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公证员。那天上午,一个陌生男人坐到我对面,要立一份遗嘱:三套房子、一家公司的股份,加起来两个多亿,全部留给——周小满。
我愣了三秒。那是我的名字。
前一分钟,我未婚夫的妈还当着一屋子人的面逼我签婚前协议,说她儿子的房子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后一分钟,她亲手把协议撕了,拉着我的手直喊“好闺女”。
第二天,一个穿貂皮的女人举着手机冲进公证处直播,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骗她儿子的钱。
我被停了职,被全网骂,却连那个男人到底是谁都说不上来。
直到他临走前回过头,轻轻叫了我一声:“满满。”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这么叫过我。
可九年前,有人亲口告诉我,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1.
周一上午九点,公证处刚开门,我面前就坐下了一个男人。
他个子很高,穿一件灰色大衣,脸白得不太正常,嘴唇也没什么颜色。可那双眼睛特别亮,从坐下开始,就一直盯着我看。
“办什么业务?”我把叫号单收过来。
“遗嘱公证。”
我点点头。这种业务每天都有,大多是老人家来办,像他这么年轻的,我还是头一回见。
“财产情况和受益人,先口头说一下,我做个记录。”
他把一个牛皮纸袋推过来,声音不大,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清楚:“三套房子,恒川物流百分之七十的股份,还有两张卡里的存款。粗算下来,两个多亿。”
我手里的笔顿了一下。
“全部留给一个人。”他说,“周小满。小满节气的小满。”
我胸前的工牌上,印着的就是这三个字。
空调呼呼地吹,我却觉得后背发凉。我在公证处干了五年,见过为一套老房子父子翻脸的,见过遗嘱没念完家属就吵起来的,可从来没见过有人把两个亿留给一个陌生人。
“先生,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您。”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他笑了一下,笑得很淡,“没关系。”
“按规定,受益人跟公证员有利害关系,我必须回避。”我站起来,手心全是汗,“我请同事来给您办。”
“好。麻烦你了。”
我刚走到师父陈姐的工位,门口就传来一个尖嗓门:“小满!周小满!说好九点半,我们娘俩都等十分钟了!”
是我未婚夫赵一鸣,和他妈孙桂兰。
我们下个月办婚礼。今天,是来做婚前财产协议公证的。
孙桂兰一进门就把一份打印好的协议拍在台子上,嗓门一点没收着:“我把丑话说前头。一鸣那套房,首付我们家出的,贷款一鸣还的,跟你周小满一毛钱关系没有。以后要是离了,你别想分走一块砖。”
周围办事的人都朝这边看。
赵一鸣扯了扯他妈的袖子,转头冲我笑:“小满,我妈就这脾气。反正咱俩又不会离,签就签了。”
我低头看协议,上面有一行字——“女方出资的二十万装修款,视为女方自愿赠与”。
那二十万,是我工作五年攒下的全部存款。
“阿姨,装修款我当时写了借条,还做了公证,不是赠与。”
孙桂兰脸一沉:“哟,还没进门就跟婆家算账?公证员了不起啊?我们一鸣在银行当客户经理,娶你是你高攀——”
话没说完,陈姐从里屋探出头,手里拿着那个男人的材料,一脸不敢相信地喊:“小满!这位贺先生的遗嘱,受益人真是你?两个亿全给你?”
整个大厅一下子安静了。
孙桂兰那句“高攀”卡在嗓子眼里,半天没咽下去。我眼看着她的脸色变了三变——先是发愣,再是发白,最后硬生生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她一把抓起那份协议,“刺啦”一声撕成两半。
“哎哟,小满啊,”她拉住我的手,声音甜得发腻,“都是一家人,签什么协议,伤感情!不签了不签了!”
赵一鸣站在旁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屋,喉结上下动了一下。
我顾不上他们,转身去追那个男人。
他已经办完初步手续,扶着墙慢慢往外走。我追到门口:“贺先生!您到底是谁?为什么——”
他停下来,回过头。
风把他的大衣下摆吹起来,他站在台阶上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轻轻开口:“满满,好久不见。”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这么叫过我。
可九年前,有人告诉我,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2.
九年前,我十九岁,上大二。
学校门口有个红十字会的摊子,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我想着就抽一小管血,填完表就走了,压根没放在心上。
一年后,我接到电话,说我跟一个生了重病的男孩配上了。
十七岁,比我小两岁。
我妈死活不同意,说捐了人就废了。我去问了医生,才知道现在早不是那样了,打几天针,再像献血一样在机器上躺几个小时就行。我瞒着家里去了医院。
按规定,捐的人和受捐的人不能见面,也不能知道对方是谁,但可以通过红十字会的刘老师转信,不写真名,不写地址。
他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写的:“谢谢你。医生说你的细胞在我身体里长得很好。我以后就叫‘小树’吧,我身上长着你的一部分,我得好好长。”
我回他:“那我叫‘满满’。我是小满那天生的,我妈说,小满就是不太满,但也不缺。”
我们写了整整一年的信。
他说医院的饭有多难吃,说他偷偷在窗台上种了一盆蒜苗。我说我高数挂了,说我想当公证员,因为这工作能帮人把说不清的事说清楚。
后来,信突然断了。
我等了两个月,给刘老师打电话。刘老师沉默了很久,叹了口气:“小周,别等了。孩子家里人来电话,说孩子没挺过去。”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楼顶坐到天亮。
——可刚才台阶上那个人,叫我“满满”。
我追下台阶,只看见一辆黑色的车拐出了路口。
回到大厅,孙桂兰正拉着陈姐打听:“那个姓贺的什么来头?钱什么时候能到账?”
陈姐把文件夹一合:“阿姨,当事人的隐私,无可奉告。”
赵一鸣把我拉到墙角,脸绷得紧紧的:“你跟我说实话,那男的到底是谁?”
“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人家给你两个亿?你当我傻?”
孙桂兰过来一把把他拽开:“你吼什么!小满是什么人你不清楚?”转头又冲我笑,“这钱啊,是你的福气,也是我们赵家的福气。”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天晚上,赵一鸣破天荒给我买了花,做了一桌菜。吃到一半,他握住我的手:“小满,婚礼别等下个月了,咱们这周就去领证。”
“为什么这么急?”
“怕夜长梦多嘛。万一那姓贺的回头缠着你呢?领了证就是一家人,有事我替你扛。”
他说得很真诚。
可没过一会儿,他又像随口一问似的:“对了,你们干这行的,遗嘱什么时候算数啊?是不是得等那个人……那个了才行?”
“人走了以后才生效。”我看着他,“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好奇。”他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我碗里,“我看那姓贺的脸色不太好,怕是身体有毛病吧?”
我没接话。
我跟他谈了三年,他连我不吃香菜都记不住,今天倒把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陌生人的脸色,看得清清楚楚。
他去厨房盛汤的时候,桌上的手机亮了一下。
一条微信,备注只有一个字:“韩”。
内容只有一句话:“按说好的办,别让她去医院。”
我盯着那行字,心凉了半截。
哪个医院?说好的,又是什么?
我还没想明白,第二天一早,公证处门口就炸了锅。
一个穿貂皮大衣的中年女人举着手机,对着镜头又哭又喊:“家人们看看,就是这个公证处!有个叫周小满的女公证员,趁我儿子生病,哄他立遗嘱,把家里两个亿全骗走了!”
她一眼看见刚进门的我,手指头直直戳过来:
“就是她!周小满,你给我出来!”
3.
那女人叫韩美玲,是贺川的继母。
她的直播间一下子涌进来好几万人,弹幕刷得飞快——
“现在的人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
“公证员骗遗产?这得查查吧!”
我站在大厅中间,包带子快被我攥断了:“我没骗任何人。这份遗嘱我全程回避,是我同事办的,有录像——”
“录像?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韩美玲嗓门更大了,“我儿子从小身体就不好,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拿走我们贺家的东西?当年要不是我,他早就……”
话说一半,她自己闭了嘴。
我心里猛地一跳。当年?
半个小时后,主任把我叫进办公室:“小满,我知道你委屈,但网上闹得太大,你先停职,配合调查。”
我抱着纸箱从公证处出来,手机已经被打爆了。我妈第一句就是:“你是不是真干了丢人的事?”
赵一鸣没打电话,只发来一条微信:“先别出门,等风头过去。领证我约好了,周五上午。”
我看着这条消息,又想起那句“别让她去医院”。
我在公证处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路过的人有的认出我,拿手机对着我拍,还有人小声嘀咕:“就是她吧?看着挺老实的。”
一个外卖小哥跑过来,把一个保温袋塞进我手里:“周小满是吧?有人给你订的,说你今天肯定没顾上吃饭。”
袋子里是一碗热乎乎的馄饨,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只有两个字:“别怕。”
那字迹,跟遗嘱申请表上贺川签的名字,一模一样。
陈姐偷偷追出来,往我手里塞了张纸条:“遗嘱材料里有份医院出的证明,我不能给你看。但我能告诉你——市一院,血液科。”
血液科。
九年前,那个叫小树的男孩,就住在血液科。
我打车直奔市一院。十二楼走廊很安静,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一间一间找过去,在最里头那间的玻璃窗外停住了脚。
贺川坐在床上,戴着一顶灰色毛线帽,正低头看着手里的一沓信纸。纸已经发黄了,边都卷了起来。
最上面那张,我认得。是我的字。
“你就是周小满?”
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医生站在我身后,看看我,又看看病房里的人,眼眶一下子红了。
“我是他的主治医生,姓林。”她压低声音,“他的病,复发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上次救他的,是你捐的造血干细胞。这次想活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用你的。我们查了一圈,能配上的,只有你一个。”
林医生顿了顿,声音更低了:
“可他不让我们联系你。他说——你下个月要结婚了,他不想再欠你一次。”
4.
我推开病房门,贺川慌慌张张把那沓信塞到枕头底下,动作太急,帽子都歪了。
“你怎么来了?谁告诉你的?”
“你就是小树,对不对?”我嗓子发紧。
他别过脸,没说话。
“九年前,刘老师说你没挺过去。我在楼顶坐了一整夜。这九年,每年清明,我都在心里给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念叨几句……你好好活着,为什么不告诉我?”
贺川猛地转过头,眼里全是不敢相信:“谁说我不在了?”
“你家里人打电话告诉红十字会的。”
病房里一下子静了。
过了好久,他才开口,声音哑得厉害:“我出院以后,又写了十几封信,都交给我继母帮我寄。后来她跟我说,刘老师转告了,你那边嫌烦,让我别再写了。”
我愣住了。
“我信了。”他苦笑,“我想,人家救了我一命,没义务一辈子陪我写信。”
九年。一个以为对方不在了,一个以为对方烦了。中间隔着的,是同一个人的两句谎话。
“韩美玲。”我咬着牙说。
贺川闭了闭眼:“我爸走后,公司她一直想要。我要是没了,又没立遗嘱,按法律,她这个把我养大的继母,就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我是公证员,这条法律我比谁都清楚。
“所以你立遗嘱,是不想让她拿到?”
“一半是。另一半,是我想把能给的都给你。我知道钱还不了这份情,可我没别的了。”
“那你为什么不让医生告诉我?”
“因为你要结婚了。”他说得很平静,“我打听过赵一鸣,对你还算好。每年你生日,他都给你订栗子蛋糕,你发朋友圈说特别喜欢。”
我心里一震:“你怎么知道是栗子蛋糕?”
他愣了一下,好像这才意识到说漏了嘴。
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那个蛋糕,到底是谁订的?”
三年了。每年小满那天,都有人往公证处送一个栗子蛋糕,卡片上只有一行字:“满满,生日快乐。”没有署名。我问赵一鸣,他笑着说:“除了我,还能有谁?”
可赵一鸣从来不叫我满满。他嫌这名字土。
贺川没回答,耳朵却一点点红了。
我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
“我捐。”我说。
“不行!”他一下子坐直了,“周小满,你听好,那份遗嘱不是拿来换你救我的。你什么都不欠我,你回去,好好结婚——”
“贺川。”我打断他,“九年前我没问过你是谁就捐了,今天我知道你是谁,更没理由不捐。”
从医院出来,我直接去了赵一鸣家,想当面把这件事说清楚。
防盗门没关严,我手刚抬起来,就听见里头孙桂兰压着嗓子的声音:
“你可给我看紧了她!韩老板说了,那姓贺的撑不过这个月。他人一没,那两个亿就是小满的,小满的不就是咱家的?”
赵一鸣“嗯”了一声:“妈,你小点声。”
“怕什么?等你俩领了证,钱进了门,她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我站在门外,手一点一点凉了下去。
5.
我没进门。
我在楼道里站了十分钟,脑子里一幕一幕地过。
三年前我们相亲认识,他说他最喜欢我踏实。去年我发烧到三十九度,他说银行忙,让我自己打车去医院。装修的时候我把存款全拿出来,他妈说“一家人还写什么借条”,是我坚持写了,他还为这事跟我冷战了一个礼拜。
那时候我总觉得,过日子嘛,哪有十全十美的。
现在我才明白,不是他不够好,是他从来没把我当成自己人。
我把眼泪憋回去,转身下了楼。
那天晚上,赵一鸣给我打电话,声音温柔得像换了个人:“小满,你今天去哪了?我担心死了。”
“在家睡觉。”我说,“一鸣,我想通了,周五咱们去领证。”
电话那头明显松了一口气:“好!好!我就知道你最懂事。”
我挂了电话,打开电脑。
赵一鸣的微信一直在我电脑上登着——那是他去年让我帮他整理客户资料时登的,他早忘了。
我点开那个备注叫“韩”的人。
聊天记录不长,可每一句,都让我从头凉到脚。
“定金五十万已转,你查收。”
“她只要不去医院,拖到月底,那边就撑不住了。”
“遗嘱的事你放心,人没了以后,你让她签一份放弃声明,那两个亿归我,事成之后,再给你一千五百万。”
赵一鸣回:“韩姨放心,她对我死心塌地,我让她签什么她就签什么。”
我一张一张截图,手抖得鼠标都握不住。
原来,从我未婚夫见到那份遗嘱的第一天起,我在他眼里,就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是一张能换一千五百万的签名。
第二天,我把截图、录音,还有赵一鸣妈妈那天在门里说的话——我站在楼道里的时候,手机一直开着录音——全部交给了陈姐。
陈姐看完,气得一拍桌子:“这一家子,心都黑透了!”
“师父,我想请您帮我做证据保全公证。”我说,“一样都不能少。”
周四晚上,赵一鸣来了。
他带着一束花,还有一个文件夹。
“明天领证,我妈说婚前协议还是得重新签一份,免得以后亲戚说闲话。”他把文件夹推到我面前,笑得特别自然,“你看看,没问题就签了吧。”
我翻开。
第一页,是新的婚前财产协议,这次写着“双方财产共同所有”。
第二页,是我那二十万借条的“作废说明”。
第三页——
我的手指停住了。
白纸黑字,标题写得清清楚楚:《放弃受遗赠声明书》。
“本人周小满,自愿放弃贺川先生遗嘱中赠与本人的全部财产……”
我抬起头。
赵一鸣正看着我,笑容一点没变,手里的笔已经递到了我面前:
“签啊。愣着干什么?”
6.
我接过了笔。
赵一鸣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我在第一页签了名,又在第二页签了名,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我停了两秒。
“怎么了?”他的声音有点紧。
“没什么。”我低下头,在那份《放弃受遗赠声明书》最下面,一笔一划写上了三个字。
赵一鸣长长舒了一口气,把文件夹合上,抱在怀里,跟抱着个宝贝似的:“小满,明天上午九点,民政局门口见。”
门一关上,我靠着墙,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干了五年公证员。这种东西,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按法律,遗嘱是人走了以后才生效的。人还在,继承就没开始,哪来的“放弃”?这时候签的放弃声明,在法律上一点用都没有,跟废纸没区别。
更何况,那三页纸上,我签的名字都是“周小蛮”。蛮横的蛮。
赵一鸣连我的名字都没仔细看过。
第二天上午九点,赵一鸣在民政局门口等我。
我没去。
我在市一院的病房里,打了第一针动员剂。
护士说,接下来五天,每天打一针,会有点腰酸背疼,像感冒一样,第五天上机采集。
贺川坐在床上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半天憋出一句:“疼不疼?”
“不疼。”我说,“比高数挂科好受多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真正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跟九年前信里那个说“我得好好长”的小孩一模一样。
那五天,我每天打完针就坐在他床边。
他把枕头底下那沓信拿出来,是我九年前写的,一共四十三封,一封都没少。
“你那时候说,你想当公证员,帮人把说不清的事说清楚。”他说,“我就想,那我得活着,看你当上。”
“你看见了?”
“看见了。”他轻声说,“你第一天上班,我就在公证处对面的奶茶店坐了一下午。”
我的脸一下子烫了。
“那你怎么不进来?”
“进去干什么?说‘你好,我是你救过的那个人,你还记得我吗’?”他低下头,“我怕你早忘了。”
“我没忘。”我说,“我每年都会想起你。想你那盆蒜苗后来怎么样了。”
他愣了愣,忽然笑出声:“出院那天忘带走了。估计让护士阿姨炒菜了。”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
第四天,动员剂的反应上来了。我浑身发酸,腰像被人掰过一样,坐在椅子上直不起身。
贺川急了,按着呼叫铃就喊林医生:“停了吧!不做了!我不治了行不行!”
林医生被他吓了一跳,赶紧跑进来,给我量了体温,又看了看我的反应,松了口气:“正常现象,明天采完就好了。你别添乱。”
贺川这才坐回床上,可眼睛一直没离开我。那天晚上,他让护工给我搬了张折叠床,就放在他床边,非要我在病房里睡。
半夜我醒过来,看见他侧着身子,一直看着我,被我抓了个正着,赶紧闭上了眼。
我假装没看见,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下去。
其实,在那之前,第三天晚上,我就接到过一个陌生电话。
“周小满,我是韩美玲。”电话那头的声音冷冰冰的,“开个价吧。你不去医院,我给你一千万。”
“我已经在医院了。”
那边沉默了几秒,声音一下子尖了起来:“你敢!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作对?”
“我知道。”我说,“跟一个九年前骗红十字会说孩子不在了、骗孩子说救命恩人嫌他烦的人。”
电话那头“啪”的一声挂了。
我看了看手机屏幕上的通话录音,按下了保存。
第五天早上,我刚换好衣服,准备去采集室,手机上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是赵一鸣。他发来一张定位截图——是我的位置。
我这才想起来,我俩手机的位置共享,一直没关。
下一秒,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叮”地一声开了。
赵一鸣、孙桂兰、韩美玲,还有两个举着手机直播的人,一起冲了出来。
赵一鸣举着那份《放弃受遗赠声明书》,冲我吼:
“周小满!你今天要是敢进这个门,咱俩就完了!”
7.
走廊里一下子挤满了人,病人家属、护士都探出头来看。
韩美玲对着镜头抹眼泪:“家人们,你们看!这个女人骗完遗嘱还不够,现在又跑到医院来缠着我儿子!她就是想等我儿子一走,拿钱走人!”
孙桂兰也跟着嚷:“没良心的东西!我们一鸣对你多好,你跟个病秧子不清不楚!”
赵一鸣上前一步,把那张纸抖得哗哗响:“你自己签的字,放弃了!那两个亿跟你没关系了!你还在这儿装什么好人?”
我看着他,突然觉得这个跟我谈了三年的男人,特别陌生。
“赵一鸣,你先看清楚,那上面签的是谁的名字。”
他一愣,低头看去。
周小蛮。
他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
“还有,”我转向镜头,声音不大,但一个字一个字说得很清楚,“我是公证员。人还在,继承就没开始,这时候签的放弃声明,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韩女士,您找的这位帮手,连这点都不懂吗?”
韩美玲的脸僵住了。
直播间的弹幕开始变了:“等等,什么帮手?”“这男的跟继母是一伙的?”
我拿出手机,按下了播放。
走廊里响起了孙桂兰的声音:“韩老板说了,那姓贺的撑不过这个月。他人一没,那两个亿就是小满的,小满的不就是咱家的?”
接着是韩美玲:“开个价吧。你不去医院,我给你一千万。”
孙桂兰的腿一软,一把扶住了墙。
“还有这些聊天记录,”我把截图一张张划过去,“五十万定金,一千五百万尾款,拖到月底,那边就撑不住了——所有东西,我师父都已经做了证据保全公证。”
陈姐从人群后面走出来,手里拿着公证书,冲镜头亮了亮。
走廊里一片哗然。
韩美玲尖叫起来:“假的!都是她编的!”她伸手就要来抢我的手机,被闻声赶来的保安一把拦住了。
她那个直播间的助理一看情况不对,赶紧要关直播,手忙脚乱按错了键,镜头反而怼到了韩美玲那张又气又慌的脸上。
“那这个呢?”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被林医生扶着,从护士站后面走出来。
是刘老师。九年前给我和小树转信的刘老师。
她手里攥着一个发黄的硬皮本子,翻开其中一页,手都在抖:“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号,患者家属韩女士来电,称患者已去世,请勿再转信。”
她抬起头,看着韩美玲,眼泪一下子下来了:“我干这行二十年,就这一次,我没去核实……那孩子写给小周的信,我也再没收到过。我对不起这两个孩子。”
韩美玲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直播间的人数涨到了几十万,弹幕全变了:“这继母太狠了!”“骗了两个孩子九年!”“那个未婚夫更恶心,拿钱卖自己老婆!”
就在这时,病房门开了。
贺川扶着门框站在那儿,穿着病号服,戴着那顶灰色毛线帽,瘦得让人心疼。
他没看韩美玲,也没看赵一鸣,眼睛只看着我。
“满满,”他说,“过来。”
我走过去。他抓住我的手,手心冰凉,却攥得特别紧。
然后他才转过头,看着韩美玲,声音平静得可怕:“我爸走之前,让我叫您一声妈。这九年,我叫了。从今天起,不叫了。公司的事,董事会下午开会,我的律师已经在路上了。”
韩美玲身子晃了一下。
护士推着车过来:“周小满,准备采集了。”
我刚要走,贺川突然拉住我,低声说:“满满,你要是有一点不舒服,就停下来。我不要你为了我,再受一点罪。”
“贺川,”我回头看他,“九年前我救了一棵树。今天,我想看看它开花。”
8.
采集用了四个多小时。
我躺在床上,看着机器一点一点转,脑子里全是这九年的事。
采集结束的那天晚上,贺川进了无菌病房,开始做移植。
林医生说,接下来十四天最关键,能不能挺过去,就看新细胞能不能在他身体里重新“扎根”。
那十四天,我每天都在病房外面坐着。
无菌病房不让进,我只能隔着一层玻璃看他。我们俩一人拿一个电话听筒,跟探监似的。
第三天,他开始发烧,烧得迷迷糊糊,听筒都拿不稳。我在外面急得团团转,他还冲我比了个“没事”的手势。
第六天,他吃什么吐什么,整个人瘦得脱了相。他在玻璃上用手指慢慢写了两个字。我凑过去看,是“回家”。
我以为他是让我回家休息,摇摇头说我不走。
他急了,又写了一遍,在后面加了个箭头,指着我。
我愣了半天才看懂——他说的不是让我回家。是说,等他出去了,要跟我回家。
我隔着玻璃,冲他用力点头,眼泪糊了一脸。
赵一鸣来找过我一次。他瘦了一圈,眼睛通红,一见面就跪在我面前:“小满,我错了!我是一时糊涂!银行把我开了,我妈天天在家哭,网上的人把我们骂惨了……你原谅我一次,咱们重新开始,行不行?”
“赵一鸣,你还记得那二十万吗?”
他愣了一下。
“借条,公证过的。”我说,“下个月十五号之前,还清。还不上,我们法院见。”
他张着嘴,半天没出声。最后爬起来,灰溜溜地走了。
第十天,林医生递给我一个铁皮盒子。
“他进去之前交给我的,说要是……要是他出不来,就把这个给你。”林医生顿了顿,“我觉得,你现在就该看。”
我打开盒子。
里面全是信。
信封上没有地址,只写着“满满收”,一封一封叠得整整齐齐,按年份分好了。
最早的一封,是九年前。
“满满,继母说你嫌我烦了。没关系,我写了不寄,就当跟你说说话。”
“满满,今天我考上大学了,学的物流。我想以后开一家公司,把好东西送到最远的地方去。”
“满满,我找到你了。你在公证处上班,第一天穿了一件蓝色衬衫,站在门口发了好久的呆。我没敢上去,我怕你认出我,又怕你认不出我。”
“满满,你谈恋爱了。他看起来对你挺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了。生日蛋糕我还是会订,你别知道是我就行。”
“满满,我复发了。我去立了个遗嘱,钱都给你,你别嫌少。这辈子我最后悔的,就是那年信断了以后,没去找你问一句,是不是真的嫌我烦。”
一共一百零八封。
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一封一封看完,哭得喘不上气。
原来这九年,我以为一个人不在了的时候,他一直在离我不到一条街的地方,偷偷看着我好好地活着。
第十二天半夜,我在椅子上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有人在摇我的肩膀。
我睁开眼,看见林医生站在面前,口罩都没摘,眼睛红得厉害。
“周小满,”她的声音在发抖,“贺川他……”
9.
“他的指标上来了!”
林医生一把抱住我,又哭又笑:“新细胞扎根了!成了!成了!”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什么。
然后我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一个月后,贺川出了无菌病房。
他瘦了一大圈,帽子底下光溜溜的,可脸上终于有了一点血色。
那一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
恒川物流的董事会开了会,韩美玲被查出这几年偷偷从公司往外转了不少钱,被撤掉了所有职务,公司那边已经报了案,等着她的是调查。
她那个直播账号被骂到注销,以前那些跟她称姐道妹的阔太太,一个都不接她电话了。
刘老师写了一封很长的道歉信,在红十字会的公众号上发了出来。那封信底下,有好几万条留言,好多人说,看完以后去登记了骨髓库。
赵一鸣被银行开除以后,没人敢用他。孙桂兰把那套婚房挂出去卖了,凑了二十万,一分不少地打到了我卡上。转账备注写着四个字:“两清了吧。”
我回了两个字:“两清。”
我妈也来了医院一趟。她拎着一袋苹果,站在走廊里,半天才开口:“网上那些……我都看了。妈那天不该那么说你。”
她又偷偷往无菌病房那边瞄:“就是那个孩子?九年前你瞒着我捐的,就是给他?”
我点点头。
我妈沉默了好一会儿,把苹果塞到我手里:“那……等他出来,带回家吃顿饭吧。我给他炖个汤。”
我差点笑出来。九年前她拦着不让我去,现在倒急着要给人家炖汤了。
公证处的调查结果也出来了。那份遗嘱从头到尾,我都按规定回避了,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主任亲自打电话让我回去上班,还在全处大会上给我道了歉。
网上那些骂我的人,有一部分回来道了歉,也有一部分什么都没说,悄悄删掉了评论。
我都不在乎了。
贺川出院那天,我去接他。
临出病房前,他非要把那个铁皮盒子抱在怀里,谁要帮他拿都不让。
“信都看完了,你还抱着干什么?”我问。
“这里面还差一封。”他说,“最后一封,我得当面念给你听。”
“什么时候念?”
他眨眨眼:“不告诉你。”
他站在医院门口,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眯着眼睛看了很久的天。
“满满,”他突然开口,“我想去办件事。”
“什么事?”
“去公证处。”他说,“把那份遗嘱撤了。”
我愣住了:“为什么?”
他转过头看我,眼睛亮亮的,跟第一次在公证处见面时一模一样。
“因为我不打算死了。”他说,“我打算好好活着,自己把东西给你。”
10.
周一上午九点,公证处刚开门,我面前又坐下了那个男人。
这回他没穿灰大衣,穿了一件白毛衣,头发长出来短短一层,看着精神多了。
“办什么业务?”我把叫号单收过来,忍着没笑。
“两件。”他把一个牛皮纸袋推过来,“第一件,撤销遗嘱。”
“受益人跟我有利害关系,我得回避。”
“我知道。”他说,“所以第一件找陈姐办。第二件,我想问问周公证员。”
“你说。”
“意定监护,能办吗?”
我愣了一下。
意定监护,就是一个人提前指定好,以后自己万一生病、动不了、做不了主的时候,由谁来替他拿主意,替他签字,管他的事。
通常,人们会指定自己最信任的人。父母,孩子,或者……另一半。
“能办。”我说,“指定谁?”
贺川没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盒子,轻轻放在桌上。
不是戒指盒。
是一包蒜苗种子。
“九年前,我在病房窗台上种过一盆蒜苗,后来出院的时候忘了带走。”他看着我,耳朵又红了,“这回我想种在家里。种在……有你的家里。”
整个大厅一下子安静了。
陈姐从里屋探出头,手里的茶杯都忘了放下。
贺川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一个盒子,这回是真的戒指盒。他打开,推到我面前:
“满满,那份遗嘱撤了,我名下的东西,以后一分不少,我自己慢慢给你。意定监护人那一栏,我想写你的名字。还有——”
他深吸一口气:
“我想跟你,去办一件公证处办不了的事。”
我看着那枚戒指,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你说还差一封信,要当面念。”我哽咽着问,“就是今天?”
他点点头,从毛衣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声音有点抖:
“满满,九年前你说,小满就是不太满,但也不缺。我想了九年,终于想明白了——我这辈子缺的那一块,就是你。以后换我来,把你的日子,一点一点填满。”
大厅里有个来办事的阿姨,已经开始抹眼泪了。
“贺川,”我哽咽着说,“公证处确实办不了。”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我把手伸过去,笑着说完后半句:
“那件事,得去民政局办。”
大厅里不知道是谁先鼓的掌,接着,掌声一下子响成了一片。
陈姐在里屋喊:“小满!撤销遗嘱的手续我来办!你俩赶紧走,民政局十一点半午休!”
贺川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跑。
出门的时候,冬天的风迎面吹过来,一点都不冷。
九年前,我救了一棵快要倒下的小树。
九年后,这棵树长大了,站在我身边,说要陪我过完以后所有的冬天,和所有的小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