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年夜,弟媳把我的银行卡拍在饭桌上。
「姐,你无儿无女,要钱干什么。」
弟弟低头扒饭,一声不吭。
我没吵。
我从樟木柜最底下拖出一个铁盒,翻开一本蓝皮账本。
「一九六一年,四月初七,卖头发,得四块二毛。」
满桌的筷子停了。
这本账我记了五十二年,两千一百六十三笔。
他们不知道,这四万七千块后面,还压着八十六万三千。
01
王秀英脸上的笑挂住了。
她伸手,把卡和存折一起抹进棉袄内兜。
拉链「拉拉」一响,合得严丝合缝。
「姐,我也是为你好。」
「外头卖假药的,专挑你们这种孤老婆子下手。」
「上个月隔壁村那个五保户,棺材本都让人骗光了。」
她转头,拍了弟弟后背一巴掌。
「老五,你哑巴了?你跟你姐说,是不是这个理。」
陈巧生嘴里塞满饭,咽得很吃力。
他没抬头看我。
「姐……秀英也是怕你让人蒙。」
「一家人,钱搁哪儿,不都一样么。」
我端着铁盒,站在柜子边上。
「巧生,我问你。」
「这张卡里有多少钱,你知道吗?」
他愣了一下,摇头。
「六万四千零八毛。」
「密码是你的生日。一九五七年冬月初六。」
他抬起头。
我把账本摊在桌上,翻到中间。
「一九七九年,你娶王秀英,彩礼三百,我出的。」
「一九八四年,你盖这三间瓦房,七千三百块,我出的。」
「一九八六年,玲子落草,住院费八十二,我出的。」
「一九九八年,宅基地登记费两百四,我出的。」
「二〇〇五年,取消农业税,你欠的公粮四百六,我垫的。」
满桌没人动筷子。
王秀英笑了一声。
「姐,你这账,记得比信用社还清。」
「可这些,不都是你自己愿意的么?」
「是。」
我说。
「我自己愿意的。」
「你自愿的,就别拿出来说。」
王秀英说。
「我没拿出来说。」
我说。
「是你把卡拍在桌上的。」
我十六岁那年,爹吃观音土,胀死了。
不到二十天,娘也躺下了。
四月初四,娘走了。
四月初七,我把辫子剪了,背到镇上,卖了四块二毛。
拿这笔钱,买回来五斤红薯干。
下头四个,最大的十二,最小的四岁。
那晚我把红薯干分完,坐在灶门口,从烟盒上撕下一块纸。
我在纸上写了第一笔账。
我不记账,我怕我忘了。
我怕我这一辈子,忘了自己是给谁活的。
这本账,我只记两栏。
一栏是我给这个家的,一栏是我从这个家拿的。
拿的那栏,五十二年,写了十一页。
给的那栏,写到今天,两千一百五十二页。
本子是玲子念书剩下的作业本,五分钱一本,我用了六十二本。
村里人不叫我巧云。
叫我杠姑。
说我一根杠子,撑了陈家五十年。
六万四,我攒了五十二年。
一年卖花,落两千一。
给家里九百,自己存一千二。
五十二年,存下六万二千四。
加上卖鸡蛋、捡茶籽、缝被子,凑到六万四。
给出去的那四万七,是另一本账。
这六万四,我一分没动过。
卡是二〇〇六年换的,之前是存折。
换卡那天,信用社的小丫头问我,阿姨,存这么多钱干什么。
我说,防老。
她说,您有儿女么。
我说没有。
她低下头,把卡推出来,没再说话。
王秀英把碗一推。
「姐,这些都是哪年的黄历了。」
「你现在一个人,一个月千把块,够吃了。」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你带得走吗。」
「我带不走。」
我说。
「可我也不想留给你们。」
屋里静了一下。
陈巧生把筷子放下了。
王秀英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摊在我面前。
「姐,你把这个签了。」
「签了,钱我替你存着。你养老,我管。你死了,我埋。」
我看那张纸。
《房屋及附属资产转让继承协议书》。
补偿总额:八十六万三千。
「我要是不签呢。」
王秀英把纸收回去,叠成四折,塞回兜里。
「不签也行。」
「姐,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个院子。」
「夜里要是摔一跤,谁给你端水。」
02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透,院门响了。
王秀英领着两个男人进来。
一个夹着文件夹,一个拎着卷尺。
「姐,镇上搞危房登记,量一下面积。」
我没说话,站在堂屋门口看着。
卷尺从东墙拉到西墙。
拎卷尺的报数,夹文件夹的记。
「宅基地零点八二亩。建筑面积一百八十六平。」
「后院花圃三分七厘。」
「按二〇一三年征收补偿方案第一条——」
王秀英打断他。
「行了行了,先量。数字我心里有数。」
院门口站了几个看热闹的。
二婶扒着墙头问,秀英,这是要拆了?
王秀英回头笑,还没定呢,先量量。
二婶说,量了就是要拆。
王秀英说,拆了请你喝酒。
我心里也有数了。
前天陈满仓在村口碰见我,蹲在墙根抽了半支烟。
市里红头文件下来了,舞阳河湿地公园二期,正月里进场。
宅基地一平一千二,房子一平八百,花圃一亩九万二。
我在心里算了一遍。
零点八二亩,六十五万五。
一百八十六平,十四万八。
三分七厘花圃,三万四。
再加搬迁奖励、青苗费。
八十六万三千。
拎卷尺的男人抬头问,户主在不在。
王秀英说,在,我姐。
男人说,那签个字。
王秀英说,她眼花,我代签。
「我眼不花。」
我说。
院子里静了一下。
男人把本子递到我手上。
我签了。陈巧云,三个字。
我把笔还给他,看了王秀英一眼。
她的脸,从耳朵根红到脖子。
两个男人量完走了。
王秀英没走。
她站在院子当中,抬头看那三间瓦房。
「姐,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院子,写的是你的名。可这院子,是我跟老五盖的。」
「你一个人,占着这么大个地方,心里过得去么?」
「我不占。」
我说。
「这是我的。」
「你的?」
她笑了一下。
「姐,你没儿没女。你死了,这院子给谁?」
「给国家?」
「还是给那些姓陈的远房?」
她往前走了一步。
「你姓陈,我也姓陈。可我给陈家生了个女儿。」
「你给陈家生了什么?」
我没答。
「姐,我说句难听的。」
「你这辈子,就是个绝户。」
「绝户的钱,最后不还是得有人给你摔盆?」
我没答。
我摸了摸自己的门牙。
那口牙齐整、白净、结实。
我转身回屋。
陈巧生跟到门口,手扶着门框。
「姐。」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嘴上没把门的。」
「巧生。」
我说。
「她说我绝户。」
「你站在那儿,听完了。」
他的手从门框上拿开了。
他没再说话。
03
腊月二十五早上,我开院门,放两个收破烂的进来搬旧纸壳。
王秀英就在这工夫进了我屋。
等我回去,五斗橱的抽屉开着。
里面翻得乱七八糟。
六万四那张主卡,前天已经被她拿走了。
副卡也没了。
存折也没了。
我把抽屉整个抽出来,倒扣在床上,一件一件捡。
最里头那个蓝布包,也没了。
布包里是玲子的八颗乳牙。
她六岁换牙,一颗一颗掉,我一颗一颗收着,包了二十七年。
我蹲在地上找了半个钟头。
床底下,柜子底下,灶膛里。
没找着。
我要去信用社挂失。
身份证也不在抽屉里。
我翻遍了棉袄、枕头、米缸、灶台后头的罐子。
都没有。
柜台的小丫头说,阿姨,没身份证不能挂失。
我说,我是本人。
她说,本人也得有证。
我说,证被人拿走了。
她说,那您报警。
我站在柜台前,站了很久。
后头排队的人开始催。
我让开了。
报警。
我六十八岁,一辈子没进过派出所。
我兄弟的媳妇,我侄女的妈。
我报什么警。
从信用社出来,我在台阶上坐了半个钟头。
街上在卖对联,红纸摊了一地。
有人喊,杠姑,买副对联不。
我摇摇头。
回到家,我把院门关上,插了门闩。
我站在院子里,看王秀英那边的窗户。
窗上贴着新窗花,红的。
我走过去,敲了门。
她开门,脸上还是那个笑。
「姐,吃饭没有?」
「卡给我。」
「什么卡。」
「我的卡。」
「姐,你这记性。」
她说。
「那天晚上不是说了,我给你收着。」
「你收着,我这五十二年的账,算白算。」
「你本来就是白算。」
她笑。
「你一个老姑娘,你算给谁听。」
我没说话。
我看着她身后。
堂屋里摆着一套新沙发,皮面的,米黄色。
那沙发少说八千块。
陈巧生在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趟。
这钱是哪来的。
「秀英。」
我说。
「你把我身份证也拿了。」
「我拿着,替你办事方便。」
「你办什么事?」
「改天说。」
她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门是新刷的漆,红的。
去年刷的。
三千块,我出的。
我说这院里的门都旧了,冬天漏风。
王秀英说,那就刷。
钱是我掏的。
中午玲子打电话来。
「姑。」
她声音发虚。
「我妈说,让你把字签了。」
「姑,你别怪我。」
「我爸这些年,也不容易。」
「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爸的。」
「我妈还说,你要是不签,往后就别来往了。」
「我拦了。」
「我拦不住。」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姑?」
「玲子。」
我说。
「你妈要说什么,让她自己打电话来说。」
那头没声了。
过了很久,她说:「姑,我不敢。」
「你六岁那年换牙,疼得整宿哭。」
「是谁抱着你在院子里走,走到天亮。」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姑,我记着呢。」
「你记着就好。」
我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门槛上,想起玲子八岁那年冬天。
她发高烧,烧到四十度。
王秀英在温州,陈巧生在广东。
我背着她,走了八里山路。
雪深到小腿,棉鞋湿透了,冻成两块冰。
到了卫生院,医生说要打针。
我兜里只有十四块钱。
我把手上那只银戒指褪下来,押在柜台上。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
第二天我借了钱,把它赎回来了。
现在还在铁盒里。
我起身,把账本翻到最后。
最后一笔是上个月。
「二〇一三年腊月,买降压药,四十六块。」
我合上本子。
我今年六十八。
五十二年,两千一百六十三笔。
四万七千三百二十六块零八毛。
我这一辈子,就是从这个数里,一口一口省出来的。
现在他们要把剩下的八十六万,也拿走。
天擦黑的时候,王秀英端了一碗汤进来。
鸡蛋汤,上头飘着两片葱花。
「姐,喝口热的。」
她把碗搁在桌上,没走。
「初六,拆迁办进场。」
「你签不签,都一样。」
04
腊月二十六,我挑了一担兰花,进城。
三十年了,年年这时候。
头十年我用肩膀挑。
一根扁担,两个筐,花盆底下垫稻草。
后来用板车。
从陈家铺到城里,十七里。
走到桥头歇一次,喝一口凉水,把鞋里的土倒出来。
路上有人问,杠姑,又进城?
我说,进城。
他们说,你这花,卖得掉么。
我说,卖得掉。
今年只剩七盆。
七盆卖完,一百四。
够我吃两个月。
剩下的地,等推土机。
花市在河边,风呼呼的吹。
我把棉袄领子竖起来,蹲在摊子后头。
老主顾都在河那边。
机关家属院的,年年买我的素心。
说我养的花不娇,摆在窗台上,想起来才浇一回水,也死不了。
有一个老太太,买了十二年。
去年冬天走了。
她儿子今年来买过一回,说,我妈临走还念叨你家的兰花。
我说,那盆我送你。
他不要,硬塞了钱。
一个穿灰呢子大衣的老太太,在我摊前站住了。
围巾系得很正。
她蹲下来,一盆一盆地看,看到第四盆,伸手摸了摸花梗。
「这是素心。」
「嗯。」
「养了多少年了?」
「三十年。」
她抬头看我。
「手给我看看。」
我把手伸出去。
她捏了捏我的虎口,又翻过来看掌根。
「这双手,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手。」
「你这样的手,我见过一双。」
「我娘的手。」
「她也是种地的。」
「她走得早。」
我说。
「我十六岁那年。」
她点了点头,没多问。
「一个人过日子,把花养这么好,不容易。」
「不是一个人。」
她看我。
「我养大了四个弟妹,一个侄女。」
「他们都走了。」
她没说话。
她把那盆素心抱得紧了一点。
我把手抽回来,缩进袖子里。
「一盆二十。」
「我给你五十。」
「二十就二十。」
她笑了,从包里掏钱,掏出一百,塞进我手里,抱着花就走。
走了两步,回头。
「明年这个时候,还在这儿么?」
「明年没了。」
她愣了一下。
「地收了。」
我说。
「这一片都收,建公园。」
她抱着那盆素心,站在风里看了我一会儿。
「那你明年,来我那儿。」
「我给你腾个地方。」
我没说话。
我把一百块钱塞进贴身的兜里,挑起空担子往回走。
走到桥头,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老太太还站在摊子那儿。
风把她的围巾吹到一边去了。
回来那天夜里,我把七盆花剩下的三盆,搬到窗台上。
一盆一盆地浇。
浇到最后一盆,我想起我爹。
我爹也养花。
一九六〇年,他在后院种过一丛指甲花。
他说,花这个东西,你给它水,它给你颜色。
第二年春天,他吃了观音土。
那丛指甲花,我留到了现在。
05
腊月二十八,邻村马家坳死了人。
死的是个老太太,九十一。
她孙子开着面包车来接我。
「杠姑,去一趟吧。」
「我奶奶爱听你唱。」
「多少钱。」
「三百。」
「我去。」
我换上那件藏青罩衫,从床底下把鼓拖出来。
鼓是牛皮面的,绷了四十年。
裂过三回,我用胶布粘,用桐油抹。
敲起来还响。
丧事在堂屋办。
灵前摆一张桌子,桌上一碗米,米上插三炷香。
我坐在桌子边上,鼓搁在膝头。
孝子跪在灵前,头上扎着白布。
我开口。
「一更天里点明灯,照见我娘纺线绳。」
「纺到三更灯油尽,一根线头连着命。」
「二更天里点明灯,照见我娘缝补丁。」
「一针扎在手指上,血珠子滴在儿衣襟。」
「线断了我娘还在纺,纺到五更天发白。」
唱到「娘」字,孝子趴下去,哭出了声。
我没停。
唱丧鼓不能停。
停了,亡人找不着路。
唱到一半,我想起我娘。
一九六一年,四月初四。
我娘走那天,屋里没有鼓。
没有孝子。
只有我,和四个弟妹。
我娘那块门板,是我跟巧生抬的。
他四岁,抬不动,在后面拖着走。
我把鼓点收住,换了个调。
「一根竹棍两头空,一头挑着爹娘债,一头挑着弟妹穷。」
「挑到半路扁担断,儿在阳间娘在阴。」
满屋人不出声。
灯芯噼啪响了一下。
孝子的儿子过来,给灵前的香续上。
他回头看我。
「杠姑,再来一段。」
「你奶奶走了,别贪。」
我说。
「我妈走那年,也是你唱的。」
「我记得。」
「你妈才五十二。」
他低下头,没再说。
唱完,孝子的媳妇给我端了碗糖水。
我喝了。
三百块钱,她塞在我手里,多塞了二十。
「杠姑,你唱得我婆婆像回来了。」
回去的路上,面包车没开灯。
我抱着鼓,想到一九六六年。
那年大妹十七。
我把她的户口迁出去,送她上了去贵州的火车。
她走那天说,姐,你怎么不走。
我说,我走了,谁管他们。
她说,姐,陈家的儿女,命贱。
火车开了。
我站在站台上,站到看不见。
06
腊月二十九,陈家堂屋摆了一桌。
大伯坐上位,三叔坐左边,两个远房堂兄陪坐。
王秀英端茶,一趟一趟。
大伯先开口。
「巧云,你一个人,别跟小辈计较。」
「八十六万,你一个人,三十年也花不完。」
「你给老五一半,剩下的你存着。我们做见证。」
大伯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摊开。
上头写着数。
「我算过了。」
「你留三十万,养老够了。」
「剩下五十六万三,给老五。」
「他养了个女儿,往后要用钱。」
「你一个人,三十万花到死,花不完。」
我看那张纸。
字写得工整,七八行。
连「丧葬费预留三万」都写了。
「大伯。」
我说。
「我这还没死,你把我的丧葬费都算好了。」
大伯把纸收起来。
「我这是替你想。」
「我不签。」
三叔把茶碗往桌上一墩。
「你一个老姑娘,横什么。」
「我十六岁起,这个家就是我横着撑的。」
我说。
「三叔,你记不记得一九六二年春天?」
「你儿子发高烧,是半夜谁来敲你的门,背着去的公社卫生院?」
「是我。」
「那年我十七。」
三叔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他不服,又开口。
「你十六岁撑家,那是你命不好。」
「你爹娘没了,长姐如母,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的事你还记账,你就是存心。」
「是存心。」
我说。
「我要不存心,我三十岁那年就嫁人了。」
「嫁了人,这院子谁守?」
「三叔,你今天坐的这张桌子,是我一九九二年修的。」
「你屁股底下那块板,我出的钱。」
三叔把茶碗端起来,又放下。
堂兄陈建军的媳妇接了话。
「姑,我们不是图你的钱。」
「我们是怕你一个人,在外头让人骗。」
「前年镇上那个李老倌,八十多了,让卖保健品的哄得团团转。」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钱落到外人手里,我们做晚辈的脸上也不好看。」
「我还没死。」
我说。
满桌人不吭声。
二婶在灶门口剥蒜,头也没抬。
「巧云这辈子,就是这个脾气。」
「当年她爹娘走,她才十六。」
「我们都以为这个家要散。」
「没散。」
「是她撑住的。」
她说这话,不是帮我。
是提醒在座的人,我欠陈家的。
大伯咳了一声。
「巧云,话不能这么说。陈家的东西,总归要在陈家。」
「陈家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我挣的。」
「这三间瓦房,七千三百块,我出的。」
「这个院子,五十二年,我一个人守的。」
「你们谁在这个院里住过一夜。」
没人接话。
大伯把茶碗放下。
「巧云,你爹娘的坟,还在后山。」
「清明谁去上?」
「我。」
「你七老八十了,还能上几年?」
「我爬也爬去。」
我说。
「我爹娘的坟,我修过三回。」
「一九七六年一回,一九九二年一回,二〇〇五年一回。」
「三回的钱都是我出的。」
「你们谁添过一锹土?」
大伯把茶碗盖揭开又盖上。
「你先考虑三天。」
「初三,把字签了。」
「好。」
我说。
「三天。」
我站起来,把椅子推回桌底下。
「三天之后,我给你们一个答复。」
「不过我把话搁这儿。」
「我要是不让,这陈家铺的天,到底会不会塌下来。」
没人接我这句话。
我走到门口,手搭上门闩。
「姐。」
是陈巧生。
他坐在最边上,一直没吭声,这会儿叫了我一声。
「姐,你就签了吧。」
「签了,这个家还能过下去。」
他的头低着,两只手在膝盖上按着。
从头到尾没抬起来。
我没回头。
「巧生。」
「我三十岁那年,你不让我走。」
「今天,你也别让我走回头路。」
我推开门。
冷风灌进来。
一桌子人坐在那儿。
大伯在擦他的老花镜。
三叔在剔牙。
王秀英在收茶碗。
没有一个看我。
我出了门。
院子里的雪化了,地上全是泥。
我踩着泥回屋。
07
第一天,三十,早上五点,我去了村委会。
院门没开,门口已经站了七八个人。
都是来问补偿的。
等到六点,陈满仓披着棉袄出来开门。
队伍进了院。
我站在最后,站了一个钟头。
前面的人出来,脸上都是笑的。
我把我晓得的事全说了。
他听完,把烟掐了。
「巧姑,你等着。」
他翻出一摞本子,翻到一页,指给我看。
「一九九八年确权,水车坪十二号,户主陈巧云。」
「白纸黑字。」
「老五一九八五年就迁出去了,单独立户。」
他又翻。
「后院那三分七厘,一九九八年承包合同,承包人也是你。」
「这院子,法上没他一个字。」
他把三样东西复印了,用个牛皮纸袋装好,塞给我。
「你拿好。」
他媳妇给我端了碗油茶。
我喝了半碗,剩下半碗。
走的时候,我把碗洗干净,扣在桌上。
从村委会出来,碰见李婶。
她一把拉住我的手。
「巧姑,你可别犯糊涂。」
「八十六万,你一个人拿不住。」
「老五是男丁,这钱该他拿大头。」
「你一个人,要那么多做什么。」
「李婶。」
我说。
「你儿子前年盖房,跟你借了多少钱。」
她把手松开了。
「一万二。」
「还了么。」
她不说话,转身走了。
第二天,初一,我去了镇司法所。
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值班,桌上搁着泡面。
他听我讲完,把泡面推到一边。
「阿姨,宅基地按户,不是遗产。」
「房子是您的,地上附着物的补偿,归产权人。」
「花圃是您承包的,青苗费也是您的。」
「他们要签的那张纸,叫转让协议。」
「您不签,它就是一沓废纸。」
「那他们要是不认呢?」
「不认,就去法院。」
「法院判下来,一分不少是您的。」
「打官司要多少钱?」
「这种案子,几千块。」
「我没有几千块。」
「那就等有了再打。」
他说完,又补了一句。
「阿姨,您别怕。」
「这种事,我们一年见十几回。」
「十个里头,九个是欺负孤老的。」
我问了一句。
「我侄女说,这房子本来就该是她爸的。」
小张笑了一下。
「她爸一九八五年迁出去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
我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他给我倒了杯热水。
纸杯,捏在手里发烫。
我要给他钱,他说不用。
走的时候,我把兜里的四块五毛钱压在他桌角上。
第三天,初二下午,我进城看房。
中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骑车带我。
城南清芷园,四十二平,一室一厅,朝南。
四十八万。
屋里是空的。
上一家把地扫得干干净净,墙上留了几个钉眼。
我在窗台边站了一会儿。
楼下有孩子在放炮。
中介说,阿姨,这房子抢手,你要就赶紧定。
我说,我回去想想。
他说,想什么呀,这价不贵。
我说,我六十八了,我买房子,是想死在自己屋里。
他不说话了。
「两千定金。」
我说。
「剩的我年后给。」
我从铁盒最底下摸出两千块现钱。
中介写了个条子,我按了个手印。
回来的路上,雪化了,台阶结冰。
我摔了一跤。
牙磕在水泥沿上。
我坐在地上,先摸了摸嘴。
牙没事。
一颗都没事。
那晚回到老屋,我把三样东西摊在床上。
宅基地证,承包合同,二十二张收条。
我一样一样看,看到半夜。
灯油不多了。
我吹了灯,坐在黑里头。
坐了很久,才想起来要睡。
08
初三那天我没出屋。
初四、初五、初六,我也没出屋。
初六,拆迁办进了场,王秀英急了。
日子改到初八。
正月初八,堂屋。
亲戚坐满了一屋。
王秀英端着汤,一趟一趟地送。
玲子站在门边,不敢看我。
那张协议摊在桌子正中,笔压在上头。
陈巧生坐在我左边,把笔递给我。
我没接笔。
我把铁盒放在桌子正中,打开。
「签之前,我念个账。」
「你们听完,我签。」
我翻开第一页。
「一九六一年,四月初七,卖头发,四块二。」
「一九六二年,春,卖血,十二块。」
那回我在田里插秧,眼前一黑,栽进泥里。
是隔壁李婶把我拖上田埂,灌了半碗糖水。
糖水是她家的。
我后来还了她两个鸡蛋。
「一九六三年,卖我娘的银镯子,八块。那是她唯一的嫁妆。」
「一九六六年,大妹走,给她缝了条裤子,布钱四块八。」
「一九七六年,三妹走,给了她二十块路费。」
「一九七九年,巧生娶亲,彩礼三百。」
「一九八四年,盖房,七千三百。」
「一九八六年,玲子落草,八十二。」
「一九九四年,玲子住院,四百六。」
「二〇〇三年,玲子考上大专,学费四千八,我出的。」
「二〇〇五年,修我娘的坟,一千二。」
「二〇一三年,买降压药,四十六。」
我合上本子。
「五十二年,两千一百六十三笔。」
「四万七千三百二十六块零八毛。」
屋里没人说话。
「这个数,按一九六一年的粮价,能买十一万斤稻谷。」
「按今天的价,你们自己算。」
我从铁盒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倒出二十二张收条。
「一九八四年到二〇〇五年,这个家交的每一分农业税、承包金,都是我去交的。」
「二十二张,户主一栏,全写着陈巧云。」
「二十二年,你们谁去过一次村委会。」
我又倒出三张纸。
「宅基地使用证,户主陈巧云,一九九八年确权。」
「陈巧生一九八五年迁出,单独立户。这是派出所的户籍证明。」
「后院三分七厘,一九九八年承包合同,承包人陈巧云。」
「这个院子,法上是我的。」
「不是你们的。」
堂兄陈建军开口了。
「姑,你记这些,都是你自己愿意的。」
「自愿的事,不能算账。」
「我没算账。」
我说。
「我念给你们听,是让你们晓得,这八十六万是怎么来的。」
「它不是天上掉的。」
「是我五十二年,一口一口省出来的。」
「你们要分它,先看看自己往里放过什么。」
王秀英忽然站起来。
「你那账是你自己写的。」
「你想写多少写多少。」
「谁认。」
我没说话。
我从铁盒里又拿出一个布包。
布包里是一沓纸。
我一张一张摊开。
「一九八六年,玲子落草,住院费八十二。这是收据。」
「一九九〇年,玲子打预防针,三块五。这是收据。」
「一九九四年,玲子住院,四百六。这是发票。」
「二〇〇三年,玲子学费四千八。这是学校的收费单。」
「上头都有章。」
「不是我写的。」
满屋人看那一张一张纸。
王秀英慢慢坐回去了。
大伯戴上老花镜,把宅基地证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
他放下的时候,手在抖。
「这上头……真是你的名。」
「一九九八年就是。」
我说。
「大伯,那年你也在场。」
二婶不剥蒜了。
堂兄陈建军低下头,看自己的鞋。
王秀英的脸白了。
「你们说我一个老姑娘,要钱干什么。」
我说。
「我告诉你们我要钱干什么。」
「我要买一间房,四十二平,四十八万。」
「我要留二十八万三,够我吃到死。」
「我要给玲子十万,存在盈盈名下。」
「剩下的一分,不给。」
「为什么。」
「因为你们要拿这八十六万,得先把那四万七还我。」
「连本带利,五十二年。」
「你们算算。」
屋里死一样的静。
陈巧生从椅子上滑下去,跪在地上。
「姐。」
他抬手抽自己的脸。
「姐,我不是人。」
「那年分家,我晓得你委屈。」
「我不敢吭声。」
「我这三十四年,天天不敢看你。」
我看着他。
「巧生。」
「你跪的不是我。」
「你跪的是你自己那三十四年的装聋作哑。」
玲子突然开口了。
「姑。」
她走过来,站在她爸后面。
「姑,那是以前。」
「以前你有钱,你给我们,我们记你的好。」
「现在你没钱了,你还要把钱要回去。」
「你让我们怎么想。」
满屋子人看我。
我笑了一下。
「玲子,你二十九了。」
「我二十九那年,你在哪儿。」
她不说话。
「你八岁以前,是在我背上长大的。」
「你妈下地,你爸外出,你发烧,是我背你走八里山路。」
「二〇〇三年你考上大专,学费四千八。」
「你妈说女娃念什么书。」
「是我把钱摔在桌上的。」
「我没生过孩子。」
「我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
她低下头,肩膀抖了一下。
她走到桌边,把那支笔拿起来,捏在手里。
那支笔压了一宿。
谁都没说话。
她转身,走了。
王秀英忽然坐到了地上。
「姐。」
她声音全散了。
「姐,我错了。」
「我就是怕。」
「我怕你把房子给外人。我是外姓。」
「我嫁进来三十四年,这个家什么时候把我当过自己人。」
我看着她。
「你嫁进来那年,彩礼三百。」
「那三百,是我卖了一头猪、两担谷凑的。」
「你生玲子那年,难产。」
「是我背你走的八里山路,鞋都跑丢了一只。」
「你月子里喝的鸡汤,是我把下蛋的母鸡杀了。」
「你说你是外姓。」
「这三十四年,我什么时候拿你当过外姓。」
王秀英捂着脸,哭出了声。
哭了很久,她把手放下来。
「姐。」
「那你也别怪我狠。」
「我三十四年前嫁进这个门,就是个外人。」
「我不狠,我女儿在这个村里,站不住。」
满屋人没一个说话。
大伯把茶碗盖扣上,站起来。
「散了吧。」
他说。
「这事我们管不了。」
三叔跟着站起来。
陈建军跟在他后头。
一屋子人往外走,鞋底在门槛上蹭。
没人跟我说一句话。
最后走的是玲子。
她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我。
我把脸转开了。
我没再说话。
我把协议推回去。
「这张纸,我不签。」
我从账本上撕下最后一页。
那一页是空的。
「这一页我留着。」
「留着写以后。」
我站起来。
「补偿协议,我自己去拆迁办签。」
「这院子的钱,一分不少,是我的。」
「你们要,去法院告我。」
「卡拿来。」
我说。
王秀英没动。
「卡、身份证、存折。」
「三样,现在拿来。」
「不拿,我就去派出所。」
「不告你,报失窃。」
她从内兜里把三样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
卡还是那张卡。
存折的封皮磨白了。
身份证上那张照片,是我四十九岁照的。
我把三样东西收进铁盒。
第二天我去银行查了余额。
六万四千零八毛。
一分没少。
09
正月十五,拆迁办。
我自己签的字。
王秀英在门外闹,被两个工作人员请了出去。
她说要告我。
我说,去告。
正月十六,陈巧生提着一篮鸡蛋来。
他站在门口,没进来。
「姐,鸡蛋是自家鸡下的。」
「你拿着。」
「不用。」
「姐……」
「巧生。」
我说。
「你今年五十六了。」
「往后的日子,你自己过。」
他把鸡蛋放在门槛上,走了两步,回头。
「姐,我对不住你。」
「你对不住的,不是我一个人。」
我说。
「你去爹娘坟上,自己说。」
他走了。
鸡蛋留在门槛上。
我拎起来,放进米缸边。
正月十七,玲子来了。
她手里捏着那个蓝布包。
「姑,我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
「八颗,我找回来六颗。」
「剩下两颗,没了。」
我接过来,打开看。
六颗乳牙,小小的,黄黄的。
「够了。」
我说。
「六颗也够。」
我把六颗牙倒在手心里,一颗一颗数。
数了两遍。
六颗。
我把布包系好,放进铁盒。
铁盒里有账本,有银戒指,有六颗牙。
最要紧的,就这三样。
她站在门口,没走。
「姑,我妈的事,我不管了。」
「我管不了。」
「你别怪我。」
我看着她。
「玲子。」
「你妈是你妈。」
「你是你。」
「你二十九了,你晓得哪个是你。」
她哭了。
我没哭。
隔了两天,王秀英真去了司法所。
镇上给我写了个调解通知,让我去。
我去了。
她坐在对面,眼睛肿着。
调解员念了一遍政策,念到「宅基地使用权按户」那句,她把手里的纸捏成了一团。
「我不服。」
「你不服,去法院。」
我说。
「我六十八了,我陪你打。」
她没去法院。
她托人带话,说想见我一面。
我说,不见。
正月十八,她自己来了。
站在我院门口,没进来。
我在屋里看见她,出去了。
「姐。」
「我就说一句。」
「你说。」
「你那房子,写谁的名?」
「我的。」
「你死了呢?」
「捐了。」
她看了我很久。
「姐,你真狠。」
「我不是狠。」
我说。
「我是学会了你。」
正月二十,钱到账。
我去银行,办了三笔。
十万,存到盈盈名下,十八岁才能取。
四十八万,付了房款。
二十八万三,存了定期。
那天下午,我搬进清芷园。
一个包,一口锅,一个铁盒。
巧生那篮鸡蛋,我也提到了清芷园。
一个都没吃。
放到清明,坏了。
我埋在楼下的花坛里。
正月二十二晚上,贵州打来电话。
大妹。
四十八年没联系,号码还是从村里要的。
「姐。」
她声音老得我听不出来。
「姐,听说赔了八十六万。」
「嗯。」
「姐,你一个人,花不完吧。」
我握着手机,坐在新房子的阳台上。
楼底下有人在放鞭炮。
「大妹。」
我说。
「一九六六年你走,我给你缝了条裤子。」
「布钱四块八。」
「那年在站台上,你说陈家的儿女命贱。」
电话那头没声了。
「那四块八,我不要了。」
「剩下的,你别想。」
我把电话挂了。
那天夜里,新房子很空。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口锅。
我把铁盒放在床头。
楼上有人在拖椅子。
我躺下,睁着眼,听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我才明白,这屋里没有别人的呼吸声。
这辈子头一回。
10
正月二十六,推土机进了陈家铺。
我回去的时候,东墙已经倒了。
瓦片碎了一地,房梁横在院子里。
我在瓦砾里翻。
翻出半只碗,是我娘陪嫁的那套。
翻出一根竹竿,是晒被子用的。
翻出一块蓝布,是我给玲子做的第一件棉袄的袖子。
我都捡起来,放在一边。
后来又放回去。
带不走。
这院子里的东西,一样都带不走。
王秀英站在废墟边上,手里捏着一张单子。
陈巧生站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
她喊他,让他走。
他没动。
她再喊,他还是没动。
他往我这边走了两步。
王秀英看着他,看了很久。
那眼神,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她一个人走了,影子拖得老长。
我拎着铁盒,走到堂屋原来的位置。
那块地方,我认得出。
我爹停过门板,我娘也在这儿停过门板。
我在这块地上,分了五十二年的饭。
我蹲下来,用一截断砖刨了个坑。
我把铁盒放进去。
铁盒里是那本账,还有我撕下来的那一页。
我在那上头写了新的一笔。
「二〇一四年正月二十六,陈家老屋,拆。八十六万三千。收讫。」
我把土盖上,用手拍实。
土是湿的,凉的。
我拍了三下。
「爹,娘。」
我说。
「账清了。」
我站起来,从怀里摸出那面小鼓。
我敲了两下。
「一根竹棍两头空,一头挑着爹娘债,一头挑着弟妹穷。」
唱完这两句,我把鼓放在新土上。
「爹,娘。往后我不唱了。」
「没人听了。」
推土机在我背后响。
东边剩下的那半堵墙,也倒下来。
灰扬起来,落在我头发上。
我没拍。
这院子,我住了六十八年。
从我爹手上,住到我手上。
现在它成了一片土。
土还是这块土。
我让开两步,拍了拍手上的土。
王秀英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姐。」
「你一个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回头看她。
我笑了。
「买冰棍。」
巷口小卖部还开着。
我买了两根,五毛一根。
一根咬在嘴里。
一根放在堂屋那块新土上。
「爹,娘。」
「吃吧。」
「今年的年,过完了。」
凉。
牙不疼。
我这辈子,种了三十年花。
记了五十二年账。
养大四个弟妹、一个侄女,埋了两个老人。
我三十岁那年,供销社的老赵来提亲。
他说他等我。
我等了两年,等到他娶了别人。
我没怪他。
是我走不了。
我一走,这个家就散了。
这五十二年,我一天吃两顿。
一顿三两米。
我省下的那半口,喂大了四个弟妹,养活了这一个院子。
他们吃了我五十二年。
吃完,问我一个老姑娘,要钱干什么。
回城那天,我在清芷园楼下的花坛里,种了三盆素心。
是那个老太太送来的。
她说过,给我腾个地方。
她真腾了。
明年这个时候,我还在这儿。
花还开。
我把冰棍棍吐出来,捏在手里。
这口牙,是我爹娘留给我的。
他们没给我一分钱。
只给了我一口好牙。
这五十二年,我没咬过谁。
我只咬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