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替全厂在储物间干了两年,责任牌上写的是我
我把第十二块铁牌摘下来,装进饭盒。
“摘这个干什么。”
“留着。”
“留着干什么。”
“当证据。”
马德海在那头站着,手里捏半截烟。
“牌子挂谁的名,事故就是谁的事。”
“凭什么。”
“就凭牌子上写的是你。”
“十一号烧了。”
“烧了也是你的名。”
“我一班看四台。”
“十一号机不在你那四台里。”
“那你为什么写我。”
“因为写别人没用。”
他把烟按在铁牌上,红漆上烫出一个黑点。
十一号机台昨夜烧了,罗拉缠花。
火苗从锭子底下往上窜,半边机身熏成黑的。
我一班看四台。
十一号机不在我那四台里。
可牌子上写的是我。
我摘了十二块,一块一块码进铝饭盒。
这饭盒是进厂那年买的,搪瓷掉了三块。
十二块铁牌压在一起,比我一个月粮票还沉。
从车间到更衣室要过三道门。
我把饭盒抱在怀里。
门卫老韩探头问,拿的什么。
我说,午饭。
他没看第二眼。
他不知道这十二块牌上写的是同一个人。
一、细纱车间东头第三排
安技科的人在机台边上摆了张折叠桌。
桌上压着一张油印表,“事故经过”四个字是蓝色的。
“你几点发现起火的。”
“十一点四十。我听见锭子那边有响。”
“你在几号机。”
“七号。”
“十一号谁看。”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没说话。
十一号机现在是黑的。
锭带烧断了,垂在护板外面,像两条烧化的黑塑料。
“牌子上是你的名。”安技科的人说。
“牌子是去年换的。”
“换牌是谁报的名。”
“车间报的。”
马德海从折叠桌后面绕过来。
“我这儿有表。”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摊开。
“换牌登记表,一九九三年四月。
细纱车间报上来一百六十八个名。
东头第三排十二台,报的都是何秀云。”
“这字不是我写的。”
“上面签名栏是你的名。”
“名字是我的,字不是我写的。”
马德海把纸折起来,折得很齐。
“字是谁写的我不管。名是你的。”
车间里还有二十几个人站着,没人说话。
四点五十,消防的人撤了,走的时候在地上踩出一串黑脚印。
五点十分,天还没亮。
我绕过七号机往东头走。
东头第三排十二台机器,十台在转。
一台昨夜烧了,一台停着检修。
十台都在转,锭子在灯底下转成一圈一圈的白。
可车间通知贴出来了,东头第三排停机整顿。
我站在过道里看了两分钟。
离我最近的是八号机。
八号机在我那四台里,又不在我那四台里。
我自己的四台是七号、九号、十号、十二号。
八号是孙巧珍的。
按册子上,孙巧珍一九九二年八月就离厂了。
我走到八号机旁边,手背贴了一下机头。
温的。
不是刚停的那种温,是转了一整夜的温。
落纱筐里有半筐管纱,码得很齐。
我数了数,一层二十四只,码了七层。
一百六十八只。
一个夜班的量。
我把手从机头上拿下来。
过道尽头,三号更衣室后面那道门开了一条缝。
缝里没有灯。
“谁。”
没人应。
我走过去,抬手在门上敲了三下。
里面回了两下。
“今晚别来了。”
门那边停了一会儿。
“知道了。”
是孙巧珍的声音。
哑的,像嗓子里有纱灰。
“你手怎么样。”
“没事。”
“我看看。”
门开了一寸。
一只手从缝里伸出来,手背上一片亮,是烫出来的水泡,泡破了。
“回去。”我说。
“回哪儿去。”
门关上了。
门轴很涩,关的时候发出一声长响。
我回到七号机,把饭盒放在工作台上。
十二块铁牌倒出来,一块一块排开。
红漆写的字,笔画很粗,是车间统一的写法。
第一块,何秀云。
第二块,何秀云。
第三块,何秀云。
排到第十一块的时候,我把它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白粉笔字,被手蹭花了一半。
“秀云,别擦。”
二、厂部一楼劳资科的窗口
通报是早上八点贴出来的。
一张十六开的纸,用浆糊粘在公告栏左边。
“三月十一日夜班,细纱车间十一号机台发生火情,
责任人何秀云,扣除三个月奖金,记过一次。”
三个月奖金,一百八十块。
我一个月工资三百八十六。
公告栏前面围了七八个人。
有人回头看我一眼,又转回去。
“何秀云,你来一下。”
邱文斌站在劳资科窗口里侧,隔着玻璃招手。
他桌上摆着一只搪瓷缸,缸沿磕掉一块。
“通报看了。”
“看了。”
“有意见可以提。”
“我要看换牌登记表。”
“表在档案室。”
“我要看。”
“档案室要介绍信。”
“我是当事人。”
“当事人也要介绍信。”
他把搪瓷缸挪了挪,挪到桌角。
“何秀云,你别把事想复杂了。”
“我想得挺简单。”
“简单就好。”
“牌子上是我,我认。可我不知道那七台是谁在看。”
邱文斌抬了下眼皮。
“七台。”
“十二台里,我只管四台。剩下八台,一台停了,七台有人看。”
“谁在看。”
“你告诉我。”
邱文斌笑了一下,笑得很快,笑完就没了。
“我只管在册的人。”
“不在册的呢。”
“不在册的我这儿没有。”
他说这话的时候,手伸到窗口下面。
下面有一摞纸,压在一块铁尺底下。
最上面那张露出来一角,纸边是红的。
红边的纸在我们厂只有一种:减员通知书。
“我能看看吗。”
“不能。”
他把那摞纸往里推了一寸。
推的时候,最上面一张滑了出来,落在窗台上。
我看见上面的名字。
赵玉琴。
我师傅。
“这张。”
“这张跟你没关系。”
“她是我师傅。”
“师傅也一样。”
他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我先一步把那张纸捏住。
纸很薄,油印的字透着背面。
姓名、性别、工种、进厂时间、减员时间。
减员时间那一栏,是手写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昨天。
“她是九二年减的员。”
“九二年是九二年。”
“那这个三月十一日是什么。”
邱文斌把手收回去了。
他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三月十一日是注销。”
“注销什么。”
“注销厂籍。”
窗外有人在拖地,水桶撞在墙脚上,响了一下。
“她有厂籍。”
“九二年就没了。”
“通知书上写着厂籍保留三年。”
邱文斌不说话了。
他把窗户上的小铁门拉下来,拉到一半,停住。
“何秀云。”
“嗯。”
“你师傅那张纸,你放下。”
“我不放。”
“你放下,我当没这回事。”
“我要复印。”
“厂里没有复印机。”
“那我抄。”
我从工作服口袋里摸出半截铅笔。
那是记工票用的,铅芯短得只剩一点。
我把红边那张纸按在窗台上,一个字一个字抄。
抄到“厂籍保留三年”那一行,邱文斌把铁门拉到底了。
铁门落下来的时候,玻璃震了一下。
我把纸从门缝底下推回去。
推的时候我看见,那摞红边纸下面还有六张。
六张,六个名字。
我认得其中四个。
三、三号更衣室后面的储物间
储物间原来是放纱管的。
两排木架子,架子上落着白絮,一脚踩下去能陷半寸。
现在架子挪到墙边,中间空出一块地。
地上铺着一张草席。
草席上坐着六个人。
“把门关上。”
赵玉琴靠着墙,膝盖上盖着一件棉袄。
她的脸瘦得只剩一层皮,颧骨顶着,眼睛却还亮。
“你手烫成这样还来。”
“不来,八号机谁看。”
“八号机停一天,厂里就知道了。”
“厂里早就知道。”
她说完咳了两声,咳得很深,肩膀跟着抖。
墙角有一只电炉,炉丝断了半截,用铁丝缠着。
炉子上坐着一只铝壶,壶盖缺了一个口。
六只饭盒排在架子上,全是搪瓷的,颜色各不相同。
六只缸子挂在钉子上一排,缸底有茶垢。
七件工作服挂在最里面那根铁丝上。
七件。
我数了两遍。
“王素英呢。”
“走了。”
“去哪儿。”
“深圳。她妹妹在那儿。”
“她的名字还在牌子上。”
“没人敢动。”
赵玉琴把手伸进棉袄口袋,摸出一张纸。
纸被折过很多次,边角起了毛。
“你看看这个。”
我展开。
是《减员通知书》,红边,油印。
姓名赵玉琴,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减员。
最后一行是打字机打上去的:
“减员人员厂籍保留三年,期间不发放工资,不享受劳保待遇。”
“保留三年。”
“到明年八月。”
“那你们这两年……”
“这两年我们在这儿干活。”
她说得很平。
像说今天食堂有白菜。
“钱呢。”
“钱在你工票上。”
“我一个月给你们一百二到一百六。”
“够吃饭。”
“不够看病。”
“看病不去医院。”
“为什么不去。”
“去了要工作证。”
她把棉袄往上拉了拉,盖住胸口。
“秀云,你别问了。”
“我得问。”
“你问完了要干什么。”
“我得知道。”
赵玉琴看着地上那张草席。
草席中间磨破了一块,露出下面的水泥。
“一九九二年八月,车间减三十二个人。”
“名单是评议会定的。”
“评议会三个人,车间主任、工会小组长、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是谁。”
她没答。
她把棉袄的领子往上拽了拽。
“你回去上你的班。”
“我问你工人代表是谁。”
“何秀云。”
她说我的名字,像念一张表上的字。
“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我记得。”
“我签过字。”
“你签过。”
草席上六个人都不说话。
炉子上的水开了,壶盖跳了一下,跳出一股白气。
“那你为什么还回来。”
赵玉琴把手放在膝盖上。
“因为你签完字,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名字报到换牌表上了。”
“谁告诉你的。”
“没人告诉我。牌子上写着。”
她把头靠回墙上,闭上眼。
“秀云,你别擦了。”
“擦什么。”
“你昨天擦了一晚上。”
“我没擦。”
“你擦了。”
她没睁眼。
“十块都擦干净了,就剩第十一块。”
“你怎么知道。”
“那行字是我写的。”
四、夜班十一点二十的交接
十一点二十,正式工交接班。
机器不停,人在机台边上换。
上一班说,三号断头多,六号锭带松。
下一班说,知道。
说完各自走开,全程不到四分钟。
十一点半,过道的灯关掉两排。
细纱车间的灯是三排,中间那排关掉,两边留着。
关掉以后,东头第三排就剩一层薄光。
人站在机台后面,脸是暗的。
脚步声在机器声里听不出来。
十一点三十二分,第一件工作服从更衣室后面出来。
不发声音,直接走到八号机后面。
十一点三十四分,第二件。
十一点三十六分,第三件。
十一点三十八分,第四件。
十一点四十一分,第五件。
十一点四十四分,第六件。
六个人,六台机器。
第七台是十一号,烧了,谁也不用去。
我站在七号机后面,看着她们一个一个到位。
没有人抬头。
没有人说话。
机器声把一切都盖住了,连咳嗽都盖住了。
凌晨两点,我把工票从口袋里摸出来。
工票是硬纸的,一联三联,油印格子。
格子里填:机台号、班次、产量、挡车人。
挡车人那一栏,我填我的名字。
十二台机器的产量,全填我的名字。
一只管纱零点四八公斤,一台机一夜一百六十八只。
十台机,一千六百八十只。
我写数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一笔一划,写得比平时慢。
三点四十,我从饭盒里拿出七个信封。
信封是用旧报纸糊的,糊得很齐。
孙巧珍一百六,吴月娥一百四,李桂兰一百三。
张凤兰一百二,周小改一百五,王素英的那份留着。
师傅一百四。
信封发下去,没有人当场打开。
她们把信封塞进工作服里面的口袋,那个口袋是自己缝的。
四点,天还黑着。
过道那头有脚步声。
不是车间里的脚步。
车间里的脚步是软的,胶鞋底。
这个脚步是硬的,皮鞋。
马德海从过道那头走过来。
他没穿工作服,穿一件深灰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他走得很慢,走到东头第三排站住。
他站在过道中间,两边都是机台。
六个人在他两边,低着头看纱。
他看了很久。
看机头,看落纱筐,看地上的纱灰。
然后他抬起头,往过道尽头看了一眼。
尽头是三号更衣室后面那道门。
门关着。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
是一块铁牌,跟机台上的一模一样,红漆的边,空的,一个字都没写。
他把那块铁牌放在八号机的机头盖上。
放得很正,跟其他十一块排成一条线。
然后他转身走了。
皮鞋声一直响到车间门口。
孙巧珍伸手去拿那块牌。
“别动。”
我把她的手按下去。
铁牌在机头上放着,空的那一面朝上。
灯底下能看清上面的砂眼,一颗一颗,像麻子。
我伸手把它翻过来。
背面有两个字,用钢印砸的。
不是漆。
是砸进去的。
“秀云。”
五、厂医务室门口的长凳
厂医务室在办公楼西头,两间房,门口一张长凳。
长凳是水泥的,坐上去凉。
吴月娥坐在那儿,右手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
水泡破了三个,皮翻着,底下是红的。
“疼不疼。”
“不疼。”
“撒谎。”
“真不疼。烫的时候不疼,现在有点烧。”
老周从里面出来,白大褂洗得发灰,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
“怎么了。”
“烫的。”
“哪个车间的。”
“细纱。”
“工作证。”
吴月娥没动。
“工作证。”老周又说了一遍。
“周大夫。”
“嗯。”
“她工作证丢了。”
“丢了去补。”
“补要半个月。”
“那我这儿没法开。”
老周把钢笔从口袋里抽出来,又插回去。
“开药要写名字,写名字要工作证号。”
“写我的名字。”
“写你的名字,药是她吃还是你吃。”
“她吃。”
“那不行。”
“以前也这么开过。”
“以前是以前。”
他往门里退了一步。
“三月十一号以后,厂里查得紧。”
“查什么。”
“查不在册的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了一点。
“何秀云,你别给我找事。我这儿一个月三十二块钱。”
我没说话。
吴月娥把手缩回袖子里。
“周大夫,我不疼了。”
“你手都这样了。”
“真不疼。”
她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墙。
老周看着她扶墙的那只手。
他把门帘掀开,进去了。
过了半分钟,他又出来。
手里拿着两盒药,一盒消炎片,一盒紫药水。
“记你名下。”
“多少钱。”
“记你名下,从工资里扣。一块八。”
“谢谢。”
“别谢。”
他把药往我手里一塞。
“就这一次。”
吴月娥接过药,捏在手里,捏得很紧。
“周大夫。”
“嗯。”
“我要是死在车间里,谁给我开死亡证明。”
老周的手停在门帘上。
“你别胡说。”
“我就问问。”
“回去上班。”
门帘落下来。
长凳上就剩我们两个人。
吴月娥低头看手里的药盒。
药盒上的字她认得,她在扫盲班学过两年。
“秀云。”
“嗯。”
“我这只手,现在连个名字都没有。”
她把药盒翻过来,又翻过去。
“你说,我要是哪天不来了,谁记得八号机是我看的。”
“我记得。”
“你记得有什么用。”
她把药盒塞进袖子。
“你记得,你也不写在纸上。”
六、区医院急诊的收费窗口
第三天,吴月娥的手肿了。
肿到手腕,皮绷得发亮,按下去一个坑,半天不起来。
“去医院。”
“不去。”
“不去要截。”
“截了就截了。”
“你女儿三岁。”
她把脸转过去。
区医院在解放路,坐三站公共汽车。
车上人挤,她把右手插在裤兜里,一路没拿出来。
急诊在一楼,挂号窗口两块玻璃,玻璃上贴着纸条。
“凡本厂职工凭劳保卡,医药费减免百分之五十。”
纸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来贴上去的。
“三月十五日起执行。”
我站在窗口前面。
“挂号。”
“哪个单位的。”
“红光纺织厂。”
“劳保卡。”
“没带。”
“没带按自费。”
“多少钱。”
“挂号五毛,先交押金一百。”
我口袋里有一百三十七块。
是这个月的工票钱,本来是分给七个人的。
我数了一百出来,推过去。
数钱的时候,后面有人催。
“快点。”
“马上。”
收费员把单子推出来,上面盖了一个红章。
“病人姓名。”
“……吴月娥。”
“年龄。”
“三十六。”
“单位。”
我没答。
“单位。”
“没有单位。”
收费员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写。
“职业。”
“家属。”
“你是她什么人。”
“同事。”
“同事不能签。”
“那我签什么。”
“签家属。”
她把笔递出来,笔杆上缠着胶布。
“签吧。”
我拿着笔,笔尖悬在纸上。
“签谁的名。”
“签你的名,后面写‘代’。”
我写了三个字。
何秀云。
写完在后面加了一个“代”。
字写得很快,笔画连在一起。
收费员没看,把单子撕下来。
“三楼,外科。”
我把单子接过来。
吴月娥站在我后面,一直没说话。
上楼梯的时候她开口了。
“你签你的名,会不会有事。”
“不会。”
“厂里查呢。”
“查不到这儿。”
“查到了呢。”
“查到了再说。”
三楼走廊里坐满了人。
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捂着肚子。
墙上的白灰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
护士喊号,喊的是名字。
“吴月娥。”
她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秀云。”
“嗯。”
“我一辈子没进过医院。”
“进去吧。”
“我这名字,今天是头一回被人喊。”
她推门进去了。
门上的玻璃有个裂纹,用透明胶带粘着。
我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把剩下的三十七块钱摊在膝盖上数。
数了三遍。
第三遍数完,我把钱按原来的折痕折回去。
折到一半,走廊尽头的楼梯口上来一个人。
深灰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
马德海。
他不是来看病的。
他手里捏着一张纸,是我们厂的工作证。
七、马德海办公室那张长条桌
工作证是赵玉琴的。
塑料皮,边角翘起来,里面那张照片是黑白的。
照片上的人四十来岁,头发梳得很整齐。
“九二年的。”
“你从哪儿弄的。”
“档案袋里。”
“档案袋不是封了吗。”
“我拆的。”
马德海把工作证放在走廊的椅子上,往我这边推了两寸。
“用一次。别用第二次。”
“为什么给我。”
“因为你签的是你的名。”
他说完就走了。
皮鞋声在楼梯间里响了很久,一层一层下去。
第二天上午,他让车间通讯员来叫我。
办公室在厂部二楼东头,门牌是白底黑字。
屋里一张长条桌,桌面上铺着玻璃,玻璃底下压着几张表。
“坐。”
我坐下。
他把两张纸推过来,一张在左,一张在右。
左边那张是《一九九四年减员增效指标分解表》。
细纱车间,在册九十六人,减员比例百分之十八,减十七人。
右边那张是《机台责任牌登记表》。
东头第三排,十二行,每行一个机台号,一个名字。
十二行,十一个何秀云,一个空着。
“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
“按牌定人,末位淘汰。”
“哪头是末位。”
“东头第三排是末位。”
“那十二台都是我。”
“对。”
他把手放在玻璃上,掌心朝下。
“十二个末位,一个人。”
“这不合理。”
“厂里的规矩从来不讲合理,讲能算。”
“那就算。”
“怎么算。”
“一个人只占一个末位。其余十一个,谁看的就是谁。”
马德海看了我一会儿。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
马德海把烟放回烟盒里。
“去年十月,厂里给我一个数:细纱车间产量不能低于每月一百六十吨。”
“一百六十吨要多少人看。”
“一百六十八台,三班,满员一百四十四人。”
“在册九十六。”
“对。”
他把烟盒推到桌角。
“九十六个人,看一百六十八台。上面来查,我就得停机。”
“停机就上报。上报就核减指标。”
“所以你让七个人回来干。”
“我没让。”
“她们自己回来的。”
“她们自己回来的。”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语气一模一样。
“我什么都没看见。”
“那你为什么给我补贴。”
“什么补贴。”
“多管机台补贴。一个月四十二。”
马德海不说话了。
他把玻璃底下的表抽出来一张,压在桌面上。
《多管机台补贴发放明细》,一九九二年九月起。
一个月四十二,一个月四十二。
二十七行,二十七个月。
一千一百三十四块。
“这钱是厂里给的。”
“厂里为什么给。”
“因为你管十二台。”
“我管四台。”
“牌子上是十二台。”
他用食指在玻璃上敲了一下。
“名字不是功劳,是担子。”
“我背了两年。”
“你背了两年。”
“那我要卸。”
“卸不了。”
“为什么卸不了。”
“因为你一卸,这十二台就没人背。”
他把表收回去,收得很慢。
“何秀云,我不是在跟你商量。”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他从桌子右边拿出第三张纸。
这张纸是新的,油印的格子很清。
《自愿减员申请表》。
姓名那一栏已经填好了。
油印的字,黑,很正。
何秀云。
签名那一栏空着。
空得很干净,连个铅笔印都没有。
八、食堂后门的水泥台阶
食堂后门有三层台阶,水泥的,边角被踩圆了。
中午人多,里面没座,我们端着碗出来坐。
师傅不吃。
她把馒头掰成小块,一块一块泡进菜汤里。
“你怎么不吃。”
“泡软了好咽。”
“嗓子又不行了。”
“春天都这样。”
她把泡软的馒头推到我碗边。
“你吃。”
“我有。”
“你瘦了。”
“我一百零六斤。”
“去年一百一十二。”
我不说话了。
食堂里传出锅铲刮锅底的声音,很刺。
“小军今年高三。”
“我知道。”
“学费二百四。”
“什么时候交。”
“九月。”
“还有五个月。”
“我攒了八十。”
她从棉袄内袋里摸出一个手绢包,解开,里面是叠得很平的票子。
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两块的。
“你收着。”
“我不要。”
“你收着。”
“师傅。”
“你收着。放你那儿,比放我这儿安全。”
我把手绢包接过来,塞进工作服里面的口袋。
那个口袋是她给我缝的,针脚很密。
“师傅。”
“嗯。”
“我昨天去劳资科了。”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邱文斌今天上午来车间了。”
“他来干什么。”
“站在八号机前面看了半分钟。”
“看什么。”
“看牌。”
她把碗放下,碗底在水泥上磕了一声。
“秀云,你别管我们了。”
“我不管谁管。”
“你自己管你自己。”
“我管得了。”
“你管不了。”
她抬起头。
“你以为这两年是你照顾我们。”
“不是。”
“是我们压着你。”
“师傅。”
“你听我说完。”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有点抖。
“你一个月工票三百八十六,给我们二百多,你自己剩多少。”
“够花。”
“够花你去年冬天没买棉鞋。”
“我不冷。”
“你不冷你脚上冻疮哪来的。”
我不说话了。
“还有那个补贴。”
“四十二块。”
“你拿了二十七个月。”
“一千一百三十四。”
“这钱好拿吗。”
“不好拿。”
“不好拿你还拿。”
“不拿就没人知道我管十二台。”
师傅看着我,看了很久。
“秀云,你脑子转得比我们快。”
“我就是不想让你们没名字。”
“没名字也能活。”
“活得下去,死了没地方写。”
她把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
汤上浮着两片白菜叶。
“那年评议会三个人。”
“我知道。”
“车间主任马德海,工会小组长刘桂芬。”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邱文斌。”
“他不是工人。”
“他是记录员。”
她把碗放下。
“记录员也是签字的。”
“他签的什么。”
“他签的‘同意’。”
“同意什么。”
“同意减员名单。”
她把手绢包的空袋子叠起来,叠成一个小方块。
“秀云,你要动这块牌子,先想清楚一件事。”
“什么事。”
“那四十二块钱是谁批的。”
“厂里批的。”
“批条上有三个人签字。”
“哪三个。”
“马德海,刘桂芬,邱文斌。”
她把小方块塞进内袋。
“你动牌子,就是动这三个人的字。”
九、洗刷间门口的公告栏
通知是三月十八号下午贴的。
洗刷间门口那块公告栏,玻璃碎了一角,用硬纸板挡着。
《关于一九九四年减员增效工作的通知》。
第三段是这么写的:
“本次减员以机台责任牌为序,末位优先。
减员人员离厂前须完成责任牌交接,牌上不得留空。”
下面附了一张公示名单,十七行。
第一行是我。
“细纱车间,何秀云,挡车工,一九八八年进厂。”
我站在公告栏前面看。
身后有人站过来,站得很近,不说话。
“看什么。”
“看你。”
是刘桂芬,工会小组长,五十来岁,头发用黑卡子别着。
“看见了。”
“看见就好。”
“十七个人。”
“十七个。”
“咱们车间九十六个人,减十七个。”
“百分之十八。”
“剩下的七十九个,看一百六十八台。”
“机台要核减。”
“核减多少。”
“十七台。”
她从裤兜里摸出一支笔,用笔帽那头在名单上点。
“这十七台核减了,剩下的一百五十一台,七十九个人看,一人两台。”
“两台一台一个人,正好。”
“对。”
“那七个人呢。”
“哪七个人。”
“在储物间那七个。”
刘桂芬把笔收回去。
“何秀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
“我不知道。”
她转身要走。
“刘姐。”
她停住。
“九二年那张名单,你签了字。”
“签字是评议会的规矩。”
“你签的是同意。”
“我签的是我的名。”
她回过头。
“我一个人不同意,名单就不减了?”
“那七个人现在还在车间里。”
“在哪儿。”
“你知道在哪儿。”
刘桂芬看了我一会儿。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底下有两道很深的纹。
“何秀云,我给你说句实话。”
“你说。”
“这次这十七个,非减不可。”
“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没减够。”
“上一次减了三十二。”
“报上去三十二,走了二十五。”
“那七个呢。”
“那七个,厂里当她们走了。”
她把笔塞回兜里。
“这回来了新厂长,要核账。核到细纱车间,人数对不上。”
“怎么对不上。”
“在册九十六,机台一百六十八,看台率一点七五。”
“这有什么问题。”
“全厂平均一点四。咱们车间最高。”
“高不好吗。”
“高说明有人被藏着。”
她说“藏着”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
“藏着谁。”
“何秀云,你别问了。”
“我问最后一句。”
“问。”
“这十七个减完,是不是就没人藏着了。”
刘桂芬没答。
她的目光从名单上往下挪,一行一行往下。
我也往下看。
第十七行。
“细纱车间,赵玉琴,挡车工,一九七六年进厂。”
我把手指按在那一行上。
“她已经减过了。”
“我知道。”
“她九月就减过了。”
“一九九二年八月。”
“那她为什么在这儿。”
刘桂芬没说话。
公告栏的玻璃上落了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一下。
擦干净以后,那行字看得更清楚了。
减员时间那一栏,写着两个字:本次。
“这是重复减。”
“这是凑数。”
“凑谁的数。”
“凑十七。”
她把手插进兜里,转身走了。
走了三步,她回头。
“何秀云。”
“嗯。”
“你师傅的名字,是我加上去的。”
十、储物间门上新换的锁
第二天早上,储物间的门锁换了。
旧锁是铜的,挂了很多年,锁鼻磨得发亮。
新锁是铁的,黑漆,锁体上印着“永固”两个字。
我拉了拉,锁得很死。
门缝里透出一点光,里面有人。
“谁。”
“我。”
“锁换了。”
“什么时候换的。”
“半夜。行政科来了两个人。”
“东西呢。”
“都在里面。”
我把脸贴在门上。
门板是木头的,有一条指头宽的缝。
缝里能看见架子上的六只饭盒。
“今天别来了。”
“不来,机器谁看。”
“先别来。”
“秀云,八号机昨天断头三十二次。”
“我知道。”
“断头多,产量就掉。产量掉,工票就少。工票少,这个月分不出钱。”
“我知道。”
我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然后我去了厂门口的五金店。
五金店在传达室旁边,一间门脸,柜台是玻璃的。
“有锁吗。”
“有。要哪种。”
“永固的。”
“铁的,四块八。”
“有一样的吗。”
老板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纸盒,倒出来七八把。
“都一个厂出的。”
我挑了一把,看锁体,看锁鼻,看钥匙上的齿。
“钥匙能配吗。”
“能。一把两毛。”
“配七把。”
“七把?”
“七把。”
老板拿起锉刀,把钥匙坯子夹在台钳上。
锉刀在铜上刮,声音细,一声一声。
“配这么多干什么。”
“家里人多。”
“你家七口人?”
“嗯。”
七把钥匙配好,用一根细铁丝穿着。
我拿着锁和钥匙回车间。
换锁不难,锁鼻是四个螺丝,用改锥就能卸。
我卸了旧锁,装上新锁,把七把钥匙一把一把试了一遍。
每一把都能开。
下午四点,我把六把钥匙从门缝底下塞进去。
塞的时候,里面有人伸手接。
那只手背上的泡结了痂,颜色发暗。
“一把留给我。”
“你留着干什么。”
“我也得进。”
“你不是有工牌。”
“工牌进不了这道门。”
晚上十一点四十,我拿最后一把钥匙开了门。
里面六个人都在。
炉子上的水开了,壶盖跳。
师傅坐在草席上,膝盖上盖着棉袄。
“锁是你换的。”
“嗯。”
“换回来。”
“不换。”
“秀云。”
“师傅,这锁我自己买的。四块八。钥匙两毛一把,七把一块四。”
“六块二。”
“六块二我出得起。”
师傅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出得起锁钱,出不起别的。”
“什么别的。”
她没答。
她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草席上。
是一把钥匙。
黄铜的,齿磨得很平。
“这是什么。”
“行政科的。”
“你哪儿来的。”
“九二年八月十五号,我交工作证那天,行政科给我的。”
“给一把钥匙干什么。”
“他们说,你的柜子还在,什么时候想拿东西,自己来拿。”
她把钥匙推到我脚边。
“我一次没用过。”
我把钥匙捡起来,捏在手心。
铜的很凉。
第二天早上,锁又被换了。
新的还是永固的,跟我买的那把一模一样。
锁上挂着一张纸条,用铁丝系着。
纸条上四个字,钢笔写的。
“钥匙在我这儿。”
下面是签名。
邱文斌。
十一、厂门口那排自行车棚
厂门口有两排自行车棚,铁架子,上面盖着石棉瓦。
早上七点四十,车棚里挤满车,铃铛响成一片。
进厂要过传达室,两边各一个门,中间一道铁栅栏。
正式工刷工牌,工牌是塑料的,蓝底白字。
门卫老韩坐在传达室里,桌上摊着一本登记册。
“何秀云。”
“嗯。”
“你过来一下。”
我把车停好,走过去。
传达室的窗户开着一半,玻璃上贴着“外来人员登记”五个字。
“怎么了。”
“昨天下午四点二十,你从东侧门进来一个人。”
“我一个人。”
“两个人。”
老韩把登记册转过来,推到我面前。
“这是昨天的。”
我低头看。
下午四点二十二分,何秀云,细纱车间,一人。
后面加了一行小字,是铅笔写的:随行一人,女,四十岁上下。
“这不是我写的。”
“字是我写的。”
“我没带人。”
“我看着你带的。”
他把老花镜往下推了推。
“何秀云,我在这个门口坐了十一年。”
“嗯。”
“谁一个人走,谁两个人走,我一眼看得出来。”
他把登记册合上。
“名册上没有的,我不敢放。”
“名册上有九十六个人。那九十六个里,有七个不在车间。”
“我不知道谁在车间。”
“你知道。”
老韩不说话了。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叠工牌,放在桌上,又收回去。
“十七张。都是没带牌的。”
“何秀云,我不为难你。”
“我也不为难你。”
“那你别带人进来。”
“她不是人吗。”
老韩的手在铁皮盒子上停了一下。
“她是人。”
“那为什么不放。”
“因为名册上没有她。”
他把铁皮盒子塞回抽屉。
“我一个月四十二块,我儿子在技校,一年八百。”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中午十二点,我出厂门。
孙巧珍在马路对面站着,手里提着一个布包。
“怎么不进来。”
“拦了。”
“怎么拦的。”
“他要名册。”
她把布包换了个手。
“我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
“明天我带你进。”
“怎么带。”
“我登记。”
“登记什么。”
“登记你是我家属。”
孙巧珍看了我一眼。
“你家属。”
“对。”
“你家属住在储物间。”
“对。”
第二天早上七点四十五,我带着孙巧珍走东侧门。
老韩在窗口里坐着,抬了下眼皮。
“何秀云。”
“嗯。”
“几个人。”
“两个。”
“后面这个。”
“我家属。”
老韩拿起笔,在登记册上写。
写到一半,笔停住。
“名字。”
“孙巧珍。”
“哪个珍。”
“珍贵的珍。”
老韩把笔尖在纸上顿了顿,然后往下写。
写完把册子转过来让我签。
我签了。
签完他把册子收回去,翻了一页,又翻回来。
“何秀云。”
“嗯。”
“你这名字,前面还有三页。”
“什么意思。”
他把册子推过来。
我低头看。
往前翻两页,三月十二号,上午八点十分。
姓名:孙巧珍。事由:找细纱车间何秀云。
再往前,三月十四号,下午一点四十。
姓名:孙巧珍。事由:送饭。
再往前,三月十六号,晚上十点五十。
姓名:孙巧珍。事由:加班。
三行字,三种笔迹。
三种笔迹都不是我的。
“谁登记的。”
“不知道。”
“你没看见人?”
“看见了。”
“谁。”
老韩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
“何秀云,你别问了。”
他把册子合上。
“这本册子,一个月一换。这一本,还剩十一天。”
十二、赵玉琴家楼下的煤棚
师傅家在纺织厂西边的筒子楼,三楼,一间半。
楼下有一排煤棚,砖砌的,顶上是油毡。
她家的煤棚从东数第三个,门上挂一把小铜锁。
晚上八点,煤棚里有光。
光从门缝里出来,一条,很细。
我推门,门没锁。
小军坐在里头,一张小板凳,膝盖上摊着一本数学书。
头顶挂着一只灯泡,二十五瓦,光发黄。
“姐。”
“你怎么在这儿看书。”
“家里吵。”
“你妈呢。”
“去街道了。”
“什么街道。”
“扫街。她跟人搭班,晚上扫。”
煤棚里堆着半吨煤,煤堆上盖着塑料布。
墙角有一张旧课桌,桌腿用砖垫着。
“你看的什么。”
“立体几何。”
“难吗。”
“不难。”
他把书合上。
“姐,我问你个事。”
“问。”
“我妈是不是还在厂里。”
煤棚里的灯泡闪了一下。
“谁跟你说的。”
“没人说。我自己看出来的。”
“怎么看出来的。”
“她手上有纱灰。”
他把手放在书上。
“纱灰洗不掉。她每天回来洗手,洗半个钟头。”
“那是街道的灰。”
“街道的灰是黑的,纱灰是白的。”
他把手指搓了一下。
“我小时候在她手上搓过。”
我不说话了。
煤堆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动了一下。
“姐。”
“嗯。”
“我妈的厂籍,是不是没了。”
“还在。”
“还在为什么不上班。”
“因为厂里减员。”
“减员是不是就是开除。”
“不是。”
“那是什么。”
“是回家等。”
“等什么。”
“等厂里再叫人。”
小军看着那个灯泡。
“等了两年了。”
“两年。”
“还有一年。”
“什么还有一年。”
“通知书上写着保留三年。”
他把数学书翻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
纸折成四折,压得很平。
是一张《减员通知书》的抄件。
钢笔抄的,字很小,一笔一划。
“你抄的。”
“我抄的。”
“从哪儿抄的。”
“我妈枕头底下。”
他把纸递给我。
“姐,这张纸上写着‘不享受劳保待遇’。”
“我知道。”
“那我妈要是病了怎么办。”
“不会病。”
“她上个月咳了血。”
我把纸折回去,折成四折。
煤棚外面有脚步声,从楼道那头过来。
“你妈回来了。”
“姐。”
“嗯。”
“你别告诉她我问过。”
“好。”
我把手伸进煤堆,往砖缝里塞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两百块。
是上个月七台机的钱,我一分没留。
小军看着我塞。
“姐,你别塞了。”
“为什么。”
“我数过。你一共塞了十一次。”
“那是给你买书的。”
“书我用不着这么多。”
他把信封从砖缝里抽出来,塞回我手里。
“姐,我妈说,你的钱不能要。”
“为什么不能要。”
“她说你的钱上有名字。”
十三、厂部档案室二楼走廊
档案室在二楼西头,门上挂一块木牌,“档案重地”四个字。
老康在里头管了二十年,桌子上一只大茶缸,缸里泡着茶叶梗。
“你要什么。”
“机台责任制实施细则。”
“哪一年的。”
“最新的。”
“最新的是九三年的。”
“我要看第七条。”
老康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有第七条。”
“牌子上写着。”
“牌子上没写第七条。”
“牌子上写着‘依细则第七条’。”
老康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
“何秀云,你今年二十六。”
“嗯。”
“二十六岁的人,别碰这种东西。”
“我就看看。”
“看看也不行。”
“那我不看。”
“那你回去。”
“我抄。”
老康放下茶缸。
“抄也不行。”
“康师傅。”
“你别叫我师傅。”
他把茶缸挪了挪。
“我明年退。”
“我知道。”
“我退了要有人给我办手续。”
“我知道。”
“手续在劳资科。”
“我知道。”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后面一排铁柜前。
铁柜有六组,每组五层,抽屉上贴着标签。
他抽出第四组第三层的抽屉,翻了一会儿。
翻出一本蓝皮的册子,很薄,二十来页。
“《机台责任制实施细则》,一九九三年四月修订。”
他把册子摊在桌上。
“第七条,你自己看。”
我低头。
第七条一共三行字。
“一、责任牌应与实际操作人一致。
二、责任人变更,须在五日内报车间备案。
三、逾期未备案的,以牌上登记为准。”
我看第三行看了很久。
“以牌上登记为准。”
“对。”
“那我牌上写了十一个何秀云。”
“对。”
“这就合规定了。”
“这就是规矩。”
老康把册子往我这边推了一点。
“你再看看上面一行。”
我往上看。
“一九九三年四月修订。”
“改之前呢。”
老康没说话。
他把册子合上,放回抽屉。
“改之前是九〇年版。”
“九〇年版的第七条怎么写。”
“你想知道。”
“我想知道。”
他抽开另一个抽屉,翻出一本更旧的册子。
封皮已经掉了,用牛皮纸包着。
“九〇年版,第七条。”
我低头看。
“一、责任牌应与实际操作人一致。
二、责任人变更,须在五日内报车间备案。
三、以实际操作人为准。”
“以实际操作人为准。”
“对。”
“那九三年为什么改。”
老康把旧册子收回去。
“不知道。”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他把抽屉推回去,推得很用力。
“何秀云,我只管柜子,不管规矩。”
“那你为什么给我看。”
老康坐回椅子上。
他把茶缸端起来,又放下。
“因为你师傅给我送过三个月饭。”
他从抽屉里摸出两张复写纸,一支圆珠笔。
“抄吧。”
“谢谢。”
“抄完把复写纸烧了。”
“好。”
我抄了两份。
一份正本,一份复写。
抄到第三行的时候,老康开口了。
“何秀云。”
“嗯。”
“你别把我写进去。”
“我不会。”
“一个字也别写。”
“好。”
我把两份都抄完,叠好,塞进工作服内袋。
老康把册子收回柜子,锁上。
“还有一件事。”
“你说。”
“这次减员,厂里要报市纺织局备案。”
“我知道。”
“备案表上有一栏,‘减员人员是否已完成责任牌交接’。”
他把钥匙在手指上转了一圈。
“那一栏,是邱文斌填的。”
十四、技术比武的操场看台
技术比武在四月十号,厂区操场。
主席台是临时搭的,红布横幅,“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八个字。
台下摆了二十台细纱机头,从车间拆下来的。
比武科目两项:接头、处理断头。
接头是细纱挡车工的基本功。
一根纱断了,两只手一搓,接上,接头处的粗细不能超过原纱的一倍半。
裁判掐表,看一分钟接多少个。
厂里纪录是一分钟二十八个,创造者是马德海,一九八五年。
看台上坐满了人,正式工坐前几排,家属坐后面。
我坐在最后一排。
第三个上场的是细纱车间的。
报名表上写:李素芳,临时工。
上台的人我认得。
周小改,二十九岁,一九九二年八月减员。
她穿了一件新工作服,袖子挽到肘上。
头发用一根皮筋扎着,扎得很紧。
“预备。”
她把两只手放在机头两边。
“开始。”
手动了。
我看不清她的手。
纱在她指头之间断,接,断,接。
一分钟。
裁判喊停。
“二十六个。”
台下有人鼓掌。
第二轮,处理断头。
三台机头同时断,谁先处理完谁赢。
周小改用了四十一秒。
第二名用了五十八秒。
“第一名,细纱车间,李素芳。”
主持人拿着话筒,声音在操场上散开。
“请第一名上台领奖。”
周小改走上主席台。
厂长给她发奖状,一张红纸,一个搪瓷缸。
“你哪个车间的。”
“细纱。”
“哪个班。”
“三班。”
厂长回头看了一眼旁边的人。
那个人是邱文斌。
邱文斌低下头,翻手里的名册。
翻了两页,又翻回来。
“厂长,名册上没这个人。”
话筒没关。
这句话从操场这头传到那头。
台下安静了两秒。
然后有人笑了一声。
“临时工不上名册。”
“临时工也要登记。”
“登记表在劳资科。”
“劳资科的表上没有李素芳。”
周小改站在台上,手里拿着奖状。
她的手指头在奖状边上捏出一道折痕。
“我叫周小改。”
她说得很轻。
话筒没对着她。
“我叫周小改。一九九二年八月减员。细纱车间三班。我看八号机两年。”
台下没人说话。
厂长把话筒往旁边挪了挪。
“先下来。”
“我不是李素芳。”
“先下来。”
邱文斌走上台,从侧面拉住她的胳膊。
“下来。”
“我第一名。”
“下来再说。”
“我第一名,是不是能转正。”
邱文斌的手停在她胳膊上。
“比武第一名,优先转正。这是文件上写的。”
“文件上写的是在册职工。”
“我不在册吗。”
“你不在。”
“那我这两年看的机器是谁的。”
她把奖状举起来。
“这上面写的是李素芳。”
她把奖状撕了。
撕成两半,四半,八半。
红纸落在地上,落在主席台的红布上,看不出是红的。
我从最后一排站起来,往台下走。
走到主席台侧面,我把周小改拉下来。
她的手很凉,手指头上有纱割的口子,很多,很细。
“姐。”
“走。”
“我第一名。”
“我知道。”
“第一名不算我的。”
她跟着我往外走。
操场上的人都在看我们。
走到操场边上,她停下来。
“姐,我这辈子就这一次。”
“什么这一次。”
“让人念我的名字。”
她把手举起来,手心里还有半张奖状。
“念的还是别人的。”
十五、劳资科对面的楼梯拐角
四月十六号,邱文斌在楼梯拐角拦住我。
“何秀云。”
“嗯。”
“你上次要看的表。”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对折两次。
“看完了还我。”
纸是油印的,《一九九二年减员登记表》。
三十二行,姓名、工种、进厂时间、减员时间、备注。
我在第十七行找到赵玉琴。
备注栏写着四个字:厂籍注销。
后面是日期: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三月十一号。”
“对。”
“她是九二年八月减的员。”
“对。”
“注销为什么写三月十一号。”
“因为那天之后才核的账。”
我把纸翻过去,看背面。
背面是空白。
“三十二个人,注销了几个。”
“七个。”
“七个都是三月十一号。”
“都是。”
“为什么。”
邱文斌把纸抽回去,折起来。
“何秀云,你知道咱们厂的《职工管理条例》吗。”
“不知道。”
“第十二条。”
他念了一遍,念得很熟。
“连续两年无故不在岗的,视为自动离职,厂籍注销。”
“两年。”
“两年。”
“九二年八月到九四年八月,才两年。”
“对。”
“三月十一号是几个月。”
邱文斌不说话了。
楼梯上有脚步声,上来两个人,从我们身边过去。
“提前五个月。”
“何秀云。”
“提前五个月注销,合规吗。”
“核账要提前。”
“哪条规矩说核账可以提前。”
“厂里的规矩。”
“哪一条。”
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
“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问第几条。”
“因为我没有别的。”
他看着楼梯下面的水泥地。
“你师傅那七个,是有人举报的。”
“谁举报的。”
“匿名。”
“匿名信在谁手里。”
“在我这儿。”
“我要看。”
“看不了。”
“为什么看不了。”
“因为看完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他把公文包换了个手。
“何秀云,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这次核账,核出来七个人不在岗。”
“七个。”
“对。厂里给了两个办法:一是补发两年工资,二是注销厂籍。”
“厂里选了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补发要钱。”
他把手放在楼梯扶手上。
“你算算,七个人,两年,一个人一个月一百八,多少钱。”
“三万零二百四十。”
“三万零二百四十。”
他重复了一遍。
“厂里今年亏空四十六万。”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
他往下走了两步。
“何秀云。”
“嗯。”
“注销那天是三月十一号。”
“我知道。”
“三月十一号夜里,十一号机台烧了。”
他抬起头看我。
“你不觉得巧吗。”
十六、档案室最里面那排铁柜
交接班记录本在档案室最里面那排铁柜里。
二十六本,用麻绳捆着,一年一捆。
一九九二年的一捆最厚,一九九四年的最薄。
老康把钥匙给我,自己去走廊抽烟。
“半个钟头。多了不行。”
“好。”
我把一九九二年那一捆解开。
本子是硬壳的,封面印着“细纱车间交接班记录”。
每一页分两栏,上一班、下一班。
上一班写机台情况,下一班写接班人。
我翻到八月。
八月十四号,夜班。
“三号断头多,六号锭带松。接班:何秀云。”
字是我的。
八月十五号,夜班。
“八号机锭子发烫,已报修。接班:何秀云。”
字不是我的。
我认得这个字。
横写得平,竖写得直,收笔的时候往上挑一点。
是师傅的字。
往后翻。
八月十六号,赵玉琴。
八月十七号,赵玉琴。
八月十八号,赵玉琴。
一直翻到九月,还是赵玉琴。
我把本子合上,又打开,从后往前翻。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号,夜班。
“年末盘点,机台完好。接班:何秀云。”
是师傅的字。
我把二十六本全解开。
一本一本翻到最后一页。
从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号起,到一九九四年三月十号。
一共五百七十七个夜班。
接班人那一栏,五百七十七个“何秀云”。
我自己的字,一个都没有。
我把手放在纸上。
纸很薄,指头压上去能看见背面。
“接班人”三个字是印的,后面那一栏是空的,填进去的名字有深有浅。
有的写得快,墨还没干就翻页了,背面透出一片。
一九九三年七月那本,纸边卷了,夹着一张东西。
是一张纸条,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上还有毛刺。
上面写了七个字,铅笔。
“秀云,签你的名字。”
我把纸条捏在手里。
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写得更小。
“别签我的。签我的,机器就停了。”
我把纸条折起来,塞进内袋。
铁柜里还有一样东西,压在最后那本下面。
是一张表,《机台责任牌交接清单》。
表头印着“细纱车间东头第三排”,下面是十二行机台号。
交接人那一栏,签的是我的名字。
接收人那一栏,也签的是我的名字。
两个签名,同一支笔,同一种写法。
我自己的字。
我把这张表翻过来。
背面盖着一个章,圆形的,红印泥。
“红光纺织厂细纱车间”。
章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日期。
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
我把表放回原处,把二十六本记录本重新捆好。
捆的时候手有点抖,绳子系了三次才系上。
老康在走廊上喊。
“何秀云,时间到了。”
“来了。”
我把铁柜锁上,钥匙还给老康。
“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什么了。”
“找到我签过字。”
老康看了我一眼。
他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
“何秀云。”
“嗯。”
“你师傅那七个,不是没人管。”
“我知道。”
“她们是自己不愿意上名单的。”
“为什么。”
老康把钥匙拔出来,装进裤兜。
“因为上了名单,就要体检。”
十七、医院住院部三楼的走廊
四月二十二号,吴月娥的手背肿到小臂。
区医院外科的大夫看了一眼,说是蜂窝织炎,要住院。
“押金三百。”
“能不能少交。”
“三百。”
护士把单子推出来,单子上盖着章。
“住院要单位介绍信。”
“没有介绍信呢。”
“没有介绍信按自费,全部自费。”
“我有工作证。”
“拿出来。”
我从内袋里摸出那张工作证。
塑料皮,边角翘着,照片是黑白的。
护士接过去,翻开,又对着灯看了一会儿。
“这本工作证,九二年就过期了。”
“没过期。”
“上面写着有效期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她把证翻过来,指着背面。
背面有一行小字,是打印的,被磨掉了一半。
“你去开介绍信。”
“开不了。”
“为什么开不了。”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她不在册。”
护士把手里的笔放下。
“不在册你怎么拿她的工作证。”
“她给我的。”
“她在哪儿。”
“在厂里。”
“在厂里干什么。”
“看机器。”
护士看了我一会儿。
她把单子抽回去,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你等一下。”
她进了里间的门。
过了三分钟,出来两个人。
一个是护士,另一个穿蓝制服,胸前的牌子上写着“保卫科”。
“何秀云。”
“嗯。”
“工作证哪儿来的。”
“她给我的。”
“她是谁。”
“我师傅。”
“她在册吗。”
“不在。”
“不在册的人,工作证应该销毁。”
蓝制服把工作证收进兜里。
“你的工牌,交出来。”
“为什么。”
“暂扣。等核查。”
我把工牌从脖子上摘下来。
蓝丝带,塑料牌,蓝底白字。
“你们两个,跟我来一趟。”
“病人要住院。”
“先跟我来。”
最后是护士开了介绍信。
她用的是一张空白介绍信,科室的章。
“病人姓名吴月娥。单位,无。职业,家属。”
她把介绍信递给收费窗口。
“先收。”
押金三百,我交了三百二十七。
缝纫机卖了一百六,蝴蝶牌,踩了六年,踏板上的漆磨掉了。
手表卖了三十,上海牌,进厂第一年买的,四十五块买的。
医务室的老周借了一百,从工资里扣,扣五个月。
“别写我的名字。”
“我知道。”
“一个字也别写。”
“我知道。”
剩下的三十七块,是我自己的。
交完钱,我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
三层楼,走廊很长,尽头是厕所。
灯泡有一个坏了,一闪一闪。
吴月娥在病房里,手上打了吊针。
她隔着门喊我。
“秀云。”
“嗯。”
“花了多少。”
“不多。”
“多少。”
“三百二十七。”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
“三百二十七。”
“嗯。”
“我两年挣的钱,一共两千一百六。”
“嗯。”
“我一只手,值三百二十七。”
“你的手不止三百二十七。”
“那值多少。”
我没答。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东西,塞给我。
是一张纸,折得很小。
“什么。”
“我写的。”
我展开。
纸上写着七个字,铅笔,歪歪扭扭。
“我叫吴月娥。”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
“八号机是我看的。”
“你写这个干什么。”
“你收着。”
“收着有什么用。”
“哪天我没了,你拿这个去跟他们说。”
我把纸折起来,塞进内袋。
内袋里已经有一张纸条了。
师傅写的,七个字。
“秀云,签你的名字。”
两张纸叠在一起,一样大。
十八、区工会门口的接待室
四月二十六号,我去了区总工会。
接待室在区工会门口,一间平房,两张桌子,墙上挂着劳模的照片。
“什么事。”
“厂里减员,不合规。”
“哪个厂。”
“红光纺织厂。市属企业。”
“市属企业找市纺织局。”
“我找过。上个月,没答复。”
桌上的人翻开一个本子,用笔在上面写了一行。
“你叫什么。”
“何秀云。细纱车间。”
“反映什么问题。”
“减员名单里有一个已经减过的人。”
“谁。”
“赵玉琴。”
“她是你什么人。”
“师傅。”
他把笔停了一下。
“何秀云同志,我给你说个情况。”
“你说。”
“减员是企业行为,工会不干预企业生产经营。”
“重复减员是生产经营吗。”
“属于企业用工管理。”
“那我反映的这个。”
“不在受理范围。”
他把本子合上。
“你可以走信访。六十天内答复。”
“六十天以后呢。”
“减员五月三十一号完成。”
他看着我。
“六十天以后,你师傅的名字已经不在了。”
我把手放在桌子边上。
桌子的边是铁的,很凉。
他把本子往抽屉里推了一点。
“何秀云同志,我这儿一天来二十个人,十九个说的是同一件事。”
“什么事。”
“厂里不要我了。”
他把抽屉关上。
“我记下来,是因为我要交差。”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纸,推给我。
“市纺织局劳资科,电话在这儿。”
“谢谢。”
“何秀云。”
“嗯。”
“你去的时候,别一个人去。”
“为什么。”
“一个人去的,人家当你是上访。”
“两个人呢。”
“两个人,人家当你是代表。”
我把纸折起来。
纸上除了电话号码,还有一行小字。
“劳资科,三楼,周二周四接待。”
那天是周二。
我坐了三站公共汽车,又换了一趟,到了市纺织局。
三楼劳资科的门口摆着一张桌子。
“什么事。”
“反映减员问题。红光纺织厂。”
“登记。”
我登记了名字、单位、事由。
她递给我一个号,纸的,上面印着“17”。
“等着。”
我等到下午三点。
三点十分,窗口叫号。
“十七号。”
我走过去。
窗口里坐着一个男的,四十来岁,戴眼镜。
“红光纺织厂。”
“是。”
“减员备案表昨天刚报上来。”
“我能看吗。”
“不能。”
“我能问吗。”
“问。”
“备案表上有一栏,减员人员是否已完成责任牌交接。”
“有。”
“填的什么。”
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看了一眼。
“已交接。”
“附了什么。”
“交接清单一份。”
“清单在哪儿。”
“在厂里。”
“我能看清单吗。”
“不能。”
“那我怎么知道交接了没有。”
“你不用知道。”
他把纸放回抽屉。
“何秀云同志,我给你一句实在话。”
“你说。”
“你们厂今年报上来一百七十三个减员,全市第三。”
“嗯。”
“这一百七十三个,只要材料齐,我们就得批。”
“材料齐不齐,谁看。”
“我看。”
“那你看出来了吗。”
“看出什么。”
“第十七行。”
他抬起头。
“什么第十七行。”
“备案表上第十七行。”
他把纸又抽出来,摊在桌上。
我从窗口看过去。
第十七行,姓名赵玉琴,减员时间一九九二年八月。
备注栏里有一个括号。
“(含一九九二年遗留一人)”
十九、车间主任办公室的窗户底下
五月三号,晚上八点四十。
厂部二楼的灯还亮着,东头第二间,窗帘没拉严。
我从楼下过,手里提着一袋从供销社买的盐。
窗户开着一条缝,声音从缝里出来。
“这十七个报上去,市里什么时候批。”
“下礼拜。批完就发文。”
“何秀云那个呢。”
“按末位。”
“她要是不同意。”
“不同意也没用。末位是规矩。”
“她要闹呢。”
“她闹不动。”
“怎么闹不动。”
“她一个月领四十二。”
马德海没说话。
“二十七个月,一千一百三十四。”
“那是补贴。”
“补贴也是钱。钱进了她口袋。”
“钱是给多管机台的。”
“谁证明她多管了。”
“牌子上写着。”
“牌子上写着是她,可机器是她看的吗。”
窗户里的灯晃了一下。
“邱文斌。”
“嗯。”
“你少说两句。”
“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不能这么说。”
“那怎么说。”
“说她管十二台,厂里给补贴,合理合法。”
“合理合法。”
邱文斌把这三个字重复了一遍。
“老马,你这个人心太软。”
“我不是心软。”
“那是什么。”
“我是怕。”
“怕什么。”
“怕有一天这十二台真没人看。”
窗户里安静了一会儿。
“没人看就停机。”
“停机就核减。”
“核减就核减。”
“核减了,这一百六十吨谁出。”
“厂里出。”
“厂里出个屁。”
马德海的声音大了一点。
“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那就把她们写回去。”
“写回去,钱从哪儿来。”
“从哪儿来我不管。”
“你不管我管。”
窗帘动了一下。
“老马,我跟你说个事。”
“说。”
“今天上午,有人往市纺织局打电话了。”
“谁。”
“不知道。那边问了三句话。”
“哪三句。”
“红光纺织厂减员名单里,有没有重复减员。”
“你怎么说的。”
“我说没有。”
“那第十七行那个括号呢。”
“括号是备注。”
“备注也是字。”
“字可以改。”
“改了就没事了?”
“改了就没事了。”
我站在楼下,把盐袋子换了个手。
袋子是纸的,底有点软。
“老马。”
“嗯。”
“她那个补贴,从下个月停了吧。”
“停了谁给她签字。”
“我签。”
“你签了她就知道。”
“她知道就知道。”
“她知道就要闹。”
“她闹,我就把她调走。”
“调哪儿。”
“洗刷间。”
我在楼下站了七分钟。
七分钟里,我把盐袋子捏出了两个坑。
回家的路上,我把盐倒进罐子,把纸袋展开,抚平。
纸袋上什么也没写。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财务科。
“我要查多管机台补贴的签收单。”
“查那个干什么。”
“我自己签的,我要留个底。”
“签收单在会计那儿。”
“我去找会计。”
会计姓吴,四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
“二十七张。”
“能抄吗。”
“抄吧。”
我抄了两个钟头。
每一张签收单下面两行,一行是我签的名,一行是经手人。
二十七张,经手人栏全是同一个名字。
刘桂芬。
二十、电影院后巷的裁缝铺
裁缝铺在电影院后巷,一间门脸,门口挂一块布帘。
刘桂芬晚上在这儿帮工,改裤脚,锁边,一件五毛。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签收单上有你的名。”
“签收单是我经手的,钱不是我给的。”
“我知道。”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要九二年减员评议记录。”
“那东西在劳资科。”
“评议记录一式两份,一份报厂办,一份在工会。”
刘桂芬把裤子从机头上拿下来,抖了抖。
“何秀云,你这个人真烦。”
“我知道。”
“你烦了两个月了。”
“我还要烦。”
“烦到什么时候。”
“烦到我师傅有名字。”
她把裤子叠起来,叠得很齐。
“评议记录我看过,我不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上面有我的字。”
“有你的字才对。”
“有我的字,我就要担责任。”
“你本来就担着。”
我从内袋里摸出那叠抄件,放在缝纫机上。
“二十七张。”
她低头看了一眼。
“每一张下面都是你的名。”
“那是经手。”
“经手就是知情。”
“知情不犯法。”
“知情不报呢。”
缝纫机上的灯泡照着那叠纸,纸边发白。
刘桂芬把手放在纸上,按了按。
“我给你一半。”
“什么一半。”
“评议记录两页。我给你第二页。”
“第一页呢。”
“第一页在邱文斌那儿。”
“为什么在邱文斌那儿。”
“因为第一页要给市里看。”
“第二页不给看?”
“第二页只有名字,没有顺序。”
她把抽屉拉开,从最里面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上用圆珠笔写着“九二·八”。
“你别在这儿看。”
“我就在这儿看。”
“那我出去。”
她掀开布帘出去了。
我把信封拆开。
里面是两页油印的表,第二页。
《细纱车间减员评议记录》。
一共三十二行,这页从第九行起,到第三十二行。
前面八行不在这页上。
第九行开始,是按工龄排的。
最短的四年,最长的二十九年。
我在第十九行找到孙巧珍。
工龄十一年,进厂一九八一年。
备注栏写着“本人同意”。
我又往下翻。吴月娥,“本人同意”。
李桂兰,“本人同意”。
三十二行,三十二个“本人同意”。
全是师傅的字。
我把纸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刘桂芬写的,写得很轻。
“第一页第八行划了一个,划改处三人签字。”
我把纸折好,塞进内袋。
掀开布帘,刘桂芬在外面站着,手里捏着半截烟。
“看完了。”
“看完了。”
“何秀云。”
“嗯。”
“第一页上被划的那个名字,是排在第一位的。”
“第一位是谁。”
她把烟按在墙上。
“第一位是工龄最短的那个。”
“我们车间工龄最短的是谁。”
“你自己算。”
我把手插进兜里。
一九七六年进厂的是师傅,二十九年工龄的在最末。
三十二个人,按工龄由短到长。
最短的是四年。
一九八八年进厂的,只有一个人。
二十一、岗位技能鉴定的考场门口
五月九号,厂里开始岗位技能鉴定报名。
报名点在办公楼一楼,一张桌子,两个人。
“哪个车间的。”
“细纱。”
“在册职工?”
“保留厂籍人员。一九九二年减员,厂籍保留三年。”
桌子后面的人抬起头。
“减员的人不参加鉴定。”
“文件上说在册职工。保留厂籍算不算在册。”
“不算。”
“哪条说不算。”
“这……”他把报名表往回抽了一寸。
“我不报。我替七个人报。”
“七个。”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翻了两页。
“《岗位技能鉴定实施细则》,第三条,参加范围:在册职工。”
“第五条。”
他往下看。
“第五条,保留厂籍人员在保留期内,视同在职。”
他把文件合上。
“这条我没看见。”
“这条印在第二页。”
“你是干什么的。”
“挡车工。何秀云。”
“何秀云。”
他把这个名字念了一遍。
“我知道你。”
“知道就好。”
“知道也不给报。”
“为什么。”
“因为要车间盖章。”
“我去盖。”
车间章在马德海抽屉里。
我下午去找他。
“鉴定报名表。”
“什么鉴定。”
“岗位技能鉴定。”
“你报什么。”
“七个人。”
马德海把表拿过去,看了一遍。
“赵玉琴,五十岁,尘肺。”
“她手还在。”
“吴月娥手上有伤,李桂兰血压高,张凤兰乙肝。”
“她们都能接头。”
“周小改。”
“她拿了第一。”
马德海把表放下。
“何秀云,你知不知道,鉴定成绩要公布。”
“知道。”
“公布了,全厂都知道有这么七个人。”
“我要的就是这个。”
“你要的这个,会把我搭进去。”
“你已经搭进去了。”
他从抽屉里摸出章。
铜章,木头柄,柄上包着一层布。
“我盖这个章,你要替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鉴定成绩,细纱车间必须是全厂第一。”
“本来就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七个人,两年没停过手。”
他把章按在印泥上,按了三下。
盖章的时候手很稳。
“何秀云。”
“嗯。”
“我盖了。”
“我看见了。”
“我盖了,就是我的责任。”
“我知道。”
“你不知道。”
他把章放回抽屉。
“你知道我为什么盖吗。”
“不知道。”
“因为上个月,我女儿从技校毕业,分配在细纱。”
“我知道。”
“她分在三班。”
“我知道。”
“三班那七台机,谁在看。”
我没说话。
“我不盖章,我女儿就要去看那七台。”
他把抽屉锁上。
“我不是帮你。”
“我知道。”
五月十四号,鉴定在操场搭的棚子里考。七个人,七个号。
进去的时候,穿的都是自己缝的工作服,袖口磨白了。
成绩是五月十六号公布的。
细纱车间,七个人,全部合格。
接头一分钟,周小改二十六个,全厂第一。
李桂兰二十四个,吴月娥二十三个,张凤兰二十二个,孙巧珍二十一个,赵玉琴十九个。
赵玉琴五十岁,尘肺,一分钟十九个。
合格线是十五个。
公告栏前面围了很多人。
有人念名字,一个一个念。
“赵玉琴。”
“吴月娥。”
“孙巧珍。”
“李桂兰。”
“张凤兰。”
“周小改。”
“王素英——王素英没考。”
念到最后,念的人停了一下。
“这七个人,哪个车间的。”
“细纱的。”
“细纱有这个七个人?”
“有。我见过。”
“在哪儿见过。”
“在车间。”
五月十七号早上,公示名单被人撕了。
撕得很干净,一个角都没剩。
公告栏的玻璃上还留着一圈浆糊印。
二十二、厂办三楼的小会议室
五月二十号,厂办三楼小会议室。
长桌八个人,厂长坐中间。
厂长姓陈,四十九岁,从市纺织局调来的,来了半年。
“何秀云同志,你说。”
我把四样东西摊在桌上。
第一样,《机台责任制实施细则》第七条。
第二样,《减员通知书》,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红边。
第三样,二十六本交接班记录本。
第四样,市局备案表第十七行的抄件,括号里那七个字。
“这四样,说的是同一件事。”
“说。”
“责任牌上写的是我,实际操作的是她们。”
“继续。”
“记录本上五百七十七个夜班,接班人栏是我的名字,字是别人写的。”
“谁写的。”
“赵玉琴。”
“为什么替她写。”
“因为记录本上没人签,就算无人接班,机器要停。”
厂长把记录本翻开,翻了几页。
“这字是同一个人的。”
“都是她的。”
“她为什么替何秀云签。”
“因为她要机器转。”
厂长把本子合上。
“何秀云同志,你要什么。”
“七个人的厂籍。”
“七个。”
“七个。”
“你知道七个人恢复厂籍,厂里要出多少钱。”
“两万九千五百二十六。”
“怎么算的。”
“七个人,十九个月,一个月工资一百八,统筹四十二。”
“这么少。”
“本来就少。”
厂长看了邱文斌一眼。
邱文斌低着头翻本子。
“还有一笔。多管机台补贴,一千一百三十四,我退给厂里。”
“为什么退。”
“因为那钱是替她们领的。”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厂长把四样东西一件一件收起来,摞在一起。
“何秀云同志,我调来半年,听了不少事。”
“嗯。”
“有工人反映食堂的菜里有虫。”
“嗯。”
“有工人反映宿舍漏雨。”
“嗯。”
“没有一个人,拿着一摞本子来跟我说责任牌的事。”
他把手放在那摞东西上。
“你这个事,我认。”
我抬起头。
“厂里开个会,把七个人的厂籍问题重新核定。”
“什么时候。”
“下礼拜。”
“定了吗。”
“定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关于细纱车间七名同志厂籍问题的处理意见》。”
“七名。”
“七名。”
他把纸推过来,让我看。
纸上写着三行。
“一、恢复赵玉琴等七名同志厂籍。
二、补发一九九二年九月至一九九四年三月工资及统筹。
三、办理复工手续。”
我看着这三行字,看了很久。
“何秀云同志,你这两年,辛苦了。”
我把手放在桌子上。桌子是木头的,凉的。
“谢谢厂长。”
“不用谢我。你要谢,谢你自己。”
“还有一件事。”
“你说。”
“以后有这种事,直接来找我。”
“我没有别的。”
“我知道。”
我拿着那张纸从会议室出来。
走廊里有光,从窗户里斜进来,落在地上,一条一条。
我把纸举起来,对着光看。
纸很薄,能看见背面的字。
背面什么也没有。
五月二十三号,处理意见正式发文。
厂门口的公告栏贴了一张红纸。
红纸上写着七个人的名字。
赵玉琴、吴月娥、孙巧珍、李桂兰、张凤兰、周小改、王素英。
最后一行是这么写的:
“上述同志恢复厂籍后,须经厂医务室体检。”
“合格者办理复工手续。”
二十三、区职业病防治所的走廊
体检是五月二十四号,在厂医务室。
复查在区职业病防治所,一栋三层小楼,门口种着两棵槐树。
结果五月二十八号出来。
我拿着七张单子,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赵玉琴。”
第一张。
“尘肺,二期。”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两肺纹理增粗,可见小阴影,分布范围超过四个肋间隙。”
第二张,吴月娥。
“右手陈旧性损伤,肺纹理增粗。”
第三张,李桂兰。
“血压二百一十,一百三十。建议立即住院。”
第四张,张凤兰。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第五张,孙巧珍。
“合格。”
第六张,周小改。
“合格。”
第七张,王素英。
空着。人没来。
七个人,两个合格。
赵玉琴那张,最后一行写着“既往职业史:纺织挡车工,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二年”。
一九九二年。
我拿着单子上了二楼,找档案室。
“我要查赵玉琴九二年的体检记录。”
“哪一年。”
“一九九二年,七月或者八月。”
档案员翻了半个钟头。
翻出一张表,纸都黄了。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八日,细纱车间职工体检。”
胸片结论那一栏,写着四个字:“未见异常。”
我把两张单子放在一起。
一张是一九九二年七月,未见异常。
一张是一九九四年五月,尘肺二期。
中间隔了二十二个月。
二十二个月里,她在细纱车间,看一台机器,一个班八个小时。
没有口罩。
我拿着两张单子回厂,去找厂长。
“陈厂长。”
“结果出来了。”
“出来了。七个人,两个合格。”
厂长把单子接过去,一张一张看。
看到第三张,他把单子放下了。
“李桂兰这个,得赶紧住院。”
“住院要钱。”
“厂里出。”
“她不在册。”
厂长不说话了。
“陈厂长,我问一句。”
“问。”
“赵玉琴九二年七月体检,未见异常。”
“嗯。”
“九四年五月,尘肺二期。”
“嗯。”
“这二十二个月,她在车间干活。”
“她在车间干什么。”
“看机器。东头第三排,一台。”
“谁让她看的。”
“她自己来的。”
“那就不是厂里安排的。”
我把两张单子摊在桌上。
“陈厂长,责任牌上写的是我。”
他抬起头。
“牌子上是我,产量是我的,工票是我的,补贴是我的。”
“嗯。”
“她干活,我领钱。这叫不叫厂里安排。”
厂长把手放在桌上,手指头动了一下。
“何秀云同志。”
“嗯。”
“体检是硬杠。不合格就是不合格。”
“我知道。”
“我不能因为她可怜,就把不合格改成合格。”
“我没让你改。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
“我要你回答一个问题。”
“问。”
“她这两年,是在哪儿得的尘肺。”
厂长没答。
窗外有人在扫地,扫帚刮着水泥地,一下一下。
“如果她是在厂里得的,那就是职业病。”
“职业病要认定。”
“认定要劳动关系。”
“她没有劳动关系。”
“那她这两年是什么关系。”
厂长把手从桌上拿开。
“何秀云同志,你先回去。”
“我还没问完。”
“我知道你没问完。”
他把单子叠起来,叠得很齐。
“你给我三天。”
“三天够吗。”
“不够也得够。市里六月十号要报减员完成情况。”
他抬起头。
“六月十号之前,这个事必须有结论。”
“什么结论。”
“要么她们复工,要么她们走。”
他把叠好的单子放进抽屉。
“你回去等。”
二十四、劳保用品仓库的发放窗口
劳保用品仓库在厂区西边,一间平房,窗户上装着铁栅栏。
发放窗口只有一个人,姓钱的老师傅,六十岁,快退了。
“查什么。”
“细纱车间的劳保发放表。”
“哪一年。”
“九二年到九四年。”
“查那个干什么。”
“核对。”
“核对什么。”
“核对谁领了。”
钱师傅从架子上搬下来三个纸箱,箱子上写着年份。
“你自己翻。别弄乱。”
表是油印的,一个月一张,一张四栏。
姓名、工种、口罩、手套、肥皂。
细纱车间挡车工的标准是:口罩四只,手套两副,肥皂一块。
我翻一九九二年八月。
九十六行。
我在第十九行找到赵玉琴。
口罩四只,手套两副,肥皂一块。
领用签字:赵玉琴。
字是她的。
我翻到九月。
九十六行,没有赵玉琴。
十月,没有。
十一月,没有。
一直翻到一九九四年三月,都没有。
我把三个纸箱的表全翻了一遍,翻了一个半钟头。
七个人的名字,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之后,全部消失。
“钱师傅。”
“嗯。”
“九二年八月以后,这七个人没领过劳保。”
“不在册就不发。”
“那她们的口罩谁领了。”
钱师傅抬起头。
“什么谁领了。”
“发放表上有没有多出来的。”
他从我手里把表拿过去,翻了几页。
“有。”
“在哪儿。”
他指着一行。
一九九二年九月,细纱车间。
“何秀云。”
口罩四只,手套两副,肥皂一块。
“这是你。”
“嗯。”
“你看这儿。”
他把手指往下挪了一格。
口罩二十八只,手套十四副,肥皂七块。
“这是七个人的量。”
“领用签字。”
“何秀云。”
我盯着那一行看了很久。
“每个月都是这样?”
“每个月。”
“两年?”
“二十个月。”
钱师傅把表翻到最后一张。
“到今年四月,一共一百六十八只口罩。”
“八十四副手套。”
“二十四块肥皂。”
他抬起头看我。
“何秀云,这些你都领走了。”
“我领了。”
“领了为什么不发。”
“发了就露了。”
钱师傅把表合上。
“那你领回去干什么。”
“堆着。”
“堆哪儿。”
“床底下。”
钱师傅看了我一会儿。
他把三个纸箱搬回架子。
“何秀云。”
“嗯。”
“我在这儿发了三十一年。”
“嗯。”
“我发出去的东西,从来没人问过。”
他把纸箱码好。
“你今天来问,我就明白了一件事。”
“什么事。”
“这些年,我发的不是东西。”
“是什么。”
“是名字。”
他从窗口里递出来一张纸。
“这个给你。”
是一张空白发放表。
“干什么。”
“下个月,你把她们的名字填上。”
“填上就能领?”
“填上就能领。”
他把窗口的小门拉下来,拉到一半停住。
“何秀云。”
“嗯。”
“你床底下那些,别扔。”
“为什么。”
“留着。哪天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发,你就把那些东西搬出来。”
“搬出来说明什么。”
“说明你没给她们。”
“这不是坏事吗。”
“是坏事。”
他把小门拉到底。
“可你要是不搬出来,别人会说你发了,自己昧了。”
二十五、厂部二楼东头那间办公室
六月五号,结论出来了。
《关于赵玉琴等四名同志不予恢复厂籍的决定》。
四个人:赵玉琴、吴月娥、李桂兰、张凤兰。
理由一栏写着“体检不合格”。
补偿一栏写着“一次性补偿八百元”。
恢复的三个人:孙巧珍、周小改、王素英。
王素英从深圳回来了,坐了两天火车。
她在传达室门口站了很久,看着厂牌。
“厂牌刷了新漆。”
“去年刷的。你走的时候还是旧的。”
“我以为回来能上班。”
“能。”
“那三个人能,我不能。”
“你不能。”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
“我走了两年,机器还转吗。”
“转。”
“谁看的。”
“你那一台,是孙巧珍替的。”
她没说话。
我把她带到财务科,领了补偿,八百块。
她数了两遍,塞进包里的夹层。
“秀云,我不怨你。”
“你该怨。”
“怨你什么。”
“怨我那年说了三个字。”
她抬起头。
“哪三个字。”
我没答。
下午我去找马德海。
他在办公室收拾抽屉,桌上摆着三个纸箱。
“我要看九二年评议会记录第一页。”
“谁告诉你第一页在我这儿。”
“邱文斌。”
“他说的。”
“他说的。”
马德海从最下面那个纸箱里摸出一个信封。
信封很旧,边上发脆。
“你坐。”
我坐下。
他把信封里的纸抽出来,摊在桌上。
油印的表,第一页。
《细纱车间减员评议记录》。
第一行:何秀云,女,二十四岁,挡车工,一九八八年进厂,工龄四年。
这一行被划了一道横线。
横线从名字前面划到名字后面,一笔划完,很用力,纸都划破了。
横线旁边写着三个字:赵玉琴。
“划掉的这个是谁划的。”
“你师傅。”
“字是她的。”
“字是她的。”
“谁提的。”
马德海把手放在纸上。
“你提的。”
“我。”
“那天下午,评议会开在车间办公室。”
“嗯。”
“名单念到第一行,念的是你的名字。”
“嗯。”
“你说了三个字。”
“哪三个字。”
“减我吧。”
窗外有一辆卡车开过去,玻璃震了一下。
“我说了。”
“你说了。”
“我为什么说。”
“你说你要去南方。”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
指甲掐进肉里,掐出四个白点。
“那年八月,我表姐从东莞来信。”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信是寄到厂里的,收发室登记过。”
“她说那边一个月三百二。”
“咱们厂一百八。”
“我想去。”
“你想去。”
“我娘身体不好,我想多挣点。”
马德海把纸往我这边推了一寸。
“你说了减我吧,你师傅就把笔抢过去了。”
“她说了什么。”
“她说,我老了,让她走。”
“然后她就划了。”
“她划了你的名字,写了她自己的名字。”
“签字的三个是她一个人的字?”
“三个名字都是我们签的。”
他指着划改处旁边那一行。
马德海、刘桂芬、邱文斌。
三个名字,三种笔迹。
“我们三个都签了。”
“你们为什么签。”
“因为名单必须凑够三十二个。”
“换一个人也是三十二个。”
“对。”
“那你们为什么同意换。”
马德海把手从纸上拿开。
“因为你师傅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这孩子还没结婚。”
二十六、厂门口传达室的登记本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久。
纸箱里有一叠旧工资表,纸边发黄。
“何秀云。”
“嗯。”
“你这两年,一直在还这个。”
“我还完了吗。”
“还不完。”
他把纸收回信封。
“你师傅那七台机,你替她看了两年。她知道了。”
“她说什么。”
“她什么都没说。”
他把信封放进纸箱,用胶带封上。
“她要是说了,你就不用还了。”
他从纸箱里把信封又拿出来。
“这个你拿着。”
“这是档案。”
“档案我已经封了。”
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推过来。
“我没见过这张纸。”
我把信封拿起来。
纸很脆,一捏就响。
“马主任。”
“嗯。”
“那天你为什么不拦着。”
“我拦了。”
“拦了还换。”
“我拦的是名单,不是人。”
我把手从膝盖上拿开。
指甲印还在,四个白点,慢慢变红。
“马主任。”
“嗯。”
“我师傅的厂籍,能不能再想想。”
“想不了。”
“为什么。”
“体检不合格。”
“尘肺是这两年得的。”
“我知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想。”
马德海看着我。
“因为想了就要认。”
“认什么。”
“认这两年她在车间干活。”
他把胶带按平。
“认了,厂里就要赔。”
“该赔。”
“该赔和能赔是两件事。”
他把纸箱搬到墙边。
“何秀云,我只能认纸。”
“什么纸。”
“能放进档案袋的纸。”
他拍了拍纸箱。
“你有吗。”
我没答。
我从办公楼出来,经过传达室。
老韩在里头坐着,桌上摊着登记本。
“何秀云。”
“嗯。”
“这本要换了。”
“什么时候换。”
“月底。”
我把登记本拉过来,翻开。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十点二十。
“赵玉琴,细纱车间,交工作证,离厂。”
字是老韩写的,蓝黑墨水。
我从口袋里摸出钢笔。
“你干什么。”
“写字。”
“这不许写。”
“我知道。”
我在那一行下面写了一行。
“赵玉琴,细纱车间,回厂。”
老韩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这不算数。”
“我知道。”
“不算数你写它干什么。”
“留着。”
我把登记本推回去。
老韩把本子合上,用手掌压平。
“何秀云。”
“嗯。”
“你师傅那行,我刚才没看见。”
“谢谢。”
二十七、劳资科窗口里的那张纸
六月七号上午,我去了劳资科。
邱文斌在窗口里,搪瓷缸还在桌角。
“什么事。”
我把一张纸推进去。
《情况说明》,我自己写的,钢笔,一页半。
“一九九二年九月至一九九四年三月,细纱车间东头第三排七台机台的产量,全部记在我名下。”
“这是我填的工票。”
“一共十九个月,七台,三千九百九十张工票。”
邱文斌把纸看完,放在桌上。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
“虚报产量。”
“对。”
“我认。”
“你认了就完了。”
“我认了,厂里就要查。”
“查什么。”
“查这七台的产量是真的还是假的。”
邱文斌抬起头。
“如果是真的,那活是谁干的。”
“如果不是真的,那两年的一百六十吨是怎么出来的。”
我把手放在窗台上。
“两条,厂里选一条。”
邱文斌看了我很久。
他把纸折起来,塞进抽屉。
“你等着。”
等了三天。
六月十号,邱文斌叫我过去。
“两个办法。”
“说。”
“第一,记大过,调洗刷间,工票作废,工资降一级。”
“第二。”
“自愿减员,买断,三千。”
“三千怎么算的。”
“工龄六年,一年五百。”
“我选第二。”
“你想清楚。”
“想清楚了。”
“有条件。”
邱文斌把笔停住。
“你说。”
“赵玉琴、吴月娥、李桂兰、张凤兰,四个人的补偿,从八百提到一千二。”
“凭什么。”
“《减员补偿办法》第四条,工龄满十年按半年工资计。”
“她们不在册,不适用。”
“她们在册。”
“不在。”
“通知书上写着厂籍保留三年。”
邱文斌把笔放下。
“何秀云,你这个人。”
“我知道。”
“一千二我要报厂里批。”
“报。”
“批不下来呢。”
“那我就不要那三千。”
他看着我。
“你三千不要,你吃什么。”
“我有手。”
六月十二号,批下来了。
四个人,一人一千二。
签字那天,李桂兰的儿子来的,张凤兰自己来的,吴月娥的手还包着。
师傅没来。
她的那份,我去送的。
财务科窗口外是水泥地,我蹲在地上数钱。
三千,加四个人补的差价一千六,一共四千六。
分成七份。
四百、四百、四百、四百、四百、四百。
剩下两千二,全给师傅。
我把钱装进七个信封,还是旧报纸糊的。
糊的时候手很稳,比两年前稳。
下午我去仓库领那十二块牌。
仓库管理员翻了半天台账。
“责任牌不能领。”
“为什么。”
“是厂里的资产。”
“牌上写的是我的名。”
“写了你的名也是厂里的。”
“那我买。”
“买不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
是《减员交接单》,最后一行写着“责任牌十二块,交接完毕”。
签字的是我,盖章的是车间。
“交接完了,牌子归我。”
管理员看了三分钟。
“你拿走吧。”
十二块牌装进那个铝饭盒,装不下,用麻绳捆成两捆。
我提着两捆铁牌走进车间。
下午三点,车间里人多。
我把牌摊在东头第三排的工作台上。
十二块,一块一块排开。
红漆的字,笔画很粗。
二十八、出厂的最后一道路口
我从工具柜里拿出砂纸。
粗砂,一张两毛。
第一块,磨。
红漆磨掉了,露出铁。
“何秀云”三个字,磨成一片灰白。
第二块,磨。
第三块,磨。
磨到第七块的时候,有人站在我后面。
“秀云。”
是师傅。
她怎么进来的,我不知道。
老韩在传达室,登记本上没写她的名字。
“你磨它干什么。”
“写名字。”
“写谁的名。”
“写你们的名。”
她走过来,站在工作台边上。
她的手放在台面上,手背上的皮很薄,能看见底下的青筋。
“秀云,你把名字擦掉了,我们怎么办。”
“你们有名字了。”
“名字有什么用。”
“名字能报销。”
“报销要体检。”
“体检不合格,就是职业病。”
“职业病要认定。”
“认定要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要厂籍。”
“厂籍已经在纸上了。”
我把最后一块磨完,十二块全白。
从工具柜里拿出红漆和描字笔。
描字笔是车间写机台号用的,笔头是软的。
第一块,赵玉琴。
第二块,吴月娥。
第三块,孙巧珍。
第四块,李桂兰。
第五块,张凤兰。
第六块,周小改。
第七块,王素英。
剩下五块,我留在台上,一个字没写。
“这五块呢。”
“空着。”
“空着挂上去,人家要问。”
“问就说没人看。”
我把七块牌一块一块挂回机台。
挂的时候,机器还在转。
锭子在灯底下转成一圈白。
挂到最后一块,师傅伸手扶了一下牌。
她的手在牌上停了两秒。
“秀云。”
“嗯。”
“那年我说让你走。”
“我知道。”
“我没让你走成。”
“我知道。”
她把手从牌上拿开。
“你走吧。”
我提着空饭盒往车间门口走。
过三道门。
第三道门是传达室。
老韩把登记本推出来。
“何秀云,离厂。”
我签了名。
签完,他指了指上面一行。
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五日那行下面,我写的那行还在。
“这行留着?”
“留着。”
老韩把本子合上。
“秀云。”
“嗯。”
“你师傅的厂籍,我给她记上了。”
“记在哪儿。”
“记在本子上。”
“本子要换的。”
“换了我抄一遍。”
我把饭盒提起来,走出厂门。
外面的路口在修,堆着一堆沙子。
我回头看了一眼。
东头第三排的窗户亮着,十二块牌在灯下反光。
七块有字。
五块是空的。
三个月后,我在电影院门口看自行车。
一辆车两毛,一天能看四十辆。
那天下午下雨,有人推着车过来,把车往棚里一塞。
车筐里压着一张纸,被雨打湿了。
我拿起来看。
《岗位技能鉴定合格证》。
姓名:赵玉琴。
工种:细纱挡车工。
成绩:一分钟接头十九个。
纸角上盖着红章,章有点花。
我把纸放回车筐,用一块塑料布盖上。
“存车费两毛。”
“给。”
“票要吗。”
“不要。”
那人走了。
我把两毛钱塞进铁盒。
铁盒是铝的,搪瓷掉了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