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九十八万
我在城东农贸市场门口开了家便利店,开了六年。
店不大,三十来平,门口摆两台冰柜,一台卖饮料,一台卖速冻水饺和汤圆。里头三排货架,从酱油醋到卫生纸,从打火机到儿童饼干,塞得满满当当。早上六点半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全年无休,只有过年歇三天。街坊都叫我“小孙”,其实我姓孙,名志强,今年三十五。叫小孙叫习惯了,我闺女上小学四年级,同学背后管她叫“小便利店”。
早上五点半,闹钟一响,我爬起来,先烧一壶水。六点开门,第一批客人是晨练的老头老太太,买矿泉水,买烟。七点半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买面包,买牛奶。中午是附近工地的工人,买盒饭,买啤酒。晚上是下班的、遛弯的,买零食,买冰棍。一天下来,人来人往,我跟走马灯似的转。
我记性好,哪家抽什么烟,哪家孩子爱吃什么牌子的辣条,我都清楚。三号楼的张奶奶,每天早上买两个肉包、一杯豆浆,不要葱;五号楼的小伙子,天天晚上来买两罐啤酒、一包花生米,从来不多说一句话。这些事,我记了六年。
便利店这行,看着不起眼,学问不少。货摆哪儿,灯打哪儿,冰柜温度调几度,都有讲究。饮料要摆在收银台旁边,人排队的时候看见就想买;小东西摆在收银台底下,买的人不好意思拿,顺手就拿了。这些是小聪明,可就靠这点小聪明,我把店的流水从一天八百块,做到了一天三千块。
也不是没有糟心事。偷东西的,隔三差五就有。有一回一个穿校服的男孩,把一盒巧克力塞进裤裆里,我看见了两回,第三回我拦住他,他哭了,说妈生病了,想吃甜的。我心一软,把巧克力送他了,还塞给他二十块钱。后来他妈来店里道谢,我才知道这孩子叫小亮,住七号楼。这事我谁都没说,说了也没人信——谁信一个开便利店的,会可怜一个偷东西的孩子?
还有一回,一个醉汉半夜来砸门,要买酒,我说打烊了,他一脚踹在卷帘门上,踹出个坑。我报了警,老宋来的,把人带走。第二天老宋问我损失多少,我说算了,就一扇门。老宋说:“你这人,太软。”
我软吗?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开个小店,跟人打交道,和气生财。真计较起来,这店一天都开不下去。
这店一年下来,刨去进货、房租、水电,能落个十二三万。六年前盘下这店的时候,我跟我媳妇李慧说,咱慢慢攒,攒够了在城里买套房,把闺女糖糖接过来上学。李慧当时没吭声,过了半天说了句:“你说的轻巧。”
她不是泼冷水。她是对的。城里的房价,一年一个样,我们攒钱的速度,赶不上涨的速度。
为了省钱,我干过不少现在看来可笑的事。为了省两块钱,我能多走一站路去买打折的鸡蛋;衣服穿到领口起球才换;手机屏摔裂了,拿透明胶带粘着,又用了一年。糖糖想要一个芭比娃娃,八十多块,我在货架前站了五分钟,最后跟她说:“下回考好了再说。”她“哦”了一声,把娃娃放回去,那小样子,我到现在都记得。
穷的时候,人不是不心疼孩子,是那点心,被一分一厘的账,磨得又硬又糙。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要让糖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个誓,后来竟然实现了——用一种我最不愿意的方式。那都是后话。
话说回来,攒了六年,卡里躺着六十二万。六十二万,听着不少,可在这个城市,连个像样的首付都不够。我们看的那个楼盘,八十九平,总价两百一十万,首付三成就得六十三万——还差一万,还得欠一屁股贷款。
李慧算了三遍账,最后把计算器一推:“不买了。租着吧。”
我没吭声。那天夜里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盯着天花板那块发黄的水渍,翻来覆去睡不着。糖糖在外屋写作业,铅笔划在纸上,沙沙响。我忽然觉得挺没用的——三十五了,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
转机是老宋给我指的。
老宋是我这片的片警,隔三差五来店里买烟,熟了。有回他来买烟,随口问我:“小孙,你不是想买房吗?看法拍房没有?便宜。”
我说:“法拍房?那玩意儿能买?”
老宋叼着烟,眼睛眯成一条缝:“咋不能买。有人还不上钱,法院把房收了拍卖,起拍价是评估价的七折,流拍了再降,越降越便宜。有那不怕麻烦的,能捡不少便宜。”
我心里咯噔一下。七折,再降,越降越便宜——这几个字,比什么都管用。
我当晚就上网查。法拍房,司法拍卖,果然便宜。我一口气刷到半夜,眼睛都熬红了。第二天一早,我在手机上下了三个拍卖平台的软件,把城东、城南、城北的房源全设了提醒。
看了半个月,我看中了一套。
锦绣花园,九栋,一套一百零六平的房子,三室一厅,市场价挂到两百三十万。法拍评估价一百六十五万,一拍起拍价一百一十五万——流拍。二拍降到九十二万——又流拍。最后变卖,起拍价九十八万。
九十八万。
我把这个数字在纸上写了三遍,越看越觉得不真实。一百零六平,九十八万,算下来一平九千出头。这片二手房挂的一万五一平往上。等于打了六折。
这么便宜,肯定有原因。
我特意跑了一趟。锦绣花园是十来年的小区,外墙刷的米黄色涂料已经发暗,楼道里的灯泡坏了一半。九栋在小区最北边,贴着围墙。我爬到五楼——顶楼,六楼是跃层,房东自己封了。开门的是法院委托的中介,一个瘦高个,姓吴,戴眼镜。
屋子挺大,就是旧。墙皮有些地方鼓起来,地板是那种老式的复合板,踩上去咯吱响。窗户朝北,光线不太好,白天也得开灯。我能接受,旧点怕什么,收拾收拾就行了。
我看了一圈,随口问:“吴哥,这房子……咋这么便宜?”
吴中介推了推眼镜,眼神有点飘:“这个嘛,一拍二拍都没人要。一是顶楼,二是……”他顿了顿,“原来的房主,出了点事。”
“什么事?”
“欠钱。”他含糊地说,“欠了不少。房子被封了,人……不在了。”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我没敢细问。我心里那点贪念,已经被九十八万这个数字烧得滚烫,哪还顾得上细想。
回家的路上,我给李慧打电话,说我相中一套房,九十八万,一百零六平。
电话那头安静了足足五秒。
“孙志强,”李慧一字一顿,“你是不是被人骗了?”
“法拍房,真的,我在网上看了,法院拍卖的。”
“法院拍卖的能便宜一半?”她的声音拔高了,“你怎么不长点心?便宜没好货,你没听过?再说那房子要是真那么便宜,别人咋不要?”
我说:“别人不要是别人傻。”
她气笑了:“行,你聪明,你买。钱从哪来?”
这句话问到点子上了。我卡里六十二万,还差三十六万。我把心一横:“借。找我姐借十万,我发小老K那借二十万,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李慧在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自己的事,我不拦你。可你记住,房子要是出问题,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我听出她话里的意思。她不是不同意,她是觉得这事不踏实。可我已经听不进去了。人一旦动了贪念,耳朵就跟塞了棉花似的,只听得见自己想听的。
保证金交了五万。交纳保证金那天,我在手机上点了好几遍“确认”,手指头悬在屏幕上,迟迟按不下去。五万块,是我小半年的利润。李慧站在旁边看着我,脸色不太好,可她没拦。我知道她心里不踏实,可她这个人,认准了拦不住的事,就不拦了,只在旁边沉着脸看着,等你自己撞墙。
拍卖那天,我守在电脑前,手心全是汗。起拍价九十八万,倒计时最后三十秒,我盯着屏幕,眼睛都不敢眨。我把手放在鼠标上,准备了十遍,随时准备点“出价”。可从头到尾,屏幕上就我一个人出价。倒计时一秒一秒往下走,十、九、八……我心跳得厉害,生怕最后一秒杀出个程咬金。三、二、一——落槌。
没人跟我抢。
九十八万,落槌。
我瘫在椅子上,愣了足足半分钟,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拿下了一套房。一百零六平,九十八万。我抓起手机想给李慧打电话,手抖得拨错了两次号。接通以后,我就说了三个字:“拍到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李慧说:“多少钱?”
“九十八万。”
她没说话。我又说了一遍:“九十八万,一百零六平,比市场价便宜一半还多。”
她还是没说话。我说:“你不高兴?”
她终于开口,声音闷闷的:“我高兴不起来。太便宜了,我心里发毛。”
我当时觉得她真是妇人之见。现在我才明白,她那不是发毛,是女人的直觉。这世上白捡的便宜,背后都标好了价钱,只是我当时看不见。
付全款那天,我跑了好几家银行,把六十二万取出来,又找姐姐和老K借了三十六万,凑齐九十八万,打到法院指定账户。签合同、办手续、拿钥匙,一路办下来,我整个人都是飘的。
拿到钥匙那天傍晚,我一个人跑到锦绣花园。站在五楼那扇门前,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圈——门开了。
空荡荡的屋子,夕阳从北窗照进来,把地板照得发红。我站在客厅中间,忽然咧嘴笑了。
我有房了。一百零六平,九十八万,我孙志强,也有房了。
我在那间空屋子里站了很久,直到天彻底黑下来。我没舍得走,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背靠着墙。地板凉,凉气透过裤子往骨头里钻,我也没动。我摸出手机,给李慧发了条消息:"拿到了。下午你带糖糖来看看。"
她回得很快:"明天吧,今天太晚了。"
我说:"好。"
放下手机,我抬头看着那面墙,白白的,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心里前所未有地踏实。我想,从今天起,我就是一个有房的人了。糖糖能在这安稳上学,李慧再不用跟着我租房搬家,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能在这个城市扎下根。
我不知道的是,我背后靠着的那面墙,会在几个月后,被我亲手砸开。更不知道,墙后头那些东西,会把这一切——这套房,这个家,我这半辈子攒下的踏实——全掀翻。
人这一辈子,最靠不住的,往往就是那份以为稳稳当当的踏实。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套房子的墙里,藏着一个足以把我这辈子翻个底朝天的东西。我更不知道,我所谓“捡的漏”,根本不是什么运气。
第二章 墙后面
拿到钥匙的第二天,我就张罗着装修。
我说过,我没多少钱了。九十八万砸进去,我卡里就剩几千块,还欠着姐姐和老K三十多万。装修队的报价一开口就是十几万,我吓得差点背过气。最后决定:自己干。
周六一大早,我拉着小推车去建材市场。乳胶漆、滚筒、砂纸、铲刀、腻子粉,一样一样往车上装。老板看我一个人买这么多,问我是不是开店。我说装修房子。他乐了:“自己干?现在请个师傅一天三百,你这活儿,两天就干完了。”我说我穷。他说穷有穷的干法,然后塞给我一卷美纹纸,说贴边用,别刷到开关上。
我拉着一车东西往回走,太阳晒得后背疼。到了房子里,我把东西一样一样搬上五楼,跑了好几趟,腿肚子直打颤。我换了身旧衣服,戴上破手套,开始铲墙。这活儿比我想的累多了。铲刀铲在墙上,“呲啦呲啦”,墙皮一片一片往下掉,白灰扑得我满脸满身。铲了不到一个小时,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我坐在地上抽烟,看着铲了一半的墙,忽然有点后悔——我这是图省钱,还是图什么?
李慧中午送饭来,看见我那副模样,笑了:“你这是装修,还是刨地?”我把手套摘下来,手心全是血泡。她脸色一变,放下饭盒就去找创可贴。贴的时候,她一句话都没说,可我看见她眼圈红了。
有一回,我在房子里干活,干到一半,忽然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停在我门口。我手里的铲刀“当”地掉在地上。我屏住呼吸,盯着那扇门。脚步声停在门口,响了两下,像有人要敲门,又没敲。然后,慢慢下楼去了。
我腿一软,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后来我趴在猫眼上看,楼道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可那两声“欲敲未敲”的动静,在我脑子里响了整整一天。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听错了,是不是我自己吓自己。可从那天起,我干活的时候,总忍不住回头看门。
那种感觉,就像你明明一个人待在屋里,却总觉得背后有人。你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看见一张脸。
那几天,我天天泡在房子里。铲墙、刮腻子、刷漆、铺地板革。一个人,从早干到晚。累是真累,可奇怪的是,我心里踏实。这房子,一砖一瓦都是我自己拾掇的,每一平米我都摸过。那种感觉,跟后来发现钱以后的慌张,完全是两回事。那时候我以为,我是在给自己挣一个家。
我先买了一大桶乳胶漆,两把滚筒,几张砂纸,还有一摞旧报纸。又从五金店买了铲刀、锤子、螺丝刀。李慧看着我这一身行头,撇嘴:“你行吗你?刷墙刷得跟狗啃似的。”
我说:“狗啃的能住人就行。”
周末我一个人杀到房子里,先把旧墙皮铲了。这活儿累,铲了两小时,胳膊就酸得抬不起来。我蹲在地上,拿铲刀一点一点抠,抠到主卧那面墙的时候,铲刀“当”地磕在什么东西上,震得我手发麻。
我抬头看了看。主卧靠衣柜那面墙,跟别处不太一样。别处的墙皮一铲就掉,这片却硬得很,铲刀铲上去,“当当”响,像是里头垫了木板。
我当时没多想。顶楼的房子,墙里有个把木楔子、木板什么的,太正常了。我拿锤子敲了敲,声音闷闷的——“咚、咚、咚”,不是实心墙那种“邦邦”的脆响。
“空的。”我嘟囔了一句。
空的就好办了。我本打算在这面墙前打一组柜子,正好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空当。我找了个电钻,装上最长的钻头,对着那片墙“滋”地钻了下去。
钻头钻进去足有十几公分,忽然没了阻力,“噗”地一下,穿透了。
我从墙洞里往外看——黑的。里头是个黑洞洞的空间,看不清有什么。我以为是建筑垃圾填的空隙,心里还骂了一句:开发商真他妈偷工减料。
那天我没再管它,把墙皮铲完,天就黑了。我骑电动车回家,路上买了两个肉夹馍,一边骑一边啃。
真正发现东西,是三天后。
那天我在装衣柜。我把柜体往那面墙前一靠,用铅笔在墙上比划位置,比划着比划着,我盯着那个钻头打的洞,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洞里黑洞洞的,可我隐约看见——有东西。像是一块布,叠着的,颜色发灰。
我找了根铁丝,伸进去捅了捅。软的。铁丝扎进去,带出来一点纤维——是编织袋那种塑料丝。
我心里“咯噔”一下。
墙里塞着个编织袋。谁家装修往墙里塞编织袋?
我把电钻拿出来,沿着那个洞,一圈一圈钻下去,钻出一个巴掌大的口子。然后伸手进去,拽住了那块编织袋的边,往外一拉。
编织袋出来了。沉。我费了老大劲,才把它从洞里拽出来。袋子鼓鼓囊囊,扎着口,上头一层灰。
我把它放在地上,蹲下来,手有点抖。我不知道为什么抖。可能是一种本能——人碰到不该碰的东西,身体比脑子先反应。
我先没敢解开袋口。我先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防盗门反锁上,又搬了张椅子顶住门把手。做完这些,我回到袋子跟前,还是蹲着,可心里踏实了一点。
我伸手,捏住袋口那根尼龙绳,解开一道,又停下来。我竖起耳朵听——楼道里没声音,窗外没声音,只有我自己的呼吸。我深吸一口气,一把把绳扣全解开,把袋口翻开。
那一瞬间,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是红的。满满一袋子的红,在昏暗的屋子里,红得那么扎眼,那么不讲道理。我眯起眼,好几秒才适应。
我活了三十五年,从没在一个编织袋里,见过这么多的红。
我解开袋口的绳子。
里头是一沓一沓的钱。
红的。崭新的百元大钞,一沓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用纸条捆着。我伸手摸了一下,纸面的纹路蹭着手指头,那种新钞票特有的涩味儿。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蹲在地上,半天没动。屋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撞得胸口发疼。我抓起一沓钱,翻过来看——一百张,一万一沓。上头的号码是连着的。
我把袋子里的钱一沓一沓往外掏,掏了满满一地。又把手伸进墙洞,里头还有。我钻进洞里摸,摸到第二个编织袋,第三个。
三个编织袋,全拖出来,堆在地上,像三座小山。
我坐在地板上,看着那三堆钱,喉咙发干。我伸手拿起一沓,又拿起一沓,把两沓钱举到眼前,翻来覆去地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水印、安全线、手感,全是真的。
我活了三十五年,没一次见过这么多现金。
我把一沓钱翻过来,又翻过去,手指头在钞票边上摩挲。新钞票的边是毛的,割手。我拿起一张,对着天窗照,看见水印,看见那根安全线。我咬了咬,硬的。我甚至凑到鼻子底下闻——那股油墨味儿,混着一点潮气,是钱特有的味儿。我一遍遍地确认,就是不敢相信。
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发财了”。是——“这钱哪来的?”
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反应居然是害怕。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人的本能:来路不明的东西,比没有更吓人。
我哆哆嗦嗦地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往外看。楼下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绕圈。一切正常。没人盯着这栋楼,没人知道五楼那间屋子里,有个姓孙的男人正对着三袋钱腿软。
我回到那三袋钱跟前,蹲下来,开始数。
数得很慢。一沓一万,十沓十万。我数到一百沓的时候,手已经开始抖了——一百万。数到三百沓,我数不下去了,坐在地上直喘气。三百万。这还只是第一个袋子的一半。
数钱那会儿,我脑子里一半是晕的,一半是清醒的。晕的是数字——三百万、六百万、一千万,这些数目砸得我头晕眼花,像被人一锤一锤敲在天灵盖上。清醒的是手——我的手在一沓一沓地数,一、二、三,很稳,比我这几十年里任何一次都稳。后来我才想明白,那是因为我的身体比我的脑子更早接受了现实:这钱是真的,是我的,接下来该琢磨怎么花了。
我数累了就歇,歇完再数。屋里没开灯,我就着窗口的光。天一点点暗下去,钱从红色变成暗红,再变成黑。我数不清了,就把剩下的按厚度估。手指头蹭过钞票,起了一层薄薄的皮,有点疼,可我舍不得停。那种感觉,跟小时候过年数压岁钱不一样,跟在店里数营业额也不一样——那是一种占有的感觉,沉甸甸的,压在手心。
我大致估了一下。三个袋子,每袋大概一百二十沓上下,合三百六十沓一袋,三袋一千零八十沓,一千零八十万。
后来我才知道,我估错了。实际比这个多得多——三千八百万。
那一整个下午,我就蹲在钱堆里,一会儿摸摸这沓,一会儿翻翻那沓,像个傻子。我一会儿觉得自己在做梦,掐自己胳膊,掐出一道红印;一会儿又觉得这是真的,是真真切切堆在我眼前的钱。
太阳偏西了,光线暗下来。我看着那三袋钱,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糖糖的学费,一会儿是李慧念叨了六年的房子,一会儿是姐姐和老K借给我的三十六万。
最后,一个念头慢慢浮上来,像水底的泡沫,一个一个冒出水面——
这钱,如果我拿走,会怎么样?
没人知道。这房子是我买的,墙是我自己砸的,钱是我自己发现的。没人看见。我不说,就没人知道。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整个人打了个哆嗦。不是冷的,是一种说不出的、又刺激又害怕的战栗。像是站在悬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腿软,可又忍不住想再靠近一点。
我在那堆钱中间坐了很久,直到腿麻了才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我做了个动作——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沓钱,塞进了自己裤兜里。就一沓,一万块。我塞进去以后,手在裤兜里攥着那沓钱,攥得紧紧的,像是怕它自己长翅膀飞了。
那是我拿的第一万块钱。
塞完那一沓,我站在屋子中间,心跳得厉害。我等着有人推门进来,等着窗外响起警笛,等着天上掉下什么来惩罚我。可什么都没有。窗外还是那几个晒太阳的老人,楼下还是那个骑自行车的孩子。世界照常运转,仿佛我兜里多了一万块这件事,跟谁都没关系。
从那一刻我就明白了:干坏事最可怕的不是被发现,是发现根本没人管。它让你觉得,你可以一直干下去。
我又从兜里把那沓钱掏出来,看了最后一眼,然后塞回了袋子里。那一万块,我最终没拿走。不是我良心发现,是我怕。我怕得要命。我盯着那面墙,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这钱有主人,要是有人有一天找上门来,我兜里这一万块,就是证据。就是我“知道”的证据。
这个念头像一盆冷水,把我那点刚冒头的贪心,浇灭了一半。
可只灭了一半。
我把三袋钱重新塞回墙洞,用碎砖头和木板把那个口子封上,又铲了点墙皮糊在外头,拍了拍,看不出痕迹。
收拾完,天彻底黑了。我没开灯,就着窗外路灯那点光,坐在客厅的地板上,从兜里摸出烟,点了一根。
烟头的火一亮一灭。我吸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在黑暗里散开。
我抽完整整一根烟,心里那个念头,从泡沫变成了石头,沉甸甸地落了地。
我不打算声张。
这钱,我要了。
第三章 数钱
话说出去容易,真到手了,我反而睡不着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李慧还没睡,坐在床边削苹果。见我进门,她问:“房子收拾得咋样?”
我说:“还行,铲了点墙皮。”
“你手怎么这么脏?”
我低头看了眼——手指头黑一道白一道,是墙灰和铁锈。我“哦”了一声,说搬了点东西。她“嗯”了一声,没再问,把削好的苹果递过来。
我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嚼着跟木头似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那顿饭我吃得心不在焉。糖糖絮絮叨叨讲学校的事,说美术课老师夸她画的太阳好看,我“嗯嗯”答应着,眼睛盯着桌上的酱油瓶,脑子里全是那三袋钱。李慧看了我两眼,欲言又止,最后说了句:“你今天不对劲。”
我差点把筷子掉地上。
“哪儿不对劲?”
“说不上来。”她眯着眼看我,“眼睛发亮,跟打了鸡血似的。”
我埋头扒饭,含糊说了句“累的”,赶紧把话题岔开。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睁着眼到天亮。脑子里过的全是那三袋钱——一万、一沓、一袋、三千多万。这几个数字跟走马灯似的,一圈一圈转。
我翻了个身,又翻回去。床板吱呀响。李慧在旁边睡得熟,呼吸均匀。我侧过头看她,看她在黑暗里的轮廓,忽然想到:这几个月,她天天念叨买房,念叨糖糖上学,念叨钱不够花。她要是知道,她现在躺的这张床底下——不,是另外那套房的床底下——埋着够我们花几辈子的钱,她会是什么表情?
我想象她的表情,想象她冲我吼,或者哭,或者愣住。可我想不出来。因为我自己都还没想明白,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李慧翻了个身,胳膊搭过来,压在我胸口上。她的手温热,沉甸甸的。我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一点睡意都没有。天快亮的时候,窗外传来第一声鸟叫,接着是扫地车经过的声音,沙沙沙。我听着这些熟悉的声音,忽然觉得,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隔着一道分水岭。昨天的我,是个为几万块钱发愁的便利店老板;今天的我,是个揣着三千多万秘密、不敢跟老婆说的人。
这个秘密,像一块石头,压在我胸口。而这,只是第一夜。
我一会儿想,这钱够我还清所有债,再买辆好车,给糖糖报最好的辅导班;一会儿又想,这钱要是来路不正,我拿了会不会有事?两种念头打架,打得我脑仁疼。
天快亮的时候,我给自己找了个说法,把心按住了。
我想:这钱是原来房主藏的。房主欠了一屁股债跑了,房子被法院拍了。他人都没影了,还回来找这钱不成?就算他回来,房子都过户到我名下了,他凭什么说墙里的钱是他的?再说了,法院拍卖的是房子,又没说连墙里的钱一起拍。我花钱买的房,墙里挖出来的东西,凭什么不能是我的?
这套歪理,我今天想起来都想抽自己。可当时,它像一块膏药,贴在我心口那块慌上,还真止住了疼。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姐说店里有点急事,得去房子那边忙几天。李慧要跟着,我说你去干什么,又脏又累的,你在家陪糖糖。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坚持。
我一个人跑到房子里,把门反锁上,开始数钱。
这次数得仔细。我把三个袋子全倒出来,一沓一沓摞在地板上,摞成十几摞。然后拿本子记:一沓一万,十沓一十万。我数了整整一天,数到下午三点,眼睛发花,手指头蹭得发黑,才数清楚。
三千七百四十六万。
我把这个数字写在纸上,盯着看了半天。三千七百四十六万。我把笔放下,手心全是汗,纸都被我攥皱了。
我在地板上坐了很久。说实话,数清楚之前,那钱是个模糊的“好多好多”;数清楚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确切的数字,反倒让我更害怕了。因为数字越大,我越清楚一件事——这钱,我花不掉。
不是说花不完,是“不敢花”。
我先得解决一个问题:钱放哪。
放在墙里肯定不行。今天我能砸开,别人就不能?再说这房子我还得住,天知道哪天要拆要修。我把三个袋子重新装好,掂了掂,一个袋子二十多斤。我在屋里转了三圈,最后在主卧床底下挖了个坑,把一袋埋了。另一袋塞进了阳台储物柜的夹层——那柜子是我拆了旧板子自己钉的,夹层做得很隐蔽。第三袋,我实在没处放,想了半天,塞进了厨房吊柜最上头,用两床旧被子压着。
分散。我当时想的是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
藏好以后,我在屋里走了一圈,把三处地方又检查了一遍。床底的袋子,我用手推了推,推到最里面;吊柜的夹层,我拉了拉柜门,确认关严;厨房吊柜上头那两床旧被子,我重新叠了叠,压平。做完这些,我站在屋子中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可这口气,还没吐干净,我就又开始怕了。我开始想各种意外:万一李慧哪天心血来潮,要来这套房子看看怎么办?万一物业要检修管道,撬开吊柜怎么办?万一小偷进来,翻箱倒柜怎么办?万一哪天我自己忘了,在李慧面前说漏嘴怎么办?
每一个“万一”,都是一根刺。我把这些刺,一根一根数了一遍,数完,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
我忽然想起我看过的一个新闻,说有个人捡到一大笔钱,藏在家里,天天盯着,最后神经衰弱,住了院。我当时看那新闻,还笑那人傻——捡到钱,花就是了,藏着干嘛?现在,轮到我自己,我才知道,那不是傻,那是病。一种被巨款砸中以后的病。钱越多,病越重。
我,孙志强,从那天起,病了。病了半年。
弄完这些,天又黑了。我坐在地上,看着这三处地方,心里那点兴奋,慢慢被一种更实在的东西顶替了——累,还有怕。我瘫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头一回冒出一个念头:我这是不是惹上大麻烦了?
这个念头冒出来,我赶紧掐灭。都藏好了,谁也不知道。我一遍遍跟自己说:没人知道,没人知道。
可我忘了,这世上最藏不住的东西,一是钱,二是人心。
接下来那几天,我像变了个人。装修我不请人了,自己随便刷了刷墙,铺了地板革,把家具搬进去,能住就行。我怕请工人来,怕他们看见什么,怕他们多问一句。李慧打电话问进度,我一律说“快了快了”。
我搬进去住的第一晚,躺在新的(其实是二手的)床上,闻着屋里那股乳胶漆味儿,翻来覆去。半夜三更,我爬起来,摸黑走到主卧,趴在床边听了半天——听床底下有没有动静。
没有。
我回到床上,捂着胸口,感觉心跳得快把肋骨撞断。
第二天,我开始琢磨怎么把钱拿出来花。
这才是最难的。三千多万现金,我不可能扛到银行去存——我一个开便利店的,突然存几千万,傻子都看出有问题。银行有规定,大额存取要登记,要问来源。我怎么说?说捡的?说中奖?我编都编不圆。
我蹲在店里想了两天,想出个笨办法。
我那便利店,每天流水两三千,全是现金。我以前把现金存银行,一个月存五六万。现在,我可以每天往里头掺一点。今天掺五百,明天掺八百,一个月下来,多存个两三万,混在正常流水里,谁看得出?
钱呢,得先变成能用的。我挑了最小的面额花——其实全是百元的,一张就是一百。我算了笔账:一天掺二十张,就是两千;掺五十张,五千。混在每天的营业额里,神不知鬼不觉。
计划定了,我开始动手。
说起来容易,真到伸手去摸那袋钱的时候,我腿软了三次。第一次,我蹲在床边,手都伸进去了,摸到那冰凉的钞票,又缩了回来——我怕。第二次,我干脆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反锁上,又检查了一遍窗户,才重新蹲回去。第三次,我深吸一口气,闭着眼,一把抓下去,抓了个满怀。
睁开眼,手里是一沓钱。我就那么蹲着,攥着那沓钱,蹲了足足五分钟,一动没动。心跳得“咚咚”响,我甚至怀疑,隔壁能不能听见。
我孙志强,三十五岁,开便利店的,那一刻手抖得像个筛子。我把钱往裤兜里塞,塞了三次才塞进去。塞完,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卧室,去厨房倒了杯水。喝水的手,还在抖,水洒了半杯子。
我对着镜子看了自己一眼,想从脸上看出点什么——看出“做贼心虚”四个字。可镜子里的我,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我忽然觉得可笑:原来干了坏事,脸上是不会写字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只会觉得,你今天脸色不太好。
第一次,我从床底下那个袋子里,摸出五十张,两千——不对,五十张百元是五千。五千块,我拿报纸包了,塞进便利店的收银抽屉底下。
那五十张钱,在我口袋里揣了一整天,我摸了不下二十回。每回摸到那叠钱硬硬的边角,我心里就“咚”地跳一下。跟揣着一窝炸了引线还没响的鞭炮似的。
那天晚上盘账,我把那五十张掺进营业额里,数了三遍,确认数目对得上,才长出一口气。第二天存钱的时候,我手抖得把身份证都掉地上了。银行柜员抬头看我一眼,我赶紧笑着说“手滑,手滑”,把钱推过去。
柜员数完,说:“一万八千六。存这个卡?”
我说:“对。”
我拿着回执走出银行,太阳照在脸上,我出了一身的白毛汗。可奇怪的是,害怕归害怕,我心里还有一股藏不住的、酸酸甜甜的东西——像小时候偷吃了糖,又怕被发现,又觉得真他妈好吃。
那是第一笔。五千块。
那五千块,我后来一直没舍得花,压在收银抽屉底下压了一个多月。每天开店,我都要掀开抽屉看一眼,确认它还在。它像个战利品,也像个罪证,我一会儿为它得意,一会儿为它后怕。
得意的时候我想:看,我孙志强也有今天,五千块说拿就拿,眼睛都不眨。后怕的时候我想:万一哪天警察来查店,一掀抽屉,看见这报纸包着的五千块,我怎么解释?说是我捡的?捡的为什么不交?说是我存的?存的为什么不存银行?
这两种念头,天天在我脑子里打架。白天开店,我精神抖擞,觉得自己了不起;晚上回家,我躺在床上,又悔得肠子发青,觉得自己蠢透了。
我后来才明白,这五千块,与其说是钱,不如说是我的第一颗“糖”。它甜,可它后面连着一根线。我咬了一口,就被拴住了。
后来的事,就是这么一点点滚起来的。
第四章 甜头
人一旦尝到甜头,就刹不住车了。
第一笔五千块顺顺当当进了银行,什么事儿没有。我一看,胆子就大了。第二个礼拜,我掺了一万;再下一个礼拜,两万。到后来的后来,我摸出规律了——银行的柜员根本不看你,低着头数钱,敲键盘,喊下一个。没人多问我一句。
我心里那根绷紧的弦,慢慢松了下来。
人适应一件事,快得吓人。头一回掺钱存钱,我手抖得掉了身份证;到第十回,我已经能一边跟柜员聊天,一边把钱推进去了。到第三十回,我存完钱出来,还能顺手在银行门口买根烤肠,边走边吃。那根烤肠,我记得特别清楚,是玉米味的,两块钱。我咬着烤肠,心里想:原来干这种事,也会习惯。习惯,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它把“害怕”一点点磨掉,换成“理所当然”。等你回过神来,你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不属于自己的钱,当成自己的了。
钱开始变多。我算了算,三个月下来,我陆陆续续从墙里拿出来,掺进店里存掉的,有四十来万。四十万,不多,可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数目。
我头一回拿到那张余额多出四十万的银行卡,是在取款机上。我插卡,查询,看见那一长串数字,愣在那儿,前后都有人等着取钱,我也没动。后面的人“啧”了一声,绕过我去别的机器。我盯着屏幕上的数字,手指头点在触摸屏上,碰都没敢碰——怕碰一下,数字就变没了。
那四十万,我一分都没敢动。它就躺在卡里,成了一个数字。可光是这个数字,就够我夜里翻来覆去地想。我想,卡里躺着四十万是什么感觉?我活了三十五年,卡里从来没超过十万。现在多了四十万,我反而更慌了——因为这四十万,来路不明,它不是我挣的,是我从墙里挖的。它像借来的东西,随时有人要收回去。
可人就是这样,慌着慌着,就开始花了。四十万看着,不如花出去实在。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知道,我完了。
钱一多,人就想花钱。这是毛病,我知道。
我先给糖糖报了个辅导班。一年一万八,英语加数学。李慧说太贵了,我说贵什么,孩子的钱不能省。她愣了一下,看我一眼:“你最近……咋这么大方?”
我赶紧说:“店里生意好。”
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敢看她。我低头夹菜,把一块排骨夹到她碗里,岔开话题:“多吃点。”
她夹起那块排骨,没吃,放在碗边,说:“志强,你我夫妻这些年,你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要是真发了财,你第一件事,不是给我买金子,是把你那件穿了十年的旧外套换了。”
我愣住了。她说得对。我那件外套,袖口都磨破了,我还穿着。一个突然有钱的人,不会还穿破外套——除非那钱来路不正,他自己都不敢花在明处。
李慧把筷子放下,看着我,眼里有种我说不出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害怕:“你别干了。不管你在干什么,你停下来。咱不过那富贵日子了,行不行?”
我没答话。我心里翻江倒海。我想坦白,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怕她知道了,跟我一起睡不着觉;也怕她一怒之下,逼我马上去投案——那时候,我还没准备好。
这也是我后来编得最多的一句谎话——“店里生意好”。生意好不好,李慧心里有数。她没戳穿我,只是看我的眼神,越来越怪。
我又给自己买了辆二手车。一辆白色的老款帕斯卡,两万三。买车那天,出了一档子事,差点把我吓破胆。
车行的老板看我现金付全款,眼睛都亮了,一个劲儿地递烟,问我做什么生意。我说开小店的。他“哟”了一声,说现在开小店这么挣钱?我含糊过去。他开了张收据,让我签字,又拿过我的身份证复印。复印身份证的时候,他随口说了句:“现在查得严,现金买车得登记,走个流程。”
“查得严”三个字,像根针,扎得我屁股一紧。我差点想掉头就走。可钱都数了,车钥匙都拿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签了字。签字的时候,我特意把名字写得很慢,很工整,像在写什么大事情。其实我心里在打鼓:这身份证复印件,会不会被警察调走?会不会顺着名字,查到我头上?
老板把复印件收进一个抽屉里,那抽屉里厚厚一叠,全是别人的身份证。我瞄了一眼,松了口气——我的,混在里头,跟针掉进大海一样。可这口气,松得不踏实。
我把那辆二手车开回锦绣花园,停在楼下,坐在驾驶座上看了半天。
我有车了。
那感觉,说不出的舒坦。我摸着方向盘,摸了又摸,真皮的,滑手。我又打开遮阳板,照了照镜子,理了理头发。镜子里的那张脸,还是那张脸,可我觉得,它比从前多了点什么东西——也许是底气,也许是那么一点点,扬眉吐气。
我发动车,绕着小区转了三圈。第三圈的时候,我特意把车开到店门口,按了两声喇叭。李慧正在店里理货,探出头来看。我摇下车窗,冲她笑。
她愣了一下,问:“你买的?”
我说:“二手的,便宜。”
她围着车看了一圈,脸色说不上是喜是忧:“多少钱?”
“两万三。”
她沉默了片刻,说:“咱还欠着我姐和老K三十多万呢。”
我脸上的笑,僵了一下。我说:“欠着就欠着,慢慢还。”
她没再说什么,转身进店了。我坐在车里,那点刚冒头的得意,被她一句话,浇灭了大半。
那感觉,说不出的舒坦——可舒坦里,掺着一根刺。我摸着方向盘,忽然觉得,这三千多万,好像真能改变点什么,可它改变不了李慧看我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我一直想回避的东西。
那阵子,我整个人是飘的。买东西不看价了,给李慧买了个金镯子,八千多。她戴上以后,对着光看了又看,眼圈有点红,说:“结婚十年,你头一回给我买金子。”
我说:“以后还有。”
她“嗯”了一声,把金镯子摘下来,又戴上,对着灯看,忽然抬头:“孙志强,你到底咋了?”
我把笑容僵在脸上:“啥咋了?”
“你最近……”她斟酌着词,“跟换了个人似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扭头去看电视。屏幕上放着个肥皂剧,演到女主角哭,我盯着看,其实一个字没听进去。
我知道我变了。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以前我买棵白菜都要砍两毛钱,现在几千块钱往外掏,眼睛都不眨。以前我走路都低着头,现在开车按喇叭,摁得理直气壮。
钱这东西,真养人,也真吓人。它能把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几天之内变成另一个人。
我从前的那点小气,是有原因的。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家里的钱,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小时候,想买根冰棍都得看我妈脸色。那种穷,刻在骨头里,不是有钱了就能抹掉的。所以有钱以后,我先给糖糖买东西,给她买最贵的书包,报最贵的班。我不是为了显摆,我是怕。我怕我女儿,也沾上我小时候那种“想买根冰棍都不敢开口”的穷气。
我把这份补偿,全砸在糖糖身上。糖糖要什么我给什么,渐渐的,她也开始变了。以前她跟我去店里,盯着货架上的零食,只挑一两样最便宜的;现在她一进门就抱一堆,也不看价钱。有一回她把一整排酸奶都往购物车里放,我说够了,她撇嘴:“爸,你现在这么有钱,买几盒酸奶还心疼?”
那句话,像针一样扎我。
我蹲下来,摸着她的头,说:“糖糖,钱要花在刀刃上。”
她不懂,甩开我的手,跑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第一次尝到了有钱的苦头——它不是让你快活,是让你怕。怕家人变了,怕孩子变了,怕自己变了,怕这一切都是假的,怕哪天早上醒来,钱没了,家也没了。
可飘归飘,怕也没离开过我。
每天晚上,我躺在这套九十八万买来的房子里——我终于搬进来住了——闻着新家具的味道,心里踏实不了几分钟,就开始胡思乱想。我想那三袋钱还在不在,想床底下的那袋会不会被人发现,想银行的柜员会不会忽然翻旧账,想原来房主会不会哪天突然找上门。
有一回我做梦,梦见三袋钱自己从墙里走出来,排着队,一个一个从我面前飘过去,边飘边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吓醒了,一身冷汗,起床一看,天还没亮。我摸黑下床,趴在地上看床底——袋子还在,我这才喘过气来。
还有一回更邪门。我开车去进货,走到半路,一辆警车从后头超过我,鸣了下笛。我差点把车开进沟里。我攥着方向盘,手心全是汗,心里一个劲儿地念:没事的,没事的,人家就是路过。
那警车开远了,我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湿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火,坐在车里缓了半天。后视镜里,那辆警车早没影了,可我的心还在“咚咚”跳,跳得胸口发疼。我摸出一根烟,点了两次才点着——手抖,火柴都划断了。
我抽着烟,忽然想起老宋的一句话。有回所里抓了个小偷,那小偷也是开店的,一时糊涂拿了别人的货款。老宋说:“这种人,抓的时候哭得最凶。不是因为要坐牢,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本来不该走到这一步。”
我当时听着,没什么感觉。现在,我坐在车里,手抖着抽烟,忽然就懂了:那种“本来不该走到这一步”的悔,比什么都难受。它不猛烈,它像钝刀子,一点一点地割你。你每过一天,就想起自己本来可以是个好人,本来可以安安分分开店,本来不该碰那面墙。
我把烟摁灭,发动车,慢慢往店里开。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一个客人也没招待好,心不在焉,找错了两次钱。
我把这事儿跟老K说了。老K是我发小,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在城西开着一家汽修店。我说:“老K,我最近老觉得有人盯着我。”
老K叼着烟,乐了:“你他妈是不是做贼心虚?”
我心里一紧,脸上还得笑:“滚。”
“说真的,”他把烟灰弹在地上,“你这段时间,神神叨叨的。上回我问你房子的事,你就变了脸。今天又有人盯你。小孙,你跟兄弟交个底,你是不是……摊上事了?”
他叫我“兄弟”。这两个字,从前听着热乎,今天听着,怎么那么刺耳。我看了他一眼,他把目光移开了,假装去看窗外的车流。
我认识老K二十年。他这个人,别的都好,就是眼红。小时候我妈给我买双新球鞋,他能难受一个星期。长大了,我开店挣钱,他嘴上祝贺,背地里跟别人说我“运气好”。这些事,我从来不计较——谁还没点小心眼呢?可今天,当他用“兄弟”两个字,一边叫我,一边套我的话时,我心里那点信任,咔嚓一声,裂了道缝。
我没接他的话,反问他:“你咋突然关心起我来了?”
他“嘿嘿”笑两声:“关心你还不行?”
我说:“行。”
我心里却在想:不行。太不行了。
“开玩笑的。”他拍拍我肩膀,“你小子突然买车买房,兄弟我都眼红。咋,发财了?”
“发财个屁。”我说,“法拍房,捡的漏。”
“法拍房?”老K来了兴趣,“哪套?”
我说了小区名。他“嘶”了一声:“那片我知道。是不是九栋那套?顶楼?”
我说:“对,你咋知道?”
老K的表情变了变,很快又恢复正常:“没啥,那片我熟。挺好,便宜就行。”
当时我没在意。后来我才明白,老K那一下表情变化,是有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转。只不过那时候,我完全没往那儿想。
日子一天天过去,钱一天天往外流。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开店,晚上数钱、掺钱、存钱。李慧的疑心越来越重,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复杂,可她始终没挑明。我知道她在等,等我给她一个说法。
而我,一直在躲。
我以为我能这么躲一辈子。
我以为那三袋钱,会安安静静地躺在床底下,等我一点一点把它搬空。
我错了。
第五章 漏水
麻烦不是从警察来的,是从一只水表来的。
那年冬天,我搬进锦绣花园快半年了。钱转移出去一百五十来万,剩下的还躺在床底和吊柜里。我自以为天衣无缝,直到有一天,物业敲门。
“孙先生,您家水表走得不对。”物业是个矮胖子,戴着安全帽,手里拿着个本子,“这几个月您家水费突然涨了三倍,是不是哪漏水了?”
我脑子“嗡”一下。漏水?我第一个反应是——钱是不是被水泡了?我赶紧把他让进屋,脸上赔着笑,心里砰砰跳。
他查了厨房查厕所,最后在阳台储物柜后头,发现一根老化的水管在渗水。就是那根管子,慢慢悠悠渗了半年,把我藏在夹层里的那袋钱,泡了个底朝天。
我脑袋当时就空了。
等物业走了,我扑到储物柜前,把夹层板撬开——那袋钱,最上头那一层,湿了。钱泡了水,黏成一坨,红墨水似的染得到处都是。我伸手去抠,抠下来一层纸屑,指头染得通红。
我蹲在地上,欲哭无泪。
那可是三百多万。我把湿的钱一沓一沓摊开,铺了满满一阳台,用电吹风一档一档吹。吹了两天两夜,钱是干了,可皱巴巴的,跟腌菜似的,一碰就掉渣。
那两天两夜,我像个伺候病人的护士。定着闹钟,每隔两小时翻一次面,翻的时候得捏着边角,稍一用力就破。吹风机吹得发烫,我换着角度吹,吹完这一沓吹那一沓,眼睛熬得通红。李慧推门进来,看见阳台上晾着一阳台的钱,整个人定在门口。
“这……这是什么?”
我脑子转得快,说:“店里收的湿钞票,前两天漏水,淋湿了一批。我吹干了好存。”
她将信将疑地看了我半天,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我听见她在客厅里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声叹气,比骂我还难受。
吹到后半夜,我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看着满阳台的钱,忽然想起我妈。我妈在世的时候,把钱藏得满天过海——床垫底下、米缸里、旧棉袄的夹层,藏完自己都忘,隔几个月翻出来一叠,惊呼一声“我还藏了钱”。那时候我觉得好笑。现在我才懂,我妈那不是抠,是穷怕了的人,对钱的一种攥紧。钱在她手里,是要藏起来才安心的。
我跟我妈,一模一样。只不过她藏的是血汗钱,我藏的是烫手的钱。
那天夜里,我把晒干的钱重新收好,一沓一沓摞回袋子里。收着收着,我忽然发现,我最上头那几张,颜色不对——胀大的水泡过以后,钞票上的人像都糊了,糊成一片模糊的红。我捏起那几张,对着灯看,怎么也认不出是五十还是一百。
我把它们挑出来,单独放。挑完,坐在地上发呆。这些钱,烂了,废了,可它们曾经是钱,是别人的养老钱、救命钱、血汗钱。它们从银行出来,被人一沓沓捆好,藏进墙里,泡了水,糊了,又被我一张张摊开,吹干,挑出来。
我忽然觉得,我跟这些钱一样,也被泡了,被糊了,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我盯着那些钱,忽然想明白一件事:这钱,我不能藏家里了。
藏家里,会泡水,会受潮,会被老鼠啃,会被物业查水表的时候翻出来。更要命的是——它不是死的。它像一块烙铁,天天烫着我的良心,也天天烫着我的神经。我一天不把它弄出去,就一天不得安生。
那袋被水泡过的钱,后来我数了,废了小半——有三百来万,钞票烂得没法用了,黏成一坨,撕都撕不开。我看着那堆废纸,心疼得直抽抽。三百多万,就这么成了一堆纸浆。
我想过把这些烂钱拿去银行换。听说银行能兑换残损币,只要能辨认出面额,就给换。可我不敢。我一个开便利店的,抱着一堆泡烂的钞票去银行,人家一问来源,我怎么说?说家里水管漏了?那也得问,你这钱哪来这么多?我编不圆。
最后我把那些烂钱,连同泡烂的编织袋,塞进一个黑色的垃圾袋,趁半夜,扔到了小区外的建筑垃圾堆里。扔的时候,我心里一个劲儿地疼。可我又想,这也许是好事——老天爷在提醒我,这钱留不住,水要冲走它,火要烧掉它,你得赶紧醒醒。
我没醒。我只是把剩下的钱,藏得更严实了。
从那天起,我转移钱的速度快了起来。
我不再一天掺五百一千了。我开始整万整万地往外拿。为了不引起注意,我想了个新法子——多开卡。我在四家银行开了六张卡,用自己的名字开两张,剩下的,用李慧和糖糖的名义开。糖糖才上四年级,我拿着她的户口本去银行,柜员看了我一眼,我问:“小孩能办卡不?”柜员说:“能,得监护人带身份证。”我把我和李慧的身份证都递上,办了。
我用这些卡,把钱分散着存。今天存这张,明天存那张,一张卡一个月存个几万,看着都不起眼。我算过,只要我够慢、够散,就能把三千万一点点洗干净。
可我忘了,银行有一样东西,叫“反洗钱系统”。
那年年底,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银行打来的。一个礼貌的女声:“孙先生您好,您尾号3721的账户最近交易有些异常,麻烦您抽空来网点了解一下情况。”
我握着电话,手心瞬间冒汗。
“异常?什么异常?”
“具体需要您来网点核实一下,我们工作人员会跟您解释。”
我说:“好好好,我明天去。”
挂了电话,我在店里坐了整整一根烟的工夫。腿肚子直转筋。反洗钱。这三个字我听过,电视上说,犯罪分子洗黑钱,银行会查。我——我算什么?我也成犯罪分子了?
第二天我去了银行。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把我请进小屋,客客气气地问我:“孙先生,您这几个账户,短期内频繁存入现金,来源能说一下吗?”
我早编好了。我说:“我开便利店的,流水多,年底结款,客户给的现金。”
他问:“一个月存十几万,都是便利店收入?”
我说:“我们那片流水大,还有卖烟酒,一条烟好几百。”
他说:“您的账户分布在不同的网点,为什么分开存?”
我说:“方便,哪个近存哪个。”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我硬着头皮,脸上挂着笑,心里已经把那点编好的话翻来覆去背了八百遍。
他终于点点头:“行,情况我们了解了。以后大额存取,注意配合登记。”
我千恩万谢地出了银行,走得很快,生怕他反悔。
走到门口,那个年轻人忽然喊了我一声:“孙先生。”
我心里一紧,脚步顿住,回头。他隔着柜台,笑了一下:“没什么,就是提醒您,以后存钱,最好走对公账户,或者说明一下来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
我连连点头:“明白,明白。”
出了门,我点了一根烟,手还在抖。我明白了一件事:银行已经开始注意我了。我那套“蚂蚁搬家”的法子,没我想的那么天衣无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认真地想了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该收手?
我翻来覆去地算账。我已经存进去一百五十万,花了几十万,剩下的两千多万还躺在墙里和吊柜里。就算我现在收手,把剩下的原封不动塞回去,我拿出来的那一百五十万,也回不去了。钱花出去容易,收回来难。金镯子戴在李慧手上,车开在我屁股底下,糖糖的辅导班交了一年——这些,怎么塞回墙里?
更要命的是,我已经不是那个不知道的人了。知道了,就回不去了。这就像你看见过一个秘密,你就永远带着这个秘密活着。收手,只是不再拿新的,可已经拿的,永远是你身上的一块疤。
剩下的钱,还有两千多万。够我花几辈子了。我已经转移出去一百多万,买了车,给糖糖报了班,给李慧买了金子。够了。真的够了。
我把钱退回去——塞回墙里,就当没发现过,行不行?
这个念头冒出来,我自己都想笑。钱花出去的部分,怎么退?金镯子、二手车、辅导班,哪一样能变回钞票塞回墙里?再说,我凭什么退?那钱又不是我偷的抢的,是我自己家里挖出来的。
人就是这样。明知道前面是坑,可只要还没掉下去,就总觉得能绕过去。
我选择了继续。只是从那以后,我更小心了。存钱的间隔拉长,金额压低,卡也换了几张。我以为这样就能高枕无忧。
我还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第一,绝不一天内存超过两万;第二,绝不连着两天存同一家银行;第三,存钱的时候,穿得普通点,别穿新衣服,别戴新表,别让人觉得你有钱;第四,存完就走,别在银行门口逗留,别跟人多说一句话。
这几条规矩,我执行得比开店考勤还认真。我甚至拿个小本子记下来,存一次,画一道。那本子我藏在收银台底下,用一本旧账本做封面。现在想起来,那本子要是落到警察手里,就是一份完整的“犯罪日记”——日期、金额、银行,记得清清楚楚,比我自己记得还全。
可当时我看着那本子,心里竟有种奇怪的踏实感。人一旦把坏事做出“规矩”来,就觉得自己没那么坏,觉得这是在“有章法地办事”。其实,这恰恰是最坏的地方——它让我从“偶尔为之”,变成了“日复一日”。
我不知道的是,有一双眼睛,早就盯上了锦绣花园九栋五楼这扇窗。
第六章 对门
那双眼睛,是我自己发现的。
那年开春,我在阳台上晾衣服,无意中往楼下瞟了一眼。小区花园的角落里,停着一辆灰色的面包车,车玻璃贴着深色的膜。我一开始没在意。可接下来一个星期,我每天早上晾衣服,那辆车都在。
停的位置都一样,车头朝着九栋。
我心里开始犯嘀咕。第二天我特意下楼,装作遛弯,绕着那辆车走了一圈。车里没人。车身上落了灰,看不出停了几天。我记下车牌,回家上网查——查不出什么,就是个普通牌照。
我把这事儿跟老K说了。老K说:“你别疑神疑鬼的,人家停那儿碍着你什么了?”
我说:“老停着,我心里发毛。”
那天夜里,我特意没睡,搬了个凳子坐在阳台上盯那辆面包车。冬夜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得脸疼。我裹着棉袄,手里攥着一杯热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楼下。十一点,车里没动静。十二点,还是没动静。一点,我看见车里亮了一下——有人点烟,火光一闪,又灭了。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我盯着那点烟头的光,看了整整一个晚上。烟一根接一根,从车里飘出来,在路灯下散开。我不敢下楼,不敢报警,甚至不敢开灯——我怕一开灯,就成了靶子。我就那么坐着,坐到天快亮,那辆车才发动,慢慢开走了。我记下了车牌,可手抖得,抄了三遍才抄对。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宋,绕着弯子问:“哥,你们最近是不是在锦绣花园那片办案?”
老宋说:“没有啊,咋了?”
我说:“没啥,看见辆面包车老停着,以为是你们蹲点。”
老宋笑了:“蹲点轮得到你操心?你是不是干啥亏心事了?”
我赶紧挂了电话。老宋这句玩笑话,把我吓出一身白毛汗。我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看谁都像警察,听什么话都像敲打。这日子,过得比穷的时候还累。
我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我把那几张银行卡,全找出来,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看。我想,万一警察真找上门,我怎么说?我说钱是我捡的?在哪捡的,什么时候捡的,捡了多少——我答不上来。我说钱是做生意赚的?那得有账,有进货单,有流水,我的账根本对不上那些钱。我说是我妈留下的?我妈去年才走,一辈子没见过五万块。
每一条路,我都想到了头,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是“说不清”。
说不清,就是罪。
我坐在桌前,看着那几张卡,忽然觉得它们像几张判决书。我摸出烟,抽了一根,又抽了一根。烟灰缸满了,我倒在烟灰缸里的烟头,数了数,十七个。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认真地想了“跑路”两个字。我想,要不,干脆拿着钱,连夜开车走,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隐姓埋名。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就想起糖糖,想起李慧,想起店里那台用了六年的收银机。我跑了,她们怎么办?我要是跑了,她们就得替我背着这笔糊涂账,被人指指点点一辈子。
我把这个念头,掐灭了。掐的时候,心里那个疼啊,像生生拽掉一块肉。
老K“啧”了一声:“我说小孙,你装修那房子,到底有没有查出啥东西?”
我心里一紧:“啥意思?”
“没啥。”他漫不经心,“就觉得你不对劲。房子捡漏捡得那么顺,突然又有钱买车,又不请装修队,自己闷头鼓捣。你现在又神神叨叨说有人盯你。”他把烟头摁灭,“你要是真摊上事儿了,跟兄弟说,兄弟能帮你捞捞。”
我盯着他:“我能摊上啥事儿?”
“谁知道。”他耸肩,“我瞎说呢。”
那天他说完就走了。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那点疑心,慢慢长成了疙瘩。
老K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快,可我捕捉到了——那是一种打量,像在估量一件东西值多少钱。我认识他二十年,他从没用这种眼神看过我。以前我们在一起,都是平视,勾肩搭背,谁也不比谁高。可那天,我感觉他站到了一个高处,往下看我,掂量我。
后来我才想明白,那一眼,是他已经在心里把我“标价”了。他在算,我手里那笔钱,值不值得他冒险;他在算,跟我翻脸的代价,和警察那边的“好处”,哪个更大。他算得很快,一秒钟,眼神就恢复正常了。可那一秒钟,被我看见了。
人跟人之间,一旦开始互相算计,就回不去了。那天之前,老K是我兄弟;那天之后,他是我提防的人。我们谁都没说破,可都知道,中间那层东西,破了。
老K是我发小,从小一块儿摸爬滚打大的。可他今天这几句话,句句往我心虚的地方戳。我跟他认识二十多年,他什么人我还不清楚?他要是没听见什么风声,不会这么问。
什么风声?
我越想越不对劲。那辆面包车,老K的试探,还有银行的电话——这三件事,像三根线,慢慢往一处拢。我隐约觉得,有个网,正在我头顶上张开。
那几天,我把手机里所有跟钱有关的东西,都翻出来看了一遍。银行的短信通知,转账记录,存款回执——一条一条,我看得心惊肉跳。我这才意识到,我早就在电子世界里,留下了一串脚印。取款机的录像,银行的柜台监控,网银的登录记录,一样一样,都在。我以为我用现金就能藏住,可我把现金存进银行的那一刻,就把自己暴露了。
我甚至动了念头,想把那些存进去的钱,再取出来,变回现金,藏回墙里。可我算了一下,我存进去的有一百多万,取出来要分多少次?每一次取现,不又是一次记录?我越算越糊涂,最后抱着头,坐在店里,半天没动。
李慧从里屋出来,看见我这副模样,吓了一跳:“你咋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说:“没事,账算不清,烦。”
她盯着我看了几秒,叹了口气:“孙志强,你以前不算清账,从来不烦。”
我知道她起疑了。可我已经顾不上她了。我开始留意周围的一切。
我发现,我开车出门的时候,后面偶尔会跟着一辆车。不远不近,保持两三百米。我试过加速,那车也加速;我试过拐弯,那车也拐弯。最后我没敢再试,把车停在路边,买了包烟,盯着后视镜看了十分钟——那车不见了。
我发现,便利店门口偶尔会来一些陌生顾客。不买东西,就站着抽烟,眼睛往店里瞟。我问其中一个:“找啥?”他说:“随便看看。”然后走了。
有一回,一个中年男人进来,买了一瓶最便宜的矿泉水,付了钱却不走,靠在货架边,盯着收银台后头看。我心里发毛,问他:“您还要点什么?”他说:“不点了。”我说:“那您慢走。”他不动。我绕出收银台,走到他跟前,他才慢慢站起来,把那瓶水往桌上一放,走了。
我追出去,看见他上了那辆灰色面包车。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想:他们是不是冲着那笔钱来的?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我就否了——没人知道钱的事。除了我,只有墙知道。李慧知道个大概,老K知道个影子。难道是他们?
我想到老K那张脸,心里一沉。可我又想,老K要真报了警,来的应该是穿制服的,不会是这种鬼鬼祟祟的面包车。
那这车到底是谁的?我想不明白,越想越怕。那阵子,我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都会心头一紧;半夜醒来,先摸床底下的钱在不在。我活像个惊弓之鸟,一天比一天瘦。
我发现,李慧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冷。
终于有一天,她挑明了。
那天晚上,糖糖睡了,我们俩坐在客厅里。她把一张纸拍在茶几上。
“孙志强,”她的声音很平,“你给我说说,这两年,你到底挣了多少钱?”
我一看那张纸,脑袋“轰”一下——是我一张银行卡的流水,不知道她从哪儿打印出来的。上头密密麻麻,全是存入记录。
我张了张嘴:“你……你查我?”
“我不查你,等着被你瞒一辈子?”她的眼睛红了,“你以为我看不出来?突然有钱,突然大方,突然买车,突然天天神神秘秘。孙志强,你老实说,这钱哪来的?”
我坐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屋子里静得可怕。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
“你不说,我也猜得到。”她的声音抖了,“那房子,九十八万,便宜得离谱。别人不敢要,你敢要。你是不是……在那房子里,找到啥了?”
我猛地抬头看她。
她看到我的表情,一切全明白了。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脸白得像纸。
“果然。”她说,“果然是这样。”
“李慧……”我开口,嗓子里像堵了棉花。
“别说了。”她摆手,眼泪掉下来,“你别说了。我这两天,天天睡不着。我就怕是这个。我怕得要死。”
她哭了。哭得很凶,压着嗓子,怕吵醒糖糖。我坐在她旁边,想伸手搂她,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我那一刻才明白,装作什么事都没有,是最蠢的。李慧不是傻子,她早就看出来了,只是一直在等我开口。她给我留了台阶,可我一次都没下。
“这钱……”她抽噎着问,“是不是不干净?”
我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我最后说,“我不知道它干不干净。”
这是实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钱的主人是谁,怎么来的。我只知道,它让我睡不着觉,让我变成了另一个人,让我老婆在我面前哭。
那天晚上,我们再没说话。我坐在客厅抽了一夜的烟。李慧在卧室里,也一夜没睡,我听见她翻来覆去的声音。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看看那钱的主人,到底是谁。我得弄清楚,我拿的到底是什么钱。
于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去查了锦绣花园九栋那套房子的过去。
一查,我整个人,凉到了脚后跟。
第七章 凶宅
我是在网上查到的。
输入“锦绣花园九栋”,跳出来一堆本地论坛的旧帖子。有个帖子标题是《九栋那套子,白送都别要》,发帖时间是四年前。我点进去,手攥着鼠标,一行一行往下看。
帖子里说,九栋五楼那套房,原来的主人姓魏,叫魏明远,是个搞建筑工程的老板。四年前,他出事了——集资诈骗。他打着“养老项目投资”的旗号,从几千个人手里骗了钱,卷了三个多亿,最后被抓了。
我盯着屏幕,眼皮直跳。三个多亿。
帖子往下,有人说:“魏明远被抓之前,把钱藏起来了,一分都没追回来。警察找了几年,没找着。”
有人说:“他婆娘在房子里上吊了,就在主卧。血都流到楼下了。所以那房子成了凶宅,没人敢买,法院拍了好几次都流拍。”
我的手一抖,鼠标“啪”地掉在桌上。
主卧。上吊。
我想起那面墙——主卧靠衣柜那面,空的,里头藏着三袋钱。
我脑子里瞬间拼出了一幅画面:一个女人,在那样一间屋子里,绝望地上了吊。而她脚下那面墙里,藏着三千多万。她到死都不知道,钱就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
我坐在电脑前,浑身发冷。
我不死心,又往下翻。论坛里的帖子,一条比一条吓人。
有人说:魏明远骗的钱里,有一大批是老年人的养老钱。有个老太太,把儿子车祸赔的六十万全投进去了,血本无归,投河自尽。有个退休教师,一辈子的积蓄三十万没了,天天到市政府门口坐着,后来也不见了。
有人说:魏明远的老婆,是被逼债的人逼死的。那些被骗的人找不到魏明远,就天天来家里堵门,泼油漆,砸玻璃。他老婆受不了,在屋里上了吊。死的时候,屋里就她一个人,几天以后才被发现。
我一条一条地看,看得手脚冰凉。
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些帖子,都是四年前的。也就是说,这四年里,一直有人在关注这套房子,一直在议论墙里的钱。可钱还在。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四年里,没人真正找到它。要么,买主都没发现;要么,发现了不敢说。
我是第几任买主?这套房子四年里流拍、变卖,中间到底易过几次手?我买的这个“法拍”,是不是已经不知道转了几道?那些前任买主里,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砸开过墙,看见过钱,然后吓得搬走了?如果有,那钱为什么还在?是他们不敢拿,还是……
我不敢想下去。这个房子,像一个藏着秘密的保险柜,四年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围着它转,可谁也没打开。现在,我打开了。
我想起我藏在主卧床底下的那袋钱。我想起我搬进这套房子以后,有几个晚上,半夜听见楼上有声音——拖鞋蹭地的声音,很轻,很慢。我当时以为是楼上住户,现在想起来,六楼是空的,跃层封了,根本没人住。
那声音是什么?
我不敢往下想。我把电脑合上,可那些字,还印在我脑子里——养老钱,投河,上吊,泼油漆。每一个词,都像一根钉子,往我脑门上钉。
原来那所谓的“捡漏”,根本不是什么运气。房子便宜,是因为它是凶宅;是因为原主人是个骗子;是因为没人敢碰这个烫手的山芋。而我,像傻子一样,兴冲冲地跳了进去,还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
我又点开了那个中介的帖子,看有没有回复。有个人在底下留言,网名叫“真相哥”,说:“钱还在房子里,魏明远藏的,警察找了几年没找到。谁知道买主是谁,赶紧挖,发财了。”底下一片跟帖,有骂他的,有说“你咋不买”的,还有人说“那房子我去看过,主卧墙不对劲”。
我盯着“主卧墙不对劲”这五个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也就是说,不止我一个人发现那面墙有问题。也就是说,可能有人,早就盯着这套房子,就等一个买主,或者——就等着自己去买,去挖。
我猛地想起吴中介看房那天,眼神飘忽的样子。想起他说“欠钱,人不在了”时,那句含糊。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他是不是也惦记着墙里的钱?
我越想越觉得,这套房子从头到尾,就是个局。魏明远藏了钱,他被抓了,他老婆死了,房子流拍,价格一降再降——所有条件,都朝着一个方向:把这房子,便宜处理掉。谁买了,谁就继承了那个秘密,也继承了那个危险。
我,孙志强,就是那个接过烫手山芋的人。
我关了网页,坐在黑着的电脑屏幕前,映出我自己的脸——惨白,眼睛通红。
那三袋钱,是赃款。
是几千个人被骗走的养老钱、血汗钱。魏明远把它们藏在墙里,自己进了监狱,他婆娘吊死在房子里,钱就成了没人知道秘密。直到我砸开了那面墙。
我瘫在椅子上,半天动不了。
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我没开灯,就坐在那片昏暗里。腿是麻的,后背贴着椅背,凉飕飕的。我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树影在风里晃,晃得像个人影,在窗台上摇头。
我忽然很想抽根烟,摸出烟盒,空的。我把烟盒攥成一团,扔在地上。
我想起看房那天,吴中介那句含含糊糊的“原来的房主,出了点事”。我那时一门心思贪便宜,随口问了一句“什么事”,他说“欠钱,人不在了”,我就没再追问。现在想起来,“人不在了”——他说的不是跑路,是死。老婆吊死在屋里,房子成了凶宅,他一个字都没跟我明说。他不说,是因为说了就没人买了,他那点中介费就泡汤了。
我是被骗了吗?也算,也不算。我确实捡了便宜,也确实跳进了一个火坑。这世上哪有白捡的便宜,便宜的背后,都藏着别人不敢碰的东西。
我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吵架。一个说:赶紧报警,把钱交出去,这钱不干净,拿着要出人命的。另一个说:报警?你疯了?你私藏赃款这么久,还花了两百万,你报警等于自首,你进去吧!
两个声音吵得我脑仁疼。
那天下午,我干了一件蠢事。我凭着帖子里的只言片语,想拼出魏明远的完整故事。我搜索“魏明远 集资诈骗”,跳出来的新闻,一条比一条触目惊心:涉案金额三个多亿,受害群众四千多人,光是登记的老年受害者,就有两千多。新闻配了张照片,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整齐,笑起来很和气——就是那张脸,骗走了四千多人的养老钱。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说实话,我看不出他像个骗子。他看着像个老实人,像个邻居家的大哥,像我们小区门口那种,见谁都笑眯眯的老板。
骗子不长骗子样。这是我那天学到的最吓人的一课。
我想起那些在论坛里骂魏明远的人,想起投河的老太太,想起上吊的女人。四千多个家庭,被这一张和气的脸,毁了。而我,此刻正坐在其中一个家庭的废墟上,数着他们被骗走的钱,琢磨着怎么花。
我恶心得想吐。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告诉了李慧。我本以为她会骂我,会逼我去报警。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那女人,”她轻声说,“吊死在主卧?”
我点头。
“你那几天,就睡在主卧?”
我点头。
她打了个寒颤,抱住胳膊:“孙志强,那房子……咱不能住了。”
“我知道。”
“钱呢?”
“还剩两千多万。”
她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她睁开眼,看着我,一字一句:“把钱交出去。咱不要了。咱宁可一辈子还那三十多万的债,也别拿着这要命的钱。”
我看着她,喉咙发紧。
“李慧,我要是交出去,”我哑着嗓子说,“我可能要坐牢。私藏赃款,还花了两百万……”
“坐牢就坐牢。”她的眼泪又下来了,“你以为你这几个月过得像人吗?你天天睡不着,疑神疑鬼,跟个鬼似的。我天天看着你这样,我心里比坐牢还难受。”
她抓住我的手:“志强,咱把钱交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人不能没了良心。那钱是人家的救命钱,咱拿着,夜里睡得着吗?”
我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是有挣扎的。两千万,不是小数目。交出去,我就一无所有,还可能坐牢。不交,我就能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如果我能睡得着的话。
我抬头看李慧。她的眼睛红着,可里头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干净,坚定,像一口井。
我忽然想起刚结婚那年,我俩挤在城中村一间十平米的小屋里,穷得叮当响,她却笑着说:“穷点怕啥,人齐就行。”
人齐就行。
我眼眶一热。
“好。”我说,“交。”
说出这个字的时候,我心里那块压了半年的石头,忽然轻了一点。就一点。像一个人扛着重物走了很远,终于放下,胳膊还是酸的,可背上松了。
李慧看着我,眼睛里有泪,也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像是终于松了口气,又像是不敢相信。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说:“志强,你知道吗,我等这句话,等了半年。”
我说:“你早知道我想交?”
“我不知道。”她说,“我就是盼着。我天天盼,盼你别越陷越深。你要是再不回头,我……”她没说下去。
“你要咋样?”
她沉默了很久,说:“我可能就带着糖糖,走了。”
这句话,像一记闷棍,把我打醒了。我这才明白,这半年,李慧过得比我更难。我好歹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却只能干看着,看着我一步步往深渊里走,却拉不住。她心里那点怕,比我多得多。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就在我准备去报警的前一天,老K找上门来了。
第八章 老K
老K来的时候,拎着一瓶酒,两袋熟食。
“哥们儿,好久没聚了,走走走,喝两杯。”他不由分说,把我拉到他车里,开到江边一个僻静的停车场。
我坐在车里,心里七上八下。这地方太偏了,他搞什么名堂?
他开了酒,给我倒上,自己先干了一杯。然后他开口了,第一句话,就让我头皮发麻。
“小孙,”他盯着我说,“锦绣花园九栋那房子——原主人姓魏,对吧?”
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你怎么知道?”
他没回答,反而问:“你在那房子里,是不是找着啥东西了?”
我死死盯着他。我们认识二十多年,我从没见过他这种表情——眼神躲闪,又带着点急切,像是在套我的话。
“老K,”我慢慢地说,“你到底想说啥?”
他叹了口气,把酒杯放下:“哥们儿,我跟你交个底。前阵子,有警察找过我。”
“警察?”
“嗯。两个人,穿便衣,到我这汽修店来,问我认不认识你,最近有没有跟你来往,你有没有突然有钱。”他看着我,“他们问我,小孙是不是买了锦绣花园的房子,有没有找着魏明远藏的钱。”
我脑袋“嗡”的一声。
那辆灰色面包车。那几个在店门口抽烟的陌生人。银行的反洗钱电话。原来——警察早就盯上我了。不是刚刚,是很久以前。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我嗓子发干。
“我说我不知道。”老K看着我,“我能怎么说?我说我兄弟可能挖出几千万了?那是害你。”
我松了口气。
可他下一句话,又把我打回冰窖。
“不过,小孙,”他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他们给了我一张名片,说我要是想起来什么,随时联系。哥们儿不瞒你——我这店,这一年生意差得很,房租都快交不上了。”
我看着他,忽然明白了什么。
“老K,”我说,“你是不是想拿这事儿,跟警察换点好处?”
他没否认。他端起酒杯,一口闷了,眼睛有点红:“我不是害你。我就是……我就是想,那钱你拿着也是拿着,你分我一点,我给你捂着。你要是不分我,我……”
他说不下去了。
我坐在那儿,心里像被人剜了一刀。
老K,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爸走那年,是他背着我去的医院。我开便利店,第一笔货款,是他借我的。买房差的那二十万,也是他凑的。我一直以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
可现在,他坐在我的对面,用警察给的名片,跟我要钱。
我忽然想起他第一次问我“你是不是找着啥东西了”时的表情——那不是关心,那是馋。是红眼病。是我有钱之后,他心里那点失衡,日积月累,长成了算计。
“老K,”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那钱,我打算交出去。”
他愣住了:“你说啥?”
“交出去。一分不留。我已经决定了。”
他猛地抓住我的方向盘,冲我吼:“你疯了?!几千万!你交出去?你傻啊你!”
“我不傻。”我说,“我夜里睡不着。”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泄了气,松开手,瘫在座椅上:“那……那你分我点总行吧?就当我这些年的……”
“没有。”我说,“一分都没有。”
我想起我妈说过的一句话。我妈那人没读过什么书,可有些话,说得比书还透。她说:“人这一辈子,能同甘的,不一定能共苦;能共苦的,不一定能同甘。”
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我跟老K,是能共苦的——穷的时候,有口吃的,分着吃;我爸生病那八千块,他眼都不眨就给了我。可到了“同甘”的时候,我们散了。因为他受不了我有他没有,他受不了那个落差。
贪心和嫉妒,是两种最不值钱、也最伤人的东西。它们不伤人皮肉,伤的是人心。老K被它们咬着,我呢?我被贪心咬着。我们俩那段时间,都是病人,只是病名不同。
那天,我们俩没再说话。车里静得能听见江风拍打车窗的声音。我看着窗外,他握着方向盘,两个人谁也不看谁。这种沉默,比吵架还难受——二十年的交情,就这么卡在我们中间,谁都跨不过去。
快到店里的时候,他忽然开口:“小孙,你别怪我。”
我说:“我没怪你。”
“我那是……”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那店里,半年没挣钱了。我媳妇天天跟我吵,说我没用。我看见你买车买房,我这心里……”
他没说完。我也没接话。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可我不想听。听了他就轻松了,我呢?我得替他把这份难堪咽下去。人和人之间,到了掏心窝子的时候,总是那个日子过得差的人,先松口。因为他撑不住了。
他把我送回店门口,下车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有羞愧,有不甘,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
那天晚上,李慧问我老K找我做啥,我说喝酒。她没再追问,可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站在阳台上,望着窗外,没睡。
我说:“你咋还不睡?”
她说:“我在想老K这个人。”
我说:“想他干啥?”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很沉:“志强,我说句不好听的。老K这人,跟你不一样。你心软,他心活。你俩从小一起长大,是因为你总让着他。可你现在手里……”她顿住了,没把那句话说完,“你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别什么都跟他说。”
我心里一沉。我以为我瞒得很好,原来李慧什么都看得见。
我说:“我知道。”
她说:“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就不会跟他喝那顿酒。”
我没再说话。她也没再说话。我们俩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夜风很凉,她先回屋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待到后半夜,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老K那句“哥们儿不瞒你”。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天晚上,老K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人性这东西,你以为你懂,其实你不懂。它能让你在穷的时候,把最后一口饭让给兄弟;也能让你在兄弟有难的时候,把刀子捅进去,还觉得自己有理。
我不怪他。真的。我只是有点难过。
我在走廊里蹲着,想起老K。他这会儿,会不会也在某个地方,蹲着?他打了那个电话以后,心里好受吗?他会不会也后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一刀捅下去,他也未必痛快。人害了人,自己先成了半个囚徒。
可我此时此刻,没心思替他想这些。我脑子里,全是糖糖。她那么小一个人,躺在里头,烧得浑身滚烫,我这个当爸的,除了攥着她的手,什么忙都帮不上。钱?钱这会儿一点用都没有。我兜里就算揣着三千多万现金,也换不来她退半度烧。
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钱不是万能的。真到了要命的时候,它连一度体温都降不下来。
难过的是,我这一辈子,交过的朋友不多,老K是其中最铁的一个。我把他当兄弟,他把那张名片,当成了机会。人在没钱的时候,是很难讲什么情义的——我不是没穷过,我懂。可懂归懂,心里那块地方,还是凉了。
我想起那年我爸生病,我借遍了所有人的钱,只有老K,二话不说,把他准备买摩托车的八千块塞给我。他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五。那八千块,是他攒了两年的。这事我一直记着,记了十几年。今天他跟我要那笔“好处”,我没提这茬——我要是提了,他会更难堪。
人就是这么复杂。他救过我的急,也想在背后捅我一下。这两件事,都是真的。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不清。也许他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只是个穷怕了、又眼红怕了的普通人。跟墙里那三千多万比起来,他这点心思,算小的。
从江边回来的路上,我绕了很远。我不想直接回店,我怕老K在后面跟着,怕他看见我回哪儿、进了哪间屋。我把车开到江边另一头,停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坐了半个钟头。
天一点点黑下来,江面上起了雾,对岸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朦朦胧胧的。我看着那些灯,忽然想起小时候,我跟老K在这条江边游泳。那年我十二,他十三,我们光着膀子,从下游游到上游,比谁憋气时间长。我憋不过他,输了,他骑在我脖子上,让我驮他回家。我累得直喘,他趴在我肩上,哼着歌。
那时候,他家穷,我家也穷,我们俩穷得只剩一身力气和一条江。可那时候,我们真高兴。
现在,我们都有钱了——或者快有钱了——却在江边,为了几千万,红着眼睛,互相试探。我不知道是钱变了,还是人变了。也许都没变,只是我们长大了,长成了当年我们看不起的那种大人。
我回到店里,李慧在里头整理货架。见我回来,她问:“老K找你干啥?”
我说:“喝酒。”
她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说了句:“小心点他。”
我苦笑。原来她早就看出来老K不是东西。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比男人准一万倍。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魏明远的婆娘,从主卧的房梁上飘下来,飘到我面前,什么都不说,就看着我。她的脸是白的,眼睛是红的,脖子上有一道勒痕。
我惊醒过来,一身冷汗。窗外下着雨,雨点打在玻璃上,噼里啪啦。
我坐在黑暗里,浑身发抖。
我知道,我不能再等了。
明天,我就去报警。
可是第二天早上,一件事,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
糖糖病了。
第九章 糖糖
糖糖是半夜发起来的烧。
李慧一早发现她不对劲,摸着额头滚烫,人迷迷糊糊,叫不应。我们俩吓得魂都没了,抓起衣服就往医院跑。挂号、排队、抽血、拍片,折腾到中午,医生拿着片子出来,脸色不太好。
“肺炎,得住院。”他说,“先做个全面检查,孩子烧得太高了。”
李慧“哇”地一声就哭了。我扶着她,自己腿也软。糖糖躺在病床上,小脸烧得通红,嘴唇起了皮,扎着点滴,一动不动。我握着她的小手,那手滚烫,我心里像被火燎。
住院押金,两万。我掏了。每天的费用,几千。我一天一天地交,眼睛都不眨。
糖糖住进病房那天,我守在床边,一遍遍给她擦汗。她烧得迷糊,嘴里说胡话,一会儿喊“老师”,一会儿喊“妈妈”。我握着她的小手,那手滚烫,指甲盖都烧红了。我拿酒精棉给她擦手心,擦脚心,物理降温。护士进来看了一眼,说:“家属做得对,继续。”
就这一句“做得对”,我眼眶就热了。我这个人,三十五年,被人数落惯了,被夸的时候少。护士一句例行公事的表扬,竟让我觉得自己做了天大的事。
我看着糖糖瘦下去的小脸,忽然恨起自己来。我恨自己这半年,把心思全花在那三千多万上,花在怎么藏、怎么存、怎么躲警察上,却没好好看看女儿。她这些日子瘦了,我都没注意。我光顾着数钱,没数过她掉了多少斤。
可缴费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这钱,是我从墙里拿出来的钱。给糖糖看病,用的是那三千万里的钱。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浑身一激灵。
我低头看着缴费单,忽然觉得那张纸烫手。上面印着糖糖的名字,金额,日期。这是医院的系统,是留底的,是能查到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这几个月花的每一笔钱,都留着痕迹——车管所、辅导班、金店、医院。这些痕迹串起来,就是一条绳子,一头拴着糖糖,一头拴着那面墙。
我越想越怕。不是怕自己坐牢,是怕这事牵连到糖糖。要是警察查到我,查到我用赃款给女儿看病,糖糖怎么办?同学会怎么看她?学校会不会说闲话?
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蹲了一下午,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傍晚的时候,李慧出来了。她眼睛肿着,坐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
“志强,”她轻声说,“医生说了,糖糖得做个穿刺,进一步查。有……有个不好的可能。”
我猛地抬头:“什么可能?”
她眼泪又下来了,说不出话。
那一刻,我脑子里“轰”的一声,什么都没了。什么钱,什么坐牢,什么三千万,全都成了天边的事。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女儿,我七岁的女儿,可能要出大事。
我抓住李慧的胳膊,手抖得厉害:“什么不好的可能?你说清楚!”
李慧被我攥得皱了下眉,可她没挣开。她的嘴唇动了动,眼泪先掉下来了。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她是个要强的人,这些年再难的事,她都咬着牙扛,从来没在我面前掉过泪。可这一刻,她的眼泪一颗接一颗,砸在她的手背上。
我心里已经凉了半截。我松开她的胳膊,声音都变了调:“你说啊,求你了。”
“白血病。”她终于说出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医生说,要先做穿刺排除……排除那个可能。”
我松开她的胳膊,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墙上。墙是凉的,硌得我生疼。可我感觉不到疼。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白血病”三个字,像颗子弹,在我脑壳里来回弹,弹得我耳鸣。
我想起糖糖早上还跟我闹着要吃冰淇淋,说考了一百分。我说考一百分也不行,刚发烧。她撅着嘴,说不稀罕。那情形,就在几个小时前,可现在想起来,像上辈子的事。
我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
走廊的白炽灯刺得我眼睛疼。我来来回回地走,走了不知道多少趟。我一会儿想,要是糖糖真出事,我倾家荡产也治;一会儿又想,我哪来的倾家荡产?我账户里那些钱,是赃款,随时可能被人收走。
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那三千万,不是我的。它随时会消失,它给不了我女儿任何保障。真到要用命去换的时候,它一分都靠不住。
那天晚上,糖糖睡着以后,我一个人守在病房外。
我想了很多。想起我爸走的时候,我没钱,连个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想起我结婚的时候,李慧穿着租来的婚纱,笑得跟花似的;想起糖糖出生那天,我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哭得像个孩子。
我想起我砸开那面墙的那个下午,想起那三袋钱,想起我这些日子的兴奋、紧张、害怕、失眠。
我想起魏明远那个吊死在主卧的女人。
我想起老K的红眼睛,和那张警察给的名片。
我想起李慧说的那句“钱没了可以再挣,人不能没了良心”。
我想起糖糖现在躺在里头,发着高烧,可能……
我不敢想下去。
我蹲在走廊里,把脸埋在手掌里。医院的消毒水味,钻进鼻子里,呛得我想吐。走廊尽头,有个小孩在哭,哭得撕心裂肺,大概也是病人家属。我听着那哭声,忽然想起论坛里那个投河的老太太,想起那个上吊的女人。他们哭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天塌了?
钱。都是钱。魏明远为了钱,骗了几千个人;那些被骗的人,为了钱,逼死了一个女人;我为了钱,在墙里挖出三千万,藏了半年,花了两百万;而现在,我女儿躺在里头,可能是白血病,我不知道治她要花多少钱。
钱这个东西,把我,把魏明远,把那些人,全串在了一起。它像一根绳,一头拴着贪,一头拴着命。
我蹲了很久,腿蹲麻了,站起来的时候踉跄了一下。我扶着墙,走进厕所,用冷水洗了把脸。镜子里那个人,眼窝深陷,胡子拉碴,脸色灰败,像个鬼。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不认识他了。
这是孙志强吗?这是那个开店六年、和气生财的小孙吗?
不是了。
那几个小时,我想了很多很多,多到脑袋发胀。我把这半年发生的事,从头到尾,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看房、竞拍、砸墙、数钱、藏钱、第一笔、买车、金镯子、辅导班、水表、银行、面包车、老K、凶宅的帖子。一件一件,像放电影。
我发现,这些事串起来,是一条清清楚楚的下坡路。每一步,我都以为自己还能停住,可每一步,都把我往下带了一格。第一步,我告诉自己“就看看”;第二步,“拿一万试试”;第三步,“存银行应该没事”;第四步,“别人也这么干”。每一步都有个听着像样的理由,可每一步,都在把我往深里拖。
我想起小时候,我妈教我一句话:“小时偷针,大了偷金。”我那时候不懂,觉得偷一根针算什么。现在我懂了。偷针和偷金之间,没有一条河,只有一道坡。你迈出第一步,斜坡就会带着你往下走。想停?得比斜坡的劲儿还大。
我那天夜里,就是那股“比斜坡还大的劲”。它来自糖糖滚烫的小手,来自李慧那句“人齐就行”,来自魏明远老婆吊死的那间屋子。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终于把我从那道坡上,拽住了。
凌晨三点,我站起来,走到医院的楼道尽头。窗外天还没亮,城市的灯光稀稀拉拉。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是老宋,那个片警。
“老宋,”我说,嗓子里像堵着东西,“我……我有件事,得跟你说。”
电话那头,老宋迷迷糊糊:“小孙?大半夜的,啥事?”
“我买了锦绣花园九栋那套房子。”我说,“就是原来那个姓魏的房子。”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我在墙里,”我深吸一口气,“找到了一些钱。很多钱。”
老宋彻底醒了。他的声音一下严肃起来:“小孙,你等着,别动,我马上到。”
我说:“老宋,我想自首。钱我没花完,我一分不留,全交。我只求一件事——”
“你说。”
“我女儿在医院,”我哽咽了,“她病了。你能不能……让我把这事处理完,让我陪她把检查做完。”
电话那头,老宋沉默了很久。
老宋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小孙,你先陪孩子。这事,我给你兜着。天亮了再说。”
我握着手机,蹲在楼道里,哭了。
哭了多久,我不知道。等我抬起头,天边已经泛起一点鱼肚白。医院楼下的清洁工开始扫地,沙沙沙,一下一下,很有节奏。远处早班的公交车,第一辆开过去了,空空的车厢,亮着灯。
我抹了把脸,站起来。腿蹲麻了,走两步一个踉跄。我扶着墙,慢慢往病房走。走到门口,我停住,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糖糖——她睡着了,脸色比昨天好些,嘴角的皮也没那么干了。她的小手,露在被子外面,我隔着玻璃看了很久。
那一刻,我心里异常平静。
我做了决定,就不慌了。人最慌的时候,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旦拿定,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心里反倒踏实。我想,这就是“下定决心”的意思吧——它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着,也往前走。
我推门进去,坐在糖糖床边,握着她的手。她没醒。我看着她,轻声说:“糖糖,爸做了个决定。等你好点了,爸去把一件事了了。了了,爸就能天天守着你了。”
她当然没听见。可我说完,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是我这辈子,哭得最痛快的一次。
第十章 白天
天亮以后,我去了派出所。
钱,我没藏,也没转移。我把剩下的两千一百万,连同那两个被水泡过、又晒干的袋子,全都交了出去。带路的,是老宋。清点的时候,警察来了四个人,一沓一沓地点,点了整整一天。
清点那天的场景,我一辈子忘不了。
四张长条桌拼在一起,钱一沓一沓摊开,堆得像小山。四个警察,两个点,两个记,点一沓报一个数:“一万……两万……三万……”声音在屋子里回荡,单调,枯燥,可每报一声,我心就揪一下。那是三千万,一笔一笔,都是我半夜起来摸过、数过、藏过的钱。现在它们被人摊在桌上,一张张从红变旧,从“我的”变成“证物”。
点到大半天,有个年轻警察点得累了,揉了揉眼睛,嘀咕一句:“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现金。”另一个年纪大点的警察接话:“我也是。这得有几吨吧?”
我在旁边坐着,低着头,一句话不说。我心里说:不是几吨,是三千七百四十六万。这个数,我数过三遍,闭着眼都能说出来。可现在我说出来,就成了罪证。
带队的警官姓陈,四十来岁,说话很慢。他点完钱,把我叫到一边,问我:“孙志强,这些钱,你花了多少?”
我说:“一百五十多万。买车、金子、辅导班、看病。”
“能退吗?”
“车能退,金子能退。看病的钱……”我顿了顿,“我认。我退不了,就从我家里出。”
陈警官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在本子上记着。
“你知道这是什么钱吗?”他问。
“知道。”我说,“集资诈骗的赃款。魏明远骗的。”
他点点头:“那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交?”
我沉默了很久。
“我贪。”我说,“我一开始不敢声张,后来花上了瘾,就更不敢了。我老婆劝我,我没听。我朋友……”我顿了顿,“我差点就被他拖下水。”
陈警官合上本子:“你主动投案,全额退赃,如实交代,这是从轻的情节。但是——”他看着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数额特别巨大,这不是小事。后面的事,按法律办。你会被拘留,会走程序,会开庭。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说:“我准备好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问他:“陈警官,我想问个事。”
“你说。”
“那钱的主人,魏明远,他……判了吗?”
陈警官看着我,似乎有点意外我会问这个。他说:“判了。无期。”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恨他,是他把那三千多万藏在墙里,才有了后面这一切。可我又替他觉得——他那条命,也够苦的。骗了三个多亿,最后落个无期,钱一分没花着,老婆吊死在家里。他这辈子,图什么?
陈警官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想的是,这钱害了很多人。”
我抬头。
“包括你自己。”他说。
我眼眶一热,赶紧低下头。
他问:“你女儿的病——”
我抬头看他。
“我们了解了。”他说,“医院那边,我们会协调。你配合调查,先把孩子的事处理了。”
我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后来我才知道,老宋为了我女儿的事,跑了好几趟医院,找了熟人。陈警官也帮着打了招呼。这些事,他们从来没跟我说过,是我后来从李慧嘴里知道的。
糖糖的检查结果,是三天后出来的。
不是白血病。是普通的肺炎,加上药物过敏引起的高烧。虚惊一场。
我抱着糖糖,在病房里哭得像个傻子。李慧在旁边,一边笑一边抹眼泪。
那案子,后来判了。
魏明远,集资诈骗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追缴赃款。我那些钱,加上追回来的,一共三千多万,返还给了被骗的人。听说有个老太太,一辈子攒的十二万养老钱,全在里面。拿到钱那天,她跪在地上,给警察磕头。
这些事,是陈警官后来告诉我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跟他无关的事。可我听出来了,他心里是不平的。他说,那老太太拿到钱,钱已经少了一大半——魏明远这几年,把骗来的钱,挥霍的挥霍,败光的败光,能追回来的,不到一半。十二万养老钱,最后返给她五万多。
五万多。我听到这个数字,脑子里“嗡”的一声。
我花出去的那两百万里,有金镯子,有二手车,有辅导班,有一家人的吃吃喝喝。那些钱里,会不会就有这老太太的?会不会有一分一毫,是她儿子车祸赔的、她攒了一辈子的、她等着养老送终的钱?
我不敢想。可我又忍不住想。陈警官说“你买的金镯子能退,车能退,看病的钱认了”,他没说的是,就算全退回去,也补不上那五万多和十二万之间的窟窿。那个窟窿,是魏明远挖的,也是我这样的人,一人一把土,填不满的。
我到今天都记得那个数字——五万多。它比三千七百万小得多,可它压在我心口,比三千七百万还沉。
我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加上投案自首、全额退赃、认罪认罚,判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不用进去。
庭审那天,我站在被告席上,腿肚子直打转。法庭比我想的小,旁听席上没几个人。李慧坐在第一排,低着头,手一直攥着包带。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我听见“三千七百四十六万”这个数字,从他嘴里念出来,声音很平。那是我亲手数出来的数字,我闭着眼都能背。可从别人嘴里听见,感觉完全不一样——它不再是我藏了半年的“秘密”,而是一行冷冰冰的、写在法律文书上的数字。
法官问我:“被告孙志强,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
我说:“没有。”
“你有什么要说的?”
我站起来,腿还在抖。我看了看李慧,又看了看窗外。我说:“我认罪。我就是贪。我对不起那些被骗的人。我把钱全交了,我认罚。我只求法庭看在我自首、退赃、还有我女儿生病的份上,从轻。我说完了。”
坐下的时候,我听见旁听席上有人小声抽泣。我不知道是谁。也许是哪个受害者家属。
法官念完判决,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我不用坐牢。
走出法院,阳光很好。李慧在门口等我,眼睛红红的,笑着。我们俩站在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回家吧。”她说。
我说:“好。”
我们卖掉了锦绣花园那套房子。搬回去那天,我特意去主卧看了一眼——那面墙,我砸开又封上的地方,已经被我们用新家具挡住了。墙上还留着一块补丁的颜色,浅浅的,跟周围不太一样。
李慧站在我身后,说:“别看了。”
我说:“嗯。”
我关上门,下了楼。
那套房子,我们住了半年,一夜安生觉都没睡过。真正让我睡踏实的,是搬回出租屋的第一个晚上——房子小,墙皮掉,厕所漏,可我躺下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
后来,便利店我还开着。生意还是那样,一年十二三万。糖糖的病好了,活蹦乱跳,还是说她画的太阳好看。李慧还是隔三差五念叨我乱花钱,可她的眼神,再没有那种复杂的东西了。
老K我再没见过。听说他的汽修店关了,回了老家。有一回我梦见他,还是那张脸,眼神躲闪,欲言又止。醒来以后,我抽了根烟,没再想。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不上后悔,也说不上不后悔。要是没那三千多万,我现在大概还在为几千块钱的房租发愁,可我会睡得着觉。有了那三千多万,我睡了半年不安稳觉,最后什么也没落下。你说这算赚了还是赔了?我算不清。
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半年里,我成了我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我贪过,怕过,撒过谎,差点把发小拖下水,也差点把老婆孩子丢了。后来我又把钱交了,退了,认了罚。这一进一出,像坐了一趟过山车,下车的时候,人是晕的,可心里,比上车前明白。
明白什么?明白我这人,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我贪,但我有底线;我怕,但我最后没跑。那三千多万,把我心里好的坏的,全照出来了。
有时候,我还是会想起那三袋钱。想起我蹲在地板上,一沓一沓数钱的那个下午。想起我把它当成救命稻草,又当成烫手山芋。想起它怎么让我变成另一个人,又怎么差点毁了我这个家。
三千七百万。
够我花几辈子的钱。
可我到今天才明白一件事:那钱,从来就不是我的。它躺在墙里的时候不是,我把它拿出来的那一刻也不是。它只是暂时经过我手里,像一场梦,醒了,就什么都不剩。
唯一剩下的,是那天夜里,老宋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和李慧蹲在病房外,抓着我的手说的那句话——
“人齐就行。”
对,人齐就行。
钱没了,可以再挣。房子没了,可以再租。只要人在,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的,什么都能重新来过。
这半年,我老想起一件事,想了不下百遍——那天下午,我要是没抄起电钻,没往那面墙上钻那个洞,我现在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概还是那个为几万块钱发愁的便利店老板。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关门,年底盘账,算算挣了多少。会为糖糖的辅导班贵不贵,跟李慧商量半宿。会在菜的价钱上,跟摊主打两毛钱的价。会嫌日子紧,会羡慕别人买车买房,会在睡前规划着,再攒两年,是不是能换个大点的房子。
那样的日子,紧,慢,可踏实。晚上躺下,一觉到天亮。
那三千多万,我一分都没剩下。它在我的生命里待了半年,像一场又快又烈的梦。梦里有兴奋,有害怕,有贪心,有良心,有兄弟的反目,有妻子的眼泪,有女儿的病床。梦醒以后,什么都不剩,只剩下一身冷汗,和一段再也不想重来的记忆。
可怪的是,我不后悔砸开那面墙。
不后悔,是因为那面墙,把我这个人里头藏着的东西,全照出来了。贪的那部分,怯的那部分,还有——最后让我回头的那部分。要不是那三千多万,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心里住着个什么样的东西。也不知道李慧,竟比我硬气那么多。
人这辈子,有的钱是钱,有的钱是照妖镜。我遇到的那三千万,是后面一种。它照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照出我老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关了店门,走在回家的路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从街角吹过来,带着烧烤摊的香味。我拐进那条熟悉的巷子,看见二楼窗口亮着灯——李慧在等我吃饭。
我加快脚步。
这日子,普普通通,紧巴巴的。可我走得踏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