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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8 05:19:57

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三点四十分,我是被鱼拍水的声音弄醒的。

我睡在塘边的看塘房里,窗子对着二号塘。那一夜没有风,闷得像盖了一床湿棉被。声音不对,不是平常那种零星的打水花,是密密麻麻贴着水面的一层响,像有人拿扫帚在塘面上来回扫。

我披上衣服出去。手电一照,塘面上浮着一层鱼。鲫鱼、草鱼、花鲢,肚皮朝上,嘴一张一合,鳃盖开得老大。靠进水口那一角最密,黑压压一片,鱼头全朝着一个方向挤。

进水口的闸板开着。

我跑过去关闸板。手伸进水里那一下,我停住了。水是黑的。不是浑,是黑,手电光照下去,光只进得去半尺就没了。手抽出来,指缝里挂一层灰,还有一股味,酸,冲,像染坊里煮浆纱的那种味。

二号塘的增氧机在响,可响得不对。叶轮打上来的是白沫,沫子散不开,堆在塘角,像一层脏棉花。

我沿着塘埂往上跑。三号塘、四号塘、五号塘,一口一口看过去。七口塘连成一片,四十一亩,进水都从同一条渠里引。渠里的水是黑的,渠底沉着死鱼苗,白花花一层。

我跑回老屋拍门,拍了七八下我爹才应。他披着褂子出来,脚上没穿鞋,跟着我走到二号塘,站在埂上看了大概两分钟,然后蹲下去。

他蹲在进水口边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看着水面。一句话没说。手电搁在脚边,光朝上打,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他就那么蹲着,一直蹲到天亮。

老周是天亮以后赶来的。他在下游也有塘,裤脚全是泥,蹲下捞了一把死鱼,翻开鳃看了看,说这水里有毒,不是缺氧。他说话声音不大,可比谁都清楚。

我们从早上五点捞到下午三点。用网兜,用竹筐,用三轮车。捞上来的鱼堆在塘埂上,一堆一堆,苍蝇已经落下来。下午过秤,三万一千二百斤。草鱼最多,花鲢也不少,还有一部分是去年秋天放下去、本来打算今年中秋卖的。

那天夜里我坐在堂屋里算账,用我爹那个旧算盘,拨了两个钟头。鱼苗钱、饲料钱、承包费、电费、增氧机的油钱,还有本来该进账的那一笔。算完,三十一万四千块。

我爹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根接一根,不看我。他养了三十年鱼,四十一亩塘,没死过这么多。他一句话不说,我也不说。屋里只有算盘珠子响。

第二天我们把死鱼埋了。

坑挖在塘埂西头那块荒地上,挖了两米深,三米宽,挖了整整一天。挖出来的土堆在旁边,湿的,黏,铁锹拔出来要蹭两下。鱼一筐一筐往里倒,倒一层撒一层石灰。石灰是从镇上拉来的,一袋五十斤,用了十七袋。

埋到最后一筐的时候,我爹停了一下。他从筐里拣出一条草鱼,两斤多,还没烂,鳃是灰白的。他看了两秒,把鱼放回筐里,说,埋吧。

填土的时候是下午,太阳很毒。土填到一半,我看见坑边有渗出来的水,黑褐色,沿着土缝往下淌,淌进旁边一条排水沟,沟里的水最后流进渠里。

我拿铁锹把那条沟堵了。

那天晚上我洗了三遍手,指甲缝里还是有味。我坐在堂屋门口,闻着自己的手,闻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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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四日下午,镇上来了一个兽医站的人,看了看塘水,说,这水得排干,塘底要晒,要撒生石灰。他说,不然明年放苗还是要死。

我问他,排到哪里去。

他说,排到渠里。

我说,渠里再往下流,流到谁家塘里。

他说,那就不知道了。

我没排。我把七口塘的进水闸全关了,塘里的水就那么放着,放了半个月,水自己慢慢清了,可鱼还是不能放。老周说,你这水得换。我说换水要抽,抽出来还得找地方倒。

那年冬天我们抽了三口塘的水,抽到荒地上,让它渗。

兽医站来的人姓王,四十来岁,穿一件蓝布褂子,蹲在塘边用手捧了水闻。他闻完说,这水不是缺氧,是进了东西。他说,你闻这个味,酸里带腥,是染缸里出来的。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排干,晒塘,撒生石灰,一亩二百斤。他说,七口塘,四十来亩,得八吨石灰。他说,石灰不贵,一吨四百。我说,鱼呢。他说,鱼救不回来了。他站起来拍拍手,说,你这个事,得找环保。我说,找环保有用吗。他笑了笑,说,那你就往上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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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早上七点多,镇环保所的车开上了塘埂。来的是老董,五十六岁,头发白了一半,还有两年退休。他带着三个取样瓶,在渠口、二号塘进水口、下游五百米各取了一瓶,填了单子,让我签字。他问我死了多少,我说三万一千二百斤。他没说话,把瓶子装进泡沫箱,说等结果。

我问,几天。

他说,七天。

我说,七天以后呢。

他说,七天以后我出报告。报告出来,该谁管谁管。

我说,谁管。

他没答,把泡沫箱盖扣上,放进车后座。临走他回头看了一眼塘埂西头那块新翻的土,说,埋了吧,埋深点,撒石灰。

我说,前天埋的,两米深,撒了十七袋石灰。

他点点头,上车走了。车开出塘埂的时候,我从后面看见他抬手抹了一下脸。我没看清那是汗还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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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六日上午,我在厂里待了半个钟头,把这套东西看了个大概。

进水从厂区东头的渠道进来,先过一道粗格栅,再进提升泵房,泵把水抽到调节池。调节池是方的,水在里面转,靠一台潜水搅拌机推着。水从调节池出来,进加药间前面的混合池,加两种药:聚合氯化铝和聚丙烯酰胺。前一种是把水里的悬浮物絮成团,后一种是让团沉得快。加完药进曝气池,池底有曝气头,风机房里的罗茨风机一直响,气泡从底下翻上来。曝气池出来进二沉池,泥沉到底,上清液从堰口流出去,过一道紫外消毒,再进在线监测间,最后排进渠里。

在线监测间有一台柜子,屏幕上跳着数:化学需氧量、氨氮、流量、酸碱度。数字每五分钟刷一次。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屏幕上的化学需氧量是四十六点八,氨氮零点九一。

小夏在加药间门口搬药桶。她二十四五岁,短头发,胳膊上有劲,一桶药五十斤,她一个人抱得动。她看见我,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拿张单子。她说,你等下,我把这桶挪进去。

她把桶挪进加药间,回来擦手,说,你塘里怎么样。我说,水发灰,鱼不吃食。她说,上游这一段都这样,前几天还有人来问过。

我问她一天加多少药。她说,看进水,进水浑就多加点。她说,一吨水大概加三十克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加两克不到。我说,那一天五千吨,得多少。她说,一百五十公斤和十公斤上下。

我心里算了算。聚合氯化铝一吨两千出头,聚丙烯酰胺一吨两万多。一天药钱,两千块上下。一个月六万。一年七十多万。

这个数我记住了。后来在法庭上,律师把这个数念出来,说厂里一年运营补贴一百八十万,药钱七十多万,占四成。

小夏又说了一句,说,这两个月厂里让省药,加药量减了一半,让我们把计量泵的行程调到一半。她说这话的时候压着声音。

我问,为什么。她说,厂长说进水没那么浑,不用加那么多。

我没接话。我看了一眼加药间的计量泵,泵上的行程刻度拧在百分之五十的位置,泵头的电源灯亮着。

我又问,夜里也加吗。她说,夜班一个人,看泵,加药是自动的,按流量联动。她说,夜里进水少,泵转得慢。

我当时不懂什么叫按流量联动。后来才懂:进水少,泵转得慢,加的药也少。可要是进水没少、药却没加,那水就是原样放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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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我去所里拿报告。报告是县环境监测站出的,编号青环监字二〇二一第零七三号,一张纸,上面盖着红章。

上面写着:二号塘进水口,化学需氧量一百八十六,氨氮十四点二,溶解氧一点三,水质类别劣五类。

下面还有一行: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五类限值,化学需氧量超出限值三点六倍,氨氮超出限值六点一倍。

我拿着报告问老董,这个数能不能告。

老董把报告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说,能证明你塘里的水脏,不能证明是谁弄脏的。

我说,那谁能证明。

他说,得有排口的水,有排口的时间,还得有那家厂进出的账。

我说,你们所里不管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所里三个人,一辆车,管十一个村。他说,广发是镇里的纳税大户,我去查,所长要签字。签了字,罚不下去,最后还是我去说好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不看我,看窗外。

我说,那你就看着。

他说,我没看着。他说,我取了这个样,出了这份报告,这就是我能做的。

报告我复印了三份,一份自己揣着,一份夹在账本里,还有一份后来给了律师。

手里那三张出水单,是我七月十六日上午在化验室要的。七月十一日、七月九日、七月八日,三张摆在一起,化学需氧量都是四十七,氨氮都是零点九,签字栏都是同一个名字。

厂里管化验室的人说,你放心,出水没问题。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看瓶子,没看我。

我把最上面那张折起来放进口袋,捏着走出厂门。纸上那几个数字干干净净,一个不差。可塘埂上那一片死鱼还没有烂透,还在土里。

后来我才明白,那天在厂里,我看到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得上:格栅拦得住布头,拦不住染料;调节池匀得开水量,匀不开浓度;药加得够,泥就沉得下去;药一停,泥全跟着水走。那套工艺没有错,错的是有人在夜里把它关了一半。

工艺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一活,水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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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我拿着那张单子去了厂里。

污水处理厂在镇东头,围墙刷着白灰,门口一块竖着的木牌。日处理五千吨,池子一排一排,曝气池里的水翻着黄褐色的泡,沉淀池上刮泥机慢慢地转。

我找厂长。厂长姓方,四十来岁,肚子有点大,办公室里摆着一套茶具。他听我说完,先问我鱼塘多少亩,放了多少苗,一亩放多少。我一一答了。他点点头,说,你这是密度大了,天又闷,翻塘很正常。

我把单子放在他桌上。他扫了一眼,说,这单子是我们厂的出水,达标。

我说,上游的水黑得照不见底,你们厂就在上游。

他说,我们厂排的是处理过的水,达标的水。你塘里的水黑,你找排污的。上游那么多家,你凭什么找我们。

我说,凭这张单子。四十七,天天四十七。哪有那么巧的事。

他把单子推回来,笑了一下,说,达标就是这个数,你懂不懂。

那天我从厂里出来,在院门口站了一会儿。加药间在院子西边,门开着,里面两只药桶,一只装着聚合氯化铝,一只装着聚丙烯酰胺。那两样东西的名字,我是那天才记住的。当时我只看见,桶里的液面很高,几乎满的。计量泵在响,行程刻度还拧在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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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在渠边等到六点,等到江砚骑车出厂。

他骑一辆旧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一个泡沫箱。看见我,他捏了闸,脚撑在地上,没下车。

我把那张纸举起来,说,你签的字。

他说,是我签的。

我说,四十七。

他说,单子不是我改的。

这句话我记了三年多。他当时说得很快,很平,像早就想好了。我问他谁改的,他不说。我问他那天夜里的水你测了没有,他说测了。我说测出来多少,他说报上去了。

报上去了。就这三个字。

我把纸揉成一团,扔在他车前轮底下,说,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

他愣了一下,脸白了一下。他说,沈芦,你听我说一句。

我说,你说。

他张了张嘴,最后说,现在说,你不信。

我说,那你就别说。

我转身走了。走出去二十来步,我听见他在后面喊了一声,说,七月十一号夜里十点,我采了样。我没回头。

老周后来又叫了几户人家。

下游还有四口塘,进的都是同一条渠的水,加起来一百二十亩出头。我们五户人在老周家的堂屋里坐了一晚上,商量要不要一起告。

有两户不肯。一个说他去年才放的苗,本钱还没回来,打不起官司。一个说,他表弟在广发开车,他要告了,表弟就得走。

老周拍桌子,说,你们不打,我一个人打。

我说,我一个人也打。

那天晚上我们写了一张纸,五户人家的户主名字写上去,只有三个按了手印。按完,老周把纸折好,放进上衣口袋,说,够了。

后来立案的只有我一个。老周说他那一千多斤不值得请律师,他给我凑了五千块,说算他的份子。那五千块我没要,他硬塞在我家米缸里,过了半年我才发现。

那天晚上我躺下没睡着。我想他那句「我采了样」。我采了样。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要是采了样,为什么给我一张四十七的单子。我想到一个可能:他采的样不是出水的样。我又想到另一个可能:他采了样,可单子是厂里给的。

两个可能我都想过,两个我都不愿意往下想。

第二天我去找小夏,问她化验室谁签字。她说,化验员签,可单子是生产科打的。她说,化验室只出数,单子是生产科出。她说,我们这里,数是一回事,纸是另一回事。

这句话我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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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亩塘,是我爹三十年的命。

一九八九年他承包第一口塘,两亩七分,在河湾那片洼地。后来一口一口挖,挖到七口,连成一片。他这个人不爱说话,可塘里的事记得比日子清楚。哪口塘的埂是哪年加的,哪口塘的底泥多厚,哪口塘去年犯过锚头鳋,他心里有一本账,比我的算盘清楚。

二〇二〇年我从外面回来。在外面待了七年,做过超市理货,做过服装店导购,也在一个物流园里录过单子。挣的钱不多,房租吃掉一半,年底剩不下什么。那年我爹腰不好,一个人看七口塘,夜里起来巡塘要打手电走两里地。我回来,本来只想帮一年。

回来就离不开了。清明放苗,五月分塘,六月开始天天看水色。水色好的时候是茶褐色,太阳底下发亮。水色一差,鱼就不爱吃食。

七月那阵子,水色一直是灰的。我跟我爹说过两回,说渠里的水不对。我爹说,上游有厂,年年这样,忍忍就过去了。

三万一千二百斤鱼,按市价算是二十四万上下。我没按市价算,我按实际投进去的钱算:鱼苗八万四,饲料十二万六,承包费三万八,电费和油钱两万九,还有修增氧机、补网、请人帮忙的工钱,加起来三十一万四千。这个数我写在纸上,写了两遍,两遍一样。

那几天镇上来了不少人。有人蹲在塘埂上摇头,有人帮我捞鱼,有人只是来看。老周来得最勤,他自己下游那口塘也进了黑水,死了两千多斤。他跟我说,沈芦,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你得往上告。

我说,告谁。

他说,告排污的。

我说,排污的是哪个。

他往东边抬了抬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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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三号,我去了县里。

县环保局在城关镇,一栋四层的旧楼,楼道里堆着纸箱。我在一楼问到信访室,一个年轻姑娘给我一张表,让我填。表上有一栏叫「被举报单位」,我填了广发印染。还有一栏叫「主要事实」,我写了三行:七月十二日凌晨渠水发黑,我塘死鱼三万一千二百斤,损失三十一万四千元。

姑娘看了看,说,有证据吗。

我把那张四十七的单子和镇环保所的监测报告一起递过去。

她翻了翻,说,这个单子是他们厂自己的出水数据,监测报告是你塘里的水,两样对不上。她说,你得证明这个黑水是从他们厂出来的。

我说,渠是从他们厂后墙下面过的。

她说,渠从谁家墙下过,不等于谁排的。她说,你得有他们的排口照片,有取样,有时间。

我从县里出来,在车站坐了一个钟头。候车室的吊扇转得很慢,转一圈停半圈。我想起我爹蹲在塘边的样子,那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

信访的答复是六十日内给。我在家等了两个月,等到一封挂号信。信上写:经查,青溪上游段确有水体异常,已责成镇环保所加强巡查。信上还写:关于养殖损失,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司法途径就是打官司。我把那封信折起来,和监测报告放在一起。

吴律师看了信,说,这封信有用。他说,它证明县里认了水有异常。他说,认了异常,就不认「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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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我找了律师。

律师姓吴,在县城开一间小事务所,四十出头,戴眼镜。他听我说完,先问我要三样东西:排污口的照片、能证明排污时间的取样、还有损失的计算依据。

照片我没有。取样我没有。损失的计算依据,我有那本算账的纸。

吴律师说,那就先取证。他说,这类案子难,难在因果链。你得证明三件事:第一,那天河里的黑水超标;第二,黑水是从广发出来的;第三,你的鱼是这水毒死的。

他说,三件事里,第二件最难。

我说,那就一件一件来。

他先收了我的材料,发了一封律师函给广发,挂号寄的。回执上盖着广发办公室的章,签收人写的是收发室。

然后他去镇环保所调巡查记录。所里给他一份表,说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到七月三十一日,巡查四次,记录在案。他复印了,拿回来一看,四次的记录上,水质一栏都写着正常。

他把那四张纸摊在桌上,问我,你七月十二号那天,渠里的水是什么色。

我说,黑的。

他说,所里写正常。

他说这话的时候把眼镜摘下来擦了一下。擦完他说,这个案子,我接了。

律师费他要八千,我只给了四千。他说剩下的等判下来再说。

十月,他又去找了一趟广发,要他们的排污许可证和在线监测数据。广发给了一份许可证复印件,数据说没有。他说,没有数据,那就是最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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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一直等到开庭。

九月末,我学会了取样。

吴律师说,你要赢,得让人相信你的数是真的。他说,你自己得会取、会封、会记。

取样瓶是棕色玻璃的,五百毫升,瓶口磨砂,配一种带塞的盖。取之前先用待取的水涮三遍,取的时候把瓶口朝下压进水里,让水从瓶口往上冒,冒满了再翻过来。取完加固定剂,化学需氧量的样加硫酸,把酸碱度调到二以下,氨氮的样也一样,然后封口,贴标签,写点位、时间、取样人,放进四度的冷藏箱。

二十四小时内要送到实验室。超过了,数就不准。

这些是老董教我的。他教的时候一边说一边做,做完让我自己做一遍。我第一次封瓶子封歪了,封条贴到手背上。他说,你手别抖。我说,我不是抖,我是急。

他说话慢,说,急没用,数不会因为你急就变。

那半年我跟着他跑了十七趟,学会了取、封、记、送。后来我自己取样送到县里的检测公司,一次一百八十块。我送了九次。

九次的数,最好的一次是二百七十四,最差的一次是四百六十五。氨氮从十六到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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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口在厂子后墙外,一条水泥管,管口离水面半尺,平时看不见出水。

我在对岸蹲了四个晚上,从夜里十点蹲到凌晨两点。第三个晚上才看见管口出水。水是热的,冒着白气,淌进渠里,把渠水推出一条黑带。

我用手机拍了视频,拍了两分十七秒。手抖得厉害,画面糊,但能看见管口、能看见水、能看见手机屏幕上的时间。

第四次我带了取样瓶。管口出水的时候,我把瓶子伸进去,接了满满一瓶。水烫手。我把瓶口的酸加了,封条贴上,日期写的是二〇二一年十月九日。

第一次送检是我自己去的。检测公司在县城北边,一间门面,里面摆着天平、烘箱,还有一台分光光度计。接待我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的,姓何。她问我测什么,我说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她说,化学需氧量用重铬酸钾法,氨氮用纳氏试剂比色法,一个样一百八十块。

我问,几天出结果。

她说,五个工作日。

我把泡沫箱放在台子上。她打开看了看,说,瓶子是棕色的,加了酸,温度也对。她说,这瓶子是你自己封的。

我说是。

她说,封得不错,比有些厂里送来的都规矩。她说,厂里送来的样,标签上只写一个日期,连点位都不写,我打电话问,他们说不清。

她给我开了一张单子,上面写收样时间、样品状态、温度。她说,这张单子你留着。将来人家问你这瓶水是不是你那瓶水,你拿这个答。

后来我送了九次,每次都留着这张单子。九张单子,九个日期,九个温度。

有一回她跟我说,你这几个数,比厂里公示的高多了。她说,我们这儿也接厂里的委托,他们送来的样,化学需氧量没有超过五十的。

我说,他们送的是哪个点位。

她愣了一下,说,他们说是出水口。

我说,出水口的水,是从哪个池子出来的。

她没答,低头写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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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这件事看上去简单,其实每一步都能被挑毛病。

瓶子的材质、洗涤的方式、固定剂的浓度、保存的温度、送检的时间,任何一样不对,数就作废。吴律师说,对方律师最喜欢在这种地方做文章。

所以我做每一瓶都记笔记。几点取的,水温多少,瓶子是新的还是洗过几遍的,送检坐的哪班车,几点到的。这些我现在还记得。

有一次送检,中巴在半路抛锚,我在车上坐了三个钟头,箱里的冰化了一半。到检测公司,人家说温度超了,这瓶不能算。我把那瓶扔了,重新取了一次。

老董教我的时候提过一句,说取样要留平行样。

他说,一份送检,一份留着,将来数对不上,拿留的那份说话。他说,留样要贴标签,标签上写日期、点位、时间,一样不能少。他说,瓶子放四度,能存七天。他说,超过七天,数就飘。

我问,那存两年呢。

他笑了一下,说,存两年,那是疯子的干法。

我当时不懂他为什么笑。我问他,疯子干了有什么用。

他说,疯子干了,就是等有一天有人不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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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旬,我又去了一趟广发印染。

厂子在镇西,占地比污水处理厂大三四倍,围墙高,墙头拉着铁丝。大门里面停着两辆货车,车斗上堆着布卷,用塑料布盖着。门卫室里坐着一个人,问我找谁。我说找韩广发。他说,你预约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不能进。

我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车间里传出机器的响,闷闷的,一下一下,像有人在里面捶墙。墙根下有一条排水沟,沟里的水是深紫红的,淌得很慢,在阳光下泛一点油光。

我把那条沟拍了照,也取了样。样品送检结果:化学需氧量六百七十二,氨氮四十一点八,色度八百。

我取的那瓶水,颜色是深紫红的,倒在白瓷碗里能看出一点蓝。

何技术员说,印染废水里最难处理的是染料和浆料,化学需氧量高,色度高。她说,色度这个东西,靠絮凝能去一半,靠活性炭能去八成,靠不加药,一点也去不掉。

我问,这种水进污水处理厂,能处理吗。

她说,能,但得加药,得慢慢来。她说,五千吨的厂,进水里有三分之一是这样的水,药就得加倍。她说,要是夜里把药停了直接放,那就等于没处理。

我问,那出来的水测出来是多少。

她说,测出来的数,看他们取哪一瓶。

她说完这句,低头把瓶子放进冷藏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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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韩广发派人来找我。

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穿白衬衫,开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塘埂下面。他下车,踩了一脚泥,皱着眉,从包里拿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根。我说不抽。他自己点上,说,沈老板,你这个事,我们韩总很重视。

我说,重视就赔钱。

他说,钱可以谈。他说,八万,现金,今天就能给。条件是签一份东西,写明你塘里的水没有问题,七月十二号那天是你自己投了药,跟厂里无关。

我说,八万。

他说,八万不少了。他说,你打官司,一年两年,律师费、路费、误工,最后能拿到多少,谁也不知道。

我说,我塘里死了三万一千二百斤鱼。

他说,鱼是死了,可你也不能说是我们弄死的。

我说,那水黑得能照见人。

他把烟摁在鞋底上,说,沈老板,你想清楚。他说,这个镇上一百多号人在我们厂吃饭。

我说,我爹养了三十年鱼,也是吃饭。

他上车走了。车轮把塘埂上的泥带起来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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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份东西我没签。

后来吴律师告诉我,那种东西叫和解确认书,签了,就等于自己承认水质没问题,以后再告也告不动了。他说,八万是封口费。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知道还去见。

我说,我想看看他们拿多少钱买我爹蹲在塘边那两个钟头。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镇上的说法开始成形。

他们说,广发是镇里的厂,一年交的税比半个镇还多,解决一百多号人吃饭。他们说,你一个小姑娘,塘里死了鱼就赖厂里,你赖得着吗。他们说,上游那么多家,你怎么不去告养猪场。

老周替我说话。他在集市上跟人吵过两回。他说,那水黑得能照见人,你们眼睛都瞎了。人家说,你也是养鱼的,你也有私心。

我娘听了这些闲话,夜里睡不着,跟我说,要不算了。我说,不算。她说,人家都说你为了钱。我说,我就是为了钱,三十一万四,我一分一分数出来的。

她没再劝。

腊月初,镇上开了一次会,说是环保整治动员。我在村委会门口看见横幅,红底白字。有人在下面低声说,这回是让沈家那个丫头闹的。

我听见了,没回头。

腊月二十三,她打来电话,让我把年货少买一半。她说,官司打完了再说。

我说,打完了我请你吃鱼。

她说,吃你塘里的。

二〇二二年开春,她搬去县城,给我表姐看店。走的那天她站在塘埂上,说,塘你留着。

我说,留着。

那阵子我常想一件事:一张化验单上的两个数字,能值多少钱。后来我知道,能值三十一万四。再后来我还知道,它值一条河的十年。

我爹不信这些。他只信水色。他说,水色不对,什么数都没用。

他这句话,比吴律师讲的因果链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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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没怀疑过他。

七月十二号那天夜里,我坐在塘边,脑子里过的第一个人就是他。那张单子在我口袋里,纸边被我捏得起了毛。四十七,零点九。他签的字。

我想,他每天采水样,每天测,他怎么会不知道水黑。他要是知道,还签这个数,那他就是在替厂里遮。

我甚至想过他拿了多少。一个月工资多少,多这一笔又是多少。人一旦往这个方向想,就什么都想得通。他为什么每次见我都低着头,他为什么说话那么短,他为什么在化验室里把瓶子摆得整整齐齐却不肯看我的眼睛。

这些念头我压了两年,没跟任何人说过。吴律师问我,你怀疑谁改的数。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心里有。

我说,我心里有,可我拿不出来。

怀疑这个东西,长在心里,拔不出来。

我托人问过厂里的会计,问她江砚一个月拿多少。她说,五千二,加化验补贴三百。我又问她,厂里有没有额外给谁发钱。她说,她只管账,别的不知道。

我托老周去问广发的门卫,问他认不认识环保所的人。门卫说,认识,常来,来了就在门房里喝杯茶。

这些话凑在一起,也凑不出什么。可我当时认定它们是证据。人一旦认定了一件事,看见什么都是那件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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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零八个月,我是数着过的。

二〇二一年八月立案,十一月第一次开庭延期,二〇二二年三月第二次开庭,六月委托鉴定,九月十六日一审判决,对方上诉,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审维持,六月执行。

一年零八个月。中间我跑县里四十多趟,坐中巴,一趟十二块,来回二十四块。有一阵子中巴停运,我骑电动车,四十公里,去一趟两个钟头。

二〇二二年三月那次开庭,我去了。

法庭在县法院二楼,屋子不大,木头桌子,墙上挂着一块牌子。广发那边来了三个人,一个律师,一个副总,还有一个不认识的。镇污水处理厂来了厂长和一个人。

我坐在原告席上,吴律师在旁边。

法官问广发那边,排污口的水有没有经过处理。律师说,那个口是雨水口,不是排污口。吴律师就把我拍的视频放出来,屏幕上时间跳着,管口冒着白气。

法官又问,这个口是不是雨水口。广发的副总说,是雨水口,下雨天才排。

吴律师说,七月十二日没有下雨。他拿出一张气象证明。

副总不说话了。

后来法官问污水处理厂,进水超标有没有上报。厂长说,上报了。吴律师问,报到哪里。厂长说,报给所里。吴律师问,所里有没有处置。厂长说,那个要问所里。

那天庭上,江砚没有出现。他那时候已经被开除了。

同一场庭上,他们还问了取样的事。

广发的律师问吴律师,这些水样是谁取的。吴律师说,原告本人。他说,原告有没有取样资质。吴律师说,公民自行取证,法律没有禁止。他说,容器的清洗、固定剂的用量、保存温度、送检时限,有没有记录。吴律师把我那本笔记递上去,一页一页翻。

律师翻了很久,说,这些记录是原告自己写的,没有第三方见证。

吴律师说,所以有检测公司的收样单,有检测报告,有报告上的资质章。

法官问检测公司有没有人到庭。吴律师说到了,在门外。那天检测公司来的是那个姓何的女的。她坐在证人席上,说,收样时的温度、封条、标签我都验过,样品状态符合检测要求。

广发的律师又问,你们的检测方法有没有经过计量认证。她说,有,证书挂在所里的墙上。

那天问了一个半钟头。最后法官说,取样过程的瑕疵,不影响检测报告的效力。

散庭以后,我在走廊上碰见广发的副总。他说,沈老板,你这个案子,办得挺细。

我说,我请了律师。

他说,不是律师的事。

那年秋天我还做过一件事:把塘里的水一次一次地测。

我没有仪器,就去县里的检测公司送。一次一百八十块,送了九次。九次的数抄在一张纸上,贴在看塘房的门背后。数字一个比一个大,最后一个到四百六十五。

我爹看不懂那些数。他问我,这些数写在这儿有什么用。

我说,将来有人问,我拿得出来。

他说,拿得出来又怎么样。

我说,拿得出来,就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上诉是广发那边提的。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他们递了上诉状,说我塘里的鱼死于密度过大和天气,与排污无因果。

二审在地区中院,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开庭。我一个人去的,坐了三小时大巴。庭开了一个多钟头,广发的律师换了人,说话比一审的客气,可问的还是一审那几句。

庭上他问,原告的塘离排放口三公里,中间还有一条支渠进来,怎么能说水是广发送的。

法官问,被告有没有做溯源。

他说没有。

法官说,一审有鉴定意见,中院对鉴定意见的效力不重新审查。

散庭以后,我在中院门口的台阶上站着,天冷了,风从北边来。我想,这一趟我跑了两百四十公里,就为了听这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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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做了两个月。

县里一家有资质的机构来塘里取底泥,取了三口塘,每口三个点,送到市里做检测。鉴定报告说,塘底沉积物中检出的染料中间体成分,与印染废水特征一致;鱼类死亡原因系水体化学需氧量、氨氮严重超标导致窒息。

这份报告花了六千八,我先垫的。

判决下来那天是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一审判决:广发印染赔偿二十六万,镇污水处理厂赔偿四万,合计三十万。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我拿着判决书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三十万,比我算的三十一万四少一万四。吴律师说,法院不认我算的全部投入,只认直接损失。

判决书我看了三遍。第一遍看金额,第二遍看责任划分,第三遍看那一段关于因果的认定。

判决书写:广发印染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印染废水,致原告鱼塘水体化学需氧量、氨氮严重超标,鱼类窒息死亡,二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判决书又写:镇污水处理厂未按规定对超标进水采取有效措施,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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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知道判决结果那天,正在塘边补网。我把判决书给他看,他没接,说,钱到手就行。他说,塘还在,明年再放苗。

那年冬天我们没有放苗。七口塘空着,晒了一个冬天。塘底裂成一块一块,裂缝能塞进去一个拳头。

执行的钱是一笔一笔到的。第一笔三万,二〇二三年四月。第二笔五万,二〇二三年五月。第三笔十万,二〇二三年六月。厂里那四万也是六月到的。

法院的人打电话让我去领,我去了三趟。每趟都在一楼窗口排队,前面十几个人。领钱要签字,按手印,我按了三次,指腹上的红印洗了两天才洗掉。

最后一笔到账那天,我在银行的自助机前面站了很久。屏幕上的数字是二十二万零几百。我把它抄在存折上,抄完了站在门口,不知道往哪儿走。

那天晚上我把存折给我爹看。他戴上眼镜,看了两遍,说,二十二万。

我说,二十二万。

他说,还差八万。

我说,执行不到。

他把存折放在桌上,说,差的那八万,记着。他说,记着不是为了要,是为了别忘了。

那八万我等了一年多。二〇二四年三月,法院给我一份裁定,说被执行人暂无财产可供执行,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终结就是结束,剩下的钱不会再来了。

我把裁定书夹在文件夹里,和判决书夹在一起。两份纸,一份管判,一份管没判下来的那部分。

吴律师说,你可以申请恢复执行。

我说,他家账上没钱,恢复执行也是空跑。

他说,那你就等。

我说,我等过了。

那天我从法院出来,在门口买了一个烧饼。烧饼两块钱,我咬了两口,剩下的揣在口袋里,一直到凉了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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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五月,小夏来找我。

她已经不在厂里了。她说她三月辞的,去了县城一家超市做收银。她坐在我堂屋里,手里捧着一杯水,说她有话想说,说了怕我骂她。

我说,你说。

她说,夜里十点到早上六点,加药是停的。

我问,怎么停。

她说,计量泵的电源关掉,靠旁路走。她说,进水从调节池直接过曝气池,不加药,絮凝不起来,二沉池沉不下去,泥跟着水走。她说,那六个小时出去的水,跟进厂的水差不多。

我说,为什么要停。

她说,药钱。她说,夜里进水少,可电费、人工一样要出,厂长说要省。她说,一开始是隔一天停一次,后来天天停。

我说,从什么时候。

她说,二〇二一年开春。她说,三月开始,先是十一点停,后来改到十点。

我问,你为什么不早说。

她说,我说了,谁信。她说,我一个加药的,说了就是造谣,就是不想干了。

她说完,低头喝水,喝得很慢。

我说,你现在说,我信。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她说,沈姐,我那时候害怕。

我说,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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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六个小时,是一天里最黑的时候。

渠里的水从厂子后墙下的管子出来,热,带色,进了河,往下走三公里,就是我塘的进水口。夜里没人看见,早上五点天一亮,渠面上只剩一层薄薄的浮沫,太阳一晒就散了。

我问小夏,厂里为什么敢这么干。

她说,因为夜里没人查。她说,白天有在线监测,夜里那台柜子的数据是第二天上午才传的,传的是平均值。她说,平均值这个东西,会算的人有办法。

我说,怎么算。

她说,我也不知道,我听生产科的人说过一句,说夜里那几个数不能太高,高了平均值就不好看。

我当时没听懂。后来吴律师解释了一遍:在线监测每小时出一组数,一天二十四组,取日均值上传。夜里六小时如果进水浓度高,出水的数也高,日均值就会被拉上去。要让日均值好看,要么夜里不加药前先把水稀释,要么就把那几组数据在台账上压下去。

她说,厂里两样都做了。

小夏还说了一件事。她说,厂里有一本台账,手写的,放在生产科。在线监测的数每天打印一张纸,贴在台账背面。她说,打印的纸和台账上的数不一样。

我问,怎么不一样。

她说,打印的纸上,夜里的数很高。台账上的数,是抹平了的。她说,抹平的数是给人看的,打印的纸是给机器看的。

她说,她见过一次。有一回她去生产科送药单,看见桌上摊着两张纸,一张上面写着四十七,一张上面写着二百多。她说,她当时没敢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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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四月,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原始本子。

不是原本,是复印件。在县环保局的案卷里。

那时候韩广发的案子已经立了,刑事加行政,案卷放在县环保局三楼档案室,一摞一摞用牛皮纸包着。吴律师申请调阅,我跟着去。管理员把卷宗摊在长桌上,让我戴手套。

我一页一页翻。翻到第三摞,我看见一页复印件,格子纸,手写,字很小,很硬,横平竖直。左上角写着: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进水口。

下面一行:化学需氧量三百一十二,氨氮二十六点四。悬浮物七百八十。水温三十一度。

再下面一行小字:已短信报厂长方某,二十二时零七分。

我盯着那一页看了很久。三百一十二。二十六点四。

标准是化学需氧量六十,氨氮八。三百一十二是五倍多,二十六点四也是三倍多。

我把那一页翻过去,后面还有。七月十二日,零时四十分,电话报环保所值班。七月十二日,八时二十分,书面异常进水报告交环保所。

三行字,三个时间,一笔一笔写的。

我坐在档案室的椅子上,忽然想起他那天在渠边说的话。单子不是我改的。现在说,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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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六月,我在同一个档案室调到了他整理的那本册子。

一百二十页,封面手写四个字:按日对照。里面左边一栏是原始本子上的数,右边一栏是正式台账上的数。同一天,两个数,并排。左边三百一十二,右边四十七;左边二十六点四,右边零点九。并排着,一天一天往下走。

翻开第一页,六月一日,左边二百八十九,右边四十九。

翻到七月,一行一行地看。左边一直在两百到四百之间,右边一直在四十五到五十之间。像两条路,一条往上走,一条平着走,永远不交叉。

册子最后有他写的一段话,三行:本册所录,左侧为本人现场采样并当场化验所得,右侧为厂内正式台账公示数。二者不符之处,责任不在本人。本人已于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零七分、七月十二日零时四十分、七月十二日八时二十分三次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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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律师说,这本册子是后来定罪的关键。

他说,办案的人拿到这本册子,一天一天核对,核了三个月。他说,一千多瓶留样,抽了三十七瓶复检,三十七瓶的数全对得上本子。他说,没有这一千多瓶,这本册子就是一张纸。

我说,他为什么留那么多。

吴律师说,你得问他。

我去问他了。

那年五月初我去了他家。他家在镇子北边的老居民区,一栋两层的旧楼,楼道里堆着蜂窝煤和旧纸箱。我敲门,敲了五下,没人应。隔壁门开了一条缝,一个老太太探出头,问我找谁。

我说找江砚。

她说,他不在家,出去跑活了。

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她说,说不准,他给养殖户测水,谁家叫就去谁家。

我站在楼道里没走。老太太把门开大了些,上下看我,说,你是沈家那个养鱼的吧。

我说是。

她叹了口气,说,这孩子让人泼过粪。

我以为我听错了。她又说了一遍,说,去年秋天,有人半夜在他家门口泼了一桶粪,泼在门槛上,泼了半墙。他第二天自己拿水冲,冲了一个上午。

我说,谁泼的。

她说,不知道,没人看见。镇上人说是厂里的人,也有人说是街上混的,反正都骂他,说他卖镇里的厂。

我问,他现在做什么。

她说,给人家测水,一次二十块。

她说完这句,又想起什么,说,他母亲去年冬天摔了一跤,腿一直不利索,出门要人扶。她说,他每天早上先给他母亲烧一壶水,再出门。

我问,他住几楼。

她说,二楼。她说,他不怎么出门,出门也是早,天不亮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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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楼下等到天黑,他没回来。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桶粪。我想起我在集市上听见的那些话,说他是白眼狼,说他吃了厂里的饭砸厂里的锅。我当时听着,心里还有点痛快。

现在那点痛快没有了。

六月,我又去了一趟他家。这次他妹妹在家。

他妹妹在广发做会计,二十七八岁,说话很快。她站在门口,没让我进。她说,我哥不在。我说我等。她说,你别等了,他不想见你。

我说,我不是来道歉的。

她说,那你来干什么。

我说,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说。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说了有用吗。她说,他把本子交上去,厂里先说他自己违规采样、违规留样,把他开了,再来查他偷数据。她说,他一个人在厂里,斗不过。

我说,那他妹妹呢。

她愣了一下,把门关上了。门关到一半,她说了句,你走吧。

我抬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窗台上放着一个泡沫箱,箱盖压着一块砖。

我又去了一次,是隔了两个月的第三次。

这次门开着。屋里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打电话,说的是水样的事。我在门口站了半分钟,那声音停了。

门开了一条缝,他从里面看,看见是我,把门开大了些。

他瘦了很多,颧骨支起来,下巴上是胡茬子。他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衬衫,袖口卷着。

他说,你来了。

我说,我来了。

他侧身让了让,说,进来坐。

我没进。我说,我今天就问一句。

他说,你问。

我说,那一千多瓶,你有没有想过给我一瓶。

他站在门里,看着地面,很久,说,想过。

我问,那你为什么不给。

他说,给了你一瓶,你告不动厂里。他说,厂里会说那是一瓶来路不明的水。他说,一瓶水没有用,得有一整套。

我说,一套是给法院的,一瓶是给我爹的。

他没说话。

后来他说了一句,说,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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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老董退休了。

他退休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让我去所里一趟。我去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说,这个你拿着。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复印件。第一页是异常进水报告,抬头写着镇污水处理厂,日期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报告人江砚,内容三行: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进水化学需氧量三百一十二、氨氮二十六点四,超出设计进水指标,请所里协查上游排放源。

下面有环保所收文章。

第二页是值班记录,手写,七月十二日零时四十分,电话记录,来电人江砚,内容:青溪上游段水体发黑,疑似印染废水偷排,请速查。

第三页是一张短信截图打印件,七月十一日二十二时零七分,发给方厂长,内容:进水化学需氧量三百一十二,氨氮二十六点四,已超五倍,请立即停排。

老董说,这三样,我留了两年。我说,你为什么现在给我。他说,我退休了,不怕了。他说,小江那时候跟我说,他报了,没人管。

我问,你信他吗。

老董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信他本子上的数。他说,我干了三十年,谁在数上做手脚,我看得出来。他说,他那个本子,一天一行,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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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回家,把三张纸摊在桌上,看了一夜。

我想起七月十二号那天,我在塘边,心里过的第一个人就是他。我想起我在厂门口把纸团扔在他车轮底下,问他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我想起他脸白的那一下。

我当时以为那是心虚。现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九月,我去县里问韩广发的案子。

办案的人说,证据链里有一样东西很关键:一千一百多瓶留样。棕色玻璃瓶,每瓶五百毫升,标签手写,写着日期、点位、时间。从二〇一九年十月到二〇二一年十月,两年,一天一瓶多,一共一千一百四十七瓶,装在四个泡沫箱里,存在他母亲家的冰柜。

四个泡沫箱,每个能装三百瓶。四个装满了三个,第四个装了一半。

冰柜是双门的,一边放瓶子,一边放冻鱼。老太太把冻鱼挪到邻居家去了,说瓶子重要。

我说,这些瓶子哪来的。

他说,江砚每次采样留的平行样。他说,采样规范要求留平行样,但一般留一两天就处理了。他留了两年,一瓶没丢。

我问,为什么。

他说,不知道,你得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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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他母亲家。

他母亲住在镇南的平房,院子里有一口井,井边搭着棚。老太太七十三岁,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大。我说我找江砚,她说他不在,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沈芦。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转身进屋,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她说,你跟我来。

她带我到厨房,指着一口米缸。米缸是陶的,半人高,上面盖着一块木板。她把木板挪开,米还剩三分之一。她把手伸进去,摸了一会儿,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沓纸,用绳子捆着。

她说,这是他放的。他说放这儿最稳。

我解开绳子。最上面一本是硬壳本,蓝色封面,边角磨得发白。翻开第一页,二〇一九年十月一日,进水,化学需氧量一百七十四,氨氮九点八。下面一行出水,四十五,零点七。

一天两行,一天不落。

翻到七月十一日,进水三百一十二,氨氮二十六点四。出水那一行,写的是四十七,零点九,后面用铅笔加了一个小字:台账数。再后面三个字:非实测。

我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老太太在旁边说,他天天写,写完了就复印,复印完了把原件放这儿。她说,我不识字,我不知道写的啥。

他母亲那天还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他这个人,从小就不会说话。小时候在学校让人打了,回家也不说,第二天照样去上学。

她说,他不说,不是不难受。

我没接。我坐在他家院子里的小凳上,看着井口。井水里映着天,灰的。

我说,大娘,我不是来听这个的。

她说,我知道你不是。她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他不是坏人。

我说,他是不是坏人,我不管。我管的是他手上那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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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是二〇二一年十月八日的事。

那天我在塘边修水泵,老周跑来告诉我,说江砚去县里了,交了一千多瓶水,还有本子,还有三张上报记录。他说,他把厂里告了。

我说,告什么。

他说,告偷排。

我把扳手放下,坐在塘埂上。

那时候我只听见前半句。一千多瓶水,我不信。我想,他一个化验员,哪来那么多瓶子。

县里的通报贴在镇政府公示栏上,一张纸,四角用胶带粘着。我去看过两次,第一次是十一月,第二次是腊月,纸边让人撕了一个口子。

通报上写镇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长期超出设计标准,未按规定启动应急预案,运行记录不实,责令限期整改,追缴二〇二一年度运营补贴一百一十万元。

一百一十万。这个数比广发的罚款少一半多,可比我一年的损失多三倍。

我把那行字抄在一张纸上。抄完了站在公示栏前面,风把纸吹得直响。

那天下午我去所里问老董,这个补贴是什么。他说,是县里给厂的运行费,按处理水量算,一吨补一块。他说,处理的水越多,补得越多。他说,那两年厂里报的处理量,比实际进厂的水多。

我说,多报多少。

他说,不知道。他说,反正账是他们对的。

补贴追回以后,厂里发工资只发八成,工人骂了两个月。有人骂到我头上,说要不是你告,厂里也不会被查账。这话我没接。

后面的事来得很快。

二〇二一年十月,县里立案。十一月,广发印染被责令停产整治。十二月,罚款决定下来:二百七十万。同月,厂长和生产科两个人被行政处罚,各罚了款。

二〇二二年三月,韩广发被带走。同年八月,一审判决: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二十万。

江砚被厂里开除。厂里起诉他泄露企业生产数据,法院调解,他赔了六万八。

那份罚款决定书,我在县里的通报上看见过摘录,只有几行:

经查,广发印染有限公司自二〇二一年三月至二〇二一年十月,通过夜间停用污水处理设施、私设排放管道等方式,将未经处理的印染废水直接排入青溪,排放量约八万六千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责令停产整治,处罚款二百七十万元。

八万六千吨。我算了一下,一天差不多三百吨。三百吨水,从那条水泥管里出来,一夜一夜地流。

举报那天的细节,是我两年以后才拼起来的。

办案的人后来跟我说,他那天去县里,带了三样东西:四个泡沫箱,一本蓝色硬壳本,一个牛皮纸袋。他在信访室坐了两个钟头,一样一样摆出来。

接待他的人先是不信,说一千多瓶水,你一个人怎么存得住。他把瓶子搬出来,一瓶一瓶摆在桌上,摆了三十瓶。他说,剩下的在车里。

县里当天下午就派人去他母亲家,把四个泡沫箱拉走了,贴了封条。

他签了一份举报人承诺书,签完问,能不能给他一张受理回执。人家给了他一张。他把回执折好,放进上衣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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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广发开庭那天,我去旁听了。

法庭比上次那间大一些,坐了二十来个人,有几个是厂里的工人,有几个是记者。韩广发穿一件深色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站在被告席上,两只手交叠放在身前。

检察官念起诉书,念了四十多分钟。念到排放量、排放时间、超标倍数的时候,他一直没有抬头。

法官问他认不认罪。他说,认。

法官问他有没有什么要说的。他说,我对不起镇上的工人。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旁听席上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判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罚金二十万。

散庭以后,我在法院门口看见厂里的几个工人。他们站在台阶下抽烟,不说话。有一个年纪大的,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说了一句,完了。

江砚那边的事,是一点一点传出来的。

厂里开除他,理由是未经批准擅自采样、擅自保存样品、擅自对外提供生产数据。人事的人把一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放在他桌上,让他签字。他签了。

厂里接着起诉他,说他泄露企业生产数据,要求赔偿。法院调解,他赔了六万八。这笔钱是他母亲拿出来的,取的是定期,提前支取损失了一笔利息。

他被起诉那阵子,镇上有人说他要坐牢。后来没有。调解书下来,他在上面签了字,签完把笔放下,说了一句,我认。

行业里再没人敢用他做化验。

有一家邻县的污水处理厂托人来问过,问完了说,这个人我们不敢要,怕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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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里那桶粪,是二〇二二年十月泼的。

那天夜里十一点多,有人敲他家门,敲了两下。他母亲去开门,门口没人,地上是一桶粪,泼在门槛上,泼上了半面墙。桶滚到台阶下面。

第二天他自己拿水管冲,冲了一个上午,冲完了用石灰刷墙。刷了三遍,墙上还是有一块印子。

他没有报警。

隔壁老太太问他为什么不报。他说,报了也没用,人找不到。

这话是老太太后来告诉我的。她说的时候摇头,说,这孩子,什么都自己吞。

厂里的整改是后来才有的事。

镇污水处理厂换了一台加药泵,改成按流量和进水浓度联动,夜里不许关。在线监测的柜子换了新的,数据一小时一传,直接传到市里,中间不许人动。厂长方某被免了职,调到县里一个清闲的科室。生产科那两个人,一个调走,一个辞了。

有一回我从厂门口过,看见院墙上刷了新标语,写着「达标排放,人人有责」。字是红漆刷的,刷得歪。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加药间的门开着,里面多了一台新泵,泵头上有个小屏幕,跳着数。一个年轻人在里面记数,记完了拍照。

我想,早这样,我塘里那三万斤鱼还在。

二〇二三年四月,广发复产。复产前装了在线监测,联网到市里,数据每小时往上传一次,谁都能看。

复产后我去河边看过一次。渠里的水是淡的,能看见底,底上有细沙。老周蹲在渠边捞了一把,说,这回他们不敢了。

我说,但愿。

他说,不敢是因为盯着的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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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子停产那阵子,镇上的人开始说我。

说我为了钱把厂告倒了,说厂里一百多号人没饭吃,是我害的。说我在县里跑了几十趟,就是为了那二十几万。

我在集市上买鱼饲料,摊主跟我说,沈芦,你也算把镇里得罪完了。

我说,我塘里死了三万斤鱼。

他说,那是天灾。

我说,天灾能黑成那样。

他不说了,把饲料袋往我这边推。

最难受的话是从一个熟人嘴里出来的。

他姓陈,在广发做了十二年,做整理工,一个月四千一,家里两个孩子在镇上读书。厂子停产那一年多,他去了邻县打零工,一天一百二,不管吃住。他在街上碰见我,说,沈芦,我不是怪你。他说,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们厂的水,真有那么毒吗。

我说,我塘里三万一千二百斤鱼。

他说,我知道。

他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街上,看着他的背影。

最刺耳的一句是在井台上听见的。几个妇女在洗菜,一个说,沈家那丫头厉害,把厂告倒了,自己拿了二十几万。另一个说,她爹那三万斤鱼,卖也卖不了二十几万。

我提着桶站在井台边上,她们看见我,声音低下去。

打水的时候,一个年纪大的跟我说,沈芦,你别往心里去。她说,镇上人就是嘴碎。

我说,我不往心里去。

桶提上来,水面上浮着一片菜叶。我把菜叶捞了,提着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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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夏天,我在河堤上碰见他一次。

他骑那辆旧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泡沫箱,箱里插着采样瓶。他看见我,捏了闸,脚撑在地上。

我说,你现在干什么。

他说,给养殖户测水。

我说,一次多少钱。

他说,二十。

我说,够吗。

他说,够吃。

他停了一会儿,说,瓶子的事,你知道了。

我说,知道了。

他说,我不是不想早交。

我说,那你为什么晚。

他看着渠面,说,我交出去,厂里会先说我违规采样、违规保存。我妹妹还在那儿上班。

我说,所以你等了八十八天。

他说,我按一百天算。

我说,多算的十二天,谁替你担。

他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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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春天,我在县里参加了一个会。

是县里开的河长制会议,我在镇上被推成了护河员,一个月三百块,任务是巡一段河,看见排口就报。会议室在县政府三楼,二十来个人,都是各村的。

散会的时候,我在走廊上看见他。

他瘦了,头发短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他手里拿着一个本子,也是蓝色硬壳的,比原来那本薄。

我说,你也来开会。

他说,我现在是县里聘的民间河长,一个月六百。

我说,那你比我多三百。

他笑了一下,说,多跑几趟。

我们站在走廊上,窗外是县城的马路,车不多。他先开口,说,那天夜里,我十点采的样,十点零七分发的短信。他说,我发的那条短信,厂长没回。

我说,没回。

他说,没回。他说,十二点四十我又打电话给所里,值班的人说记下了。他说,第二天早上我写了报告,交到所里,收文章盖了。

我说,这些我都看见了。

他说,我不是想让你原谅我。

我说,我也没打算原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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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散会,我没有跟他一起下楼。

我在三楼走廊的窗边站了十几分钟,看着下面院子里的人一个一个走出去。他推着自行车,从大门出去,往东边骑。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这四年,一直在镇上。他被人泼过粪,被人骂,被厂里开除,赔了六万八,他没走。他母亲在这儿,他妹妹在这儿,他也没走。

他要是走了,那一千多瓶留样谁管。

二〇二四年七月,我拿到了最后一笔补偿。

不是判决里的,是县里给的。县里说,沈家鱼塘死鱼事件,属于重大水污染损害,县里从生态损害赔偿资金里补了四万。

四万不多,可这笔钱是财政出的,不是广发出的。吴律师说,这叫政府兜底。我说,兜底就是替人掏钱。他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把这四万和我到手的那二十二万存在一起,二十六万。到手一共二十六万,比判决的三十万少四万,比我自己算的三十一万四少五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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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假如二〇二一年七月十二日那天早上,他没有把那本蓝色硬壳本交出去,而是当天夜里就交,会怎么样。

吴律师说,可能会快一些。他说,也可能更慢。他说,那时候厂里还没停产,环保所还没立案,他一个人拿着一本手写的本子去告,人家未必接。他说,他先整理三个月,把册子做出来,是对的。

我说,那他为什么不先把瓶子给我一瓶。

吴律师说,给了你一瓶,你拿什么证明别的都是真的。

我懂了。可懂了不等于认了。

我又问吴律师,那他这四年算什么。

吴律师想了想,说,算他把账记清楚了。他说,一个化验员,把两年的数一天一天记下来,一瓶一瓶留下来,这在行业内不多见。

我说,记清楚了又怎么样,我爹的鱼还是死了。

他说,是。

他说,法律能做的,是把该赔的赔了,把该判的判了。他说,它不能让鱼活过来。

我说,那我这四年呢。

他说,你这四年,是把该要的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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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秋末,我把塘清了一遍。

请了挖机,清淤,清出来的淤泥堆在埂上,黑得发亮,晾了一个月,拉到地里。七口塘的埂重新夯了一遍,进水渠加了一道闸,闸前挖了一个沉淀池,池里放了两层碎石。

老周来看,说,你这是学厂里那一套。

我说,我这是学怎么不喝脏水。

他说,管用吗。

我说,管不管用,先拦一道。

清淤花了四万二,是从那二十二万里出的。

清淤的时候挖出来一样东西:一只旧网兜,网兜里缠着一截塑料绳,绳上还挂着一片鱼鳞。那是我爹的网兜,七月十二号那天掉的。他在塘里摸了半天没摸到,说不要了。

我把网兜洗干净,挂在看塘房的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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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淤以后,塘底就不一样了。

原来的底泥有四十公分厚,黑的,一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清完剩十公分,是黄泥。挖机师傅说,你这塘,得晒一个冬天。

晒塘的那个冬天,我天天去翻埂。翻出来的土里有螺蛳壳,有碎瓷片,还有一枚铜钱,看不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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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三月,我放了苗。

两万尾,草鱼和花鲢,一斤二十尾的那种。放苗那天下着小雨,我跟我爹一人一桶,沿着塘埂走,一勺一勺撒。我爹的腰还是不好,走一段要歇一歇。他歇的时候蹲在埂上,看着水面,还是不说话。

水是清的。清到能看见塘底的石子,石子上面有青苔。

放苗那天,老周也来了。

他带了两袋苗,说他自己塘里剩的,匀给我。我说不要。他说,拿着,我塘里放不下。

我们把苗倒进桶里,兑水,然后一勺一勺撒。鱼苗入水,散开,一小群一小群地游。

老周站在埂上,说,沈芦,你这几年,值吗。

我说,什么值不值。

他说,二十几万,四年,值吗。

我说,我爹蹲在塘边那两个钟头,不值二十六万。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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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一天,我在河堤上看见他在采水样。

他蹲在岸边,把采样器沉下去,提上来,倒进瓶里,贴标签,写时间。动作很慢,一步一步。写完,他把瓶子放进泡沫箱,盖上盖。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我说,你瓶子里的水,我鱼塘不喝。

他说,不喝是对的,等它再清一点。

我说,那年我爹蹲在塘边,一句话没说。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早知道,怎么不早拿出来。

他说,我拿了,晚了一百天。

我说,一百天,三万一千二百斤鱼。

他说,账在我这儿,我记着日子。

我说,记着有什么用。

他说,记着,才知道下一回不能晚。

我没再说。我把手里那只桶提起来,桶里是新打的水,从上游新闸那边打的。我走到塘边,把水倒进去。水面起了一圈纹,散开,又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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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从河面上过来,带着水的气味。不是酸的了。

我把桶涮了涮,拎着往回走。塘埂上的草刚长出来,绿得很浅。

走到看塘房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河堤。他还蹲在那儿,把下一只瓶子沉进水里。

我推门进屋,把桶放在门后。桶底还剩一点水,我把那点水泼在门槛外。

墙上的旧网兜还挂着,网兜下面挂着一片鱼鳞,是我从清出的淤泥里挑出来的。鱼鳞泛着一点银光,看久了像一片月牙。

我爹从屋里出来,问,水打回来了。

我说,打回来了。

他说,河里的水清了。

我说,清了。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河,说,能看见石子了。

我说,以后每年春天,我都去看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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