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四十,妻子被推进取卵室。
她的手从我掌心里滑出去时,指尖凉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护士扶着她的肩,她却还回头看我。
“你别走。”
“我不走。”
“手机开声音。”
“开着。”
她盯着我确认了一遍,才跟着护士进了门。
我站在走廊里,手上拎着一个保温杯。里面是她早上说想喝的小米粥,出门前我试过温度,刚好能入口。
门关上以后,走廊又恢复了安静。
我把保温杯放到椅子上,低头看手机。屏幕亮着,最后一条消息是她昨晚发来的:
“明天别忘了带那件薄外套,取完卵容易冷。”
我回了一个“好”。
那条消息下面,是我们最近两个月的聊天记录。药怎么吃,几点打针,报告要不要拍照给医生看。全是这些事。
我们结婚四年,做试管半年。
促排的针都是我替她准备。她怕自己扎不准,我就照着护士教的步骤把药配好,再把针递给她。头一个月她还会跟我说“疼”,后来疼得多了,她就不说了,只把手伸过来。
取卵前,医生明确交代过要避免同房。我们照做了。
不是临时为了应付医嘱,也不是因为关系不好。促排之后她肚子胀得厉害,晚上翻身都要先醒一会儿。她怕碰疼,我也怕她不舒服。那段时间,我们分房睡,但每天睡前我都会去她房间看看,确认她的水杯、药和手机都放在伸手能拿到的地方。
有几次她半夜醒来,我就坐在床边陪她。她睡着以后,我再回客房。
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早上出门前,她坐在床沿,把外套披上时问我:“你说这次会不会成?”
我给她把围巾绕好。
“我希望会。”
“你以前都说‘会’。”
“那是想让你安心。”
她看了我一眼,没笑。
“那你现在是不敢说了?”
我握住她的手。
“我是不想拿一句话骗你。但不管结果怎样,我都在。”
她没有接话,只把手放进我的掌心里,捏了捏。
现在那扇门就在我面前。她进去了,我答应不走。
我坐回椅子上,端起保温杯又放下。粥还温着,我却一点胃口都没有。
二十多分钟后,一个护士出来叫我。
“周先生,许医生找您。”
我以为是取卵数量出来了,站起来时还问了一句:“我太太怎么样?”
“手术已经结束了,先去医生办公室。”
我跟着她走到走廊尽头。
许医生四十多岁,穿着白大褂,面前摊着几张记录单。她抬头看我,没有寒暄,开口就问:
“你们昨晚同房了?”
我愣住了。
“没有。”
她低头看了一眼单子,又问:“确定吗?”
“确定。”
“术前谈话的时候,已经强调过取卵前要避免同房。今天送来的几份卵泡液里,检出了活动精子。”
我脑子里嗡了一下。
“什么?”
“检测到精子,数量不算少。我们初步判断,可能和术前同房有关。”
我握着椅背,没坐下。
“我们两个多月没同房。”
许医生看着我,表情没有松动。
“如果确实没有,就需要进一步核实。但现在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得先考虑最常见的原因。”
我听见“最常见的原因”,那一刻心里一下沉了下去。
“医生,您是说我太太昨晚和我……”
“我不是在下结论,只是在问你们有没有遵守医嘱。”
“没有同房。”
“那你们昨晚有没有其他接触,或者有没有可能是记错了时间?”
我没听明白。
“我们没做过,怎么会记错?”
她把记录单转过来一点。
“这里显示,几份送检样本里都有精子。操作人员已经做过复核。”
我看着那几行字,像看着一张跟我毫无关系的纸。
“你们会不会把样本弄错了?”
“有双人核对。”
“会不会是其他环节污染?”
许医生皱了皱眉。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方面的问题。”
“那为什么第一句话就问我们昨晚有没有同房?”
她停了停。
“因为这是临床上需要先排查的情况。”
我又问了一遍:“您确定每份都检出了?”
许医生低头翻记录,没直接回答。
“初步报告是这样。”
她语气不高,却让我觉得自己像在被盘问。明明只要把事实说出来就行,我却一遍遍解释,解释到连自己都觉得狼狈。
“我们两个多月没同房。”我说,“这是事实。”
“我听到了。”
“那您能不能先别把责任放在我太太身上?”
许医生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我没有说一定是她的责任。现在最重要的是处理样本。”
“可您刚才说的是‘为什么不遵守医嘱’。”
办公室里有两名护士,一个低头整理桌上的单子,一个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许医生把笔放下。
“周先生,我希望你先冷静。现在我们还在做初步判断。”
我看了一眼门外。妻子刚做完手术,不知道会不会疼,也不知道到底取了多少。我不想在这里跟医生吵,但我更不想让她醒来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她没遵守医嘱。
“能不能请您先把事实核清楚,再告诉她?”
“现在不能保证所有卵子都能继续处理。”
“这跟她昨晚有没有同房是两件事。”
许医生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了。”
她重新拿起记录单,说还需要和胚胎实验室确认。我离开办公室时,手心里全是汗。
走廊尽头的保温杯还放在椅子上。杯盖没拧紧,粥已经不热了。
我拿起手机,想给妻子发消息,又删掉。
我不知道该说“取卵结束了”,还是“样本出了问题”。
不到十分钟,护士推着她出来。
她脸色白,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手背上扎着输液针。麻药劲没过,她的声音很轻。
“你在吗?”
我走到床边。
“在。”
她把手从薄毯里伸出来,我握住了。
“取了几个?”
我没能马上回答。
她的眼睛睁开一些,眉头皱起来。
“怎么了?”
我先看了一眼护士。护士把床推到观察区,替她调整好枕头。
“等你清醒一点再说。”我说。
“现在就说。”
她的手指在我掌心里动了一下。
“医生说卵泡液里检出了精子。”我尽量把声音放低,“她怀疑可能是取卵前同房造成的。”
妻子整个人像被按住了。
她看着我,眼睛一点点睁大。
“昨晚同房?”
“我说没有。”
她还是盯着我。
“你怎么说的?”
“我说我们没有。”
“你信我吗?”
我没马上回答。
不是我怀疑她。我只是还没弄明白,医院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我脑子里有好几个问题挤在一起:样本、流程、卵子、胚胎。可她躺在床上,刚从取卵室出来,最需要听见的或许不是这些。
我握紧她的手。
“信。”
她眼圈立刻红了。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
“我在想怎么告诉你,怕你刚醒就受刺激。”
“我已经受刺激了。”
她把脸别开,泪水沿着眼角滑到耳边。
“我今天进去之前,最怕的就是结果不好。现在还没听到取了几个,先听见自己被怀疑。”
“医生也问了我。”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我们两个多月没同房。”
她转回头,眼睛里有委屈,也有一点恼怒。
“你就只说这个?”
“我还问了是不是可能有其他原因。”
“你有没有觉得我做错了?”
“没有。”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给你解释?”
我看着她,一时不知道怎么答。
她伸手抓住被角,指节因为用力发白。
“我每天打针、抽血、看数值。最近我都不敢看镜子,觉得自己像个被药和检查填满的人。你一直小心翼翼,我也知道你是怕我疼。可你越小心,我越觉得自己好像只有肚子里的卵泡值得被照顾。”
我把保温杯拿到床边,打开盖子。
“粥凉了,我让他们热一下。”
她没有看杯子。
“我问你,你信不信我。”
“我信。”
“那就先别管粥。”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
“对不起。”
她转过身,不肯看我。
“我不需要你现在说对不起。我需要你跟我站在一起,不要让我一个人证明自己没做过什么。”
这句话让我喉咙发紧。
我把椅子拉近,手仍握着她的手。
“我站在你这边。我会先让他们把记录核清楚。你不用跟任何人证明。”
她抬起眼睛。
“那如果最后确实是医院的问题呢?”
“就让他们说明白。”
“如果不是呢?”
“我们也一起把原因弄清楚。”
她眼里的泪水没有停。
“我今天本来就很怕。”
“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躺在里面,一直在想,如果这次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以后一直没有孩子怎么办。你会不会有一天觉得,跟我结婚太累了。”
“我不会。”
“你现在说得轻松。”
“我不是说得轻松。”我低头看着她手背上的针,“我是不想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个结果。”
她闭上眼睛,肩膀轻轻抖了一下。
我坐在旁边,没有再劝她喝粥,也没有说什么“别哭”。她愿意握着我的手,我就让她握着。
过了半个小时,许医生走进观察区。
她没有站在床尾,而是把椅子搬到床边。
“周女士,周先生,我刚和实验室重新核对了一遍。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
妻子睁开眼。
“什么情况?”
“检测到的异常不是在所有卵泡液里都均匀出现。刚才送去复核的两份样本没有检出精子,另外几份的结果分布也不一致。”
我问:“那刚才为什么说几份都有?”
“最初登记时,几份样本被合并看作同一批次。我们现在拆开重新核对,发现需要修正记录。”
妻子看着她。
“那是不是说明我没有在取卵前同房?”
许医生顿了一下。
“目前还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但这个结果和刚才的判断不一致。实验室正在核查操作流程和样本登记。”
“刚才你问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肯定?”
许医生没有回避。
“我当时依据初步结果,先按最常见的原因询问。但我说得太快,也把尚未核实的判断说得像结论。这一点是我处理不妥。”
妻子的手仍攥着被角。
“你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医嘱’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事,还得在所有人面前承认。”
“对不起。”
许医生说完,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
她又补充:“目前确认有一部分卵子可能受到了影响。具体哪些能继续培养,还要逐个检查。实验室正在做复核,结果会完整记录下来。”
妻子看着天花板,眼泪又流下来。
“我今天受的罪呢?”
没有人立刻回答。
她转向许医生。
“我打了那么多针,肚子疼了那么久,今天一个人躺在里面害怕。现在你告诉我有些卵子可能不能用,又说原因还没弄清楚。我想知道的是,我到底有没有做错什么。”
许医生低下头。
“按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证据显示是你术前同房造成的。我们会继续核查,给你们书面说明。”
“不是‘没有证据显示’,是你们现在查到什么,就写什么。”
“可以。”
妻子转过脸来,握住我的手。
她没再说话,只是把手指一点点收紧。我挪到她身边,把她抱住。她一开始还绷着,过了几秒,整个人才靠进我怀里。
“我真的没有。”她的声音埋在我衣服上。
“我知道。”
“你别不要我。”
“不会。”
“如果这次不成呢?”
“我们再一起想办法。”
“如果以后都不成呢?”
我没有讲一堆保证。我只是把她的手放到自己胸口。
“你不是因为能不能怀孕才是我妻子。”
她哭了一会儿,慢慢安静下来。
我把保温杯递给护士,请她帮忙热粥。她回来时,妻子喝了几口就停了。我们都没再提取卵数量,等许医生把确认结果拿来。
中午十二点,许医生又来了一次。
实验室初步复核确认,异常精子出现在一份登记流程有疑点的卵泡液样本里。检测人员无法确定具体污染发生在哪一步,但那份样本在进入处理区前,曾与另一份待处理样本短暂放在同一工作台上。
当时两只托盘靠得很近。登记员临时更换了转运盒,重新核对条码时,发现一张标签位置偏了。
妻子听完后,问:“所以,是谁的责任?”
许医生说:“目前不能把原因简单归到某一个人身上。我们会核对操作记录,也会复查其余样本。”
“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哪些卵子受影响了?”
“还需要时间。”
“要多久?”
“今天下午可以给你们第一轮结果。”
妻子点了点头。
“我不接受再用‘可能是患者没遵医嘱’来解释。”
“明白。”
许医生离开后,她靠在枕头上闭目养神。
我坐在旁边,拿手机记下了上午每一段谈话的时间和内容。不是为了跟谁争执,而是怕下午医生回来时,我们两个都累得记不清。
妻子睁开眼,看见我在写,问:“你在记什么?”
“他们说过的话,还有每次结果变化的时间。”
“你担心他们反悔?”
“我担心我们记错。”
她看了我一会儿,慢慢伸手碰了碰我的手腕。
“你刚才说信我,不是为了哄我吧?”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一开始没说得那么明确?”
我放下手机。
“因为我一听见那个结果,脑子里全是怎么会这样、有没有影响、接下来怎么办。我把事情想在前面了,忘了你最先需要的是我明确告诉你,我信你。”
她转过脸,没说话。
我没有要求她马上原谅我。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即使没有怀疑她,也让她感到了孤立。她需要的不是我心里没疑问,而是我先站在她面前,别让疑问变成对她的审视。
下午两点,实验室送来第一轮结果。
妻子取出的卵子里,有一部分可以继续处理,另有两枚样本需要暂缓,等待进一步确认。医生把结果逐条念给我们听,没有再把“同房”放在最前面。
妻子问了每一项检查的意义。
她声音不大,却问得很清楚。许医生每回答一个问题,就停下来等她确认。她不再只是躺着听别人决定,而是把每个结果都问明白。
等许医生说完,妻子问:“如果有一部分卵子不能继续培养,你们建议怎么做?”
“我们会依据实际情况和你们的选择来讨论,不会在没有解释清楚之前替你们决定。”
“今天能不能继续培养的,先按正常流程处理。暂时有疑点的那两枚,等复核结论出来,再让我们决定。”
许医生看向我。
我没有替妻子回答。
“这是她的治疗,我陪她一起听。”我说,“她决定。”
妻子转过来看我,眼神比刚醒来时平静了一些。
许医生点头,把意见记在记录上。
傍晚,医院告诉我们,一枚卵子可以继续培养,另一枚因样本状态不明,暂时不建议进入后续步骤。其余卵子也有各自的检查结果,但这一周期能不能形成可用胚胎,还要等待培养。
从病房出来时,妻子走得很慢。我拎着外套和保温杯,另一只手扶着她。
她走到电梯口,忽然停下来。
“你上午说,你信我。”
“嗯。”
“你现在还信吗?”
“信。”
“就算最后没有查出污染具体在哪一步?”
“也信。”
她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鞋尖。
“我刚才一开始不是只怕你怀疑我。我怕得更早。怕别人觉得我不配做妈妈,怕失败是我身体不争气,怕你陪我这么久,最后会觉得不值得。”
我扶着她的手臂,没有催她往前走。
“这些不是你一个人应该回答的问题。”
“可怀孕的人是我。”
“治疗落在你身上,不代表结果全由你负责。”
她的肩膀微微垮下来,像终于允许自己松一口气。
回家后,她没有立刻回卧室,而是坐在餐桌边。我把早上带去医院的保温杯洗干净,放在水池旁。她看见杯子,问我:“粥后来是不是都倒了?”
“嗯,凉了。医院帮忙热过,你喝了几口。”
“可惜了。”
“明天再煮。”
她点头。
我们分房睡了两个多月。那天晚上,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催我回客房。
我先问:“你想一个人睡,还是我陪你?”
她沉默了片刻。
“你留下吧。但别一直盯着我。”
“好。”
她躺下以后,我把床头灯调暗,坐在另一边看书。没过多久,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摸索着碰到我的手背。
我把手放过去。
她没睁眼,只低声说:“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还没从今天缓过来。”
“我知道。”
“你也别把自己弄得像要替我解决所有事。”
“我会记得。”
“我只想你在。”
“我在。”
那晚她睡得不安稳,醒了两次。第一次我帮她把水递过去,第二次她只是把手搭在我手腕上。她没有再问结果,我也没有再说“一定会成功”。
第二天,我们拿到了医院的书面说明。
说明里写明,初步复核发现一份卵泡液样本存在登记和转运环节的异常,未发现患者术前同房的证据;异常样本的具体污染来源仍在核查,已受影响的样本处理结果另行告知。
妻子把那张纸从头看了一遍。
“这句话我能接受。”她说。
许医生把说明交给她时,站在病房门口说:“昨天我在结果没有核实完整前,就把一种可能说得太像定论,给你造成了伤害。对不起。”
妻子没有说“没关系”。
她只说:“我知道你现在道歉了。但以后别在检查没做完之前,先让我承担责任。”
“我会记住。”
“这件事的记录,你们也要按实际情况保留。”
“会的。”
许医生离开后,妻子把说明折好,放进随身的文件袋。
我问她:“这样可以吗?”
“可以。至少现在事实写清楚了。”
“还差具体污染原因。”
“我知道。但我不想把所有力气都花在追问谁碰了哪张标签上。我需要的是以后治疗时,他们先核实,再告诉我结论。”
她说这话时,手指还搭在文件袋上。她没有原谅今天发生的一切,也没有把责任推给自己。
那天之后,我们等培养结果等了几天。
我没有在她面前反复查手机,也没有每天问她有没有收到医院电话。她会主动告诉我检查进展,我就跟着她一起看。有时候她情绪低落,我也不再用“别想太多”堵住她。
一周后,医院告知我们,这一周期没有形成可移植的胚胎。
妻子听完电话,安静了很久。
她把手机放到桌上,坐着没动。窗外的晾衣架上挂着她前一天洗好的外套,袖口还没干透。
我走到她旁边,没有先问她要不要再做一次。
她忽然开口:“这次算失败了。”
“是。”
“有一部分卵子没有继续,有一枚还没等来最后的结果,最后还是没有胚胎。”
“是。”
“你不用把每句话都说得这么小心。”
我坐到她对面。
“那你想听我说什么?”
“我想听你说你难过。”
我愣了一下。
她看着我:“你这几天一直在替我做事,像只要你把粥煮好,把预约记好,我就不会难过。可我当然难过。你也不用装得一点都不在乎。”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我难过。”
“因为没孩子?”
“因为我想和你一起等一个好结果,可你承受了那么多疼,最后还是没等到。我也难过,那天你在病床上问我信不信你,我让你觉得还要向我证明。”
她的眼圈慢慢红了。
“我不是要你替我承担每一种疼。”
“我做不到。”
“我知道。”
她伸手握住我的手。
“可你可以别把我当成一份检查报告。”
我点了点头。
“我会记住。”
我们没有立刻决定什么时候再开始治疗。医生建议先休息一段时间,再根据身体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安排。妻子没有像之前那样马上问成功率,也没有说“是不是我不够努力”。
她说:“我想先把身体养回来。不是因为我要逃避,而是这次真的累了。”
“好。”
“过一阵子,我们再一起去问下一步。”
“好。”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如果下次医生又问我什么,我会自己回答。但你要先听我说完。”
“我会。”
“如果我被吓住了,你也别替我把话说完。”
“好。”
她睁开眼,看着我。
“你别每次都只会说好。”
“那我也有要求。”
她抬了抬眉毛。
“什么?”
“你难受的时候,告诉我,不要一个人忍到凌晨。”
她沉默了一会儿,点头。
“可以。”
第二次治疗前,我们重新去医院做咨询。
还是那条走廊,还是那几扇白色的门。妻子走在我前面,手里拿着报告。经过取卵室门口时,她脚步慢了一下。
我没有拉她,也没有替她作决定,只在旁边等。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有点怕。”
“我知道。”
“也想再试一次。”
“那我们就按你愿意的节奏来。”
她把报告递给我,腾出一只手牵住我。
那次医生仔细讲了样本流程,也告诉我们如果对结果有疑问,可以要求当场复核。妻子把每个问题都问完,确认自己听懂了,才在治疗确认单上签字。
第二次取卵前一天,我们仍然没有同房。不是因为要向谁证明什么,只是她治疗期间身体不舒服,我们也都更愿意按她的状态来。
取卵当天,她再次被推进那扇门前,握着我的手说:“你别走。”
“我不走。”
她松开手,跟着护士进去。
我坐在走廊上,没有再盯着那只保温杯看。手机放在腿边,声音开着。我记得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最先等来的不是取卵数量,而是一句让她几乎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的质疑。
这次我只想等她出来。
手术结束后,护士告诉我流程顺利,样本也完成了核对。我等了片刻,妻子被推出来时,先看见了我。
“你还在。”
“我说过不走。”
她眼睛有点疲惫,却笑了一下。
“这次没有人说我昨晚同房。”
我握住她的手。
“没有。样本核对也正常。”
她点头,没有立刻问结果,而是轻轻闭上眼睛。
“那等我醒了再说。”
“好。”
后来,第二次治疗留下了两枚胚胎。医生说还要等待后续评估,我们没有因此认定一定会成功。妻子也没有把所有希望押在那两枚胚胎上。
她说,先把能做的做完,剩下的再一起面对。
回家的路上,她忽然想起第一次取卵那天。
“你还记得许医生问我们昨晚有没有同房吗?”
“记得。”
“你当时愣了好久。”
“因为我们两个多月没同房。”
她笑了。
“现在这句话听着像你在证明清白。”
“我本来就是在证明。”
“证明什么?”
我看着前面的路。
“证明那天的怀疑不是事实。”
她把手放进我掌心里。
“那你以后还会不会愣住?”
“会。”
她转头看我。
“为什么?”
“因为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我还是会先想原因。”
“那你先做什么?”
我握紧她的手。
“先告诉你,我相信你。再一起问清楚事实。”
她靠到我肩上,没再说话。
取卵当天,医生的责怪没有变成一场大吵,也没有让事情立刻得到答案。它留下了更难受的东西:妻子一度觉得自己不仅要承受治疗,还要为一个尚未核实的结果证明清白。
而我第一次明白,信任不只是心里没有怀疑。
她躺在病床上问我“你信不信我”时,我要清楚地回答。有人把未经确认的可能说成结论时,我也要站在她身边,要求他们把事实弄清楚。
我们两个多月没同房,这不是一项需要反复解释的罪证。它只是当时的事实。
真正该被看见的,是她做治疗时承受的疼,是她醒来后仍然愿意把手交给我,也是我们没有让一次错误的怀疑替彼此下结论。
现在每次走进医院,妻子还是会紧张。
我会握住她的手,先问她想不想继续,再陪她把问题问完。
她偶尔也会笑着提醒我:“别愣着了,先把事实弄清楚。”
我就点头。
然后陪她一起走进下一间诊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