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冬天,我二十三岁。
那一年,我第一次进白事班。
白事班在清溪乡是有名号的,叫“陈家班”,三代人做白事,吹打、扎纸、抬棺、哭丧,一样不落。
三叔陈三弦是班主。
他哭丧哭了三十年。
清溪乡的人说,陈三弦的嗓子是借来的。
他自己不这么讲,他说嗓子是自己的,命是借来的。
进班那一天,三叔把我带到祠堂后头的一间小屋。
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
桌上放着七样东西:
一只碗,碗里是白米。
一把剪子。
一叠白布。
一卷麻绳。
一盏油灯。
一块木牌。
一本册子。
“跪下。”三叔说。
我跪下。
“抬头。”
我抬头。
他指着那块木牌。
木牌是黑的,上头的字用朱砂写着。
“念。”
我不认得那些字。
那些字不是字。
三叔把手按在木牌上,把木牌转过来,对着灯。
灯照上去,字才显出形。
七个字:
哭别人的丧,不哭自家的丧。
我念了一遍。
三叔点点头。
“起来。”
我站起来。
他把那本册子递给我。
册子是手抄的,纸发黄,边角磨秃了。
“这是班规。”他说,“抄一遍,明天背下来。”
那一夜,我在灯下抄了七条。
抄到天亮,手冻得握不住笔。
我抄的是这七条:
一、进门先数孝子。孝子若多出一个,不可开工。
二、眼泪不可落在棺上。
三、摔盆只摔一次。盆若不碎,不可再摔。
四、抬棺不走回头路。
五、守灵不可替人应名。
六、灵前的饭,不可自己吃。
七、丧家的钱,不可数第二遍。
抄完了,我在册子最后一页,看见一行小字。
字是三叔写的,写得很轻。
“以上七条,破一条,死一个。”
我把册子合上。
窗外天亮了。
远远的,有一户人家在哭。
三叔站在门口,抽着旱烟。
“听见没有?”
“听见了。”
“那是西村的。”
“谁家?”
“死了个老太太。”他说,“八十岁,寿终。”
“我去不去?”
“今天不去。”他说,“今天先教你哭。”
他把我带到河边。
河上有一层雾。
他站在雾里,清了清嗓子。
然后他哭了。
那一声,从河这头,一直传到了河那头。
我站在旁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因为我听出来了。
他哭的不是死人。
他哭的是他自己。
我问他:“三叔,你哭谁?”
他把脸抹了。
“哭我自己。”
“你不是还活着?”
“活着。”他说,“活着也是借的。”
那时候我不懂。
我以为他是在讲一句闲话。
十三年后我才懂。
他站在河边哭的那一声,是替一个不能哭的人哭的。
那个人在水里。
那天我们在河边站到日头落。
雾散了。
河面上什么也没有。
三叔收起旱烟袋。
“回了。”
“回哪儿?”
“回祠堂。”他说,“今晚有人要来请。”
“请什么?”
“请一场丧。”
我问:“你怎么晓得有人要来请?”
他指了指河面。
河面上,浮着一片白。
是一片纸钱。
从下游漂上来,漂到我们脚边,打着旋停住了。
三叔弯腰把它捞起来。
纸上没有字。
只有一个印子。
一个手指按上去的灰印。
“这是什么?”
“是请帖。”他说。
“谁下的?”
“死人下的。”三叔把纸钱揣进袖子,“他先给个印子,明天就有人上门。”
“没有人上门呢?”
三叔笑了。
“没有人上门,”他说,“他自己就来。”
陈家班一共五个人。
三叔陈三弦,班主,五十二岁。他瘦,背有点驼,眼眶很深,眼睛总是红的。他的人说他哭丧哭伤了眼睛,也有人说他的眼睛不是哭伤的。
阿七,唢呐手。
阿七是个哑巴,四十来岁,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他不会说话,可他吹唢呐的时候,声音比谁都亮。三叔说,哑巴吹唢呐,是因为话都说不出,就吹出来了。
老木,抬棺的。
老木五十八,个子高,肩膀宽,一只手能拎起半扇猪肉。他不识字,可他记得清溪乡三十年来每一场丧事的日子。
瞎婆,扎纸的。
瞎婆六十五,眼睛看不见,可她扎的纸人,鼻子眼睛都不歪。她的手摸一遍纸,就知道该在哪儿下剪刀。
还有我。
陈小满,二十三,新手。
我不会吹,不会抬,不会扎。
三叔说,先学哭。
“哭丧的人,手上的活都是假的。”他说,“只有哭是真的。”
“哭出来的东西,死人听得见。”
陈家班有一辆板车。
板车上装着一口木箱。
木箱里是家伙事:两只唢呐、一面锣、一副钹、七块白布、一捆麻绳、一把剪子、一把刀、一叠纸钱、一块木牌。
木牌就是序章里那块。
牌上有七个字。
每次出班,三叔都把它挂在车头。
挂上去的时候,牌背对着人。
“牌为什么背着挂?”我问。
“因为字是给死人看的。”他说。
“死人看得见?”
“看得见。”他说,“人死了,眼睛就不看路了,专看字。”
我们出班的时候,走在前头的是三叔。
他手里拎着那只碗。
碗里是白米,一路撒,一路撒。
撒的时候他不说话。
阿七跟在他旁边,唢呐挂在脖子上,不吹。
老木推车。
瞎婆坐在车尾,怀里抱着纸。
我走在最后。
走过村子的时候,家家关门。
不是怕我们。
是不看。
白事班过村,不看是规矩。
看了,魂会以为你舍不得。
你一舍不得,他就跟着你回家。
第一场丧事,在西村。
死的是个老太太,八十一岁,姓吴,寿终。
她儿子姓吴,叫吴有田,四十来岁,在乡里开油坊。
我们到的时候,天刚亮。
院子里已经搭起了棚。
棚下摆着棺,棺前摆着灵桌,桌上三样供:一碗饭、一碟盐、一盏灯。
三叔把板车停在院门口。
他没有进去。
他站在院门口,往院子里看。
看了很久。
“小满。”
“在。”
“数。”
“数什么?”
“孝子。”
我探头往里看。
灵堂两侧跪着人,都穿白,头上扎白布。
“一、二、三、四……”
我数了一遍。
“六个。”
“再数一遍。”
我又数了一遍。
“六个。”
三叔点点头。
“进去。”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要数孝子。
死人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躺在棺里,听着外头的哭,听着孝子跪在边上,他会以为自己还在睡。
孝子六个,他家里有六个人。
孝子要是多出一个,他数的时候数不对。
数不对,他就知道——这不是他的家。
不是他的家,他就要找一个。
那一场,我们做得很顺。
三叔一开口,院子里的人就全哭了。
不是他们想哭,是听见三叔哭,眼泪自己就出来了。
三叔哭的那个调子,是从低处起的,一嗓子拖得很长,中间断一下,断得像噎住了一口气。
断完了,再往上走。
走到最高处,他停住,不唱了。
院子里静了一下。
那一下静,比哭还难受。
静完了,他把那一口气吐出来,接着哭。
我站在旁边,眼泪掉下来。
不是伤心。
是那个调子进了骨头。
丧事办了三天。
第三天出殡。
出殡之前,要摔盆。
盆是瓦盆,摆在灵前,盆底钻了七个眼。
长子抱着盆,跪在门口。
摔的时候,要把盆举过头顶,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摔得越碎越好。
碎得碎,死者才知道,家里人舍不得他。
吴有田抱着盆。
他跪得很正。
他把盆举过头顶。
“摔。”三叔说。
盆落下来。
“哗”的一声。
碎成八片。
三叔说了一句:“好。”
然后起棺。
四个人抬。
老木在前头。
出院子的时候,棺不能碰门框,不能碰影壁,不能碰门槛。
出门以后,要往东走,不能往西。
往东三百步,有一个岔口。
到了岔口,才许拐弯。
我问三叔,为什么不能往西。
“往西是回头。”他说。
“回头怎么了?”
“人死了,就往前走。”他说,“你一回车,他就以为家还没走远,他要回去看看。”
“看完了呢?”
“看完了就留下来了。”
那一场办完,吴家给了六块钱。
三叔收了钱,当着吴有田的面数。
数完,他把钱塞进怀里。
他没有数第二遍。
回去的路上,我问他:“三叔,为什么不能数第二遍?”
“钱数两遍,是心里有鬼。”他说。
“有什么鬼?”
“数一遍,是收下了。”他说,“数两遍,是想多要。”
“想多要,死人听得见。”
“听得见会怎样?”
“他会记着你。”三叔说,“记着你的,不会走。”
我们推着板车回清溪乡。
路过河的时候,天黑了。
三叔停下来,把木箱打开,拿出那只碗。
他把碗里的米,撒在河边。
撒完了,他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三叔,这是给谁磕?”
“给河里的。”
“河里有谁?”
“有人。”他说。
我往河里看。
河上有雾。
雾里头,什么都没有。
可我听见了声音。
很轻。
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拍水。
一下,一下。
像在拍门。
第二年的春天,乡公所来了人。
来的是个瘦子,姓黄,是乡里的文书。
他进门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为难。
“陈师傅。”
“说。”
“河里捞起来一个。”
三叔正在劈竹篾,手上的刀没有停。
“谁的?”
“不晓得。”
“男的女的?”
“男的。”
“多大?”
“三四十。”
“穿什么?”
“蓝布褂。”
三叔的刀停了。
“蓝布褂?”
“蓝布褂。”黄文书说,“里头的褂子,外头的裤子,都是蓝的。”
“鞋呢?”
“一只。”
三叔把刀放下。
“一只?”
“一只。”黄文书说,“左脚有一只鞋,右脚没有。”
三叔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他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这活儿,我不接。”他说。
“陈师傅——”
“我不接。”三叔说,“没有名字的,我不哭。”
“乡里出钱。”
“出多少?”
“十块。”
“二十块。”
“二十就二十。”黄文书说得很快,快得像早想好了。
三叔看了他一眼。
“二十块,谁出?”
“乡里出十二,我们几个凑八。”
“你们几个是谁?”
“我,还有油坊的吴有田。”
三叔笑了一下。
笑的时候,他的眼睛更红了。
“吴有田。”
“是。”
“他也凑?”
“他凑。”黄文书说,“他说,去年他妈那一场,办得体面。”
三叔沉默了很久。
“好。”他说。
“那我回去回话。”
“你等等。”
黄文书站住。
“这一场,我不哭。”三叔说。
“不哭?不哭那还叫白事班?”
“我出人,出家伙,出规矩。”三叔说,“我不开口。”
“为什么?”
三叔没有答。
他只是把那块木牌,从车头取下来。
取下来,他看着那几个字。
“因为他不配。”三叔说。
“谁不配?”
“哭的人不配。”三叔说。
那一夜,三叔把我们都叫到祠堂后头的小屋。
灯点着,木牌放在桌上,正面朝着我们。
“你们听着。”他说,“这一场,跟我三十年办过的都不一样。”
“死的是个没有名字的。”
“没有名字,就没有家。”
“没有家,就没有孝子。”
“没有孝子,规矩怎么办?”
阿七不会说话,他抬起手,比了一个手势。
三叔点点头。
“对。扎。”
瞎婆在墙角坐着。
她听了这句话,抬起头。
“扎几个?”
“七个。”三叔说。
“为什么七个?”
“因为他是第七个。”
“第七个什么?”
三叔没有答。
那一夜,瞎婆扎了七个纸人。
纸人一尺八高,穿白,头上扎白布,跪的姿势。
我从没见过跪着的纸人。
通常扎的纸人都是站着的,站在灵前伺候。
跪着的不一样。
跪着的,是孝子。
瞎婆的手很稳。
她扎的时候不说话,只听见剪刀一声一声。
剪到最后一个,她的手停了。
“三叔。”
“说。”
“这一个,扎不出来。”
“为什么?”
“纸不够了。”
“那就用旧纸。”
“旧纸是去年的。”
“用。”
瞎婆低下头,从怀里摸出一叠旧纸。
那叠纸发灰,边上发脆。
她把纸摊开。
纸上有字。
我凑过去看。
字是墨写的,写得歪。
“这是谁的纸?”
“死人的纸。”瞎婆说,“扎过纸人的纸,拆下来,还是纸。”
“上头为什么有字?”
“因为那纸人上,写过名字。”
我伸手,把纸翻过来。
纸上写着一个名字。
那名字,我认得。
陈小满。
我的手停在那儿。
“瞎婆。”
“嗯。”
“这纸,是哪儿来的?”
“去年的。”她说。
“去年哪一场?”
“西村,吴家那一场。”
“那一场,没扎过纸人。”
“扎过。”她说,“扎了一个。”
“扎的谁?”
瞎婆抬起头。
她看不见,可她的脸正对着我。
“扎的孝子。”她说。
“孝子不是纸的。”
“那一个,”她说,“是纸的。”
我把那张纸捏在手里。
纸很干。
干得像一张皮。
那一场丧事,设在河边的义祠。
义祠是一间三开间的瓦房,屋里空着,只有一张长凳和一张灵桌。
尸停在长凳上,盖着一张白席。
我们到的时候,天刚亮。
河上有雾。
雾从河面升起来,把义祠围住。
三叔在门口站着。
“小满。”
“在。”
“数孝子。”
我走进义祠。
灵堂两侧,七个纸人跪着。
三个在东边,四个在西边。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三叔走进来。
他自己数了一遍。
七个数完,他站在灵前,没有动。
“三叔。”
“嗯。”
“开工吗?”
“等一等。”
“等什么?”
“等他数。”三叔说。
他指的是尸。
我们站在灵堂里,等着。
等了半个时辰。
日头从雾里出来的时候,三叔说话了。
“他数了。”
“数出几个?”
“七个。”
“那不是对的?”
“对的。”三叔说,“可他数完七个,又数了一遍。”
“数出几个?”
“八个。”
我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多的那个在哪儿?”
三叔没有答。
他走到灵前,把白席掀开一角。
尸的手露出来。
手是青的,指头张开。
“你看他的手。”三叔说。
我看。
他的手指,是在数的姿势。
拇指压着食指。
“他数到七,停在那儿。”三叔说。
“多的那个,是他自己。”
他把白席放下来。
“开工。”
那一场,我们没有哭。
三叔说,没有名字的人,哭不得。
哭了,他就以为有人要他。
我们只吹打。
阿七吹唢呐,吹的是“过山调”。
调子很慢。
吹到一半,他停了。
因为在雾里,有另一个唢呐在应。
阿七抬起手,把唢呐放下。
他的脸色白了。
三叔走过去,把手按在他肩上。
“别停。”他说,“停了,他就知道你听见了。”
阿七重新吹起来。
另一个唢呐,也跟着吹。
两个调子,一模一样。
吹到日头正中,那个声音停了。
我站在灵堂门口,往外看。
雾散了。
河面上什么都没有。
可河边的泥地上,有一串脚印。
从水里出来。
走到义祠门口。
停住。
只有进来,没有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先进义祠。
一推门,我就站住了。
灵堂两侧,纸孝子跪着。
东边三个。
西边四个。
我数了一遍。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
我又数了一遍。
“七个。”
我松了一口气,转身出去。
走到门口,我停住。
因为我看错了。
刚才我数的时候,是从左边数的。
左边三个,右边四个。
一共七个。
可我数的顺序,是先数西边。
西边是四个。
我回过头。
西边跪着五个。
东边三个,西边五个。
八个。
我没有叫三叔。
我自己走过去。
多出来的那个,跪在最右边,靠着窗。
它的头上,扎着白布。
白布是湿的。
它的衣裳也是湿的。
湿到往下滴水。
一滴一滴,滴在地上。
地上已经积了一小片水。
我蹲下来,看它的脸。
纸人的脸是糊的,糊得平,没有五官。
这个有。
它有眼睛。
眼睛是两块小小的湿纸,贴上去的。
它看着我。
我站起来,退了半步。
“三叔。”
三叔进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本册子。
他把册子翻开,翻到第一页。
“孝子若多出一个——”
他念到这儿,停住。
“小满。”
“在。”
“多的那个在哪儿?”
“西边,靠窗。”
三叔走过去。
他蹲下来,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摸了摸那纸人的头。
白布上的水,沾在他手上。
他把手抬起来,看了看。
“这是河里的。”他说。
“河里什么?”
“水。”他说,“河里的水,是死的。”
“死了的水,才能上纸。”
“哪一个?”
三叔站起来。
“他数错了。”
“他数出了八个,多的那个是谁?”
“是他自己。”三叔说,“他自己跪在那儿,坐了三天。”
“三天?”
“这三天,他一直想找一个人替他哭。”三叔说,“没有人哭,他就自己坐到孝子的位置上。”
“他坐上去,就想当自己家的孝子。”
“当了孝子,他就以为自己有家了。”
“那我们怎么办?”
“把多的那个找出来,烧了。”三叔说。
“烧了会怎样?”
“烧了,他就晓得自己没家。”
“晓得了会怎样?”
“晓得了,”三叔说,“他就肯走。”
那天傍晚,我们在义祠外头,烧那个纸人。
烧的时候,天阴着。
三叔把它抱出来,放在干地上。
它跪着,还是跪着。
“小满,点火。”
我把火折子点着。
火苗舔到纸的时候,那个纸人动了一下。
不是被火烧的动。
是它自己,往下缩了一寸。
像一个人被烫了,往回缩。
我退了一步。
火大起来。
火烧到它的头,白布先着。
布烧起来的时候,有声音。
“呜——”
不是火的声音。
是哭的声音。
三叔站在旁边,脸很白。
“别听。”他说。
“它哭了?”
“哭了。”
“纸人会哭?”
“它不是在哭纸。”三叔说,“它是在哭它自己。”
火灭了以后,地上只剩一点灰。
灰是湿的。
那一夜,我们守灵。
守灵的时候,灵桌上摆着三样供:一碗饭、一碟盐、一盏灯。
饭是新煮的,冒尖。
三叔有条规矩:灵前的饭,不可自己吃。
理由很简单:那碗饭是给死人的。
死人吃饭,是吃气。
你吃了他的气,他就饿。
那一夜,我饿。
我们从早上忙到夜里,我只吃了半个冷红薯。
灵桌上那碗饭,白,冒尖,还冒着一点热气。
我坐着,看着那碗饭。
看了很久。
“三叔。”
“嗯。”
“我饿。”
“忍着。”
“忍到什么时候?”
“忍到出殡。”
我把眼睛移开。
移开了一会儿,又移回去。
我跟自己说,就吃一口。
一口不算吃。
我站起来,走到灵桌前。
我把筷子拿起来。
那碗饭,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样子了。
碗里的饭,少了一口。
中间有个小小的坑。
像有人用勺子挖过。
我站在那儿,手里拿着筷子。
“谁吃了?”我问。
灵堂里没有人。
阿七在外头吹唢呐,老木在门口抽烟,瞎婆在车尾扎纸。
我把碗放下。
“我不吃了。”我说。
我坐回去,坐了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里,我一直看着那碗饭。
那个坑,没有变。
可我饿得更厉害了。
我又站起来。
我把碗端起来,一口吃下去。
那一口是凉的。
凉得像从井里舀出来的。
吃完了,我把碗放回去。
碗是空的。
我坐回去,心口跳得厉害。
过了半刻,我听见一个声音。
“啪。”
很轻。
我低下头。
地上,落着一双筷子。
筷子是新的,红漆。
落在灵桌下面。
我把筷子捡起来,放在灵桌上。
放上去的时候,我听见了第二个声音。
“吃。”
那声音很近。
近得像有人在我耳边。
我没有动。
“吃。”它又说了一遍。
我说:“吃过了。”
然后,我听见它笑了。
笑得很轻。
像纸被风翻了一下。
三叔进来的时候,我坐在灵堂的角落里。
“怎么了?”
“没什么。”
他走到灵桌前。
碗是空的。
他站住了。
“小满。”
“嗯。”
“你吃了?”
我没有说话。
三叔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他抬起手。
我以为他要打我。
他没有。
他把手放在我嘴边。
用手,抹了一下。
抹完了,他把手抬起来,举到灯下。
手指上,有米粒。
“吃了。”他说。
“三叔,我饿。”
“你饿,他就会饿。”三叔说。
“他会怎么样?”
“他会跟你分家。”
“分家?”
“他吃一口,你吃一口。”三叔说,“一口一口吃到头,你们两个,就换过来了。”
“换什么?”
“他活,你死。”
那一夜,三叔把灵前那盏灯,添了油。
添完油,他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
是一把米。
他把米,撒在灵桌四周。
撒成一个圈。
“站圈里边。”他说。
“为什么?”
“圈外边,是他的。”三叔说,“圈里边,是你的。”
我站在米圈里,站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我看见圈外的地。
地是湿的。
一串脚印,绕着圈,走了一夜。
守灵的第三夜,义祠外头有人叫我。
“陈小满。”
声音在门外。
我坐在米圈里,没有动。
“陈小满。”
第二遍。
这一次我听清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很慢,尾音往上挑。
我们清溪乡的女人喊人,都是这个调子。
“陈小满,你出来一下。”
我把手放在膝上,握紧了。
册子上第五条:守灵不可替人应名。
应名,就是答应。
你一答应,喊你的人就知道你在哪儿。
知道你在哪儿,他就能顺着声音找过来。
我不应。
外头的声音,停了。
过了很久,它又响起来。
“陈小满,你娘等你回家。”
我娘在我十岁那年就没了。
这句话,是有人故意说的。
我站起来。
我站起来的时候,三叔在外头咳嗽了一声。
“别应。”他说。
“她说我娘等我。”
“她没有你娘。”三叔说,“她借你娘的名。”
“她怎么知道我娘?”
“她不是知道的。”三叔说,“她是听见的。”
“听见谁说的?”
“听见你说的。”三叔说,“你心里想过你娘,她就听见了。”
我站在米圈里。
外头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喊。
喊到第七遍,它变了。
它不是喊了,它是哭。
那哭的声音,我认得。
是三叔的哭。
“陈小满。”三叔在外头哭,“你出来,三叔带你回家。”
我心里一软。
“三叔。”
我应了。
声音停了。
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站了很久。
“三叔?”
没有人答。
我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
外头站着三叔。
他背对着门,站着。
“三叔。”
他没有回头。
“你刚才哭什么?”
他慢慢转过头。
他的脸上,没有五官。
我从梦里醒过来。
我坐在米圈里,浑身是汗。
天亮了。
三叔坐在门口,抽着旱烟。
“三叔。”
“嗯。”
“我应了。”
“应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应了,我才听得见。”他说,“方才外头那一声,喊的是我。”
我把头低下去。
“应了会怎样?”
“应了,他就晓得了。”三叔说,“晓得你在哪儿,晓得你叫什么,晓得你怕什么。”
“然后呢?”
“然后,”三叔说,“他就要跟你换。”
“换什么?”
“换名字。”
那一夜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一个毛病。
别人喊我,我会先应一声,才想起来不该应。
“小满。”
“嗯。”
那个“嗯”,是从喉咙里自己出来的。
三叔说,这就是应名应出来的。
“你已经应过一次了。”他说,“往后每一次,都是第二次。”
“应多少次,才会换?”
“应满七次。”
“应满七次会怎样?”
“应满七次,”三叔说,“你就是他。”
第五天,乡公所说,不能再停了。
尸在义祠停了五天,天气回暖,要出殡。
出殡那天,天阴着。
义祠门口,摆着一只瓦盆。
盆底钻了七个眼。
没有孝子。
七个纸孝子已经烧了一个,剩六个。
“谁抱盆?”我问。
“你。”三叔说。
“我?”
“你是班里的人。”他说,“班里的人抱盆,不算孝子,算送客。”
“送客?”
“送客摔盆,是替主家摔。”他说,“摔完了,死人晓得有人送他,就不回头。”
我抱着盆,跪在门口。
盆很凉。
“摔。”三叔说。
我把盆举过头顶。
落下来。
“咚。”
盆没有碎。
它在青石板上弹了一下,滚出去半步,稳稳地立住。
我愣住了。
“捡起来。”三叔说。
“再摔一次?”
“不许。”他说。
“为什么?”
“摔盆只摔一次。”三叔说,“盆不碎,是他不肯走。”
“不肯走怎么办?”
“那就抬着盆走。”他说,“抬到坟上,让土把它压碎。”
我把盆抱起来。
抱起来的时候,我摸到了盆底。
盆底的七个眼,堵上了。
我低头看。
七个眼里,塞着七根头发。
头发是黑的,很长。
我抬起头。
三叔正看着我。
“塞的?”
“不是我。”
“那是谁?”
“是它自己。”三叔说,“他不肯走,就把自己的东西塞在盆底。”
“塞头发做什么?”
“塞头发,就是留住。”三叔说,“头发是他身上最后一样不烂的东西。”
“留着做什么?”
“留着等人给他梳。”
我把盆放在灵前。
“三叔。”
“嗯。”
“他为什么不肯走?”
“因为他没家。”三叔说,“没有家的,走到哪儿都算客。”
“客不能入土?”
“客能入土。”三叔说,“可入了土,也没有人上香。”
“没有人上香会怎样?”
“会饿。”
三叔说完,把旱烟在鞋底上磕了磕。
“小满。”
“在。”
“这一趟办完了,你跟我去一趟河边。”
“做什么?”
“给他找个名字。”
“名字怎么找?”
“河里捞上来的东西,都有名字。”三叔说,“名字在水里,不在他身上。”
“水里的名字,怎么捞?”
“用灯捞。”
出殡的辰时,天开始落雨。
雨不大,是那种细细密密的雨,落在脸上没有声音,落在棺材上却听得见——像有人在用指甲刮木头。
坟地在河对岸的松坡上,从义祠过去,要走二里路,过一座石桥。石桥有七孔,桥面窄,两边没有栏杆,只在桥头立着两块青石。清溪乡的老人说,这座桥是前朝修的,修桥的时候死了七个石匠,所以桥上每一孔的石缝里都塞过一枚铜钱。
抬棺的四个人里,老木在最前头。
他抬了三十年棺,走这条路走了三十年,闭着眼都知道哪块石头是活的——他说的“活的”,是指那块石头踩上去会晃。
雨把桥面打湿了,青石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光。
老木走到桥头,停下来。
“三叔。”
“说。”
“桥上有人。”
三叔在他身后,隔着一口棺。他没有往前走,只是把旱烟从嘴里拿出来。
“几个?”
“看不着。”老木说,“雾大。”
那天河上的雾确实大。雾是从水面浮起来的,浮到桥的一半就停住,像有人用一床棉被把桥盖住了。
三叔把旱烟别在腰上。
“都停下。”
抬棺的人把棺放下。棺落在湿地上,发出一声很闷的响,像落在棉絮上。
三叔往前走了几步,走到桥头,站在老木旁边。
他没有看桥,他看桥下。
“小满,过来。”
我从队伍后头走过去。走到桥头,我顺着他的眼睛往下看。
桥下的水是灰的,流得很慢。水面贴着桥墩,桥墩上的青苔被水泡得发黑。
水里站着人。
不是一个,是很多个。他们站在水里,水淹到胸口,一动不动,脸朝着桥。雨落在他们头上,他们的头发贴着额头,垂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
最前头那一个,穿着蓝布褂。
“三叔。”我说。
“看见了。”
“他们在等我们过桥?”
“他们不是在等我们。”三叔说,“他们在等棺。”
“等棺做什么?”
“见一眼。”三叔说,“水里的人,见不着自己的家,就想见见别的死人往哪儿去。”
“见了会怎样?”
“见了会跟着走一段。”三叔说,“跟到桥头就停。他们过不去。”
“为什么过不去?”
“过桥要喊借路。”三叔说,“他们不会喊。”
三叔说完,弯下腰,从腰包里摸出三枚铜钱,放在桥头的青石上。
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站在桥面的第一块石头上。
“借路。”
他的声音不大,可那一声在雾里传得很远,远得像有人在河的另一头替他说了一遍。
水里的那些人不约而同地往后退了一步,退到桥墩后面,只露出肩膀以上的部分。
“过。”三叔说。
队伍重新起来。老木走在最前头,一步一步,走得极慢。
我走在棺的旁边。走过第一个桥孔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水面。
水里那个穿蓝布褂的,正跟着我们走。
他不用脚走,他是被水推着走。他的脚在水下,看不见,可我听见水在他身前分开的声音,像有人在泥里拖着一条麻袋。
走到第三个桥孔,队伍停了。
不是老木停,是后头停了。
“怎么了?”
“后面的绳松了。”抬后杠的人说。
我回过头。后杠的麻绳松开了半寸,绳头垂到地上,拖在水里。
老木把肩上的杠换了一下,把棺的一头靠在桥栏的青石上——这座桥没有栏杆,只有桥头那两块石头,可老木把棺靠在空气里,那口棺就稳住了,像那儿真有一根看不见的栏杆。
他过去系绳。
系到一半,他抬起头。
“三叔。”
“说。”
“桥那边有人下来。”
三叔转过身,往桥的对面看。
雾的那一头,走过来一个人。
穿着孝衣,头上扎着白布。
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可是每一脚踏下去都有声音,那不是空脚的声音。
“孝子?”我问。
“不是我们的孝子。”三叔说,“我们的孝子六个,跪在义祠门口烧纸。”
“那这个是谁?”
三叔没有答。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出那把米,抓了一小把,撒在棺盖上。
米落在棺盖上,有几粒弹起来,落在水里,水面泛起极细的圈。
那个穿孝衣的人走到桥中间,停住了。
隔着雾,我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得出他的孝衣是湿的,湿得贴身,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他抬起了手。
他一直抬到头上,然后慢慢地往下,做了一个拜的姿势。
“他在拜。”老木说。
“拜谁?”我问。
“拜棺。”老木说。
三叔往前走了一步,走到棺前,把手按在棺盖上。
“回去吧。”他说。
“他是谁?”我又问了一遍。
“他是想上孝子位的那个人。”三叔说,“昨夜跪在我们灵堂西边的那一个。我烧了他,他没散。”
“为什么没散?”
“因为纸烧了,他还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缺一个名字。”三叔说,“没有名字的,烧不干净。”
三叔说完,回过头看队伍。
“抬起来。”他说,“走快些。不许回头。”
四个人抬起杠。
走到桥的第四个孔,我听见后头有脚步声。
那声音很轻,很匀,一直跟着。不是走在桥上,是走在棺的后面,一步一步,正好踩在抬后杠那人的脚后跟上。
抬后杠的是村里临时请来的一个后生,叫阿茂,十九岁。他走了一段,忽然开始喘。
“别回头。”三叔说。
“三叔,他踩我鞋。”
“别回头。”
“他在我脖子后头吹气。”
“别回头。”三叔的声音硬了一点,“回头,你就看见他的脸。看见一次,就记一辈子。”
阿茂咬着牙往前走。
走到第六个孔,他不走了。
“我不抬了。”他把杠往地上一扔。
棺的一头砸在桥面上,发出一声闷响,像有人从里头敲了一下。
阿茂转过头。
他没有叫。
他只是往后退,一直退到桥边走不下了,就停在那儿。
他的嘴张着,可没有声音出来。
我看见他的脖子上,有一圈很浅的红,像被人用麻绳勒过一道,又松开了。
三叔走过去,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吸气!”
阿茂吸了一口气,整个人软下来,坐在地上。
“看见什么了?”三叔问。
“他……”阿茂说,“他的脸是我的。”
三叔没有再问。
他转身,把棺重新抬起来。
“老木,你抬后头。”
“我一个人抬后头?”
“一个人。”
老木走到后头,把杠架在肩上。
那口棺在他肩上,稳得像一只碗。
我一辈子记得那一刻:一个五十八岁的人,独自扛着一口棺的后半边,走在七孔石桥上,雨落在他的白发上,他没有弯一下腰。
走到桥的尽头,三叔停住。
他又往桥下的水里看了一眼。
那个穿蓝布褂的,停在最后一个桥孔那儿,不再往前。
水已经浸到他下巴。
他抬起了手,朝我们招了一下。
那手势,跟我们灵堂里的六个纸孝子一模一样。
三叔没有回礼。
他把米撒进水里。
米落在水面上,散开,一颗一颗沉下去。
“走了。”他说。
“他不跟着了?”
“过不了桥。”三叔说,“他过不了桥,可他记住了桥。”
“记住桥有什么用?”
“下回他自己走。”三叔说,“走桥的,都是记住了桥的人。”
我们抬着棺下了桥。
雨停了。
坟地在松坡的半腰上。
坑是前一天挖好的。坑长七尺,宽三尺,深四尺。坑底铺了一层石灰,石灰上撒了一层米。
三叔说过,石灰是防水的,米是给死人吃的,铺在坑底,他就知道自己到家了。
棺要落坑的时候,家里人哭、孝子哭、亲戚哭。
这一场没有家里人。
只有我们五个。
“落。”三叔说。
四根杠一起往下放,棺一点一点落进坑里,落到坑底,发出一声闷响,那声音在松坡上传开,把林子里的鸟惊起来一群。
鸟飞起来,又落回去。
“填土。”三叔说。
老木拿起铁锹,铲起第一锹土。
土落在棺盖上,声音很闷。
第二锹,第三锹。
我站在坑边,看着土一层一层把棺盖盖住。
盖到一半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一个东西塌了。
不是难过,是那种胸口忽然空了的感觉,像有人把手伸进我腔子里,把一样东西掏走了。
眼泪就下来了。
我抬手要擦,手还没到脸上,眼泪已经掉下去了。
一滴。
落在棺盖上,落在土与棺之间的那道缝里。
三叔在我旁边,他没有看我,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很慢地,把旱烟从腰上解下来,塞进嘴里,点上,抽了一口。
那口烟他没有吐出来,含在嘴里,含了很久,最后从鼻孔里出来,两股白气。
“小满。”他说。
“嗯。”
“眼泪落在棺上了。”
我心里一沉。
“落在哪儿了?”
“落在缝里了。”
“那会怎么样?”
三叔把旱烟拿下来。
“眼泪是活人的东西。”他说,“活人的东西落在棺上,死人就知道,有人舍不得他。”
“舍不得会怎样?”
“会回来看看。”三叔说,“看完了就留在这儿。留三天,你就得给他守三夜。留七天,你就得陪他去一趟。”
“去哪儿?”
“去哪儿他不知道。”三叔说,“他只知道自己没走完。”
三叔说完,弯下腰,从怀里摸出一块白布,递给我。
“把脸擦干。”
我把脸擦干。
“擦干净了,一会儿不许再哭。”
“为什么不能哭?”
“因为哭是最后一场。”三叔说,“哭完了,人就走了。你要是哭了又哭,他就知道你还想他,他就要回来问一句,你还想要什么。”
“那我不哭了。”
“不哭也不行。”三叔说,“方才那滴泪,已经落下去了。”
填完土,坟堆起来。
没有碑。
我问三叔,为什么不立碑。
“没有名字,立什么碑?”
“那就立一块空的。”
“空碑不能立。”三叔说,“空碑立在坟上,等于说这个人一辈子白活。”
“那怎么办?”
“给他找名字。”三叔说,“名字找着了,才立碑。”
他抬起头,看天。
雨停了以后,天开了一道口,太阳斜在西边,把松坡的一半照成橘色。
“回去。”他说,“今夜捞名字。”
我跟着队伍往坡下走。
走到半坡,我回过头,看了一眼那座新坟。
坟上一根草也没有。
可坟前,有人站着。
那个人穿着孝衣,头上扎着白布。
他站在坟前,一动不动。
我数了数坟前的东西——三块石头,一个土包,没有别的。
可他的脚边,有一小片水。
那片水不是雨水。雨水在坡上都流走了。那片水是圆的,很安静,像有人从水里跳出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三叔。”我叫。
“别回头。”
“坟前有人。”
三叔停下脚步,没有转身。
“几个?”
“一个。”
“穿什么?”
“孝衣。”
三叔沉默了。
“他站在坟前做什么?”
“站着。”我说,“不动。”
“那让他站着。”三叔说,“他站到天亮,自己就走了。”
“站不到天亮呢?”
三叔转过身。
他抬起头,隔着半个坡看着那座坟。
看了很久。
“站不到天亮的话,”他说,“说明他不肯走。”
“不肯走会怎么样?”
“不肯走,明天你就会在义祠门口看见他。”三叔说,“跪在最右边,靠窗。”
坟上的土填完了,我跟着队伍往坡下走。
走到半坡,三叔先说了一句“回去,今夜捞名字”。
可我那夜没有回祠堂。
我跟三叔说,我要回一趟老屋。
三叔看了我很久。
“回老屋做什么?”
“我娘的东西还在那儿。”
“你娘死了十三年。”三叔说。
“十三年。”我说。
——
我娘死在我十岁那年。
那年冬天,她病了七天,第七天夜里没了。
她死的时候,屋子里只有我。
她躺在床上,看着屋顶。
“小满。”
“在。”
“你把灯点上。”
我把灯点上。
“亮一点。”
我把灯芯挑长。
——
“亮不亮?”
“亮。”她说,“你坐下。”
我坐在床边。
她把手伸出来。
那只手很轻,轻得像一片纸。
“小满,你记住。”
“记住什么?”
“你姓陈。”
“我晓得。”
“你姓陈,你叫小满。”她说,“这个名字,是我取的。”
“为什么叫小满?”
“因为你生在小满那天。”她说,“小满,是麦子还没熟透,可已经有了一半。”
“一半什么?”
“一半收成。”她说,“你以后,就是家里的一半。”
她说完这句话,手就松开了。
那一夜,我坐在床边,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屋里那盏灯灭了。
我娘的坟,在河坡的另一边。
不在陈家班埋人的那一块。
她埋在河湾的一块地里,背靠一条沟,前面是一片水田。
坟不高,坟上长草。
墓碑是一块木板,板上写四个字:
陈门李氏。
没有名字。
只有姓。
乡里的规矩,女人死了,牌位上不写名字,写某某氏。
写某某氏,就是说这个人的名字,从此不许用了。
那一年,我十岁,我不懂这个规矩。
后来我懂了。
懂了以后,我才明白,我娘从那一年开始,就没有名字了。
没有名字的,回不了家。
所以她一直在河边。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去了河湾。
月亮很好。
水田里一层薄薄的水,把月亮照成一片一片的碎。
我走到坟前,站住。
坟上有脚印。
很大,很深。
不是我的。
我的鞋底窄,那个脚印宽。
脚印从坟头开始,往坟下走。
走过坟脚,走过田埂。
走到水田边,停住。
我在田埂上蹲下。
脚印的最后一步,落得很深。
像一个人站在这儿,站了很久。
我抬起头。
前面是水田。
水田中间,有一间小屋。
那是我娘死的那间屋。
我回去了。
门没锁。
推一下就开了。
屋里黑着。
我摸到桌子,摸到灯台,摸到火折子。
灯亮起来的时候,屋子里全是灰。
桌子上的碗,还摆着。
三个。
我娘死的那天,桌上摆了三个碗。
一个是我娘的。
一个是我的。
第三个,没有人用过。
我盯着那个碗。
碗里有米。
米是白的。
十三年了,米还在。
我把灯举起来,走到床边。
床还在,被子还在。
被子叠得很整齐。
叠被子的手,不是我的手。
我坐在床沿。
坐了半夜。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厨房里有声音。
水声。
有人在淘米。
我站起来。
走到厨房门口。
厨房里有火光。
火光里,有一个女人的背影。
她蹲在灶前,手在盆里,一下一下地淘米。
我很熟那个动作。
淘三下,把水倒掉。
再淘三下。
“娘。”
我叫了一声。
她的手停了。
“娘。”
第二声。
她慢慢地站起来。
她转过身。
她的脸是我娘的脸。
不年轻,也不老。
就是我娘死那年的样子。
“小满。”
“在。”
我应了。
她笑了。
“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
“饭快好了。”
“娘。”
“嗯。”
“你等了多久?”
“十三年。”她说。
我站在厨房门口,腿软。
“这十三年,你在哪儿?”
“在这儿。”
“白天呢?”
“在这儿。”
“晚上呢?”
“在河边。”她说,“我在这边做饭,做好了,端到河边去。”
“端到河边做什么?”
“等你回来吃。”
我看着她。
“娘,你端了十三年?”
“十三年。”
“没有人吃?”
“没有人吃。”她说,“我就端回来,第二天再做。”
“为什么端到河边?”
“因为河那边是你。”她说,“你在河那边走,我看着你。”
“我怎么没看见你?”
“你没有回头。”
我心里猛地一沉。
十三年。
我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头。
她走过来。
她的手上有米。
米还是白的。
“小满。”
“在。”
“你吃了没有?”
“没有。”
“那你吃。”
她把那碗饭端过来。
碗是我家那个碗。
第三个碗。
我接过来的时候,手腕上有一阵凉。
“娘。”
“嗯。”
“你的名字。”
她的手停在半空。
“我没有名字。”
“为什么没有名字?”
“因为我死的时候,牌位上写的是陈门李氏。”她说,“写了这个,我原名就不能用了。”
“原名是什么?”
“阿满。”
“阿满?”
“阿满。”她说,“你叫小满,我叫阿满。”
“你的名字,现在在哪儿?”
她抬起头,看着窗外。
窗外是水田。
水田那头,是河。
“在水里。”她说。
“跟我的名字在一起?”
“在一起。”她说,“我的名字在水里,你的名字,就跟着我。”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件事。
我的名字落水,不是因为那个纸人。
是因为我娘的名字在水里。
我的名字,一直跟着她的名字,泡在水里十三年。
“娘。”
“嗯。”
“我给你捞回来。”
她没有说话。
她把碗放在桌上。
“小满,你吃一口。”
“我吃了,就会怎样?”
“吃了,你就会留下。”
“留下做什么?”
“陪着我。”她说,“十三年了,我一个人的饭,吃不完。”
我看着那碗饭。
“娘,我不吃。”
她的脸慢慢变了。
不是变丑,是变淡。
像纸被水浸。
“为什么不吃?”
“因为我还要走。”我说,“我走了,去把你的名字捞回来。”
“捞回来做什么?”
“捞回来了,你就能走。”
“走到哪儿?”
“走到该去的地方。”
她没有说话。
“娘。”
“嗯。”
“你身上这件衣裳。”
我这才看清她穿的衣裳。
红的。
红的底子,上头绣着石榴。
石榴一颗一颗,一颗也不少。
“这是嫁衣。”我说。
“是嫁衣。”
“谁的?”
“我的。”她说,“我嫁过来那年穿的。”
“谁绣的?”
她低下头。
“一个绣娘。”她说,“绣了三个月。她绣的时候,我就坐在她旁边。”
“她绣完了,交给我。”
“她说,石榴是一颗一颗的,一颗也不能少。少了,孩子就留不住。”
“少了没有?”
“少了一颗。”她说,“在袖口里。”
她把手抬起来。
袖口翻开。
袖口里,少了一颗石榴。
“那颗去哪儿了?”
“不知道。”她说,“它自己走了。”
“走了会怎样?”
我娘抬起头。
她的眼睛很黑。
“少一颗,就留不住一个。”她说。
“留不住谁?”
“留不住你。”
那一夜,我从老屋出来。
走到屋外,我回过头。
屋檐下站着一个人。
她穿着红底绣石榴的嫁衣。
背对着我。
她的手抬起来,在做一件事。
缝衣裳。
一件很小很小的衣裳。
“娘。”
她没有回头。
“我在缝你的。”她说。
“这件你穿过了。”
“这件是新的。”她说,“你走的时候,穿这一件。”
“我还没有走。”
“你走了。”她说,“你十三年没有回头,你早就走了。”
“那现在站在这里的是谁?”
她转过身。
她的脸上,没有五官。
“是我在等。”她说。
“等谁?”
“等你回头。”
那天夜里,我们回到河边。
河叫清溪河,从山里流下来,绕过清溪乡,往南去。河面不算宽,可深,河心那一带,篙子插不到底。乡里的人说,清溪河的底是通的,通到别处的河,也通到别处的天。
三叔说,河底有名字。
“什么叫河底有名字?”
“人死在河里,身子给水带走了,名字带不走。”他说,“名字比身子重,沉在底下。”
“沉在底下,怎么捞?”
“用灯。”
他从板车的木箱里,拿出七盏灯。
灯是纸糊的,竹骨,巴掌大。灯底有一块薄木板,木板上插着一小截蜡烛。
“灯不写字。”三叔说,“灯上写了字,就只照那一个人。不写字,它照谁,谁就浮上来。”
“浮上来的是什么?”
“是他的名字。”
“名字怎么浮?”
“名字浮成一个印子。”三叔说,“落在灯底的木板上。”
“印子能认?”
“认得出。”他说,“印子出来了,你就照着念;念完了,那个印子会变成字。”
我们在河边的一块石滩上,把七盏灯摆开。
我、三叔、老木、瞎婆、阿七,五个人,加上那口空的板车。
“点灯。”
我用火折子,一盏一盏点。
点到第七盏,火苗跳了一下,差点灭。
“别用手挡。”三叔说,“挡了,它以为你不让它照。”
我把手放下,第七盏灯稳住了。
七盏灯放在水上,被水推着,慢慢地往河心去。
灯在水上走的样子很奇怪——它们不走一条线,而是各走各的,像七个不认识的人,同时往一个方向赶。
“三叔。”
“嗯。”
“灯上为什么是七盏?”
“七盏是七条路。”他说。
“什么路?”
“人死了,走七天。”他说,“头七到七七。七盏灯,一盏一天。”
“那今天点的是哪一盏?”
“是第一天。”他说,“他死在水里,今天是头七。”
我心里算了一下。尸是五天前捞上来的,头七,那就是死了七天。
“三叔,他不是五天前才捞上来的?”
“捞上来是五天前。”三叔说,“死是七天前。”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件干的东西。”
“什么?”
“他的鞋。”三叔说,“他右脚没有鞋。左脚那只,是干的。”
“干的怎么了?”
“干鞋,是上岸穿的。”三叔说,“要下水的人,先脱鞋,把鞋摆在岸上。他脱了左脚,右脚没来得及脱,水就把他带走了。”
“所以他不是自己下去的。”
“不是。”三叔说,“他是被人拖下去的。”
河上的七盏灯,已经漂到河心。
灯在水上晃,晃出一圈一圈的光。
那光很软,落在水面上,把水面照成一层黄。
“看水。”三叔说。
我盯着灯下的水面。
头一盏灯,照见了一片水草。
第二盏,照见一块石头。
第三盏,照见一条鱼,鱼翻了个身,露出白肚皮。
第四盏,照见一只鞋。鞋在水底,鞋底朝上。
第五盏,照见一只手。
手是张开的,五指伸着,指甲很长,指甲缝里全是泥。
“三叔。”
“看见了。”
“那是谁的手?”
“不知道。”三叔说,“河底的手,不是一个人的。”
“我只看见一只。”
“你只看见一只,是因为灯只照一只。”他说,“灯照见了,别的手就躲。”
第六盏灯照见的,是一张脸。
那张脸从水下浮上来,只浮到水面以下一寸,眼睛睁着,看着我。
我退了半步。
“别动。”三叔说。
“他在看我。”
“他看的是灯。”三叔说,“灯亮了,他以为是家里人来接他。”
那张脸在水下,慢慢地转了一下。
转过来,正对着我们这一边。
他的嘴张开了。
水没有进去,嘴里是空的,黑洞洞的一个口。
“他在说话?”
“在说话。”
“说什么?”
三叔没有答,他往前走了一步,走到水边,蹲下。
“他说,我的名字。”
第七盏灯,忽然灭了。
不是被风吹的,火苗往里一缩,像被人捏住。
“三叔!”
“别喊。”他站起来,“最后一盏灭了,说明他不肯给。”
“不肯给会怎样?”
“不肯给,就是他要自己留着。”三叔说,“名字留在水里,就永远出不来。”
水面上,那六盏灯还在晃。
第七盏的位置,只剩一圈黑。
“捞灯。”三叔说。
老木拿了一根长竹竿,把六盏灯一盏一盏拨回岸边。
拨到第五盏,灯底的板上,有一个印子。
印子是灰的,很淡,像有人用手指在灰上按了一下。
“这是名字?”
“是。”
“念它。”
三叔把灯捧在手里,念了一句。
他念的不是字,是一个音节很长的调子,像哭,又不完全是哭。
念完了,那块木板上的印子,慢慢地变成了字。
三个字。
很淡,可看得清。
我看清了那三个字,心口猛地一沉。
那三个字是:
**陈小满**。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三叔。”
“嗯。”
“这是我的名字。”
“我知道。”
“为什么会捞上我的名字?”
三叔把灯放在地上。
“名字落到水里,只有一个法子。”他说,“人死了,或者人快死了。”
“我没有死。”
“你没有死。”他说,“可你的名字在水里。”
“名字怎么会在水里?”
三叔沉默了一会儿。
“去年西村那一场,你去了。”他说。
“去了。”
“那一场,摔盆的是谁?”
“吴有田。”
“抬棺的是谁?”
“老木他们。”
“守灵的是谁?”
“我。”
“守灵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我想了想。
“我站在灵桌前。”
“再想。”
“我……”
我停住了。
那一夜,我在灵堂外头,看见了一个纸人。
纸人跪在灵前,穿着孝衣。
我走过去,问它:“你是谁家的孝子?”
它抬起头。
它的脸上没有五官,可它说话了。
它说:“你家的。”
我心里一凉。
“那一夜,”三叔说,“你跟它说了话。”
“我说了。”
“你说完话,它做了什么?”
“它站起来。”
“站起来做什么?”
“它走过来,把手放在我胸口上。”
“放上去以后呢?”
“它把手收回去,说了一句‘记住了’。”
三叔把旱烟点上。
“记住了。”他说,“它记住了你的名字。”
“记住名字,就把名字带走了?”
“带走了。”三叔说,“它把你的名字带到水里,你就没有名字了。”
“没有名字会怎样?”
“没有名字,你就不算人。”三叔说,“你走到哪儿,都是客。”
“那我怎么还活着?”
“因为你的身子还在。”三叔说,“名字是给魂用的,身子是给活人用的。名字走了,魂就走了;魂走了,身子还能撑一阵,撑到你忘了自己叫什么。”
“我要是忘了自己叫什么……”
“忘了,就撑不住了。”
河上起了一阵风。
风把那六盏灯吹得歪了一下。
我看着那三个字,忽然有一个念头。
“三叔。”
“嗯。”
“水里那个人的名字,是不是也在他的身上?”
三叔抬起头。
“什么意思?”
“他不是没有名字。”我说,“他是名字被人拿走了。”
“被谁?”
“被水里的东西。”我说,“就像我的名字被那个纸人拿走一样。”
三叔没有马上说话。
他把烟抽完,在鞋底上磕了磕。
“你说得对。”他说。
“那怎么办?”
“把他的名字,从水里找回来。”他说,“用一个人换。”
“用谁换?”
三叔看着我。
“用我。”
“三叔。”
“我哭了三十年。”他说,“我的名字,早就不在我身上了。早就在水里。”
“那你怎么不去换?”
“因为没人接手。”
“现在我接手了?”
三叔笑了。
“你现在还接不了。”
他说完,把那盏灯底的木板,掰成两半。
一半扔进河里。
一半塞进我怀里。
“收着。”他说,“这一半,是你。另一半,是他的。”
“怎么分?”
“他要是先找着,你就没了。”三叔说,“你要是先找着,他就走了。”
那天夜里,阿七没有跟我们回去。
他说不出话,可他会写字。
他在河滩的沙上,用手指写了三个字:我留下。
三叔看了很久。
“你要留下做什么?”
阿七又写:吹。
“吹给谁听?”
阿七写:他。
“他听得见?”
阿七写:听得见。
三叔把唢呐递给他。
“留下就留下。”他说,“天亮前回来。”
我们推着板车往回走。
走出半里,我回过头。
阿七坐在河滩上,唢呐竖在膝上。
他没有吹,他在等。
等河里的那个人,把耳朵竖起来。
——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河边接他。
阿七还坐在那儿。
唢呐在膝上,他的手还扶着。
我叫他,他没有回头。
我走到他身边,蹲下来。
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阿七。”
他看着我。
我伸手,去掰他手里的唢呐。
掰不开。
不是他握得紧,是他的手已经硬了。硬得像一块木头,五根指头扣在唢呐上,扣得规规矩矩。
三叔走过来,看了一眼。
“吹了一夜。”他说。
“吹给谁听?”
“吹给水里的。”三叔说,“他吹了一夜,水里的人听了一夜,就把他留下了。”
“留下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三叔说,“他替那个人,坐在了河上。”
三叔伸出手,把阿七的眼睛合上。
合不上。
眼皮硬了,按不下去。
三叔按了三次,第三次,他用指甲,把眼皮刮平了。
——
我们把阿七抬回去。
抬的时候,他的手指还扣在唢呐上,唢呐跟着他一起抬。
走到半路,唢呐响了一下。
不是谁吹的。
是它自己响的,一声很短,像“嗯”。
三叔没有回头。
“走。”他说。
阿七的事,乡公所不知道。
三叔去乡公所结账,只说了两句:“活儿办完了。”“人没了。”
黄文书的脸白了一下。
“怎么没的?”
“夜里在河边吹唢呐,吹了一夜。”三叔说,“吹完了,就没气了。”
黄文书咽了口唾沫。
“那……那这钱……”
“二十块。”三叔说,“说好的。”
黄文书从抽屉里数出二十块,一块一块摆在桌上,摆成一叠。
三叔伸出手,一张一张数。
数到第二十张,他把钱叠起来,塞进怀里。
“数完了。”他说。
“数完了。”黄文书说,“陈师傅,我给你多添两块。”
“为什么多添?”
“阿七的事……”黄文书说,“总得给个安家钱。”
“他没有家。”
“那也添。”黄文书说,“添两块,我心里好受些。”
他又从抽屉里数出两块。
三叔没有接。
“黄文书。”他说,“你这钱,我不能要。”
“为什么?”
“多出来的钱,不是给我的。”三叔说,“是给他的。”
“给谁?”
“给死人的。”
黄文书的手停在半空。
“给死人的钱,就不是钱了。”三叔说,“你自己数一数,看它是什么。”
黄文书把那两块钱摊开,放在桌上。
那是一张一块的,一张一块的。
第一张,颜色是绿的,可边缘发白。
第二张,摸上去软,像浸过水。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两块钱。
三叔转过头。
“小满。”
“嗯。”
“你来数。”
“我数?”
“你数第二遍。”他说。
“规矩不是不许数第二遍?”
“今天许。”三叔说,“今天要数给他看。”
我走过去,把桌上的二十二块钱,重新数了一遍。
数到第二十张,我的手停了。
因为桌上还有两张。
我把那两张捡起来。
两张都是湿的。
不是雨淋的湿,是从里头渗出来的湿。
我捏了一下,指尖上沾了水。
水是凉的。
“三叔。”
“念。”
“念什么?”
“念钱上的字。”
我把那两张钱翻过来,对着窗。
钱上没有字。
两块钱并成一块,中间有一道很细的缝,缝里有一行小字。
那行字,是钢笔写的,写得很小。
我一个一个字读出来:
“第七个,还没满。”
我把钱放在桌上。
三叔走过来,看了一眼。
“收起来。”他说。
“不收。”
“收。”
“这钱不能收。”
“收。”三叔说,“不收,他就以为你怕他。”
我把那两块钱,塞进怀里。
塞进去的时候,胸口凉了一下。
黄文书站在旁边,脸是青的。
“陈师傅,这……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三叔说,“你把那二十块,记在账上。多出来的两块,你另起一页,记一行。”
“记什么?”
“记‘未满’。”
“未满几天?”
三叔看了他一眼。
“七天。”
回去的路上,我问三叔,什么叫“第七个还没满”。
“满,是满七。”三叔说,“人死了,七天为一轮。满七,就出孝。”
“他没满七?”
“他没满七。”三叔说,“他死了七天,可他不算。”
“为什么不算?”
“因为没人给他数。”
“没人给他数怎么了?”
“没人给他数,”三叔说,“他就不知道自己死了几天。”
“不知道会怎样?”
“不知道,”三叔说,“就一直在第七天里绕。”
“绕到什么时候?”
“绕到有人给他数。”
那两块钱,我揣了三天。
第三天的夜里,我把它掏出来,放在灯下。
钱已经不成样子了。
它薄了,薄得像一片纸。上头的颜色退了,退成一种灰白。
我把钱举起来,对着灯。
光从钱里透过来。
透过来的光里,有一个影子。
不是一个,是七个。
七个小影子并排站着,都穿蓝布褂。
中间那一个,比别的六个矮半头。
瞎婆六十五岁,眼睛看不见。
她的眼睛不是瞎的。
眼白是白的,眼珠是黑的,只是黑得不透光。
她坐在车尾扎纸的时候,手比眼睛好用。
我坐在她旁边,看她扎。
“瞎婆。”
“嗯。”
“你眼睛什么时候看不见的?”
“四十三岁。”
“怎么看不见的?”
“哭的。”
“哭丧哭的?”
“不是。”她说,“是自己的丧。”
她把手里的纸翻了个面,把竹篾弯过去,用麻线绑紧。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绣娘。”她说,“在县城绣坊里做活。绣的东西,最好的是鞋面,其次是嫁衣。”
“我十九岁那年,绣过一件嫁衣。”
“那件嫁衣,我绣了三个月。”
“红的,绣的是石榴。石榴籽一颗一颗,一颗也不少。”
“绣完了,我把它交给人家。”
“交给谁?”
“交给一个姓陈的。”
我心里一动。
“姓陈的?”
“姓陈的。”她说,“那时候,陈家班的班主还姓陈,可他不是我认识的那一个。”
“我认识的那一个,叫陈四。”
“他是我男人。”
瞎婆的手没有停。
“我二十一岁,嫁给了陈四。”
“二十二岁那年,我们生了个儿子。”
“二十五岁那年,河水涨了。”
“那一年水涨得厉害,从上游冲下来很多东西,木头、草、还有死猪。”
“陈四带着人去河边拦,拦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他没有回来。”
“他淹死了?”
“没有。”瞎婆说,“他没有死在水里。”
“他死在岸上。”
“他是站着的。”
“什么叫站着?”
“他站在河边,看着水。”她说,“三天三夜,他看着水,水退了,他还站着。”
“站了两天,我给他送饭,他不吃。”
“我说,你回来。”
“他说,还有七个没捞上来。”
“我说,你先回来。”
“他说,七个没捞上来,我回不了家。”
“那七个人,捞上来了吗?”
“捞上来六个。”她说。
“第七个呢?”
“第七个一直没有。”
“后来呢?”
“后来,陈四就一直在河边站着。”瞎婆说,“站到冬天,站到春天。他站着,我就陪他站着。我抱着孩子,站在他旁边,站了一百天。”
“到第一百天,他说话了。”
“他说,‘我数清了。’”
“我说,‘数清几个?’”
“他说,‘八个。’”
瞎婆的手停住了。
竹篾悬在半空。
“他说完这句话,就倒下去了。”
“倒下去以后呢?”
“就没了。”
“他死了?”
“他死了。”瞎婆说,“可他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看着水。”
“我抱着他,哭了三天。”
“第三天,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是气血攻心。”她说,“我不信。”
“你自己怎么想?”
“我想,我不是瞎了。”她说,“我是把眼睛给他了。”
“给他做什么?”
“给他数。”她说,“他数不清那七个,我就替他在心里数。”
我把手里的竹篾放下来。
“瞎婆。”
“嗯。”
“你数到第几个了?”
瞎婆抬起头。
她的脸正对着我。
“我数了四十年。”她说,“我替他从一数到七,数了四十年。”
“数完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每次都差一个。”
“差哪一个?”
“差他自己。”
那天夜里,我把瞎婆送到她住的屋。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
“小满。”
“在。”
“白事班的人,一人缺一样。”
“缺什么?”
“阿七缺嗓子。”她说,“老木缺影子。”
“老木缺影子?”
“你看他的影子。”她说,“他的影子比他短一半。太阳好的时候,你去看。”
“你呢?”
“我缺眼睛。”
“三叔呢?”
瞎婆没有回答。
她推开门,进去了。
门关上以后,我站在院子里,听着风。
风里有一点声音。
有人在数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数到七,停一下。
然后,很轻地数了第八个。
“八。”
第二天中午,太阳很好。
我站在院子里,看老木。
老木在磨刀。他蹲在地上,一块青石,一碗水,一把刀。他磨得很慢,一刀一刀,磨出很细的声音。
太阳从西边斜过来,把他的影子铺在地上。
我看了很久。
他的影子确实短。
不短一点点,是短一半——一个五十八岁的人,一条影子只有二尺。
我没敢问。
倒是他自己开口了。
“看见了吧。”
“看见了。”
“短多少?”
“一半。”
“短了三十年。”他说。
老木把刀翻过来,磨另一面。
“我二十岁开始抬棺。”他说,“抬的第一次棺,是我兄弟的。”
“你兄弟怎么死的?”
“饿死的。”他说,“民国十二年,旱,地里没有收成。他死在我背上。”
“死在你背上?”
“我背着他去讨饭。”老木说,“走到第三个村,他就没动了。”
“后来呢?”
“后来我把他埋了。”他说,“我自己挖的坑。挖了半夜,手上全是血泡。”
“你一个人埋的?”
“一个人。”
“为什么没请白事班?”
“没有钱。”他说,“白事班要钱,我一块也没有。”
“埋完了,我在坟前坐了三天。”
“第三天夜里,有人来找我。”
“什么人?”
“一个白事班的。”他说,“姓陈,叫陈二弦。”
“陈二弦?”
“三叔的前一辈。”老木说,“他是陈三弦的叔。”
“他来做什么?”
“他来教我抬棺。”老木说,“他说,你兄弟没有白事班,是你欠的。你欠的,得用一辈子还。”
“还什么?”
“还抬。”他说,“抬别人的棺,抬到你自己不用抬为止。”
“我抬了三十年。”老木说,“抬了两千多口棺。”
“你的影子为什么短?”
“因为有一半留在坟里了。”他说,“第一次抬棺那天,我跪在坟前,答应了一句话。”
“答应什么?”
“我说,我这辈子,抬到没有人为止。”
“说了这句话会怎样?”
“说了这句话,影子就分一半给坟。”他说,“一半留在坟里,一半跟着我走。”
“为什么?”
“因为坟里要有一个人守。”老木说,“没有人守,坟就开了。”
他把刀放下,用手在刀口上按了一下,看有没有卷刃。
“小满。”
“嗯。”
“我抬了三十年,有一件事我怕。”
“什么事?”
“我怕抬自己。”他说。
“抬自己?”
“抬棺的人,最后一口棺,是抬自己。”老木说,“我们清溪乡有一句话:抬人一辈子,最后一口,自己抬。”
“自己怎么抬自己?”
“抬不动。”他说,“所以要有一个人替你抬。”
“谁替?”
“班里的后生。”他抬起头,看着我,“你。”
——
我没有说话。
老木笑了笑,把刀插进鞘里。
“你别怕。”他说,“我现在还抬得动。”
三叔的嗓子,我第一天就听出来不对。
他哭丧的调子,起音很低,走到高处,会忽然断一下。
断得不像换气,像有一根线,被谁在中间掐住了。
我问他:“三叔,你嗓子受过伤?”
“受过。”
“怎么受的?”
“喊的。”
“喊什么?”
“喊人。”
那天夜里,他坐在祠堂后头的小屋里,抽旱烟,跟我说了一件事。
“三十年前,清溪河发大水。”
“那一年,我在河边。”
“我在河边做什么?”
“我在捞人。”他说,“我不是白事班的,我那时候是个木匠。”
“那年水大,从上游冲下来很多东西。木头、草、死猪,还有人。”
“我跟着村里的人,站在岸上,用竹竿捞。”
“捞上来六个。”
“第七个,一直没捞上来。”
“第七个是谁?”
三叔把旱烟拿下来,看着火星。
“是我兄弟。”
“你兄弟叫什么?”
“陈二弦的儿子。”他说,“叫陈三。”
“那你叫什么?”
三叔笑了。
“我姓陈。”他说,“我叫陈三弦。”
“这个名字,是我兄弟的。”
灯芯噼地响了一下。
“三十年前,我兄弟站在河边,站了一百天。”三叔说,“他看着水,说,还有七个没捞上来。”
“我陪着他站。”
“第一百天,他数清了,说八个,就倒了。”
“倒了以后,我把他抬回家。”
“抬回去,他的媳妇哭瞎了眼睛。”
“他的儿子,才两岁。”
“后来呢?”
“后来,我接了他的班。”三叔说,“我不是白事班的,我什么都不会。我就会一样——我会喊。”
“喊什么?”
“我站在河边,喊他。”
“喊了多久?”
“喊了三天三夜。”
“他回来了吗?”
“回来了。”三叔说,“第四天早上,他从水里上来了。”
“上来了?”
“上来了。”三叔说,“他站在水边,看着我。他的脸是白的,可他笑着。”
“他说了一句什么?”
三叔沉默了很久。
“他说,你喊得太响了。”三叔说,“他说,你这一嗓子,把水里的人都喊醒了。”
“喊醒了会怎样?”
“会有人跟着上来。”三叔说,“那天早上,跟着他上来的,一共七个。”
——
“七个?”
“七个。”三叔说,“六个是那年淹死的,第七个,是他自己。”
“他上来以后,做了什么?”
“他跪下来,磕了三个头。”三叔说,“磕完了,他站起来,走回水里去了。”
“走回去?”
“走回去。”三叔说,“他走得不快也不慢,走到水里,水到膝盖,到腰,到胸口,到下巴。到最后,他抬了一下手。”
“抬手做什么?”
“跟我招手。”三叔说,“像出远门的人,跟家里人招手。”
“从那天起,我就有了嗓子。”
“我的嗓子,是从他那儿来的。”三叔说,“他临走的时候,把他的声音留给我了。”
“所以我哭丧,从来不是替别人哭。”
“我是在替他喊。”
“喊什么?”
“喊那六个回家。”三叔说,“喊了三十年,喊了两千多场。”
“喊完了吗?”
“没有。”三叔说,“还差一个。”
“差哪一个?”
“差他自己。”三叔说,“他一直没有回家。”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名字。”三叔说,“他死的时候,名字被水拿走了。他上岸那天,我看见他张嘴,可没有声音出来。”
“没有名字,就回不了家?”
“回不了。”三叔说,“名字是门牌。没有门牌,走到哪儿都不算家。”
“三叔。”
“嗯。”
“那你的名字呢?”
三叔把旱烟按灭。
“我的名字,是借的。”他说,“我借了他的名字,才活到今天。”
“借了三十年,该还了?”
“该还了。”他说,“我还的时候,会有人来接。”
“谁?”
“水里的那个。”三叔说,“他会来接。”
那一夜,我睡不着。
我坐在院子里,看老木的影子。
月亮很亮。
老木的影子在月光下,短得像一根木桩。
我抬起头,看自己的影子。
——
我的影子,也不长。
我伸出手,量了一下。
从脚跟到影子尽头,二尺不到。
应名应到第七次,是三月初七。
那几天,清溪乡连着下雨。
雨下得不大,可一天不停,把天泡成一张灰布。屋檐下挂着水线,院子里的土泡成浆,走一步陷一寸。
我们歇了七天。
七天里,我一直在数自己应过几次。
第一次,是义祠守灵那夜,我对着门外喊“三叔”。
第二次,是在河边捞灯回去的路上,瞎婆喊我,我“嗯”了一声。
第三次,老木在院子里喊吃饭。
第四次,黄文书来送钱,喊我名字,我应了。
第五次,我在梦中应了一声,醒来嘴里还留着那个声音。
第六次,是阿七的丧事上。孝子跪着,喊“起”,我跟着应了一句。
——
第七次,是我自己喊的。
那夜我起来喝水,院子里黑,我摸着墙走,嘴里喊了一声。
“有人吗?”
我应了自己。
“有。”
应完了,我站在院子里,手里的碗掉在地上。
碗没有碎。
它在湿土上弹了一下,稳稳地立着。
第二天早上,三叔把我叫到院子里。
他把那块木牌取下来,正面朝我。
“跪下。”
我跪下。
“数。”
“数什么?”
“数你应了几次。”
“七次。”
“数对了。”三叔说,“数完了,你就上孝子位。”
“什么位?”
“灵前的位子。”他说,“西边,靠窗。”
义祠的门开着。
我们进去的时候,那六个纸孝子还跪着。
西边四个,东边两个。
我数了数。
“三叔,西边应该有四个。”
“现在五个。”他说。
我再看。
西边五个。
——
多出来的那个,跪在最右边,靠着窗。
窗上有一层水气。
它的头垂着,白布上的水,一滴一滴往下落。
“小满。”
“在。”
“跪上去。”
“跪哪儿?”
“它旁边。”
我走过去。
走到它旁边,我停住。
“三叔,我跪这儿,是顶它的位子?”
“不是顶。”他说,“是补。”
“补了怎么样?”
“补了,你就是孝子。”
“当了孝子,是不是就有家了?”
“有家。”三叔说,“可这家的姓,不是你的姓。”
“是谁的姓?”
“是水里的姓。”他说。
我跪下来。
膝盖一落地,我就觉得不对。
地上是湿的。
湿得很厉害,像有人在我膝下垫了一层水。
可地上没有水。
我抬起头,看灵堂。
灵堂里空着,灵桌上的灯还亮着。
灯的火苗很小,只有指甲大。
那点光,照见对面跪着的几个纸孝子。
它们都低着头。
只有最右边那一个,抬起了头。
它看着我。
它的脸上,是一张纸。
纸上有字。
字很小,很密。
我眯起眼,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读完了,我心里一阵凉。
那张纸上,写的是我的生辰。
年、月、日、时,一个字也不差。
“三叔。”
“说。”
“它脸上有字。”
三叔走过来,蹲下,看了一眼。
“写了什么?”
“我的生辰。”
三叔把旱烟点上。
“它把你写在自己脸上,就是要拿你当脸。”他说。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它就长成什么样子。”三叔说,“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哭;你死,它也死。”
“那它还是它吗?”
“不是了。”三叔说,“它变成你了。”
——
“那我呢?”
三叔没有答。
他把烟抽完,站起来。
“起来。”
我站起来。
“回去睡觉。”
“今夜的守灵呢?”
“今夜我守。”
“三叔——”
“回去。”他说,“今晚你睡在米圈里,不许出圈,不许应名,不许睁眼看门外。”
——
那一夜,我睡在米圈里。
半夜,我被一个声音吵醒。
不是喊我。
是数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数到七,停了很久。
然后,很轻地数了第八个。
“八。”
我睁开眼睛。
门外站着一个人。
不是三叔。三叔在灵堂里,灯下坐着。
门外的人,穿着孝衣,头上扎白布。
他站得很正。
“陈小满。”
他说话了。
声音很轻。
“我知道你在里头。”
“你应了七次了。”
“第七次应完,你就该出来。”
我没有动。
“你不出来,我就进去。”
门被推开了。
推开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
他走进来。
他走的每一步,都踩在米圈外头的湿地上,没有踩到一粒米。
他走到圈边,停住。
“出来。”
我坐着,看着他。
他的脸,是我的脸。
他站在圈边,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们两个人的脸,一模一样。
“你出来。”他说。
“我不出去。”
“你不出去,我就站着。”
“你站着吧。”
他笑了。
笑的时候,他的嘴角往上扯,扯得很高。
那不是我的笑。
“陈小满。”他说,“你晓得我站了多久?”
“多久?”
“四十年。”
“你在哪儿站的?”
“河上。”他说,“我在河上,站了四十年。”
“站什么?”
“等我兄弟。”
我心里一动。
“你兄弟叫什么?”
“陈三。”
“那你叫陈三弦。”
“我叫陈三弦。”他说,“我叫了三十年陈三弦。”
我抬起头。
那一瞬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们班上有两个陈三弦。
三叔在灵堂里坐着。
那个“三叔”抬着头看我,火光在他眼睛里跳。
门外这个“三叔”站在圈边,穿着孝衣。
“你们俩,谁是真的?”
“真的那个,在灵堂里。”门外的说。
“那你是什么?”
“我是他兄弟。”
“陈三?”
“陈三。”
我看着他的脸。
那张脸是我的脸。
“你为什么长得像我?”
“因为我借你的脸。”他说,“你没有名字,我就借你的脸用一用。”
“借了要还吗?”
“不还。”他说,“借脸不还,是这一行的规矩。”
灵堂里的三叔站起来了。
他走过来,走到门槛上,停住。
“陈三。”
门外的那个抬起头。
“哥。”
“你回去。”
“我不回去。”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给我数。”
三叔沉默了。
“你要数,我给你数。”
“你数过。”门外的说,“你数了三十年,每次都数到七就停。”
“那是别人。”
“别人不是我要的。”门外的说,“我要你数我。”
三叔把手放在门框上。
“我数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数了你,你就得走。”三叔说,“走了,我就没有嗓子了。”
——
门外的那个笑了。
“哥,你的嗓子,早就不该有了。”
三叔没有再说话。
他走进屋里,走到我面前。
“小满。”
“在。”
“你站起来。”
我站起来。
“你听着。”三叔说,“今天夜里,我做一件事。做完,你走。”
“你做什么?”
“我哭。”
“哭什么?”
“哭我自己。”
三叔转过身,走到院子里。
他站在院子正中间,背对着我们。
他清了清嗓子。
然后他哭了。
那一声,从院子里出来,越过瓦檐,越过树,越过祠堂,一直往河边去。
我站在门口,听见那一声,眼泪自己就下来了。
不是伤心。
是那个调子进了骨头。
哭到一半,他断了。
断得像有人掐住了那根线。
“哥。”
门外的那个开口了。
“哥,你唱错了。”
三叔停下来。
“哪儿错了?”
“你唱的是别人的丧。”门外的说,“我的丧,你没有唱过。”
三叔慢慢转过身。
他的脸上,没有五官。
三叔的脸没了。
不是被人拿走,是他自己放下的。
他站在院子里,脸上空白一片,可他还站着,还穿着那件青布褂,手里还捏着旱烟。
“三叔。”
他没有答。
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点声音,很轻,像风从破纸窗里穿过。
“哥。”门外的那个说,“你把脸给我,我放你走。”
三叔抬起手。
他的手在空气里,很慢地往上抬,抬到脸的位置。
“三叔,别给。”
他停了一下。
然后他把手放下了。
“给你。”
他说了这两个字。
说的时候没有嘴。
门外的那个走过来。
他走得很轻,一步一步,走到三叔面前。
他抬起手,放在三叔的脸上。
那一刻,我看见他手上的东西,像一层薄薄的水膜,慢慢地往三叔脸上贴。
贴上去,三叔的脸就有了。
有了以后,那张脸慢慢变了。
变成我的脸。
“哥。”门外的那个说。
三叔没有答。
他倒下去了。
倒下去的时候,他没有声音,只有衣裳和地面的摩擦,很轻的一下。
我站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那一夜,我们把三叔抬进义祠。
灵桌摆好,灯点上,三碗供摆齐。
三叔躺在一块门板上,身上盖着白布。
——
我坐在灵前,看着那块白布。
“老木。”
“在。”
“我该做什么?”
“你是班主了。”老木说,“班主做什么,你做什么。”
“我不是班主。”
“三叔没了,你就是。”他说,“陈家班不能没有班主。”
“我不会哭。”
老木看着我。
“哭丧的人,不会哭,那还叫什么白事班。”
“我真不会。”
“你怎么不会?”
“我哭不出来。”我说,“三叔死在我面前,我一滴眼泪都没有。”
老木沉默了一会儿。
“不是你不会哭。”他说,“是你没有名字。”
“名字跟哭有什么关系?”
“哭是从名字里出来的。”老木说,“你哭的时候,喊的是自己的名。没有名字,就没有那一声。”
“没有那一声,哭就是干嚎,死人听不见。”
我低下头。
“那怎么办?”
老木把铁锹放在墙角。
“三叔临走前,跟你说过一句话没有?”
“他说,他要哭他自己。”
“还有呢?”
“他说,他哭完,我就走。”
“还有呢?”
我想了想。
“他说,今天夜里,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他没说完。”
——
瞎婆在墙角坐着。
她一直在扎纸。
扎的是孝衣。
“小满。”
“在。”
“三叔有没有给你留东西?”
“没有。”
“你翻他的箱子。”
我把三叔的木箱搬出来。
箱子是旧木箱,锁是铜的,钥匙挂在他腰上。
我把钥匙取下来,开锁。
箱子里是家伙事。
唢呐、锣、钹、白布、麻绳、剪子、刀、纸钱、木牌、册子。
还有一样东西。
一个小陶罐。
罐子口上封着黄泥。
罐子很轻。
我把黄泥敲开。
罐子里,是一把米。
米是白的。
米上压着一块木牌。
木牌很小,只有两指宽。
牌上刻着两个字:
陈三。
我把牌翻过来。
背面刻着两个字:
未满。
老木说,河上的台,要搭在河心。
“河心怎么搭?”
“用船。”他说,“七条船并在一起,铺板,就是台。”
“为什么要在河心?”
“因为河心的水最深。”老木说,“深的,才通底。”
“通底做什么?”
“底下的名字,才上得来。”
那一夜,我们把七条船从上游的渡口撑下来,用麻绳绑在一起。船与船之间的缝,用木板铺住,铺完再压一层草席,草席上撒米。
台搭在河心,一丈见方。
台中间摆一张小桌,桌上三样:一碗饭、一碟盐、一盏灯。
瞎婆在岸上扎纸。
她扎了七个纸人,一尺八高,穿蓝布褂,跪着。
“七个?”
“七个。”她说。
“为什么七个?”
“因为河里死了七个。”她说,“六个捞上来了,一个没有。”
“第七个是谁?”
瞎婆没有答。
她把最后一个纸人递给我。
“这一个,你自己画。”
“画什么?”
“画脸。”
——
我拿着笔,站在灯下。
笔尖蘸了墨,悬在纸上。
“画谁的脸?”
“你心里有的那张。”
我在那张白纸上,画了一张脸。
画得很慢。
画完了,我把笔放下。
瞎婆看不见,可她把脸转过来,问了一句:“画完了?”
“画完了。”
“像不像?”
“像。”
“像谁?”
“像三叔。”
那一夜,我站在河心的台上,面前摆着七个纸人。
老木站在船头。
“开始。”
“怎么开始?”
“你先喊。”他说,“喊完了,再哭。”
“喊什么?”
“喊名字。”
“他们没有名字。”
“那就喊‘回来’。”老木说,“喊七声。”
我站在台上,面朝下游。
“回来。”
第一声。
水面静着。
第二声。
水面上起了一点涟漪。
第三声。
涟漪从河心往外散,散到岸边。
第四声。
我听见水底有声音。
不是水声,是很多人在水里走路的声音,一步一步,踩在泥上。
第五声。
台下的水面,开始动。
第六声。
水面上,出现了一张脸。
不是一张,是很多张。
第七声。
七张脸,浮在水面上。
他们的头发贴着额头,眼睛睁着,看着我。
我没有退。
我把手里那盏灯,举起来。
“我是陈家班的。”我说,“我来给你们数。”
水面上,没有人说话。
“我数的时候,你们听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数到六,我停住。
“第七个呢?”老木在船头问。
“第七个,”我说,“是我。”
我把灯放在台上。
“我替你们数七。”
“七。”
——
数完这一声,水面上那七张脸,一起沉了下去。
沉得很慢,像有人在水下拉着他们的脚。
我站在台上,站了很久。
“小满。”老木说。
“嗯。”
“你现在哭。”
我张了张嘴。
“我哭不出来。”
“你哭不出来,就喊。”老木说,“喊到你哭出来为止。”
我站在河心的台上,面朝下游。
我喊了一声。
那一嗓子,是从脚底起的,走过腿,走过腰,走到胸口,卡住了。
卡了很久。
然后它出来了。
出来的不是哭。
是一声很长、很难听的声音,像有人在撕布。
撕完了,我听见自己的喉咙里,有一个东西松开了。
我跪在台上,眼泪下来了。
落在草席上。
落在米上。
落在七张白纸上。
那一夜,我在河心的台上,哭了三个时辰。
哭到嗓子哑,哭到站不起来。
哭到最后一个时辰,我听见水里有声音。
不是走路的声音。
是有人在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数到七,停住。
然后,那个声音数了第八个。
“八。”
我抬起头。
台上,七个纸人跪着。
最右边那一个,脸上是我画的那张脸。
那张脸动了。
它抬起头,看着我。
“小满。”
“在。”
“你数错了。”
“我数错了?”
“你数到七,是对的。”它说,“可你少了一个。”
“少谁?”
“少你自己。”
它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纸上的水往下滴。
“你把自己数进去了。”它说,“数进去,你就成了第八个。”
“第八个会怎么样?”
“第八个,”它说,“走不了。”
我站在台上,看着那张脸。
那张脸很像我三叔。
“那我怎么办?”
“你得有一个名字。”它说,“有名字的,才数得清。”
“我的名字在水里。”
“在水里。”它说,“你捞不回来。”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数过七了。”它说,“数过七的,不能再数自己。”
我站在台上,风从下游吹上来。
“那谁能替我捞?”
那张脸没有答。
它只是抬起手,朝下游指了指。
我顺着它的手看过去。
下游的水面上,有一盏灯。
灯在水上晃,一点点地往我们这边漂。
灯是纸糊的,竹骨,巴掌大。
灯底有一块小板。
“那是第七盏。”老木说。
“第七盏灭了。”
“灭了也会回来。”他说,“灯灭了,是灯芯灭了。灯壳还在水上漂。”
灯漂到台边,停住。
我蹲下去,把它捞起来。
灯底的小板上,有一个印子。
印子很淡,可看得清。
三个字。
陈小满。
“这是你的名字。”老木说。
“怎么会在第七盏灯上?”
“因为第七盏灯是给第七个人的。”他说,“第七个人,就是你。”
我把那块小板掰下来,捏在手里。
那一刻,我听见了河上的声音。
很多人的声音,从下游往上来。
“陈小满。”
“陈小满。”
“陈小满。”
喊了三遍。
第三遍喊完,河里安静了。
我把小板放进嘴里。
那小板是木头做的,很硬,咬不动。
可我咬下去,它化了。
化得像一块糖。
吞下去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名字,从肚子里往上走。
走到胸口,走到喉咙。
“陈小满。”我说。
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眼泪又下来了。
这一次,是热的。
热得像从心口里舀出来的。
三叔的丧,办在三月十二。
那天没有雨,天开得很好。
我们把他的尸抬回祠堂后头的小屋,给他擦身,换衣裳。
擦身的时候,我摸到他胸口。
他胸口上有一道旧疤,从锁骨拉到肋骨,很宽。
我之前见过这道疤。
三十年前,他站在河边,站了一百天。
“老木。”我说。
“嗯。”
“这道疤是什么?”
老木低头看了一眼。
“那是他自己划的。”他说。
“为什么划?”
“他说,他要记住自己在数数。”老木说,“数一个,划一道。”
“划够七道,就是他数清了。”
“那他划够了吗?”
“划够了。”老木说,“只是第七道,划在他自己身上。”
换衣裳的时候,我给他穿青布长衫。
他的手臂很硬。
我抬了三次,才把袖子套进去。
灵堂设在祠堂后头。
灵桌摆好,三碗供,灯点上。
孝子只有我一个。
我跪在灵前,跪了一夜。
守灵的时候,我没有应名。
那一夜,外头有人喊我。
喊了七遍。
“陈小满。”
一遍比一遍近。
第七遍,声音就在门缝里。
我没有应。
天亮的时候,我开始数孝子。
只有我一个。
数了三遍,都是一个。
三叔说过,孝子若是多出一个,不可开工。
现在不多。
我开工了。
出殡那天,摔盆。
盆是瓦盆,盆底钻了七个眼。
我抱着盆,跪在门口。
“摔。”
我把盆举过头顶。
盆落下去。
“哗。”
碎成七片。
起棺。
抬棺的只有老木一个人。
“我一个人抬?”
“我一个人抬。”老木说,“三十年了,这口棺我抬得动。”
他把杠架在肩上。
棺的一头在他肩上,另一头,我一个人扛不动。
“我抬前头。”我说。
“你抬不了。”
“我抬得了。”
老木看了我一眼。
“好。”他说,“你抬前头。抬到河坡上,抬不动了就说话。”
我们抬着棺上河坡。
坡不陡,可路滑。
走到一半,我的肩膀疼得像被人用刀割。
“老木。”
“说。”
“我抬不动了。”
“再走十步。”
我走了十步。
“再走十步。”
我又走了十步。
走到坡顶,我跪下了。
棺落在草上,没有响。
坑挖在坡顶,紧挨着两个旧坟。
一个是陈二弦的。
一个是陈三的。
“为什么埋这儿?”
“因为他是陈家班的。”老木说,“陈家班的人,埋一块。”
下棺的时候,棺里响了一声。
很轻。
像有人在里头吹了一下唢呐。
“老木。”
“听见了。”
“是什么?”
“是他自己。”老木说,“他这辈子,就剩这一声了。”
填土。
第一锹土落下去的时候,我跪在坑边。
“三叔。”
我把头磕在土上。
“我给你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
数到七,我停住。
“七个数完了。”我说,“你走吧。”
填到一半,我哭起来了。
哭的时候,我喊的不是“陈三弦”。
我喊的是“陈三”。
我那一声,是从名字里出来的。
喊完了,土坡上安静下来。
坡底下,河在流。
碑是瞎婆让扎的。
不是石碑,是木牌。
木牌上刻两个字:“陈三”。
底下刻一行小字:
“第七个,数清了。”
三叔埋了以后,陈家班就剩三个人。
我、老木、瞎婆。
阿七的唢呐挂在祠堂的墙上。
四月里,老木开始咳嗽。
他咳嗽的时候,不让人听见。他蹲在院子的角落里,用手捂着嘴,咳得很轻。
我给他端水,他摆摆手。
“小满。”
“嗯。”
“我有一件事。”
“你说。”
“我要一口棺。”
我愣住了。
“什么棺?”
“我自己的棺。”他说,“松木的,四块板,不加漆。”
“你要棺做什么?”
“抬了三十年,该给自己备了。”他说。
那天下午,我请了乡里的木匠,打了一口棺。
棺不厚,松木,四块板。
打完了,老木走到棺前,用手摸了一遍。
摸完了,他点了点头。
“好。”
“好在哪儿?”
“板缝严。”他说,“板缝不严,抬的时候会响。”
五月里,老木咳得厉害了。
他开始不进院子,只坐在门口的那块石头上。
有一天,他跟我说:“小满。”
“嗯。”
“明天,我要抬自己了。”
“什么?”
“我要抬自己了。”他说,“明天早上,你把我抬到坡上去。”
“你自己怎么抬自己?”
“我抬不动。”他说,“我抬了三十年,最后这一口,得别人抬。”
“我抬。”
“你抬得动?”
“抬得动。”
那天夜里,我坐在他旁边。
他一直在说过去的事。
说民国十二年旱,说他兄弟死在他背上,说他第一次抬棺,说陈二弦教他抬棺时说的那句话。
“他说,抬棺的人,一辈子只抬别人的。”
“那自己呢?”
“自己不用抬。”老木说,“自己躺进去就行。”
天快亮的时候,他不说话了。
我伸手去探他的鼻息。
没有。
他的眼睛是睁着的。
他的嘴角,有一点笑。
我给老木办丧。
丧事办得很简单,因为没有亲戚。
孝子还是我一个。
数孝子的时候,我数了三遍。
都是一个。
摔盆的时候,盆碎了。
碎成五片。
抬棺的也是我一个。
我把杠架在肩上。
棺很沉。
我抬了三十步,肩膀就裂了。
我咬着牙,一步一步往上走。
走到坡中间,我停下来。
“老木。”我说,“我抬不动了。”
没有人答。
我坐在坡上,肩上的血把衣裳浸透了。
“老木。”
还是没有人答。
“老木,你抬了三十年,我抬你三十步,就抬不动了。”
风从坡下吹上来。
风里有一句话。
很轻。
“你抬得动。”
我站起来。
我把杠重新架上肩。
走到坡顶,我把棺放下。
坑是三叔的坟旁边挖的。
挨着陈二弦,挨着陈三。
下棺的时候,我看见了老木的影子。
太阳在西边,把坡照成一片黄。
棺的影子,长长的,铺在草上。
棺的影子旁边,还有一条影子。
那条影子,比棺的影子长。
它站着。
我数了数。
一个。
我抬起头。
坡上没有人。
可那条影子,朝他自己的坟,弯了一下腰。
老木埋了以后,院子里只剩两个人。
我和瞎婆。
她照旧坐在车尾扎纸,我照旧在院子里扫。
那年六月,天很热。
热得祠堂后头的小屋像一口蒸笼。
我坐在门口,看着瞎婆扎纸。
她那天扎的不是孝衣,也不是纸人。
她扎的是一间屋。
“瞎婆,你扎屋做什么?”
“给自己扎的。”她说。
“你要屋子做什么?你有屋。”
“人死了,要一间屋。”她说,“没有屋,就没有家。”
“你有家。”
“我没有。”她说,“我嫁进来的时候,这间屋是陈四的。陈四死了,屋就不是我的了。”
“那你住在哪儿?”
“住在别人的屋里。”她说,“住了四十年。”
——
她扎得很慢。
一间屋,三面墙,一面开着。
屋里扎了桌、椅、床。
床上扎了一个人。
很小,躺得很正,两只手放在胸口上。
“这是谁?”
“是我。”
“你扎你自己?”
“扎了。”她说,“扎完了,我就算有了。”
“有了什么?”
“有了一个能躺的地方。”
那天夜里,她把那间纸屋放在院子里,点了一支香。
香烧起来,烟往上走。
烟走得很直。
“小满。”
“在。”
“你晓得纸人为什么不画脸吗?”
“不晓得。”
“因为脸是别人的。”她说。
“别人的?”
“纸人没有自己的脸。”她说,“扎的时候,你给它画一张脸,它就认那张脸,当自己是那个人。它认了,就活;不认,就是一张纸。”
“那它活多久?”
“活到那张脸不要它。”瞎婆说,“脸不要它,它就散。”
“我扎过七千个纸人。”她说,“七千个里头,画过脸的,不到一百个。”
“为什么不画?”
“不敢。”她说,“画了脸,它就活。活了,就要人陪。”
“瞎婆。”
“嗯。”
“你扎的纸人,为什么鼻子眼睛都不歪?”
“因为我心里有样子。”她说,“眼睛看不见,可心里看得见。”
“你心里有谁的样子?”
瞎婆没有答。
她把手里的竹篾放下,把纸屋折起来,抱在怀里。
“小满。”
“在。”
“明天我不来了。”
“不来做什么?”
“我要睡了。”她说。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她住的那间屋。
屋里很整齐。
桌上摆着那间纸屋,纸屋里躺着那个纸人。
地上,摆着一双鞋。
鞋摆得很正,鞋尖朝着床。
床上没有人。
被子里,只有一个浅浅的凹。
瞎婆的事,乡里没几个人知道。
只有黄文书来了,问了一句:“瞎婆呢?”
“走了。”
“走哪儿去了?”
“睡了。”
黄文书看了我一眼,没有再问。
他放下三块钱,说是乡里的意思。
我没有数第二遍。
那年秋天,我一个人出班。
清溪乡的丧事,还得办。
我会吹唢呐——不是跟阿七学的,是自己学的,学得很差。
我会扎纸——不是跟瞎婆学的,是自己学的,扎得很歪。
我会抬棺——一个人抬,抬到坡中间要停三次。
会哭。
第一次一个人出班,是东村一个老头。
寿终,七十九岁。
我数孝子,数出五个。
摔盆,碎成六片。
抬棺,走到半路,绳断了。
我换了绳,重新抬。
抬到坟上,填土,立碑。
办完了,主家给我四块钱。
回到祠堂后头,我坐在院子里。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三叔的丧,是我办的。
我摔了他的盆,我抬了他的棺,我给他哭了三个时辰。
册子第一条:
哭别人的丧,不哭自家的丧。
我是陈家班的人。
三叔是陈家班的人。
他算不算自家的?
我把册子翻出来,翻到第一条,看着那七个字。
看了很久。
我把册子合上,放回木箱。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河边。
河上有雾。
雾里有七个人,穿着蓝布褂。
他们站在水里,水到胸口。
“陈小满。”
“在。”
我应了。
应完,那七个人一起从水里走出来。
走到岸上,他们的脚上全是泥。
“我们来给你办丧。”最前头那个说。
“我还没死。”
“没死也得办。”他说,“你破了第一条。”
“破了会怎么样?”
“破一条,死一个。”
“死谁?”
“死那个破规矩的人。”
“我什么时候死?”
“你办完自己的丧,就死。”
“谁来办我的丧?”
“我们。”他说,“七个人,够了。
那一年冬天,我开始给自己办丧。
这是陈家班的规矩里没有的。
没有人教过我。
我照着自己办别人的样子,一步一步做。
第一步,擦身。
第二步,换衣。我给自己缝了一件青布长衫,袖口缝得歪。
第三步,贴黄符。
第四步,搭棚。
第五步,摆灵桌。
第六步,写牌位。
牌位上,我写了自己的名字。
陈小满。
写完了,我把牌位立在灵桌上。
看着那三个字,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如果牌位上已经写着自己的名字,那就说明自己已经不算活人了。
那一夜,我跪在灵前。
灵堂里没有人。
孝子呢?
我自己数。
“一。”
只有一个。
守灵的时候,外头有人喊我。
“陈小满。”
我没有应。
“陈小满。”
第二遍。
我还是没有应。
“陈小满,你该应了。”
第三遍。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
门外站着七个人。
七个人都穿着蓝布褂,站在雪地里,脚上全是泥。
“陈小满,你出来。”
“出来做什么?”
“办你的丧。”
“我的丧我自己办了。”
“你自己办的不算。”最前头那个说,“丧事要别人办。”
“谁办?”
“我们办。”
他们走进来。
七个人,走到灵前,跪下来。
跪得很整齐。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人。
我数了三遍。
七个人。
“你们数对了吗?”
最前头那个抬起头。
他的脸,我看不清。
“我们数了七遍。”他说,“每遍都是七个。”
“多的那个呢?”
“多的那个,”他说,“是你。”
我心里一沉。
“我是第八个?”
“你是第八个。”他说。
“第八个会怎样?”
“第八个不算死。”他说,“也不算活。”
“那算什么?”
“算守的。”他说。
“守什么?”
“守台。”
“守到什么时候?”
“守到下一班人来。”
那一夜,他们没有哭。
他们只是跪着。
跪到天亮,他们站起来。
“陈小满。”
“在。”
“你上台上站着。”
“哪个台?”
“河心的那个。”他说,“你搭过一次,那个台就一直在。”
“站上去做什么?”
“喊。”他说,“有人从下游来,你就喊他们回来。”
“喊到什么时候?”
“喊到你自己听见有人喊你。”
那一年的腊月,我上了河心的台。
台还是那个台,七条船,一层板,一层草席,一层米。
雪落在水面上,不化。
我站在台中央,把灯点着。
灯亮起来的时候,水面结的薄冰,发出很细的一声裂响。
“回来。”
我喊了第一声。
没有人应。
“回来。”
第二声。
水面动了一下。
“回来。”
第三声。
河下游,起了一层白雾。
雾里有脚步声。
一步,两步,三步。
“回来。”
第四声。
雾里的人,露出形。
“回来。”
第五声。
十二个人。
他们走到台边,停下来,抬头看我。
“我们不认得回家的路。”
“你们叫什么?”
他们一起摇头。
“那你们记得什么?”
“记得有人哭过。”最前头那个说。
“哭过的是谁?”
“不记得。”
“哭的是什么调子?”
他张了张嘴。
他唱了一句。
那一句,我认得。
是三叔的调子。
我站在台上,听着那一句,浑身发热。
“这一句,是谁教你的?”
“一个在河边站了一百天的人。”他说。
我把灯举起来。
“跟我来。”
那一夜,我带着十二个人,走过了整条清溪河。
走到上游,走到渡口,走到每一个村口。
每到一个村口,我就喊一声“回来”。
天亮的时候,我一个人回来了。
台上只剩一盏灯,一盏灭了芯的灯。
我把灯捡起来,揣进怀里。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第二年,我二十四岁。
第三年,我二十五岁。
每年腊月,我都上一次台。
有一年腊月,我上台的时候,看见台边的水里,站着一个人。
他穿着青布褂,手里拿着一只碗。
“三叔。”
“嗯。”
“你还在这儿?”
“我在。”他说,“我没走。”
“为什么没走?”
“因为没有人数我。”他说,“你数了我七个数,可你没有数第八个。”
“第八个是你自己。”
“第八个是你自己。”他说。
“我数不了自己。”
“数得了。”他说,“你上台那天,数过一次。”
我没有说话。
他把碗举起来。
碗里是白米。
“你上台的时候,撒过米。”他说,“你撒的米,落在水里,落在泥上,落在那七条船上。”
“你撒的时候,有没有数?”
“没有。”
“没有数,就是数不清。”他说,“数不清,就送不走。”
“那我该数什么?”
“数米。”他说,“一粒一粒数,数到你数不清为止。”
“数不清呢?”
“数不清,就送不走。”他说,“送不走的,就留在这儿。”
那天夜里,我在台上,数了一夜的米。
数到天亮,我数了八千三百粒。
第八千三百零一粒,我数丢了。
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数。
到现在,我四十九岁。
今年腊月,我还要上台。
上一个腊月,我数到第一万粒。
数完,我把米撒进水里。
水面上浮起一张脸。
那张脸是我的脸。
“陈小满。”
“在。”
我应了。
应完,那张脸沉下去了。
我知道,那是我自己的第八个。
从那天起,我的影子就没了。
我四十九岁那年,来了一个徒弟。
是个后生,十六七岁,瘦,脸小,眼睛大。
他站在祠堂后头的院门口,肩上背着一个包袱,一双布鞋底磨穿了。
“你是陈家班的?”
“我是。”
“我要学。”
“学什么?”
“学哭。”
我把他看了一遍。
“你为什么学这个?”
“我娘死了。”他说,“我娘死的时候,没有人哭。”
“没有人哭会怎么样?”
“她走了以后,一直回来。”他说,“一年回来一次,站在屋檐下,不走。”
“她站在屋檐下做什么?”
“站着。”他说,“站到天亮,就走了。第二年又回来。”
“你哭过吗?”
“哭不出来。”他低下头,“我哭不出来。”
“叫什么?”
“禾生。”
“姓什么?”
“没有姓。”他说,“我娘没有姓。”
那天,我让他进了院子。
我给他一碗饭。
他吃得很慢。
吃完了,他抬起头。
“班主。”
“我不是班主。”我说,“我叫陈小满。”
“那我叫你什么?”
“叫三叔。”我说,“这个班里,班主都叫三叔。”
“三叔。”
“嗯。”
那一夜,我把木牌取下来。
挂在门框上。
正面朝里。
“你认得这几个字吗?”
他抬起头。
“哭别人的丧,不哭自家的丧。”
“抄七遍。”
“抄什么?”
“底下还有。”
我把木牌翻过来。
木牌背面,刻着七条。
第一条:进门先数孝子,孝子若多出一个,不可开工。
第二条:眼泪不可落在棺上。
第三条:摔盆只摔一次,盆不碎,不可再摔。
第四条:抬棺不走回头路。
第五条:守灵不可替人应名。
第六条:灵前的饭,不可自己吃。
第七条:丧家的钱,不可数第二遍。
“抄七遍。”我说,“抄完了,我给你讲。”
他抄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把七张纸放在桌上。
七张纸,七遍。
每一遍的字,都比前一遍歪。
“为什么越写越歪?”
“手疼。”
“手疼还要写?”
“要写。”
“为什么?”
“因为写歪了也要写。”他说。
我点了点头。
“记住这句话。”我说,“这一行,歪了也要做完。”
我带他出班。
第一场,南村一个老太太,八十岁,寿终。
我让他站在门口。
“数。”
“数什么?”
“数孝子。”
他数了一遍。
“五个。”
“再数。”
他又数了一遍。
“五个。”
“再数。”
第三遍。
“还是五个。”
“数对了。”我说,“进去。”
那一场办完,回来的路上,他问我:“三叔,为什么要数三遍?”
“因为死人也在数。”
“死人怎么数?”
“你数的时候,他跟着数。”
“他数出几个?”
“他数出的,是来送他的人。”我说,“他数对了,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家。”
“数不对呢?”
“数不对,”我说,“他就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家。”
“那他会怎样?”
“他会去找一个自己的家。”
“找到了会怎样?”
“找到了,”我说,“他就要一家人的命,换一家人给他哭。”
禾生的脸白了。
“那我们数的时候,他在哪儿?”
“他在棺里。”
“他听得见?”
“听得见。”我说,“他不光听得见,他还在看。”
“看什么?”
“看你数的时候,手指头有没有抖。”
“抖了会怎样?”
“抖了,他就知道你在怕。”我说,“怕的,就不是自己人。”
那一年冬天,一共出了十一场。
每一场,我都让禾生数。
数到第十一场,他数出了六个。
主家说只有五个。
“再数。”我说。
他数第四遍。
“六个。”
我走进灵堂,跪下,数了三遍。
六个。
我把禾生拉到门外。
“多的那个在哪儿?”
“西边。”
“什么样的?”
“跪得最正的那个。”他说,“白布是湿的。”
我站在门口,闭上眼睛。
十一年前,义祠。
西边,靠窗,白布是湿的。
“三叔。”禾生叫我。
“嗯。”
“开工吗?”
我睁开眼。
“不开工。”
那一场,我们没开工。
主家急了。
“陈师傅,人都来了,纸也烧了,怎么不开工?”
“孝子多了一个。”
“多一个不是更好?多一个人哭。”
“多一个不好。”我说,“多出来的那一个,不是你家的。”
主家愣住。
“那是谁家的?”
“不知道。”我说,“不知道的,不能开工。”
那一夜,我们留在南村。
我在灵堂外头坐着,抽旱烟。
禾生坐在我旁边。
“三叔。”
“嗯。”
“多出来的那个,是什么?”
“一个人。”我说。
“什么人都能多出来吗?”
“都能。”我说,“人死了,名字没了,就想找一个家。找到了,他就坐上去。”
“坐上去以后呢?”
“坐上去以后,他就要跟着这家人。”
“跟多久?”
“跟到这一家人死光。”
那一夜,风很大。
风从村口进来,把灵堂的白布吹得响。
响到半夜,我听见有人在喊。
“陈小满。”
我没有动。
“陈小满。”
第二声。
“三叔。”禾生抬起头,“有人喊你。”
“别应。”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这一家的人。”
“可他在喊你。”
“喊我的,都不是人。”我说。
第三声。
“陈小满,你出来。”
禾生站起来。
“你坐下。”
“他在喊。”
“他会喊七遍。”我说,“喊到第七遍,他就不喊了。”
第四声。第五声。第六声。
第七声。
“禾生。”
那一声,喊的是禾生的名字。
禾生的嘴巴动了一下。
“别应!”
来不及了。
他应了。
那一声很轻,“嗯”。
轻得像纸被风翻了一下。
风停了。
院子里安静下来。
我看着禾生。
雪地上,他的影子短了一半。
那天夜里,禾生应了一声之后,就没有再说话。
我把他抬进屋,放在床上。
他的眼睛睁着。
“禾生。”
他没有反应。
“禾生。”
我叫第二遍。
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三叔。”他说。
“嗯。”
“我听见有人在喊我。”
“喊你什么?”
“喊我的名字。”他说,“喊了三遍。”
“你应了几遍?”
“一遍。”
——
“一遍就够了。”我说。
“应了会怎样?”
“应了,他就知道你在哪儿。”我说,“知道你在哪儿,他就来找你。”
“找我要什么?”
“要你的名字。”我说,“名字给了,你就没有名字了。没有名字,你就走不了。”
“走到哪儿?”
“走到该去的地方。”
禾生躺在床上,看着屋梁。
“三叔。”
“嗯。”
“你呢?”
“我什么?”
“你应过几次?”
我坐在床边,沉默了一会儿。
“七次。”
禾生的眼睛睁大了。
“七次?”
“七次。”
“那你怎么还活着?”
“因为有人替我数了八。”我说。
“谁?”
“我自己。”我说,“还有一个我不认得的人。”
——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怀里那块残板取出来。
二十六年前,三叔把第七盏河灯的灯底板掰成两半,一半扔进河里,一半塞给我。
我怀里那一半,还在。
我把它取出来,放在锅里,加了半碗水。
煮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那半块木头化了。
化成一层薄薄的浆。
我把浆倒进碗里,端到禾生床前。
“喝。”
“这是什么?”
“名字。”我说,“一半是我的。”
禾生喝了。
喝的时候,他的眉头皱了一下。
“苦。”
“苦就对了。”我说,“名字都是苦的。”
那一天,禾生的影子重新长出来了。
长到跟他一样高。
“三叔。”
“嗯。”
“我好了。”
“好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班?”
“明年。”我说,“今年你先抄规。”
那年腊月,我一个人上了台。
河上结了冰。
冰面上有一层雪,雪上有一层薄薄的霜。
我站在台上,把灯点着。
灯亮起来的时候,我听见水里有人说话。
“陈小满。”
“在。”
“你来了。”
“我来了。”
“今天你要数多少?”
“一万。”
“一萬不容易。”
“不容易。”我说,“我数了二十六年。”
“数完了,你就走?”
“数完了,”我说,“我就走。”
我把那一袋米,倒在台上。
米是白的,混着雪,看不出哪是米,哪是雪。
我跪下来,一粒一粒数。
“一。”
“二。”
“三。”
数到一千,我听见河里有人跟着我数。
数到三千,那声音多了。
数到五千,桥上、岸上、坡上,全是数数的声音。
数到九千九百。
我停住了。
“九千九百。”
“九千九百零一。”
我数不下去了。
因为我的名字,正在被我自己数出来。
“九千九百零二。”
不是我数的。
是水里的那个数的。
“九千九百零三。”
“九千九百零四。”
声音越来越密。
我跪在雪里,听见数字从四面往我身上压。
数到九千九百九十九。
停了。
“陈小满。”
“在。”
“最后一个,你自己数。”
我抬起头。
台上没有人。
米在白茫茫的一片里。
我把手伸出去,摸到最后一粒米。
“一万。”
数完这两个字,我的手指头就凉了。
凉得从指尖往里走,走到手腕,走到胳膊,走到胸口。
我抬头看天。
天是白的。
我低头看水。
水里有一个人,穿着青布长衫,跪在雪上,手里捏着一粒米。
那个人是我。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我站起来。
他也站起来。
我往前走了一步。
他也往前走了一步。
“你是谁?”
“我是你。”
“你是哪一个我?”
“第八个。”
“第八个要做什么?”
“替你去数。”
“数到什么时候?”
“数到有人来替你。”
我在台上站着,站了很久。
——
天亮的时候,台上空了。
只留下一盏灯,一碗米,一块木牌。
木牌上刻着两个字:
未满。
从那以后,清溪乡的人说:
陈家班的班主,今年四十九岁,一个人住在祠堂后头的小屋里。
他不接活,只在每年腊月,上一次河心的台。
他一上台,河上就会起雾。
雾里的脚步声,从下游一直走到台边。
数一数,一共七个。
他们也说:
陈家班的院子里,有一个后生,十六七岁,瘦,脸小,眼睛大。
他在抄规矩。
抄到第七遍,手就疼了。
他抹一把眼泪,接着抄。
他们还说:
那个后生,姓陈。
他叫陈禾生。
——【全文完】——
外一章 一九六二年冬
一九六二年冬天,有个赶车的人路过清溪乡。
他姓赵,四十来岁,从北边来,车上拉着一车盐。
那天雪大,走到清溪乡,路就不能走了。
他把车停在村口的牲口棚里,问人借宿。
村里人说,村东头有一间空屋,你可以住。
“那屋里有人吗?”
“没有人。”
“为什么没有人?”
“以前住过一个白事班的。”村里人说,“后来搬走了。”
——
赵师傅牵着骡子,走到村东头。
屋里果然空着。
门板挂在门框上,一推就开。
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桌上有三个碗。
他把车上的铺盖铺在床上。
天黑了,他没有睡。
他坐在门口,抽旱烟。
雪还在下。
河上起了一层雾。
雾里有灯。
一盏。
那盏灯在河心。
很远,很小,可看得清。
赵师傅站起来。
“有人吗?”
没有人答。
“有人吗?”
第二声。
河心的灯,动了一下。
“有人吗?”
第三声。
灯光了。
雾里,有一个影子。
站在河心。
赵师傅揉了揉眼睛。
那影子在他眼前,慢慢地清楚起来。
是一个男人。
穿青布长衫,站在七条并起的船上,手里端着一碗米。
赵师傅喊了一声:“喂!”
那个人抬起头。
赵师傅的手里,旱烟袋掉了。
那个人的脸,是他的脸
“你是谁?”
那个人说话了,声音很轻。
“我是你。”
赵师傅退了一步。
“你不是我。”
“我是你。”那个人说,“你从北边来,走到这儿,就走不动了。”
“为什么走不动?”
“因为你要在这儿,住下来数数。”
“数什么?”
“数米。”那个人说,“一粒一粒数。”
赵师傅转过身,往屋里跑。
跑到门口,他停住。
——
门口站着一个人。
穿孝衣,头上扎白布。
“赵师傅。”
赵师傅没有答。
“赵师傅,你应一声。”
赵师傅咬着牙,没有应。
“你应一声,我就放你走。”
“我不应。”
“为什么不应?”
“因为应了,就得留下。”赵师傅说。
穿孝衣的那个笑了。
“你说得对。”
他往旁边让了一步。
赵师傅跑进屋里,把门关上,用背抵着。
他在门口坐了一夜。
——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
赵师傅牵着骡子,从村东头一直走到村西头,没有停。
走到村口,他回过头。
河上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个人站在河心,朝他招手。
那手势,像出远门的人,跟家里人招手。
赵师傅赶着车,一路往南走。
走到第二个村,他停下了。
他把骡子牵到路边,坐在车辕上,从怀里摸出一个东西。
一个碗。
碗里有米。
米是白的。
他把米一粒一粒地数。
“一。”
“二。”
“三。”
数到七,他停了。
“八。”
他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天上又落下一片雪。
雪落在米上。
不化。
作者的话
这是我在纸上点了一盏灯,照出来的故事。
故事里的人和地,都是我编的。
清溪乡没有,陈家班没有,三叔没有,瞎婆没有。
那些规矩,也是我编的。中国这么大,各地的白事风俗千差万别,各有各的讲究,也各有各的道理,但都不长故事里这个样子。写小说,讲究的是把人心里的怕,借一件具体的东西立起来。我借的这件东西,叫“规矩”。
我写这个故事,想说的其实不是鬼。
我想说的是:人给死人立规矩,其实是活人给自己立规矩。数孝子,是怕自己认错了亲人;眼泪不落在棺上,是怕自己舍不得;盆只摔一次,是怕把话说两遍;抬棺不走回头路,是怕自己回头看一眼就再也走不动。
破一条,死一个。死的不是规矩,是心里那点撑住人的东西。
所以这个故事里没有谁能赢。三叔守了三十年,最后还是把自己数成了第八个;老木抬了两千人,最后一口棺要别人替他抬;瞎婆替他数了四十年,差的永远是那一个;而我,我哭了两千场,最后一场是我自己的。
我把他们写得很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人世上真有。他们不声不响地站在河边、站在坟前、站在灵堂最靠窗的位置,站得比谁都久。
如果这个故事让你夜里不敢关灯,那说明它达到了它该达到的地方。
也请你不必当真。故事里的仪轨、纸扎、河灯、招魂的调子,都是我按叙事需要写的,不对应任何真实的地方风俗,也不构成任何可以照着做的示范。
看书是看书,日子是日子。夜里听见过声音,也只当是风。
最后一句,写给看到这里的人:
要是哪天你在外头,听见有人在你身后喊你的名字,喊得很好听,很亲,喊了三遍,你别急着答应。
先回头看看是谁。
看清楚了,再应。
——本书完——
附记 七条班规
书里那七条规矩,抄在这里,算是给这个故事留个底。
第一条:进门先数孝子,孝子若多出一个,不可开工。
数孝子,数的是活人;可数的,其实是死人。死人也在数,数对了,他才认这个家。多出来一个,不是多了一个人,是多了一个想当这家人的东西。
第二条:眼泪不可落在棺上。
眼泪是活人的东西,落在棺上,落在缝里,死人就知道有人舍不得。舍不得,他就会回来看看。看完了,不一定肯走。
第三条:摔盆只摔一次,盆不碎,不可再摔。
盆是给死人的一句话。一句话只说一次。盆不碎,是那句话没说完,那就不能说第二遍——第二遍说出去,味道就变了。
第四条:抬棺不走回头路。
抬的人不回头,是不让死人回头看。谁回头,谁就被记住。记住了,就跟着走。
第五条:守灵不可替人应名。
应名,就是告诉喊你的人你在哪儿。这一行里,没有比这更便宜、也更贵的事。
第六条:灵前的饭,不可自己吃。
那碗饭是给死人的气。你吃了他的气,他就饿了。他饿了,就要跟你分。
第七条:丧家的钱,不可数第二遍。
钱数一遍,是账。数第二遍,就是数给他看。他要看,就要问一句:还差多少。
七条之外,还有一句没写在木牌上,只在陈家班的册子最后一行,用很小很小的字写着:
破一条,死一个。
这一句,我抄的时候,抄了七遍。
每一遍,字都比前一遍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