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我现在只能说一个字
我叫林越,二十九,货运站的装卸工。
右手中指少了半截,是十年前在工地上被钢筋压的。那时候我十九,跟着包工头郑有财干,一天一百二,管两顿饭。
现在我一个月五千八,搬货,十二个小时,两头见黑。
我妹叫林小满,二十一。三个月前,她被一家劳务公司招走了,说是去境外做电商客服,包吃包住,一个月一万二。
她走的时候特别高兴,给我发了张照片:一个宿舍,四张床,白墙,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欢迎加入”。
我给她打钱,她不收。她说那边管饭。
后来她不回消息了。
我去那家公司问,前台说“人在境外,正常上班,你别瞎打听”。
我不傻。我知道“境外”这两个字,在很多地方等于“回不来”。
但那时候我没办法。我只有一个办法:去工地找郑有财,把我十年前那笔工钱要回来,凑钱找人。
那笔钱,我记得很清楚:郑有财欠我七个月工资,两万五千二,还欠我一根手指。
我去的那天,郑有财正在工地板房里喝酒。
门口站着四个人。
“郑老板,我那笔工钱。”
“什么工钱?”
“十年前,滨河工地,七个月。”
他笑了,笑得很轻:“小林啊,十年前的事,你还记得?”
“我记得。”
“你有条子吗?”
“没有。你那时候不发条子。”
“没条子,就没账。”他说,“再说了,你手指头那事,我不是给你垫了医药费?”
“你垫了三千。我的手指,值三千?”
他把酒杯放下。
“小林,我给你说句实话。”他说,“你现在来要钱,叫不懂事。我一个人能让你在这城里找不到活干。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
“信就滚。”
我没滚。
我说:“郑老板,我不要多。你把欠我的给我,我妹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比我矮半个头,仰着脸看我。
“你妹?”他说,“你妹被人骗走了吧?我告诉你,那叫自愿出境,签了合同的。你闹,闹到最后,人家一句话:她成年了,她自己签的字。”
“她被人骗了。”
“谁骗她?你有证据?”
我没有。
我那天只有一双手,一肚子气。
然后他挥手。
四个人上来,把我堵在角落里。
我记得有人推了我一把,后脑磕在钢管上,眼前发黑。我记得我听见郑有财说:“别闹出人命,赶出去就行。”
我记得最后一下,是有人拿钢管敲我后脑。
然后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醒来是在医院。
额头上缝了七针,后脑一个包,左肋骨裂了一根。
医生说观察三天,我第二天就出院了。没钱。
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看了整整一天。
第二天早上,隔壁工地的老赵来看我。
老赵五十几,装卸队队长,我跟过他两年。
“林越,你怎么这么犟。”他把一袋橘子和两百块钱放在床头,“那种人,你惹不起。”
“老赵,”我说,“我妹被人弄走了。”
他坐下,叹气。
“我知道。我打听过。那家公司,叫‘宏远人力资源’,老板姓冯,是个女的。她们在城西有个点。”
我撑起身子。
“真的?”
“真的。”他说,“但你别去。那帮人,后面有人。”
我没听。
那天下午,我去了城西。
那地方在一个老写字楼的三层,门口挂着“宏远人力资源”的牌子,前台坐着个小姑娘。
我说我要找人,我妹叫林小满。
小姑娘说:“林小满?我们这儿没这个人。”
“三个月前,你们招的,去境外。”
“哦,那批人早就走完了。”
“去哪儿了?”
“境外啊。”
“具体哪儿?”
“这个我不能说。”
我说:“我妹现在联系不上。”
“那可能是她自己不想联系。”她说,“成年人,有选择自由。”
我站在前台,忽然发现一件事:我什么都不能说。
因为我说什么,她都有话接。她天天干这个,一天要接二十个像我这样的人。她的话术是练过的,我一句都接不上。
就在那时候,我听见楼上有人吵。
一个老太太,六十多岁,蹲在地上,抱着一个人的腿。
“我儿子在你们这儿交了八千八,说是包进厂,结果三个月没安排上,我儿子现在在工地打零工,我退了,你们不退钱。”
抱着的那条腿,属于一个穿米色套装的女人。
女人低头看着她,笑着说:“阿姨,合同上写的是‘推荐服务’,我们推荐了,是您儿子自己不愿意去。”
“什么不愿意去?他去了,人家说不要人!”
“那就是用人单位不要,不是我们不要。”
老太太哭:“八千八啊,我攒了两年的。”
女人弯下腰,把她的手一根一根掰开。
“阿姨,别在这儿闹。我们楼下有保安。”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只手被掰开。
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只觉得,火往头上涌。
我走过去,站到老太太前面。
“把钱退了。”
女人抬头看我。
“你谁?”
“把钱退了。”
“你算什么东西?”
“把钱退了。”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回头喊:“小张,叫保安。”
然后我听见自己说了一个字。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字怎么出来的。不是喊,也不是吼。是我把气从胸口顶上来,顶到喉咙,牙关一松,那个字就掉出来了。
我说:
“退。”
那个女人愣了一下。
然后她伸手,从包里掏出钱包,数了八千八,递给老太太。
数钱的时候,她的手在抖,脸色白得像纸。
老太太接了钱,还蹲在地上,仰头看她,又看我。
楼上楼下,二十几个人,全静了。
我自己也静了。
我看着自己的手。
我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我不敢相信。
女人数完钱,忽然尖叫起来:“我干什么?我为什么给她钱?”
她转头看我,眼神变了,从刚才的居高临下,变成了害怕。
“你……你是什么人?”
我没答。
因为我发现我嘴里的舌头在发烫,像被开水浇过一遍。
我转身,扶着老太太下了楼。
老太太一路问我:“小伙子,你刚才说的那个字,她怎么就给钱了?”
我说不出话。
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来。嗓子像被烧坏了,一张嘴就疼。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喝了半壶凉水,嗓子才缓过来。
然后我试了第二次。
我对着桌上的一个空瓶子说:“倒。”
瓶子没动。
我又对着窗帘说:“开。”
窗帘也没动。
我站在屋里,想了想,下楼去了。
楼下巷子里有个醉汉,正对着墙骂。
我说:“静。”
他张着嘴,卡在那儿,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明白了:这东西不认死物,只认活人。
我对着自己说了一句:“站。”
我自己没动。
我又说了句:“笑。”
我也没笑。
它管不了我。
我发现受限的不是“说话”,是“命令”。
平时聊天随便聊,没人听你的。可一旦我把话说成命令——短、硬、不留余地——它就生效,字数一多,嗓子就开始烧。
我那天说“退”,只有一个字。说完嗓子像被人拿开水浇过。
第二个字的命令出来,喉咙里冒烟,第三个字,嗓子直接撕裂。
那天晚上,我在镜子前面站了很久。
镜子里那个人,额头上贴着纱布,眼睛里全是血丝。
我冲他喊了一声:“站。”
他没动。我自己也没动。
我笑了。
因为我知道了一件事:从今天起,我说话,别人得听。
但我的命令,只能说一个字。
一个字能干什么,我得自己琢磨。
第2节 一个字,把欠了十年的钱要回来
第二天,我去了工地。
郑有财在板房里,还是那张桌子,还是那瓶酒。
门口还是那四个人。
这回我没走正门。我从后面的围挡翻进去,站在他板房门口。
他一抬头,看见我额头上贴着纱布,愣了一下。
“你还没走?”
“郑老板,”我说,“欠我的钱,还。”
他站起来,往后退了一步,喊人。
四个人冲进来。
我看着最前面那个,说:
“停。”
他停住了。
脚抬在半空,身体往前倾,跟一尊雕塑似的。
后面三个人撞在他身上,全摔了。
郑有财的脸变了。
“你……你搞什么?”
我说:
“还。”
他把手伸进抽屉,摸出一沓钱,数了。
数到两万五千二,放在桌上。
手一直抖。
“拿了滚。”
我把钱收起来,看着他。
“还有我妹。”
“我不知道你妹!”
我说:“说。”
他的表情变了,瞳孔缩了一下。
他张开嘴,说了一句他自己都不信的话:
“我知道。”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捂着脸。
“那个冯姐……她是我表妹。”他说,“你妹那批人,是她弄走的。一共二十七个,去的是境外一个场地。她收一个人一万八的中介费。”
我站在原地,手里捏着那两万五千二。
“场地在哪儿?”
“我不知道具体。”他说,“我就知道叫‘万和’。”
我把钱塞进兜里。
“郑有财,”我说,“你要是敢跟冯姐报信,我下次来找你,就说两个字。”
他抬头,眼睛红着。
“哪两个字?”
我没说。
我走了。
走出工地大门的时候,太阳很大。
我把那两万五千二摊在手上数了一遍。
十年,两万五千二。
我把钱折好,放进内衣口袋,拍了拍。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老赵打电话。
“老赵,我妹那事,我摸到点东西了。那个场地叫万和。”
那头沉默了很久。
“林越,”老赵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不知道。”
“那是人待的地方吗?”
“我妹在那儿。”
“你一个人去?”
“我一个人去。”
老赵又沉默了一会儿。
“我认识一个人。”他说,“姓周,以前在口岸做过协查。你要真想去,我帮你问问。”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马路边上。
额头上的纱布被汗浸湿了,伤口有点疼。
我摸了摸喉咙。
还在烧。
一个字,我已经用完了。
我不知道要用多少个字,才能把我妹弄回来。
第3节 两个字,让她自己说出来
第三天,我去了宏远人力资源。
这次我带了手机,开了录音。
冯姐在办公室。米色套装,头发盘得整整齐齐,桌上摆着一盆绿萝。
“冯经理。”
“你谁?”
“林小满的哥哥。”
她把笔放下,抬起头,脸上那点笑收了一半。
“哦,那批的。”她说,“你妹妹在境外工作,很好,她自己愿意去的。”
“我想知道她在哪儿。”
“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
“她三个月没联系家里。”
“那边管得严,正常。”
我说:“冯经理,你收了我妹一万八的介绍费。”
她笑了:“那不叫介绍费,那叫服务费。合同上写着。”
“合同上写的是‘境外就业服务’。”
“对。”
“你们送她去的地方,是不是叫万和?”
她的手在桌上停了一下。
“我不清楚。”
我说:“清楚。”
她的表情变了。
然后她开口,说了一句她不想说的话:
“清楚。”
她的脸白了。
“万和场地,在境外,老板叫秦九。”她说着,语速很快,像有人在后面推她,“我们公司负责招人,招一个提一万八,场地按人头再给我们返五千。你妹妹那批二十七个人,现在都在里面,做‘客服’,实际上就是骗人打电话。”
她停住了,喘了口气。
“我为什么说这些?”她看着自己的手,声音发抖,“我为什么说这些……”
我把手机录音按停。
“冯经理,”我说,“你骗了多少人?”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泪。
“我不知道。”
“说。”
“三十七个。”她说,“去年到今年,三十七个。”
“收了多少?”
“六十六万六。”
“钱呢?”
“我买了房。”
“退了。”
“退给谁?”
“退给他们的家人。”
她说完这句,整个人往前一趴,趴在桌上,肩膀在抖。
我站在她办公室里,听见外面有人在打电话,复印机在响,绿萝的叶子被人走过时碰了一下,晃了晃。
“还有一件事。”我说,“场地里那二十七个人,怎么弄出来?”
她抬起头。
“弄不出来。”她说,“那边不是我们能管的。你要是去了,你也回不来。”
“那你告诉我怎么进去。”
“进去?”她笑了,眼泪还在脸上,“你要进去,就得先变成他们的‘货’。”
“什么意思?”
“他们会招人。”她说,“你只要能让人相信你想去,他们就会带你走。走进去容易,出来难。”
我看着她。
“你帮我。”
“我帮你,我完了。”
“你不帮我,你也活不成。”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低地笑了一声。
“林越,”她说,“你知道你这个人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吗?”
“什么?”
“你不像在威胁。”她说,“你说什么,都像在陈述。”
那天下午,我用她的手机,在她的客户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内容是:新批次招人,条件放宽,男的也要,能吃苦就行,包进厂,先交三千定金。
三天后,有七个人来报名。
我是第八个。
我把身份证交给他们的时候,手在抖。
不是怕。是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又变成了“货”。我也知道,他们查到了我是谁,是故意放我进来的。
第4节 三个字,让我在场地里活下来
场地比我想的干净。
水泥地,四层楼,围墙三米高,墙头拉着铁丝。门口挂着招牌,写“万和科技园”。
我们是跟着他们绕小路过来的。进去第一件事,收手机。第二件事,交护照。第三件事,签一张纸。
纸上写着“自愿从事网络推广工作,服从管理,如违反规定,接受处罚”。
我知道这张纸是干什么用的。
带我们进去的人叫阿豹,三十来岁,脖子上纹着一串数字。
“新来的,规矩三条。”他说,“不许出厂区,不许借手机,不许问别人叫啥。听懂了点头。”
我点头。
“你叫什么?”
“林越。”
他看了我一眼。
“你手怎么了?”
“工伤。”
“能干活就行。”他说,“你这批,分到三组。”
三组在四楼。一个大厅,摆着六十台电脑,每个人戴着耳机,对着屏幕说话。
屏幕上是一个聊天软件,对话框里是一个陌生人的头像。
他们说的话都是同一套:
“哥,我这边有个项目,稳定收益,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姐,我是小雅,你上次说的那个事,我帮你问了……”
我坐下,旁边一个男孩,看着不到二十,瘦,眼睛下面两个黑圈。
“新来的?”
我点头。
“你也是被骗的?”
他笑了一下:“我是自己来的。”
“为啥?”
“他们说一个月一万二。”他说,“我妈瘫在床上,我要钱。”
“你干多久了?”
“五个月。”
“拿到钱了吗?”
“拿了。”他说,“第一个月给了我两千。第二个月一千。第三个月没了。他们说我没业绩,欠公司钱。”
“欠多少?”
“三万七。”
我看着他。
“你叫什么?”
“阿武。”
“阿武,”我说,“你见过一个叫林小满的吗?二十一,短头发,左边眉毛上有颗痣。”
他的手停了。
“你找她干什么?”
“她是我妹。”
阿武低下头,声音很轻:“她不在这儿。”
“在哪儿?”
“她跑了。”
我心里一沉:“跑了?”
“上个月,她跟另外两个女的翻墙。”他说,“翻出去了两个。她没出去。”
“她人呢?”
“被抓回来了。”阿武说,“现在在‘学习班’。”
“什么学习班?”
“就是关。”他说,“关到听话为止。”
我坐在那把椅子上,看着他,喉咙里那股火又上来了。
我站起来。
阿武一把拉住我:“你干什么?”
“我去找她。”
“你去了就回不来。”他说,“这楼里有三十多个看场的,老大叫豹哥,后面还有秦老板。你一个人,你拿什么找?”
我看着他。
“我拿嘴。”
他愣了。
那天下午,我在大厅里,站起来,看着满屋子的人。
我说:
“听。”
六十个人,同时抬头。
包括门口那两个看场的。
“我带你们走。”
我说。
我知道我只能说三个字。
我把这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
“跟、我、走。”
大厅里静了两秒。
然后第一个站起来的是阿武。
第二个是一个穿灰T恤的男人,脸上有疤。
第三个、第四个……
六十个人,站起来了五十几个。
门口那两个看场的,也站起来了。
我往外走。
他们跟着我。
走廊里有人拦,我说:“让。”
那个人让开了。
楼梯口有铁门,锁着。
我说:“开。”
门开了。
我们走到一楼,大厅里有二十多个看场的,手里拿着棍子。
带头的是阿豹。
“林越,”他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知道。”
“你以为你能出去?”他笑了,“这墙三米,门外有岗哨,再外面是山。你们六十个人,出去也翻不出这片山。”
我看着他。
我说:“低头。”
他低下了头。
他身后那二十个人,也一个接一个低下了头。
低着头站了一片,棍子掉了一地。
我带着人往外走。
走到大门口,门是关的。
门后面站着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穿白衬衫,戴眼镜,手里端着一杯茶。
“林越。”他说,“我等你了。”
“秦九?”
“是我。”他喝了一口茶,“你知道我为什么等你?”
“不知道。”
“因为你这套,我有办法破。”他说,“你说的话,别人得听。但你说话,得有人听见。”
他抬起手,指了指耳朵。
我看见他耳朵里塞着一副耳塞。
“外面还有三十个人,都戴着。”他说,“你现在说话,他们听不见。”
我看着他。
“你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说,“一个装卸工,突然能让冯姐自己吐实话。我一猜就是你。”
“所以呢?”
“所以你现在,是个普通人。”他说,“你带着五十几个人,站在我的院子里。你没有手机,没有护照,没有路。”
他放下茶杯。
“我给你两条路。”他说,“第一条,你留下来,做我的‘讲师’,一个月五万,你妹我放。”
“第二条?”
“第二条,我把你们全关进地下室。”他说,“这地方,少六十个人,没人会问。”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
风从山那边吹过来,带着湿的气味。
我身后站着五十几个人,一个都不说话。
我张了张嘴。
嗓子是干的。
我知道,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见。
第5节 四个字,我让他的耳塞失效
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秦九不催我。他就站在门口,端着杯子,看我,像看一个已经落到碗里的东西。
我身后,阿武小声说:“越哥,怎么办?”
我没答。
我在想一件事。
他说,他听不见。
他听不见,是因为耳塞。
但院子里那五十几个人,听得见。
我转过身,看着他们。
我说:“把耳塞摘。”
五十几个人,愣了一下。
然后阿武第一个动了,他伸手,把旁边一个看场的耳朵里的耳塞拔了出来。
那个看场的想反抗,但他动不了——刚才我那句“低头”,还没解。
五十几个人一起动手。
院子里二十几个看场的,耳塞全被拔了。秦九耳朵里那副,是阿武上去拔的。
秦九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没了。
他往后退了一步,转身就想往楼里跑。
我说:“站。”
他停住了,一只脚还抬在半空,像被人钉在地上。
院门外那三十个戴耳塞的,这时候正往门里挤。我那五十几个人里,出来七八个壮实的,把铁门推上,用肩膀顶住。门外的人砸门,砸得铁门哐哐响。
院门口那扇铁门,是我们这边关的。山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把他白衬衫的下摆吹起来。
他没转身,就那么站着,背对着我开口。
“林越,”他说,“你说话,别人就得听。这个能力,一定有限制。”
“你想知道限制是什么?”
“我想知道。”
“我告诉你。”我说,“我办成一件事,救回来的人越多,能多说的字就越多。”
他的后背僵了一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说,“我现在能说四个字。刚才大厅里那五十四个人,是自己站起来走出去的。人越多,我攒的字就越多。”
他看着我,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别的东西。
“你这种人,”他说,“不该存在。”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一直不敢多说。”
那天晚上,场地里的事,是一件一件办的。
第一件,是把我妹放出来。
她被关在楼后面的铁皮房里。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坐在地上,头发被剪短了,左边眉毛上那颗痣还在。
她抬头看我,看了三秒。
“哥。”
“嗯。”
“你怎么来的?”
“走来的。”
她扑过来,抱着我的腰,哭了。
我拍她的背,一句话没说。
我那时候不能说。我要留着字数。
我先对秦九说了一句:“动。”他这才松开来,脚落地。
第二件,是让他把护照拿出来。
“拿。”
他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抱出一个纸箱。三百多本护照,都是这几年攒下的。
第三件,是让他把账吐出来。
场地账上有多少钱,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他打了十七个电话,把账上的钱全转进场地的对公账户,一分不许动。
转进去两千三百万。
我让阿武和两个机灵点的,把人、身份证、被骗经过一条一条登记造册。钱先封在户上,等警察来了按账退赔,谁也不能私自拿。
阿武登记到自己那一行:欠公司三万七。
“越哥,”他说,“这钱……”
“记上。”我说,“你妈的治病钱,一分都跑不了。”
他低着头,肩膀抖了半天。
第四件,是报警。
我从秦九口袋里摸出手机,递给阿武。
门外那三十个人,砸了半个钟头,见楼里没动静,散了十几个,剩下的蹲在墙根底下抽烟。
我用秦九的手机,打了口岸的报警电话。
来的是周警官,就是老赵说的那个人。他带了六个人,一辆车。
蹲在墙根那十几个,被周警官的人一并按了。
他进院子的时候,看见低着头站着二十几个人,站着五十几个被骗的,还有我。
“你是林越?”
“是。”
“老赵说你一个人来的。”
“我不是一个人。”我说,“我带了五十四个人。”
他看了看那些人。
“你怎么做到的?”
“我说了几句话。”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笑了一下。
“我不管你怎么做到的。”他说,“人我带走了。你跟你妹,上车。”
上车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秦九。
他被铐着,坐在地上。
“林越。”他叫我。
我停下。
“你这种能力,”他说,“迟早会有人拿它干别的。”
“我知道。”
“你防得住吗?”
我没答。
我上车,坐在我妹旁边。
车开出场地大门的时候,天亮了。
山上的雾在往下走,把围墙一层一层盖住。
我妹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
我摸着喉咙。
还在烧。
四个字,已经用完了。
第6节 五个字,我让催收的自己打电话
回国以后,事情没完。
场地里那五十四个人,有四十几个人是被骗去的,家里都被掏空了。有十九个人,是被“贷款”骗去的——中介让他们在手机上借了网贷,说“到那边上班第一个月就还上”。
结果人在场地,债在国内,利滚利。
我妹那批人里,有一个叫小桃的姑娘,二十二岁,欠了八万六。
回国第三天,催收上门了。
我在出租屋,听见隔壁砸门。
过去看,三个男的站在门口,一个在踹门,两个在录像。
“小桃,出来。你欠钱不还,我们依法催收。”
门里没声。
那个踹门的又踹了一脚,门框裂了。
“不出来是吧?我们就在这儿坐着。你上班也别想,你出门我们就跟着。”
我走过去。
“她欠你们多少?”
领头的回头看我,三十来岁,脖子上一条金链子,脸上横着一道疤。
“你谁?”
“邻居。”
“关你屁事。”
“她欠多少?”
“八万六,加违约金两万三,一共十万零九。”
“借的时候多少?”
“六万。”
“三个月,涨到十万九?”
“合同上写着。”他把手机举起来,“你自己看。”
我没看。
“你们是哪个公司的?”
“虎哥的。”
我说:
“叫你们老板。”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算什么东西,叫我们老板?”
我看着他。
“叫。”
他掏出手机,拨了个号。
“虎哥,这边有个人……”他停住了,看了看我,然后说,“有个人,让你过来一趟。”
四十分钟后,一辆黑色SUV停在巷口。
下来一个男人,一米八,光头,手臂上纹一整条龙。
“谁叫我?”
我从台阶上站起来。
“我。”
他上下打量我。
“你什么人?”
“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说,“你们公司,靠什么挣钱?”
“靠本事。”
“什么本事?”
“催收的本事。”他笑了,“欠钱的都是孙子,我们就是去提醒他们一下。”
“提醒?”
“提醒。”他说,“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讲讲流程。第一天打电话,第二天上门,第三天贴条,第四天在他单位门口蹲着,第五天告诉他爸妈。一般到第三天,钱就来了。”
“不来的呢?”
“不来的,”他抬起手,看了看自己的拳头,“我们有别的办法。”
我看着他。
“你们逼得人家破过吗?”
他的笑收了。
“你说话注意点。”
“逼散过吗?”
“没有。”
我说:
“说实话。”
他的脸扭曲了一下。
然后他开口:“有过。”
“几个?”
“四个。”他说,“去年一个,今年三个。都是被逼得还不上,家散了。”
“处理了吗?”
“给了钱。”他说,“一个给八万,家属签了协议,不闹了。”
我看着他,看着他手臂上那条龙。
“你现在打电话。”我说,“把你们公司这三年逼散的人家,一个一个报给警察。”
他的手在抖。
“我……”
“打。”
他掏出手机,手抖得按不准,按了三次才拨出去。
“喂,110吗?我要自首。”
那天下午,虎哥被带走了。
跟着他的七个催收,也带走了。
巷子里围了很多人,小桃站在门口,抱着一个抱枕,看着警车开走。
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谢谢你。”
“不用谢。”我说,“你欠的钱,合同是假的。”
“什么?”
“六万变十万九,那个违约金违法的。”我说,“你只还六万,还是按实际到账算。”
她愣了。
“可是他们说……”
“他们说什么都不算。”我说,“以后有人上门,你就说一句话:‘我要看合同原件和放款流水’。他们拿不出来。”
她点头。
我回屋,关上门。
嗓子又开始烧了。
五个字,用完了。
我坐在床上,忽然觉得累。
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你知道自己每说一句话,就有一个人的人生拐了个弯的累。
第7节 七个字,我把保护伞拔了
秦九的案子,本来应该很简单。
抓了,审了,判了。
但两个月后,秦九被取保候审了。
理由是“身体原因”。
我去问周警官。
他把我叫到一边,声音很低:“有人打了招呼。”
“谁?”
“我不能说。”
“我妹他们那五十四个人,二十七个是被骗的,九个是未成年人。”我说,“他现在出来了,那些人怎么办?”
周警官不说话。
“周警官,”我说,“你告诉我,这个人叫什么。”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林越,”他说,“你要是问,我就得跟你说。但你知道了,你就得自己去。我不能帮你。”
“我知道。”
“他姓钱。”周警官说,“区里一个所长。”
那天晚上,周警官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只有一个地址。
我在那个地址楼下守了两天。
一栋六层的老楼,五楼。
我在楼下等了两天。
第三天晚上,他回来了。五十来岁,头发花白,肚子很大,手里拎着一袋水果。
“钱所长。”
他停下,看我。
“你谁?”
“林越。万和场地那个案子。”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然后恢复。
“那个案子,不归我管。”
“你打了招呼。”
“你有证据吗?”
“我现在没有。”我说,“但我可以让你自己说。”
他笑了:“你要让我说什么?”
我说:
“你收了他多少钱。”
他站在楼梯口,灯光在他头顶上。
然后他开口:
“八十万。”
“什么时候?”
“去年九月。”他说,“他给我送了一个箱子,现金。”
“为什么帮他?”
“因为他答应每年给我二十万。”他说,“我儿子要买房。”
“还有谁?”
“还有两个。”他说,“一个在市里,一个在海关。”
“名字。”
他张了张嘴,卡住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恐惧。
“我不能说。”
我说:
“说。”
他闭上眼,说出来了。
两个名字。
我记下来。
“钱所长,”我说,“你现在回家,写一份材料,把这三个人,一个一个写清楚。写完了,明天早上,你自己去纪委。”
“我去了,就完了。”
“你不去,也完了。”我说,“你收了八十万,你还想怎么样?”
他站在那儿,手里的塑料袋往下坠,一个苹果滚出来,滚下台阶。
他弯腰去捡,捡了两次没捡起来。
最后他坐在地上,哭了。第二天早上,他真拎着材料去了纪委。
那天晚上,我把那两个名字,匿名寄到了省里的举报信箱。
七个字,用完了。
第8节 十个字,我让整条链子断掉
案子翻过来的时候,是冬天。
秦九重新被抓,这次是异地办案。钱所长和那两个人,一个接一个被带走。
我以为完了。
结果没有。
秦九在里头,可他那条链子还没断干净。
他在场地里的一个“财务”,姓黄,四十来岁,看着像个会计。这人在被抓之前就跑了,跑到南边,用假身份开了三家公司。
他不干场地了,他干“招聘”。
还是那套:境外高薪,包吃住,先交定金。
我妹那批人救回来了,可家属群里还在进新人。有人贴了一张截图,是个新号码发来的消息。
“你孩子在我们这儿,交五万,我们放人。”
有些家属,真的交了。
我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货运站搬货。
老赵跑过来,把手机递给我。
“林越,你看这个。”
是一个群,群里二十几个人,都是家属。最新一条消息,是有人发的:“我交了五万,他们说还要三万。”
我把手套脱了。
“老赵,这个姓黄的,在哪儿?”
“在南边,一个叫‘新湾’的地方。”他说,“他开了个‘人力资源产业园’,光明正大租了写字楼。”
“谁给他批的?”
“不知道。”
我请了三天假。
坐了一夜火车,到了新湾。
那栋写字楼在新区,十八层,玻璃幕墙,一楼大厅有个铜牌,写着“新湾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我进去,坐电梯上十六楼。
“新湾人力”的牌子挂在门口。
前台是个小姑娘,笑得很甜。
“先生,您是求职还是合作?”
“我找人。”
“找谁?”
“黄总。”
“有预约吗?”
“没有。”
“那不好意思,黄总在开会。”
我说:
“散会。”
三秒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里面出来七八个人,一个接一个,脸色茫然。
最后出来一个中年男人,戴眼镜,衬衫扎在裤子里。
“谁让我散会的?”
“我。”
他看着我。
“你什么人?”
“林越。”
他的脸变了。
“你想干什么?”
“我想问你一件事。”我说,“你手里现在有几个人?”
“什么几个人?”
“被你骗出去的。”
他往后退。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说:
“你在万和干过,你姓黄,你现在有三家公司,你用‘招聘’骗人,一个人收五万到八万。”
他的脸色一点一点垮下去。
“你手上现在有多少人。”
他张了张嘴。
“四十三个。”
“在哪儿?”
“两个场地。”他说,“一个在外地,一个在海边。”
“钱呢?”
“账上还有一千一百万。”
“退了。”
“退给谁?”
“退给家属。”
“还有一件事。”我说,“你现在打电话,把这两个场地的地址,告诉警察。”
他不动。
“打。”
他掏出手机。
打完之后,他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等着被处理的小学生。
“林越。”他忽然抬头,“你这种人,是不是永远都得管这些事?”
“我不知道。”
“你管不完的。”他说,“我今天倒了,明天还有别人。”
“那就明天再说。”
那天下午,新湾的警方来了。
两个场地连人带档口端了,连黄某这批带之前攒下的,一共救出来六十一个人。
十个字,用完了。
我在回程的火车上,睡了十四个小时。
醒来的时候,窗外是江,江面上有雾。
第9节 二十个字,我说了一句话
第二年春天,秦九的案子判了。
无期。
黄某判了十六年。
钱所长判了九年。
我以为这回真完了。
结果三月的时候,有人来找我。
来了三个,穿西装,递名片。
名片上写着“××法治与营商环境研究中心”。
“林先生,”领头的说,“我们想跟您谈个合作。”
“什么合作。”
“您的这个……能力。”他说,“我们做过评估,非常有价值。”
“什么价值?”
“比如,审讯。”他说,“您对嫌疑人说两个字,他就全说了。全国一年有多少案子卡在口供上,您知道吗?”
“还有呢?”
“比如,调解。”他说,“邻里纠纷,您说一句‘握手’,两个人就握手了。”
“还有呢?”
“比如,稳控。”他说,“群体性事件,您说一句‘散了’,人就散了。”
我看着他。
“你们想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不是。”他笑了,“我们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您的才能,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什么更重要?”
“稳定。”他说,“您想想,您这能力,如果用在拆迁、上访、劳资纠纷,能省多少事?”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那张脸。
我想起一件事。
一年前,我在工地上被四个人堵过,郑有财说“赶出去就行”。
一年前,冯姐掰开一个老太太的手指,说“我们楼下有保安”。
半年前,秦九端着茶杯说“这地方少六十个人,没人会问”。
现在这个人,笑着说“能省多少事”。
我把名片推回去。
“我不干。”
“您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
“林先生,”他的笑淡了,“您要知道,您这个能力,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也可以研究怎么‘限制’它。”
“怎么限制?”
“比如,”他说,“给您安排一个热闹的地方。菜市场、车站、工地。人多,声杂。您说话,没人听清。”
“还有呢?”
“比如,”他说,“给您找个‘搭档’。每天跟着您,您说什么,他就在旁边大声重复一遍别的话,把您的声音盖掉。”
“还有呢?”
“比如,”他说,“让所有人都戴上耳塞。就像秦九那样。”
我笑了。
他愣了一下:“您笑什么?”
“我笑你们,”我说,“跟秦九一个思路。”
我站起来。
“你们听好了。”我说,“我不给你们干活。不是因为我有骨气。是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稳定’,是让被欺负的人闭嘴。”
他的脸沉下来。
“林先生,您这话,说得太满了。”
“我还能说得更满。”
我说:
“你们三个,回去把做过的事写清楚,交上去。”
三个人,同时僵住。
领头的那个,脸上汗一下就出来了。
“我们没做过什么。”
“做过什么,你们自己写。”
他们走了。
走出去的时候,一个人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郑有财第一次见我时一样。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坐着。
窗外是货运站的灯,一辆卡车进来,倒车,“嘀、嘀、嘀”。
我摸着喉咙。
二十个字。
我从来没说过这么长的话。
我说完那一句,喉咙里像塞了一把烧红的铁砂。
我咳了半宿,嗓子全哑了。
第二天,我去医院。
医生说:“嗓子撕裂,别说话,休息一个月。”
我点头。
从医院出来,我在马路边站着。
我想了一件事:如果一直这么用,我迟早会哑。
哑了以后,我还能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说话,是因为有人不说话。
第10节 我一个字都不想说
第三年夏天,我开了一家小店。
在货运站旁边,租了个铁皮棚子,挂了个手写的牌子:越子代办。
代办什么?代办讨薪、代办退费、代办找人、代办写材料。
一次五十,穷的不要钱。
来的人,大多是跟我一样的。
有个小伙子,被中介骗了六千,来的时候手在抖。
“哥,我想去他们公司闹。”
“别闹。”我说,“你把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都打出来,一式三份。”
“然后呢?”
“然后去市场监管所,填一张投诉表。”
“他们不管怎么办?”
“不管,你就要一张不受理告知书。”我说,“拿到那张纸,你就能往上走一步。”
他记下来,走了。
三天后回来,钱退了。
“哥,你一句话都没说,他们就退了?”
“我说了。”我说,“我说了四张纸。”
我这三年,其实很少用那个能力。
因为大部分人不需要。他们只是不知道该走哪一步,不知道哪张纸该盖哪个章,不知道谁的电话该打。
这些事,我熟。
工地我待过,货运站我也待过,这些年我见的比我说的多。
我妹后来上了夜校,学会计。
她有时候问我:“哥,你那本事,能不用就不用?”
“能不用就不用。”
“为什么?”
“因为用一次,就欠一次。”我说,“你让别人做什么,你就得替那个后果负责。那不是我担得起的。”
她点头,好像懂了。
去年冬天,老赵来找我。
他六十了,退休,在家带孙子。
“林越,有件事。”他坐下,“我孙子在学校被欺负。三个孩子,天天堵他。”
“推搡了吗?”
“推搡了。老师不管。我去找家长,家长说‘小孩子闹着玩’。”
我看着他。
“你想让我说句话?”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想。”他说,“我知道你那个东西,用了要还。”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问你,”他说,“这种事,怎么走程序?”
我笑了。
我给他写了一张纸:
一、去医院验伤,留记录。
二、写书面情况说明,交学校,要签收。
三、学校不处理,去教育局,要受理编号。
四、还不行,找未保办。
“这四条走完,”我说,“学校就得管。他们不怕你闹,他们怕你有编号。”
老赵把纸折好,放进口袋。
“林越,”他站起来,“你这人,比那个‘言出法随’有用。”
他走了。
我坐在棚子里,看着外面的货运站。
一辆卡车在倒车,“嘀、嘀、嘀”。
我把桌上那个本子翻开。
上面记着这些年来找我的人:谁、什么事、走了哪一步、结果怎么样。
第一页是两年前,最后一页是昨天。
我数了一下:一百四十七个人。
一百四十七个人,一件事都没用那个能力。
我把本子合上。
有人推门进来。
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抱着一叠材料,眼睛红着。
“哥,我被公司辞了,他们说我试用期不合格,一分钱不给。”
我把椅子拉过来。
“坐。”我说,“慢慢说。”
她坐下,开始讲。
我一直没说话。
听完了,我说了一句:
“材料带全了吗?”
她点头。
“那就明天早上八点半,”我说,“我们去一趟。”
她抬头看我。
“哥,你不问我叫什么?”
“问。”我说,“你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