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产业路占了我们三亩二分果园。
补偿款四十二万,一分不少,全打进了小叔子的卡。
我去问,他说,承包合同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我嫁进这个家十五年,在那片地里挖了四千多个坑。
我把十五年的账本,摊在了法庭桌上。
第一章 通知
2026 年 6 月 12 号早上,村委会的大喇叭响了。
响的时候我正在果园里疏果。
果园在村东的坡上,八亩,苹果五亩,梨三亩。
六月的日头晒得厉害,我戴一顶草帽,蹲在树底下,一个一个把小的、歪的摘下来。
疏果这活,一天下来手指头全是酸的。
大喇叭响了三遍。
第一遍我没听清,风往西边吹,声音散了。
第二遍我站起来,摘了草帽。
“各位村民注意,各位村民注意。县里修产业路,要占地的,今天下午三点到村委会开会。带户口本,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第三遍重复了一遍。
我站在原地,草帽拿在手里。
修路。占地。
我在这个村里住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我在这片坡上,从一棵树也没有,种到满坡都是树。
下午三点,村委会。
院子里摆了三十几把塑料凳,来了二十多个人。
村主任王德发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张图。
“都到齐了?我讲一下。”
“县里修一条产业路,从县城通到高速口,走我们村东边。”
“占的地,主要是坡上那片果园,还有几户的菜地。”
“占多少,图上标了。”
他把图转过来。
图上用红笔画了一条线,从南到北,穿过坡地。
红线压过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果园的中间那一片。
“一共占八亩七分。其中王家的菜地一亩二,李福山家的果园三亩二,剩下的都是荒地。”
李福山。
我公公的名字。
他 2015 年就走了。
我心里动了一下。
“王主任。” 我举手。
“春芳,你说。”
“我们家的果园,补偿怎么算。”
王德发把图放下。
“按县里的标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青苗补偿,四项。”
“果树算地上附着物。你们家那片,树是挂果的,一棵一棵数,按树龄和品种算。”
“钱什么时候给。”
“征地公告以后,签协议,钱打到户主账上。”
户主。
我又动了一下。
“王主任,我们家的户主是谁。”
他愣了一下。
“这个…… 回去看你家的证。”
散会以后,我没走。
等人都散了,我走到台阶下面。
“王主任。”
“春芳,还有事?”
“我想问一句,我们家的果园,承包合同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王德发看着我。
“春芳,这个事,你回去问问你婆婆。”
“我问你。”
他把手里的图卷起来。
“写的是长贵的名字。”
我站在那儿。
“什么时候改的。”
“2019 年确权的时候。”
“为什么写他。”
王德发把图夹在腋下。
“那时候你公公走了,你和你男人在外面打工,长贵在村里。确权要有人签字,他签的。”
“这个…… 当时村里也是图省事。”
我说,图省事。
他点了点头。
“春芳,你别多想。写谁的名字,地还是你们家的地。”
我说,是。
我从村委会出来,天还亮着。
走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我在树底下站了一会儿。
2011 年我嫁过来的时候,这棵树底下停着一辆拖拉机,车斗里装着我的嫁妆:一床被子,一个箱子,一台缝纫机。
那时候我二十六。
我从这个村口走进去,一步一步,走得很快。
十五年以后,我从这个村口走出来。
天黑了,我回家。
婆婆在灶上做饭。
“回来了。”
我说,回来了。
“会开完了?”
“开完了。”
“占多少。”
“三亩二分。”
婆婆把锅盖揭开,蒸汽扑上来。
“三亩二分,能补多少。”
“不知道。要看树。”
她 “哦” 了一声。
我把草帽挂在墙上,坐在灶门口的小板凳上。
“妈。”
“嗯。”
“2019 年确权,你为什么让长贵签字。”
婆婆的手停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这个。”
“王主任说的。”
她把锅盖盖上,转过身。
“那时候你公公刚走。确权要户主签字。你和你男人在县城,一年回来两趟。”
“长贵在村里,天天在。村里叫签字,他就去了。”
“签完了,证就下来了,写的是他。”
“我当时也没在意。我想着,一家人,写谁不一样。”
我说,妈,写谁,真的不一样。
婆婆看着我。
“能有什么不一样。”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果园。
果园在坡上,走上去要十五分钟。
路是土路,两边是别人家的玉米地。
走到半坡,我停下来。
这片坡我太熟了。
2011 年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是荒地,长着野草,还有几丛荆棘。
我公公那时候身体还行,说这片地荒着可惜,种点果树。
2012 年春天,我们一起挖坑。
第一年挖了八百多个坑,坑是六十公分见方,深五十。
我公公挖,我提水,我丈夫扛苗。
那年我二十七,一天能提四十桶水。
后来树死了大半。
2013 年补种。
2014 年又补。
到 2015 年,我公公走了。走的时候,坡上活着的树,不到一半。
2016 年,我一个人干。
2017 年,我拿钱改种。
那一年我把老树全刨了,重新栽。
买苗三千二百棵,一棵十二块,三万八千四。
请人挖坑,一天八十块,干了四十天,三千二。
水泥管四十八根,一根三十五。
买水泵一台,六千八。
拉电线,从村里接到坡上,一千二百米,一米八块。
那一年,我投了八万。
八万,是我和我男人攒了六年的钱。
我站在半坡上,往上看。
坡上的树一行一行,排得整整齐齐。
八年的树,树干有碗口粗。
六月的晚上,树叶在风里响。
我数不出来有多少棵。
但我知道,三千二百棵苗,活下来两千九百多棵。
每一棵,都是我提水浇活的。
从村委会出来,我走了一段路,又回过头。
村委会的院子里还坐着几个人,都是在等其他事。
我在墙根下站着,把刚才王德发说的话,一句一句在心里过了一遍。
写的是长贵的名字。
2019 年确权的时候改的。
我从来没看过那张证。
证下来的时候,长贵拿回家,往抽屉里一塞。
婆婆看了一眼,说,收好了。
我也没问。
那时候我想,一家人,证放在谁手里都一样。
现在我知道了,证放在谁手里,不一样。
证上的名字,就是钱的去处。
我站在墙根下,算了算。
三亩二分,八亩里的三亩二分,是四成。
四成的树,值多少钱,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三亩二分,是我 2017 年一棵一棵栽的。
栽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人拿一张纸来,跟我说,这跟你没关系。
第二章 四十二万
7 月 20 号,征地协议签了。
签字那天我没在场。
是长贵去的。
8 月 3 号,钱到了。
我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
那天我去村里的小卖部买盐,碰见隔壁的刘嫂。
“春芳,你们家的钱到了。”
我说,什么钱。
“果园的钱。四十二万。”
我把盐袋捏在手里。
“四十二万。”
“对啊。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刘嫂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
“春芳,钱打到长贵卡上了。昨天他在镇上请人吃饭,说了一句。”
“说什么。”
“说这钱是他的。”
我从小卖部出来,往回走。
走到半路,我停住了。
太阳很大,晒得路上发白。
我站在那儿,把手里那袋盐捏着。
四十二万。
8 月 4 号早上,我去了镇上。
镇上的农商行在街口,玻璃门,里面冷气很足。
我进去的时候,长贵正在柜台前面。
他穿一件短袖,手里拿着一张单子。
“长贵。”
他回过头。
“嫂子。”
“你来干什么。”
“办点事。”
“办什么事。”
他把单子往兜里一塞。
“嫂子,你回去,我们回家说。”
我说,我就在这儿说。
柜台里的姑娘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
长贵把手放下来。
“嫂子,你别在这儿闹。”
“我不闹。” 我说,“我问你一句。果园的钱,四十二万,是不是打到你卡上了。”
他沉默了几秒。
“是。”
“为什么打到你卡上。”
“因为承包合同上是我的名字。”
我看着他。
“长贵,你再说一遍。”
“承包合同上是我的名字。” 他说,“2019 年确权,写的是我。钱当然打我卡上。”
我站在银行门口,太阳照着。
“长贵,那片果园,你种过一棵树吗。”
他把脸转开。
“嫂子,树是你种的。我知道。”
“但是证上是我的名。”
“证上的名,是你 2019 年签的字。”
他不说话了。
“长贵,我问你。”
“你说。”
“2017 年我刨老树、栽新树,你在哪儿。”
“我在村里。”
“你帮过一天吗。”
“我……”
“你帮过一天吗。”
他把手插进裤兜。
“嫂子,那时候我在跑运输。”
“你跑运输,我一天提四十桶水。”
“嫂子,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说这钱是你的。”
他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
“嫂子,这个事,我们回家说。妈也在。”
我说,好。回家说。
那天下午,长贵来了我家。
婆婆坐在堂屋里,我和长贵坐在两边。
长贵把一张纸放在桌上。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绿色的封皮,上面印着国徽。
“嫂子,你看。”
他把证翻开。
里面一页,写着:承包方代表 李长贵。承包期限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承包地块 8 亩。
“这是 2019 年发的证。” 他说,“上面写的是我。”
我把证拿过来,一页一页看。
看到家庭成员那一栏,上面写着:李长贵、张桂英。
没有我。
没有我丈夫李长顺。
没有我女儿李苗。
三个人,缺了两个。
我把证放在桌上。
“长贵,你告诉我,这上面为什么没有我和你哥。”
“因为确权的时候,你们户口不在村里。”
我说,我们的户口在村里。
“在村里,但是人不在。”
“人不在,地就没了?”
他看着那张证。
“嫂子,我也不懂法。我就是按村里说的办。”
婆婆忽然开口。
“长贵,你把钱给你嫂子。”
长贵转过头。
“妈。”
“你把钱给你嫂子。”
“妈,四十二万。”
“我知道四十二万。”
长贵站起来。
“妈,这钱要是给了嫂子,我拿什么修房子。我那个房子,你看过,后墙都塌了。”
婆婆没有看他,看着桌面。
“你嫂子在那片坡上,干了十五年。”
“她干了十五年,是因为她是这个家的人。” 长贵说,“她种树,她浇水,那也是给这个家种的。”
我把手放在桌上。
“长贵,你这句话说对了。”
他转过头看我。
“树是给这个家种的。但是家,也得认我。”
“户口本上有我的名字。我嫁进这个家十五年,我在这片地上挖了四千多个坑。”
“你现在拿一张证,告诉我这十五年跟我没关系。”
“长贵,你今天要是能说出一句,这十五年里你在这片地里干过一天,这钱我一分不要。”
他站在那儿,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他坐下了。
“嫂子,这钱,我不能全给。”
“你能给多少。”
“给你…… 十万。”
我笑了。
“十万。”
“十万已经不少了。”
“长贵。” 我说,“你知道那片地上有多少棵树吗。”
他摇头。
“两千九百四十三棵。”
“你怎么记得这么准。”
“因为我每一棵都数过。死一棵,我刨一棵,记一笔。”
“两千九百四十三棵,一棵一棵,我提水浇活的。”
“这四十二万,是这些树换来的。”
“你给我十万,是给我三棵树的钱?”
长贵低下头。
婆婆站起来,走进里屋。
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个布包。
“长贵,这是我存的。”
她把布包打开,里面是钱,一沓一沓。
“这里三万八。我一辈子的。”
“你拿去修房子。”
“果园的钱,你给你嫂子。”
长贵看着那些钱,没有伸手。
“妈,三万八不够。”
“够了。” 婆婆说,“你后墙塌了,先修后墙。屋顶不漏,就还能住。”
“你哥和你嫂子在外面,也是租房子住。”
长贵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屋里静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
“妈,嫂子。”
“这钱,我给你们二十万。”
“不是给你,是给这个家。” 他说,“剩下的二十二万,我修房子,我给妈养老。”
我看着他。
“长贵,我不要二十万。”
“你要多少。”
“我要法院判的那个数。”
他愣了一下。
“嫂子,你要告我?”
“我要告这个证。”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又去了果园。
征地的那三亩二分,已经围上了蓝铁皮。
铁皮上刷着白字:“施工重地,禁止入内”。
我站在铁皮外面。
里面那一片,树已经被推了。
推倒的树干横在地上,叶子还是绿的。
有一棵,倒在地边上,根还带着土。
我蹲下来,看着那个树根。
八年。这棵树我种下去的时候,只有筷子粗。
我用手摸了摸那截断根。
土是干的。
8 月的天,一个月没下雨。
我从地上抓起一把土。
土是干的,从指缝里漏下去。
我把手里的土拍了拍,往回走。
走到坡下,回头看了一眼那圈蓝铁皮。
铁皮里面,是我种了八年的树。
树已经倒了。
根还在土里。
第三章 那本账
8 月 6 号,我把账本翻出来了。
账本在柜子最下层,用塑料袋包着。
一共三本。
第一本是 2011 年到 2016 年的,封面写着 “果园” 两个字,字是我写的,歪。
第二本是 2017 年到 2020 年,硬皮本。
第三本是 2021 年到现在,是一个挂历的反面,我用线缝成了一个本子。
我把三本摊在桌上。
第一本,2012 年 3 月那一页:
3 月 18 日,挖坑,八十三个。水桶两只,扁担一根,四十五块。
3 月 20 日,苗八百棵,一棵四块五,三千六。
3 月 21 日,栽苗,我和爸,一天栽三百棵。
下面一行,是 2013 年:
补苗五百棵,一棵四块,两千。
死了四百多棵,坑还在。
我看着这一行,看了一会儿。
那年死了一大半。挖的坑还在,一个一个空着,像一个个张开的嘴。
第二本,2017 年。
那一页写得最密,数字一行一行。
2017 年 2 月 20 日,刨老树。请人六个,一天八十,两天,九百六。
3 月 5 日,买苗三千二百棵,一棵十二块,三万八千四。
3 月 8 日,挖坑。请人四个,干四十天,一天八十,一万二千八。
3 月 20 日,水泥管四十八根,一根三十五,一千六百八。
3 月 25 日,水泵一台,六千八。
4 月 2 日,拉电,一千二百米,一米八块,九千六。
4 月 10 日,化肥十二袋,一袋一百二,一千四百四。
4 月 15 日,滴灌带三千二百米,一米八毛,二千五百六。
5 月 1 日,补苗六百棵,七千二。
6 月,疏果,请人二十天,一千六。
7 月,农药,一千八。
8 月,果袋二十万个,一个三分,六千。
9 月,拉水,十五趟,一趟六十,九百。
9 月,树苗运输,八百。
我在底下加了一行:合计,八万三千一百八十。
这一行,是我 2017 年 10 月算的。
算的时候,我把每一张收据都对着抄了一遍。
有的收据没了,我就凭记忆补。
补的时候,我在后面画一个圈。
那一页上有七个圈。
第三本,2021 年以后。
2021 年,化肥十四袋,一千六百八。农药二千一。请人疏果三十天,二千四。
收苹果,一万八千斤,一斤一块八,三万二千四。
2022 年,化肥十四袋,一千九百六。农药二千二。疏果请人三十二天,二千五百六。
收苹果,二万一千斤,一斤一块七,三万五千七。
收梨,八千斤,一斤一块二,九千六。
2023 年,化肥十六袋,二千二百四。农药二千四。
收苹果二万四千斤,一块六,三万八千四。
收梨九千斤,一块一,九千九。
2024 年,化肥十六袋,二千四。农药二千六。请人套袋二十天,一千六。
收苹果二万六千斤,一块五,三万九千。
收梨一万斤,一块二,一万二千。
2025 年,化肥十八袋,二千七。农药二千八。请人三十五天,二千八。
收苹果二万八千斤,一块四,三万九千二。
收梨一万一千斤,一块三,一万四千三。
一页一页翻过去。
我把最后一页的数字加起来。
投入,从 2017 年到 2025 年,一共十四万七千。
收入,从 2021 年到 2025 年,一共二十四万六千。
我坐在桌前,看着这两个数。
十四万七,二十四万六。
这八年,我在这片坡上,进的钱比出的多九万九。
九万九。
平均一年一万二。
一个月一千块。
我一天站在这片地里,风吹日晒,一年挣一万二。
但那二十四万六,我一分没存。
2021 年,我女儿上小学,学费生活费,一年一万。
2022 年,我公公的坟重修,花了三千。
2023 年,我男人出车祸,住院,花了两万八。
2024 年,婆婆做白内障手术,一万六。
剩下的,家里的米、油、电费、人情往来。
我把账本合上。
然后我又翻开,找到 2017 年那一页。
在 “合计八万三千一百八十” 后面,我加了一行小字。
“这八万三,是我和李长顺六年攒的。一分没剩。”
写完,我把笔放下。
下午,我女儿李苗放学回来。
她十三岁,上初一。
进门看见桌上的账本。
“妈,这是什么。”
“账。”
“什么账。”
“果园的账。”
她拿起第一本,翻开。
“妈,你字写得真难看。”
我说,难看也是我写的。
她翻了几页,抬起头。
“妈,这上面写的都是钱。”
“都是钱。”
“为什么每一笔都记。”
“因为每一笔都是出的。”
她看着那一页,看了一会儿。
“妈,一年一万二。”
“嗯。”
“一年一万二,你干八年。”
“嗯。”
她把本子放下。
“妈,你为什么不去厂里上班。厂里一个月三千。”
我看着她。
“苗苗,你问得好。”
“那你为什么不去。”
我说,因为这地是我们家的。
“地不是小叔子的吗。”
我把账本收起来。
“现在是。以后不一定。”
那天晚上,婆婆来看我算账。
她站在桌边,看着我一行一行抄。
“春芳,你抄这个干什么。”
“打官司要用。”
“打官司要这个?”
“要。这个能证明,这八年是我在种。”
婆婆在旁边的凳子上坐下。
“春芳,我跟你说句实话。”
“你说。”
“长贵是我儿子。你这么告他,我心里不好受。”
我把笔放下。
“妈,我也不好受。”
“那你别告了。二十万,你拿二十万。”
“妈,四十二万,他给我二十万。这二十万,是他算给我的,还是我该得的。”
婆婆没有说话。
“如果我不告,我拿二十万,是我求他给的。”
“我告了,法院判十九万二,那是我该得的。”
“二十万和十九万二,差八千块。”
“但一个是给的,一个是判的。”
婆婆低下头。
“春芳,我不懂你们这些。”
“妈,你懂。你比我懂。”
“你年轻的时候,你娘家那边分地,你分到了吗。”
婆婆的手动了一下。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是女的。嫁出去了。”
我说,妈,就是这个。
“你那时候没告,你就没分到。”
“我现在告,是因为我想让我女儿以后不用告。”
8 月 8 号,我去了县司法局。
法律援助中心在一楼,一间办公室,两个桌子。
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姓周,三十出头。
我把账本、证复印件、征地公告,一样一样摊在桌上。
他一本一本翻。
翻到 2017 年那一页,他停了很久。
“这个账,你自己记的?”
我说,我自己记的。
“记了九年。”
“十五年。”
他把账本合上。
“周姐,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问。”
“这片果园,1998 年二轮延包的时候,登记在谁名下。”
“我公公,李福山。”
“你什么时候嫁进去的。”
“2011 年。”
“户口迁进去了吗。”
“迁了。2011 年 5 月。”
“你丈夫呢。”
“他的户口一直在村里。”
“你公公什么时候去世的。”
“2015 年 9 月。”
“去世以后,户里还有谁。”
“我婆婆,我丈夫,我,我女儿,还有我小叔子。”
“五个人。”
“2019 年确权,证上写了几个人。”
“两个。我小叔子和我婆婆。”
周律师把笔放下。
“周姐,你这个案子,有一个关键。”
“什么。”
“农村土地承包,承包方不是个人,是户。”
“家庭承包,以农户为单位。这块地,是这个” 户 “包的,不是李福山一个人包的。”
“李福山去世,户还在。户里的人,都对这个地有承包经营权。”
“你嫁进来,户口迁进来,你就是这个户的成员。”
“所以这块地,你有份。”
我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
“证上只写两个人,是漏登。漏登可以更正,也可以诉。”
“那钱呢。”
“钱分四项。土地补偿费,是给集体的。安置补助费,是给被安置的人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给所有权人的。”
“那片果树,是你种的。”
“是你种的,就有你的份。”
我把手放在桌上。
“周律师,我问一句。”
“你说。”
“这十五年,我在那片地里挖了四千多个坑,提了十几万桶水。这些,法律认吗。”
他看着我。
“法律认证据。”
“你的账本,你的证人,你的投入凭证,就是证据。”
“周姐,我跟你说实话。”
“这个案子,最难的不是法律。”
“是什么。”
“是证明这八年是你种的,不是他种的。”
“这个我能证。”
“那就能打。”
第四章 户
8 月 10 号,我去了村委会。
要承包台账。
王德发在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堆表。
“春芳,你要台账干什么。”
“我要看 1998 年的登记表。”
“那个在乡里。村里只有复印件。”
“那给我看复印件。”
他站起来,从铁皮柜里翻。
翻了十几分钟,翻出一本卷宗,封皮上写着 “土地承包档案”。
他把卷宗放在桌上。
“你看吧。别拿走。”
我坐下来,一页一页翻。
1998 年 3 月,二轮延包登记表。
户主:李福山。
人口:五人。
成员:李福山、张桂英、李长顺、李长贵、李福山的母亲(1999 年去世)。
承包地块:坡上 8 亩,村西菜地 1 亩 2。
承包期限:1998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我看着这张表。
五人。
1999 年,李福山的母亲去世,户内剩四人。
2011 年,我嫁进来,户口迁入,户内五人。
2011 年 8 月,我女儿出生,户内六人。
2015 年,李福山去世,户内五人。
2019 年确权,证上两人。
从六人到两人。
我把这一页拍了照。
“王主任,我再要一份。”
“什么。”
“2019 年确权的登记表。”
他愣了一下。
“那个……”
“在不在。”
他在卷宗里翻。
翻到最后,抽出一张。
2019 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审批表。
承包方代表:李长贵。
家庭成员:李长贵、张桂英。
共 2 人。
底下有签字:李长贵。有村委盖章。
没有我丈夫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
我把这张表也拍了照。
“王主任,我问一句。”
“你说。”
“2019 年填这张表的时候,为什么只填两个人。”
王德发靠在椅背上。
“春芳,这个事我说过。当时是按户籍在村、常住在村填的。”
“你和你男人在外面打工,长贵在村里。”
“所以填他。”
“那我丈夫的户口在村里。”
“户口在,人不在。”
“人不在,就不是户里的人了?”
他把手摊开。
“春芳,这是当时的做法。全乡都这么填的。”
“这个做法,对不对。”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王主任,我再问一句。”
“你说。”
“这张表上写着” 共 2 人 “。这个家,当时是几个人。”
“五个人。”
“五个人,填两个人。”
“春芳……”
“王主任,你是村主任。这个表上没有我丈夫的名字,你盖了章。”
他把脸转开。
“我盖章,是因为长贵签了字,乡里审核过了。”
“审核过了,就对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
“春芳,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这个事,你要是闹起来,全村都知道。”
“闹起来,对谁都没好处。”
我把手机收起来。
“王主任,我不是闹。”
“我是要一张纸。”
“什么纸。”
“一张写着我家五个人的纸。”
8 月 12 号,我丈夫李长顺回来了。
他是开货车的,跑县城到地区,一趟两天。
那天晚上他在院子里抽烟。
“春芳,你真要告。”
“真告。”
“告谁。”
“告长贵。”
他把烟按在台阶上。
“他是我弟。”
“我知道。”
“一家人告一家人,传出去。”
“传出去就传出去。” 我说,“长顺,我问你一句。”
“你说。”
“这十五年,你在这片地里干过几天。”
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外面跑车。”
“我知道你在外面跑车。我问你,你在这片地里干过几天。”
“…… 二十来天。”
“二十来天。”
“每年回来,我都去。”
“你去了,是浇水,还是站在地头看。”
他把脸转过去。
“我浇水。”
“你浇过几次。”
他不说话。
“长顺,我不是怪你。你在外面跑车,也是为了这个家。”
“但这片地,是我一个人种的。”
“现在我告,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苗苗。”
他抬起头。
“苗苗?”
“苗苗十三了。她以后要嫁人。她要是嫁到一个村里,人家跟她说,你是外姓人,地没你的份。”
“她怎么办。”
李长顺把烟盒捏在手里。
“春芳,我不拦你。”
“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说。”
“你说。”
“妈那边,你别让她难做。”
“我不让她难做。”
“你要她出庭吗。”
我想了想。
“要。”
他愣了一下。
“你要我妈出庭作证?”
“要。她是最清楚的人。”
“她要是说了,长贵就完了。”
“长顺。” 我说,“她不说话,我才完了。”
那天晚上,李长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他还坐在台阶上。
“长顺,你进屋。”
“春芳。”
“嗯。”
“你告赢了,这钱你打算怎么用。”
“先还账。”
“什么账。”
“2017 年那八万三,是我们俩攒的。这八万三,我得先给自己补回来。”
“剩下的呢。”
“剩下的,给苗苗存着。”
“我不留?”
“你不留。” 我说,“你在外面跑车,一年挣七万。你要留,你自己留。”
他笑了笑。
“行。”
8 月 20 号,他跟我一起去了县农业农村局。
在二楼,农村经营管理站。
我把更正申请递上去。
窗口里是个中年男的,姓陈。
“办什么。”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更正。”
“什么理由。”
“漏登户内成员。”
他把表拿过去,看了一眼。
“户主是李长贵。”
“是。”
“户内成员漏登,需要户主申请,或者全体户内成员共同申请。”
“我不是户主。”
“那你要户主签字。”
我站在窗口前面。
“同志,户主是我小叔子。他不签。”
他把表推回来。
“那办不了。”
“怎么办。”
“两条路。一条,跟户主协商,让他签。一条,去法院,让法院判。”
“法院判了,能改吗。”
“能。拿着判决书来,我们给你改。”
我把表收起来。
“同志,我问一句。”
“你说。”
“这个证上写着两个人,这个户实际有五个人。这算不算错。”
他看着我。
“算。”
“错了,为什么不能改。”
“能改。但要有人申请。”
“户里的人不能申请,只有户主能申请。”
“这是规定。”
我把表折好,放进包里。
走出农业农村局,太阳很大。
李长顺在门口等我。
“怎么样。”
“要户主签字。”
“长贵不会签。”
“我知道。”
他掏出烟,点了一根。
“春芳。”
“嗯。”
“那就去法院。”
我看着他。
“你不怕了?”
“怕。” 他说,“但我更怕你一个人去。”
9 月 2 号,我去了县法院。
立案庭在一楼,排了半个小时的队。
窗口里的姑娘问我。
“什么案子。”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诉谁。”
“李长贵。”
“诉什么。”
“请求确认我是承包方户内成员,享有承包经营权;请求判令返还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款十二万;请求判令分配安置补助费七万二千。”
她把材料收过去。
“证据清单。”
我把清单递上去。
“证人。”
“两个。我婆婆张桂英,我丈夫李长顺。”
“还有吗。”
“没有了。”
她敲了几下键盘。
“受理。诉讼费按标的额算,你这个十九万二,诉讼费四千一百四。”
我掏钱包。
“能缓交吗。”
“你是农村户口?”
“是。”
“打困难证明。”
我说,我打。
那天从法院出来,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台阶是石头的,晒得很热。
我把包放在腿上,看着门口那条路。
路是柏油路,一直通向县城外面。
我想起 2011 年,我坐着拖拉机,从这条路进来。
车斗里是我的嫁妆。
那时候我二十六,什么都不懂。
现在我四十一。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第五章 名字
9 月 10 号,法院把传票送到了长贵家。
那天下午,长贵来了我家。
他一进门就站在堂屋中间,不上座。
“嫂子,你真告了。”
“真告了。”
“法院的传票都送到我家了。”
“我知道。是我递的材料。”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嫂子,你让我在村里怎么做人。”
“长贵,我也问你一句。”
“你说。”
“你让我在这个村里怎么做人。”
他愣了一下。
“你四十二万全拿走,一分不给,我在这个村里,怎么抬得起头。”
“我不是全拿。” 我说,“我要十九万二。剩下的二十二万八,你和妈分。”
“十九万二。”
“十二万是地上附着物和青苗,那是我种的树。七万二是安置补助费,五个人分,我们家三个人,一人两万四。”
长贵站在那儿,掰了一下手指。
“五个人分,凭什么我们家三个人。”
“因为户口本上有三个人。”
“那是你。”
“是我。我,我丈夫,我女儿。”
他把手放下来。
“嫂子,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嫁进我们家十五年。这十五年,你是我们家的人,还是外人。”
我说,你说呢。
“我说不上来。” 他说,“我妈说你是家里人。村里有人说,你是外姓人。”
“长贵,你听清楚。”
“我嫁进这个家的时候,你妈给我端过一碗糖水。那天我坐在这个堂屋里,你妈说,以后这就是你家。”
“我给这个家做饭,洗衣,扫院子,十五年。”
“我女儿在这个村里生的。”
“你说我是外姓人。”
他把脸转开。
“嫂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地是李家包的。你不是李家的根。”
我站起来。
“长贵,你这句话,我在法庭上等你说。”
他走了以后,婆婆从里屋出来。
“春芳。”
“妈。”
“他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妈,我不往心里去。”
“他那个人,嘴笨。心里不是那么想的。”
“妈,他心里就是那么想的。”
婆婆在凳子上坐下。
“春芳,我跟你说。”
“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我娘家分地,我没有份。我娘家那边的人说,你嫁出去了,你不是这个村的人了。”
“我那时候在灶上烧火,听着这话,火上来了,把火钳往灶里一捅。”
“后来我嫁到这儿,分地,我也没有份。分地是按户分的,户主是我公公。”
“我这辈子,没有一分地是我的名字。”
她抬起头。
“春芳,你要是能告赢,我心里……”
她没说下去。
“妈,你出庭吧。”
她看着我。
“我出庭,说什么。”
“说你知道的。”
“我知道的,说出来,长贵就完了。”
“妈,你不说,我就完了。”
婆婆低下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过了很久,她说。
“我去。”
开庭前一个星期,村里已经传遍了。
我去小卖部买酱油,门口坐着三个人。
我走过去,他们不说话了。
我进去买酱油,出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开口。
“春芳。”
“嗯。”
“听说你告长贵。”
“告了。”
“能赢吗。”
“不知道。”
“你要是赢了,这钱你拿走,长贵那个房子就修不成了。”
我把酱油提在手里。
“嫂子,我问你一句。”
“你说。”
“他房子后墙塌了,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要钱。”
“我要的不是钱。” 我说,“我要的是,这十五年,有人认。”
那人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我提着酱油往回走。
走过村口,看见长贵站在他家门口,正在修那堵后墙。
墙塌了一角,露出里面的土坯。
他站在一个梯子上,手里拿一把瓦刀,往墙上抹泥。
我走过去。
“长贵。”
他转过头,看见是我,手里的瓦刀停了停。
“嫂子。”
“这墙,用泥抹不行。下雨就塌。”
“我知道。我没钱买砖。”
我站在下面,看着他。
他在梯子上,阳光照着他的背。
“长贵。”
“嗯。”
“我这十九万二,要到手,我先借你五万修墙。”
他转过头。
“嫂子,你……”
“你写借条。两年还清。”
他从梯子上下来。
“嫂子,你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小叔子。”
“你告我,还借钱给我。”
“我告的是那张证,不是你。”
他低下头。
“嫂子,我不懂。”
“你不懂,你就记着。这五万,是借的,不是给的。”
9 月 20 号,我去了县城的老刘家。
老刘六十二,2017 年给我挖过坑。
我提着一袋苹果去。
“春芳。”
“老刘叔。”
我把苹果放在他桌上。
“我来,是想请你出庭作证。”
他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
“2017 年 3 月,你给我挖了四十天坑。一天八十块,是我给你的。”
“我记得。” 他说。
“你能不能出庭,说一句,那四十天,是我雇你干的。”
他低下头。
“春芳,我老了。”
“我知道。”
“我要是去法院,村里人说我偏着你。”
“老刘叔,我不为难你。你不愿意,我就走。”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
“我去。”
“为什么。”
“因为那四十天,我挣了三千二。” 他说,“那三千二,我给我老伴买了副眼镜,给我孙子交了学费。”
“这钱是你给的,我知道是谁给的。”
9 月 15 号,法院送来了举证通知。
通知上写着:举证期限十五日。逾期不举,视为放弃。
我把该交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
一,户口本。原件。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
三,1998 年二轮延包登记表。照片。
四,2019 年确权审批表。照片。
五,账本三本。
六,征地补偿明细。村委会盖章的。
七,证人两人。
写完之后,我又加了一行。
八,果园照片,十五张。
照片是我 2021 年到 2025 年拍的。每年秋天摘果子的时候,我站在地头拍一张。
拍的时候没想别的。就是想留个念。
现在用上了。
9 月 18 号,我去镇上的复印店,把所有材料复印了三份。
复印一张两毛。
一共印了八十六张,十七块二。
店主是个年轻女的,一边印一边问。
“姐,你这是打官司?”
“打官司。”
“什么官司。”
“地。”
她把复印好的纸摞起来,递给我。
“姐,能赢吗。”
“不知道。”
“你要是赢了,回来告诉我一声。”
我说,行。
9 月 22 号,我又去了果园。
征地那片已经平了,推土机推过,地上是新土。
剩下的五亩,树还在。
我站在地头,往上走。
走到第三排,我停下来。
这一排是红富士,2017 年栽的。
树有碗口粗,枝条上挂着果袋,一个个白。
我伸手摸了一个果袋。
袋子是纸的,里面套着苹果。
我数了数这一棵树上的袋子。
一百二十六个。
一百二十六个苹果。
一棵树。
我在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回走。
走到地头,我回头看了一眼。
这片地,五亩。
剩下五亩。
三亩二分,已经没了。
第六章 开庭
10 月 15 号,开庭。
县法院,第三审判庭。
我提前一个小时到了。
法庭在一楼,门是木头的,上面有个牌子。
我推门进去。
屋里一张长桌,铺着深红色的桌布。前面是审判台,三把椅子。左边是原告席,右边是被告席。
墙上挂着国徽。
我在原告席坐下。
桌上有一个话筒,一个牌子,写着 “原告”。
我把材料放在桌上,一样一样摆开。
账本三本。证复印件。登记表照片。征地公告。补偿明细。
九点整,法官进来了。
一个女法官,四十来岁,姓孙,短发,戴眼镜。
后面跟着一个书记员,年轻女孩。
“现在开庭。”
她坐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先核对当事人。”
“原告,姓名。”
“周春芳。”
“年龄。”
“四十一。”
“职业。”
“农民。”
“被告。”
长贵站起来。
“李长贵。三十八。农民。”
“双方都到庭了,没有委托代理人。” 孙法官说,“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
我站起来,念我写好的那张纸。
“一,请求确认原告是李家坳村李长贵承包户的户内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九万元、青苗补偿款三万元,共计十二万元。”
“三,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一户应得的安置补助费七万二千元。”
“四,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念完,我坐下。
孙法官转向长贵。
“被告,你的意见。”
长贵站起来。
“法官,我不给她。”
“理由。”
“承包合同上是我的名字。2019 年确权,证上写的是我。”
“钱打到我卡上,是我的。”
孙法官记了几笔。
“被告,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问。”
“这片果园,1998 年二轮延包,登记在谁名下。”
“我父亲,李福山。”
“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2015 年 9 月。”
“他去世以后,这个户里有几个人。”
长贵想了一下。
“五个。”
“哪五个。”
“我妈,我哥,我嫂子,我侄女,我。”
“2019 年确权,证上写了几个人。”
“两个。我和我妈。”
“为什么只写两个。”
“因为当时村里按在村的人填。我哥和我嫂子在外面打工。”
孙法官抬起头。
“被告,你哥的户口在村里吗。”
“在。”
“你嫂子的户口在村里吗。”
“在。”
“户口在村里,人不在村里,就不是户内成员了吗。”
长贵没有说话。
“被告,我再问你。”
“果园里的树,是谁种的。”
长贵低下头。
“…… 我嫂子种的。”
“你种过吗。”
“没有。”
“你浇过水吗。”
“没有。”
“你施过肥吗。”
“没有。”
“你采过果吗。”
“…… 采过。收果子的时候我帮忙。”
“帮过几次。”
“两三次。”
孙法官把笔放下。
“被告,2017 年,原告把老树全刨了,重新栽了三千二百棵苗。这一年,你在哪里。”
“我在村里。”
“你在村里做什么。”
“跑运输。”
“跑了多少趟。”
“一年…… 很多趟。”
“你在这片地里干过几天。”
长贵沉默了很久。
“三天。”
“哪三天。”
“栽苗的时候,我帮着抬了两天苗,还有一天,我拉了一车水。”
“三天。”
“三天。”
我把手放在桌上。
孙法官转向我。
“原告,你有什么要说。”
我站起来。
“法官,我想说三句话。”
“你说。”
“第一句。2017 年刨树,我一个人干的。老树根深,我用镐头一棵一棵刨,刨了十九天。手上起了七个泡,破了四个。”
“第二句。三千二百棵苗,我提水浇了三个月。水井在坡下,一趟挑两桶,一天四十趟。三个月,我走了三千多里路。”
“第三句。八年,两千九百四十三棵树。每一棵,我都数过。”
我把账本推过去。
“这是我的账本。三本,记了十五年。每一笔投入,每一笔收入,都在上面。”
“法官,我不是来要钱的。”
“我是来要一句话。”
“这十五年,这片地,是我种的。”
孙法官把账本拿过去,一页一页翻。
翻到 2017 年那一页,她停了很久。
“原告,这一页合计八万三千一百八十。”
“是。”
“这个数,你怎么算的。”
“我把每一张收据对着抄了一遍。没有收据的,我凭记忆补,后面画了圈。”
“这一页上有七个圈。”
她把账本放下。
“被告,你对这个账本有异议吗。”
长贵站起来。
“法官,我不认这个账。她自己写的,谁知道真假。”
“她说她投了八万三,谁看见了。”
孙法官说,“原告,你有证人吗。”
“有。两个。”
“带进来。”
婆婆先进来。
她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梳得很整齐。
走到证人席,坐下。
“证人,姓名。”
“张桂英。”
“年龄。”
“七十二。”
“与原告什么关系。”
“她是我儿媳妇。”
“证人,你要如实陈述。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
“我知道。”
“我问你,2017 年,这片果园刨老树、栽新树,是谁干的。”
婆婆抬起头。
“是我儿媳妇。”
“你儿子李长贵参与了吗。”
“没有。”
“他那时候在做什么。”
“跑运输。一年回来三四趟。”
“你参与了吗。”
“我在家做饭。她在地里。”
“她一天在地里多长时间。”
“天不亮就去,天黑才回。”
“她一个人?”
“一个人。”
婆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法官,我再补一句。”
“你说。”
“2017 年那一年,她瘦了十八斤。”
“我给她做饭,她吃两口就走。有一回她在地里晕了,是我把她背回来的。”
法庭里没有人说话。
长贵坐在被告席上,低着头。
“证人,你可以下去了。”
“法官,我还有一句。”
“你说。”
“这个地,是我们李家的。但是种地的,是她。”
“我这一辈子,没有一分地是我的名字。我不想我儿媳妇,也跟我一样。”
她说完,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
第二个证人是老刘。
“证人,2017 年 3 月,你给原告挖坑,挖了多少天。”
“四十天。”
“工钱谁给的。”
“她给的。一天八十。”
“你见过被告在这片地里干活吗。”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一次也没有。”
长贵忽然站起来。
“法官,我有一句话。”
“你说。”
“这片地,是我们李家的。她一个外姓人,凭什么分我们李家的钱。”
我站起来。
“法官,我也有一句。”
“你说。”
“我叫周春芳。2011 年 5 月 12 号,我把户口迁到李家坳村,迁到这个户。户口本上有我的名字,第二页,第三行。”
“我嫁进来十五年。这十五年,我在这个村里生了孩子,办了身份证,交了新农合,领了土地确权的公示单。”
“我是外姓人,但我不是外人。”
“我丈夫姓李。我女儿姓李。这个户,我是户里的人。”
“他今天说我是外姓人。那我问一句,这十五年,我给这个家交的公粮、出的义务工、修的水渠,算谁的。”
孙法官敲了一下法槌。
“记录在案。”
“被告,你还有什么要说。”
长贵站在那儿,两只手垂着。
“法官,我没有了。”
“现在休庭。”
从法庭出来,天已经阴了。
我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站着。
婆婆从后面走过来。
“春芳。”
“妈。”
“我刚才说的,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说得对不对。”
“对。”
她站在我旁边,看着街上的车。
“春芳,我这辈子,第一次在那种地方说话。”
“妈,你说得很好。”
“我心里慌。” 她说,“我说完,腿都软了。”
我扶着她的胳膊。
“妈,我扶你。”
我们两个人从台阶上下来。
台阶有九级。
下到第六级的时候,婆婆停了一下。
“春芳。”
“嗯。”
“你要是赢了,那钱,你别给长贵。”
“妈,你刚才还让我借他五万修墙。”
“那是修墙。” 她说,“墙修好了,他就得自己站住。”
“我这一辈子,一直在给别人钱。给到这个年纪,我才明白,给钱不是帮他,是害他。”
我把她扶下最后三级台阶。
雨开始下了。
第七章 果树
11 月 28 号,判决下来了。
法院打电话让我去拿。
我一个人去的。
判决书十一页,白纸黑字。
我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看。
前面几页写的是双方的主张、证据。
第七页开始,是本院认为。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以农户为单位,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而非户内某一成员个人。”
“原告周春芳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将户口迁入李家坳村李福山承包户,并在此后长期在该户承包地上从事生产经营,应认定其为该户户内成员,依法享有该户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
“2015 年 9 月户主李福山去世后,该户仍存续,户内成员未变更。2019 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时,该户仅登记被告李长贵、张桂英二人,遗漏原告及其丈夫李长顺、女儿李苗,属于登记错误。”
“关于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涉案果园的果树系原告于 2017 年出资出力栽种、抚育,被告李长贵未实际投入。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九万元、青苗补偿费三万元,共计十二万元,系对地上物所有权人的补偿,应归原告所有。”
“关于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十二万元,应在本户被安置人员之间分配。该户现有成员五人,每人二万四千元。原告一户三人,应得七万二千元。”
“关于土地补偿费十八万元,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分配,本案不予处理。”
第八页,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周春芳为李家坳村李长贵承包户的户内成员,享有该户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
“二,李长贵应向周春芳返还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九万元、青苗补偿费三万元,两项合计十二万元,自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李长贵应向周春芳返还安置补助费七万二千元,履行期限同上。”
“四,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四千一百四十元,由被告负担。”
这一页我看了很久。
纸上有六个数字,我认得。
九万。三万。十二万。七万二。十九万二。四千一百四。
我把判决书折好,放在腿上。
然后我掏出手机。
“长顺。”
“怎么样。”
“赢了。”
“多少。”
“十九万二。”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十九万二。” 他说,“春芳,你真行。”
“长顺,这钱不是我一个人的。”
“什么意思。”
“这钱是苗苗的。等她长大了,她要结婚,要过日子,这钱给她。”
“你呢。”
“我?” 我说,“我有一片果园。”
那天下午,我去了长贵家。
他家的门开着,我站在门口。
“长贵。”
他从屋里出来。
“嫂子。”
“判决下来了。”
“我知道。法院给我送了一份。”
“你看完了?”
“看完了。”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嫂子,我上诉。”
我站在门口,没有说话。
“嫂子,我不是不服。” 他说,“我是没钱。”
“我要是给你十九万二,我那个房子就修不成了。我妈的药也断了。”
“长贵,我不逼你现在给。”
他抬起头。
“你什么意思。”
“我给你两年。分四次给。”
“第一笔,年前给五万。剩下的,一年给四万八。”
“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五万,我先借给你。”
他愣住了。
“嫂子。”
“你听我说完。”
“这五万,是我先把钱给你,你再给我。等于我借你五万,你写借条。”
“你用这五万修墙,修完墙,你出去找活干。”
“你跑运输跑不成了,你就去镇上的厂子。一个月三千,一年三万六。”
“你一年还我两万四,两年还完。”
“剩下的十四万二,你分三年给我。一年四万七。”
“你要是做不到,我就申请强制执行。”
长贵站在门口,半天没说话。
“嫂子,你为什么帮我。”
“我不帮你。”
“你这是帮我。”
“长贵,我不是帮你。我是不想让这个村里的人说,周春芳告赢了小叔子,把小叔子逼死了。”
“我要的是,你能站住。”
他低下头。
“嫂子,我这辈子,没站住过。”
“那你就从这五万开始站。”
那天晚上,长贵来了我家,写了借条。
借条是我写的,他签字,按手印。
“今借到周春芳人民币五万元整,用于修缮房屋。两年内还清,每月还二千元。如不还,自愿以房屋折价抵偿。”
他按手印的时候,手在抖。
“嫂子。”
“嗯。”
“这个手印,我按了两次了。”
“第一次是你妈的六万。”
“第二次是这个五万。”
他把手指在印泥上按了一下,按在名字旁边。
红的。
判决下来那天晚上,我把判决书拿给我女儿看。
她坐在桌前,一页一页翻。
翻到第八页,她抬起头。
“妈,这上面写的是你的名字。”
“是我的名字。”
“写的是,确认周春芳是这个户的人。”
“是。”
她把手指按在那一行字上,一个一个念。
“确、认、周、春、芳、为……”
念到一半,她不念了。
“妈,这些字,我认识一半。”
“你认识一半,就够了。”
“另一半呢。”
“另一半,是我这十五年。”
她把判决书合上,放在桌上。
“妈,我能问一句吗。”
“问。”
“你为什么不早点打。”
我坐在她对面。
“因为我不知道能打。”
“为什么不知道。”
“因为没人告诉我。”
“那现在谁告诉你了。”
“一个律师。一个法官。还有你奶奶。”
她低下头,想了一会儿。
“妈,那我以后,要是遇上这种事,我怎么知道能打。”
“你去问。”
“问谁。”
“问法院的人。问司法局的人。问任何一个穿制服、坐在窗口后面的人。”
“他们要是说不能打呢。”
“那你就换一个窗口,再问一遍。”
她笑了。
“妈,你现在说话,像个律师。”
我说,我不是律师。我是打过一次官司的人。
12 月 10 号,钱到账了。
十九万二。
我在镇上的农商行查的余额。
柜员把单子递给我,我看了一眼。
192000。
我拿着单子,站在银行门口。
跟三个月前,我站在同一个地方,看着长贵在这里办业务。
那天太阳很大。
今天下着小雪。
我把单子折好,放进包里。
回到家,婆婆在屋里。
“到了?”
“到了。”
“多少。”
“十九万二。”
婆婆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
“春芳,这钱,你存着。”
“妈,我存着。”
“我给长贵五万,你知道吗。”
“知道。他写了借条。”
婆婆抬起头。
“他写了?”
“写了。按了手印。”
婆婆坐在那儿,忽然笑了。
“好。” 她说,“好。”
“妈,你笑什么。”
“我笑我这个儿子,这辈子第一次给人写借条。”
“他以前借钱,从来不打条。人家来要,他说,我记着呢。”
“现在他按了手印。”
“按了手印,就是认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把判决书和借条放在一起。
判决书十一页。借条一页。
我把它们夹在一个塑料袋里,放进柜子最下层。
放的时候,我把那三本账本也放了进去。
三本账本,压在最下面。
我把塑料袋放好,关上柜门。
然后我坐在桌前,拿起笔。
在新的一个本子上,写了第一行。
“2026 年 12 月,果园补偿款,十九万二千。”
写完,我停了停。
在这一行下面,我又写了一句。
“这片地,是我的。”
第八章 一棵树
12 月 20 号,村里分土地补偿费。
十八万,按户内人口分。
村主任王德发在喇叭里通知,让各家去村委会签字。
我去的时候,院子里已经排了队。
王德发坐在桌子后面,桌上摊着一张表。
“春芳,你家三个人。”
“三个。”
“一人三万六,一共十万八。”
他把表推过来,让我签。
我签了。
签完,他把钱数出来,装在一个信封里。
“春芳。”
“嗯。”
“你那个官司,赢了。”
“赢了。”
他把信封递过来。
“我那天在村委会说的那些话,你别记着。”
“哪句。”
“我说写谁的名字,地还是你们家的地。”
“那句话,我说错了。”
我把信封收起来。
“王主任,你没说错。”
“地还是我们家的地。”
“但是名,也得是我们家的名。”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那天下午,我拿着钱回家。
走到村口,碰见刘嫂。
“春芳,钱领了?”
“领了。”
“多少。”
“十万八。”
她愣了一下。
“十万八。”
“加上判的十九万二,你一共三十万。”
我说,是。
“三十万。” 她说了两遍,“春芳,你这辈子,有三十万了。”
我说,这钱不是我的。
“是谁的。”
“是我女儿的。”
她看着我。
“春芳,你不留一点?”
“我留了一笔。”
“多少。”
“五万。给长贵修墙,他写了借条。”
刘嫂站在那里,半天没说话。
“春芳,你这个人。”
“我这个人怎么了。”
“你这个人,心太硬,又太软。”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去了果园。
雪停了。
坡上的路结了冰,走一步滑一步。
我慢慢地往上走。
走到半坡,停下来。
征地的那三亩二分,已经平了,上面铺了一层碎石。
剩下的五亩,树还在。
雪落在树杈上,一层白。
我走到最东边那一排。
这一排是 2017 年栽的,八年的树。
我从地头往里数,数到第七棵。
第七棵树下,有一个坑。
坑是我 2017 年挖的,六十公分见方,深五十。
那年这一棵没活。
我补了两次,第三次才活。
我把手伸进雪里,摸到土。
土是硬的,冻住了。
我蹲在坑边,蹲了一会儿。
然后我站起来,走到地头的工具棚。
工具棚是用石棉瓦搭的,里面放着一把镐,一把锹,两只水桶。
我把锹拿出来。
回到那棵树下,我开始挖。
冻土很硬,一锹下去,只刨开一层。
我刨了二十多分钟,刨出一个坑。
六十公分见方,深五十。
跟 2017 年挖的那些,一样。
刨完,我把锹插在土里,去工具棚拿苗。
苗是我春天育的,八棵,栽在棚后面的一个塑料桶里。
我挑了最壮的一棵。
根上带着土坨,用塑料布包着。
我把它抱到坑边,放进坑里,扶正。
然后一捧一捧把土填回去,用脚踩实。
填完,我提起水桶,去坡下的井里打水。
井在坡底,一口老井,石头砌的,井口有一圈冰。
我把水桶放下去,提上来。
一桶水,二十斤。
我提着水,一步一步上坡。
走到半坡,手冻得没知觉了。
换只手,接着走。
走到树下,把水浇在根上。
水渗下去,很快。
我又下去提了一桶。
第二桶浇完,天黑了。
我把水桶放下,站在树前面。
这棵树,一米二高。
树干有手指粗。
枝条上还挂着雪。
我伸手,把雪拂掉。
“你活着。” 我说。
“你活着,就长。”
那天回家,我女儿在门口等我。
“妈,你去哪儿了。”
“去果园了。”
“这么晚,去果园干什么。”
“种了一棵树。”
她愣了一下。
“种树?现在?”
“现在。”
“能活吗。”
“能活。”
“这么冷。”
“冷才活。” 我说,“冷的时候种下去,根才扎得深。”
她跟着我进屋。
脱鞋的时候,她忽然问。
“妈,那三亩二分,没了。”
“没了。”
“那你还种。”
“剩下五亩,还是我们的。”
“以后呢。”
“以后,我再种。”
她低下头,把鞋摆好。
“妈。”
“嗯。”
“我以后,也要种树吗。”
我把外套挂在墙上。
“苗苗,你不用种树。”
“你只要记住,你姓李,你户口在李家坳村,你在这片地上,有你的份。”
“谁跟你说你没有,你就拿出那张纸给他看。”
她抬起头。
“哪张纸。”
“判决书。”
正月里,长贵来了一趟。
他不是来拿肉的。
他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嫂子。”
“进来。”
他站在门口,没进。
“嫂子,这是两千。”
我接过信封。
“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我把信封打开,里面是两张一千的。
“你怎么凑的。”
“我在镇上的板厂找了个活。一天一百二。”
“干了多少天。”
“十七天。”
“够还两千。”
他点了点头。
“嫂子,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把那张证,拿去改了。”
我抬起头。
“什么证。”
“承包经营权证。”
“你去改了?”
“改了。农业农村局说,有判决书,可以改。”
“改了以后,上面写了几个人。”
“五个。”
他站在门口,两只手垂着。
“嫂子,我把你和我哥,还有苗苗,都加上去了。”
我拿着那个信封,没有说话。
“嫂子,我以前不懂。我以为证上写谁,地就是谁的。”
“现在我知道了,证上写谁,是村里填的。地是谁种的,是地里长出来的。”
我把信封放在桌上。
“长贵。”
“嗯。”
“你进来坐。”
他进来了。
腊月里,我把判决书复印了一份,放在她的书包里。
“妈,这个我带学校去干什么。”
“不用带。放着。”
“放着干什么。”
“放着,你就知道,你妈这十五年,没白干。”
那年过年,我们家杀了一头猪。
猪是村里人一起养的,分肉的时候,我们家分了三十斤。
我留了十斤,剩下的给了婆婆和长贵。
长贵来拿肉的时候,站在门口。
“嫂子。”
“嗯。”
“墙修好了。”
“修好了?”
“修好了。用砖砌的,砌了两层。”
“花了多少。”
“四万七。”
“剩下的三千呢。”
“我留着买化肥。”
我点了点头。
“长贵。”
“嗯。”
“你那个借条,第一个月什么时候还。”
他愣了一下。
然后他笑了。
“嫂子,你真是。”
“下个月十五号,我还两千。”
“记住了?”
“记住了。”
他提着肉走了。
他提着肉往楼下走。
走到楼梯口,他停了一下,把肉换到左手,右手扶了一下扶手。
这个动作,我以前没见他做过。
正月十五,我又去了一趟果园。
那棵新种的树,还活着。
枝条上有一个芽,很小,米粒大。
我用手指碰了一下那个芽。
硬的。
我在树前面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回走。
走到地头,我回头。
剩下五亩,一行一行的树,都在。
雪化了,地是湿的。
太阳出来,照在树上。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片地。
这片地,我种了十五年。
十五年,我从二十六岁,种到四十一岁。
我在这片地里,挖了四千多个坑。
提了十几万桶水。
死了七百多棵树,活了二千九百四十三棵。
现在我在这片地里,又种了一棵。
这一棵,是第一棵写着我的名字的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