定的。
闪光灯、热搜、通告,那些是不确定的。
二十七岁那年我一直在抓不确定的东西,抓得手都空了。
三十岁我才知道,人得先有一块确定的土,才敢在上面种别的。
那部电影我演的不是一个护林员。
我演的是一个把自己钉在一片地上的人。
陈默后来跟我说,这场戏你演得比我写的还狠。
我说,因为我懂她。
6
开机前半个月,我去了一趟山里。
那个地方在西北,海拔两千六,最近的镇子离拍摄地四十公里,冬天封山。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半天汽车,最后一段路是护林站的车来接的。
护林站只有三个人,一栋砖房,两条狗,四十二万亩林子。
站长姓马,五十多岁,脸黑得像树皮。
他说,你就是那个演员。
我说,是。
他说,你会烧炕吗。
我说,不会。
他说,那你先学烧炕,不会烧炕在这儿活不了。
我在那儿住了十二天,学烧炕,学劈柴,学怎么在雪地里走路。
马站长教我辨认树,说这片林子主要是云杉和落叶松,一种是四季常青,一种秋天会黄。
他说,你看这棵,有一百多年了,比我们所有人都老。
我说,那它见过很多人。
他说,见过,见过走的,也见过回来的。
那十二天我一句话都没说,每天走十几公里,走到脚底起了两层泡。
回到北京的时候我瘦了七斤,脸晒黑了,手上全是裂口。
陈默看见我,说,你现在像了。
我说,像什么。
他说,像一个在山里待了二十年的人。
开机那天是五月,山里还有残雪。
第一场戏是我在雪地里走,走了三分钟,没有台词,没有音乐。
我走完,陈默喊了停,说,过了。
我问他,你怎么不看看回放。
他说,不用看,我在监视器前面哭了。
山里的日子比城里慢。
护林站早上六点点灯,晚上八点熄灯,一天三顿饭,饭是土豆、白菜、面片。
我在那儿住到第九天,才学会劈柴。
马站长教我的时候说,你把斧头举过头顶,落下来的时候腰要用力,不是手。
我劈了四十多根,劈到一半手掌磨破了。
他给我拿了一块布,说,包上接着劈。
我说,你们这儿有碘伏吗。
他说,有,但是不敢用,用了就舍不得干活。
我笑了,说,你们这儿真苦。
他说,不苦,我们这儿就是静。
他说,静得久了,人就听不见外面了。
我在山里待的第十二天,那个女护林员带我去看了一次她丈夫的坟。
坟在后山,一块石头,一棵松树,她每年冬天去扫一次。
她站在坟前没说话,站了十分钟,然后就往回走。
我跟在她后面,也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她忽然说,我儿子十八岁那年走的,走的时候跟我说,妈,这山里什么都没有。
她说,我说,这山里有你爸。
她说,他还是走了。
我问她,你恨他吗。
她说,不恨,他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说,我这辈子只见过这一片林子,我看不出外面有什么好。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下去。
她说,我下去了,谁守着。
那天晚上我在护林站的炕上躺着,忽然哭了。
我想起我自己,想起那三年前台下的闪光灯,想起我被人按着头念稿子。
我以为我很惨,其实我一点都不惨。
我至少有得选,她连选的机会都没有。
7
拍摄到第二个月,剧组就没钱了。
陈默把预算表摊在桌上,说,还剩八十万,还要拍四十天。
制片人急得嘴上起了泡,说,要不先停一停,等钱到了再拍。
陈默说,不能停,一停雪就化完了。
那天晚上剧组二十几个人围着一个火盆吃饭,吃的是土豆和白菜,没有肉。
副导演喝了半瓶白酒,忽然说,陈导,这个片子拍完了能不能上映都不知道。
陈默说,能不能上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拍完,我这一辈子都过不去。
我坐在火盆边上,说,我这份钱可以先不要。
他抬头看我,说,你疯了。
我说,我在小剧场一年挣不到三万,也不是活不下来。
他说,那不一样,那是你该得的。
我说,那我先垫剧组,等片子卖出去再给我。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许知意,我认识你之前以为你是个被赶出圈子的失败者。
我说,我确实是。
他说,你不是,你是这个圈子里少见的那种人。
我说,哪种人。
他说,那种只认戏的人。
第二天制片人卖了自己一辆车,凑了十七万。
剧组就这样撑下来了。
后来我在很多采访里说过这件事,每次说的时候都有人问,你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那四个月是我十七部戏里唯一一次不为别的拍戏。
剧组没钱的那段时间,我们每天的伙食是土豆炖白菜。
有一天副导演从镇上买了半只鸡回来,二十几个人分,一人两小块。
我分到的那块带骨头,我啃得很干净。
陈默坐在我旁边,说,许知意,你这个样子不像明星。
我说,我从来不是明星。
他说,你以前不是拿过最佳新人。
我说,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他说,那你现在还想拿奖吗。
我说,想。
他说,为什么想。
我说,因为我想让那个让我念稿子的行业,看见我站在台上。
他愣了一下,说,你恨他们。
我说,我不恨,我就是想把话说清楚。
他说,你这个人,比我想的硬。
我说,我这个人比你想的穷,穷人才硬。
那天他把鸡骨头收起来,说要拿去给狗。
我说,这狗比我们吃得好。
他笑了,说,它也跟着我们受苦。
那四个月我们吃的苦不多,但都是细碎的苦。
冷,饿,缺觉,洗不上热水澡,早上起来水盆里结着一层薄冰。
我后来回想那四个月,记住的不是苦,是那种所有人朝一个方向使劲的感觉。
这种感觉我在大剧组里从来没有过。
大剧组里每个人都在算自己的那一份,只有小剧组里,大家算的是这件事能不能成。
剧组没钱那阵子,制片人每天接二十个电话,全是催款。
有一天他把手机摔在桌上,说,我不干了。
陈默说,你不干我也不干了。
两个人坐在院子里生了半个小时的气。
后来制片人自己捡起手机,说,我再打十个电话。
我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这两个人很像我那三年。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想放弃一次,但是每天都再坚持一天,他就撑下来了。
那天晚上他们借了十一万,账上又有钱了。
第二天开机,所有人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在心里记住了这件事。
一个剧组能拍完,靠的不是钱多,是有人不肯散。
一个剧团能开十九年,靠的也不是钱,是有人每天去开门。
我后来把这句话写在了工作室的墙上,写了六个字,别散,接着干。
8
拍摄第七十天,出了一场事故。
那天要拍一场山火的戏,用的是特效火,控制好的,但是风向突然变了,火烧到了预先没算到的一片枯草上。
现场五十多个人,护林站的人也来了,大家拿着灭火器和铁锹往上冲。
我穿着戏里的棉袄跑,跑到一半被烟呛得跪在地上。
陈默拉着我往回跑,说,别拍了,撤。
那场火最后烧了三个小时,烧掉半坡枯草,没有人受伤。
当天晚上所有人坐在院子里,谁也没说话。
马站长过来,蹲在我旁边,说,丫头,吓着了。
我说,有一点。
他说,这山里的火,一年要防三百天,防住了就是没事,防不住就是一场灾难。
我说,你干了多少年。
他说,三十二年。
我说,你怕过吗。
他说,怕过,怕也得干。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在院子里坐到凌晨三点。
我想起三年前那场发布会,台下的闪光灯像一片火,我被烤得说不出话。
我想,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场火。
有些火是别人点的,有些火是自己心里着的。
别人点的火,你只能跑。
心里着的火,你得自己灭。
那场火烧起来的时候,我离火只有三十米。
火从枯草上往上爬,爬得很快,声音像有人在撕布。
我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陈默冲过来拉我,我脚下一滑,跪在雪地里,膝盖磕在一块石头上。
他拽着我跑了两百多米,跑上一条土路,才停下来。
我坐在地上喘气,喘了半分钟才说得出话。
我说,对不起。
他说,你对不起什么。
我说,我不该发愣。
他说,谁遇见火都发愣。
那天晚上剧组停工,大家坐在院子里。
马站长抽着烟,说,这种火一年要出两三回,都是风变的。
他说,你们拍戏,火要控制,控制不好就是命。
制片人当场决定,之后的火戏全部用后期,不再点火。
陈默不同意,说,不点火的戏是假的。
马站长说,假的也是戏,命是真的。
最后是折中的,火戏用了小范围的控火加后期,拍出来观众看不出来。
那天夜里我梦见了火。
梦里我站在一片烧过的地上,地上全是黑的,树还立着,叶子全没了。
我在梦里说我还能演,但是没有人听。
第二天早上我跟陈默说,我做梦了。
他说,我也是。
他说,我梦见这片林子烧完了。
我们俩站在门口,看着远处一片白,谁也没说话。
9
片子杀青是在九月,山里下了第一场雪。
杀青那天剧组没有办酒,大家把器材装上车,站成一排照了张相。
陈默说,这片子能不能上,我也不知道,你们先回去过日子。
我回到北京,房租欠了一个月,卡里剩两千八。
周团长给我打电话,说,知意,你回来了没有,剧场等着你。
我说,回来了,明天就上。
那半年我一边演话剧,一边等片子的消息。
片子剪了七个月,送了两个电影节,一个没进,一个进了。
进的那个是国外的小电影节,没几个人知道。
陈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在抖,说,知意,进了,主竞赛。
我说,好。
他说,你不高兴吗。
我说,高兴,我在后台化妆,一会儿上场。
挂了电话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笑了。
我三十岁了,头发短短的,脸上有皱纹,手上还有裂口。
我这个人不红了三年,也没钱三年,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踏实过。
片子剪出来以后,陈默给我看了一遍。
两个小时零七分,我在里面说的话不到四十句。
看完我坐在那儿没动,心里有点空。
我说,观众会不会觉得闷。
他说,会。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没办法,这就是这个片子。
我说,那我们就等着。
那半年我在剧场演了一百多场,从春演到冬。
演完最后一场是十二月,天很冷,我回到出租屋,屋里暖气不太好,我裹着被子坐在床上。
我给陈默打电话,问他片子怎么样了。
他说,送了两家,一家据说有戏,一家没戏。
我说,哪家没戏。
他说,国内的那个,评委会不喜欢这种片子。
我说,那就只能去国外了。
他说,去了也不一定有人看。
我说,那我们也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许知意,你为什么这么笃定。
我说,我不笃定,我只是知道,这个片子如果不被人看见,那四个月就白挨冻了。
后来我明白了,一个人做一件事,不一定非要看见结果才做。
但是你得给它一个机会,让它有可能被看见。
等片子消息那半年,我把出租屋重新收拾了一遍。
墙刷白了,买了两盆绿萝,把堆在椅子上的衣服全叠进柜子里。
周团长来送剧本,进门看了一圈,说,你这是要过日子了。
我说,我一直过日子。
他说,以前你这屋子像个临时住所。
我说,以前我确实觉得自己是临时的。
他说,现在呢。
我说,现在我觉得我就在这儿。
他笑了笑,说,一个人心里安了,屋子就安了。
那天他走了以后,我坐在窗边看着那两盆绿萝,忽然想起我二十七岁那年的公寓。
那间公寓两百平,家具全是牌子的,我一个人住在里面,晚上回来连灯都不想开。
现在这间三十平的屋子,我每天晚上都要把灯开着坐一会儿。
我想,人不是房子大了就安心。
人是有了一件自己认准的事,才安心。
10
电影节在十一月,在海边一个城市。
组委会给了两张机票,我和陈默一人一张。
我没有礼服,去商场租了一条,两千块,押金五千。
店员认出我了,眼神很古怪,说,你是不是那个……
我说,不是。
她笑了笑,没再说话。
走红毯那天我站在入口,看见前面过去的人一个比一个亮。
陈默穿着租来的西装,站在我旁边,说,紧张吗。
我说,不紧张,我在小剧场演过一百三十场,台下十九个人我都不怕。
他说,今天台下有两千人。
我说,那也没关系,我在台上只看得见光。
那天红毯走了七分钟,我只记得脚下的地砖很凉。
进到厅里坐下,我摸到自己的手在抖。
颁奖是从小奖开始颁的,颁到最佳女演员的时候,主持人念了五个名字。
念到第三个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我坐着没动。
陈默推了我一下,说,是你。
我站起来,走上台,接过那个奖杯,站在话筒前面。
台下很安静。
我说,三年以前,有人让我在台上念一段稿子,说我不配。
我说,我今天不念稿子。
我说,我从来没有不会演戏,我只是不肯演你们写好的那个人。
说完我把奖杯举了一下,台下的掌声从后面滚上来。
我看见前排坐着一个人,穿一身银色礼服,正看着我笑。
那个人是苏晴。
三年前,是她把我按在台上的。
去电影节之前,我找了一家裁缝店改礼服。
那件租来的裙子腰太大了,我自己拿针线缝了两寸。
缝的时候手被针扎了三次,扎完我把手指放在嘴里吸了一下,接着缝。
我妈要是看见,肯定说我不像个女人。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太会这些,我会演戏,会背台词,会劈柴,就是不会缝衣服。
走红毯那天我在酒店里化了一个半小时的妆,化妆师说,许老师,你皮肤太干了。
我说,山里待的。
她说,你去山里干什么。
我说,拍戏。
她说,拍戏还要去山里。
我说,不去的戏我不接。
颁奖礼开始之前,我在座位上坐着,手一直在抖。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按着,按了十分钟。
陈默在旁边小声说,你别抖,镜头会拍到你。
我说,我控制不住。
他说,那你就想一件事。
我说,想什么。
他说,想那四个月的雪。
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手真的不抖了。
我想,一个在山里冻过四个月的人,不该怕两千个人。
11
后台的走廊很长,墙是米色的,灯打得很白。
我捧着奖杯往回走,走到转角的地方,苏晴站在那里。
她比我大三岁,出道比我早,那年她是公司的一姐。
她说,知意。
我说,苏晴姐。
她说,恭喜你。
我说,谢谢。
她看着我手里的奖杯,说,这个奖,我提名过两次,都没拿到。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恨我吗。
我说,我以前恨。
她说,现在呢。
我说,现在不恨了。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现在有戏演,你没有。
她愣了一下,笑了,笑得有点难看。
她说,你还是这么直。
我说,我这三年学会了一件事,想说的话就说完,不留着。
她说,三年前那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做成的。
我说,我知道,你只是站得最前面的那个。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恨后面的人。
我说,我恨过,恨了三年,后来我发现恨是最没用的东西。
她说,那什么有用。
我说,有用的是你手里得有东西。
我把奖杯抬了一下,说,就是这个。
她看着那个奖杯看了很久,忽然说,知意,你这三年过得苦吗。
我说,苦。
她说,那你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她低下头,说,我有时候后悔。
我说,后悔什么。
她说,后悔当年太急。
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以后有合适的戏,你可以来找我。
我说,我不找。
她笑了,说,你还是这样。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海边走了两个小时。
风很大,浪很响,我把鞋脱了拎在手上,走在湿沙上。
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说,妈,我拿了个奖。
她说,什么奖。
我说,最佳女演员。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是不是又要拍戏了。
我说,是。
她说,那你还回不回家吃饭。
我说,回。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说,回来吧,我给你包饺子。
苏晴转身走之前,回头问了我一句,她说,知意,你以后还会演话剧吗。
我说,会。
她说,为什么,你现在有电影拍了。
我说,因为话剧不会给我稿子念。
她愣了一下,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酒店,路上遇到几个中国记者,他们举着话筒问我最想说什么。
我说,我想说一句,三年不是消失,是换了块地板站着。
他们愣了一下,记下来。
回到酒店我把鞋脱了,坐在床边,看着手里的奖杯发呆。
那个奖杯不重,拿在手里像一块温的石头。
我给它换了好几个位置,最后放在窗台上。
窗外是海,夜里的海是黑的,只有远处一点灯塔的光。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下雪的下午,我被按在台上念稿子。
那时候我以为我这辈子就完了。
现在我坐在海边的酒店里,手里有一个奖杯,窗外有一片海。
我想,人不能在最难受的时候下结论。
难受的时候下的结论,十次有九次是错的。
那天在后台,苏晴问我后悔不后悔的时候,我其实有一句话没说。
我想说的是,我这三年吃得苦,你在红毯上一天都受不了。
我没说,因为说了也没意思。
人跟人之间最没用的就是比谁更苦。
我拿着奖杯回酒店,把灯关了,坐在黑暗里待了十分钟。
我在想那三年里最难受的一天。
不是没钱的那天,也不是被人认出来的那天。
是我二十七岁生日,一个人在出租屋煮了一碗面,吃到一半忽然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那天我哭了很久,哭完把面吃完了。
12
颁奖礼之后的半个月,我的手机被打爆了。
有媒体,有平台,有品牌,还有当年那家公司。
他们的总监给我打电话,说,知意,我们想跟你重新签约,条件你提。
我说,不签。
他说,当年的事我们也有难处。
我说,我知道你们有难处,我也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被按下去的。
他说,那你想怎么样。
我说,我不想怎么样,我就是不签。
他说,你现在这个热度,错过就没了。
我说,我这个热度是我自己挣的,不是你们给的。
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拧。
我说,我这三年在小剧场演了三百多场,一场八十块,你说我拧,那我就拧吧。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下,坐在窗边看外面的雪。
我三十岁了,我要的不是热度。
我要的是以后每一部戏,我自己挑,我自己演,我自己担。
有记者问我,你觉得自己是逆袭吗。
我说,不是,我没逆过谁,我只是没停下来。
他说,那你觉得这三年值吗。
我说,值,我在这三年里学会了怎么一个人站着。
他说,你想对那些还在等机会的人说什么。
我说,别等,去演,哪怕只有十九个人看。
那家公司后来又找过我两次。
第二次是副总亲自来的,带了一份合同,条件开得比当年还好。
他把合同摊在我面前,说,知意,当年那件事,我们也受了压力。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你能理解吗。
我说,我能理解,但是我不能接受。
他说,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我说,你看过我现在的合同吗。
他说,没有。
我说,我现在签合同,条款我自己写,宣传我自己定,剧本我有否决权。
他说,这些我们也能给。
我说,那你们当年为什么不给。
他沉默了。
我把合同推回去,说,我不签你们,不是因为我恨你们,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规矩是什么样的。
我说,一个人如果在同一个地方被打过一次,她就不会再进去。
他站起来,说,你这是记仇。
我说,不是记仇,是长记性。
他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咖啡馆里坐了一会儿。
我想起我二十岁那年签的第一份合同,十页纸,我一个字都没看懂,签得很快。
那时候我觉得合同就是个形式,现在我知道,合同是你给自己留的那条腿。
不签那家公司以后,我有半年没接到戏。
行业里的人都在观望,说我这个人不好合作。
那半年我在小剧场演了四十二场,一场八十块。
周团长说,知意,你要不要去找人说说话。
我说,我不去。
他说,你这样硬着,将来怎么办。
我说,将来我自己想办法。
他说,你想什么办法。
我说,我把戏演好。
他说,戏演好也得有人请你演。
我说,那我就自己搭台子。
第二年我租了一个六十座的小场子,自己做了一场戏,叫《一个人的房间》。
一共演了十八场,票卖了七成。
有人看完写了篇不长不短的评论,说这个演员在自己给自己开路。
我把那段评论剪下来,贴在排练厅的门口。
那半年我学会了怎么跟场地谈价,怎么办票务,怎么算成本。
后来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懂这些。
我说,因为我穷过,穷过的人什么都得自己会。
13
热度过去以后,来的是更实在的东西。
第一个找我的是个编剧,四十多岁的女人,姓何,她说她写了一个剧本,讲一个县城女人离婚以后开出租车的故事。
她把剧本寄给我,一共八十七页,我在两天里看了三遍。
看完我给她打电话,说,何老师,这个结尾太软了。
她说,你也觉得软。
我说,她最后不该回到那个男人身边。
她说,投资人要求这样写,说观众喜欢圆满。
我说,观众不喜欢假的圆满,观众喜欢真的活下去。
她说,那我们改。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从下午三点改到晚上十点,改了十七稿。
最后那一版,女主角把车卖了,去了另一个城市,车上载着三个陌生人,一路唱着歌。
编剧最后写了一句台词,她说,一个女人最好的结局,不是有人爱她,是她自己能开动那辆车。
我把剧本合上,说,就这句。
开机是在第二年春天,拍一个半月,预算八百多万,算是不大不小的制作。
开机第一天,导演跟我说,知意,这次拍得顺,你不用那么苦。
我说,我苦惯了,你让我顺我反而不自在。
他笑了,说,你这三年到底怎么过的。
我说,一天一天过的。
那部片子后来票房一般,但是口碑好。
有人在影评里写,许知意身上有一种泥土一样的东西,不像明星,像一个真的活过的人。
我看到那句话的时候正在剧组吃盒饭,筷子停了一下。
我把那段话截了图,存进手机相册,起了个名字叫泥土。
《泥土》开机那天,我第一个镜头拍了十七条。
导演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清晨,我从出租屋出来,把车打着,往街上开。
我拍了三遍就过了,导演说不行,让我再来。
我以为他要求我演得更好,其实他要我演得更累。
他说,知意,这个女人已经开了八个小时的车了,她下车的时候腿是软的。
我说,那我腿软一下。
他说,不是软,是那种硬撑着不软。
我明白了。
第十八遍的时候我没有演,我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驾驶座上,把头靠在方向盘上,停了十秒。
导演说,过了。
那部片子拍完,我在剪辑室看了第一遍。
看到那个镜头的时候我忽然发现,那十秒里我什么都没做,但是所有的事都在我脸上。
后来我明白了,演戏到最后不是加法,是减法。
你把该演的演完了,剩下的交给你的脸。
这个道理我在小剧场学了三年,才算学了半成。
《泥土》上映以后,我去影院看了三场。
第一场是首映,坐在最后一排,戴着帽子。
片子放到女主角卖车那一场,前排有个女人哭了。
第二场我自己买票去的,坐在第三排,旁边一对情侣一直在说话。
第三场是包场,工作室的学员一起去看的。
看完那天晚上我们在路边吃烧烤,有个学员问我,老师,你演的那个女人为什么不肯回去。
我说,因为她回去就得重新当那个人。
她说,当那个人不好吗。
我说,不是不好,是那个人不是她自己选的。
她想了想,说,我懂了。
我说,你现在不用懂,你二十岁,你先把自己选出来。
那天我们吃到十一点,回去的路上风很大。
我想,一部电影能让几个人想一件事,就算没白拍。
14
我三十二岁那年回了趟老家。
我老家在一个小城市,火车站出来是条大路,路边全是卖烧饼的和拉客的三轮车。
我妈在小区门口等我,穿了一件新棉袄,头发染黑了。
她一见我就说,你怎么又瘦了。
我说,妈,我这个年纪瘦是好事。
她说,什么好事,女人要有点肉。
我们回家的路上她说了一路的话,说小区里谁家孩子结婚了,说菜市场的排骨涨到二十八一斤。
我一边听一边点头,忽然觉得很安心。
这个城市跟我十六岁离开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还是那么慢,那么实。
晚上她给我包了饺子,韭菜鸡蛋的,皮薄馅大。
我吃了二十个,吃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她忽然说,知意,妈问你个事。
我说,你问。
她说,当年那个发布会,你为什么不去争。
我把饺子放下,说,妈,我争了两个月。
她说,那为什么没争过。
我说,因为那时候我一个人,他们是一群人。
她说,那现在呢。
我说,现在我还是一个人,但是我有东西了。
她说,什么东西。
我说,我有戏,我有本事,我有观众。
她低下头,说,妈那时候不懂,妈还劝你别闹。
我说,妈,你劝得对,那年我要是闹下去,可能连命都没了。
她说,你现在好了。
我说,我现在好了。
她擦了擦眼睛,说,你外婆要是还在,看见你拿奖,得多高兴。
我说,她在天上看得见。
那天晚上我在老家的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天上星星很少,但是很亮。
我想起我十九岁那年从这个院子走出去,背着一个包,包里只有两件衣服和一本剧本。
那时候我以为我会红,会被人喜欢,会站在很高的地方。
现在我知道了,站得高不高不重要,站得稳不稳才重要。
我三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回戏剧学院给学生上课。
教室里坐了五十多个人,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小孩,眼睛里全是光。
我站在讲台上,第一句话是,我先说一件事,我这个人不会教。
底下一片安静。
我说,我这三年就学会三件事,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能拿走就拿走。
我说,第一件,站在台上别怕安静。
我说,第二件,台词不是念出来的,是憋出来的。
我说,第三件,如果有一天有人让你念稿子,你可以念完,但是你要记住,那不是你自己。
讲完这三句我就下课了。
有个女孩追出来,说,许老师,你就讲这些吗。
我说,这些够你练三年。
她说,那三年以后呢。
我说,三年以后你自己会知道下一件事。
她笑了笑,说,老师,你这个人好奇怪。
我说,我不是奇怪,我是不想说我不懂的话。
后来我每学期都去讲两次课,讲的全是我自己摔过的坑。
有一次我讲那三年穷到什么程度,讲我一周吃两次肉,底下一个学生哭了。
我说,你别哭,我现在有肉吃了。
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想,人讲自己的苦的时候不能带着苦味讲,带着苦味讲,听的人只会难受,学不到东西。
学院那堂课讲完,有个男学生留下来问我,老师,你说台词是憋出来的,怎么憋。
我说,你先别念,你先想你为什么说这句话。
他说,剧本里没写。
我说,剧本里写的都是结果,你要自己去找原因。
他说,找不着怎么办。
我说,找不着你就别演,你回去过两天再来。
他说,那要是明天就开演了。
我说,那你今天晚上别睡。
他笑了,说,老师你这也太狠了。
我说,我这不是狠,我这是告诉你,演戏没有省事的办法。
后来这个学生毕业了,在一部网剧里演了个配角,火了。
他给我发消息说,老师,我现在有钱了。
我说,那你别忘了为什么演戏。
他说,我记得,为了把人演出来。
我说,行,那你接着演。
他说,老师,我以后能请你吃顿饭吗。
我说,你先把下一部戏演好。
15
那三年里我认识的人不多,但是有一个我得说。
是小剧场的孙姐,四十多岁,儿子上初中,丈夫在外地打工。
她在剧场里演配角,一场七十块,比我还少十块。
有一次她儿子发高烧,她要送医院,那天的票已经卖完了,退不了。
她找我,说,知意,你能不能帮我顶一场。
我说,行。
那天她演的是一个只有六句台词的老太太,我临时背了二十分钟就上场了。
演完观众没人看出换了人,因为她演的那个角色本来就不重要。
后来她回来,给我带了一袋自己家腌的萝卜。
她说,知意,谢谢你。
我说,孙姐,你别这样,咱们互相的。
她说,你这个人好。
我说,我不好,我就是知道被人帮是什么滋味。
她在剧场待了两年,后来儿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她跟着去了南方。
走之前她请我吃了顿饭,在一家很便宜的小馆子,三个人吃了六十块。
她说,知意,我这一辈子没演过主角。
我说,孙姐,你在你儿子的人生里是主角。
她笑了,说,你这张嘴。
她走了以后,我在剧场演了一场,演到一半忽然想起她。
那天的台词我差点忘了一句,是观众的笑声把我拉回来的。
我想,一个人走了,会有另一个人替她站着。
剧场就是这样,铁打的台子,流水的人。
孙姐去南方以后,给我寄过一次东西。
是一条围巾,灰的,她自己织的,针脚很粗。
她附了一张纸条,说,知意,我在南方找了份工作,教小孩朗诵,一个月三千五。
她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学的机械。
她说,我这辈子演过的所有配角,加起来都不如我儿子这一句考上了。
我把围巾围上,在镜子前面看了很久。
我给她回了电话,说,孙姐,你教的小孩有几个学得好的。
她说,有三个,一个特别好的,叫小雨,她说她以后要考戏剧学院。
我说,那你好好教她。
她说,我教不了什么,我就会念台词。
我说,念台词是最要紧的。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台词念对了,人才活。
她在电话那头笑了,说,知意,你这张嘴,越来越像周团长了。
我说,周团长比我厉害。
她说,他厉害什么,他就是会骂人。
我说,他骂得对。
那年冬天我给她寄了一张话剧的票,票是新的,剧场已经换了地方,在一栋写字楼的地下二层。
她没来,她说太远了。
我把票留着,夹在台词本里。
后来那张票我拿出来看过好几次,每次都想起她腌的萝卜。
16
我三十三岁那年,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不大,一间办公室,三个员工,主要做剧本孵化和新人培训。
我把那三年在剧场学到的东西整理成一套课,一共十二讲,讲台词、讲身体、讲呼吸。
第一期招了二十个人,一半是戏剧学院的学生,一半是社会上来试的。
有个女孩二十六岁,原本是银行柜员,辞了职来学戏。
她第一次上台,站在灯光下面三分钟说不出话。
台下没人笑,也没人催她。
我在最后一排坐着,等她。
她终于开口,声音很小,说的是她自己的名字。
演完她哭了,说,老师,我是不是不行。
我说,你行,你只是太久没说话了。
她愣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因为我也这样过。
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件事,把工作室的第一笔收入拿出来,给城南那个小剧场换了一批座椅。
周团长说什么也不要,说,你把钱留着。
我说,周团,那批椅子太旧了,观众坐着硌得慌。
他说,我们这儿的观众不在乎。
我说,我在乎。
新椅子装好那天,我坐在第三排看了一场《雷雨》,是别人演的。
灯光一亮,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
但是这个原地跟三年前不一样了。
三年前我坐在这儿是因为没地方去。
现在我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选了这里。
工作室第一期结课那天,二十个人演了一台戏,台子是租的,灯光是借的。
来看的人有四十多个,一半是家长,一半是朋友。
那个从银行辞职的女孩演了一个女儿,戏里她要跟母亲吵架。
她演到一半忽然停下来,站在台上哭了。
全场都静着。
我没有上去救她,我在最后一排坐着,等她哭完。
她哭了两分钟,然后接着往下演,演完了整场。
散场以后她走过来,说,老师,我今天搞砸了。
我说,你没搞砸,你只是把真话哭出来了。
她说,观众会不会觉得我不专业。
我说,观众觉得你真。
她说,那我以后还能这样吗。
我说,能,但是不能每次都这样。
我说,眼泪是最贵的东西,用一次少一次。
她问我,那怎么攒。
我说,好好过日子,好好难受。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想,我这个人到底教了她们什么。
我没教技巧,技巧书上有。
我教的是一件更笨的事,把自己放进去。
一个人如果不肯把自己放进去,她演什么都是假的。
这句话我二十五岁的时候不懂,二十七岁的时候被人按着头学会了一半,三十岁才算全懂。
工作室现在有六个员工,最小的二十三岁,管新媒体。
她有一回跟我说,许老师,我们能不能给你开个账号,发点幕后。
我说,可以,但是不发我的脸。
她说,为什么。
我说,我怕我又变成一个人设。
她说,那发什么。
我说,发台词,发排练,发我们摔过的坑。
她照做了,一年涨了二十万粉丝。
有人说我们账号太干,不娱乐。
我说,干就干吧,我不靠这个吃饭。
17
三十五岁那年,我接了一部大制作。
是一部年代剧,投资方一开始想找更有流量的演员,导演坚持要我。
签合同那天,投资方的人说,许老师,我们只有一个要求,配合宣传。
我说,怎么配合。
他说,路演、直播、综艺,至少上五个。
我说,综艺我不上。
他说,那不好办。
我说,我演戏,不演戏以外的事我不做。
他说,现在这个市场,不宣传就没有排片。
我说,那我就不上你们这部。
导演在旁边急了,说,知意,你别这样。
我说,我不是闹,我就是知道我自己能干什么。
最后投资方退了一步,路演我去了四场,综艺一场不上。
片子播出以后,收视率不错,弹幕里有人说,这个演员不综艺,反而干净。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发布会。
那时候他们让我念稿子,我念了,因为他们说这是规矩。
现在我站着,我说不,他们也得退。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人不是一开始就能说不的。
你说不,得先有底气,底气是你自己挣的,不是别人给的。
那一年我拍完这部剧,把片酬的一部分拿去给工作室扩了一间排练厅。
排练厅在二层,三十平,木地板,装了四盏灯。
第一期学员在里面排练的时候,我坐在门口看,忽然想起城南那块旧地板。
从一块八十块的地板,到一间自己的排练厅,我走了六年。
拍那部年代剧的时候,剧组里有个年轻男演员,二十四岁,流量很高。
他第一天来片场,带了三个助理,两个化妆师。
他演戏的时候不看对手,看监视器。
我跟他演了一场对手戏,他一句台词念完,眼睛还在往旁边瞟。
我说,你看着我。
他说,许老师,我看监视器才能知道自己的角度。
我说,你知道角度,不知道人。
他愣了一下,说,那我们再来一条。
第二条他看着我,眼神飘。
我说,你别演了,你先坐一会儿。
他坐下了,我说,你母亲多大年纪。
他说,五十八。
我说,她生气的时候什么样。
他说,她生气的时候不说话,就是把碗放得很重。
我说,那你刚才那场戏,你母亲生气的时候,你怎么办。
他说,我不敢说话。
我说,那你演的时候为什么在笑。
他没说话,低着头坐了十分钟。
再拍的时候他不笑了,他站在那儿,手一直搓衣角,眼睛不敢看人。
那一条过了,导演喊好。
收工的时候他过来,说,许老师,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不会笑。
后来他在采访里提过这件事,说许知意这个人不好相处,但是跟她演完一场戏,你会知道自己差在哪儿。
我看到那段采访的时候笑了。
我这个人确实不好相处,因为我没有耐心陪人演假的。
那个年轻男演员后来给我发过一次消息。
他说,许老师,我最近在拍一部戏,我每次演戏之前都会想,我母亲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
他说,我发现我演得比以前好了。
我说,那就好。
他说,我以前以为演戏是把自己演得好看。
我说,现在呢。
他说,现在我觉得演戏是让别人看见一个人。
我说,你懂了。
过了半年他又发消息,说,许老师,我被人骂了,说我演技退步。
我说,你信吗。
他说,我不信,我自己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说,那你就接着干。
他说,你会不会觉得我浮躁。
我说,我二十四岁的时候比你还浮躁。
他说,真的吗。
我说,我那时候为了一个角色能在制片人办公室坐四个小时。
他说,那后来拿到了吗。
我说,没拿到。
我说,但是那四个小时让我明白了,有些东西你再想要,人家也不会给。
他说,那你怎么办。
我说,我去演别的。
把这段对话讲给周团长听,他说,知意,你现在像个老师了。
我说,我不是老师,我是把摔过的坑说出来。
18
去年冬天,我妈来北京住了一个月。
她六十二岁了,腰不好,走路慢,但是精神很好。
她住在我家,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楼下买菜,回来做饭。
我说,妈,你别这么早起来。
她说,我睡不着。
她说,你这个房子太大,安静得吓人。
我说,那我给你打开电视。
她说,我不看电视,我看你。
我说,看我干什么。
她说,我看你现在是不是过得好。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里,她忽然说,知意,你还记得你十九岁那年去北京吗。
我说,记得。
她说,那天我送你到车站,你背着一个包,走的时候没回头。
我说,我怕回头就走不了。
她说,你走了以后我在车站坐了两个小时。
我说,妈。
她说,我不怪你,我是高兴,我这辈子没出去过,你出去了。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说,你现在好了,妈就放心了。
我说,妈,我现在也不算好,我这个行业起起落落的。
她说,起落不怕,你有人请你演戏就行。
我说,你怎么知道有人请我。
她说,我看你天天在家背台词。
我笑了,说,妈,你观察得挺细。
她说,我这辈子就会看人。
那一个月她给我做了三十天的饭,我胖了四斤。
她回老家那天,在车站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知意,别为了别人的话难为自己。
我说,我记住了。
她说,你要是撑不住,就回家。
我说,好。
我妈那个月在北京,有一回我带她去看了一场话剧。
是新剧场,座位挨着,票是我买的,第三排。
她坐在那儿,一直很紧张,说,我这么老了,来看这个干什么。
我说,你就当看电视。
灯一暗,她不说话了。
那场戏演的是《茶馆》,我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只有两场。
她认不出我,因为我化了妆,穿了旧衣服。
演到第二场我上台,她忽然坐直了。
散场以后她说,我刚才看着你,觉得不像你。
我说,那像谁。
她说,像一个真的在过日子的人。
我说,妈,这就是演戏。
她说,我以前不懂,我以为演戏就是装。
她说,今天看明白了,演戏是把自己变成别人,再让别人相信。
我说,你总结得比我们老师好。
她笑了,说,我就是瞎说。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拉着我的胳膊,说,知意,你要是一直演这个,妈就不担心你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这个东西是真的。
我说,那你以前担心什么。
她说,担心你被人骗。
我说,我被骗过。
她说,我知道,那年发布会妈看了。
我说,你看了。
她说,我坐在电视前面看的,看你念稿子,看你低着头走。
她说,那天我一晚上没睡。
我说,妈,对不起。
她说,你对不起什么,你又没做错。
19
我得过一次奖,也被骂过一千次。
评奖那阵子,网上有人说我拿那个影后是靠运气,说那个片子本身就讨巧。
我看完了那些评论,一条一条看,看到最后笑了。
我把手机放下,去排练厅排了一下午的戏。
晚上回家,我给陈默打了个电话,说,有人说我们那个片子讨巧。
他说,我也看到了。
我说,你怎么想。
他说,我想的是,当年我们在山里冻了四个月,那些人一句话就说完了。
我说,那你还难受吗。
他说,不难受了,我拍了我想拍的。
我说,那你下一部拍什么。
他说,我想拍一个母亲找孩子的故事。
我说,我演。
他说,那个角色五十岁。
我说,那我把我妈的皱纹学来。
他在电话那头笑,说,许知意,你这个人真行。
我说,我不是行,我是知道我这辈子只有这件事干得好。
我这辈子被人捧过,也被人踩过。
捧的时候我清醒,踩的时候我也清醒。
清醒这个东西,是我在那三年里学会的。
那三年我一场一场演,一天一天过,没有人给我鼓掌,也没有人给我泼脏水。
我一个人在台上,把话说完,把戏演完,然后就下场。
那种安静,后来成了我最重要的东西。
我今年三十六岁。
这个年纪在行业里不算年轻,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比二十六岁的时候好得多。
二十六岁的时候我什么都要,要资源,要角色,要热度。
现在我只要一样东西,一个能让我把自己放进去的角色。
那三年里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着急。
一个人着急的时候,看什么都是机会。
不着急了,看什么都是日子。
我每天早上还是六点起床,跑步,背台词。
不同的是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排练厅,有了工作室,有了几个愿意听我说话的学生。
我妈身体还好,每隔两个月来北京住一段。
周团长的剧场拆了以后,他在城西租了一个更小的场子,六十个座位。
我每个月去演一场,不拿钱。
他有一次跟我说,知意,你现在是名人了,别来我这儿耽误时间。
我说,周团,我在你这儿站着,我才知道自己是谁。
他说,你这个人,就是嘴会说。
我说,我嘴会说,是因为我在这儿练了三年。
他笑了,说,行,那你继续来。
20
今年春天,城南那个小剧场要拆了。
那片老厂房要改成商业区,通知贴了三个月,最后一个月贴着红纸,写着搬迁。
周团长给我打电话,说,知意,最后一场,你来不来。
我说,我来。
最后一场演的是《茶馆》,我演一个只有两场戏的角色。
那天的票卖光了,一百多个座位坐满了人,门口还站了十几个。
开演前我在后台化妆,化妆镜上贴着一张纸条,是周团长写的,写着,今天别哭。
我笑了,把纸条撕下来贴在手机壳上。
演到第二幕,我往台下看了一眼。
台下坐着穿棉袄的老人,坐着戴耳机的大学生,坐着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需要知道。
他们只知道今天晚上有这么一场戏,演完了就没有了。
灯灭的时候全场鼓掌鼓了很久,周团长上台,说了几句,声音抖得厉害。
他说,这个场子开了十九年,今天关门。
他说,十九年里我们演了三千多场,观众最多的一场两百人,最少的一场三个人。
他说,三个人那场我也演完了。
台下有人哭,有人喊再来一场。
我站在台上,什么也没说。
散场以后我一个人在空了的剧场里坐了很久。
椅子是新的,地板是旧的,灯光关掉了,只有安全出口的绿灯亮着。
我想起三年前我第一天来这儿,十九个人看我演四凤。
我想起那个把我按在台上念稿子的下午。
我想起山里那四个月,那场烧了三个小时的野火。
我想起那个站在话筒前面说,我从来没有不会演戏的自己。
我把手放在椅背上,说了一句,谢谢你。
然后我站起来,走出门,外面下着小雨。
我给我妈打电话,说,妈,剧场拆了。
她说,那你以后在哪儿演。
我说,哪儿都能演。
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说,这周就回。
我挂掉电话,在雨里走了一段路,忽然觉得心里很空,也很实。
一个人这一辈子,能有一块自己的地板,就够了。
今年夏天,我接了一个新本子。
是一个女法官的故事,讲她在县城法院干了二十七年,判过三千多个案子。
本子最后一场戏,是她退休那天,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一件收进纸箱。
她收完,站起来,看了一眼窗外的院子。
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她刚来那年种的。
我拿到本子那天,坐在排练厅的地板上看了两遍。
看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我想起了城南那个拆掉的剧场。
我想起十九个人看我的那个晚上,想起那块旧地板,想起那盏化妆镜上的纸条。
我把本子合上,跟经纪人说,这部戏我接。
他说,这部戏投资小,片酬低。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你还接。
我说,我接。
我今年三十六岁,我演过十七部电影,十二个话剧角色,被人骂过一千次,也被一个人夸过一千次。
我不需要再证明什么。
我只需要站在该站的地方,把该说的话说完。
当年那场发布会,他们让我念稿子,我念了。
现在我不会了。
不是因为我硬气了,是因为我终于知道,一个人的台词,得自己写。
最后一场戏散场以后,我在雨里走了很久,走到鞋全湿了才打车。
司机认出了我,说,你是不是那个演戏的。
我说,是。
他说,我闺女特别喜欢看话剧,就是票太贵。
我说,我给你两张票。
他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我留个电话给你。
他一路都在笑,说,我今天这个活儿接得值。
到了楼下他死活不收钱,我把钱塞在他车窗上就走了。
我上楼,把湿鞋脱在门口,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
那种空落落的感觉又来了,跟当年剧场拆掉那天一样。
我知道这是正常的,一个人把一个地方待了三年,走的时候都会这样。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窗边,看见楼下有人在遛狗。
我想,明天还要早起,还要背新本子。
日子就是这样,一个场子关了,另一个场子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