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上海一家湘菜馆里听见“你老婆两年前就回国了”这句话时,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说话的是隔壁桌的男人。他穿着一件旧夹克,桌上放着半碗米饭,刚才还在跟朋友聊老家。听见我报出自己的名字,他才把声音压低,问我:“你是程亦舟?”
我点了点头。
他看了我一眼,像是在犹豫该不该继续说。最后还是开了口:“我跟何雨棠是一个县的。前些天老乡聚会见过她。她早回国了,现在在上海。”
我没立刻反驳。
我只是把筷子放下,问:“你确定是她?”
“确定。”他说,“她还问起你,说你最近忙不忙。”
那一刻,饭馆里的炒菜声、碗筷声都离我远了。我盯着桌上的一碟辣椒炒肉,忽然想不起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我叫程亦舟,三十六岁,在上海做外贸设备生意。何雨棠是我妻子。六年前,她说想去澳洲读设计,我支持她。从那以后,我每个月给她汇两万美元,没断过一次。
两万美元,是我一次次算过的数。
学费、房租、保险、日常开销。她说澳洲生活贵,课业又忙,我便把每个月收入先分出这笔钱。生意淡的时候,我少换一批设备;客户拖款时,我把自己的开销往后放。她说“够用”,我就放心。
六年,七十二个月。
我从没觉得这笔钱是在供养她。我以为那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往前走。
隔壁男人见我没说话,补了一句:“她在长宁那边教孩子画画,照顾她爸妈。你不知道?”
我喉咙发紧,还是问:“你说她回国多久了?”
“快两年。”
我把手机拿出来,屏幕上还停着何雨棠前一天发来的消息。
“今天图书馆人好多。”
“晚上跟导师改作品。”
“墨尔本下雨了,记得别太累。”
每一句都很平常。
平常得我一时不知道该相信哪一边。
“她可能只是短暂回国。”我说。
男人摇摇头:“她说在上海安顿下来了。你们没联系吗?”
我没回答。
他没有继续追问,只把自己的号码发给我,说如果我想确认,可以带我去她工作的地方。我收下号码,却没有当场打给他。
那顿饭我没吃完。
从饭馆出来,风从街口灌过来。我站在人行道边,打开和何雨棠的聊天框。我们每天都说几句话,偶尔视频。她会跟我讲课程进展,讲教授挑剔,讲图书馆的窗户很大,下午阳光会落在桌上。
我给她拨了语音。
她接得很快。
“老公,怎么啦?”她的声音带着一点轻松,背景里有翻纸的声响,“我刚从图书馆出来。”
我看着街对面的红灯,问:“你现在在哪儿?”
“学校附近啊。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那边几点?”
她停了一下:“下午吧。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我就是想看看你。方便开视频吗?”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我现在不太方便,刚出来,信号也不好。”
“那你走到信号好的地方。”
她的声音变了:“亦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开视频。”
这一次,她没有马上回答。
我听见她呼吸变重,像是把手机拿远了一点。过了几秒,她说:“我晚点给你打,好不好?我今天头有点疼。”
我没说话。
“亦舟?”
“你在墨尔本吗?”我问。
她安静下来。
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听见了某种东西断开的声音。不是电话断线,也不是她挂断,而是我心里那根绷了六年的线,忽然失去了支撑。
“我先忙了。”她说。
“雨棠。”
她没应。
“你回国了,是不是?”
电话那头只剩下很轻的呼吸声。随后,她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人行道边,手里还握着手机。车流从面前一辆辆过去,没人在意我站了多久。
我没有立刻去找她。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客厅里,把这些年的聊天记录从头翻了一遍。看得越久,越觉得那些过去被我忽略的地方,突然有了重量。
她发过一张咖啡馆的照片,说是在学校附近买的。桌边露出一截纸杯套,印着的字我以前没留意。现在放大看,品牌是国内一家连锁店。
一张她说是“宿舍窗外”的雨景,玻璃上倒映着一块蓝底黄字的站牌。照片很模糊,但样式我认得,那不是澳洲的交通标识。
还有一次视频,她说刚下课,背景里传来小孩说话的声音。她解释隔壁有人放了中文电影,我也就信了。
不是每一张照片都能证明她在上海。也不是每一句话都一定是谎言。
可这六年里,她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给我看过她的校园。
以前我把这当成忙、累、时差不合。现在,我才发现我一直替她把缺口补得很圆。
我给她发消息:“你现在在哪里?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她没有回。
十一点多,那个常德老乡给我发来一个地址,下面附了一句:“这是她教孩子的地方。你别在那儿吵,周围有孩子和家长。”
我盯着地址看了很久。
我当然想问她为什么。想知道每月两万美元到底去了哪里,想知道她什么时候开始不再读书,想知道她为什么每天都能若无其事地对我说“晚安”。
可我也知道,隔着电话问,她仍然可以说信号不好、在上课、过几天再谈。
第二天傍晚,我开车去了长宁。
那是一条不算宽的街,路边有家旧书店和一间小小的文具店。地址指向一栋临街的居民楼,底层门面改成了绘画工作室。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浅蓝色的牌子,写着“雨棠少儿美术”。
我站在门口,没有马上进去。
里面有几个孩子,桌上摊着画纸和水彩盘。一个女孩正在给纸上的房子涂红屋顶,何雨棠蹲在她旁边,帮她把卷起来的纸角压平。
她穿着一件浅灰针织衫,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她低头说话时,脸上有一点笑,像是刚才那个被电话逼得沉默的人,和眼前这个耐心教孩子画画的人不是同一个。
我伸手推门。
门上挂着的小铃铛响了。
她抬起头,看见我,手里的水彩笔掉在地上。
她没有立刻站起来。她的手还停在半空,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动了两下,没发出声音。
旁边的女孩跟着看过来。
我弯腰把笔捡起来,放在桌边,然后问:“你不是在图书馆吗?”
她脸上的笑一点点消失。
“亦舟,你怎么来了?”
“我应该在哪儿?”我说,“上海,还是澳洲?”
她站起来,声音很轻:“你先出去,我们晚点谈。”
“我等了六年。今天不想再晚点谈。”
她看了看教室里的孩子。一个家长正在门口等人,另一个家长也注意到了我们。她咬了咬嘴唇,转身对孩子说:“今天先到这儿,大家把画收好,妈妈们到了就跟她们回去。”
她没有看我。
孩子们被家长陆续接走。门关上之后,屋里一下子安静了。她站在水池边,把手上的颜料冲掉,水流一直开着。
我等她关水,问:“你回国多久了?”
她低头看着水池:“快两年。”
“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手里的纸巾被攥成一团,没有回答。
我又问:“那这两年我每个月汇给你的两万美元,你怎么解释?”
她闭上眼睛,肩膀微微抖了一下。
“钱我都留着。”她说。
“我问的不是你留没留着。我问你为什么还收。”
她把纸巾扔进垃圾桶,转过身来。她眼睛红了,却没有哭出声。
“我知道我不该收。”
“那为什么?”
她沉默了很久,才说:“因为我不敢停。”
我看着她。
“我第一次回国,是我爸出了意外。”她说,“他在工地摔伤,腰椎压坏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我就回来了。学校那边让我先休学,说家里的事处理完还能再回去。”
她说话很慢,像每个字都得先从心里拿出来。
“我本来打算只待几个月。可我爸的康复很慢,我自己课程也断了。后来我开始在这里教孩子,想一边工作一边补课。拖着拖着,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这件事你完全可以告诉我。”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说?”
她抬眼看着我:“我怕你失望。”
我笑了一声,却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你觉得我会因为你没读完书失望,所以你决定让我相信你还在澳洲?”
“我不是一开始就决定骗你。我那时只是不敢说。我想等我把事情处理好,等我找到办法再告诉你。后来你每个月打钱过来,问我过得好不好,我就更说不出口了。”
“你可以说不用再打。”
“我想过。”
“想过,然后呢?”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我替她回答:“然后你还是收了。”
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掌心。
“我把钱存下来了。”她说,“有一部分给我爸做康复,有一部分撑工作室,剩下的我没有动。你如果要,我会还给你。”
“我不是来跟你算账的。”
“可钱是你辛苦赚的。”
“是。”我看着她,“所以我更想知道,为什么你觉得我有资格替你决定你要不要读书,却没有资格知道你回了国。”
她的眼泪终于掉下来。
“我没有这么想。”
“你做的就是这个。”
她把手背贴在嘴边,像怕自己哭出声。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我那时觉得你太相信我了,我不想让你知道我没做到。再后来,我每一次撒谎,都是为了把前一次藏起来。”
“那你现在还想继续藏吗?”
她摇头。
我拿出手机,屏幕上是每月自动转账的页面。两万美元的固定金额,下一次转账就在三天后。
“这笔钱我会停掉。”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闪过惊慌。
“不是因为你回了国就不能用钱,也不是要你现在还给我。”我说,“我不再给一个我以为在澳洲的人汇钱。以后你需要什么,我们可以明明白白谈,谈你的工作、你爸的康复、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我不会继续按一个假的理由付款。”
她嘴唇发白:“你连问都不问,就要停?”
“我问了六年。现在我才知道,我问到的都是你准备好的答案。”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先把事实说清楚。什么时候回来的,学校是什么情况,钱还剩多少。不是让我审你,是让我们终于谈一次真的。”
她盯着手机,喉咙动了动:“我可以把钱都给你。”
“我说了,我不是来要钱的。”
“可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你可以从不再撒谎开始。”
她低下头,整个人像突然没有力气。过了很久,她说:“我不是不想回去。我只是已经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把自动转账关掉。
屏幕跳出确认提示。我按下确认键时,屋里安静得只剩空调运转的声音。
她看着我,没再说话。
那笔两万美元已经停了。
可停掉转账,并没有让这六年里的事消失。我坐在教室里那张小沙发上,手指捏着膝盖,反复告诉自己不要急着说出最伤人的话。
“我今天不回家。”我说。
她点头,眼泪还挂在脸上。
“不是因为我已经决定离婚。”我又补了一句,“是因为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待在一个屋檐下。”
她没有拦我。
走到门口时,我听见她叫了一声:“亦舟。”
我回头。
“我能不能跟你把这一切讲完?不是今晚也行。只要你愿意听。”
“你可以讲。”我说,“但别再只讲你怕什么。也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她抿着嘴点头。
我离开工作室时,街上的店已经关了不少。那块浅蓝色的牌子还亮着,照出玻璃里面的画架和颜料盒。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真实的生活。
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她并不在遥远的地方。她就在上海,离我开车不到一小时。可这两年,我每天都在给一个不在澳洲的人说“早点休息”,给一个并不存在的校园生活转钱。
第二天,她给我发来一条长消息。
她把事情的时间说清楚了。
两年前,她父亲在工作时从脚手架边摔下来,腰部受伤。母亲住在医院陪床,她赶回国照顾父亲。她给学校递了休学申请,原计划等父亲能自己起身后回澳洲继续读书。
她父亲出院后需要长期复健。她去医院、跑康复中心,又在住处附近接了几个孩子教画画。她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回去,却一直没有把课程补上。
一开始,她只骗我说导师允许远程完成一部分作业。
后来我问起签证,她说还有效。
再后来,她直接不提课了,只说论文忙、导师要求高、最近在赶毕业项目。
她发的校园照片,有些是以前拍的,有些是从旧相册里挑出来的。视频里白墙和书架是真的,只是地方在上海,是她工作室后面的一间储物房。
“我知道这些不能把事情变好。”她写,“你要知道的不是我为什么害怕,而是我确实让你相信了假的生活。我不应该把你给我的信任当成可以延长谎言的东西。”
我读完,没有马上回复。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处理手里的订单。可每隔几分钟,我就会重新看一遍那段话。
我想起她以前给我发的每张照片。想起她说“快毕业了”的那一年,想起我曾经在电话里问她毕业典礼是哪天,她说学校还没定。
那时我听见的不是答案,是她在躲。
我只是太希望她能顺利,便帮她把躲避也解释成了压力。
下午,我回了她一句:“你爸现在怎么样?”
她很快打来电话。
“能站一会儿,也能扶着助行器走几步。每天要做复健。”她说,“我妈一个人带他不行,我下班就过去。”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这句话你昨天问过了。”
“我今天还想问。”
她吸了一口气:“因为我怕你觉得我在拿家里的事当理由。我回国之后,最开始确实很乱,可后来有些事不是没机会说,是我不敢说。”
我没有说“没关系”,也没有说“我理解”。
我问:“你想回澳洲吗?”
“我现在不知道。”
“那你之前为什么一直说想回去?”
“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还说想回去,这六年就还没有彻底结束。”
“那你是在跟我说你的想法,还是在延长一个故事?”
她没有回答。
“雨棠,我现在没办法替你分辩。”
“我知道。”
“你如果不想读了,就说不想读。如果想把课程补完,就把实际情况告诉我。你可以改变计划,但不能再让我替你相信一个不存在的计划。”
电话那边传来一声很轻的“好”。
我们没谈钱。
我没问她存了多少,她也没再说要还给我。那两万美元停下来以后,我们第一次谈的不是谁该承担费用,而是她现在每天怎么过,我过去六年为什么从来没有真正看见。
那晚,我回了我们共同住的房子。
她的行李箱还在卧室柜子里,里面挂着几件她说是准备回澳洲时要穿的衣服。客厅里有一张旧合照,是我们结婚第二年拍的。照片里的她靠在我肩上,头发被风吹乱,笑得很放松。
我把照片拿下来,放在桌面上,没有收起来。
她没在家。
厨房台面上有一碗凉掉的面,旁边压着张便签:我去医院陪爸复健,回来晚了,你要是饿了先吃。
便签下方,她写了我的名字。
过去,她也常留这种字条。以前她在澳洲时,会写“锅里有粥”“别忘了带伞”。现在我看见字,脑子里却冒出另一个问题:她那时是不是也坐在这间屋子里写过这些,却转头对我说自己在墨尔本?
我把便签放回原处,没有吃那碗面。
接下来几天,我们都没谈离婚。
她没有再说要回澳洲,也没有再发任何旧照片。每次联系,她都把事情说得具体些。哪天要去医院,哪天工作室排了课,哪天她要陪母亲去复诊。
我很难一下子相信这些话。
于是我会问:“你现在在哪里?”
她有时会直接回一张窗外的照片,有时说正在路上,晚点再打。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问题都包装成一句“我没事”。
可我也不想把婚姻变成每天检查行踪。
一周后,我去她父母家看了一次。
那是栋老居民楼,楼道里有几盆绿萝。她父亲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身边放着助行器,电视里放着一档谈话节目。何雨棠给他做完简单的复健,正收拾地上的毛巾。
她母亲看见我进门,先是愣了愣,随后给我倒水。她没替女儿辩解,只说:“你们坐下来谈吧。她这段时间把自己绕进去了,我劝过她,可她就是不敢讲。”
“妈。”何雨棠低声提醒。
她母亲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
我坐在餐桌边,问她父亲:“复健要做多久?”
“医生说得慢慢来。”何雨棠替他回答,“要看每个月的恢复情况。”
“你还打算回澳洲吗?”
她把毛巾叠好,放进篮子里:“我想过。可我现在说不出一个确切时间。”
“那你还想不想继续读?”
她坐到我对面,想了一会儿:“想。可我不想再假装自己一直在读。我想先把学校那边的手续弄清楚,看看能不能重新申请回去。如果不行,我就接受这个结果。”
“什么时候去问?”
“下周。”
“你自己去?”
“嗯。”
我点点头。
她母亲想开口,最后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她父亲一直没说什么,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那一顿饭吃得很慢。
桌上是清蒸鱼、青菜和一碗汤。每个人都说得很少。饭后,我帮她父亲把椅子挪到窗边,何雨棠在旁边扶着他。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她比我记忆里瘦了很多,手腕上一道浅浅的勒痕,是长期提着康复用品磨出来的。
我看见了,却没因此觉得她过去的谎言就不重要。
可我也终于明白,她这两年并不是每天都在过一个轻松的假生活。她在医院、工作室、父母家之间来回,是真的累,也是真的把自己困在了那段谎言里。
这些可以解释她为什么害怕,却不能替她免掉责任。
“你爸的复健费用,之后我们可以一起算。”我说,“不是我继续每个月给你两万美元,而是你把实际开销和你能承担的部分说清楚。先把生活过明白。”
她父亲抬头看我:“孩子,我们家不想让你为难。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商量。”
“我知道。”我说。
何雨棠看着我,像是想确认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愿意一起承担,是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也是我的长辈。”我说,“不是因为你骗了我。”
她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忙低头去拿纸巾。
我没伸手替她擦。
她自己擦掉了,低声说:“我明白。”
那天晚上,我没有留下过夜。
回去之后,我们继续分房睡。以前她说房间不够,回国就临时住在父母那里;后来她回来时,我们已经习惯在电话里说晚安。现在我们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却像两个刚认识的人,连一句关心都得先想想会不会被误解。
我没有急着逼自己原谅她。
她也没有要求我立刻相信她。
三天后,她发来一张学校邮件的截图。邮件内容很短,学校确认她的学籍已经中止,不能直接回到原来的课程阶段,需要重新提交材料,等审核结果。
她在消息里写:“我问清楚了。不是我之前说的‘导师还在等我’,是我已经不在那个项目里了。接下来我会重新申请。可能读不成,也可能要从头开始。”
我看着那张截图,问:“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如果最后不能回去呢?”
“那我就在这里继续教画画。至少以后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再假装。”
我隔了很久才回:“好。”
她没有因此要求我把转账重新开起来。
也没有说“你看,我现在都坦白了,你是不是该原谅我”。
这让我第一次觉得,她可能真的开始把选择权还给我,也还给她自己。
但信任不是一封邮件就能恢复的。
一个月里,我仍会在她说“下班了”时想起那些假的“刚下课”,也会在她说“我妈身体不舒服”时怀疑她是不是又在藏什么。每次怀疑冒出来,我都得提醒自己,眼下有事实可以问,过去的伤却不能靠追问无限地补偿。
她也有难受的时候。
有一次,她从医院回来,看见我坐在客厅看电脑,站在门口问:“你现在看见我,是不是还会觉得我在骗你?”
我没有马上回答。
她走进来,把包放在椅子上:“你可以说实话。我不想再让你猜。”
“会。”我说。
她的肩膀垮了一点。
“但这不表示我已经决定不跟你过了。”我继续说,“只是我现在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听你说一句就全信。”
她点头,眼睛红了:“我知道。”
“你也别把我暂时留下来,当成我已经原谅你。”
“我不会。”
她在我对面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安静了好一会儿才说:“以前我总觉得,只要你还在给我打钱,就说明我们之间没变。后来我才发现,你给的是信任,我拿去替自己的恐惧续命。”
我没说话。
她没有再等我安慰。
那晚,她把工作室的课程表拍给我看。上面写着孩子的名字、上课时间和材料需求,没有澳洲的课程,没有墨尔本的地址。她说自己报名了国内的教师资格考试,准备一边教课一边复习。
我看完只回了一句:“这才是你现在的生活。”
她说:“嗯。”
学费和生活费的事,我们没有再用转账替代沟通。她把自己存下来的钱单独列了清单,写明父亲康复、工作室租金、日常生活各用了多少。她没有拿清单来要求我认可,只是告诉我钱在哪里。
我看了一遍,合上电脑。
“我不需要你把每一笔都报到小数点。”我说,“我需要你以后不再用一件事掩盖另一件事。”
“我会试着做到。”
“不是试着。你做不到时就告诉我做不到。”
她看了我一眼,点头。
我曾经以为只要足够爱一个人,就该尽量替她承担。后来才知道,替她承担不等于替她决定,也不等于她可以把真相藏起来,让我永远只看见她准备给我的那一面。
两个月后,我第一次在工作室里待到关门。
那天孩子们画的是窗外的街景。桌上铺满了纸,一张画里有电车,一张画里有高高的树,还有个男孩把房子画成了歪歪扭扭的蓝色方块。何雨棠蹲下来帮他补了两笔,男孩马上说:“老师,你不要替我画,我自己来。”
她笑着把笔还给他:“好,你自己来。”
我听见这句话,心里有个地方轻轻动了一下。
孩子们走后,她开始收拾画架。我帮她把颜料盒盖好,手上沾了一点蓝色。她递给我湿纸巾,没有问我什么时候走。
“学校那边有结果了吗?”我问。
“重新申请材料交了,还要等。”她说,“没有一定能回去。”
“你怕吗?”
“怕。”她说,“但这次我知道我在等什么,也知道等不到会怎样。”
她把一摞画纸放进抽屉,里面还压着几张旧照片。照片上是墨尔本的街道和校园,都是她早几年拍的。
她拿起最上面那张,看了看。
“我以前舍不得删。”她说,“总觉得删掉了,就像承认自己真的回不去了。”
“现在呢?”
她把照片放回去,没有撕,也没有藏得更深:“现在我不需要靠它证明我去过。”
她停了一下,又说:“我去过,也没读完。两件事都是真的。”
那是她第一次把这句话说得这么平静。
我没有接着问她是不是后悔。
她也没问我能不能原谅她。
我们锁门时,街边小店正准备打烊。她站在门口,问我:“今晚回家吗?”
我看着她。
那两个字以前太熟悉。她说“回家”时,我总会以为我们在同一处生活、同一段时间里。现在我知道,住所相同不代表真相相同。
“回。”我说,“但我们还是各睡各的。”
她点点头:“好。”
她没有因为我的回答而失望,也没有趁机往前多要一步。
回到家后,我们一人一边收拾厨房。她煮了面,我洗了碗。面端上桌时,她把一小碟葱花放到我面前。
“你以前不爱吃葱。”她说。
“以前也没这么在意。”
“那我下次少放一点。”
这句话听起来很普通。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为一顿饭说过这样的小话。
第二天早上,她没有给我发消息说“刚下课”,也没有把旧照片发过来。
她只说:“我今天要去工作室,晚上陪我妈去复诊。要是你想吃饭,我们可以一起吃。”
我回:“我下班过去。”
那天晚上,工作室门口贴上了一张新课程表,最上面写着“少儿创意绘画班”。牌子还是浅蓝色的,玻璃门后面摆着孩子们的画,有的颜色大胆,有的线条歪斜,全都不太像什么漂亮的宣传图。
何雨棠正在里面擦桌子。
我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抹布停了下来。她没有问我是不是要原谅她,也没有问我会不会重新给她打钱。
她只问:“你到了?”
“到了。”
“我妈刚打电话,说饭做好了。我爸还在等你。”
我走进门,把外套挂在椅背上。
她看着我,眼里有一点紧张,也有一点不确定。那神情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在门口看见她时,她蹲在地上替孩子收蜡笔。那时我以为自己只要走过去,就能把她和这六年的谎一起看清。
事实不是那样。
我没有当场原谅她,也没有立刻把婚姻当作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仍旧要一点点重新认识对方。她要学会在害怕的时候说真话,我要学会不把过去的谎言变成一辈子的审问。
可至少现在,她没有再把自己放在一个虚构的时区里。
我每个月给她汇两万美元的日子,停在了那个发现她早回国的下午。那笔钱没有再以“澳洲生活费”的名义转出去。她的父亲继续复健,她的工作室继续开课,她也重新申请继续读书。
六年过去,她真正站在了我面前。
我以前以为我们之间隔着一片海,所以才要按月把钱和关心送过去。后来才知道,最远的不是澳洲,也不是上海,而是两个人都不肯把真话说完。
那天晚上,我们在她父母家吃饭。席间,她母亲问我还要不要添面。她父亲把助行器靠在椅边,慢慢地夹了一筷子青菜。
何雨棠坐在我对面,没有低头躲开我的眼睛。
她说:“我今天没去图书馆,在工作室上课。下午陪我妈复诊,回来后还得准备考试。”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轻轻“嗯”了一声。
我没说六年都过去了,也没说一切会好起来。
我只是坐在那里,听她把她真实的一天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