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冬至
陈卫国是被一股糊味呛醒的。
玉米面粥,锅底粘了一层,灶膛里的火还没灭透。这味儿他记了二十年。后来他躺在坯房里,闻的是雪化了又冻的味道,闻了整整一个冬天。
他睁眼。
房梁熏得发黑,挂着一串干辣椒,辣椒上落了灰。炕席破了个洞,露出底下的苞米秸。他伸手去摸炕沿——凉的。
墙根立着一双胶靴,靴筒上还沾着井下的黑泥。旁边挂着矿灯,灯头玻璃裂了一道缝。
灶台上搁着一只豁口的搪瓷盆,粥在里面冒白汽。墙上贴着去年的年画,胖娃娃抱着一条鱼。年画下头钉着一张日历。
1983年12月22日。冬至。
陈卫国盯着那行字,手指头开始抖。
他掀开裤腿。
膝盖上干干净净,一道疤都没有。他又去摸左边小腿,腿在,骨头在。
上辈子也是这天。他喝了两碗粥,套上棉袄,跟着陈卫东去了矿上。从那天起,他替弟弟下井。腊月二十三,小年,三班倒的掌子面透了水。他被抬上来的时候,左腿从膝盖那儿断了。
矿上赔了三百块。他爹拿走了,给卫东娶媳妇。
后来的冬天一年比一年冷。李秀兰带着小满走了。他躺在那间坯房里,听房顶的雪化了又冻。
最后那年冬天,他没起来。
“爸。”
小满站在门口。棉袄是旧的,棉裤短了一截,露着脚脖子。她手里攥着半块窝头,冻得硬邦邦。
“妈说粥好了。”
陈卫国看着她。五岁。棉鞋是她妈用旧棉袄改的,鞋帮上缝了两道线,一道缝歪了。
他下炕。鞋底硬,踩在地上咯吱一声。
小满的鞋带散了,拖在雪地上。
陈卫国蹲下去给她系。手指头冻得不听使唤,系了两回才系上。
“爸,你手咋这么凉。”
“外头冷。”
“你妈呢?”
“在外头扫雪。”
陈卫国推开门。
院子里,李秀兰正拿铁锹推雪,一下一下,推得慢。她穿的是他去年那件蓝布褂子,袖口补过,补丁比别处新。听见门响,她抬头。
“醒了?”她说,“粥趁热。”
陈卫国没动。
上辈子她走的时候三十一岁,下巴尖,眼睛凹进去。现在她脸上还有肉,冻得红扑扑的,鼻尖上挂一点化了的雪水。
“秀兰。”
“嗯。”
“今天我不去矿上。”
铁锹停在雪里。她看他,看了有两秒。
“卫东一会儿就来。”她说,“你不去,你爹得骂。”
“骂就骂。”
“昨晚你爹请段长喝了酒。”她把铁锹往雪堆上一插,走过来,压着嗓子,“喝到十点多。回来的时候脸是红的,走路都打晃。”
陈卫国系棉袄扣子的手停了停,接着往下系。
“段长走的时候,你爹送到院门口,说‘这事就这么定了’。”
“哪事?”
“你说哪事。”
“卫国,咱家还欠队里三十块。小满的棉鞋是我拆棉袄做的。你不去,这个月工分咋算?”
“工分不要了。”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院门外传来脚步声,踩雪,咯吱咯吱,很急。
陈卫东进来了。军绿棉帽,帽檐上全是霜。他搓着手,先笑。
“哥,起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大前门,纸壳都压扁了。抽出一根递过来。
“哥,你抽。”
陈卫国没接。
“哥,”陈卫东把烟往他手里塞,“就三个月。我考上中专就回来,一天都不多。”
“考不上呢?”
“考不上……”陈卫东笑得有点僵,“考不上我也回来。哥,你那手艺,矿上机电队谁不认?你下去,人家放心。我下去,人家骂我废物。”
“中专的名额下来了?”
“下来了。”陈卫东眼睛亮了一下,“地区煤校,机电专业。学费一年四十六,住宿另算。”
“钱呢?”
“爹说,先从矿上借。”
陈卫国没接话,给灶膛添了一根柴。
上辈子这笔“借”,是他替班挣的一块二,一天一天攒出来的。攒了两年,攒够了,卫东也考上了,走了,再没回来过。
“煤校出来是干部。”陈卫东又补了一句,“哥,你不想让我当干部?”
“我想让你下井。”
陈卫东把嘴闭上了。
陈卫国把烟捏在手里,捏扁了,扔在雪地上。
“我不去。”
陈卫东脸上的笑没了。
“哥。”
“我说了,我不去。”
“你不去我咋整?”陈卫东声音高了,“爹都跟段长说了,换班的事都报上去了。你今天不去,段长那儿咋交代?我这正式工还干不干?”
院门口又进来一个人。陈老栓,棉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灰围巾,手里拎着个铝饭盒。
“吵啥。”
他把饭盒往雪堆上一放,看陈卫国。
“咋还站着?四点班,十一点在井口点名。”
陈卫国抬眼看他爹,看了三秒,把眼睛挪开。
“哑巴了?”陈老栓走近一步,“你弟的名额是我退休顶下来的,矿上要的是他这个人。他下不去,你替他,一天一块二,我跟你弟说好了。”
他从内兜里掏出一张纸。纸边磨毛了,折过几道,压得很平。
“段长签了字的。”他说,“换班申请,白纸黑字。”
陈卫国接过来看。
上面一行钢笔字:机电队陈卫东,因故不能下井,由陈卫国替班,为期三个月。底下是段长的签名,还盖了个圆章。
“因故。”陈卫国念了一遍,“啥故?”
“你管啥故。”
“一块二。”陈卫国重复了一遍。
“咋?嫌少?”陈老栓皱眉,“井下工一天一块八,你替班拿一块二,不少了。”
“账不是这么算的。”
“咋算?”
“井下工一天一块八,是因为要下井。我替他,我替的是他的名。他拿正式工工资,三十六块五,另加下井津贴。我拿一块二。”
陈老栓没吭声。
“差的那三十多块,进谁口袋了?”
“进这个家!”陈老栓吼出来,“你弟要娶媳妇!”
“我媳妇孩子呢?”
“你媳妇孩子有粥喝!”
“行。”陈卫国忽然说。
院里几个人都看他。
“我去。”他说,“三个条件。”
陈老栓眯起眼:“你说。”
“一,换班条改‘顶替’,工牌换我的名。”
“二,钱按井下工算,一块八,不是一块二。”
“三,三个月后不管他考不考得上,我不再替。”
陈老栓听完,把烟盒攥扁了。
“你想得美。”
他把那张换班条折起来,塞回内兜,动作很慢。
“段长那儿,我去说。”
“你说不动。”陈卫国说,“条子上写的是因故。因故是啥故?他下不去,是他不敢下。”
陈老栓看了他一眼,没接这话。
“那就都不去。”
陈卫东急了:“哥,你这三个条件,段长一个都不会批。”
“那就让他批去。”
“批不了我就完了!”
“你完了,我腿还在。”陈卫国说,“这买卖我不做。”
院里的雪被风卷起来一层,堆在墙根。
“上辈子也是这话。”陈卫国说。
陈老栓愣住。
“你说啥?”
院里安静下来。风把雪沫子刮起来,打在脸上。
远处矿上的大喇叭响了,滋啦一声,然后是广播员的声音,念四点班下井人员名单。
“……机电队,陈卫东。运输队,王长顺。采煤二队……”
念到“陈卫东”的时候,陈卫东下意识摸了一下胸口。那儿别着一块铝牌,红漆写着名字和工号。
陈卫国看着那块牌子。
“名是你的,”他说,“人是我去。”
陈卫东把手放下来。
“哥……”
陈卫国转身进屋。他端起灶台上那盆粥,走到院里,往雪地上一倒。白汽腾起来,玉米面糊在雪上摊成一片黄。
风把白汽吹散了。
“这粥我不吃了。”
他回过头。
“这个班,我不顶。”
第二章 掀桌
陈老栓的手抬起来了。
巴掌没落下来,停在半空。他手背上有一道疤,是早年在井下被钢丝绳抽的。
“你再说一遍。”
“我不顶这个班。”陈卫国说,“卫东的工牌是他的名,让他自己下。”
“他是正式工!”
“正式工要下井。”陈卫国看着他爹,“爹,你退休那天,段长咋说的?‘顶替的人得能下井’。你要是知道他下不去,这名额当初就不该给他。”
陈老栓的手落下来,落在他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
“你懂个屁。名额给谁,是我说了算。”
“我下井二十年。”他把棉大衣下摆一甩,“左耳朵聋了。你妈走那年,我在班上,没赶上。”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
屋里屋外站了几个人。隔壁王婶探着头,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择完的白菜。运输队王长顺也来了,搓着手站在院门口,看热闹不是,劝也不是。
陈卫东急了:“哥,你别说了。爹,你别生气——”
“老陈,”王婶在门口开了口,“孩子不愿意,你还能拿绳子捆他下井?”
“我们家的事,外人别管。”
“我不管。”王婶把白菜往怀里一抱,“我就说一句,别把事做绝了。”
“闭嘴。”陈老栓吼他一句,又转回来,“陈卫国,我问你,你下不下?”
“不下。”
“你不下,这个月的口粮你别领。”
“不领。”
“你媳妇孩子的口粮,你也别领。”
李秀兰在后面拽了一下陈卫国的袖子。她手很凉。
陈卫国没回头。
他弯腰抓了一把雪,攥紧。
雪从指缝里挤出来。
“爹,”他说,“我劝你一句。腊月二十三前后,西翼三班倒那茬别下。-80 水平,掌子面顶板发湿,底板往上冒水。那是透水的前兆。”
院子里没人说话。
风把院墙上的雪吹下来一层。
王长顺先笑了,笑得有点干:“小陈,你这……你咋知道?”
“我就是知道。”
“你听谁说的?”
“没人说。”
陈老栓脸沉下来:“冬至说这种话,你咒谁呢?”
在矿上,井下出事的忌讳最重。腊月里说透水,等于当着人的面往地上泼脏水。
院墙外头又站了两个人,运输队的老马,机电队的小刘。老马在井下干了十九年,没笑。他蹲在雪地里,摸出烟袋,往烟锅里装烟。
“小陈,”老马说,“你说顶板发湿?”
“发湿。底板往上冒水,脚底下黏,踩下去拔不起来。”
老马装烟的手停了。
“西翼 -80 那茬,上个月我下去过。”他吐出一口烟,“底板是有点潮。我当他妈的顶板渗水。”
“老空区在哪?”陈卫国问。
“西边。六三年采过的那一片。”
“采空的地方没填实,水都攒在里头。”陈卫国说,“攒到腊月,底板撑不住,一下就下来。”
老马把烟袋从嘴里拿出来,看了他半天。
“老马!”赵德贵的声音从院门口过来。
老马把烟袋往怀里一揣,站起来,没看赵德贵,走了。
走了两步,他回头。
“腊月二十三那天,我请假。”
赵德贵来了。机电队队长,皮帽子,脸上的肉往下坠。他站在院门口没进来,先咳嗽一声。
“老陈,”他冲陈老栓点点头,又看陈卫国,“小陈,刚才那话,说到这儿就算了。”
“赵队长,我没胡说。”
“我知道你技术好。”赵德贵往前走了两步,压低声音,“可这话传出去,段里要找你谈话。年底评先进,你那一栏我给你空着?”
“先进我不要。”
赵德贵脸上的肉动了动。
“那你要啥?”
“我要我自己这条腿。”
这话说得没头没脑。赵德贵看了他两眼,把手插进袖子里。
“还有,”他说,“你这个月的工分,我一句话就能抹了。”
“抹吧。”
“抹了你吃啥?”
“修电机。”陈卫国说,“一天挣的,比工分多。”
赵德贵愣了一下,像听见有人说胡话。他转头对陈老栓说:“老陈,你家里的事你管。班里的事,我另想办法。”
走到院门口,他回头看了陈卫国一眼。
“小陈,”他说,“你这张嘴,早晚给你惹事。”
他走了。
走得挺快。
陈老栓站在雪地里,胸口起伏。他忽然抬手,把灶房门口那张小方桌掀了。
桌子翻了,碗碟砸在门槛上,一只粗瓷碗碎成三瓣,咸菜撒了一地。腌萝卜滚到陈卫国脚边,停住了。
李秀兰从屋里冲出来,一把把小满抱起来。孩子吓哭了,哭得很尖。
“老陈!”王婶把手里那把白菜扔在地上,“你这是干啥!”
王长顺上来拉:“叔,叔,有话好好说。”
他拉不动,退到一边,小声说了句“完了”。
雪还在下。
陈老栓甩开他们,手指头戳到陈卫国脸上。
“我养你二十八年。”
“账我记着。”陈卫国说,“往后我一天一天还。”
“滚。”陈老栓指着院门,“从今天起,你不是我儿子。”
陈卫东去拉他:“爹!爹你别——”
“你也闭嘴!”
陈卫东又转向陈卫国,声音低下去:“哥,爹说了,你要不去,就把嫂子的户口迁回娘家。”
李秀兰的脸白了一下。
“迁。”陈卫国说,“迁了也是我媳妇。”
陈卫东忽然蹲下去,两只手抱着头,蹲在雪地里。
“哥。”他声音发闷,“我给你跪下行不行?”
“不行。”
“哥——”
“你跪下,我就得下井。”陈卫国说,“你跪的是你的前程,我赔的是我的腿。”
陈卫东没抬头。
过了会儿,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雪。
“哥。”他说,“你狠。”
“我不狠。”陈卫国说,“我就是不想死。”
陈卫国蹲下去,把那只滚到脚边的腌萝卜捡起来,放在翻倒的桌板上。
“分家吧。”他说。
“啥?”
“分家。”他站起来,“房、粮、账,今天说清。分完我走。”
陈老栓把那张换班条从兜里抽出来,扔在雪地上。
陈卫国弯腰捡起来,折了两折,塞进内兜。
“你捡它干啥?”
“留个凭据。”
第三章 半间坯房
分家是王婶帮着说的。
她到底把那把白菜放下了,进屋搬了个小板凳,坐在灶房门口,手里捏着半张纸——从陈卫国的旧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老陈,”她说,“孩子话说到这份上,你那桌子也掀了。按老理,分家得有中人,我算一个,长顺算一个。”
王长顺摆手:“我可不当。”
“你不当谁当?”
王长顺没词了,往门口一缩。
陈老栓坐在炕沿上,抽了半根烟,烟灰掉在裤腿上,他也不掸。
“要分是吧。”他把烟摁在鞋底上,“三间房。卫东两间半,他一间。”
“那半间呢?”王婶问。
“场院边那间坯房。”
“那屋漏。”
“漏也是屋。”
陈卫国说:“行。”
李秀兰在他身后,喉咙里响了一声,像被什么堵住了。她拽他袖子,拽得很紧。
“卫国……”
“要。”
“那屋冬天住不得人。”她声音发抖。
“住得。”
“那半间不行。”王婶把纸往炕沿上一拍,“场院边那间没檩条。去年东头老李家的孩子在那儿住了一冬,开春咳了三个月,到现在还喘。”
“他家孩子咳,跟我家分家啥关系。”
“老陈,你也是当爹的。”
陈老栓不看她:“要就要,不要就一间都没有。”
陈老栓接着说:“粮,两袋苞米面,一袋土豆。欠队里三十块,归他。还有——”
他顿了顿,指了指墙根。
“那台电机,矿上淘汰的,我捡回来的。他要,给他。”
墙根底下搁着一台电机,半截埋在雪里。铁壳锈了,铭牌上的字看不清,只剩一个“4”和“kW”两个字母。
陈卫东蹲下去看了一眼,笑了一声:“哥,这玩意儿烧成啥样了,你拿去卖废铁都嫌沉。”
陈卫国走过去,蹲下。他用手掌抹掉铭牌上的雪。
JO2-32-4。4千瓦。
他把手放在机壳上,掌心里一阵凉。轴承那头卡死了,转不动。
“这个我要。”
“你要它干啥?”
“修。”
陈卫东笑得更响了:“修?哥,你连个正经工都没有了。”
“这台修好,卖一百二。”
“谁买?”
“面粉厂。”
陈卫东的笑凝了一下。
县城就一家公社面粉厂,两台磨面机,电机一年烧两回。这事全矿都知道。
“你咋知道人家要?”
“我不知道。”陈卫国站起来,“我知道我会修。”
纸上五行字,是王婶刚写的:
一、房三间,卫东两间半,卫国场院坯房半间。
二、粮两袋苞米面、土豆一袋,当夜分。
三、欠队里三十块,归卫国还。
四、矿上淘汰电机一台,归卫国。
五、此后各吃各的,互不相欠。
“粮少了。”王长顺忽然开口,“三口人两袋苞米面,过不了正月。”
“够。”
“够个屁。”王长顺嘟囔了一句,缩回门口。
陈老栓把烟盒收进兜里:“字据写了。秀兰,你也按个手印。”
李秀兰站着没动。
“按吧。”陈卫国说。
她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陈卫国记了二十年——上辈子她也是这么看他,然后转过身,把包袱收拾了。
这一次,她走过去,用拇指在印泥盒里按了一下,按在那张纸上,按得很重。
“我跟你走。”她说。
陈老栓也在纸底下按了手印,按完把手在裤腿上蹭了两下。
王婶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两个窝头,塞给小满。
“拿着,热乎的。”
小满看陈卫国。陈卫国点头。
陈卫东在旁边站着,脸上的笑慢慢没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口那块铝牌。
“哥,”他说,“你别怪我。”
“不怪你。”陈卫国说,“我怪爹。”
陈老栓手一顿。
天擦黑的时候,陈卫国把那台电机拖到了场院边那间坯房。没有绳子,他用麻袋片垫在肩上,半拖半抱。电机沉,走十步歇一下。
路过家属楼,几个孩子在雪地里放爬犁。有人喊了一声“陈卫国不当工人啦”,笑成一片。
他没抬头。
秀兰抱着小满跟在后头,怀里夹着一床被子,被角上结着冰碴。
坯房没有门,只有一块木板挡着。屋里比外头暖不了一度。墙角有个洞,风从那儿灌进来。
陈卫国把电机放在地上,又从兜里摸出一盒火柴,划了三根才划着,点着了炕洞里的苞米秸。
火苗舔上来,屋里有一点光。
“爸,这是啥?”
“电机。”
“干啥用的?”
“推磨的。”
小满伸手去摸,被他拦住。
“凉,别摸。”
小满缩在被子里,只露两只眼睛。
“爸,咱以后住这儿?”
“住这儿。”
“冷。”
“过两天就好了。”
“爸,我饿。”
陈卫国从兜里摸出半个窝头——早上小满给他的那半块,他一直揣着。掰开,递过去。
“先吃这个。”
秀兰蹲在灶前,把那只豁口的搪瓷盆架在火上,倒了半盆雪进去。
“明天我去纺织厂问问。”她说,“听说招临时工。”
“不去。”
“为啥?”
“那活儿伤手。”陈卫国说,“你的手还得给我绕线。”
秀兰抬头看他,没听懂。
陈卫国坐在电机旁边,摸出一把钳子——那是他从矿上带回来的,唯一一件没被收走的东西。他把电机后盖的螺丝一颗颗拧下来,拧到第四颗,锈死了。
他往螺丝上滴了几滴煤油。一小瓶,从矿上带回来擦工具用的。等了半根烟的工夫,再拧,动了。
端盖取下来,转子抽出来。轴承咬死了,他拿手拨,纹丝不动。
“轴承也得换。”他说。
秀兰在灶前抬头:“换轴承多少钱?”
“三块。”
“咱家有三块吗?”
陈卫国把手伸进兜里,摸出那把卸下来的螺丝,数了数,又攥回去。
线圈烧黑了。三组,全黑。铜线熔在一起,粘成一块。
不是烧的。是被人灌了东西——线圈里头有白渣,硬得像石头。生石灰。
他用指甲抠了一点,放在鼻子底下闻。
石灰味。还带一点潮气。
灌进去的时候机器还是热的。热胀冷缩,石灰把铜线撑开了缝。
有人不想让这台电机转。
陈卫国盯着那团白渣,忽然笑了一声。
门外有人敲门。
“咚咚。”
很轻,两下。
秀兰抬起头。
陈卫国把钳子放下。
“谁?”
“小陈在家不?”
声音有点哑,年纪不小。
“我是面粉厂的老孙。听说你……会绕线?”
陈卫国没答。
“厂里那台七点五千瓦的,前天烧了。”老孙说,“停产三天了,厂长急得嘴上起泡。”
“给多少钱?”
老孙愣了一下,笑了:“你这人,先问钱。”
“先问钱,才敢使劲。”
第四章 绕线
天没亮,秀兰就把那只铜盆从包袱底下翻出来了。
炕洞里的火压了一夜,余温从砖缝里透出来,屋里比院子里暖,窗户纸上还是结着一层白霜,指尖一碰就掉一片。
盆是黄铜的,盆沿上刻着一圈缠枝莲纹。她妈陪嫁过来的,用了十一年,擦得能照见人。
“拿去吧。”她把盆放在桌上,“五金公司收旧铜。”
陈卫国看着那只盆,没伸手。
“还有这个。”她从耳朵上摘下那对银耳环,放在盆里,叮当一声,“一起。”
“你留着。”
“留着干啥?戴给谁看?”她把盆往他那边推了推,“小满要吃白面。”
老孙头是后半夜来的,五点多又来了第二趟。他抱着电机进屋,往地上一放,喘得直咳嗽。
“七点五千瓦,前天夜里烧的。”他抹了把脸,“厂里停产三天了。厂长急得嘴上起泡,我这也挨骂。”
陈卫国蹲下去看。铁壳上落着一层面灰,白花花的。线圈烧得焦黑,铜线粘成一坨,一碰就掉渣。
“有旧线吗?”
“啥?”
“烧掉的线圈,你给我收着。”陈卫国说,“数匝数用。”
老孙头愣了一下:“烧成这德行,还能数?”
“能。一根一根捋。”
老孙头从麻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两团黑乎乎的东西,还带着焦味。
“定金呢?”陈卫国问。
“定金?”
“买漆包线要钱。”
老孙头从兜里摸出一卷票子,捻了半天,抽出两张。
“二十。”
“不够。”
“就这些了,我自己的。”老孙头有点急,“修好了厂里给钱,我一分不扣你的。”
陈卫国把钱接过来,捏在手里。
“三天。”
“三天?”老孙头瞪眼,“人家说这电机得送地区修,来回半个月。”
“三天。”陈卫国说,“修不好我把盆赔你。”
县五金公司在十字街口,三间门面,柜台是水泥的。漆包线放在最里头那个货架上,落着灰。
售货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正拿毛线织手套。她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
“要多少?”
“一点三的,六公斤。”
“六公斤?”她把毛线放下,“你买这么多干啥?”
“绕电机。”
“电机?”她上下看他一眼,“你是哪个厂的?”
“矿上。”
“矿上有采购员,让他们来开票。”
陈卫国把二十块钱和几张票子放在柜台上,又把铜盆和耳环推过去。
“这些,你收不收?”
姑娘盯着那只盆看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盆沿的花纹。
“这盆不错。”她说,“四块。”
“五块。”
“四块五,多一分不要。”
“行。”
耳环六块。加上定金,一共三十块五。漆包线五块八一公斤,六公斤三十四块八。
差四块三。
陈卫国站在柜台前,把钱数了两遍。
“先给我五公斤半。”
“五公斤半,三十一块九。”
他把三十块五毛钱摊在柜台上。“欠一块四,明天送来。”
姑娘看了看钱,又看了看那只盆,把线轴搬下来过秤。
那句“欠一块四”,她没再说第二遍。
回到家,秀兰已经在灶前坐着了。铜盆没了,桌上空出一块印子。
“卖了?”
“卖了。”
“多少?”
“四块五。”
她点了点头,转身去揭锅盖,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擦了两下。
绕线机是陈卫国自己做的。
一块榆木板,两根铁轴,一个摇把,轴头上钉了个木轮。木轮上刻一道槽,每转一圈,粉笔在旁边划一道。
“转一圈划一道?”秀兰问。
“对。划满一百,换个地方划。”
“划到多少?”
“数到旧线的数。”
他把那两团焦黑的旧线圈摊在炕上,一根一根捋。铜线脆,一捋就断,断了就接上,接着捋。
秀兰坐在他对面,也捋。她手指头细,捋得快,铜线头扎进指腹,她不吭声,用牙咬住线头往外拽。
“疼不疼?”
“不疼。”
血珠从她指腹上冒出来,她把手往围裙上蹭了一下,接着捋。
捋到后半夜,数出来了。
“三十六槽。”陈卫国说,“每槽三十一圈。线径一点三。一路星接。”
“啥叫星接?”
“三根线拧一块儿。”他拿手指在炕席上画了个三角,“这么接,转得稳。”
秀兰没听懂,点了点头。
“明天绕。”
天亮了。
摇把转起来,吱呀吱呀。木轮的槽里卡着线,线从线轴上抽出来,一圈一圈往模子上缠。
陈卫国数着粉笔道。一百。两百。三百。
“手。”秀兰在旁边伸手,“我换你。”
“你会?”
“你教我。”
他教她怎么让线排齐,怎么让每一圈贴着上一圈,不能压,不能松。她学得快,转了半个钟头,线排得比他齐。
“你这手,比我稳。”
“纳鞋底练的。”
绕到晌午,绕出六组。手指头磨破了,缠上一圈布条,接着绕。
“歇会儿。”秀兰说。
“歇了线就凉了。”
“线还怕凉?”
“手凉了,线就排不齐。”
她把他的手抓过来,捂在自己手心里,捂了一会儿。
嵌线是最难的一步。
定子槽口窄,线要一根一根塞进去,不能刮破漆皮。刮破了,一通电就击穿。
他用一根竹片削成楔子,把线往槽里压。压到第七槽,竹片滑了一下,线皮刮开一道口子。
“坏了。”他低声说。
“哪坏了?”
“这根废了。”他把那根线抽出来,剪断,重新穿。
“一根线,至于吗?”
“至于。”他说,“刮破一指宽,通电就烧。烧了赔三百。”
秀兰不说话了。
六组线嵌完,天已经黑透。
他直起腰,腰上一声响。
浸漆是当天夜里的事。
漆是从矿上秦师傅那儿讨来的。一小罐,醇酸绝缘漆,罐口结了一层皮。秦师傅没要钱,只说“修好了给我留两斤白面”。
他把定子架在两条板凳上,拿毛刷蘸漆,一点一点刷。漆渗进线缝,屋里一股刺鼻的味儿。
“这味儿呛。”秀兰把窗户纸揭开一条缝。
“不能开。”他说,“漆要渗进去。”
烘干没有烘箱。他砌了个土办法:铁皮桶剪开,罩住定子,桶底下塞一个搪瓷盆,盆里放灶膛扒出来的红炭。
温度靠手背试。手背离铁皮一寸,数到五,烫得受不了,就是八十度。
“高了?”
“高了烧漆,低了不干。”他把炭拨开一点,“就这么烘四个钟头。”
四个钟头里他起来看了七回。每回都先把手背伸过去,数到五。
秀兰坐在炕沿上看着,小满睡着了,脸埋在被子里。
“卫国。”
“嗯。”
“你这手艺,以前在矿上也是这么干?”
“矿上有烘箱。”他说,“一次能烘六个。”
“那咱以后也买一个。”
“买。”他说,“等挣了钱。”
第三天一早,定子出桶。漆干了,硬邦邦的,敲一下当当响。
装配、上轴承、紧端盖。他自己做的那个木垫圈,用上了。
摇表是老孙头带来的。摇柄转起来,指针慢慢往上走,停在五十兆欧以上。
“行。”陈卫国说,“装机。”
面粉厂的磨面机在二号仓,皮带轮比人还高。四个人抬着电机往上装,螺栓对孔对了半天。
“送电不?”老孙头问。
“先空载。”
闸刀推上去。电机嗡了一声,转了。转向是反的。
“反了。”
“反了咋办?”
“换两根线。”他把闸刀拉下来,把接线盒打开,把两根线换了个位置。
再推闸刀。这次转向对了,声音也匀。
“带负荷。”
皮带挂上去,磨面机轰隆隆转起来,面筛哗啦哗啦响。白面从出料口淌出来,落进麻袋。
厂长老周从办公室跑出来,站在出料口前,抓了一把面,捻了捻。
“转了。”他说,“真转了。”
老孙头蹲在地上,两只手撑着膝盖,半天没起来。
陈卫国靠在墙上,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手上有漆,蹭不掉。
老周走过来,上下看他。
“你要多少钱?”
第五章 八十块
“八十。”陈卫国说。
老周的脸皱了一下。
“六十。”
“八十。”
“人家地区机电公司来修,连工带料七十。”老周伸出手指头,“我给你六十,你也不亏。”
“地区来人要半个月。”陈卫国说,“你停产一天,损失多少?”
老周不说话了。
“料钱是我垫的,三十多块。”陈卫国说,“三天工,我跟我媳妇两个人。”
“四十五还少?”
“我三年学的手艺。”他说,“你厂里那台备用的,也快烧了。”
老周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
“你这人,不会说话。”
“我不会。”
“八十。”老周从兜里掏钱,“再给你一袋白面。”
“白面不要。”
“要。”老周说,“拿着。你家孩子瘦。”
钱是八张大团结。八十块,正好八张。
陈卫国把钱叠起来,塞进内兜,按了两下。
那袋白面五十斤,他扛在肩上,走回家一路没歇。
供销社在十字街,棉鞋柜台在最里头。
玻璃柜里摆着四双棉鞋,两双黑的,两双红的。红的鞋面上绣着一朵小花。
小满站在柜台前,手扒着玻璃,脸贴上去。
“爸,这个。”
“哪个?”
“这个红的。”
售货员把鞋拿出来。小满伸手去接,又缩回去,先看她爸。
“试试。”陈卫国说。
鞋有点大。售货员说:“大一码好,孩子脚长得快,垫双鞋垫就中了。”
“多少钱?”
“四块二。”
“两双。”陈卫国说,“再来一双三十七的。”
秀兰在旁边拉他袖子:“我不要。”
“你脚上那双,底都磨透了。”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没再吭声。
出了供销社,小满把新鞋抱在怀里,不肯穿。
“穿上。”
“弄脏了。”
“脏了洗。”
她把鞋穿上,站在雪地里跺了两下,抬头看她爸,眼睛亮得像两颗玻璃球。
出了供销社,秀兰回头看了一眼。
街对面,陈老栓站在粮站门口,正往这边看。
她拽了一下陈卫国的袖子。
“别回头。”他说。
还钱是下午去的。
家属队办公室在澡堂旁边,一间小屋,桌上摆着一把算盘。队长刘桂英正在核账,见他进来,把眼镜往下推了推。
“陈卫国?你分家了,账也分过去了。”
“三十块。”他把钱放在桌上,“你点点。”
刘桂英愣了一下,一张一张点。
“哪来的钱?”
“修电机。”
“修电机能挣三十?”
“能。”
她把钱收进抽屉,写了张收据,撕下来递给他。
“留着。”她说,“以后别说队里欠你的。”
陈卫国把收据折好,跟那张换班条放在一起,塞进内兜。
两张纸。一张是欠的,一张是还的。
晚上秀兰擀了面条,白面的。小满吃了两碗,吃完抱着肚子在炕上打滚。
“撑着了?”
“香。”
秀兰坐在灶前,看着那袋面,伸手把袋口扎紧,又解开。
“还剩多少?”
“四十一块六。”陈卫国说,“明天买点煤,再买两斤肉。”
“肉不用。”
“买。”
第二天一早,他借了王长顺的板车,去煤场拉了一车煤。
四百斤,六块四。块煤,黑得发亮,敲一下当当响。
秀兰站在院里,围着那堆煤转了一圈,蹲下去拿手掰了一块。
“够烧到开春?”
“够。”
“以前咱家都是捡煤矸石烧。”
“以后不捡了。”他说。
她一块一块码到墙根,码得很整齐,像码砖。
那以后,活陆续来了。修一台五块、八块,最远跑过二十里外的砖瓦厂;供销社一台鼓风机,收了三块五。
日子就这么往前挪。
腊月初四上午,陈卫东来了。
他站在坯房门口,没进来,帽子上的霜化了,往下滴水。
“哥。”
“进来。”
“不进了,我站这儿说。”他搓着手,“煤校报名费,二十。”
陈卫国把门框上的一块冰碴抠下来,捏在手里化着。
“我自个儿攒了八块,还差十二。”陈卫东低着头,“哥,我写条子。”
“条子拿来。”
陈卫东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已经写好了。字歪歪扭扭:
今借到陈卫国人民币十二元整,明年麦收前还清。陈卫东。腊月初四。
陈卫国看完,从内兜里数出十二块,递过去。
“写日期了?”
“写了。”
“按个手印。”
陈卫东用拇指在印泥上按了一下,按在名字旁边。
“哥。”他把钱揣好,抬头看他,“你信我能还?”
“我不信。”
陈卫东脸僵了一下。
“但条子在。”陈卫国说,“条子比你可靠。”
腊月初五傍晚,陈老栓来了。
他没进门,站在院子里,看了看那袋白面,又看了看小满脚上的新鞋。
“发财了。”他说。
“没发财。”
“八十块。”陈老栓说,“全矿都传遍了。”
陈卫国没接话。
“你弟腊月二十六办事。”陈老栓把手插在袖子里,“女方要一台缝纫机,一百八。家里凑了一百三。”
“差五十。”
“差五十。”
陈卫国站在门口,没动。
“你弟要结婚,你拿五十。”陈老栓说。
“拿不出来。”
“你刚挣了八十!”
“鞋八块四,煤六块四,还了队上三十,借给你弟十二。”陈卫国说,“剩二十三块二。”
“二十三也行。”
“二十三块二是我一家三口过正月的钱。”
陈老栓往前走了一步,声音低下去:“卫国,他是我儿子。”
“我也是。”
院子里静了一会儿。风把门板刮得咣当一声。
“写条子。写条子,我给你二十。”
“写啥条子?我给自个儿儿子要钱,还得写字据?”
“你给卫东要的。”陈卫国说,“不是给你自己。”
陈老栓盯着他,胸口起伏。
“你变了。”
“我没变。”陈卫国说,“我就是不想再冻一冬天。”
陈老栓转身走了。走了十几步,又回头。
“五十。”他说,“腊月二十之前,你拿五十过来。拿不出来,这个年你别回来过。”
说完这句,他真走了。门板被风带着响了一声。
秀兰从灶房出来,手里攥着抹布。
“给他吗?”
“给二十。”
“他要五十。”
“他要五十,我给二十。”陈卫国说,“剩下的三块二,买肉过年。”
“他要不收呢?”
“不收就算了。”
“那这个年……”
“这个年咱自己过。”他说。
秀兰没说话。她把抹布摊开,又叠起来,叠了三回。
半夜,门又被敲了。
是陈卫东。
“哥,爹让我来拿钱。”
“条子呢?”
“啥条子?”
“二十块的条子。”陈卫国说,“借款人写你,担保人写他。”
陈卫东站在门口,雪落在肩膀上没化。
“哥,他明天就要办事了。”
“我知道。”陈卫国说,“所以我才给你条子。”
他进屋,就着油灯写了半张纸,出来递给陈卫东。
陈卫东看完,从兜里掏出印泥,按了手印。按得很重,红印子透到纸背面。
“二十。”陈卫国数给他。
“哥。”陈卫东把钱攥在手里,“你这人,一辈子就这样了。”
“嗯。”
陈卫东走了。那半张纸留下,压在那两张纸底下。
三张纸。一张是换班条,一张是收据,一张是借据。
第六章 腊月二十三
腊月初五到腊月二十三,中间隔着十八天。
这十八天,他修了七台电机,收了四十六块。秀兰夜里不咳了,小满的新鞋尖上磨出一块灰。
腊月二十三,小年。天没亮矿上就响了大喇叭。
“今日三班倒。四点班,采煤二队、机电队、运输队,十一点井口点名。重复一遍……”
陈卫国正在给电机上漆。
他放下刷子,把棉袄穿上。
“去哪?”秀兰问。
“井口。”
“你不是矿上的人了。”
“我去看看。”
“看啥?”
“看人。”
井口的风比家属院大。铁架子上的灯亮着,煤堆黑得发亮,几条矿车轨道伸进黑洞里。
段长孙长海站在点名册前,穿一件军大衣,脸冻得发紫。
“陈卫国?”他抬头,“你来干啥?”
“孙段长,今天这班别下。”
周围的人都转过头。
“你说啥?”
“西翼 -80,三班倒那茬,别下。”陈卫国说,“顶板淋水,底板往上鼓,老空区就在上头。”
孙长海把点名册合上。
“谁让你来的?”
“没人让我来。”
“那你来干啥?”孙长海往前走一步,“你已经不在编了,你管得着吗?”
“我管不着。”陈卫国说,“我就在这儿站着。”
“站这儿算啥?扰乱生产!”
“算。”
赵德贵从人堆里挤出来,皮帽子上落着雪。
“孙段长,这人脑子有病。”他笑着说,“前天在家里闹分家,今天跑这儿来咒矿。要不我叫保卫科?”
“叫吧。”陈卫国说。
孙长海看着他那张脸,看了几秒。
“陈卫国,我最后说一遍,你走不走?”
“不走。”
“不走我记你一笔。这个月你在矿上的临时工关系,我给你注销。”
“注销吧。”
人堆里有人笑了一声,笑声很短。
老马从后头走过来。他穿着下井的胶靴,靴筒上已经沾了泥。
“孙段长,”他说,“我请假。”
孙长海愣住。
“你请假?”
“我腰不行。”
“昨天你还好好的!”
“今天不行了。”老马把请假条递过去,“写着呢。”
孙长海捏着那张纸,手抖了一下。
“老马,你干了十九年,你跟着他胡闹?”
“我没胡闹。”老马说,“我下过那茬,底板是潮的。”
后头又有人往前挪了一步,是小刘。机电队最年轻的那个。
“段长,我也请假。”
“你请啥假?”
“我肚子疼。”
“你——”
“我肚子疼。”小刘说,“疼得厉害。”
人堆里骚了一下。七八个人往老马身后站,谁也不说话,脚在雪地里挪。
孙长海把两张请假条攥成一团。
“行。”他说,“都行。今天这班,我自己带下去。”
赵德贵急了:“段长,这不行——”
“你闭嘴。”孙长海指着赵德贵,“你也下去。”
赵德贵的脸一下就白了。
十一点,井口的罐笼下去第一趟。孙长海站在罐笼里,抬头看了一眼井口的天。
“孙段长。”陈卫国在井口喊了一声。
“干啥?”
“听见水声就跑。往副巷跑,别往主巷。”
孙长海没答。
罐笼下去了。
井口安静下来。风从井筒里往上冒,带着一股潮气。
绞车房的钢丝绳一圈一圈盘在卷筒上,绳上抹着黑油。信号铃挂在井口架上,铃绳垂下来,谁也不敢碰。
罐笼停在井口,铁门开着,里头是黑的。
有人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又插回袖子里。
老马蹲在煤堆旁边,摸出烟袋。他装烟,装了三回才装上。
“小陈。”
“嗯。”
“你说的副巷,是东边那条?”
“东边。”陈卫国说,“往上走七道岔,有个废的通风井,能出去。”
“你咋知道?”
“我走过。”
老马抬头看他。
陈卫国没看他。
十一点四十,井下传来一声闷响。
不是爆炸。是水。
很低,很闷,像有人在井底下推倒了一堵墙。
井口的人全站起来了。
“啥声?”
“水。”
陈卫国已经跑到罐笼边上:“放罐!”
绞车工愣着:“段长没发信号——”
“放罐!”他喊,“人还在下头!”
罐笼下去。上来的时候,里头是三个人,浑身是水,眼睛睁得很大。
“水从西翼下来的!”一个工人喊,“掌子面全淹了!”
“人呢?”
“往主巷跑了!”
“主巷不行。”陈卫国说,“主巷是下坡,水追着跑。”
他把罐笼的门拉开,钻进去。
“你干啥?”
“下去。”
“你不能下去!”
“我熟巷道。”
罐笼第二次下去。上来的时候,里头是七个人。四个是机电队的,三个是采煤队的。最里头那个是三队的小伙子,二十出头,腿抖得站不起来。
罐笼一停稳,老马就扑上去,一手抠着铁门框,一手往外拽人。拽到最后那个小伙子,他自己也跪坐在地上,腰弯着,半天没起来。
孙长海是第三趟上来的。他坐在罐笼里,军大衣全湿了,脸白得像纸。
出井口的时候,他没站起来。
后来矿上通报,说西翼 -80 掌子面透水,属于重大事故。
通报上没写伤亡数字。井口那边拉了警戒线,家属都往这边跑,哭声一阵一阵的。
陈卫国站在人群外头,手上还沾着漆。
孙长海被人扶着走过来,站到他面前。
“你叫什么?”
“陈卫国。”
“哪个队的?”
“没队了。”
孙长海看了他半天。
“你说对了。”
“我说对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下过。”陈卫国说,“我知道那底下是什么味儿。”
他往家走。雪还在下,路上有人给他让路。
走到家属院门口,一个老太太拦住他:“我儿子在二队,上来没有?”
陈卫国停了脚。
“上来了。”
“哪个?”
“我不知道名字。”他说,“上来十一个,都在医院。”
老太太的手抖起来,抖了半天,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家属院的人陆陆续续来敲门。
有人送鸡蛋,有人送一双棉手套,有人什么也不送,站在门口看他一眼,鞠个躬就走。
秀兰把鸡蛋收在盆里,数了两遍。
“二十三个。”
“留着,过年吃。”
“人家送你的。”
“人家送的是命。”陈卫国说,“命不能吃。”
秀兰坐在炕沿上,没说话。
“你怕不怕?”她问。
“怕。”
“怕还下去?”
“我怕的是他们不上来。”
后半夜,又有人敲门。
是孙长海。他换了干衣服,脸还是白的。
“矿上要给你报先进。”他说。
“不要。”
“不要?”孙长海从兜里摸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是六十块慰问金。签字。”
陈卫国看了一眼信封,签了。
“先进不要。”他说,“我要一样东西。”
“啥东西?”
“农机厂门口那间空房。”
孙长海愣了一下。
“那房不归矿上管。”
“我知道。”陈卫国说,“你去说一句,比我说十句强。”
孙长海看着他,点了点头。
“还有个事。”他把信封按在桌上,“矿上东头那个农机厂,门口有间空房,废了两年。你要想自己干,我去说一句。”
陈卫国没接话。
“你自己想。”孙长海说,“想好了,过了年来找我。”
腊月二十六,卫东结婚。
鞭炮从家属院那头响过来,响了一上午。他在坯房里绕线,手没停。秀兰起身把门关上,又找了块纸,把窗户上的破洞糊了。
中午有人敲门。是王婶,端着一碗喜糖。
“不去?”
“不去。”
“你爹让我来问一句。”
“不去。”
王婶把糖放在灶台上,站了一会儿,走了。
糖他一颗没吃。小满吃了三颗,剩下的收进罐子里。
第七章 门市部
农机厂在县城东头,大门是两扇铁皮的,漆掉了,露出底下的锈。
门口那间空房原来是传达室,后来厂子扩了院墙,传达室就废了。屋里一张破桌,两条板凳,墙角堆着废铁。
厂长吴金榜围着那间房转了两圈。
“你要这个干啥?”
“修电机。”
“修电机去矿上修。”
“矿上不要我了。”
吴金榜笑了:“你这话说得,好像是我欠你的。”
“你不欠我。”陈卫国说,“我租。”
“租?”
“一年一百二。”
吴金榜不笑了。
“你哪来的钱?”
“矿上给的慰问金。”陈卫国说,“先付半年,六十。”
“六十块租我这间房?”吴金榜摇头,“这房空着也是空着,可你一个个体户,挂我厂门口,人家咋看?”
“挂你名下。”陈卫国说,“算你厂里的修理组。”
吴金榜眯起眼。
“算我厂里的?”
“我给你交管理费。”陈卫国说,“一个月五块。”
吴金榜没说话。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问:“透水那天,你真下去了?”
“下了。”
“几趟?”
“两趟。”
吴金榜把手伸出来:“六十。”
房子收拾了三天。
破桌子擦干净,废铁卖了七块八。墙上钉一块木板,用红漆写了六个字:
卫国机电修理部
字是秀兰写的。她念过四年书,字比他好看。
“挂这个牌子,人家知道是你?”
“知道。”
“人家要是不认呢?”
“不认我就修给他们看。”
执照的事,吴金榜给指了条路。农机厂有个劳动服务公司,集体的,有营业执照。他把修理部挂在里头,算一个修理点。
“这样不用去工商所?”陈卫国问。
“先这么干。”吴金榜说,“个体执照麻烦,要场地证明,要街道盖章,跑半个月。”
陈卫国把这句话记下了。他心里有个疙瘩,但没说出来。
开张第一天,先来的是王婶。
她抱着一个铁疙瘩,用围裙兜着。
“卫国,我这缝纫机的马达,转两下就停。”
陈卫国接过来掂了掂。三公斤不到,小马达,皮带轮上还缠着一团布。
他拆开,吹掉里头的线屑,把电刷取出来看了看,又装回去。
“电刷磨没了。”他说,“换个新的,三毛。”
“三毛?”
“手工不要钱。”
王婶把马达抱走了。下午又来了,手里端着一碗饺子。
“给你家小满的。”
下午,又来一个人。
是面粉厂的老孙头,扛着半扇猪肉。
“厂里奖你的。”他把肉往桌上一放,“厂长说,那台电机的钱给少了。”
“不少。”
“少不少另说。”老孙头压低声音,“厂里还有两台备用的,也是这毛病。一台在库里,一台在二号仓。你要能一块儿修,我给你报。”
陈卫国把肉推回去:“肉拿回去。”
“你咋不要?”
“我要活。”他说,“三台,一块儿报。”
老孙头笑了,把肉又扛起来:“行。你这人,认死理。”
第三天,来了第二个人。
是陈卫东。
他没进屋,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头是两瓶罐头。
“哥,开张了。”
“嗯。”
“我来给你道贺。”
“放下吧。”
陈卫东把罐头放在桌上,眼睛在屋里转了一圈,落在墙上的红漆字上。
“哥,这牌子,挂农机厂名下?”
“挂他们服务公司。”
“那你算集体的?”
“算。”
陈卫东点了点头,笑了一下。
“哥,我走了。”
他走了。罐头留下,网兜没拿走。
第四天,吴金榜来了,脸色不好看。
“陈卫国,你弟昨天找我。”
“他说啥?”
“他说你抢厂里的活。”吴金榜把手插在裤兜里,“厂里原来的电工老李,也在外头接活。你挂我门口,人家以为厂里的活都归你了。”
“我没抢。”
“我知道你没抢。”吴金榜说,“可人家说了,我就得管。”
“你咋管?”
“管理费涨到八块。”吴金榜说,“要不你把牌子摘了。”
他把牌子上的字一个一个念了一遍。
“八块。”他说。
吴金榜走了。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带得很轻。
秀兰从里屋出来,手里还攥着一团棉线。
“八块?”
“八块。”
“他这是欺负人。”
“他知道我没退路。”陈卫国说,“我也知道他没有。”
“啥意思?”
“他厂里那台老电工,接活接到外县去了。”陈卫国说,“厂里没人。”
腊月二十八,赵德贵来了。
他没进门,站在门口,皮帽子压得很低,脸上的肉往下坠。
身后两个人抬着一台电机,往地上一放,咚的一声。
机器不大,比面粉厂那台小一半。铁壳刷了灰漆,漆是新的,有几处没刷匀。
“小陈。”赵德贵笑了笑,“听说你开张了。”
“修什么?”
“这个。”他拍了拍机壳,“进口的。省城淘来的,日本货。”
“哪坏了?”
“不转。”
“你拆过?”
“没拆。人家说修不了,我想到你了。”赵德贵笑得更开了,“你要能修好,我给你三百。”
“三百?”
“修不好——”赵德贵伸出三根手指头,“你赔三百。”
秀兰在后头拽了一下陈卫国的衣角。
陈卫国没动。他蹲下去,围着那台机器看了一圈。
漆是新的。太新了,新得不像旧机器。
漆底下有一处鼓包,像是有东西被盖住了。
“修不好赔三百。”赵德贵又说了一遍,“敢不敢?”
陈卫国站起来。
“合同。”他说,“写合同。”
“啥合同?”
“写清楚:机器什么毛病,谁说的,修好给三百,修不好赔三百。签字,按手印。”
赵德贵脸上的笑淡了一点。
“你这人,真有意思。”
“写不写?”
“写。”赵德贵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赔。”
赵德贵走了。那台电机留在屋里,占着半个地面。
秀兰把门关上,闩上。
“三百块。”她说,“咱家哪有三百块。”
“没有。”
“那你还应?”
“不应,他就白送一台机器进来。”陈卫国蹲下去,用手指敲了敲机壳,“他送这台,不是让我修的。”
“那是干啥?”
“是让我赔的。”
秀兰不说话了。
陈卫国把灯挪近,蹲在机器旁边看。漆是新的,新得发亮。
他用指甲在漆面上一刮。
漆掉了一小片。
底下露出一块铁片的边。铁片上有字,字被漆盖住了一半,只露出两个尖角。
不是这台机器原来的字。
他把灯又挪近了一点。
第八章 进口电机
腊月二十九早上,赵德贵又来了,这回带了面粉厂的人。
老周裹着一件旧棉袄,站在修理部门口,先看了看那台电机,又看了看陈卫国。
“赵队长说,这台进口的,四百块卖给我们厂。”老周说,“地区机电公司一台新的要七百。”
“别买。”
老周愣了一下。
“你说啥?”
“别买。”陈卫国把灯挪过来,“我拆给你看。”
赵德贵脸上一僵:“小陈,你输了想赖账?”
“我不赖账。”陈卫国说,“我拆完,你再说赔不赔。”
他把机器翻过来,底面朝上。四个人抬着,架在两条板凳上。
先用棉纱蘸煤油,把机壳上的灰漆擦掉一块。
漆擦到第三遍,底下的东西露出来了。
煤油顺着机壳的斜度往下淌,把面灰冲成一道道黑沟,最后积在底座的螺栓孔里。
一行钢印。字是斜的,斜得不对。而且深浅不一——“7.5”那个“7”,比后面的字深,边缘还有一个浅浅的旧痕,像是被磨掉的字。
“这铭牌是后打的。”陈卫国说。
“后打的?”老周凑近看。
“原来的牌子铲了,新牌子铆上去。”他用指甲扣了扣铆钉,“铆钉孔跟机座上的旧孔对不上。你看这儿,旧孔还在,没填。”
赵德贵往前站了一步:“铭牌旧了换一块,有啥稀奇?”
“换铭牌不稀奇。”陈卫国说,“换了铭牌还改功率,就稀奇了。”
他把定子端盖拆开,抽出转子。
“看线圈。”
线圈端部包着漆布,漆布已经老化,一撕就裂。
他拿小刀刮开一段线,露出里面的铜——不,不是铜。
银白色。
“铝的。”老周的声音低下去。
“铝线。”陈卫国说,“这台铭牌上写七点五千瓦,实际线径只够四千瓦。铝线还代了铜。带磨面机那种负荷,转不了两天。”
屋里静了。
赵德贵的喉结动了一下。
“铝线也能用。”他说,“南边都用铝线。”
“能用。”陈卫国说,“接头得压铜铝过渡,还得镀。这台没有,接头就是铝碰铜,一潮就氧化,一氧化就发热。”
他把那段线举起来给老周看:“氧化了。发黑了。这就是它不转的原因。”
老周盯着那段线。
陈卫国把转子转了一圈。
“还有。”
“还有啥?”
“扫膛。”他指着转子表面,“这儿,擦痕。定子和转子磨过。轴承不对,装的时候硬敲进去的,间隙没了。”
“能修吗?”
“修不了。”陈卫国说,“这不是修的问题,是它根本不该装。”
老周盯着那段线,看了很久。
“四百块。”他说。
“四百块买一台四千瓦的翻新机。”陈卫国说,“新的七点五,七百。你算算。”
老周没算。他站在那儿,脸上一层灰。
“厂里今年就一台电机的指标。”他说,“报上去,批下来,最快半年。磨面机停一天,损失三百。”
“所以你买旧的。”
“我买旧的,是想着能转。”老周说,“转了就是赚。”
赵德贵的脸从白转红:“陈卫国,你血口喷人!”
“我没喷。”陈卫国说,“我拆了。你自己看。”
赵德贵还要说话,老周抬手把他拦住了。
“这机器,你哪儿弄来的?”
“省城。”赵德贵说,“旧货市场,正经买的。”
“有票吗?”
“有——”
“拿出来。”
赵德贵的手在棉袄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一张纸,纸边已经毛了。
老周接过去看了一眼,又递给陈卫国。
票上写的不是电机。写的是“旧机电设备一批,杂件”。
“一批。”老周把票折起来,“杂件。”
赵德贵不吭声了。
老周站在那儿,手在棉袄上擦了擦,忽然叹了口气。
“定金给了。”
“多少?”
“三百。”
陈卫国抬起头。
“那你只能装了。”
“装?”
“装上去,试。”他说,“试不转,退。试转了,也用不了几天。你得留个凭据,让他签字。”
老周看着赵德贵。
赵德贵把手往袖子里一插:“装就装。装上要是不转,是陈卫国不会修,不是我机器不行。”
“行。”陈卫国说,“装。”
赵德贵还想说什么,老周抬手拦了他一下。
“签字。”老周说,“不签,这机器我退。”
赵德贵签了。
签得很快。
年三十上午,面粉厂二号仓。
皮带轮、地脚螺栓、联轴器,一样一样装上去。陈卫国亲自对的孔,亲自紧的螺栓。
“这不是我修。”他对老周说,“我只管装。你让他写一句。”
老周让会计算了张条子:机器由赵德贵提供,陈卫国仅负责安装,试车结果双方共同确认。赵德贵签了字。
闸刀推上去。
嗡的一声,转了。空载,手按在机壳上,只有一层薄颤。
“带负荷。”陈卫国说。
皮带挂上,磨面机转起来。转了不到两分钟,电机声音变了——从“嗡”变成“嗡——嗡——”,一顿一顿的。
陈卫国伸手去摸机壳,摸了一下就缩回来。
“烫手。”
“多少度?”
“七十往上。”
“七十度,线圈就快完了。”陈卫国说。
话音没落,接线盒那边冒出一股烟。
“拉闸!”他喊。
闸刀拉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电机停了,接线盒里烧出一股焦味,黑烟往上翻。
老周的脸一下白了。
磨面机停在那儿,皮带松了半截,面筛里还堆着没磨完的麦子。
“停产了。”老孙头在旁边说了一句,“又停产了。”
赵德贵第一个开口。
“陈卫国修的!”
“我装的。”陈卫国说。
“你装的你修的,一个意思!”赵德贵往前一指,“老周,你看见了!他拆了半天,装上去就烧了!”
“我拆的是检查。”陈卫国说,“条子上写着,我只管装。”
“条子算啥?机器是你手里烧的!”
仓里的人都围过来了。七八个人站在磨面机旁边,看那台冒着烟的电机,又看陈卫国。
老周站在中间,两只手在棉袄上搓。
“陈卫国。”他说,“这事,你得说清楚。”
老孙头凑过来,压低声音。
“我跟厂长说过,别买。”他说,“他不听。赵德贵说这台是省城外贸仓库出来的,有票。”
“票我看了。”
“看了咋样?”
“杂件。”
老孙头骂了一句,骂得很轻。
第九章 台账
年初一,修理部没开门。
年初二,门被推开了。
是陈卫东。他身后跟着赵德贵,还有两个面生的。
“哥。”陈卫东没往里走,“面粉厂的事,我来作个证。”
陈卫国正在给一台小电机换轴承,手没停。
“作什么证?”
“那台机器。”陈卫东低着头,“人家说,是你自己贪便宜,从赵队长手里买的旧机,装上烧了,想赖人家。”
陈卫国把扳手放下。
“谁说的?”
“厂里都这么说。”陈卫东说,“老周让我来问一句。”
“我问你一句。”陈卫国说,“那台机器,是我买的吗?”
陈卫东没抬头。
“我……我没看见你买。”
“那你作什么证?”
“赵队长让我说看见了。”陈卫东的手指抠着棉袄边,“他说,我要是说没看见,我顶的那个名额就保不住。”
“我就说我不知道。”陈卫东说,“哥,我只能这么说。”
赵德贵在后头笑了一声:“不知道也是作证。人家问的是——机器是不是你哥经手的。”
陈卫国把手上油在抹布上擦了两把,走到里屋。
里屋墙上钉着两块木板,板上摞着三个本子。
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起了毛。
他把最上面那本抽出来,掸了掸灰。
“这是啥?”赵德贵问。
“台账。”
“啥台账?”
“电机台账。”陈卫国把本子摊在柜台上,“我在矿上修了三年电机。每一台,什么时候送来,谁送来的,什么毛病,怎么修的,谁验收的,都在这上头。”
赵德贵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三年。”陈卫国说,“一本一年。”
他翻开第一页。
“一九八一,三月十七。机电队三号泵电机,四点五千瓦,绝缘击穿。处理:重绕。验收:机电队秦师傅。”
翻过几页。
“一九八二,二月。矿上四千瓦电机一台,送修人陈卫东。”
陈卫东的肩膀动了一下。
“故障:线圈内灌生石灰,铜线熔断,无法修复,判报废。”
屋里没人说话。
“处理意见:报废换新。领新电机一台。领料人——”陈卫国把本子转过来,指着一行字,“陈卫东。”
那一行字底下,是一个红指印。
旁边还有一个签字,是陈卫东自己写的名字。
“你的字。”陈卫国说,“你自己看。”
陈卫东的脸白了。
“哥,我那天……”他的手在裤缝上蹭,“赵队长让我去库房领,说旧的报废了,新的拨下来,让我代签。”
“那年你在队里干临时工。”陈卫国说,“一天一块二。”
“一天一块二。”陈卫东说,“我干了八个月。”
“他让你签,你就签。”
“我不懂。”
“你懂。”陈卫国说,“你签的时候问了一句‘这机器咋就报废了’。他说‘你别问’。”
陈卫东抬起头。
“你咋知道?”
“库管老赵跟我说的。”陈卫国说,“他说你问了一句,然后就不问了。”
“这……这是我签的?”
“你签的。”陈卫国说,“一九八二年二月十四。那天你从库里领了一台新电机,四千瓦,沈阳产的。”
“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本子记得。”陈卫国说。
他往前翻了两页。
“一九八三,十二月二十二。面粉厂七点五千瓦电机,送修人孙福。”他抬头看老周,“老孙头。”
“我知道。”
“修前绝缘零,线圈烧死。修后绝缘五十二兆欧。验收人孙福,验收日期十二月二十五。”
“那台转得好好的。”老周说。
“现在还在转。”陈卫国说,“你可以去看。机号我记了,A—七。”
赵德贵往前跨了一步,伸手就要抓那本子。
陈卫国把本子合上,抱在怀里。
“赵队长,你急啥?”
“我看看是不是你现写的!”
“现写?”陈卫国把本子翻回封面,“你看这纸。你看这装订。你看这字,三年三种笔迹,同一个人的字会越写越顺。你要说我三天写出来的,你写一个给我看。”
赵德贵的手停在半空。
老周这时候才开口:“那台四千瓦,后来呢?”
“后来在库里放了半年。”陈卫国说,“一九八二年九月,报废处理。作价——十五块。”
“卖给谁了?”
“卖给谁,账上写着。”陈卫国把本子往前推了一寸,“经手人,赵德贵。”
屋里静得能听见外头的风。
赵德贵笑了,笑得很轻。
“就凭你一个本子。”他说,“你一个修电机的,自己写的本子,谁信?”
“那你把矿上的领料单拿出来。”陈卫国说,“库房有正本,三份,你签一份,库管签一份,机电队留一份。”
赵德贵的笑收了。
老周在旁边忽然说了一句:“库房的账,能查。”
“查。”赵德贵说,“谁怕查?”
他说完,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回过头来。
“陈卫国。”
“嗯。”
“你有本子。”他说,“可你没有执照。”
“啥意思?”
“你挂靠农机厂,那是集体的照。”赵德贵一字一句,“你自己没照,接活收钱,这叫无照经营。”
“无照经营”四个字,他说得很慢。
“再加一条。”他把门拉开,“投机倒把。”
门关上。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吹得柜台上那张旧票子动了一下。
陈卫东站在原地,两只手在裤缝上蹭。
“哥。”
“你回去吧。”
“哥,我那天——”
“你那天领了电机。”陈卫国说,“你没问我那台电机是怎么坏的。”
“我……”
“你走吧。”
陈卫东走了。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带得很重。
老周坐了一会儿,站起来。
“陈卫国。”他说,“你那个本子,抄一份给我。”
“干啥?”
“我拿回去给厂里看。”老周说,“那台四千瓦,我也见过。”
“矿上库房有个老赵,管账的。”老周又说,“他跟我一个村的。”
“你跟他说一声。”
“我说了。”老周说,“他说他记得那台。”
陈卫国把本子抱回屋里。
那一夜他没睡。他裁了三十张纸,垫上复写纸,一页一页抄。
秀兰在灯下给他磨墨,磨一会儿,把灯芯挑高一点。
“抄到几点?”
“抄完。”
“抄完了,人家认吗?”
“不认,我再抄一份。”他说,“抄到有人认。”
小满半夜醒了一回,从被子里探出头。
“爸,你还写字?”
“嗯。”
“你写得比秀兰好看?”
“不好看。”
“那你写啥?”
“写个凭据。”
天亮的时候,抄完了。三个本子,抄成一本。
他把抄本递给老周,正本留在自己怀里。
第十章 查封
年初五,工商所的人来了。
两辆自行车,停在大门口。三个人,一个穿蓝制服,两个穿便衣。
领头的那个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遍:无照经营,擅自以集体名义承揽业务,涉嫌投机倒把,责令停业,工具就地封存。
“工具?”
“电机、绕线机、仪表,都封。”
陈卫国站在门口,没让路,也没拦。
“念完了?”他问。
“念完了。”
“我有话说。”
“到所里说。”那人把纸递给他,“签个字。”
陈卫国签了。
封条是白纸黑字,一条贴在门上,一条贴在柜台上,一条贴在绕线机上。
纸很薄,风一吹就抖。
“三天。”那人说,“三天后到所里说明情况。”
“三天够吗?”
“不够也是三天。”
他们走了。
围在门口的人没散。有人小声说“可惜了”,有人说“早说了,个体户不是正经路”。
下午,来了三个要退钱的。
“我上月修的,五块。”一个男人说,“你现在被封了,要是修不好了呢?”
陈卫国把钱数给他。
“还有谁?”
后头两个人也退了。
一共十一块。
王婶在旁边看着,骂了一句:“落井下石。”
“不怪人家。”陈卫国说,“我确实被封了。”
王长顺从人堆里挤进来,蹲在门口抽烟,一句话不说。
晌午,家属队的人来了。
刘桂英带着两个妇女,站在院里,手里拿着一本账。
“陈卫国,队上研究过了。”她说,“这半间坯房,是队里的地基。”
“分家时候写的是我。”
“写的是你住。”刘桂英说,“地基是队里的。你现在被查了,房子队上得收回。”
“收回给谁?”
“给队里统一安排。”
秀兰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
“那我们住哪?”
刘桂英没看她。
“队上可以给你们安排到西头的空房。”她说,“两间,过道窄点。”
“啥时候搬?”
“腊月里就该搬了。”刘桂英说,“给你们三天。”
她走了。走之前把账本合上,看了一眼那三条封条。
西头那两间空房,他去看过一回。
土墙,窗户是纸糊的,过道只容一个人走。屋里潮,墙角有一层白霜。
“比这间大。”王长顺跟在后头说。
“潮。”
“潮能烧炕。”
陈卫国站在屋里,抬头看了看房梁。梁上挂着别人家留下的一个空篮子。
那天下午,秀兰开始收拾东西。
锅、碗、被褥、小满的棉鞋。她一件一件往麻袋里装,装得很快,很快就把手停下来了。
“咋了?”
“没啥。”
她转过身,捂着嘴咳了两声。
咳完了,手心里有东西。
她把手往围裙上一擦,去提麻袋。
“秀兰。”
“嗯。”
“手给我看。”
“不看。”
陈卫国走过去,把她的手拉开。
掌心里有一点红。
秀兰把手抽回去,在围裙上蹭,蹭了很多下。
“是上火。”她说,“这几天火大。”
第二天,他带她去了县医院。
拍片两块五,挂号两毛。钱是他跟王长顺借的。
医生把片子夹在灯箱上,看了半天。
“肺上有影子。”医生说,“得吃药。不能受冻,不能累。”
“多少钱?”
“一个月的药,八块。”
秀兰在旁边听着,手一直攥着衣角。
出了医院,她说:“不吃了。”
“吃。”
“八块。”她说,“小满的鞋还没买第二双。”
“鞋能等。”
“我不等。”她说,“我这条命不值八块。”
陈卫国停下来,站在街上。
“值。”他说。
秀兰没再说话。
外头风大,雪地上有脚印,一串一串的。
他进屋,把三个本子抱出来,坐在门槛上。
封条贴在门上,坐门槛就是坐在封条底下。
他把本子一本一本翻开,一页一页看。看到一半,风把纸吹得哗哗响,他用手压住。
小满从屋里跑出来,蹲在他旁边。
“爸,你不冷?”
“不冷。”
“爸,他们还让我们住这儿吗?”
“让。”
“啥时候?”
“过几天。”
小满点点头,把手伸进他的棉袄袖子里,捂了一会儿。
傍晚,吴金榜来了。
他没进门,站在封条外头。
“陈卫国。”
“嗯。”
“农机厂那台。”吴金榜说,“三号车床的电机,今天下午不转了。”
陈卫国抬起头。
“车床等着用?”
“等着用。”吴金榜把手插在裤兜里,“厂里没别人会修。”
“我这儿封了。”
“我知道封了。”吴金榜说,“我就是来说一声。”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
“吴厂长。”
“嗯?”
“机器在哪?”
“厂里。”
“抬过来。”陈卫国说,“我在门口修。”
吴金榜回过头,看了他半天。
“封条上写着停业。”
“我没开业。”陈卫国说,“我修一台,送给厂里。不收钱。”
电机是八点多抬来的。三号车床的,四点五千瓦,机身油污很厚,接线盒缺一个角。
“啥毛病?”
“不知道。开着开着就停。”
陈卫国把万用表接上,一量,三相电阻不平衡。
“一相断了。”
“能修?”
“能。”
他把电机拆开,从里头找出一根断了的引线。引线在接线盒里,被油污泡了几年,铜丝已经发绿,一掰就断。
“接线鼻子锈断了。”他说,“换个鼻子,压紧,再用绝缘胶布包三层。”
“多长时间?”
“半个钟头。”
他修的时候,围了十几个人。王长顺蹲在最前头,帮着递钳子。
封条就在他背后,风一吹,纸边打在他后背上。
半个钟头后,他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装上试。”
车床的电机装回去,闸刀推上。
车床转了。刀架走了一刀,铁屑卷起来,落在地上。
吴金榜蹲下去,捏起一撮铁屑,搓了搓。
“多少钱?”
“说了不收。”
“不收我不安。”吴金榜说,“你要不收,我明天就把电机抬回去。”
陈卫国把螺丝刀放回抽屉。
“五毛。”他说。
“五毛?”
“接线鼻子三毛,胶布两毛。”
吴金榜从兜里掏出五毛钱,放在他手里。钱是热的。
“陈卫国。”他说,“三天后你去工商所,我陪你去。”
第十一章 平反
工商所在县政府斜对面,两层楼,一间办公室,桌上摆着一台黑色的电话机。
所长姓韩,五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
“陈卫国。”他把材料摊开,“说说吧。”
“我说啥?”
“说你这三年,都干了啥。”
“修电机。”陈卫国说,“从一九八一到现在,一共修了二百七十八台。”
“二百七十八台。”老韩抬起头,“有账?”
“有。”
三个本子放在桌上。
老韩戴上眼镜,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翻到中间,他把本子往旁边一挪,让旁边那个年轻的办事员也看。
“每一台,都有验收人?”他问。
“有。谁送来,谁验收,都签字。”
“收钱呢?”
“手工费。”陈卫国说,“修一台,五块到三十块。料是自己垫的,票在这儿。”
他从怀里掏出一叠票子,都是买漆包线、买轴承、买绝缘漆的收据。
老韩一张一张看,看到一张,停下了。
“这张是五金公司的,五公斤半,三十一块九。”
“嗯。”
“你有欠款?”
“欠一块四,第二天就还了。”陈卫国说,“售货员那儿有底子。”
老韩把材料合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
“投机倒把。”他说,“你知道这四个字多重?”
“知道。”
“知道你还敢干?”
“我没倒卖。”陈卫国说,“我倒卖的啥?我把人家的坏电机修好,收手工费。机器还是人家的,我没买没卖。”
“你低价收旧电机——”
“我没收。”陈卫国说,“那台四千瓦,是分家分给我的。矿上作价十五块处理的,账上有,经手人是赵德贵。”
老韩没说话。他把那本台账又翻开,翻到一九八二年二月那一页。
“这个领料人,陈卫东。”
“我弟。”
“你弟。”
“他领的电机,是顶掉那台被我判报废的。”陈卫国说,“那台电机,线圈里灌了生石灰。”
“谁灌的?”
“不知道。”陈卫国说,“账上没写。账上只写了判报废、领新机、经手人。”
老韩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不知道,就别乱说。”
“我没乱说。”陈卫国说,“我把本子给矿上了。矿上查不查,是矿上的事。”
办公室里静下来。
外头有人敲门。办事员出去了一下,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张纸。
“所长,县里下来的。”
老韩接过去看,眉头动了一下。
“去年年底的文件。”他把纸放在桌上,“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登记。修理、服务,属于劳务,不属于贩运倒卖。”
他把纸推给陈卫国。
“你自己看。”
纸上的字印得很密。陈卫国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看了两遍。
“我能办执照?”
“能办。”老韩说,“不过得有条件。场地、经营范围、从业人员,都得写清楚。”
“场地得有证明。”老韩又说,“房是谁的,谁给你盖章。”
“房是队上的。”
“那就找队上盖。”
陈卫国盯着纸上“场地证明”四个字,看了一会儿。
“盖不了?”
“盖得了。”他说,“我试试。”
“我场地被封了。”
“封条我今天就给你撤。”老韩说,“你那个修理部,挂在农机厂服务公司名下,是集体的照。集体的照不能给你个人用,这是错的。你要自己办一张。”
“办。”
“还有。”老韩把眼镜重新戴上,“罚五块。”
“罚啥?”
“无照经营。”老韩说,“这三个月,你收的钱不多,按最低罚。五块,你认不认?”
“认。”
陈卫国从兜里掏钱,掏出一张五块的,放在桌上。
老韩看了那张钱,忽然笑了一下。
“你这人,倒实在。”
“我不实在,就没人给我作证了。”陈卫国说。
撕封条是当天下午的事。
三条封条,一条一条揭下来。纸粘得牢,揭的时候带下一层漆。
王长顺在旁边帮着揭,揭到最后一条,手抖了一下。
“咋了?”
“没啥。”王长顺说,“就是……看着心里舒坦。”
围观的人不少。有人鼓掌,有人不说话,有人从人堆里挤出去,走了。
回队上盖章,刘桂英把章压在纸上,压了很久。
“陈卫国,房子你住。”她说,“地基还是队上的。”
“行。”
“执照下来了,别忘了给队上交管理费。”
“交。”
她抬起头。
“你不怪我?”
“怪。”陈卫国说,“章你还是盖了。”
执照是三天后下来的。
一张纸,蓝框,字是印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字号名称:卫国机电修理部。经营者:陈卫国。经营范围:电机、电器修理。
陈卫国把执照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回来。
“挂哪儿?”秀兰问。
“挂柜台上头。”
“那牌子上写的还是六个字。”
“再加一行。”陈卫国说,“底下写:个体。”
秀兰拿红漆,在“卫国机电修理部”底下添了两个字。
她添的时候,手很稳。
赵德贵被停职,是正月十二的事。
矿上来了两个人,穿着制服,直接进了机电队办公室。
那天下午,全矿都传开了:赵德贵用报废电机顶新电机,套了三台设备的指标,账在库房对不上。
有人说他要被送走,有人说只是停职检查。
下午,还是那两个人,找到修理部。
“陈卫国?”
“嗯。”
“你那个台账,正本带来了吗?”
“带来了。”
他们把三个本子摊在柜台上,翻了整整两个钟头。翻到一九八二年二月那一页,两个人对着看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把纸角折了一下。
“这一页,我们要复印。”
“复印吧。”陈卫国说,“我还有抄本。”
那两个人走的时候,走在后面的那个回过头。
“陈师傅。”
“嗯。”
“库房那三台新电机,都追回来了。”
他应了一声。
陈卫国在修理部干活,没去看。
傍晚,赵德贵来了。
他没穿皮帽子,头发乱着,站在门口。
“陈卫国。”
“嗯。”
“你那个本子。”他说,“你真给矿上了?”
“给了。”
“你知不知道,我一家老小——”
“我知道。”陈卫国说,“我一家老小也在这儿。”
赵德贵站在门口,站了很久。
“那年那台电机,”他说,“我要是不灌石灰,它就得修。修一台,手工费八块。换一台新的,我挣四十。”
“嗯。”
“四十块。”他说,“我三个孩子。”
陈卫国把抹布叠了一下,摊开,又叠了一下。
“你赢了。”赵德贵说。
“我没赢。”陈卫国说,“我就是把机器修好了。”
赵德贵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回过头。
“陈卫国,你记着。”他说,“这地方,容不下你这样的人。”
“容不容得下,不由你说。”
说完这句,他走了。
秀兰把门关上。
“他最后那句话,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
“他要是使坏呢?”
陈卫国把执照从柜台上取下来,用布擦了一遍,挂回去。
“那就让他使。”他说,“机器还在转。”
第十二章 培训班
出了正月,活就排到了三月。
面粉厂三台,农机厂两台,供销社的鼓风机一台,还有家属院零碎的小马达。修理部门口的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脚印踩得乱七八糟。
陈卫国一天修一台半,手上磨出新茧,旧茧掉了两层。
“你一个人修不完。”老周蹲在门口抽烟,“我们厂那台备用的还等着。”
“等着。”
“等到啥时候?”
“排到三月。”
老周把烟屁股摁在门槛上:“你收徒弟吧。”
“啥?”
“收徒弟。”老周说,“家属院闲着的半大小子,一抓一把。你教两个,替你打下手。”
陈卫国抬头看了看门口那条街。街上有人赶着一头驴过去。
第二天,王婶来了,身后跟着三个半大孩子,都冻得缩着脖子。
“我娘家侄子,还有两个是我邻居的。”她说,“你别嫌小,十六了,能干活。”
“我不收徒。”
“为啥?”
“教不好,人家花钱学不到东西。”
“你不收钱不就行了。”王婶说,“管顿饭。”
陈卫国看了那三个孩子一眼。
最大的那个穿着他哥的旧棉袄,袖子长出一截,正拿指甲抠门框上的漆。
“会数数吗?”
“会。”
“一百以内?”
“会。”
“行。”陈卫国说,“明天来。带个本子。”
消息传出去三天,来了二十三个。
最小的十四,最大的二十二。有人拎着两瓶酒,有人抱着一只老母鸡,还有人什么也没带,站在最后一排,两手插在袖子里。
“我不考试。”陈卫国说,“我就问一句,你们为啥来?”
“挣钱。”
“学手艺。”
“家里没活干。”
轮到最后那个,二十二岁,个子最高。
“我原来在三队干。”他说,“小年那天我在班上,水下来的时候,是老马把我拽上罐笼的。”
屋里静了一下。
“你叫啥?”
“刘长顺。”
“留下。”陈卫国说,“剩下的人,明天来考。”
考试很简单。他在桌上摆了六根线,六种线径,都剥了皮,铜色一样。
“闭眼摸。”他说,“摸出哪根是一点三的,留下。”
二十三个人,摸到第十个就剩九个。
摸到第二十三个,剩十二个。
“十二个。”陈卫国说,“多一个也不收。”
第二天早上,来了一个男人,四十来岁,脸黑,站在门口不进。
“我儿子呢?”
“哪个儿子?”
“摸线摸错那个。”男人说,“你凭啥不收?”
“凭他摸错三根。”
“摸错三根就不收了?”男人说,“他才十四!”
“十四能学。”陈卫国说,“可我这儿的线,一根错了,烧的是人家的机器。”
“那你就多教他两遍!”
“我教十二个,一天八毛。”陈卫国说,“多一个,我就少教别人一遍。”
男人站在门口,看了看院里那十二个人。
“他要是明年再来,你赶不赶?”
“赶。”
男人骂了一句,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
“明年还收不收?”
“收。”
“明年他十五。”
“十五也来考。”陈卫国说,“考过了就收。”
第一课在修理部的空地上。
十二个人围成一圈,坐在砖头、木箱、旧电机壳上。陈卫国把一把游标卡尺放在中间。
“这是啥?”
“卡尺。”
“干啥用的?”
“量尺寸。”
“量啥尺寸?”
没人答。
他拿起一根漆包线,放在卡尺的爪口里,捏紧,读数。
“一点三。”他说,“一毫米三。你们摸摸,记住这个手感。”
线一根一根传下去。
传到一个瘦孩子手里,他没接住,线掉在地上,弯腰去捡,被陈卫国按住了手。
“捡线不能这么捡。”
“那咋捡?”
“从两头捏起来,别让弯。”陈卫国说,“线一弯就有折痕。折痕就是隐患。”
瘦孩子点点头,重新捏起来。
“摸着了?”
“摸着了。”
“现在闭眼。”他把六根线摊在地上,“摸出一点三的,举起来。”
十二只手在线上摸。有人摸了三根,有人摸了五根。
最后举起来的,七只手。
“剩下五个,摸错了。”
“错一根线,会咋样?”刘长顺问。
“错一根线,电机就烧。”陈卫国说,“烧了,人家停产,你赔不起。”
没人说话了。
“今天不学绕线。”他说,“就学认线径。认到闭眼能认出六种,再学下一步。”
“认到啥时候?”
“认到不会错。”
第三天,陈卫东来了。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身上的棉袄还是去年那件,领子磨破了。
院里十二个人在绕线,摇把吱呀吱呀响。
陈卫国在里面,正弯着腰给一个孩子纠正手势。
“哥。”
陈卫国直起腰,回头看了一眼。
“进来。”
“我不进。”
“那你站着。”
陈卫东站了一会儿,忽然跪下去了。
膝盖砸在地上,声音很闷。
院里十二个人都停了手。摇把不响了,绕线机空转了两圈,慢慢停住。
“哥,我没活了。”陈卫东低着头,“名额被查了,矿上把我退了。赵队长停职,我那八个月临时工也算不清了。”
陈卫国没动。
“我媳妇天天哭。”陈卫东说,“她说我连正经工都没有。”
“你去年还笑我。”陈卫国说。
“我笑错了。”
“嗯。”
“哥,我不是来要钱的。”陈卫东抬起头,脸上全是水,“我是来学活的。”
陈卫国走进里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把钳子。
钳子是旧的,柄上缠着胶布,胶布被手汗浸成了深褐色。
他把钳子递过去。
“起来。”
陈卫东没接。
“起来。”陈卫国又说了一遍,“跪着学不会手艺。”
陈卫东接了钳子,站起来。
“明天来上工。”陈卫国说,“一天八毛,管一顿饭。先学认线径。”
“八毛?”
“嫌少?”
“不少。”陈卫东把钳子攥得很紧,“不少。”
院子外头站着一个人。
陈老栓。他没进来,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看着院里。
陈卫国看见了他,没过去,也没喊。
陈老栓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的时候把袖口紧了紧,风大。
那天下午,院子里多了一个人。
十二个孩子围成一圈摸线,陈卫东蹲在最外头,手里那把钳子一直没放下。
陈卫国走过去,把六根线摊在他面前。
“摸。”
“现在就摸?”
“现在就摸。”陈卫国说,“你比他们大八岁,你得比他们快。”
陈卫东低下头,把手伸过去。
六根线,他摸到第四根的时候停住了。
“这根有折痕。”
陈卫国接过来,对着光看了一会儿,递回去。
“接着摸。”
院外的风把门吹开一条缝。老远的地方,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摇把又响起来了,吱呀,吱呀。
响了一下午。
第十三章 新常态
三月里,修理部旁边多了一块牌子。
卫国机电修理部
技术培训班
牌子是王长顺帮着钉的,钉完退后两步看了看。
“歪了。”
“不歪。”
“我说歪了。”
陈卫国抬头看了一眼:“是歪了一点。”
秀兰的药吃了一个月,脸上有了点血色。她还在灶前坐着,不过这回是给小满缝棉裤,针脚密得像机器扎的。
“你这针脚,比我绕线还齐。”
“你那线,比我针脚还齐。”
“咱俩都不赖。”
她笑了,笑了两下,咳了一声。
“还咳?”
“轻了。”
小满的书包是秀兰用旧布缝的,一块蓝一块灰。她每天早上背着去上学,出门前要在门口跳一下,跳完才走。
三月里,他把分家分到的那台电机修了。
没客户的时候修,一天修一点。线圈是他自己绕的,线是面粉厂那三台活剩下的零头,不够,就两根接一根。
秀兰给他绕线,绕了三夜。
“修好卖一百二。”他说。
“有人要?”
“有人问过。”
修好那天,他把电机摆到柜台上,接上电。转了。
声音很轻,转了半个钟头,机壳只是温的。
第二天,一个收旧货的来了,围着看了半天。
“一百二。”
“不卖。”
“一百二你都不卖?”
“不卖。”
收旧货的走了。
秀兰拿抹布把电机擦了一遍。
“为啥不卖?”
“摆着。”陈卫国说,“让人看看,废铁也能转。”
省城来人是三月中旬。
两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穿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一个年轻人,挎着公文包。
“省电机厂。”中山装把介绍信递过来,“技术科的。”
陈卫国把信看了两遍,放在桌上。
“啥事?”
“我们厂看了你的案子,也看了你那个台账。”中山装说,“地区机电公司转过来的。”
“台账是我抄的。”
“抄的也认。”中山装说,“我们缺人。修大电机的,缺得厉害。”
“我不去。”
“你先听我说完。”中山装往前坐了一点,“正式编制,技术员。月薪一百八。厂里分房,两间,带灶。”
院里安静了。
正在绕线的十二个人都停了手。一百八这个数,家属院没人敢想。矿上正式工一个月三十六块五。
秀兰在里屋也没动。陈卫国听得见她的针停在半空。
“一百八。”他说。
“一百八。”中山装说,“你在这破房子里修一台收五块,得修三十六台。”
“我知道。”
“那你还想啥?”
“我这儿有十二个人。”陈卫国说。
中山装愣了一下。
“十二个啥?”
“十二个学徒。”陈卫国说,“我教到一半。我一走,他们就成了半吊子。半吊子出去接活,会烧人家的机器。”
“你带两个走。”
“带谁走?挑两个聪明的走,剩下十个恨我一辈子。”
中山装笑了:“你这人,想得真多。”
“我想得不多。”陈卫国说,“我去年冬天,就剩半间房和一台废铁。”
中山装没接话。
他把介绍信又推过来一点。
“我们不急。”他说,“你想通了,写信来。厂里等你到年底。”
他们走了。
秀兰从里屋出来,手里还捏着针。
“一百八。”
“嗯。”
“两间房,带灶。”
“嗯。”
“你咋不去?”
“你咋想?”
秀兰低下头,把针插在棉裤上。
“我想去。”她说,“我想住带灶的房子。”
“那就去。”
“我不去。”她抬起头,“你去了,这十二个孩子咋办?”
他伸手把她的针从棉裤上取下来,重新插在线团上。
“再等等。”他说,“等他们出师。”
四月初,县里来人了。
不是省城那两位,是县政府的一个干事,还有饲料厂的厂长,姓马。
“陈师傅。”马厂长一进门就握住他的手,“救急。”
“啥事?”
“我们厂引进了一台设备。”马厂长说,“日本货,颗粒机,二十二千瓦。装好了,不敢开。”
“为啥不敢开?”
“一开就跳闸。”
陈卫国放下手里的活。
“带我去看看。”
饲料厂在县城北边,新盖的三间厂房,墙还是湿的。机器装在厂房正中,铁壳刷着绿漆,比人还高。
铭牌在侧面。字是日文,下面一行小字是英文,最后一行是数字。
陈卫国凑近看,鼻尖离铭牌只剩一指。
“这不是二十二。”
马厂长愣了:“啥?”
“铭牌上写的是二十二千瓦。”陈卫国说,“可这台机器的机座尺寸、风扇罩、接线盒,都是三十千瓦的壳子。”
“那……那咋了?”
“壳子大,绕组小。”陈卫国说。
“这说明啥?”
“说明这台机器被人动过。”他说,“要么是拼装的,要么是改过的。”
马厂长的脸白了。
“我们花了外汇买的!”
“外汇买的,也可能是旧的。”陈卫国说,“这漆太新了。”
他没再往下说,转身去了配电房。
配电房是一间小屋,一台变压器,一块配电盘,盘上的标签是手写的。
他抬头看变压器的铭牌,又低头看盘上的标签,然后伸手把标签撕了下来。
标签底下,是原厂的铭牌。
“五十千伏安。”他念了一遍。
“咋了?”
“你们厂这条线,变压器五十千伏安。”陈卫国说,“照明、水泵、粉碎机、风机,都在这上头。这台机器二十二千瓦,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六倍。”
“六倍是多少?”
“两百五十多安。”陈卫国说,“这台变压器五十千伏安,额定电流只有七十二安。”
马厂长站在那儿,手在裤子上擦。
“那……增容?”
“增容。”陈卫国说,“跟电业局报,换一台一百的。线路也得改,这条线太细。”
“得多少钱?”
“不知道。得电业局算。”
“多长时间?”
“三个月。”
马厂长的脸垮下来了。
“三个月。”他说,“我们厂四月十八就要试生产,县里剪彩都定了。”
“那就别开。”
“不开不行。”马厂长说,“剪彩那天,机器得转。”
“转了会咋样?”
“会跳闸。”
“跳闸是小事。”陈卫国说,“烧变压器是大事。变压器一烧,这条线上一片全黑。”
马厂长没说话。他站在那儿,看了半天那台绿机器。
“陈师傅。”他忽然说,“有没有别的法子?”
“有。”
“啥法子?”
“软启动。”陈卫国说,“加一个启动装置,把启动电流压下来。地区机电公司有,得订货,一个月。”
“一个月也来不及。”
“那就没法子。”陈卫国说,“我不能拿一条街的电,赌你一台机器。”
四月十八,饲料厂剪彩。
县里来了人,红绸子挂在机器上,锣鼓队站在门口。
陈卫国没去。他在修理部教课,教到一半,听见外头“嗡”的一声。
声音很低,像一头牛憋着气。
然后灯灭了。
修理部的灯,院里的灯,街上的灯,一片全黑。
十二个学徒站起来,跑到门口。
“咋了?”
“停电了。”
陈卫国放下手里的线,走到门口。
街对面,供销社的灯也灭了。再远一点,粮站、邮局、医院,全黑。只有饲料厂那边有一片乱糟糟的人声,还有锣鼓队停下来之后的死寂。
“师傅。”刘长顺站在他旁边,“是不是那台机器?”
“是。”
“你不是说了不能开?”
“我说了。”
“他们咋还开?”
“因为红绸子挂上去了。”陈卫国说。
天黑得很快。街上一片脚步声,有人喊电工,有人喊厂长,有人在黑暗里骂。
秀兰端着蜡烛从屋里出来,火苗一晃一晃。
“咋回事?”
“变压器跳了。”
“跳了会咋样?”
“得等。”
小满从她身后探出头。
“爸,灯咋灭了?”
“负荷太大。”
“啥叫负荷?”
陈卫国蹲下来,把她抱起来。
“就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他说,“供不上。”
小满似懂非懂,手搂着他的脖子。
街上还是黑的。远处饲料厂那边,有人拿着手电,一道一道光柱在黑暗里乱晃。
“师傅。”陈卫东走过来,手里还攥着那把钳子,“咱们能修吗?”
陈卫国看着那片黑。
“能。”他说,“明天。”
“明天他们就来人了。”
“来。”陈卫国说,“来了,我教你们怎么算容量。”
他把小满放下来,走回屋里,摸出那本台账,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空的。
他拿起笔,在最上头写了一行字:
一九八四,四月十八。饲料厂,三十千瓦拼装机,五十千伏安变压器,全街停电。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
外头有人敲门,敲得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