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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 : 丛林文学网 > 最近更新 > 七零:我妈是女主角,我是对照组_精选章节

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7 21:21:13

1

我醒过来的时候,鼻子里全是土味。

土炕是硬的,铺着一张草席,草席上有补丁,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我认得那个针脚,那是我妈的手艺。

窗子上糊着纸,风吹得纸哗哗响,外面有人在喊,晚丫头,起来了没有,太阳晒屁股了。

我坐起来,看见自己的手。

那是一双十八岁的手,指节粗,指甲缝里有泥,虎口有一层薄薄的茧。

我盯着那双手看了很久,眼泪忽然掉下来了。

上一世我死在砖厂的工棚里,二十八岁,肺上全是灰,咳出来的东西带着血丝。

临死前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是十八岁那年没有去考学。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六年秋天,大队部贴了一张告示,说要办夜校扫盲班,缺人手。

我当时站在告示前面看了很久,最后被我妈拉走了,她说,晚晚,家里离不开你。

我就真的没去。

后来所有的事就顺着那条路往下滑,滑到我死。

现在我又回来了,回到这个还没滑下去的早上。

我把手放在胸口上,能摸到心跳,一下一下,很实在。

我对自己说,苏晚,这一世你不为谁让路。

门外又有人喊,我妈的声音跟着进来,软得像温水,她说,王婶您别喊了,孩子累,让她多睡会儿。

我把被子掀开,下了炕。

地上的土很凉,脚踩上去一下子清醒过来。

我推开木门,院子里的阳光刺得我眯起眼。

我妈站在灶台旁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侧脸真的是好看,好看得不属于这个院子。

她回头看我,说,醒了,粥在锅里。

我说,妈。

她说,怎么了,脸这么难看。

我说,没事,做了个梦。

我端起那碗粥,粥很稀,能照见人影。

我一边喝一边看这个院子,墙是土坯的,墙角有一堆柴,柴上有霜,井台边放着一个破桶。

这就是我上一世活了二十八年的地方。

我把粥喝完,把碗放下,说,妈,我想去大队部问问那个夜校。

我妈手里的勺子停住了。

她转过头,很轻地叹了口气,说,晚晚,咱家的情况你知道。

我说,我知道,我白天照常上工,晚上去。

她说,晚上不安全,路远。

我说,我跟王婶家的丫头一起走。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说,你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我说,妈,我都十八了。

她说,十八了也是个孩子。

我说,妈,我要是再不学点东西,这辈子就真的只能在这院里了。

她没说话,低头继续搅锅里的东西,铁勺碰着锅底,声音很响。

我坐在炕上穿衣服的时候,手指还在抖。

衣服是一件灰蓝色的旧褂子,袖口磨破了,我自己缝过,缝得很难看。

我一边穿一边想,我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上一世我死在砖厂的工棚里,工友说我是半夜咳死的,走的时候眼睛还睁着。

我记得最后看见的是工棚顶上的一块破瓦,瓦缝里漏着月光。

然后就是一阵黑,再然后就是这铺土炕,这床草席,这个喊我起床的声音。

我想不明白,也不打算想明白。

有些事情你弄明白也不会有答案,你只能接着往下过。

门外的风把窗纸吹得哗哗响,我听见我妈在院子里跟王婶说话。

王婶说,苏婉,你家晚丫头今年十八了吧,该说人家了。

我妈说,还早。

王婶说,早什么,我们村像她这么大,孩子都抱上了。

我妈笑了笑,没接话。

我站在门后面,听着这几句家常话,忽然眼睛发热。

上一世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是慌的,我觉得自己得赶紧找个人,不然就来不及了。

这一世我听着,心里一点都不慌。

我今年十八,我还有一辈子。

我把门推开,走进院子里,太阳正好。

王婶看见我,说,晚丫头,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说,王婶,我做梦了。

她说,梦见什么了。

我说,梦见我二十八岁,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

王婶笑得前仰后合,说,你这丫头,说梦话呢。

我也笑了笑,说,是,说梦话。

我蹲在井台边洗脸,水冰得刺骨,我把整张脸埋进去,埋了很久。

抬起头的时候,水珠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看着水盆里自己的脸,说,苏晚,重新开始。

2

上一世我是个糊涂人,糊涂到自己怎么死的都说不清。

我十四岁那年,本来能去县里读初中,学费一学期两块五,我妈说家里紧,弟弟要念书,让我先缓一缓。

我就缓了。

缓到十六岁,我下地挣工分,一天六个工分,年底折成粮食,我把粮食全交给家里。

缓到十八岁,夜校来了,我又让了。

缓到二十岁,邻村有人来说亲,男方是个木匠,人老实,我妈说家里缺人手,让我再等两年。

我等到二十二,木匠娶了别人。

我等到二十六,弟弟苏明念完了高中,在公社当了会计,回家跟我说,姐,你也该找个人了。

我记得那天我坐在院子里剥玉米,剥到手指流血,我抬头看他,说,我找谁。

他说,姐,你别这样。

后来我去了砖厂,一天三块二,管饭,饭是糊糊。

我在砖厂干了两年,咳了两年,最后倒在工棚里,工友把我抬到卫生院,医生说晚了。

我死的时候二十八岁,没嫁人,没孩子,没读过一本完整的书。

我妈在我死的前一年走的,走的时候我不在,后来听人说,她走得很安静,手里还攥着一条手绢。

我这一世醒来,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在心里过了一遍,像在数一叠旧账。

数完我坐在炕上,忽然笑了。

我不是恨我妈。

我是终于看明白了,她不是不疼我,她是习惯了我在后面。

一个人如果习惯了你退让,她就不会觉得那是退让,她会觉得那是应该。

而一个从来不说要的人,别人是不会给的。

我在炕上躺了小半个上午,一直在想一件事,为什么是我回来了。

村里那么多人,比我苦的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我。

后来我想明白了,也许不是选了我,是只有我一直在心里喊。

上一世我喊了二十八年,喊到嗓子哑了,喊到最后连自己都听不见。

我记得砖厂有个老工人,姓刘,五十多岁,一只眼睛坏了。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丫头,人这辈子最怕的不是命苦,是苦了还不吭声。

我那时候不懂,我说,吭声有什么用。

他说,有用,吭声了你才知道自己还活着。

我这一世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吭声。

我跟我妈说我想去夜校,她说家里离不开我,我说我白天上工。

我说得不多,但是我没退。

我发现一件事,人只要不退,对方就得让一步。

我妈那天没说什么,第二天早上把我的旧书包找出来了,挂在墙上。

那个书包是我十四岁那年做的,蓝布,缝了两条带子。

我站在墙前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这不只是一个书包。

这是我妈让出来的那一步。

她其实一直都懂,她只是没敢。

一个女人如果一辈子都在让,让到最后她会忘掉自己想要什么。

我妈这一年三十四岁,她还有半辈子。

我想,我不光要自己站住,我还得拉她一把。

我妈那天说的是缓一缓,我心里却很清楚,缓一缓的意思就是不。

上一世我听见这两个字就退回去了,这一次我没有立刻说话,我在心里把这句话过了一遍,然后问她,缓到什么时候。

她说,等你弟弟念完书。

我说,弟弟念完书还有三年。

她说,那就三年。

我说,妈,三年以后我二十一了,夜校还在不在都不知道。

她说,在不在都跟你没关系。

我说,怎么跟我没关系。

她说,你一个女孩子,认那么多字干什么。

我说,认字不干什么,认字就是能看懂这个世界在说什么。

她愣了一下,没再接话。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看着天上的星星。

我想起上一世我一直以为我妈是不讲道理的,其实她讲道理,她的道理是穷人的道理。

她的道理是,饭要吃饱,人要少想,想了也没用。

我这一世要做的,是把她的道理往上顶一格。

让她知道,人可以不光想着吃饭,还可以想着往前走一步。

3

我们家一共四口人,我,我妈苏婉,我弟弟苏明,还有我外婆。

外婆瘫了三年,一直躺在西屋的炕上,说话含糊,但是眼睛很清楚。

我爹在我十二岁那年没了,工地上出了事,赔了八十块钱,从那以后我妈一个人撑着这个家。

村里人都说我妈不容易,说她一个女人家,长得又那么好,命却这么苦。

也有人说,苏婉这个人长得太好,迟早要出事。

我妈不爱听这些话,她只低着头干活,干得比谁都干净。

我弟弟苏明那时候十四岁,人长得像我妈,白净,眼睛大,性子软,什么都依赖我妈。

上一世苏明后来在公社当了会计,再后来娶了供销社主任的侄女,日子过得体面。

他对我一直不算坏,只是从来没想过替我说话。

这一世我对他也没什么恨,他还小,他就是个被惯着的孩子。

那天中午吃饭,桌上是一盆高粱米粥,一碟咸菜,两个煮土豆。

我妈把土豆分成了三份,最大的一份给了外婆,第二份给了苏明,最小的一份放在我碗边。

上一世我会把这份也推给苏明,说我不爱吃土豆。

这一世我把土豆拿起来,掰了一半,另一半放回他碗里,说,一人一半。

苏明愣了一下,说,姐你不爱吃。

我说,我爱吃,我以后都爱吃。

我妈抬头看我,眼神有点复杂。

我说,妈,以后家里的东西,不用都往我这儿少分。

她说,你是姐姐。

我说,姐姐也是人。

那句话说完,桌上安静了一会儿。

外婆在西屋忽然咳了一声,含糊地喊,晚丫头。

我端着碗进去,她抓住我的手,说,你醒了。

我说,外婆,我一直醒着。

她眼睛很亮,说,你不一样了。

我说,我不一样了。

我外婆瘫的那三年,家里什么都不宽裕。

她不能动,只能躺着,一天要吃三顿糊糊,要人翻身,要人擦身子。

翻身这个活儿是我干的,一天六次,一次十分钟。

上一世我干这个活儿干到麻木,一边翻一边想着下午还要上工,心里全是怨。

这一世我给她翻身的时候,会跟她说几句话。

我说,外婆,你手还能动吗。

她说,能动一点。

我说,那你自己抓着被角,我数三个数一起使劲。

她笑了,含糊地说,你这丫头,学会使唤人了。

我说,外婆,这不叫使唤,这叫配合。

她说,好,配合。

我一使劲,她自己抓着被角往上挪了挪。

那天翻完身,她看着我,说,晚丫头,你以前不这样。

我说,我以前什么样。

她说,以前你干活不吭声,像块石头。

我说,那现在呢。

她说,现在会说话了,像个人。

我坐在炕沿上,忽然有点想笑又想哭。

一个瘫了三年的老人,几句话就把我上一世那二十八年说透了。

我上一世活得不像个人,我活得像个工具,谁需要往哪儿搬。

这一世我不想当工具。

我想当一个人,会说话,会争,会拒绝,会在饭桌上把土豆掰一半留给自己。

4

大队部在村东头,一间土房,墙上刷着白灰,白灰掉了一半。

夜校是每周三、周五晚上,一盏煤油灯,一张黑板,教的人是村里唯一念过高中的老会计。

我去报名那天,管登记的妇女主任上下打量我,说,苏晚,你识字吗。

我说,认得一些。

她说,认得多少。

我说,报纸能看个大概。

她笑了,说,那你来当学员,不当扫盲的了。

我说,我可以边学边帮忙。

她说,行,那你周五来。

我从大队部出来,心里咚咚地跳。

那是我两世以来第一次为自己争一样东西。

回去的路上经过知青点,几个北京来的知青在院子里晒被子,一个男的正蹲在地上拆一个收音机,螺丝摆了一地。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他说,看什么。

我说,你这个电容接反了。

他抬起头,愣了一下,说,你懂这个。

我说,我以前在砖厂……我话说了一半停住了,我差点说出上一世的事。

我说,我在供销社见过修收音机的师傅。

他说,那你帮我看看。

我蹲下去,指了指那根线,说,这个脚接这边,不然一通电就烧。

他照着接了,装上电池,收音机响了,声音沙沙的,但是响了。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说,你叫什么。

我说,苏晚。

他说,我叫陈屿,北京来的。

我说,我知道,你们知青点的都知道。

他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说,我在这儿住了十八年。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脑子里那些没用的东西,居然能换来一个人正眼瞧我。

夜校的学员一共十七个人,年纪最小的十四,最大的四十多。

男人们来学是为了能看懂工分本,女人们来学是为了能给孩子写信。

第一堂课老会计讲的是拼音,讲了两个小时,底下的人有一半在打哈欠。

我坐在最后一排,把每一个字母写在纸上,写得整整齐齐。

下课后老会计叫住我,说,苏晚,你写字好看。

我说,我以前练过。

他说,你这字不像村里的。

我说,我就是村里的。

他笑了笑,说,行,那你以后帮我抄教材。

我说,行。

抄教材是个苦活儿,一晚上要抄二十几张,抄得手腕发酸。

但是我抄的时候把内容全记住了,抄完一遍,脑子里就有一份。

一个月以后老会计说,苏晚,你不用来了。

我心里一沉,说,我抄得不好吗。

他说,你抄得太好了,我让你当老师,你教拼音。

我说,我不会教。

他说,教书就是把你会的说给别人听。

我说,那我试试。

我第一次站在黑板前面,底下十七个人看着我,我手心全是汗。

我拿起粉笔,写了一行字,然后转过身,说,我念一遍,你们跟着念。

念完一遍,底下有人跟着念了,声音很乱,但是念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一个人只要站在前面,后面就会有人跟。

夜校教了半年,我把十七个人教成了九个能写信的。

剩下八个学不会,但是他们每天都来,坐在那儿听。

我说,你们不认字,来干什么。

有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说,我来听个热闹。

我说,热闹有什么好听的。

他说,我这辈子没热闹过。

我心里忽然一动。

我想起上一世我在砖厂的工棚里,也是这样的,每天听别人说话,听别人说家里的事。

听的时候心里是热的,好像自己也有一份日子。

那天下课我没有马上走,我站在黑板前面看着那些字。

我想,这些人要的不是认字,他们要的是一点光亮。

我在黑板角落里写了一行小字,明天继续。

第二天一来,那行字被人用粉笔圈了一个圈。

后来那半年,那行字一直都在,谁也没擦。

5

十月里公社来了一个干部,姓赵,四十来岁,管供销社的货,说话很有分量。

他到我们大队来蹲点,住在队长家,第三天就到我们家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门口有人笑,说,苏婉同志在家吗。

我妈从屋里出来,围裙还系着,头发散了一缕,那个样子是真的好看。

赵干部坐在堂屋里,喝了一碗水,说了半个钟头的话,我在院子里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苏婉同志,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公社这边可以照顾。

他说,你要是愿意,明年可以到供销社去,当个售货员,一个月二十八块,还发粮油。

我妈没吭声。

他又说,你考虑考虑,我这个人做事讲情分。

我把斧头砍进木墩里,拔出半寸。

上一世这个赵干部后来娶了我妈,过了三年,我妈被调去了更远的仓库,再后来就病了。

我记得她病的时候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跟我说,晚晚,妈这辈子走错了一步。

我那时候不懂她说的哪一步。

这一世我站在院子里,忽然懂了。

我走进堂屋,说,赵同志,我妈不去。

赵干部转过头,说,你是谁。

我说,我是她女儿。

他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我说,我妈身体不好,外婆瘫在床上三年,家里离不开她。

他说,这些东西组织上会考虑。

我说,组织上考虑的是工作,我考虑的是我妈。

他脸色变了一下,站起来,说,苏婉同志,你女儿挺厉害。

我妈送他出门,回来的时候脸色很白。

她说,晚晚,你今天怎么回事。

我说,妈,这个人不适合。

她说,什么适合不适合。

我说,妈,你要是去了供销社,三年以后你得在仓库里躺着。

她愣住了,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做梦梦见的。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说,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

我说,妈,我这辈子不会再让你走错路。

赵干部走后的第三天,村里就传开了话。

有人说苏婉家的丫头不懂事,敢跟公社的干部顶嘴。

也有人说,苏晚这丫头心气高,将来要吃亏。

王婶专门跑来劝我妈,说,苏婉,你得管管她,女孩子家不能这样。

我妈说,她说得也没错,我这身体确实不好。

王婶说,身体不好是身体不好,话不能那么说。

我妈叹了口气,说,我管不了她。

王婶说,你怎么管不了。

我妈说,她说的那些话,我心里也想过。

那天晚上我妈坐在灶前,火光照得她脸很亮。

她说,晚晚,你说妈是不是个没出息的人。

我说,妈,你不是。

她说,我这些年,谁给我一点好处我就接着,从来不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一个人带三个半人。

她说,你外婆不算半个。

我说,你还是一个人。

她低下头,说,我怕。

我说,怕什么。

她说,怕人家说我不识抬举,怕人家断我们家的粮。

我说,妈,粮食是地里长出来的,不是他给的。

她说,你这话说得轻。

我说,妈,我不是说得轻,我是想明白了。

我说,你要是靠着他那点好处活着,你就一辈子得看他的脸。

她说,那我以后看谁的脸。

我说,看我的。

6

一九七七年十月,大队部的大喇叭响了三天。

第一天说要恢复高考,第二天说要推荐和考试结合,第三天说要准备复习资料。

那天晚上我正在夜校里抄黑板,老会计手抖,粉笔断了两回。

底下的学员开始议论,有人说考不上,有人说这辈子没指望。

我把笔放下,站起来,说,我要考。

屋里一下子静了。

老会计看着我,说,苏晚,你知道考什么吗。

我说,我知道,语文、政治、数学、史地。

他说,你数学会吗。

我说,我会一点。

他说,一点不够。

我说,那我就学。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这个事跟我妈说了。

她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一条手绢,攥了很久,说,晚晚,咱家没有钱给你买书。

我说,我不买,我借。

她说,考上了要交学费。

我说,考上了有助学金。

她说,你弟弟明年也要念。

我说,妈,弟弟念书我不拦,我念书你也别拦。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全是水,说,我是怕你考不上,白折腾。

我说,妈,我要是考不上,我这辈子认了,我一个字都不怨你。

她哭了,哭得很小声,肩膀一直在抖。

我蹲在她面前,把她的手从我手里拿开,说,妈,你哭什么。

她说,我怕你走。

我说,我走了也会回来。

她说,你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上一世她拦我,其实不是不疼我,是她怕一个人。

她怕这个家里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面对那三个人的饭、那四亩地、那个瘫在床上的娘。

我说,妈,我不走远,我考省城的学校。

她说,省城还不远。

我说,那你说多远算近。

她擦了擦眼睛,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怕。

我妈那次哭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是肿的。

她在灶上做饭,我从后面抱住她,她愣了一下,说,干什么。

我说,妈,你别怕。

她说,我不怕。

我说,你怕,我知道。

她说,我就是觉得,我这辈子老是要送人走。

她说,你爹走的时候我送,你外婆瘫了以后我守着,现在你也要走。

我说,妈,我不是被你送走的,我是自己走的。

她说,一样,反正都是走。

我说,不一样,我走了有信,我走了有钱,我走了还会回来。

她说,你走几年。

我说,四年。

她说,四年。

她说,四年以后你二十四了。

我说,二十四也不老。

她说,二十四在我们村,孩子都两个了。

我说,妈,我不打算按村里的算法过。

她叹了口气,说,你这个人,我是管不了了。

我说,妈,你不用管我,你把自己管好就行。

她说,我怎么管自己。

我说,你每天吃一个鸡蛋,行吗。

她笑了,说,一个鸡蛋一毛二。

我说,我给你寄钱。

那天中午她把那个鸡蛋煮了,切开,分了一半给我。

我说,妈,我说的是你一个人吃。

她说,两个人吃也是吃。

我把那半个鸡蛋吃了,忽然觉得,日子好像真的可以好起来一点。

复习到第三个月,我把老会计那本书的每一页都背下来了。

背完我发现一件事,我记得快,忘得也快。

我就找了废纸,把公式抄成一张一张的小条,糊在灶台边、门框上、水缸上。

我妈做饭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她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妈,这是数学。

她说,你糊得满屋都是,人家来了看着像什么。

我说,像读书人。

她笑了,说,你这丫头。

后来有一天我回家,看见她站在灶台前面,嘴里念念有词。

我说,妈,你念什么。

她说,我念你糊的那个,一加二等于三。

我说,那是小学的。

她说,我就认得小学的。

我说,那你想认什么,我教你。

她愣了一下,说,我不学。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这个年纪学了没用。

我说,怎么没用,你以后能给我写信。

她转过身,背着我说了一句,我不写。

那天夜里她在灯下坐了很久,我看见她拿着我的一根铅笔,在一张废纸上画。

画了半天,她抬起头,说,晚晚,我这个字怎么老写歪。

我走过去看,她写的是自己的名字,苏婉,两个字写得歪歪扭扭,一笔一画却很用力。

我说,妈,你把最后一笔拉长一点。

她照着拉了,写完看了半天,笑了。

她说,还真好看。

7

我开始白天上工,晚上复习。

夜里没有电,我点一盏煤油灯,灯芯烧得发黑,光是黄的。

我把老会计那本翻烂的《数学》抄了两遍,抄在旧报纸背面,装在布袋里随身带着。

上工回来我就蹲在井台边上做题,算草用树枝在土上写,写完用手抹掉。

村里人看见了,说,苏晚这是魔怔了。

也有人说,一个女人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我不理他们。

陈屿每个礼拜给我带两本书,有时候是《语文》,有时候是一本旧的《地理》,还有一次是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皮都掉了。

他说,苏晚,你这个人不像村里的。

我说,我像什么。

他说,你像一个心里有别的路的人。

我说,我有一条,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

他说,能走通,我不也在这儿。

他是北京知青,六八年来的,来的时候十六岁,现在已经二十五。

他说他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就是回城,回城以后念书,念完书去做个工程师。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考。

他说,我考,我今年也考。

那天夜里我们在知青点的院子里坐了很久,天上星星特别多。

他说,苏晚,考上了你打算学什么。

我说,学医。

他说,为什么学医。

我说,我妈身体不好,我外婆瘫在床上,我上一世……我又差点说漏嘴。

我说,我不想再看看人躺在炕上没药吃。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好,那你学医,我学机械。

我说,那我们俩谁先考上。

他说,都考上。

我们击了一下掌,声音在夜里很响。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好像也没那么冷了。

复习那几个月,我瘦了八斤。

白天上工的时候,我脑子里还在背历史年表,一边挑粪一边背,背得旁边的妇女都听烦了。

她们说,苏晚,你别念了,吵得人头疼。

我说,那我小声点。

她们说,你小声念我们也听不懂。

我说,那你们听我念,听着听着就会了。

后来真的有两个妇女跟着我念,念得不对,但是念。

有一回队长看见我们几个在地头背书,气得把烟袋锅敲在树上,说,你们这是偷懒。

我说,队长,我们手上没停。

他看了看我们挑的粪筐,说,行吧,你们念,但是别耽误活。

那天晚上我跟陈屿说起这件事,他笑得直不起腰。

他说,苏晚,你这个人有点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你干什么都能带着别人一块干。

我说,我一个人干不成。

他说,你为什么干不成。

我说,一个人太孤单,孤单了就容易放弃。

他说,那你就别孤单。

我看着他,没说话。

那晚的月亮很亮,照在知青点的土墙上,一片白。

他说,苏晚,我有个东西给你。

他从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封皮是牛皮纸的,上面写着《数学公式》。

他说,我自己抄的,抄了一个月。

我翻开看,里面的字很小,很密,一页一页抄得整整齐齐。

我说,你为什么给我。

他说,我用不上这些了,我数学比你好。

我说,你这是施舍我。

他说,我这是借你,考完还我。

我说,那我要是考不上。

他说,考不上你也得还,我这个人记仇。

我把那个本子抱在怀里,说,陈屿,谢谢你。

他说,别客气,我们是一路人。

8

复习到腊月,家里的煤油不够用了。

一盏灯一晚要烧二两油,一个月就是六斤,供销社一斤一毛八,六斤一块零八分。

我妈算了一笔账,把灯芯剪短了半截,说,省着点。

我说,妈,光暗了我看不清字。

她说,你就白天看。

我说,白天我要上工。

她没说话,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她把我的鞋补好了,鞋底加了一层布。

那天晚上我回家,桌上放着一盏新灯,是那种带玻璃罩的,比我原来那盏亮得多。

我说,哪来的。

她说,我把你外婆的一只银镯子卖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的布袋掉在地上。

那只镯子是外婆出嫁时的嫁妆,她瘫了三年,一直戴在手上,说等她走了留给我的。

我说,妈,你怎么能动那个。

她说,娘同意了。

我冲进西屋,外婆正睁着眼睛看房顶。

我说,外婆,你把镯子给她了。

外婆说话含糊,我听了半天才听清,她说,丫头,念书要紧。

我跪在炕边,额头抵着她的手,哭得说不出话。

她用手拍我的头,一下一下,很慢。

她说,你妈心里也苦。

我说,我知道。

她说,知道就别怨她。

我说,我不怨。

那天晚上我点着那盏新灯,一直看到鸡叫。

灯罩里的光是白一点的,照在报纸上的字清清楚楚。

我一边写一边想,这一盏灯是两个女人的命换来的,我不能让它白亮。

那盏灯我一直留着。

后来我去了省城,我妈把它擦干净,放在柜子最上面。

她说,这盏灯是你考出去的凭证。

我说,一盏灯算什么凭证。

她说,算,我一看它就知道,那年冬天咱家没白熬。

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在宿舍里,熄灯以后偷偷点蜡烛看书。

同宿舍的姑娘说我不要命了,我说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她们不懂这句话。

我也不解释。

有一回我半夜看《解剖学》,看着看着睡着了,蜡烛倒了,把书烧了一个角。

我醒过来,捧着那本书心疼了半天,后来用胶布把那页粘上,一直用到毕业。

那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烧焦的那一页粘着胶布,胶布已经发黄。

每次看见它我就想起那盏煤油灯,想起那只银镯子,想起我外婆拍我头的那只手。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等一盏灯照亮自己。

我这盏灯,是别人用命换来的。

所以我不能熄。

9

苏明是在腊月底出的事。

他跟公社几个半大小子去河边炸鱼,用的是一个自己攒的土炸药,炸响的时候河边的冰碎了,一个姓李的孩子掉进水里,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那天夜里公社来了人,把苏明带走了,说要做笔录。

我妈在院子里转了一夜,鞋都穿反了。

第二天一早她拉着我去公社,一路上手抖得厉害。

公社的院子里,苏明蹲在墙根下,脸白得像纸。

负责的人说,这个事不小,虽然是意外,但总要有个说法,要么赔钱,要么送县里。

我妈一听送县里,腿一软就坐在了地上。

我扶住她,说,同志,能不能让我说两句。

那个人看着我,说,你说。

我说,那个土炸药是谁做的。

他说,你弟弟做的。

我说,是他一个人做的,还是几个人一起做的。

他翻了翻纸,说,几个孩子都参与了。

我说,那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责任要分清楚,赔钱也要分清楚。

我说,还有,掉下水的孩子,家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们了解过吗。

他说,了解过,家里三个孩子,爹是瘸的。

我说,那这家人现在最需要的是钱,不是把我弟弟送走。

那个人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是他什么人。

我说,我是他姐。

他说,你读过书。

我说,读过一点。

最后的结果是,几家一起赔了钱,苏明写了一份检查,在生产队里做三个月义务工。

回家的路上我妈一直没说话,走到村口她忽然停下来,抓住我的手,说,晚晚,今天要是没有你……

我说,妈,没事了。

她说,你怎么会跟那些人讲道理。

我说,我天天在夜校学,学的就是这个。

她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她说,晚晚,妈以前是不是耽误你了。

我说,没有,妈,你只是不知道。

苏明那件事之后,人变了很多。

他开始跟着我一起去夜校,坐在最后一排,不说话,就是听。

老会计问他,苏明,你听得懂吗。

他说,听不懂,我姐听得懂。

老会计笑了,说,那你来干什么。

他说,我来陪她走夜路。

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把头低下去了。

那条夜路有三里地,两边是庄稼地,冬天没有庄稼,只有雪。

以前我一个人走,走的时候总回头看,怕后面有东西。

后来有他跟着,我走得很快。

走到村口他会说一句,姐,到了。

我说,你回去吧。

他说,我看着你进门。

我进门以后回头看,他还站在那儿,手插在袖子里。

有一回下大雪,他把我送到门口,自己滑了一跤,摔在雪地里。

我拉他起来,他说,姐,我没事。

我说,苏明,你以后不用送我了。

他说,为什么。

我说,你自己也要念书。

他说,我念不出来。

我说,你念得出来,你就是懒。

他低下头,说,姐,我试试。

那年他考上了地区的中专,学的是会计。

拿到通知那天,他跑到医院来找我,站在门口,脸红得像喝了酒。

他说,姐,我考上了。

我说,我知道你能。

他忽然抱住我,说,姐,谢谢你没放弃我。

10

一九七七年冬天的高考,我这辈子都记得。

考场在县中学,一间大教室,桌子是旧的,桌面上刻着字。

我进去的时候手心全是汗,把准考证攥得皱了。

语文卷子发下来,第一题是作文,题目叫《我在这一年里》。

我坐在那儿,笔尖一直没动。

我在想,这一年我做了什么。

我想起土炕,想起煤油灯,想起外婆的银镯子,想起我妈那双洗得发白的手,想起陈屿蹲在地上拆收音机。

我最后写了一段话,说这一年我学会了一件事,人不能一直等别人给。

写完作文,剩下的题我一口气做下去,数学有两道大题没做出来,史地还行。

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下得很大。

陈屿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两个烤红薯。

他说,怎么样。

我说,数学砸了。

他说,我砸了政治。

我们站在雪里,一人一个红薯,谁也没说话。

吃完了他说,苏晚,不管考不考得上,这一年你没白过。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比以前亮。

我说,什么亮。

他说,你以前走路低着头,现在抬头了。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他,忽然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抬头了。

考场外面的雪下得很大,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我妈站在人群外面。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脸冻得通红。

我跑过去,说,妈,你怎么来了。

她说,我不放心。

我说,这么远的路。

她说,我坐队里的牛车来的。

我说,你在外面站多久了。

她说,两个多小时。

我把她的手握在手里,冰凉。

她说,考得怎么样。

我说,不知道。

她说,考不上也没事,妈不怪你。

我说,妈,你说这话我心里难受。

她说,为什么难受。

我说,因为你以前从来不说不怪我,你只说家里离不开我。

她愣住了,眼泪一下子下来。

她说,晚晚,妈错了。

我说,妈,你别哭,我考上了。

她说,你还没出成绩。

我说,我感觉到了。

她笑了,一边笑一边擦眼睛,说,你这丫头,越来越会说。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们坐在牛车上,盖着一条旧被子,路上一颠一颠。

她忽然说,晚晚,你要是考上了,妈给你做一双新鞋。

我说,我要两双。

她说,行,两双。

11

放榜是二月里。

那天我正在地里翻土,村里的会计骑着自行车从大路上过来,一边骑一边喊,苏晚,苏晚。

我直起腰,心脏像被人攥住。

他说,考上了,省城医学院。

我手里的锄头掉在地上。

周围的人都围过来,有人拍我的肩膀,有人不敢相信地问我什么时候复习的。

我站在地头,脸上全是土,忽然蹲下来哭了。

我哭的时候想到的是那盏灯,那只银镯子,那些抄在报纸上的数学题。

我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她正在灶上做饭,听见了,锅铲掉进锅里。

她转过身,看着我,说,真的。

我说,真的。

她说,医学院。

我说,医学院。

她忽然捂住脸,肩膀抖得厉害。

那天晚上她杀了家里唯一的一只鸡,炖了一大锅。

苏明坐在桌边,低着头说,姐,我以后不惹事了。

外婆在西屋喊,晚丫头考上了没有。

我进去,她抓住我的手,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她说,我就知道,你打小眼睛就亮。

陈屿是第三天才知道的,他在知青点门口拦住我,什么也没说,先笑了一下。

然后他说,我也考上了,北京的。

我看着他,眼泪又上来了。

他说,苏晚,我们俩都考上了。

我说,说好了都考上。

他说,说好了。

成绩下来以后的第三天,我们家来了很多人。

有来道喜的,有来打听的,有来看热闹的。

我妈穿了件干净的衣服,站在院子里给人倒水,倒得手都抖。

王婶拉着我的手说,晚丫头,你可真是给咱们村长脸了。

我说,王婶,运气好。

她说,什么运气好,你熬夜熬的眼睛都凹进去了,那叫运气。

村里的李婶子进来,坐下就说,苏晚,你考上了大学,以后可不能忘了咱们。

我说,忘不了。

她说,你妈这些年不容易,你可得记着。

我说,我记着。

她压低声音说,你妈那个人,年轻的时候可是个人物,追她的人排到村口。

我说,李婶,我妈现在也是个人物。

李婶笑了,说,你这丫头,护着你妈。

那天晚上人都走了,院子里剩下一地瓜子壳。

我妈坐在门槛上,看着外面,忽然说,晚晚,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我生了个好闺女。

我说,妈,你以前觉得你生了个什么。

她说,以前我觉得我生了一个帮手。

我没说话,心里像被什么扎了一下。

她说,你别怪妈说话难听,我那时候是真的难。

我说,妈,我知道。

她说,你考上了,妈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12

临走前那个月,赵干部又来了一趟。

这次他不是来说亲的,他是来送东西的,一条毛巾,两斤红糖。

他坐在堂屋里,说,苏婉同志,你女儿争气。

我妈说,是孩子自己争气。

他说,我上次说的话,你再考虑考虑。

我妈没答,端了一碗水给他。

我在门口听着,心里有点紧。

上一世她答应了,这一世我不知道她会怎么答。

赵干部走了以后,我妈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坐了很久。

我端了一碗水过去,坐在她旁边。

她说,晚晚,你说妈该不该去。

我说,妈,你自己想不想去。

她说,我想不想有什么用,家里要钱。

我说,家里以后有我。

她说,你念书要花钱。

我说,我有助学金,我还能给人抄稿子挣钱。

她说,那你弟弟呢。

我说,弟弟明年高中毕业,让他自己考。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碗,说,我这一辈子,好像没为自己想过。

我说,那从现在开始想。

她笑了,笑得有点苦,说,我都三十六了。

我说,三十六怎么了,我外婆还说她六十岁那年学会了剪窗花。

她把碗放下,忽然说,那我不去。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上次说他三年以后会让我躺仓库里,我这几天老想着这句话。

她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但是我这心里,一想起那个人就发慌。

我伸手抱住她,她身上有一股柴火味。

我说,妈,你信自己就行。

她说,我信你。

赵干部后来还来过一次,是第二年夏天,我妈住院那阵子。

他提着两斤白糖站在病房门口,说,听说苏婉身体不好。

我说,谢谢赵同志,糖我们不要。

他说,苏晚,你这个人还是这么硬。

我说,我不是硬,我是知道什么该要什么不该要。

他笑了笑,说,你这丫头,以后了不得。

他说,其实当年我找你妈,不全是坏心。

我说,我知道,你只是觉得她一个寡妇,跟着你有好处。

他说,是这么个理。

我说,可你要的好处,她要拿命换。

他愣了一下,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妈当年要是跟了我,也许现在还在村里。

我说,跟了你,她三年以后就在仓库里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就是知道。

他看了我很久,最后说,苏晚,你这个人,心眼太亮。

我说,我心眼不亮,我只是记得住账。

他走了以后,我妈问我他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他来看看你。

我妈说,他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也没那么坏。

我说,妈,人坏不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会不会把你放在前面。

我妈想了想,说,你说得对。

我妈拒绝赵干部以后,家里少了一份照顾,日子紧了一些。

那一年冬天,家里的粮食不够了,我妈把红薯干拿去换玉米面,一斤换半斤。

我说,妈,这样换不划算。

她说,不换就没得吃。

我说,我去想办法。

她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还要念书。

我说,我去窑厂帮人搬砖,一天八毛。

她说,你白天上工,晚上念书,还要去搬砖。

我说,那我就少睡两个钟头。

她看着我,说,晚晚,你别把自己熬干了。

我说,妈,我不会。

窑厂在村西,冬天砖出窑的时候还带着热气,一垛一垛往外抬。

我去了七天,手上磨出了三个泡,破了两个。

第八天我妈来窑厂找我,站在窑口看着我,脸上一层灰。

她说,回家。

我说,妈,还有两垛。

她说,回家,我给你煮鸡蛋。

我说,我不吃鸡蛋,我干活。

她忽然哭了,说,我一个当妈的,让闺女来搬砖。

我说,妈,这不叫丢人。

她说,这怎么不丢人。

我说,我搬的是砖,抬的是头。

她抹了一把脸,说,行,那你搬完这两垛,明天别来了。

我说,我明天还来。

她拿我没办法,就在窑厂门口站着等我,站了七天。

后来村里人说,苏婉那个闺女是真犟。

我妈听了,居然笑了,说,犟点好,犟点不受气。

13

一九七八年三月,我坐上了去省城的火车。

火车是绿皮的,窗户能推开,风灌进来,吹得人眼睛睁不开。

我妈站在站台上,穿那件蓝布衫,头发梳得很整齐,手里拎着一个布包,里面是她连夜给我做的两双鞋。

她说,钱在鞋底,你别丢了。

我说,妈,你回去路上小心。

她说,到了给我写信。

我说,我写。

她忽然抓住我的手,说,晚晚,妈对不起你。

我说,妈,你别说了。

她说,我得说,我以前总让你让,让得我自己都忘了你在让。

她说,你要是怨我,我不怪你。

我说,妈,我不怨你,我就是想让你以后别再让了。

她点点头,眼泪掉下来。

火车动了,她的身影一点点往后退,退成一个蓝点。

我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哭了很久。

对面坐着一个抱孩子的妇女,递给我一块手绢。

她说,姑娘,上学去吧,好事。

我说,是好事。

我把手绢攥在手里,忽然想起上一世我死的时候,手里什么也没有。

这一世我手里有两双鞋,鞋底里塞着七块八毛钱,还有一颗心,是热的。

火车开到半夜,车厢里的人都歪着睡了。

我睡不着,把布包抱在怀里,里面有两双鞋和一沓信纸。

那沓信纸是我妈从供销社买的,一共二十张,她说让我到了省城给她写信。

我把第一张抽出来,借着车厢里那盏小灯,写了第一封。

我写,妈,我到了,火车上有暖气,不冷。

我写,妈,我今天在车窗外面看见了很多山,比咱们村后面的山高。

我写,妈,你别再让了。

写完我把信折起来,放进信封,压在鞋底下。

对面那个抱孩子的妇女醒了,看见我在写信,说,给家里写啊。

我说,给我妈。

她说,你妈一定很惦记你。

我说,是。

她说,我妈也惦记我,我这次是去省城找我男人。

我说,那你好好过。

她说,姑娘,女人这辈子不容易,得自己站住。

我说,我知道。

她笑了,说,你知道就好。

我把头靠在窗上,看着外面黑漆漆的田野,心里特别静。

14

省城医学院在一座老楼里,宿舍八个人一间,床是铁的,上下铺,铺板很薄,一坐上去就响。

我带的行李只有一个布包,一床被子,两双鞋,还有我妈塞进来的一小袋炒面。

第一堂课是解剖,教室里摆着一具标本,福尔马林的味道冲得人眼睛流泪。

同宿舍的姑娘有两个当场跑出去吐了,我站在原地,认真地把老师说的每一块骨头记下来。

我心里想的是外婆那条瘫了三年的腿,是砖厂工棚里那些咳得直不起腰的人。

那一年我十九岁,比同班同学大两岁,别人谈恋爱、看电影、去街上吃面,我在图书馆里待到关门。

图书馆的老师认识我,每天晚上十点关门前都会走到我旁边说一句,苏晚,明天再来。

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十一块五,助学金八块,我自己给人抄稿子挣三块五。

我每天早上两个馒头,中午一份菜,晚上一个馒头就咸菜。

有一回我饿得眼前发黑,在教室里栽了一下,同学把我扶到医务室,医生说是低血糖。

那天下午我收到一封家信,信封里掉出五块钱,我妈写的字歪歪扭扭,说家里卖了鸡蛋,让我买点肉吃。

我把那五块钱放在口袋里,摸了三天,最后还是去买了书。

那本书叫《内科学》,旧的,八毛钱。

我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苏晚,你要学成。

我在医学院最怕的一门课是药理,背的东西太多,一晚上背五十个药名,第二天早上能忘掉三十个。

我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把药名写在纸条上,贴在宿舍的墙上、床板上、水杯上。

同宿舍的姑娘说我这个人有病。

我说,我背不下来,只能这么干。

有一回我在食堂排队,前面的人问我,苏晚,你在念叨什么。

我说,我在背青霉素的用法。

她说,你连吃饭都在背。

我说,我不背就考不过。

她说,你考过了又怎么样。

我说,考过了我就当医生。

她说,当医生有什么好。

我说,我外婆瘫了三年,我什么也做不了。

她愣了一下,说,对不起。

我说,没事。

那几年我常常想,一个人学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文凭,为了一份工资,为了能离开那个院子。

这些都对,但是都不够。

真正让我半夜爬起来看书的,是那些我救不回来的人。

沈老师跟我说过,医生的口袋里要装两样东西,一样是知识,一样是良心。

她说,知识让你有机会,良心让你不放弃。

我把这两句话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了两遍。

15

大二那年,外婆走了。

信是我妈写的,字比往常更歪,纸上有水渍,我看得出那是眼泪。

她说外婆走得很安静,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条手绢,就是上一世我听说的那条。

我请了三天假回了趟家。

院子还是那个院子,土墙还是那个土墙,只是西屋空了。

我妈坐在堂屋里,眼睛肿得像核桃,见我进门就站起来,说,晚晚回来了。

我抱住她,她整个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她说,你外婆临走前一直喊你。

我说,喊我什么。

她说,喊晚丫头,说你出息了。

我跪在西屋的炕前,磕了三个头,额头磕在土上,很实。

那天晚上我们母女俩坐在院子里,说了很久的话。

她说,晚晚,你外婆走了,这个家里就剩我和你弟弟了。

我说,妈,你搬去省城跟我住。

她说,我去了能干什么。

我说,你能给我做饭,能在楼下晒太阳。

她笑了,说,我这辈子就会做饭。

她说,晚晚,妈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说,你说。

她说,赵干部上个月又来找过我一次。

我心里一紧,说,你怎么答的。

她说,我说我不去。

她说,我说我女儿在省城念书,我等着她回来。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跟两年前不一样了。

她背还是有点弯,但是眼睛直了。

她说,晚晚,我以前总觉得我这一辈子是被命推着走的。

她说,现在我觉着,命是可以推回去的。

我妈住院那二十三天,我每天下了班就往病房跑。

她一开始不习惯,说我围着她转,耽误工作。

我说,妈,我现在是实习医生,我的工作就是围着病人转。

她说,我又不是你的病人。

我说,你是我妈。

她笑了,说,你这个人,穿件白大褂就不一样了。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她床边削苹果,她忽然说,晚晚,妈想跟你说件事。

我说,你说。

她说,我这辈子最恨的一件事,是我十八岁那年没去考学。

我说,妈,你十八岁那年哪有学考。

她说,有,那时候县里招小学老师,要考试,我认字,我想去。

她说,你爹说家里离不开我,我就没去。

她说,后来我就一直在家里,一年一年地过。

我把苹果削完,切成小块放在碗里,说,妈,你现在想学什么,我教你。

她说,我这把年纪了。

我说,你才三十九。

她说,三十九学什么。

我说,学写字,学算账,学什么都可以。

她低头看着碗里的苹果,过了一会儿说,那你教我写自己的名字吧。

那天晚上我在一张处方笺背面写了三个字,苏婉。

我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笔教她写,写了二十多遍。

她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但是看得很清楚。

她写完最后一个字,抬起头,眼睛亮得像小孩。

她说,晚晚,我会写我的名字了。

我说,妈,你早就会。

16

大三,我认识了第二个改变我的人,是我的带教老师,姓沈,是个五十来岁的女医生。

她个子不高,说话快,走路带风,查房的时候一句话都不多说。

第一回跟她上门诊,我记录得慢,她当着病人的面说,你这速度,病人等得起吗。

我脸涨得通红,回去把当天的病历全部重抄了一遍,抄到半夜两点。

第二天她翻了翻我的记录,说,还行,知道改。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年也是从农村考出来的,一个人带着孩子念完了大学。

有一次夜班,急诊送来一个喝农药的农妇,家里人抬着进来,一路上哭着喊救命。

沈老师洗了手就上,洗胃、输液、上监护,一气做完,等到人稳定了,她坐在走廊上,手抖得厉害。

我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喝了半杯,说,苏晚,你记住,医生不能不管,也不能全揽。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不管,人就死了;全揽,你自己先死。

她说,这一行干久了,你会见到很多你救不回来的人,你得学会把这些人放在一个地方,然后继续往前走。

我说,放在哪个地方。

她说,放在心里一个柜子里,锁上,不打开。

我说,那柜子会不会满。

她说,会,所以你要经常整理。

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坐到天亮,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的第一页。

后来我做了很多年医生,每次撑不住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个夜里她坐在走廊上抖着手喝水的样子。

沈老师带我上夜班的第二年,我遇见了一个我救不回来的人。

是个六岁的小男孩,发烧三天,家里给他喝姜汤,喝到第四天抽起来了。

送到医院的时候瞳孔已经不等大了。

我们抢救了四十分钟,最后沈老师把手放下,说,停。

走廊里那个母亲一直不肯走,抱着孩子的鞋坐在地上。

我蹲下去跟她说,孩子走了。

她抬起头看我,说,他才六岁。

我说,对不起。

她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在值班室里坐了很久,沈老师过来,坐在我旁边。

她说,苏晚,你要记住今天。

我说,我记住了。

她说,记住不是为了难受,是为了下一次快一点。

她说,我们这一行,能做的事只有一个,就是比昨天快一点。

那一年我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写了满满两页。

几天后我把那两页撕下来,锁进抽屉。

后来抽屉里的纸越来越多,我一次都没有打开过。

但是我知道它们在那儿,像一排排小小的墓碑,提醒我为什么站在这里。

17

大四那年冬天,我妈病了。

信是我弟弟写的,说我妈咳了一个月,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了几片药,吃了不管用。

我请了假赶回去,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药味。

我妈躺在炕上,脸是灰的,嘴唇发紫,说话没力气。

我摸她的额头,不烫,摸她的手腕,脉搏很快。

我让她深吸一口气,她吸到一半就咳起来。

那一刻我心里闪了一下,上一世她就是咳了半年,然后走了。

我没多想,当天就找队里借了一辆板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

卫生院的医生说,像是肺上的毛病,得去县里照片子。

第二天我又把她拉到县医院,拍片子,等了三个小时出结果。

片子出来的时候,放射科的医生指着上面一块白的说,这不是普通的炎症,建议去省城。

我站在那儿,腿有点软。

我妈坐在走廊的椅子上,说,晚晚,别花那个钱了,我这把年纪了。

我说,妈,你才三十九。

她说,三十九不小了。

我说,妈,你听我一句,你这次必须听我的。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说,那得多少钱。

我说,多少钱我来想办法。

我把她带到省城,住进了我实习的医院,找了沈老师。

沈老师看了片子,说,还好,来得早。

她说,再晚两个月,这个事就难办了。

我站在病房门口,忽然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我妈住院二十三天,出院的时候人胖了一点,脸色也回来了。

她坐在病床上,跟我说,晚晚,你救了我一条命。

我说,妈,是你自己来的。

她说,是你拉着我来的。

那天下午她忽然问我,晚晚,你上回说做梦梦见我三年以后躺在仓库里,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她说,那梦里的我,最后怎么了。

我说,走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那现在的我呢。

我说,现在的你,得活到八十岁。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妈出院那天,沈老师来送,给我妈带了一袋红糖。

她说,阿姨,你这个闺女好,你要好好养。

我妈说,沈大夫,我这个闺女是我自己没管好,是她自己长起来的。

沈老师笑了,说,能自己长起来的才叫好。

回去的路上我妈坐在三轮车上,看街上的自行车、汽车、楼房。

她说,晚晚,这城里真好。

我说,妈,你要是喜欢,以后搬来住。

她说,我来了能干什么。

我说,你能干什么都行,什么都不干也行。

她说,那不成废物了。

我说,妈,人不干活也不叫废物。

她说,我干了一辈子活,不干活心里空。

我说,那你帮我做饭。

她说,行,这个我会。

第二年她真的搬来了一段时间,在医院的家属院里住,每天早上给我做饭,中午给我送饭。

同科室的人都知道我有个爱送饭的妈,说我这个人有福气。

有一回她送饭来,正好碰见我在抢救一个病人,她在走廊里站了一个小时,饭都凉了。

我出来的时候她说,晚晚,我不送了。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看见你在里面跑来跑去,我心里慌。

我说,妈,你别慌。

她说,我不慌,我就是心疼。

18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县医院,内科,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宿舍是两人一间。

回县城的第一天,我拎着行李从汽车站走回家,路上遇见了王婶。

她上下打量我,说,苏晚,你这丫头出息了,穿的都不一样了。

我说,王婶,我还是那样。

她说,你妈这几年气色好多了,都是托你的福。

我笑了笑,往家走。

院子门口的那棵枣树还在,我妈正蹲在树下捡落下来的枣,看见我,站起来,手里还攥着几个。

她说,回来啦。

我说,回来了。

她说,这回不走了吧。

我说,不走了,就在县医院。

她眼圈一下子红了,说,那好,那好。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桌子菜,把苏明也叫回来了。

苏明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在公社当了合同工,人瘦了,也不像小时候那样只知道躲在他妈后面。

他给我倒了一杯酒,说,姐,我敬你。

我说,你敬我什么。

他说,敬你没记恨我。

我说,我记恨你什么。

他低下头,说,小时候家里什么都往我这边偏,我不懂事,也没替你说过话。

我说,你现在说也不晚。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说,姐,我以后不这样了。

我说,那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别让人替你收拾。

他说,行。

我妈在旁边坐着,一直笑,笑得眼泪出来了。

她说,我这个家,总算像个家了。

县医院的日子过得很实,一天三十个病人,一星期两个夜班。

我住的宿舍在医院的后面,一间小屋,一张床,一张桌子,窗外是食堂的烟囱。

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查房,中午吃饭,下午门诊,晚上写病历。

日子像一根绳子,一节一节往下拉。

有一年冬天流感,门诊一天看了一百多个人,看到最后我说话都说不利索。

护士给我端了一杯水,我喝了一口,接着说。

那天晚上回家,我坐在桌前发呆,忽然想起十几年前我在炕上做的那个梦。

我想,我这一世真的走出来了。

我从那个土院子里走出来了,从砖厂的工棚里走出来了。

我没有变成我妈,也没有变成村里那些低着头走路的女人。

我成了一名医生,一个月四十二块五,能给我妈买鸡蛋,能给外婆上坟。

这就够了。

那天我在日记上写了一句,苏晚,你没有白回来。

19

陈屿的信,是从大三那年开始变少的。

一开始是半个月一封,后来一个月一封,再后来三个月一封。

信里的话也越来越短,说什么学习忙,说什么北京的冬天干,说什么机械系的教授很严。

我每封信都回,写得很长,写我妈的病,写沈老师,写我在门诊上遇到的人。

他的回信越来越短,最后有一封信只有两行。

他说,苏晚,我可能要出国了,去苏联读研,具体还没定。

我把那封信看了十几遍,最后收进抽屉里。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走了很久,走到脚都麻了。

我想,我是不是又要被让一次。

我又想,这一世我什么都没让,我凭什么被让。

我想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洗了脸,去上课。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我等他一年,一年以后他不来,我就当他没来过。

一年过去了,没有信。

两年过去了,我在县医院上了班,每天看三十个病人,忙得没空想这件事。

有时候夜班回家,我会想起那个在知青点拆收音机的男青年,想起那晚我们击掌的声音。

然后我就把这件事收起来,像沈老师说的那样,放进柜子里,锁上。

第三年冬天,我在门诊上遇见了沈老师的同学,一个从北京来的专家,来县里做学术交流。

他在讲座上提到机械系有个姓陈的年轻人,说这个人很厉害,毕业以后去了苏联,现在回国了,在北京一个研究所。

我坐在最后一排,手里的笔停在半空。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妈正在给邻居家的孩子缝衣服,看见我脸色不对,说,怎么了。

我说,没事,累了。

她说,你这孩子,撒谎的时候眼睛不敢看人。

我说,妈,有个人回国了。

她说,谁。

我说,一个老朋友。

她把针放下,说,去找他啊。

我说,我凭什么去找他。

她说,凭什么?凭你这些年一直没嫁人。

我说,妈,这不是理由。

她说,那什么是理由。

我说,我不知道。

陈屿回国那年,我其实已经打算一个人过了。

不是不想,是不敢想。

我这个人最怕的就是等,等来等去,等成一场空。

上一世我等过木匠,等到他娶了别人。

这一世我不想再等谁。

所以那几年我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了工作上。

我妈有一回问我,晚晚,你是不是还在等那个人。

我说,没有。

她说,你说没有的时候,眼睛看着地。

我说,妈,你别管。

她说,我不管你,我就是怕你把自己关起来。

我说,我没有。

她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你想要一样东西不敢说,憋着,最后憋得自己哭。

我说,我不记得了。

她说,我记得。

她说,晚晚,你现在什么都不缺了,你就缺一样,敢开口。

那天晚上我在屋里坐了很久,把抽屉里那些信全部拿出来,一封一封摊在桌上。

一共二十六封,最后一封只有两行。

我看着那两行字,忽然明白一件事。

我一直在等他给我一个答案,可我自己从来没有问过。

20

第二年春天,我在县医院的走廊上遇见了他。

那天我刚从病房出来,手上还带着消毒水的味道,抬头看见一个男人站在楼梯口,穿着一件很旧的灰大衣,手里拎着一个旅行包。

他比七年前老了些,脸上有了风霜,但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

他说,苏晚。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病历夹差点掉下来。

我说,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他说,我去了你们家,你妈告诉我的。

我说,你不是出国了吗。

他说,我回来了。

我说,你信为什么写得那么短。

他说,因为我怕写长了,你就看出我舍不得。

他说,我在苏联那三年,天天想的就是怎么回来,怎么回来还能配得上你。

他说,苏晚,我这个人笨,我只会做事,不会说话。

我站在走廊上,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说的一句话,苏晚,你不该认命。

我说,陈屿,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我给自己定了一年,一年以后就当你没来过。

他说,那现在还算不算。

我说,算不了了,都过了七年。

他说,那就从今天算。

那天下午他跟着我在门诊里坐了一个下午,什么也没帮,就坐在旁边看着我给病人看病。

病人走了以后他说,苏晚,你现在很厉害。

我说,我本来就很厉害。

他笑了,说,是,你一直都是。

那年夏天我们在老家办了酒席,我妈坐了主位,穿了一件新做的衣服,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村里人都来了,他们说,苏婉的闺女出息了,苏婉这辈子有福气。

我妈站起来,端着杯子,说,我闺女不是我带出来的,是她自己走出来的。

她说,我以前总当她是我的影子,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她自己。

她说,我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就是她十八岁那年跟我说,妈,我想去夜校。

那天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想起那个早上,想起那双手上的泥,想起那盏用银镯子换来的灯。

我这一世没有恨过谁。

我只是终于不肯再站在别人的旁边。

后来很多年我都记得那个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我坐在土炕上,看着自己十八岁的手,对自己说,苏晚,这一世你不为谁让路。

人这一辈子,能重来一次的机会不多。

重来了,不是为了把谁踩下去,是为了有一天,你终于能抬着头,走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

我妈六十岁那年学会了剪窗花,剪得比我外婆好。

她说,晚晚,你说得对,三十六岁那年想自己,一点都不晚。

婚后的日子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他在北京的研究所上班,我在县医院上班,两地分居两年,后来他调回了省城的机械厂,我们才算住到一起。

他这个人还是老样子,不会说好听的,只会做事。

家里的收音机坏了他修,水管漏了他修,我妈的轮椅螺丝松了他修。

我妈说,这个女婿不大会说话,但是手脚勤快。

我说,妈,你夸他一句。

我妈说,我夸了,我说他手脚勤快。

我笑了,说,这也算夸。

一九八五年冬天,我回村一趟,去看王婶。

她老了,头发全白,坐在门口晒太阳。

她说,晚丫头,你还记得你十八岁那年跟我说的话吗。

我说,记得,我说我梦见我二十八岁什么都不会。

她说,你现在呢。

我说,我现在会给人看病,会看片子,会做腰穿。

她说,那你可真行。

我说,王婶,我行是因为我那年没认命。

她说,什么命不命的,我看你就是犟。

我说,犟也是命里带的。

她笑得直不起腰,说,你这丫头。

我从她家出来,走过那条三里地的夜路,路两边还是庄稼地。

我走了很久,走到天黑,忽然想起十八岁那年我一个人走这条路的样子。

那时候我低着头,手里攥着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抄在报纸上的题。

现在我抬着头,手里什么都没有,心里却满满的。

我在县医院干到第九年的时候,升了主治。

沈老师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四个字,恭喜,继续。

我把那张明信片贴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一直贴着。

后来她也退休了,我去看了她一次,她在家里养花,养了一排君子兰。

她说,苏晚,你现在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我说,沈老师,我没给你丢人。

她说,你没有,你比我强。

我说,我哪里比你强。

她说,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走上来,我比不了。

我说,那你也是从很远的地方走上来的。

她笑了,说,我们这一行,谁不是从很远的地方走上来的。

临走的时候她给我一袋花籽,说,拿回去种。

我说,我不太会种花。

她说,种花跟看病一样,都是把活的东西养好。

我把那袋花籽带回家,种在阳台上的五个盆里。

第二年开了三盆,一盆红,一盆黄,一盆白。

我妈说,这花真好看。

我说,妈,这是沈老师给的。

她说,那你得谢谢人家。

我说,谢过了。

她说,那你还得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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