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被收购的第三天,店长叫我进办公室。
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印着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我干了十年零两个月。
纸上写的补偿,是一万二。
我说,不对。
店长说,新老板讲,工龄从新合同算。
我说,我的工龄,从二〇一六年九月一号算。
我从包里拿出六个工牌。
我去了仲裁委。
第一章 收购
2026 年 6 月 18 号,我们超市门口贴了一张红纸。
红纸上写着 “热烈庆祝 ×× 商贸接手本店,全场八八折,三天”。
那天是早班。早班七点半打卡,我七点到店。
到了先换衣服。更衣室在二楼,铁皮柜一排十几个,我的是 037。换上蓝色马甲,戴工牌,下楼。
下楼第一件事是盘货。生鲜区四排货架,蔬菜两排,水果两排。我拿着一张盘点单,一样一样数。
数到西红柿,剩三箱。我在单子上写 3,然后去后仓搬。
后仓的冷库嗡嗡响,地上一层水。我一箱一箱往外搬,搬到第三箱的时候,腰上一个地方疼了一下。
这腰疼了三年了。
八点开门,人进来,抢西红柿。
我站在秤旁边,一直称到十点半。
十点半人少了,我去后仓喝水。
后仓里堆着纸箱,老周坐在一个倒扣的塑料筐上抽烟。
老周是肉案的,五十三岁,在这个超市干了九年。
“秀云,听说了吗。”
我说,听说什么。
“要裁人。”
我把水杯放下。
“谁说的。”
“新来的那个经理,昨天在办公室跟店长说的。我在门口听见的。”
我说,裁多少。
他说,不知道。听说要裁三分之一。
我端着水杯,站在后仓门口往外看。
这个店我太熟了。
2016 年我进来的时候,店在老楼,两层。门口有一棵槐树,两人合抱那么粗。那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晚上下班,一地白花。
2018 年,老板把老楼拆了,重新盖,盖成现在这个一层的门面。槐树砍了。
砍树那天我上早班,站在门口看着。挖掘机一铲子下去,树倒了,砸在地上,声音很闷。
我当时想,这棵树在这儿长了几十年,说倒就倒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店里能撑住的,也撑不了几年。
收银台前排着队,生鲜区的灯管有一根闪,一闪一闪的。空调出风口有一块抹布,是早上我搭上去的,忘了收。
我说,老周,你怕不怕。
他把烟头在地上按灭。
“我怕什么。我五十三了,裁了我,正好回家。”
他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你才三十八,你要怕。”
7 月 2 号,新经理来了。
他来之前一个星期,店里就有风声。
有人说,收购方是市里的连锁,要统一招牌,统一采购,统一管理。
有人说,新老板嫌这个店人太多,一个生鲜区配了六个人。
有人说,收银台要换成自助的。
这些话在员工之间传,传到我这儿的时候,已经传了三手。
我一句话都没接。
不是我不好奇。是我知道,这种话接了也没用。
该来的会来。
新经理姓陈,三十来岁,穿白衬衫,皮鞋擦得很亮,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他把所有人叫到生鲜区旁边的空地上,站到一个倒扣的塑料筐上。
“各位,我是新来的营运经理,姓陈。”
“从今天起,本店归 ×× 商贸管理。原来的制度,该保留的保留,该改的改。”
“我先说三件事。”
“第一,所有人重新签合同。签了新合同,才算我们的人。”
“第二,工资照发,不拖欠。”
“第三,人员优化。我们算了一下,这个店的人员配置偏高,要优化一部分。”
他说 “优化” 的时候,底下有人笑了一声。
他抬起头。
“谁笑的。”
没人说话。
“我说明白一点。优化,就是有些人要离开。离开的,按法律给补偿。”
然后他把文件夹打开。
“我先说说新的排班。早班七点半到下午四点,晚班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中间休息半小时,不算工时。”
底下有人小声说了一句。
“以前休息一小时。”
他抬起头。
“以前是以往。现在是我的班。”
“还有,考勤。迟到一分钟,扣五块。迟到半小时以上,按旷工半天。”
“请假要提前三天报,病假要有医院证明,没有证明按事假。”
他一条一条念,念了十几条。
念完,他把文件夹合上。
“有问题的,现在问。”
没人问。
他把塑料筐踢到一边,走了。
他走了以后,老周从人群后面挤过来。
“秀云,这个人,不好惹。”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他念的这些,没有一条是给我们好处的。”
名单出来之前,我上了六天班。
那六天,店里气氛很怪。
顾客照常来,货照常摆,收银台照常排队。但我们这些人,说话都小声了。
收银的时候,小杨找我。她在收银台,二十六岁,在店里五年。
“秀云姐,你说名单什么时候出。”
我说,不知道。
“我怕。”
“怕什么。”
“我才二十六。我要是被裁了,我上哪儿找活。”
我看着她。她眼睛下面有黑眼圈,是熬夜熬的。她上晚班,十点下班,回去还要自己做饭。
“小杨。”
“嗯。”
“你要是被裁了,去找我。”
“找你干什么。”
“我教你打官司。”
她笑了,笑得有点勉强。
“秀云姐,你还没打呢。”
我说,我打了,就是会了。
7 月 8 号,名单出来了。
贴在办公室门口的墙上,一张 A4 纸,二十三个名字。
我从头看到尾。
第九个是我。
王秀云。
我站在那张纸前面,站了很久。
第九个。我从头又看了一遍,看第八个是谁,第十个是谁。
第八个是老吴。第十个是小杨。
二十三个名字里,我认识十七个。
生鲜区六个,裁了四个。肉案三个,裁了两个。收银台八个,裁了五个。后勤、仓库、保洁,裁了六个。
我站在那儿,把手里的抹布攥着。
抹布滴了两滴水在地上。
后面有人推我。
“秀云,让一下。”
我让开。
我让开的时候,后面还有人往前挤。
有个女的,四十来岁,在后勤干的,一边挤一边说。
“让让,让让,我看看有没有我。”
她挤到前面,从头看到尾。
看完,她退了两步。
“没有我。” 她说,“没有我。”
她说了两遍,声音发抖。
然后她转过头,看着我。
“秀云,你……”
我说,有我。
她的脸白了一下。
老周也从后面挤上来了。他从头看到尾,看到第十四个,停住了。
“我也在。”
他转过身,看着我,笑了笑。
“我说什么来着。”
7 月 9 号,我照常上班。
名单出来了,被裁的人还没走,还在上最后几天班。
那天我摆货的时候,收银台的小李过来跟我搭话。
小李二十四岁,在收银台干了两年,不在名单上。
“秀云姐。”
我说,嗯。
“我听说你要打官司。”
我说,谁说的。
“老周说的。”
我没抬头。
“秀云姐,你要是打赢了,能拿多少。”
“八万四。”
她 “哇” 了一声。
“八万四,我两年的工资。”
她说完,又压低声音。
“秀云姐,我能不能也打。”
“你不在名单上。”
“我知道。但我觉得我这个也不对。”
“哪里不对。”
“我干了两年,一直没签合同。”
我把手里的西红柿放下。
“小李,你听我说。”
“嗯。”
“没签合同,可以主张二倍工资。这是一条。”
“但你要是现在告,你就得先想清楚,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干。”
她愣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告了,就是撕破脸。”
她低下头,过了几秒,说。
“那我先不打。”
我把西红柿重新拿起来。
“你先攒东西。”
“攒什么。”
“工资条,排班表,工牌。攒够了,你不打,也有底气。”
第二章 一万二
7 月 10 号,店长叫我去办公室。
店长姓刘,四十多岁,在这个店干了七年,也在被优化的名单里,排最后一个,暂时还在。
办公室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 “顾客至上”。
桌上放着一张纸。
刘店长把它推过来。
“秀云,你看看。”
我拿起来。
纸的标题是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下面几行字,写着我的名字、身份证号、入职时间、解除时间、补偿金额。
补偿金额那一栏,写着:12000 元。
我把这张纸看了两遍。
一万二。
我一个月四千。
一万二,是我三个月的工资。
十年,十二万四千。
我盯着这个数字,忽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冬天店里盘点,我一个人盘了三个通宵,把七千多个条码对完,差了六块八。
差的那六块八,我自己垫的。
我垫的时候,刘店长说,秀云,你这个人心细。
现在他给我一万二。
然后我放下。
“刘店长,这个数不对。”
他靠在椅背上。
“怎么不对。”
“我干了十年零两个月。”
他说,我知道。
“十年零两个月,按一年一个月算是十个月,加上两个月按半年算,是十个月半。我一个月四千,应该是四万二。”
我把手放在桌上。
“这还是一般解除。你们这个是违法解除,要给两倍,八万四。”
刘店长没有说话。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夹在手里。
“秀云,你听我说。”
“这个数,不是我做主的。是新老板给的。”
“他给的方案是,所有人一律按三个月工资算。不管干了几年。”
我说,凭什么。
他把烟放下。
“他说,你们这些人的工龄,是跟原来那个老板的。现在店是他的了,你们是重新入职。工龄从新合同算。”
“秀云,我跟你说句实话。”
“这个方案,新老板定的时候,我提过一次。”
“我说,这些人干了这么多年,按三个月算,说不过去。”
“他说,你要么按这个办,要么你也走。”
他把手摊开,放在桌上。
“我四十六了。我儿子今年高考。我要是走了,这个家就断粮。”
“所以我签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签完那天晚上,我在楼下坐了两个小时。”
我看着他。
“刘店长,你干了七年,你也按三个月算?”
他的手停了一下。
“我也按三个月算。”
“你签了?”
他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签了。”
我站起来。
“我不签。”
他抬起头。
“秀云,你别冲动。”
“我不是冲动。” 我说,“我十六岁出来打工,第一份工在小饭馆洗碗,一个月三百五,干了八个月,老板跑了,一分钱没给。第二份工在服装厂,干了两年,厂子倒了,欠了三个月工资。”
“这个超市,是我干得最久的一份。十年零两个月,我没请过一次长假。我女儿发高烧,我上完早班才去医院。”
“现在他给我一万二。”
刘店长把烟塞回烟盒。
“秀云,你一个人顶不住。”
我说,我不是一个人。
“老周也在名单上。肉案的小杨,收银的小陈,生鲜的老吴。二十三个人。”
他看了我一眼。
“你们要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我说,“我要这笔钱按法律算。”
他沉默了很久。
“法律算,是打官司。打官司要一年半载。”
我说,我等。
他叹了口气,把那张纸收回去。
“这张纸我先放着。你想通了随时来签。”
我走到门口,回过头。
“刘店长。”
“嗯。”
“你签的那张纸,能给我看一眼吗。”
他愣了一下。
“你要看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七年的工龄,值多少钱。”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
补偿金额:12000 元。
跟我的那张,一模一样。
我把纸还给他。
“刘店长,七年和十年,一样的价。”
他把脸转过去。
“你走吧。”
出办公室之前,我回头问了一句。
“刘店长,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你签那张纸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他把烟从嘴里拿出来,看了很久。
“我想的是,我还有三个月房贷。”
他抬起头。
“秀云,我不是不知道这个数不对。我是知道了,也签了。”
“为什么。”
“因为我怕。”
出了办公室,我直接去了更衣室。
更衣室是一排铁皮柜,我那个柜子在最里面,编号 037。
我打开柜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一件蓝色马甲,两双工作鞋,一个保温杯,一把折叠伞。
还有一个塑料袋。
塑料袋里的东西倒在长椅上,六个工牌。
第一个,塑料壳已经发黄,上面印着 “×× 超市”,照片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长,脸圆。
第二个,换了一版,蓝色的。
第三个,带条形码。
第四个,背面贴着一张纸,写着 “生鲜区”。
第五个,壳子换成了硬的。
第六个,是现在的,上面印着 “王秀云 生鲜组”,下面一行小字:2016.09。
我把六个工牌一个一个摆好,摆成一排。
从最左边到最右边,十年。
我坐在长椅上,看着这六个牌子。
更衣室的门开了,老周进来。
他看见长椅上的工牌,站住了。
“你还留着这个。”
我说,留着。
他走过来,蹲下,一个一个看。
“这个是老版的,我记得。” 他指着第一个,“那时候店还在老楼,门口有一棵槐树。”
我说,对。那棵槐树后来砍了。
他拿起第六个。
“这个是我的。”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放在旁边。
第七个工牌,摆在我的六个旁边。
“我九年。” 他说。
然后他抬头看我。
“秀云,你真要打?”
我说,真要打。
“那我也打。”
我说,老周,你五十三了。
他笑了笑。
“五十三怎么了。五十三的人,也不能让人当傻子。”
他把自己的工牌拿起来,塞回兜里。
“你说,要什么材料。”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开。
“第一,工牌。第二,工资条。第三,排班表。第四,社保记录。第五,老同事的证言。”
“工资条我存了七年,都在家里。排班表我拍了照。”
“社保记录,要去社保局打。”
老周点头。
“我这边,工资条存了五年。排班表没有,但我有考勤卡的复印件。”
我把本子合上。
“那就干。”
他走了以后,我把本子摊在膝盖上,又写了一行。
“第六,仲裁申请书。第七,开庭。”
写到 “开庭” 两个字,笔停了停。
我这辈子没进过法院,也没进过仲裁庭。
我在村里长到十六岁,出门打工,进过最大的地方,就是超市的办公室。
第三章 缴费记录
7 月 12 号,我去了社保局。
还是那栋老街上的旧楼,四层。
这次去的是一楼,单位参保的窗口。
排了四十分钟。
窗口里是个年轻男的,戴一副细框眼镜。
“办什么。”
我说,我要打我的社保缴纳记录。
他说,身份证。
我递进去。
他把身份证在读卡器上一放,敲了几下键盘。
“打几年的。”
我说,全部。
他抬了一下头。
“全部?你哪年参保的。”
“二〇一六年九月。”
他敲了几下。
屏幕上滚出一长列。
他把打印机开起来,一张一张打。
打了六页。
我拿过来,从头看。
第一行:2016 年 9 月,缴费单位:×× 县惠民商贸有限公司。
往下,一个月一行,一直到 2018 年 3 月。
2018 年 4 月,缴费单位变了:×× 县家家乐超市有限公司。
2021 年 5 月,又变了:×× 县百惠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2024 年 8 月,又变了:×× 商贸有限公司。
四个单位名字,一条连续不断的线。
中间没有断月。
一页一页翻过去,我手指顺着那一列月份往下滑。
2016.09,2016.10,2016.11……
2026.06,2026.07。
十年零十一个月。
我把这六页纸叠好,放进包里。
然后我问窗口里那个男的。
“同志,我想问一句。”
“说。”
“这四个单位,是四个老板吗。”
他看了一眼屏幕。
“不是四个老板。是同一个老板,换了四次公司名。”
我愣住了。
“同一个老板?”
“对。法人代表是同一个人,地址也是一样的。” 他指了指屏幕,“你看,注册地址都是城关镇解放路 118 号。就是你们那个超市的地址。”
我站在窗口前面,没有说话。
“同志,” 我说,“那我这个工龄,是连续的?”
他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社保是连续的,就是连续的。换公司名,不影响缴费年限。”
“那我的工龄呢。”
他说,工龄要看劳动关系。社保记录是证据之一。
我说,谢谢。
出了社保局,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解放路 118 号。
我们那个超市,就在解放路 118 号。
十年,四个名字,一个地址。
我掏出手机,把这张记录拍了照,一张一张拍。
7 月 10 号到 7 月 12 号,我在家里把这些年的东西翻了一遍。
柜子最下层有一个纸箱,里面全是纸。
工资条,一年一沓,用皮筋捆着。
最早的几张,纸已经发黄了。
2016 年 10 月那张,上面写着:基本工资 1800,全勤 200,加班 320,合计 2320。
2020 年 3 月那张:基本工资 2600,全勤 200,加班 480,合计 3280。
2024 年 8 月那张:基本工资 3200,全勤 200,加班 600,合计 4000。
我把这几张摊在桌上。
十年,从 2320 涨到 4000。
一天站十三个小时,一年涨一百多。
我把工资条按年份排好,用一个新的皮筋捆起来。
捆的时候,我想起一件事。
2018 年冬天,我父亲住院,我要请假回去,店长说,请假可以,扣三天工资。
我请了。扣了。
那三天,我在医院守着我父亲。
他出院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
“秀云,你在外头,别让人欺负。”
我当时说,不会。
现在我在这个桌子上,把这些纸一张一张理顺。
我父亲去年走了。
7 月 14 号,我先去了老吴家。
老吴六十一,在生鲜区干了八年,名单上最后一个。
我去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修自行车。
“秀云。”
我说,老吴,我要打官司,你能不能帮我作证。
他把扳手放下。
“我六十一了,我怕麻烦。”
我说,我不为难你。你不愿意,我就不提。
他蹲在那儿,想了很久。
“我作证。”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实在人。” 他说,“去年冬天,我摔了一跤,在店里躺了半天,是你把我扶到后仓,给我倒了热水。”
“我这个人,记情。”
7 月 15 号,我找了小杨。
小杨是收银的,二十六岁,在名单上排第十七。
她住在超市后面的出租房,一间半,月租三百五。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煮面。
“秀云姐。”
我说,小杨,我要打个官司,你能帮我作证吗。
她把面捞出来,放在碗里。
面是挂面,锅里只煮了一小把。
她把锅端到水池边,冲了冲。
“秀云姐,你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
她把碗放在小桌上,坐下来。
“你这个官司,能赢吗。”
“能。”
“赢了能拿多少。”
“八万四。”
她端着碗,愣了一下。
“八万四。”
“我一个月三千二。八万四,是我两年的工资。”
她把筷子放下。
“秀云姐,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打。”
我看着她。
“你也在名单上?”
“第十七。”
“作什么证。”
“证明我在这儿干了十年。”
她坐在小板凳上,捧着碗。
“秀云姐,我作证,会不会被他们告。”
我说,不会。仲裁作证是法定的。
她说,那我说什么。
“你就说,你二〇二一年来的时候,我就在生鲜区。你来了五年,我一直在。”
她低头吃了一口面。
“行。”
“还有一件事。” 我说,“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店的营业执照,换过几次。”
她想了想。
“见过。我来的时候墙上挂的是家家乐。后来换成百惠。去年换成那个新的。”
“墙上挂的,什么颜色。”
“家家乐是绿的。百惠是红的。现在是蓝的。”
我把这三句话,记在本子上。
7 月 18 号,我去了劳动监察大队。
在县人社局三楼,一间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的,姓吴。
我把材料摊在她桌上。
六个工牌。社保六页。工资条。排班表照片。小杨的证言。
她一张一张看,看到社保记录的时候,停住了。
“这个记录,是你自己打的?”
我说,是。
她把六页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四个单位名,一个地址。”
我说,对。
“这个老板,换了四次壳。”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壳。我只知道,我这十年,一天没断过。
她把纸放下,看着我。
“你想怎么样。”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我要二倍赔偿金。”
她说,你怎么知道是违法解除。
“他没跟我协商,直接下名单。名单贴出来,我才知道。这叫单方解除。”
“他给你理由了吗。”
“给了。说人员优化。”
“人员优化,不是法定理由。” 她说,“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有明确的情形,人员优化不在里面。”
我说,那我这个能认定违法吗。
她说,能。
“但是,” 她把笔转了一下,“你不能在我这儿办。劳动监察管的是违法行为查处,你这个是要钱,要钱走仲裁。”
我说,那我去仲裁。
她说,你等一下。
她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纸。
“这是仲裁申请书,你拿回去填。要写清楚:请求事项、事实和理由、证据清单。”
“还有,你要准备一份劳动关系证明。工牌、工资条、社保记录,都算。”
我接过那张纸。
“还有一个事。” 她说。
“什么。”
“你这个案子,被告写谁。”
我说,写超市。
她摇了摇头。
“超市是门店,不是法人。你要写法人,就是那家公司。”
“哪家公司。”
“跟你签最后一份合同的那家。”
我想了一下。
“我没有合同。”
她抬起头。
“一份都没有?”
我说,一份都没有。十年,签过两回,都是签完就收走了,说统一保管。
她把笔放下。
“那你就写,×× 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同时把前面三个公司列为第三人。”
“为什么。”
“因为工龄要连续算。你不列,他们就会说,你只在这家公司干了两年。”
我 “嗯” 了一声。
“同志,还有一句。”
“说。”
“这十年,我一个月也没断过。他们换了四次名,我的工牌换了六个。我一直在这个店里,从早上七点半站到晚上九点。”
她看着我,没有说话。
过了几秒,她说。
“你把这句话,写进申请书里。”
第四章 别闹
7 月 20 号晚上,我回家。
家在县城西边的老小区,五楼,两室一厅,是租的,一个月六百。
上楼的时候,楼道灯坏了,我摸着扶手上去。
五楼,门口有一双男鞋,是我丈夫的。
我掏钥匙的时候,听见里面电视的声音。
电视里在放一个综艺,笑声很大。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这十年,我每天回家的时间,差不多都是这个点。
进门,做饭,洗碗,看孩子作业,洗衣服,十一点睡。
第二天七点起。
十年。
进门的时候,婆婆正在客厅看电视。
电视开着,声音很大。
“回来了。” 她说。
我说,回来了。
她把声音调小。
我换了拖鞋,把包挂在门后。
厨房里有一锅粥,是我早上出门前煮的。已经凉了。
我盛了一碗,坐在桌边吃。
婆婆在客厅里坐着。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
“听说你们超市要裁人。”
我说,裁了。二十三个。
“有你?”
我说,有我。
她 “哦” 了一声,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
“那你想好干什么了吗。”
我说,先打官司。
她转过头来。
“打什么官司。”
“他们给的补偿不对。我干了十年,只给一万二。按法律要八万四。”
婆婆看着我。
“八万四?”
我说,八万四。
她把身子转正,坐直了。
“你一个人,跟人家公司打官司?”
我说,不是我一个人。老周,小杨,还有几个,都要打。
“打得赢吗。”
“打得赢。”
她沉默了一会儿。
“秀云,我跟你说句实在话。”
我说,你说。
“一万二也不少了。你一个月四千,一万二就是三个月。你拿了这一万二,赶紧去找个新工作。超市、饭店、保洁,哪里不要人。”
“打官司要多久。一年?两年?这两年你干什么。你在家坐着,等人给你送钱?”
我说,妈,我一边打一边找。
“一边打一边找,你能找到什么好的。你三十八了。”
我把包放在沙发上。
“妈,我十六岁出来打工。这二十二年,我干过洗碗、踩过缝纫机、摆过摊、理过货。我没靠过谁。”
“这一万二,是他们算错了。我要是拿了,就等于认了这个错。”
婆婆站起来。
“你认不认错,跟这个家有什么关系。”
我说,跟这个家,关系大了。
她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我没回答。
这时候我丈夫李建国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两袋馒头。
他四十岁,在县城一家汽修厂干活,一个月五千五。
“妈,秀云。”
他把馒头放在桌上。
“你们说什么呢。”
婆婆说,“你媳妇要打官司。”
李建国看了我一眼。
“打什么官司。”
我说,超市裁人,补偿给少了。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给多少。”
“一万二。”
“你干了几年。”
“十年零两个月。”
他算了一下。
“十年,一年一个月,十个月,四万。是少了。”
“而且是违法解除,要两倍,八万四。”
他点了点头。
“那你就打。”
婆婆忽然开口。
“建国,你也跟着她闹。”
李建国看了他妈一眼。
“妈,这不是闹。这是应该拿的钱。”
“什么应该不应该。” 婆婆的声音高起来,“她一个女人,跟人家公司打官司,人家要是记恨她,以后谁还敢要她。”
“再说了,这官司打赢了,钱也是她的。她拿了钱,还不是自己存着。”
李建国不说话了。
我看着他。
“建国,你妈这句话,你听着是什么意思。”
他抬头看我。
“她没什么意思。”
“她有意思。” 我说,“她的意思是,这笔钱我一分都不该拿。”
他把手放下。
“秀云,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我没跟她一般见识。” 我说,“我跟她算账。”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顿饭。
饭是西红柿炒鸡蛋,一个凉拌黄瓜,一锅小米粥。
我做的。
做的时候,婆婆在旁边站着,看着我打鸡蛋。
“三个鸡蛋。”
我说,三个。
“一个人一个。”
我说,对。
她没再说话。
饭桌上没人说话。
吃完饭,婆婆把碗一推。
“秀云,我跟你说件事。”
我说,你说。
“建军要结婚了。”
我停下筷子。
建军是李建国的弟弟,二十八岁,在镇上跑摩的,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什么时候。”
“年底。女方是邻村的,姓孙。”
“彩礼要多少。”
婆婆把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十八万。”
我没说话。
“女方家里说了,十八万,一分不能少。少一分,这婚就散。”
“我和你爸攒了六万。建军自己有四万。还差八万。”
她说到 “八万”,眼睛看着我。
我把碗放下。
“妈,你是想让我把赔偿金拿出来?”
她把手指收回去。
“我没这么说。”
“那你说这个干什么。”
“我是说,一家人,有事一起扛。”
我站起来。
“妈,我问你一句。”
“你说。”
“我这十年,往这个家交的钱,你算过吗。”
她的脸色变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一个月交八百。十年,九万六千。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另外给。苗苗的学费,我自己出。她的衣服,我自己买。”
“我这十年,在这个家里,是吃饭的,也是出钱的。”
“现在我被裁了,我拿这笔钱,是给我自己,也是给苗苗。”
婆婆的脸涨红了。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占你便宜。”
“我没说占便宜。我说的是账。”
“你算什么账。” 她站起来,“你是我们李家的人,你挣的钱,就是这个家的钱。”
我把椅子推回去。
“妈,这笔钱不是挣的。是赔的。”
“赔什么。”
“赔我这十年。赔我一天站十三个小时,赔我过年没回过娘家,赔我女儿发烧我自己在收银台。”
我转身进了屋。
进屋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婆婆站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侧。
电视还开着,声音很小。
屏幕上在放一个广告,一个女人在擦地板,擦得很亮。
李建国跟进来,把门关上。
“秀云。”
我坐在床沿上。
“建国,你说一句。”
他在门口站着,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我说什么。”
“你说,这笔钱是谁的。”
他沉默了很久。
“是你的。”
“那你妈说,要给建军凑彩礼。”
他低下头。
“你妈的脾气,这些年你也见过。她就是嘴上说说。”
“她不是说说。” 我说,“她今天说八万,明天就会说十万。”
“我要是把这笔钱拿出去,我这十年,就白干了。”
他抬起头。
“秀云,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钱我自己拿着。谁也别想动。
“我妈要是闹呢。”
“她闹,我接着。”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
“我帮你。”
他这句话说得很轻,说完就低下头。
我坐在床沿上,看了他一会儿。
“建国,你说帮我,是怎么帮。”
“我妈要是闹,我拦着。”
“你拦得住吗。”
他抬起头。
“拦不住我也拦。”
“她要是骂你呢。”
“那就骂。”
我把手放在他手上。
“建国,我不需要你拦她。”
他愣了一下。
“那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你,在她问 ' 这钱是谁的 ' 的时候,说一句 ' 是我媳妇的 '。”
他看着我。
“就这个?”
“就这个。”
他点了点头。
“我说。”
7 月 26 号,婆婆知道了我要打官司的准信。
是小叔子建军告诉她的。
建军那天来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问了一句。
“嫂子,你真要告超市?”
我说,真告。
“能赢吗。”
“能。”
婆婆把筷子放下。
“建军,你别问这个。”
建军没说话。
吃完,建军走了。
婆婆坐在桌前,看着我。
“秀云,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你要是赢了,这钱你打算怎么用。”
我说,我先给苗苗买双鞋。
她愣了一下。
“买鞋?”
“她鞋小了,走路脚疼。”
婆婆看着我,看了很久。
“八万四,你给她买双鞋。”
“剩下的呢。”
“剩下的存着。”
“存着干什么。”
“防下一次。”
她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
“我以为你会说,给建军凑彩礼。”
“妈,彩礼的事,等他来跟我说。”
“他说了,你会给?”
“我会借。” 我说,“不是给。”
她抬起头。
“借?”
“写借条,按手印,两年还清。”
“他是我儿子,你用借条捆他。”
“不是捆他。” 我说,“是让他站直。”
第五章 临时工
7 月 28 号,我把仲裁申请书交上去了。
劳动监察那个姓吴的同志帮我看了一遍,改了两处。
一处在请求事项里,我原来写 “赔偿金八万四千元”,她让我改成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八万四千元”。
另一处在事实部分,我原来写了一大段,她让我删掉一半,只留时间、工资、四个公司名、六页社保。
“你写得越长,他挑得越多。” 她说。
交上去以后,第八天来了通知。
人社局三楼,仲裁院。
通知书上写着:受理。开庭时间,8 月 25 日上午九点。
我把通知书拿回家,贴在冰箱上。
冰箱上原来贴着一张苗苗的奖状,是学校运动会第二名。我把通知书贴在她那张旁边。
那天晚上苗苗看见了。
“妈,这是什么。”
“打官司的。”
“打什么官司。”
“妈妈上班的那个超市,不要妈妈了,还不给钱。妈妈去要钱。”
她 “哦” 了一声。
“能要回来吗。”
我说,能。
她想了想。
“妈,他们为什么不要你。”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
“因为妈妈老了。”
她抬起头。
“你才不老。”
我说,是他们觉得。
开庭前一个月,我买了一本书。
《劳动合同法》,十九块钱,封面是蓝色的。
我在家里读。
我文化不高,读到一半就困。
困了就站起来走走,再读。
我不认识的字,用铅笔画个圈,第二天问苗苗。
她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认识的字比我多。
有一回她拿着我的书念。
“妈,这一条写的什么。”
“哪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我说,这一条是给我写的。
她把书放下。
“妈,你能背下来吗。”
我说,我背了三十遍。
8 月 25 号,开庭。
地方在人社局后面那栋三层小楼,走廊尽头一间。屋里一张长桌,桌面包着一层旧人造革,边角翘起来。
我在申请人这一侧坐下。左边是方律师,二十九岁,县总工会派来的,这是他接手的第二个案子。
对面坐着两个。
一个是黄律师,四十来岁,戴眼镜,面前摆一个文件夹。
另一个是店里的人事,姓张,年轻,穿一身黑西装,从头到尾没说几句话,负责递材料。
桌子那边还有一个记录员,一台笔记本电脑。
九点整,钱仲裁员进来了。
五十来岁,中等个子,穿一件灰色短袖衬衫,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
他把杯子放在桌上,坐下。
“现在开庭。先核对身份。”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
“王秀云,女,一九八八年生。”
“申请人,你请了代理人吗。”
“请了。县总工会法律援助,方律师。”
“被申请人,你们。”
黄律师站起来。
“被申请人 ×× 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黄某,公司法务。”
“另一委托代理人,张某,人事。”
钱仲裁员点了一下头。
“申请人,说一下你的请求。”
方律师替我念。
“一,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八万四千元。”
“二,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二〇二六年七月工资四千元。”
“三,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补缴二〇一六年九月至二〇二六年七月的社会保险。”
念完,钱仲裁员转向对面。
“被申请人,你们的意见。”
黄律师把文件夹打开。
“第一,我公司认为解除合法。我公司因经营调整,进行人员优化,属于自主经营权范围。”
“第二,即使认定解除不当,也应当按照本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申请人于二〇二四年八月入职我公司,工作年限不足两年,按两个月工资计算,即八千元。”
“第三,申请人此前的工作年限,属于原单位的,与我公司无关。”
他说完,把文件夹合上。
钱仲裁员记了几笔。
“申请人,你们有异议吗。”
方律师站起来。
“有。三个事实,请仲裁庭核查。”
“第一,四个公司名,一个注册地址,同一个法定代表人。申请人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入职,至二〇二六年七月八日被解除,工作年限十年零两个月,连续未断。”
“第二,这十年,申请人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直接管理人员,从未变化。工牌换了六次,人一直在同一个生鲜区。”
“第三,被申请人从未与申请人协商,直接张贴裁员名单。这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任何一种情形,属于违法解除。”
他把六页社保记录递上去。
“这是社保缴费记录。四个单位,一条线,中间没有断月。”
钱仲裁员把六页纸一张一张看。
看到第二页,他停了一下。
“这个地址,都是一样的。”
方律师说,一样。解放路 118 号。
钱仲裁员把纸放下。
“被申请人,你们解释一下。”
黄律师说,“关联公司之间的人员调动,是正常的经营行为。这不代表工龄连续。”
“那你们有没有办过调动手续。” 钱仲裁员问。
黄律师翻了一下材料。
“年代久远,手续没有留存。”
“有没有跟劳动者签过解除协议。”
“没有。”
“有没有支付过经济补偿。”
“没有。”
钱仲裁员没再问。
他把笔放下,抬起头。
“我问一个事。”
“申请人,你说你在这儿干了十年。这十年,你的岗位是什么。”
我说,理货员。
“具体做什么。”
“收货,上架,盘货,摆堆头,处理临期。生鲜区四排货架,我一个人管两排。”
“有没有带过人。”
“带过。新来的,我教。”
“有没有做过别的。”
“有。收银忙的时候,我去收银。肉案缺人,我去剁过排骨。仓库来货,我跟着卸。”
黄律师忽然开口。
“仲裁员,我想补充一点。”
“你说。”
“申请人的岗位,是临时工性质。我公司对这类岗位,一直是不签长期合同的。”
我把手放在桌上。
“临时工。”
我站起来。
方律师拉了我一下。
我没坐下。
“黄律师,我问你一句。”
钱仲裁员说,“申请人,你可以说。”
“临时工,能干十年吗。”
屋里没人出声。
“我二〇一六年九月一号进的这个店。那天办入职,填表,照相,领工牌。工牌上写着我的名字。”
“我干了十年。这十年,我每天早上七点半打卡。冬天手冻裂了,贴着创可贴摆货。夏天后仓四十度,我一箱一箱往里搬。”
“我女儿发烧四十度,我上完早班才去医院。我父亲住院,我请了三天假,扣了三天工资。”
“我妈死的那年,我请了两天,回来接着上早班。”
“这十年,我没迟到过一次。没旷工过一次。”
“现在你说我是临时工。”
我把手放下。
“临时工能干十年?那你们这个店,是临时开的?”
黄律师没有回答。
钱仲裁员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记录在案。”
然后他抬起头。
“被申请人,你们还有补充吗。”
黄律师说,“没有了。”
“申请人。”
方律师说,“没有了。”
钱仲裁员写完,把本子合上,用袖子擦了擦镜片。
“调解,你们谈不谈。”
黄律师说,谈。
我说,不谈。
屋里的人都抬了头。
“为什么不谈。” 钱仲裁员问。
“因为他们给的不是钱,是施舍。” 我说,“一万二,让我签个字,说我这十年是白干的。我不签。”
钱仲裁员看了我一眼。
“记录在案。裁决时间另行通知。”
8 月 30 号,我在出租房里煮了一锅面。
一个人吃。
吃完洗碗的时候,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王秀云吗。”
“是。”
“我是仲裁院的老钱。”
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钱仲裁员。”
“我跟你说个事。你这个案子,庭开完了,我要写裁决书。”
“有一句话,我得问你。”
“你说。”
“你家里人,知道你在打这个官司吗。”
我站在水池边,手里还拿着一个碗。
“我男人知道。”
“你婆婆呢。”
“不知道。”
“你妈呢。”
“我妈死了十年了。”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秀云。”
“嗯。”
“我干这一行二十六年。你这个案子,我看了材料,六页社保,六个工牌。”
“我跟你说实话。”
“什么。”
“你这个案子,能赢。”
我把碗放下。
“钱仲裁员,我问你一句。”
“你说。”
“为什么问我家里人知不知道。”
他沉默了几秒。
“因为这种案子,钱到账以后,闹起来的不是公司,是家里。”
“我见过。有个女的,赢了六万,钱一到账,她男人拿去给他弟买车。她来我这儿哭,说她赢了官司,输了家。”
我站在那儿,没有说话。
“秀云,你听我一句。”
“你说。”
“钱到手那天,先给自己留一手。”
我把手机换了个手。
“钱仲裁员。”
“嗯。”
“我记住了。”
9 月 20 号,裁决书下来了。
我在人社局门口拿的,一个牛皮纸信封。
站在台阶上拆开。
五页。
最后一页,裁决如下。
一,×× 商贸有限公司应向王秀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金额八万四千元,自本裁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二,该公司应支付王秀云二〇二六年七月工资四千元,履行期限同上。
三,驳回申请人其他请求。
我站在台阶上,把这一页看了三遍。
八万四千。
我把纸折好,放回信封。
然后我掏出手机。
“苗苗。”
“妈。”
“赢了。”
“多少。”
“八万四。”
她在那头 “哇” 了一声。
“妈,真的赢了?”
“真的。”
“妈,你哭了吗。”
我说,没有。
那天下午,我去超市后面的小卖部,买了两根冰棍。
一根红豆的,一根绿茶的。
我坐在小卖部门口的塑料凳上,一根一根吃完。
吃完,把冰棍棍儿插在塑料凳的缝里。
十三年了,我第一次在下午三点坐着吃冰棍。
第六章 到账
钱是 10 月 8 号到的。
那天早上我去菜市场,手机在兜里响了一下。
我掏出来看。
一条短信。
“【×× 银行】您尾号 6731 的账户于 10 月 8 日 09:42 转入人民币 84000.00 元,余额 88127.60 元。”
我站在菜市场门口,看着这条短信。
看了很久。
旁边卖豆腐的喊,“大姐,买豆腐不。”
我说,不买。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继续往前走。
走到卖葱的摊子,我说,来一把。
一把葱两块五。
我掏钱的时候,手在抖。
摊主看了我一眼。
“大姐,你没事吧。”
我说,没事。
我把葱放进布袋,往回走。
回家的路上,我坐了一趟公交。
车上人不多,我坐在后排靠窗。
车过一个站牌,我看见站牌上贴着广告。
广告上是一个女的,穿职业装,笑得很标准。
底下写着一行字:三十八岁,重新开始。
我看着这几个字。
三十八岁。重新开始。
车到站,我下车。
下车的地方是县一中门口。
我女儿在那儿上学。
那天下午四点半,放学。
我在校门口站着,站了二十分钟。
学生一涌出来。
我在人里头找。
找到她的时候,她背着书包,走路有点拐。
我喊她。
“苗苗。”
她抬头。
“妈?你怎么来了。”
我说,跟我去趟商场。
她跟着我走,一边走一边问。
“妈,去商场干什么。”
“给你买鞋。”
她停了一下。
“妈,我鞋还能穿。”
“不能穿了。” 我说,“你走路都拐了。”
她低头看自己的鞋。
鞋面有一条裂缝,用胶粘过。
她抬起头。
“妈,那买便宜点的。”
我说,不买便宜的。
那天在商场,我们转了三家店。
第一家,一双一百九十八。她试了,说不舒服。
第二家,一双二百六十八。她试了,说鞋头挤脚。
第三家,一双一百六十八,白色的,鞋带是粉的。
她穿上,站起来,走了两步,又走两步。
然后她转过身。
“妈,这双舒服。”
我说,那就这双。
结账的时候,她站在旁边,看着我掏钱。
一百六十八。
收银员把鞋装进盒子,递给她。
她抱着盒子,没有立刻走。
“妈。”
“嗯。”
“这双鞋,我能穿到什么时候。”
“穿到小了。”
“然后呢。”
“然后再买。”
她低下头,把盒子抱得更紧。
“妈,以前你说,鞋能穿就别买。”
我说,以前是以前。
从商场出来,她一路抱着那个鞋盒。
走到半路,她忽然说。
“妈,我想吃那个。”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
是一家卖鸡蛋灌饼的,五块一个。
我说,买两个。
那天晚上回家,我在菜市场买了半斤肉,一把豆角,一条鱼。
鱼是活的,十八块一斤。
摊主问,“要不要杀。”
我说,杀。
提着鱼回家,我自己都觉得不像话。
我上一次买鱼,是苗苗生日,去年。
进门的时候,婆婆正在客厅择豆角。
她抬起头,看见我手里的鱼。
“今天什么日子。”
我说,没什么日子。
她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
我把鱼放在水池里,开始刮鳞。
婆婆站在门口,看着我。
“秀云。”
“嗯。”
“钱到了?”
我说,到了。
“多少。”
“八万四。”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真赢了。”
我把鱼翻了个面。
“赢了。”
她站在那儿,没有走。
“秀云,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建军那边,彩礼定下来了。女方家松了口,降到十四万。”
我把刀放下。
“怎么降的。”
“建军自己去谈的。他跟人家说,他嫂子打官司赢了钱,但是一分不给,只借三万,还要写借条。”
“女方家说,行。少四万,但是要现金,年底前给齐。”
我把鱼冲洗了一下。
“妈,你怎么看。”
婆婆靠在门框上。
“我看,建军这辈子,第一次自己去谈成一件大事。”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把存单和银行卡拿出来。
存单是四万,三年定期,密码是苗苗的生日,三月十八。
银行卡里剩四万四。
我把存单放进一个铁盒。
放之前,我在客厅坐了一会儿。
电视没开。
我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掏出来,摊在茶几上。
工伤不用了,那些是别人的东西。
这张是我的。
一张裁决书,五页。
一张银行卡。
一张存单,四万。
还有一双鞋的购物小票,一百六十八。
我把这几样东西摆成一排,从头看到尾。
然后我把它们收起来,一样一样放回包里。
收的时候,我把那张购物小票留在了外面。
我把它夹在钱包里,夹在最里面那一层。
那层里还有一张纸,是我女儿的奖状,学校发的,第三名。
两张纸,一般大。
第二天早上,我把存单和银行卡放进铁盒,铁盒放在米缸后面。
放的时候,我想了想,又把铁盒拿出来,换了个地方,塞进衣柜最上层,压在一床旧棉被下面。
换完,我站在那里。
这十年,我从没藏过钱。
不是没有过该藏的时候。是我一直觉得,一家人,藏钱就是心里有鬼。
今天我藏了。
我心里没有鬼。
我只是知道,这八万四,我要自己看住。
藏完钱,我在客厅坐了一会儿。
窗外有卖菜的车经过,喇叭里喊着 “白菜一块五一斤”。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十年前我进这个店,第一次发工资,是 2320 块。
我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拿回家,放在桌上。
那天晚上,我婆婆看了一眼那个信封。
“多少。”
“两千三百二。”
“交八百。”
我交了。
剩下的,我买了一袋米,一桶油,给苗苗买了一件棉袄。
那一年,我自己什么都没买。
这十年,我每年过年都给自己买一双鞋。
三十九块,四十九块,最贵的一双六十九。
今天我给苗苗买了一双一百六十八的。
我坐在客厅里,忽然想,明年过年,我也给自己买一双。
买一百六十八的。
十月底,刘店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秀云,听说你赢了。”
“赢了。”
“八万四。”
“嗯。”
电话那头静了一下。
“秀云,我跟你说个事。我那个,也想问问。”
“你签的字,签字那天就生效了。” 我说,“你签的是一万二,你自己签的。”
他没说话。
“刘店长,我问你一句。”
“你说。”
“你晚上还坐楼下那个台阶吗。”
他沉默了很久。
“坐。”
“那你现在坐的时候,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我儿子高考完了,我要找个活。”
我把手机换了个手。
“刘店长,你要是想打,我教你。”
“你不是恨我吗。”
“我不恨你。” 我说,“你是被逼的。逼你的人,不是我。”
第七章 借条
10 月 10 号,建军来了。
他一个人来的。
进门的时候手里提着一箱牛奶,放在门口的鞋柜上。
“嫂子。”
我说,进来吧。
他换了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给他倒了一杯水。
他捧着杯子,两只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嫂子,我来,是想跟你说个事。”
我说,彩礼的事。
他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你妈说了,降到十四万。你自己去谈的。”
他低下头,笑了笑。
“谈了三回。”
“第一回,人家不松口。第二回,我把我跑摩的的钱算给他们看,一个月能挣多少,一年能攒多少。第三回,人家说,行,少四万,年底前给齐。”
我把水杯放在桌上。
“那还差多少。”
“我和我妈一共十万。还差四万。”
“你妈说,她出六万。你自己四万,一共十万。差四万。”
他把杯子放下。
“嫂子,我想跟你借四万。”
我说,我借你三万。
他愣了一下。
“三万不够。”
“三万,加上你自己凑的一万,够了。”
他把手摊开。
“我上哪儿再凑一万。”
“你跑摩的。”
“我一个月挣两千六,跑一年,油钱就要拿走一半。”
我说,建军,你这二十八年的账,你自己算过吗。
他没说话。
“你在镇上跑摩的,一天跑多少趟。”
“十几趟。”
“一趟收多少。”
“五块到八块。”
“一天多少钱。”
“七八十。”
“一个月多少。”
“两千四五。”
“够了。” 我说,“油钱八百,吃饭六百,剩一千。跑十个月,就是一万。”
他抬起头。
“十个月,年底就要给。”
“那就是你这十个月,一天不许歇。”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久。
“嫂子,你这是逼我。”
“我不是逼你。” 我说,“你要娶媳妇,这四万块,是给你自己娶的,不是给别人娶的。”
“你要是一分不掏,全是别人给你凑的,你这辈子在这个家里,直不起腰。”
他把手放在膝盖上。
“行。一万,我跑。”
我说,那三万,我借你。
“但是有条件。”
他抬起头。
“什么条件。”
“写借条。按手印。两年还清,一个月还一千二。”
“利息我不要你一分。”
“你要是不还,我就拿着这张借条,去法院告你。”
建军看着我。
“嫂子,你跟我写借条。”
“对。”
“我是你小叔子。”
“我知道。” 我说,“正因为你是我小叔子,我才要跟你写。”
“你要是个外人,我不借。”
他低下头。
“嫂子,我不明白。”
我把那张纸拿出来,是一张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纸,我在上面已经写好了。
“建军,我问你。”
“你说。”
“你娶媳妇,是为了什么。”
“过日子。”
“那过日子,第一件事是什么。”
他没说话。
“是账要算清。”
“你跟你媳妇过,钱怎么花,谁出多少,都得算清。你现在跟我算不清,以后跟她就算不清。”
“这张借条,不是捆你。是让你知道,你借了谁的钱,什么时候还。”
“你按了这个手印,你这辈子,就有一件事是自己办成的。”
建军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支笔。
“我签。”
10 月 12 号,建军按了手印。
按的时候,婆婆在旁边站着。
我把印泥盒推过去。
建军用右手大拇指蘸了一下,按在名字旁边。
红的。
按完,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婆婆忽然开口。
“秀云,我也按一个。”
我抬起头。
“妈,你按什么。”
“我那六万,我也要写一张。”
我看着她。
“你要写给谁。”
“写给建军。”
“写什么。”
“写他两年还清,一个月还一千。”
建军抬起头。
“妈。”
“你别叫妈。” 婆婆说,“我这一辈子,攒了六万。我原想着,留着养老。”
“现在给了你。我不是不要,我是借给你。”
“你要是不还,我老了,就喝西北风。”
建军站在那儿,脸红了。
“妈,我还。”
婆婆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是她自己写的,字歪歪扭扭。
上面写着:今借给李建军人民币六万元,用于结婚彩礼。两年内还清,每月还一千。如不还,由李建军名下摩托车折价抵偿。
底下一行:借款人 李建军。出借人 王素兰。
“摩托车” 三个字,写得特别大。
建军把这张纸接过去,看了两遍。
“妈,这摩托值不了六万。”
“我知道。” 婆婆说,“我就要你记着,你这六万,是从我嘴里省出来的。”
建军拿起笔,签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两张纸。
一张是我写的,一张是婆婆写的。
两张纸放在一起,一般的白,一般的歪。
10 月里,家里有一件事变了。
婆婆不再提彩礼的事。
她每天早上起来,还是做饭,还是收拾。
但她不做声了。
有一回我从厨房出来,看见她坐在阳台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算盘。
那个算盘很旧,木头磨得发亮。
她在拨珠子。
“妈,你算什么。”
“算我的钱。”
“算出来了吗。”
“六万。” 她说,“我和你爸,一辈子攒了六万。”
她把算盘放下。
“这六万,我原想着,留着养老。”
“现在要给建军。”
“给了,我就一分不剩了。”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她说。
“秀云,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老了没人管。”
“所以你攥着这六万。”
“对。”
“妈,这六万给了建军,你老了谁管。”
她抬起头看着我。
“你管吗。”
我说,我管。
她愣了一下。
“你不是恨我吗。”
“我不恨你。” 我说,“我跟你算账,是因为账要算清。账算清了,人才能好好过。”
11 月 20 号,建军的彩礼凑齐了。
婆婆六万。建军四万。我借的三万。建军跑摩的挣的一万。
十四万。
交钱那天,建军来我这儿取三万。
我把钱装在信封里,一共三沓,一沓一万。
他接过信封,手有点抖。
“嫂子,这三万,我记着。”
我说,你记着就好。
他走出门,又回过头。
“嫂子。”
“嗯。”
“我那个婚,定在腊月十六。”
我说,知道了。
他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下楼。
他下楼的时候,走得很稳。
12 月,建军的婚礼办在镇上的一家饭馆。
八桌。
我去了。
去的时候,我穿了那件深蓝色的外套,是前年买的,一直没舍得穿。
婆婆坐在主桌,穿一件红毛衣。
我坐在靠门那一桌。
吃饭的时候,建军和他媳妇来敬酒。
到我这桌,他站住了。
“嫂子。”
我站起来。
他把杯子举起来。
“嫂子,这杯我敬你。”
我说,你敬我什么。
“敬你告诉我,账要算清。”
我把杯子碰上去。
“建军,你记住一句话。”
“你说。”
“你媳妇是你自己娶的。”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是我自己娶的。”
第八章 一双鞋
11 月,我找了新工作。
在县城南边的一家超市,还是理货,一个月三千八。
面试那天,店长问我。
“你以前在哪儿干。”
“解放路那家。”
“干了几年。”
“十年。”
他抬起头。
“十年,怎么不干了。”
“被裁了。要了赔偿金。”
他把笔放下。
“你还挺横。”
我说,不是横。是我的,我就要。
他笑了。
“明天来上班。”
11 月 6 号,我第一天上班。
新店的更衣室在一楼,柜子新的,我的是 112。
发工牌的时候,那个小姑娘问。
“姐,工牌上写什么。”
“王秀云,生鲜组。”
她把工牌打出来,递给我。
我接过来。
这张工牌是白的,比原来那个厚一点,上面印着一个我没见过的标志。
我把它挂在脖子上。
挂的时候,我想起那六个。
在我家衣柜最上面那一层,压在一床旧棉被底下,有一个鞋盒。
鞋盒里是那六个工牌。
是我在苗苗买鞋那天晚上放的。
那天她抱着鞋盒回来,把鞋拿出来,摆在床边。
摆好,她把空鞋盒递给我。
“妈,这个盒子给我留着吗。”
我说,给我吧。
她愣了一下。
“你要盒子干什么。”
“装东西。”
那天晚上,我在灯下,把六个工牌一个一个擦干净,放进那个鞋盒。
第一个,发黄的。第二个,蓝的。第三个,带条形码的。第四个,背面贴着 “生鲜区” 的。第五个,硬壳的。第六个,写着 “2016.09” 的。
六个,摆成一排。
摆完,我把第六个拿出来。
那个写着 “2016.09” 的。
我把它放在枕头底下。
剩下的五个,我把鞋盒盖上,放进衣柜最上层,压在旧棉被下面。
11 月的第一个星期,苗苗开始穿那双白鞋。
第一天穿,她在门口蹲下来,把鞋带重新系了一遍。
系完,站起来,走了两步。
“妈,你听。”
我说,听什么。
“没有声音。”
以前她走路,鞋底会响。鞋底磨薄了,走路啪嗒啪嗒。
现在没有声音了。
她背着书包下楼。
下楼的时候,她走得很快。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
她下楼,拐弯,出单元门。
一直没回头。
12 月的一天,我下班回来,看见她在写作业。
桌上摊着作业本,脚上还穿着那双白鞋。
鞋已经脏了一点,鞋头有一块灰。
“苗苗。”
“嗯。”
“鞋脏了,怎么不擦。”
“擦了。” 她说,“擦不掉。”
我蹲下去看。
是鞋头蹭的,一块黑印。
“这是蹭的。擦不掉就穿着。”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
“妈。”
“嗯。”
“这双鞋,我穿到什么时候。”
“穿到小了。”
“然后呢。”
“然后再买。”
她笑了。
“妈,你现在说话,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说,哪里不一样。
“以前你说,能穿就穿。”
我把她鞋上的灰用手抹了一下。
“以前是没钱。”
“现在呢。”
“现在有钱,但不能乱花。”
她 “哦” 了一声,继续写作业。
腊月里,我把新工牌和那个旧工牌摆在一起。
那天晚上苗苗睡了,我一个人在灯下。
我把枕头底下的第六个工牌拿出来,放在桌上。
又把脖子上的新工牌摘下来,放在旁边。
两个工牌,并排。
一个写 “×× 超市 王秀云 生鲜组 2016.09”。
一个写 “×× 生活超市 王秀云 生鲜组”。
我看着这两个。
一个是我进这个行当的第一天。
一个是我离开那家店的第一天。
中间隔了十年零两个月。
我把这两个工牌并排放好,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旧的收回枕头底下,把新的挂回脖子上。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下楼。
楼道灯还是坏的。
我摸着扶手下去。
到楼下,天亮了一点。
街上有卖早点的,蒸笼冒着白气。
我走过去,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
一边走一边吃。
走到超市门口,打卡。
打卡机响了一声。
我推门进去,换上马甲,戴上工牌。
生鲜区的灯全亮着。
四排货架,蔬菜两排,水果两排。
我拿着一张盘点单,从第一排开始数。
腊月里,店里最忙。
一天来货三车,我一个人卸了半车,剩下的老陈搭手。
老陈五十七,也是新来的,从别的店里过来的。
卸完,他坐在纸箱上喘。
“小王,你干活真快。”
我说,干惯了。
“你以前在哪儿干。”
“解放路那家。”
“哦,那家我知道。听说被收购了,裁了一批人。”
我说,我就是那批里的。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那你现在怎么来这儿了。”
“重新找的。”
“他们给你钱了吗。”
“给了。八万四。”
老陈把手里的纸箱放下。
“八万四?”
“嗯。”
“你怎么要的。”
“打官司。”
他坐在那儿,愣了很久。
“打官司,你一个人?”
“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几个老同事,一起。”
“赢了?”
“赢了。”
老陈低下头,掰了一下手指。
“我在原来那个店干了十四年。去年他们说不要我了,给了八千。”
“我没闹。”
“我想着,八千也是钱。”
他抬起头。
“小王,我要是闹,能要多少。”
我说,老陈,你十四年,一年一个月,十四个月。你要是违法解除,二十八个月。
“你一个月多少。”
“三千二。”
“二十八个月,八万九。”
老陈坐在纸箱上,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
“我没证据。”
“工资条有吗。”
“有,存了几年。”
“工牌?”
“有一个旧的。”
“社保记录?”
“那个能打。”
我说,那你就能打。
“我这个年纪,还打官司。”
“你五十七。” 我说,“你不打,你这八千就是你这十四年的价。”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我回去翻翻。”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下午,店里发年货,一人一箱苹果,一袋米。
发的时候,店长站在收银台旁边,一个一个递。
递到我,他说。
“王秀云,你干得不错。”
我接过来。
“谢谢店长。”
“下个月开始,你带一个新来的。生鲜区。”
我说,行。
那个新来的第二天就来了。
一个女孩,二十一岁,姓赵,从乡下来的。
她站在生鲜区,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姐,我干什么。”
我说,你跟我来。
我带她从第一排货架走到第四排。
“这一排是叶菜。菠菜、油菜、生菜、茼蒿。叶菜一天要喷两次水,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这一排是根茎。土豆、萝卜、洋葱、山药。土豆要挑,发芽的拣出来。”
“这一排是水果。苹果、梨、橙子。苹果要摆成堆头,底下一层,上面一层,尖儿朝上。”
“最后一排是特价。临期的、磕碰的,都摆这儿。价签要写清楚。”
她一样一样跟着看,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记。
记到一半,她抬起头。
“姐,我记不住。”
“记不住就记本子上。我刚开始也记不住。”
“姐,你干了多少年。”
“十一年。”
“十一年,一直在生鲜?”
“一直在。”
她把本子合上。
“姐,我能问你个事吗。”
“问。”
“我听说,你打官司赢了八万四。”
我把手里的一筐土豆放下。
“你听谁说的。”
“老陈说的。”
我说,是赢了。
“姐,我也想干久一点。”
“那就干久一点。”
“可是我怕。” 她说,“我怕我干到三十八,人家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
我看着她。
二十一岁。跟我进这个店那年一样大。
“小赵。”
“嗯。”
“你听我说三句话。”
“你说。”
“第一,从今天起,你每个月把工资条留着,别扔。”
“第二,工牌别丢。换一个,留一个。”
“第三,每年去社保局打一次缴费记录,看看上面写的是哪家公司。”
她愣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是你自己的账。”
“人家可以不认你,账不能不认。”
她把这三句话,一条一条写在本子上。
写完,抬起头。
“姐,我记住了。”
那天下午,我跟她一起摆完四排货架。
摆完,天黑了。
店里的灯全亮着,白晃晃的。
我站在第四排货架前面,回头看了一眼。
四排货架,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一排,全是满的。
菜是绿的,果是红的。
一个人站在这里,能把这四排摆满。
我摘下工牌,看了一眼上面的字。
“王秀云 生鲜组”。
然后我把它挂回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