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蝉在叫
王满仓是被蝉叫醒的。
那声音贴着耳朵,密得像有人蹲在窗根底下摇一把破蒲扇,摇一下,空气中的热气就翻一个浪。他睁开眼,先看见一片熏黑的天花板,房梁上垂下来一根蛛丝,蛛丝尽头吊着个干瘪的蛾子壳,被风吹得打转。
身下的土炕硬得硌骨头,苇席磨得发亮,边角卷起一块,露出里头黄澄澄的麦秸。炕头搁着个搪瓷缸,缸身上一个红 “奖” 字,掉了一半漆,里头还剩半缸凉茶水,水面浮着一只淹死的苍蝇。
王满仓盯着那只苍蝇看了很久。
他今年三十八岁。他记得自己昨天在县城那个盖了三年还没封顶的工地上搬水泥,记得工头欠了他四个月工钱,记得他坐最后一趟班车回村,记得村北坡上那座坟,坟头的枯草扎手,纸点着了又被风撕成碎片。
他记得自己跪在坟前,说了一句 “娘,我对不起你”,然后拧开半瓶二锅头。
再往下,就一片黑了。
王满仓慢慢抬起手。
手小,指节细,虎口和手背上横着几道被麦芒划开的白印子,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这不是三十八岁的手,三十八岁的手上有一道被钢筋压出来的疤,骨头节粗得像老树根。
他撑着炕沿坐起来,脑袋撞在房梁上,闷响一声。窗外传来自行车链条的哗啦声,还有谁家的鸡在墙根扑腾。墙上钉着一张月份牌,翻在六月那一页,底下压着两张奖状,纸边已经发黄发脆。月份牌最下边,一行小字:一九九六年。
王满仓坐在炕上,一动不动。
1996 年 6 月 18 日。他十四岁。虚岁十五。
蝉还在叫。他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哭,是眼睛自己往外淌水。他想起母亲陈桂兰的手 —— 不是十四岁记忆里那双能一口气掰开一筐玉米的手,是 2011 年冬天医院病床上那双,指头黑得像在墨汁里泡过,那是几十年在地里刨食、在灶前烧火、在井边搓衣服留下的黑,搓不掉。那年他三十五岁,在工地上,接到电话往回赶,班车在半道坏了,等他推开病房门,白布已经盖到下巴。
他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赶上。
门外有脚步声,布鞋底擦着土地面,一步一拖。
然后是奶奶的声音:“守业,你那车子别支在窗户底下,把石榴树压断了。”
“知道了娘。” 一个男人的声音,嗓门不高,字咬得很清楚,像在卫生院里跟病人说话,“我这就挪。”
王满仓的心一下一下往下沉。这个声音他听了三十年。大伯王守业,地区卫校毕业,乡卫生院的大夫,白衬衫永远掖在裤腰里,皮鞋擦得能照人。前世这三十年里,每一次家里出大事,都是这个声音先开口,然后是父亲王守田低头 “嗯” 一声,然后是母亲被推到墙角。
他掀开那床薄被,脚落地,鞋是那双开了口的塑料凉鞋。他站在西屋门口,没有出去。
“登记表下来了。” 大伯的声音透过窗纸传进来,“村里大喇叭喊了三天,各户都得去核,过了这月就封档。”
“啥登记表?” 奶奶问。
“宅基地。” 大伯说,“乡里土地所挨村挨户核,老宅这一片,得重新落个户主名。”
院子里静了一瞬。只有蝉在叫。
“老宅……” 奶奶的声音有点发飘。
“娘,这是规矩。” 大伯说,“长房承业。老宅是爹留下的根,我在县上、在乡上,撑的是王家的门面。老二在村西有房,还想占两头?天底下没这个道理。”
“那你二弟那边……”
“我去说。” 大伯的声音不急不慢,“老二老实,他听我的。就是他那个媳妇 ——”
一个女人的声音插进来,尖细脆利,像刀子在瓷碗上划:“大哥说得对。二嫂那个人,眼里就只有她那边的娘家,这些年要不是她在里头搅,老二能跟咱们离心?一家子好好的,让她搅得跟仇人似的。”
王满仓听出来,那是姑姑王守珍。
他站在西屋门后,两只手慢慢攥紧,攥到指头节发白。
前世这一天,他干了什么?
他记得清清楚楚。他十四岁,刚从炕上爬起来,光着膀子跑出院门,站在院子里,看着大伯的白衬衫、姑姑的花褂子,还有奶奶那根没点着的旱烟袋。他叉着腰,冲着从地里赶回来的母亲说了那句话 ——
“我娘就是爱搅和。”
母亲当时站在院门口,手里还拎着一只装满茄子的荆条篮子。她愣在那儿,看着他,脸上的肉一点一点垮下去。她什么也没说,转身把篮子放在墙根,走了。那年夏天她在地里晕倒过一次,没人知道是为什么。
这句话,王满仓在往后三十年里,每一年的清明都重听一遍。他跪在坟前听,蹲在工地墙角听,深夜躺在工棚的铁床上听。
婶子姑姑们后来说得更顺口了:陈桂兰是搅家精。
后来宅基地写在了大伯名下。后来老宅翻建,大伯盖了三间大瓦房。后来王满仓在自家那三亩地里干到三十岁,在县城工地上干到三十八岁。后来母亲病了,住院费他拿不出,是大伯 “借” 给他的,那笔钱后来是从母亲那半亩口粮田的征地款里扣的。
再后来,母亲死了。
“二嫂那个人啊,” 姑姑还在院子里说,“就是欠敲打。”
王满仓推开了门。
吱呀一声,门轴干得像要断。
院子里三个人的头同时转过来。
日头正毒,晒得地面发白。大伯站在石榴树底下,白衬衫的后背已经洇出一片汗,他看见王满仓,脸上那点当大夫的从容还在:“满仓起来了?正说你呢。”
姑姑坐在门槛上择韭菜,抬起头,笑了笑:“这孩子,眼睛咋红成这样,跟谁打架了?”
王满仓站在门框底下,个子还没长开,肩膀窄得像一块薄木板,穿着一条洗到透明的蓝布短裤,光脚踩在滚烫的土地面上。
他没看姑姑,也没看大伯。他看的是院子中央那口压水井。井台边搁着一只荆条篮子,篮子里是刚摘的西红柿,红得晃眼。
那是母亲一大早送来的。她每次来奶奶家,都要先送一篮菜,然后才敢进门。
“大伯。” 王满仓开口,声音是十四岁的,又细又哑,还在变声,“你刚说的宅基地,是登记到谁名下?”
大伯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还小,这些事 ——”
“我问你,” 王满仓说,“是登记到我爹名下,还是登记到你名下?”
蝉在树上叫得撕心裂肺。
奶奶手里的蒲扇停住了。姑姑择韭菜的手也停住了。大伯脸上那点笑慢慢收起来,他看着眼前这个瘦得像根麦秆的孙子,好像第一次看清他的脸。
“满仓,” 大伯把声音放低,那是一种大人对小孩、医生对病人的语气,“老宅的事,是长房的事。你不懂。”
“我懂。” 王满仓往前迈了一步,脚底板烫得发麻,“我爷的分家单还在,我爹那份在老二名下。这张表上要是写了大伯的名字 ——”
他停了一下,抬起眼睛。
“我娘就不是搅家精了。搅家的是谁,全村都能看明白。”
院子里死一样地静。
远处传来大喇叭的声音,村支书赵德海在广播里喊:“各家各户注意,宅基地核对的,明天上午到村部,带上老证、带上户口本,过了这个月就封档,不再补办 ——”
王满仓听着那声音,心里那只攥了三十年的手,终于松开了一点。
这一回,谁也别想动我家的宅基地。
2 这院子里的规矩
大伯没走。
他把自行车支在墙根,进屋喝了半缸凉茶,然后对奶奶说:“娘,和点面,中午一家人吃顿饭。事得掰开说,说不清,往后都是疙瘩。”
奶奶就去灶屋舀面了。姑姑跟着进去烧火,风箱呼哒呼哒响。
满仓被叫去压水。他站在压水井边,两只手按着那根铁杆,一下,一下,井水从铁嘴里涌出来,凉的,浇在脚背上,是这六月天里唯一的凉。
他压了满满两桶,拎进灶屋倒进水缸。姑姑正在案板上揉面,抬头看了他一眼。
“满仓,” 姑姑说,“你今天早上那话,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自己想的。”
“自己想?” 姑姑笑了笑,面团在她掌心里翻了个身,“你一个十四岁的娃,想得出‘分家单’这三个字?”
满仓没答。他把空桶放回井台,看见井台边那只荆条篮子 —— 母亲早上送来的西红柿,还剩小半篮。姑姑择菜的时候,把篮子往边上挪了挪,挪到太阳底下晒着。
“这西红柿,” 姑姑头也不抬地说,“你娘送得倒是勤。一年到头,不是菜就是鸡蛋,好像怕人说她跟这边不来往似的。”
满仓站在门口:“我娘送菜,送了十二年。”
姑姑的手停了停。
“我爷走那年,我娘刚嫁过来。您那时候还在念书吧?” 满仓的声音很平,“这十二年,她一个月来两回,一回不落。您说她图啥?”
灶屋里只剩风箱的声音。奶奶从灶门口抬起头,脸上的褶子里落了一层灶灰。
“满仓,你这孩子,今天怎么跟吃了枪药一样。”
“奶奶,我不是吃枪药。” 满仓说,“我是想不通。”
中午摆桌。
父亲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进门,先在门槛上蹭了蹭鞋底,才往里走。蓝布褂子的肩头褪成灰白,膝盖上两块补丁颜色不一样,一块是深蓝的,一块是老黑。
大伯已经坐在桌边摇蒲扇。八仙桌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纹,桌面上一圈圈的水渍,是几十年茶缸子放出来的。奶奶坐上首,大伯在右手,父亲被安排到左边下首,一个人坐一条长凳,凳面比桌子矮出一截。
满仓被叫 “坐那儿”,他就坐在门槛上。
鸡蛋炒西红柿端上来,一盘,红黄晃眼。旁边是腌黄瓜、玉米面饼子、一碗咸菜丝。
满仓看着那盘鸡蛋。他记得这院子里的鸡蛋从来都是拿去换酱油换盐的。奶奶的瓦罐里永远有一罐子鸡蛋,一罐子数得清,一个不落。今天炒了一盘,四个。
“老二,” 大伯先开口,筷子没动,“今年麦子收得咋样?”
“行。” 父亲说,“一亩打了七百多。”
“还行。” 大伯点头,“我在县上开会,人家都说,现在种地不挣钱,挣钱的都是胆子大的。你看看人家南方。”
“嗯。”
“咱王家在这村里,脸面是我撑着。” 大伯把蒲扇往桌上一搁,“我穿着这身白褂子在乡卫生院坐了八年,村里谁家孩子没找我瞧过病?这不是说我多大能耐,是说咱王家得有个正经人立着。”
“大哥说的是。” 父亲说。
姑姑在旁边接一句:“咱家这些年靠的就是大哥。二哥你在村西,一年到头见不着人,家里事哪一样不是大哥拿主意。”
奶奶给父亲碗里夹了一筷子鸡蛋:“老二,你听你大哥的。”
“嗯。”
满仓在门槛上坐着,一声不响。他数着:这三句话里,“嗯” 出现了一次,“大哥说的是” 出现了一次,“听你大哥的” 出现了一次。前世三十年,这个屋子里每一场决定他人生的谈话,都是这个样子。
“老宅的事,” 大伯放下筷子,“我打算翻建。”
父亲抬起头。
“娘的屋翻成砖房,土坯墙不行了,一到下雨就渗。我在东头接两间,做个诊所。” 大伯说得很慢,像是在给人讲解病情,“以后娘有个头疼脑热,不用往乡里跑。村里人也能来瞧,收个药钱。这不是给我自己,是给这一院子人。”
奶奶眼睛亮了亮。
满仓看着大伯的脸。那脸上没有一点恶意,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大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信的。
“钱我出。” 大伯说,“三千多块,我拿得出来。”
父亲把筷子放下了:“大哥,这…… 我怎么好意思。”
“一家人说什么不好意思。”
桌上一时很和气。奶奶甚至笑了一下。
满仓开口了。
“大伯,” 他说,“房盖起来,房本写谁的名?”
屋子里静了一瞬。
姑姑先反应过来:“满仓,你跟长辈说话,怎么这个调子?”
“我问的是房本写谁的名。” 满仓说,“我爷那院子,宅基地是我爹的。”
大伯脸上的笑意没散,但那笑意往里收了一层:“这院子是你爷留下的。你爷走了,长房承业,这是老理儿。”
“老理儿是房产,还是地产?” 满仓问。
“你这孩子 ——” 姑姑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谁教你这么跟大人顶嘴的?是不是你娘?”
这句话落下来的时候,满仓看见父亲的手在桌下动了一下。
“姑姑,” 满仓说,“我娘今天没来。我娘在地里。她早上送了一篮西红柿,这会儿还在日头底下晒着。”
姑姑脸涨红了。
奶奶把桌子一拍:“满仓!这屋里没你说话的份!”
“奶奶,” 满仓站起来,个子还没长开,站起来也只比桌子高一点,“我爷走的时候,我还没满月。这院子里的规矩我不懂。我就问一句 ——”
他转向大伯:“大伯要盖房,钱您出,我爹不出。那这院子,是您家的还是我爹家的?”
大伯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才说:“满仓,你听大伯一句。你爹在村西那三亩地,够种。这老宅放在这儿,空着也是空着。我盖起来,你奶奶住着,将来 ——”
“将来归谁?”
“将来再说。”
“将来再说,” 满仓重复了一遍,“就是将来归大伯。”
门口传来一声响。
满仓回头。
母亲站在堂屋门口,逆着光。看不清脸,只看见她裤腿上全是泥,解放鞋的鞋帮裂开一道口子,手里拎着一只空篮子。她大概是回家没见着人,找过来的。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
“桂兰来了。” 奶奶说,声音有点不自然,“进来吃饭。”
“不了。” 母亲说,“我来接满仓。”
姑姑笑了一下:“二嫂,你这孩子今天可了不得,跟大哥一条一条地掰扯宅基地,掰扯得有板有眼。我们都说,这是谁教的。”
母亲的手在篮子上握紧了。
满仓看见她的脸 —— 不是气的,是白的。她那样站了两秒,然后说:“满仓,回家。”
“我话没说完。” 满仓说。
“回家。” 母亲又说了一遍。
父亲这时候站起来了。他绕过桌子,走到满仓面前,抬起手。
一巴掌。
不重,但响。满仓的脸偏过去,耳朵里嗡的一声。
“你跟你娘一个样。” 父亲说。他的声音在抖,“这家里就你们娘俩能,就你们娘俩懂事。你大伯为这个家做了多少,你 ——”
他没说完,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出了堂屋。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石榴树上蝉蜕壳的声音。
奶奶坐在上首,脸沉着。大伯把茶缸放下,说了一句:“老二媳妇,孩子还小。”
“他十四了。” 母亲说。
“十四也不懂事。”
“他十四岁,比我十四岁懂事。” 母亲说,“我十四岁那年,我娘让我别跟人争,我就没争。争到今天我明白了,有些东西,不争就得让一辈子。”
她走进堂屋,把满仓的手拉住,往外走。
走到院门口,母亲停下来,回头,对大伯说了一句很轻的话:
“大哥,这院子的事,你们定。我就一个要求 —— 别瞒着老二。”
出了院门,日头白得晃眼。
土路两边是刚收完的麦茬,一垄一垄戳在地里,硬得像铁丝。母亲一直走到自家地头才松开手。
“让我看看。” 她掰过满仓的脸,看了看那个巴掌印,“疼不疼?”
“不疼。”
母亲的手粗糙,抹过他的脸,像砂纸。
“满仓,” 她说,“你今天不该顶你大伯。”
“娘,我不该顶他,我该顶谁?”
母亲愣住了。
她站在麦茬地里,身子晃了一下,然后蹲下去,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按在胸口。满仓吓了一跳,蹲下去扶她:“娘,你咋了?”
“没事。” 母亲喘了两口气,“热的。”
她从地里站起来的时候,满仓看见她额头上全是汗,嘴唇是发白的。
“满仓,” 母亲忽然问,“你咋知道分家单的?”
满仓的心一沉。
“我……” 他说,“我猜的。”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把篮子换到另一只手,往回走:“回家。你爹那脾气,晚上得给他留饭。”
“娘。”
“啥?”
“你别管了。” 满仓说,“这院子,我给你守住。”
母亲没回头。她走在前面,麦茬在她脚下一根根折断。
过了一会儿,她的肩膀动了一下。满仓知道她在哭,但她没出声。
3 听见的墙角
夜里十一点,满仓还没睡着。
土炕白天晒透了,夜里往外吐热气,贴在背上像一块温热的砖。窗外的蛐蛐叫成一片,远处有狗在吠,叫几声,歇一歇,再叫。
他起来上茅房。
回来走到院子中间的时候,看见西屋有灯。
西屋是奶奶住的,一间半。窗纸糊的年头长了,右下角破了一个洞,边缘卷起来,像一张没牙的嘴。
满仓没有回东屋。他贴着墙根走过去,蹲在窗台下。
“娘,您就别管了。” 是大伯的声音,“表我领回来了,就在我包里。”
“守业,” 奶奶的声音低,“那院子,毕竟是你爹留下的。”
“我知道是爹留下的。” 大伯说,“娘,我问您,爹在的时候,这院子谁当家?”
“你爹当家。”
“爹走了,谁当家?”
奶奶没说话。
“娘,我不是跟老二争。” 大伯的声音很稳,“我是想不明白,一家子,一个院子,怎么就得分成两半。老二在村西有三亩地,他没房子住吗?他有。这老宅空着,我拿来用,给娘盖新房,给村里人瞧病,这叫争?”
“这叫用。” 姑姑的声音插进来,脆得像刀,“娘,大哥说的是用,不是争。”
满仓蹲在窗台下,手指抠着墙皮。土块一块一块掉在他脚背上。
“那老二呢?” 奶奶问。
“我给他两千。” 大伯说,“算补偿。”
“两千……”
“娘,两千不少了。他在村西种三亩旱地,一年到头,除去种子化肥,落个五六百。两千是他四年的活钱。”
“守业,你是不是听说了啥?” 奶奶忽然问。
大伯沉默了一下。姑姑先笑了:“娘,您别问这个。”
“我耳朵没聋。” 奶奶说,“前些日子村部来人量地,我就看着不对。守业,那片是不是要通路?”
西屋里静了几秒。
“乡里修路,我打听过了。” 大伯说,“从乡道往东,一条道要过咱村,图纸上划的位置,正是老宅这一片。”
“那得占多少?”
“占一半。剩下的,我接了他们的诊所,也算块好地。”
“补偿 ——”
“一户宅基,加上房后头那三分空地,两万往上。” 大伯说,“我在卫生院有熟人,这数不会错。”
满仓听见奶奶抽了一口气。
两万块。1996 年,两万块。他记得那年村东头王家老二买了一台四轮拖拉机,四千八,全村人去看,围着摸了半个钟头。两万块,能买四台,能盖七间砖房,能让母亲去县医院把那个一直没查的肚子疼查清楚。
“守业,” 奶奶说,“这不合适。”
“娘。”
“你爹走的时候,老二刚结婚。” 奶奶说,“那院子你爹说过,是给老二留着的。”
“爹说过?”
“说过。”
“谁听见了?”
奶奶又不说话了。
姑姑说:“娘,我爷的话,谁也没录音,谁也没写纸上。再说,那会儿房子还没分。”
“分了。” 奶奶说,“分了。你爹写了单子的。”
满仓的心猛地一跳。
“一张纸,” 奶奶说,“你爹写的那张,在老二手里。”
西屋里静了。
“那纸管啥用?” 姑姑说,“都十几年了。”
“管用不管用,得看村部认不认。” 大伯说,“赵德海那人认章不认亲,得想个法子。”
“赵德海好说话?”
“不好说。但这事归村里核,他一个支书,总不能拦着人自家兄弟分家。” 大伯顿了一下,“只要老二自己签‘同意’,四邻签个字,土地所那关我有人。”
满仓的手指抠进了墙缝里,指甲缝里塞满了干土。
“老二的性子,” 大伯说,“我劝两句,他就点头。”
“那要是二嫂闹呢?”
“她闹不起来。” 大伯说,“她娘家在陈家洼,隔着一个县。她娘家那一摊子烂事,这村里谁知道?”
“要不……” 姑姑的声音低下去,“让她娘家出点丑?她那个弟弟,去年不是在外头欠了人家的钱?”
“别提这个。” 大伯说。
“我就是说说。”
“两家的事,别扯外头。” 大伯说,“桂兰那个人,嘴硬,心不坏。就是认死理。”
满仓蹲在窗台下,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大伯会说这句话。前世三十年,他一直觉得大伯心里,母亲就是一根刺。可这会儿大伯说 “心不坏”。
更让他后背发凉的是 —— 大伯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是真心的。
“那满仓呢?” 姑姑忽然问,“今天那孩子不对劲,一条一条的,像早想好了。谁教的?”
“小孩,哄两句就好。” 大伯说,“明天早上我让他跟着去村部。”
“跟着去?”
“让他看着他爹按手印。” 大伯说,“按了,他就是见证。以后村里谁再说啥,满仓自己在场,说得出话。”
“这孩子心软。” 姑姑说,“看着爹按手印,他就信了。”
“对。” 大伯说,“十四岁的娃,能有多大事。”
满仓从窗台下站起来的时候,腿已经蹲麻了。他一步一步挪回东屋,在炕沿上坐了很久。
他想起前世。
1996 年 6 月 19 日,早上。
他跟着大伯去了村部。村部是两间砖房,屋里一张桌子,桌上一个红印泥盒。父亲站在桌子前,赵德海把表推过来,说 “老二,看清楚了,签个字”。父亲拿起笔,笔是公家的,笔杆上缠着胶布。
父亲签字的时候,满仓看见他的手在抖。签完了,赵德海说 “按个手印”。父亲把右手食指按进红印泥盒,按了三下 —— 不是一下,是三下,好像怕不够红。
然后他把手指按在纸上。
那个红手印,满仓这辈子都忘不了。三十年后他在工地上,有时候夜里醒了,脑子里就是那个红手印,圆圆的,指纹一圈圈,像一口井。
后来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她在灶屋里站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你爹签了,你也看着了。”
满仓当时说:“大伯说这院子给长房,是老理儿。”
母亲没再说话。她把锅端了下来,往灶里添了把柴,火从灶门口喷出来,烧到了她的手背。
那天晚上母亲没有吃饭。
再往后三个月,母亲在玉米地里晕倒了一回。抬回家的时候,她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别告诉满仓。”
炕上的满仓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里装的是荞麦皮,硌得脸疼。
十四岁。他十四岁。
他看着父亲按手印,他觉得那是天理。
满仓在黑暗里坐起来。
明天。
明天早上,父亲会去村部。大伯会来叫他。赵德海会把表推过来。
他只有这一个早上的时间。
4 爹,你签过字
鸡叫头遍的时候,父亲就起了。
满仓听见院子里压水井响,一下,两下,然后是水泼在土地面上的声音。他从炕上爬起来,扒着窗台往外看。
天还没亮透,东边的云是灰白的,像没洗干净的棉絮。父亲光着膀子站在井台边,把井水一瓢一瓢往头上浇,浇完了拿毛巾一抹,进屋里穿那件蓝褂子。
那件蓝褂子是走亲戚才穿的,领子磨白了,扣子是后来换的,颜色不一样。
满仓穿上凉鞋,出了东屋,站在院门口。
父亲出来的时候,看见他,愣了一下。
“起这么早?”
“爹,” 满仓说,“你去村部?”
父亲没答,把褂子的下摆往裤腰里掖了掖。
“爹,” 满仓又说,“你去村部,是去核对宅基地?”
“你大伯捎话了。” 父亲说。
“核对谁的?”
父亲的手停在裤腰上。
“老宅的。” 他说。
“写谁名?”
父亲抬起头,眉头皱起来:“满仓,你今儿怎么这么拧。”
“爹,你自己都不知道写谁的名,” 满仓说,“你就去签?”
“我知道。” 父亲说,“你大伯跟我说了。老宅给长房,这是老理儿。”
“老理儿。” 满仓重复了一遍,“爹,我爷那张分家单上写的是啥?”
父亲脸色变了一下。
“你咋知道分家单?”
“奶奶说的。”
“你奶奶 ——” 父亲把话吞回去了,然后说,“那纸没用了,十几年了,谁还认那个。”
“村部认。” 满仓说,“爷爷写的,按了手印,上面有中人。村支书赵德海认章不认亲,他不会替大伯说话。”
父亲的眼睛眯起来:“你连赵德海都打听过了?”
“我不用打听。” 满仓说,“村里大喇叭喊了三天,说宅基地核对要老证、要四邻签字。爹,四邻签字,大伯签得下来吗?东头老刘家跟大伯家因为菜地界吵过架,西头赵德海家,赵德海自己就是支书。他要是点头,得先看见我爷那张纸。”
父亲站在院门口,半天没动。
“爹,” 满仓往前一步,“那三亩旱地在村西,靠天吃饭。去年旱,一亩打四百斤,交完公粮,剩多少?我娘一年吃几回白面?”
“够吃。”
“够吃?” 满仓说,“我娘把白面都蒸了馍给奶奶送,自己吃玉米面。爹,你不知道?”
父亲的脸红了。他抬手就要打。
满仓没躲。
父亲的手停在半空。
“打。” 满仓说,“爹,你打。你打完还是得听我说。”
父亲把手放下了,抹了一把脸:“满仓,你不懂。你大伯是乡卫生院的大夫,他懂得多。他说老宅给长房,是为了这个家不散。”
“这个家散不散,看的是谁在撑。”
“你大伯在撑。”
“他撑啥了?” 满仓说,“去年我发烧四十度,躺在炕上说胡话。我娘半夜去敲大伯家的门。大伯给了我一瓶退烧药,收了我娘五块钱。”
父亲愣住。
“那药,大伯在卫生院拿,不要钱。” 满仓说,“我娘第二天把五块钱送过去,回来在灶屋里坐了一晚上。”
“那是药钱 ——”
“药钱五块。” 满仓说,“我娘一年到头,身上没有五块钱的闲钱。”
父亲张着嘴,没说出话。
院子里很静。井台边的地上有一滩水,慢慢渗进土里,颜色变深。
“老二。”
院门外有人喊。
是姑姑。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只搪瓷缸,里面是热粥:“大哥让我来叫,他在村部等你。粥趁热喝。”
父亲接过缸子,喝了两口。
“满仓,” 姑姑笑着,“你也跟着去。你大伯说了,让你看看,长长见识。”
满仓看着姑姑的脸。这张脸笑着,眼睛却是往别处看的。
“我不去。” 满仓说。
“咋不去?”
“我去村部,就一句话。” 满仓说,“姑姑,你回去告诉大伯,我爷那张分家单,在我手里。”
院子里一下静了。
父亲端着缸子的手停在半空。姑姑脸上的笑僵住了。
“满仓,” 姑姑慢慢说,“你这孩子,这是要干啥?”
“不干啥。” 满仓说,“我爷写的纸,我拿出来,让赵德海看看。”
“那纸 —— 那纸在哪儿?”
“在我手里。” 满仓说。
姑姑转身就走,脚步很快,塑料凉鞋在土路上踩出一串响。
父亲把缸子放在井台上,盯着满仓看了很久。
“满仓,” 他说,“你真见过那纸?”
满仓没答。
“你爹活了三十六年,” 父亲说,“我不知道有那纸。”
“那你今天别签。” 满仓说,“等我拿出来,你看一眼,再签。”
父亲的手在裤子上抹了一下,抹了两回。
“你大伯等着呢。”
“让他等。”
父亲抬起头看天。天亮了,东边的云被光一照,白得刺眼。
“满仓,” 父亲说,“你跟你娘一个样。”
“我娘哪里不好?” 满仓说,“她天不亮下地,天黑回来做饭,给奶奶送菜送了十二年。大伯家孩子上学,借了两回钱,她都没去要。她哪句话害过你?”
父亲被逼得退了一步。
“你娘……” 他说,“你娘嘴太硬。”
“她嘴硬,是因为她一个人。”
父亲没再说。他拿起缸子,把剩下的粥一口喝完,然后往院门外走。
“爹!” 满仓追出去两步,“你今天别签!”
父亲没回头。
“你大伯等着呢。” 他说。
他走上了土路,蓝褂子的背影在晨光里显得很瘦,肩胛骨把衣服顶起两个尖。
满仓站在院门口,看着他走远。
身后有碗落地的声音。
他回头。母亲站在灶屋门口,一只粗瓷碗滚在脚边,转了两圈,没碎。她身上还是昨天那身衣服,头发用一根黑皮筋扎着,一晚上没解开。
“你爹呢?” 她问。
“去村部了。”
母亲没有弯腰去捡碗。她站在那儿,手垂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蹲下去,把碗捡起来。捡了两次才捡住。
“满仓,” 她说,“你爹他……”
她没说完。
满仓走过去,从她手里把碗拿过来,放在灶台上。
“娘,” 他说,“你别去地里了。今天你在家。”
“我不去地里,谁去?”
“我去村部。” 满仓说。
母亲猛地抬头。
“满仓,” 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抓得很紧,“你别去闹。你爹那个人,你越闹他越犟。”
“我不闹。” 满仓说,“我去把爷爷那张纸找出来。”
母亲的手松了一点。
“那纸……” 她的声音低下去,“你爷走那年,我在柜子里见过。你爹说没用了,我就没再提。”
“在哪?”
“老柜子,最底下那层,压着你爷的棉裤。”
满仓点头。
他往东屋走,走了两步停下,回头看了一眼母亲。
日头已经爬上了院墙,母亲站在灶屋门口,一只手撑着门框,脸上的汗还没干,眼睛里有点什么东西,说不清。
“娘,” 满仓说,“今天中午你别做饭。等我回来再做。”
5 认章不认亲
村部是两间砖房,屋顶长着草,门是铁的,刷了一层绿漆,掉了大半。墙上贴着计划生育宣传画,画上的人笑得整齐。门口一棵老槐树,树底下拴着一条黄狗。
满仓到的时候,天刚亮透。赵德海正推着自行车过来,车后架上绑着一卷报纸。
“满仓?” 赵德海把车支上,“你等谁?”
“等您。”
“等我干啥。”
“问个事。”
赵德海掏出旱烟袋,往烟锅里装烟,装得很慢:“问吧。”
“宅基地核对,” 满仓说,“户主已经不在了的,谁签算数?”
赵德海的手停了停。他抬起头,看着这个刚到他胸口的孩子。
“你问这个,是替你爹问?”
“我替我爷问。” 满仓说,“我爷走了十四年,那院子的户主还是他。这院子该写谁名?”
赵德海把旱烟点上,抽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出来,散在晨光里。
“按规矩,” 他说,“有分家单的,按分家单。没有分家单,兄弟几个都签字同意,四邻再签个字。户主没了,得有人接着。”
“有分家单呢?”
“有,就按纸上写的办。这是老规矩,也是死规矩。”
满仓点头。
“还有,” 他说,“四邻签字,是签‘无异议’,还是签‘同意变更’?”
赵德海眯起眼睛。
这个问题不像十四岁的孩子问的。
“签‘四邻无异议’。” 赵德海说,“就是说,这院子归谁,四邻不管。可要是换户主,得原户主这一支的人都点头。”
“那我大伯点头,我爹也得点头?”
“对。”
“我奶奶呢?”
“你奶奶在,她也得点头。” 赵德海说,“她是你爷的遗属。”
满仓把这几句话在心里排了一遍。
“赵书记,” 他说,“我爷有分家单。”
赵德海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
“那你拿来。”
“我这就回去拿。”
身后有自行车链条响。满仓回头。大伯骑着车过来了,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白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父亲跟在后面走,还是那件蓝褂子,两脚一前一后,走得很慢。
大伯看见满仓,脚下没停,脸上先摆出笑:“满仓也来了?我说了让他跟着来长长见识。”
“守业,” 赵德海说,“你来得正好。”
“赵书记,” 大伯支上车,走过来,“表带来了?”
“在我包里。”
“那咱进屋核。”
“先等等。” 赵德海说,“满仓说,你爹有分家单。”
大伯脸上的笑还在,但眼睛转了一下,看向满仓。
“这孩子胡说。我爹走得急,哪有什么分家单。”
“有。” 满仓说。
“你见过?”
“我见过。” 满仓说,“我爷的字,我认得。”
赵德海站在两个人中间,把旱烟袋插回腰里。
“守业,有没有,咱们等着看。” 他说,“这表我不先填。你爹的分家单,要是真的,那就按分家单办;要是没有,兄弟几个都到齐,我再核。”
大伯的脸沉了一下,很快又松开:“赵书记,您这就不对了。这院子是我王家自己的事。”
“地是集体的,房子是你们自己的。” 赵德海说,“宅基地归集体,我签这个字,我就得认这个章。”
他说完,转身进屋,铁门哐当一声。
村部门口的槐树底下只剩下三个人。
大伯转过身,看着满仓。
“满仓,” 他说,声音还是那个不急不慢的调子,“你跟大伯说,那纸在哪儿?”
“在我家柜子里。”
“谁给你的?”
“我爷。”
大伯的脸抽了一下。
“你爷死了十四年。”
“他没死的时候写的。” 满仓说,“写完了,压在柜子底下。”
父亲在旁边站着,一直没说话。这会儿他忽然开口:“大哥……”
“你别说话。” 大伯说。
父亲的嘴合上了。
满仓转过身,往家的方向跑。跑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 —— 父亲站在槐树底下,两只手垂着,像一截被锯断的树桩。
6 一张分家单
母亲在院子里等着,手里攥着一把钥匙。
“你爹把钥匙带走了。” 她说,“柜子锁着。”
“砸了?”
“不能砸。” 母亲说,“那柜子是你爷做的。榆木的,一榫一卯,砸了就废了。”
满仓进了堂屋。
老榆木柜立在墙角,一人多高,柜门上两块铜活,磨得发乌。柜子的漆是暗红的,掉了大半,露出来的木头颜色是暖黄的。
他绕着柜子转了一圈。柜子背板贴着墙,看不出来。
“娘,” 他说,“我爷当年做这柜子,跟您说过啥?”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眼睛忽然动了动。
“他说……” 她走过去,蹲在柜子右边,“他说这柜子后头有一块板是活的。抽出来,能塞东西。”
“在哪儿?”
“他说在最下边,靠东的一格。”
满仓蹲下去,手指贴着柜子后沿往下摸。木头很凉,摸到一处,指头陷进去一点 —— 有一道缝,细得像头发丝。
他从灶屋拿了一把菜刀,刀尖插进缝里,往里一撬。
“咔” 的一声,一块薄木板松动了。他把板子抽出来,柜子后头露出一个长方形的洞,里面黑着,上面积着几十年的灰。
满仓把手伸进去。
里面是布。粗布的,硬的,带着一股樟脑和潮气混在一起的味道。他摸到一条裤腿,再往上摸,裤腰,裤腰里缝了个口袋,口袋里有东西,硬的,扁的。
他拽出来。
一个油纸包,巴掌大,外面裹了三层,用麻绳扎着,绳结已经发脆。
母亲站在他身后,两只手攥着衣角。
满仓把麻绳解开,油纸一层一层摊开。
最里面是一张纸,红格的,边角磨得起了毛。上面是毛笔字,竖排,写得一笔一笔,很用力。
满仓把纸展平,按在柜子上。
“…… 立分家单。”
他读出声。
“王老栓,家有宅院一处,坐落柳树屯村中街北首,东西宽四丈二尺,南北长六丈,计宅基地二分八厘。”
母亲的手按在了柜子上。
“长子王守业,一九七九年另立门户,分得村东宅基地一处,房屋三间,与老宅无涉。”
满仓顿了一下。
“次子王守田,随父居住,老宅院及房后空地三分,归其名下管业。”
母亲的手开始抖。
“女守珍,已字人,不占家产。”
“此单各执一份,族中存档。中人:刘长顺、王老四。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三日。”
满仓读完了,抬起头。
母亲还站在那儿,眼睛盯着纸,一动不动。
“娘,您看,” 满仓指着纸角,“这儿还有字。”
纸的最下边,有一行极小极歪的字,跟正文不是一支笔,墨色也浅,像是写的人手在抖。
满仓凑近了读。
“老二媳妇陈氏,进门三年,勤谨,待我如亲。日后无论谁当家,不得轻慢她。”
屋子里静了很久。
母亲的手从柜子上滑下来,撑在膝盖上,人就矮了下去。她蹲在柜子前面,头垂着。
满仓听见一种声音,很轻,是从喉咙深处出来的,不像哭,像喘不过气。
“娘。”
母亲没有抬头。
“你爷……” 她说,“你爷那年冬天,咳得整宿睡不着。我给他熬梨水,熬了二十多天。他喝完最后一碗,跟我说,桂兰啊,这辈子你受累了。”
她说不下去了。
满仓蹲在她旁边,手里还捏着那张纸。
十四年。母亲嫁进王家十六年,被大伯姑姑叫 “搅家精” 叫了十几年。爷爷走了十四年,谁也没提过这张纸。可这张纸一直在柜子后头,被一条棉裤压着,等着。
“娘,” 满仓说,“走吧。”
母亲抬起头。她的眼睛红着,脸上却没有泪。她抹了一把脸,站起来,把那张纸从满仓手里拿过去,对着光看了一遍,然后小心地折好,折成四折,递给满仓。
“你拿着。” 她说,“你爷的字,你念给他听。”
满仓接过纸,塞进裤兜里。
他往外走,走到院门口,回头。
母亲没有跟上来。她站在堂屋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说了一句:“满仓,你跑慢点。”
满仓跑了起来。
跑到村口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母亲跟在后面跑,跑得很急,解放鞋在土路上踩出一串尘土,头发散了,一根黑皮筋掉在手里。
7 族亲面前
村部门口的槐树底下,人已经多了。
大伯站在门边,一手扶着自行车。姑姑来了,穿一件碎花褂子,站在大伯后面。奶奶也来了,是被谁搀来的,坐在槐树底下一条小凳上,蒲扇搁在腿上,没摇。
父亲站在最外头,离所有人都远一点。
还有几个看热闹的,村东头的王老四,抱着胳膊站在墙根;两个妇女在井台边洗菜,眼睛往这边瞟。
赵德海从屋里出来,看见满仓,把手里的旱烟袋往后腰一插。
“拿来没有?”
满仓把油纸包递过去。
赵德海接过去,没打开,先看了看油纸,看了看麻绳,然后才一层一层剥开。
他把纸展开,戴上老花镜。
“立分家单。” 他念,“王老栓……”
场子上一下静了。
“…… 长子王守业,一九七九年另立门户,分得村东宅基地一处,与老宅无涉。”
大伯往前走了一步。
“…… 次子王守田,老宅院及房后空地三分,归其名下管业。”
赵德海念完,把纸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来,看落款。
“中人刘长顺。” 他说,“刘长顺还在,在村西头,八十了,眼还没瞎。”
墙根的王老四忽然出声:“那是我的名。”
赵德海抬头看他:“你签的?”
“我签的。” 王老四走过来,凑近看那张纸,“这是老栓的字,我认得。那年他病得厉害,是叫了我和刘长顺去,一笔一笔写的。写完按手印,红泥用的是他孙媳妇的口红。”
满仓听见母亲在后面吸了一口气。
赵德海把纸放在桌上,用一块镇纸压住。
“守业,” 他说,“有这张纸,这院子按纸上办。次子守田管业,跟长子没有关系。”
大伯的脸第一次变了。那种当大夫的从容一点一点退下去,露出底下的一层东西,很冷。
“赵书记,” 他说,“这纸十几年了。”
“宅基地的事,分家单是根本。” 赵德海说,“作废不作废,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你说了算。这纸上有中人、有手印、有日期,族里还有存档。你要说它作废,你得拿出作废的凭据。”
“我爹后来改过口。”
“改口了?” 赵德海问,“有字据吗?”
大伯没说话。
“守业,” 赵德海说,“我在这个村当支书,当了十一年。我认章不认亲,这话我跟你说过不止一回。”
姑姑这时候开口了:“赵书记,这不公平!我大哥为这个家做多少事?我爹走的时候,是谁张罗的后事?是谁在卫生院给全村人瞧病?”
“后事是后事,宅子是宅子。” 赵德海说。
“那这纸是谁翻出来的?” 姑姑的声音尖起来,“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怎么就知道柜子后头有块活板?怎么就偏偏在今天早上翻出来?这不是有人教的?”
她转过身,直直看着满仓身后的母亲。
“二嫂,你自己说。”
母亲往前走了一步。
满仓抢先开口了。
“姑姑,” 他说,“这纸不是谁教的。我爷当年告诉过我娘,柜子后头有活板。我娘记了十六年。”
“你爷 ——”
“我爷还在纸上写了字。” 满仓说,“赵书记,您看纸角。”
赵德海把纸翻过来,凑近看。
他念:“老二媳妇陈氏,进门三年,勤谨,待我如亲。日后无论谁当家,不得轻慢她。”
念到 “不得轻慢她” 的时候,赵德海的声音低了一下。
场子上没人说话。
洗菜的妇女把手里的菜放下了。王老四把头转到一边,咳了一声。
奶奶坐在小凳上,蒲扇从腿上滑下去,掉在地上。
母亲站在满仓身后,肩膀开始抖。
满仓转过身,看着姑姑。
“姑姑,” 他说,“前天夜里,您跟大伯在奶奶西屋说话。”
姑姑脸白了。
“您说,‘那片要是通路,补偿款两万往上’。”
“你 ——”
“您还说,‘给老二两千,他还能说啥’。”
满仓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像在一张表上填数。
“我没偷听。” 他说,“我上茅房,路过。”
场子上轰的一声。
墙根那两个妇女互相看了一眼,嘴张着。王老四把胳膊放下来了。
大伯站在槐树底下,一动不动。
赵德海把旱烟袋从腰里抽出来,装烟,装得很慢,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
“守业,” 他说,“通路是真的?”
大伯没有回答。
“乡里修路的事,我在村里还没听说。” 赵德海说,“你在卫生院听说的?”
“…… 听说的。” 大伯说。
“听说的。” 赵德海重复了一遍,抽了一口烟,“我一个支书,还没你一个大夫消息灵。”
奶奶忽然说话了。
“守业。” 她的声音哑,坐在小凳上,没有站起来,“你跟我说,你给娘盖砖房,给村里瞧病。”
“娘 ——”
“你说的是这个。” 奶奶说,“你没说两万。”
大伯把嘴闭了。
姑妈在旁边急着要说话,被大伯一个眼神压住了。
赵德海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两下。
“这表,” 他说,“今天填。户主写王守田。四邻签字,我去跑。老刘家那边我去说,他家跟我家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他转过身,往屋里走。
走到门口,他停住,回头。
“守业,” 他说,“我不是不认你。我是不能替你把这张纸吞了。”
铁门关上了。
大伯站在槐树底下,看着那扇门,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父亲。
“老二,” 他说,“这院子,我给你两千块。从此两清。”
父亲站在最外头,两只手垂着。
满仓看见父亲的喉咙动了一下。
“大哥,” 父亲说,“这院子…… 是我爹留给我的。”
这句话说得不高,甚至有点发虚。
但他说出来了。
大伯的脸一下白了。他看着父亲,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行。” 他说,“老二,你行。”
他把自行车掉了个头,推着往土路上走。姑姑跟着他走。
走了七八步,姑姑回过头来,冲满仓撂下一句:“满仓,你今天可算出息了。”
满仓站着没动。
“姑姑,” 他说,“这院子往后是我爹的。您跟大伯,别来沾边。”
姑姑的嘴张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出来。
8 写上去的名字
表是在屋里填的。
一张八开的白纸,油印的表格,格子里印着 “户主姓名”“家庭成员”“四至”“面积”。赵德海用一支蘸水笔,一笔一笔写。
父亲站在桌子前面,那只手一直没往笔上伸。
“老二,” 赵德海把笔递过去,“签这儿。”
父亲接过笔。
笔杆在他手里,抖。
满仓站在他旁边,看见父亲的手指在笔杆上滑了一下,又滑了一下。那只手常年握锄头,虎口有一层硬茧,此刻却在抖得像刚从井里捞出来。
“爹。” 满仓说。
父亲转过头看他。
满仓伸出手,握住父亲的手腕。
父亲的手腕很细,皮下面是筋。
“签吧。” 满仓说。
父亲在纸上写了 “王守田” 三个字。
字很难看,一笔一划都是歪的,最后一个 “田” 字的框还漏了一个口。
写完,他把笔放下,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很久。
“赵书记,” 他忽然说,“我签了,是不是就把我大哥彻底得罪了?”
赵德海把纸拿起来,吹了吹墨。
“老二,” 他说,“你签这个字,保的是你儿子的将来。你大哥生不生气,那是他的事。”
父亲点点头,然后转过身,往门外走。
走到门口,他停下了,背对着屋里说了一句:“大哥,我签了。”
院子里没有人应他。
铁门外,日头已经爬到槐树梢上。
母亲站在槐树底下。她没进来,一直在外面站着,站了一个多钟头。
满仓出来的时候,看见她。
“签了?”
“签了。”
“写谁名?”
“我爹。”
母亲没说话。她转过身,往槐树底下走了两步,然后蹲下去,抱着膝盖,蹲在树根上。
肩膀开始抖。
满仓走过去,蹲在她旁边。
母亲把脸埋在膝盖里,声音闷闷的,断断续续。
“你爷那句话……” 她说,“十六年了。”
满仓没有说话。
他想起来,前世母亲死在 2011 年冬天。那年他三十五岁。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张纸在柜子后头。母亲带着 “搅家精” 这三个字,走了十五年。
“娘,” 满仓说,“起来吧。地上凉。”
母亲抬起头来。脸上全是泪痕,眼睛里却没有一点可怜相,反而亮得很。
“满仓,” 她说,“你饿不饿?我回去给你擀面。”
“饿。”
母亲笑了。她把脸抹了两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走,” 她说,“今天中午吃白面。”
回村的土路上,两边是麦茬。日头正毒,晒得空气都在晃。
满仓走在母亲旁边,一只手插在裤兜里,隔着布,能摸到他那张已经折起来的身份证 —— 不对,能摸到一张纸的硬边。那是爷爷的分家单,他刚才又从赵德海那里要回来了,说 “族里存档那份在村部,这份我得拿回家”。
赵德海给了他。
走到自家地头的时候,母亲忽然停下来。
“满仓。”
“嗯。”
“你那个……“她犹豫了一下,“你说的那些话,什么补偿款两万,什么通路…… 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满仓的心一紧。
“我听着说的。”
“谁说的?”
“姑姑说的。我在院里听见的。”
母亲看着他。
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满仓,你这孩子,从昨天早上醒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满仓没接话。
母亲也没有追问。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走了两步,说了一句:“不管怎么变的,你救了这个家。”
日头照着土路,晒得发白。
远处传来收麦机的声音,在别的地里。
满仓走在母亲后面,忽然想到:这一件事,成了。
可这只是一个开头。
那两万块补偿款,还在大伯心里;村里的路,还没修;家里的三亩旱地,还在靠天吃饭;母亲那个肿了半年的肚子,还没查。
守住一张纸,能守住今年。
要守住往后,得有钱。
他快步追上去。
“娘,” 他说,“我舅什么时候来?”
“你舅?” 母亲愣了一下,“明天。他答应来帮着把麦茬地翻了。”
“明天,” 满仓说,“娘,明天我跟舅说个事。”
“啥事?”
“挣钱的事。”
母亲停下脚步,看着自己的儿子。
十四岁,瘦得像根麦秆,一件洗到透明的短裤,光着脚上的塑料凉鞋已经断了带子。
“满仓,” 她说,“你先把你那学期的学费交了。三十六块。”
满仓笑了。这是他重生以来,第一次笑。
“娘,” 他说,“三十六块,我三天给你。”
9 六月的废铁
第二天一早,满仓去了乡里。
八里地,走路。他把凉鞋带子系在一只鞋上,另一只拎在手里,出了村就穿上。土路两边是收完的麦田,麦茬白花花一片,太阳一出来,地面就开始冒热气。
乡里的街只有一条,从东头到西头二里长。粮站、供销社、邮电所、卫生院,还有一间挂着 “废旧物资回收” 木牌的小院,院门口堆着半人高的破铜烂铁。
满仓站在那堆铁前面看了很久。
一个光膀子的男人从院里出来,戴草帽,手里拿一把铁钩子:“小孩,卖啥?”
“问价。”
“问吧。”
“废铁多少钱一斤?”
“三毛五。”
“酒瓶呢?”
“一毛五一个,要整的,口不能缺。”
“纸壳。”
“一毛二。”
“破布?”
“两毛。”
满仓在心里过了一遍。
他昨天在村里问过。村西头收破烂的老瘸子,废铁给一毛五,酒瓶给八分,纸壳给六分。差价一倍。
“叔,” 他说,“我给您送,一百斤,您按三毛五算我?”
老马看了他一眼:“你哪村的?”
“柳树屯。”
“柳树屯离这儿八里。你拿啥拉?”
“板车。”
“一趟二百斤,你拉得动?”
“拉得动。”
老马笑了笑,把铁钩子往地上一戳:“行。你要能拉来,我按这个价收。不过话说前头,铁得干净,带着泥带砖的,我给你扣秤。”
满仓点头。
他往回走的时候,脚步快了些。
路上他在盘算。一斤挣两毛,一百斤挣二十,二百斤挣四十。可他没有本钱,也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
他想到打麦场。
打麦场在村东,挨着老槐树,场边堆着三个麦秸垛。麦秸垛后面,靠墙根那一溜,横七竖八地埋着一堆铁。
那是生产队留下的。一台散了架的脱粒机,两个破犁铧,一截断了的铁犁杆,还有几只锈穿了底的铁锅。麦收的时候没人管,孩子们在上面跳,跳塌了一块,露出底下的铁。
满仓回村没回家,直接去了赵德海家。
赵德海在院里编筐,柳条在水盆里泡着。
“赵书记。”
“又啥事。”
“打麦场后头那堆废铁,是集体的吧?”
赵德海手里的柳条停了:“你问这干啥?”
“我想拉去卖了。”
赵德海抬起头,看着他。
“集体的东西,你拉去卖,卖的钱归你?”
“不归我。” 满仓说,“我拉去卖,卖了多少钱,我给您看单子。我按二十块给村里交,剩下的我拿。”
赵德海手里的柳条放下了。
“满仓,” 他说,“你知道那堆铁值多少钱?”
“两百斤上下,七十来块。”
“你知道还给我交二十?”
“我拉的时候,得从场上过,得用队里的场院。我占了集体的地方,就得给集体交钱。” 满仓说,“赵书记,我不是白拿。”
赵德海坐直了,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这孩子,” 他说,“谁教你的?”
“我爷教的。” 满仓说,“我爷那会儿当生产队的小队长,分东西都是最后一个拿。”
赵德海笑了,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
“行。” 他说,“你拉。拉完了,钱你自己数,给我二十,我给你开个条子。”
“还有一件事。”
“还有?”
“我想借二柱子家的板车。”
“你去借,他娘准给。”
满仓转身就跑。
那天下午,日头偏西,满仓拉着板车从打麦场出发。
板车是二柱子家的,木头车厢,胶皮轱辘,一推起来吱嘎吱嘎响。他把铁一块一块搬上车,铁锈蹭了一身,手上划了三道口子。
二柱子跟着来了。
“满仓,你拉这个干啥?”
“卖钱。”
“能卖多少钱?”
“七十来块。”
二柱子的眼睛瞪圆了:“七十块?我爹在砖窑干一天才八块。”
“那你去不去?”
二柱子想了一下:“去。”
两个人拉着车出村。满仓在前面拉,二柱子在后面推。八里地,走到一半,满仓的肩膀磨破了,汗把褂子贴在背上,一扯就疼。
到收购站的时候,老马正在门口乘凉。
“拉来了?”
“拉来了。”
老马拿钩子把车上的铁翻了一遍,挑出两块带着水泥的,往边上一扔:“这两块不算。”
然后过磅。
“一百九十三斤。”
满仓的心一沉:“叔,刚才在场上我称过,二百一十多。”
“带着泥。”
“我清过了。”
老马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行,你这孩子实在。一百九十三,就按一百九十三。三毛五,一共六十七块五毛五。给你六十七块五。”
满仓接过钱,一张五十,一张十块,一张五块,两个一块,还有五毛的钢镚。
他把钱数了两遍。
二柱子在旁边站着,眼睛盯着那几张票子,一动不动。
“满仓,” 他说,“这钱…… 真有这么多?”
满仓抽出一张五块的,递给二柱子:“你今天推了四里地,这是你的。”
二柱子不敢接:“我就推了推。”
“推了四里地,晒了一下午。” 满仓把钱塞到他手里,“明天还来,还给你五块。”
二柱子捏着那张五块钱,捏得紧紧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回村的路上,天黑了。土路两边的玉米刚齐腰,风吹过来,叶子哗啦啦响。
满仓拉着空车,一步一步走。
他脑子里没在想这六十七块钱。
他在想另一件事:1996 年,这村里有多少铁埋在地里、堆在墙角、压在草垛后头,没人当钱。这一堆铁,他卖六十七块。这村里有三百多户。
但只有这一堆是集体的。剩下的,得一家一家去问。
第二天,满仓在村里转了整整一天。
他挨家挨户问:家里有没有不要的破铁、破锅、旧农具、断了的镐头。谁家肯卖,他按一毛八收,比老瘸子高一毛三。
一天下来,收了四十几斤铁、两百多个酒瓶、一百多斤纸壳。
第三天,他又去了一趟收购站。
这一趟卖了三十一块二。
三天。
满仓在自家院里,把钱摊在井台边的石板上。
六十七块五,加三十一块二,一共九十八块七。
他数出二十块,用一张旧报纸包好,给赵德海送去。赵德海当着他的面,在一个小学生用的作业本上写了一行:“六月二十日,满仓交打麦场废铁款二十元整。”写了日期,签了名,撕下来给他。
剩下的七十八块七。
满仓回到家,母亲正在灶屋里和面。
“娘。”
母亲抬头。
满仓把钱放在灶台上。
母亲的手停了。她看着那一小叠票子,看了很久,然后用围裙擦了擦手,才去拿。
她数了一遍。
数了第二遍。
又数了第三遍。
“满仓,” 她说,“这钱哪来的?”
“捡的。”
“捡的?”
“打麦场后头那堆铁,集体的。我跟赵书记说了,给村里交二十,剩下的我拿。” 满仓说,“还有村里收的瓶子、纸壳。”
母亲把钱放回灶台,往后退了半步,坐到了灶门口的小板凳上。
“你一个人?”
“二柱子帮我推车。”
“你给了人家多少?”
“五块。”
母亲低下头,两只手在围裙上搓。
搓了很久。
“满仓,” 她说,“你爹要是知道……”
“娘,你别跟他说。” 满仓说,“你就说是我暑假干活挣的。”
母亲抬起头,眼睛里有水。
“三十六年了,” 她说,“我嫁到这个村,没人跟我说过一句‘你别累着’。”
她抹了一把眼睛,站起来,把钱分成两叠。
“学费三十六,我明天去学校给你交。” 她把另一半推给满仓,“这四十二块七,你自己拿着。”
“娘 ——”
“你拿着。” 母亲说,“你要干啥,我不问。你只要记着一条 —— 别让我在村里抬不起头。”
满仓把钱收进兜里。
“娘,” 他说,“我记着。”
10 舅家的木匠房
第四天,满仓去了陈家洼。
陈家洼在邻县,隔着一条河,走小路十二里。
他借了二柱子家的自行车,二八大杠,车座高,他骑上去脚尖够不着地,只能斜着身子蹬。车后架上绑着一个布包,包里是母亲烙的两张饼。
路不好走。出村三里是土路,再往前是一段碎石路,颠得人骨头疼。过了河是一条窄堤,堤两边是水,水面上浮着绿萍。
到陈家洼的时候是晌午。
村子比柳树屯小,房子也矮。舅舅家在村东头,土坯墙的院子,院墙只有一人高,墙头压着一排碎瓦。院门是木栅栏,虚掩着。
满仓推门进去。
院子里堆着木料。
一堆杨木板子,一堆松木方子,还有一大堆刨花,堆在墙根,白花花一片,被太阳晒得发亮。院子中间一条长凳,凳上架着一块木板,板上压着刨子。
舅舅陈建国正弯着腰刨木头。刨子推过去,一条卷起来的木花从刨口里冒出来,卷成一个圈,掉在地上。
他听见门响,抬起头。
“满仓?”
他直起腰,把刨子放下,脸上的表情有点不确定,好像不确定该不该笑。
“你咋来了?”
“舅,” 满仓说,“我来看看您。”
舅舅愣在那儿。
他把手上的木屑在裤子上拍了拍,走过来:“你一个人来的?骑车?”
“骑车。”
“十二里地,你一个娃……” 舅舅伸手摸了摸满仓的头,摸到一头的汗,又把手缩回去,“快进屋,喝口水。”
舅妈刘秀云从屋里出来,围裙上沾着面,手里还拿着擀面杖。
她看见满仓,脸上的笑先是僵了一下,然后才展开:“满仓来了?快进屋。”
满仓知道那个僵。
王家的人,从来不登这个门。十六年里,母亲回过娘家多少次,王家的人一次没来过。姑妈曾经当着村里人的面说过一句:“老二家的那个娘家,一年到头指望不上,还得倒贴。”
满仓进了屋。
屋里矮,房梁低,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干木头和面食混在一起的味道。炕上铺着苇席,墙角一个木箱,箱盖上摆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盘。
舅妈给他倒了一碗凉水,水里沉着几粒米。
“满仓,你吃饭没有?”
“吃了。”
“路上热不热?”
“还行。”
舅舅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很大,指关节粗得像老树根,右手虎口有一道白疤,是刨子划的。
“满仓,” 舅舅说,“你娘…… 她还好吧?”
“好。”
“你爹呢?”
“也好。”
舅舅点点头,没再问。
屋里静了一会儿。舅妈在灶屋里忙,锅盖响了一下。
“舅,” 满仓说,“我这次来,是有事。”
舅舅的身体往前提了提:“你说。”
“我想跟您合伙做门窗。”
舅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嘲笑,是一个大人听见小孩说大话时,忍不住的笑。
“满仓,你十四。”
“我十四。” 满仓说,“可我会算账。”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那是他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画了表格,字写得歪歪扭扭。
“舅,您听我说。” 他把纸摊在炕席上,“咱村今年要盖房的,我数了,七户。王老四家儿子秋后结婚,得盖三间;李长顺家老屋塌了西墙,得翻;还有村东头赵家老二分家,要盖两间。这三家是急的。”
舅舅的眼睛动了动。
“一扇门,用松木方子,一寸厚的,五尺高,二尺八宽。一方松木出四扇门,连窗框。松木现在一方多少钱?”
“四百二。” 舅舅脱口而出。
“四百二。一扇门连工带料,您算,成本多少?”
舅舅的手指在炕席上敲了两下:“料算八十,工算二十,一百。”
“卖多少?”
“看人家要啥样的。素的,一百三;带雕花的,一百八。”
“素的一百三,挣三十。三间房,六扇门,八樘窗。门窗一起,一户挣一百五到两百。” 满仓说,“七户,最少一千块。”
舅舅的手指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着满仓。
“满仓,” 他说,“你算过这个?”
“算过。”
“你一个十四的娃,算这个干啥?”
满仓没有回答。
他把兜里的钱掏出来,放在炕席上。
四十二块七,一张一张摆开。
“舅,” 他说,“这是本钱。”
舅舅看着那几张票子,看了很久。
“这钱,你哪来的?”
“我挣的。” 满仓说,“三天,收废铁。”
舅舅的手在膝盖上握了一下。
“你娘知道吗?”
“知道一半。”
“你爹呢?”
“不知道。”
舅舅沉默了。
院子里有母鸡在刨土,咯咯叫。舅妈在灶屋里停下了手里的活,站在门边,没进来。
“满仓,” 舅舅说,“你爹要是不点头,我不能干。”
“我爹会点头。”
“你爹那个人……”
“舅,” 满仓打断他,“我爹那个人老实。老实人不是不想,是不敢。您给他一条看得见的路,他就敢了。”
舅舅抬起头。
他看着这个外甥。十四岁,瘦,皮肤晒得黑,短裤膝盖上有个洞,眼睛却不像十四岁的眼睛。
“满仓,” 舅舅说,“你变了不少。”
满仓心里一动。
“舅,” 他说,“我以前不懂事。”
舅舅的手摆了一下:“不说这个。”
“我得说。” 满仓说,“我以前跟着大伯他们,觉得舅家是外人。我娘回娘家,我还嫌她跑得勤。”
舅舅的脸僵了一下,很快又松开:“你那时候小。”
“我十四了,不小了。” 满仓说,“舅,我娘这些年,在王家,不容易。我爷的分家单上写了一句话,说我娘勤谨,待他如亲,日后不得轻慢她。这句话压了十六年,前两天才翻出来。”
舅舅的手慢慢握成了拳。
“你爷……” 他说,“你爷是个好人。”
“舅,” 满仓说,“我想带我妈过好日子。这个事,我一个人干不成。得您帮我。”
院子里静了。
舅妈从灶屋门口走过来,手里还拿着擀面杖,眼睛红了。
“满仓,” 她说,“你舅的活儿,好。就是没本钱,没门路。这些年,村里人找他打个柜子、修个门,一年挣不下三百块。你舅舅五十岁的人了,还得到外村去给人打零工。”
“秀云。” 舅舅说。
“我说的是实话。” 舅妈说,“满仓难得来一趟,我憋了十几年的话,今天得说。”
她转向满仓:“满仓,你舅这手艺,方圆十里,没人比得上。可他就缺一样 —— 没人给他撑腰。你大伯他们在村里说一句话,谁还敢找你舅干活?”
满仓点头。
“舅妈,” 他说,“往后撑腰的人,是我。”
舅舅低着头,很久没说话。
最后他抬起头,把手伸过来。
那只手很大,很粗,虎口上那道白疤在光里看得清清楚楚。
“满仓,” 他说,“你舅干。不过咱得说明白 —— 料钱、工钱、账,一笔一笔记,谁也别糊弄谁。”
满仓把手伸过去,握住了。
那只手像一块温热的木头。
11 读书还是挣钱
八月,天热得能把人蒸熟。
母亲开始催满仓看书。
“开学就上初二了,” 她把那本翻烂的数学课本拍在桌上,“你上学期数学考五十二,你打算考几分?”
“八十。”
“八十?” 母亲说,“你先把这五十二分补上。”
满仓坐在炕上,把课本翻开。
他发现自己看得懂。不是那种 “记得” 的懂,是那种 “明白” 的懂。工地上的活教会了他算料、算面积、算工钱,那些公式在他脑子里变成了具体的东西。
但他也有不懂的。语文课本上的文言文,他一句读不顺。
他就一句一句抄。
父亲从地里回来,看见他趴在桌上写字,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念书有啥用?” 父亲说,“认得字,会算账,就行了。你大伯念了卫校,一年挣六千;我在家种地,一年挣五百。可咱村老李家那个小子,初中都没念完,去南方打工,一个月挣八百。”
满仓抬起头:“爹,你要我去南方打工?”
“我没说。”
“你是想说,念书不如挣钱。”
父亲没说话。
“爹,” 满仓说,“我想两样都要。”
“两样?”
“我白天干活,晚上念书。”
父亲笑了:“你以为你是铁打的?”
“我不是铁打的。” 满仓说,“我是被逼的。”
开学那天,满仓去学校报到。
学校在乡里,两排砖房,操场是土的,中间一根旗杆,杆子上拴着一面褪了色的红旗。
他交了三十六块学费。
班主任姓孙,四十多岁,戴一副眼镜,镜片厚,人瘦,说话慢。
“王满仓,” 孙老师翻着名册,“上学期数学五十二,语文六十八,英语四十一。”
“嗯。”
“这学期打算怎么办?”
“考八十。”
孙老师抬起头:“数学八十?”
“数学八十,语文八十,英语……” 满仓想了一下,“英语及格。”
孙老师笑了,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你知道英语及格是多少?”
“六十。”
“你现在四十一。”
“老师,” 满仓说,“我每天晚上背二十个单词。”
孙老师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把名册合上:“行。我记着这句话。年底考不出来,我找你。”
“考出来呢?”
“考出来,我请你吃冰棍。”
满仓点头。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在走廊上看见了苏小琴。
苏小琴穿着白衬衫,扎马尾辫,抱着一摞作业本,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她走得很直,脚步声轻,穿过走廊的时候,几个男生靠在墙上,都不说话了。
满仓站在墙边,看着她过去。
前世,这个女孩在他记忆里只剩下一个背影。她后来考上了师范,分到县城中学当老师。满仓三十岁那年在县城工地干活,远远看见她从校门口出来,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骑着自行车,车筐里装着一摞作业本。他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半分钟,然后转身走了。
他没敢过去。
那时候他想,人家是老师,我是个搬砖的,说什么呢。
现在苏小琴从他身边走过去。
满仓没有动。
苏小琴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转过头。
“你是王满仓?”
满仓愣了一下:“你认识我?”
“你上学期坐我前面。” 苏小琴说。
“…… 哦。”
“你家的宅基地的事,” 苏小琴说,“村里都在说。”
满仓没说话。
“你挺厉害的。” 苏小琴说完,抱着作业本走了。
满仓站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
他忽然想笑。
前世他连话都没跟她说过。
九月十号,姑妈来了。
她来的时候满仓刚从地里回来,一身泥,在井台边洗脸。
姑妈站在院门口,没有进来,隔着门槛说话。
“满仓,你奶奶叫你过去一趟。”
“啥事?”
“你去了就知道。”
满仓把脸擦干,跟着去了。
奶奶家院子里,奶奶坐在槐树底下,手里拿着蒲扇。姑妈站在旁边。院子里还坐着大伯母张凤兰,手里拿着一个记账本,那是供销社的本子。
“满仓,” 奶奶说,“坐。”
满仓坐在台阶上。
“满仓,” 奶奶说,“你在村里收破烂,是不是?”
“是。”
“你知道村里人怎么说吗?”
“怎么说?”
“说王家的孙子捡破烂。” 奶奶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带着重量,“说你大伯在卫生院当大夫,你爹在村里种地,王家的孙子去捡破烂。你说,这话传出去,你大伯的脸往哪儿搁?”
满仓没有立刻说话。
他坐在台阶上,看着奶奶手里那把蒲扇。那把扇子是棕色的,边上一圈用布条缝了边,缝了十几年,布条已经磨得看不见了。
“奶奶,” 他说,“我三天挣了九十八块。”
奶奶的蒲扇停了。
“我给村里交了二十,” 满仓说,“剩下七十八块七。我娘一个月的油盐钱,是十四块。”
奶奶没有说话。
“奶奶,您一个月的油盐钱,是我大伯给,还是我爹给?”
奶奶的脸动了一下。
“你大伯给。”
“给多少?”
“…… 他没说数。逢年过节,捎点东西。”
“我给。” 满仓说,“往后我给您。您要多少,跟我说。”
院子里的三个人都没有说话。
大伯母张凤兰把记账本合上了。
“满仓,” 她开口,声音软和,像在算账,“你这孩子有心。不过你奶奶说的是脸面的事。一个村里过日子,脸面比钱要紧。”
“大娘,” 满仓说,“脸面要紧,可脸面不能下锅。”
张凤兰的嘴张了一下,没接上话。
奶奶把蒲扇放下了。
“满仓,” 她说,“你大伯说了,你要是缺钱,跟他说。”
“奶奶,我不缺钱。” 满仓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缺的是我爹的宅基地。”
奶奶的脸一下沉了。
“那院子不是你大伯抢的 ——”
“奶奶,我知道。” 满仓说,“那院子现在是我爹的。这事过去了。我说的是往后。”
“往后?”
“往后我大伯要是还想动那院子,我还会拦。” 满仓说,“奶奶,您别为难。这院子的事,我不跟您说,我跟大伯说。”
他转身走了。
走到院门口,他回头,看见奶奶坐在槐树底下,那把蒲扇掉在腿上,没有捡。
大伯母张凤兰还在那儿坐着,手里捏着记账本,眼睛看着满仓的背影。
她忽然说了一句:“满仓,你舅舅那边,是不是打算做木工活?”
满仓站住了。
“是。”
“木料指标,” 张凤兰说,“今年县里卡得紧。供销社的松木方子,得有乡里批的条子。”
她说完,把记账本放进包里,站起来,拍了拍裙子。
“我就是随口一说。”
满仓看着她,没说话。
12 第一批活儿
王老四家的房子是九月里动工的。
三间,砖混,前檐出厦,后墙贴着村道。他儿子十月结婚,房子得赶在九月二十前立起来。
满仓去的时候,王老四正在地基边上和泥。
“老四叔。”
“满仓?” 王老四直起腰,“你来得正好。你舅呢?我托人捎话,说要打门窗。”
“我舅在我家。” 满仓说,“老四叔,这活我接。”
王老四笑了:“你接?你会拉锯?”
“我不会拉锯。” 满仓说,“我会算料、跑料、看工。我舅做,我管。”
“那行。” 王老四把手上的泥往裤子上抹,“门窗一共六扇门、八樘窗。素的,不要花。多少钱?”
“门窗连框,二百八。”
王老四想了想:“你舅去年给我打了个柜子,手艺好。二百八,行。不过料得你们自己备。”
“料我们备。”
回来的路上,满仓一直在算。
二百八。松木料一百二左右,玻璃、合页、钉子、油漆,三十。工钱给舅舅八十。剩下五十是他的。
可料不好备。
张凤兰那句话在他脑子里转了两天。松木方子要指标。他去了乡供销社问,人家说:“松木没货,今年指标都批完了,要等明年开春。”
他又去了县木材公司。门口一个老头坐在小马扎上,说:“松木三百八一方,现钱现货,但有指标才卖。”
“没指标呢?”
“没指标你去物资市场。那边是议价,贵。”
满仓去了物资市场。松木议价五百六一方,比供销社贵一百八。
他没买。
回村的路上,他想起一件事。
村东头李长顺家的老屋要拆。那房子是五十年代盖的,梁是榆木的,门窗框也是榆木,墙是土坯,屋顶是青瓦。李长顺要翻盖新房,老屋扒了当柴烧。
满仓掉头往李长顺家去。
李长顺正在院里拆墙,一身的土。
“长顺叔。”
“满仓?干啥?”
“您这老屋的木料,卖不卖?”
李长顺愣了一下:“这都是老木头,糟了。”
“梁没糟。” 满仓说,“榆木的梁,五十年了,比新松木结实。”
“你要这干啥?”
“打门窗。”
李长顺把手里的镐头放下了:“你拿去用吧,反正也是烧火。”
“不行。” 满仓说,“我买。二十块,连工带料,我帮您拆。”
李长顺看着他,看了几秒,笑了:“你这孩子,跟你大伯不一样。”
“我不像我大伯。” 满仓说。
那天下午,满仓、二柱子、还有舅舅,三个人拆了李长顺家的老屋。
拆下来的榆木梁,五根,一根三米多长,二十公分见方。还有两扇旧门框、四根门框立柱。
满仓拿墨斗弹了线,舅舅拉锯。锯末飞扬,落在头发上、肩膀上,像下了一层雪。
第一扇门做出来花了三天。
舅舅把门立在院子里,满仓拿着刨子推了一遍,推到边角的时候,舅舅说:“慢点,顺着纹理走。”
推完了,用手摸,一点毛刺都没有。
“好。” 舅舅说了一句,只一个字。
玻璃是从乡供销社买的,三毫米的,一块二一平。满仓扛着玻璃走回来,八里地,一路上用两块木板夹着,怕碰碎。
八月底,王老四家的门窗全装上了。
装门那天,王老四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六扇门、八樘窗,一扇一扇推着开合,合页的声音很轻。
“好。” 他说,“比我预想的还好。”
他从兜里掏钱。
一叠,用皮筋捆着。
“二百八。” 他数了一遍,递给满仓。
满仓接过钱,数了一遍,抽出八十,递给舅舅。
舅舅的手在钱上停了一下,才接。
院子里站着七八个人。王老四的媳妇、儿子、几个帮忙的邻居,都看着。
满仓把剩下的钱装进兜里。
他抬起头,看见院门口站着一个人。
姑妈。
姑妈手里拎着一只篮子,篮子里是刚从地里摘的豆角。她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的门窗,看着满仓手里的钱。
看了一会儿,她转身走了。
满仓把钱装好,跟王老四道了别,出了院子。
走到村道上,姑妈在前面站着,等他。
“满仓。”
“姑姑。”
“那门窗,是你舅做的?”
“是。”
“料呢?”
“李长顺家老屋拆下来的榆木。”
姑妈的脸抽了一下。
“你倒会算。”
“姑姑,我不会算。” 满仓说,“我是没指标,买不上松木。”
姑妈的嘴抿成一条线。
“满仓,” 她说,“你大伯让你去一趟。”
“啥时候?”
“今晚。”
“啥事?”
姑妈没有回答。她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回过头说:“满仓,你大伯这两天,血压高。”
满仓站在村道上,看着她走远。
日头下去了,村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两边的玉米在风里摇。
他摸了摸兜里的钱。一百五十块,这是他这辈子第一笔真正的钱。
可姑妈那句 “你大伯血压高”,像一根线,拴在他心上。
今晚。
13 四轮车
那台小四轮停在村部后院,锈了半年。
十二马力,单缸柴油机,车斗是铁的,车斗底板上补了三块铁皮,颜色不一样。轮胎瘪了一只,车头盖上落着一层槐树叶。
满仓绕着它转了两圈。
“赵书记,这车谁的?”
“村里的。” 赵德海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九三年买的,拉粪、拉土、拉公粮。去年司机走了,就搁这儿了。”
“还能修吗?”
“修啥,修不好。打不着火。”
满仓蹲下去,掀开车头盖。
柴油机的结构他熟。前世在工地上,他修过发电机、修过水泵、修过混凝土搅拌机。这些东西,说到底都是一个理。
他伸手摸了摸喷油嘴,拔出来看。油嘴头上糊着一层黑,堵死了。
“赵书记,这车我修。修好了,我给您用,油钱我出,挣的钱您三我七。”
赵德海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你会修?”
“试试。”
“修不好咋办?”
“修不好我给您扫三天院子。”
赵德海笑起来,把搪瓷缸往他手里一塞:“修吧。这院子归你扫了。”
满仓花了两天。
他把喷油嘴拆下来,用柴油泡了,拿一根细铁丝通。通完了装回去,还是打不着。他又拆油路,发现油管里堵了半截草。清完,把电瓶换了 —— 旧电瓶早没电了,他从乡里废品站花十二块钱买了一个还能用的。
第三天下午,他摇动曲柄,摇了几下,柴油机 “突突突” 地响了,一股黑烟从排气管里喷出来,喷了他一脸。
赵德海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台响着的车,笑了。
“你这孩子,” 他说,“我家那台缝纫机也坏了,你要不要看看?”
父亲是第四天学的车。
打麦场空着,满仓坐在车斗上,父亲坐在驾驶位上,两只手抓着方向盘,抓得死紧。
“爹,踩离合。”
“踩了。”
“挂挡,慢慢松。”
父亲松快了。车头往前一窜,“哐” 一声熄了火。
“再来。”
第二次,车走了三米,熄火。
第三次,车走了十米,父亲慌了,方向打偏,车头撞在麦秸垛上,塌了半个垛。
满仓从车斗上跳下来。父亲坐在驾驶位上,一只手还抓着方向盘,脸上全是汗。
“我不行。” 父亲说,“我手笨。”
“你不笨。” 满仓说,“你怕。”
父亲没说话。
“爹,” 满仓说,“你在家种地,一亩地犁三遍,你怕过吗?”
“那是地里。”
“这就跟地里一样。” 满仓说,“车不会咬人。”
父亲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重新抓住方向盘。
第五天,他能开了。
第六天,他跑了第一趟活。王老四家盖房要砖,从乡砖窑拉,一趟二十块,来回八里。
父亲跑了三趟。
第一趟,他开得慢,路上被两个骑车的超过去,人家回头看他。
第二趟,他敢按喇叭了。
第三趟,回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车灯坏了,他打着车斗上的一只手电筒照路。
三趟,六十块。
他把钱揣在褂子口袋里,一路走回家,隔一会儿就用手按一下那个兜。
进门的时候,母亲正在灶屋里烧火。
“回来了?” 母亲头也没抬。
“嗯。”
父亲站在灶屋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把钱掏出来,放在灶台上。
母亲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
“哪来的?”
“我挣的。”
母亲把手里的柴放下了。
她把那几张票子捏起来,一张一张摊平。三张十块的,三张二十的。
她数了一遍。
数了第二遍。
然后她把钱放回去,转过身,面对着灶膛里的火。
肩膀抖了一下。
父亲慌了:“你咋了?”
“没事。” 母亲说,“烟熏的。”
父亲站在她背后,站了很久,才伸出手,在她背上拍了一下。这是他十六年来第一次主动拍她。
“别哭。” 父亲说,“明天还有活。”
母亲没回头,只是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大伯来了。
他骑着自行车,在门口下车,支在墙边。四轮车停在院墙外面,车斗里还剩半车砖渣。
大伯围着车走了一圈。
“老二,” 他说,“你会开车了?”
“会了。” 父亲说。他的声音还不太稳,但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开口就往下塌。
“这车谁的?”
“村里的。”
“你租的?”
“跟赵书记说好了。挣的钱他三我七。”
大伯点了点头,脸上那种当大夫的从容又回来了。
“行。” 他说,“卫生院每月去县里拉两趟药。你顺路捎一趟。”
父亲犹豫了一下。
“行。” 他说。
满仓从屋里出来,站在门槛上。
“大伯,” 他说,“拉药可以。工钱怎么算?”
大伯转过头来看他。
“一家人算什么工钱。”
“油钱得算。” 满仓说,“从乡里到县里,来回四十里,柴油三块钱不止。您给三块,我就拉。”
大伯站在院子里,脸上的表情慢慢收起来。
“满仓,” 他说,“你现在是啥都要算钱了?”
“大伯,” 满仓说,“我娘看病要钱。”
院子里静了一下。
父亲把脸转到一边。
大伯把自行车推起来。
“老二,” 他说,“你儿子现在能当家了。”
他骑车走了。车铃声在土路上响了一路,渐渐远了。
14 卫生院的关系
九月二十,满仓带母亲去了县医院。
母亲不愿意去。
“我没事。” 她说,“就是吃多了,压着了。”
“娘,” 满仓说,“你肿了半年了。”
母亲不说话了。
去县医院那天,天阴着。满仓借了二柱子家的自行车,母亲坐在后座上,两只手按在肚子上。
十二里到乡里,再从乡里坐班车到县里,一块二一张票。
县医院在县城西头,三层灰楼,门口挂着牌子,牌子上的字掉了一半漆。门诊楼里人多,走廊上坐满了人,地上有痰。
满仓排队挂号,两块。然后排队等着叫号,等到晌午。
看诊的大夫姓周,四十来岁,女的,说话干净。
“多长时间了?”
“半年。” 母亲说。
“疼不疼?”
“不太疼,就是坠。”
“做过检查没有?”
“没有。”
“去做个 B 超。”
B 超室在二楼。满仓交钱,三十块。
检查的时候,医生不说话。
检查完了,医生在纸上写了几行,递给满仓:“拿去给周大夫看。”
周大夫看了那张纸,抬起头:“卵巢上有个囊实性的东西,六公分。得做手术。”
母亲的手在腿上握紧了。
“多少钱?” 她问。
“连住院,八百左右。”
母亲站起来。
“不做。” 她说,“我回去。”
“娘。” 满仓抓住她的胳膊。
“满仓,” 母亲说,“八百块。你爹一年挣五百。”
“我挣。”
“你十四。”
“我十四。” 满仓说,“可我已经挣了一百五十。”
母亲看着他。
周大夫在旁边听着,忽然问:“你今年多大?”
“十四。”
“十四不能签手术同意书。” 周大夫说,“得你父亲来。”
回去的路上,母亲一句话没说。
班车在土路上颠,母亲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玉米地。玉米已经黄了,一片一片倒下去。
到家的时候天黑了。
父亲在院子里卸车斗里的砖。他看见满仓扶母亲下来,手里的铁锹停了一下。
“咋了?”
“爹,” 满仓说,“娘肚子里长了个东西,得做手术。八百块。”
父亲手里的铁锹掉在地上。
那天夜里,三个人坐在堂屋里。
一盏灯泡吊在房梁上,光昏黄,照得三个人的影子都很大。
“八百。” 父亲说,“哪来?”
“我挣。” 满仓说。
“你挣?” 父亲说,“你一个月挣多少?”
“这个月一百五。”
“八百块,你挣五个月。”
“我知道。”
“你娘等五个月?”
满仓从兜里掏出一个本子。
那是作业本,封面上印着 “语文”,里面被他用铅笔画了表格。
“爹,你看。” 他翻开本子,“九月,王老四家门窗,一百五。十月,乡里中心小学教学楼的门窗,我谈下来了,合同八千二。材料五千,工钱两千,剩一千二。”
父亲盯着那个本子看。
“中心小学?” 他说,“那么大的活,你接得下来?”
“接不下来也得接。” 满仓说,“娘等不了五个月。”
父亲的手在桌上抹了一下。
“我明天去找你大伯。” 他说。
“不借。” 满仓说。
“为啥?”
“爹,” 满仓把本子合上,“大伯借钱,得算人情。他今天借你八百,明天就能让你把老宅让出去。”
“你大伯不是那样的人。”
“爹,” 满仓说,“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做的事是那样的事。”
父亲不说话了。
第二天上午,大伯自己来了。
他穿着白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是两盒药。
“老二,” 他进门就说,“弟妹的病,我听说了。”
母亲正在灶屋里。听见声音,没有出来。
“我认识县医院的周大夫,” 大伯说,“我打个招呼,住院费能省点,手术也能早排。”
父亲的眼睛亮了:“大哥,那得多少钱?”
“三四百吧。” 大伯说。
父亲转过身,看着满仓。
满仓站在门口。
“大伯,” 他说,“这三四百,是不是得记您一个人情?”
大伯的脸沉了一下。
“满仓,你这是什么话。”
“大伯,我问您。” 满仓说,“这三四百,是医院减的,还是您替我垫的?”
大伯没有立刻回答。
“是医院减的。” 他说。
“那您这个招呼,值多少钱?”
大伯把塑料袋放在桌上。
“满仓,” 他说,“你爹还没死,轮不到你当家。”
“我爹在。” 满仓说,“我爹在这儿。爹,您说。”
父亲站在两个人中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大哥,” 他说,“满仓他…… 这事我们自己办。”
大伯盯着父亲看了三秒。
然后他转身,出了院门,把自行车推起来。
“老二,” 他在门口说,“你儿子现在能当家了。”
他又说了这句话。
说完就走了。
母亲从灶屋里出来,站在门边。
“满仓,” 她说,“你大伯是好意。”
“娘,” 满仓说,“我知道他是好意。可他的好意,得拿东西换。”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了灶屋。
那天下午,满仓去找了赵德海。
“赵书记,乡里中心小学的教学楼,是不是要盖?”
赵德海正在院里晒玉米,听见这话,手里的簸箕停了:“你怎么知道?”
“我听人说。”
“是。明年开春动工,两层,六个教室。教育助理老刘在张罗。” 赵德海把簸箕放下,“你问这个干啥?”
“赵书记,” 满仓说,“门窗的活,您能不能帮我问一句?”
赵德海盯着他。
“你一个十四的娃,接学校的活?”
“我舅做。” 满仓说。“我舅做了二十年木工,手艺您打听打听,方圆十里没人比得上。我管料、管账、管人。您要是不放心,您来做保人。”
赵德海蹲下去,把簸箕里的玉米摊平。
半晌,他抬起头。
“满仓,” 他说,“你这孩子,让我说什么好。”
15 眼红
乡中心小学的教学楼,总包是县二建的一个工程队,工头姓马,四十来岁,脸黑,说话带口音。
满仓去找他的时候,马工头正在工地上抽烟。
“你找谁?”
“马老板,我是柳树屯的,想做教学楼的门窗。”
马工头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笑了:“你多大?”
“十四。”
“十四。” 马工头把烟丢在地上踩灭,“小孩,你回家写作业去。”
满仓没有走。
他把自行车后座上的布包解开,从里面拿出一扇门。
一扇做了三分之一的门框,松木的,榫卯接的,边角刨得光,榫头咬得严。
他把它立在工地的砖堆上。
“马老板,” 他说,“您看这个榫。”
马工头看了一眼,眼睛在榫头上停住了。
他伸手摸了摸,又用拇指按了按接缝。
“谁做的?”
“我舅,陈建国,陈家洼的。”
“陈建国。” 马工头重复了一遍,“我听说过。”
“他做了二十年。” 满仓说,“教学楼的门窗,五百二十平米。您给我做,一平米十五块,我给您保质保量。您找别人,一平米十八,还不一定有这个榫。”
马工头蹲下去,把那扇门框翻过来看背面。
“一平米十五。” 他说,“能保?”
“保。”
“出了问题呢?”
“我赔。” 满仓说,“我舅赔手艺,我赔料钱。”
马工头站起来,看着这个十四岁的孩子。
“你叫什么?”
“王满仓。”
“柳树屯王家的?”
“是。”
“你大伯是王守业?”
满仓没有回避:“是。”
马工头 “嗯” 了一声,把手插进裤兜里,绕着那扇门框走了半圈。
“行。” 他说,“合同我跟你签。不过话说前头,你大伯前两天给我打过电话。”
满仓的心往下一沉。
“他说啥了?”
“他说你家里有纠纷,让我别用你。” 马工头说,“我说我这是公家的活,用谁看本事。”
满仓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
“别愣着。” 马工头说,“合同在项目部,明天上午来签。带身份证。”
“我没有身份证。”
“带你爹的。”
回村的路上,满仓骑着车,一路没说话。
他想的不是那一平米十五块。
他想的是那个电话。
大伯不是吵,不是骂,不是到村里去说闲话。他打了一个电话,跟八九里地外的一个工头打了一个电话,用一句 “家里有纠纷”,就能把事情按住。
这才是真正的 “关系”。
那天晚上,满仓去了卫生院。
卫生院在乡街东头,两排平房,中间一个院子。这个点已经下班了,只有值班室亮着灯。
大伯在值班室里坐着,桌上摊着一本病历。
满仓推门进去。
大伯抬起头,看见他,脸上没有惊讶。
“坐。”
满仓没坐。
“大伯,” 他说,“您给马工头打电话了。”
大伯把病历合上。
“打了。”
“您跟他说我家有纠纷。”
“有吗?” 大伯说,“没有吗?”
满仓站在门口,两只手垂着。
“大伯,” 他说,“您不用跟人说我家有纠纷。您直接说,王满仓这个侄子,我不认。这话管用。”
大伯看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这是他第一次在满仓面前抽烟。
“满仓,” 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吗?”
“因为您不想让我挣这个钱。”
“不是。” 大伯说,“因为你不该挣这个钱。你十四岁,你该在学校里坐着。你娘病了,你该去找我,我认识人,我能办。可你偏不。你偏要自己干,偏要自己挣,偏要当着全村人的面,让你大伯下不来台。”
他抽了一口烟。
“满仓,我不怕你挣这个钱。我怕你养成一个习惯 —— 遇事不找人,只自己硬顶。这村里,一个人硬顶,顶不住的。”
满仓站在门口,听了很久。
“大伯,” 他说,“您说的对。一个人硬顶,顶不住。”
大伯抬起头。
“所以我不一个人顶。” 满仓说,“我舅、赵书记、马工头、村里三个木匠。大伯,我不是一个人。”
大伯夹着烟的手停在半空。
“至于您,” 满仓说,“您别管我。您管您的卫生院,我干我的活。木料指标、供销社的料、村里的闲话,您随便用。我不怕。”
他转身走到门口,停下来。
“大伯,我不怕您卡我。” 他说,“我怕的是您到老了,回头看看,这些年您干的都是啥。”
大伯没有回答。
满仓出了卫生院的门。
天已经黑透了,乡街上没有路灯,只有卫生院门口那盏灯,照着门口一小块地。
16 抬头
教学楼的门窗,满仓做了二十一天。
舅舅陈建国从陈家洼搬来了,住在满仓家西屋。村里三个木匠 —— 老周、老韩、二柱子他爹 —— 白天来,一天八块,管一顿饭。
作坊就设在自家院子里。木料堆在东墙根,墨斗挂在院门边的钉子上,刨花扫了又扫,扫不完。
满仓每天四点半起,先记账,再去作坊。
他做了一本账,硬纸的,用线缝的。每一笔料、每一笔工、每一笔进项,都写上去。字丑,但一笔不漏。
二十一天,五百二十平米。
交工那天,马工头带着两个人来验。他拿手电筒贴着窗框照,照完,用手指推了推合页。
“行。” 他说,“比县里那家做的强。”
他当场结了账。
八千二,扣掉料钱、工钱、税,剩三千一百六。
满仓把钱装在布袋里,背回家的时候,布袋压在背上,沉得像一块砖。
母亲在院子里等他。
他进了院门,把布袋放在井台上。
母亲解开袋口,看见里面一叠票子。
她没有数。
“满仓,” 她说,“这是多少?”
“三千一百六。”
母亲的手停在袋口上。
“你舅拿了多少?”
“一千二。”
“你给了多少?”
“我留一千九。料钱我垫了,工钱我付了。”
母亲蹲下去,坐在井台边的石板上。
她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院子里的木料堆,看了很久。
“满仓,” 她说,“你姥爷走的时候,我十六。我娘跟我说,桂兰啊,女人这辈子,得有个能撑住的男人。”
她抬起头。
“我等了十六年。”
满仓蹲在她面前。
“娘,” 他说,“明天去医院。周大夫那边,我去约。”
手术是十月五号。
满仓交了八百二十块。
父亲签的字。签字的时候,他的手在抖,比签宅基地那张表的时候抖得更厉害。
“满仓,” 他签完了,抬头说,“你娘要是……”
“不会。” 满仓说。
手术做了两个半小时。
满仓和父亲坐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走廊里有人来来去去,有个女人在哭,有个老头在咳嗽。父亲一直低着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两个半小时,他没说一句话。
手术室的门开了。
周大夫出来,摘了口罩。
“良性。” 她说,“切干净了。”
父亲站起来,腿一软,扶住了墙。
母亲推出来的时候还没醒。脸上没有血色,嘴唇白得像纸。
满仓跟着推车走,走到病房门口,父亲忽然在他后面说了一句。
“满仓。”
“嗯。”
“你大伯……”
满仓回过头。
父亲站在走廊里,看着地面。
“你大伯昨天来了。” 他说,“他在住院部交了三百块钱。没留名,是护士跟我说的。”
满仓没有动。
“我没跟你说。” 父亲说,“我怕你不要。”
满仓站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
那天下午,他去了住院部收费处。
“前天有人交三百,姓王,柳树屯的。”
收费处的姑娘翻了一下本子:“是,王守业。交的现金。”
满仓从兜里掏钱:“退了。”
“退给谁?”
“退给交钱的人。”
“得有本人来。”
“那我明天让他来。”
第二天,大伯来了。
他穿着白衬衫,站在收费处的窗口外面,看着满仓。
“你退我钱?”
“是。”
“为什么?”
“大伯,” 满仓说,“我娘这病,我们自己治。您这三百,我不能要。”
“我没让你还。”
“我知道。” 满仓说,“可我要是不还,往后您一开口,我就得听。”
大伯站在窗口外面,看着这个侄子。
“满仓,” 他说,“你比我想的硬。”
“我不是硬。” 满仓说,“我是怕。”
“怕什么?”
“怕欠。” 满仓说,“我欠了您的钱,我就欠了您的话。我这辈子不想再听您的话了。”
大伯没有再说什么。
他把钱收起来,转身往外走。
走到走廊尽头,他停下来,回头说了一句:“你娘的病,周大夫是我托的。”
满仓愣了一下。
“她本来排到下个月。” 大伯说,“我找了人。”
他说完就走了。
满仓站在收费处的窗口外面,手里捏着那张退费单。
中秋节那天,家族在奶奶家吃饭。
往年这顿饭,母亲是在灶屋里忙的,端菜、洗盘子、烧火,忙到最后一个上桌,坐在最外头,或者根本不上桌。
今年是满仓先去奶奶家说的话。
“奶奶,中秋节吃饭,我娘上桌。”
奶奶正在剥豆子,手停了停。
“你娘身子刚好……”
“她好了。” 满仓说,“奶奶,我娘在灶屋忙了十六年。今年让她坐。”
奶奶把豆子放进盆里,没有抬头。
“坐吧。” 她说。
中秋那天,八仙桌摆在堂屋里。大伯、大伯母、姑妈、姑父、奶奶、父亲、母亲、满仓,还有大伯家的两个孩子。
母亲坐在父亲的旁边,这个位置以前从来不是她的。
她坐得很直。
菜上来了。鸡蛋炒西红柿,炖鸡,红烧肉,一盘黄瓜拌粉丝。
姑妈先开的口。
“二嫂身子好了?” 她说,“这病来得也巧,正好赶上满仓接了大活。”
母亲的手放在桌上,没有动。
满仓抬起头:“姑姑,您这话啥意思?”
“没啥意思。” 姑妈笑了一下,“就是村里人都说,二嫂这个病,治病治得是时候。”
“姑姑,” 满仓说,“我娘肿了半年。她六月里就疼,忍着没说。八月我挣了第一笔钱,才带她去查。您要是觉得这病来得巧,您去问问周大夫,那六公分的东西,能不能自己算日子长出来。”
姑妈的笑收住了。
大伯母张凤兰在旁边打圆场:“行了行了,过节,说这些干啥。”
奶奶开口了。
“都吃饭。”
桌上安静下来。
吃了半碗饭,奶奶忽然放下筷子。
“守业,” 她说,“满仓给我送了一百块钱。上个月送的。”
大伯抬起头。
“我知道。” 他说。
“你知道就好。” 奶奶说,“我这老婆子,一年到头,谁给我送钱,谁给我送菜,我心里有本账。”
她把筷子摆正。
“老二家的,” 她转过头,看着母亲,“你送了十六年菜。我知道。”
母亲的手在桌上抖了一下。
“娘。” 她说。就一个字,声音就哑了。
奶奶把脸转开了。
“吃饭。” 她说。
饭后,满仓去院里洗碗。
母亲跟出来,站在石榴树底下。
月亮已经上来了,白色的,挂在树梢上。
“满仓,” 母亲说,“你奶奶刚才那句话……”
“我听见了。”
母亲抬起头,看着月亮。
“我嫁到王家十六年,” 她说,“今天头一回,坐在那张桌子上。”
满仓把手上的水甩了甩。
“娘,” 他说,“往后年年都坐。”
母亲笑了。这十六年里,满仓第一次看见她这样笑,眼睛弯下去,脸上的褶子都松了。
“满仓,” 她说,“你考多少分?”
满仓愣了一下。
“还没考。”
“月底考。”
“娘,” 满仓说,“你刚从手术台上下来。”
“我下来了。” 母亲说,“我现在能坐着,能吃饭。你考多少分?”
满仓看着她,忽然笑了。
“娘,” 他说,“八十。”
17 车队
1997 年 1 月,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
数学八十二,语文七十九,英语六十一。
母亲拿着成绩单,在灶屋里看了半天。她的手指在 “八十二” 那个数字上按了一下。
“你上学期五十二。”
“我说过八十。”
母亲把成绩单折起来,塞进柜子里。
“满仓,” 她说,“你要是能考上县一中,我把这成绩单裱起来。”
“别裱。” 满仓说,“墙上还得贴年画。”
六月,中考。
满仓在乡中学考了三天。考场在二楼,窗户开着,外面蝉叫得凶,试卷上落了一层细细的灰。
考完最后一门,他骑车回家,路上没停,直接去了作坊。
舅舅正在刨一块榆木板。
“考得咋样?”
“不知道。” 满仓说,“反正都填上了。”
七月,成绩出来。
总分五百六,满仓考了四百九十八。县一中录取线四百九。差一分。
母亲拿着成绩单站在院子里,手抖了半天。
“差一分。” 她说。
“考上了。” 满仓说,“够线。”
“一分。” 母亲说,“就一分。”
“一分也是够。”
母亲忽然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抖起来。
满仓站在旁边,看着她。
十六年。这个女人从十六岁嫁进王家,第一次因为一件高兴的事哭。
“娘,” 他说,“别哭了,人家看见以为我考砸了。”
九月,满仓进了县一中。
县一中在县城东头,红砖墙,铁栅栏门,门口两棵老槐树。高一六个班,满仓在五班。
他被分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开学第一天,他在校门口遇见了苏小琴。
苏小琴穿着一件白衬衫,扎着马尾,手里抱着一个纸箱子,箱子里是被褥。
“王满仓?”
“嗯。”
“你也分在一中?”
“五班。”
“我三班。” 苏小琴说,然后她看了看他手里的东西,“你就带这些?”
满仓手里只有一个帆布包,包口用绳子系着,露出一个搪瓷缸的把手。
“够用。” 他说。
苏小琴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
那年夏天,满仓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把作坊从自家院子搬到了乡街上。租了供销社后院两间空房,一年租金三百。门口挂了一块木牌,舅舅用刻刀刻的字:“建国木器”。
第二件,车队从一台变成了三台。
第一台是村里那台十二马力的小四轮。第二台是七月里买的,二手的,机动三轮,车斗焊了铁皮,两千二。第三台是八月,父亲用挣的钱加上满仓的本钱,买了一台新的 “时风” 牌农用三轮,五千八。
三台车轮着跑。
父亲成了 “王师傅”。
村里人开始管他叫王师傅,不再叫 “老二”。
第一次被人叫 “王师傅” 的时候,父亲愣了半天,然后 “嗯” 了一声,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
那年六月三十号晚上,香港回归。
村部把电视搬到院子里,全村人挤在院子里看。电视是彩色的,二十一寸,村委会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看到零点,国旗升起来的时候,院子里有人鼓掌,有人抹眼睛。
满仓站在人群后面。
他记得前世这一天,他在奶奶家的院子里玩弹珠,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听人说 “香港回来了”,他问了一句 “香港在哪”。
现在他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屏幕上那面旗。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这个国家在变。变得比他记忆里快。
八月,出了第一件麻烦事。
父亲拉了一车水泥到县城一个工地,三千二百块,工头姓黄,说 “月底结”。
月底没结。
九月,还没结。
满仓去了工地。
工地在县城南边,一栋六层的楼,盖到第四层,脚手架上的绿网被风吹破了几个洞。
黄工头在工地办公室,脚翘在桌上,抽着烟。
“小孩,你找谁?”
“我找您。我爹拉的那车水泥,三千二。”
“月底结。”
“上个月您也说月底。”
黄工头把脚放下来,看了他一眼:“你多大?”
“十五。”
“十五。” 黄工头笑了一下,“回去告诉你爹,工地的钱都压着,等甲方结了我们再结。这是行规。”
满仓站在办公室里,没有动。
“那我明天来。”
“来也没用。”
“我明天来。”
第二天,满仓又来了。
他坐在工地门口的水泥台阶上,从早上八点坐到下午五点。中午吃了两个馒头,是母亲烙的。
第三天,他又来了。
黄工头出来倒水的时候看见他,脸色不好看:“你这孩子怎么回事?”
“我等钱。”
“没钱。”
“那我明天还来。”
第四天,满仓没有去工地。
他去了县建筑公司。
县建筑公司在县城中心,三层办公楼,门口挂着牌子。
满仓在一楼问:“你们经理在吗?”
“你找谁?”
“我找经理。我是柳树屯的,给南边那个工地送水泥的,钱没结。”
门卫看他一眼:“经理不管这个。”
“那我找管这个的。”
“没有。”
满仓没有走。他在传达室外面站着,站了一个上午。
中午,一个中年男人从楼里出来,看见他:“小孩,你站这儿干啥?”
“我是柳树屯的,给南边工地送水泥,三千二,两个月没结。”
中年男人停了一下:“南边哪个工地?”
“六层那个,黄工头。”
中年男人皱起眉:“黄老四的?”
“是。”
“你等着。”
他上了楼。
二十分钟后下来,手里拿着一张纸。
“你回去等着。明天上午,让他给你结。”
“谢谢叔。”
“别谢我。” 中年男人说,“下回送料,先问清甲方是谁。黄老四那个队,欠了七家的料钱,我们正在查他。”
第二天,黄工头给了钱。
三千二,一张一张数,数到第三遍,把钱往满仓手里一塞。
“拿着。” 他说,“你这孩子,真能缠。”
满仓把钱装进帆布包。
“黄老板,” 他说,“下回您要料,我不送了。”
“为啥?”
“您欠钱。”
18 苏小琴
县一中的日子,满仓过得像在赶集。
早上六点起,晚上十点睡。白天上课,他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课本摊在桌上,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算别的账。
周末回家。骑车十二里,回去干活。
十月的一个星期六,他放学回家,在校门口看见苏小琴。
苏小琴站在校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两瓶酱油。
“你也回家?”
“回。”
“你家在哪儿?”
“柳树屯。”
“我家在乡里。” 苏小琴说,“顺路。”
两个人一起走。
县城到乡里八里,乡里到柳树屯四里。满仓推着自行车,苏小琴走在他旁边。
“你骑车,怎么不骑?”
“带你。”
苏小琴笑了一下,没上车。
“王满仓,” 她说,“你在做生意?”
“算吧。”
“我听说你在村里收废品。”
“那是去年。”
“现在呢?”
“跑运输。三台车。”
苏小琴的脚步慢了一下。
“三台车?”
“一台是村里的,两台是我买的。”
苏小琴看着他,看了几秒。
“你哪来的钱?”
“挣的。” 满仓说,“先收废品,后来做门窗,再后来跑运输。”
“你还上学。”
“我上学。” 满仓说,“我周末干活。”
两个人走过县城东关的桥。桥下的水很浅,露出底下的石头。桥边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一个盖着棉被的木箱。
“我请你吃冰棍。” 满仓说。
“不用。”
“我挣的钱,够买冰棍。”
苏小琴笑了,接过一根。
五分钱一根,白糖的。
“王满仓,” 她一边吃一边说,“你为什么这么拼?”
满仓看着前面的路。
“我娘病了。” 他说,“去年。肚子里长了个东西,六公分。手术八百块,我爹一年挣五百。”
苏小琴没有说话。
“我娘今年好了。” 满仓说,“可她这辈子没享过福。她十六岁嫁到我家,天天在地里,在灶屋里,在我奶奶家的院子里。她给我奶奶送了十六年菜。”
苏小琴低下头,咬了一口冰棍。
“我妈也没享过福。” 她说,“我妈在供销社站柜台,站了二十年。我爸是乡中学的老师,一个月挣三百二。我家三口人,住在学校里那间平房。”
“那怎么没享福?”
“我妈说,等小琴考上大学,我就歇。”
满仓转过头看她。
苏小琴把冰棍棍扔进路边的沟里。
“所以我们俩一样。” 她说。
那天走到乡里,天擦黑了。
苏小琴在路口站住。
“我到了。” 她说,“前面那个院,门口有棵枣树。”
“我送你到门口。”
“不用。”
满仓站着没动。
苏小琴走了两步,回过头。
“王满仓。”
“嗯。”
“你下次回家,” 她说,“能不能带我去看看你的车?”
满仓愣了一下。
“行。”
第二个星期六,满仓骑车到乡里,苏小琴已经在路口等着。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我妈给我装的饼。” 她说,“给你。”
满仓带她去了乡街上的 “建国木器”。
院子里堆着木料。舅舅在刨一块板子。二柱子他爹在装门框。
满仓带她看了三台车。
第一台是十二马力的小四轮,车斗的铁皮补了三块。
第二台是机动三轮,车斗焊的铁皮。
第三台是新的,时风牌,绿色的车头,红色的车斗,车斗上刷了四个白字:“柳树屯”。
苏小琴站在那台新车前面,看了一会儿。
“这是你买的?”
“我跟我爹。”
“多少钱?”
“五千八。”
苏小琴没有说话。她伸手在车斗上摸了一下,铁皮是凉的。
“王满仓,” 她说,“我以后也想挣钱。”
“你以后当老师。”
“当老师也挣钱。” 苏小琴说,“我要考师范。”
“你能考上。”
“你怎么知道?”
满仓没答。
他不能告诉她 —— 他知道。
那天苏小琴回去的时候,从布包里掏出一本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面是硬的,红色的,书角磨圆了。
“这个给你。” 她说,“我爸的。”
“你爸的书,你拿给我?”
“他让我拿的。” 苏小琴说,“我跟他说了你的事。”
满仓接过书。
书很旧,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写着 “苏明远 1981”。
“你爸叫什么?”
“苏明远。”
满仓在心里记了一下这个名字。
“王满仓,” 苏小琴说,“你别把书弄丢了。”
“不会。”
19 涨水那年
1998 年,雨从六月下到八月。
七月中的一个夜里,雨下得最大。
满仓在炕上,听见雨点砸在窗纸上,“噼里啪啦” 像有人抓着一把沙子往上甩。
半夜,村部的大喇叭响了。
赵德海的声音,被雨声压得发闷:“各家各户注意!村东低洼的,都往村西高坡上撤!带上人,别的别管!”
满仓从炕上跳起来。
父亲已经起来了。他披着一件塑料布,在院子里跑去开车。
“爹!” 满仓喊,“先拉人!”
“知道!”
三台车,全出动。
父亲开那台时风,满仓开机动三轮,二柱子开那台老小四轮。
雨太大了。车灯照出去,只能看见一片白。
满仓开着车往村东走,路面上的水已经没过脚踝,车辘辘在水里打滑,一走一偏。
村东头住着十几户,多是老人。
满仓把车停在老刘家门口,跳下车,踹开门。
“刘大爷!刘大娘!上车!”
老刘家的屋里已经进水了,炕沿底下泡着。
老刘八十了,腿不好,满仓把他背出来,塞进车斗。他老伴跟在后头,手里抱着一个漆掉了的木匣子。
“大娘,匣子别拿了!”
“这是我儿子的骨灰!”
满仓把匣子接过来,塞进她怀里。
“抱好。”
那一夜,三台车在村里跑了十几趟。
父亲的车斗里坐了七个老人,还有两只鸡。雨把他的脸打得通红,眼睛眯着,一句话没说。
到天亮,水退了半尺,又涨上来。
第二天早上,满仓在村部院子里坐在地上,浑身是泥。
赵德海走过来,把一个馒头塞给他。
“满仓,卫生院那边进水了。” 他说,“药库在一楼,得搬。”
满仓站了起来。
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村部院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热水壶。
“满仓,” 她说,“你去一趟。”
“去哪儿?”
“卫生院。你大伯一个人,搬不动那些药。”
满仓站在院子里,没有动。
“娘。”
“药是救人的。” 母亲说,“水泡了就没用了。”
满仓接过热水壶,转身走了。
卫生院的水到膝盖。
院子里的水浑浊,漂着稻草、塑料瓶、一只死老鼠。
药库在一楼,门开着,里面的水已经漫到药架第二层。
大伯在药库里,一个人。
他穿着白大褂,裤腿卷到膝盖。他抱着一个纸箱往外走,箱子里是青霉素、葡萄糖。水在他脚下哗哗地响。
满仓走进药库。
大伯抬头看见他,停住了。
“你来干啥?”
“搬药。”
满仓没有再说话。他接过大伯手里的箱子,往外走,送到二楼,再回来搬。第二趟,第三趟。
搬了四十多分钟。
最后一趟,药架子已经空了。水漫到第三层。
大伯坐在药库门口的台阶上,浑身湿透,白大褂贴在身上,头发贴在额头上。
满仓在他旁边坐下。
两个人坐着,没说话。
雨还在下,但小了。
“满仓,” 大伯说,“你为什么来?”
“我娘让我来的。”
大伯把头低下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烟盒被水泡了,抽出来一根,捏扁了。
“你娘……” 他说,说了一半,停住。
他把烟塞回烟盒,把烟盒扔到水里。
“你娘是个好人。” 他说,“我这些年……”
他没有说完。
满仓没有接话。
他坐在台阶上,看着院子里的水一点点往下退。
水退了三天。
满仓损失了一车水泥,泡在工地边上,两千块。还有一台车的车斗变形了,修理花了三百。
但村里保住了粮。
村东十三户人家,一个没少。老刘两口子,王老四家的三个孩子,还有十几户的粮食,全搬到了村西高坡。
赵德海在村部院子里,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了一句话。
“这村里,记满仓一功。”
村里人鼓掌。
满仓站在人群里,低着头。
八月末,他坐在自家院子里算账。
一本硬纸的账本,用线缝着,已经写了三本。
这一年,从年初到八月,进项九千四,支出六千二。
剩下三千二。
父亲坐在旁边,看着那个账本。
“满仓,” 他说,“今年挣了三千二。”
“不算那车水泥。”
“不算,也三千二。”
父亲把手在膝盖上抹了一下。
“我这辈子,一年挣五百。”
20 炕头上的奶奶
冬天来得早。
十一月中,下了第一场雪。雪不大,落地就化了一半,剩下的压在麦秸垛上,白了一层。
奶奶是十一月底病的。
那天早上,母亲去送菜,进门看见奶奶坐在炕沿上,一只手撑着炕,另一只手垂在腿边,嘴歪着。
“娘?”
奶奶想说话,说不出来。
母亲扔下菜篮,跑出去喊人。
送到乡卫生院,大伯在。他摸了一下奶奶的手,脸色变了。
“脑血栓。” 他说,“得送县里。”
县医院的车上,奶奶躺在担架上,眼睛半闭着。
抢救了两天。
命保住了,半边身子动不了。左边的手、左边的腿,都不听使唤了。医生说,以后要人照顾,翻身、擦洗、喂饭。
住院二十天,花了三千七。
大伯出了两千。满仓出了一千七。
父亲要出,被满仓拦下了。
“爹,这钱我出。”
“你出的钱,你娘的?”
“我出的钱,我奶奶的。” 满仓说,“爹,我奶奶在这个院子住了六十年。你出的钱,她心里有账。”
姑妈来了两趟。
第一趟带了一袋苹果,坐了半个钟头。
第二趟是出院前一天。她在病房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这阵子实在脱不开身。我那边两个孩子,一个中考一个高考。”
母亲在旁边给奶奶擦手,没有抬头。
“二嫂,” 姑妈说,“你这阵子辛苦了。”
“不辛苦。”
“说起来,” 姑妈把声音放低,“二嫂,你这是不是也有点……”
母亲的手停了。
“有点啥?”
“有点别的意思。” 姑妈说,“这院子的事,前年刚过去。你现在天天来伺候娘,村里人都看着呢。”
病房里静了一下。
奶奶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
母亲没有说话。
她把手里的毛巾在水盆里搓了一下,拧干,接着给奶奶擦手。
“你说话啊。” 姑妈说。
“我说啥?” 母亲说,“我伺候娘,还要跟你报个理由?”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那个意思。” 母亲说,“你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姑妈站起来,拿起包。
“二嫂,你别多心。”
她走了。
出院那天,奶奶回了老宅。
半身不遂的老人,得有人天天在跟前。翻身,两个小时一次。擦洗,一天一次。喂饭,一顿半个钟头。
大伯在堂屋里说:“得想个法子。”
姑妈说:“请个人?村里没人愿意干这个。”
大伯说:“送县里的护理院。”
“护理院一个月六百。” 姑妈说,“谁出?”
满仓站在门口。
父亲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话。
母亲从里屋出来,手上还拿着一条湿毛巾。
“我伺候。” 她说。
屋子里的人同时看向她。
“你伺候?” 姑妈说,“二嫂,你自己……”
“我自己做过手术。” 母亲说,“我现在好了。”
“你一个人伺候?”
“我一个人。”
大伯站起来:“弟妹,这不行。这不是一天两天。”
“我知道不是一天两天。” 母亲说,“娘躺在这儿,得有人。”
她走到炕边,把奶奶的手拿起来,放在被子上。
“我十六岁嫁到王家,” 她说,“娘没给我做过一顿饭。头三年,我回娘家,娘说我不安分。我生孩子,娘没来看过一眼。我给你们送菜,送了十六年,娘没说过一句。”
她抬起头,看着屋里的人。
“可娘现在躺在这儿。” 她说,“她是我娘。”
没人说话。
奶奶躺在炕上,眼睛睁着。
她的嘴动了一下。
母亲低下头去听。
“…… 桂兰。” 奶奶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来,“…… 我对不住你。”
母亲的手停在半空。
然后她把手放下去,放在奶奶的手上。
“娘,” 她说,“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满仓在奶奶家的堂屋里,陪奶奶坐到半夜。
奶奶睡不着。她的左手不能动,右手在被子外面放着。
“满仓。”
“嗯。”
“柜子底下。” 奶奶说,“右边那一格,有个蓝布包袱。”
满仓打开柜子,在右边那一格里摸,摸到一个蓝布包袱。
打开。
里面是一只银镯子。
镯子很旧,银面磨得发乌,上面刻着缠枝花纹。
“这是你爷给我的。” 奶奶说,“六十年了。”
满仓把镯子拿到炕边。
“你爷那年写分家单,” 奶奶说,“写完那天晚上,跟我吵了一架。他说,老二那个媳妇,你以后得好生待着。我说我待。他说我不待。”
奶奶的呼吸有点重。
“他说,桂兰这个人,是咱家的福。”
满仓握着那只镯子,没有说话。
“我答应了。” 奶奶说,“我没做到。”
她转过头,看着满仓。
“满仓,这镯子,给你娘。”
“奶奶。”
“你给她。” 奶奶说,“就说,是我给的。你爷要给她的。”
满仓拿着镯子,走到里屋门口。
母亲在里屋,正在铺被。
“娘。”
母亲回过头。
满仓把镯子递过去。
母亲看着那只镯子,手停在半空。
“这是……”
“奶奶给的。” 满仓说,“她说,这是我爷要给您的。”
母亲接过镯子。
她捧着,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镯子戴在手上。
银镯子在她的手腕上,很松。她的手瘦了,骨头清楚。
母亲转过身,面对着墙。
肩膀开始抖。
“十六年。” 她说,“我进门十六年。”
满仓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第二天早上,奶奶的屋里传出声音。
母亲在给奶奶翻身。
“娘,您忍一下。往这边,慢慢。”
奶奶的声音含混:“…… 疼。”
“疼也得翻。不翻要烂。”
里屋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奶奶说了一句,含混但听得清:
“…… 桂兰啊。”
“嗯?”
“你这手,凉。”
21 分股
1999 年开春,姑妈来了。
她拎着一兜鸡蛋,进了院子,先夸了一句 “这院子收拾得干净”,然后坐下来说事。
“满仓,你表弟在家闲着。”
“嗯。”
“他初中没考上,在家待了一年,天天看电视。他爸那个小卖部,他也帮不上手。” 姑妈把鸡蛋往桌上一放,“你看你车队缺不缺人?给他安排个活。”
满仓把手里的账本合上。
“行。” 他说,“跟车,一天八块,管一顿饭。”
姑妈脸上的笑收了一下。
“跟车?” 她说,“你表弟念过书的。”
“念过书也得从跟车开始。” 满仓说,“我爹开了两年车,现在才能带人。车队不是学堂。”
姑妈想了想,点头:“行,跟车就跟车。”
李强来了。
十七岁,个子高,头发留得长,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褂子。
第一天,满仓带他跑了一趟乡里到县城的水泥。
“上车,坐在副驾驶。看路,看货,看有没有掉。”
“知道了。”
第二天,李强迟到了半个小时。
满仓没说什么。
第三天,李强在车上睡了两个钟头。
第五天晚上,满仓在算账的时候,发现少了两袋水泥。
四十块钱。
他把账本翻回去,对了一遍,又对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他把李强叫到院子里。
“李强,前天那车水泥,少了两袋。”
李强的脸白了。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满仓说,“你坐在后头,两袋水泥从车上掉下来,你不知道?”
李强低着头,没说话。
“卖哪儿了?”
“没卖。”
“那水泥呢?”
“我……” 李强的声音低下去,“我拿回家修猪圈了。”
满仓在院子里站着,看了他一会儿。
“李强,” 他说,“两袋水泥,四十块。你要是跟我说一句‘我想修个猪圈’,我给你。你不说,你偷。”
“我不是偷 ——”
“你是偷。”
那天下午,满仓把李强送回了家。
姑妈正在院里晒被子。
“咋回来了?”
“姑姑,” 满仓说,“表弟的活,我这儿干不了。”
姑妈的脸一下沉了。
“咋干不了?”
“两袋水泥,四十块。”
“就两袋水泥?” 姑妈把被子往地上一摔,“满仓,你表弟就拿了那么点,你至于吗?”
“姑姑,四十块不多。” 满仓说,“可这车队有十七个人。今天他拿两袋,明天别人拿三袋。一个月以后,我这车队就散了。”
“你这孩子 ——”
“姑姑,” 满仓说,“他要是不拿,年底我给他涨工钱。他拿了,我这十七个人就管不住。”
姑妈站在院子里,脸涨得通红。
“满仓,” 她说,“你现在翅膀硬了。”
“我不是翅膀硬。” 满仓说,“我是知道这钱怎么来的。”
三月,大伯来了。
他坐在堂屋里,喝了半缸茶。
“满仓,建军想开个诊所。”
王建军是大伯的儿子,二十岁,在县卫校念了三年,毕业了。那年中专不包分配了。
“在哪儿开?”
“镇上。” 大伯说,“租两间门面,加上药,得五六千。”
“那找我干啥?”
大伯放下茶缸。
“你出钱。” 他说,“股份算你的。”
满仓没有立刻答话。
“大伯,” 他说,“建军开诊所,我出钱,股份怎么算?”
“一家人,算什么股份。”
“大伯,” 满仓说,“我出钱,得算股份。不算股份,就是白送。白送的东西,建军不会珍惜。”
大伯的脸色变了。
“满仓,” 他说,“你现在眼里只有钱。”
满仓把手里的账本放到桌上。
“大伯,” 他说,“我眼里有钱,是因为我穷过。”
大伯没有说话。
“一九九六年六月,” 满仓说,“我十四岁,我在您院子外面听见您跟姑姑说话。您说,那片要是通路,补偿款两万往上。您说,给老二两千,他还能说啥。”
大伯的手在桌上按了一下。
“我当时想,” 满仓说,“我爹一年挣五百。两千块,够他挣四年。您给两千,好像还挺仁义。”
大伯没有说话。
“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满仓说,“大伯,我不恨您。您那会儿自己也是这么算的。可我得把这笔账算清楚 —— 您欠我爹一个说法,欠我娘一句话。”
大伯站起来。
“满仓,” 他说,“你长大了。”
“我长大了。” 满仓说,“所以我不跟您吵。建军要开诊所,我借他三千,写条子,一年还清,不要利息。股份我不要。”
大伯看着他。
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行。”
他往门外走,走到院门口,停下。
“满仓。”
“嗯。”
“你那个车队,往后卫生院拉药,我按市价给你。”
满仓愣了一下。
那是秋天。
九月底,村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
“乡道改造工程征地公告”
红纸上写着几行黑字:乡道改造,自乡政府至柳树屯,全长四点七公里。占用柳树屯中街北首部分宅基地,补偿标准按县里文件执行。
名单贴在后头。
老宅在名单上。
第三天,补偿款数出来了。
三万八。
那年六月,大伯说的两万。三年后,三万八。
命就是这么算的。
村里炸了。
大伯来找父亲。
那天下午,父亲正在院子里擦车。大伯推着自行车进院门,站在车旁边。
“老二。”
父亲从车上直起腰。
“大哥。”
“村部那张纸,你看了?”
“看了。”
“那院子……”
父亲把手里的抹布放下。
“大哥,” 他说,“那院子是我爹留给我的。”
这是父亲第一次把这句话说得这么完整,这么硬。
大伯在那儿站了很久。
他推着自行车走了。
补偿款下来那天,是十月二十八号。
满仓去村部领的。赵德海把钱数了三遍,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
“三万八。” 赵德海说,“满仓,这钱,你爹的名字。”
满仓把信封拿回家,放在桌上。
父亲站在桌边,看着那个信封,没有伸手。
“满仓,” 他说,“这钱……”
“爹,” 满仓说,“这钱我分三份。”
“三份?”
“一份给奶奶盖房。” 满仓说,“奶奶在这院子住了六十年。那年大伯说给奶奶盖砖房,他一直没盖。咱盖。”
父亲的眼睛动了动。
“第二份,” 满仓说,“给您和我娘。您存着,或者买点啥。”
“第三份呢?”
“第三份我拿。我要在县城买一处门面。”
父亲在桌边站了很久。
“满仓,” 他说,“那你奶奶那份,多少?”
“一万。”
“够吗?”
“够。” 满仓说,“三间砖房,一万块,够了。”
十一月初,老宅动工。
拆了那间住了六十年的土坯房,原地起了三间砖房。青砖,红瓦,前檐出厦,廊下能坐人。
奶奶躺在床上,看不见。满仓把她抱到院子里,让她看。
奶奶的半边身子不能动,坐在藤椅上,仰着头,看着那三间新房。
看了一下午。
“满仓。”
“嗯。”
“这墙,”
她说,“是砖的。”
“是砖的。”
奶奶的手在藤椅扶手上按了一下。
“我在这院子里住了六十年。” 她说,“三回下雨,屋漏。你大伯说给我盖砖房,说了三年。”
满仓蹲在她旁边。
“奶奶,” 他说,“这回盖上了。”
奶奶没有说话。
她坐在藤椅上,仰着头,看那三间新房。
风从新墙那边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一缕。
22 立规矩
春节前,满仓在县城找了一个裱画的师傅。
“这张纸,裱一下。”
师傅拿着那张分家单看了半天。
“毛边纸,四十年了。” 他说,“这纸上还有手印。”
“裱。”
“裱要三十块。”
“裱。”
师傅用了五天。
红木色的框子,玻璃的,里面的纸被托平了,字还是那个字,手印还是那个手印。
满仓把它拿回村,挂在堂屋的墙上。
父亲站在墙下,看着那张纸。
“满仓,” 他说,“挂这儿干啥?”
“挂着。” 满仓说,“让往后的人知道,这院子是谁的。”
父亲在墙下站了很久。
他抬起手,摸了摸玻璃。
除夕,家族聚餐。
桌上坐的人比往年多。
大伯、大伯母、姑妈、姑父、父亲、母亲、满仓,还有几个族的亲戚。
饭吃到一半,姑妈抬头看见墙上的框子。
“这纸挂这儿干啥?”
“让后头的人看见。” 满仓说。
姑妈笑了一下:“一家人,挂这个,有意思。”
满仓没有接话。
饭吃到一半,满仓放下筷子。
“今年我立个规矩。”
桌上安静了。
“这个家,前十六年没规矩。” 满仓说,“今年有。”
“第一,账要清。谁帮谁干活,给钱。谁借谁的钱,写条。亲戚是亲戚,账是账。”
“第二,这院子是我爹的,写着我爹的名。往后谁也别提。”
他停了一下。
“第三,我舅家,是这门亲戚。往后谁再说舅家是外人,我不认。”
桌上没有声音。
姑妈的嘴动了动,被姑父在桌下拉了一下。
大伯放下筷子。
“满仓,” 他说,“你这是给长辈立规矩。”
“大伯,” 满仓说,“我不是给长辈立规矩。我是给这个家立规矩。”
大伯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行。” 他说,“你立。我认。”
这是他第一次说 “我认”。
正月,满仓请舅家来吃饭。
他先跟父亲说。
“爹,今年正月,我请我舅一家来。”
父亲正在劈柴,斧头停在半空。
“你舅……”
“爹,” 满仓说,“我娘嫁过来十六年,我舅一次没进过这个门。”
父亲把斧头放下。
“你奶奶那边……”
“奶奶那边我去说。”
满仓去了老宅。
奶奶坐在新房廊下的藤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毯子。
“奶奶,正月,我请我舅一家来吃饭。”
奶奶看着院子。
“叫来吧。” 她说,“都是一家人。”
正月初四,舅舅一家来了。
舅舅穿了件新褂子,深蓝的,领子硬挺。舅妈烫了头,头发卷着,耳朵上多了一副银耳钉。表姐陈小燕穿了件红毛衣,头发扎了两根辫子。
他们站在院门口,舅舅伸手推门,推了一下,又停住。
满仓跑出去接。
“舅,进来。”
“满仓,” 舅舅说,“这…… 我们头一回来。”
“往后常来。”
进了堂屋。
姑妈坐在桌边,看见他们进来,脸上的笑收了一半。
“这算什么?” 姑妈说,“外人来家里过年。”
父亲站起来了。
“姑,” 父亲说,“我舅子来吃饭,怎么了?”
姑妈愣住了。
这是父亲第一次在姑妈面前不低头。他说完那句话,还站着,两只手里端着两个酒杯,没放下。
姑妈的嘴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出来。
饭桌上坐下了。
满仓把酒端起来。
“舅,” 他说,“这杯敬您。”
舅舅站起来,接过酒。
“满仓。” 他说。
他说了一半,说不下去。
他把酒一口喝了,坐下来,抬手在脸上抹了一下。
母亲在旁边看着。
她的手上戴着那只银镯子。
三月的夜里,母亲坐在炕沿上,把镯子摘下来,用布擦。
“满仓,” 她说,“你舅今天哭了。”
“我知道。”
“你舅这辈子,没在我们家吃过一顿饭。”
母亲把镯子戴回去。
“满仓,” 她说,“你奶奶那句‘都是一家人’,我听了十六年,没信过一次。”
23 娘的心愿
二〇〇〇年七月,高考。
满仓在考场里,考了三天。
那年夏天热,考场的电扇坏了两个,监考老师拿了两盆凉水放在过道上。
他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站在学校门口。
苏小琴在门口等着。
她考的是师范,志愿填的是省城的师范专科学校。
“怎么样?” 她问。
“不知道。” 满仓说,“填满了。”
“你报的什么?”
“省城的工学院。建筑管理。”
苏小琴看着他,笑了一下。
“你为什么念这个?”
“因为我只会这个。” 满仓说,“我不管料,不管工,我做不了别的。”
成绩下来。
满仓的总分比录取线高了二十六分。
母亲拿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那张纸是白的,上面印着红色的校名,底下有一行字 ——“兹录取王满仓同学为我校建筑管理专业新生”。
母亲的手指在那行字上按了一下。
“满仓,” 她说,“你爷要是活着……”
“他活着。” 满仓说。
母亲抬起头。
“他在那张纸上。” 满仓指了指堂屋墙上的框子。
八月,满仓带母亲去县城照了一张相。
县城中心有一家照相馆,门口挂着 “人民照相馆” 的木牌,橱窗里摆着几张样片,都是穿婚纱的年轻人。
母亲在门口站住了。
“满仓,我这样…… 能照吗?”
“能。”
满仓给她买了一件衣服。蓝色的,涤纶的,二十一块。
母亲在照相馆的更衣间里换上了,走出来,站在镜子前面,看了很久。
“满仓,” 她说,“我穿这个,是不是太……”
“好看。”
母亲的脸红了。
摄影师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
“坐这儿。” 他说,“身子正一点,头稍微往左。”
母亲坐下了。
她的手放在腿上,不知道往哪儿放。捏了又松,松了又捏。
“阿姨,手放膝盖上。” 摄影师说,“别紧张。”
“我不紧张。” 母亲说,声音有点抖。
“笑一下。”
母亲笑了。
摄影师按了快门。
“好了。”
母亲站起来,问:“多少钱?”
“十二块。”
母亲的脸变了:“十二块?”
“阿姨,十二块,是三张。”
母亲还在犹豫。满仓已经把十二块钱递过去了。
照片是四天后取的。
母亲拿着那个袋子,在照相馆门口就把照片抽出来了。
三张,一样的三张。
照片上,她坐在一张木凳上,穿蓝色的衣服,头发梳得很整齐,笑得很浅。
她捧着照片,看了很久。
“满仓,” 她说,“我这辈子没拍过照。”
“往后年年拍。”
母亲把照片放回袋子里,抱在怀里。
“一张放柜子里,” 她说,“一张给你舅,一张……”
“一张放哪儿?”
母亲想了想。
“一张放在你爷那张纸旁边。”
九月,满仓去省城上学。
母亲送到村口。
村口那棵榆树下面,停着去县里的班车。
“到了写信。”
“娘,打电话。”
“打电话一分钟五毛。”
“五毛我出。”
母亲笑了。
“满仓,” 她说,“你去了省城,那个车队咋办?”
“我爹管。” 满仓说,“我放假回来。”
“你爹?”
“娘,” 满仓说,“我爹现在能管。”
母亲往村里看了一眼。
父亲正在院子里擦那台时风车,一边擦一边跟二柱子说话。他今年四十岁,腰有点弯,但说话的声音比三年前高。
“你爹这一年,” 母亲说,“天天晚上写字。”
“我知道。”
“写得歪。”
“歪的也算。”
母亲看着他。
“满仓,” 她说,“你爹小时候没念过书。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怕的一件事,是别人让他签字。”
满仓愣了一下。
“他说,他按手印按了半辈子。” 母亲说,“他说,字写得难看,是因为他从来没写过自己的名字。”
班车来了。
满仓上了车。
母亲站在村口,抱着那张照片的袋子。
车开出去二十米,满仓回头看。
母亲没有走。她站在榆树下面,个子很矮,头发被风吹起来。
他想起前世 —— 二〇一一年冬天,母亲的葬礼。
那时候,没有人站在村口等他。
24 灯亮着
二〇〇八年,夏天。
满仓二十六岁。
他从县城开车回柳树屯,开着那台黑色的小车。车是二手的,帕萨特,四万八,是去年买的。
村路修过了,柏油,一直修到村口。
村口那棵榆树还在。
车进村,路两边是砖房,两层小楼,铁门,门楣上贴着瓷砖。
老宅那三间砖房还在,红色的瓦,青砖墙。奶奶前年走了,走的时候八十四岁。走之前,她在那间新房里住了八年。
车停在自家门口。
院子里亮着灯。
那是二〇〇八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天刚黑,蝉还在叫。
满仓推门进院。
父亲在院子里,正在给一台车的轮胎打气。
“回来了?”
“回来了。”
母亲从灶屋里出来,手上还带着面。
“洗手,吃饭。”
“吃啥?”
“面。”
满仓在井台边洗手。井还在,那口压水井。井台边的石板磨得发亮。
他洗完手,坐在院子里的小凳上,抬头看天。
蝉在叫。
叫得密,一阵一阵,像有人在摇一把破蒲扇。
母亲从灶屋里端出一碗面,面上卧着两个荷包蛋。
“吃。”
满仓接过碗。
院墙上的灯亮着。灯光照在堂屋的墙上,照在墙上那个红木色的框子上。
框子里,爷爷的分家单已经黄了,字还是黑的。
母亲坐在他对面,看他吃面。
“满仓。”
“嗯。”
“明天你舅来,” 母亲说,“带了两只鸡。”
“好。”
“你舅现在盖了二层楼。”
“我知道。”
母亲看着他吃面。
“满仓。”
“嗯。”
“你今年二十六了。”
满仓抬起头。
母亲笑了笑,没有往下说。
满仓低下头,接着吃面。
蝉还在叫。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二〇二〇年那个冬天,村北坡上,一座坟,坟头的枯草扎手,纸点着了又被风撕成碎片。他跪在那儿,喝了大半瓶二锅头。
他说,娘,我对不起你。
那时候,他三十八岁。
那时候,这个院子里没有灯。
现在,母亲坐在他对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上戴着那只银镯子。
“娘。”
“嗯。”
“没事。”
母亲看着他:“吃你的面。”
满仓低下头,把面吃完。
他站起来,把碗端回灶屋。
灶屋里,母亲在收拾锅台。
“满仓,” 她说,“你爹现在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我知道。”
“写得还不是太好看。”
“慢慢来。”
母亲把锅盖盖上。
“满仓,” 她说,“这日子,我做梦都没想过。”
满仓站在灶屋门口。
院子里的灯照进来,落在母亲的手上,那只银镯子在光里发了一点亮。
“娘,” 他说,“往后还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