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落下来的时候,掌声还没停。
我站在台中央。新剧场的台面是新的,木板上过三层漆,接缝处还发白。顶光开得足,我低眼能看见自己的影子缩在脚边,像一个蹲下去的人。台口左侧立着一块牌子,白底黑字:「编剧:沈砚秋」。牌子是演出前一天下午抬进来的,小曹用抹布擦了两遍,说漆没干透,别蹭着。
掌声从池座后排先起来,往前推,推到乐池边上。有人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我没有往下看。我知道最后一排靠过道那个位子坐着谁,从大幕拉开就知道。他买的是普通票,一百八十块,窗口买的,没走赠票。票务小蒋跟我说过一句,说完看了看我的脸色,就没再说。
新剧场九百二十个座位。开馆这天坐了八百七十六个,走道上加了十二把折叠椅。前三排是领导席,第四排往后才是观众。演出前三天装台,吊杆一共十二道,小曹带着两个人校灯,校到凌晨两点。场铃是电子铃,响三遍。最后一遍响完,池座里还有人在找位子。
我在台上站了很久。谢幕有谢幕的规矩:先谢观众,再谢后台,最后谢编剧,谢导演。编剧的牌子立在台口,我只要往那边走两步,就算是谢了编剧。我没走。我把手垂在身侧。
那天是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市话剧团新剧场开馆演出,剧目《长夜》。节目单第一页印着:编剧,沈砚秋;复排导演,白桦;主演,沈砚秋;灯光设计,小曹。这一页我看过很多遍,纸是哑光的,油墨有一点点偏。
为这一行字,我等了三年。
再往前数三年,台口那块牌子上写的不是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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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一年的排练厅在三楼,门框上钉着一块铁皮,刷白漆,写着「三号排练厅」。地板起翘,靠窗那一块最厉害,演员走位走到那里要抬一下脚,不然鞋跟卡进去。屋里有旧汗和松香混着的味道。冬天生炉子,夏天开一台老挂机,风叶转起来咔哒响。
《长夜》第一稿是那年三月四日写完的。我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初稿,沈砚秋,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写完了我不敢给人看,先给白桦看。白桦那年五十六,团里的台柱,演了三十七年话剧。他的台词本上从来不画记号。他说记号画多了,人就跟着记号走,不走心。
他看了两个晚上。第三个晚上把我叫到后台,把本子摊在化妆台上,用食指一行一行往下点。
「你这戏里的人,都在等一件事。」
「等到最后也没等来。」
他说这是好话,也是坏话。观众坐两个小时,等的不是等不来,等的是那件事到底有多重。
「我知道。」我说,「我写的是一个不肯认账的人。」
白桦笑了一下,把本子合上。
「你才二十七,写不肯认账,写得太顺了。」
那一年我二十七。团里最年轻能写能演的一个,这话是别人说的,我自己不好意思说。我进团是二〇一四年,学员队。跟着陆时行排的第一个戏是《雷雨》第三幕,我演四凤。他那时候三十二岁,从省艺校调过来,脾气不好,在排练厅摔过本子。学员队八个人,最后留下三个,我是第三个。
他带我,带得细。一句台词能抠四十分钟,抠到我站在台上不知道手往哪儿放。他说手往哪儿放不是手的事,是你心里有没有事。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二〇二一年四月,团里开年度创作会。郭明远坐在长桌一头,手里转着一支笔,转得很匀。他说今年要报省里的评奖,团里必须拿出一台原创大戏。
会开了一个半小时。散会时郭明远叫住我。
「小沈,这个戏团里给你记一功,排出来送省里。」
他说的是记一功,不是署一名。这两个词差在哪儿,我当时没听出来。
那年四月到十一月,我改了十七稿。每一稿打印两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交资料室。资料室在办公楼地下室,铁柜四个,最靠里那个归创作组。牛皮纸袋一个一个摞着,袋口用铅笔写着稿次和日期。我留了三个版本:三月四日的初稿,七月二十一日的第五稿,十一月二日的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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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里第一次连排,陆时行把第六场整场拆了。第六场是女主角在灯下等一个人,等了一夜。我写的时候用了四页纸,他嫌多。
「一个人在等,话要少。」
他把我的台词划掉三分之二,剩下七句。我不服,我说这七句撑不起四页的情绪。
「情绪不是台词撑的,是时间撑的。你给我四分钟,我让你一句不说也能撑住。」
他真给了四分钟。灯压到只剩一盏侧光,我在台上站了四分钟。台下坐着白桦、小曹、老纪。四分钟里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听见排练厅外面有人在楼下推自行车。第四分钟末尾,我说了第一句。
白桦在底下拍了两下手。
「成了。」
那年十二月,《长夜》在团里的小剧场首演,演了九场。小剧场一百八十个座,票价六十,学生票三十。九场卖了不到七成,最好的一场坐了六成八。演出结束开座谈会,来了七个观众。老纪做记录,记了两页纸。
有个观众说这戏太闷。另一个说,闷得对。第三个没说话,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陆时行把这两页记录收进一个牛皮纸袋,写上「长夜,首演座谈,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他说这个袋子以后有用。这句话他说得随便,我记住了。
那年我一个月四千六,演员岗。写戏是晚上写,团里不给出创作费,说出作品就是最大的奖励。我在排练厅楼下的打印店打印剧本,一页三毛,十七稿打下来,老板娘认识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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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企的事,是二〇二一年秋天开始具体起来的。
团里开了一次职工代表会,地点在二楼会议室,三十六个人,坐不下,加了两排折叠椅。我作为青年演员代表参加,坐在第二排。会上发了一份材料,油印的,纸是绿的,题目叫《市话剧团转企改制方案(征求意见稿)》。
方案里有几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全团在编四十七人,拟保留编制二十三个;差额拨款转为企业化管理;二〇二二年起财政拨款逐年递减两成;演职人员实行岗位绩效工资。
有人问,保留二十三个,剩下二十四个怎么办。
台上的人说,退休的走退休,接近退休的走内退,剩下的分流。
「分流到哪儿。」
「文化馆、图书馆、艺研所,或者自谋职业。」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阵。有人咳嗽,有人翻材料。
我那时候关心的是另一件事。我问了一句,创作人员的岗位怎么设。
台上的人翻了一下材料,说,编剧岗设两个,导演岗设一个。
「编剧岗两个,是已经有人的意思吗。」
「是设岗,不是定人。」
「那定了人没有。」
「还没有。」
我坐下了。旁边的人小声跟我说,小沈你别问这个,问了也没用。
散会以后我在楼道里碰见陆时行。他手里拿着同样一份绿纸材料,卷成筒。
「你刚才问的那句,问得好。」
「问了也没用。」
「问了就有用。有人听见了。」
「谁听见。」
「郭团听见了。」
「他听见了会怎么样。」
「他会想。」
他说完就走了。我站在楼道里,看着手里的绿纸材料,纸边被我捏出了折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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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团里开始做资产评估。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穿深色外套,拿着本子和卷尺,在剧场、办公楼、仓库里量了四天。
他们量到资料室的时候,我正在地下室找一份旧稿。铁柜四个,最靠里那个归创作组。评估的人蹲下来,敲了敲铁柜的门,问这个算不算固定资产。
管资料室的老太太说,铁柜是财政买的,有账。
「里面的资料算不算。」
「资料不算资产。」
「剧本呢。」
「剧本是作品。」
那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写完其中一个问我,你是编剧。
「是。」
「你写的戏,版权归谁。」
我愣了一下。
「归团里吧。」
「有合同吗。」
「没有。」
他在本子上又写了一行。写完合上本子,说了声谢谢,走了。
我站在铁柜前面,忽然觉得后颈有点凉。那天暖气烧得不旺,地下室的温度比楼上低三四度。
晚上我给老纪打了电话,问他版权的事。
「团里的老规矩,职务创作,版权归团里。」
「我这不是职务创作。团里没给我创作费。」
「那归你。」
「可我没登记。」
「你登记了吗。」
「没有。」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砚秋,」老纪说,「你明天去版权局问一下。登记不要多少钱,几百块。」
「几百块我有。」
「那你明天去。」
我第二天去了版权局。窗口的人说,戏剧作品可以登记,要提交剧本全文、作者身份证明、创作说明。登记费三百二,办理周期三十个工作日。
我交了材料,交了钱,拿了受理单。受理单是一张薄纸,粉色的,上面印着受理号。
我把那张纸夹在《长夜》定稿的最后一页,夹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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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末,团里发通知,说《长夜》报省里二〇二二年度评选。报奖材料要一式五份,附演出录像、剧本、评论剪报、票务统计。老纪负责整理,我负责交本子。
交本子那天下午,我把定稿打印出来,装订好,送到办公楼二楼。郭明远的门开着,屋里坐着陆时行。我把本子放在桌上,郭明远抬头看我一眼。
「放这儿吧。」
「郭团,编剧那栏我自己填还是老纪填。」
「老纪填。你别管。」
他说这话时手还在转那支笔。我站在门口,等了一秒,想再说一句。陆时行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的意思我现在还记得:先出去。
我出去了。走到楼梯口,听见里面郭明远说了一句,声音不大:「署名的事你别管,我心里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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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一月,团里把材料报了上去。三月过了初评,五月进复评,团里来了通知,要给评审组送演出录像。录像要重录一场,因为二〇二一年十二月那场小剧场的音画不同步,录音笔坏过一次。
重录定在五月十七日,借了市文化宫的剧场,四百二十个座。装台两天,小曹从团里拉了四台帕灯,两台追光,调光台是借的,型号老,推杆有一根打滑。
那天晚上来了三百多人,团里发动了职工和家属。前排坐着郭明远,还有钱总。钱总是做建材的,那年刚和团里签了合作协议,说要投一笔钱做驻场演出。
钱总坐在第四排,穿一件深灰夹克,看戏的时候一直在看手机。中场休息他站起来,跟郭明远在过道说了几句话,声音不小。
「这个戏,能卖票吗。」
「能。省里拿了奖就能。」
「奖是奖,票是票。」
郭明远笑了一下,把手搭在钱总肩上。
我在旁边站着,手里端着一杯水。那杯水我端了很久,没喝。
演出结束,掌声比小剧场那九场都响。白桦在后台拍了拍我的背。
「你今天第六场那个转身,比我预想的好。」
「陆导让我转慢半拍。」
「他眼睛毒。」
那天夜里拆台,拆到十二点半。小曹蹲在地上收线,一根一根缠。我帮他缠了两根,他说不用,你手是演戏的手。
我说手都一样。
「不一样。」他说,「你的手要是伤了,团里今年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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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省评奖办公示了那一年的评选结果。
剧目金奖。《长夜》是那一年全省三个剧目金奖之一。导演奖,陆时行。表演奖,我。
七月十一日,团里在二楼会议室开了个会,郭明远念了通报,念完带头鼓掌。会议室里坐了二十几个人,掌声不齐。我坐在靠墙的位置,白桦坐我旁边,他没鼓掌。
散会以后,老纪叫住我,把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袋口用胶水封着。
「报奖材料的副本,你留着。」
我把袋子塞进书柜最下面一格,没打开。我想当然地以为那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报奖材料要填三栏:编剧、导演、整理。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日晚上,我收拾书柜,那个袋子掉出来,封口裂了。我坐在地板上,把五份材料一份一份摊开。申报表在最上面。编剧那一栏,写着「陆时行」。
整理那一栏,写着「沈砚秋」。
我坐在餐桌边上看了很久。桌上有一碗凉了的粥,我端起来喝了两口,又放下。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陆时行。他在排练厅,正在给一批新学员讲走位。我在门口等到十一点四十,学员散了。
「材料你看了。」他说。不是问句。
「编剧那栏为什么是你。」
「材料是郭团改的。」
「你签字了吗。」
他停了一下。排练厅的窗开着,外面有风,把桌上的一叠纸吹起来一角。他伸手压住。
「签了。」
「你签的时候没看见那栏写的是你。」
「看见了。」
我站在那儿,听见楼下有人在搬东西,铁架子刮着水泥地。
「那你为什么签。」
「那年团里要转企,二十三个编制要保。评奖是唯一的筹码。没有这个金奖,编制砍一半,一半人要走。」
「我写的东西呢。」
他没答。
「我问你,我写的东西呢。」
「砚秋。」
「你别叫我名字。我写的东西呢。」
他把手从纸上拿开。那叠纸又翘起一角。
「我想过。」他说,「我想过在评审材料上附一份说明。」
「附了吗。」
「没有。」
那天我没哭。我从排练厅出来,走到楼梯口,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楼下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停着团里的面包车。我在车边上站了十几分钟,抽了半支烟。我不抽烟,那半支是从小曹那儿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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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团里开了第一次会,说是要研究署名的事。会议室里坐了十一个人,郭明远、陆时行、白桦、老纪,还有几个科室的。我坐在末位。
郭明远先说话。他说评奖是集体行为,报奖材料是团里统一报的,署名是团里的决定,不是哪个人的决定。
「那我的名字为什么在整理栏。」
「整理也是署名。」
「整理是整理稿子。本子是我写的。」
「小沈,」他把笔放下,「这个事闹大了,团里二十三个编制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我想过。我写了三年,改了十七稿。这三年我一个月四千六。」
「团里没亏待你,你现在是团里最年轻的能写能演的。」
「我要的不是这个。」
「你要什么。」
「撤销那次报奖,退回奖金,公开说明。」
会议室里安静了七八秒。有人咳嗽。
郭明远笑了一下。
「撤销报奖,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团里三年不能再报。二十三个人。」
「我知道。」
「你不知道。」
白桦这时候说话了。他把手里的本子合上,往桌上一放。
「郭团,我问一句。这戏的本子,谁写的。」
「团里集体创作。」
「哪一年开始,集体创作能写到十七稿。」
郭明远没答。他把笔又拿起来,转了半圈。
会开到五点半。散会的时候他说,这个事团里再研究,你回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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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会是三月十五日。这一次我没被叫进去。门关着,我在楼下的传达室坐了一个钟头。散会的人从我面前走过去,谁也没停。最后出来的是老纪,他走到门口又退回去,过了一会儿再出来,手里多了一张纸。
「团里的答复,口头。」
「你说。」
「说这个事影响面大,不宜扩大。让你先安心工作。」
「安心工作。」
「原话。」
那张纸上是他的记录,两行字。我看完还给他。
第三次会是三月二十九日。这一次是白桦出来跟我说的。他站在楼道里,把手插在棉袄口袋里,楼道灯是声控的,亮了一会儿,灭了,他抬了下脚,灯又亮。
「团里定了。下一轮演出的时候,节目单上补一个编剧署名,跟你并列。」
「并列。」我说。
「补一个名字。」
「我要的不是补一个名字。」
白桦站在楼道里,把手插在棉袄口袋里。楼道灯是声控的,亮了一会儿,灭了。他抬了下脚,灯又亮。
「我知道你要什么。」他说,「可团里给不了。你要的那个,得他们自己认错。」
「他们不会认。」
「不会。」
那天晚上下了雪。我从团里走出来,走到马路上,回头看办公楼三楼还亮着灯。那盏灯是排练厅的,我知道是谁在里面。我没有上去。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二日,我递了退团申请。人事科的人看了两遍,问我是不是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编制退了就不好回来了。」
「我知道。」
手续办了九天。最后一天我去资料室,把铁柜里属于我的东西拿走。三个牛皮纸袋,我拿了两个,留下一个。留下的是第五稿,我想让它留在那儿。
管资料室的老太太问我,小沈你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
「那这个袋子我给你登记一下,写个移交。」
她拿出一个本子,翻开,用圆珠笔写了一行: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沈砚秋,取走长夜初稿、定稿两份。
她写完抬头看我。
「你写字好看,你自己签。」
我签了名。签完看了一眼那一行字,忽然觉得这一行比报奖材料上那三栏都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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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小剧场在南城,一个旧厂房改的,门脸只有两米宽,里头挑高六米,能坐一百一十个人。老板姓周,以前做婚庆,后来改行做戏。
我四月二十六日去试的戏。周老板让我念了一段,念完他说行,你明天来。
「一晚两场,七点半一场,九点二十一场。一场一百二。」
「装台算钱吗。」
「不算。」
「排呢。」
「也不算。你自己排。」
第一场演的是《椅子》,第二场演的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片段,两场之间只有二十分钟,我要在后台换衣服、补妆、把上一场的道具归位。后台是一个用石膏板隔出来的小间,宽一米八,镜子裂了一道,用胶带贴住。
头一个月我演了二十六场。手写记账,记在一本两块钱的作业本上:四月二十六,两场,二百四;四月二十七,两场,二百四;四月三十,一场,一百二,下雨,第二场取消了七个人。
那本本子我现在还留着。前面十几页都是二百四、二百四、一百二。中间有一页写着「今天只来了九个人,演完了」。
演完那场,周老板在门口抽烟,看见我出来,说了句:这戏以后别排了,卖不动。
「那排什么。」
「排能卖票的。」
我说我不排能卖票的。
他笑了一下,把烟摁在铁栏杆上。
「那你在我这儿待不长。」
我在他那儿待了两年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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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秋天,小剧场开始有回头客。
有一个女的,三十来岁,每周五来,坐第三排最左边。她看《椅子》,也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看了六次,第七次她在门口等我。
「你是编剧还是演员。」
「都做。」
「那两出戏不是你写的。」
「不是。」
「你什么时候写自己的。」
「写过。」
「演吗。」
「不演。」
她点点头,走了。第八次她没来。第九次她来了,带了一个人。
那阵子周老板搞了个「周三半价」,票价六十,学生三十。周三的场子最难卖,有时候一场只来七八个人。人少的时候我们照演,演完不谢幕,直接开灯,观众自己走。
有一场只来了三个人。演到一半,第三排那个男观众的手机响了,他接了,说了两句,挂了。我在台上停了一秒,接着往下演。演完,那三个人鼓掌,鼓了七八下。
后台我跟搭档说,今天这算演给谁看。
搭档说,算演给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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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里老纪来过一次。他不上后台,在门口递给我一个信封。
「什么。」
「钱。」
「谁给的。」
「你别问。」
我把信封拆开。里面三千,三张一千的,新的,边角挺括。还有一张便条,没署名,写了一行:编剧费,第一笔。
「老纪。」
「嗯。」
「这钱我不要。」
「你先拿着。」
「我不要。你拿回去。」
他站在门口,手里还捏着那个空信封。
「砚秋,」他说,「你拿着,不是认了这件事。你不拿,他还是欠着。」
「他欠我的不是三千。」
「我知道。」
「他欠我的是三十八万,还有三年。」
老纪把信封接回去,塞进外套里。他塞的时候手有点抖。
「我跟他说,你退回来了。」
「你说吧。」
「他还让我带一句。」
「什么。」
「他说,本子在改。」
「改什么。」
「他说第六场那段,他改了七遍,改不好。」
我笑了一下。
「他改不好,是因为那段本来就是我的。」
老纪看着我,看了两秒。
「这话我带不回去。」
「那你别带。」
他走了。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下,我没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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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三年十二月,白桦来看了一场。
那天演的是《铁椅子》,我自己改的版本,把原来的两幕压成一幕,四十五分钟。台上有两把椅子,一块黑布,一盏灯。演完白桦在后台坐着,坐了很久。
「你这一年演了多少场。」
「两百一十七场。」
「挣了多少。」
「两万六。」
「你以前在团里,一年五万五。」
「团里给我五万五,是因为我写了一个金奖的戏。这个账我算过。」
白桦把手套摘下来,放在膝盖上,跟老纪的动作一样。
「团里今年评职称,你不在,名单上没有你。」
「我知道。」
「你不后悔。」
「不后悔。」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转回来。
「砚秋,有句话我一直没说。」
「你说。」
「二〇二二年报奖那会儿,郭团找我谈过话。他说这个事你别管,管了对你没好处。我当时没吭声。」
我看着他。
「你没吭声,就是管了。」
「我知道。」
「白老师,你今年六十了。」
「六十。」
「你说这个,是想让我少恨你一点。」
他站在门口,把围巾往上拉了拉。
「不是。」他说,「我是想让你知道,那件事里没吭声的不止一个人。你要恨,别只恨一个人,也别只恨一个人恨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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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特别冷。小剧场的暖气管冻裂过一次,修了三天。三天没演出,我一天没收入。
我坐在家里,把三个牛皮纸袋摊在桌上。初稿、定稿,还有一份是二〇二一年十二月首演时用的工作台本,上面有陆时行的铅笔批注。他的字很小,写在场记的空白处,一行一行排得很密。
我翻到第六场。他写:此处删至七句。再往下:四分钟,灯压到三成。再往下:她说完第一句,停三秒,别急着走。
我把台本合上,放回袋子里。
那天夜里我给省评奖办写了一封信,写完没寄。信里我把事实按时间排了一遍,写到第二页,笔没水了。我换了一支,写到第三页,发现自己写不下去了。
我把信折起来,夹进初稿的扉页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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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一月,天很冷。我在小剧场后台擦镜子,老纪来了。
老纪是团里编剧组的,五十八岁,写过多幕剧,也写小品,团里给他的活他都接。他坐在后台唯一一把椅子上,把手套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我来看看你。」
「我挺好的。」
「你瘦了。」
「一场一百二,一天两场,二百四。瘦是正常的。」
他没接这句。过了一会儿他说:砚秋,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什么事。」
「二〇二二年七月,陆时行写过一份东西。」
我停下手里的抹布。
「什么东西。」
「一份说明。关于《长夜》编剧署名。他写完交给郭团,郭团压下来了。我那时候替郭团收文件,看见过,就一眼。」
「你怎么现在才说。」
「我那时候要说,我这个岗就没了。」
「你现在说,岗还在吗。」
「我明年退了。」
我把抹布搭在镜子上,坐下来。后台小,我们两个人坐着,膝盖快碰着膝盖。
「那份东西在哪。」
「剧团转企那年,档案移交到市档案馆了。移交卷里有。」
「你确定在。」
「不确定。但移交清单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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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去了市档案馆。
档案馆在城西,楼是九十年代盖的,六层,外墙贴白瓷砖,有几块掉了。查档要介绍信,我没有单位,工作人员让我填一张表,写查档事由。
我写:查原市话剧团移交档案,涉及本人著作权。
窗口里的人看了看表,又看了看我。
「你是本人。」
「是。」
「有身份证吗。」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他登记,给我一个号,让我在阅览室等。等了四十分钟,一个女同志推着一辆小车出来,车上四个卷盒,牛皮纸的,边角磨了。
「二〇二三年移交的,原市话剧团,卷号零四七到零五零。你只能看,不能复印。要复印得走申请。」
我点头。
四个卷盒我翻了三个小时。里面是转企的方案、编制表、资产评估、职工名单、会议纪要。纸是那种发黄的打印纸,钉子是生锈的回形针。
第三盒里有一份材料,夹在一叠会议纪要中间,单独用一张白纸包着。
《关于长夜编剧署名的说明》。
一页半,手写,蓝黑墨水。开头写着:省评奖办、团领导。
中间有一段我读了三遍:本剧文学本由沈砚秋同志独立完成,前后十七稿,本人参与的是导演工作,未参与文字写作。报奖材料编剧一栏署本人姓名,系团里统一安排,本人当时知晓并签字,此为本人之失。
末尾是日期: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签名:陆时行。
我把那张纸按在桌上,按了很久。阅览室的暖气片在响,一下一下的。
女同志过来提醒我,说快到闭馆了。
「这份能复印吗。」
「要申请。申请人得是权利人,或者有单位介绍信。」
「我是权利人。」
「那你得有材料证明你是权利人。」
我把《长夜》的初稿复印件拿出来,扉页上有我的名字和日期。她看了看,说这个不行,这个只能证明你写过,不能证明权属。
「那什么能。」
「法院的,或者主管部门的。」
我从档案馆出来,天已经黑了。门口有一排自行车,我的车停在最边上。我在车座上坐了一会儿,没有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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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的事过去一个月,我写了一份东西。
不叫申诉,叫《关于长夜编剧署名及报奖材料更正的要求》。四页,第一条事实,第二条依据,第三条要求。要求写了三条:撤销二〇二二年度报奖、退回剧目金奖与奖金、在团内与行业内公开说明。
我没有找律师。律师我咨询过一位,姓陈,在南城开事务所,一小时四百。他听完说,你这个案子,赢面有,但你得先证明权属,权属要靠登记或者合同。你没有合同。
「团里给我发过创作费吗。」
「发过吗。」
「没有。」
「那你连职务作品都算不上。你是自由创作,无偿给了团里用。」
「那我怎么办。」
「先去谈。谈不拢,走行政投诉。再不行,打官司。打官司两三年,律师费你自己算。」
我把那份要求打印了三份,一份寄团办,一份自己送,一份留底。
送的那天是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团办的小吴收的,她在收文登记本上写了一行,让我签字。我签完,她说郭团这周在外地开会。
「什么时候回来。」
「周五。」
「那我周五再来。」
周五我去了。郭明远在办公室,桌上摊着一份报纸。他看见我,把报纸折起来,放到一边。
「你的材料我看了。」
「那团里什么意见。」
「坐下说。」
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没喝。
「砚秋,这个事,团里不是不认。」他说,「团里认你写了这个本子。但报奖是二〇二二年的事,材料已经归档,奖项已经发了。你现在要撤销,走的不是团里一道手续,是省里一道程序。程序一走,团里三年不能报奖。」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提。」
「我提了两年了。」
「你提的是署名。署名可以补。」
「我要的不是补一个名字。」
他把杯子往前推了推。
「那你要什么,你说清楚。」
「撤销报奖。退回奖金。公开说明。」
「奖金三十八万,已经发了欠薪。」
「那是团里的事。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是团里的账。我要的是这笔钱不算《长夜》的奖金。」
郭明远沉默了。他把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
「砚秋,你听我一句。」他说,「二〇二二年那个节点,团里二十三个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你那时候在团里,你也领了。」
「我领了。一个月四千六。」
「对。你也领了。」
「我领的是我演戏的钱。我写戏的钱,一分没有。」
「团里没有创作费这个科目。」
「那就设一个。」
他笑了一下,笑得不太好看。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我把事情想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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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一日,团里开了会。加上前一年那三次,这是第四次。这一次我被叫进去了。
会议室还是那间,长桌,八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一九八六年的老照片,黑白的,照片里的人在台上排戏。我坐在靠门的位置。
到会的有郭明远、陆时行、白桦、老纪、人事科的老徐、团办的小吴。小吴做记录,笔尖在纸上划得很响。
郭明远先通报了情况,说我提交了书面要求,团里研究后认为,署名可以补,报奖不能撤。
「为什么不能撤。」
「因为报奖是集体申报,不是个人申报。撤了,等于团里自己承认报错了。」
「团里就是报错了。」
「程序上没有错。」
「程序上没有错,事实上错了。」
「事实和程序,你得分清楚。」郭明远说,「你分清楚了,你就知道团里为什么只能补署名。」
我把那份档案馆的说明复印件放在桌上,推过去。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陆时行写过这份说明。」
会议室里静了。小吴的笔停了。
郭明远拿起那张纸,看了两分钟。他看完放下,手指在上面点了一下。
「这个我见过。」
「你压了。」
「我没有压。我考虑过,当时不适合报。」
「你在移交档案里压了两年。」
「档案是按规定移交的。」
陆时行一直没说话。他坐在郭明远右手边,手放在膝盖上。我看他,他没有看我。
「陆导。」我说,「这份说明你写过。」
「写过。」
「你没告诉我。」
「没有。」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又放回去。
「因为没用。」
「什么叫没用。」
「我写了,交上去,压下来了。我一个人去省里说过一次,被劝回来了。我做了什么,都没用。告诉你,你也做不了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了什么。」
他没答。
白桦这时候咳了一声。他把手里的本子合上,往桌上一放。这个动作我见过很多次。
「我说两句。」他说,「我在这团三十七年。团里的事,我大多知道。这个本子是谁写的,我也知道。今天坐在这儿,我要说一句:团里欠小沈一个说法,不是补一个名字的说法。」
郭明远看了他一眼。
「老白,你这话重了。」
「我六十了,说话不用挑轻的。」
「团里有团里的难处。」
「难处不能都让一个人担。」
会议室里又静了。老徐低头翻他的材料,翻了两页,其实没在看。
会开了两个钟头。最后郭明远说,团里给个书面答复,一周内。
三月十八日,答复来了。一页纸,盖公章,和上一年那份几乎一样:同意在下一轮演出中增列编剧署名,与导演署名并列;原报奖材料不予变更;奖金已用于补发职工欠薪,无法退回。
我把两页纸并排放着看。去年那张和今年这张,除了日期,只多了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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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在街上走了很久。
走到市文化宫门口,看见墙上贴着新的演出海报,是团里三月的巡演,《长夜》,主演换成了别人。海报上编剧一栏写着「陆时行」,整理一栏写着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在最后一个字下面,字号小两号。
我在海报前站了一会儿。有个路过的老太太问我看什么。我说没什么。
她说这戏好看吗。
「好看。」
「讲什么的。」
「讲一个人等一件事,等了一辈子。」
她点点头,走了。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海报。拍完我发现自己手在抖。不是气的,是那种很久没吃饭的抖。我那天从早上到下午没吃东西。
我在路边买了一袋面包,坐在文化宫台阶上吃。台阶是水磨石的,凉。吃完我把袋子叠好,塞进兜里。
那天夜里我给老纪打了个电话。
「答复我收到了。」
「我知道。」
「我要走别的路。」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我告诉你一件事。」老纪说,「二〇二二年九月,团里账上进过一笔钱,三十八万。这笔钱不是奖金。」
「什么意思。」
「奖金八月就发完了,补了三个月欠薪。九月进的这笔,是陆时行自己打进来的。备注写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是他。」
「你怎么知道是他。」
「凭证是我送去财务的。我在团办,什么文件都过我手。」
「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了,我这个岗就没了。我明年退了,我现在说。」
电话里有一点电流声。我把面包袋子从兜里掏出来,又塞回去,袋子窸窸窣窣响。
「老纪。」
「嗯。」
「你明年退了,就没人证了。」
「我知道。所以我把能给你的,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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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去了团里找财务的老周。
老周五十六岁,管了十九年账。办公室在一楼最东头,桌上两台计算器,一台新,一台旧,旧的那台按键磨得发亮。他看见我,先愣了一下,然后把门关上了。
「你怎么来了。」
「我想看一笔账。」
「什么账。」
「二〇二二年九月,团里账户上进过一笔三十八万。」
老周没说话。他坐回椅子上,把手放在膝盖上。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跟我说,那年九月账上进过一笔钱,备注不是常规科目。我想看看凭证。」
「凭证不能给你看。」
「我不是要拿走。我看一眼。」
窗外有人在扫院子,扫帚刮着水泥地,一下一下。
「小沈,」他说,「那笔钱进账的时候是我做的凭证。」
「备注写的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铁皮柜前,拉开最下面一格。里面是一摞凭证,用皮筋捆着,按月份。他翻到九月那一捆,抽出一张,放在桌上,用手压着,没松手。
「你自己看。」
那是一张银行回单。付款人:陆时行。收款人:市话剧团。金额:三十八万整。用途一栏,八个字。
长夜奖金退回,暂存。
我看了很久。老周把手松开了。
「这笔钱,郭团当时怎么处理的。」
「当月工资表做不平,他把它并进补发欠薪里了。三个月的欠薪,一笔发完。」
「他上报了吗。」
「报什么。」
「报这笔钱是陆时行个人打进来的。」
老周没答。他把回单收回去,按原样夹进那摞凭证,捆好,放回铁皮柜,关上柜门,拧了一下钥匙。
「小沈,我只能让你看一眼。这一眼我担着。」
「我知道。」
「你别问我为什么给你看。」他说,「我明年也退了。这笔账我做了十九年,就这一笔,我到现在睡觉都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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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办公楼的时候,我在楼梯口碰见陆时行。
他拿着一叠节目单,正要上楼。我们两个人站在楼梯上,一个上一个下。
「你来了。」他说。
「来看一笔账。」
「看到了。」
「看到了。」
他把节目单换到另一只手里。
「砚秋,那笔钱是我打的。」
「我知道。回单上有你的名字。」
「奖金早就发了欠薪。我打的那笔,是抵这个数的。」
「你抵给团里,不是抵给我。」
他没说话。楼梯间有一盏灯坏了,一闪一闪的,把他的影子切成两半。
「你打钱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一封说明。」
「我写了。七月就写了。」
「那份被压了。」
「压了。」
「那你为什么不告我。」
他把节目单往上抱了抱。纸边蹭着他的下巴。
「我告了你,你会怎么想。」
「我会知道你还算个人。」
他站在那儿,没动。灯又闪了一下。
「我现在说,你还信吗。」
「不信。」
我往下走,走到他身边,再往下走。走过他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一股味道,是旧毛衣的味道,还有一点烟味。他以前不抽烟。
走到院子里,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楼梯上,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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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我把材料整理成一个文件袋。
袋里七样东西:初稿扉页的复印件,三个版本的目录页,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那份说明的阅览摘录,银行回单的号码与日期(金额、付款人、备注,是我凭记忆抄的,抄完自己核了三遍),二〇二三年四月八日的答复,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八日的答复,团里三次会议的时间与到会人。
第一站是省评奖办。
省评奖办在省城,坐高铁一个半小时。我早上七点出门,九点到。办公楼在一条老街上,门口两棵银杏,叶子落了一地。我在传达室登记,说我是来反映评奖材料署名问题的。门卫看了看我的材料袋,打了个电话,让我上三楼。
接待我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同志,姓穆,职级牌上写着「评奖处」。她让我坐,给我倒了水。
「你说材料署名有问题。」
「报奖材料编剧一栏写的不是我。本子是我写的。」
「有材料吗。」
我把七样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她一份一份看,看得很慢。看到那份说明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把纸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
「这份是档案馆的。」
「是。原件在卷里,我只抄了内容。」
「你知道抄件不能作为证据。」
「我知道。所以我带了卷号和日期,你们可以调。」
她把纸放下,拿出一个本子,记了几行。
「沈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她说,「评奖的程序是:单位申报,初评,复评,公示,发文。材料是单位报的,我们按单位报的审。署名问题,属于申报单位内部的事。」
「那评奖办管什么。」
「管程序。程序上有问题,我们撤。程序上没问题,我们只能建议单位自行更正。」
「程序上没问题,事实上错了。这算不算问题。」
她看着我,没有立刻答。
「算。」她说,「但要有认定。认定得有依据,不能凭你一个人的说法。」
「我带了依据。」
「你带的是旁证。」她说,「你要的是重新认定。重新认定要走函询,要让原申报单位出说明。这个过程,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
「我等了三年。」
「那就再等三个月。」
我把材料留在她那儿一份,签了收。她送我到门口。
「沈老师,」她说,「我个人说一句。你这个材料整理得很清楚。清楚的材料,一般都能走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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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站是市审计局。
审计局在市政府大院东侧,一层是信访接待。我填了表,交了材料,接待的人说,审计进场要有计划,个人反映的问题,转相关处室,能不能立项要看年度计划。
「多久。」
「不一定。」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立项。」
「留个电话,有结果通知你。」
我留了电话。走出大院,在门口站了很久。门口有一排电动车,送外卖的来来去去。我在那儿站着,觉得自己像一个来交作业的人,交完了不知道老师改不改。
三月里,审计真的进场了。
消息是老纪告诉我的。他说审计组五个人,进了团里,先查账,后谈话。查了十一天,把二〇二二年到二〇二三年的账翻了底朝天。
「查出什么了。」
「欠薪和奖金混账。」他说,「二〇二二年那笔三十八万奖金,进账以后直接进了工资表,没有单列,没有专项科目。补欠薪是对的,但账上没写清楚这笔钱是什么钱。后来又进了一笔三十八万,也没单列,还是并进工资表。」
「那审计怎么定性。」
「定性叫财务管理不规范,专款未专用。」
「够不够处理人。」
「够。」他说,「还有一条,报奖材料署名与事实不符,属于申报材料失实。这一条归宣传部管。」
「团里呢。」
「团里罚了。」他说,「财政局下了处理决定,虚列支出、专款未专用,罚了团里一笔,数额按违规金额的百分之二十算。钱从事业费里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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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日上午,省评奖办的穆处长给我打了个电话。
「沈老师,你那份材料我们收到了。有件事我先跟你核对一下。」
「你说。」
「三月二十六日,市话剧团导演陆时行向本办提交了一份撤销申请。申请人是他本人,撤销对象是二〇二二年度剧目金奖与导演奖,撤销理由是申报材料编剧署名与实际不符,署名应为沈砚秋。」
我拿着电话,站在小剧场后台,镜子上的胶带还翘着一角。
「他一个人去的。」
「一个人。带了书面申请,签名,按了指纹。还带了一份公开声明,要求我们收到撤销申请后转交申报单位,在团内与行业内公开。」
「他说了什么。」
「他说材料是他签的字,责任在他。他说奖金三十八万,他退。他说这个奖他不领。」
穆同志停了一下。
「沈老师,我经办评奖十一年,头一次遇到获奖人自己来撤自己的奖。」
我把电话换到另一只手上。
「他还说了什么。」
「他说有一份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的说明,一直压在团里,没有报上来。他说这一条他要担。」
「他担得起吗。」
「担不担得起,不是我们定的。」她说,「我们按程序走。」
挂了电话,我在后台坐了一会儿。周老板进来问我要不要加演一场,我说不加。
三月三十日下午,团里贴出了一份公开声明,三百多字,贴在公告栏,也发在团里的公众号上。声明开头写着:本人陆时行,就二〇二二年度省评奖申报材料《长夜》编剧署名一事,作出如下声明。
该剧编剧为沈砚秋,本人不是编剧,报奖材料编剧一栏填写错误。该错误由本人签字确认,责任在本人,不在沈砚秋。本人已向省评奖办提交撤销申请,申请撤销二〇二二年度剧目金奖与导演奖,退回奖牌、证书及奖金三十八万元。本人已向团办递交辞去导演职务的报告,自即日起停止履行导演职务。
声明末尾一行:以上内容真实,愿承担一切后果。签名是手写,日期三月三十日。
我去公告栏看的时候,玻璃罩子里同时贴着一份团里的通报。通报的标题是《关于对陆时行同志有关问题的通报》,正文两段,一段讲事实,一段讲团内的处理: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暂停导演工作,扣发本年度绩效。行业内的处理要等市剧协那一份。
围观的有四五个人。有人小声念了一句「他自己撤的」,念完就不念了。
我站在那儿,把两份东西看完,一句没说。看完我走了,走到院子里,坐在花坛边上。花坛里种的是月季,还没开。
我想起二〇二二年七月,他在排练厅拆我第六场的那天。他把四页纸压成四分钟七句,说:「观众坐不住,你得让他们等,但不能让他们等太久。」
那时候他还能替我改戏。现在他替我把名字改回来了。
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改戏是手艺,改名是账。手艺我认,账要另算。
我在花坛边坐了二十分钟,站起来,回小剧场,晚上还有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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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团里开全体会。
我没有去。是白桦打电话告诉我的。
「郭明远被免职了。」
「什么时候。」
「今天上午,宣传部来人宣布的。党内严重警告,免去团长职务,另有任用。」
「另有任用是什么意思。」
「调到艺研所,副职,不管钱。」
我在电话这头笑了一声。白桦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砚秋。」
「嗯。」
「你今天别一个人待着。」
「我没事。」
我挂了电话,坐在小剧场的后台。那天下午没有演出,剧场里空着,灯只开了一半。我坐在镜子前面,镜子上还贴着胶带。胶带翘起来一角,我用指甲按回去。
我没有高兴。我以为我会高兴。我只是坐在那儿,觉得累,累得像跑完一场很长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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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件跟我没有直接关系的事。
钱总的投资合同是四月十九日解除的。合同签在二〇二一年十一月,投三百万,分三期,做驻场演出,五年。第一期八十万到账,第二期没到,第三期的钱被审计认定为与团里欠薪时期重合,属于用途不明。
解除那天,钱总来团里搬东西。他搬的是一台投影和两个音箱,都是他私人物品,登记过的。团办的小吴在旁边看着,拿着清单核对。钱总搬完,站在院子里抽烟,看见我进来,把烟掐了。
「你是那个编剧。」
「是。」
「这事跟我没关系。」他说,「我投的是戏,不是人。」
「我知道。」
「我当初问过郭明远,这戏能卖票吗。他说能。三年,一场驻场没做成。」
「现在做成了。」
「现在?」他笑了一下,「现在团里连团长都换了。」
他把烟盒塞进兜里,走了两步,又回头。
「你那戏,我看了三遍。第二遍是陪客户看的。第三遍我自己买票看的。」
「哪一场。」
「去年三月,文化宫。你演的那场。」
「那场只卖了四成。」
「我坐在第七排。」
他走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把车倒出去,倒得很慢,倒到门口还停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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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省评奖办来了函。
函是发给市委宣传部的,抄送团里。内容三条:经核查,二〇二二年度剧目金奖《长夜》申报材料编剧署名与实际不符;撤销该剧二〇二二年度剧目金奖、导演奖;申报单位须在三十日内退回奖牌、证书及奖金。
同日,省评奖办在线发布了撤销公告,编号、剧名、申报单位、撤销事由、撤销日期,五行字,挂三十天。公告挂出来第二天,省报文化版转载了一段,标题里用了「署名失实」四个字。
函到团里那天,团办把复印件贴在公告栏上。公告栏在办公楼一楼,玻璃罩子,里面还贴着去年的排班表。
我去看了一眼。看的时候旁边站着两个人,都是团里的,看见我,一个点了下头,一个没说话。
「退回奖金」四个字印在函上。我盯着这四个字看。
三十八万,二〇二二年八月发完了欠薪,一分不剩。九月又进了三十八万,付款人是陆时行,备注写「长夜奖金退回,暂存」。郭明远把它并进工资表,当成第二笔补发。
审计进场以后,这笔钱不能算奖金,也不能算补发。四月十七日,团里把它退回到陆时行的账上。
可是评奖办要退的那三十八万还挂在账上。团里没钱。钱是六月里补进去的,付款人还是陆时行,凭证上写着「退回二〇二二年度剧目奖金」,单列一栏,不进工资表。
也就是说,那三十八万,他出了两次。第一次出了,变成了二十三个人的三个月工资;第二次出了,才真正退回到评奖办。
我站在公告栏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笔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人真的掏了钱。
---
四月二十八日,团里开了一次通报会。这次我去。
会议室里坐满了,三十几个人。新来的团长姓何,从宣传部调过来,四十出头,说话慢。他宣读了三条:团里对报奖材料失实负有责任;对相关责任人已作出处理;向沈砚秋同志公开更正并致歉。
他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抬眼看了看我。
「沈砚秋同志在不在。」
「在。」
「团里向你致歉。」
他站起来,弯了一下腰。会议室里有人跟着站起来,有人没动。
我坐着,没有站起来。
「何团,」我说,「道歉我收下。我还有两件事。」
「你说。」
「第一件,通报要发到行业内部,不能只在团里念一遍。第二件,节目单和说明书上的编剧署名,从下一场起改。」
「第一件已经在办,市剧协的通报下周发。第二件,下一场是五月十二日,文化宫,改。」
「还有第三件。」
「你说。」
「奖金退回的事,账上要单列。这笔钱是谁的,要写清楚。」
会议室里静了一下。何团长看着我,看了两秒。
「这个我记下了。」
---
五月十二日,文化宫剧场。
这一场是团里五月的巡演首场,《长夜》。舞台监督换了人,白桦复排,排练二十四天。我在四月二十九日接到电话,让我回去演女主角。
「我退团了。」
「特聘。」何团长说,「一场八百,四场。」
「我不是要涨钱。」
「我知道。团里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名字写对,把人请回来演。」
我答应了。不是为了钱。是为了那四场戏,我想在台上把那件事演一遍,从第一场到第六场,一个字不改。
四月三十日进排练厅。三号排练厅的地板还翘着,靠窗那块还是最厉害。炉子不生了,换了空调,新的,风很匀。
白桦坐在导演椅上,看见我进来,把本子合上。
「来了。」
「来了。」
「从第一场开始,从头走一遍。」
「我熟。」
「你熟的是旧的。现在有几处改了。」
「改哪儿。」
「第六场。四分钟那段,我给你留了三分钟。」
「为什么少了。」
「因为观众现在知道了。」他说,「知道了,就不用等那么久。」
我站在台上,听他说这句,忽然喉咙有点紧。
那四场演得很顺。五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文化宫四百二十个座,头一场坐了三百八十,最后一场满了。票是团里卖的,一百二到一百八,学生票六十。
五月十五日谢幕的时候,我站在台中央。台下有人喊了一声「编剧」,我没听清是谁喊的。我往台口看了一眼,节目单上编剧那一栏,是我的名字,和导演那一栏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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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市剧协的行业通报发下来了。
通报的标题是《关于市话剧团二〇二二年度报奖材料署名失实的通报》。内容四段:事实、认定、处理、要求。处理那一段写着:对原团长郭明远予以免职、党内严重警告;对导演陆时行予以通报批评,三年内不得申报省级奖项。
我把通报看了三遍。看到「三年内不得申报省级奖项」那一行,我把纸放下,去厨房烧了壶水。
那壶水烧开了,我没泡茶。我站在灶台前,听水响。
六月,陆时行正式递交了辞去导演职务的报告。三月那份申请在团办压了两个多月,没人敢批。
报告是一页纸,手写。团里批了。批文贴在公告栏上,写的是「同意本人申请,自二〇二四年六月十日起不再担任导演职务」。
同月,他把房子抵押了。
这件事我是从白桦那儿听说的。白桦说得含糊,只说陆时行把房子抵了,贷了一笔,把团里那笔账填上了。
「哪笔账。」
「奖金那笔。审计要求单列,团里账上没钱,他自己补的。」
「三十八万。」
「三十八万,加利息。」
我坐在后台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笔,笔帽被我拧开又拧上。
「白老师。」
「嗯。」
「他为什么补。」
「他说这笔钱是他签的字。」
「签字的责任,是三十八万吗。」
白桦没答。他把手里的本子翻了一页,又翻回去。
「砚秋,我不替他说话。」他说,「我只告诉你一件事:二〇二二年八月,他自己去省评奖办说过一次。人家劝他回去,说材料是单位报的,个人来反映,程序上不受理。他从省城回来那天,在排练厅坐了一晚上,第二天照常排戏。」
「我不知道。」
「他没让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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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里第一份,是省评奖申报表的副本。
市话剧团二〇二二年度省评奖申报表(副本),申报单位:市话剧团,申报日期: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七日。
剧目名称:长夜。编剧:陆时行。导演:陆时行。整理:沈砚秋。主演:沈砚秋。
申报单位意见一栏,有郭明远的签名,日期同前。导演确认一栏,有陆时行的签名。
第二份,是团里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八日的答复。
市话剧团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八日《关于沈砚秋同志反映问题的答复》。
答复一共三条。同意在下一轮演出中于节目单及说明书上增列编剧署名,与导演署名并列。原报奖材料系二〇二二年度集体申报,程序完备,不予变更。奖金三十八万元已于二〇二二年八月用于补发职工欠薪,无法退回。
第三份,是省评奖办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那份函的抄送件。
省评奖办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函(抄送件)。
经核查,二〇二二年度剧目金奖作品《长夜》申报材料中编剧署名与实际不符。现决定:撤销该剧目金奖、导演奖;责令申报单位三十日内退回奖牌、证书及奖金;将有关情况通报全省评奖系统。
---
我把这三份抄在一个本子上。抄的时候我用的是钢笔,蓝黑墨水。写到第三份的最后一句,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洇出一小团。
那个本子我随身带着,带了很久。有时候在小剧场后台等人,我会翻开看一眼。看完合上,塞回包里。
恨这个东西,不是一直烧着的。它有时候是火,有时候是一块冷铁。冷铁放在包里,不响,但你走一步,它就磕一下。
这块冷铁我一直带着。二〇二四年七月,我在南城排了一出新戏,叫《铁柜》。
是我自己写的。写一个剧团,一个铁柜,三个牛皮纸袋。写了四稿,比《长夜》少十三稿。周老板看了本子,说这个戏太闷。
「闷得对。」
「你上次也这么说。」
「上次那戏演了二十六场。」
「这次能演多少。」
「不知道。」
《铁柜》在周老板的小剧场演了十一场。一场一百二十个座,最好的一场坐了六成。钱不多,一场分到手四百。但有一场来了个观众,看完在门口等我。
「你是编剧。」
「是。」
「那个铁柜,是真的吗。」
「真的。」
「里头的东西呢。」
「拿出来了。」
他点点头,走了。走到马路对面,又回头看了一眼剧场门口的海报。
---
八月里,郭明远来过一次小剧场。
他不是来看戏的。他是来找周老板谈包场,艺研所搞活动,想租场地。周老板让我回避,我没回避,我坐在售票台后面。
郭明远进来的时候看见我,脚步停了一下。
「小沈。」
「郭所长。」
他听见这个称呼,脸上动了一下。
「你在这儿上班。」
「在这儿演戏。」
「一个月多少钱。」
「够吃饭。」
他点点头,往里面走。走了两步又回来。
「砚秋,那个事,是我办错了。」
我抬头看他。
「哪一件。」
「署名。」
「你办错的不止一件。」
他站在售票台前面,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包带磨得起了毛。
「你说得对。」他说,「不止一件。」
「你现在说这个,是想让我说什么。」
「我不需要你说什么。」
「那你来干什么。」
「谈包场。」
「那你谈包场。」
他站了两秒,转身往里走了。周老板在里面等着,两个人谈了二十分钟,谈成了,九月包一场,八百块。
他走的时候从售票台前面过,没有再看我。
九月那一场,艺研所来了六十多个人。戏演完了,郭明远在门口送客。我从后台出来,跟他隔着一个门框。
「郭所长,」我说,「今天这场的票钱,你们付了。」
「付了。」
「八百。」
「八百。」
「二〇二二年那三十八万,是二十三个人的三个月工资。」
他没说话。门口的风把海报吹起来一角,他伸手按住,动作跟两年前在会议室按纸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我走了。走到街口,回头看,他还站在门口,手按着海报。
---
二〇二五年三月,新剧场装台。
新剧场在城南,离老团两公里,是原工人文化宫改的。建筑面积一千八百二十平方米,观众席九百二十座,舞台口宽十四米,进深十六米,吊杆十二道,栅顶高十八米。
团里为这个剧场折腾了四年。二〇二一年报项目,二〇二二年立项,二〇二三年动工,二〇二四年封顶,装修做了十个月。钱是市里拨的,一部分是专项债。
装台从三月二十八日开始。小曹现在是灯光组长,带了四个人,还有两个实习生。他穿着工作服,腰上别着卷尺和对讲机,说话比以前快。
「沈老师,台口那块牌子,做多大。」
「多大。」
「一米二乘八十公分,白底黑字,木框。」
「为什么这么定。」
「台口高度五米四,牌子挂在左侧,视线高度一米五。一米二乘八十,站台中间也看得见。」
「你定。」
「字用宋体还是黑体。」
「宋体。」
他笑:「我也觉得宋体。」
那块牌子做了一个星期。木工房在剧场后身,一个铁皮棚,里头有锯末味。牌子做完,我去看了一眼,字还没上。木框是杉木的,刨得很平。
「字什么时候上。」
「漆干了上。上了以后还得罩一层清漆,不然灯一烤就裂。」
「几天。」
「五天。」
四月十一日,牌子上了字。上字那天我不在。小曹发了一张照片给我,白底黑字,三个字加一个冒号加三个字。
「编剧:沈砚秋」。
我看着照片,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放到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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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开始连排。
这一版《长夜》改了。白桦复排,把原来两小时四十分钟压到两小时十五分。删了第十场的一场过场戏,加了第六场结尾一段独白,四分钟压到两分半。
「为什么删第十场。」
「第十场是给评委看的。」白桦说,「评委不来了。」
「观众看不出来吗。」
「观众看得出来。观众比评委准。」
主演是我。隔了两年没在团里的台上演,第一场连排,我在侧幕站了很久,听着开场的音乐。音乐是新做的,作曲是外面请的,用了大提琴和手风琴。
开场前,白桦走到侧幕,站在我旁边。
「紧张。」
「有一点。」
「紧张好。不紧张就油了。」
「我怕演不好。」
「你演不好我骂你。」他说,「我现在还是导演,我骂你,你听着。」
灯暗下来。我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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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七日彩排。彩排请了一百二十个观众,都是团里发的票,社区、学校、还有几个老观众。彩排不收钱。
彩排结束开座谈会,来了九个人。有个中年男人说,第六场那段独白加得好,因为「现在的人等不了四分钟」。有个老太太说,最后一场太亮,暗一点好。
小曹记了三条,白桦记了五条,老纪记了两条。散会以后白桦把本子合上,对我说:
「明天首演。」
「嗯。」
「你今天在台上有一处,第三场,进门那个动作,快了半拍。」
「我知道。我明天慢。」
「你记住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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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日,首演。
上午十点,团里开了个短会。何团长讲了十五分钟,讲新剧场怎么来的,讲团里这四年怎么过来的,讲「今天这一场,是把欠的账还上」。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台下坐着,坐在第七排靠边。我没有鼓掌。旁边有人在鼓掌。
下午两点,技术合成。三点半,演员休息。五点,吃饭。六点半,化妆。七点,场铃第一遍。七点二十,第二遍。七点二十八,第三遍。
七点三十,开演。
第一场是夜戏。灯只开三成,台口那盏侧光打在左边,演员从右边进。我在侧幕站着,听见自己的呼吸。台上有人在走位,鞋底蹭着台面,声音很轻。
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走到第五场的时候,我在后台换装。后台有六个人,两个服装,一个化妆,一个道具,还有小曹和一个实习生。换装只用了四十秒。
第六场是我一个人的戏。两分半的独白,一句一句往外走。说到中间有一句,我停了半秒。那半秒是我自己加的,彩排没有。台下没有声音。
第七场、第八场、第九场、第十场。第十场结束,灯全暗,再亮,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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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的顺序是这样的:先谢观众,观众鼓掌;再谢后台,后台的人上台,站一排;再谢编剧,编剧不在台上,就指台口那块牌子;最后谢导演,导演上台。
我站在台中央。后台的人一个一个上来,白桦走在最后。他走到我旁边,站住。
「该谢编剧了。」他低声说。
我没有动。
「砚秋。」
「我知道。」
台口的牌子在灯下很白。我往那边看了一眼,没有走过去。
台下有人在喊。喊什么我听不清。掌声一直没停,停了又起来。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久到后台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白桦往我这边靠了半步,又退回去。
最后我抬起手,往台口那边指了一下。
不是走过去。只是指了一下。
掌声又响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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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落下来。幕是新的,绒布,深红,落的时候有一点风声。
我站在幕后面,听见观众还在鼓掌。有人从侧幕跑过来,是小曹。
「沈老师,成了。」
「成了。」
「牌子在那儿。」
「我看见了。」
后台走廊很窄,两边堆着道具箱。我往化妆间走,走到一半停下来。白桦在后面跟着。
「你不高兴。」
「高兴。」
「你这不叫高兴。」
我转过身看他。他六十岁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妆还没卸。
「白老师。」
「嗯。」
「编剧的名字,我自己写上去的。」
他看着我,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对。」他说,「你自己写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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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团里在剧场三楼摆了庆功宴。八桌,吃了两个钟头。我没去。我在化妆间卸妆,卸了四十分钟。
卸完妆,我坐在镜子前面。镜子是新的,没有裂纹。镜子边上贴着一张纸条,是化妆组留的:卸妆棉在第二个抽屉,爽肤水在第三个。
我把纸条揭下来,看了看,又贴回去。
十点半,我从后台的门出去。后门对着一条小巷,巷子里有一盏路灯,灯下有一个人。
是陆时行。
他站在灯下,手里拿着一束花,用报纸包着。他看见我出来,往前走了半步,又站住。
「砚秋。」
「你怎么在这儿。」
「我看了戏。」
「我知道。最后一排。」
「你看见我了。」
「大幕拉开就看见了。」
他把花往前递了一点。我没有接。
「这花多少钱。」
「八十。」
「你买票一百八,买花八十。」
「嗯。」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接一点外面的活。排小戏,改本子。」
「房子抵了,住哪儿。」
「租的。城南,一室一厅,一个月九百。」
我看着他。灯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手里的报纸,是前一天的晚报。
「陆时行。」
「嗯。」
「你今天来,是想让我说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没想让你说什么。」他说,「我就是想来看看。」
「看什么。」
「看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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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巷子里,站了很久。有车从巷口过,灯扫过来,又扫过去。
「那份说明,」我说,「你为什么交给郭明远,不交给我。」
「交给他,是走程序。交给你,是让你去闹。」
「我不闹。」
「你会。」
「我不会。我会拿它去省里。」
「省里我去过。」
「你去了,被劝回来了。你没告诉我。」
他把花换到另一只手里。
「砚秋,我那时候想,这件事我一个人担着,你还能在团里演戏。你要是知道了,你演不下去。」
「我演得下去。」
「你演不下去。」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知道你。」
我笑了一下。这个笑不好看,我自己能感觉到。
「你知道我。」我说,「你知道我改了十七稿,你知道我一个月四千六,你知道我在小剧场一晚演两场一百二。你什么都知道。你就不知道我要什么。」
他站在那儿,没有说话。
「我要的不是花。」我说,「我要的是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九日那份说明,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
「它出现了。」
「出现得太晚。」
「晚了两年。」
「晚了两年,我恨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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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口有一辆出租车停下,下来两个人,往剧场正门那边走。他们走过去,看了看我们,又走开。
「你恨我。」他说。
「恨。」
「恨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他把花放在墙根上,靠在墙边。报纸散开了一点,露出里面的白玫瑰。八十块钱的花,包得不太专业。
「我不求你原谅。」他说。
「你求什么。」
「我什么都不求。」
「那你来干什么。」
「我说了。来看看牌子。」
「看到了。」
「看到了。」
他转身,往巷口走。走了五六步,停下来。
「砚秋。」
「嗯。」
「节目单上那一行字,印得对不对。」
「对。」
「字号呢。」
「跟导演一样大。」
他点了点头,继续走。走到巷口,拐弯,不见了。
我站在路灯下,看着墙根那束花。看了很久,然后走过去,把花捡起来,拆了报纸,抽出里面的一张卡片。
卡片上是他的字,钢笔,蓝黑墨水,写了两行:
长夜,沈砚秋。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初稿。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首演。
我把卡片放进兜里,花留在墙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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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里,团里印《长夜》的剧本集。一百二十页,印一千册,内部发行。编辑是艺研所的一个年轻人,姓方,做事很细。
他给我打电话,说版权页和扉页要我确认。
「扉页写什么。」
「作者署名,还有一句话。你定。」
「扉页写:初稿,沈砚秋,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
他记下了。过了一会儿又问,版权页的著作权人写谁。
「写我。」
「团里要不要署名。」
「团里是演出单位,不是著作权人。演出单位写在下面一行。」
「明白。」
稿子排好以后他发给我一份清样。我在清样上改了三处,都是标点。改完签了名,日期写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签完我把清样寄回去,随信附了一句:扉页那行字,请照原样排,不要加粗,不要加大字号。
六月,剧本集印出来了。一千册,摆在剧场前厅的桌子上,来看戏的人可以买,三十五块一本。第一场演出卖了四十几本。
我拿了一本,翻到扉页。那一行字排得很小,跟正文一个字号,没有加粗,也没有放大。
我把书合上,放回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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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团里排下一轮演出,还是《长夜》。演员换了两个,女主角还是我。合同一年一签,特聘,十二场。
签合同那天,人事科的老徐把合同推过来,指着最后一页说,这里签,这里写日期。
我签了。签完抬头。
「老徐。」
「嗯。」
「我二〇二三年退团的时候,你说编制退了不好回来。」
「我说过。」
「现在回来了。」
「回来了,性质不一样。现在是特聘,不是编制。」
「我知道。」
他把合同收进档案袋,封口,写上名字。
「小沈,」他说,「你这两年,值不值。」
我想了一下。
「值。」
「哪值。」
「名字写对了。」
那天下午我在排练厅门口站了一会儿。三号排练厅的门开着,里面有人在排第六场。新来的女演员二十六岁,坐在椅子上,不说话,等。灯只开一盏,压到三成。
她等了四分钟。四分钟里,排练厅很静,能听见楼下有人推自行车。
第四分钟末尾,她说第一句台词。
我在门口站着,听她说完,转身走了。
走到楼梯口,我停下来,回头看那块铁皮门牌。白漆掉了两块,字还认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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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那天,我说过一句话。
我站在后台走廊里,两边堆着道具箱,白桦跟在我后面。我说:编剧的名字,我自己写上去的。
这句话不是比喻。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我在扉页上写下「初稿,沈砚秋」六个字。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我在资料室的移交本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我在剧本集的清样上签名,要求扉页那行字照原样排。
一块牌子上的三个字,是广告公司刻的。牌子底下的那三年,是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