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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8 19:33:50

1 上坟

冬至那天风硬,从西北河滩上刮过来,坟前的纸灰被风一卷就散了。我跪下去,把没烧透的纸角捡起来续上,火苗子一下蹿起来,燎了我袖口。我掐灭那点火星,没吭声。

三个人站在坟坑前,谁也没先开口。我爹的坟是新的,土还松,踩上去一脚一个坑。他死在立冬,头七刚过,二叔就搬进南关去了。那三间屋我从小住到大,屋里那张八仙桌,是我娘出嫁时带过来的。

二叔来德厚蹲在坟头抽烟,棉袄上落了霜。烟灰掉在鞋面上,他不弹,任它留着。他咳嗽了一声,开口:“侄女,你爹这一走,南关那三间屋,总不能空着。”

“我替你们看着。”他往手心里哈了口气,“你们姐弟俩都忙,一个在厂里管人,一个在厂办跑腿,谁顾得上。西头那间我住着,东头两间我替你们锁上,钥匙搁我这儿,啥时候要,啥时候言语。”

供桌上摆着三样:苹果、点心、一瓶酒。我把苹果摆正,苹果冻得硬,搁上去滚了一下,我用手指抵住。我没接他的话。这种话不能接,接了就算应了,往后他一句“你当时没吭声”,就能堵回来。

凤鸣拎着热水瓶过来,先给二叔倒,缸子磕在坟前的青砖上,磕出一个响。他又给我倒,说姐你喝口,热乎。我接了,捧着,没喝。他蹲在我旁边,搓了搓手指,说:“姐,二叔也是好心,你别多想。”我没看他,把缸子搁在供桌边上。

风把纸灰又刮起来,落在二叔的鞋面上。他伸脚蹭了蹭,蹭不干净,也就不蹭了。“回去我让彩凤把西屋拾掇出来。”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你们啥时候回来住,言语一声。”

我爹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回:一九六八年分家,院里东头两间归他,西头一间归二叔,白纸上写着。那天他喝了二两酒,把那张纸从樟木箱子底翻出来给我看,纸都脆了,一碰掉渣。他说完就锁回箱子里,后再没提过。我也没问。

南关的屋在县城最南头,三间正房,一个门楼,门楼底下两块青石门墩。我娘活着的时候天天坐那门墩上纳鞋底,纳完了拿牙把线咬断。

晌午我过去,不是空着手去的。可到了跟前,门楼底下换了一把新锁。铜的,亮,还没沾上土,日头底下能照见人影。我的箱子搁在门墩上,是我上回搬来的那口,拉链上缠着红绳,我娘留下的。

院里有人骂街,声音从门缝里出来,人却在屋里。骂的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骂的是女儿家没有分屋的理。骂到第二遍,隔壁王家的门开了一条缝,开了一条缝又关上。

我站在门楼底下听了两分钟,把袖口往下扯了扯。门我没踹。我在厂里管着两千人的档案,踹门这种事我干不出来,真干完了,我往后说什么都没人信。

我蹲下去,把箱子拉开。最上头是给凤鸣织的半截毛衣,底下压着户口本,再底下是我爹丧事的收据,裹着一条黑纱。我把户口本摸出来,拍了拍上面的灰,装进兜里。

锁我没动。我抬头看了看门楼,去年夏天掉下来的那两片瓦还在院里搁着,我提过一回,没人修。这一回我想,它得等我。我在那块青石门墩上坐了一会儿,石头凉,凉气顺着裤腿往上走。坐到王家的门又开了一条缝,我才站起来。

第二天上午在厂里,招工名单上划掉一个名字,就一个。名单是新印的,油墨味冲鼻子,三十六个名额,头九个是给职工子女的。第七个,来小军,二叔远房那一房的孩子,他爹托人给二叔送过两回猪下水。

我拿铅笔,先从名字后头点了一个点。这名单定稿要送到厂长那儿过目,我点下去一个点,就是一句话:这个人,不许。

划的时候我手很稳。一道横,一道竖,划成一个十,不重描,不描第二遍。划完我把名单对折,放进右边抽屉,压在档案袋底下。抽屉一推,咔一声。

郎秀芝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是会计,四十来岁,眼睛毒,厂里谁跟谁有仇她都门儿清。她没问,我也没说。她把一沓单据搁我桌上,走了两步,回头:“凤仪,那孩子他舅昨儿还上我这儿打听招工的章程。”

“章程上写着三十六个人。”我说,“多一个也塞不进来。”

“我知道。”她说,“我就是告诉你一声,这院里的话传得快。”

她走到楼梯口又补一句:“食堂今儿有白菜炖粉条。”

我笑了一下。她懂,我也懂。

上午十点,厂长佟守义把我叫过去。他桌上摊着那张纸,我点的那个点还在。他说:“有人来说情,让你通融一个。”

“名单是我定的。”我说,“放一个,后面八个都得放。今年九个,明年九十。”

佟守义撕了一根烟,递过来,我摆手。他自己点上,吸了两口,说:“你二叔跟你说了没有?”

“说了。”我说,“让我今晚回去说说事。”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名单推回来:“行,你自己拿主意。我就一句,别把我这厂牵扯进去。”

出了厂长办公室,走廊上有两个女工迎面过来,走到我跟前低了头,让到一边,等我过去才说话。声音压得低,我听不清,也不用听清——厂里的事,过一宿就是一锅粥。

第三天晌午,二叔托人带到厂里一句话。传话的是街上修鞋的老韩,站到门口就往后半步退,说二叔让你回去“说说事”,越早越好,他等着。

我问:说啥事。老韩说:他没说,就说你回去就知道了。我说行,我知道了。老韩又退半步,瞅了眼门口那张红纸——厂里刚要贴的先进名单,我那一栏在第三行。

我把兜里的户口本拍了拍。那本子边角磨得起毛,我爹那页盖着注销的章,红的,盖得有点歪。

抽屉里那张对折的名单我又拿出来看了一眼。点过的那个点在,划的十字也在。我把它重新对折,放回去,压在第一层档案袋底下,不压第二层。

窗外正在下雪。厂里的大喇叭在放通知,说晚上七点开会,各科室不许迟到。雪下得慢,落在窗台上,一点一点厚起来。

我忽然想明白一件事:二叔让我回的那个家,锁昨儿个就换了。他不是让我回家,他是让我去他屋里,听他说事。

我把袖口往下扯了扯,站起来。桌上的台历翻到冬至那一页,底下压着一张纸,是我爹丧事那天记的账,谁来了,随了多少,一笔一笔,我都记着。

2 一纸

傍晚我去南关。门楼底下横着三辆自行车,一辆二八的,两辆旧的,车把上挂着棉手套。堂屋的灯亮着,窗户玻璃上蒙了一层白气,从外头看进去,人影一晃一晃的。

我在门口站了一下,先把那排鞋摆正。七双,横着靠墙,鞋尖一律朝外,有一双棉鞋的鞋底上还沾着冻硬的泥,蹭在青砖上,掉下一小块。摆到第三双,二婶从灶间探出头来,看见是我,脸一沉:“哟,回来了。这屋的鞋,用不着你摆。”

“顺手。”我说着把最后一双推齐,“二婶,院里的锁是新换的吧?”

她愣了一下:“换了,咋的?”

“钥匙几把?”

“一把,你二叔管着。”

“我爹在的时候,这院里的锁配三把。”我把手上的灰在棉袄上擦了擦,“你们一把,我一把,凤鸣一把。一把锁配一把钥匙,锁是防外人的,不是防自家的。”

她张了张嘴,没接上。屋里有人咳嗽,我抬脚进去。

堂屋里七八个长辈坐成一圈,围着一张八仙桌。三爷坐了上首,五叔坐门槛边,村里原先的会计坐在炕沿上,还有两个我叫不全名的远房,坐在灯影里,一直没开口。二叔在桌子那头,手边搁着一只红搪瓷暖瓶,正往几个杯子里灌茶,灌得很慢,灌满了还提起来看一眼,再灌下一杯,茶汤黄得发浑。

灌到第三杯,他咳嗽了一声:“侄女,你冷不冷,坐。”

我在炕沿上找了个空,把围巾折了两折垫着坐下,没坐实。

“侄女你听二叔说。”他把暖瓶搁下,瓶底在桌面上磕了一下,“你爹走得急。他走那天我还跟他说,等开春了把院墙补补。谁知道……”他抬手抹了一下脸,抹得很用力,像要把什么东西抹下去,“你爹在的时候这个家怎么转,现在还得怎么转。你一个女的,在厂里忙,家里这一摊,咱自家人,二叔不替你分担,谁替?”

三爷在旁边搭话:“凤仪啊,你二叔是你爹的亲兄弟,不是外人。这事按老理儿来,让一步,谁也说不着你。”

五叔也点头:“让一步。你这屋横竖不住,空着也是空着。你弟弟还没成家呢,往后也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总不能让他一辈子住厂里那间宿舍,两个人一间。”

我没吭声,端起那只杯子。茶凉了,浮着一层沫子,我没喝,又搁回去。桌角有一块掉了漆,露出底下的白茬,我小时候就在这儿磕过一回脑袋,磕出血,我爹抱着我在屋里转了半宿。

“凤仪,不是二婶多嘴。”二婶端着一盘花生出来,往桌上一放,“女儿家没有分屋的理,这话搁哪儿都说得通。你手上有工资,有宿舍,还稀罕这三间土屋?你二叔这把年纪,住在别人屋里,他心里也不安生。”

“就是。”三爷往炕上靠了靠,“你二婶说得在理。”

我把袖口往下扯了扯。“行。”我说,“我让。”

二叔松了口气,脸上那层褶子松开来:“你看,我说我侄女明白事理。”

“我让是有条件的。”我从包里摸出一支钢笔和一张纸。那纸是我前一晚上写的,写了两页,改了三遍,改到半夜。我把纸摊在八仙桌上,用那盘花生压住一个角。

屋里又静了。二叔盯着那张纸,眼睛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一个字也没认出来。他认字不多,这点我知道,我爹也知道。

“念。”他扭头对五叔说,“我不认得这些字。”

五叔把纸转过去,念得磕磕巴巴:“借住协议。立约人来德厚,来凤仪,经族中长辈说合,来德厚一家借住南关老屋东头两间、院中门楼一间,西头一间归来德厚自住。借住期为两年,两年之内,房主不得催促,不得上门讨要。水电、修缮由借住人自理,不得拆改,不得转借他人。”

念到“两年”的时候,二叔抬了头:“啥两年?”

“屋你们住着。”我说,“两年为期。这两年我不告、不闹、不上门。两年一到,你们搬。”

二婶急了:“那两年以后我们住哪儿?我这把年纪了,还要搬出去?”三爷也皱眉,说凤仪你这是给你二叔下套。

“我给的什么套。”我把手从袖口上拿开,“一个字一个字写在纸上,念都念了,谁也没逼谁。”

“你这……”二叔看向三爷,三爷也看向他,两个人在桌上对了一下眼色。

“一张纸,各执一份。”我把钢笔拧开,推到他手边,“签了,今天就了了。不签,那就按您说的,老理儿来——老理儿里这屋该归谁,咱们回祖坟前头说去,把我爹也叫上。”

二婶把花生盘往旁边一推:“凤仪,你这话就难听了。你爹刚走。”

“我爹要是还在,”我说,“这屋轮不着谁来替我们看着。”

二叔的手在桌面上按了一下,又松开。他没去拿笔。我把印泥盒打开,红印泥,盒盖有点锈:“不认字就按手印,一样作数。”

他伸出大拇指,按下去。手印按歪了,一半落在名字上,一半压着纸边。我伸手,用指头肚把那一半抹正,抹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成了。”我把纸对着灯吹了吹,对折,又对折,塞进包的内层。

二婶伸手来夺,我把包往怀里搂了搂:“二婶,这份是我的。”

她手停在半空,缩回去了。

走到门楼底下我站住,回头看了一眼堂屋。灯还亮着,人影又晃起来。二叔追出来,脚上趿着棉鞋,在雪地上踩出一串印子:“你把话说全。两年以后呢?”

“这纸我留两年。”我说,“两年以后,我拿它说话。”

他站着没动,风把他棉袄的下摆吹起来一角:“你这是要告我?”

我没答。雪落在门墩上,薄薄一层,踩一脚就是一个坑。

走到巷子口我停一下,把那张纸掏出来,举到路灯底下看。手印歪着,让我抹正了,清清楚楚一个拇指印,红得发暗。我抬头看了看南关的方向,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两年,够不够我把一个不认字的人,送上法庭?

3 立案

腊月十六,我在县法院门口站了一会儿。大门两边是水泥柱子,柱子底下蹲着两个人,一个抽烟,一个啃烧饼,烧饼屑掉在棉裤上,他拿手一胡噜,胡噜不干净,也就不胡噜了。风从西边来,卷着煤灰,扑在脸上是硬的。

立案庭的窗子上贴着“请排队”,白纸黑字,边角翘起来,用图钉按着。屋里烧着炉子,炉盖子红了一半,人挤得满满的,队伍一直排到门外。前头那个抱着一只铝饭盒,后头那个拎着装苞米的编织袋,袋口拿麻绳扎了三道,扎得死紧。

我站在队伍里,把牛皮纸袋搁在膝盖上,数了三遍材料:户口本、死亡证明、分家单的复印件、借住协议。数完第四遍,我又一张一张抽出来看日期,看完再按原样叠回去,叠的时候把四个角对齐。

前头抱饭盒的是个老太太,说是儿子不给她养老,来问告状要花多少钱。后头拎编织袋的男人一声不吭,袋子放在脚边,人靠着墙,眼睛盯着门口那盏灯。队伍往前挪一步,他就跟着挪一步,挪得整整齐齐。

窗口里是个女同志,二十来岁,头发用皮筋扎在脑后,说话不带抬头:“起诉状呢?”

我把状子推进去。她翻了两页,用笔尖点着纸上一个地方:“缺一份复印件。这屋的产权证明,有吗?”

“没有产权证。”我说,“有一九六八年的分家单,在老家箱子里。”

“那先把分家单原件复印一份,带过来。”她把材料推回来,“下一位。”

我没吵。我把材料收进纸袋,站起来,让开窗口。后头那个拎编织袋的往前挤了一步,胳膊肘顶了我一下,我侧了侧身。出了立案庭的门,我在台阶底下站了半分钟,把纸袋抱在怀里,让它别被风吹开。

街口的复印社是个铁皮棚子,棚顶压着两块砖。老板把原件摊在玻璃板上,我按住纸的两角,让他快点。他看了一眼,问:“打官司用?”我说嗯。他说:“这纸脆,得垫着复印,不然出来是黑的。”他扯了张白纸垫在底下,机器盖上,说急也没用,这破机器预热得两分钟。

两分钟里他没再说话,我也没说话。机器嗡嗡地转起来,纸从缝里一张一张吐出来,热的,还带股焦味。

晌午我回南关。院门虚掩着,二叔在院里劈柴,斧头一下一下落,落在榆木墩子上,震得院墙掉土。他看见我,斧头停在半空:“咋回来了?”

“我来拿我的东西。”

“你的东西?”他把斧头往柴堆上一插,斧刃陷进去一半,“东头屋锁着呢,钥匙在我这儿。”

“屋锁着,箱子不锁。”我说,“我爹的樟木箱子,我拿里头的东西。”

他站着看了我一会儿,咳嗽了一声,从棉袄内兜里摸出一把钥匙,扔给我,钥匙在空中翻了个个儿:“拿完锁上。”

东头那间屋我熟。掀开棉门帘,一股樟木味混着霉味扑出来,墙上还贴着我上小学时糊的奖状,纸已经卷了边。箱子搁在靠墙的长条凳上,两尺多高,铜包角,箱盖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我用手一划,划出一道白印。

箱子上的铜锁锈死了,钥匙捅进去,转到一半就卡住,再转不动。我拔下发卡,弯成一个钩,伸进锁孔里试了两下,手上使了点劲,咔一声,开了。发卡别断了半截,我把断的那半收进兜里。

掀开箱盖,里头是些旧衣裳,压得实实的,一件棉袄,一条裤子,还有我娘的一件蓝布褂子。我一件一件往外拿,拿到最底下,摸到一层油纸。油纸里包着几张纸,最上面那张就是分家单,纸色黄得发褐,一碰掉渣,我用两只手接着。

字是毛笔写的,竖排,我爹的名字在左边,二叔的名字在右边,底下并排两个红手印,是中人的。写着:东头两间归来德昌,西头一间归来德厚,院中门楼共用,院内柴棚、猪圈照旧共用。一共五行字,写在一张比鞋盒大不了多少的纸上。

我把那张纸贴在胸口上,等它不抖了,才装进牛皮纸袋,夹在两本书中间。书是我从宿舍带来的,两本厚词典,压着,纸不会折。

出屋的时候二叔还在劈柴。他抬眼看我,我也看他:“拿完了。”

“啥东西?”

“我爹的纸。”

他斧头举起来,又落下,劈在木头上,木屑蹦到他的鞋面上:“你爹的纸,你拿走就是。”

他大概真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不知道,一九六八年那天,这张纸是两个中人按着手印写下来的,一个中人死在七六年,一个搬去了外县。他也不知道,我爹临死前把这张纸从箱子底翻给我看过一回,说东头两间是留给我的。

走到院门口,二婶从灶间出来,站在门框里看我,两手在围裙上擦,擦完了又擦。我没停,她也没说话,两个人隔着半个院子看了一会儿,我把纸袋往怀里紧了紧,走了。

到法院的时候天擦黑,队伍散了,立案庭里只剩两个人在打毛衣。我把原件和复印件一起递进窗口,那个女同志翻了两页,抬头问:“复印件谁写的?”

“我写的。”

“行。”她在一张回执上盖了章,推出来,“腊月二十六之前把状子补签一遍。开庭日子另行通知。”

我捏着回执出来,纸是软的,还带着印泥的热气。

出了法院大门,凤鸣在法院门口等我。他蹲在台阶上,脖子缩在围巾里,见我就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杯,杯里是热水:“姐,冻坏了吧?你听我的,这事别自己跑,厂办我认识人。”

我接了杯子,没喝,捧在手里。他又说:“姐你听我的,我先托人问问,能不能在中间调一调,别真闹到开庭。二叔那个人,你跟他硬碰,村里人说的都是你。”

他兜里鼓着两块,我一眼看出来是两包烟,一包红塔山,一包大前门。红塔山是给人抽的,大前门是自己抽的,这规矩他学会没两年。

“我先回去了。”我说,“晚上还得把表交上去。”

“姐,”他在后头叫我,“你要是有啥想法,先跟我说一声,行不行?”

我没回头。回执在我兜里,硬硬的一小块,走一步硌一下。晚上回宿舍,我把回执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把它又看了一遍,日子还空着,只盖了个章。

开庭的日子后来定在正月十五以后。看到那张通知单的时候我愣了一下——那天是二叔的生日。

4 递刀

正月十六,开庭前一天。厂里放了半天假,我把那件织完的毛衣从宿舍柜子底下翻出来,叠好,用报纸包上,往厂办后面那排平房走。路上积雪化了一半,踩上去咯吱咯吱,鞋底沾的泥越走越厚,走到平房门口,两只鞋已经重得像两块砖。

凤鸣住在第三间,门口挂着一块蓝布帘子,帘子边上有一道油渍,油渍干了以后发黑,像一条疤。我敲了两下,没人应。门没锁,一推就开,门轴响了一声,很短。

屋里比他说的干净。床铺得整齐,被子叠成方块,枕头底下压着一本《知音》,露出来半个封面。墙上贴了一张挂历,是去年的,画着一匹奔马。桌上摆着一台录音机,双卡的,银灰色,一边一个喇叭,样式挺新,厂里没几个人有这东西。旁边散着几盘带子,有三盘装着盒子,盒子上是印的字,唱歌用的;还有一盘没装盒子,白标签上写着两个字,笔迹潦草,像是故意写歪的。

我在凤鸣屋里找见那台录音机,本来只是想把它往边上挪一挪,好把毛衣搁在桌子中间。手一碰,机器上的红灯亮了一下,卡仓里含着盘带子,是倒着的。

我把那盘没盒的带子抽出来看了看,又插回去,手指在播放键上停了一下,停的时间比我想的长。按下去,咔一声,喇叭里先是一阵沙沙的空响,像下雪,接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说得很急:“他一个老不死的,占着我家的屋,还有脸在族里评理。我爹活着的时候他连一碗水都没端过,人一没了,他倒成了家长了……”

我听着,手放在膝盖上没动。那是我自己的声音,录得清清楚楚,连我说话时那个习惯性的停顿都在,还有我砸了一下炕沿的声音,闷闷的一响,响完我骂了句难听的。

带子转了半圈,我按了倒带,倒回去,又听第二遍。第二遍听得比第一遍细:录音的位置是我那天在他屋里说话,靠窗,窗子开着,外头有小孩放炮仗,噼里啪啦的。那是腊月二十九,我上他那屋送年货,一边包饺子一边骂了两句。那时候他坐在我旁边,笑了一下,说姐你别气,过年呢,还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

听完,我把带子抽出来,装进棉袄内兜。带子还是温的,机器转了半天,带盒发烫,贴着皮肉像一块热铁。

桌上还有一张纸,对折着,压在录音机底下,露出来半行字。我把纸抽出来看。记事的单子上顶格写着“二叔说的”,底下一行一条:屋、证、招工、录音,每条后头画一个圈。最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一个名字,是法院立案庭那个扎皮筋的女同志的名字。

我把纸按原样折好,压回录音机底下,位置对得一丝不差。毛衣放在桌子中间,报纸没拆。

出了平房,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我本可以拐回厂办去找凤鸣,当着人问他一句:这带子是你录的?我没去。我直接回了宿舍,坐在床沿上,把带子又拿出来看了一眼,白标签上那两个潦草的字,这会儿我看出来了,写的是“姐说”。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到了法院。二叔坐在台阶底下,穿了件新棉袄,领子翻出来一圈白,人一弯腰,白领子就顶住下巴。二婶站在他身边,两个人手里都攥着手绢。凤鸣在他们后头,见我来了往前迎了两步,说姐,来得早。

开庭前我在走廊里等着。走廊很长,尽头有一扇窗,光从那边照过来,在水泥地上切出一格一格的亮。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嘴张着。她把孩子往怀里紧了紧,又低头去看手里那张纸,看了很久,纸上有一个红章。

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把带子放进法官手里。法官五十来岁,戴副眼镜,镜片上蒙了一层白雾,他拿手抹了一下,问:“这是什么?”

“录音带。”我说。

“哪来的?”

“捡的。”

“内容是什么?”

“一个人的一段话,私底下说的,没跟谁打招呼就录了下来。”我把袖口往下扯了扯,抬起眼,“我想问一句,没经人许可录的音,算不算数?”

法官没立刻答。他把带子交给书记员,拿笔在本子上写了两行,写完抬头看我:“你这话,是说这份材料取得不合法?”

“我不懂法。”我说,“我就知道,一个人在自己屋里说的话,被人偷着录了拿出去,这不叫证据。要是这算数,那往后谁还敢在屋里说话,谁还敢把亲弟弟当亲弟弟看。”

法庭里静了几秒钟。对面那个律师咳了一声,说这带子本来就没打算提交,是谁送来的他不知道。二叔在旁边张嘴要说话,二婶拿胳膊肘顶了他一下,他闭上嘴,喉咙里咕噜了一声。

那天的庭没开完。法官说事实还要核,三月里到厂里调一次,让两边都到。散得很快,从进门到出门不到一个钟头。

出了门,凤鸣在台阶上搓手指。他穿的那件蓝棉袄袖口磨白了,手里攥着一副手套,攥得变了形。

“姐。”他叫住我,“带子的事,你咋不问我一句?”

我站在台阶中间。风从法院大门那边灌过来,把两个人的衣角都掀起来。

“问什么。”我说。

“问问是不是我录的。”他笑了一下,笑得比平常慢,眼睛看着别处,“你问了,我才好跟你说。”

“我问了,你敢说吗。”

他没答。他把手套往怀里一揣,往台阶下走了两级,又站住:“姐,三月调你别去。真闹到厂里,全厂两千人都看着,你以后在人事科还坐得住?”

我看着他。他站在下一级台阶上,比我矮半头,脸还是那张白净的脸,见人先笑的那个凤鸣。

“坐不住就不坐了。”我说。

他抬起头来,嘴边还挂着那个笑。我看见他右手一直没停,在裤缝上一下一下地搓,搓得那块布都起了毛。

三月那次调解,我去。不去,等于这半年白走。

5 当众

三月十二,厂里的大礼堂。礼堂是七十年代盖的,水泥地面,木条椅,椅背上刷着白色的编号,从一排一直到二十排。房梁上吊着四盏灯,只亮了两盏,光落下来是黄的。底下坐了两百多人,各车间的人挨着坐,后排站着几个没抢上座、抱着胳膊的。

我进门之前,在走廊上碰见了郎秀芝。她抱着一摞账本,站在墙根下,见我过来,往两边看了看,低声说:“凤仪,二婶昨儿去你们人事科问你的招工表,问了好几页。”说完她就走了,账本压在怀里,走得很快。

我进门的时候,最靠门那一片忽然静了一下,然后声音又起来了,比刚才还响。有人从后头探过脖子看我,看一眼又缩回去,跟旁边的人嘀咕。我把袖口往下扯了扯,从两排椅子中间的过道走过去。

二叔一家来得早,坐在头一排。二叔穿了一件黑棉袄,里头衬着白领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抹了雪花膏,白得有点假。二婶挨着他坐,手里攥着一串钥匙,钥匙串上挂着一个红塑料坠。凤鸣坐在他们后头那一排,偏过去半个身子,像是在跟家里人划开一道界。

礼堂最前面摆了一张长桌,桌上铺着一块蓝布,布上搁着搪瓷缸、烟灰缸、一个卷宗。法院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负责调解的法官,另一个是书记员,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旁边低头翻纸。厂长佟守义也上了台,站在长桌侧面,说今天这事就在厂里说清楚,说完各回各家,谁也不许把话带出厂门。

二叔先说的。他站起来的时候,两只手扶着椅背,站稳了才开口:“各位老少爷们,我哥走了,走在我前头。我哥留下的三间屋,我替我侄子侄女看着,这有什么错?”

他嗓子眼里带着痰,一句话要停下来喘一下,喘完了接着说:“我哥在的时候,我三天两头往那院里去,修门楼、垒灶台,哪一样不是我干的。我这个侄女,是厂里的干部,人事科的副科长,一句话能定谁进厂、谁下岗。她说我占她的屋,我占了吗?我就住了一间,东头那两间我锁着,钥匙我一直带着,我啥时候说不给他们了?”

二婶在后头接着补:“我们不图她的屋,我们图的是个理。她爹死了才几天,她就把我们告到法院,年都不让我们过完。大伙儿评评理,这是当侄女该干的事?”

礼堂里有人应声。前排一个老头拍了一下椅子扶手,说可不是,年轻人火气大,让一步就完了。后排有人跟着点头,嘴里说“对,让一步”。

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把手指在膝盖上抹了一下,站起来。我手里只有一只布包,布包放在长桌上,我一样一样往外拿,摆成一排。

头一样是分家单。那张纸黄得发褐,我用两本书夹着带来的,拿出来的时候,几个前排的人都探身过来看。我说这张纸是一九六八年写的,两个中人,都在这儿写着,名字上头有手印,写着东头两间归我爹,西头一间归二叔,门楼共用。二叔念不出那些字,他也不认那些手印,那两只手印,一只在七六年没了,一只在外县,我都能请回来。

第二样是借住协议。我把它摊开,手指按在那个按歪了的手印上,说这是我二叔去年冬至按的,他自己按的,按完我还替他抹正了。协议上写着两年。

第三样是招工名单。我说二叔托人把他的一个远房侄子塞进厂里,让我划了,我划了一个圈。我划的是规矩,不是人。要是我连这个都办了,今天这个礼堂里坐着的人,谁还敢信我这张桌子上的章。

第四样是录音带。我说这盘带子,录的是我在自己屋里说话,被人偷偷录下来,转手交给了对方的律师。我不问是谁录的。我只说一句:这带子要能当证据,往后厂里谁还敢在宿舍说话。

礼堂静了。刚才拍椅子扶手那个老头,手收回去,搁在膝盖上。后排有个女工站起来看了一眼,又坐下去,裙子的下摆带起一阵风。

然后我抬头,看着头一排:“二叔,我问你一句。这屋的房梁,是哪一年换的?”

二叔张了张嘴。

“房梁是八四年换的。”我说,“换梁那天你在场,我爹在房上递瓦,你在下头接。你要说你替我看着这屋,你说说这屋的房梁是哪一年换的。你说出来,我这就把纸收了。”

二叔的嘴还张着。他扭过头去看二婶,二婶也张着嘴,两个人都没出声。后排有人小声说了一句:“八四年,那不就那年闹水嘛。”声音不大,可礼堂里静,人人都听见了。

“女儿家没有分屋的理,这话我听过。”我把布包收起来,一样一样收,收得很慢,“这话在旧社会说得通。现在是九三年,厂里女工占一半,今天在座的女同志,你们家里分过屋吗?”

底下有人笑了一声,接着有几个人跟着笑,笑得不响,可是憋不住。

法官和书记员低声说了几句。法官最后站起来,说这事事实清楚,房屋归原告来凤仪,被告来德厚一家于两个月内搬出,门楼共用部分另行协商。

会散了。人往外走,椅背磕着椅背,响成一片。二叔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晃了一下,二婶扶了他一把。走到礼堂门口,他忽然栽倒了,像一根被抽了榫头的木桩,直直往前扑,扑在门槛上。

“中风了!”二婶喊了一嗓子,声音破了。有人围上去,有人喊找车,有人拿手指头去掐他人中。抬上车的时候,他的手还攥着自己的棉袄下摆,攥得死紧,几个人掰才掰开。

我站在台阶上没动。

凤鸣在台阶下等我。他手里没拿手套,两只手插在袖筒里,抬头看我,笑了一下:“姐,你今晚回哪儿住?”

台阶上的雪早化了,水泥地是湿的。我抬头看厂门口那盏灯,灯罩底下积着一圈灰,光透出来也是浑的。

“回宿舍。”我说。

“宿舍那间,昨儿个让人收拾了。”他还是笑着,声音很轻,“厂里说,你的东西先搬出来,等查清楚了再说。”

我下了台阶,往厂门口走。门房外头的空地上放着一只柳条箱,两只搪瓷脸盆摞在箱子上,盆沿磕掉了一块瓷。那是我宿舍的东西。箱子没上锁,被谁翻过一遍,我娘留下的那只蓝布包袱落在最上头,包袱角上还沾着面粉。

6 走廊

三月底,厂里开始查我。举报信是匿名的,一共三封:一封寄到厂里刚成立的核查组,一封寄到县里,一封贴在厂门口的告示栏上,用图钉按着,按了四个角,纸角被风吹得卷起来,翻过去又翻回来。

信上写三件事:一是我在招工上吃回扣,点谁进厂谁进厂,一年下来收了多少钱,写得有零有整;二是我个人作风有问题,连日子都编出来了;三是我这个副科长是花钱买的,当年那个指标的来路不正。

第三件事最要命。那个指标是真的,是我爹一九八五年退休换的,厂里有红头文件,文件上的字我一个一个认得,可文件压在档案室最里头一个铁柜子里,铁柜子的钥匙在佟守义手上。

县里来了两个人,问了我半天,问的都是招工名单上的名字。答到后来他们记不下来,推给我一支笔,让我自己写。我写了一下午,写满四页纸,写到手腕子发酸。

那几天厂里看我的眼神变了。食堂打饭,前头的人打完就走,后头的人不催;有人隔着两张桌子喊一声“来科长”,喊完了自己先笑,笑完低头扒饭。

佟守义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桌上摊着那三封信,烟灰缸里摁了四个烟头,屋里一股烟味压着煤味。他先不说话,抽完了半根,才把烟摁灭。

“凤仪,那三条,你认不认?”

“半条不认。”

“我也不认。”他说,“可县里要说法。厂里得表个态,先停职,查完了再说。”

我说行。我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一串五把,办公室门、档案柜、抽屉、公章盒,还有一把是老屋门楼上的。老屋的那把我摘下来,揣回兜里,剩下的四把搁在他桌沿上,搁得整整齐齐,一把没歪。

我出门的时候他叫住我:“凤仪,这规矩你比我懂。”

“懂。”我说。懂有什么用,规矩也是人拿着的。

停职第二天,我回宿舍收拾东西。宿舍楼下站着两个人,袖子上戴着红箍,说是厂办派来帮忙的。他们说的是帮忙,做的是看着,一个人站在楼梯口,一个人站在车边,眼睛跟着我手里的东西走。

“来科长,这个箱子我们帮你抬?”

“不用。”我说,“动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

我把衣服、脸盆、那只樟木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搬下楼。搬到第三趟,楼下郎秀芝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布包,是一副毛线手套,灰色的,针脚有点粗。

“拿着。”她把手套塞给我,“天冷,你手凉。”

她说完就走,走到楼拐角才抬手抹了一下脸。

我在她家借住了半个月。她男人不说话,每天把饭端上桌就出门,回来也不问。后来我搬到城郊一间民房,一个月十二块,房东是个老太太,每月初一上门收租。

“这个月的?”

“这个月的。”我把十二块递过去,她数了两遍,收进围裙兜里。

她站在门口往里看一眼,看完叹口气:“一个人?”

“一个人。”

屋子一张床一张桌,窗户纸是自己熬了浆糊糊的,糊得歪歪扭扭。分家单我压在床底下的砖头底下,夜里睡不着就摸出来看一眼。纸角又掉了一小块渣,我用报纸重新包了一层。

四月中旬,我回了一趟南关。门又换了锁,新锁挂着,钥匙不在门上,钥匙挂在凤鸣新房的院墙上,用一根红绳拴着,风一吹就晃。

院墙是去年新砌的,墙头抹着水泥,水泥上有几道手指头划的印子,是凤鸣砌的。我伸手够了一下,够不着,红绳在头顶上晃来晃去。

隔壁王家媳妇出来倒水,看见我,把盆往身后藏了藏。

“凤仪?你回来了。”

“回来看看。”

“进屋坐坐?”她说,眼睛往我背后的南关那扇门瞟了一下。

“不坐了。”我说。

她点了下头,转身进屋,门帘落下来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

院里传出哭声。是二叔的哭声,声音发闷,像捂在被子里,一声一声,中间隔着长长的空。他瘫在东屋的炕上,二婶一天喂三顿,喂水、喂饭、翻身、擦洗,就是不肯让他走。

村里人来串门,他就哭,抓着人的手说不想活了,说活够了。

二婶在院里骂,骂他命长,瘫在炕上折腾人。骂完了还是端饭进去,一勺一勺喂,喂完了坐炕沿上抽烟,烟是二叔原先抽的那种,抽半根掐了,隔一会儿又点上。

“你哭什么。”她在里头说,“你把我熬死,你就清净了。”

我在墙外头站了有一个钟头。春天风大,墙根底下落了一层沙子,我蹲下来,沙子里混着几粒去年的煤核,还有一截没烧完的鞭炮引线。

入冬以后我病了。起先是咳嗽,后来咳出血丝,再后来爬楼要扶着墙。我没去医院,去了也没用,我手里没钱,厂里把工资停了一大半,说是“待查”。待查这两个字,查了八个月,没查出个什么来。

腊月初九,我死在县医院走廊。那天我坐在一条长椅上等叫号,走廊两头都通着风,穿堂风一阵一阵吹,吹得脚底下疼。走廊另一头坐着一个老汉,一直咳,咳得整条走廊都响,他儿子给他捶背,捶一阵停一阵。

护士叫到我的时候,我没站起来。她又叫了一遍,走过来看了看,伸手探了探我的鼻子,回头喊人。

后来她们翻我的口袋。一个兜里是一张卫生纸,一个兜里是五块钱,还有一个兜里是一把钥匙,铜的,门上头的漆磨掉了一半。

“家属呢?”护士问。

“没有。”另一个人说。

“电话呢?有没有联系人?”

“本子上没写。”

护士把那把钥匙搁在窗台上:“先放着吧,等家属来了再给。”

没人来认。厂里来过一个人,是管后勤的,看了一眼就走了,说她不归我们管了。凤鸣没来。二婶没来。我死了两天,才有人在登记本上给我划了一笔,写的是“家属未到”。

再睁眼的时候是冬至。我爹的坟头上又添了一层新土,土是湿的,颜色比周围深。坟前排着三样供品,苹果、点心、一瓶酒,酒瓶开了口,倒了一杯在旁边,杯口压着一根烟,烟没点。

凤鸣来了,一个人来的,跪下去,从纸袋里抽出纸钱,一张一张点着。火苗子起来,风一吹,坟前的纸灰被风一卷就散了。他伸手把没烧透的纸角捡起来续上,火又起来,燎了他的袖口。

他穿的是我那件毛衣,蓝的,袖口已经起了球。他跪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跟我爹说话,声音很轻。

“爸,屋我住上了。”

风把纸灰吹起来一层。

“姐那边……我照应着。”

他把纸钱一张一张往里送,送完了,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了两步又停下,回头看那杯酒。

“你要是在,”他说,“骂我两句也行。”

风把纸灰吹到他鞋面上,他伸脚蹭了蹭,蹭不干净,也就不蹭了。

他走的时候,我看见他大衣里子挂着一样东西,一晃一晃的——是老屋门楼的钥匙,还是那根红绳。他把它从墙上摘下来了,挂在自己脖子上,贴着肉。

我一个人站在坟前,把那杯酒端起来,倒在土上。纸灰被风卷到土坡底下,落进枯草里,一点一点,就看不出颜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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