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号,霜降前一天,平城下了半宿雨。
我蹲在纺织厂家属院三号楼的一间出租屋里,戴两层手套,把死者的东西一件一件摊在报纸上。
屋子十四平米。一张床,一个煤球炉,两个编织袋,一墙塑料瓶压扁了捆成捆。窗户用胶带贴了层塑料布,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死者叫张德贵,七十三,拾荒的。街坊叫他老倔头。他女儿张红在深圳,电话里声音哑:“许老师,我不回去了,火化吧。东西你们看着办,能留的寄我,不能留的烧了。”
我说好。干我们这行,最常听见的就是“看着办”。
小满在门口登记。她二十二,来三个月,不敢一个人进屋,站在门槛上,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
楼下住的老太太拄着拐上来,倚在门框上问:“他那些瓶子你们要吗?”
我说登记完再处理。
她说:“他一年给我攒三回纸壳,说卖了的钱给孙女买本子。他孙女在深圳。”
小满问她孙女多大。她说不知道,没见过。
“姐,枕头底下压着个铁盒子。”
铁盒是老式饼干盒,铁皮上印一朵褪色的牡丹,盖子上缠了三圈透明胶,缠得仔细,胶带边都用指甲压平过。我剪开胶带。
里面三样东西:一本小学作业本,纸都发脆;一枚学生证;半张照片。
学生证蓝底,一寸照,扎马尾,眉毛浓,眼睛看着镜头,没笑。平城市第一中学,初中部,2019级3班,有效期那一栏印着“2019.9—2022.6”。
照片上的女孩十四岁。
我妹妹。
我坐在床沿上,手还举着那枚证。小满又问了一句:“姐,咋了?”
“把灯打开。”
她伸手去够墙上的开关,绳子拉了两下才亮。灯一亮,屋里那股潮味儿更冲了。
那半张照片我认识。照片是在我家阳台上拍的,老式铁栏杆,一道一道竖着,掉了漆,被人从中间撕开,只剩右半边。右半边上有两个人:我妹妹站在栏杆边上,穿校服,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头低着;她身后半步站着一个男人,被撕到胸口,剩下半截深灰夹克,和一双鞋。
那双鞋我认识。
七年前,2019年10月17号晚上,我妹妹从我们家四楼阳台掉下去,十四岁,初一开学才一个多月。
那天我刚从广州出差回来,在平城火车站便利店买了两瓶水,手机响了,是我爸。他说:知夏出事了。
我打车到楼下,围了一圈人,有警灯。我挤进去,看见我妹妹躺在一张蓝色的一次性床单上,脸很白,一只白袜子还在脚上,另一只不知道掉哪儿了。我爸站在旁边跟警察说话,手一直在抖。他看见我,走过来抱了我一下,说:“知意,爸对不起你。”
我那时候以为他说的是没看好孩子。
我叫许知意,今年二十九,开一家“知意遗物整理工作室”,老板是我,干活的也是我。这个行当听着新鲜,其实脏、累、挣得不多。人死了,家属从外地赶回来,房子要退租,东西没人愿意动,就找我们。我们进门,拍照、编号、装袋。值钱的列清单,证件送回,照片还给家属,剩下的,捐的捐,烧的烧。
三年,我清过一百多个人留下的东西。
见过独居老人床底下三百二十七张彩票,一张没中。见过一个男人的衣柜,一半西装,一半童装,童装从八十公分一直买到一百四十公分,孩子三岁那年跟妈走了。见过一个老太太把钱缝在棉被里,缝七层,儿女当垃圾扔了。
我干这行,一半是吃饭,一半是别的事。
那件事我干了七年,没干成。
我把铁盒带回工作室,没进登记表。小满说这是人家委托的东西,不能拿。我说我明天问张红。
小满把塑料瓶搬下楼,一趟一趟,鞋上全是泥。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给她打电话。
“张姨,铁盒里有枚学生证,还有半张照片,不是您父亲的。他平时捡不捡别人的东西?”
那头顿了顿。
“捡。啥都捡。人家扔的相册他都抱回来,一张一张看,看完夹本子里。我说他老糊涂,他还跟我急,说东西丢了就没人记得了。”
“那这学生证……”
“许老师,”她打断我,“我爸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没有。”
“他这人说不出话。年轻时候在厂里让机器轧了手,后来就不爱开口了。他捡东西不是贪,他是舍不得。”
“张姨,您父亲的遗物我给您寄过去。铁盒里这几样,我想留着查点事。”
“你查吧,他不怪你。”
三天后她收到我寄的箱子,回了个电话。
“东西收到了。”她声音有点闷,“那个本子是他记的账,一天一页,最后一页写着:今天没捡着啥。”
我说节哀。
她说:“他这辈子就这样。谢谢你把他当个人。”
挂电话前她又补了一句:“许老师,我爸走那天,门口是不是站过人?”
“什么意思?”
“邻居说的。说前一晚有个人在他门口站着,站挺久。男的,个高,穿灰衣服。我爸开门让他进去了,俩人说了半个钟头。第二天我爸就没了。”
我没应声。窗外是槐树巷,修电动车的在敲车壳,卖早点的喊“两个糖糕三块”,一个老头推三轮车过去,车上捆着纸板。
那天夜里我没睡。凌晨三点起来,拿放大镜看那双鞋。
深棕皮鞋,圆头,鞋帮上一道压痕,鞋底侧面能看见点花纹,三道弧线,像三片叶子拼在一起。
这双鞋是我买的。
2018年冬天,我爸过四十四岁生日。我在商场给他买了双皮鞋,四百六十八,那个牌子搞活动,第二双半价,我给自己也带了双女式的。他嫌贵,说我乱花钱,第二天就穿去学校了,穿了两年多。那鞋底我给他擦过。擦的时候我蹲在他脚边,他说:“知意,鞋别老擦,擦坏了。”
我说擦坏了再买。
他说:“买什么买,钱是大风刮来的?”
柜子里还有个盒子,是我自己的。七年我攒了三样:一张死亡证明的复印件、一页情况说明、一份报纸。
死亡证明是托人调档时抄的。死亡时间2019年10月17日23时10分,地点是教师宿舍3号楼402室楼下,死亡原因颅脑损伤、多处骨折。“死亡性质”那一栏,空着。
情况说明是A4纸,我从我爸书房一摞文件里抽的,只一页,最后一行写着:“经走访,死者近期情绪低落,曾向同学表达过轻生念头。”落款城西派出所,两个签名我一个都不认识。
报纸是2019年11月的《平城晚报》,头版下半张,标题八个字:痛失爱女,坚守讲台。配图是我爸站讲台上,手扶讲桌,眼圈红着。底下一行小字:许振国老师婉拒采访,深夜给本报记者发来短信——“孩子走了,课还得上。”
那一年他四十五,一中教导主任。第二年当了副校长。第三年娶了沈岚。
遗书我见过一次。遗书是打印的,两行字,“对不起爸爸,我太累了”,落款“知夏”。它压在我爸书房抽屉最里头。我翻到的时候他正好进门,说:“别看了,看不下去。”
沈岚是学校心理老师,那年二十九,说话声音软,笑起来两个酒窝。她给我妹妹做过两次“心理疏导”。妹妹死后第十八天,她接受一家自媒体采访,说:“知夏这孩子心思重,很敏感,我们一直在关注她。出事前一天她还来过我办公室,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走的时候跟我说,老师再见。”
“老师再见”这四个字我记到现在。
因为妹妹不这么说话。她叫老师一定带姓,“沈老师再见”、“王老师再见”,从来不单说“老师”。她从小就这样。
10月20号,第二单。
安宁疗护中心在城东,四层楼,白墙,门口一棵大樟树,树下停三辆轮椅。我妹妹走后两个多月,我妈住进了这里。
我妈周敏,原来是学校图书管理员,管一个八百平的阅览室,爱干净,冬天手背总裂。妹妹死后她开始不说话,不吃饭不睡觉,坐在阳台椅子上一天一天看楼下。我爸带她跑了三家医院:一家说创伤后应激障碍,一家说抑郁状态,一家说妄想倾向。第四家就是这儿,那年刚开业,挂着“医养结合”的牌子。我爸签字,“家属自愿,长期护理”。
从那天起她住412病房,七年。我每月去看一次。认得我的时候她抓着我手问“知夏放学了没有”,不认得的时候把我当护士,问我今天几号。每次去她都在吃药,白色小圆片,一天三次。护士说是改善睡眠的。
这一单的委托人是护士长。
“3床何老太走了,昨天夜里。没家属,身份证上何秀英,七十八。您给清一下,东西不多。”
何秀英住411,我妈的隔壁床。
东西是真不多。一个搪瓷缸,一副老花镜,两件毛衣,还有个人造革的小袋子,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我解开别针。
一支录音笔,黑的,老款,掉了一个角的漆。一张A4复印件,抬头“安宁疗护中心护理记录(家属留档)”。还有一张三寸照片,塑封的。
照片上是我。七岁,扎两个辫子,站在一中操场上,后头是升旗台。
我坐在她床边坐了很久。床空着,被褥叠成方块,枕头摆得整整齐齐,像部队。
录音笔我带回工作室,戴耳机听。
先是走廊的声音,推车的声音,然后一个女人说话,气不太够。
“何姐,你别走。”
“我不走。”另一个声音说,“我坐这儿。”
“他们又给我换药了。今天换的白的,比昨天大。”
“你咽下去没有?”
“我没咽。我压舌头底下,等他走了吐了。”
停了一下。
“何姐,我女儿是不是死了?”
“周敏。”
“我女儿是不是死了?”
“周敏,你听我说,你闺女没了,可你还有——”
“我没有别的。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叫知夏,十四岁。”
又停了一下。
“何姐,那天晚上我在屋里。门锁了。我敲了一夜。我听见楼下有人喊。我从窗户看见她躺在那儿,穿的白袜子,一只在脚上,一只掉了。”
“他们说你疯了。”
“我没疯。我比谁都清楚。”
第二段五十八秒。
“周敏,你咋不去说?”
“我说了。他们让我吃药。我吃了七年。何姐,我要是走了,他们还能让我见她吗?”
“你女儿已经没了。”
“我知道。我就是想让人知道,她不是自己跳的。”
耳机摘下来,手心全是汗。窗外天黑了,工作室的灯是暖黄的,地上摆着一排编了号的纸箱。小满回家了,桌上留张字条:“姐,饭在锅里。”
七年。我一直以为我妈是病了。我带她看病,给她买软底鞋,给她剪指甲。我没想过她可能是被关起来了,关在一个“你很安全”的地方,一天三次,吃白色小圆片。
看完那张护理记录,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安宁疗护中心。
412的门虚掩着,护工陈姐在里头拖地,见我就笑:“来啦?你妈今儿认得人。”
我妈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只袜子,白的。
“妈。”
她抬头看我,看了一会儿:“知意。”
我心里一紧。她很久没叫过我的名字。
“你吃饭没有?”
“吃了。”
“你爸呢?”
我没答。她把那只袜子叠了叠,压在枕头底下,说:“收好,别丢了。一只就不成对。”
陈姐在旁边小声说:“这几天她天天叠袜子,叠完藏枕头底下。”
我问她,3床的何老太太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夜里。走得安静。她临走前一天还让我扶她坐起来,说要把包交给我保管,我没敢接。”
我说那包是她自己的东西。
陈姐愣了一下:“她跟我说,包里的东西要给4床的女儿。我还以为她糊涂。”
那张护理记录我看了四遍。
入院日期2019年12月26日。家属签字许振国,关系配偶。诊断:创伤后应激障碍(重度),伴被害妄想。用药第一行奥氮平5mg每晚一次,第二行劳拉西泮1mg必要时。
第十一行有句话被人拿圆珠笔圈了起来:“患者反复陈述'女儿被推',建议加强镇静,避免情绪激动影响其他病人。”
圈那句话的用了两种笔:蓝色圆珠笔,旁边还有铅笔,铅笔写了三个字,斜着,笔迹很细,像手抖的人写的。
别信她。
10月21号下午,我去老屋。
老屋在一中校园外头,教师宿舍3号楼,四层红砖,楼道一股粉笔灰味儿。我们家在402,住了十九年。这片要拆,改成什么“教育综合体”,业主群让各家月底前清空。
我在系统里接到这一单,委托方写着“业主:许振国”,没留名字,只留个手机号。我用工作室的名头接的,他没查,大概以为来的是别人。
我站在402门口,钥匙在口袋里捏了半小时。
门开了。屋里的味儿我熟:油漆、旧书、晒过的棉被。家具搬空了,地上留着一圈一圈的印子,电视柜、沙发、花盆。阳台还在,栏杆还在。铁栏杆一道一道竖着,中间那根根部断了一半,剩的半截茬口是新的,白森森,像刚掰断的骨头。断口处蹭着一点深褐色,早干了,被雨冲淡过,没冲掉。
阁楼在厨房上头,要踩梯子。手电照上去,一层灰,灰上有鞋印,不止一双。
角落里有个用旧床单裹着的东西,绳子打死结。我剪开。
一个书包,红的,双肩,挂着只白兔子挂件,兔子的一只耳朵没了。
我妹妹的书包。
我坐在灰里,把书包打开:一本数学练习册,泡过水,纸粘一块儿;一支笔;一个锈了的铁皮铅笔盒;一张公交卡。
练习册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一行铅笔字,写得极用力,纸都划破了:“如果我死了,你别信我爸。”
书包最底下还有样东西,用作业本纸包着。我打开——半截塑料件,白灰色,一头断了,另一头带着两颗螺丝。是阳台栏杆的底座卡扣。我下楼蹲在阳台上对,那两个螺丝孔跟栏杆底座上的孔对得上,一个不差。
那页纸上还粘着一小片干泥,泥上压出一个鞋底花纹。我用透明胶带取下来,对着光看。
三道弧线,三片叶子。
我在阳台上从四点坐到天黑。
那天晚上她跑回家拿书包。她背着它上阳台。她掰卡扣的时候,我爸在追她。
10月22号,我去了殡仪馆。
老周在看大门。他六十多,腿不好,走路左腿拖着。原来在火化车间,干了十四年,2019年冬天被调去看门,理由是“违规操作”。殡仪馆在城西,一片柏树林,风一吹哗啦啦响。他坐传达室门口晒太阳,脚边一个搪瓷缸,泡的茶叶沫子。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骂食堂,说现在一顿饭八块,菜里不见肉。
我说:“周师傅,我是许知意,许知夏的姐姐。”
他把缸子放下,看了我一会儿。
“我知道你。你干那个遗物。”
“您怎么知道?”
“你爸说的。去年清明他来上坟,说大女儿开了个公司,专门收拾死人的东西。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没接。
他从抽屉最底下摸出个塑料文件袋,里头一张纸,边角磨得起毛。
遗体交接单。2019年10月18日凌晨三点四十,遗体编号20191017-02。接运人、火化工都签了名。中间“家属签字”一栏,三个字:许振国。右下角一行手写:加急。家属要求。
“按规矩,非正常死亡得等警方处理完才能烧。”老周说,“那天夜里三点多,你爸来了,说孩子妈疯了,家里等不了。他给我一个信封。”
“多少钱?”
“五千。我没要。他塞我棉袄兜里,我不敢碰。第二天给他送回去,他说了句话,我这辈子记着。”
“什么话?”
“他说,'老周,你也有女儿。'”
老周说到这儿停了停,把缸子往脚边挪了挪。
“我也有个闺女,在城南上小学,今年四年级。”
他说这话没看我,看着柏树林。
然后他把手伸进棉袄内兜,掏出手机,诺基亚老款,屏幕有划痕,按了半天,翻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糊,闪光灯打的,光太白。
是我妹妹的手。指甲缝里有黑红色的东西,干了,嵌在甲盖底下。
“我抬她的时候看见的。”老周说,“我想喊人。我干十四年,我知道那是啥。”
“是什么?”
“别人的血。自己的血不会留指甲缝里,都是抓了人,从别人身上带下来的。”
我问他那年在车间都干什么。
“抬人,烧人,捡骨。”
“一天烧几个?”
“多的时候十来个。”
他想了想,又说:“有个规矩,捡骨的时候不许说话。说了,家属心里更难受。”
从殡仪馆出来天已经黑透。柏树林里一盏灯,照着一排排小墓碑,一排十几个,没名字,只有编号。
老周送我出来,走到门口停下。
“许小姐,你咋现在才查?”
“我一直在查。”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我爸。”
他点点头。
“我一天从那个炉子门口过两趟。”他说,“七年。我走路慢。”
“我跟自己说,等有人来问,我就说。”
我把三样东西摆桌上:半张照片,卡扣,鞋印。
给张红打电话,问清运费谁付的。
“你们不是有人来收钱吗。”她说,“一个男的,说是你们公司的,穿灰夹克,个高。他没进屋,站楼道口,钱给了我邻居。”
又去安宁疗护中心。护士长说3床护理费一直有人交,交到最后一天,登记的名字是“周女士家属”,叫周海。
周海是我舅舅,在广州,十年没回平城。我给他打电话。
“舅,何秀英的护理费是你交的?”
那头沉默很久。
“你妈让我交的。”他说,“她托人带话,一个月给我打个电话,让我给411一个老太太交钱。她说那是她的耳朵。”
“她怎么带话?”
“护工。姓陈的一个护工。你妈把她的工牌号记在鞋垫底下。”
10月23号,我爸打电话让我回家吃饭。
他家在城东,沁园小区,一百四十平,去年买的。我去的时候沈岚在厨房,围裙上印着一只猫,端出来四个菜:清蒸鲈鱼、炒青菜、排骨汤、一盘切好的水果。
“知意来了。”她笑,“你爸念叨你半天了。”
沈岚给我夹菜:“尝尝这个鱼,你爸特意让买的。”
我说我不吃鱼。
她说:“哦,我记错了。”
她记错了什么,我不知道。
我爸坐主位,头发比我上次见时白了些,给我倒茶。
“忙不忙?”
“还行。”
“我听人说你这行当不挣钱。”他说,“我给你寻了个事。市里要建生命文化馆,缺顾问,你去挂个名,一年三十万。”
我端着茶没喝。
“爸,纺织厂家属院那个拾荒的老头,死之前有人去找过他。个高,穿灰衣服。”
他夹菜的筷子停了半秒。
“你听谁说的?”
“他邻居。”
“跟你有关系吗?”
“有。我从他屋里清出一枚学生证,许知夏的。”
桌上静下来。沈岚关了水龙头,走出来站在门边。
我爸放下筷子,抽张纸巾擦嘴。
“知意,”他说,“你妹妹死了七年了。人死了就死了。活着的人要过日子。”
“我知道她死了。我想知道她怎么死的。”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把茶端起来喝了一口。
“你要查你就查。查完了,你还是我女儿。”
我去厨房洗手。沈岚跟进来,把门带上。
“知意,”她压着声,“你爸这两年身体不好。有些事,过去就过去了。”
“沈老师,2019年10月18号凌晨,你在哪儿?”
她手里一只碗滑了一下,磕在水槽沿上,没碎。
“我不记得了。”
“那你记得'老师再见'吗?”
她没说话,把水龙头开到了最大。
10月30号,平城一中办师德标兵表彰大会,兼校友开放日。我接到邀请,以“校友创业代表”的名义讲一堂生命教育课,题目叫《遗物整理:怎么和逝者的东西相处》。邀请是我的高中班主任发来的,语音留言里说:“知意,学校现在重视这个。你来讲讲,学生爱听。”
十七号那天我先去给她上了坟,没跟任何人说。坟前的塑料花被雨压塌了一边,我扶起来,插结实。
表彰会那天,大厅里坐了一百多人,高三三个班,前排是领导和家长代表。后头架着两台摄像机,一台县融媒体的,一台学校自己的。屏幕上滚着字:平城一中师德标兵表彰暨校友开放日。
我讲了四十分钟,讲遗物,讲编号,讲一块手表怎么让一家人重新说话。讲到那家人重新开口的时候,后排有个男生低头擦眼睛,他同桌递了张纸。
讲完,主持人说:“下面请许振国副校长,为许知意校友颁发'校友贡献奖'。”
我爸从第一排站起来。深灰西装,胸口别一朵小红花,走路背挺得很直。他上台,把奖牌递给我,握手。他的手很凉。
“讲得很好。”他说。
“爸,”我说,“我还有个东西没讲。”
他看着我。
我把讲台底下的纸箱搬上来。上台前我在后台摸了一下纸箱的边角,胶带有点扎手。主持人念我名字的时候,我才想起忘了拿水。
灰扑扑的硬纸箱,上面贴张标签:编号20191017-02。
我一件一件往外拿。
“同学们,我今天讲的是遗物。东西不会说话。”
“可东西会留痕。”
半张照片我用磁扣按在白板上。
“这张照片是一个拾荒老人的。他姓张,七十三,10月14号死在纺织厂家属院。他捡了这张照片,捡了七年,一直没敢还给人。”
卡扣放上去。
“这是教师宿舍3号楼402阳台栏杆的底座卡扣。断口是掰断的,掰断的那截,包在作业本纸里,藏在阁楼上。”
鞋印拓片放上去,投影仪放大。
“这是鞋底花纹。三道弧线,三片叶子。这种鞋2018年冬天平城只有一家店卖。我给我爸买过一双,四十三码。”
台下有动静了。有人回头看第一排。
我爸站台边,脸上那点笑还在,但僵住了。
“七年前10月17号晚上,我妹妹许知夏从四楼阳台掉下去。官方说法是自杀,因为有遗书。”
“遗书是打印的,A4纸,两行字:'对不起爸爸,我太累了。'落款'知夏'。”
“我妹妹写字,从来不在纸上只写'知夏'。她写名字一定写全,许知夏。她也不叫'爸爸',她叫'爸'。”
我转过身,看着台下。
“心理老师说,她走的时候跟她说'老师再见'。”
“我妹妹叫老师一定带姓。她叫'沈老师'。她不会说'老师再见'。”
沈岚在第三排站起来。
“知意,你冷静一点。”她说,“你妹妹的事,我们都难过。可你不能在这儿——”
“沈老师,2019年10月18号凌晨,你在哪儿?”
她张了张嘴。
“你在许振国的办公室。”我说,“你在抄一份遗书。”
录音笔拿出来,按下播放。
大厅很静,广播喇叭有点电流声。我妈的声音出来了,很轻,气不太够:
“何姐,那天晚上我在屋里。门锁了。我敲了一夜。”
后头是长长的杂音,护士推车的声音,有人喊“3床”。
“他们说你疯了。”
“我没疯。”
放完,我把交接单举起来。
“10月18号凌晨三点四十,我妹妹加急火化。家属签字,许振国。”
“火化工姓周。他抬遗体的时候,看见我妹妹指甲缝里有别人的血。”
“他没收那五千块钱。”
我爸往前走了半步。
“知意。”他声音很低,“你把东西收起来。回家说。”
“我不回家。”我说,“爸,那天晚上你为什么锁门?”
他没说话。
“你把我妈锁在屋里,她在里头敲了一夜。你上四楼,是因为知夏跑回家拿书包。她本来可以不回家的。”
“她要是没跑,”他忽然说,“我不会推她。”
全场一下没声了。
他自己听见了这句话。
他往后退了半步,脚后跟碰到讲台台阶,身子晃了一下。沈岚冲上来扶他,他甩开她的手。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说。
“那你什么意思?”我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张着嘴,没再出声。
大厅后门开了,进来四个人。走在前头那个高个子穿便衣,我认识他——七年前那天晚上,他在楼下拉警戒线。姓秦,叫秦朗。
“许振国,”他说,“跟我们走一趟。”
11月3号,案子立了。
后来我才知道全的。
那天晚上知夏放学回家,路过心理咨询室,看见沈岚在办公室里哭,听见她说“我不会说出去”,看见桌上摊着一份材料,抬头是“平城一中教师许振国相关情况调查”。
她跑回家。我爸追回家。在阳台上她抓着栏杆,我爸去拽她胳膊,栏杆被她拽断一根,卡扣被她掰下来塞进了书包。
她背上那个书包就没再摘下来。
我爸下楼,第一个电话不是120,是律师。第二个是保险公司。第三个是沈岚。
那天晚上十点四十,我妈从外头回来,门从里头上锁了。她敲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爸给她开门,说:“知夏没了。”
又过了两个多月,她进了安宁疗护中心。
11月中旬,开棺。
我妹妹的骨灰盒存在骨灰堂,格子编号0917。
盒子打开,灰白色的粉,一部分是块。法医戴着手套在里头挑了十几分钟,挑出一样东西。
一枚烤瓷牙冠。
十四岁的孩子,牙都是好的,不会有烤瓷牙冠。
我把它装进证物袋,袋子是凉的。
“这不是她的骨灰。”法医说。
老周在门口靠着门框,腿在抖。
“那天加急的两具。”他说,“一个是你妹妹,一个是城西一个女的,四十来岁,跳楼的。编号挨着,都在那天夜里。”
“我那天喝了酒。”他说,“我记不清了。”
后来在城郊一片坡地上找到了她。
那地方叫无名墓区,专门埋没人认领的遗体。一排排小土包,每个插块牌子,牌子上写编号。坡上荒草很高,风一吹全倒向一边。
第三排有个土包,牌子上写着20191017-02。
我蹲下去用手扒开一点土,土是硬的,指甲缝里塞满泥。
秦朗站我身后,说:“我们做DNA比对。”
“不用比。”我说,“我知道是她。”
我妈11月20号出院。
那天早上我去接她。她坐412床沿上,穿件洗得发白的毛衣,头发梳得整齐,脚上一双软底鞋,我去年买的。
“知意。”她抬头,“今天几号?”
“妈,11月20号。”
“知夏呢?”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手背几道裂口。
“妈,知夏找到了。”
她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她是不是——”
“是。”我说,“是被人推的。”
她闭上眼,很长时间,眼泪从眼角滑到下巴,掉在我手背上。
“我等了七年。”她说,“我就等一个人跟我说这句话。”
“妈,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说了。我第一天就跟警察说了。他们让我吃药。后来我就不说了。我怕他们把我关得更严。我怕我死了,就没人记着她。”
“何秀英呢?”
“她是我隔壁床。”我妈说,“她儿子在外地,一年来一次。她耳朵好,记性好。我把话一句一句说给她,她记在纸上,藏她那个包里。”
“她死在3床,我住4床。”她说,“我们俩就靠这个活着。”
案子判下来是第二年春天。故意杀人,十五年。沈岚包庇、伪造证据,三年,缓刑四年。
宣判那天他隔着玻璃看见我,抬了抬手,又放下了。
法警把他带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那里没有人。
我没回应。
老屋我去过一趟。房子拆了一半,402的阳台还剩个角,栏杆竖在那儿,掉漆掉得更厉害。楼下有个收废品的老头骑三轮车过来,问我这儿有东西卖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这楼里以前住过一个老师,人挺好的。他家闺女——”
“我知道。”我说。
工作室现在六个人。
上个月接了个新单,一个老太太的房子,八十岁,独居,走了三天才被发现。她女儿从国外回来,站门口不敢进,说:“你们弄吧,我什么都不要。”
我进了屋。桌上摆着张全家福,五个人,她、她丈夫、女儿、女婿、外孙,玻璃相框擦得很干净。我擦了一遍,装袋,标签写:家属留。
小满问:“姐,这照片她女儿不是不要吗?”
“先留着。”我说,“过两年她就要了。”
小满现在能一个人进屋了。她进门之前先敲三下,说句“我进来了”,不管里头有没有人。这规矩是我教的。
铁盒我放在柜子最上面那格。里面现在四样东西:一枚学生证,半张照片,一截卡扣,一张透明胶带,胶带上一个鞋印。
盒子外面贴了标签,我自己写的,字丑。
许知夏,十四岁。不是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