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妈有一份名单
我妈有一份名单。
A4 纸,正反面,表格打印,五列:姓名、年龄、身高、学历、职业、介绍人。后来她又自己加了一列“备注”,专门用来写“人老实”“家里有房”“他妈好说话”。
这份名单贴在我家冰箱上,贴了三年,换了七版。
我二十九岁那年,第七版名单上还剩下十一个人。我妈每天开冰箱的时候都要扫一眼,像老师扫一眼没交作业的座位。
“知夏,”她从厨房探出头,“这个,周遇,你王阿姨介绍的,一米七八,一百四十斤,专科。”她顿了一下,像在念一个不太体面的成绩,“就学历差一点。”
我正坐在沙发上剥橘子,橘子皮扔了一地。
“专科不行,”我说,“我要求本科以上。”
“本科的难找啊。”我妈把锅盖盖上,声音闷在油烟里,“你以为本科的还看得上你?”
这句话她说得很自然,自然到我缓了两秒才反应过来它有多难听。我抬起头,看见她背对着我,围裙带子松了一根,垂在腰后。她不是故意的。她只是说了实话。
在我们家,说实话是不需要道歉的。
我把橘子瓣塞进嘴里,含糊地说:“那就见。”
我妈转过身,眼睛一下子亮了:“真的?”
“三个条件。”我竖起手指,“第一,实际身高一米七三以上。别跟我报虚的,我净身高一米六八,我穿个鞋就一米七了,他要是报一米七五实际一米七,我站他旁边像他姐。”
“第二,本科以上。”
“第三,体重别太瘦也别太胖,一百斤以下不行,两百斤以上不行。我抱不动他,或者他抱不动我,都不行。”
我妈拿笔记,记得很认真,像记一个病人的忌口。
“本科这个……”她抬头,“真不能松?”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今年白得厉害,额前那一缕几乎全白了,是那种洗不掉的、被日子慢慢泡出来的白。我想起她今年做了两次体检,第二次是因为第一次的化验单上有个指标偏高。她没告诉我,是我翻她包的时候看见的。
“松不了。”我说。
“那这个周遇……”
“那就别见了。”
“见见吧。”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沙发陷下去一块,“万一呢?万一聊得来呢?”
万一。
这两个字是我们家最便宜也最贵的东西。便宜到我妈一天能说八遍,贵到我为它浪费了整整三年的周末。
我看着冰箱上那张纸。十一个人,十一个“万一”。
“行。”我说,“见。”
我没有告诉她,我那三个条件根本不是用来找人的,是用来筛人的。
一米七三以上、本科以上、体重一百到两百斤——听起来像三条择偶标准,其实是一道除法。每见一个人,就有一半的概率在这三条里过不去。过不去的,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家,跟我妈说“条件不符”,然后获得一个月的清静。
我把择偶标准做成了门禁卡。
因为门里面,我不太敢让人进来。
三年前我谈过一个。陈嘉树,比我大四岁,名校硕士,做投资,衬衫永远熨得没有一道褶。我们在一起两年零四个月。他会在我加班到十一点的时候点一份粥送到公司楼下,会在纪念日订餐厅,会在我妈面前叫我“知夏”而不是“你”。
分手那天,他站在我租的房子楼下,风把他的衬衫吹得鼓起来。他说:“知夏,我们不合适。”
我问哪里不合适。
他很耐心地跟我解释,像做一个项目的复盘。他说我们的成长速度不一样,说他的圈子需要的东西我没有,说我很好,但“好”这个东西是会折旧的。
最后他说了那句话。
他说:“你这样条件的姑娘,往后只能往下找了。”
我当时没哭。我甚至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
回到家,我关上门,在玄关站了大概二十分钟,鞋都没脱。然后我打开手机,把我妈那份名单调出来,从头看到尾,给自己划了三条线。
我不是在找一个人。
我是在给自己修一道墙。墙砌得越高,我就越不用听别人告诉我,我只能往下找。
二、微信里的那个人
王阿姨把我拉进一个三人群,群里三个头像,两个是花,一个是一座桥。
桥的头像加了我就没说话。我发了一句“你好”,过了四十分钟他回:“你好。我是周遇。”
句号。完完整整的一个句号。
我盯着那个句号看了一会儿,忽然有点想笑。现在还有人打句号吗?
我们聊了两天。他回消息很慢,但每条都很长,像在写作业。我说我在做品牌策划,他说“听起来是要跟很多人打交道的工作”。我说我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他说“但你写的东西应该比你说的话更耐心”。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猜的”。
我当时觉得这人有点意思。他的句子干净,不油腻,不发那些表情包,不问我“在干嘛”,不半夜十一点半发一句“睡了吗”。
只有一个地方让我卡了一下。第二天晚上他问:“你现在还在那家公司做品牌策划吗?”
我愣了一下,回:“你怎么知道我公司的?”
他隔了很久,回:“红娘说的。”
我信了。
后来我才知道,红娘连我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她跟人介绍我的时候说的是“这姑娘在写字楼上班,白领”。
那两天的聊天,从头到尾,都不是周遇。
见面前一天,王阿姨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
我点开。
照片很模糊,像是被谁用拇指反复擦过。一个男人,站在一片光影里,五官周正,眉毛浓,眼睛很亮,能看出是个精神的人。就是看不清细节,像隔着一层雾。
“人长得挺周正的。”王阿姨发语音,声音笑眯眯的,“就是不太上相。”
我说:“还有别的照片吗?”
“没了,他不爱拍照。”
那天晚上十一点,桥的头像忽然动了。
“明天人多,”他说,“你找最丑的那个,最丑的那个就是我。”
我拿着手机,笑了半分钟。
苏苏在电话那头问我笑什么,我把这句念给她听。她沉默了两秒,说:“跑。”
“为什么跑?”
“一个男人第一次跟你见面,先给自己打上'最丑'的标签,”苏苏说,“要么他是真丑,要么他是先给你降期待,回头你发现他其实没那么丑,你还得感谢他。”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阴暗。”
苏苏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好骗。”
我把手机放下,翻了翻衣柜。
我挑了一条很漂亮的小裙子,浅蓝色的,及膝,配一双细跟鞋。我洗了头发,吹到八成干,抹了护发精油,卷了发尾。我上了底妆,画了眼线,涂了一支我平时舍不得涂的口红。
我对着镜子看了三秒,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我不喜欢相亲。我讨厌这件事,讨厌那种被摆上桌、被人拿筷子翻一翻、再放回去的感觉。可我每次去,都要打扮得像去赴一场真正的约。
苏苏后来问过我为什么。
我说为了应付我妈。
其实不全是。
我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它每次都在说同一句话:万一呢。
万一这次来的人,是真的呢。
三、电梯打开的那一秒
锦华中心的地下二层,常年有一股味道。不是汽油味,也不是霉味,是那种水泥、轮胎、空调水混在一起的味道,闻久了会让人觉得这个城市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
我把车停在一根柱子旁边,柱子上刷着“B2-073”,油漆翘起来一块。
车里坐了一会儿。我补了口红,理了理头发,看了一眼后视镜里的自己。
镜子里那个人,眼睛很亮,嘴唇很红,看起来不像去相亲,像去打仗。
电梯下到 B2 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轿厢的镜面上有一道划痕,把我切成两半。
电梯往上走的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想那句话。
你找最丑的那个,最丑的那个就是我。
我想,行啊,我倒要看看有多丑。
电梯到一楼,“叮”的一声。
门开的那一秒,我是往外看的。
中庭人很多。周六傍晚,奶茶店排着队,一家三口在喷泉边拍照,钢琴摆在商场中间,有个穿校服的小孩在弹《致爱丽丝》,弹错了一个音,弹琴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
我一眼就看见了他。
不是因为我眼光好。
是因为他真的,坐在那一排人里,像一句写错的句子。
他坐在花坛边的长椅上,一身黑。黑 T 恤,黑裤子,黑外套搭在腿上。不是那种酷的黑,是那种洗了很多次、领口松了、颜色发灰的黑。脚上一双运动鞋,鞋边是黄的。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相机包,拉链坏了,用一根绳子绑着。
他很黑。不是晒黑,是那种底子就黑,脸上有点油光。
他的眉毛上面有一颗痣。
很大。真的很大,有黄豆那么大,凸起来一点,就长在左眉的尾巴上,像谁在他脸上点了一个句号。
我站在电梯口,没有动。
我做了一件很幼稚的事。我闭了一下眼睛。
我在心里数:一、二、三。
睁开。
他还在那儿。还是那颗痣,还是那件发灰的黑 T 恤,还是那根绑着相机包的绳子。
我忽然特别想笑,又想哭。我想起王阿姨发的那张照片,那个眉眼周正、眼神很亮的男人,像隔着雾。而眼前这个人,是雾散了以后的东西。
我后来才明白,那张照片根本不是他。
但那一刻我不知道。那一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来都来了。
我走过去。高跟鞋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声音,一下,一下,一下。
他抬起头。
他站起来的速度有点急,膝盖撞了一下长椅,椅子“哐”了一声。他有点慌,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伸出来。
“林知夏?”他说。
声音比我想象的低。有点哑,像很久没说话的人突然开口。
“嗯。”我说。
“我一眼就认出你了。”他说。
我笑了一下,那种很敷衍的笑:“怎么认出来的?”
他看着我,很认真地想了两秒。
“你穿得像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他说。
我脸上的笑僵了一下。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好得不像他说的。好得像……我在哪听过。
但我没多想。我从包里掏出手,跟他握了一下。他的手很大,很热,掌心有茧,握的时候用了点力,然后又很快松开,像怕握疼我。
“走吧,”我说,“找个地方吃饭。”
“好。”他弯腰去拿相机包,拿的时候有一张纸从包里滑出来,掉在地上。他很快捡起来,塞回去。我没看清,只看见上面有字,密密麻麻的,像一张表。
我当时以为是他的行程单。
后来我知道,那是一张台词。
四、一顿饭,四次想走
我们去了商场四楼的一家餐厅。杭帮菜,灯光偏黄,桌布是米色的,每张桌子上放一小瓶假花。
服务员领我们到靠窗的位置。他走在前面,替我拉开了椅子。
拉椅子这个动作他做得很生硬,椅子腿在地上刮了一下,声音很刺耳。他脸有点红。
我坐下,把包放在腿上。
他把菜单递给我,说“你点”。我说“你点吧”,他说“我不太会点”,我说“那我来”。
我点了四个菜:一个清蒸鲈鱼,一个干锅花菜,一个虾仁豆腐,一个青菜,两碗米饭。
点完我把菜单合上,抬头,发现他正在看我。
不是那种打量的看,是那种很笨的、直勾勾的看,被我发现以后,立刻低下头去喝水。
“你平时喜欢干什么?”我先开口。这是相亲的标准开场,问完这句我就可以根据答案判断要不要问第二句。
“拍照。”他说,“还有骑车。”
“骑车?”
“骑行。”他眼睛亮了一下,“我有个俱乐部,周末跟他们一起出去。”
这是他今晚第一次主动说话。他说起骑行的时候,整个人是活的。他说他们从城南骑到北边的水库,四十公里,中间有一段上坡,“上去以后往下看,整个城市像被人摊开晒在太阳底下”。
他说完,自己也愣了一下,像觉得自己说多了。
“挺好的。”我说,“我也健身,一周三次。”
“那你体能应该不错。”
“还行。”我笑,“我还游泳。不过我不太会游,就是瞎扑腾。”
他“哦”了一声,然后说:“挺好的。”
然后就是沉默。
餐厅的背景音乐是古筝,弹得很快,那种流水一样的曲子。隔壁桌在给孩子过生日,唱生日歌,一遍中文一遍英文。
我低头吃了一口鱼,鱼肉有点老。
“其实,”他忽然说,“我专升本考过。”
我抬头。
“考过两次,”他说,“都没考上。”
我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是学习的料,”他继续说,语速很平,“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我考了两次,第一次差十二分,第二次差九分。第二次考完我在考场外面坐了一个小时,我妈来接我,我说妈,我可能就这样了。”
他说完了,还笑了一下。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我见过的所有相亲局里,男人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简历打磨得亮一点,把短板藏在长板后面,把“我在准备考编”说成“我在规划职业路径”,把“我妈给的首付”说成“家里支持”。
而他,坐下来不到二十分钟,主动交了自己的底。
我本来应该有礼貌地说一句“没关系,学历不是最重要的”。
我说不出口。
因为我心里那个很诚实的声音在说:重要的。对我来说,重要的。
我有学历歧视。这句话我说出来会很不好听,但它是真的。我本科毕业,我知道本科和专科之间差的不是一张纸,是四年里你被要求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字、被什么样的老师骂过。我承认我势利。
可我也知道,我这份势利是有原因的。我怕。
我怕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人,听不懂我说“我今天很累”其实不是想让他给我讲道理。
我放下筷子,笑了一下:“你还挺实在。”
“我妈说,相亲就是照镜子。”他说,“照出自己几斤几两。你要是一上来就把镜子擦得太亮,回头照出个假的,日子还得自己过。”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这是第一次,我想走。
我想拿起包,说一句“我临时有点事”,然后从他面前消失,走进电梯,按 B2,坐进车里,把口红擦掉,回家,跟我妈说“不行”。
我没走。因为菜刚上齐。因为我妈那句“本科的难找”还在我耳朵里。
“你拍照,”我换了个话题,“拍什么?”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
他掏出手机,翻相册,递给我。
“你看。”
屏幕上是照片。
一个一个往下划。
女人。
全是女人。
一个穿着骑行服的女人站在山顶,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一个短发的女人蹲在路边修链条,手指上全是油污。一个扎马尾的女人在补给站喝水,水从嘴角溢出来。还有一个背影,一个女人的背影,穿着荧光绿的骑行服,骑在一段很直的路上,路的尽头是白色的天。
照片拍得很好。真的很好。光线、构图、那个瞬间,那个“正好”的瞬间,都被他抓住了。
但我划着划着,心里慢慢凉下去。
一个单身男人。手机里全是女人的照片。各种角度。有正脸,有侧脸,有很多背影。
“你朋友圈也发这些?”我问。
“发啊。”他说得很自然,“我朋友圈都是这个。”
我把手机还给他,笑了一下。那个笑我自己都觉得假。
“你朋友圈里发那么多异性干什么?”我没忍住,说了出来。
他愣了一下。
“她们是我的客户。”他说。
“客户?”
“嗯。”他把手机收起来,“我给俱乐部拍片,她们有的要拍定妆照,有的要纪念照。我收钱的。”
我看着他。
我不信。
一个男人给一堆女人拍照片——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整套解释:借着拍照的名义,借着“我帮你修图”的名义,加一堆女生的微信,然后一个一个去聊。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我有个前同事,被一个“摄影师”约去拍写真,拍了三个小时,最后那个摄影师说“你身材真好,要不要拍一组私房”。她当天就把他拉黑了。
“多少钱一张?”我问。
“看情况。”他有点不自在了,“修图的话,八十到一百五。”
我没再问。
这是第二次,我想走。
这一次我真的把手放到了包上。
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台词:“我去一下洗手间。”
就在这时候,菜上来了。服务员端着一盘鲈鱼,绕过我,放在桌子中间。
他伸手,把鱼盘往我这边转了一下,让鱼头对着我。
“鱼头对着你,”他说,“我们老家讲究这个,客气。”
我看着那个鱼头。
我把手从包上拿开了。
我拿起筷子,侧了侧身。
为什么要侧身?因为我发现,我有点没办法正对着他吃饭。
不是我刻薄。是我这个人,在第一次见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时,会本能地想维持一点体面。而他身上——怎么说呢——有一种没打理过的味道。不是臭,是那种衣服晾在阳台上没干透就被收进来的味道,是头发洗了但没有吹的味道,是鞋底沾了泥、进门前在门口蹭了两下但没蹭干净的味道。
我侧着身吃。一口一口地吃。
他也在吃。他吃得很快,很专注,筷子使得很稳,一看就是从小的习惯,不讲究姿势,但很有效率。
然后,一粒米饭。
从他筷子上滑下来,掉在他的小臂上。
白的,一粒,粘在他黑色的袖子上,很显眼。
他低头看了一眼。
我以为他会拂掉。
他没有。他继续吃。
那粒米就粘在他的小臂上,一直到我们吃完饭。
我看着那粒米,忽然觉得胃里有点堵。
不是因为一粒米。是因为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个人对自己,是真的一点要求都没有。
一个人可以穿得不好看,可以黑,可以有一颗很大的痣,这些都不是他的错,这些是天给的。
但一个人可以在一场约会里,让一粒米在自己胳膊上待上一个小时,这不是天给的。
这是他自己选的。
“你平时……”我斟酌着用词,“不太注意这些?”
“注意什么?”
“就,”我说,“衣服啊,这些。”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然后抬头,很坦然地说:“我今天特意换的。”
我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桌上。
“我平时都穿工装,”他说,“上面全是油漆和灰。这件是我姐夫结婚的时候买的,穿了三回。”
我低下头,把筷子捡起来。
那一秒,我心里有个地方,软了一下。
很小的一下。像一块冰上裂了一条缝。
“不好意思。”我说,“是我说话不好听。”
“没事。”他说,“我知道我这样不像来相亲的。我妈也说了,说我这样出去,人家姑娘看一眼就想走。”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笑得很轻松,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忽然觉得,我好像有点残忍。
然后我立刻又警觉起来。
这种“我很可怜,我不怪你”的姿态,我太熟了。陈嘉树的前任里有一个姑娘,专门用这一套。她说“我知道我不够好”,然后所有人都会对她更好。
这是第三次,我想走。
我站起来。
“我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的镜子上有一圈黄光。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
妆挺好,一点没花。裙子也挺好。就是眼睛不太对,有点累。
我掏出手机,给苏苏发消息:“我在吃饭。”
苏苏秒回:“怎么样?”
我打了三个字,删掉,又打,又删。
最后我发:“他很丑。”
苏苏说:“然后呢?”
“然后他很实在。”
苏苏说:“那你跑不跑?”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回。
我洗了手,用纸巾擦干,走出洗手间,回到座位上。
他正低着头,在用筷子把干锅花菜里的小米辣一个一个挑出来,堆在盘子边缘。
挑得很认真,一颗一颗的。
我坐下来,问:“你不吃辣?”
“我吃。”他抬头,“我怕你吃不了。”
我看着那堆小米辣。
我说不出话。
“我吃了,”他说,“这家店的辣是真的辣。”
这是第四次,我想走。
这一次不是因为我想逃,是因为我想留下来。
太危险了。
我坐直了,开始认真地吃。我不侧身了。
我说:“你刚才说,你去水库,往下看,整个城市像被摊开晒在太阳底下。”
“嗯。”
“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他说,“那天我拍了一组片子。回来修到凌晨三点。修完我坐在阳台上抽了根烟,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也挺好。”
“就这样也挺好?”
“就拍照片。”他说,“我拍照片的时候,别人好看,我就高兴。”
我停下了筷子。
这句话。
这句话我在哪儿听过。真的听过。
我看着他。
他的眼睛在灯光下很亮,亮得非常孩子气。
“你怎么了?”他问。
“没什么。”我低下头,吃了一口饭,“你这句话,我好像听过。”
“哪听的?”
“想不起来了。”
我没想起来。
吃完饭,服务员来收盘子。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包上。
按我的规矩,这种时候我该说话了。
我有个规矩。这个规矩我用了三年,没有一次破过。
如果我没看上对方,我就主动去买单。不是客气,是划清界限——我不欠你一顿饭,我们两清了。
如果我看上了对方,我就让他买单,然后我一定会说一句:“这顿你请,下回我请回来。”
“下回”两个字,就是我给自己留的钩子。
那天,我没有说这句话。
我坐在那儿,等他扫码。
他扫了码,手机屏幕亮了一下,他按了密码。
我注意到他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那种被看见的抖,是那种很轻的、自己都没察觉的抖。
我当时没有在意。
我心里想的是:我本来出来吃这顿饭就亏了,我要是再掏钱,我更亏。他需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我甚至给自己找了一个很理直气壮的词:物有所值。
现在想起来,我那天,是真的很难看。
五、停车场的那句“对不住”
我们从商场出来,走扶梯下到 B2。
停车场空旷,只有几盏灯亮着,隔得很远,中间大片大片的黑。远处有一辆车的引擎还在响,很低,很闷。
走到我车边的时候,他停下了。
“我从那边走。”他指了指另一个方向。
“嗯。”我说,“那,再见。”
“林知夏。”
我回头。
他站在灯下面。光照在他脸上,那颗痣在眉毛上面,像一滴凝住的墨。
“今天这顿,”他说,“我替别人吃的。对不住。”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像有很多话堵在那儿,最后只出来一句:“没什么意思。我嘴笨。”
然后他说:“我走了。”
他走出去三四步,又回过头来。
“你裙子很好看。”他说,“我妈要是看见,得说这才叫姑娘。”
我站在车边,看着他走进那片黑里。他的背影很宽,走路的时候左肩比右肩低一点,一步,一步。
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车里的空气很闷,我把窗降下来一点。
我坐了很久才发动车。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哭。
不是委屈。我那天没有受什么委屈,只是吃了一顿不太好笑的饭。
是那种很奇怪的、像被谁在心里轻轻按了一下、然后那块地方塌下去一块的空。
我把车开出 B2,刷卡,闸机抬起。外面天已经黑了,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开出两个路口,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我今天在餐厅,为什么一次都没有跟他说“下回”?
三年,二十三次相亲,我一次都没破过这个规矩。
不是我看上了他。
是我从第一眼看见他,就根本没有打算有“下回”。
连钩子,我都不愿意下。
我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笑了一下,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不是为那个人哭。
我是为我自己。为我这个人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坐在一张桌子对面,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头到脚,用一把尺子量一遍,然后得出一个“不合格”的结论,还心安理得地让他买单。
我擦了一下眼睛,重新发动车。
后视镜里,一辆黑色的车从路口开过去,车速很慢,车灯没有开。
我没在意。
我当时以为,这顿饭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他。
六、照片墙上的名字
那顿饭之后的一个星期,我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直到我公司接了一个活。
“城市骑行生活节”,一个运动品牌牵头的项目,要做全年度的品牌传播。客户把场地选在城北,一个旧厂房改的骑行俱乐部,叫“慢骑”。
我是这个案子的主创。第一次去踩点,是周三下午,天阴着,风很大。
厂房很高,顶上是钢架,刷了白漆,中间开着天窗,光一条一条斜着切下来。地上一半是水泥,一半是木地板。靠墙摆着一排长桌,桌上散着链条、扳手、内胎。空气里有橡胶和机油的味道,混着咖啡味。
我抬头,看见了那面照片墙。
一整面墙。从地脚一直贴到将近天花板,密密麻麻,几百张照片。
我走过去。
第一张,一个女人站在山顶,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
第二张,一个短发的女人蹲在路边修链条,手指上全是油污。
第三张,一个扎马尾的女人在补给站喝水,水从嘴角溢出来。
我往前走,一张一张地看。
然后我停住了。
一张背影。荧光绿的骑行服,骑在一段很直的路上,路的尽头是白色的天。
我站在那面墙前面,脚像被钉住了。
“好看吧?”身后有人说话。
我回头。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光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骑行服,手里拿着一杯咖啡。
“这是我们俱乐部的片子,”他说,“都是一个人拍的。”
“谁?”
“周遇。”他指了指墙的右下角。
我低头。
右下角有一块小小的亚克力牌,上面印着两行字:
“慢骑俱乐部 影像记录 / 摄影:周遇”
我盯着“周遇”两个字,看了很久。
“他原来拍婚庆的,”光头男人在我旁边站定,喝了一口咖啡,“后来不拍了,说婚庆太假。现在专门拍运动。我们队里二十几个女的,一年一套片子,都是他拍的。”
“女的?”
“女子骑行队嘛。”他笑,“我们这个队一半是女的,年纪从二十到五十都有。周遇给她们拍赛事记录,也拍纪念照。他那个手机里全是姑娘,我跟他出去吃饭,别人还以为他是干什么的呢。”
我喉咙有点紧。
“他收费吗?”
“收啊。”光头说,“一组一百五,修图另算。他靠这个吃饭的。今年他还欠着房租呢,前阵子接了个私活,说能结一笔尾款,结果被人拖着。”
“什么私活?”
“不知道。”光头摇摇头,“他就说,帮一个老板去办点事。”
我在那面墙前面站了很久。
几百张照片,几百个瞬间。每一张里的人都很好看,都在笑,都在动,都是那种“正好”的一秒。而拍下这些的人,站在镜头外面,穿着一件发灰的黑 T 恤,让别人好看。
我拍照片的时候,别人好看,我就高兴。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响起来,响得我耳膜都疼。
我掏出手机,手指有点抖,翻到那个“桥”的头像。
我往上滑,翻聊天记录。
翻到第二天晚上那一句:
“你现在还在那家公司做品牌策划吗?”
那时候他说,是红娘说的。
我又往下翻。
翻到那句:
“你穿得像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盯着这句话,忽然想起来了一件事。
三年前,陈嘉树第一次约我。
那天我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一家咖啡馆门口等他。他从马路对面走过来,风把他的衬衫吹起来。他站在我面前,看了我三秒。
然后他说:
“你穿得像要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
我当时笑得很甜,说“对啊,见你”。
我站在照片墙前面,风从天窗灌下来,吹得我额前的头发乱飞。
我听见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塌了。
七、露台上的两个声音
那天晚上我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
我翻邮箱。
三年前,我和陈嘉树互相发过很多邮件。他喜欢写邮件,说“重要的事情不能发微信”。我留着那批邮件,从来没删,也从来没打开过。
我筛出他写的,一条一条地看。
我看了四十分钟。
然后我打开微信,把那两天的聊天记录调出来,一条一条地对比。
他打字有个习惯,用了十年都没改:喜欢用“其实”起头;喜欢把“嗯”单独放成一句;句末一定带句号,从来不用感叹号;从来不打“哈哈”,只打“哈哈。”——两个字,后面跟一个句号。
我一条一条对下去。
对到第七条的时候,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去洗手间吐了。
吐完我坐在马桶盖上,抱着膝盖,坐了很久。
我脑子里那句话一直在转:
我替别人吃的。
对不住。
第二天,我又去了“慢骑”。
这次是去谈事。客户那边的人都在,我们在一楼的长桌边坐下来开会。我讲方案,讲了一个半小时。我讲得很好,我知道我讲得很好,因为我一整晚没睡,我把每一页都背下来了。
散会以后,我去二楼露台打电话。
露台在厂房顶上,铺着假草坪,摆着几张躺椅。风很大,能看见城北的水库,水面是铅灰色的。
我推开门的时候,听见有人在说话。
我停在门口。
“……你让她去见一个修车的,她还真去了。”
是陈嘉树的声音。
我认得。我认得那个声音的每一个音节——他说话的时候,尾音会往上飘一点,像在征求你的同意。
“为什么啊?”另一个声音问,笑着。
“就想看看她现在什么行情。”陈嘉树说,“她那个人,你知道吧,特别要面子。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你这样条件的姑娘,往后只能往下找。她当时没吭声,我猜她记了一辈子。”
“你就为了这个?”
“我这个人有点坏。”他笑了一下,“但你得承认,有用。她那天发朋友圈了,一张照片,一条裙子,弄得挺隆重。”
另一个声音大笑。
“然后呢?”
“然后我那朋友跟我说,她一顿饭吃了四十七块八,最后没买单。”
两个人又笑。
我站在门后面,手扶着门框。
风把我的头发吹到脸上,我抬手把它拨开。
“你那个朋友,”另一个声音说,“叫什么来着?”
“周遇。拍照片的。”陈嘉树说,“我欠他三万块钱尾款,我让他去,他就去了。”
“三万块钱让人去替你相亲?”
“不是相亲,”陈嘉树说,“是让他去。我就是想让她看看,往下找,能找到什么。”
风从水面吹过来,带着一点湿气。
我把门推开。
假草坪上摆着两张躺椅。陈嘉树坐在一张上,另一张上坐着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我不认识。
陈嘉树看见我的时候,他的表情变了三次。
第一次是错愕。第二次是一种很快的、收回去的笑。第三次,是他惯用的那种体面——他把身体往前倾了一点,手放在膝盖上。
“知夏。”他说。
“陈总。”我说。
我走过去,站在两张躺椅前面。
“三万。”我说,“你欠他三万。”
他脸上的笑没有变。
“你听到了。”
“我听到了。”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他问。他的语气很温和,温和得像在问一个下属要不要喝咖啡。
我看着他。
三年了。他还是那个样子,衬衫熨得没有褶,头发剪得很短,指甲很干净。他就坐在那儿,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一点,他抬手压下去,动作很轻。
我忽然觉得他很陌生。
“我不想怎么样。”我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
“四十七块八,”我说,“我今天转给你。”
他愣了一下。
“什么?”
“那顿饭。”我说,“我让他付了钱,我心里不舒服,我说他应该赔偿我精神损失费。现在我改主意了。这钱我自己出。”
我掏出手机,扫他的微信,转了四十七块八。
转完我说:“这条转账记录,你留着。以后你跟人提起这件事,可以说,那个姑娘把钱还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知夏,”他慢慢地说,“你没必要这样。”
“有必要。”
风很大。我听见楼下有人在喊,说链条掉了。
“陈嘉树,”我说,“你三年前跟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以为你是为我好。”
他抬起头。
“你说我只能往下找。我信了。我拿着这句话,回去给自己列了三条标准,一米七三、本科、一百到两百斤。我用这三年,见了二十三个人,把每一个都量了一遍,量完了,说'不合格',然后回家。”
“我以为我是在保护自己。”
“我今天才知道,我不是在保护自己。我是在替你,把我自己,往下按。”
他没有说话。
“你花了三万块钱,”我说,“雇一个人,去告诉一个姑娘,她只配这个。陈嘉树,你这三万块钱,花得真值。”
穿灰夹克的男人站起来,说“我先下去”。
他走了以后,露台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陈嘉树站起来。
“知夏,”他说,“我承认这件事我做得不体面。但我说的那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什么道理?”
“你看,”他说,“你二十九了。你的条件不差,但也不高。我给你介绍的人,身高体重都符合你的要求,这不就是市场的答案吗?”
我笑了。
我笑得很轻。
“陈嘉树,”我说,“你知道那天最可笑的是什么吗?”
“什么?”
“是你写给他的那张台词表。”
他脸上终于有了一点变化。
“他自曝专升本没考上,是你让他说的。他给我看那些女人的照片,也是你让他做的。你想让我看到什么?看到'往下找'长什么样。看到一个人学历低、长得丑、不会说话,然后我就应该感到庆幸,庆幸我还被人要。”
“结果呢?”我说,“结果我看见的是一个把自己交代得干干净净的人。他坐在那儿,说'我从小就不是学习的料',说'我拍照片的时候,别人好看我就高兴'。他不会说话,他穿得乱七八糟,他胳膊上粘着一粒米,一个小时都没拂掉。”
“但是他没有花三万块钱,去雇一个人,羞辱一个姑娘。”
我说完这句话,忽然觉得浑身都轻了。
陈嘉树看着我。
他张了张嘴,最后说:“你变了。”
“我没变。”我说,“我一直都是这样。是你从来没看清楚过。”
我转身,推开门。
走下楼梯的时候,我的腿在抖。
楼梯是铁的,每一步都响。
走到一楼,我看见周遇。
他站在长桌边,手里拿着一台相机,正在跟光头男人说话。他今天还是那一身黑,还是一双脏鞋。
他看见我,愣住了。
“林知夏。”
“周遇。”我说。
我把包放在桌上,坐下来,抬头看他。
“三万块钱,”我说,“你想不想要回来?”
他手里的相机差点掉了。
八、我把他端上桌
比稿会定在十一月。
“城市骑行生活节”的年度品牌案,三家公司在比。我们“观野”是其中一家,另一家叫“拾野”,陈嘉树是他们的顾问。
会场就在“慢骑”的一楼。长桌拼成 U 型,客户坐在中间,两边坐提案的人。我进去的时候,陈嘉树已经在了,坐在“拾野”那一排的第二个位置,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杯水。
他看见我,点了点头。
我也点头。
我坐下来,把 U 盘插上,深吸一口气。
主持的人说:“观野,三十分钟。”
我站起来。
第一页 PPT 打开。
“在讲方案之前,”我说,“我想先讲一个故事。”
全场安静下来。
“我们做这个案子的时候,做过一次田野调查。我们找了三十个在城市里骑车的女性,问她们为什么骑车。有一个回答我印象很深。”
“她说,她二十九岁那年去相亲。对面坐着一个男人,学历不高,长得不好看,穿得也不体面。她全程都在挑他——挑他的身高,挑他的学历,挑他胳膊上的一粒米。”
“她心里想的是:我怎么会坐在这里。”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跟她吃饭的人,不是跟她微信聊天的人。那个人是别人花钱雇来的。雇他的人,是她三年前的前男友。”
会场里有人笑了一声,以为是段子。
“这不是段子。”我说,“这是真的。那个女生,是我。”
笑声停了。
我听见椅子在地上移动的声音。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讲我自己。”我说,“我讲它,是因为它回答了我们这个案子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肯走进一场真实的相遇。”
“因为我们太会算了。我们给每一个人打标签,量身高,量学历,量体重,量房子,量车子。我们用一套标准,把活人变成一张表格。然后我们坐在表格那一头,抱怨为什么没有人心动。”
“这个案子,我想做的不是一场骑行活动。我想做的是一场'摘标签'的活动。”
我把第二页打开。
“我们在全城设十二个'摘标签'站点。每一个站点,参加的人要把自己身上最想被人贴的那个标签写下来,贴在一块板上。身高、学历、年薪、'大龄未婚'、'小镇做题家'、'专科'。”
“然后他把标签摘下来,交给对面那个陌生的人。对方只能看这个标签,不知道他是谁。两个人就这样骑车,骑十公里。骑到终点,才能看见对方的脸。”
“因为骑车的时候,你没法装。”
“你装不了学历,你装不了身家。你骑到第八公里的时候,你喘得像条狗,你的腿在抖,你脸上全是汗。那个时候你只能是一个活人。”
“我们想拍一部片子,就叫《最丑的那个》。讲一个人怎么用三年时间,把所有人都量了一遍,最后发现自己才是那把尺子。”
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我把 U 盘拔出来,放到桌上。
然后我从包里拿出三样东西。
一张餐厅的小票。四十七块八。
一张打印出来的微信聊天记录,A4 纸,密密麻麻。
一张纸条。是从周遇那里拿的,上面是手写的字,一行一行的,是他的“台词”。
我把这三样东西并排放在客户面前。
“这是我的田野调查的原始材料。”我说,“我不需要客户相信我讲的故事,我把证据放在这儿。”
客户那边有一个人低头去看那张纸条。
“这三样东西,”我说,“我本来可以不放在这儿。放在这儿,对我没有好处。但是我想说一句话。”
我抬起头,看向“拾野”那一排。
“这个案子里,最核心的东西是影像。我们要拍一部片,二十四个小时,全城跟拍。我原本打算找'拾野'的摄影团队。”
“但是我发现,”我说,“'拾野'的顾问陈嘉树先生,手里有一批照片。这批照片是一个叫周遇的摄影师拍的。他欠着周遇三万块尾款,一直没结。”
“这批照片,'拾野'的初稿方案里用了七张。没有署名,没有授权。”
会场里,有人翻方案的声音。
陈嘉树把身体坐直了。
“所以,”我说,“这个项目的影像,我建议交给'慢骑'俱乐部的周遇。他就在楼下。他的作品,你们刚才在入口那面墙上已经看到了。”
“另外我补充一句。我们'观野'的合同里,会写明一条:所有影像版权归创作者所有,甲方不得无偿使用。”
我把 PPT 关掉。
“我的提案结束了。”
三十分钟,还剩八分钟。
会议室里安静了足足十秒。
然后客户那边,坐在中间的那个女人,拍了一下手。
她拍得很轻,但在那种安静里,像一声雷。
散会的时候,我从长桌边走过。
陈嘉树站起来,跟我并排。
“知夏。”
“陈总。”
“你今天,”他说,“在这么多人面前。”
“我知道。”
“你不用这样。”
“我需要这样。”我说,“陈嘉树,我这三年,一直以为是我自己不够好。我以为是我不够高,不够年轻,不够有钱,不够体面。”
“我今天才知道,我从来没有不够好。是你在我的脑子里,装了一把尺子。”
“我今天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让所有人都看见。”
我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
“对了,”我回头,“你欠的那三万,早点结了吧。他要交房租。”
我走出厂房的时候,风很大。
天还是阴的,但云裂开了一条缝,有一道很薄的光落下来,落在水池上。
周遇蹲在门口,正在给一辆车的链条上油。
他抬头看见我,站起来。
“怎么样?”他问。
“赢了。”我说。
他“哦”了一声,然后说:“那恭喜你。”
“也恭喜你。”我说,“你的活,我拿下来了。合同下周签。”
他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你……”
“还有,”我说,“那三万,你自己要。别不好意思。”
“我不敢。”
“我陪你。”
我蹲下来,跟他一起看那条链子。
“周遇,”我说,“那天你说'我替别人吃的,对不住'。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说的。”他说,“我坐在那儿,看你一直在挑我。你挑得特别认真,你侧着身子吃饭,你以为我没看见。”
“我想,我要是说了,你就更难受了。”
“我想,我要是让你觉得我是个烂人,你回家还能骂我一句,心里舒服点。”
我看着他。
“你这个人,”我说,“傻得没边了。”
“我知道。”他说。
“那台词表呢?”我问,“他让你说的那些话,你为什么后半场不说了?”
他低下头,把抹布捡起来,擦了擦手。
“因为我编不下去了。”他说。
“我照着他写的说,说'我专升本考了两次没考上',说'我从小就不是学习的料'。我一边说,一边看你的表情,你越听越冷。”
“说到第三句的时候,我心里想,我不能再说了。我要是再说,我这辈子都得恨我自己。”
“后面那些话,都是我自己说的。”
我没说话。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走吧,”我说,“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他说。
“你请不起。”我说,“我赢了案子,我有钱。”
他笑了。他笑得很大声,露出一口白牙,那颗痣在眉毛上面,在那一瞬间,忽然一点也不觉得丑。
九、这次我买单
签约之后,我们连着加了一个月的班。
他给我看片子。我们在厂房里搭了一个临时的剪辑台,两台电脑,一箱矿泉水。他修图的时候不说话,整个人陷进去,手指在数位板上滑,一下,一下。
我坐在他旁边,写文案。
有时候我写到半夜,抬头,会看见他趴在桌上睡着了,脸压在一张纸上,纸上是他画的镜头脚本。
我会把他的外套拿过来,盖在他身上。
他会醒,会“嗯”一声,然后换个姿势接着睡。
那时候我常常想,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过分。
一个月后,片子剪完了。客户看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这个我们可以拿去参赛”。
首映那天,场地就在“慢骑”。
片子播到最后一场,是一个很长的镜头。
一个姑娘从厂房里走出来,推着一辆车,走进那条很直的、通向水库的路。
镜头跟着她,一直跟。
最后她停下来,回头。
镜头里,她脸上全是汗,头发贴在额头上,笑得很难看,眼睛很亮。
字幕出来:
“最丑的那个,是我自己。”
灯亮起来的时候,全场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周遇站在投影仪旁边,手插在兜里,低着头。
他好像不太会面对掌声。
散场以后,人都走了。厂房里只剩灯,还有空掉的气泡水瓶。
我走过去。
“周遇。”
“嗯。”
“吃饭。”我说,“我请。”
我们去了楼下的一家小面馆。晚上十一点,店里就我们两个客人。老板在后面的厨房里刷锅,声音哗哗的。
我点了两碗面,一盘拍黄瓜。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你上次说的那三条。”他说,“一米七三,本科,一百到两百斤。”
我愣住了。
“你从哪弄的?”
“王阿姨给我的。”他说,“她给我妈讲的,我妈又讲给我。我就抄下来了。”
“我照着这个标准,量了我自己一遍。”
他停了一下。
“一米七八,超了五厘米。体重一百四十二斤,中间。学历,专科。”
“三条里,我过了一条半。”
我看着那张纸。
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边撕得很毛糙,上面的字很工整,是一个一个写的,用力很重,背面都印出来了。
“所以,”他说,“我那天坐在那儿,特别紧张。因为我知道我过不了。我想,我要是能让她觉得,我这个人人还行,哪怕她不要我,她回去也能说一句'那个人挺实在的'。”
“我不想让她觉得,她浪费了一个晚上。”
我把那张纸拿过来。
折了两折,放进包里。
“那你现在,”我说,“还想让我量你吗?”
他抬头。
“不想。”他说,“我量了二十八年了。”
“我也不想量了。”我说。
面端上来了。
热气腾腾的,一层白雾漫上来,把桌上的灯糊成一团。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周遇。”
“嗯。”
“这顿我买。”我说。
“我知道。”
“下回你请。”
他正在吃面,抬起头,嘴里还含着一口。
“下回?”
“下回。”我说,“我请回来了,你就欠我一顿。欠着欠着,就有下回了。”
他低下头,笑了。笑着笑着,我看见他的眼睛红了一下,他很快用手背擦了一下,说“面太烫了”。
我说“嗯,是挺烫的”。
我没擦。
因为我知道,我眼睛也红了,我要是擦,就被他看见了。
吃完面,我们走出来。
夜里很冷。路灯下面有一层雾。
他忽然说:“林知夏。”
“嗯?”
“那天我在商场一楼坐着,你从电梯里出来。”
“嗯。”
“我一眼就看见你了。”他说,“你穿了一条蓝裙子,站在那儿,闭了一下眼睛。”
我停住了。
“你看见了?”
“看见了。”他说,“我当时心里想,这姑娘在干什么呢。”
“我在数数。”我说,“一、二、三。我想睁开眼,你就变个样子。”
他笑了。
“那你现在还想让我变吗?”
我看着他。
他站在路灯下面,一身黑,鞋边还是黄的,眉毛上面那颗痣在光里很明显。
“不想了。”我说,“就现在这样,挺好。”
十、我妈的名单
十二月,我回了一趟家。
我妈在厨房蒸鱼。我把包放下,走过去,靠在门框上。
“妈。”
“回来了。”她没回头,“吃了没?锅里有饭。”
“吃了。”
“那鱼呢?”
“吃不下。”
她把火关小,转过身。
“那个,”她说,“姓周的那个,见了吗?”
“见了。”
“怎么样?”
我想了想。
“专科。”我说。
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没说话。
“一米七八,”我说,“一百四十二斤。”
“那……”
“人挺好的。”我说。
她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人挺好的。”我走过去,把她手里的锅铲拿下来,放在灶台上,“妈,我下个月还去见。”
她站在那儿,眼睛慢慢地红了。
“你这个孩子,”她说,“你以前从来不说这种话。”
我没说话。
她低下头,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椅子上。然后她走到冰箱前面,把那张纸撕下来。
“妈。”
“留着干什么。”她说,“第七版了,我看着都烦。”
她把纸对折,又对折,扔进了垃圾桶。
“妈不是非要你结婚。”她说。
我抬起头。
她背对着我,肩膀有点抖。
“妈是怕,”她说,“妈怕你一个人。怕你加班到半夜回来,屋里没个人。怕你哪天病了,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妈今年做了两次体检。第二次那个指标,医生说没事,让我三个月后再查一次。我没跟你讲。”
我喉咙堵住了。
“我知道。”我说,“我翻你包了。”
她转过身,眼睛红着。
“你这个孩子。”
“妈,”我说,“我其实不是非要本科的。”
她看着我。
“我就是怕。”
“怕什么?”
“怕别人看不起我。”我说,“怕我找的人,配不上我。怕我自己,配不上别人。”
“我怕的东西太多了。多到我把它们做成了一张表,贴在冰箱上,天天看。”
我妈走过来,抱住我。
她比我矮半个头,抱我的时候要踮一下脚。她的头发蹭在我下巴上,有一种米和油烟的味道。
“傻孩子。”她说。
我在她肩膀上,把眼睛闭上。
我没有告诉她,我今年过生日那天,一个人在家,把冰箱上那张纸上的十一个名字,一个一个划掉了。
我也没有告诉她,我现在包里有一张纸,边撕得很毛糙,上面写着一米七三、本科、一百到两百斤,字很工整,背面都印出来了。
那张纸,我一直留着。
我想留着它,提醒我自己,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曾经坐在一张桌子对面,用一个表格,把一个活人量了一遍,然后说,不合格。
我曾经在商场的一楼,闭着眼睛数到三,希望睁开眼,对面那个人能变个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说“最丑的就是我”的人,那句话是替别人说的。
他替一个欠他三万块钱的人,坐在那儿,替那个人挨了一整晚的量。
真正丑的那个,从头到尾,都不是他。
是我手里那把尺子。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