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光灯的圆圈落在台面上,圈外全是黑的。修复室不开顶灯,这是裴先生留下的规矩,看纸只看一处,光多了眼睛就散。
我拿镊子夹住那页纸的边,往左挪半毫米。纸是明万历年间的竹纸,帘纹细,摸上去像晒干的白菜叶。右下角缺了一块,虫蛀的洞连成一条斜线,从「月」字底下穿过去,走到纸边就断了。我用小刀把洞边的毛茬修成斜坡,斜度要缓,太陡了补纸贴不住,太缓了看着假。
底下垫着补纸,是我前天染的。染纸用橡碗子煮汤,加一点陈茶,颜色偏黄。纸要吃色,一遍不够,得三遍,每遍之间隔一个时辰,让水自己走。
糨糊是小麦淀粉做的,去筋,冲糊,搅到能用筷子挑起来挂成一条线。稠了会把纸拉皱,稀了粘不住。我用排笔蘸一点,涂在补纸边上,只涂一圈,中间留白。
贴上去,用指腹从中间往四边推,把气赶出去。补纸比洞大一圈,多出来的边等干了再削。
然后落记号。
裴先生教的。补过的页要留个记号,不给外人看,给后来的人看。位置在右下角,距下边三分,距右边四分,用针尖蘸一点掺了朱砂的淡墨,写半个「砚」字,只写左边那半个,右边空着。紫外灯底下,那半个字泛暗红,像纸里自己长出来的。
我落完最后一笔,手停在半空。
六年没落过这个记号了。
修复室在省图书馆后面那栋老楼的三层,窗户朝北,一年到头见不到太阳。台面上有压平机、铅块、竹起子、排笔、浆糊碗,一把用了二十年的小刀。刀柄缠的布换过三回,刀身还是那把。
这把刀是裴先生给的。他一九八六年进馆,馆里发工具,一人一把,刀口是机器开的,刃上有细齿。他拿回家用磨石磨了三天,把齿磨平,磨出一条斜刃。斜刃吃纸不吃手,走直线的时候会自己往边上偏,偏一点点,正好是修边的角度。
我用了七年,磨过两次。磨刀用青石,青石要泡水,泡到不冒泡再用。磨的时候刀身斜着,跟石面成十五度,来回三十下,翻过来再三十下。磨完拿布擦,擦到刃上看不见水痕。水痕一有,刃上就有了缺口。
修复室三面墙都是柜子,柜子里是纸。补纸按年代排,宋、元、明、清、民国,一格一格。每一格里有小抽屉,抽屉贴标签,写着纸名、帘纹、颜色。标签是手写的,写标签的人换过四个,字迹四种。
靠门那面墙挂一张表,表上是修复排期,铅笔写,写了擦,擦了写,纸面已经磨得发亮。我这六年不在,表上多了很多名字。有一个叫李昀的,二十六岁,跟裴先生学了三年,手还嫩,做活喜欢开顶灯,裴先生说过她两回。
裴先生七十一了,退休返聘,每天上午来两个钟头,坐在窗边看人做活,不说话。他开口的时候,一般是有人做错了。
今天是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小周抱着一摞书皮进来,放在门边的长桌上。他是库房的,三十出头,做事慢,慢得好,库房要的就是慢。
「温老师,这摞是下个月要展的,先过一遍。」他说。
我应了一声,没抬头。
他放下书,站在门口没走。
「还有事?」我问。
「楼下有人问,那部《花间集》的匣子什么时候领。」
镊子停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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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书我修过。修了三个月,二零一八年,春天到夏天。
二零一八年三月,裴先生把一只蓝布盒放在我台上。
「内库一二七。」他说,「你修。」
盒里衬一层楠木板,板上有旧樟木的味道。我戴上手套,把书取出来。三十二页,装在一个后配的纸皮里,纸皮是清代的,不是原装。装订线断过,后来有人用棉线重新扎了一道,扎得歪。
宋麻纸,帘纹粗,一寸里有七道,纸厚而松,纤维长。我用显微镜看边上的断口,麻纤维没被打断太多,是老纸。纸色已经变成灰黄,像旧墙根上的土。
边上都是虫蛀。洞不大,多在页边,有的连成一条,像针脚走过的印。最厉害的一处在第十二页,从上边一直穿到中间,断了三个字。
馆藏编号在第一页右下角,蓝印泥,褪成灰蓝,写着「内库一二七」。印是后盖的,盖在纸上,纸面压出一点凹,指腹抹过去能摸到。
我先揭裱。这书原来裱过一次,裱纸是民国的机制纸,酸性大,纸已经发脆,一折就裂。揭的时候用温水浸,水温不能高,宋麻纸吃水快,一高就起毛。我用排笔一点点润,等它自己松,再用竹起子从边角进去,一寸一寸地分。
分了十一天。
补洞用的是库里存的旧麻纸,从一部明代书的衬页上拆下来的,无字,年代晚三百年,纤维还算相近。年代不对,得染。
染纸我染了四十几张,只用上九张。
缺的页我数过,卷三缺四页,卷五缺三页,卷末缺两页,一共九页。缺页不能凭空补,得先看目录,再看版心,看每页的行数、字数、字口的位置。宋刻本一页十四行,一行十七到十九字,版心下刻着刻工名。这个本子的刻工名只剩一撇一横,认不出是谁。
我补纸不补字。缺字的地方描一个极淡的字廓,叫描影,供后来的人知道这里缺的是什么字。描影的墨要淡,淡到复印机照不出来,只有斜着光才看得见。淡过头等于没描,浓一点就成了伪造,这条线很窄。
九页的次序我排过三遍。第一遍按目录排,排出来的页码跟版心对不上;第二遍按版心排,版心上刻的刻工名只剩一撇一横,认不出是谁,还是对不上;第三遍我不排了,我量字口。宋刻的字口是斜着进的,刀口从左下往右上,同一副版刻出来的字,起笔那个斜度是一样的。我拿一张透明胶片压在页上,一格一格比。比到第三十二页,斜度变了。变的地方在卷五第三页,那一页的纸也比别的页厚一点点,厚在揭裱的时候能摸出来。
我把这个发现写在档案上。裴先生看了半天,说:「你量得对。可目录上写的是三页。」
「目录是后人写的。」我说。
「后人也会数错。」他把档案合上,「你补的时候,按现在这三十二页补,别按你想的补。」
我按现在这三十二页补。
揭裱那十一天,我每天只揭一页。温水润过之后,纸会软,软到什么时候算够,是指腹按下去,纸不弹回来。揭的时候竹起子要侧着进,正着进会顶破纸。裱纸是民国的机制纸,酸性大,一揭就掉渣,渣落在水里像一层灰。我把揭下来的裱纸一张一张摊在吸水纸上,晾干了收进袋子,袋子上写日期。这是我的习惯,拆下来的东西不能扔,后来的人要问这书原来是什么样,只有这袋纸能答。
第十一天揭完,纸皮摊在台面上,我看见纸皮的背面有字,是铅笔写的,很浅:「一九六三年,重装,李。」馆里一九六三年的档案还在,我去查过,重装那一批的经手人里有个姓李的,叫李德茂,那时候二十五岁。
九页补了两个月。最后一页补完是七月十九日。我在修复档案上写,补配九页,温砚,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档案编号第三十九号,纸是馆里统一印的方格纸,蓝黑墨水。
那时候我以为这是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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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者记是裴先生教的。
他教的那天,我入职第四个月。他把一张补过的页放在我面前,紫外灯打开。
「看见没有。」
我看见一个极淡的字,半个。
「补者记。」他说,「补过的页要留记号。不留给外人看,留给后来的人看。」
「为什么留半个。」
「一个字全写出来,就成了印。」他说,「半个字,认得的人认得,不认得的人看不出。」
他教位置:距下边三分,距右边四分。他教墨:朱砂掺淡墨,比例一比七。朱砂多一分,紫外灯下发紫;少一分,看不见。
「记号不能落在补纸上。」他说,「要落在原纸的边上,压住补纸的搭口。」
「为什么。」
「补纸会掉。」他说,「掉了,记号还在原纸上。后来的人就知道这里补过。」
我练了两个月。先在废纸上写,一张十个,写了两千多个。后来写在补页上,写完刮掉,刮掉再写。刮纸要轻,轻到只刮掉墨,不刮掉纤维。
那年裴先生六十四。
我问他,这个记号有没有人认过。
他说有。九十年代他在外省一个县馆修书,修完一批,二十年后有人来找他,凭的就是补者记。
「找来做什么。」
「找来说谢谢。」他说,「那批书里有一部,是他家的。」
我说那我也留。
裴先生笑了一下,说:「你留,得留得住。将来有人不认,你也没办法。」
他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后来我懂了,认不认,不取决于记号,取决于有没有人肯往下问。
那些年我写下过多少次这个记号,自己没数。一本,两部,一个季度修十几页的开本。记号写下去就忘了,是后来的人用得上。我原以为我会一辈子写这个记号,写到手指头弯不下来,写到退了休,馆里发一句话说,裴先生那一辈的记号,往后不用了。
染纸的事,裴先生只教了一遍。
橡碗子,就是橡树的壳斗,秋天落在地上,捡回来晒干。一斤橡碗子加五斤水,煮两个钟头,煮到水剩一半,滤出来,是褐色的汤。汤里加陈茶,茶叶要用老的,新的太香,香气压不住橡碗子的涩。
纸铺在木板上,排笔蘸汤,一遍刷过去,要快,慢了纸会起皱。刷完晾半个时辰,晾到纸面不粘手,再刷第二遍。
三遍之后颜色定住。第一遍偏红,第二遍偏黄,第三遍才稳,稳在黄里带一点灰。
「为什么带灰。」我问。
「宋纸都带灰。」他说,「纸在库里放一千年,灰是它自己长的。你染得太干净,一看就是新的。」
我染了四十几张,只用上九张。剩下的三十几张包在油纸里,压在柜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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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平用铅块,一块四斤,一次压六块。压之前垫吸水纸,两层,中间夹一张宣纸。压四十八小时,中间换三次纸,换纸的时候手要轻,重了纸会粘在吸水纸上,一粘就破。
虫蛀补洞最难的是洞连成线。一个洞好补,一条线不好补,补纸要顺着线走,走到拐弯的地方要断开,断成两截,两截各补各的,接缝留在直的地方,不留弯的地方。
「弯的地方受力。」裴先生说,「一受力就翘。」
我补第十二页的时候,那条洞从上边穿到中间,断了三个字。我把它断成四截,接缝都留在直的地方。补完对着光看,看不出接缝,只看见一条浅色的线,那是补纸和原纸的颜色差。
差一点是对的。差得太多是假的,一点不差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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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纸之外,要看印。
书上那方编号印是蓝的,靛蓝加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馆里统一盖的,一共盖了三千多部。印泥调得稀,盖的时候用力不均,边框就断。这一方断了左边,缺一个小角。
印盖在纸上,纸面会凹下去一线,指腹抹过去能摸到。凹得深,说明盖的时候纸下面是硬板,盖得浅,说明纸下面垫了棉。硬板盖的印清楚,棉上盖的印糊。
这一方是硬板盖的。所以摸上去有一点点台阶。
印色已经褪了,褪成灰蓝,边上有沁,沁进纸里半毫米,再往里就断了。沁断在哪里,能看出纸的紧密度。
墨色另说。宋墨发乌,乌里带一点紫,磨得细,写在纸上有光。明墨偏青,青得像雨天的天。清墨更青,青里带灰。
这部书的字是宋墨,横细竖粗,起笔藏锋,收笔回锋,捺脚重,重得像踩了一脚。
有几处字口发虚,是刷印的时候墨没匀。发虚的地方在版心两侧,说明上墨的人是从中间往两边刷的。
版心记刻工,一行小字,只剩一撇一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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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帧那部分我做了半个月。
原装是蝴蝶装,一页一页对折,折边朝里,字朝外。后来有人改成线装,改得粗糙,书脑上打了四个孔,孔距不匀,第三个孔偏了三分。
我把线拆了,按原来的折边重新排。排的时候要看每一页的版心是不是对齐,对齐了才算回到原位。
天头留三十二毫米,地脚留二十六毫米。这个尺寸是从原书的空白处量出来的,不是估的。
书衣换了,换成深蓝的棉布,布要先洗,洗掉浆,浆不洗掉,布会硬,硬了会磨纸。
护页用两层宣纸,一层白,一层米色,米的在下。
装完压七天。
那七天我每天去看一次,看它有没有回潮。回潮的纸会翘,翘在角上,角一翘就说明糨糊没干透。
第七天没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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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个月沈恪在对面台面修一部清代族谱。
他修得慢,一天修不了两页。他有一个习惯,修完一页要把纸举起来,对着窗户看,看纸的厚薄匀不匀。
有一回我染纸,他过来看。
「这个颜色怎么定的。」他问。
「看原纸。」我说,「原纸在哪儿黄,补纸就黄到哪儿。」
「看不出来呢。」
「看不出来就摸。」我说,「手比眼睛准。」
他站了一会儿,回去做他的活。
有一回他拿了一页补纸来给我看,说颜色对不上。我摸了摸,说:「你这张纸染了三遍。」
「三遍。」
「第三遍的水温高了。」我说,「高了一度,颜色就往上走,走到黄里带橘。橘是火色,不是土色。」
他没说话,回去把那张纸重新染了一遍。染完拿来给我看,颜色对上了。
「你这个人。」他说。
「我这个人怎么。」
「挑得出毛病。」
我把这话记了很久。那时候我以为这是夸。
落最后一个记号那天,他在。
我落完,抬头,他正看着我。
「这是什么。」他问。
「补者记。」
「写给谁的。」
「写给后来的人。」
他看了很久,说:「那后来的人得认得。」
「认得不认得,是后来的事。」我说。
他没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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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十月,裴先生去外地讲学,走之前让我替他签一张库房交接单。单子上是十二部书,要调去展厅,第三行是内库一二七。
「签字就是签字,出了事算我的。」他说。
我签了。签的是他的名字,后面加一个代字。
那张单子后来进了档案。我没想到它会在一年之后,变成一张需要解释的纸。
二零一九年三月,父亲的电话打到修复室。
他做建材生意,赊账赊出去,收不回来。电话里他说,欠了四十万,人家堵在门口,说话很难听。
我说我知道了。
那个月我把能借的人都借了一遍。同事、同学、大学时候的老师,一个人三万五万,凑了十一万。剩下的,我没有办法。
我没找沈恪开口。
那时候我们隔着一张台面做事,他修他的,我修我的。中午一起吃饭,他话不多,会把菜里的姜挑到一边。有一回下大雨,他把伞留给我,自己淋着走去坐车。就差一步,谁也没说。
借钱这种事,一开口,那一步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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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书是二零一九年五月出去的。
馆里办一个馆藏精品展,借去外地,走的手续叫借展。借展要填三张单,出入库各一张,中间一张是点交单。点交单上写页数,写纸况,写有没有虫蛀,写有没有修复记录。
内库一二七那张点交单上写的是三十二页。
我在修复室看到那张单子的复印件,是七月。书该回来了,没回来。
小周在库房点了三遍,架子上的位置空着,编号牌还挂着,牌上写内库一二七。他在库房里干了八年,从没碰上过这种事。他来问我,我说你去问馆长。
馆长姓贺,五十多,管了十几年库。他说展方那边在续借,手续后补。
「手续后补」这四个字,我在馆里听了六年,后来在别的地方也听过,每次听到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
八月,九月。书没回来。
十月我去问裴先生,他坐在窗边,手里转着一支笔。听完,他把笔放下,说了一句:这书当年就不该出去。
我问什么意思。
他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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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我在旧书市场的一个摊子上买到一本拍卖图录。
摊子在城南,一个月开两次。摊主老赵,收旧书也收旧纸,摊上常年一股霉味。我去他那儿找过补纸,明代的衬页、清代的账簿、民国的信笺,都是从他那来的。
图录是秋拍的,封面压一层哑膜,翻页的时候手指能听见响。
我翻到第七十三页。
一部《花间集》,宋刻,残本。条目写:存三十三页,纸本,麻纸,有虫蛀,边角微损,装为纸皮一册。起拍价八十万。
成交价后面用铅笔写了一行:一百二十万。铅笔字很轻,是老赵标的。
存三十三页。
我把这一行看了很久,看到灯都暗了一层。
三十二页加九页,是四十一页。三十三是从哪里来的。
我把图录翻过来,看图片。书影拍的是第一页,右下角有蓝印,褪了色,印文模糊,但边框的形状我认得,那个边框左边缺一个小角,是同一个印。
我又看纸。书影的光打得很足,纸面发白,帘纹被压在底下看不清楚。可是有一处,右边中段,纸的颜色比别处浅一线,浅的那一块边缘齐整,像贴上去的。
不是像。是。
我认得那道边。补纸比洞大一圈,多出来的边要削,削出来的边口是四十五度,压在底纸上,光一照就是一道浅浅的线。
那天晚上我在修复室坐到十二点。窗朝北,看不见月亮,只看见对面楼上的灯一盏一盏灭。
我把图录摊在台面上,用尺子量图片上那一块的宽窄。图片是印刷的,比例不对,量不出实数。可我心里有个数,那个宽度,是九页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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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沈恪打电话。
他二零一九年二月从修复室走的,去了拍卖行的古籍部,做主管。走的时候请吃了一顿饭,六个人,就在馆后面的小馆子。他说那边钱多,说修书修不了一辈子。
电话通了。
「图录你看了?」我问。
那边静了一会儿。
「你看了没有。」我又问。
「看了。」
「存三十三页。」我说,「我补的九页,是九页。」
他不说话。
「你把我的补页拆了。」我说,「你把一部不全的书凑成三十三页,还当宋纸卖。」
「温砚。」
「你拆的时候,我补页右下角有记号,你看见没有。」
那边呼吸声很轻。
「你别问了。」他说。
然后挂了。
他不是不知道我在问什么。
我在那间修复室站了很久。
那间屋子那时候还有顶灯。后来裴先生把顶灯拆了,说灯太亮,看纸会走眼。拆灯那天我在场,他踩着凳子拧灯泡,拧下来递给我,说:「拿着,以后用不着了。」
灯泡是圆的,六十瓦,玻璃上蒙一层灰。我拿在手里,还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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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沈恪打过三次电话。
第一次是十一月,第二次是十二月,第三次是二零二零年一月。
第三次他没接。我发了条消息,只有一句话:那九页现在在谁手上。
他没回。
后来我换了个方法。我不再问他,我问书。
书如果是二零一九年五月拆的页,那九页一定在某个地方。九页是补配,不是原纸,卖不出宋刻的价,只能当纸卖。当纸卖,就得到纸市上找。
我从二零二零年春天开始跑纸市。
纸市在城南旧货市场后面,一片露天的场子,一个月开两次。卖纸的摊子有二十几个,卖的都是从各地收来的旧纸:账簿、信札、账本、书衣、衬页、裱过的字画。
我在那儿蹲了三年。
蹲的方法是问。问每一家:有没有宋麻纸,一寸七道帘纹,颜色灰黄,边上带虫蛀。
头一年没人有。第二年有一家说有,拿出来一看是明纸,帘纹一寸五道。
第三年,一个姓孙的老头跟我说,他手上有一批纸,是从一部书上拆下来的衬页。
「什么书。」
「不知道。拆的时候已经散了。」
「什么样的纸。」
「麻纸,厚,边上补过。」
我心里一动。
「补过。」
「补过。补得挺好,边上有一道线,斜的。」
我让他拿出来。
他拿出来七张。
七张,不是九张。
我一张一张看。纸是麻纸,一寸七道,颜色灰黄。补过的地方起边四十五度,压得平。
右下角,距下边三分,距右边四分。
没有记号。
七张里没有一张有记号。
我问他另外两张呢。
他说卖了,去年卖给一个戴眼镜的男人。
「什么样的人。」
「四十来岁,瘦,说话轻。」
我把七张买下来了,一张一百五,一共一千零五十。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抱着那七张纸,坐在公交车上,一路没说话。
七张在我手上,两张不知去向。
两张上面有记号。
回去我把七张摊在台面上,一张一张对着灯看。
第一张,起边四十五度,压得平,边上有一道斜线,那是补纸压在原纸搭口上的痕。补法是对的,规矩,稳。
可是染法不对。
我的补纸用橡碗子加陈茶,染出来黄里带灰,灰是橡碗子的单宁吃进去的颜色。这七张是黄里带一点红。红是赭石,赭石染出来的黄暖,暖得像新剖的木头。
我又看帘纹。一寸七道,对得上。可是第七道和第六道之间的间距比别的窄一点点,窄得要用尺量才知道。宋纸的帘纹不会窄,帘是竹帘,竹帘的丝是一条一条匀的。
这不是我的纸。这是别人补的纸,补在同一个本子上,用的是同一个年代的旧麻纸。
我把七张重新包起来,包在两层牛皮纸里,写上「非一二七,七张,二零二二年三月」。
写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件事定下来了:那部书上的九页,不在纸市上。九页还在某个地方,跟书在一起。
那七张是别的东西,是有人拿它凑数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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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三月,我又去了一趟孙老头的摊子。
他不在。摊子上是他儿子,说老头病了,摊子盘给别人了。
我问那批纸还有没有。
「没了。都卖了。」
「卖给谁了。」
「不知道。我爸经手的。」
我在那个空摊子前面站了一会儿。
纸市的声音很吵,有人在喊价,有人在骂。风把地上的碎纸吹起来,一片一片。
回去的路上我绕了一段,去看了一眼孙老头住的地方。是一片自建的两层房,门口堆着他家收的旧纸,用塑料布盖着,风把边掀开,露出里面的颜色,灰的黄的都有。我把塑料布重新压上,用砖头压住。压的时候我想,他这三年给我找过两次纸,一次不要钱,一次收了我半价,说「你这个人买纸不还价」。
半年以后我听说他走了。摊子是他儿子出的,价钱出得急。
那年秋天我换了三次租房。第一次是房东要涨价,第二次是楼上装修,第三次是房子要卖。搬第三次的时候我把那三十几张补纸用塑料布包了三层,压在一个纸箱底下。搬到新地方,头一件事是开箱看纸,看有没有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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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图录在我台面上摊了半个月,一直摊在第七十三页。冷光灯没开,只有走廊的光从门缝底下漏进来,一条。
我想起一八年七月十九日,我补完最后一页,落记号。落完我抬头,他在对面台面上修一部清代的族谱,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可是想不明白。
十一月二十日我递了辞职报告。裴先生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想换个地方做活。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换地方可以,别换手。」
我收拾台面,把刀、镊子、竹起子、排笔装进一个木盒。补纸剩了三十几张,我没带走,留在柜子里。柜子第三格还有一小罐我调的糨糊,干了,结成一块,我没扔。
走的时候小周送我到楼下。他站在台阶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说:「温老师,有事你招呼。」
我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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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修复室在城西一栋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客厅做台面。老板姓吴,做古籍也做字画,接的是私人藏家的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赶工。
一个月四千二,不交社保,按件算钱。
我搬进去的第一天,吴老板指着靠窗那张桌子说,「你在这儿做,光好。」
那张桌子朝东,上午有太阳。太阳照在纸上,纸会发暖,颜色看着比实际深。我做活的时候用一块黑布遮住半张桌面,只留一个圈。
头半年我接的都是小活。补一个虫洞,换一根装订线,给一部家谱做函套。一部家谱四十五块,一天能做三部。做完了放在窗台上晾,晾干了自己捆,捆完送到客户家里。
那时候租的房子在城北,一间半,月租九百。冬天暖气不足,我把补纸放在被子里捂着,怕它受了潮,染的颜色不均。
父亲的债还剩二十九万。我每个月还三千五,有时候四千,看那个月活多活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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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老板的活分三等。
一等是整部书,从揭裱到装帧,一部做两个月,收八千到一万五。二等是单页,补洞、托底、去霉,一页八十到一百二。三等是急活,客人当天拿走,改个字、换根线、修个函套角,三十五十。
我接二等和三等。一等轮不到我,吴老板自己留着做,他做了三十年,手上有客户。
二等的活最费眼睛。补一个虫洞,洞不大,补纸要配,配不上就得染,染一张纸要两个钟头,两个钟头挣一百二。
有一回一个客人拿来一部清末的家谱,四册,虫蛀得厉害,一册里有两百多个洞。我做了六天,收了四百八。
结账那天吴老板说:「这活算三等的价。」
「两百多个洞。」
「洞多洞少一个价。」他说,「客人不懂洞,客人只看整不整。」
我没争。
后来我在抽屉里记了一笔:二零二零年四月,家谱四册,二百一十三洞,收四百八十元,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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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来路不明的活。
二零二零年秋天,一个人拿来半部书,明刻,纸是竹纸,边角有人补过。他要求把补过的边角揭掉,换成他带来的纸。
我摸了摸那张纸。
纸是新的,染过,染得不错,但帘纹太匀,匀得像机器做的。
「这纸不能用。」我说。
「怎么不能用。」
「这是新纸。」我说,「补上去,这部书就成了半真半假。」
那人看着我,笑了:「温师傅,做我们这行的,谁手上没几张新纸。」
「别人的事。」我说,「我不做。」
他把书收起来走了。吴老板后来跟我说,这个客人一年能带来七八万的活。
「你把他得罪了。」
「得罪了。」
「下回碰上这种,你别说话,我来回。」
我说好。
下回再碰上,我还是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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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冬天,我的右手出过一次事。
那天赶一批急活,连着做了十四个钟头,收工时手抖,刀滑了一下,划在左手食指上,不深,但血流到纸上,污了一页。
那页是客人的,民国的一封信。我用吸水纸吸,吸不掉,血渗进纸里,成了褐色的一个点。
我去找客人,跟他说这一页我赔。
客人看了看,说:「这封信不值钱,你留着吧。」
我说我赔。
最后赔了两百。
那只手伤了以后,有半个月不能做细活。我拿左手练,练到能夹住一根头发。
裴先生说过,手是养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养的意思是,不能用到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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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三月,父亲的生意彻底收了。他把仓库里剩下的货折价卖了,卖了七万八,全给我,让我先还急的。
同年七月,他查出来肝上有东西。
九月他走了。
走之前那几天他不太说话,有一天忽然问我:「那书的事,怎么样了。」
我说还在查。
他说:「查不出来就算了,别把自己搭进去。」
我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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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里我做的事,说起来很简单。
每年省图书馆办一回晒书,我托人去看,看内库一二七回来了没有。
每年秋拍和春拍,我把图录都买齐。买不起的就在摊子上翻,翻到古籍那几页,一页一页看。
拍卖行的成交记录是公开的,我托一个做旧书的朋友帮我盯。二零二一年那部《花间集》又上过一次拍,是另一个城市的小拍,条目写「存三十三页,旧藏」,流拍了,底价六十万,没人接。
我把那一条记在一个本子上。本子是牛皮纸封面,我记了四十一条,每一条是一个日期、一个出处、一句原文。
我还查过出境记录。查不到。
六年里我恨得最厉害的时候,是二零二零年冬天。那年活少,一个月只挣两千八,我蹲在阳台上刷一只补纸用的木框,刷到半夜,忽然想起他挂电话的那一句「你别问了」。
我把刷子扔了。
刷子掉在楼下,第二天早上我下去捡,已经被人扫走了。
那年冬天我还做了一件事。我把六年前自己记的那本修复笔记翻出来,一页一页抄。原笔记是铅笔写的,写在馆里统一发的方格纸上,字被手汗蹭得发浅。我抄在一个新的本子上,只抄跟内库一二七有关的部分:补哪一页、用哪张纸、染了几遍、糨糊稠到什么程度、哪天晾干、哪天压平。抄到第七页,我看见自己写过一行:「卷五第三页,纸厚约零点一毫米,疑非原装,已记录。」后面没有下文。我那时候记下来了,可是没有人问。
我把这一行抄下来,抄了两遍。
抄完之后我明白了一件事:这部书上的每一处异常我都看见过,我只是没有把它们连起来。看见和连起来,是两件不同的事。看见只需要手,连起来需要一个人肯往坏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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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见一条消息。
省图书馆新入藏一批捐赠,其中一部宋刻《花间集》残本,存四十一页,捐赠人匿名,入藏日期十一月三日。
四十一页。
我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
四十一页。三十二加九。
那天下午我去了图书馆。没有预约,就在大厅站着。小周从库房下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那部书,」我说,「我能看一眼吗。」
他看了看四周,说:「现在不行。得馆长批。」
「什么时候能看。」
「不知道。」他压低声音,「温老师,那书是捐回来的,捐的人不留名。入藏登记上就写佚名。」
「登记我能看吗。」
「不能。」
我站在大厅里,看着墙上那幅「古籍保护」的宣传画。画上是两只手捧着一本书,手是白手套,书是摊开的。
「小周。」我说,「书背你摸过没有。」
他抬眼。
「编号那页的纸背。」我说,「内库编号是后盖的印,盖上去压了一层。要是有人把那一层刮掉,纸背会留下压痕。斜着光看,能看出原来那几个字的形。」
小周不说话。
过了几天,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是紫外灯下拍的,纸背,蓝紫色的底子上有几道更深的痕,横的竖的,凑在一起,是「一二七」三个字。
前面那个「内」字只剩半边。
那天夜里我在租的房子里坐到三点。窗外有个夜市,收摊的声音一直到一点多才停。
我想明白了一件事:这部书不是二零一九年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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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开春,我去房管局查了一套房。
青石巷九十六平,三楼,朝南,两室。我认得那套房,二零一七年秋天我去过一次,他母亲还在,屋里点着一盏黄灯泡,茶几上放一盘削好的梨。
房管局的查询窗口在二楼,取号,等。轮到我的时候,我把地址写在纸上递进去。
窗口里的人敲键盘,敲了一会儿,抬头说:「这套房二零二一年八月过的户,成交价一百一十八万。」
我说谢谢。
走出来的时候太阳很大。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把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折起来,塞进兜里。
一百一十八万。
二零二一年八月卖房,十一月三日捐书。中间隔了不到三个月。
我找了个做中介的朋友问那套房的行情。他说青石巷那个地段,九十六平,二零二一年怎么也能卖一百三十五万,一百一十八万是急售,还得是全款。
「买家什么来路。」我问。
「不知道,反正是全款,过完户就锁着,没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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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夏天,我拿到了一样东西。
是那家拍卖行二零一九年秋拍的内部结算单,一页,打印的,从一个人手里买来的。那人以前在拍卖行做库管,后来走了。
单子上有一行:第七十三号,花间集,成交一百二十万,佣金二十四万,实收九十六万。买家一栏是空的。
底下有一行小字,是手写的,字迹我认得:此件有争议,经手人沈恪,已离职。
我问那人,「他为什么离职。」
「不知道。那年冬天走的,走得急,东西都没收拾。」
「赔钱了吗。」
「赔了。违约金二十六万,我经手的账。」
「行业里还做吗。」
「做不了了。行里有个名单,三年。今年第几年我忘了。」
我把那张单子复印了三份,一份锁在抽屉里,两份夹在本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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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我又去了一趟图书馆。
裴先生把我叫到窗边,给我倒了一杯茶。
「你还在查。」他说。
「在查。」
他捧着杯子,杯口的热气往上走。
「我告诉你一件事。」他说,「二零一九年那批借展,出去的是十二部,回来的是十一部。贺馆长在报告上写的是「运输途中遗失」,报了损。」
「报损要登报。」我说。
「登了,登在小报上,豆腐块那么大。」他放下杯子,「报损的意思就是这部书不存在了,账平了。」
「那二零二一年捐回来的那部呢。」
「捐回来的那部,是另一个编号入的藏。」他看着我,「你明白吗,账上那部已经没了。」
我明白。
一部书报损了,就成了一部不存在的书。不存在的书不能捐回来,所以捐回来的必须是一部没有来历的书。
所以编号被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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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三月,我拿到了樟木匣的一部分线索。
这话说起来绕。先是小周告诉我,二零一九年秋天,沈恪回馆里搬过一次东西。他那时候已经去了拍卖行,回来是办离职手续,顺便把柜子里的私人物品拿走。他搬的东西不多,一只纸箱,一个长方形的木匣。
「木匣什么样的。」我问。
「樟木的,深褐色,盖子上有个铜扣,扣是坏的。」
「你看见里面了吗。」
「没有。他抱着走的。」
二零二四年三月,我托人去问沈恪现在住哪儿。
问了三个人,第三个知道。城东,老小区,六层楼,他住五楼,租的,一个月一千一。
我去了一趟,没上去。在楼下站了半个钟头,看见他下楼扔垃圾,穿一件灰夹克,头发短了,人瘦了。他扔完垃圾回去,楼道的灯亮了一下,又灭。
我没叫他。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在公交车上想,我要问他什么。我想了六个问题,写到手机上,到家又全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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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五月,裴先生叫我回馆里帮忙。
馆里要做一次大修,一批民国书要换函套,人手不够。裴先生说,「你来,一个月五千八。」
我说我考虑。
考虑了半个月。
我恨那间屋子。可我也知道,我这双手是在那间屋子里练出来的,换个地方,手就不听话。
五月十六日我回去了。
台面还是那张台面,柜子还是那个柜子。第三格里那罐干掉的糨糊还在,结了块,我用刀撬出来,扔了。补纸剩三十几张,颜色比六年前深了一层,纸会自己变老。
第一天我修的是民国的一部县志,四册,纸是机制纸,酸性大,一翻就掉渣。我给它脱酸,一册要做三天。
做活的时候不多想。手一停下来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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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周这六年升了半级,管库房也管点交。他比以前话多一点,可能是因为我走了六年,他攒了些话。
有一天下班,他在楼下等我。
「温老师,我跟你说个事。」他说,「二零一九年那部书的点交单,馆里有两份。」
「两份。」
「一份在借展档案里,写三十二页。另一份在贺馆长自己的抽屉里,写四十一页。」
我站住了。
「你怎么知道。」
「去年清库,他那抽屉要腾,东西都搬到库房暂存。我整理的时候看见的。」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我拍了照。」
照片上是那张单子,纸已经发黄,字是手写的,页数那一栏写着「四十一」。底下签名一栏,签的是「沈恪」,日期是二零一九年五月九日。
「四十一页是他写的。」我说。
「他点交的时候按四十一页点的。」小周说,「后来出去的时候按三十二页点的。中间少了九页。」
「少的那九页,出库之前就在他手里。」
小周没说话。
我把照片看了很久。四十一这个数字,是这六年里我唯一没有怀疑过的东西。我怀疑过所有人,就是没怀疑过这个数。
因为它对。三十二加九,就是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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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十一月,我去了一趟拍卖行的老办公楼。
楼还在,古籍部搬走了,现在是一家做茶叶的。前台的小姑娘听我说要找六年前的人,摇头。
我在楼下碰见一个老头,以前是拍卖行的门卫。他记得沈恪。
「那小伙子,」他说,「走的时候跟人吵过架。」
「跟谁。」
「不知道。反正在楼道里,声音挺大。后来他被停了职,停了两个月,就辞了。」
「他赔钱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二十六万,闹得挺凶。他家里人还来过一趟。」
我问什么人。
「他母亲,坐轮椅来的,在门口等了一下午。」
那天风大。我在公交站台上站了很久,车来了三趟,我都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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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罗敬之打过一次电话。
罗敬之是书商,做馆藏流出的生意,做了二十几年。圈子里都知道他,也都知道他手上有什么货。他的店开在古玩城三楼,门脸不大,玻璃柜里摆的都是有来历的东西。
电话是他店里的伙计接的,说罗老板不在。
我留了名字。
第二天他打回来。
「温老师。」他声音很和气,「久仰。」
「内库一二七。」我说。
那边停了一下。
「我不懂你说什么。」
「二零一九年五月,从省图书馆出去的那批书,有一部《花间集》残本。」我说,「你收的。」
「温老师,话不能这么说。」
「我补的九页,在你手上过没有。」
「我不认识什么补页。」
「那你认识沈恪。」
这一句之后,那边静了很久。静到我能听见他那边有人在说话,说的是价钱。
「温老师,」他慢慢说,「有些事,你问到底,对谁都不好。」
「我不问别人,我问你。」
「你问不出东西的。」他说,「那部书已经捐回馆里了,账上早就平了。你现在翻出来,翻的是别人的饭碗。」
「那你怕什么。」
他笑了一声。
「我不怕。我是替你可惜。」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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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冬天,我去市图书馆的报刊部翻旧报。
裴先生说过,报损登在小报上,豆腐块那么大。小报的报名他没说,我就一份一份试。市里那几年能登这类公告的有四家,三家是周报,一家是行业内部报。周报的合订本在架子上,一期一期翻,翻得手指发黑。
翻到第四家,二零一九年十一月里的一期,第三版下角,我看见了。
四行字,没有标题。写着省图书馆一批馆藏因运输途中遗失,已按规定办理报损,附了十二部书的书名与编号。内库一二七在第六行,书名写成《花间集》,不写「宋刻残本」,也不写页数。
我把那一段抄下来。抄的时候手很稳,抄完我发现自己在数那四行字一共有多少个字。八十七个字。一部书在这世上最后留下的,是八十七个字。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展厅。展是二零一九年办的,展期两个月,签的是外地一家文化公司。公司还在,注册地址换过两次,现在在一个写字楼的四层。我上去,前台说负责人不在,让我留电话。
我留了。
一个月没有回音。
我又去了一次,这回前台让我进了。负责人姓乔,四十来岁,说话很客气,给我倒了一杯水。他说那个展他们只负责场地和宣传,展品全由馆方点交,他们不碰书。
「拆书的时候你们的人在场吗。」我问。
「拆书?」
「把书页拆下来。」
他笑了,笑得有点勉强:「温老师,我们不做这个。书是文物,我们碰坏了赔不起。」
「那我换个问法。」我说,「展期结束的时候,书是怎么装箱的。」
他想了想:「馆方来的人装。我们只提供箱子和封条。」
「封条上的号是谁写的。」
「馆方。」
我明白了。这一趟我问出来的是:装箱封条由馆方的人写,那么封条上的页数,也是馆方的人数的。数的人写三十二,那就是三十二。
我把水喝完,站起来。
「乔经理,」我说,「二零一九年十月,你们展场的监控还在吗。」
他愣了一下。
「六年了。」
「在不在。」
「不知道。那时候的设备是租的,租完就退了。」
我点了点头。
走的时候他送我到电梯口,忽然说了一句:「温老师,那年有个事我一直记着。闭展那天晚上,馆方有个人在展柜前面站了很久,站到我们关灯。我以为他在查柜子。」
「什么样的人。」
「瘦,戴眼镜,说话很轻。」
电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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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一月,馆里来了一批新入藏的东西,要做登记。小周把清单给我看,让我挑几部要修的。
清单第四行:《花间集》,宋刻残本,存四十一页,入藏日期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日,捐赠人佚名。
「这部不用挑。」我说,「这部我要修。」
小周抬头看我。
「我要把它拆开。」我说,「一页一页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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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书是在二月做的。
装订线是新的,二零二一年入藏的时候重新扎过,用的是白棉线。线拆下来,纸皮揭开,书页摊平。
第一页,纸背对着灯。编号那一块被刮过,刮得很薄,纸的厚度少了三分之一。刮的人手很稳,刮的范围正好盖住印,没伤到字。
我把这一页放进紫外灯箱。蓝紫色的光底下,纸背显出几道痕,横平竖直,「一二七」三个字很清楚,前面那个「内」只剩一竖。
刮痕的边缘是斜的,从右上往左下斜,跟纸的帘纹方向一致。这是懂纸的人做的,不懂纸的人会横着刮,横着刮会断纤维,断了的纤维在紫外灯下是一条白线。
我拍了照,编号,存进档案。
第二页到第三十二页,一页一页过。虫蛀的洞都补过,补纸的颜色跟原纸差一点点,差在黄里带一点红。我的补纸不加红,我用的是橡碗子,橡碗子染出来是黄里带灰。
这几页的补纸是别人补的,补得很规矩,起边是四十五度,压得很平。补的人手艺不差,但不是我的手艺。
第三十三页开始,是那九页。
我摸到第一页的时候,手停住了。
纸是我染的。橡碗子加陈茶,三遍,第三遍的颜色偏暖。帘纹是我选的,一寸七道,跟原纸对得上。洞补得也对,起边四十五度,压得平。
右下角,距下边三分,距右边四分。
半个「砚」字。
紫外灯底下,那半个字泛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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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页都在。
一页不少,一页不残,虫蛀的洞补得平整,边角没有折过。我一张一张摊在台面上,按页码排开。第九页的右下角有一处新的折痕,很浅,是从中间往边上折的,折过一次,又展平了。
折痕的位置说明这九页被人单独夹过,夹在一叠纸里,夹了很久。
九页摊开的时候,我又发现一件事:第九页的背面,靠近书脊的地方,有一小块颜色比别处深,深得均匀,圆形。那是糨糊的印。糨糊干透之后会变深,深成一块疤。这一块疤说明,这页曾经被贴在什么地方,贴了不知多少年,后来又揭下来。揭的时候没伤着纸,做的人手很轻。
我拿尺量了那块疤的直径,四十六毫米。四十六毫米,正好是一只樟木匣内壁的高度。
这页在匣子里贴过。不是夹,是贴。
我把这件事记在档案上:第九页背面有糨糊痕一处,直径四十六毫米,与樟木匣内壁高度相符,推断曾贴于匣内。
写完我把笔放下,坐在椅子上。
窗外在下雨。三月的雨,落在窗台上,声音很轻。
我想起一八年补到第七页的时候,糨糊调稀了,贴上去翘了一个角。我揭下来重贴,揭的时候补纸边上带下来一点原纸的纤维。那一点纤维我留着,夹在一个小纸袋里,纸袋上写「一二七,第七页」。
那个纸袋还在柜子第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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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日,我去了一趟城东那个老小区。
这次我上去了。
五楼,楼道里堆着纸箱和旧家具,灯是声控的,走两步亮一下。我在门口站了半分钟,敲门。
他开门的时候手里端着一只碗,碗里是面。
看见我,他没动。
「九页在我手上。」我说。
他把碗放在门边的鞋柜上。
「拆书的时候拆出来的。」我说,「右下角有记号,我认得。」
他侧过身,让开一条路。
屋子不大,五十几平,家具是旧的,一张折叠桌,两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的书不多,摊着几本拍卖图录,都是前几年的。窗边放着一只木匣,樟木的,深褐色,盖子上有个铜扣,扣是坏的。
匣子是空的。
「九页你什么时候拿走的。」我问。
「二零一九年九月。」
「拆的时候。」
「拆的时候。」
我坐下来。他站着,后来也坐下来。
「图录上写存三十三页。」我说,「三十二加九是四十一,你卖了三十三页。你怎么卖的。」
他看着桌面。
「我把九页拆下来,把剩下的三十二页里,重复的、残得厉害的,拿掉了一页。」他说,「剩三十一页,加上两页别人的补配,凑成三十三。」
「两页别人的补配。」
「同一年代的老纸,别人补的,补得很像。」他说,「买家看不出来,图录上也看不出来。」
「你为什么要凑三十三。」
「三十三比三十二好听。三十二是残本,三十三也是残本,但三十三听着像是差一点就全了。」
我没说话。
「那一页拿掉的,」他接着说,「是卷五的第四页,虫蛀得只剩半页。」
「那一页呢。」
「在匣子里。」他说,「跟九页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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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我打电话那天,他为什么说「你别问了」。
他说:「我说了,你就得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
「什么意思。」
「那部书二零零八年就出去了。」他说,「我在拍卖行看见它的时候,编号那一块已经被刮过。我认得那个刮法,是懂纸的人刮的。」
「所以二零一九年那一回,不是第一次。」
「不是第一次。」他说,「是第二次。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你还没进馆。」
我算了算。二零零八年我还在念书。二零一八年我才入职。
「第二次出去,」他说,「是二零一九年五月。」
「那次是谁放的。」
「贺馆长签的字。」
「你点交的时候按四十一页点的。」
他抬头看我。
「你怎么知道。」
「点交单有两份。」我说,「一份在借展档案里,写三十二页。一份在他的抽屉里,写四十一页,签的是你的名。」
他沉默了很久。
「我点四十一页,是因为出库的时候我数过,是四十一页。」他说,「后来书回来,我数,是三十二页。少的那九页,是有人当场拆的。」
「谁拆的。」
「展方的人,罗敬之在场。」他说,「拆的时候我不在。我回去看,书已经重新扎过线了。」
「你去问罗敬之。」
「我问他了。他说拆下来的九页是温砚的补配,一旦这书以温砚补配的名义入藏,就等于坐实温砚当年参与流出。」
我盯着他。
「坐实我。」
「你二零一八年入职,档案里有一次代签。」他说,「替裴先生签的库房交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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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单子我记得。
裴先生去讲学,让我替他签,十二部书,第三行是内库一二七。
「那张单子能说明什么。」我问。
「说明那部书从库房出来的时候,经手人一栏是你的名字。」他说,「代签也是签。真要查起来,你解释不清。你才入职半年,你解释不清。」
「所以你把九页拆下来。」
「拆下来,这书就是一部不全的书。」他说,「不全的书不能以「温砚补配」的名义入藏,也就没有「温砚」这两个字。」
「那你把它卖了。」
「我卖了。」
「卖了一百二十万。」
「实收九十六万。」
「你拿这九十六万做什么了。」
他不说话。
「你的房子卖了一百一十八万。」我说,「二零二一年八月。」
他的手在桌上动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去房管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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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静下来。楼上有小孩在跑,脚步声一下一下。
「二零二一年九月,」他说,「那部书在另一个城市的小拍上出现,底价六十万,流拍。我托人去问,卖家是罗敬之的一个下线。」
「你买回来了。」
「一百一十八万。」
「全款。」
「全款。急售,人家只收全款。」
「你哪来的钱。」
「房子。」
「九十六平,卖一百一十八万。」我说,「那个地段那年能卖一百三十五万。」
「我知道。」他说,「我等不了。」
「你为什么等不了。」
「因为那部书随时会再出手。」他说,「一出手,就散到别人的柜子里,再也回不来。」
我看着他。他瘦了很多,颧骨出来了,眼睛下面有两道沟。
「你捐回去,为什么写佚名。」
「写了名字,」他说,「这书就成了沈恪捐的。沈恪捐的书,来路经不起问。」
「所以编号被刮掉。」
「编号是罗敬之刮的,二零零八年刮的。」他说,「二零二一年我拿到手的时候,已经刮过了。我没补。补了就是造假。」
「那账怎么平。」
「账上那部书二零一九年报损了。」他说,「报损的书不存在。捐回来的这部,是一部没有来历的书。没有来历,就没有人查它怎么来的。」
「所以它就永远缺一页来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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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儿坐了四十分钟。
这四十分钟里我们没说话。他起身给我倒了水,杯子放在我面前,放歪了,杯底压住了一张图录的角。他把图录抽出来,抽的时候很轻,像怕把纸弄疼。
我看着他的手。他的手也变了,指腹没有以前那么厚,虎口上有一道新的疤。修书的人手上疤少,他不修书了,他搬书。
「你这两年做什么。」我问。
「判了以后,什么都做不了。」他说,「行业里有个名单,三年。名单上的人不能任技术负责人,不能进库房,不能出鉴定意见。我在一个旧书店里整理库存,一个月三千。」
「三千。」我说。
「三千。」他说,「够了。我一个人。」
我抬起头看他。
「你母亲呢。」
「走了。」他说,「去年冬天。」
屋里静下来。楼上没有小孩跑,今天是星期二。
「我一个人。」他又说了一遍,声音很轻。
我没有接话。我坐在那儿,看见窗台上放着一只碗,碗已经洗过了,倒扣着,碗底有一圈水痕。旁边是一摞书,摆得很正,书脊朝外,像库房里的样子。
一个不修书的人,还在把书脊朝外摆。
我站起来,走到书架前,看见最上面一层放着三本拍卖图录,都是前几年的。第三本,第七十三页,有人折了一道角。
「这本你留着。」我说。
「留着。」他说,「留着好看。」
我没说什么。我把图录拿下来,翻开第七十三页。图片上的书影还在,那道浅线还在。
「这一页我看了六年。」我说。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每次买图录,都买同一本。」他说,「老赵跟我说过。他说有个女的,一年来两回,专挑秋拍的图录,别的不要。」
我把图录合上,放回去,放回原来的位置,书脊朝外。
走的时候我问他:「那张便条呢。」
他看了我一眼。
「什么便条。」
「匣子里夹的那张。」我说,「我拆匣子的时候,夹层里有纸印。」
他不说话了。
「二零一九年九月,」我说,「你把九页收进匣子,夹了一张条。条子上写了什么。」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推开一条缝。
「此九页为温砚手补,勿揭。」他说,「沈恪,二零一九年九月。」
「写给谁的。」
「写给后来打开这个匣子的人。」
「后来的人是谁。」
「不知道。」他说,「可能是你,可能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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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楼的时候,声控灯一盏一盏亮。
走到三楼,我停下来,靠在墙上。
六年。
我恨了六年。这六年里我把每一个细节都对上了:图录上的三十三页,他挂电话的那一句「你别问了」,他卖的房子,他赔的二十六万。每一样都对得上,每一样都指向同一个结论。
可结论是错的。
错在哪儿。
错在我从来没有问过,那九页为什么不在书里,而在匣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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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中旬,我去法院查了罗敬之的案卷。
案子是二零二二年立的,二零二三年判的。案由是倒卖馆藏,涉案十七部,其中一部《花间集》残本,宋刻,存三十三页。
案卷里的清单我抄了一遍。十七部书的编号、名称、来源、成交价,一条一条。来源那一栏,有五条写着「省图书馆旧藏」,其中一条是内库一二七。
我把清单复印了,又复印了判决书的主文部分。
判了七年,罚金八十万,追缴违法所得。
判决书里有一段话我记住了:被告罗敬之长期与馆藏管理人员勾结,以借展、调拨为名,将馆藏古籍转移至市场,情节严重。
「馆藏管理人员」,这四个字后面,是贺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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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日,我把材料交到了馆里。
一共四份:拍卖图录的复印件,点交单的两张照片,房管局的查询结果,罗敬之案卷的清单。
交材料那天,裴先生在场。新来的馆长看了半个钟头,看完抬头问我:「温砚,你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我说,「我要这部书的来历补上。」
「补上,」他说,「就要动很多人。」
「动。」
他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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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调查组进了馆。
调查组三个人,两个从省里来,一个是从市里抽的。他们要看的东西我都给了,还多给了两样:我二零一八年的修复笔记原稿,和那份紫外灯下的照片打印件。
第一次谈话,他们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怀疑这部书的来历。
我说:「因为编号被刮过。」
「刮编号的人是谁,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刮的人懂纸。」
「你怎么判断他懂纸。」
「刮的方向顺着帘纹。」我说,「不懂纸的人横着刮。横着刮断纤维,断的纤维在紫外灯下是一条白线,一条白线就毁一页纸。这页纸没毁。」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中间那个女的说:「温老师,你这些话,我们能写成记录吗。」
「能。」我说,「写的时候把「顺着帘纹」这四个字写进去。」
第二次谈话,他们问的是沈恪。
「你和沈恪是什么关系。」
「同事。」我说,「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一九年,同一间修复室。」
「他离开馆里的时候,你们之间有矛盾吗。」
我想了很久。
「没有。」我说,「他走的时候请我们吃了一顿饭。」
「那你为什么查他。」
「因为他签过一张四十一页的点交单。」我说,「那张单子是对的。三十二加九,就是四十一。这六年我怀疑过所有人,没怀疑过这个数。」
「现在呢。」
「现在我知道,四十一页是他出库的时候数的。他数的时候,页还在。」
女的那位把笔放下,抬头看我。
「温老师,」她说,「如果这件事查下去,可能会有人被处理。你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我说,「我要的不是处理谁。我要的是这部书的来历补上。」
贺馆长被谈话三次,最后一次谈了四个小时。他的问题不复杂:借展手续不全,点交单两份不一致,报损未经核实。他一开始说记不清,后来拿出一本工作笔记,翻到二零一九年五月那一页,上面写着「借展十二部,回十一部,一部报损」。他指着这一行说:「我记了的。」
调查组的人问他:「报损之前,你核实过这部书的去向吗。」
他说:「展方说运输途中遗失。」
「你信了。」
「手续是齐的。」
「手续齐不等于书丢了。」那人说,「你手上有一份四十一页的点交单,为什么不放进借展档案。」
他不说话了。
处分下来是记过,退休待遇降了一级。他在馆里干了二十六年,最后一年是这样收的。
裴先生的证词是我陪他去的。他坐在那儿,说了四十分钟,说的都是一九八几年的事:馆里那时候怎么点交、怎么登账、怎么一个箱子一个箱子搬。说到最后他停了一下,说:「那年让我徒弟代签交接单,是我的错。我图省事。」
调查组的人记下来了。
罗敬之的案子已经判了,这一回是补充侦查,追他二零一九年那一批的另五部。他这一辈子出不来了。
行业禁入名单上,沈恪的名字还在,三年,到二零二六年三月为止。
还剩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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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九日,裴先生把我叫到窗边。
「馆里要恢复内库一二七的完整编号。」他说,「九页要装回去。」
「装回去。」我说。
「谁来装。」
我看着他。
「你装。」他说,「别人装,档案上就得多写一个人的名字。这九页是你的,你装。」
「我装。」
他点了点头,杯子里还有半杯茶,已经凉了。
「温砚,」他说,「有一句话我一直没说。」
「您说。」
「那年让你代签,是我的错。」他说,「我图省事。你才入职半年,我不该让你签。」
我没说话。
「这句话我欠了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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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上午九点,我开始装页。
装页的前一天,我把九页在台面上放了六个钟头,让它们吃一吃屋里的湿气。纸放久了会僵,僵了贴不住,得让它先回一回潮。这是裴先生教的,他说纸跟人一样,睡醒了不能马上下地。
装页比拆页难。拆是把东西分开,装是把东西合上,合的时候要让每一页都回到它原来的位置,差一页,后面的全错。
页码倒是好办,难办的是版心的对位。宋刻的版心是刻在纸上的,刻的时候一刀到底,刀的深浅会差,差出来的那一丝,是纸背上的凸。我用指腹从书脊往书口摸过去,摸到第三十二页的版心,凸。摸到第三十三页,还是凸,位置对了。要是错了,凸会偏,偏一点也摸得出来。
第三十二页的后面是第三十三页,中间要接一条衬纸。衬纸用薄棉纸,比原纸薄三分之一,接在版心的外侧,不接在书脊,书脊一接就厚,一厚就鼓。
棉纸是我自己染的,染的时候不加橡碗子,只用陈茶,茶色浅,浅到接近白。衬纸不能有色,有色就抢原纸的颜色。
糨糊是新调的,小麦淀粉,去筋,冲糊,稠度比补纸的时候稀一点。装页用的糨糊要稀,稀了才好推,推得平。
我把第三十三页的右边对准第三十二页的右边,留出零点八毫米的搭口,涂糨糊,贴上,用指腹从书脊往书口推。
推的时候手要稳。不稳,纸会皱,皱了就回不去。
九页装了两个半小时。
七年来我第一次觉得两个半小时这么短。做到第五页的时候,小周进来送水,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没说话,走了。
装完压平,压四十八小时,中间换三次吸水纸。
压完我把书翻到第四十一页,右下角。
补者记在那里,暗红,半个「砚」字。
我在紫外灯底下看了很久。这个字是我七年前写的。写的时候我以为它能替我说话,说这九页是温砚补的。后来它什么也没说,它只是躺在那里,被刮编号的人、被拆页的人、被卖掉的人、被买回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跨过去。
我拿过修复档案,翻到第三十九号那一页。那一页是二零一八年的,纸已经有点黄。
补配:温砚,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我在下面添了一行。
补配复位:温砚,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一日。
写完,我把笔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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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我下楼。
楼下有棵老槐树,树底下站着一个人,手里抱着一只樟木匣。
他站在树荫边上,太阳斜过来,照在他半边脸上。
我走过去。
「匣子你拿走。」我说,「页留下。」
「页本来就是你的。」他说。
「那你把那张便条留下。」
他愣了一下,把匣子放在地上,打开盖子,从夹层里抽出一张纸。
纸是对折的,折过一次,展开有一条痕。字是他的,钢笔,蓝黑墨水,写得有点急。
此九页为温砚手补,勿揭。
沈恪,二零一九年九月。
我看了一遍,折起来,放进外套的口袋。
「便条我留着。」我说。
「留着做什么。」
「留着,」我说,「以后有人问这部书为什么缺一页,我拿出来给他看。」
他站在那儿,没动。
「沈恪。」我说。
「嗯。」
「我不原谅你。」
他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你卖书的时候,没问过我。」我说,「你拆页的时候,没问过我。你替我打算的时候,一次都没问过我。」
「没有。」
「这六年我一个月挣四千二,还我爸的债,还到我爸死。」
他不说话。
「这些你都替不了我。」
「替不了。」
「所以你也不用站在这里等。」
他抬起头。
「我等。」他说,「我不等你原谅。我等这部书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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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了楼。
修复室的窗朝北,光还是那样,冷。台面上摊着刚压平的书,纸皮换过了,换成蓝布,布面没有一点纹。
小周在门口站着,手里拿着登记本。
「温老师,编号恢复了。」他说,「内库一二七。」
「恢复了就好。」
「书什么时候能展。」
「下个月。」
他走了。
我坐下来,把书翻开。
第一页,右下角,蓝印,褪成灰蓝,边框左边缺一个小角。
我拿指腹抹过去,能摸到那一点凹。
六年前我摸过一次,那时候我以为这是一辈子的事。
现在我知道,一辈子的事,得有人一页一页地补。
窗外有车过去,声音从楼下升上来,又落下去。
我把书合上,用蓝布包好,放进盒里。
盒盖上写着一行字,是新写的:内库一二七,存四十一页,补配九页。
四十一。
这个数字对了。
可那六年的账,还是不对。
不对的账,不会因为书补齐了就平。
我把盒盖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