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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8 19:36:10

序

《陈氏家乘》卷末,有一页纸的墨色比前文新,纸却比前文旧。

上面只有两行字:

“凡我陈氏子孙,庚申之夜,不得合眼。”

“合眼者,账上添一笔。”

落款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指印。指印是六根手指。

我爷爷守了六十年庚申。他死的那天,沅水上起雾,雾里有三个人在说话。

一、归

电话是凌晨两点十七分打来的。我在长沙的出租屋里,手机屏幕亮得刺眼,来电显示是“小满”,我堂弟。

“哥。”他说,“爷走了。”

我坐起来,光脚踩在地板上,凉。我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先听见了别的声音。

电话那头有三个人在呼吸。一个急,一个缓,一个几乎没有。小满的呼吸我熟,从小到大都带着鼻音,是急的那一个。另外两个是谁,我不敢问。

“哥,你听见没?”小满说。

“听见什么。”

“没什么。”他说,“你回来吧。二爷说,你得在头七前回来。”

我挂了电话,坐在床沿上抽了半根烟。烟灰掉在手背上,我没觉得烫。窗外长沙的夜还是亮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的白光把路面照得像一张纸。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发抖。

回枞树坳要先坐四个小时火车到沅陵,再坐两个小时的中巴,最后走四十分钟山路。天亮时我在中巴上,车窗外的沅水是灰色的,一动不动,像结了冰——可那是九月。

车到坳口,我下来。山路两边的枞树长得密,日头照不进来,地上湿。走了十几步,我闻到香味。不是香火,是糯米蒸熟的味道,甜的,闷的,捂在什么东西里闷了很久的那种甜。

村口第一户是纸扎铺,老周家的。铺子门口堆着半成的纸马,纸糊的马腿还没干透。老周坐在门槛上扎东西,听见脚步抬起头,看见是我,手里的竹篾“啪”地断了一根。

“砚娃子。”他叫我小名,声音干,“你回来了。”

“周伯。”

他不看我,看我身后。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我背后有人。然后他低下头,继续扎,一边扎一边说:“你爷的东西,我三天前就扎好了。他还没走我就扎好了。”

“你怎么知道他——”

“他托人来说的。”老周把一根竹篾折成一个角,“他自己来说的。”

我没再问。往村里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老周家门口晾着一排纸人,风一吹,全都慢慢地朝我这边转过头来。

灵堂设在老屋。老屋是那种湘西的老木屋,三间,黑瓦,梁上挂着去年的腊肉,油滴在地上积成一小滩。堂屋正中架着两块门板,爷爷躺在上面,盖着一床红布。

香已经点起来了,三炷,插在一碗生米里。香灰有一寸长,没断。

小满从里屋出来,眼睛红的。“哥。”

“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夜里。”他压低声音,“子时。他走的时候,是坐着的。”

我看着那床红布。

“他不肯躺。”小满说,“我和满仓叔把他按下去的。按了三次。”

屋里静下来,只有香灰偶尔掉在米上的声音。我走过去,伸手去掀红布。

“别掀。”二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他站在门框里,一根竹竿点在地上,眼睛是闭着的——他年轻时就瞎了,眼皮塌下去,像两片盖住的纸。他不用竹竿探路,他探的是别的东西,竹竿从来不落地,总是悬在离地半寸的地方。

“我就看看我爷。”

“看可以。”二爷说,“别看眼睛。”

我把红布掀到胸口。

爷爷穿着那件蓝布褂子,是他六十岁那年做的,只在过年穿。人瘦得只剩骨架,颧骨高,嘴微微张着。他的手放在身体两侧,指甲长得不正常,长得像要抓住什么。

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不是死了以后睁的那种。是睁着的,眼珠朝上,瞳孔对着房梁,看着房梁上那串腊肉。有一点光在那只眼睛里,像油灯的火。

“他什么时候闭眼?”我问。

“没闭过。”小满说,“从断气到现在,一直这样。”

二爷的竹竿在地上点了两下:“谁也别去合他的眼。谁去合,谁替他。”

“替他什么?”

二爷没回答。他把竹竿横过来,指了指我:“你今晚守灵。子时喂饭,你知道规矩吗?”

我摇头。

“你爷没教你?”他愣了一下,那张干瘪的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也是。他没来得及。”

“什么规矩。”

“香不能断。猫狗不能进堂屋。子时给三个纸人喂三口饭,一口一口喂,喂完不许看它们的脸。”他顿了顿,“还有——不许哭出声。”

“为什么不能哭。”

“哭声引煞。”二爷说,“煞回来了,就不好走了。”

他说完就走了,竹竿点着空气,一步一步,像踩在什么人的肩上。走到院门口,他忽然停下来,侧过脸,朝着我这边,闭着的眼睛好像睁了一下。

“砚娃子。”他说,“你身上有一股味道。”

“什么味道。”

“糯米味。”他说,“你爷爷身上也是这个味道。他守了六十年,守出一身糯米味。”

二、睁着的眼

守灵的规矩比我想的多。

香要三炷一起点,燃到一半再添三炷,不能等它烧完——烧完的那一下,堂屋会“空”掉,空掉的那口气,尸体会吸进去。小满一边摆香一边跟我说,语气很平常,像在说明书上念。

“香灰不能扫。”他说,“香灰是路,他顺着香灰回家。”

“回哪个家。”

“就这个家。”他说,“还能哪个。”

晚上九点,村里的老人陆陆续续来了,都不进门,站在院门外朝堂屋拜三拜,拜完就走。没有一个人进来坐。满仓叔是村长,最后来的,他站在院子里,隔着门看我,看了很久。

“满仓叔,进来坐。”

“不了。”他说,“你爷那屋里,我坐不住。”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用蓝布包着的东西,放在门槛上,推给我。

“你爷让我等你回来再给你。”他说,“他说,孙子要是不回来,就烧了。”

蓝布包里是一本簿子。黄纸,线装,封皮上没有字。我没有当场打开。

满仓叔走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砚娃子,你晚上要是听见有人敲棺材,别应声。”

“敲几下算完?”

“敲三下。”他说,“两短一长。”

十点,人走光了。堂屋里只剩我、小满、躺在门板上的爷爷,还有立在灵前的三个纸人。

三个纸人有一人高,白纸糊的身,竹篾作骨,画着脸。我下午没细看,这会儿借着灯光看了一眼,就挪不开眼睛了。

三张脸画的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年纪。

左边那个是七八岁的男孩,眉毛浓,嘴角往下压;中间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脸拉长了,眼睛有点斜;右边是个二十七八的男人,眉骨突出,眼下有一道淡淡的痕。

三张脸都是我。

我小时候的照片只有一张,是奶奶藏在米缸底下的。我七八岁那年眉毛就是这样,左边眉尾断了一截,是被狗咬的。

“这脸谁画的。”我问。

“爷自己画的。”小满说,“上个月,他手都抖得拿不住笔了,还画。画了三天。”

“他画我做什么。”

小满没说话,他去添香。香灰又长了一寸,弯着,没掉。

十一点五十,该喂饭了。

饭是冷的,白米饭,装在一只豁口的青花碗里。规矩是:一口饭,送到纸人嘴边,筷子不许碰纸;喂完三口,碗扣在香案上,不许看纸人的脸。

我端着碗,走到最左边那个小纸人面前。

它离我很近,纸脸在灯下反着一点光。我把筷子伸过去,夹着一小团饭,靠近它的嘴。那张嘴是画出来的,一条墨线,没开口。

饭团碰到纸面的那一瞬,我听见一声很轻的吸气。

像有人在一张很薄的纸后面,隔着纸吸气。

饭团没了。不是掉了,是没了。筷子上干干净净。

我的手开始抖。我告诉自己,纸是吸水的,饭是热的,饭化了,渗进纸里去了。

第二口。第二个纸人,那个十五六岁的。

这一次我盯着看。饭团贴上去,纸面凹进去一点,一个很浅的窝,然后窝平了。饭团变小,变薄,最后剩下一层米皮贴在纸上,慢慢透进纸里,像墨渗进宣纸。

屋里很静。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也能听见另一种声音——吧嗒,吧嗒。很轻,很慢,是从纸人那个方向来的。

第三口。右边那个,二十七八岁的,我的脸。

我把饭送过去。它没有吸。

它张开了嘴。

那条墨线画的嘴,从中间裂开,裂到耳根,纸皮绷着,露出里面黑的、空的、深的东西。那不是纸人的空腔,那是一个真的洞,洞里有风。

饭团被吸进去,筷子被咬住了。

我用力抽,抽不动。那张纸脸往上抬,抬到和我平齐,两张脸相距不到半尺。它的眼睛是画上去的两个墨点,可我知道它在看我。

然后它说话了。

声音很细,像有人用指甲刮纸:“咸了。”

我手里的碗掉了。青花碗在地上打了个转,扣住,饭撒了一地。

我退到墙边,背撞在门框上。三个纸人立在原地,一动不动,中间那个的嘴已经合上了,脸上那条墨线还在原来的位置,什么也没裂开过。

小满从灶间跑出来,看见地上的饭,脸色白了:“你喂到第几个?”

“第三个。”

“它说话了?”

我看着他。

“它说话了是不是。”小满的声音变了,“爷说过,第三个不能喂。第三个不吃饭,第三个吃人。”

他扑过去,把碗捡起来,抓了一把米,往三个纸人身上撒,一边撒一边念,念的是我听不懂的话,像哭又像唱。

撒完,他瘫坐在地上,抬头看我:“哥,你手怎么了。”

我低头。

我的右手食指,指甲缝里全是糯米。白的、胀的、鼓起来的糯米粒,挤在指甲缝里,像一排小牙齿。

我下午碰都没碰过米。

那晚我没敢回屋睡,靠着香案坐了一夜。香烧了三轮,我添了三轮。堂屋里除了香灰落下的声音,什么也没有。

快到寅时的时候,棺材响了。

叩。

停了很久。

叩。

又停了很久,比上一次更久。

然后是第三下,很长,从里往外,像有人用指甲从棺材板的这一头,慢慢地刮到那一头。

两短一长。

我没应声。我把牙咬在袖子上,咬到嘴里有铁味。

天亮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我掀开红布,去看爷爷的手。

他的左手摊开着,掌心里有字。是指甲刻的,刻得很深,皮翻着,没出血——一个死了两天的人,伤口不出血。

四个字。

“别让我睡。”

我把红布盖回去,退了两步,然后我发现另一件事:我数了他的手指,左手六根。

我眨了一下眼,再数,五根。

我把眼睛闭上,数到十,再睁开。

五根。可那只手的小指外侧,有一道新鲜的、浅浅的褶,像第六根手指刚刚缩回去的地方。

三、三口坛

老屋的堂屋后面是一间小屋,叫“后堂”,平时锁着。钥匙挂在爷爷的裤腰上,他死了,钥匙还在他裤腰上。

小满不敢去拿。我去拿的。爷爷的尸身硬得像一块木头,我伸手到他腰侧,摸到那串铜钥匙,冷得像从井里捞出来的。

后堂的门一开,扑面是霉味,霉味底下压着糯米味。屋里没有窗,靠墙一排木架,架上摆着坛子。

三个。黑釉,坛口封着红布,红布上压着一块圆石。

坛子前点着一盏油灯,灯芯很短,火苗只有黄豆大。灯是亮的——两天了,没人添油,还亮着。

我蹲下去看。三个坛子的黑釉上,各用白粉写了一个字。

第一个:“踞”。

第二个:“踬”。

第三个:“蹻”。

我不认识这三个字。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三个名字。

我伸手去搬第一个坛子上的石头。石头比看上去重,我两只手抱起来,放在地上,发出很闷的一声。

红布揭开。坛子里没有骨头,没有灰。装的是米。

满满一坛米,米上摆着三枚铜钱,铜钱中间压着一撮头发。头发是黑的,很长,用红线扎着。

米里埋着东西,露出一个角。

我伸手进去,指尖碰到纸。我把那东西提出来。

是一个巴掌大的纸人。白纸,竹篾骨,画着脸。

那张脸是个七八岁的男孩,左边眉尾断了一截。

是我。

纸人的背后写着两个字,是我爷爷的笔迹:“陈砚。”

我的名字。

我把纸人翻过来,正面朝上。它的胸口有一个小洞,针眼大小,洞口有一圈褐色的渍,像干了的血。洞很深,深得不像一张纸能有的深度。

“你在干什么。”

二爷站在门口。他的竹竿这一次落地了,重重地戳在门槛上。

他从来没有这么大声说过话:“把坛子封回去!”

我把纸人放回去,把红布盖上,把石头压上。我的手在抖,石头压了三次才压正。

二爷走进来,摸到坛子,一个一个摸过去,手掌在坛口上停了很久。他转过身,我第一次看见他脸上有害怕的表情——一个人瞎了三十年,脸皮是不会动的,可他的嘴角在抽。

“你动了几个。”

“一个。”

“哪一个。”

“第一个。”

他松了一口气,那口气松得很长,像从很深的地方提上来的。“还好。还好你没动第三个。”

“里面是什么。”

“你爷的三个儿子。”他说。

“我爷只有一个儿子。”我说,“我爸。”

二爷沉默了。油灯的火苗歪了一下,他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很长,长到墙角,影子的头上好像多出了一块。

“人有三尸。”他说,“你听过没有。”

我摇头。

“上尸名彭踞,住在人的脑子里,好华饰,好虚荣,好让人照镜子;中尸名彭踬,住在人的肚子里,好五味,好让人贪吃;下尸名彭蹻,住在人的脚上,好色欲,好让人夜里往外跑。”

“这是道家的说法。”我说。我在长沙的书店里见过这类书,摆在“国学”那一栏,封面烫金。

“是道家的说法。”二爷说,“也是真的。”

他把竹竿横过来,指着那三个坛子:“三尸在人身上,人睡着的时候,它们就出来。每逢庚申日,它们上天,到司命那里,把这个人一辈子做过的错事,一件一件报上去。报一件,减一年寿。报完了,人就死。”

“所以有人守庚申。”我说,“不睡觉,它们就出不来。”

“对。”二爷说,“守一夜,能多活几年。守一辈子,能多活几十年。”

他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你爷守了六十年。他一辈子没睡过一个整觉。”

“那他为什么还是死了。”

二爷没有立刻回答。他伸手去摸那盏油灯,指腹在火苗上停了一下,火苗没烧他。

“因为守庚申有两种。”他说,“一种是求自己活。一种是替别人活。”

“替谁。”

“替坛子里的那三个。”

他把手收回来,指腹上有一层黑灰。“你爷不是在守自己。他是在养。养了六十年,把这三个东西养大了。养大了,就得喂。喂什么?喂寿。”

“哪来的寿。”

“村里每年走一个人。”二爷说,“你以为是病,是意外,是水里的、山上的、路上的。你以为。”

我不说话了。我想起小时候村里死过一个放牛的老头,死在田埂上,脸上盖着一顶草帽,草帽底下什么都没有——脸皮被什么舔干净了。那年我六岁,大人说是野狗。

“现在你爷死了。”二爷说,“他养的东西没处去了。”

“会怎么样。”

“会找最近的。”他说,“血最近的。”

他转过身,竹竿点着地,一步一步往后堂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说了一句我这一整夜都在想的话。

“砚娃子,你今年二十八。”他说,“你爷二十八那年,他爹死了。”

“我爸二十八那年,我爷还在。”

“你爸不是二十八。”二爷说,“你爸死的时候三十四。可他身份证上是二十八。”

他说完就走了。油灯的火苗平了下去,后堂里只剩下米的味道,甜的,闷的。

我站在那里,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我爸是十年前死的,那年我十八。他死在工地上,从三楼摔下来。尸体运回家的时候,我去看过,他的手从担架边上垂下来,指甲全没了,十根手指,一根指甲都没有。

那时候大人说,摔的。

四、账本

蓝布包我是在灶间打开的。灶间有火,阳气重,二爷说晚上看那种东西,得在有火的地方看。

簿子是黄纸线装,纸很脆,翻的时候像在翻一片干树叶。封皮上没有字,只有一个手印,赭红色,五个指头。

第一页:

“乾隆五十年,乙巳,陈永年,借。”

下面一行小字:“枞树坳李三,四十一,溺水。”

第二页,第三页,一页一页往下,都是这个格式。一个陈家的名字,一个“借”;一个外姓的名字,一个年纪,一种死法。

溺水的,摔死的,被蛇咬的,生孩子死掉的,睡过去就没醒的。有的人后面写着“寿三十七”,有的写“寿十九”,最短的一个写“寿六”。

六岁。

我翻得很快,纸页在手里响。翻到民国那一段,字迹变了,变成我认得的字——那是我爷爷的字。他写字有个毛病,“年”字最后一竖总是带个钩,像个小尾巴。

可前面乾隆、嘉庆、道光的那些字,也是这个钩。

一模一样。两百多年,一笔不差。

我停下来,把簿子凑到火光底下看。纸是老的,墨是老的,纸边发黄发脆,可字的笔锋是新的,墨色沉,没有渗。

我把簿子往后翻。一九七六年,一九八四年,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六年那一行:

“陈建国,借。”

下面:“抵。寿三十四。”

陈建国是我爸。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灶膛里的柴爆了一下,火星跳出来,落在我手背上,我没躲。

再往下一行,空了两页,才有新墨:

“陈守庚,二〇一六年,欠。”

没有“寿”字,没有死法,只有一个“欠”,墨还很新,最后一笔拖得长,拖出了格。

再往后翻,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陈砚,二〇一六年,—— ”

后面是空的。那个破折号是我爷爷画的,画得很抖,抖成一条锯齿。破折号后面,纸上有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是笔尖停在那里太久,把纸戳软了。

他在等我填。

我把簿子合上,坐在灶前,柴火烤得我脸发烫,背上却是凉的。

“哥。”

小满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水。他看见我手里的簿子,脚步停住了。

“你也有一本?”我问。

“我没有。”他说,“我不是陈家的。”

“你姓陈。”

“我妈姓李。”他说,“我户口本上姓陈,可我血里是李家的。爷说过,这本簿子只记账上的人。”

他把水放在灶台上,蹲下来,声音很低:“哥,你翻到最后一页没有。”

“翻了。”

“爷上个月跟我说过一句话。”小满看着灶膛里的火,“他说,这本簿子传了六代,六代人,没一个活过四十。”

“我爷活了八十六。”

“是啊。”小满说,“所以他不是人。”

我抬头看他。

“他自己说的。”小满说,“他有一天半夜坐在门槛上,跟我说,‘小满,你爷早该死了,三十四那年就该死了。是拿别人的命垫着,垫了五十二年。’”

灶膛里的柴塌下去,火小了。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墙上,影子后面好像还站着一个,比我高一点,头低着。

“那年谁替他死的。”我问。

小满不说话。

“是不是我爸。”

“哥。”他说,“你爸是抵的。爷的账上写着抵。抵就是——本来该收爷的,收了建国的。”

我把簿子重新包进蓝布里,包得很紧,塞进怀里。我的心口压着那一本黄纸,重得像压了一块石头。

五、二爷的眼睛

二爷住在村尾的祠堂里。祠堂是陈家宗祠,三进,现在只剩一进,供着十几块牌位,最大的一块上面写着“陈氏历代宗亲”。牌位前面没有香,只有一碗清水。水面上浮着一层灰。

我去的时候是下午,日头偏西,祠堂里暗。二爷坐在门槛上剥豆子,豆子是去年的,干得发硬,剥一颗响一声。

“坐。”他说。

我坐在他对面。他把豆子放下,那双闭着的眼睛朝着我,眼皮底下的眼珠在动,慢慢地转,像在隔着皮看我。

“你想问眼睛。”他说。

“想问。”

“我十九岁那年。”他说,“我师父死了,村里没人会守。那年庚申,下大雨,李家的小子——就是满仓他哥——被三尸缠上了,缠了七天,人瘦成一把柴。他娘跪在我门口,跪了一夜。”

“你替他守了。”

“我替我自己守。”他说,“我以为守庚申就是熬一夜。我准备了朱砂、符、一斗米,坐在他家堂屋,点了三炷香。前半夜没事。后半夜,我听见有人叫我名字。”

“你应了?”

“我没应。”他说,“可我抬了头。”

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一抬头,看见堂屋的梁上坐着三个人。三个都是我自己。一个在照镜子,一个在吃一碗饭,一个在往下跳。我看哪一个,哪一个就朝我笑。我看了三眼。天亮的时候,我眼前就黑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是眼底出血。”二爷说,“医生说治不了。医生是县里来的,他不晓得我看见了什么。”

他把一颗豆子扔进碗里,响了一声。

“守庚申的规矩,你记牢。我只讲一遍。”

“第一,脚心涂朱砂,左脚三圈,右脚三圈,圈要闭合,不能有口子。三尸从脚底走,脚底封住了,它们就上不来。”

“第二,额头贴辰州符。符要贴正,不能歪。歪一寸,它们就从歪的那一边进来。”

“第三,面前摆一斗米,米上插三炷香。香是尺。香烧到哪儿,它们就爬到哪儿。第一炷香烧完,它们到膝盖;第二炷到大腿;第三炷到胸口。第三炷香烧尽之前,天必须亮。”

“第四,不能照镜子。不能吃供饭。不能应声。”

“第五,不能看纸人的脸。”

“第六,”他停了一下,“不能睡。哪怕一瞬。眼皮合上,就是开门。”

“就这么点。”我说。

“就这么点。”他说,“可六十年,你爷一个错都没犯过。”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黄纸符,递给我。符是折起来的,三角形,用红线缠着。

“贴额头。”他说,“湿了就换。我这里还有两张。”

我接过来,符很轻,像一片干皮。我捏在手里,忽然发现符纸上有一种很熟悉的温度——不是人的温度,是那种刚从人身上摘下来的、还带着体温的衣服的温度。

“二爷。”我说,“你说我爷不是人。那他是什么。”

二爷剥豆子的手停了。

“他是坛子。”他说,“三个坛子的盖子。他活着,三个东西在坛子里;他死了,盖子就开了。”

“那账本上六代人,都是在做盖子?”

“都是在做盖子。”他说,“盖子做得越久,坛子里的东西越大。到了某一代,盖子就盖不住了,得换一个更大的。”

“更大的什么。”

二爷抬起头,那双闭着的眼睛对着祠堂的梁。

“更大的活人。”他说。

祠堂里忽然有风。供桌上的那碗清水,水面动了一下,浮着的灰散开,又聚拢,聚成一张脸的形状,散掉了。

“二爷,”我说,“我爷为什么不让我睡。他掌心里刻着‘别让我睡’。”

二爷的手抖了一下,豆子撒了一地。

“他刻的是这个?”

“是。”

“你看清了?”

“看清了。四个字。”

二爷沉默了很久。祠堂外的日头落下去了,屋里暗下来。他伸手在地上摸,摸到一颗豆子,捏在手里,捏得粉碎。

“砚娃子,”他说,“他刻的不是让你别睡。”

“那是什么。”

“是他自己别睡。”二爷说,“死了的人,一睡就烂。他不肯睡,是还没走干净。他还有话没说完。”

“什么话。”

“头七那晚,他自己会说。”二爷把竹竿立起来,“你听着就是了。听着,别应。”

六、头七

头七那天,天没黑就开始下雨。雨不大,细细的,落在瓦上没声音,落在院里的灰上,灰就变成泥。

按规矩,头七要撒灰。满仓叔提着一袋灶灰,从堂屋门口撒到院门口,撒成一条路,两指厚,撒得很匀。

“煞神从这条路上回来。”他说,“回来的时候会留脚印。明早看脚印,就知道他走到哪儿了。”

“看了又怎么样。”

“看了就知道他满不满意。”满仓叔把袋口扎紧,“满意,脚印到门口就停;不满意,脚印会进屋,一直走到床前。”

他说完,抬头看了我一眼:“你今晚不能在这屋里。”

“二爷让我守。”

“二爷老糊涂了。”满仓叔压低声音,“这屋里今晚不能有活人。煞神回来,见了活人,要带走一个陪他。”

“我不走。”

“你——”

“满仓叔。”我说,“我爷账上写着我的名字。”

他的脸在门灯底下白了一下,然后他什么都没再说,提着袋子走了。走到院门口,他把门带上,我从门缝里看见他站在雨里,朝着堂屋的方向拜了三拜。

夜里十一点,我坐在堂屋的角落里。那个角落是二爷指定的,背靠墙,面朝门,头顶不能有梁。

头顶有梁,煞神从梁上下来,先踩人的头。

我脚心涂了朱砂,左脚三圈,右脚三圈,圈是我自己画的,画得很丑,但闭合了。额头贴了符。面前一斗米,米上三炷香,刚点着。

爷爷躺在门板上,红布盖着。三个纸人立在灵前。屋里只有雨声和香燃烧的“嘶嘶”声。

十一点四十,第一炷香烧到一半,堂屋的灯泡灭了。

不是闪,是灭。钨丝“啪”一声,玻璃壳里最后一点红褪掉,屋里彻底黑下来。只有三炷香的火点,三个红点,抖着。

我没动。二爷说过,灯灭是常事,煞神怕光。

黑暗里,我听见门轴响。

很轻的一声“吱”,像有人推门,只推开一条缝。雨声忽然变大了,风从门缝里进来,吹得香火歪了一下。

然后是脚步。

赤脚踩在湿泥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很慢。

从院门口,到台阶,到门槛。

声音停在门槛外面。

停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它走了。我盯着门口那片黑,黑里慢慢浮出一点更黑的东西,是门框,是门板,是门板上贴着的那张旧门神——门神的眼睛被雨水泡烂了,糊成一团。

脚步又响了。跨过门槛。

进了堂屋。

我听得很清楚:赤脚,踩在砖地上,有水,一步一声。它没有绕路,它直着走过来,走向门板。

我听见它停在门板旁边。

然后是很长的一段静。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香的燃烧,能听见——布被掀开的声音。红布,很轻地,被从下往上掀,掀到胸口,停住。

我闭上了眼睛。

就在闭上的一瞬,耳朵边有人说话。

第一个声音在我左耳,很软,很年轻,像个女人:“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你看我一眼,我就让你好看。”

第二个声音在右耳,很粗,含着东西似的:“桌上那碗饭,冷了。你吃一口,就一口。”

第三个声音不在耳朵边,在脚底下,从地里往上冒:“外面雨停了。你出去走走。往西走,走到新坟那儿。”

我没动。我把牙咬在舌尖上,咬破了,血的味道冲上来,很腥,也很清醒。

三个声音同时停了。

然后,三个声音同时笑了。

笑声是同一个人的。

我爷爷的笑。他笑起来有个毛病,气从鼻子里出,先“吭”一声,再笑。

“吭。”

我睁开眼。

堂屋里什么都看不见。香只剩一炷,烧到一半。我面前的门板上,红布盖得好好的。

我低头看香。第二炷香烧完了,第三炷烧到一半——我闭了多久?我记得只闭了一下。

我把手伸到面前,借着香火看。手在抖,指甲缝里全是糯米。

天亮以后,满仓叔来撒的灰上看出脚印了。

灰上有三行脚印。

第一行是赤脚的,从院门到堂屋门口,停在门槛外。脚印很浅,脚趾很清楚,五个。

第二行是穿鞋的,布鞋,鞋底有花纹,从院门一直到门板前面,绕着门板走了半圈,停在爷爷的脚边。

第三行最怪。它只有脚趾,没有脚掌,五个脚趾印,一个接一个,从堂屋里面往外走,一直走到院门口。

是倒着走的。脚趾在后,脚跟在前。

而在三行脚印旁边,还有第四行。

从墙角我坐的那把椅子开始,往门口走,走到门槛,又折回来,回到椅子前面,停住。

赤脚,五个脚趾很清楚。

脚长和我的一样。

七、尸语

爷爷出殡定在头七第二天,辰时。八个人抬棺,都是村里最壮的,满仓叔亲自扶杠。

棺抬不起来。

八个人,肩上都压出了血,棺底离地不到半寸,又沉回去,落在两条凳子上,“咚”一声,震得香案上的碗跳起来。

“再来。”满仓叔喊。

八个人重新蹲下,喊号子,一起起身。棺起来了,起了一尺,然后其中一个抬杠的——老周的儿子——忽然松了手,抱着自己的胳膊蹲下去,脸白得像纸。

“怎么了。”

“有人抓我。”他说,“从棺底下伸出来一只手,抓我胳膊。”

满仓叔掀开棺底的红布看。棺底是干的,什么也没有。可他抬起头的时候,脸上的血色也没了。

“二爷。”他喊。

二爷站在院门口,竹竿悬在半空。他听了听,说:“他不走。”

“为什么不走。”

“他在等人。”

“等谁。”

二爷把脸转向我。

那天棺没抬走。他们把它重新架在两条凳子上,盖上红布,又点了香。八个人散了,走的时候没人回头看。

夜里我一个人守。小满本来要陪我,被他娘叫回去了。老屋里只剩我、爷爷,和那三个纸人。

我坐在香案旁边,怀里抱着那本簿子,手里捏着二爷给的符。雨停了,屋外的虫叫得很响,叫得像有人在里面掐它们。

十一点多,我的后颈痒了一下。

像有人用一根头发,在我后颈上轻轻地扫。我伸手去挠,摸到皮肤下面有个东西在动,很小,像一粒米,顺着脖子往上爬。

我屏住呼吸。它爬到耳后,停了。

然后我听见了声音。

那声音不在外面,在里面。在我的颅骨里面,隔着一层骨头,有人说话,声音闷闷的,像隔着被子。

“他今天没照镜子。”那个声音说。

第二个声音从我的肚子里传来,隔得更远,还带着水声:“他今天没吃饭。那碗供饭,他一口没动。”

第三个声音从脚底板下面传来,最轻,几乎听不见:“他没出门。他三天没出门了。”

三个声音都不像我。可它们说话的口气,像我爷爷。

我把牙咬紧,不敢出声。二爷说过,不能应声。

“他不应。”第一个声音说。

“他会应的。”第二个说。

“他已经应了。”第三个说,“他抬头了。”

我确实抬了头。

我抬头,看见香案上那盏油灯的火苗里,有三张脸在晃。火苗在挣,脸在笑,笑得一模一样。

我低下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在做一件事:右手食指,正在香灰上写字。

我没让它写。是它在写。

香灰上出现四个字,我爷爷的笔迹,那个带钩的“年”字式的笔锋:

“别让我醒。”

我盯着那四个字,后颈上的那粒米又开始动了。它爬过耳后,爬到眼角,然后我眼前一黑——不是昏,是视野里的一块地方空了,像有人从里面用手掌遮住了我的一只眼。

遮了大概三秒,松开。

我看见了另一个画面。不是我眼睛看见的,是有什么东西,把它的眼睛借给了我。

我看见门板上躺着一个人,红布盖到胸口,脸露在外面,眼睛睁着,眼珠朝上。

那张脸是我的。

我穿着爷爷那件蓝布褂子,瘦得只剩骨架,颧骨高,嘴微微张着,指甲长得很长。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门板上的自己,看了很久。然后门板上那个“我”把头转了过来。

脖子没动,只是脸转过来了,像一张纸被翻面。

它张开嘴,嘴里的牙全没了,牙床上全是糯米。

它说:“你坐了我的位子。”

我砸了那盏油灯。

黑下来的一瞬,我听见三个声音同时叹了口气,很满足的那种叹气,像吃完饭放下筷子。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自己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红泥。那种红泥只有西坡坟地有。

鞋底还有草屑,新鲜的,带着露水,是坟头那种长在土包上的细草。

我的裤脚是湿的,湿到膝盖。

而我的嘴里,一嘴的糯米味。牙缝里塞着米粒,白的,胀的,我用舌头一颗一颗顶出来,吐在手心里,一共十七颗。

八、守庚申

二爷是掐着手指来的。

“三天后。”他说,“庚申日。”

“来得及吗。”

“来得及。”他说,“明天准备东西,后天晚上守。守一夜。天亮之前,把三个坛子封回去,封不住,你就没了。”

“封不住会怎么样。”

“封不住,你就是第四个坛子。”他说,“坛子上刻你的名字。”

我们在后堂准备了两天。三个坛子搬到堂屋,摆成品字形:左边“踞”,右边“踬”,前面“蹻”。坛口的红布全部揭开,石头放在一边。

坛子里全是米。三坛米,白得发亮,米里插着三枚铜钱和一撮头发。

二爷让我把手伸进每一个坛子,摸一遍米。

“摸什么。”

“摸它们。”他说,“它们认你的手。不认,就封不住。”

第一个坛子,米是凉的。第二个坛子,米是温的,像刚出锅放了一会儿。第三个坛子,米是热的。

热得烫手。我把手抽出来,米粒粘在指头上,一粒一粒往下掉,掉在地上还在动,像活的蛆。

“二爷,第三个坛子里的米是热的。”

“它在等你。”二爷说,“它一直想出来。”

守的那天晚上,天阴,没有月亮。二爷在我脚心画朱砂,画得很慢,一圈一圈,笔尖压着肉。左脚三圈,右脚三圈。

“圈要闭合。”他说,“有一个口子,它们就从那个口子走。”

他在我额头贴符。符贴上去的一瞬,我闻到一股焦味,像纸靠近了火。

“符在烧。”我说。

“它在试。”二爷说,“你别管。”

米斗摆在我面前,三炷香插在米上,一起点着。二爷把一碗清水放在我右手边,一把杀过鸡的刀放在我左手边。

“香烧到哪儿,它们就到哪儿。”他说,“第一炷香是膝盖,第二炷是大腿,第三炷是胸口。第三炷烧尽之前,天要亮。”

“天亮不了呢。”

“那就不要亮了。”他说完,转身出门,把门从外面关上,插了门闩。

门闩落下去的声音很实。我一个人坐在堂屋正中,三个坛子围着我,三炷香在我面前,火苗直得像三根针。

前十来分钟,什么都没发生。

只有香在烧。香灰一点一点长,弯下去,掉在米上。

第一炷香烧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在院子里扫地。

扫帚划过砖地,“唰——唰——”,很慢,很有耐心。我爷爷扫地就是这样,从里往外,一下一下,扫得干干净净。他扫了六十年院子。

“砚儿。”

门外有人叫我。

是我爸的声音。

“砚儿,开门。”

我的喉咙动了一下。

“爹不进去。”他说,“爹就坐在门槛上。你开门,爹坐一会儿,替你守着。”

我没应。

“你在里面坐着,爹在外面坐着。你困了就睡,爹替你看着香。”

我把舌头咬住。血的味道上来。

门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一个很轻的声音,是有人在门槛上坐下来,背靠着门板,重量压在门上,门板往里凹了一点。

“你爷把你爸害了。”我爸的声音说,很平,“你知道的。你翻过簿子了。”

我的眼泪掉下来了。我不能哭出声,我咬着舌头,眼泪掉在手背上,一滴一滴。

“你怨不怨他。”他问。

我摇头。摇完我才想起来,我在跟谁摇头。

“怨。”我爸说,“你应该怨。”

然后他的声音变了。变得不像我爸了,变成那种纸摩擦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你、怨、不、怨、他。”

“我不怨。”我说。

我应声了。

门板“咚”地响了一下,从外面被撞。第二下更重。第三下,门闩在抖。

我抓起左手的刀,没有砍门,砍在自己的大腿上。

刀不快,砍了两下才破,第三下才见血。疼是好的,疼得我眼前发白,脑子里的三个声音一起叫了一声,很难听,像被踩了尾巴。

门不响了。

第一炷香烧尽了。香灰断在米上。

第二炷香点起来,火苗忽然矮了半截,烧得很慢。我的膝盖开始凉,凉到骨头里,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裤管,从下往上摸。

三个坛子里传出声音。

有人在里面翻米。“哗啦,哗啦”,三只坛子,三个节奏,越来越快。

然后它们一起停了。

“陈砚。”三个坛子同时叫我的名字。

三个声音都是我的。是我的声音,从三个方向叫我自己。

我左手边的刀自己动了。刀尖朝下,插进米斗里,把米挑开,露出米斗底下压着的东西。

是一张纸。折起来,三角形的。

我把它拿出来。展开。是一张符——和贴在我额头上一模一样的符。

可这一张上面,写着我的生辰。

我的名字,我的八字。红字,还没干。

“二爷。”我叫了一声。

没有人应。

第三炷香点着了。它烧得很快,快得不像香,像一根浸了油的绳子。火苗蹿起来,把整根香吞了,然后蹿到米上。

米烧起来了。

白米烧起来是蓝的火,没有烟,一股甜味。火从米斗里爬到坛子上,从坛子爬到门板上。

门板上的红布被点着了。火里,红布掀开。

爷爷坐了起来。

他坐得很直,背挺着,脖子上的筋一根一根凸出来。他的脸在火里,一半亮一半黑,眼睛睁着,眼珠朝下,看着我。

他站了起来。脚没有沾地,离地半寸,像二爷的竹竿。

他朝我走过来。

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可每一步都近很多,像中间的空气被他吃掉了。

他走到我面前,弯下腰,把脸凑过来。

那张脸离我不到三寸,我闻到他身上的糯米味,甜的,闷的,还有一点烂。

他伸出手,他的手上有六根手指。

他用那六根手指,捧住我的脸。

然后他把他的眼睛,贴在我的眼睛上。

不是看,是贴。眼珠贴着我的眼珠,冰的,硬的,像两块石头。我看见他的瞳孔里有一个倒影——不是我,是另一个人,一个躺在门板上的人,红布盖到胸口,眼睛睁着,眼珠朝上。

那个人张开嘴,牙床上全是糯米。

他说:“换。”

我在那一瞬间,把手里那张符按在了他的额头上。

符碰到他皮肤的一瞬,我听见一声很长的、从很深的地方发出来的叫。那声音不像人,像三样东西同时被扯开。

火灭了。

堂屋里全黑。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脸上还留着那种冰冷的触感,像被两块湿布捂过。

然后,很远的地方,鸡叫了。

九、天亮

门闩从外面被拨开。二爷的竹竿先探进来,然后是脚。

“成了没有。”他问。

我坐在地上,说不出话。我的嗓子像被烟熏坏了。

二爷摸黑走到三个坛子前面,手掌一个一个按在坛口上。他按了很久,按到第三个的时候,手停住了。

“第三个是空的。”他说。

“什么。”

“第三个坛子,空的。”他的声音很平,“米没了。头发没了。铜钱没了。”

我爬起来。我的腿在流血,走一步撕一下。我摸到第三个坛子,把手伸进去。

坛子里什么都没有。坛壁是干的,干得发脆。指尖碰到坛底,摸到一层薄薄的东西,像纸的灰。

“它出来了。”二爷说。

“你说明亮之前封住就行。”

“我说的是三个。”他说,“我只算了两个。”

他忽然转过身,摸到我的脸。他的手在我脸上摸,从额头摸到下巴,摸得很慢,很仔细,像盲人在认一张陌生的脸。

摸到第三遍,他的手停在我下巴上。

“砚娃子。”他说,“你昨晚上,睡了多久。”

“我没睡。”

“你睡了。”他说,“你睡了。你听我说,你睡了多久,你自己不知道。你只知道一闭眼,一睁眼。”

“我闭过一次。”

“闭了多久。”

我说不出来。我记得闭上,记得睁开。中间是空的,像一段被剪掉的胶片。

二爷的手从我脸上拿开了。他退了一步,退到门口。

“三分钟。”他说,“我数过。我坐在门外数。三分钟。”

堂屋里静得像没有人。

“三分钟,够走一个来回了。”他说,“从这儿到西坡,来回正好三分钟。”

“那怎么办。”

二爷没有回答。他从怀里摸出两张符,走到我面前,把一张贴在我后颈上,一张贴在我胸口。

“贴七天。”他说,“七天之内,不许照镜子,不许洗澡,不许理发,不许在夜里出门。”

“七天以后呢。”

他沉默了很久。竹竿在他手里轻轻地抖。

“七天以后,”他说,“你来祠堂。我给你剪头发。”

“剪头发做什么。”

“看看你后脑上,有没有一块斑。”他说,“长斑了,就是换过了。换过的人,头发从斑那里往上长,长出来的不是人的头发。”

他摸到我的手,把我的手翻过来,掌心朝上。

“你掌心有没有字。”

我低头看。我的右手掌心,有一道一道的印,是香灰蹭的。香灰在掌纹里积着,把掌纹填粗了。

那些印拼起来,是六个字。

爷爷的笔迹。

“别让我睡。”

二爷摸到那六个字,摸了一遍,摸了两遍。他把手收回去,很慢地把竹竿从地上拔起来。

“砚娃子。”他说,“你爷的尸身,昨天晚上动了没有。”

“动了。他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了。”二爷重复了一遍,声音低下去,“那他躺回去了没有。”

我转头去看门板。

门板上是空的。

红布摊在地上,烧焦了半边。爷爷不在门板上。门板上的印子还在,一个人形的凹,头、肩、腿,压得很深。

可人不在了。

“二爷。”我说,“我爷呢。”

二爷没有回答。他把竹竿横过来,朝着堂屋门外,朝着西坡的方向。

西边的天已经亮了,白得像纸。雾从山那边漫过来,漫到院门口,漫到门槛上。

雾里有一行脚印。赤脚的,五个脚趾很清楚,从堂屋里出去,一直往西。

“他自己走了。”二爷说。

十、第八个坛子

后堂我三天没进去。第四天下午,我进去了。

油灯灭了。屋里是霉味和糯米味,糯米味更重,重到有点腥。

木架上,坛子排成一排。我数: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原来三个。

我一排一排看过去,每个坛子上都用白粉写着一个名字。前三个是“踞”“踬”“蹻”,后四个是人的名字,字迹都是我爷爷的:陈永年、陈有福、陈万山、陈守庚。

六代人,七个坛子。爷爷的坛子上没有红布,坛口是敞的。

我把手伸进去。坛底是空的,只有一层灰。灰里有一枚铜钱,铜钱上有一个牙印。

墙角还有东西。

它蹲在阴影里,没有上架,个头比别的坛子小一圈,黑釉的颜色也浅。坛口敞着,没有红布,没有石头。

白粉写的字,是新的,粉还没干透:

“陈砚。”

我的名字。

我蹲下去,把手伸进去。坛子很浅,手一直伸到底。指尖碰到一小撮东西,软的,缠着。

我把它拿出来,凑到门口的光里看。

是一撮头发。黑的,粗的,硬,比我的头发粗。用红线扎着,扎成一个很紧的结。

我捏着那撮头发,忽然觉得后脑有一块地方发痒。

我用另一只手去摸。

后脑,靠右边,有一块圆的东西,大约铜钱大小。没有头发,皮肤是凉的。不是那种被风吹的凉,是那种——纸的凉。光滑,没有毛孔,按下去有一点弹,像按在一层很薄的纸上。

我用指甲掐了一下。不疼。掐出一个白印,印子慢慢地平回去。

“你在那儿做什么。”

奶奶站在门口。

她今年八十七,阿尔茨海默症,认不得人,认不得路,白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晚上起来扫地。她扫地的时候不说话,扫完就回去睡。

她这会儿站在后堂门口,眼睛很亮,一点都不糊涂。

“奶奶。”

“还差一个。”她说。

“什么还差一个。”

“坛子。”她指着墙角那个,“第八个。空的。”

我站起来:“奶奶,这个坛子上写着我的名字。”

“是啊。”她说,“写了好久了。你爷写的。”

“他什么时候写的。”

“你生下来那天。”奶奶说,“你生下来那天,你爷抱着你,在灯下看了半宿,第二天就去后堂写坛子。他说,这个是第八个。”

我喉咙发紧:“为什么是我。”

“你八字硬。”奶奶说,“你爷说的。你八字硬,能盖得住。你爸盖不住,三十四就塌了。”

她说得很轻松,像在说今年的雨水。

“奶奶。”我说,“第八个坛子,要不要封。”

她想了想,摇头。

“你爷说不能封。”

“为什么。”

“封了,家里就没活人了。”她说完,抬起手,摸了摸我的脸。

她的手很干,指头在我颧骨上停了一下,往下摸到下巴,摸得很慢,像在认一张脸。

“你是谁家的娃。”她问。

“奶奶,我是陈砚。”

“陈砚。”她念了一遍,眼睛眯起来,“陈砚出去打工了。他走了好久了。”

她把手收回去,转身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很认真地对我说:“你长得有点像他。你别在他屋里乱翻东西,他要骂人的。”

她走了。院子里传来扫帚划地的声音。唰——唰——

我在后堂站了很久。手里的头发还是温的,像刚从谁头上剪下来的。

那天下午我去了西坡。

爷爷的坟在西坡最上面,孤零零一座,坟头的土是新翻的,湿的,颜色比周围的深。坟前插着三炷香,烧完了,香脚还立着。

坟头正中间,土被刨开过。

不是盗墓那种刨。是从里面往外顶开的——土块朝外翻,堆成一个放射状,像有什么东西从底下坐起来,把土顶开了。

我蹲下去,用手扒。

扒了两尺深,摸到棺材盖。盖子没盖严,错开了一条缝,缝里有热气出来。

我把盖子推开。

棺材里是空的。

底下铺着一床红布,布上有一个人形的凹,很深。凹里没有尸身,只有一层糯米,铺得平平整整,一颗一颗,摆得极密,像有人抓了一把一把往上撒,撒到把整个身子都埋住。

米上有一道痕。从胸口的位置,一直划到棺材头上,像有什么东西从里面爬出去了。

我站起来,往后退。

坟周围的地上,有三行脚印绕着坟转圈。赤脚踏在湿泥上,一圈,两圈,三圈。第三圈的脚印开始乱,深一脚浅一脚,最后一步朝着山下。

朝着村子的方向。

我顺着那行脚印往山下看。雾起来了,从沅水上漫上来,把半个村子泡在里面。

雾里,村口那棵老枞树底下,坐着一个人。

背对着我,穿一件蓝布褂子,佝着背,手里在剥什么东西,剥一颗,响一声。

风把他的声音送上来。

“咔。”

“咔。”

十一、回城

我在村里待了九天。第九天,二爷给我剪了头发。

他剪得很慢,剪刀在后脑那块斑上停了一下,停得很久。然后他把剪下来的头发用红纸包起来,塞进怀里。

“没长。”他说。

“什么没长。”

“斑上没长头发。”他说,“好。还没换完。”

“没换完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还有一半是你。”他把剪刀放下,“砚娃子,你走吧。回城去,别回来。”

“那三个东西呢。”

“在你身上。”他说得很平常,“两个封住了,一个没封住。封住的那两个,不会再出来。没封住的那个,跟你一起走。”

“那我还是我吗。”

二爷沉默了一会儿。

“你早上起来,还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知道。”

“那你就还是你。”他说,“等哪天你起来,要想一想才知道自己叫什么——那时候你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

他把手放在我头上,按了一下,像按一个坛子的盖子。

“记住三件事。”他说,“第一,不许在庚申日睡觉。第二,不许照镜子。第三——”

“第三什么。”

“第三,如果有一天你听见有人在你自己身体里说话,说‘换’,你不要应。也不要问它换什么。”

他松开手。

“走吧。”

我走的那天早上,雾很大。小满送我到坳口,一路上没说话。到了分别的地方,他忽然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塞给我。

“爷留给你的。”

我打开,里面是一枚铜钱,一枚牙印的铜钱,就是坛底那一枚。

“他什么时候留的。”

“他死前一个月。”小满说,“他跟我说,等砚娃子走的时候给他,让他带在身上。他说,钱在身上,账就还在,账在,人就还没被划掉。”

我把铜钱攥在手里,攥得掌心发疼。

“哥。”小满在我背后喊,“爷还说过一句话。”

我回头。

“他说,若是他孙子回来的时候,身上有糯米味——”小满顿了顿,“就让我把西坡的坟挖开,看看里头有没有人。”

我站在雾里。雾很凉,从我领口往里钻,钻到胸口。

“我身上有吗。”我问。

小满没有回答。他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然后转身跑了。跑得很快,一次都没回头。

回到长沙是九月末。城市还是那个城市,路灯、便利店、外卖电动车、楼道里永远坏着的感应灯。我回到出租屋,把行李放下,洗了个澡——水冲到后脑那块斑上,斑不疼,只是凉。

我没照镜子。我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翻过去,浴室的、卧室的、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我用胶布贴住。

日子照过。我上班,谈客户,挤地铁,加班到十一点。同事说我气色不好,我说家里办丧事,累。

我确实累。可不做梦。

我以前爱做梦,梦见考试,梦见掉牙,梦见在老屋的院子里跑。回来以后,一次也没梦见过。躺下,睁眼,天亮了。中间是空的。

我不怕黑了。以前我一个人在出租屋,卫生间的灯要开着。现在我可以整夜不开灯,坐在沙发上,听楼道里的脚步。有时候我坐一整夜,觉得挺舒服。

我吃饭没味道。楼下的米粉,加了三勺辣,我吃着像嚼纸。我买了最贵的酱牛肉,嚼了半天,咽下去,胃里没有反应。

我数过自己的手指。十根,对的。

只有一次,我洗完手,水汽蒙在浴室的瓷砖上,瓷砖反光。我下意识地抬头,看见瓷砖里有一张脸。

那张脸在笑。

我没有笑。

我站住,看着它。它也在看我,眼睛比我大,眉毛比我浓,左边眉尾断了一截——那是我七八岁的样子。

然后它抬起手,在瓷砖那边,数手指。

一根,两根,三根。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我的手垂在身侧,没有动。

瓷砖里的那只手,数到第六根的时候,停住了。

它转过头来,隔着瓷砖看我,嘴一张一合。

我听不见声音,可我看懂了口型。

“咸了。”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妈给我打电话。

我妈十二年前改嫁去了贵州,一年打一次电话。她问我爷爷的事,我说办完了。她沉默了一会儿,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说好。

她说:“你声音变了。”

“电话信号不好。”

“你以前说话尾音往上翘。”她说,“现在平了。”

我说:“妈,我忙,回头给你打。”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想她的名字。

我想不起来。

我知道她姓什么,知道她属什么,知道她左手上有一颗痣。可她的名字,那三个字,像一张被人从簿子上撕掉的纸,位置还在,字没了。

我掏出手机,翻通讯录。通讯录里她的备注是“妈”。

我翻到最底下,看见一条我自己建的备忘录,日期是上个月,凌晨三点。上面写着六个字,我爷爷的笔迹:

“别让我睡。”

我不记得我写过。

十二、写

现在我在写这个东西。

我在长沙的出租屋里,凌晨两点,桌上摆着一枚牙印的铜钱,一杯水。

我写它,是因为我想把这件事记下来。记下来,我就还是我。一个人只要还记得自己遇见过什么,他就还没被换掉。

我写到这儿,写了很久。中间我停过三次。第一次是我写到“爷爷的眼睛是睁着的”,我的手抖了一下。第二次是我写到“换”,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洞。

第三次是刚才。

我写到“爷爷”这两个字,手停了。

不是我在停。是我的手停了,像有人在旁边按住了它。停了大概三秒,然后它自己往下走,写出了一行字。那行字不是我打算写的。

我低头看纸。

那行字是:

“今天,我学会了笑。”

我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我想把它划掉。笔抬起来,落不下去。

屋里的灯忽然灭了。楼道的感应灯也灭了,整栋楼黑下来。窗外有雾——长沙很少起雾,可今晚有,白白的,贴着玻璃。

黑暗里,我听见三个声音。

一个在我脑后,很软:“他今天照镜子了。”

一个在我肚子里,很粗:“他今天吃了供饭。那碗米粉,是供过的。”

一个在我脚底下,最轻:“他今天夜里出门了。他走到楼下,站了很久,往西边看。”

然后三个声音一起说:

“他应了。”

我把笔放下。

我端起那杯水,水面很平。我低下头,看见水里有一张脸。

那张脸是我。眉毛浓,左边眉尾断了一截,七八岁的样子。它冲我笑。

我也笑了。

我笑起来有个毛病,气从鼻子里出。

“吭。”

然后我听见有人在门外走廊上扫地。

唰——唰——

很有耐心,从里往外,一下一下,扫得干干净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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