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九号,早上七点四十。
我两只手举着卷帘门的铁把手往上推,推到一半,看见门外的水泥地上横着一辆电动车,车后座捆着一卷蓝色塑料布,把半条人行道堵住了。
车主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棉袄袖子里,脚边搁着一个鼓鼓的蓝布包。
是房东老陈。
我二十九岁,九月从一家教培机构被裁,拿了九万六的赔偿金,十月二十八号签下这家“拾叶书店”。今天是交店第三天。
“小许,房租。”他说。
我把卷帘门推到顶,铁皮哗啦啦响了一阵,声音在空街上滚出去很远。
“陈叔,进来说。”
“不进去了。”他弯腰把蓝布包提起来,走进店里,往收银台上一放。布包散开,里面是一沓单据和一本卷了边的软皮本,“四个月,两万零八百。水电物业三千六。一共两万四千四,今天得给我。”
我心里默数了一遍。月租五千二,四个月两万零八百,一分不差。
“陈叔,我十一月十六号接的店。”我把收银台上的一摞书搬到地上,给他腾出地方,“前三个月的房租,是老翟用这个店面的时候欠下的,我接手才三天。”
“我不管谁用。”他翻开软皮本,指腹在纸上按了按,“房子是我的,门朝哪边开我清楚。去年八月起,这房租就没足额给过。我认的是这间屋子,不是屋里坐着谁。”
这句话把我堵住了半分钟。
不是因为他嗓门大,是因为他说得没错。租赁合同是他和老翟签的,我连个签字的地方都没有。
“押金呢。”我说,“老翟交过三万押金,转让合同上写着押金随店转让。这三万可以先抵。”
老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不像生气,倒像是听见了一句他早就等着的话。
“押金?”他把软皮本合上,“小许,那三万,压根没到我账上。”
我从收银台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这是老翟交店那天给我的,里面装着租赁合同复印件、水电户号、两把备用钥匙。
我把转让合同抽出来,摊在收银台上,翻到第四页。
第四条第二款,一行黑字:押金人民币三万元随店转让,乙方承继甲方在原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押金权利,甲方不得另行主张。
“陈叔,您看这一条。”我把合同推过去,“我付给老翟的十一万转让费里,头三万就是这笔押金。钱我付了,权利该跟着店走。”
老陈没看合同。他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摸出一张对折了四次的纸,展开,放在合同旁边。
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中间有一道很深的折痕。
“你也看看这个。”
我低头。
一张欠条。
今欠陈广发房租、水电共计叁万捌仟元整,以押金叁万元抵扣,余捌仟元于年底前结清。
落款:翟永年。日期: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名字下面按了一个红手印,指印边缘晕开了一点。
不是我的名字。
我盯着那个日期看了很久。转让合同是今年十月二十八号签的。这张欠条,是去年十一月十七号。
中间差了将近一年。
也就是说,老翟在去年冬天就知道,那三万押金已经变成了别人账上的一行抵扣。今年十月,他坐在我这边的桌子对面,一支笔递过来,指着“押金随店转让”那六个字,让我签字的时候,他一个字都没提。
我把合同翻回第三页,又翻回第四页。其实那两行字我早就背下来了。
“他去年就抵掉了。”我说。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干。
“抵了。”老陈把手揣回袖子,“抵完还差我八千,到现在没影。我找过他三回,他每回都说‘陈叔你放心,店转出去就一起给你’。我等了他一年。”
我拿起手机,翻到老翟的号码,按了拨号。
嘟,嘟,嘟。
响了七声,自动挂断。我又按了一次,还是七声。
我把手机扣在台面上,屏幕朝下。
“陈叔,这张欠条我认。”我说,“但认的方式得说清楚。这笔钱是他欠您的,不是我欠您的。我不赖账,可我也不能替他把字签了。”
“那我的钱呢。”老陈的声音往上提了一点,“我老伴十月底做的心脏支架,自费两万六,医保卡刷空了。这四个月的租金我要了三个月,他推了三个月。现在店换人了,你让我找谁去?”
我没接话。
不是没话说,是我得先想清楚哪句能说,哪句说了就是空话。
八点二十,小李来了。
她在门口站住,看见收银台前站着个老头,又看见我脸上没什么表情,脚在门槛上蹭了两下。
“姐,今天开门吗。”
“开。”我说,“你先把东边那排书架掸一遍,灰大。”
她哦了一声,把包放到柜台底下,拿了鸡毛掸子往里走。走出去三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这时候隔壁配钥匙的周砚端着一个白瓷杯过来了。他三十二岁,铺子就在隔壁,中间只隔一道墙。这几天他每天下午端杯茶过来,在靠窗那把椅子上坐着看书,一看两小时,走的时候把杯子洗了放回柜台上。
今天他没坐。
他把手里那把折叠椅打开,放在老陈身后。
“陈叔,坐。您这腰去年冬天就不好,站着说话费劲。”
老陈愣了一下,坐下了。
周砚没再说话,端着杯子退到门边,靠着门框站着。
老陈坐下以后,火气反而降了半截。他把软皮本翻开,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最后一页,那上面用铅笔记着一串日期和数字。
“我不是不讲理的人。”他说,“小许,你年纪轻轻的,我也不想为难你。可这屋子是我的养老钱。你要我白等,我等不起。”
“我不让您白等。”我把三张纸在台面上按日期排开,从左到右:欠条、租赁合同复印件、转让合同,“第一,我接手之后产生的租金,我一分不少。这个月五千二,今天就可以给您。第二,前三个月那笔,得算在老翟头上,他抵了押金还差您八千,加上那三个月的租金,一共是两万三千二。这笔钱不该我出,但我可以帮您一起要。”
“一起要?”老陈笑了一下,那个笑不太好看,“我跟你要了三个月他都没露面,你三天就能要出来?”
“三天。”我说。
他抬眼看我。
“三天。”我又说了一遍,“三天之内,我把这三笔账的来龙去脉核清楚,写成一张纸给您。核不清楚,这个月的租金我先垫,后面的我们再谈。”
“三天以后他还是不给呢。”
“那我陪您去派出所,陪您去法院立案。该我出庭我出庭,该我做证我做证。”我把手按在合同上,“陈叔,我不是替他还债,我是替这间店把账理干净。账不理干净,我这店开一天赔一天。”
老陈沉默了很久。他把欠条重新对折了四次,塞回内兜,又拍了拍。
“三天。”他站起身,把折叠椅合上,靠回墙边,“二十二号早上,我还来。小许,我把话摆在这儿:你要是也跟他一样拖,我就把水电停了。这屋子空着我也认,我不缺这三个月。”
“停水电是您的权利。”我说,“可租赁合同上写着租期到后年六月三十号,我承继这个租约。您要收房,那是另一笔账,得按合同算。到时候不是我不讲情面,是纸上写着。”
老陈的脸绷了一下。
他没接这句,拎起蓝布包往门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一眼收银台,看了一眼那排东边的书架,最后看了我一眼。
“你这丫头,说话跟他一个样。”他说,“都是先摆纸。”
“纸是死的。”我说,“人是活的。陈叔,我要是把这张纸摆歪了,您尽管骂。”
他没再说话,电动车突突响了两声,拐出巷口。
店里安静下来。
小李从书架后面探出头:“姐,他走了?”
“走了。”我把台面上的三张纸收拢,“你把那排掸完,然后帮我把靠门那两箱书搬进来,别搁在外头,晚上要下雨。”
她应了一声,鸡毛掸子在书脊上一下一下地扫。
我坐下来,把抽屉拉开。
里面还剩四千三百八十块现金,是这两天卖旧书收的。五块、十块、二十的居多,最大一张是一百。我数了两遍,抽出一沓理平,剩下的塞回铁盒。
周砚还站在门边。他把杯子里的茶喝完了,走过来,把杯子放在柜台上。
“他要的那两万三千二,你算错了。”他说。
我抬起头。
“前三个月租金是三个五千二,一万五千六。加上八千,是两万三千六。你少算了四百。”
我低头重新按了一遍计算器。屏幕上跳出 23600。
“是我算错了。”我说。
“他会算。”周砚说,“他那个软皮本上,每一笔都记着日子。你今天少说四百,他明天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牢靠。”
我没说话,把计算器上的数字抄在便签上,写了个 23600,画了个圈。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我问他。
“我在这儿修了六年锁。”他把杯子拿起来,“这条街上换过四家店,三家是被账拖垮的。你这家要是也倒了,我这边晚上就没灯了。”
他走回隔壁,卷帘门响了一声,配钥匙的机器嗡嗡地转起来。
八点整,我把店门大开,把门口那块“营业中”的木牌翻了个面。
回到收银台,我把老陈留下的那张催缴单对折两次,压在玻璃板底下,只露出最上面那行“贰万肆仟肆佰元”,然后把椅子拉开坐下,翻开第一本要整理的书。
第一通电话打过去,是忙音。第二通还是忙音。第三通响了七声,自动挂断。
我把手机扣在玻璃板上。八点四十,店里没有客人,门口那台挂钟的秒针一下一下磕在齿轮上,磕得人心烦。玻璃板底下压着老陈那张催缴单,对折两次,只露出“贰万肆仟肆佰元”这一行。
我给老翟发微信:“翟叔,房东今天早上来收租,说三万押金没转到他账上。”
消息发出去,不到半分钟就变成已读。我等着,等了大概两分钟,屏幕上跳出来一行字。
“押金抵了货款。”
我把这行字看了三遍。字很少,少到连个标点都没有,像随手摁出来的。我打字回过去:“抵了谁的货款?抵了多少?剩下多少?”
这一次没有已读,也没有回。
我又打了一个电话。听筒里是彩铃,是一首很老的歌,唱到第二句就被掐断,转成“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第四个电话我没打,我把手机放回台面上,站起身,在店里走了两圈。
书架是我上个月一格一格擦出来的。第三排靠窗那一格,原来有三函《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的老版本,纸都发黄了,书脊上的烫金掉了一半。我在盘店清单上逐条点过,一册一册数,七十册,一册不少。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那一格是空的。
我以为是老翟昨天下午来拿他那几箱私人物品时顺手搬走的。现在我知道不是顺手。
我在收银台最下面那个抽屉里翻出一沓纸。水电单、物业费单、旧的名片、两张过期的促销海报。最底下压着一张物流托运单,边角卷起来了,上面印着“城西仓储物流园”,手写的地址是“B区十七号库”,日期是上个月十九号。
我拿手机把这张单子拍了下来,然后把外套穿上,从柜台底下拎出那个帆布包,把合同、收据、盘店清单一样一样塞进去。塞到一半我停了一下,又把那张托运单原件也塞进去了。
锁门的时候,隔壁配钥匙的机器还在嗡嗡地转。周砚从门框后面探出头,手里端着那只掉了漆的搪瓷杯。
“这么早出去?”
“找老翟。”
“知道他在哪儿?”
“有一张物流单。”
他看了我一眼,把杯子放在窗台上,走过来,伸手把我拉到一半的卷帘门往上推了推。
“门我给你看着。你回来敲两下,我在里面听得见。”
我说了一声好,转身往巷口走。走出去七八步,我听见他在后面说了一句:“地址拍个照发我。”
城西仓储物流园在城外十八公里,坐公交要倒两趟,我舍不得那个时间,直接在路口拦了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儿,我把手机递过去给他看。他看了一眼说,那地方偏,回来不好打车。
我说没关系。
车开了四十分钟。过了外环路,两边的高楼就断了,剩下的都是矮厂房、废品收购站、还有大片围起来的空地,空地上长着半人高的荒草。司机把车停在一个铁皮大门外面,说里面进不去,得自己走。
我下车,付了三十七块钱。
铁皮大门上刷着白漆的字,“城西仓储物流园”,下面一行小字,“B区由此进”。我顺着水泥路往里走,路边堆着托盘和缠了膜的货垛,风一吹,地上的塑料绳贴着地面跑。
十七号库在最后一排。还没走到,我就看见了那辆蓝色的厢式货车,车尾正对着仓库的卷帘门,门升到顶,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盏工矿灯吊在中间,光打在地上的一堆书上。
两个人正从里面往外搬。一摞一摞,用塑料绳捆着,抬到车尾,往车厢里推。
我站住了。
那堆书最上面那一摞,压着一函蓝布的函套,函套的角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硬纸板。我认得那个破角。上个月我擦书架的时候,用透明胶在那个角上贴过一道。
我走过去,站在车厢旁边。搬书的两个人里有一个年轻些的,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搬。
“师傅,这书往哪儿拉?”
“南边。”
“南边哪儿?”
“不知道,老板让拉到南边,到了有人接。”
“哪个老板?”
他把手里那摞书往车厢里一推,直起腰,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
“收货人姓许。”
我心里往下沉了一下。我伸手把帆布包拉开,把那张托运单抽出来。
“师傅,我看一眼搬运单行吗?我是这书的原主。”
他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仓库里面,另外那个人也停下了。年轻的那个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对折的单子,递过来的时候还捏着一角。
“你看吧,我就是跑腿的。”
单子是一张两联的搬运单,最上面一行印着“货物搬运凭单”。品名那一栏写着“旧书,约一百二十捆”。数量、件数、车型,全都填了。最下面有一栏,印着“收货人”,后面是手写的三个字。
许敬东。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三个字我从来没听老翟提过,也没在盘店清单、租赁合同、任何一张收据上见过。
我把那张单子举起来,拍了一张照,又翻过来拍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一个圆形的红章,印着“城西仓储物流园B区十七号库”,章盖得歪了。
“师傅,这单子上写的许敬东,是他让你来拉的?”
“是。昨天下午他来开的门,钥匙他有。”
“他什么时候租的这个库?”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管拉货。”
我把单子还给他,往仓库里面走了两步。工矿灯底下看得清楚了。靠墙堆着七八个托盘,上面是书,一捆一捆扎着。我蹲下去,把最上面一捆的塑料绳解开,翻开第一本。
《辞源》,修订本,第一册。扉页右下角有一个蓝色的小圆章,是我们书店的旧章,刻着“青石街十七号”。
我一本一本往下翻。翻到第五本的时候,我看见了那套《二十四史》的第一函。函套的破角上还贴着我那道透明胶,胶带边上已经起了毛。
我把书合上,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有点发软。
“师傅,麻烦你个事。你能不能给许老板打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年轻的那个看了他同伴一眼。他同伴摇了摇头。他自己想了想,还是把手机掏出来了。
“我就说一句啊。”
电话接通得很快。他把手机递给我,自己往后退了一步。
“喂。”
对面是个男人的声音,不快,听着年纪不大,四十上下。
“我是青石街那家旧书店现在的店主。我姓江。”
那边静了两秒。
“哦,你就是盘店的那个。”
“对。这批书是我盘店的时候花钱买下来的,包含在转让清单里。你现在拉走,等于拉走我的东西。”
他没有急,也没有提高声音。
“江老板,我上个月十七号就跟老翟签了合同,这批库存我整体收,总价四万二,定金一万五,转账记录我有。他跟我说这批书是他自己的,店里没别人。我手续齐全。”
我捏着手机,指关节有点发白。
“他跟你签合同的时候,这家店已经转给我了。”
“那我不管。”他的语气还是很平,“我付了钱,我拉了货。你要是有票据,你把票据理一理,咱们可以坐下来对一对。你要是没票据,那就别在这儿拦我的车。”
“我有票据。”
“那就对一对。”他停了一下,“我这车今天必须走,一车货压在这儿,我那边仓库也要交租。你要拦,就让警察来拦,我不跟你吵。”
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还给那个年轻人。他接过去,小声说了一句“对不住”,然后转身继续搬。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一捆一捆的书被推上车厢。阳光从铁皮门外面斜进来,落在车厢底板上,灰尘在光里飘。我没有再拦,也没有喊。我只是把手机举起来,先拍了车牌,又拍了车门上的公司名,然后退到仓库门口,把那只歪着盖的红章、墙上的门牌、地上还没来得及搬的七垛书,一样一样拍下来。
拍到第十几张的时候,我把手机放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那个随身带的小本子和笔,蹲在墙根底下,把该写的都写下来。
时间,上午十点零七分。地点,B区十七号库。车,蓝色厢式货车,车牌尾号 912。搬运单上的收货人,许敬东。库存数,约一百二十捆。老翟的微信原话,六个字,我一个字一个字抄在本子上,“押金抵了货款”。
我写完,把本子合上,站起来。腿上蹲麻了,我扶着墙站了一会儿。
走出物流园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辆车还停在那儿,车厢已经装了大半。铁皮大门在风里响了一声,很闷。
我在路边站了二十多分钟才拦到一辆回程的货车顺路带我到外环路口。上车之前,我给周砚发了那张搬运单的照片,只发了照片,没写字。
过了大概一分钟,他回过来一条:“名字记下来了?”
我回:“记下来了。”
他又回:“那就行。门我给你留着。”
回到青石街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卷帘门只拉下来一半,周砚坐在门口那张小马扎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旧了的《水浒》,搪瓷杯放在脚边。
他抬头看我,没有问怎么样,只是把马扎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出半块地方。
“吃饭了吗?”
“没有。”
“锅里有面。”
我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腿上,把那张小本子翻开,摊在他面前。
“一百二十捆。四万二,定金一万五。他手续齐全,说可以跟我对票据。”
周砚低头看了一会儿,把本子推回来。
“那你就跟他对。”
“我怕对不过。”
“对不过再说。”他把书合上,夹了一张纸条进去,“你现在手上有的,比早上多了一样。”
我知道他说的是哪一样。早上我只有一个打不通的电话,现在我有一个名字,一个车牌,一张拍了照的搬运单,还有一本写满了时间和数字的小本子。
我站起身,把卷帘门往上推到顶,走进店里,把收银台后面那盏灯打开。玻璃板底下那张催缴单还在,贰万肆仟肆佰元,还是那一行。
我把帆布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台面上,合同一本,收据一沓,盘店清单三页,托运单一张。然后我从抽屉里把老翟留下的那串钥匙拿出来,数了数,十一把,串在一个生了锈的铁圈上。
十一把钥匙,我一把一把试过来,能开门的只有四把。剩下七把,我不知道开的是哪儿的门。
十一把钥匙我分成两堆。四把能开门的放左边,七把开不了的放右边,中间空出一条指头宽的缝。
我先盘书。
盘店清单上写的是四千六百册,一共三页,书名、册数、品相一栏一栏排着,字是老翟写的,工整得像印上去的。我从最里面那排架子起数,一格一格往门口推,数过的格子用粉笔在横梁上画一道。数到下午两点,最里面一排数完了,三百二十七册。第二排两百九十八册。第三排只有一百四十一册,中间空了半格,灰在地上压出四四方方一块印子,边缘齐整,看得出来书是整捆抬走的,不是一本一本卖掉的。
那半格空档里原本放的是什么,清单上写着:二十四史,中华书局,九品,八十六册。
我到傍晚六点才把整个店数完。四千六百册,数成三千九百一十二册,差六百八十八册。我数了三遍,第三遍才敢往纸上落笔。少的那些,全是成套的、精装的、品相标了九品的。零卖的旧平装一本没少,摊在门口五块钱一本的那两箱,还多了三本。
我把清单翻到第三页,背面还有三行字。三个姓,三个数:陈,六千;王,四千;李,两千。三笔加起来一万二。老翟写字有个习惯,数字后面不写“元”,只画一个小小的圈。
我在收银台上铺开一张白纸,从左往右写。
第一行:押金,三万。
第二行:欠货款,一万二。
第三行:物业水电,四个月,两万四千四。
底下画一道横线,合计六万六千四。
写完我又添了一行:尾款八万,未付。
这四行数字摆在一起,我看了大概五分钟。房租每月六千,物业每月一千八,水电四个月一万零七百,加起来正好是玻璃板底下那张催缴单上的数,贰万肆仟肆佰元,一分不差。这些数字都不骗人,它们只是老老实实待在那儿,等着有人来认。
卷帘门被人从外面敲了两下,敲得很轻,像手指关节碰铁皮。
周砚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茶,杯口盖着一片姜。他往店里看了一眼,看见地上那块空印子,没问,先把茶放在收银台上,然后蹲下去,把散在墙根的那一沓收据抱过来。
“钥匙试了?”他问。
“试了。四把能开。”
“七把呢?”
“不知道开哪儿。”
他点点头,把收据在脚边摊开,一张一张翻日期。他修锁修了十几年,指腹上有一层洗不掉的黑,是铁屑钻进纹路里留下的。他看纸的时候不先看正面,先翻到背面扫一眼,再翻回来。
“你排这个干什么?”我问他。
“排出来才知道钱是从哪一天开始不动的。”
他说得很平,像在说今天下午的天气。他把三月那一摞挪到最左边,用茶碗压住角,怕门口的风把纸吹跑。
小李从后面书架绕出来,手里攥着一块抹布,从我身边过去,没说话,低头擦第三排架子的横梁。那块横梁上落了很厚的灰,她擦一下,抹布就黑一块。
“小李。”
她停住,回过头。
“老翟的工资给你结到哪个月了?”
“他说等店转出去一起结。”
“我问的是几月到几月。”
“六月、七月、八月。”她说完就低下头,抹布在横梁上来回擦,擦得比刚才快。我没再问。有些话问到一半,人就自己把门关上了。
周砚排到七点多。我把台灯往桌上挪了挪,光聚在他手边一小块地方。
“三月十七到八月十四,”他直起腰,“一百四十六张。”
“八月十四以后呢?”
“没有。”
他把手里那叠纸立起来,在桌面上磕了两下,让边对齐。一百四十六张收据,从三月十七号第一张进货单,到八月十四号最后一张水电费,中间五个月,平均一天一张。
八月十四号以后,一张都没有。
我想起合同上的日子。八月二十六号签的字,我交了三万押金,那天他还请我在街口吃了碗牛肉面,加了两份牛肉,他自己那碗只吃了半碗,说胃不好。
从八月十四号起,这张桌子上所有的钱,就再没有往外走过一分。
“还有一张。”周砚说。
桌上剩着一张,粘住了,边角陷在旧茶渍里。他用指甲从底下撬了两下,纸角翘起来,他捏住,慢慢揭。
是一张送货单,蓝色复写纸,字迹已经洇了。
发货人这一栏写着“陈”。品名:旧书。数量:五百册。金额:六千元整。日期:八月二十。
签收那一栏空着,一个字的笔迹都没有。
我把单子翻过来。
背面有四个字,铅笔写的,笔画很重,纸都压出了沟。
“货到付款。”
周砚念了一遍,没往下接话。他把单子平放在桌上,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老翟的字我认得。合同上的签名,清单上的书名,账本上的每一行,都是这种写法:横平竖直,起笔重,收笔轻轻往上一挑。这四个字也是他写的,写的时候手上带了劲,铅笔芯压断过一次,纸面上留着一个芝麻大的坑。
八月二十号。他把我的押金挪走六天以后,还在跟陈老板订五百册书,背面亲笔写下“货到付款”。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欠钱。他知道,他知道得清清楚楚,还写下来了,写在一张随时会被翻出来的纸背上。他只是觉得,只要店还在转,这笔钱就还有还上的那一天。
“你怎么想?”周砚问。
“我想知道他这本账,到底算到哪儿为止。”
“算到他自己兜不住为止。”他把茶碗往我这边推了推,“你先喝一口,凉了就腥。”
是姜糖水,甜得有点冲。我喝了两口,胃里那块硬东西松了一点。
小李擦完第三排,把抹布搭在架子上,走过来看了一眼那张送货单。
“陈老板上个月来过。”她说。
“来干什么?”
“找老翟要钱。两个人在后门口站着说了半个钟头,我在里面理书,听见一句。”
“哪一句?”
“老翟说,再等半个月,店转出去就有钱。”
她说完就回去继续擦架子,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跟她没关系的事。
我把那张送货单单独抽出来,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原来是装发票的,口上有一道干了的胶。我用铅笔在正面写了一个“一”。
剩下的一百四十六张,我按月份摞成五摞,三月到七月,每摞用两根橡皮筋捆住,放进收银台右边的抽屉。抽屉拉开的时候会有一声很轻的响,是木头缩了,往回推的时候要往上抬一点才顺。
周砚把卷帘门放到一半,站在门口抽了根烟。
“明天我把你这锁换了。”他说,“四把能开的,换六把新的。”
“五把。”
“五把也行。”
“我自己留一把,给你一把,小李一把,房东一把。”我数给他听,“剩一把备用。”
他把烟头摁在门口的砖缝里,说:“行。”
我从抽屉最里面翻出一张纸片,是店里的借书卡,硬纸壳的,左上角印着“本店借书证”五个小字,底下是手写的编号,空着。
“你这两个月天天来。”我说。
“天天来。”
“那你也算老客了。编个号。”
他愣了一下,接过笔,在卡上写了三个数字。写完他把卡举到灯底下看了看,又递回给我。
“零。”他说,“我从零开始。”
我把卡插进收银台前那个铁盒子里,第一张。
然后我关了灯,拉下卷帘门,锁好。玻璃板底下那张催缴单露出一只角,贰万肆仟肆佰元。
回到桌边,我又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在正面那个“一”上描了两遍。
第二天早上八点四十,我拉卷帘门,拉到一半就拉不动了。
不是门卡住,是门口站了三个人,最前面那个的鞋尖顶在门底下的缝里。
五十来岁,夹克洗得发白,手里攥着一个透明塑料袋,袋里几张纸折了三折。后面两个年轻些,一个抱着胳膊靠在三轮车上,一个把手插在裤兜里,低头看地上的砖缝。
“你是新老板?”夹克男问我。
“我是。”
“老翟欠我们书款,三万二千六。”他把塑料袋往前一递,“店转到谁名下,就该谁认。”
我没接。手还搭在卷帘门的把手上,门只起来一半,晨光从那道缝里横着切进来,正落在他的鞋面上,一层灰。
“三位怎么称呼?”
“我姓陈,陈广发,城西开旧书摊的。”他侧了侧身,“这是吴老板,这是马老板。”
抱胳膊的那个点了下头。插兜的那个没动,眼睛抬了一下,又落回砖缝。
我把卷帘门整个拉起来,拉到顶,卡进槽里,然后侧身让开门口。
“进来说。”
“不用进。”陈广发说,“就在这儿说,说清楚我们就走。”
“行。那我说清楚,你们站着听。”
陈广发把塑料袋里的纸抽出来,一共八张,七张送货单,一张手写的欠条。他把纸在门框上摁平,一张一张捋给我看。
“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我一共给他送了七趟书。头四趟他现结,后三趟说周转不开,先记着。”他指着欠条,“三月二十六号他亲笔写的,一万四千二。”
吴老板从裤兜里掏出一沓,用橡皮筋捆着,往我面前一递。
“九千八。我这儿有他签字的收货单,五张。”
马老板最后一个动。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纸角卷了,摊开的时候他用两只手压着。
“八千六。”
三张纸加起来,正好三万二千六。
“还有这个。”陈广发又抽出一张便签,巴掌大,上面是钢笔字,我认得那笔迹,跟前几天账本上的一模一样。
便签上写着七个字:店转出后一并结清。
“这是老翟上个月写的。”陈广发说,“他说店马上要转手,让我别急,转出去一起给。现在店转出去了,你说怎么办。”
风从街口过来,把便签的一角掀起来,他伸手摁住。
我盯着那七个字看了大概五秒钟。字是老翟的,落款没有,日期也没有,更没有我的名字。
“三位等我两分钟。”
我回柜台,把合同从抽屉里拿出来。九页正文,三张附件,订书钉在左上角,边角已经被我翻得起了毛。
我把合同摊在收银台上,又把那三张欠条并排摆在旁边。然后我重新走回门口,站在门槛内侧。
“陈老板,我念,你听。”
“你念。”
“第三条,转让范围。”我手指按在那一行上,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走,“货架二十六组,存书一万一千余册,租约剩余两年零四个月,店内设备一应俱全。”
“这跟我们的钱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后面。”我翻到第四条,“押金三万元,随店转让。这一条已经出了事,房东昨天堵在门口跟我要,我另说。”
“第五条。”我抬眼看他,“转让之前,本店一切债权债务,由转让方承担。”
陈广发没说话。
“第六条,附件三:存货清单、租赁合同副本、水电结清凭证。”我把三张附件抽出来,摊在合同底下,“没有一张写着你陈广发的名字,也没有一张写着吴老板、马老板。”
“可他在便签上写了转出就结。”吴老板把胳膊放下了。
“他写的是他结,不是我结。”我把便签拿起来,对着光翻了一面,背面是空白的,“这七个字,是他的承诺。他承诺他自己还你们钱。这张纸上没有我的名字,没有我的签字,也没有一句话说这笔账跟着店走。”
“那店现在是你的。”
“店是我的。”我点头,“我买的是二十六组货架、一万一千册存书、两年零四个月的租约。这三样我一样一样都点过、都收过。可我没买你们的欠条,一张也没买。”
吴老板的脸涨了一下。
“这不是赖账。”我把话接住,“我要是认了,明天再来四个人,后天再来五个,我这一店的书都不够抵。我认账,我只认我签过字的账。”
“合同是你跟他签的,我们没签。”吴老板说。
“对,所以我只认合同上写的东西,不认合同上没写的。”
门口静了一会儿。三轮车的车链子被风一吹,哗啦响了一声。
一直没开口的马老板这时候抬起头。
“老翟上个月,”他说得很慢,“也是这么跟我念合同的。”
陈广发猛地转头看他。
“哪天?”我问。
“四月十二。”马老板把手里那张欠条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日期写得歪歪扭扭,“我去他仓库要钱,他说店要转给一个女的,合同都签好了。他把合同拿出来,一条一条念给我听,念到第五条,说转让前的账他承担,让我等店转出去了再找他。”
“然后呢。”
“然后他说,新老板是个讲理的,不会赖你们的。”马老板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我当时还觉得,这人不算太坏。”
我站在门槛里,没说话。
那一刻我心里想的不是他骗了我,是他把同一份合同,对着不同的人,念了两遍。对我念,是为了让我放心接手;对他们念,是为了让他们安心等着。
一份纸,两头堵。
“三位。”我开口,“钱我确实不能替他还。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三件事。”
“你说。”
“第一,他城郊有个新仓库,在环城路南头那个旧货市场里面,门口挂着“收售旧书”的牌子,蓝色。”我顿了一下,“前天下午三点,我看见他的书正往一辆白色厢式货车上搬,车牌尾号是 27。”
陈广发的手停在半空。
“第二,欠你们钱的,不止你们三家。房东那儿三万押金,二楼储物间两年的租金,还有一个店员的三个月工资。他挪走的钱,比你们想的多。”
“第三。”我看着他们三个人,“你们手里这些单子,送货单、收货单、欠条,全都有他的签字。这些东西管用。别在我门口站着,去该去的地方站。”
三个人都没动。
隔壁的卷帘门响了一声。
周砚端着他那只搪瓷杯出来,杯子里是茶,热气往上走。他没走过来,也没说话,只是转身回店里,搬了三张塑料凳出来,一张一张摆在书店门口的台阶上。
摆完,他退回自己门口,靠着门框,低头喝茶。
陈广发看了看那三张凳子,又看了看我。
“你叫什么?”
“苏晚。”
“苏老板。”他把那八张纸收拢,折好,塞回塑料袋,“凳子我们就不坐了。”
“坐吧。”我说,“站着说话,谁都不好受。”
陈广发没坐,但吴老板坐了。他一坐下,马老板也坐下了。陈广发站了半分钟,最后还是把塑料袋放在膝盖上,坐到了最边上那张。
我回柜台,倒了三杯温水,一杯一杯端出去。
“陈老板,这批书你送的是什么?”
“教辅,还有一批旧杂志。”
“教辅哪年的?”
“前年的,一折收的。”他捧着杯子,“旧杂志是《读者》,九几年的,一捆一捆,他当时说要,我才去收的。结果收回来他说不要了,压在我那儿三个月,我库房租金一个月八百。”
我没接话。
“苏老板。”陈广发喝了一口水,“我不是来讹你的。”
“我知道。”
“我这摊子开了十七年,从一张油布开始的。三万二千六,我一年半的纯利。”他看着手里的杯子,“我儿子今年高三,九月要交学费。”
“我信。”我说,“所以我才告诉你们仓库在哪儿。”
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便签本,撕下一张,把仓库地址、货车车牌尾号、我看见搬书的时间,一条一条写上去。写完推给陈广发。
“这是我知道的全部。你们比我熟这条街,剩下的该怎么走,你们比我清楚。”
陈广发把便签折了两折,放进夹克内兜,还摁了一下。
“苏老板。”马老板忽然说,“你这店里的书,是真书。”
“什么意思。”
“老翟最后那半年,进来的货一半是盗版的,封皮都对不上。”他朝书架抬了抬下巴,“你这架子上的,我扫一眼就知道是真的。”
“书是他留下的。”
“那他也留了点好东西。”
三个人坐了大概二十分钟。陈广发问了我房租多少、物业费多少、二楼那间储物间是不是也在闹,我都一条一条答了。他听完叹了口气,说这条街上的店,这两年关了四家,还有两家在挂着转。
临走的时候,吴老板把橡皮筋重新捆好,问我:“你那店员的工资,你给补了?”
“还没到日子。”
“到日子你补不补。”
“补。”
他点了下头,没再说什么。
三个人推着三轮车往街口走。马老板走在最后,走了七八步,回过头。
“苏老板,老翟那个人,不是一天变成这样的。”他把手插回裤兜,“他前年给二中捐过两千册书,学校给他挂了个牌子。那时候他真拿不出钱来,是真拿不出。”
“我知道。”
“我不是替他说话。”
“我也没当你替他说话。”
他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
我把三张凳子收进来,摞在门后。周砚这时候才从隔壁过来,手里还端着杯子,茶已经凉了。
“你说得对。”他说。
“哪一句。”
“不买别人的欠条那句。”他把杯子放在收银台上,“你要是今天认了这三万二,明天这条街上就都知道新来的苏老板好说话。好说话的人,最后什么都守不住。”
我没答他,把合同收起来,九页对齐,夹进抽屉。
然后我把那三张欠条拿到里屋的复印机上,一张一张复印。复印机的光扫过去,一行一行往下走,纸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
三张复印件,我用回形针别在一起,回到桌边,拉开抽屉,把那个牛皮纸信封拿出来。
信封正面那个“一”我描过两遍,墨已经干透了。
我在它下面画了一道竖线,写上“二”。再画一道,写“三”。再画一道,写“四”。
四个数字,四个人的账。
我把三张复印件塞进信封,压平,重新放回抽屉最里面,上面盖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
抽屉合上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
老翟的妻子是一个人来。
她进门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四十,怀里抱着一只纸箱,箱口用黄胶带绕了三圈,胶带的边翘起来,粘着一层灰。她把箱子搁在收银台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才抬眼看我。
“你就是新接手的老板?”
我说是。
“我姓秦,老翟的媳妇,街坊都叫我翟嫂。”她说话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放,“我不是来吵架的。他那些账,我全搬来了。”
她蹲下去,把胶带一圈一圈撕开。纸箱的四个角早就软了,一掰就塌。里面全是账本,横着码一层,竖着又塞一层,中间连一张纸片都插不进去。她一本一本往外掏,掏到第十七本,箱底还剩一叠银行回单和一张复印的房本。
“他把这个家也抵进去了。”翟嫂的手指头按在房本复印件上,没有抬头,“房本押给做纸生意的老陈,借了十五万,一个月的利息三千。房贷四千三,这个月还没扣。”
我说:“书店那三万押金,也是他挪走的。”
“我知道。”她这才抬起眼,“所以我把账搬来。你要看哪一本,我给你翻。他这个人记账记得细,一分钱都跑不掉。”
书店里没有别的客人。下午的太阳从卷帘门底下切进来一条,正好落在收银台的边沿上,把账本封面上的灰照得清清楚楚。我拿过最上面那一本,硬壳的,牛皮纸封面,书脊上拿圆珠笔写着年份,字压得很深,纸都凹进去了。
最早的一本是二〇〇六年。
我翻开来,第一页写着“开张”,底下是当天卖出去的两本书,一本五块,一本七块五。往后每一天占一行,左边写收入,右边写支出,晚上关门前用红笔在行尾勾一下。有些日子整行空着,旁边只写一个字:雨。
“下雨他就不开门。”翟嫂在我对面站着,“二十年前这条街还是土路,一下雨就没人。”
我没接话,一本一本往后翻。翻到二〇二四年那一本,纸页新一些,字也潦草了。中间夹着一页,写的是去年十一月的事,那一行我记得清楚:收新店主押金 叁万。旁边紧跟着两行支出,付书商 壹万贰,余 壹万捌 转 家用。
这三万块钱,他自己一笔一笔写下来了,连“转 家用”三个字都没省。
我把那一页摁在台面上,指给翟嫂看。她凑过来,眼睛在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很轻地说了一句:“他就是这么个人。什么都写,写完就当已经跟人交代过了。”
再往后翻三页,我看见一行不一样的。
那一行写在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号,字比旁边的都小,挤在行尾的空白里:给小李白班工资。后面跟着一个数字,三千二。
没有写月份,没有写几月到几月,也没有写结没结。
小李是我现在雇的店员,二十二岁,在这店里干了一年半,上白班,中午自己带饭,饭盒放在最下面那层书架上。老翟晚上不开店,她就从早上八点半守到下午五点。
我把账本合上,抬头看店里。小李正在靠墙那排书架前擦灰,抹布从上往下一道一道地抹,抹到第三层,手停了。
“小李。”
她没回头,抹布又动起来。
“你过来一下。”
她把抹布搭在书架边上,慢慢走过来,两只手在裤缝上按了按。
“老翟欠你工资?”
她的脸一下就白了。
“欠几个月?”
她低着头,眼睛盯着自己鞋尖前面那块地砖。那块地砖有一道裂缝,从柜台底下一直裂到门口。
“三个月。”她说,声音很小,“一个月三千二。”
“九千六。”我算给她听。
她点了点头,又摇了一下头,好像点头是承认,摇头是求我别再问。
“他让你别提?”
“他说等店转出去,一起结。”小李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地砖,“他说要是新老板知道我这儿还有一笔没结的,会嫌我事多,把我辞了。他说他就是周转不开,不是不认。”
“你信他?”
“我不知道。”她终于抬起头,眼睛红了,但是没有掉眼泪,“我就是……我不敢问。他上个月还给我买过一箱牛奶,说让我再等等。”
我没说话。柜台上那十七本账摞成一摞,最上面那本还翻开着。窗外的太阳已经偏下去,光从卷帘门底缝里退出去,退到人行道外面的台阶上去了。
翟嫂这时候开口了。
“妹子,我今天来,不光是送账。”
我看向她。
“八万尾款,能不能早点给。”她把手放在纸箱沿上,指关节有点发白,“老陈的人上礼拜来家里坐过一回,坐了两个钟头,一句话没大声说,临走的时候把茶几上的杯子摆正了。他摆正那个杯子,我一晚上没睡着。”
“合同上写的是月底结清,过户手续走完再付。”
“我知道合同上写什么。”她的声音还是慢,但是硬了一点,“我就是想问一句,能不能早。你要是能早,我给你磕头都行。”
“不能。”我说,“不是我不给,是这笔钱要一笔一笔对。押金三万、书商一万二、四个月物业水电,还有小李这九千六,全都得从这八万里面出。今天我把八万给了你,明天书商堵在门口,我拿什么认?”
翟嫂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行。”她把空纸箱折起来,抱在怀里,“账本我不拿走了,放你这儿。你慢慢看,看完了心里有个数。”
她走到门口,把卷帘门往上一推,光一下涌进来,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她又回过头。
“他这个人,二十年没往家里交过一次整钱。书店挣的钱,他全填回书店里去了。我跟他过了二十六年,就落下一箱账。”她顿了顿,“可他也没在外面胡来过一分。他就是觉得,这店比家重要。”
说完她就走了。
书店里安静下来。小李还站在原地,抹布攥在手里。
“你先去把书架擦完。”我说。
她愣了一下,才转身回去。
我把十七本账按年份排开,从二〇〇六排到二〇二五,中间缺了三年,大概是那三年一本都没记,或者是丢了。排到最后,最右边那本压不住,边上翘起来。
周砚是四点钟过来的。他端着他那只白瓷缸子,缸子里是茶,走到柜台边,看见台面上一排账本,脚步就停了。
“这是老翟的?”
“他媳妇送来的。”
他把缸子放在账本旁边,抽了一本翻了两页,又放回去。
“他这个账,记得比谁都细。”周砚说。
“细有什么用。”
“细就好办。”他端起缸子喝了一口,“糊涂账才难。他这个,谁欠谁的,一行一行写着呢。”
他从裤兜里摸出一副老花镜,是修锁的时候戴的那种,架在鼻梁上,把二〇二四那本抽出来,从后往前翻。翻到中间,他手指头在一行上停住了。
“这一页被撕过。”
我凑过去看。那一页的右边缘参差不齐,底下还留着一小条纸根,上面有半个字,像个“付”字。
“撕的是哪一笔?”
“不知道。”周砚把账本推给我,“但他撕了,说明这一笔他自己也不想认。”
我把那一页对着光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出来。撕口很整齐,是从上往下一刀拉到底的,纸根都还在,说明撕的时候这本账还没装订死。
我把账本合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新的收据本。五块钱一本,一百页,是我上个礼拜在街口文具店买的,还没用过。
我在第一页上写了三行。
第一行:押金 30000。
第二行:小李工资 9600。
第三行:书商货款 12000。
写完我把笔帽盖上,把收据本放在那一摞账的最上面,压住翘起来的那个角。
“这个本子以后就放在这儿。”我对小李说,“谁的钱进来,谁的钱出去,一天一行。你下班之前跟我对一遍。”
小李站在书架那边,手里还捏着抹布,看了我一会儿,才说了一个字:“好。”
周砚没说话,把茶缸子端起来,往后面那张旧沙发走。走了两步,他回过头。
“那一页撕掉的纸根,你别扔。”他说,“留着。”
我说我知道。
天快黑的时候,我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留了一道缝透气。街上的路灯亮了,光从门缝里斜着照进来,落在收银台上,正好照亮那本新收据本的封皮。
我坐下来,把二〇二五那本账重新翻开,翻到三月十九号那一行,拿铅笔在页边画了一道竖线。然后我数了数剩下的页数,还剩四十一页。
四十一页,够记到年底。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拿着转让合同去了物业。
物业办公室在小区三号楼一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的A4纸,写着“缴费请走侧门”,纸角卷起来了,用透明胶粘了两道。值班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胸前的工牌上印着“陈立国”三个字,照片比本人年轻十岁。我把合同放在他桌上,说要调这间店的全部租赁备案,一楼的和二楼的都要。
他翻了两页,抬起头看我。
“你是新店主?”
“三月十六号接的手。”
他哦了一声,站起身,走到后面的铁皮柜前,拉开第三个抽屉,从里头抱出一摞牛皮纸档案袋。袋子上的标签都是手写的,字很大,一笔一画。他挑出其中一个,往桌上一倒,掉出来七张纸。
第一张是主合同,一楼门面,租期五年,2023年4月到2028年3月,承租人写的是老翟的本名翟建国。第二张是补充协议,末尾一行写着“随店转让,押金三万”。第三张是缴费记录,我扫了一眼,物业费和水电费那一栏空着四个月,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合计一千一百八十块。
第四张我看了三遍。
那是一份单独的租赁合同,标的是“二层B-2储物间”,面积18.6平方米,承租人一栏还是翟建国。租期两年,2025年1月8日到2027年1月7日。
“这间是单独租的?”
“单独的。”陈立国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跟一楼不是一个合同,也不是一个账户。”
“租金呢?”
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给我看。租金那一栏写着“一次性付清,共计人民币三万六千元整”,下面有收款确认,日期是2025年1月5日,签名是老翟的,“翟”字最后一竖拖出去很长。
我盯着那个日期。
2025年1月5日。那时候我还在教培机构带毕业班,每天早上七点半到校区,晚上九点半走,压根不知道这条街上有一间书店要转。老翟是三月才挂出来的转让信息。
也就是说,他在挂转让之前两个月,先把二楼那间单独租了出去,两年的钱一次性收走了。
“这间在转让范围里吗?”我问。
陈立国把主合同翻过来,指着后面的平面图。一楼的轮廓用红笔画了一个框,框里写着“转让标的”。二楼那一小块也用红笔圈了,旁边写了四个字:“不在其内。”
那四个字是老翟的笔迹,我认得。他写“内”字,最后一笔总是往里勾。
我坐在那把塑料椅子上,后背贴着椅背,觉得有点凉。十八点六平方米,说大不大,可那是我以为已经买下来的地方。签合同那天我上楼看过一眼,门锁着,老翟说里头堆的是旧教材和过期的挂历,不值钱,等清完了把钥匙给我。
我当时信了。我甚至没让他把这句话写进合同。
“还有一件事。”陈立国把主合同翻回第一页,手指点在承租人那一行,“这个备案,现在还是翟建国。”
“我接店了。”
“接店是你们私下的事。租赁备案要过户,得两个人一起来,带身份证,当面签字。”他把手收回去,“他没来过。”
我坐在那儿,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也就是说,在这间物业的纸面上,一楼这间门面的承租人还是老翟。我交了钱,接了钥匙,开了门,摆了书,可在纸面上我是个没有名字的人。
“那三万押金,为什么没转给房东?”
“押金不在我们这儿过。”陈立国说,“你们私下转的,我们只认合同上的承租人。”
“现在钥匙在谁手里?”
“备案上写的是承租人保管。”他顿了顿,“不过他上个月来问过我一回,说要是有人来查这间,让我说不知道。”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只管备案,不管你们谁跟谁。”
这句话说得实在。我把七张纸一张一张拍下来,拍完又核对了一遍编号,确认没有漏页,才把纸推回去。
陈立国收档案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
“姑娘,我跟你说一句。这间现在有人用,天天早上八点半来,晚上六点走,一年多了。”
“做什么的?”
“你自己上去看。”
我从物业出来,绕到店后面。二楼那间储物间的窗户朝北,从后巷能看见。窗玻璃擦得很干净,里头拉着米白色的窗帘,窗帘缝里透出灯光,还有一点细碎的动静,像缝纫机在走线。
我在后巷站了三分钟,然后回店,从一楼的楼梯口上去。
楼梯是老木头的,第七级踩上去会响。上到二楼,走廊尽头那扇门开着一条缝,门上贴了一张打印纸,写着“方记旗袍 定制修改”,下面一行小字:“上午九点后”。
我敲了三下。
里头应了一声,缝纫机停了。门拉开,站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短发,围裙上别着三根针,右手食指套着一个铜顶针,磨得发亮。
“修衣服?”她问。
“不是。”我把手里的合同抬了抬,“我是楼下书店的,想问您几句话。”
她看了我两秒,把门让开。
屋子不大,十八点六平方米被收拾得很整齐。靠墙一排木架,上面码着布料,一卷一卷立着,按颜色排过去。窗户下面是一张两米长的裁案,案上摊着一件没做完的旗袍,月白色的缎子,领口的盘扣已经盘好了,是一朵小小的玉兰。缝纫机在案子另一头,老式的蝴蝶牌,机头上盖着一块蓝布。
“我姓方,方玉兰。”她给我倒了一杯水,用的是搪瓷缸,“你是新接店的老板?”
“嗯。”
“我知道你要来。”她把顶针摘下来,放在案上,“翟老板跟我说过,说店要转,让我别担心,转给谁都一样,我这两年的租金他收过了,谁也不能赶我走。”
“他跟您说是什么时候?”
“去年十二月。”方玉兰想了想,“他说他要换个地方,把店盘出去,让我安心做我的。我还问他,新老板认不认我这个租约。他说认,他说他会在合同里写清楚。”
我没说话。
合同里没写。我签的那份转让合同,附件只有一楼的平面图、存货清单、货架清单,一共三页。二楼那一间,一个字都没有。
“我这店开了三年。”方玉兰又说,“先前在商场里,一年八万租金,做不下去。搬这儿来,一年一万八,我才喘过气。你要真把我撵出去,我这些布都没地方码。”
“我不撵您。”
“你先别急着应。”她看了我一眼,“你还没听完。”
“您交租金的时候,有收条吗?”
“有。”
她转身从裁案下面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盒子上印着“大白兔奶糖”,漆掉了一半。打开,里面是几张票据和一个红布包。她把红布包展开,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是一张收条,A4纸裁了一半,手写的。
“今收到方玉兰二层B-2储物间租金人民币叁万陆仟元整(两年,2025年1月8日至2027年1月7日),一次性付清。收款人:翟建国。”
下面是日期,2025年1月5日。日期旁边盖着一个章,方的,红印泥,两个字:“翟印”。
不是公章。是私章。
我把收条举到窗户那边,对着光看。印泥吃进纸里,边缘有一点点洇开,是真的盖上去的。章的大小不到两厘米,边角有一处缺口,“印”字的右下角少了一点。
“这章您见过几次?”
“就一次。”方玉兰说,“那天我取了三万六的现金,在楼下收银台给他的。他数了两遍,数完从抽屉里拿出这个章,当着我的面盖的。盖完了还吹了吹。”
“现金?”
“现金。”她把水杯往我这边推了推,“我做旗袍的,收的也是现金多。我不太会用手机转账。”
我坐在那儿,搪瓷缸里的水汽往上冒,糊了一小片视线。
三万六。老翟收了三万六,收条上的日期是1月5日。我签转让合同是3月16日,交店是3月17日。他在这两个多月里,把二楼那间单独处置了,钱收了,收条盖了私章,然后在一楼那份转让合同上写“随店转让”,把押金那一条也写进去,再把整间店交给我。
“还有一样东西。”方玉兰忽然说。
她弯腰,从裁案最底下的隔层里抽出一张纸,折了三折,边角有点毛。
我展开。
一张便条,老翟的字迹,写着:“店转出后,B-2仍归方玉兰使用至租期届满,此条为凭。翟建国,2025年3月10日。”
3月10日。比我签合同早六天。
他不是疏忽。他知道这间不在转让范围里,他知道这间还有两年,他还特意写了一张条子稳住方玉兰,然后转过头去,在一楼那份合同上写下“随店转让”。
我把那张便条捏在手里,纸很软,捏一下就皱了。
“方玉兰。”我抬起头,“你这个租约,算数。”
“算?”
“算。”我说得很快,快得连自己都愣了一下,“合同是你跟他签的,钱是你一分不少付的,收条在这儿,条子也在这儿。这间屋子是你的,到2027年1月7日,谁也不能让你搬。”
她的肩膀松下来一点,人也往椅背上靠了靠。
“那你呢?”她问,“你这店,是不是吃亏了?”
我没马上答。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吃没吃亏,得看这三万六算谁的,还得看老翟把这钱花到哪儿去了。
“方玉兰,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下回他要是来,你别跟他吵,也别提我今天来过。你就问他一句,问他这两年的租约,会不会因为店转了就不算数。他怎么说,你记下来,回头告诉我。”
她看了我一会儿,点了头。
“我不吵。”她说,“我这人不会吵架。我就问一句。”
我下楼的时候,周砚正坐在书店门口的台阶上,手里端着那杯茶,杯盖上放着一块桃酥。他看见我,把桃酥递过来。
“上去看了?”
“看了。”
“怎么样?”
我在他旁边坐下,把手机里的照片翻给他看。他一张一张划过去,划到那张收条时停住,用两根手指把图放大,看了看那个章。
“私章。”
“嗯。”
“私章和公章不是一回事。”他把手机还给我,“公章是店的,店转给你,公章该给你。私章是他自己的,他拿私章收钱,收的是他自己的钱。”
“所以那三万六,进的是他自己的口袋。”
“对。”
街上有辆电动车过去,车筐里装着菜,一把葱探出头来。周砚喝了口茶,把杯盖扣回去。
“对了,”他说,“二楼那间的电,是不是接在一楼的总表上?”
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上个月我来得早,看见物业的人在楼下抄表,抄完在本子上写了一行,说二楼的数从这儿走。”他抬了抬下巴,“你去问一声,就知道这一年多是谁在替他付电费。”
我当天下午又去了一趟物业。陈立国把电费单调出来,一页一页翻给我看。二楼那间储物间没有单独的电表,用电全走一楼的总表,一年零两个月,平均下来每月一百七十多块,加起来两千三百四十。
这笔钱,是从我接店时交进去的水电预付款里出的。
我拿着单子回店,坐在收银台后面,把上午拍的收条照片调出来,又把那张便条的照片调出来,两张并排放在屏幕上。然后我翻开收据本,翻到三月二十号那一页,铅笔在手里转了两圈,写下第一行:
“二楼B-2,方玉兰,两年,三万六,收条一张,私章‘翟印’,2025.1.5。”
写完,另起一行:
“便条一张,2025.3.10,承诺租约不受转让影响。”
再另起一行:
“电费,14个月,2340,走一楼总表。”
三行字写完,我在这一页的空白处又写了一个数:81520。
写完,我把这个数圈起来,圈得很圆。
那天下午两点多,小李在收银台后面站着,手里攥着一块抹布,攥得指关节都白了。
我刚把房东送走,把一摞复印好的收据收进抽屉里,抬眼看她。她这三天一直不太说话,我问一句她答一句,答完就低头擦书架,擦得一本一本往里推,推到最里面还要再推一下,像是书架上有擦不完的灰。
“小李,你过来一下。”
她走过来,站在收银台对面,抹布还捏在手里。
“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一年半。”
“老翟欠你几个月?”
她愣了一下,眼睛立刻往柜台底下看,像是有人在下面提醒她别乱说。
“没欠。”她说,“没欠,他每个月都给我。”
“给你多少?”
“三千二。”
“给了几个月?”
“……半年。”她声音掉下去,“前半年给,后面就没有了,他说等店转出去一起结。”
我把抽屉拉开,把昨天晚上列的那张纸抽出来,摊在台面上。纸上是我自己写的,用黑笔,一笔一笔写清楚:押金三万、未结货款一万二、物业水电四千三百二十、未付尾款八万。最下面一行,我昨天夜里十一点多加上去的:小李工资,三个月,九千六。
“三个月的工资,九千六。我现在给你。”
她没动。
“你数一下。”
“姐……”她把手里的抹布往台上一放,放得很轻,可台面还是响了一声,“你别给我。老翟说这钱他会给我的,他说店转出去,一分不少。”
“他什么时候说的?”
“上个月二十号。他那天来店里,把账本拿走了,跟我说,小李你别急,这店转出去,你的钱一分不少,你先别提,提了人家买店的会压价。”
我把笔拿起来,在纸上那行"九千六"后面画了一个小圈。
“他让你别提,是怕我压价。可我压的价,是我自己要付出去的钱。你这三个月是给他干活,也是给这家店干活,店现在在我手上,这店欠你的,我认。”
“可这不是你欠的。”
“我盘下的是这家店。”
我把手机拿出来,点开转账,输进去九千六百。
她盯着屏幕,两只手在身前绞了一下,又松开。
“姐,你不用这样。我年轻,我再找一份活也行。”
“你先收。”
“我怕你以后后悔。”
“我不会后悔。”
她把手机也掏了出来,屏幕有点裂,裂在右下角,用透明胶带贴了一道。她把收款码翻出来,翻了两下才翻到,手有点抖。我把钱转过去,转完把手机屏幕翻过来给她看,上面显示转账成功。
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机,看了一会儿,屏幕上的数字亮着。她把手机摁灭,又摁亮,又摁灭。
然后她就哭了。
不是那种放声哭,是眼泪先下来,人还站着,肩膀一抽一抽的,嘴抿得紧紧的,怕出声。她把脸偏到一边,抬手用手背抹,抹了一下没抹干净,就把整只手按在眼睛上。
“我以为……”她说,声音在里面闷着,“我以为这店换了人,我那点钱就没了。”
“为什么这么想?”
“我妈住院,去年冬天。”她把手放下来,眼睛红着,“那时候我跟老翟说想先支一点,他说店里也紧,让我等等。我就等。后来我听人说店要转,我就想,这店一转,老翟一走,我连人都找不着,我这钱可不就没了。”
“你怎么不问我?”
“我不敢问。”她低下头,“我怕一问,你就不用我了。”
我把那张纸推到她面前,让她看最下面那行。
“这九千六,我从还没付的八万尾款里扣。这笔钱不是白给你的,是从他该拿的钱里出的,一分都没少算你,也一分都没多算他。你该拿的就是这些。”
她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他要是不同意呢?”
“他不同意,我也不付那八万。”
她拿手背又擦了一下脸,忽然想起来什么,转身往后面走,走到书架那边,把她刚才擦的那一排书抽出来两本,翻过来看封底,又插回去。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人已经稳下来了,像是把哭的那一下关在了什么地方。
“姐,我把后面那排也擦一遍?”
“擦吧。擦完把靠窗那三箱书搬下来,我下午要理。”
她应了一声,抱着抹布走到后面去。走了两步又回头。
“姐。”
“嗯?”
“你刚才说,这店欠我的,你认。”
“我认。”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进去了。
我坐在收银台后面,把那张纸折起来,折成四折,放进抽屉最里面,压在那摞收据下面。窗外有人在卸货,三轮车倒车的声音"滴滴"响了三下,停住。
四点钟,周砚端着他的搪瓷杯过来了。杯子里是茶,茶叶放得多,水是浑的。他往靠窗那张旧沙发上一坐,把杯盖揭开搁在扶手上,先不说话,先看我。
“你今天脸色不对。”
“我刚给小李补了三个月工资。”
“多少?”
“九千六。”
“老翟欠的?”
“嗯。”
他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喝得很慢。
“你从哪儿出的?”
“尾款里扣。”
“他知道吗?”
“还不知道。他知道了会来找我。”
周砚把杯子放下,人往后靠,靠到沙发背上。
“你做得对。”
“我没问你。”
“我知道你没问。”他说,“我就是要说一句,你做得对。”
我没接他这句。
他伸手从旁边那摞书里抽出一本,翻开,翻到夹着借书卡的那一页。他那张借书卡已经用了两个月,卡上的格子填了十一行,每一行都是他自己写的书名和日期,字很小,写得很整齐。
“这张卡,你得给我留着。”
“留着。”
“我是说,以后这店不管怎么着,这张卡算数。”
“算数。”
他笑了一下,低头看书。他看书的时候不出声,翻页也很轻,一页一页翻,翻到有意思的地方会停一会儿,把手指按在那一页上。
我把下午要理的账本翻出来。二楼储物间的事还没完,物业那边说明天上午给我调完整的租赁记录,租客的电话我也拿到了,还没打。书商那边三个人的名字我记在本子上,一个个查过,其中两个在这条街上也开着店,一个在隔两条街的旧货市场。
五点二十,我的手机响了。
屏幕上跳出来一个名字:老翟。
周砚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把手机拿起来,让它响了第三声,才接。
“喂。”
“是我。”
“我知道。”
“忙不忙?”
他这一句问得很客气,客气得不像他。前两次我给他打电话,一个是无人接听,一个是直接挂断,后来微信回了四个字,四个字之后就再没有声了。
“有事你说。”
“我想跟你见一面。”他说,“当面说清楚,电话里说不清。”
“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方便?”
他把这句话问出来的时候,我停了一下。他从前跟我说话不是这个调子。交店那天,他站在店门口,手插在裤兜里,跟我说这店二十年了,你捡了个大便宜。那时候他声音是往上抬的。
“明天上午十点。”我说。
“十点我这儿有点事。”
“那就十点半。”
“十点半行。”他顿了顿,“就在店里?”
“就在店里。”
“好。”他说,“我明天十点半到。”
他先挂了。
我把手机放回台面上,屏幕还亮着,通话时长显示十九秒。
周砚把书合上,搁在膝盖上。
“他主动了。”
“嗯。”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知道我手上有什么了。”我把账本合上,“书商那边三个人今天上午来过,我给他们念了合同。物业那边我昨天调了记录。他这两头都听到了风声。”
“也可能是他撑不住了。”
“都有可能。”我说,“他要是撑不住,明天来谈的是价钱。他要是来摸我的底,明天谈的是他自己的理。”
周砚把杯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杯子里已经没什么水了,他还是喝。
“明天我在。”
“你在旁边修锁。”
“我就在旁边修锁。”他把杯盖盖上,“我修我的锁,你说你的话。他要是拍桌子,我不动手,我就站起来,把我的工具箱提起来,往门口走一步。”
“你走一步干什么?”
“让他看见我在这儿。”
我看了他一眼。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窗户外面,外面天已经开始暗了,对面那家的灯先亮起来,亮得很白。
“周砚。”
“嗯。”
“明天你别走那一步。”
“为什么?”
“因为我不用。”
他转过头来看我,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行。那我就不走。”
六点,小李从后面出来,把抹布洗干净挂回钩子上,围裙解下来叠好,压在收银台的一角。
“姐,我走了。”
“路上小心。”
她走到门口,把卷帘门往上推了一点,人从下面钻出去,钻出去之后又回过头。
“姐,明天我早点来。”
“几点?”
“八点半。”
“你平时九点。”
“我明天八点半来。”她说,“我把后面那两排全都擦一遍。”
卷帘门放下来,落到底,"哐"一声。
店里就剩我和周砚。他把书放回架子上,放回原位,书脊朝外,摆正。摆完他端起杯子站起来。
“我也走了。”
“嗯。”
他走到门口,手放在卷帘门的把手上,没往上推。
“有句话我得说。”
“你说。”
“你今天给小李那九千六,不是从尾款里扣的。”
我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昨天跟我算过,尾款八万,你手上能动的现金只有三万四。”他说,“你要是真从尾款里扣,那得等他签字。你没等。”
我没说话。
“你是先自己垫的。”
“我垫了,也是从尾款里扣。他签了字,这九千六就回到我账上。他不签,这九千六就是我自己认的。”
“你想过他不签吗?”
“想过。”
“那你还垫?”
“她三个月没拿到钱。”我说,“她妈去年冬天住院,她跟老翟开口,老翟让她等。她已经等了大半年了。我这店要开下去,第一个月就得有人站在柜台后面。她站在那儿,我不能让她站着还想着自己的钱在谁兜里。”
周砚把卷帘门往上推,推到一半,外面的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气。
“行。”他说,“明天十点半,我九点五十到。”
“你来这么早干什么?”
“我把那把锁修一修。”他指了指门框上那把已经有点松的锁,“它该修了。”
他出去,把卷帘门放下来。我听见他在外面拍了拍手,脚步声往隔壁去了。
我一个人在店里坐了一会儿,把明天要用的东西拿出来,摆在台面上。
第一张,是老翟签字的那份转让合同,我把押金那一条折出来,折痕压得很平。
第二张,是我自己抄的欠薪记录,上面有小李的名字、入职时间、每个月三千二、欠三个月,一共九千六,下面有小李刚才按的手印,是我让她按的,用印泥,按得很清楚。
第三张,是二楼储物间的租赁合同复印件,物业那边给我的,租期两年,租金一次性收清,收条上盖的是老翟的私章。
三张纸并排摆在台面上,我一张一张看过去。
看到第三张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把抽屉拉开,从最里面把那摞收据翻出来,一张一张往下翻。翻到最下面那张,翻过来,背面是老翟的字:货到付款。
我把这张也摆上去,摆在第四位。
四张纸。一张是他的理,三张是我的账。
我把灯关了一半,只留收银台上那一盏。然后我坐下来,把明天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
第一句我要说的是:这三万押金,合同上写着随店转让。
第二句我要说的是:这九千六,是你欠小李的,我替你先付了。
第三句我要说的是:二楼那间,租期还有两年,租金你已经收清,这钱不在我手上,我也不接这个租客。
第四句我要说的是:所以我给你的方案是,尾款八万里面,扣掉押金三万、欠薪九千六、物业欠费四千三百二十,剩下的三万六千零八十,我一分不少给你。
我把这四个数在纸上写下来,一行一行写,写完又在下面画了一道横线,横线画得很直。
三万六千零八十。
这个数我看了很久。
它不算少,也不算多。它是我能给他的、站得住的那个数。他要是认,明天就能签。他要是不认,那就再谈。我不着急,我手上有四张纸。
外面有车过去,灯光从卷帘门的缝里扫进来,扫过台面上那四张纸,扫过去就没了。
我把纸收起来,收进抽屉,锁上。钥匙拔出来,放进外套的内袋里,跟店门钥匙分开放的,一边一把。
老翟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二十三分钟。
我还在擦收银台,卷帘门被人从外面往上推了半米,他弯着腰进来,先抬脚把门口那块蹭脚垫摆正,才直起腰看我。
“来早了。”他说。
我把抹布搭在水池边上,拿了个玻璃杯给他倒水。他没接,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子边上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里面的黑铁。
坐下之前,他先把靠墙那把竹椅子挪了挪,挪到窗户底下。那把椅子是我搬进来以后摆在收银台旁边的,他挪回去的位置,正好是他原先坐的位置。
他环视了一圈,目光顺着书架走,走到第三排停住。
“那排历史,我原先按朝代排的。”他说,“你按开本排了。”
“按开本好找。”我说。
“按朝代好卖。”他说,“老客户进来问明朝,你手一指就是一片。你这么排,他得自己蹲下去翻。”
我没接这句话,把玻璃杯放在他手边。
他拧开缸子盖,热气冒上来,一股很浓的茶味。他两只手捧着缸子捂了一会儿,才开始说。
“我在这条街上开了二十年店。”他说,“头三年赔钱,第四年才把本捞回来。这店里的书架是我一趟一趟从旧货市场拉回来的,最早那六个,一个八十块,我自己刷的漆,刷了三遍。”
他顿了一下,抬手往西边指了指。
“老客户是我一个一个攒的。去年腊月,有个老太太来问一本《收获》,一九八一年的第五期。她说她儿子小时候看过,现在人没了,她想再看一遍。我在仓库里翻了两个钟头,翻出来,收了她三块钱。”
“这条街上问旧书,都指我这儿。”他说,“这不是我自己吹的,你去问。”
我点头。他说的这些,我信。
“三万块押金,”他把缸子放下,抬眼看我,“在我这儿,是这二十年人气的折价。你要是觉得这话难听,我也没办法。我周转不开,才先挪走的。”
他说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等我说话。
我没有马上说。我拉开抽屉,把里面的三张纸拿出来,一张一张摊在桌面上,正面朝上,往他那边推过去。
第一张是押金条。A5 大小的复写纸收据,蓝印,日期三月十四,金额三万,收款人那一栏是他签的名,旁边盖着店里那枚旧章,章的边角已经磨圆了。
第二张是我从账本上抄下来的一页。小李,三个月,每月三千二,合计九千六。
第三张是从物业档案里复印的二楼租赁合同。租期从去年九月到后年八月,两年租金一万二,一次性收清,收条上盖的是他的私章。
三张纸在他面前排开,中间隔着大概两指宽。
他先看押金条,看了很久,其实那上面就那几行字。然后他把押金条往左边挪了挪,看第二张。
他的手指按在纸边上,往下走,走到“九千六”旁边那三个字上,停住了。
“小李的钱,你给了?”他抬起头。
“给了。”我说,“七月十号给的,从还没付的八万尾款里扣的。她当天下午就没再擦书架,坐在后屋哭了半个钟头,眼睛肿得睁不开,我让她提前回去了。”
他没说话,把第二张纸拿起来,凑近看了一遍,又放下。
第三张他看得最快,扫了两眼就放下了,可是放下以后,他的手在纸角上按了一下,按得比前两张都重。
三张纸重新在桌上排齐,他两只手把它们摞起来,边角对着边角,摞得很正。
“你要是早来半年,”他说,“我不会这么干。”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看我,看着窗户外面。
“去年八月,门口那条路挖开修,围挡一直立到今年三月,整整八个月。那八个月我一个月的流水不到四千,房租五千二,水电另算。我进了两批书,四千三百多本,压了十一万在仓库里,钱全在那儿躺着,一本都动不了。”
“先是挪货款,”他说,“挪了一万二,想着书卖出去就补上。后来书没卖出去,押金就动了。再后来是二楼的储物间,我单独租出去,收了一万二,也填进去了。”
“房子抵了,贷了三十万。”他说,“还有二十一万没还。”
他把手从纸上拿开,放在膝盖上。
“我知道这么干不对。”他说,“可我那时候想的是,这店要是转出去,我拿这三万,等于把我这二十年折一半卖给你。我不甘心。”
他说完,抬眼看我。
我端起自己的杯子,喝了一口水。
“你说的这些,我都信。”我说,“路修了八个月,我也看见了,围挡拆的那天我还站在门口拍了照。你翻仓库找书那事儿,巷口开杂货铺的刘姐也跟我提过。”
“但信归信,账归账。”我把杯子放下,“你的二十年是真的,我的三万也是真的。这两样不能互相抵。”
“那三万,”他说,“就当是招牌钱。这店叫翟记旧书,招牌是我做的,那块牌子在这条街上挂了二十年,风吹日晒我自己补过三回漆。”
“招牌是你做的,我认。”我说,“我盘店的时候,合同上写了招牌随店转,我也没打算换。可是招牌不能当钱使。我拿招牌去交房租,房东不收;我拿招牌去结书款,书商也不收。”
他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
“我买的是货架、存书和租约。”我说,“这三样,合同上一条一条写着。你的欠条、你的租金、你的货款,不在我买的东西里头。这话我上个月当着你那三个书商的面说过一遍,今天再说一遍。”
“他们找过你了?”他问。
“来了三个,堵在门口。”我说,“我把合同念完,走了两个。剩下那个说,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跟他念合同的。”
他低下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嘴角刚提起来就散了。
“我明天给你一个说法。”我说,“怎么扣、扣多少,我写清楚,写在一张纸上,你拿回去看。你要是觉得哪一条不对,你就指出来,我们一条一条对。”
“你不着急?”他问。
“我着急也没用。”我说,“账得算清楚,算不清楚签了也白签。”
他坐在那儿,两只手撑着膝盖,肩膀往下塌了一点。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走到第三排书架前面,伸手把一本书抽出来。那是一本旧版《说文解字》,书脊用透明胶带缠过两道,胶带已经发黄了。
“这本是我自己带来的。”他说,“当初店里没这本,我从家里拿的,放了十几年。”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
“店里的书我点过,”我说,“一千四百二十本,一本一本记在本子上,哪一格哪一层都写了。这本在第七格第二层,编号三一七。”
我伸手把本子从收银台底下拿出来,翻开,递到他面前。
“你要拿,先从单子上划掉,我签个字。”我说,“不然明天对不上,我说不清,你也说不清。”
他低头看那一页,看了大概十几秒。本子上的字是我用黑笔写的,一行一行,右下角写着点书的日期,六月二十八。
他把书插回原位,往里推了推,推到跟旁边那几本齐平,又用手指比了一下高低。
然后他回到桌边,把搪瓷缸子的盖子拧上,拎起布包。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弯腰把蹭脚垫又摆正了一次,才推门出去。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我坐回椅子上。桌上那三张纸还摞着,摞得很正。缸子底下留了一个圆圈的水印,我用抹布擦掉,擦了两遍才干净。
我从抽屉里拿出第四张纸。那张搬运单,收货人一栏写着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字是打印的,不是手写。
我把它压在抽屉最底下,上面压着那本点书的本子。
上午十点四十,周砚端着一碗汤进来。他每天下午来,今天早了三个钟头。他把汤放在桌上,看了一眼那摞纸,又看了一眼我。
“三张都给他看了?”他问。
“三张。”我说。
“第四张呢?”
“留着。”
他点了一下头,没再问,把汤往我这边推了推,推到我手边停住。碗底跟桌面磨出一声轻响。
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我走到街口,先看见的是地上那块招牌。
它侧躺在卷帘门前面的水泥地上,木框右下角裂了一道口子,“旧”字的漆掉了一小块,露出底下发灰的木纹。招牌原先挂的位置空着,墙上留下四个洞,膨胀螺丝还留在里头,螺杆朝外翘着,像是四根没拔干净的钉子。
我蹲下来,用手背碰了一下木板。夜里的潮气还没散,板子上有一层凉。我抬头看墙,昨天那个位置还有钉子印,今天只剩洞。
周砚的铺子六点五十就开了。我抱着招牌走过去,他正给一把老式门锁配弹子,镊子夹着一根细簧,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把簧塞进锁芯。
“四个螺丝孔。”我说,“招牌被人整块卸了。”
他把镊子放下,走出来,跟我一起看墙。他伸手在洞边上摸了一圈,指腹蹭下来一些白灰。
“卸得挺干净。”他说,“螺丝一颗没剩,全带走了。”
“二手招牌没人要。”
“不要招牌,要的是上头的螺丝。”他指了指最上面那个洞,“斜着装回去,孔还能对上。他不想重新打孔。”
我心里沉了一下。重新打孔要重新找平,要重新定位,还要重新刷一遍墙。把螺丝带走,就等于把这块招牌的位置也带走了。
“谁卸的?”
“二楼那间。”周砚说,“昨晚上十点多,我听见楼上有人搬东西,铁架子刮地面的动静,我还以为是他清库房。”
我抬头看二楼窗户。窗玻璃里贴着一张红纸,字是手写的,昨天贴上去的:本店招租。
我回店开门,卷帘拉起来一半就卡住了。我使劲往上托,托到胸口高度才顺过来。弯腰进去,收银台上的东西一样没动,那三张纸还摊着,压在我昨晚喝空的保温杯下面。
我拨了老翟的电话。这次他接了,第二声响就接起来。
“招牌是你卸的?”
那头停了两秒。“一楼那块?不是我。”
“墙上四个洞还在。”
“那你去问老陈。”他说话的声音有点远,像是把手机放在桌上开了免提,“二楼我租给他两年,他要在门口挂自己的牌子,我拦不住。”
“他挂二楼,卸我楼下的招牌?”
“他嫌一楼那块挡着他。”
我一句话没接上。他倒是语气放软了一点,“小林,这事我昨晚真不知道。我今天给他打电话。”
“不用你打。”我说,“我自己找。”
挂了电话,我把招牌立在收银台旁边的墙角,让掉了漆的那一面朝里。周砚端着茶过来的时候,看见我在一张 A4 纸上写字。
“你在写什么?”
“清单。”我说,“他卸我招牌,我一条条写下来。”
纸上我写了三行。第一行:招牌一块,木框开裂一处,漆面破损两处。第二行:膨胀螺丝四颗,螺杆残留。第三行:卷帘门卡阻一次,昨夜十点后。
周砚在我对面坐下,把茶杯搁在纸边上,没压住。
“你打算怎么弄?”
“先拍照。”我说,“拍完去找他,让他把招牌挂回去。”
“他要是不挂呢?”
“那就报警。”
他挑了一下眉毛,没说话。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一块旧招牌,裂了一道口子,掉了一块漆,警察来了也多半是调解,让对方赔几十块钱,或者各让一步。可我要的不是那几十块。
“这块招牌上头有他的名字。”我说,“他开二十年,这条街上买过书的人都认得这四个字。现在他把招牌卸了,是让路过的人以为这家店不开了。我盘下的是这家店,招牌是店里的一部分。他卸招牌,就是动我买下来的东西。”
周砚点了一下头。“你要的是把它挂回去。”
“对。”
“那你自己上去挂?”他问,“二楼那位要是不让呢?”
“不让,我就把洞留着。”我说,“洞留着,谁路过都能看见这里原来挂过东西。”
上午九点出头,我拍了照。手机镜头对着墙上的四个洞,洞口的白灰崩了一圈,螺杆上还挂着一点水泥渣。我又把招牌躺在地上的样子拍了一张,裂口的位置拉近拍了一张。
九点半,我上楼。
二楼的走廊比一楼窄,靠墙堆着几个纸箱,箱子上印着“复印纸 A4 500 张”。门是新换的,锁也是新的,门框边上还嵌着一小片没撕干净的塑料膜。
我敲了三下门。
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头发剃得很短,穿一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袖口有打印机的墨粉印。他手里捏着一沓纸,纸边是刚切过的毛边。
“老陈?”
“你是楼下的。”
“一楼的招牌,是你卸的?”
他没否认,把身子往门框上一靠。“挡着我门头了。我这店做打印、复印、装订,学生来一趟要看清我这儿开没开。你那块招牌斜出来二十来公分,站台阶底下往上看看不见我的字。”
“你可以跟我说。”
“我说了。”他抬眼,“我跟老翟说了三回。他让我自己看着办。”
“他让你看着办,你就把螺丝卸了带走。”
“螺丝我得留着。”他抬手往门里指了一下,墙上整整齐齐挂着四颗膨胀螺丝,用一根细绳串着,“我下午就装。招牌做出来是竖的,孔位正好对上,不用重新打。”
我看着那四颗螺丝,昨晚想的全对上了。
“招牌归我。”我说,“你装你的,孔你随便用,那块旧牌子你得还给我,挂回原处。”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不算难看,是那种做小生意的人被逼到墙角的笑。“挂回去,我门头又被挡了。”
“你挂竖的,我挂横的,中间隔着一层楼板。”我说,“你把你的招牌往上挪二十公分,我这就把旧的挂回原位,谁也不挡谁。”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把手里的纸翻了个面,像是想找个地方搁,最后捏在手里没放。
“你怎么不早说这话。”
“我昨天不知道你要挂。”
“行。”他说,“你叫人把孔对上,下午我把螺丝还你。”
我下楼的时候,正碰上三个书商站在门口。还是上回那三个,领头那个姓方,腋下夹着一个牛皮纸袋,纸袋口卷了边。
“林老板。”他开口,语气比上回软,“我们不是来找你的。”
“那找谁?”
“找老翟。”他往楼上看了一眼,“听说他昨天来过。”
“来过。”
“谈得怎么样?”
“没签。”
方老板把牛皮纸袋从腋下抽出来,抽出一张纸,纸是对折的,折痕发白。“这是他上个月给我们写的条子,说店转出去,货款先结一半,剩下的按月付。现在店转出去了,一半也没见着。”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是老翟的字,落款日期是八月十九,底下盖了一枚私章,章的边角有一点缺。
“这张条子上写的是他欠你的。”我把纸递回去,“不是这家店欠你的。”
“我们认店不认人。”后面那个瘦一点的书商说,“这条街上买书的人都认这块招牌,招牌没换,账就得有人认。”
我把手机拿出来,翻到拍的合同照片,转到租赁那一页,递到方老板面前。
“第五条,转让范围是货架、存书、租约和经营期内已收未履行的订单。第六条,转让前形成的对外债务由转让方自行承担。”我一条一条念完,抬眼看他,“这是我跟他签的,签的时候你们没在场,可这条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我们俩看的。”
方老板没说话,把牛皮纸袋重新夹回腋下,手指在袋口捏了两下。
“你上回也这么念给他听。”他说。
“哪回?”
“上个月初。”他说,“他在店里,我坐你现在站的位置。他也拿一张纸,一条一条念给我听,说他不是不认账,是周转不开,让我再等两个月。”他顿了顿,“他念完了还给我倒了杯水。”
我一时没接上话。阳光从卷帘门斜进来,落在他鞋尖上,他的皮鞋尖磨掉了一层皮。
“他念得比你慢。”方老板说,“可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一样,事不一样。”我说,“他念完是让你等,我念完是告诉你别等。你要找的人不是我。”
他点点头,没再争。三个人往街口走,走出去七八步,方老板回头。
“林老板,那批书里有一箱是我们店的货,编号我记着,四十七本。你要是清点的时候看见了,给我个信儿,别的不提,那箱我得拉回去。”
“看见了给你打电话。”
他们走了以后,我回店里,把那张 A4 纸摊在收银台上,在第三行下面加了一行:招牌四颗螺丝,二楼租客手里,下午还。
十点四十,老翟来了。
他自己推的门,没敲门。进来先看墙角那块招牌,看了有好一会儿,才在对面那把椅子上坐下。他今天穿了件浅灰的夹克,领口干净,头发也梳过,跟前几天在仓库见的那回不一样。
“招牌的事,我问了老陈。”他说,“他年轻,做事不讲究。”
“他讲究。”我说,“他要挂自己的字,怕被你挡着。”
老翟没接这句,把手放在桌面上,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停住。
“你昨天说的那个方案,我回去想了一晚上。”
“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一半。”他说,“尾款里扣押金三万、扣欠薪、扣物业水电,我认。二楼那间归我,我也认。租客的水电我不接,这条我认不了。”
“为什么认不了?”
“那间是我单独租给他的,租期两年,租金我一次收清了。”他说,“水电当初说好走一楼的总表,他按月给我,我再给你。现在他不给我了,你让我怎么接?”
“那是你跟他的事。”
“是。”他说,“可这表在你店里。”
我把三张纸推过去。押金条、欠薪记录、二楼租赁合同。他低头看了很久,看到租赁合同上那个私章的时候,手指头停了一下。
“你要是早来半年,我不会这么干。”他说。
这句话他上回也说过。上回我听着像是推脱,这回我听出别的意思。
“半年前你周转得开?”
“半年前我还有三个老客户一口气订了两千多块的书。”他说,“现在我一个月卖不出三百块。”
“所以你把押金挪了。”
“我把押金挪了,把二楼的租金收了,把小李的工资拖了。”他一条一条数,数得很平静,“我知道这三件事搁在一块儿,我这人就不算干净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签。”他说,“就一条,水电你别让我接。”
我把笔放下。“老陈的水电,从他店门口那个分表走,装表的三百八十块我出,往后他自己交。这事我去跟他说。”
老翟抬眼看我。“你出?”
“我出。”我说,“三百八十块,比打一场架便宜。”
他忽然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笑完了脸上的褶子还堆着。“小林,你这人做事,不像二十九。”
“像多少?”
“像开过店的。”
他站起身,把椅子推回原位。“方案我拿回去,明天上午来签。今天我得去趟医院,我老婆这两天不太好。”
“严重吗?”
“老毛病。”他说,“不碍事。”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墙角那块招牌。“这牌子挂回去,得重新刷一遍漆。右下角那块,我认得,是九八年台风刮的,当时我一个人扛着梯子上去重钉,钉子钉歪了,木头裂了一道。”
“你记得挺清楚。”
“二十年,就这一块牌子。”他说完推门出去了。
下午两点,老陈下来,手里拎着那四颗螺丝,用一根细绳串着。周砚带了电钻和水平尺,站在梯子下面。
“孔位偏了两毫米。”周砚仰头看墙,“最上面那颗往里挪一点,招牌挂上去才不会斜。”
“那得重新打。”
“不用。”周砚把水平尺递给我,“螺丝先进去,挂上再看,斜了我在底下垫一片薄木。”
老陈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我那块牌子下午也到,做的是竖的,一米二。”
“一米二够。”我说,“你往上挪二十五公分,我招牌下沿到你这儿还有三十公分的空。”
“二十五公分,我门头就剩八十了。”
“八十够写字。”我说,“你字号四个字,横着排,一个字二十公分,还有空加电话。”
他愣了一下,抬手在空气里比了一下,比完了点点头。
周砚把螺丝一颗一颗拧回去,拧到第四颗的时候,电钻突然停了。他低头看,电池没电了。
“我铺子里有备用的。”他跳下梯子,“五分钟。”
他走了以后,老陈还站着,手插在工装兜里。
“林老板,”他忽然开口,“老翟跟我说,一楼这家店换了人,让我有事直接找你,别去烦他。”
“他这么说?”
“他说你人不错,就是爱较真。”老陈顿了一下,“他还说,要是你把招牌挂回去了,让我别拦。他说这块牌子挂上去,一楼看着才像开着门,他二楼才好租。”
我手里捏着水平尺,尺子边上的气泡停了两格中间。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昨天晚上。”老陈说,“他上楼跟我说招牌的事,说完这句才走的。他走的时候还帮我把走廊那两个纸箱挪到墙边了。”
周砚拎着电池回来,梯子重新架好。招牌挂上去的时候,底下的水泥地上落了一层薄薄的木屑。我退到街对面看,招牌有点斜,右边比左边低了一指。
“垫片。”周砚说。
他从兜里摸出一片薄木,塞进右下角的螺丝底下。再抬头看,正了。
老陈也退到街对面看,看了两眼,说了一句:“比原先正。”
招牌挂回去的当天下午,我把三张纸复印了。复印机在二楼,老陈收了我六块钱,我说不用找,他非要找,从抽屉里翻出四个硬币搁在柜台上。
我拿着复印件回店,一张夹进合同夹,一张放进收银台最上面那个抽屉,还有一张,我装进信封,写上老翟家的地址。
信封我没封口,搁在收银台上。周砚端着他的茶坐下来,看了一眼信封。
“不寄?”
“等明天。”
“等他签完再寄?”
“等他签完,这张就没用了。”我说,“我留着,是怕他明天不来。”
周砚把茶杯转了半圈,杯底在桌面上磨出一声轻响。“他要是不来呢?”
“不来,我就把这张寄出去。”我说,“寄给他老婆。”
他看了我一会儿,点了一下头,把茶往我这边推了推,推到我手边停住。
窗外的招牌挂回去了,太阳斜过来,把“旧”字的影子投在卷帘门上。影子中间缺了一小块,是漆掉的地方。
我数了数墙上的洞。四个,全填上了。
招牌是我搬梯子挂回去的。
挂完我站在门口,仰头看了两分钟。太阳已经偏西,把“旧”字的影子拉得很长,影子中间缺一小块,是漆掉的地方。我拿手机拍了一张,存进相册里那个叫“证据”的文件夹。里面已经有十七张。
拆招牌的人,我用了半天就查出来。不是老翟,是二楼做文印的老陈。
那天早上我到店,卷帘门拉起来,抬头看见门楣上光秃秃的,四个膨胀螺丝的洞敞着,墙皮被扯下来几片,露出底下灰白的水泥。我站在门口看了三分钟,先给物业打电话。物业说,门口的监控要报警才能调。
于是我报了警。
来的民警一个姓吴,四十来岁,一个年轻的,二十几岁,肩上挂着执法记录仪。我把情况说了一遍:招牌是昨天夜里被拆的,店是我的,招牌也是我的,转让合同上写着“店内固定设施及招牌一并转让”。
吴警官抬头看了看门楣上的洞,又低头翻我递过去的合同复印件。
“你怀疑谁?”
“二楼那间储物间,老翟单独租出去了,现在里面有人在用。”我说,“我想看监控。”
物业办公室的屏幕不大,画面是黑白的。凌晨四点十七分,一个人影从楼道里出来,搬着梯子,在门口站定,仰头,一节一节往上爬。拆了二十分钟,扛着招牌往楼里走。走到楼梯口,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街面,脸正好对着摄像头。
“认识吗?”吴警官问。
“认识。”我说,“二楼做文印的,姓陈。”
老陈的门开了一条缝,一股油墨味先出来。他四十多岁,戴着一副蓝色套袖,手上有机油。
“招牌是你拆的。”我说。
他愣了一下,没否认,把门拉开了。
“是老翟让我拆的。”他说,“他说这店里的东西他都能处置,这块牌子挂我门口,抵他欠我的钱。”
“他欠你多少?”
“两年物业费,加半年房租,一万四。”他说得很平静,像是早就算过很多遍,“我找他要了七个月,他一次都没给过整的。”
“你有他写的字据吗?”
他不说话了。
吴警官在旁边说,招牌先还回来,欠款的事另外说。老陈站在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蹭,蹭了半天。
“我不知道这店换人了。”他说。
“现在知道了。”我说。
“我拆的时候没弄坏。”他说,“四个螺丝孔我一个都没扩。”
他真的把招牌搬下来了。我跟他一人抬一头,从二楼抬到门口。招牌比看着沉,木头芯子,外面包的铁皮。放下的时候,他的手还在抖。
“老翟欠你的一万四,”我说,“你该找他要,不该拆我的牌子。”
“我找过他。”他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我这儿有他老婆的地址。”
他抬起头看我。
我把地址写在一张便签上,撕下来递给他。他接过去,捏在手里,看了很久。
“你不恨我?”他问。
“我恨不着你。”我说,“你也是被欠的那个。”
那天下午我去了街口那家复印店,三样东西各印三份。押金条,是第一天房东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那张,落款签字的人不是我,是老翟;搬运单,是城郊仓库那张,收货人一栏写着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名字;二楼租赁合同,是从物业档案里复印出来的,租期还有两年,租金一次性收清,收款人签的是老翟。
一共九张纸。复印店老板问我要不要装订,我说不用。我拿回店里,一张一张对,对完摞成三份,用长尾夹夹好。
第一份送房东。他住三号楼二单元,我去的时候他正在楼道里抽烟。他接过那沓纸,翻了两页,抬眼看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押金的事,我不赖,也不认。”我说,“这张条子上签字的不是我。您要收租,我按月给您。您要那三万押金,得找老翟。”
他把烟摁灭在楼梯扶手上,又把纸翻了一遍,翻到二楼合同那一页,停住了。
“二楼那间,他也欠我半年物业费。”他说。
“那您跟我一样。”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纸折起来塞进裤兜。
“行。”他说,“我等他。”
第二份送书商。三个书商里,我找了那个当众念过合同的,姓王,在旧书市场有个摊。
“我不找你。”他接过纸,先说了这么一句。
“我知道。”我说,“我给你这个,是让你找他的时候,手里有东西。”
他把纸摊在摊位上,一张一张看。看到搬运单的时候,他啧了一声。
“这个收货人,”他指着手写的名字,“是老翟的小舅子。”
我心里动了一下。
“你认识?”
“认识。”他说,“老翟的货,这两年都是从他小舅子那儿过的。我们找老翟要钱,他就说货压在仓库里,卖不出去。”
“仓库在哪儿?”
“城郊,火葬场往北两公里。”他说,“你去过?”
“去过。”
他把纸收起来,塞进一个塑料袋。
“我跟你一样。”他说,“我要的是钱,不是气。”
第三份寄给老翟妻子。我用EMS寄的,写了她的名字和地址。第三天下午,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
“你是书店那个姑娘?”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
“我是。”
“东西我收到了。”她停了一下,“他昨天晚上回来,把车钥匙放在桌上,坐了一宿。”
“阿姨,”我说,“我不是要逼他。”
“我知道。”她说,“那张搬运单,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说货是抵给别人的。”
“他欠的,不止我这一份。”
“我知道。”她说,“上个月,他把家里的房本拿出去押了。我是从他衣服口袋里翻出复印件才知道的。”
我没说话。
“姑娘,”她又开口,“你别心软。该要的你就要。他这个人,你退一步,他就觉得那一步本来就是他该得的。”
“阿姨,我不是要把他怎么样。”我说,“我要的是把这笔账算清楚。”
“算清楚好。”她说,“算了二十七年,我都没跟他算清楚。”
那三天,我照常开店。
早上八点半拉卷帘门,擦柜台,把新收的旧书按类上架。中午吃一碗面,下午周砚过来,坐在窗边那张桌子上看书。他什么都不问,我也不说。
第二天,老陈下楼来,站在门口,手里捏着那张便签。
“我去了。”他说,“她不开门。”
“你什么时候去的?”
“昨天晚上。”他说,“我在楼下站了一个小时。灯亮着,人没出来。”
“她一个人在家。”
“我知道。”他说,“我不是去要钱的。我是想跟她说一声,那牌子我还回去了。”
“你明天再去。”我说,“下午三点,她一般在家。”
他点了点头,走了。
第三天下午,他回来,站在门口,表情松了一点。
“她开了。”他说,“她给我倒了杯水。她说她不知道老翟欠我钱。”
“她说什么了?”
“她说她会跟老翟说。”他停了一下,“她还说,让我别去堵他,堵没用,得让他自己算清楚。”
第五天下午三点多,老翟来了。
他开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车头冲着卷帘门。人下来,比上次见面瘦了一圈,下巴上一层青茬。
“签吧。”他说,就两个字。
我把四张纸摊在收银台上:结算单、押金条复印件、欠薪记录、二楼合同复印件。
他坐下来,先从口袋里摸出老花镜,戴上,一张一张看。
“物业水电,”他指着那一行,“四个月,两千八百六?”
“水费单子和电费单子都在抽屉里。”我说,“您可以一张一张对。”
他真的对了。对了十几分钟,把四张单子按月份排开,最后推回来。
“这个我认。”他说。
他看到小李的工资那一行,停了一下。
“九千。”
“三个月,两千八加两百全勤,八千四。”我说,“我给了九千。多出来的六百,算我这三个月占了她的人。”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尾款八万。”我说,“扣押金三万,扣未结货款一万二,扣物业水电两千八百六,扣小李工资九千。剩两万六千一百四十。”
我把计算器推过去。他没按,只是看着那张纸。
“两千八百六,”他说,“你怎么算出来的?”
“水费四个月,一百四、一百五、一百六、一百七。电费四个月,五百三、五百五、五百七、五百九。”我说,“加起来两千八百六。”
他低下头,又算了一遍,算完把笔帽咬在嘴里,咬了一会儿。
“这个数,我认。”他说。
然后他签了名。四张纸,四遍。签完他把笔放下,两只手撑在收银台上,撑了很久。
“你要是早来半年,”他说,“我不会这么干。”
“我知道。”我说。
他站起身,往外走,走到车门边,拉开了后座门,从里面搬下一个纸箱。
纸箱不大,四十公分见方,用胶带缠了两圈,边角磨得发白。
“这个你得收。”他把箱子放在收银台上。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
我拿美工刀划开胶带。里面是一摞一摞的纸,用橡皮筋捆着,一捆大概一百张,纸边都黄了。最上面一张是钢笔字,写着“张老师,二年级作文本两本,九月十六取”,底下画了一个勾。
“二十年的订书单。”他说,“老客户来订书,我都记一张。谁订的,订什么,什么时候取,取没取。”
我往下翻。有一张写着“李阿姨,菜谱一本,不要辣”,有一张写着“三单元老周,围棋谱,给孙子”。
“三千多张。”他说,“我数过。”
“这个给我干什么?”
“店是你的了。”他说,“人也是你的了。这些人认店不认人。你把单子贴墙上,他们来了,看见自己的名字,就还来。”
我没接话。
“我干了二十年,”他说,“就攒下这些东西。钱我攒不住,货我攒不住,就这些东西,我一直没舍得扔。”
他站在那儿,手在纸箱上摸了一下,像是要把它按平。
“人情不能当押金使。”我说,“但能当墙上的东西。”
他看了我一眼,点了一下头。
“我走了。”他说。
他上车,发动,倒出去,拐上主路。尾灯在路口停了一下,走了。
我抱着那个纸箱站在门口。箱子比看着沉,抱了一会儿,胳膊就酸了。
周砚从隔壁过来,手里端着两杯茶。他把一杯放在收银台上,看了一眼纸箱。
“什么?”
“账。”我说。
他伸手从最上面拿了一张,看了看,又放回去。
“这张是我的。”他说。
我低头看。最上面那张翻过来了,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很小:“隔壁配钥匙的,三国演义上册,先看后付。”
日期是四月十一号。
那天是他第一次端茶过来。
“这张不能给你。”
我把卡片从周砚手里抽回来。
“我又没说要。”他把手举起来,掌心朝上。
“你眼睛都直了。”
“我看一眼。”
“看可以,拿不行。”
他愣了一下,笑了。
“这句话你最近说得越来越顺了。”
我把卡片放回那捆纸里,低头接着拆箱子。箱子是水果箱改的,侧面印着“赣南脐橙”四个字,透明胶带缠了三圈,缠得很紧。我用美工刀沿着缝划开,里面是一摞一摞的纸,每一摞都用麻绳捆着,绳结打在正面,绳结上别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姓氏。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三十七捆。
“就这些?”周砚问。
“就这些。”
我随手抽出一捆,是“王”。解开麻绳,纸张散在收银台上,一股旧纸的味道漫上来,混着一点灰尘和樟脑。最上面一张是二零二五年三月的,铅笔写的,字迹抖得厉害:“王秀兰,《红楼梦》一套三本,押二十,三月十七取。”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已取,退押。”
再往下翻,有一张纸边都脆了,一碰就掉渣。上面写着“《射雕英雄传》四册,押十五”,日期是二零零六年八月。落款是一个姓陈的,签名写得很大,占了半行。
还有一张夹着零钱,五毛的、一块的,一共三块五,用曲别针别着。纸条上写着:“欠三块二,下回补。”底下有人用另一种笔迹补了三个字:“已补清。”
我把那张纸举起来,对着灯看。两种笔迹的颜色不一样,一种黑,一种蓝,蓝色那行写得比黑色那行工整。
“老翟的规矩。”周砚说,“欠账的,他自己补上。”
“你怎么知道?”
“我那张也是。”
他把手里那捆解开,从中间抽出一张。卡片上写着:“周砚,《三国演义》上册,四月十一。”底下没有“已付”,只有“先看后付”四个字。
“你看,他没催过我。”
我把三块五毛钱倒在手心里,硬币有点发潮,边缘磨得发亮。
那天下午我去了建材市场。回来的时候买了四卷双面胶、两盒图钉、一卷棉线,还有一把新的美工刀。周砚从他店里翻出六块旧三合板,是他前年做招牌剩下的,一直立在门后,上面落了一层木屑。
“够不够?”
我量了收银台后面那面墙。三米一宽,两米六高。六块板拼起来,一块五十公分宽,正好贴满。
“够。”
我们把板子搬到店门口,用砂纸打磨。先用四十目的,磨完一遍换八十目,磨到手掌摸上去不打手。周砚刷清漆,我扶着板子。清漆刷了两遍,第一遍干了一个半小时,第二遍干到天黑。
第二天上午,我把板子钉上墙。钉子用的是四公分的水泥钉,一块板六个,一共三十六个。钉到第三块的时候,锤子砸偏了,砸在左手拇指上,指甲盖底下立刻青了一块。
“我来。”周砚伸手要锤子。
“我自己钉。”
“你自己钉。”他把锤子递回来,退到一边,靠着门框看。
我钉完了剩下的三块。
钉完板子,我开始往上贴。三十七捆,按姓氏排。我先在每块板上用铅笔轻轻画了格,一格十八公分宽,一行六格,一块板四行。算下来一块板能放二十四张,六块板一百四十四张。
三千一百四十六张,放不下。
我站在梯子上,把手里那捆“王”重新捆回去,蹲在梯子上想了一会儿。
“抽。”周砚在下面仰着头。
“抽什么?”
“一捆抽一张。老翟的规矩,最上面那张是最近的一单。”
我从“王”那一捆里抽出最上面一张。二零二五年三月的,铅笔写的,右下角有一个指印。
“这样就是三十七张。”
“三十七张,一面墙。”周砚说,“剩下的呢?”
“剩下的装箱,放柜台下面。谁来找,我给他翻。”
三十七张,贴了整整一个下午。
最大的一张是“李”那一捆的,二零一一年,一张《辞海》,纸是八开的,折了三折,展开来比一块板还宽。最小的一张是“孙”那一捆的,巴掌大,写着一本《故事会》,押金两块。
有几张上面有油渍,有几张边角被老鼠啃过。有一张背面画着一只猫,画得很潦草,四条腿像四根火柴。
我一张一张地用图钉摁上去。图钉摁进去的时候,纸会轻轻颤一下,颤完了就贴在板上,边角翘起来一点。
全部贴完,天已经黑了。我退到门口,从外面往里看。
墙上是三十七张纸,大小不一,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最老的是一张二零零六年的收据,纸已经黄得发褐;最新的是今年三月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最上面空着一行。
我找了块裁下来的板条,五十公分长,用毛笔写了八个字。第一遍写歪了,第二遍“丢”字少了一撇,第三遍才写成。
“本店老客,一个没丢。”
周砚帮我把板条钉在最上面。他站在梯子上,我在下面扶着。钉子进去的时候,他说:“你这字,比老翟的差远了。”
“我知道。”
“但是比他的清楚。”
第三天早上,房东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擦柜台,抬头看见他,手里还捏着抹布。我心里咯噔一下,以为他又是来要钱的。
他没说话,走到墙底下,仰着头看。
看了大概三分钟,他伸手指着一张纸。
“这张是我的。”
我走过去看。“郑”那一捆,二零一六年,一张《雍正皇帝》,押十块。
“你那时候还来借书?”
“我爱人来的。”他把手放下去,“她二零一八年走的。这张单子,我自己都忘了。”
他站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了一支出来,又塞回去。
“你这个墙,”他说,“弄得挺好。”
“押金的事,我……”
“押金是押金,墙是墙。”他摆摆手,“下个月的租金,你晚十天给我,我不催。”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
“我那张,你别动。”
“不动。”
第四天上午,老翟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她说那三万块她会还,一个月还一千,还三十个月。我说不用还给我,押金已经在尾款里扣了,账清了。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谢谢”,挂了。
第五天,小李回来了。
她请了三天假,说是回老家。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包瓜子。她看见那面墙,站在门口没动。
“这都是老翟的字?”
“都是。”
她放下瓜子,一张一张地看。看到“李”那一捆的时候,她停住了。
“这个是我妈。”她的手指点在一张纸上,“李桂芬。我妈叫李桂芬。”
我凑过去看。二零一九年,一张《家常菜谱大全》,押八块。背面有一行小字:“书角有水渍,跟客人说过了。”
“我妈那年来借书,我还在上学。”小李说,“她拿回去翻了半个月,说里面有一道红烧肉的做法不对。”
“你妈现在还在小区里?”
“在。三号楼。”
她把那张纸的边角摁了摁,没再说话,转身去后面搬书了。
第五天下午两点多,老翟来了。
他没开车,是走过来的。进门的时候身上有一股太阳晒过的味道,衬衫后背湿了一片。
他站在墙前面,两只手背在身后,一张一张地看过去。看得很慢,每张都要停三四秒。
看到“陈”那一捆的时候,他忽然说:“老陈,二零一一年搬走的。”
“你还记得。”
“我记得。”他伸手指了指,“他那本《射雕》,四册,少了一册。他赔了我十五。”
我没接话。
他又看了几张,忽然伸手,想去够“王”那一捆最上面那张。
“这张不动。”我说。
他的手停在半空。
“这张是店里的。”我说,“老客户的东西,一张都不能少。”
他把手收回去,垂下,在裤缝上蹭了蹭。
“我不是要拿走。”他说,“我就是想看看。”
“看可以,拿不行。”
“看可以,拿不行。”他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下去。
他往后退了一步,靠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我从柜台底下拖出那个装订书单的纸箱,放在他脚边。
“剩下的都在这儿。三十七捆,三千一百四十六张。”
“三千一百四十六。”他重复了一遍,“我没数过。”
“我数了三遍。”
他低头看那个箱子,看了很久,忽然说:“我这二十年,就攒了这么点东西。”
“不少了。”
“不少了?”他抬起头,“我把它卖了八万块。”
“八万是货架和存书的价格。”
“我知道。”他打断我,“我知道是货架和存书的价。押金是另外一回事。押金是我自己算的,我算的是这二十年。”
他顿了顿。
“我这二十年,谁来借书我都记着,谁欠我三块二我也记着。我记了三千多张。我以为这些东西是能换成钱的。”
“换不成。”
“换不成。”他点点头,“我那时候想,这店是我一手养起来的。招牌是我的,书是我的,人也是我攒的。我拿走三万,不算多。”
“不算多。”我说,“但那三万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他重复了一遍。
他弯腰,从箱子里抽出一捆,是“孙”。解了绳,翻了两张,又捆回去,绳结打得很紧。
“我老婆把账本给你看了?”
“看了。”
“那本账,我记了十年。谁家孩子上学,谁家老人住院,我都记着。我借钱给人家,从来没催过。”
“你借出去的钱,跟我没关系。”
“我知道。”他把那捆纸放回箱子里,“我就是想说,我不是个只进不出的。”
“我知道你不是。”
他抬起头看我。
“你要是只进不出,”我说,“这面墙上不会有三千多张。”
他没说话。
过了大概半分钟,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放在收银台上。
“二楼的。”他说,“储物间那个租客,我让他月底搬。水电我结到月底。”
“合同还有两年。”
“合同是我签的,我认。”他把钥匙往前推了推,“押金退给他,我自己出。”
“那你呢?”
“我?”他笑了一下,“我在城郊那个仓库,还能放两百箱书。够我折腾的。”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那面墙,”他背对着我说,“比我那箱子强。”
“强在哪儿?”
“我那箱子在床底下,没人看得见。”
老翟走了以后,我在收银台后面坐了一会儿。
抽屉里有一个铁盒子,是原来装饼干的,盖子上的图案已经磨掉了。我把盒子擦干净,里面放了一沓空白卡片,是我从文具店买的,一百张,硬卡纸。
我在第一张上面写:
编号:001
姓名:周砚
书目:《三国演义》上册
借出日期:四月十一日
写完了,我把原来那张铅笔写的旧卡片用透明胶粘在新卡片的背面。旧卡片上的字迹已经淡了,得斜着看才看得清。
傍晚周砚端着茶过来,看见桌上的卡片。
“这是什么?”
“借书卡。”
“我不是有卡吗?”
“那是老翟的卡。”我把新卡片推过去,“这是店里的卡。”
他拿起来看,翻到背面,看见自己那张旧卡,愣了一下。
“你还留着。”
“在你那捆里夹着。”
“哪一捆?”
“‘周’那一捆。”我说,“按姓氏排,你在第三十一捆。”
他笑了。
“借书卡怎么办?”
“押金五十,一次借一本,两周。”我说,“超期一天五毛。”
“我先看后付那回,算不算超期?”
“算了两个月。”
“多少钱?”
“三十块。”
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张五十的,又抽出一张十块的,一起放在桌上。
“押五十,交十块超期。”他说,“剩下二十你找我。”
我从抽屉里数了二十块给他。
他把新卡片揣进兜里,端着茶坐到窗边那张桌子上,翻开《三国演义》。翻了两页,他抬头。
“002号什么时候有?”
“等有人来。”
那天晚上我关店关得晚。
十点二十,我把账本摊在收银台上,最后一页写了三行:
押金三万,已清。
欠薪九千六,已清。
物业欠费四千三,已清。
写完我把笔放下,站起来,走到墙底下。
灯是那种老式的日光灯管,光有点发青。三十七张纸在墙上,被灯照得发白。
我站在梯子上,一张一张数。数到第三遍才对上:三十七张,一张不多,一张不少。
梯子下面放着那个纸箱,箱子里的三千一百零九张,捆成三十七捆。
三千一百四十六减三十七,等于三千一百零九。
我把箱子推到柜台底下,用一块旧布盖上。
然后我关了灯,走到门口,把卷帘门往下拉。
拉到手肘的位置,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
最上面那一行字,在黑暗里看不太清。
我把门拉到底,落了锁,转了两圈。
隔壁的灯还亮着。周砚蹲在他店门口,正在修一把锁,锁芯拆了一半,零件摆在一块白布上。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明天几点开门?”
“九点。”
“那我九点零五来。”
“来还书?”
“来借下册。”他站起来,手里还捏着一把小螺丝刀,“上册我看完了。”
“卡带了吗?”
“带了。”他拍了拍口袋,“001号。”
我点点头,往小区里走。
走到拐角,回头看了一眼。他已经蹲回去了,白布上的零件又多了两个。
店门口的灯还亮着一盏,照着那扇卷帘门。门上新贴了一张纸,是我下午写的:营业时间,早九点到晚十点。
纸的右下角,我用铅笔写了四个小字:老客免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