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醒在被换嫁的清晨
我睁开眼的时候,土墙上那台老挂钟正指着五点四十。
糊着报纸的顶棚,掉漆的樟木箱,窗台上半瓶用了大半的雪花膏。我猛地坐起来,手背抵着粗布被面,半天没动。
这间屋子我认得。是我十六岁以前的房间,墙角那道裂缝是我七岁那年用指甲抠出来的。可它早在很多年前就被继母改成了杂物间,堆着糠麸和旧农具,我出嫁以后,再没进来过。
记忆像冰水一样从头顶灌下来。
上一世的今天,1983年深秋,我被继母王秀兰用一纸“换嫁”送出了这个家门。
我爹林建国那时已经病得起不来炕,躺在里屋一声一声地咳。招工名额原本是我的,县纺织厂的正式工,我考了全公社第二名。可王秀兰把它换给了她外甥女王倩,又把王倩该嫁的那门亲事换到我头上——榆树村最穷的一户,男人叫韩铮,二十八岁,腿上有伤,走路一瘸一瘸,家里三间土房漏风,连口像样的铁锅都没有。
全村都等着看我笑话。一朵花栽进泥里,多好的一出戏。
上一世我哭着闹着不肯嫁,被我爹从炕上撑起来扇了一巴掌,他说:“晚啊,你听话,别让你妈为难。”
我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为难”两个字。他为难了一辈子,最后死在1984年正月里,连句囫囵话都没留下。
后来我在韩家熬了七年。韩铮话少,一天说不到十句,却把能给的都给了我:冬天把唯一一床厚被子铺在我脚下,自己盖着旧棉袄;我下乡收鸡蛋摔破膝盖,他背着我在雪地里走了四里路。可我不甘心。我恨我命不好,恨王秀兰,恨我爹窝囊,也恨他——恨他一个瘸子,凭什么要我陪他一辈子。
1990年发大水,河堤决口那天,他把我推上房顶,自己下去堵了口子,再没上来。
我在房顶上眼睁睁看他被水卷走,喊到嗓子出血。
那年我二十五岁,他三十四。他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跟我说过。
我守着他的坟过了半辈子,直到四十七岁那年冬天,咳死在县医院的走廊上。闭眼前最后想的一句话是:要是能重来一次,我一定好好待他。
现在,我真的重来了。
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紧实,眼角没有一丝干纹。镜子里那个姑娘十八岁,眉眼清凌凌的,头发用红绳扎成两把,像一株刚从地里拔出来的青苗。
窗外传来自行车铃响,还有王秀兰拔高的嗓门:“倩倩,你慢点,别摔着!这车子是你姨给你买的,新的!”
我坐在炕上,把这一切听完,忽然笑了。
上一世我恨她恨了三十年,恨她把我爹的抚恤金一点点挪走,恨她把我妹妹送进城里当保姆,恨她把我的名额拿去贴补她娘家一窝人。
这一世我不恨了。恨太费力气,我要算账。
第二章 这门亲事,我认
早饭桌上,王秀兰端着一碗棒子面粥放到我面前,先叹了口气。
“晚啊,”她拉着袖口擦眼睛,“不是妈心狠。你爹这病要钱,家里实在腾不出。倩倩她舅那边答应给三十块彩礼、一百斤粮票,都拿来给你爹抓药了。你嫁过去,也是给家里积德。”
我抬头看她。她眼睛红得恰到好处,像真哭过。
上一世我信了。我哭着说妈你别送我走,我给你干活不要钱。她抱着我哭得更凶,说傻孩子,妈也是没法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十块彩礼她一分没花在我爹身上,全给她儿子买了台缝纫机。我爹死的时候,炕席都是破的。
“行。”我说。
屋里静了一瞬。
王秀兰的手停在半空,眼睛都不红了:“你说啥?”
“我说行。”我把粥喝完,碗往桌上一放,“这门亲事我认。不过我有三个条件。”
她眼神立刻警起来:“啥条件?”
“第一,我爹的药钱我来想办法,不用你操心,但你别再动他柜子底下那个木匣子。”我盯着她,“第二,我嫁过去以后,我妹妹小满不许送去城里当保姆,她留在家里念书,学费我出。第三,走之前我要去了一趟供销社,把我爹的东西取回来。”
王秀兰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木匣子那事她装听不懂,可“小满”两个字戳到了她——她早跟城里一个远房亲戚说好了,把小满送去当保姆,一个月八块钱。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跟算账似的。”她讪讪地笑。
“妈,”我看着她,“我嫁人,是给这个家让路,不是给自己找活路。你要是连这点都舍不得,那我现在就去公社找赵书记,把换嫁的事说清楚,让全县都知道你是怎么把继女卖出去的。”
她脸色唰地白了。
我们公社的赵德发跟她男人是连襟,这事闹开了,她脸上挂不住,抚恤金也保不住。
“……行行行,你说的都行。”她扭头,声音硬得像鞋底。
那天下午我去看了我爹。
他躺在里屋土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窝深深地陷下去。看见我进来,他挣扎着要坐。
“晚啊,”他手抖着抓我,“是爹没用……”
上一世我在这句话前面哭了半个钟头,把他的手掰开了,说你别装好人。这一世我握住他的手,蹲在炕边。
“爹,”我说,“你别操心。我去韩家,不受罪。你把药吃上,等我挣了钱,头一件事就是给你换个有太阳的屋子。”
他愣住了,眼睛里慢慢漫出水来。
“你不恨爹?”
“不恨。”我说,“你只是被人拿着‘为难’两个字拿捏住了。往后我替你把这四个字掰开。”
第三章 全村来看我出嫁
出嫁那天是个阴天。
王秀兰连一挂鞭炮都没舍得买,借了邻居家一辆架子车,车上铺了床旧褥子,褥子底下垫着我的被卷和一只掉漆的铁皮箱。
我穿着她给我做的红棉袄,袖口短了一寸,露出里面的蓝布。村口晒太阳的妇女们全都站了起来,有人甚至端着饭碗出来,一边扒拉一边看。
“哎哟,这是往哪儿嫁啊?”
“榆树村韩家,就那个瘸的。”
“啧啧,水灵灵一个闺女……她后娘也是心黑。”
“心黑不心黑的,人家爹不点头,谁送得走?”
“她爹那个窝囊样,你还指望他拦?”
话像针,扎在背上。上一世我坐在车上一路哭,把眼睛哭肿了,脸埋在被子里,谁看都觉得我完了。
这一世我坐在架子车斗里,脊背挺得笔直,把头发捋到耳后,脸朝着路边那些人的方向。
她们愣住了。有人端着饭碗的手停在半空,有人悄悄把话咽回去。
我甚至还冲一个嘴最碎的大娘笑了一下:“大娘,您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等我发了财,回来请您喝喜酒。”
那大娘脸一红,转身就走。身后响起一片压低的议论:“这丫头邪性。”“怕是受刺激了。”
我收住笑。
架子车进了村口,赵书记家的闺女在前面领着,一路上指指点点。榆树村比我们村还穷,土墙矮,院门低,鸡鸭满地跑。韩家在最里头,院墙塌了半边,用玉米秸秆堵着。
院门开着,一个男人站在门口。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右腿裤管下面鼓着一块,走路时重心偏,一瘸一瘸的。肩很宽,个子高,站姿却极稳,像在地上扎了根。他脸上有一道不明显的旧疤,从眉骨到耳后,把那张本来很正的眉目压出几分冷硬。
韩铮。
这年他二十八,比我大十岁。上一世我以为他三十五,因为那时候他已经被日子磋磨得够呛。
“来了。”他开口,声音低,像砂纸蹭过木头。
我抱着铁皮箱从车上下来,站到他面前,抬头看他。
“来了。”我说,“往后我叫你铮哥。你叫我小晚。”
他盯了我两秒,眼底掠过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点了点头,伸手把铁皮箱接过去。
那只手很粗糙,虎口和掌心都是老茧,指节有一道旧伤疤,按在箱子上时,力道稳得像托着什么贵重东西。
村里跟在后面看热闹的人都笑出了声。
“哎哟,韩铮,你这辈子算是走了运。”
“新媳妇没跑呢,别半夜哭啊。”
韩铮没理他们,侧过身让我进院,把门一关,所有笑声都被挡在外面。
院子很小,土墙,猪圈,一口井,三间屋。屋里清得吓人:一张旧木床,一个缸,一张缺角的方桌,墙上挂着一件打着补丁的旧军大衣。
只有一样东西很整齐。
床头的木钉上挂着一块被叠得方方正正的毛巾,旁边放着一只搪瓷缸,缸里是刚烧好的热水,水面还冒着一点热气。
我站在屋里,忽然鼻子一酸。
上一世我以为这只是他的习惯。今天我看见了:他在我进门之前就先烧了水。
第四章 全村最穷,我过得最好
韩家的日子比我以为的好过。不是钱多,是他这个人省。
他把口粮分得清清楚楚,一天两顿稠的,剩下的都留给我。他自己吃稀的,说是胃不好,我看着他清瘦的下颌线,鼻子直发酸。
“铮哥,”第三天我终于忍不住,“你也吃干的。”
“我不饿。”他把粥推给我。
“我饿不了那么多。”我把碗推回去,“我这人离了稠的不干活。你要是不吃,明天我就把粮袋锁起来,谁都不吃。”
他抬眼看我,那眼神很奇怪,像被人从这个角度打了一记。
半晌,他闷闷说了句:“锁吧。钥匙你拿。”
从那以后粮袋的钥匙在我手里,我每天蒸一锅掺了红薯的干饭,逼着他吃。他吃了半个月,脸色明显好起来。
我第一件事不是种地,是挣钱。
上一世我在他死后进了县城,先是给人做保姆,后来在菜市场摆摊,做了十四年生意,把一个小摊位做成了两间门面。
这年政策刚松,县城集上已经有偷偷做买卖的人了。我拿了从他柜子底下翻出来的五块钱本钱,去五十里外的柳河镇赶集,批了三十斤毛线、二十包缝衣针、十斤红糖,回来分给村里几个手巧的妇女织手套、袜子。
一双手套成本八分,供销社卖两毛二。
三天后我提着一篮子货去了县城集。
不到晌午卖空,净赚十一块三。
那年县纺织厂的正式工,一个月工资二十八块五。我三天挣了不到半个月的工资。
钱还没捂热,麻烦就来了。
第五天清早,两个戴袖章的人堵在我院门口,说接到举报,我“投机倒把、扰乱市场”,要把货全部收走。
全村人围上来看,墙头上都趴着人。
举报的人我不用猜。前一天王倩在集上转了两圈,看见我摊前的队伍排到了巷口。
“谁举报的?”我问。
“群众反映。”领头的那个年轻人横着脸,“东西先扣,你人跟我们走一趟。”
我正要开口,身后传来脚步声。
韩铮走过来,手里捏着一张对折的报纸,走到那人面前打开。
“1983年10月,《人民日报》。”他声音不大,“个体经营,允许。你扣她的货,依据哪一条?”
那年轻人愣了一下,眼睛往报纸上瞄。
“还有,”韩铮把报纸翻到另一版,“县里上个月发的通知,集贸市场放开,允许农民自销自产。你们的文件还没学?”
围观的人开始交头接耳。
两个戴袖章的脸色变了。领头的那个伸手把报纸拨开:“我们也是按上头的安排办事——”
“上头的安排里,有没有一条叫‘不许扣人家的货’?”韩铮不退,“有就拿出来看。没有,今天这院子里谁也别动。”
他站在那里,右腿微沉,肩背绷得像块铁。那股气势是装不出来的,两个人对望一眼,把手插回兜里,说了句“我们回去请示”,转身就走了。
人群哄的一声散开,议论声比刚才还响。
我回头看韩铮。他把报纸折好,塞进怀里。
“哪来的报纸?”
“供销社的旧报纸,一个月一份,我攒了两年。”他说,“你要做买卖,就得先把规矩摸清楚。不然人家一句‘群众反映’,你就得白干。”
我站在院子里,忽然明白上一世我为什么会赔得那么惨。
上一世我只知道闷头干,不知道抬头看。
那一晚我给他端了一碗干的。
“铮哥,”我说,“往后你管‘规矩’,我管‘生意’。”
他端着碗,没抬头,耳根却红了一下。
到入冬的时候,我手下有七个人。
韩铮就在院子里给我劈木头、修破车、记账。他写字极漂亮,一撇一捺都像用刀刻出来的,跟他这个人一样。
我看着他写账,心里打了个突。
榆树村识字的人都不多,他这个“穷光棍”能写一手这么工整的字,还在寒冬腊月里给我算一屋子的账,一点差错都没有。
我没问。我告诉自己,先挣钱。
那年十一月末,我找一件旧棉衣,把箱子底翻了个遍。手指碰到一个冰凉的铁角。
我当时还以为是他压箱底的旧证件。
第五章 铁盒里的东西
盒子很沉,边角磨得发亮,外面用油布包了三层。
我想放回去,手指一滑,盖子开了。
我看见了里面的东西。
一块一等功奖章,红漆底子,五角星锃亮。一枚三等功奖章。一张盖着红章的立功受奖通知书,日期是1979年3月。
功劳簿上写着:韩铮,某部侦察连副连长,在穿插侦察任务中独自完成前沿阵地侦测,引导炮火摧毁敌火力点三处,为全连突围打开通路,负伤不退。记一等功。
我拿着那块奖章,手在抖。
1979年,他二十四岁。副连长。
一个一等功臣,住在榆树村最破的三间土房里,给我劈柴、挑水、记账,被人叫“瘸子”“穷光棍”,一声不吭。
而盒子的最下层,压着一张照片。
那照片已经黄了,边角被人反复摩挲得起了毛。我拿起来对着窗户的光看了很久,忽然脑子里“轰”地一声——
照片上是我。
十八岁的我,扎着两把头发,穿着蓝色学生装,站在县中学门口,背后是那块写着“柳河县第一中学”的木牌。
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笔迹和他写账本上的一模一样,只是更用力,几乎把纸划破。
写着:1983年10月7日。
再下面一行,字迹很轻:
“别让她知道。”
我站在雪地里,脑子里一片空白。
1983年10月7日,就是我被换嫁的前一天。那天我还在炕上哭,被王秀兰掐着胳膊从屋里拖出来,说你不去我就撞死在这。
那天他来过?
那我这张照片——他什么时候拍的?他从哪里拿的?
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我爹柜子底下那个木匣子。我嫁前特意警告王秀兰别动。那匣子里装着我爹的退伍证、党费证,还有一封他一直没让我看的信。
上一世到死我都没看过那封信。
我攥着照片站在窗下,手心里全是冷汗。院门外传来脚步声,他把一捆柴放在墙边,抬眼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雪落在他的肩上,他把柴往墙根一靠,走过来,从我手里把照片拿走,动作很轻,却很坚决。
“别翻了。”他说。
“韩铮。”我抬头看他,“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第六章 他不说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雪把他的肩都盖白了。
“你爹托我的。”他只说了这一句。
“我爹托你什么?”
“托我别让你被人欺负。”他把照片放回盒子,盖上,压回去,“别的你就别问了。”
“那你为什么娶我?”
他站在那儿,明明是个右腿有伤的人,站姿却比谁都直,像根钉在地上。窗外的风刮着玉米秸秆响。
“因为你爹托我的那件事,我答应过。”他说,“答应了就得做到。”
我当时差点笑出来,也差点哭出来。
上一世我在这个家熬了七年,以为他是个没话的闷葫芦,以为他娶我是因为“一个瘸子能娶上媳妇已经是天大的运气”。原来从头到尾,都不是。
但我没追问。
我知道他不说的事,逼也逼不出来。上一世他这样,这一世还是这样。
我咬牙把这件事压下去,转头继续做生意。
只是那以后,我每回半夜起来喝水,都能看见他睁着眼睛躺在炕那头,望着房梁,一整夜。
第七章 继母上门
第十二月里,王秀兰来了。
她穿了一件新棉袄,进门就把我家院子扫了一圈,眼角扫过墙根那几个装货的麻袋,扫过桌上摞得整整齐齐的账本,最后落到我脸上。
“晚啊,你可真是好本事。”她笑着坐下来,“难怪人家都说,榆树村那个穷小子摊上宝了。”
我给她倒了一碗白开水:“妈,有事就说。”
她咳一声:“你爹的药钱又不够了,我这回来,是想跟你借点。”
“借多少?”
“五十。”
我笑了。五十块,够我进两批货。
上一世她也这么来过,只是那时候我手里没有一分钱,被她当着我婆家的面数落了一通“白眼狼”“吃里扒外”,哭着跑回去给她磕头。
这次我从柜子里拿出账本,翻开,指给她看。
“妈,我爹这三个月抓药花了十九块四,我经手的。你上次说抓药要三十块彩礼钱,那钱的窟窿,我替你补上了。”
她的笑僵在脸上。
“还有,”我把账本翻到另一页,“我妹妹小满,上个月本该送去城里。你没送,我知道为什么——你外甥女把你告了一状,说你要把小满送到她那,是图她一个月八块钱。这事我在供销社听见了,三个人在说。”
她的手抖起来。
“王秀兰。”我第一次叫她大名,“我不追究以前的事。我只要一样:把我爹的抚恤金,一分不差地还到这个家里来。往后我爹的药、我妹妹的书,我来管。”
“你——!”她站起来,脸涨得通红,“你这是跟长辈说话的口气?”
“我不是跟你说话,”我把账本合上,“我是通知你。”
她走的时候,院门摔得震天响。韩铮在院里劈柴,从头到尾没抬一下头,只是等门关上,才淡淡说了句:“说得好。”
第八章 大雪那天,他的腿
腊月十七,县里下大雪,我拉着一车棉手套去镇上。
回来的路上天黑了,雪堵了路,车翻在沟里,我一个人把货物一件件往外拽,拽到半夜,手指冻得没了知觉。
他来找我。
雪地里他走得很快,一瘸一瘸,却硬是比我先到。
他什么话都没说,把东西往背上一扛,让我抓着车辕跟着。走到村口那道缓坡上,他一脚踩空,整个人滚进雪里,右腿没撑起来。
我扑过去扶他,摸到他裤管下面——那地方不是骨头,是捆得很紧的布条和铁片子。
我脑子里“轰”的一下,全明白了。
他的腿早就好了。
我跪在雪地里,手还按在他腿上。
他仰面躺着,雪花落在他眼睛上,睫毛一动不动。
“什么时候好的?”我声音都在抖。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1980年。”
“那你为什么……”
“装瘸的退伍兵,没人盯着。”他撑着地坐起来,把裤管拉下去,动作很慢,“我这种人多活一天,就有人多盯一天。我在村里,就是个没用的穷光棍,谁都不会问我一句话。”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三年前的一件旧事:1980年冬,县里出过一桩事,说是有人在查“上访材料”,抓了几个人。那年韩铮刚回村,第二天就被叫去公社问话,回来躺了三天,脸上一道疤。
那道疤,就在他眉骨到耳后。
上一世我从来不知道这道疤是怎么回事,以为是他当兵挂的彩。现在我知道了。
“你躲了三年,”我说,“躲在这儿,装穷装瘸,劈柴挑水。”
“躲着能活。”他抬眼看我,“我不怕死。我怕死得不明不白,家里还有人指着我回去。”
“谁指着你?”
他没说话,从雪里站起来,把车辕扶正,回头看我:“走吧,雪大。”
我站在原地没动,忽然喊了一声:“韩铮!”
他回头。
“这三年,我住的屋、吃的饭、盖的被子,是不是都是你攒的?”
他愣了一下,眼里的光动了一下。
“你要是没攒这些,”我说,“我一个瘸腿……不对,我一个姑娘,就得在雪里饿着。你装穷,装得很像,连锅都只有一口。”
他站在雪里,肩膀慢慢塌了一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县城的房子要票,村里的房子不用。你好骗。”
我鼻子一酸,眼前一片模糊。
“我不好骗。”我说,“我只是信了你。”
第九章 王倩的算盘
转过年来,正月里,王倩来了。
她穿着橙红呢子外套,头发烫成个卷,站在我院门口,眼睛先扫一圈木头垛和货架。
“林晚,”她笑着进来,“听说你现在发了?”
上一世,就是她把我爹的抚恤金一笔笔从王秀兰手里挪走,最后连我妹小满都被她“介绍”去了城里一个开录像厅的男人家里做保姆,那年小满才十四。
我端了碗水给她:“有事说事。”
“县纺织厂那个招工名额,”她端起碗抿了一口,“我干不下去了,要退。你要是想要,我可以帮你留着。”
“多少钱?”
“二百。”
我笑了。
那年一个正式工名额在黑市上最多一百二。
“我不要。”我说,“我雇的人手不够,过完年还要添两个。你要真心想退,就交回厂里去,别在人背后倒卖。厂里查出来,是你担还是我担?”
她脸沉下来:“林晚,你别不知好歹。你一个嫁到穷村的,凭什么跟我这么说话?”
“凭我手里有七个人的工钱,凭我账上有六十三块,”我说,“还凭你爹去年在供销社欠了四十二块货款,是我替他结的。”
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站起来就走。走到门口回头看韩铮,愣了一下。
韩铮站在檐下,抬头看了她一眼。
那一眼没什么表情,王倩却像被什么扎了一下,扭头快步逃了。
第十章 我爹的信
正月十五,我回了趟家。
我爹病得厉害了,整个人窝在炕上,连眼珠都转得慢了。我把药、白面、两条鱼摆上桌。王秀兰在旁边坐立难安,几次想开口。
我爹看了我半天,忽然攥住我的手。
“晚啊,柜子底下那个匣子……你拿走吧。”
我打开那个木匣子,里面压在退伍证和党费证底下的,是一封信。
信封没封口。纸很薄,字是我爹的,写得歪歪扭扭。
“韩铮同志:见字如面。我是柳河县林建国,1979年3月在部队当卫生员时,替你们连队抬过伤员,你可能不记得我,我记得你。那年你把最后一个担架让给我,自己走了三里地。
我这辈子没求过人。我家有个闺女叫林晚,读书好,性子硬。我要是不在了,怕她被人算计。
你要是还活着,就替我看她一眼。你要是觉得她好,别让她嫁给别人。”
信纸下面,还有一行字,是我爹后来添的:
“她要是问你为什么,你就说,是我托你的。”
我攥着那封信,手抖得不成样子。
我爹不知道的是,韩铮在1979年3月那场战斗里,见过他一次——就在救护所里,他重伤昏迷,抬担架的卫生员里有个瘦小的老兵,边抬边掉眼泪。
原来这一环一环,早就扣上了。
第十一章 抚恤金的窟窿
我爹是老兵。
1979年那场仗,他在后方救护所抬了两个月伤员,落下一身病,退伍时定了个三等伤残。按政策,每月有伤残补助,牺牲或病故还有一笔抚恤金。
我爹还活着,补助每月照发,钱都是王秀兰代领的。
过完年我开始查这件事。
上一世我从来没查过。我以为那些钱够不着,也不该我去要。这一世我把家里的旧票据翻了个遍,发现一个说不通的地方:我爹的药钱,一年花不到三十块,可王秀兰跟我说“抓药不够”,一年要了七十。多出来的四十块去了哪?
我去县民政局问。
柜台后头那个女同志翻了半天档案,抬起头,眼神变了。
“林建国同志的伤残补助,从1980年7月到1983年12月,一共领了四十一笔,签收人都是王秀兰。”她顿了顿,“但1981年之后,每笔只有四块五。”
“该多少?”
“八块。”
我心里“咯噔”一声。
每个月差三块五,三年下来一百二十六块。
“同志,”我又问,“差的部分,是谁批的?”
她把档案往前翻了一页,指着盖章处:“公社代发,赵德发签字。”
赵德发。我们公社的书记,王秀兰男人的连襟。
我站在民政局门口,冬天的风灌进领口,冷得人清醒。
这三年,我爹的病越来越重,药一减再减。而那一百二十六块,被人一层层剥走,剥得干干净净。
那天晚上我把事情跟韩铮说了。
他听完,只问一句:“证据齐吗?”
“票据齐,档案能调,只差他们的账。”
“那就调他们的账。”
三天后,他带着我去了县里一个老战友家。那人如今在县财贸办当差,姓方,四十来岁,见了韩铮先是愣住,接着一把把他抱住,眼圈就红了。
“你小子还活着!”
那晚他们在屋里说到半夜。我在外间坐着,听见里面几次沉默,几次叹息。
第二天,县里下来了人。
公社的账被翻出来,一笔一笔对。
赵德发的名字,在账上出现了十七次。
三月里,他被撤了职,当着全公社干部的面念了检查。王秀兰被叫去谈话,回来那天脸都是灰的,进门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她后来退了钱,一百二十六块,一分不少。
可我没有痛快。
我坐在我爹炕边,看着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手,忽然想:上一世他为什么死得那么早?
不是病。是这三年里,他的药被人一点点断了。
他死的时候,炕席是破的。他连一句“我被人坑了”都没说出口,因为他到死都以为,是自己拖累了家里。
我把那封信叠好,放进怀里。
我爹不知道的事,我替他知道。
第十二章 那年的真相
春天化冻的时候,县里来了人。
两个穿蓝制服的同志,站在我家院里,看着韩铮,敬了一个礼。
“韩铮同志,组织上让你回去。你的问题,早就查清了。是你自己一直不肯露面。”
韩铮站在原地,没有立刻回答。
我站在灶台边,知道自己该走开了,可腿像钉在地上。
那天下午他把话跟我说了。
1979年他负伤,1980年本可以回去复职。可那年有人在查他的一个老上级,牵连到他的档案,说他“情况不清”。他不想连累家里,也不想被反复问,就托人把档案封起来,自己装成残疾人回了乡。
“装残废的人,组织不会要。这样的人,也就没人问了。”他说得很平,“我等三年,等风头过去。等风头过去,我就回去。”
“要是风头一直不过去呢?”
“那就一直等。”他看着院子,“等到能走的那天。这三年我没干别的,就是活着。”
我忽然明白了那张照片是怎么来的。
“1983年10月7日。”我念出那行字,“那天你去我家了。”
“你爹病重,让我来看一眼。”他说,“我在你家门口站了一个钟头。你从窗户里出来倒水,我就拍了一张。”
“你为什么拍?”
他看着我,眼神很深。
“我怕哪天我不在了,连你长什么样都记不住。”
第十三章 打脸
韩铮复职的那天,县里传得比北风还快。
“榆树村那个瘸子原来是功臣?”
“一等功!一等功是什么分量你知道不?”
“哎哟,我可是跟人家说过不好听的话……”
最慌的是王秀兰和王倩。
王倩三天后上门来,手里拎着两斤点心,笑得脸都僵:“林晚,都是亲戚,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没过去。”我说,“我爹的药钱,我妹的前程,还有我嫁人那天你妈做的那张脸。一件都没过去。”
“你要怎么样?”
“我什么都不要你做。”我看着她,“厂里的名额交回厂里,你欠供销社的四十二块自己结。往后别再进这个门。”
她嘴唇抖了两下,转身走了。
王秀兰来得更晚,来的那天落了雨。她进门先把一沓钱放在桌上:“抚恤金,连本带息,二百八十四。”
我把钱收起来,抬眼看着她。
“妈,”我说,“往后你要是老老实实地待着,我爹的丧事我办得体面,小满的学我供到底。你要是还动心思,我有的是法子。”
她哭着走的。
我站在门口看她走远,没有一丝快意。
上一世我恨了她几十年,恨到忘了自己还能活成什么样。这一世我明白了:跟她斗一辈子,是最不划算的输法。我要的不是她倒霉,是让自己再也不用抬头看谁。
第十四章 堤坝那一夜
1986年夏天,雨下了整整二十天。
县里那条河,水位一节一节往上涨。我每天坐在铺子里听广播,听到“防汛”两个字,手心就出汗。
上一世,这道堤是1990年决的口。
那天夜里水进了村,人喊狗叫,全村的灯都灭在一瞬间。韩铮把我推上房顶,自己跳下去堵口子,再没上来。
我在房顶上眼睁睁看他被水卷走,喊到嗓子出血。
这一世离1990还远。可我从春天起就盯着河堤。
因为我知道那道口子是怎么来的:堤脚一边是砖厂,一边是砂石场。有人年年在那儿挖砂,把堤基掏空,等到大水一来,看着就像天灾。
砂石场的老板姓侯,是王倩的男人。
上一世我压根不知道这码事,等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六月里我去找水利站,把河堤边采砂的事说了。站长是个老实人,带着人去看了一圈,回来脸都白了:堤脚已经被掏进去两米多深。
砂石场封了,侯老板罚了款。
他当街堵我。
“林晚,”他脸上一道从嘴角斜下来的肉,“你以为你是谁?一个女人开个破铺子,也敢断我的财路?”
“你的财路建在别人家门口。”我说,“水一涨,先淹的是我们村。”
他冷笑一声,走了。
那笑我记住了。
七月二十三,暴雨。
那一夜我在铺子里守货。半夜两点,有人敲我的后窗,是老周头,村里看堤的老人,浑身是水。
“晚啊,”他气都喘不上来,“有人在堤上挖!”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把上一世所有的画面全接上了。
不是天灾。
我抓起手电就往外跑,跑到院里喊了一声:“铮哥!”
他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已经穿戴整齐,手里拎着根扁担。
“你守铺子。”他说。
“我跟你去。”
“你去叫人。”他一把把我往后推,“去公社,去水利站,去敲广播。你要快,别跟着我。”
我咬着牙点了头,转身就跑。
那一夜我跑了四里地,把公社的门、水利站的门、广播站的门一扇一扇敲开。我喊得嗓子都劈了:“有人在河堤上挖口子!砂石场的侯老板!”
等我带人赶回堤上,天已经蒙蒙亮了。
堤上躺着三个人,被绳子捆成一串,浑身是泥。韩铮站在他们旁边,扁担拄在地上,右腿裤管被血浸透了。
口子挖开了半米,水已经渗出来,被他用沙袋和一整扇门板堵住了。
水利站的人冲上去加固,公社的人把那三个人押走。
后来查出来,是侯老板出的钱,让三个人趁暴雨把堤挖开,先把河湾那一片冲了——那片有我的仓库,还有跟他抢生意的两家。
冲了货,就叫“天灾”,谁也担不起责任。
我站在堤上,看着那半米的豁口,浑身都在抖。
上一世这道口子是怎么决的?
也是挖的。
那一年韩铮被人半夜叫起来,说堤上出事。他去了,跳下去堵口子,堵住半米,堵不住一整夜。等天亮人赶到,水已经把他冲走了。
那天夜里,是谁把他叫起来的?
是侯老板的人。
我想到这儿,腿一软,坐在了满是泥的堤坡上。
韩铮走过来,蹲下,抬手把我脸上的泥抹掉。
“哭什么。”他说,“口子堵住了。”
“上一世没有。”我说。
他愣了一下。
我抬起头,看着他,第一次把那个秘密说出口。
“我做过一回人。上一世,1990年,你把我推上房顶,自己跳下来堵口子,没上来。”
他看着我,一动不动。
“我在房顶上眼睁睁看你被水卷走,”我说,“你连一句‘我喜欢你’都没跟我说过。”
堤上的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
很久以后,他抬起手,把我脑袋按到他肩上。
“那这一世,”他说,“我不下去了。”
第十五章 我的铺子
1985年开春,我在县城最热闹的街口盘下了第一间铺子。
招牌上写了四个字:晚记百货。
开业那天,来的人比赶集还多。王倩站在街对面,脸沉得像锅底;王秀兰远远站着,看见我出来,赶紧低下头走了。
我妹小满那天穿着新衣裳来帮我收钱。她一边数硬币一边偷偷看我,眼睛亮得像水。
“姐,你怎么知道要在这儿开店?”
“算出来的。”我说。
其实我是记得的。上一世这条街在1986年才火起来,我用了十四年才在这里站住脚。
这一世我只用了两年,还带着一整个村的七个妇女一起站。
开张第三天,村里来了十几个人。
打头的是当初在村口端着碗看我的那个大娘。她手里提着一篮鸡蛋,站在柜台外面,半天开不了口。
“晚啊,”她终于说,“大娘当初嘴碎,你别记着。”
我接过鸡蛋,放在柜台底下。
“大娘,”我说,“鸡蛋我收了,钱照付。往后你家的针线、洋火、肥皂,我给你算便宜两分。”
她的眼睛一下就红了。
那天来了六七个人,说了六七回“当初不该”。我一概不记仇,也一概不白给。这世上最没用的就是让人拿“对不起”换成好处——我要的是往后别再有人说那些话,不是让他们把过去抹掉。
韩铮那天穿着新军装来店里,站在门口,进来时下意识扶了一下门框才推门。
我看出来了,走过去把门把手往上抬了一下。
“这门槛太高了。”我说。
他看我一眼,沉默两秒,笑了一下。
那是这一世我第一次看见他笑。
十年后,我在县里开了第三间铺子,村里那些跟了我干的妇女都当了小老板。小满考上了中专,我爹的坟前立了块干净的碑,碑上的字是我请人刻的。
韩铮后来去了省城工作,每回回来都在院子里给我劈柴。
有一回我问他:“当年在那个村,你天天躺在炕上望着房梁,都在想什么?”
他说:“在想,你什么时候能愿意坐过来,跟我说一句‘不后悔’。”
我笑了,把手里那件新工装扔给他。
“不后悔。”我说,“从头到尾,一次都没有。”
他接过工装,忽然伸手把我拉进怀里。
那是他第一次主动抱我。
我贴在他胸口,听见他的心跳,一下一下,稳得像他这个人。
“铮哥。”
“嗯。”
“上一世那七年,我天天在心里骂你。”我说,“骂你窝囊,骂你没本事,骂你把一床厚被子给我,自己盖旧棉袄,装什么好人。”
他没说话,只是把手按在我后脑上。
“其实我骂的不是你,”我说,“我骂的是自己。我恨我自己不敢认,明明有人对我这么好,我偏要装成看不上。”
“现在敢了?”
“现在敢了。”我把脸埋在他衣服里,“我这一辈子,从十八岁开始,就想跟你好好过。”
那天院子里有太阳,风穿过院墙,吹得晾在绳上的衣服一起一伏。
远处传来小满在街上喊我的声音,还有供销社门口自行车的铃铛,叮叮当当,一辆接一辆。
我闭上眼。
上一世我用了半辈子才明白一件事:日子不是熬出来的,是过出来的。
这一世我从第一天起就明白,所以每一天都没有白过。
我总算没有辜负那条被他推开的堤坝,也没有辜负那个在雪地里背着我走了四里路的男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