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最后一个回城指标,被我老公让给了他的女同学。
文件下来那天,我挤在公告栏前看了三遍,没有江穗,有王雅芝。
我回家问他。
他正在给王雅芝收拾回城的东西,头也没抬。
“你再等等。雅芝身体不好,撑不住了。”
我等了他八年。
从十八岁,等到二十六岁。
那天晚上,我把压在箱底的户口本翻出来,看了很久,撕了。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张去深圳的站票,挤上了车。
绿皮火车开动的时候,我隔着车窗看见许志远在站台上,给王雅芝披外套。
1
其实指标的事,早有风声。
我们厂是国营大厂,解决夫妻两地分居,每年能争下一两个回城指标。我在名单上排了三年,前面的人一个个都走了,今年轮到我了。
车间的刘大姐提前给我透了信:“江穗啊,这回铁板钉钉是你,回去就能跟志远团圆了。”
我高兴得一宿没睡。
半夜爬起来,把给他纳了一半的鞋底又纳了两针。
我和许志远,是七九年认识的。
那年他病退回城,在火车站扛行李,我帮他把散了的铺盖卷重新捆好。他红着脸跟我道谢,说他是中专生,将来要考工程师的。
我说我一个农场知青,将来还不知道回不回得去城。
他说:“回得去。回不去,我来接你。”
八零年他考上地区中专,开学前我们领了证。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他给我写了一张婚书,钢笔字,工工整整。
【吾妻江穗:一等我毕业,二等我分配,三等我接你回城。此生不负。许志远。】
婚书背面,他画了两个小人,手拉着手。
中专三年,学费是我寄的。
我在农场代课,一个月二十七块五,寄二十。汇款单的存根,我一张一张夹在书里,攒了厚厚一沓。
他来信说,江穗,等我分配了,就把你调回来。
八三年他分配进厂,来信说,江穗,厂里规定双职工才能分房,你再等等。
八五年,他说,江穗,今年指标紧张,让给老厂长了,人家干了一辈子,你再等等。
八七年,他说,江穗,王雅芝你还记得吗,我中专同学,她男人没了,一个人在乡下带个孩子,怪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
我说,好。
八八年,指标下来了。
给了王雅芝。
刘大姐气得直拍大腿:“志远糊涂啊!王雅芝是什么人?人家有手有脚,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她身体不好?我看她身体好得很!”
我没说话。
我把纳好的鞋底收进包里,还有那张婚书。
第二天,我买了站票。
上车前,我在火车站的公用电话亭给厂里要了个电话,是刘大姐接的。
“江穗啊,你可想好了,这一走,农场那边的工作就没了,户口也销了,可就什么都回不来了。”
我看着手里那张粉红色的车票。
硬座都没有,就一张站票。
“姐。”我说,“我在这边,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回不来,就不回来了。”
挂了电话,我拎着包挤上了那趟绿皮火车。
2
火车上人挤人,厕所门口都坐着人。
我找了个车厢连接处的角落,把包垫在腿底下,坐了三十多个小时。
到深圳是半夜。
车站外头乱哄哄的,拉客的、接人的、卖地图的,喊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
有个烫着爆炸头的女人凑过来:“靓妹,找工作吗?”
我抱紧包摇头。
她又问:“有地方住吗?”
我还是摇头。
她笑了:“什么都没有就敢来深圳?你胆子真肥啊。”
说完她塞给我一张纸条:“布吉有个电子厂招工,包吃住,就说是阿珍介绍的。”
那张纸条我到现在还留着。
电子厂在布吉,流水线上全是跟我差不多的年轻人,全国各地的人都有,一天站十一个小时,焊电路板。
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八十三块。
我捏着那八十三块钱,在宿舍床上坐了很久。
同宿舍的小凤是湖南妹子,比我还小两岁,她教我说粤语,教我认电阻电容,教我怎么焊得又快又不烫手。
她问我:“阿穗,你男人呢?”
我说:“在城里上班。”
“他在城里上班,你怎么不跟着去?”
“离了。”
小凤愣了愣,把手里的一半橘子塞给我。
“离了好。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我掰了一瓣橘子放嘴里。
酸的。
来深圳的第二个月,我给许志远写了封信。
就几句话:我到深圳了,找了工作,能养活自己。家里的事,你看着办。离婚协议我随后寄给你,签个字就行。
信寄出去半个月,回信来了。
他的字还是那么工整:
【你闹够了没有?雅芝回城的事是组织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在农场好好的,跑深圳去干什么?那边乱得很,一个女人家乱跑什么?】
看来看去就一个意思:我无理取闹。
我把信叠撕了。
没回。
3
信还是一封一封地寄来。
八八年冬天,他写:【江穗,快过年了,赶紧回来吧。妈问你了。】
我回:【没空。】
八九年开春,他写:【雅芝的孩子病了要住院,我帮着垫了三百块。跟你说一声。】
我看着那行字,在宿舍的灯下坐了很久。
三百块。
我在农场代课,一个月二十七块五,给他寄了三年。他信里从来没说过一个谢字。
王雅芝的孩子病了,他垫三百,给的倒是爽快。
八九年年中,他的信短了:【江穗,赶紧回来吧。夫妻没有隔夜仇。】
九零年,更短:【江穗,我调到技术科了。】
九一年,就剩一句:【江穗,你还好吗。】
我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码好,和那一沓汇款单存根放在一起。
不是我舍不得扔。
是我要留着提醒自己,他爱的是别人。
4
我在深圳也没闲着。
流水线干了八个月,我报了夜校,学会计。
夜校在罗湖,从布吉坐中巴要四十分钟。
教室里坐着的都是跟我差不多的人,流水线的、餐厅端盘子的、工地看料的,一个个眼睛熬得通红,笔记记得比谁都认真。
讲台上的老师是个退休的老会计,深圳人,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
白天焊电路板,晚上上课,困了就往太阳穴上抹风油精。
宿舍熄灯后,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做题,小凤给我打掩护。
九零年底,我考下了会计证。
九一年,我从流水线调到了厂办,做出纳。
厂长是个香港人,姓周,开会的时候用广东话问:“边个识讲普通话又识打算盘?”
全办公室都看我。
我就这么从流水线,坐进了办公室。
那天晚上我给我妈写了一封信。
我妈在信里回我:【闺女你现在出息了。就是苦了这些年,你爸走得早,妈就你一个指望。你自己在外头,要吃饱饭。还有,志远来家里看过我两次,我看他好像瘦了。】
我捏着信纸,半天没动。
5
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后,深圳像一口烧开的水锅。
到处都在建厂,到处都在招工,到处都有人一夜暴富。
周厂长的订单翻了三倍,忙不过来,把一条旧产线盘了出去。
我咬咬牙,把我攒的八千块钱全拿了出来,又找小凤凑了两千,盘下了那条产线旁边的一间小车间。
做变压器加工,三来一补,给大厂做配套。
开张那天,连个招牌都没有,我用红纸写了四个字贴在门上:【江记电子】。
小凤笑得直不起腰:“人家都是公司公司,你整个江记,跟卖云吞似的。”
我说:“你懂什么,招牌越土,生意越稳。”
头三个月,我睡在车间里。
白天跑订单、盯生产,晚上对账、算工钱,饿了就泡一包华丰伊面。
最难的是要账。
有个东莞的老板,欠了我两万块货款,拖了四个月。我去要,他让保安把我往外赶。
我不走,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他厂门口,从早上八点坐到天黑。他下班出来,我就把送货单递到他面前。
“老板,两万块,你这么大一老板不至于欠我一个农民工。”
他骂我神经病。
第二天我又去了。
第三天也是。
第四天早上,他让财务把两万块钱结了,从窗口递出来的时候说了一句:“疯婆娘。”
我接过钱,当着他的面点了两遍。
“谢谢老板。”
“下次有订单,还找我。”
他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
后来这个老板成了我最稳定的客户之一。
有一次连着熬了四个通宵,交货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送货,骑到半路眼前一黑,连人带车栽进了绿化带。
醒来的时候躺在医院,右手打着石膏——撑地撑的,骨裂。
护士问:“家属呢?”
我说:“没有家属。”
“有认识朋友吗?”
“还在上班。”
护士没再问。
那半个月,我左手打着吊瓶,右手吊着石膏,用嘴咬着笔签字收货。
出院那天,医生嘱咐我:“你前段时间胃出血刚好,现在右手又骨裂,回去要好好静养,记住没。”
我点头应了。
出了医院门,直接回车间。
那年年底盘账,除去所有开销,我净赚三万二。
过年的时候,小凤回老家,车间剩我一个人看厂。
年三十晚上,我给自己下了一锅饺子,开了瓶珠江啤酒,坐在车间门口喝。
远处不知道谁在放烟花,一朵朵的,好美。
我举起酒瓶,对着烟花碰了一下。
“江穗,新年快乐。”
6
再见到许志远,是九三年夏天。
那天深圳下暴雨,我正在车间里盯一批赶工的变压器,门卫老陈跑来喊我。
“江厂长,门口有个人找你,说是你老乡。”
我放下手里的活,走到厂门口。
雨很大。
许志远站在铁门外,没打伞,浑身湿透,头发一绺一绺的贴在脑门上。
他穿了件白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裤脚全是泥点子,手里拎着一个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黑色人造革包,拉链坏了,用一根塑料绳捆着。
五年了。
我跟他,已经五年没见面了。
他老了一点,瘦了很多。
“江穗。”他喊我。
“我……”
“进来说吧。”
我带他进了办公室,给他倒了杯热水,又找了条干毛巾。
他双手捂着水杯,手在发抖,不知道是因为冷的,还是因为别的。
“江穗,你的厂子,办得真好。”他环顾四周,“我在杂志上看到过你,深圳青年企业家,我都不敢认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他沉默了很久。
热水杯在他手里冒着白气。
“厂里不行了。”他终于开口,“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发不出工资。我托关系贷了笔款,想做技术改造,没做成,钱砸进去了。”
“现在银行要收贷。”
“江穗,我知道我没脸来找你。”他把水杯放下,从那个破包里掏出一叠材料,“厂里的设备、订单都还在,只要再有二十万周转,就能撑过去。二十万,我写借条,我把房子押给你。”
“许志远。”
我打断他。
“王雅芝呢?”
他愣住了。
“什么?”
“我问你,王雅芝呢。”
“你贷的款,做的技术改造,是为了救厂,还是为了她?”
他不说话。
我看着他。
五年了,这个男人撒谎的本事一点长进都没有。他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她得了病。”半晌,他低声说,“肾上的病,要换肾。厂里的集资款,我挪了一部分给她治病,想着技改赚了钱就补上,没想到会失败。”
懂了技改没成功,钱也没了,窟窿也捂不住了。
“许志远,你还记得你欠我什么吗?”
他抬起头。
“八三年到八八年,我在农场代课,给你寄了多少学费和生活费,汇款单存根我都留着。”
“八五年我爸没了,我回去奔丧,你说厂里忙,走不开。是我一个人操办的丧事。”
“八六年我怀过一个孩子。”
他的脸一下子白了。
“你说什么?”
“八六年,我怀过一个孩子。”
我语速慢下来,“我给你写信,说我想回城生,你说雅芝的肾刚查出来有毛病,让我自己想办法。”
“我就自己去医院流掉了,病历我到现在都还留着。”
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
窗外的雨砸在石棉瓦的棚顶上,噼里啪啦。
许志远站起来,又坐下去,又站起来。
“江穗……我不知道,你信里没写,你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写了,只是你没回。你那时候在忙王雅芝的肾。”
7
许志远在深圳待了三天。
我给他安排了招待所,算是尽最后一点同乡的情分。
他没去宿舍住,在我厂门口对面找了家小旅馆住下。
一连三天,他天天来我厂门口。
不进来,就在门口站着,跟老陈聊天,帮我卸了两车货,帮食堂扛了一袋米。
老陈问我:“江厂长,那男的是谁啊?天天来给我们打白工。”
我说:“老乡。”
老陈咂咂嘴:“老乡?我看着像冤大头。”
第三天下午,他来办公室找我。
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双手递给我。
我打开看。
一沓信纸,每一封都有日期,从八八年到九三年。
“你寄给我的信越来越短。”
“我就没敢多写。怕你不高兴,怕你连看都不看。”
“其实每一封我都写了很长。写完又撕,撕完又写。最后寄出去的,都是最短的。”
我翻着那些没寄出来的信。
八九年那封写:【江穗,今天路过新华书店,看见一本《深圳特区报》合订本,我站在那儿看完了。深圳真远啊。你一个人在那边,晚上怕不怕黑?】
我收到的是:【江穗,回来吧。夫妻没有隔夜仇。】
九一年那封写:【江穗,我梦见你了。梦见你还在农场,我去接你,你穿那件蓝布罩衫,站在路口等我。我醒了之后枕头是湿的。江穗,我想你了。】
我收到的是:【江穗,你还好吗。】
我一页一页地翻,翻到最后一页,手停了。
最后一页是九二年的,没有日期,只写了一行字,被钢笔划掉了,划得很重,但还是能认出来。
【江穗,我好像把你弄丢了。】
我把信封合上,放在桌上。
“许志远,你现在把这些拿给我看,有什么意思呢?”
他站在那儿,喉咙动了动。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也不是,从来没想过你。”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没用了。”
“厂子保不住了,房子要被收走了,我妈……我妈上个月走了。走之前还念叨你,说你手巧,纳的鞋底最舒服。”
“江穗,我不求你借钱了。”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他看着我,眼睛里那种固执的神气又冒出来了。
“你当年撕户口本的时候,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想过跟我商量一下?”
8
我带他去了我住的地方。
不是厂房,是我在布吉买的一套小两房,九二年买的,那时候深圳房价还没起飞。
房子不大,但干净。
阳台上养着一盆勒杜鹃,开得红红火火。
许志远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进来。”
我给他倒了杯水,去卧室拖出一个旧皮箱。
那皮箱是我八八年来深圳时带的,人造革的面,边角都磨白了,锁是坏的,用一根红绳系着。
我把箱子放在客厅茶几上,解开红绳,打开。
“你不是问我,撕户口本的时候有没有跟你商量过。”
“你自己看。”
箱子最上面,是那本撕了的户口本。
我用透明胶布,一页一页,粘好了。
“我撕了,第二天就后悔了。我坐在招待所的床上,一页一页地粘,粘了两个小时。”
“粘完我就想,江穗,你真没出息。撕都撕了,还粘它干什么。”
“可我还是留着了。”
许志远的手开始抖。
我往下翻。
第二样东西,是那沓汇款单存根,八三年到八八年,五年,六十张,一张不少。
“中专三年,你花了多少,我给你寄了多少,都在这儿。”
“我从来没跟你要过。不是我不记着,是我觉得没必要。”
第三样东西,是那张婚书。
【吾妻江江穗:一等我毕业,二等我分配,三等我接你回城。此生不负。许志远。】
钢笔字,工工整整,背面两个小人,手拉着手。
“你说此生不负。”
“许志远,你这辈子有没有负我?”
他没说话。
我把最底下的东西拿了出来。
一个牛皮纸的病历本,县医院的,封皮上写着我的名字。
病历最后一页,夹着一张化验单,日期是八六年四月。
下面一页是手术同意书,家属签字栏,空着。
患者签字:江穗。
“家属签字那一栏,我空着。”我说,“医生说必须有人签字,我说我男人在城里,忙,来不了。医生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最后还是让我自己签了。”
“许志远,我躺在那张床上的时候,想的是你要是知道我一个人在这儿,会不会立刻买票回来。”
“后来我想明白了。”
“你不会。”
“因为王雅芝的肾,比我的孩子更重要。”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许志远跪下去了。
他趴在那个旧皮箱上,额头抵着箱沿,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把病历本拿回来,放回箱子里,把箱子合上。
“你走吧。”我说。
“许志远,你走吧。”
“借条不用写了,钱我也不借。”
“不是我不帮你。是你跟我已经没关系了。”
“五年前你把回城指标让给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关系了。”
他趴在那儿,过了很久,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声音闷在箱子里,几乎听不清。
“江穗我再也不管她了行不行?”
我看着他。
“许志远,我消失五年你有管过我吗?”
9
许志远走了。
没借钱,没求我,也没有再给我写信。
后来我听老家的人说,厂子破产清算,他主动把所有责任都揽了下来,该卖的卖,该抵的抵,没让老工人们吃亏。
房子没了,他搬进了厂里的单身宿舍。
王雅芝的肾,最后也没换成。不是没钱,是配型一直没配上。
九四年,她也走了。不是死了,是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做生意的,去了海南。
走之前她来找过我一次。
那天深圳很热,她站在我厂门口,穿一条白裙子,瘦了很多,脸色还是不太好。
老陈通报我的时候,我以为是来闹事的,结果她站在那儿,规规矩矩的。
“江……江总。”她喊我。
这个称呼让我愣了一下。
“我下个月去海南。走之前,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我没说话。
“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
她低着头,“当年回城那个指标,是我找许志远求的。我哭着跟他说,我一个人在乡下活不下去了,孩子要上学,我身体又不好……他就答应了。”
“他那个人,你不会不知道。”
“谁弱,他就帮谁。谁哭,他就信谁。”
“你不哭,你就活该被晾着。”
“江总,我那时候不懂这个道理。等我自己也被人晾在一边的时候,我才懂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
“他后来整夜整夜地失眠,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翻你那些信,翻汇款单,翻那个粘起来的户口本。”
“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雅芝,我对不起江穗,可我最对不起的,不是让出了那个指标,是让她一个人去做了那个手术。”
“这话他不敢跟你说,托我带给你。”
说完她朝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很久没有动。
最后我告诉自己:【江穗,你没有错。】
10
九四年,我的厂子搬了家。
从布吉的小车间,搬到了龙岗的工业园,厂房两栋,工人一百八十个。
“江记电子”的招牌换成了铝塑板的,蓝底白字,在工业园门口立起来,老远就能看见。
小凤从湖南回来了,带着她弟弟。我让她管人事,她弟弟管仓库。
她叉着腰站在新厂房门口,看了半天,回头问我:
“阿穗,你说咱们这算不算是出息了?”
我说:“不算。”
“这都不算?”
“等咱们自己的牌子做出来,才算。”
那时候我已经不做单纯的代工了。
九三年年底,我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做小功率变压器,贴自己的牌。
深圳这个地方,只要你肯熬,肯学,肯吃苦,遍地都是机会。
我带着小凤跑广交会,挤在人流里发名片,印名片的时候为了省两块钱,我让印刷厂把“总经理”三个字去掉,就印“江穗”两个字。
小凤不解:“你本来就是总经理啊。”
“名片上印什么不重要。人家认的是你的货,不是你的头衔。”
九四年广交会,我们拿下了第一笔外贸订单,马来西亚的,四万美金。
签完合同那天晚上,我在酒店房间里,给我妈打了个长途。
“妈,我签了笔大单。”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闺女啊,妈不稀罕你挣多少钱。妈就想问你一句你一个人在那边,累不累?”
我握着话筒,鼻子一酸。
来深圳六年,搬货、熬夜、胃出血、骨裂、被人骗过一批货款、过年一个人看厂,我从来没喊过一声累。
我妈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
“不累。”
我说,“妈,一点都不累。”
挂了电话,我在酒店的窗前站了很久。
楼下是深圳的夜,霓虹灯一块接一块地亮着,马路上车来车往,喇叭声远远传上来。
真好。
11
许志远再来深圳,是九五年春天。
这次他没有站在厂门口。
老陈跑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正在开会。
“江总,外面有个人,说是来应聘的。”
“应聘找人事。”
“人事让我来问您。”
老陈把一张登记表递过来,“他说他叫许志远。”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
小凤坐在我旁边,脸色变了变。
我接过登记表。
会议室里七八双眼睛都看着我。
小凤小声说:“阿穗,你要是难做,我让他走。”
我把登记表放下。
“按流程走。该面试面试,该考核考核。他要是能过,就录用。过不了,就让他回去。”
“江总,他要是过了呢?”
“过了就录用。我们厂招人,看本事的。”
小凤张了张嘴,没再说话。
三天后,人事部通知我,许志远通过了技术考核,被录用了。
分配到二车间,负责变压器绕组工艺。
试用期三个月,工资八百。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食堂吃饭。
我端着餐盘,走到二车间的窗口前,隔着玻璃看了一眼。
许志远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手套,正低头绕线。
他绕得很认真,手指上的动作又稳又准,一看就是干惯了技术活的。
车间里噪音很大,他听不见外面的动静。
我看了大概十秒钟,端着餐盘走了。
那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到十一点。
走的时候,办公桌上多了一张纸条。
字还是那么工整。
【江总,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把纸条扔了。
12
许志远在厂里干了一年。
这一年里,他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干到了工艺组的组长。
不是靠关系。
我专门叮嘱过小凤,不许给他任何照顾,考核该怎么来就怎么来。
他的试用期考核是全优,转正之后第一个季度,就把二车间的良品率提高了百分之三。
工人里有老技工不服他,说他一个外来户,凭什么当组长。
他也不争,就是每天最早来,最晚走,谁的机器出了问题,他放下手里的活就去帮忙。
半年下来,二车间没人不服他。
有一次我去车间巡查,正好赶上午休。
工人们都端着饭盆蹲在树荫底下吃,许志远一个人坐在机床旁边,就着白开水啃馒头。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他手里的馒头。
“食堂没菜了?”
他站起来,有点局促:“有,我想省点钱。”
“省钱干什么?”
“还债。”
他说得坦然,没有半分不好意思。
“厂子破产的时候,我给十几个老工人写了借条。他们在城里不好找工作,有的家里还有病人。我每月发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剩下的按借条一家一家地还。”
“一个月还一点,十年总能还完。”
我看了他一会儿,没说话,转身走了。
第二天,食堂多了一个窗口,免费加班餐,两荤一素,加班的工人都可以打。
通知是我签的。
小凤问我:“阿穗,你这是……”
“工人加班辛苦,该吃口好的。”
“这是厂里的规定,不是给他一个人的。”
小凤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行行行,厂里的规定。”
那天下班,我路过二车间,听见里面有人唱歌。
是许志远。
他唱的是《驼铃》,送战友,跑调跑得厉害。
“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
工人们起哄:“老许,别唱了!难听死了!”
他也不恼,笑着说:“难听你们也听了半年了,忍忍吧。”
车间里一阵哄笑。
我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也笑了。
有多久没听过他唱歌了?
八五年?还是八六年?
那时候他在厂里技术比武拿了第一名,高兴得哼了一路。
那时候他还不是谁的救世主,也不是什么技术员、组长。
他就是许志远。
我的许志远。
13
九五年年底,公司年会。
我在年会上发了年终奖,抽了奖,讲了话,无非就是那些话: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明年再接再厉。
散会的时候,工人们都走了,会议室里杯盘狼藉。
我留下来对最后一遍账。
对到一半,听见门口有动静。
许志远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个纸包。
“江总。”他喊我。
“什么事?”
“这个,给您。”
他把纸包放在桌上,往后退了一步。
我打开。
是一双棉鞋。
手工纳的鞋底,黑色的灯芯绒鞋面,针脚密密的,一看就知道纳了很多夜。
鞋底里还垫了一层毡子,厚实,暖和。
“深圳冬天不冷。”我说。
“您胃不好,脚不能受凉。我妈说过,脚底下暖和了,胃就舒服。”
我看着那双鞋。
“许志远,你哪来的时间纳鞋底?”
“晚上,反正也睡不着。”
“你纳了多久?”
“三个月。”
我没再说话。
他也站在那儿,不走,也不说话。
会议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暖气开得很足,窗户上蒙了一层白雾。
过了很久,我开口。
“许志远,我问你一件事。”
“您说。”
“八八年,你把回城指标让给王雅芝的时候,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想过我?”
他沉默了。
这个沉默比任何回答都诚实。
“想过。”
他沉默了一会说“我想的是,江穗在农场待了八年,她懂事,她能理解。雅芝不一样,她身体不好,孩子还小,她等不起。”
“我想的是,你是自己人,让一让,没关系。”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人,也是会寒心的。”
“我更没想过......”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颤。
“我更没想过,我这一让,让掉的不是一个指标。”
“是你。”
会议室里很安静。
暖暖的风声,白雾蒙在玻璃上,外面的世界模糊成一片。
我低头看着那双棉鞋。
针脚密密实实的,鞋底纳得又厚又硬。
跟八八年我纳的那双,一模一样。
“鞋我收下了。”
他眼睛一下子亮了。
“但是许志远。”
我把鞋放回桌上,推过去。
“鞋我收下,钱我照付。”
“按市价,手工棉鞋,八十块一双。”
“你明天去财务领钱。”
他脸上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好,谢谢江总。”
他抱着那双鞋,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我坐在原地,对着那扇关上的门,坐了很久。
我拿起桌上的内部电话,打给小凤。
“小凤,明天跟财务说一声,许志远的工资,从这个月起,按组长二级标准发。”
电话那头,小凤笑了一声。
“知道了,江总。”
14
九六年春节前,我妈来深圳过年。
老太太六十五了,第一次出远门,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下车的时候腿都是肿的。
我把她接到家里,烧了热水给她泡脚,她一边泡一边四处看。
“闺女啊,这房子真好。比咱们老家的房子亮堂多了。”
“妈,您要是喜欢,就搬来跟我住。”
“不搬。”
我妈摆手,“我住不惯。太干净了,连个说话的邻居都没有。”
她泡完脚,我把她扶到沙发上,给她削苹果。
她吃了两口,忽然问:“志远……他现在怎么样?”
我削苹果的手停了停。
“在我厂里,当组长。”
“你俩……”
我妈试探地看着我,“还有没有可能?”
“妈。”
我把苹果切成小块,插上牙签,递给她,“没有可能了。”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劝。
年三十那天,我包了饺子,炖了鸡,开了一瓶酒。
我妈喝了一小杯,脸就红了,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
说我小时候的事,说我爸的事,说我爸要是还在,看见我现在这样,得多高兴。
“你爸走的那年,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他躺在病床上跟我说,穗儿心重,什么事都自己扛,将来嫁人,一定要嫁个知道疼人的。”
“妈那时候还跟他说,志远就不错,老实,有文化。”
“谁知道……”
她没说下去,摆了摆手。
“不说了,大过年的。”
说到后来,她忽然压低声音,像说一个秘密。
“穗啊,妈跟你说件事,你别生气。”
“志远那孩子,这些年,每个月都给我寄钱。”
我愣住了。
“从九三年开始,一个月五十,后来涨到八十,再后来一百。我不要,他就托你们原来厂里的刘大姐送来。刘大姐说,志远说了,这钱不是给你的,是还给江叔的。”
“他说当年你爸卖老宅给他凑的那五十万,他这辈子还不清,只能慢慢还。”
我妈看着我,眼睛红了。
“穗啊,妈知道你恨他。妈也恨他。”
“可妈今天说句公道话,这人啊,年轻的时候,谁不犯糊涂呢?”
“他糊涂了八年,你苦了八年。现在你出息了,他也知道错了。”
“妈不是让你原谅他。妈就是想告诉你,有些事,你知道就行了,别把自己关死。”
我给我妈倒了杯热水,没说话。
电视里在放春晚,赵丽蓉的小品,满屋子都是笑声。
我妈看了一会儿,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给她盖上毯子,一个人走到阳台上。
深圳的除夕夜,没有老家那么冷。
远处的夜空里,有烟花升起来,炸开,一朵,又一朵。
楼下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混着远处工业区的狗叫。
我站了很久。
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
那时候的短信,一个字一分钱,大家都是能省则省。
这条短信只有四个字:
【江穗,新年好。】
发信人:许志远。
我看着那五个字,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很久。
远处又一朵多烟花升起来了,五颜六色,开在黑漆漆的夜空里,照亮了半个深圳。
我把手机收起来,回屋,给我妈掖了掖毯子。
饺子还温在锅里。
新的一年,要来了。
15
九七年,香港回归那年,我的公司上了市,不是股票上市,是规模上了一个台阶,工业园里又拿下一栋厂房。
本地的报纸来采访,标题起得很大:《从农场知青到企业家:江穗的九年》。
记者问我:“江总,您觉得您成功最大的秘诀是什么?”
我想了想。
“没什么秘诀。”
“就是八八年那天,没人送我,我自己买了一张站票。”
“站了三十多个小时到深圳,腿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人这一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站票也是票。”
“站着,也能到深圳。”
报道登出来那天,许志远买了十份报纸。
他一份一份地看,看完,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他宿舍的抽屉里。
这些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年秋天,他老家的表哥来深圳看他,顺便来我办公室坐了一会儿。
“江总,志远让我给您带句话。”
“他说,当年在站台上,他给王雅芝披外套的时候,其实看见你了。”
“他看见你上了那趟车。”
“他说他那会儿想追上去来着,可王雅芝在旁边咳嗽,他就犹豫了。”
“就犹豫了那么几秒钟,车开了。”
“他说他后来每次想起来,都想抽自己。”
“几秒钟。一辈子。”
我坐在办公桌后面,听完,点了点头。
“知道了。”
表哥走后,我一个人坐了一会儿。
窗外是九七年的深圳,楼越来越多,路越来越宽,路上跑的车一年比一年新。
这个城市从来不等任何人。
第二天,我去了一趟火车站。
没接人,也没送人。
我就是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一趟绿皮火车进站,门打开,人群涌出来。
有扛着蛇皮袋的年轻人,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提着黑色人造革包的中年人。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差不多的东西:疲惫,又亮着一点光。
我忽然就想起了八八年的自己。
二十六岁,一个人,一张站票,一个撕了又粘起来的户口本。
站在车厢连接处,三十多个小时,腿肿着,心也肿着。
可火车一直在往前开。
轰隆隆地开,穿过湖南,穿过广东,一直开到深圳。
开到天亮。
我从站台往回走,走到出站口,阳光正好。
手机响了,是小凤。
“阿穗,你在哪儿呢?马来西亚那边的客人到了,等着你签合同呢。”
“在火车站。”
“火车站?你去接谁?”
我笑了笑。
“不接谁。”
“接我自己。”
挂了电话,我走出车站,拦了辆出租车。
“师傅,龙岗工业园。”
车子汇入车流,朝东边开去。
路边的广告牌一块接一块地往后退,最显眼的那块上印着一行大字:
【深圳,欢迎您。】
我看着那行字,轻轻地说了一句:
“谢谢。”
“我早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