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分塘会上的第八口塘
罗长庚念到第八口塘,晒场上没人出声了。
“落雁塘,八亩六,一年一千二。”他把承包合同卷成一筒,在八仙桌上敲了两下,“有没有人要?”
我叫沈知穗,二十九岁,在镇农技站当临时工,大学读的是水产养殖。分塘会开在村委门口的晒场上,八张条凳坐满了人,我站在最后一排,背后隔一道塘埂,就是落雁塘。
那口塘连着死了三年鱼。头一年死在六月,第二年死在八月,去年鱼种放下去不到两个月,水面上漂了一层白肚皮。塘底漏,水留不住,承包费照交,出了事自己兜着。前七口塘念出去,口口都有人抢,念到它,满场的人低头剥花生。
花生壳在条凳底下踩得嘎吱响。
“一千二还贵?”罗长庚把合同又敲了一下,“全村最低价了。”
“白给我都嫌占地方。”曹德茂坐在第二排,迷彩胶鞋翘在条凳横档上,摩托车钥匙挂在腰带上,一笑露出那颗金牙,“那塘你往里倒一车水,第二天能看见底。”
有人跟着笑。何翠英坐我前面,回头问她男人:“那塘没人要,补贴还发不发?发的话分不分到户?”
她男人说:“你管它呢。”
“我咋不管,去年说好一户五十,我到现在没见着。”
罗长庚没接这茬。前头七口塘他念得快,村口大塘一年六千八,被镇上开饭店的老板包走,当场掏了定金;最小的那口三亩,也念出去两千一。轮到落雁塘,他嗓门低了半截。
他从夹克口袋里拔出一支笔,又插回去,口袋里本来就插着两支,这一下第三支戳在外头。他是村委主任,五十八了,开了二十多年会,最会的就是等。等没人说话,这口塘就能顺到下一年,还是一千二,还是没人要。
我把手从工装口袋里拿出来。
手背上一圈晒痕,是去年夏天在站里下田查稻飞虱晒的,袖口那一截白,往下一截黑。我举起来的时候,前面几排人都没看见,是何翠英先扭过头。
“知穗,你举手干啥?”
“要塘。”
她嘴里的花生没嚼完,停住了。
晒场上的人一排一排往后转。曹德茂把脚从横档上放下来,胶鞋在水泥地上蹭出一道灰印子。
“沈家丫头?”罗长庚把眼镜往下拉了拉,没戴稳又推上去,“你站里不上班了?”
“下了班管。”
“下了班。”曹德茂重复了一遍,扭头冲后面几排人笑,“站里一个月给她两千八,她拿两千八去填那个窟窿。”
“两千六。”我说。
他愣了一下:“啥?”
“两千六。没有八。”
后排有人笑出声,这回不是笑我。
罗长庚没笑。他把卷着的合同摊开,用茶杯压住一角,又用印泥盒压住另一角,风还是把中间那页掀起来。他按着那页说:“你想清楚。这塘是啥情况,村里人都晓得,我不瞒你。”
“我晓得。”
“三年死鱼。”
“晓得。”
“签了字就是一年,中间不退。”
我从人堆里挤过去。条凳挨得紧,刘老三把腿收了一下,没收全,我从他膝盖前面侧身过去,裤脚蹭了他一腿泥。他“哎”了半句,问我:“丫头,那塘里还有鱼没?我过两天去钓两条中不中?”
“有餐条。”
“餐条也中。”
八仙桌上摊着三联的复写合同,最上面一联白的,底下一联粉的,再底下一联黄的。甲方那栏已经盖了村委的章,红印子压在“落雁塘”三个字上,糊了一半。
我没急着签,先从头翻。
“又不是买房子。”曹德茂在背后说,“看那么细,能看出一条鱼?”
我翻到第七条。承包期内,塘埂、涵闸由承包方负责日常维护。
再往后翻,第十二条只有一行:塘口所属水利设施,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我把两条来回看了一遍,从工装上衣口袋里摸出硬壳本。本子边上被水泡过,皱成波浪,翻开那页一股潮味。半截铅笔夹在里头,笔头秃了,我拿指甲刮了刮铅芯,在本子上写:第七条,第十二条。
“写啥呢?”罗长庚问。
“记一下。”
“记啥?”
我把合同转了个方向,推到他面前,指着第七条:“涵闸归谁修?”
晒场上没人接话。风从塘那边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气和烂草根的味道。
罗长庚把合同往自己那边拖了拖,手指头在合同上点了两下,没点在第七条上,点在落款那栏空白处。
“按程序来。”他说,“合同上写着呢,日常维护归你。”
“日常维护。”我重复了一遍,“那要是不日常呢?”
“啥叫不日常?”
“洞。”
我说完这个字,桌边几个人的脸都偏了一下。曹德茂清了清嗓子,从腰上把摩托车钥匙摘下来,在手里转了半圈,又挂回去。
“丫头,”罗长庚把笔帽拔下来,递笔给我,“你一个学养鱼的,倒先说洞。塘有没有洞,三年前县里来人看过,签了塘况正常。你要是不放心,这口塘你别要,我不拦你。”
他把笔举在半空,等我接。
我知道那份“塘况正常”是谁签的字。三年前发包,落雁塘被一个外村人包去,验收表上签字栏写的就是罗长庚。那年六月死鱼,外村人连夜跑了,承包费欠了半年,村里没追,塘就这么空下来。
这些我没说。
我回村三年,在站里干的活主要是贴报表。水稻病虫情报一周一期,打印出来贴在镇上公告栏,贴歪了要撕下来重贴。站里一年下去指导两回鱼塘,都是卢明海带着县里的人去,我负责拎水样瓶,拎回来贴标签,标签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上个月大学同学群里有人发照片,在南边一个养殖场,穿着白大褂站在增氧机旁边,配的字是“今年第三批苗下塘了”。底下一排人点赞。
我也点了。
我接过笔。
“一年一千二。”我在本子上算,“八亩六,一亩一百四。”
“一百四,”刘老三在后头接话,“我家那二分菜地,一年卖葱都不止一百四。”
“你那葱是金葱。”有人笑他。
我在乙方那栏写了名字。沈知穗,三个字写得比平时大,笔压得重,透到了底下那联黄纸上。印泥盒里的印泥干了,我拿大拇指在里头碾了两圈,才碾出颜色来,往名字上一按。
指纹印子有点歪。
我在工装上蹭大拇指,红印子蹭到蓝布上,一道一道的。
“钱月底前交到彭秀英那儿。”罗长庚说,“现金,不赊。”
“晓得。”
曹德茂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花生壳。
“行,丫头有骨气。”他冲左右的人说,“八百我都不想要的塘,人家一千二拿走了。”
没人接他的话。何翠英又问了一遍她男人补贴的事,她男人起身去墙根抽烟了。
罗长庚把三联纸撕开,白联留给村委,粉联给我,黄联往档案袋里一塞。他做这些很熟,手上一点不停。最后他把笔收回来,对着阳光看了看笔尖,插进口袋。
晒场边上,一个老头从条凳上站起来,端着个搪瓷缸,往塘那边走了。左腿拖着半步,走得不快,也没回头。
我认得那是韩水根。早些年他在落雁塘看过塘,后来村里不包塘了,他就在塘埂边上搭了个棚子种菜。
“下一项,”罗长庚对着人群说,“说一下春耕用水排班的事。”
人群又转回去,有人开始嚷嚷今年轮灌谁家排前头。
彭秀英站起来念排班表。引水渠一条干渠,分七个口子,五天一轮。念到落雁塘,她顿了一下,说:“落雁塘,第五天,早上六点到十点,四个钟头。”
“那塘还要排?”有人问,“给它放水不是白放?”
“排都排了,”彭秀英说,“人家交了钱的。”
我从兜里掏出本子,在第七条、第十二条底下又写了一行:第五天,六点到十点。
我把粉色那联合同对折,再对折,塞进硬壳本里夹好,揣回工装内兜,贴着肚子。
我往外挤的时候,罗长庚叫住我。
“沈知穗。”
我回头。
他手里捏着那支笔,笔帽“咔”一声按上去,按得很实。
“签了字,往后塘里出什么事,算你的。”
第二章 一根刻了三十道的水尺
曹德茂是分塘会过后第六天晚上来的。
我在院子里拿篾刀劈毛竹,竹子是下午从后山砍的,碗口粗,三米多长,一头还带着泥。他的摩托车停在院门口,车灯没关,直直照在我脚边那堆竹屑上。
“忙着呢?”
他手里拎着两袋东西,一袋苹果,一袋饼干,塞到我家堂屋门口的板凳上。我妈从灶屋探出头,看见是他,擦了擦手,又缩回去了。
“曹叔,坐。”
“不坐不坐。”他把车钥匙从腰上摘下来,在手里捏着,“我说两句就走。”
我没停手。篾刀顺着竹节往下一推,竹皮翘起来一条。
“那塘,”他拿钥匙挠了挠后脑勺,“你一个女娃子,站里还有活,管不过来。我寻思着替你分担分担。”
“咋分担?”
“你转给我。八百。”
我停了刀。
“合同上写一千二。”
“我晓得一千二。”他把钥匙换了只手,“可那塘值不了一千二啊。三年死鱼,你也看见了,往里扔钱跟往河里扔一样。我给你八百,你一年白落八百块钱,不用操心,不用垫鱼种。这不比你自己往里赔强?”
“我包一千二,转你八百,我亏四百。”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赶紧说,“你那一千二交给村里,我这八百给你,等于你少赔八百。你算算。”
我算了一下。他这账没错,只是方向是反的。
“你接过去养啥?”
“这你就别管了。”他笑了,金牙在车灯底下亮了一下,“养鸭,种藕,都中。”
“种藕得放干水。”
“那就放干。”
“放干了就是块田。”
他脚尖在地上碾了碾,碾死一只爬过来的蚂蚁。
他打的什么主意,不难猜。落雁塘挨着他家那几亩田,地势比塘低一截。塘要是放干了,把塘埂一推,就是一片带水的平地,转包出去能按田算钱,比按塘贵。前年他包老孙家那口塘亏了本,饲料店那边还赊着账,村里人都晓得。
“曹叔,我不转。”
“你再想想。”
“不想了。”
他腰上的摩托钥匙哗啦响了两声,那两袋东西没拿,转身走了。走到院门口又回头:“丫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怕你赔。站里那点工资,你一个临时工,赔得起?”
摩托车突突突开走了。我妈从灶屋出来,把那两袋东西拎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
“他咋说的?”
“要塘。”
“你给不给?”
“不给。”
我妈“哦”了一声,把苹果拿进去洗了,饼干留在板凳上。她没问我为啥要那口塘,只是削苹果的时候削得特别慢,皮一直没断。
削完她把苹果递给我,自己啃那条皮。
“卢站长晓得不?”
“不晓得。”
“他要是不让你弄呢?”
“我下了班弄。”
“下了班天都黑了。”她把苹果皮吐进簸箕里,“你爸在的时候说,落雁塘那地方,夜里有人看见过白影子。”
“那是韩爷棚子上的塑料布。”
我妈没再说,拿抹布把板凳上的竹屑扫下去,扫到一半停了,把那袋饼干往我这边推了推:“明早带着,塘边冷。”
第二天天不亮,我扛着竹子去了塘边。
落雁塘是个歪长方形,北头窄,南头宽。进水口在西北角,一道水泥小闸,闸板锈了,插在闸槽里,从上游引水渠分过来的水走这里进塘。东南角是出水口,早年埋过一根管子,现在被泥糊死了。塘埂上长着去年的枯茅草,踩上去沙沙响。
水是灰绿的,看不见底。
我在塘边蹲下来,伸手进去试了试,凉得手指发麻。
“看不出来的。”
身后有人说话。我回头,韩水根端着那只搪瓷缸,站在塘埂上。缸子是白底的,掉了两块瓷,露出黑铁,缸沿上一圈茶垢。他穿一件褪色的军绿褂子,扣子扣错了一颗。
“韩爷。”
他没应,走下塘埂,左腿在坡上拖了一下,差点滑。我伸手去扶,他把胳膊一抽,自己站稳了。
他弯腰,拿搪瓷缸舀了一缸水,举到眼前,对着东边刚冒头的天光。
“你看。”
我凑过去看。水在缸里晃,颜色比塘里浅,带一点黄。
“绿里带黄,底下有泥翻上来。”他说,“这塘的水,一年四季都是这个色。好塘不是这个色。”
“为啥?”
他把缸里的水倒回塘里,在裤腿上蹭了蹭缸底。
“水有记账。”
说完他就往回走了,没说为啥。
我从工装口袋里掏出透明度盘。上学时候自己做的,一块白铁皮剪成圆,二十公分,刷了白漆,中间穿根尼龙绳,绳上隔十公分打一个结。我把它放进水里,一个结一个结往下送,盯着那块白。
第二个结刚没下去,白就糊了。我又往上提一点,再往下放,来回三次,看准了,盘子在二十八公分左右消失。
二十八,太浑了。正常养鱼的塘,这个季节该有三四十。
我在本子上记了个数,又在数后面画了个问号。
我在塘边把竹子横放在塘埂上,从工装口袋里掏出钢卷尺。
竹子我选的是老竹,节密,不容易裂。从一头量起,留出四十公分不刻,这一截要插进泥里,四十公分那个位置就是零点。从零点往上,每十公分,拿篾刀刻一道。刀口要深,要横着刻一整圈,水里泡久了也看得见。
刻到第五道,手被竹刺扎了一下。刻到第十二道,太阳已经出来了,晒得后脖颈发烫。
刘老三扛着鱼竿从塘埂上过,停下来看。
“丫头,你这是做啥?做标枪?”
“水尺。”
“啥尺?”
“量水的。”
“量水干啥?水不就在那儿嘛。”
“看它掉多少。”
“掉了再放呗。”他把鱼竿往肩上一扛,“那边有餐条没?”
“东头多。”
他往东头去了。
刻到第三十道,我停了刀。三十道,正好三米。从下往上数,用指甲把每道刻痕里的竹屑抠干净。手指头磨红了。
为啥是三十道,我也说不太清。我想记一个月。一个月够不够,我不知道。但我想先记满一个月,看看这口塘到底是什么脾气。
我选的位置在进水口对岸,塘西南角的一处石缝。那里是塘最深的地方之一,早年砌过一段石头护坡,石缝卡得住竹子,风浪推不动。我把水尺对准石缝,脱了鞋,卷起裤腿,下到水里。
水凉得刺骨。泥一脚踩下去,没到小腿肚。
我抱着竹子往下压,压不动,就用身体的重量往下坐。竹尖进泥的时候有一种很钝的阻力,一下一下往里吃。压到尺脚那截白竹全没进泥里,零点贴着泥面,我松了手,退开两步看。
竹子立得很直,水面停在第十二道刻痕上。
一百二十公分。
我从帆布包里摸出小半瓶红漆,是去年刷站里牌子剩的。拿竹签蘸了,在石缝那块大石头上点了一个点,跟第十二道刻痕齐平。尺要是哪天被碰了,还能对着它找回来。
我爬上岸,腿上全是黑泥,冻得发紫。从硬壳本里抽出铅笔,在第一页写:
三月九日,晨。水尺立于塘西南石缝,零点在泥面。水面读数:一百二十点零公分。
写完我想了想,又在后面加了一行:明日起,日出前一次,日落后一次。
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手冻得握不住笔。
我把本子揣回内兜,把钢卷尺收好,蹲在那儿等腿上的泥干。
进水口那边,闸板歪着插在槽里。我走过去推了推,推不动,闸板底下锈死了。我顺着引水渠往上看,渠是水泥砌的,往北一直拐进一片田里,看不见头。
渠底只有薄薄一层水,几乎不流。
按理说开春了,上游该放水了。
中午我去了村委。罗长庚不在,会计彭秀英在屋里对账,桌上一堆发票,算盘珠子拨得哒哒响。
“彭姐。”
“哟,塘主来了。”彭秀英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你真包了?你妈没骂你?”
“没骂。”
“那是还没反应过来。”她把一张表从发票堆里抽出来,“正好,你那塘要报补贴的话,这表你先拿回去看看,镇上说今年标准化塘一亩三百。我跟你说啊,别人家的都交了,就差你那口。”
我接过来,折起来夹进本子里,没细看。
“彭姐,引水渠上游那个闸,钥匙在谁手里?”
“哪个闸?”
“落雁塘上头那个。分水闸。”
彭秀英抬起头,手指还按在算盘上。
“那个啊,那不归塘这边管。”
“归谁管?”
她低头拨了两颗珠子,没看我。
“在管水的人手里。”
第三章 早晚各一次
闹钟定在五点十分。
我第一回没听见,第二回是我妈敲墙把我敲醒的。三月的早上,屋里比外头还冷,我摸黑套上工装,裤脚还是昨天的泥,干了,一走路就掉渣。
硬壳本、铅笔、钢卷尺、温度计、透明度盘、手电,一样一样塞进帆布包。出门之前我又折回去,从灶台上拿了两个冷馒头。
塘边比村里低,雾贴着水面走。手电照过去,光打在雾上,是一团白,水尺在那团白里露出一截黑影。
我脱鞋下水。昨天的泥脚印还在,我踩着原来的坑走,免得把泥搅起来。到了尺边,先不看刻痕,先把钢卷尺的尺头抵在离水面最近的那道刻痕下沿,往下拉,拉到尺带碰水,眼睛放平,跟水面一般高。
这一步最费事。眼睛高一点,数就小;低一点,数就大。我弯着腰,下巴差点贴到水面,看准了,记下来。
一百一十九点二。
尺带收回去的时候“啪”地弹了一下,打在手背上,起了道红印。
然后是气温、水温。温度计挂在尺上的铁丝圈里,水温计沉下去半尺,数一百个数再提上来。透明度盘放下去,一个结一个结地数。进水口闸板关着,出水口糊死,投喂量那一栏写“无”,塘里没放鱼。
一共七栏。我在本子上画好了格,横着是日期,竖着是这七样,每天两行,早一行晚一行。
写完天才亮。我坐在塘埂上啃馒头,馒头凉得咬不动,在嘴里含软了才咽。
七点四十,我骑车往镇上走。六公里,一半是水泥路,一半是砂石路,过一座小桥。到站里正好八点。
卢明海已经在了。他的公文包放在桌上,拉链坏了一半,报表从豁口里往外支棱。他看见我,把眼镜从鼻尖上推回去。
“小沈,来来来,你先把这个弄了。”
一摞水稻病虫情况表,二十多个村,每村一张,要汇总,要录进电脑,要打印出来盖章,要报到县里。
“周五之前。”他说。
“卢站长,我包了个塘。”
“我听说了。”他把一张表抽出来,在我面前抖了抖,“落雁塘?你胆子大。那塘死鱼的时候我去看过,水样都送了,没查出个所以然。”
“查的啥?”
“氨氮,亚硝酸盐,溶氧。正常范围。”他摆摆手,“反正查不出来。村里说是风水不好,那塘口朝东南,对着老坟岗。”
“那你信不?”
他没答,把那摞表往我这边推了推。
“表先弄了。数据要能上会,县里要看的。”
我录了一上午表。中午在站里食堂吃了碗面,吃完接着录。下午四点多,我跟卢明海说家里有事要早走半个钟头。他头也没抬,说行,明天早点来。
日落是六点二十。我到塘边六点十分,天还有点亮,水面发灰。下水,拉尺,看数。
一百一十八点七。
早上一百一十九点二,晚上一百一十八点七,白天掉了半公分。
我记下来,坐在塘埂上等了一会儿,看着水尺在暮色里一点一点变成黑线。
第二天早上五点二十,我到塘边,手电一照,尺歪了。
不是倒,是斜,上头往东偏了一拳。尺边的泥上有几个小脚印,旁边扔着两块半截砖。头天傍晚我收尺走的时候,刘老三家孙子还在塘埂上打水漂。
我站在水里,两只手攥着帆布包的带子,没动。
尺一歪,刻痕跟水面的位置就变了,昨天那两个数跟今天的数接不上。我把尺拔出来一截,扶正,对着石缝那块大石头看。立尺那天,我在石头上用红漆点过一个点,跟第十二道刻痕齐平,当时就怕有这一天。
扶正,压实,第十二道刻痕重新对上红点,差了不到一毫米。我又拿钢卷尺从红点往下量到水面,再从刻痕往下量到水面,两个数对上了,才开始记。
本子上那一格旁边,我写了一行小字:尺被碰斜,按红漆点复位,误差小于零点一。
记完那个数,一百一十七点九。
放学的时候我在村口拦住刘老三家孙子。小孩看见我扭头就跑,书包在屁股后面一颠一颠。我没追,跟他爷说了。刘老三在门口剥蒜,听完了把蒜皮往地上一摔:“小兔崽子!那尺子碍他啥了?”
又转过来问我:“那尺子歪一下,要紧不?”
“要紧。”
“咋个要紧法?”
“跟秤一样。秤歪了,称啥都不准。”
他想了想,点头:“那是要紧。”
我拿铅笔在本子边上算了一下。前一天早上到今天早上,一整天,一点三。
第三天,一点七。第四天,一点五。
三四天下来,我把每天的数加起来除一下,一天差不多一点六。
“一点六公分?”
刘老三又来了,鱼竿扛在肩上,站在塘埂上看我在本子上写字。
“一点六,指甲盖那么高。”他伸出一根手指头比划,“你天天蹲这儿,就为这一指甲盖?”
“一天一指甲盖,一个月一拃。”
“一拃咋啦?下回放水不就回来了。”
我没跟他争,低头接着写。
他在东头下了钩,坐了一个多钟头,钓上来两条餐条,手指头那么长。他拎着那两条鱼从我身边过,说:“这塘里就这玩意儿,你养它干啥?”
“我养别的。”
“养啥?”
“草鱼,鲢鳙,搭点鲫鱼。”
“嚯,”他笑了,“那你可得把水看紧了,别跟上回那外村人似的,鱼全给你翻白肚。”
村里很快都晓得了。沈家那个学养鱼的丫头,天不亮蹲在落雁塘边看一根竹竿,天黑了又去看一回,看完了在本子上写字。
去小卖部买盐,老板娘问我是不是在塘边做法。我说我在量水。她说量水做啥,我说看它漏不漏。她说那塘谁不晓得漏,还用量?
我没法跟她说清楚,漏是一回事,漏多少是另一回事,从哪儿漏又是另一回事。
“量出来漏了,村里给你退钱不?”她把盐递给我,顺手塞了一包瓜子,“这个送你,蹲塘边嗑着玩。”
“不退。”
“那你量它做啥?”
我拿着盐和瓜子出了门。走到半路,手机响了,是大学同寝室的周婧。她在南边那个养殖场,就是群里发照片的那个。
“知穗,我们场又要招技术员,管两百亩,一个月八千,包吃住。我跟场长提了你,他说你要来,下个月就能来。”
我站在村道上,手里的盐袋子被攥得沙沙响。
“你那边站里给编制没?”
“没。”
“那还待着干啥?”她在电话那头笑,“你别跟我说你在村里包了个塘。”
“包了。”
她不笑了:“多大?”
“八亩六。”
“养啥?”
“现在啥也没养。在量水。”
“量水?”她顿了一下,“知穗,你别犯傻。下个月,我给你留着。”
“我记一下。”
她骂了我一句,挂了。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把瓜子塞进帆布包,回家给我妈送盐。
曹德茂的媳妇王桂兰在自家田头喂鸡,隔着一道塘埂,每天早上都能看见我。头两天她不吭声,第三天早上她端着鸡食盆,冲我这边喊:
“沈家丫头,你一个人起这么早,不怕啊?”
“不怕。”
“这塘死过人的你晓得不?”
手里的卷尺一滑,尺头蘸进了水里。
“啥时候?”
“早得很了,我嫁过来之前。”她把盆里最后一把糠撒出去,“听说是看塘的,夜里掉下去了。你小心点。”
她进屋了。我站在水里,等水面晃平了,才把尺头对上刻痕。
死人的事我回家问了我妈,我妈说没听说过,又说王桂兰嘴里的话,十句信两句。
那天晚上我把三天的数抄到一张干净的纸上,分了早晚两列,一列一列看。
看到第三遍,我把铅笔放下了。
白天掉得少,夜里掉得多。
第一天,白天零点五,夜里零点八。第二天,白天零点六,夜里一点一。第三天,白天零点七,夜里零点八。
这不对。
蒸发靠太阳和风。白天有太阳,风也大,掉得应该比夜里多。可夜里塘边没人,进水闸关着,出水口糊死,抽水机锁在村委,没人抽水。
夜里,水自己走了。
我拿着那张纸,在灯底下又看了一遍。窗户外头起风了,院子里的竹屑被卷起来,打在门板上,沙沙响。
第四章 缺掉的那一格
第九天夜里,我开始发烧。
先是嗓子疼,以为是早上塘边吹的,没在意。到了晚上,头沉得抬不起来,摸额头烫手。我妈翻出体温计,一量,三十八度七。
“明早别去了。”
“得去。”
“去个屁。”我妈难得骂人,“你烧糊涂了,一头扎塘里,谁捞你?”
我没跟她争。五点十分闹钟响,我爬起来,腿是软的,扶着门框,等腿上那阵麻劲过去,套上工装出了门。
那天早上的数是我咬着牙看的。卷尺拉出去,手抖,尺带在水面上晃,晃了好几下才停住。我眯着眼睛对了三回,记下来,一百零九点一。
记完我坐在塘埂上,一直坐到太阳出来,才觉得身上有了点力气。帆布包里的冷馒头我掰了一半,嚼了两口咽不下去,揣回去了,后来在站里发现它被我压成了一张饼。
塘里的水一直往下走,前几天村里那台柴油泵借出来,我从渠里抽过两回。泵出水口装着水表,村里按水表收油钱,一方六毛。每回抽之前抽之后各看一次尺,那半天的数我单独圈出来,不往平均里算。
七点四十,我照常骑车去站里。
到了站里,卢明海黑着一张脸。县里突然通知,明天上午来查春季病虫情况,要看全镇的汇总表、分村表、防治记录、农药发放登记,一样不能少。
“小沈,今天辛苦一下,晚上加个班。”
“卢站长,我傍晚得回去一趟。”
“回去干啥?”
“看塘。”
他把眼镜摘下来,揉了揉鼻梁上那两个红印子。
“小沈,我跟你说实话。你包塘,我不拦你。可站里的活是站里的活,县里明天来人,表要是出问题,扣的是全站的考核分。你那塘一晚上不看,水能跑哪儿去?”
我没说话。
他又把眼镜戴上:“就今天一晚上。”
我在站里干到夜里十点。中间吃了两片退烧药,是站里的老会计给我的,她说我脸红得跟猪肝似的。
六点二十那会儿,窗外的天一点一点暗下去,镇上的路灯亮了。我脑子里是那根水尺,水面贴在第十一道刻痕底下,夜里一个人立在那儿。
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你去塘边帮我看一眼尺。”
“看啥?”
“看水面在哪道刻痕上。”
“行。”
半个钟头以后她回电话:“看了,十道多一点。”
“多多少?”
“多一点嘛,我咋晓得多多少,天黑了,我站塘埂上看的,看不清。”
“妈,你得下水,拿卷尺……”
“我下水?”她在电话那头嗓门一下高了,“你烧糊涂了还是我烧糊涂了?那水多凉你不晓得?”
我没再说。
二十三个村的表,有六个村交上来是空白,只填了村名和日期。卢明海拿着那六张表在屋里转圈,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骂人。打到第四个村,那边说村干部去喝喜酒了,明天再说。
“明天?明天县里人都坐这儿了!”
他把电话一撂,转身看见我,又把声音压下去:“小沈,这六个村,你看去年同期的数,参考着先弄一个出来。”
“参考着弄?”
“参考着。”他避开我的眼睛,“明天我再让他们补真的。”
邹国栋坐在对面,是站里正式的技术员,比我晚来一年,有编制。他把椅子往后一仰,嗑着瓜子:“知穗,你那塘看出啥没有?我听说那塘口朝东南,正对老坟岗,你得请个人来看看。”
“请谁?”
“请个先生啊。”
“先生会量水不?”
他笑了,瓜子壳吐在报纸上:“你这人。”
那六张表我最后没参考去年的数。我在每张表的空白栏里写了“未报”,用铅笔,写得很轻。卢明海第二天一早看见了,什么也没说,拿橡皮一张一张擦了,自己填上了数。
回到家快十一点,我从包里掏出硬壳本,翻到今天这一格。早上那一行写满了,晚上那一行空着。
我拿铅笔在那格里写了一个字:缺。
又在本子边上用小字写:母代看,站塘埂,目测约一百零一,不入记录。
我妈端了碗姜汤进来,看见我在写字,问写的啥。我说写缺了。
“缺了就缺了呗,又不是考试。”
我把姜汤喝了,辣得眼泪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去测。一百零七点六。
测完我站在塘埂上,从我妈昨晚站的那个位置往尺那边看。天亮了,看得清清楚楚,水面贴着第十一道刻痕底下,离第十道还有一大截。她昨晚说的“十道多一点”,差了快一拃。
不怪她。站在塘埂上斜着看,隔着十几米,天又黑,谁看都是这个样子。
前一天早上一百零九点一,今天早上一百零七点六,一整天一点五,跟平均数差不多。拿两头一夹,昨天傍晚那次在哪儿,能推个大概。
可我没往那格里填。
第二天下午,县里的人走了,卢明海下村查油菜苗,顺路拐到塘边,站在塘埂上,让我把本子拿给他看。
他翻得很快,一页一页刷过去,看到那个“缺”字停住了。
“这是啥?”
“缺测。我发烧那天。”
他指着那个字:“小沈,你这就不严谨了。”
“我没测,就写没测。”
“你可以补嘛。”他把本子转过来给我看,“你看,前一天早上,第二天早上,中间这个数你拿两头一平均,填上不就完了?差也差不了半公分。”
“那是估的。”
“估的咋啦?做数据的谁不估?站里那些表,一半是估的。”说完他自己先顿住,推了推眼镜,“我的意思是,有些数据,合理推算是允许的。”
“那这格你签字?”
他推眼镜的手停在了镜框上。
“昨天那六个村,”我说,“县里看出来没有?”
他的脸红了一下,从耳朵根红起。
“没有。”他说,“县里的人翻了两页就去吃饭了。”
他把公文包换了只手拎,拉链那个豁口又支出一角纸来,他拿手指头按回去。
“你要拿这个本子去跟村里说事,”他把本子还给我,“人家头一个就挑这一格。一个空着的格子,比一个估的数难看多了。数据要能上会。”
“填了估的数,人家问我这个数咋来的,我咋说?”
“你就说测的。”
我把本子合上,揣回内兜。
他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拍了拍公文包上那个坏了的拉链。
“你这个脾气,跟你上大学那会儿一样。”
三年前是他去学校招的人。他说镇上缺懂水产的,说站里明年有编制,说回来能干自己的事。我信了。编制第二年给了县里一个领导的外甥,学的是会计。他那时候跟我说过一句对不住,后来再没提过。
他走了以后,韩水根从棚子那边过来。他刚才一直在菜地里拔草,离得不远,我们说的话他大概都听见了。
“韩爷。”
他没理我,蹲在塘边,拿搪瓷缸舀了缸水,对着太阳看。
“韩爷,往后我要是又有哪天回不来,你帮我看一回尺中不中?”
“不中。”
他答得很快,缸里的水晃出来半口。
“我不替人看尺。”他把水倒回塘里,“替人看了,数错了,算谁的?”
我没话说。
他站起来,左腿在坡上拖了一下,往回走了两步,又停住。
“你那个格子,空着好。”
说完他就回棚子了。我在后头没走,听见棚子里搪瓷缸放在木板上的声音,“当”的一下。
我蹲在塘边,把本子翻开,一格一格往回看。
九天的数,加上缺的那一格,加上后来几天的。抽水那几个半天圈着,不算。
早上,晚上,早上,晚上。一天一点六上下,没有哪天低过一点三。
我在“缺”字旁边画了个圈。
一天一点六,一个月就是四十八公分。这塘平均水深七十五公分上下,这一个月下来,就算一半是太阳晒走、风刮走的,剩下那一半,也得有三十多公分。
照这个速度,一个月要漏掉半个塘。
我拿铅笔在圈外头写了一个数:七十五。又在它底下画了一道横线,把这一页折了个角。
风从塘面上过来,水尺上那道刻痕被水浸着,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没下去。
第五章 蒸发掉的那四毫米
罗长庚是第十一天来的。
那天礼拜天,站里不上班,我上午在塘边削竹签。他骑着电动车从村道上拐下来,车筐里放着个保温杯,夹克敞着怀,口袋里还是插着两支笔。
“忙啥呢?”
“削签子。”
“削签子干啥?”
“插在塘里量深浅。”
他把电动车支在塘埂上,没下来,脚撑着地,从塘面一直看到那根水尺。
“我听说你天天记数。”他说,“记出啥来了?”
我把本子递给他。他没接,摆摆手:“我眼睛花,你说。”
“一天掉一点六公分。”
“一点六。”他想了想,“多不多?”
“多。”
“多在哪儿?”
“一个月下来,塘里得掉下去一大截。”
罗长庚拧开保温杯,吹了吹,喝了一口,又拧上。
“丫头,你看这几天的天。”他抬下巴指了指天,“开春风大,日头也上来了。风一刮,太阳一晒,哪个塘不掉水?村口大塘也掉,老孙家那口也掉。你把这当个事儿记,还记得跟审计似的,传出去,人家以为落雁塘咋了。”
“落雁塘本来就咋了。”
他没接这句,把车把转了转。
“丫头,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他把保温杯放回车筐,“我明年就到点了,干完这一届,回家抱孙子。这几年村里没出过大事,路修了一半,示范田眼看要验收。你让我安安生生干完这一年,中不中?”
“我没让你不安生。”
“你天天蹲这儿记,就是不安生。”
“我的意思是,你别小题大做。蒸发,懂吧?水自己往天上跑,跟漏没关系。你拿这个数去说塘漏,人家一句‘天干风大’就给你顶回来了。”
他说的有道理。我没法反驳,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一点六里面,有多少是太阳晒走的,有多少是风刮走的。
“主任,蒸发多少,我能量。”
“咋量?”
“摆个盆。”
“盆?”
他笑出声来,从车上下来了。
“摆个洗脸盆,就能量出这么大一口塘?”
“能。”
我回家拿盆。我家有个白搪瓷盆,我小时候洗脚用的,盆底印着一朵红牡丹,掉了半边瓷。我拿刷子刷干净,拎到塘边,从塘里舀水,舀到离盆沿三指的地方停住。
盆放在哪儿也有讲究。要跟塘面晒一样的太阳,吹一样的风,不能放树荫底下,不能放墙根背风的地方。我在塘埂上找了块平地,挖个浅坑,把盆底埋进去一半,让盆里的水面跟地面差不多平。盆里竖一根钢尺,用两块砖卡住。
“就这?”罗长庚背着手在旁边看。
“就这。塘里掉多少,盆里掉多少,同一天比。盆没底下漏,盆里掉的就全是蒸发。”
他弯腰看了看盆,又直起身。
“下雨咋办?”
“下雨,塘里落多少,盆里落多少,一样。”
“鸡喝了咋办?”
我没想到这个,一下子答不上来。
他又笑,这回是真笑了,眼角挤出一堆褶子:“你看,你们读书的,就是想不到鸡。”
他骑车走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你记吧。记出来了,按程序来,该开会开会。记不出来,就别到处说塘漏。”
第二天早上,盆边上果然有一圈鸡脚印。盆里的水少了一指头,盆沿上沾着鸡毛。
王桂兰家的鸡。她家田挨着塘埂,鸡天不亮就放出来,满地跑。
我把那天的数划掉,旁边写:鸡饮,作废。去王桂兰家借了个旧鸡罩,竹篾编的,罩在盆上,四边用砖压住。鸡罩透风透太阳,鸡进不去。
王桂兰站在门口看我把鸡罩拿走,问:“你罩鸡还是罩盆?”
“罩盆。”
“盆里有啥?”
“水。”
她没再问,转身进屋了,进屋之前嘟囔了一句,大意是这丫头读书读傻了。
从那天起,早上看尺,看盆,晚上看尺,看盆。本子上多了一栏。
第十五天傍晚,曹德茂骑着摩托从塘埂上过,看见鸡罩,把车停了。
“这是做啥?养鸡?”
“量蒸发。”
“啥?”
“看太阳一天晒走多少水。”
他蹲下来,隔着鸡罩往盆里瞅,金牙一龇:“丫头,你这洗脚盆里能看出个啥?我跟你说,你这么天天量,量出个洞来,你能咋样?”
“修。”
“修?”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修洞要钱,你有钱?洞要是通到别处,扯到别人头上,人家认不认?村里认不认?三年前验收是谁签的字?你一个临时工,把这些人挨个得罪一遍,往后在村里咋过?”
他说了一长串,说得很急,说完了自己也觉出来了,拿手背抹了一下嘴。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八百,我那话还算数。”
“曹叔,洞要是通到别处,通到哪儿?”
他把摩托车钥匙从腰上摘下来,又挂回去,没答,跨上车走了。车轮从塘埂上碾过去,压塌了一块土,土块滚进水里,咕咚一声。
我在本子上记了一行:曹,提“通到别处”。
盆的数比塘里的小,小很多。头一天零点三,第二天零点五,阴天那天零点二,风大那天零点六。我一天一天往下记,到第十九天,扣掉鸡喝的那一天,一共记了八天盆。
八天的盆,平均下来,一天零点四。
塘里一天掉一点六,盆里一天蒸发零点四。
一点六减零点四,剩一点二。
这一点二,太阳不管,风也不管。是水自己从别的地方走了。
我把这个数抄在一张白纸上,拿到村委去给罗长庚看。他不在,彭秀英在。
“一点二?”彭秀英接过去看,“一点六变一点二了,那不是好事吗?少了。”
“少的那四毫米是蒸发掉的。剩下这一点二,是漏的。”
“哦,”她把纸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的,“那你拿个洗脸盆就算出来了?那我家水缸也能算。”
“你家水缸不漏。”
“你咋晓得不漏?”
我被她问住了,嘴比脑子快:“那你家水缸也可以摆个盆比一比。”
她笑得把算盘都碰歪了。
纸她收下了,说等主任回来给他看。我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知穗,那前十天咋算?你盆是后来才摆的。”
“前十天没盆,蒸发我按后头摆盆这些天的平均套。”
“那不也是估的?”
“是估的。我本子上写着。”
她“哦”了一声,低头拨算盘去了。
第十九天傍晚,我拿着竹签下塘。
我想把塘的深浅量一遍。平均水深七十五,是我站在塘埂上,拿几根竹竿戳出来的大概数,不够细。我在竹签上刻了刻度,每隔五步插一根,把塘分成格子,一格一格量。
西边深,靠石缝那一片一米二上下。中间八九十。北头窄的地方浅,五六十。东南角最浅,三十来公分,一脚踩下去水只到小腿。
天快黑了,我想赶着把东南角量完。
韩水根在棚子门口喊了一嗓子:“天黑了,东南角泥深,明天再去。”
“就剩几根签子。”
“明天再去!”
他嗓门大,惊起了芦苇里一只水鸟,扑棱棱飞到对岸去了。我冲他摆摆手,还是往东南角走了。他在那头骂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后来就没声了,棚子门口那点煤炉的红光一直亮着。
东南角的泥跟别处不一样。别处的泥软,踩下去慢慢陷;这里的泥底下有硬东西,一脚下去,先软,后硬,硬的那一层踩着是空的。
“咚。”
很闷的一声。不是踩在泥上的声音,像踩在一口倒扣的缸上。
我停住了。
往左挪了半步,再踩。咚。往右挪半步,再踩,还是咚。往前,咚。往后一步,声音没了,是实的。
我把手里的竹签换成一根长竹竿,两米多,往那块空响的地方插下去。
竹竿进去得很容易,一下子没进去一大截。插到一米多,我想拔出来看看竿头带上来什么。
拔不动。
我两只手攥着竹竿往上提,脚底下的泥跟着往下陷,鞋差点被吸掉。竹竿像被什么东西从底下拽着,水面冒出一串气泡,咕嘟,咕嘟,一个接一个。
我松了手。
竹竿就那么斜插在水里,一动不动。气泡还在往上冒。
第六章 上游少了三个钟头
第二十天,三月二十九号,轮到落雁塘放水。
这是我接塘以后的第四回轮灌。前三回我都在站里,傍晚回来只看见尺上涨得少,以为是开春上游水小。东南角那根竹竿还斜插在水里,我拔了两回没拔出来,就让它插着,在本子上画了个记号。
排班表上写的是早上六点到十点。这回我跟站里请了假。五点二十我测完尺,没走,蹲在进水口边上等。闸板我前几天拿柴油泡过,敲松了,能提起来。我把闸板提到头,等着上游的水下来。
六点,渠里没动静。
六点半,渠底那层薄水还是那层薄水,几片草叶贴在水泥上,一动不动。
七点,七点半。卢明海打电话来问我下午能不能早点到,他在电话那头叹气,说你那塘的事比站里的事还大。
八点四十,渠里的水开始响。先是一点细细的声音,像有人在远处倒水,然后水头推着草叶和泥沫子下来,拐进闸口,灌进塘里。
九点十分,水才算真正流起来。
十点整,排班到点。按规矩,下一家的口子要开,我这边得关。我把闸板放下去,蹲下对尺,从放水前到放水后,塘里涨了不到两公分。
四个钟头的水,实际流进来的,不到一个钟头。
迟了三个钟头。
去站里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三个钟头。渠是一条干渠,从水库那边下来,一路分七个口子,落雁塘是第五个口子之后、末梢那一段。排班的时候,前面的口子都关着,水应该直接下来。水在路上走,从上游总闸到这儿,顶多二十分钟。
迟三个钟头,只能是半道上被人分走了。
那天晚上我去找韩水根。
他的棚子搭在塘北头,竹竿撑着,顶上蒙着塑料布和稻草。棚子门口有个煤炉,炉子上坐着一个铁壶,壶嘴冒气。他坐在小板凳上,搪瓷缸放在膝盖上。
“韩爷,上游的闸,有几个?”
他没抬眼:“你问这个做啥?”
“今天的水迟了三个钟头。”
他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咂了咂嘴。
“三个。总闸一个,管水库下来的。中间一个分水闸,分到西边那片田。还有你那个口子。”
“分水闸在谁家田边上?”
他没答。煤炉里的火呼呼响,铁壶盖子被顶得一跳一跳。
我等着。他喝完一缸,又从铁壶里倒了半缸,吹了吹。
“八三年,”他开了个头,又停住,“算了。”
“八三年咋了?”
“八三年的事,跟你这个不相干。”他把缸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捂着,“你问闸,我就说闸。”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那闸一提,渠里水声不一样。”
“咋不一样?”
“提了,水往两边走,声音是劈开的。没提,声音是一股。你夜里去听,听得出来。”
我那天夜里就去了。
从塘边顺着渠往上走,走了二十多分钟,渠拐了个弯,进了一片田。田是新平整过的,田埂笔直,田头插着一块牌子,铁皮的,上头喷着字,夜里看不清。分水闸就在田埂边上,铁闸板,铁框子,框上挂着一把锁。
闸板落着。
我在田埂另一头找了个背风的土坎,蹲下来。带了件我爸留下的旧军大衣,裹上。手电不开,本子放在膝盖上,铅笔夹在耳朵上。
渠里的水声,是一股。
后半夜冷得人发抖。田里的青蛙开始叫,先是一两只,后来一大片。我掐着手指头数时间,困了就拿冷水抹一把脸。
那天夜里,闸没动。
第二天夜里,我妈非要跟着来。她说我一个女娃子半夜蹲田埂,叫人看见了说不清。她裹着棉袄,揣了一兜炒花生,坐在我旁边,坐了不到一个钟头,脑袋一点一点地往我肩膀上靠,呼噜打得田里的青蛙都停了两回。
我推她,她惊醒过来,问:“提了没?”
“没。”
“那我再眯一会儿。”
三点多我把她送回家,又一个人折回来。那天夜里,闸也没动。
第三天夜里,两点四十,田埂那头来了一辆电动三轮,车灯照着地,照到闸边停了。一个人从车上下来,蹲在闸边,我听见钥匙碰锁的声音,“咔哒”一下。
然后是铁链子哗啦哗啦响,闸板被摇起来了。
渠里的水声劈开了。一股往前,一股往田里,往田里那股大,哗哗的。
我把铅笔从耳朵上拿下来,在本子上写:四月一日,二时四十分,分水闸开启。
那人在田埂上站了一会儿,点了根烟。烟头一明一暗。抽完他上车走了,闸开着。
五点十分,那辆三轮又来了。闸板放下去,锁上。
我写:五时十分,关闭。两小时三十分。
五点二十我得回塘边测尺。我一路小跑回去,跑到塘边腿软,差点一头栽进水里。
后面几天,一样。我白天去站里,傍晚回来测尺,吃口饭睡三个钟头,半夜去田埂上蹲着。
第五天夜里,闸三点整开,六点五十关。那天早上又轮到我放水。
我站在自己的进水口边上,看着渠里那点水在九点多才慢慢下来,跟上一回一样。
七天守下来,本子上记了五次开闸。最短的两个半钟头,最长的三个钟头五十分。有两次正好卡在我轮灌的那个早上前头。
第六天在站里,我趴在桌上睡着了。卢明海从我身后过,把一摞表放在我手边,没叫醒我。我醒来的时候,表上压着一张纸条:“下午补上。眼睛熬成啥了。”
第七天天亮的时候,那辆三轮来关闸,车灯照过来,正好扫到我蹲的那个土坎。
我想站起来,腿蹲麻了,一歪,膝盖上的本子滑下去,掉进渠边的水沟里。我扑过去捞,捞上来的时候本子边上又泡了一圈,铅笔字洇开了两行。
车停了。那人从车上下来,往我这边走了几步。是个三十多岁的男的,胖,穿着一件印着化肥广告的马甲。
我认得他,曹德茂的堂弟,曹德林。
“你蹲这儿干啥?”
“看闸。”
“看闸?”他瞧见我膝盖上的本子,眼皮跳了一下,又笑起来,“你那塘漏成那样,放多少水都白放,还在乎这一点?”
“这是我的轮灌时间。”
“我放我自家的水。”他把马甲拉链拉到下巴,又一把拉下来,下巴朝那片田一抬,“这块田种的啥你晓得不?镇上验收的,五月份要来人看。四十亩是我一家一家磕头流转来的,插秧机的贷款还有一半,合作社的牌子做好了在我家堂屋靠着,就等验收过了往墙上挂。水跟不上,苗就黄了,你担得起?”
“我的塘也要水。”
“你那塘?”他嗤了一声,“你那塘是个漏勺,水放进去就没了。等我这块田验收过了,镇上二十万的项目款打到村里,村道修到你家门口。你那塘养出鱼来,能给村里修一米路不?”
他说得很快,唾沫星子都出来了,说完拿下巴点了点我手里的本子。
“你记这个干啥?”
“记时间。”
“钥匙谁给你的?”
他不笑了。
“村里给的。”他说,“你有本事,问村里去。等验收过了,你爱咋问咋问。”
他把拉链拉回下巴底下,上了三轮,突突突开走了。天光底下,我看清了田头那块铁皮牌子上的字:高标准农田示范片。
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周婧,凌晨一点发的:“场长问你到底来不来,下礼拜定人。你给句准话。”
我蹲在土坎上,手指头冻得发僵,打字打错了两回。
“不去了,塘里有事。”
发出去,我把手机揣回兜里,站起来的时候腿麻得一个趔趄,扶着田头那块牌子才站稳。牌子上的漆是新喷的,蹭了我一手。
我去了村委。
彭秀英刚开门,在扫地。我说我要看闸钥匙的登记本。她扫帚停在半空,说你看那个干啥。我说我是落雁塘的承包户,轮灌时间被人占了,要查。
她犹豫了一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蓝皮本子,本子边角卷着,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水利设施钥匙领用登记”。
她翻到最后一页,往我面前一推,转身接着扫地,扫帚把门槛刮得沙沙响。
最后一行。分水闸钥匙一把。领用日期,三月一号。领用事由,示范田灌溉。
签字栏里,写着两个字。
村委。
第七章 第三十道刻痕
四月八号傍晚,第三十天。
我下水的时候,脚底已经认得路了。哪块泥软,哪块有碎砖,哪一步要往左偏半脚,闭着眼都能走到尺边。
钢卷尺拉出来,尺头抵住刻痕下沿。眼睛放平,跟水面一般高。
一百一十九点四。
第一天早上是一百一十九点二。三十天,掉下去的水,抽上来的水,绕了一大圈,水面回到差不多的地方。数没怎么变,本子厚了一大截。硬壳本写满了一本半,第二本的封皮让我揣在内兜里捂了半个月,捂出一个弯。
我在最后一格写下数,写完了站在水里没动。水尺上第十二道刻痕刚好在水面上一指头,被水泡了一个月,刀口发黑,长了一层滑溜溜的青苔。
我拿袖子把那道刻痕擦了擦。
韩水根在棚子门口坐着,看了我一会儿,起身进去了,煤炉上的铁壶盖子还在跳。
那天晚上我在灶屋的饭桌上算账。我妈把碗筷收了,拿抹布把桌面擦了三遍,说你那些纸别沾了油。
三十天,六十格,缺一格,抽水那几个半天圈出去,剩下的一格一格加起来,一天一点六。盆子从第十一天摆到第三十天,扣掉鸡喝那天,一天零点四。
一点六减零点四,一点二。
塘面八亩六,五千七百三十三平方。一天漏一点二公分,就是六十八点八方水。三十天,两千零六十四方。
两千零六十四方,摊到整口塘,是三十六公分。平均水深才七十五。
“两千多方,”我妈凑过来看,“那是多少?”
“两千多吨。”
“两千多吨水?”她想了想,“咱家那口缸,一缸半吨不到。”
“四千多缸。”
“乖乖。”她把抹布往肩上一搭,“都跑哪儿去了?”
“地底下。”
村里那台柴油泵,一方水收六毛,油钱加人工。这两千零六十四方,要是全靠抽上来补,就是一千二百三十八块。
一个月一千二百三十八。承包费一年才一千二。
我妈盯着那个数,手里的抹布拧了两圈,拧出几滴水,才说:“那你这一个月,等于把一年的塘钱又交了一遍。”
“交给地了。”
“地又不收钱。”
“地收水。”
她白了我一眼,端着盆出去喂猪了。
第二天我请了一上午假,把三十天的数抄成一张大表,横着是日期,竖着是早晚、盆、抽水、闸,缺的那格写“缺”,鸡喝的那格写“作废”,前十天的蒸发标着“按后段均值套用”。抄完一共四张纸,我拿订书机订上,又复印了三份。
复印店老板问我这是啥,我说是塘的账。他说塘也记账?我说记。
从复印店出来,我先拐去了站里。
卢明海在办公室泡茶,看见我手里那叠纸,先把茶杯盖子盖上了。
“卢站长,你帮我看看这个。”
他接过去,翻得比上回慢。翻到第二页蒸发那一栏,他拿笔在“按后段均值套用”底下画了一道,翻到第三页,又在缺测那一格画了个圈。
“格式还是不行。”他说,“县里的表,缺测要标原因代码,套用要写方法依据。”
“我写了原因。”
“你写的是‘发烧’。”他把眼镜推上去,“县里没有‘发烧’这个代码。”
“那你帮我在底下签个字,证明这是站里技术人员测的。”
他手里的笔停住了。
他翻到最后一页,把那叠纸合上,推回来。
“小沈,我签了,这就是站里的数。站里的数拿去跟村里对,村里要是不认,找的就是站里,是我。”他看着桌上的茶杯,“你包你的塘,站里不掺和。”
“你当年说,回来能干自己的事。”
他没抬头。茶杯盖子他拿起来又放下,磕出一声脆响。
“你去吧。”他说,“上午不算你请假。”
十点多我到村委。罗长庚在,曹德茂也在,两个人坐在屋里抽烟,烟灰缸里一堆烟头。我进门的时候,他们俩说话的声音一下子停了。
“主任,三十天记完了。”
我把订好的那份放在他桌上。
罗长庚低着头,没翻,拿手指在封面上敲了敲。
“彭秀英说,你翻了钥匙登记本。”
“翻了。”
“示范田是镇里的项目。”他把烟摁灭,“五月份验收,二十多万的项目款,验收过不了,全村的路都修不成。钥匙是我批的,登记本上写得清清楚楚,按程序来的,没瞒谁。”
“我的轮灌时间,排班表上也写得清清楚楚。”
他看了我一眼。
“你那塘漏成那样,四个钟头的水放进去,能剩多少?那块田不一样,那是镇里的脸面。我先紧着它,有啥不对?”
“那你跟我说一声。”
曹德茂在旁边弹了弹烟灰:“丫头,主任也是没办法,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大家都不容易……”
“曹叔,那块田是你堂弟种的。”
他把烟叼回嘴里,不说了。
罗长庚这才把我那份表翻开,一页一页看过去,看得很慢,看到那个“缺”字,手指头停了一下,又往下翻。翻到最后一页,他把表合上,往我这边推回来半尺。
“数据是你自己记的。”
“是我记的。”
“你自己记,自己算,自己拿来说塘漏。”他往椅背上一靠,“丫头,换你坐我这个位子,你信?”
我站在那儿,手里还攥着另外三份复印件。
“那就公开对。”
“对啥?”
“上村民代表会。尺我拿去,本子我拿去,谁不信,当着大家的面问。我一样一样答。”
屋里静了一会儿。曹德茂把脚从椅子横档上放下来。
罗长庚把笔帽拔下来,又按上,拔下来,又按上。
他在算什么,我猜得到。不开会,这事就压着,我天天往村委跑,往镇上跑,迟早闹大。开会,当着二十几个代表的面,最多就是一个丫头拿着一根竹竿说塘漏,说不清,大家散了,事情也就过去了。
“行。”他说,“十二号开代表会,议程排满了,春耕、示范田验收、补贴。你排最后。”
“多长时间?”
“十分钟。”
“十分钟不够……”
“就十分钟。”他从口袋里拔出一支笔,在台历上画了个圈,“说完了,大家要是没意见,这事就算有个说法。说不清,以后就别提了。按程序来。”
我从村委出来,曹德茂跟在后面出来了。他的摩托停在门口,他没上车,跟我并排走了一段。
“丫头。”
“曹叔。”
“九百。”他说,“我再添一百。你转给我,这事就不用上会了,你也不用天天往塘里泡。”
“不转。”
“你图啥呢?”他停下来,“就算你查出来有个洞,那洞往哪儿通,谁家田挨着,扯出来对谁都不好。村里不好看,主任不好看,你一个临时工,往后在村里咋待?”
“洞往哪儿通,你晓得?”
他嘴里的金牙闪了一下,抿住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上了摩托,钥匙插了两回才插进去,突突开走了。
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听见饲料店老板娘在里头打电话,嗓门很大:“曹德茂那四千多块,今年再不给,我就去他家门口坐着!”
她挂了电话出来,看见我,换了副脸:“沈家丫头,听说你包了落雁塘?明年要饲料,上我家拿,先赊着也中。”
“曹叔欠你多少?”
“你问这干啥?”她拿下巴点了点曹德茂走的方向,“前年他包老孙家那口塘,鱼没卖上价,饲料钱拖到现在。他还想包你那口,包了拿啥喂?拿嘴喂?”
我这才晓得,他那八百块,可能也是借的。
会前三天,我每天还是早晚去测尺。三十天记完了,可我停不下来,像吃饭一样。
十一号夜里,我睡不着,揣着手电去了渠上。
我想再看一眼那个闸。明天开会,罗长庚、曹德茂都在,镇上也要来人,我得把开闸的时间再核一遍,免得说错一个字。
走到田埂那头,我先闻到一股味。焦的,带点铁锈腥。
手电照过去,分水闸的铁框子上,焊了一圈铁皮。
铁皮是新的,边上还有焊渣,一粒一粒,像结了痂。焊缝歪歪扭扭,把闸板跟框子焊死在一起。闸板停在半截,没落到底,往田里那边的口子开着一道缝,渠里的水声劈成两股,往田里的那股细细的,一直在流。
我伸手摸了摸焊缝。
还是温的。
第八章 只给十分钟
代表会在村委二楼的会议室开。
屋里一张长桌,两边摆着折叠椅,墙上挂着“村民议事规则”,玻璃框子里落了一层灰。头顶一台吊扇,转得慢吞吞的,二十几个人抽烟,烟雾在扇叶底下打着旋儿散不开。
我坐在门口,脚边放着那根水尺。
水尺是我前一天傍晚拔的。拔之前我量好了,往后插回去,对着红漆点就能接上。拔出来的时候尺脚上全是黑泥,我在塘里涮了好几遍,涮完一看,那四十公分没刻的地方被泥染成了深褐色,上头三十道刻痕一道比一道浅,最上面几道还是新的白茬。
春耕排班说了四十分钟。示范田验收说了一个钟头,镇上来了个干部,讲到一半手机响,出去接了二十分钟电话回来接着讲。曹德林坐在干部旁边,换了件没印字的白衬衫,马甲搭在椅背上,拉链头一下一下磕椅子腿。干部说到“插秧机作业面积”,周守义把老花镜戴上了,他孙子就在那块田里开插秧机,一天一百五。这一项讲完,曹德林先走了,走到门口,低着头绕开我脚边的水尺。补贴的事说了半个钟头,何翠英问了三遍一户能分多少,罗长庚说了三遍按程序来,第三遍嗓门大了。
卢明海也在。他是镇上派来讲示范田技术要求的,坐在长桌另一头,公文包放在腿上,一直在翻手里的报表。我进门的时候他抬头推了推眼镜,点了点头,又低下去了。
十一点四十,罗长庚说:“最后一项,落雁塘的事。沈知穗,你说。十分钟。”
彭秀英把手机拿出来,点开秒表,放在桌上。
我把水尺抱起来,走到长桌前头,横着放在桌上。三米多的竹子,从桌这头伸到桌那头,尺梢差点戳到镇上那个干部的茶杯。他把杯子往里挪了挪。
我从包里拿出那叠复印件,一人一份发下去。发到曹德茂那儿,他没接,我放在他面前。
“这是三十天的水位。”我说,“落雁塘一天净漏一点二公分,一个月两千零六十四方。我请大家看三样东西。”
说完这三句,我就不说了。
“等一下。”
说话的是周守义,村里的老代表,原来在供销社干过,戴老花镜,凡事爱较真。他把复印件举起来,举得离眼睛老远。
“这数都是你自己记的?”
“是。”
“你自己记,你自己算,你自己说漏。”他把复印件放下,“一是一,二是二,我回家也记一本,说我家井漏了,村里给我修?”
有几个人笑了。
“还有这个,”他翻到第二页,手指头点着,“缺。缺是啥意思?”
“那天我发烧,没测。”
“没测就空着?那你这一个月,不就是二十九天半?”
又有人笑。卢明海在那头推了推眼镜,没出声。
“前十天的蒸发,”周守义接着往下翻,“你写的按后段均值套用。那不也是估的?你这一半测的一半估的,拿来说塘漏?”
我还没开口,曹德茂先说话了。
“周叔说得在理。”他把面前那份复印件推开,“一个人记的数,谁晓得准不准。再说了,那塘漏不漏,大家心里有数,三年都没人要的塘,你记不记它都漏。”
他转向罗长庚:“主任,我还是那句话,这塘我八百接。她要是不想干,我接过去,往后漏不漏都跟村里没关系。”
“八百?”何翠英插嘴,“那原来一千二,少那四百,补贴里扣不扣?”
没人理她。
“还有上游那个闸,”曹德茂又说,“她说有人提闸,那闸早就坏了,锈死了,镇上来人看过要换,先拿铁皮焊上了,免得出事。谁还提得动?”
周守义低头翻他那份复印件,翻到记着开闸钟点的那一栏,翻过去,又翻回来,嘴张了一下,没出声。
彭秀英的手机就搁在算盘边上:“还有六分钟。”
我把第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尺。”我指着桌上的水尺,“从三月九号插到四月十一号。中间被小孩碰歪过一回,复位的记号在这儿。”
我翻开本子,指给周守义看那行小字和石头上红漆点的照片。他凑过去,隔着老花镜眯起眼,嘴里嗯了一声,听不出是认还是不认。
第二样,我从本子里抽出一沓收费单,是彭秀英开的,柴油泵用水的收费单,一张一张,盖着村委的章。
“抽水机是村里的,水表是村里的,钱是彭姐收的。”我说,“三十天,水表走了两千七百五十二方。”
彭秀英伸手把那沓单子拿过去,舔了下手指,一张一张翻。
“两千七百五十二方,扣掉盆子量出来的蒸发,六百八十八方,剩两千零六十四方。”我说,“跟尺上算出来的,对得上。”
周守义把老花镜摘下来,又戴上。
“蒸发六百八十八,盆子量的?”
“盆子量的。”
“那尺上的数是你记的,可这水表……”
“水表是村里的。”彭秀英替我说了,声音不大,“我每回去抄的。”
屋里静了一下。镇上那个干部低头在本子上写了什么。
“那又咋了?”曹德茂说,“她抽了两千多方水,说明她用水多,跟漏不漏有啥关系?水抽进去,太阳晒,风刮,她自己放了……”
“出水口是死的。”我说。
他停住了。
彭秀英说:“还有三分钟。”
第三样东西,不在我包里。
我转身看门口。韩水根站在那儿,手里端着那只搪瓷缸。他是自己来的,我前一天晚上去他棚子里问过他,他没答应,也没说不来。
他拖着左腿走进来,走到长桌前头,没坐。罗长庚欠了欠身子,说韩叔你坐。他没坐。
“东南角底下,有个涵洞。”他说,“七六年修的,排灌用的,那时候塘没这么大,涵洞从塘边上过,通到东边田里。后来扩塘,涵洞没拆,埋在泥底下了。”
周守义说:“你咋晓得?”
“我修的。”韩水根说,“我十三岁跟着我爹砌的砖。”
屋里没人说话了。吊扇转着,咯吱,咯吱。
“八三年,我看塘。”他把搪瓷缸放在桌上,压在我那份复印件上,“塘里水留不住,我下去摸,摸到东南角,脚底下是空的。我去大队报,大队说塘况正常,让我别瞎说。那年八月,一塘鱼死得干干净净。”
他抬眼看了罗长庚一眼。
“三年前那外村人包塘,死鱼,你们又说塘况正常。”
罗长庚的手按在合同上,没动。
“这丫头,”韩水根指了指桌上那根尺,“三十天,一天两回,一回没落下,落下那回她自己写着。”
他把搪瓷缸端起来,在裤腿上蹭了一圈缸底。
“水不骗人,骗人的是闸。”
彭秀英拿起手机又放下,没出声。秒表已经过了。
罗长庚把卷着的合同在手里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这样,”他说,“按程序来。光说也说不清,先把塘抽干。抽干了,塘底有没有洞,洞在哪儿,通到哪儿,大家去看。看清楚了,再定责任。”
“抽干谁出钱?”周守义问。
“我出。”我说。
曹德茂把椅子往后一推,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长响。
“抽干?那塘里还有鱼呢!”
“餐条。”我说,“还有些鲫鱼壳子。”
“那也是鱼!”
“谁想要谁去捡。”罗长庚说。
何翠英马上接:“那捡鱼按户分不分?”
这回有几个人笑出声,屋里的烟好像都散了一点。
卢明海一直在翻报表,这时候把公文包放到桌上,拉链卡在半截,他拽了两下没拽开,干脆不拽了。
“我说一句。”他推了推眼镜,“从技术上讲,抽干看是最直接的。水位记录,我看了,格式不太规范,有缺测。”他顿了一下,“可这个水表读数,是村里自己的,能上会。”
他说完又低头去翻报表了,没看我。
罗长庚把合同卷紧,在桌上磕了两下:“那就这么定。下礼拜开始抽,抽干了村委、代表、承包户一起下去看。彭秀英,记一下。”
彭秀英把手机收起来,拿笔在会议记录本上写。写到一半抬头问我:“渗漏的渗,是三点水那个渗吧?”
“是。”
散会的时候,代表们一个一个往外走,经过长桌,有人伸手摸了一下那根水尺,摸到刻痕的地方停一下,又走了。周守义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说了句:“丫头,你那个缺字,写得对。”说完就下楼了。
曹德茂没走。他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根尺,脸上的笑收得一点不剩。
罗长庚收拾好东西,站起来,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停了一下,低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只看见曹德茂的腮帮子动了动。
韩水根把搪瓷缸揣进褂子兜里,往门口走,走到我身边,说:“抽的时候,先抽西头。东南角留到最后。”
“为啥?”
“西头深,先抽,泥不翻。东南角最后见底,水一退,洞口先露出来,你看得清往哪边走。”
他下楼了,左腿在楼梯上一级一级拖着。
我把水尺扛起来,往楼下走。楼梯窄,尺梢碰了两回墙。
抽干,就得把塘底摊在所有人眼前。东南角那块空响的泥底下有什么,往哪边通,通到谁家田里,都得露出来。
走到村委门口,曹德茂的摩托车还停在那儿,车座上搭着他那件迷彩外套。他人站在墙根,背对着我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我只听见一句:“你今晚把你那边口子先堵上。”
第九章 塘底那只旧涵洞
抽塘是四月十五号开始的。
村里那台柴油泵管不过来,我又从镇上租了一台大口径的,连机器带人一百八,抽两天半。泵管从塘里拉出去,翻过塘埂,接进下游的排水沟。机器一响,整个塘边都是柴油味,突突突,震得塘埂上的土往下掉渣。
按韩水根说的,先抽西头。
头一天夜里,租来的那台泵两点多停了。我在家里没听见,是韩水根拿手电敲我家窗户。我跑到塘边,开泵的师傅早回镇上睡觉了,我拿手电对着机器上下照,照了一圈才找着油箱,油见了底。我拎着柴油桶往里灌,灌急了,洒了一裤腿,柴油味三天没洗掉。
泵重新响起来,韩水根举着手电站在塘埂上,一直照着我。
“你学的那个水产,不教开泵?”
“教。教的是电泵。”
他哼了一声,手电往下一移,照着我裤腿上那一大片油渍,没再说话。
头一天,水面往下退了三十多公分。塘边露出一圈黑泥,泥上一道一道的水痕,一层比一层深,像树桩上的年轮。泥里埋着烂草根、塑料袋、半只解放鞋,还有一层白花花的东西,我蹲下去扒拉,是鱼骨头。细的是餐条的,粗的是草鱼的,脊椎骨一节一节,有拇指那么粗。
三年前那一塘。
第二天下午,水退到只剩中间一片,鱼开始往深处挤,水面上一片一片翻花。消息不知道谁传出去的,塘埂上一会儿就站满了人。
刘老三第一个下去,裤腿卷到大腿根,拎着个红塑料桶。他家孙子跟在后面,光着脚丫子在泥里一踩一个坑。何翠英带着她男人,两口子一人一个网兜。还有好些我叫不上名字的,有拿盆的,有拿筐的,有直接拿手抄的。
“丫头,这鲫鱼你要不要?”刘老三举着一条巴掌大的鲫鱼冲我喊。
“不要,你拿去。”
“那我拿了啊!”
“拿。”
“早晓得有这一天,我还钓啥钓!”他把鲫鱼扔进桶里,“蹲了半个月,钓上来七条餐条。”
王桂兰站在自家田头,没下来,抱着胳膊往这边看。有人喊她下来抓鱼,她说:“抓啥,那塘里的鱼,吃了晦气。”说完转身进屋了。没多大工夫,她家孙子拎着个小盆从屋后头溜下来,被刘老三看见,塞了两条鲫鱼在他盆里。
塘里一片热闹,泥浆溅得到处都是。有人抄到一条黑鱼,有半尺多长,在泥里扑腾,三四个人扑上去抓,泥浆糊了一脸,最后被何翠英她男人一屁股坐住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何翠英一边往网兜里装鱼一边问我:“知穗,这鱼算谁的?”
“算你的。”
“那我拿回去,回头补贴发下来,别从我家那份里扣啊。”
“不扣。”
她放心了,接着抓。
我没下去抓鱼。我站在东南角的塘埂上,看着那片水一点一点往下退。
东南角本来就浅,第二天傍晚就快见底了。水一退,泥面上出现一个漩儿,很小,碗口那么大,水在那儿打着转往下走,咕噜咕噜响。
那根我丢在这儿的竹竿,就斜插在漩儿旁边。
第三天早上,东南角彻底见底。
泵停了。塘里没了机器响,只有泥里零零星星的气泡在冒。我穿上雨靴,拿着铁锹、钢卷尺、手电下去,韩水根跟在我后面。他没穿雨靴,裤腿卷到膝盖,左腿踩进泥里,拔出来的时候比右腿慢半拍。
“韩爷,你别下来了。”
“少啰嗦。”
漩儿的位置已经没有水了,只剩一个黑乎乎的坑。我拿铁锹往下挖,挖了十几锹,铁锹碰到硬东西,“当”的一声。
是砖。
青砖,一块一块砌成拱形,砖缝里的灰浆早就酥了,一碰就掉渣。我把周围的泥扒开,扒出一个半圆的洞口,洞口朝东,黑漆漆的,往里冒着一股凉气,带着烂泥和铁锈的味道。
那根竹竿,竿头就插在洞口上沿的一道缝里,卡得很紧。
我把竹竿拔出来,费了好大劲。竿头上全是黑泥,最尖上缠着一团烂草根。
韩水根蹲在洞口边上,伸手摸洞口上沿的那块砖。
那块砖上刻着字,被泥糊着,他拿袖子擦了擦,擦出四个数字:
一九七六。
他拿拇指顺着那几道刻痕走了一遍,走到最后那个六,手停在那儿不动了。
“韩爷。”
“我爹刻的。”他说,“砌完最后一块,他拿瓦刀尖刻的,说这洞能用五十年。”
我拿手电往洞里照。
洞不大,人蹲着进不去,只能趴着往里看。手电光打进去,照见洞壁上一道一道的裂缝。我拿钢卷尺一道一道量。
第一道在洞口往里一米多,从拱顶裂到侧壁,宽的地方能塞进一根指头。我把钢卷尺的尺头往缝里塞,塞进去十几公分还没到底,抽出来,尺带上沾着一层湿泥,是从缝外头渗进来的。第二道在两米多的地方,斜着裂。第三道最远,手电光快照不到了,看着是一条黑线,往外渗水。
洞的内径,我量了三回,五十公分。洞底积着一层淤泥,淤泥上有水流过的痕迹,一道一道,都是往东走的。
往东,就是塘埂。塘埂外面,是曹德茂家的田。
我从洞口爬出来,满身是泥。从本子里撕下一张纸,画了个草图:洞口位置,裂缝位置,水流方向,洞的走向。画完了我站起来,顺着洞的走向往东看。
塘埂。塘埂外面那块田,田头有个进水口,水泥砌的,接着一根管子。
那管子,正对着这只涵洞。
我爬上塘埂,走到那块田边上。
田里的麦子长得很好,绿油油的,比旁边几块田都高出一截。进水口在田角,一个水泥方槽,槽里本来应该接着一根管子,可现在,那管子口被一堆东西堵住了。
几块半截砖,一层黄泥,糊得严严实实。黄泥是湿的,表面还有手指头按过的印子,一按一个坑。旁边扔着一个装过水泥的编织袋,袋子上沾着新鲜的泥点子。
韩水根也上来了,拖着左腿站到我旁边。
“昨晚上糊的。”他说。
“你咋晓得?”
“泥还没干透。”他拿脚尖碰了碰那堆黄泥,“这个天,糊一天就干皮了。这个还软。”
我想起村委门口那句话:你今晚把你那边口子先堵上。
我把那堆黄泥拍了照,又拿钢卷尺量了一下堵口的位置,到塘埂的距离,到涵洞口的距离。十八米。在本子上记下来,跟草图对上。
上午十点,罗长庚带着人来了。周守义、彭秀英,还有两个代表,卢明海也来了,说是镇上让他来看看。曹德茂走在最后面,迷彩胶鞋,摩托钥匙在腰上哗啦响。
一群人站在塘埂上,往下看那个黑洞。
周守义把老花镜戴上,蹲下来,鼻尖快凑到洞口了,说:“这就是韩老哥说的那个涵洞?”
“是。”
“这洞往哪儿通?”
我没说话,往东一指。所有人的脸跟着转过去,转到那块麦子长得最好的田上。
曹德茂腮帮子绷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
罗长庚走下塘,踩着泥走到洞口边上,蹲下来看了看那块“一九七六”的砖,又看了看洞壁上的裂缝。他蹲了一根烟的工夫,站起来,鞋上沾了两大坨泥。
“这洞,”他说,“村里档案上没有。”
“七六年是大队修的,”韩水根说,“八三年我报过。大队的本子上有没有,你去翻。”
卢明海拿着手机在洞口拍照,拍完又拍裂缝,拍完裂缝又让我把草图给他看。他看着草图,推了推眼镜,说:“这个……走向是清楚的。”
我把塘埂外面那个堵口指给他们看,指给罗长庚看,指给周守义看。
“昨晚堵的。”我说。
周守义走过去,弯腰拿手指戳了戳那堆黄泥,戳出一个坑。他直起身,看着曹德茂。
所有人都看着曹德茂。
曹德茂站在塘埂上,手插在裤兜里,摩托车钥匙不响了。他看了看那个洞,又看了看自家田,又看了看我。
“看我干啥?”他说,“我家田的进水口,我堵一堵咋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是我家的口子,我想堵就堵,犯法啊?”
“那这洞……”
“洞在你塘底下。”他打断我,下巴往塘里一抬,“修是你的事。”
第十章 这笔钱谁出
杜长田是第二天一早来的,带着他侄子杜永平。
他是村里的泥瓦匠,六十出头,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当砂纸用。他下到塘底,在洞口边上蹲了半个钟头,拿砖刀敲敲这儿,敲敲那儿,敲到第二道裂缝的时候,砖渣哗啦掉下来一片。
“这洞得扒开重砌一截。”他说,“前头这两米裂得厉害,修不了,得换砖。后头那道缝,灌浆能堵上。洞口这儿,得做个封堵,外头再抹一层防水砂浆。”
“得多少钱?”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撕开,在背面拿圆珠笔写。
“水泥八袋,砂石一方半,青砖两百块,防水砂浆两桶,再加点管件。”他一样一样写,“材料八百五十四。我跟永平两个人,两天,一天一人二百六,一千零四十。”
他把烟盒递给我:“一千八百九十四。”
我在本子上记下来。
周守义也来了,他听说要算钱,非要跟着看。他把烟盒拿过去,胳膊伸得老远,说:“砌个洞,一千九?我家去年砌猪圈,才花了一千二。”
“你家猪圈在水底下?”杜长田头都没抬。
周守义噎了一下,不说话了。
杜永平在旁边小声问他叔:“防水砂浆非要用那个牌子?镇上有便宜的,一桶五十几。”
“便宜的你自己家用。”杜长田说,“这种老涵洞,当年十个有八个是拿黄泥糊的,糊一回漏一回。”
他说完看了韩水根一眼。韩水根站在塘埂上,端着搪瓷缸,脸上没有表情,缸子在手里转了半圈。
中午在村委开小会。罗长庚、彭秀英、周守义、曹德茂,还有我。韩水根没来,我去叫他,他说他不跟村委坐一张桌子。
罗长庚先开口:“洞查出来了,大家都看见了。现在说修的事。一千八百九十四,谁出?”
他朝曹德茂那边偏了偏头。曹德茂低着头剥指甲。
“按合同,”罗长庚翻开那份承包合同,“第七条,承包期内塘埂、涵闸由承包方负责日常维护。这洞在塘底下,是涵洞,按理说……”
“日常维护。”我说。
“对,日常维护。”
“七六年修的,埋在泥底下四十多年,算日常?”
罗长庚的手指头停在第七条上。
“那你说算啥?”
我把合同翻到第十二条,推到他面前,指着那一行:“塘口所属水利设施,产权归村集体所有。”
他没吭声,手指头从第七条挪到第十二条,又挪回去。
“这洞是七六年大队修的排灌涵洞,是村集体的水利设施。”我说,“产权是村里的,修就该村里出。”
“那不行。”罗长庚把合同合上,“你这一开口,八口塘个个都说塘底下有村里的东西,都来找村里要钱,村里哪来的钱?开了这个头,往后的事我管不了。”
他说得也不是没道理。村里账上的钱,彭秀英前天还跟我说过,修村道的项目款没下来,账上就剩几千块。
“那这样,”罗长庚又说,“你不是要报补贴吗?标准化养殖塘,一亩三百,你那塘八亩六,补贴下来,修洞的钱从补贴里扣,扣完了还有剩。村里不出钱,你也不吃亏,咋样?”
周守义点头:“这个办法好。”
我看着罗长庚。他把话说得很顺,像早就想好了。
“补贴是补贴,修洞是修洞。”我说,“补贴是镇上给养殖户的,修洞是村里该出的。拿镇上的钱补村里的窟窿,账就乱了。”
“那你说咋办?”
“材料村里出,工我出。”
罗长庚眉毛抬了一下。
“材料八百五十四,村里出。人工一千零四十,我出。”我把本子上那一页撕下来,放在桌上,“村里现在没钱,我先垫着,材料钱村里年底给我。这个要写进会议记录。”
“写进记录?”
“写进记录。”
彭秀英抬头看罗长庚。罗长庚看着那张纸,手指头在桌上一下一下地敲,敲到第七下停了。
他怕的是啥,桌上的人都清楚。写进记录,就等于村里认了这洞是村集体的水利设施。认了这洞是村里的,三年前那张“塘况正常”的验收表,就是他签错了。
“还有,”我说,“曹叔家田那头的口子,那是涵洞的出口,也是他家田的进水口。洞修好了,他那头得封死。封口的砖和工,曹叔出。”
曹德茂一下子抬起头。
“凭啥?”
“你那块田,三年没交过一回水费,麦子长得比谁都好。”我说,“水从哪儿来的?”
他脸涨红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口子是我家祖上就有的……”
“那口子就是涵洞的出口。七六年修的时候,就是往你家那块田排水的。”周守义说。他是老代表,七六年的事他也记得一点。“德茂,这事你别犟。人家塘里的水,流了三年进你家田,你白浇了三年地。”
曹德茂不说话了,把指甲剥得哔哔响。
罗长庚最后说:“这样。会议记录写:落雁塘东南角涵洞属村集体水利设施,修缮材料费核实后由村集体承担,承包户先行垫付,年底结算。人工由承包户承担。曹德茂家田进水口由曹德茂自行封堵。”
他说一句,彭秀英记一句。记完他把笔帽拔了,要递给我签。
“还有一条。”周守义说。
他从中山装内兜里摸出个小本子,封皮是供销社的旧进货本,红字褪成了粉的。他戴上老花镜,把本子举得老远,翻到一页,摊在桌上。
“我那块秧田是第七口,第五天排在她前头,四点到六点。”他拿指甲点着念,“三月十九,四点开口,五点四十才见水。三月廿四,四点开口,到六点交班,没见着水。”
罗长庚看着那个本子,没伸手。
“我当是渠里水小。”周守义说,“会上她拿出开闸的钟点,我回家一对,对得上。”
“守义,”罗长庚把声音放低,“你家小军在示范田开机子……”
“他开他的机子,我浇我的田。”周守义把本子合上,“修洞的钱我不管,一是一,二是二。闸的事,今天得写上。”
屋里没人接话。曹德茂把剥下来的指甲屑往桌底下弹。
罗长庚把笔帽按回去,对彭秀英说:“再记一条。上游分水闸那圈铁皮,找人割了,换新闸板,换新锁,钥匙收回村委,领用要登记。”
“示范田那边……”曹德茂刚开口。
“验收前,按排班表放。”罗长庚说,“我去跟镇上说。”
我在本子上记了一行:周,第七口,三月十九、廿四。和我那几行挨着写。
记完了,他让我签字,让曹德茂签字,他自己最后签。
曹德茂签字的时候,笔尖把纸戳了个洞。
门外有人在吵。王桂兰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站在楼梯口,冲屋里喊:“凭啥让我家封口子?那口子我公公在的时候就有!你们开会,问过我没有?”
彭秀英起身去拉她,她一甩手:“沈家丫头,你包你的塘,扯我家田做啥?我家欠你的?”
我站起来,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冒出来一句:“那是涵洞的出水端,不是你家的进水口……”
“啥端?”她瞪着我,“你说人话!”
曹德茂一把把她拽下楼去了。楼梯上还传来她的声音:“我咋不能说……”声音越来越远。
周守义摇了摇头,把老花镜摘下来,揣进兜里。
散会的时候,罗长庚叫住我,等其他人都走了,他关上门。
“丫头,”他说,“你这一弄,往后村里谁都不好办事了。”
“按程序来的。”
他看着我,嘴张了两回,最后摆摆手,让我走。
第二天一早,我去村委拉柴油泵。塘底还有几处积水要抽,修洞的时候洞口得干着。
泵没了。
彭秀英说,昨天下午曹德林开着三轮来拉走了,说是验收前要把田里的水调一调。
“啥时候还?”
“没说。”
“那我塘底的水咋办?”
彭秀英低头扫地,没看我:“主任批的。”
我出了村委的门,直接去找韩水根。他棚子后面有一台旧柴油泵,十几年前的老家伙,漆都掉光了,摇了七八回才摇着,突突突冒黑烟。没有水表,抽多少方,谁也不知道。
“示范田要调水,村里那泵抽的是渠里的水。”韩水根一边擦泵上的锈一边说,“你那塘底下那几洼水,用得着它?”
“用不着。”
“那就是给你看的。”
他把扳手往泵壳上一敲,当的一声。
我和韩水根两个人,把那台老泵抬到塘底,接上管子,抽了一下午。他摇泵的时候左腿使不上劲,我摇,他扶着管子。摇到手腕发酸,泵突突两声转起来了。
傍晚,彭秀英来塘边找我,手里拿着一张表。
“知穗,补贴的申请表,镇上催了,这个月底之前要报上去。”她把表递给我,“你填一下,签个字。”
我接过来。表上一栏一栏印着:承包户姓名、塘口名称、面积、养殖品种、预计产量。
最底下一栏,塘况评定,后面印着几个方框。
塘况良好,无渗漏。□
彭秀英指着那个方框:“这个勾上,签字,补贴就能发。两千五百八。”
“不勾呢?”
她看了我一眼。
“不勾,就不发。”
第十一章 我不签那张表
那张表我在灶屋的饭桌上摊了一晚上。
我妈洗完碗过来,站在我身后看。她不识几个字,可那个数她认得。
“两千五百八?”
“一亩三百,八亩六。”
“三八二十四,六三十八……”她掰着手指头算不过来,干脆不算了,“就是你一个月工资呗。”
“差不多。”
“那你还犹豫啥?勾上啊。”
我拿铅笔在那个方框旁边点了一下,没勾。
“妈,这个勾一打,就是说塘没漏。”
“塘现在不是在修吗?修好了不就不漏了?”
“表上问的是现在。现在塘底下还开着个洞。”
我妈把抹布往桌上一甩:“那你不勾,修洞的钱谁给你?村里那八百多,年底才给。人工一千多,你自己掏。补贴两千五百八,一分没有。你一个月两千六,你喝西北风?”
她嗓门大,院子里的狗叫起来。
我没吭声。她骂了几句,自己也骂累了,坐在板凳上,把围裙解下来又系上,说:“你爸那会儿也这样,认死理。”
“我爸咋了?”
“他在供销社当会计,有一年账上差了三十块,他自己掏钱补上,也不改账。”她看着我,“他说改了账,往后就说不清了。”
她起身去睡觉了,走到门口回头说:“你自己看着办,反正我没钱给你。”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村委。
罗长庚在,彭秀英也在。我把表放在罗长庚桌上,那一栏空着,方框空着。我在方框底下用铅笔写了一行字:东南角涵洞渗漏,修缮中。
“我不签。”
罗长庚看着那行字,把老花镜摘了。他把表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背面,又翻回来。
“丫头,你晓得这表签了,对谁好?”
“对你好。”
他眉头跳了一下。
“对你也好。”他说,“你签了,补贴下来,修洞钱有了,你不用垫。村里也不用出材料钱,会议记录那一条,年底我就不用跟乡里解释。三年前那张验收表,也就没人再翻了。”
他把话说得很明白。我没想到他会说得这么明白。
“你不签,补贴没了,你自己垫一千九。村里那八百五,年底我得去乡里要。要不来,你那钱就打了水漂。”他把表放回桌上,“你图啥?”
我想了一下。
“我签了,明年再死鱼,谁说得清?”
他不说话了。
“三年前你签了塘况正常,那年死鱼。”我把表往他那边推了推,“这张我不签。”
罗长庚把那张表折起来,放进抽屉里,抽屉关得很响。
我从村委出来,直接去了镇上的信用社。我有一张存折,三年攒下来的,四千出头,本来是想攒够了去南边那个养殖场看看同学,看看人家的塘是咋弄的。我取了一千九,柜台的姑娘数钱数了两遍,问我要不要信封。我说要。
杜长田那天就开工了。
他先把洞口那两米裂得厉害的砖一块一块扒出来,扒出来的砖码在塘埂上,有的整块,有的碎成几截。那块刻着“一九七六”的砖,他扒的时候特意慢了慢,扒出来递给我。
“你收着吧,这个用不上了。”
我接过来,砖很沉,一面刻着字,一面沾着四十多年的泥。我拿袖子擦了擦,放在塘埂上。
杜永平和砂浆,我搬砖。一块砖三斤多,一趟抱六块,从塘埂上下到塘底,来回几十趟。抱到第二十几趟,脚下一滑,六块砖全摔在泥里,有一块砸到脚背上,我疼得蹲在地上,抱着脚,眼泪先下来了。
杜长田在洞口骂:“你一个读书的,搬啥砖!去,一边待着去,记你的数去!”
“我得干。人工是我出的。”
“人工是我跟永平,你出的是钱,不是工!”
我没理他,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接着搬。
中午卢明海来了,带着邹国栋。
他从车上下来,站在塘埂上把四周看了一圈,又走下来,走到洞口边上看杜长田砌砖。
“小沈。”
“卢站长。”
“你那个三十天的记录,”他推了推眼镜,“能不能给我复印一份?”
我手里那块砖差点又掉了。
“县里让各站报水产技术推广的案例,年底考核要用。”他说,“我看了你那个记录,格式我帮你重新排一下,缺测那一格,照实写。前头加个说明,后头附上抽干以后的涵洞照片和草图。能报上去。”
他说的是“能报上去”,不是“数据要能上会”。
“报上去,写谁的名字?”
他把眼镜摘下来,在衬衫下摆上擦了擦,说:“写你的。整理人沈知穗,审核人写我。”
我没说话。
“还有,”他回头指了指邹国栋,“从明天开始,他跟着你,石灰消毒、放苗方案、水质检测,站里的仪器拿过来用。这个算站里的技术服务,不收钱。”
邹国栋站在后面,脸上有点不情愿,手里拎着一个仪器箱,嘴里嘟囔:“我又不懂鱼……”
“你不懂学。”卢明海说。
邹国栋把仪器箱往塘埂上一墩,从裤兜里摸出一把瓜子,又摸出一张折成四折的表,表头印着“基层农技人员下乡服务记录”。
“知穗,往后我每回来,你在底下签个名。”他嗑开一颗,壳吐在手心里,“评中级要满六十天,我今年才十一天。”
“测一回签一回。”
“那肯定。”他把瓜子壳攥紧,“你别给我写‘没来’就行。”
卢明海走的时候,我追上去,在车门边上叫住他。
“卢站长。”
他回头。
“三年前那个编制……”
他扶着车门,没上车,把眼镜摘下来擦,擦完一片,又擦另一片。
“那个事,我没办成。”他说,“这个,我想办成。”
他上车走了。
傍晚,韩水根来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裹着一个本子,本子用一层油纸包着,油纸又用一层旧报纸包着。他坐在塘埂上,一层一层地拆,手指头不太灵,拆出一个发黄的小本子,封面上用毛笔写着:“落雁大队记工簿 一九八三”。
他翻到中间一页,递给我。
那一页上,是一行一行毛笔字,有些地方被水洇过,字晕开了。
“九月七日,落雁塘涵洞渗水,填黄泥三车,记工四十分。经手人:韩水根。”
底下一行,是另一个人的字:“塘况正常,不另修缮。”签着名字和日子。
“那年死鱼以后,大队让我拿黄泥糊了一下。”他说,“我说得扒开重砌,大队说没钱,糊一糊就行。我糊了,第二年就又漏了。”
我捧着那个本子,手有点抖。
“韩爷,这本子你一直留着?”
“留着。”他把搪瓷缸从兜里掏出来,在裤腿上蹭了蹭,“我等了四十多年,等有个人下去摸一回那个洞。”
他把本子往我手里推了推。
“你拿去。往后谁再说塘况正常,你就把这一页给他看。”
他站起来,拖着左腿往棚子那边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那块砖,你收好。”
洞修了两天。第二道裂缝灌了浆,前头两米重砌了新砖,洞口封堵,外头抹了两遍防水砂浆。
曹德茂那头的口子也封了,他自己拉了一车砖,跟他媳妇两个人砌了一下午。王桂兰一边和泥一边骂,骂我多事,骂罗长庚多事,骂她男人当初多事。曹德茂一声不吭,砌到最后一块砖,他蹲在那儿,拿瓦刀把砖缝抹平了。
我过去看,他头也没抬。
“你那砖缝,”我说,“外头最好也抹一层砂浆,光砌砖,还是会渗。”
“我晓得!”他把瓦刀往泥桶里一插,“我砌了二十年墙,用你教?”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砂浆还剩没有?”
杜永平给他提过去半桶。他接过去,把那面砖墙从上到下抹了一遍。
洞修好那天下午,杜长田又叫了两个人,把东南角和石缝那一片的淤泥清了一遍,黑泥一车一车推上塘埂,挖下去二十来公分。清淤六百块,也是我出的。我妈知道了,一晚上没跟我说话,第二天早上照样给我热了馒头。
二十二号傍晚,杜长田抹最后一遍砂浆。
“这一遍抹完,得养着。”他说,“砂浆得湿着养,三天别让它干透,也别让水冲。三天以后再放水,放的时候慢慢放。”
“我晚上守着。”
“守啥?砂浆又不会跑。”
“我守着。”
天黑了,杜长田和杜永平收工走了。我在塘底那块砂浆边上坐着,手电放在旁边,隔一个钟头往砂浆上洒一遍水。
塘底很静。没有水的塘,跟有水的塘不一样,没有水声,没有鱼跳,只有泥里偶尔冒一个气泡。
十一点多,我去渠上看了一眼。
示范田验收就在下个礼拜。分水闸上那圈铁皮,代表会以后村里找人割了,换了新闸板,挂了新锁,钥匙收回村委,登记本上重新写了一行。
渠里的水声不对。
我顺着渠往上走,越走越快。走到分水闸跟前,手电一照,往示范田那边的闸板提着,往我这边的那块闸板,落下去了。
落到底,锁着,锁是新的。
渠里的水,一股,全往示范田那边走。
第十二章 水面平了
我在分水闸边上蹲到天亮。
五点多,彭秀英骑电动车来了,看见我,车把一歪。她从腰上摘下钥匙串,试到第三把,锁开了。
“不是我落的。”她说,“登记本上昨天没人领。新锁配了三把钥匙,一把在我这儿,一把在主任那儿。”
“还有一把呢?”
她没回答。
上午罗长庚来了,烟点上了没抽,烧了半截。
“闸的事,我晓得了。”他说,“那把钥匙,我收回来了。”
“谁拿的?”
他没说名字。
“示范田下礼拜验收,验收完了,往示范田那块闸板我叫人焊死,那块田往后从干渠上另开口子,谁也不准动。”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
“那张表,”他背对着我说,“我交到镇上了,按你写的那行字。”
“补贴……”
“没有。”他说,“今年没有。”
五月六号,放苗。
四月二十六号开始放水,慢慢放了四天,放满晒几天,撒了生石灰。石灰的量是邹国栋算的,他照书上带水清塘的上限,又多添了两袋,说宁多勿少,杀得干净。
那几天他天天来测,抱怨站里人管他叫鱼技术员。
五月四号傍晚,他测完最后一管水,蹲在塘埂上没起来,嘴里一颗瓜子含着没嗑。
“九点八。”
韩水根端着缸子站在他后头:“九点八是个啥?”
“碱大了。”邹国栋说,“苗下去烧鳃,两天就漂。”
后天一早苗车就到,定金交过了。他把那张服务记录从兜里掏出来。今天那一格早上就填好了,钢笔写的“水质正常,可放苗”,就等我签名。
他拿笔把那几个字划了两道,在旁边写:石灰过量,本人计算失误。
“你这么写,评职称……”
“不写咋办?苗死了,村里又说风水。”他把表塞给我,“签。”
那天夜里他骑车去镇上,拉回两桶降碱的药,药钱没往站里报。他跟韩水根一人守一边塘埂,按说明兑了水,一瓢一瓢泼到后半夜。刘老三从村口大塘钓了二十来条鲫鱼,邹国栋拿网兜装了沉进塘里试水,隔两个钟头拎起来看一回。
五月六号天刚亮,网兜里的鲫鱼一条没翻,仪器上是八点六。邹国栋坐在塘埂上嗑瓜子,壳吐进手心,攥了一把,没扔。
苗车八点到,草鱼、鲢鳙,搭一点鲫鱼。苗子入水先是一团,散开就不见了。
鱼种钱六千零二十,信用社又取了一回,跟我妈借了两千。我妈数了三遍,说这是她的棺材本。
饲料在饲料店赊。老板娘把那个油乎乎的本子往前翻,拿指甲弹了弹一页:“曹德茂那一页还没划呢。你这一页,秋后给我划了啊。”
“划。”
她把本子合上:“你这样记账的人,我赊着放心。”
水尺我插回石缝,对准红漆点。清淤挖低了二十公分,尺的零点悬在泥面上头,我拿两块石头在根上挤住,想着秋后再说。
那天开始,我又早晚各记一次。
五月底,示范田验收过了。
隔了两天,曹德林开着他那辆三轮到塘边,车斗里拉着村里那台柴油泵。他把泵卸在塘埂上。
“还村委的。”他说,“彭秀英叫我直接拉这儿。”
他没走,马甲拉链拉上去,又拉下来。
“项目款的公示贴到镇上了,七天。”他说,“七天里有人去说一句闸的事,二十万就压着,我那牌子也挂不上。”
“你那本子,开闸那几页……”
“不撕。”
“我还没说完!”他嗓门蹿上去,又压下来,“往我那边的闸板,我自己找人焊死。干渠上开新口子,主任说等项目款下来再开,我不等,两千三,我自己掏。钥匙我也交了。”
“本子不撕。”我说,“镇上来问,我照本子说。不来问,我不去送。”
他盯着我,把马甲拉链一把拉到顶,把三轮掉了个头。
“周家那小子,我让他回去了。”他说,“他爷在会上记我的账,他还在我田里吃饭,没这个道理。”
三轮开出去十几米,他回头喊:“等公示过了,你爱咋记咋记!”
公示贴了七天,没人去镇上说话。第八天,曹德林叫来电焊师傅,把往示范田那块闸板焊死了,焊完自己拿脚踹了两下。干渠半腰上新开的口子,水泥还是湿的。
六月梅雨,水不缺。七月出梅,二十多天没下雨,渠里的水金贵起来。
七月十几号早上,尺上夜里掉了两公分多。洞修好以后,夜里从没掉过零点五。我去看,我那口子的闸板被人提起来又落下去过,闸槽里有新泥印子。
有人夜里从我塘里往外放水。
罗长庚说他去查,查了三天,没结果。
我开始排班守水。
前半夜我守,后半夜,韩水根说他来。
“韩爷,你腿……”
“我腿咋了?”他瞪我,“我看了一辈子塘,夜里不睡觉的本事比你大。”
第三天夜里,曹德茂拎着个暖水瓶来了,我以为他来找事。
“丫头,我家那口子封了,也得按排班放水,排在你后头。”他说,“你这儿一乱,我那块田就轮不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也来守。”
往后他守前半夜的前一半,我守后一半,韩水根守后半夜,带着那只搪瓷缸,缸里是煤炉上煮的姜茶。
有一回我半夜去看他,他闭着眼,我一走近就睁开了,把搪瓷缸在裤腿上蹭了一圈,递给我:“喝一口。”
姜茶很辣,烫嘴。
七月二十号后半夜,有人来了。
韩水根后来跟我说的。一个人骑着电动三轮到我那口子跟前,蹲下去摸闸板上的锁,摸了一阵,抬头,看见黑影里坐着韩水根。
“韩叔?”
韩水根没出声,把搪瓷缸举起来,喝了一口姜茶。
那人蹲到腿麻,骑上车走了。
“谁?”我问。
韩水根不说。
“水有记账。”他说,“他自己晓得。”
那辆电动三轮再没在渠上出现过。曹德茂守夜话少了,有一回烟抽到一半,冲着黑地里说了一句:“他那块田验收过了,他还图啥。”
我没接话。
第二天,罗长庚在村委门口贴了告示:轮灌期间私自启闭闸门者,取消下年度承包资格。章旁边签着他的名字,写得很大。
八月到十月,第十二道刻痕跟水面一般高,上下不过一指头。
十一月十二号,起塘。
鱼贩子来了三家,网队拖网,塘埂上又站满了人,这回没人下去捡。
拖到西头石缝,网纲刮着水尺,尺身往东歪过去。等网过去,水放得差不多了,我下去扶了扶,对着红漆点还差一指头,先拿两块砖卡住。
过秤,我拿硬壳本一筐一筐地记。
四千一百二十八公斤。
鱼贩子开价十一块五一公斤。
“四千一百二十八乘十一块五,”我在本子上算,“四万七千四百七十二。”
“四万七!”刘老三叫起来,“丫头,你发了!”
“饲料两万二。”我说,“鱼种六千,塘租,药,电,修洞,补水,加起来三万五千六。”
“那还剩多少?”
“一万一千八百六十四。”
刘老三掰着指头算乱了:“那也比我种一年地强。”
钱当天结清,我数了三遍,揣进工装内兜。
年底,彭秀英把材料钱八百五十四退给了我,十块二十块用皮筋捆着,说主任往乡里跑了三趟。
十二月,卢明海打电话来,说那份材料县里评了三等,整理人写的是我;明年站里有个公开招考名额,让我报。
“记一下。”我说。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声,说你还是这句。
第二年正月,分塘会。
还是晒场,八张条凳,那张八仙桌。罗长庚念到第八口塘,停了一下。
“落雁塘,八亩六。”他说,“一年两千四。”
晒场上嗡嗡的,有人说翻了一倍。
周守义坐在头一排,扶了扶老花镜:“一是一,二是二,塘修好了,该涨。”他孙子挨着他坐,过年也穿着快递公司的马甲,手机一会儿响一回。
“去年验过了,塘况良好。”罗长庚把合同在桌上磕了磕,“按程序来。”
曹德茂举了手,又放下了。刘老三也举了,说包来钓鱼,被他儿子拽下去了。王桂兰坐在后排嗑瓜子,冲旁边人嘟囔:“包个塘,弄得全村鸡飞狗跳一年,还有脸涨价。”
罗长庚看着我。
我举手,走过去签了名字。印泥这回是新的,大拇指一按就是一个圆印子。
承包价那一栏,去年一千二,今年两千四。
罗长庚把三联纸撕开,粉的那联递给我。他没说话,把笔帽按上了。
我把合同夹进硬壳本里,本子收进硬壳夹,揣回内兜。
散了会,我拎着锤子去了塘边。塘晒了一冬,泥裂成一块一块,东南角露着新砌的涵洞口,砂浆比旁边的泥浅一点。
水尺还卡在两块砖中间,尺脚悬在泥外头。我把砖挪开,扶正,抡起锤子往下砸。
竹子一寸一寸往泥里吃。砸进去二十公分,零点贴着泥面了,我停了手。
石头上那个红漆点,开春得往下挪。
那块刻着“一九七六”的青砖,我从塘埂上搬过来,压在尺脚边上。
韩水根在棚子门口坐着,端着搪瓷缸,看着我。
我拿袖子把尺上的泥擦了擦。
露在泥面上的,还是那三十道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