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父死的那天,是民国二十六年的秋天。
沅州连着下了七天的雨。第七天傍晚,雨停了,天边开了一道口子,红的,像谁用刀划开的。
就是那一道红光照进屋里的时候,师父咽了气。
他躺在自己那张窄床上,床是竹的,铺着一张草席。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肋骨一根一根都能数清。
我蹲在床边,手里端着药碗。药已经凉了,他一口都没有喝。
“师父。”我叫他。
他没有应。
就在这时候,他的手抬起来,往我这边伸。
我把手递过去。
他抓住我,抓得很紧。他的手很凉,凉得像井水。
“铃。”他说。
“铃在。”
“拿来。”
我从床头的钉子上,把那只铜铃取下来。
铃是旧铃,黄铜的,铜皮磨得发亮。铃身上刻着一行小字,字已经看不清了,只看得见最后一个“渡”字。
这是陈家赶尸的铃,传了六代。
我把铃放在他手心里。
他的手握住铃。握了一下,又松开。
“你拿着。”
“师父。”
“你听我说。”他说,“我这一趟,还没有走完。”
“什么趟?”
“七月十五接的那一趟。”
我心里一沉。
七月十五,中元节。那一趟活我知道,是七具尸,从沅州城里送到辰州的麻溪铺去。七个人,七个名字,五十块大洋。
师父接了这活,接了以后就病了。他病了三日,第三日就起不来了。
“那趟活,我走不了。”他说。
“我走。”
“你走不了。”他说。
“我走得动。”
“不是走不动。”他说,“是不该你走。”
他咳起来,咳得很厉害,胸腔里像有一面破鼓。
咳完了,他喘了很久。
“听我说。”他说,“七个人。”
“是。”
“一个都不能少。”
“是。”
“你数他们,”他说,“可你不能数。”
我没有听懂。
“师父,你这话……”
“你数他们,是记着他们。”他说,“可你不能数。八十年前有个赶尸的,走到半路数了一回,数出八个来。”
“他怎么办?”
“他把多出来的那个,背回去了。”师父说。
“背回去的是什么?”
他没有答。
他把眼睛闭上了,闭上了很久。
我以为他睡了,正要站起来,他忽然又开口。
“九儿。”
“在。”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九儿吗?”
“我排行第九。”
“不是。”他说。
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我,眼睛很亮。
“你是我第九个徒弟。”
“前面八个呢?”
“都送回家了。”他说。
那一夜,师父没有了。
他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只铃。
我把铃从他手里拿出来,铃身上很凉,可他的手心里,那块铜皮是热的。
那一夜,我坐在他床边,坐到天亮。
天亮了,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给他擦身。擦到胸口的时候,我看见他胸口上有一道旧伤,从锁骨一直拉到肋骨,是刀伤,结的疤很宽。
我不知道这道伤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第二件,我给他换衣裳。衣裳是我娘留下的,青布长衫,洗得很干净。我把他的手臂一根一根抬起来,套进袖子里。
他的手臂很硬,像一根木头。
第三件,我在他额头上,贴了一张黄符。
符是我画的。符上的字,我写的是他的名字——陈守一。
写完,我退后一步,看着那张符。
符上的墨还没有干,亮亮的。
我看着它,忽然想起他一辈子只说过一句关于自己的话。
他说:“赶尸这行,一辈子只送别人。送到了,就回家。”
“可我们自己,回不去。”
外头,天亮了。
镇上的鸡叫了三遍。
第三遍叫完,我把铃揣进怀里,出了一趟远门。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接了我这一辈子的第一趟,也是最后一趟活。
七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陈家脚行在沅州城西,靠城墙根。
三间瓦房,门口挂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陈家脚行”四个字,字是我师父的笔迹,写得歪。
镇上人都知道陈家脚行做什么。
明面上,脚行是替人抬棺、运货、接灵的。
暗地里,脚行是赶尸的。
赶尸这一行,行话很多。
死人叫“喜神”。尸体叫“货”。赶尸的叫“背尸的”。走路叫“行山”。招魂的铃叫“渡铃”。贴尸的黄符叫“封”。
这些词,外头人听不懂。听不懂正好,本来也不该懂。
师父死后第三日,那趟活的主人来了。
来的是个年轻人,穿一身灰布衫,脸白,眼窝深,说话时低着头。
“陈师傅。”
“我师父死了。”
“我知道。”他说,“我等了三日,就是等个准信。”
“什么准信?”
“陈家还有人没有。”他说,“要没人,我另请。”
“有人。”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你行吗?”
“我跟我师父学了十一年。”
“学过和送过不一样。”他说。
“我送过。”我说,“我送过八回。”
我没有送过八回。
我送过一次。那一年我十七岁,跟师父送一个死在沅州的外乡人回家,走了两夜,第二夜我哭了三回,师父一句话没有说。
“好。”他说,“七个人。”
“什么价?”
“五十块。”
“五十块七个人?”
“沅州到麻溪铺,四天路。”他说,“这个价,行价。”
“为什么找我?”
他沉默了。
“因为别人不接。”他说。
“为什么别人不接?”
“因为那七个人里头,有一个不该在。”他说。
我抬起头。
他把一张纸放在桌上。
纸是折着的,折了三折。
“这是名册。”他说,“你看完了,再决定接不接。”
他走了。
我坐在桌边,把纸展开。
纸上有七个名字,七行字,字很小,写得很工整。
第一行:张德顺,男,五十二,辰州麻溪铺张家坳,脚夫。殁于沅州码头,落水。
第二行:李三,男,三十八,麻溪铺李村,木匠。殁于沅州北门客栈,病。
第三行:王阿公,男,六十七,麻溪铺王家坳,无后。殁于沅州土地庙,冻。
第四行:赵长生,男,四十四,麻溪铺赵家湾,石匠。殁于沅州城外石场,塌方。
第五行:何顺,男,二十九,麻溪铺河街,船工。殁于沅州渡口,落水。
第六行:周小六,男,二十一,麻溪铺周家村,学徒。殁于沅州米行,跌伤。
第七行:
第七行没有名字。
只有三个字:“无名女。”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红衣,轿送”。
我把纸放下,坐了很久。
七个人,六个有名字,一个有姓无名。
按规矩,赶尸不接无名之活。
师父的规矩第五条:不接无名。无名,就是没死透。
死了的人有名。活着的才没有名。
那一夜,我去了堂屋。
堂屋里停着七口棺。
六口是素的,白木,很薄。第七口是一个红轿,轿子扎得很旧,红漆掉了大半。
我把六口棺,一口一口打开。
第一口,张德顺。
脸是青的,肿着,肿得很厉害。他落水三日才捞上来。
第二口,李三。
瘦,脸颊凹进去。病死的。
第三口,王阿公。
很老。眼睛没有闭上。
我伸手,把他的眼皮按下去。
按下去,又起来。
再按,又起来。
第三次,我用手指压了很久,压到他眼皮凉了,才闭上。
第四口,赵长生。
脸烂了半边。塌方压的。
第五口,何顺。
年轻,脸还算完整。嘴唇是紫的。
第六口,周小六。
二十一岁。他脸上有一点笑,像是死的时候不难受。
我把六张黄符,一张一张看。
符是我师父画的。符上写着名字,名字底下写着籍贯,再底下是一个“归”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道刀口。
六张符,都对。
第七口是红轿。
我把轿帘掀开。
里头坐着一个女人。
穿一身红,红得很干净,不像穿了几天的。
她坐得很正。头微微低着,手放在膝上,十根手指并着。
她的脸上盖着一块红布。
我站在轿前,没有动。
按规矩,女尸的盖头是不能揭的。揭了,她就认得你了。
我隔着红布看她。
看了很久,我确定了一件事。
她的胸口,在动。
很轻,一起,一伏。
一起,一伏。
像一个人在睡觉。
我把轿帘放下来。
放下来的时候,我的手在抖。
我回过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人。
阿旺。
阿旺是脚行的小工,十六岁,沅州城里的孤儿,三年前在街上讨饭,被师父收下来。
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水。
“九哥。”他说。
“你站这儿多久了?”
“有一会儿了。”
“看见什么了?”
他看着我,眼睛很黑。
“九哥,”他说,“第七个,不是死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刚才,在轿子里,转了一下头。”
“她转了?”
“转了。”阿旺说,“她是转过来看你的。”
我没有说话。
我接过他手里的碗,喝了一口水。
水是凉的。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家棺材铺。
“要七张符纸。”我说。
“什么符纸?”
“封符。”
“封谁?”
“封人。”
棺材铺的老掌柜看了我一眼。
“陈家的?”
“是。”
“陈守一死了。”
“死了。”
他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摸出一叠黄纸。
“你要多少?”
“七张。”
“七张不够。”他说。
“怎么不够?”
“你师父上一趟,也是七个人。”他说,“他画了十四张。”
我抬起头。
“为什么十四张?”
“因为他画了两遍。”
“为什么画两遍?”
老掌柜低下头,拿起一张黄纸,对着光看。
“因为第一遍的名字,不对。”他说。
上路那天,是八月十九。
天没有亮,鸡没有叫。
赶尸的规矩,鸡叫之前要出城,鸡叫之后不能上路。鸡一叫,阳气动,尸就不肯走了。
我在脚行门口摆了七只碗,七双筷,七盅酒,七张纸钱。
这是行前的祭。
我把酒一盅一盅倒在地上。
倒到第七盅,我停了一下。
女尸的酒,我照旧倒了。
倒完了,我退后三步,跪下,磕了三个头。
第一个头,磕给祖师。
第二个头,磕给师父。
第三个头,磕给那七个人。
磕完了,我站起来,把渡铃握在手里。
铃响了一声。
“叮——”
很轻,很远,像从井底传上来的。
六口薄棺,已经上了杠。
杠是竹杠,两根,一前一后。抬杠的是六个“脚夫”。
脚夫不是人。
脚夫是纸人。
这是赶尸的规矩:活人抬不动,死人不能抬。只有纸人能抬死人。
六个纸人,穿青衣,扎得很高,比我还高半个头。它们把竹杠架在肩上,一步一步走。
纸人不会说话,也不会累。
它们只会走。
赶尸人走在最前头,摇铃,撒纸钱。
纸钱是黄纸剪的,剪得很小,一手一把,一路撒。
撒纸钱不是给死人的,是给活人的。
活人听见纸钱响,会躲。
躲开了,就不会撞见。
阿旺走在最后。
他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是香、蜡烛、糯米、一把短刀。
“九哥。”他说。
“嗯。”
“我能问一句吗?”
“问。”
“我们为什么白天不走?”
“白天走,撞人。”
“撞了人,会怎么样?”
“会有人看见他们。”我说,“看见了,就要多一个。”
阿旺没有再问。
我们从沅州城西门出去,走的是山路。
路很窄,一边是崖,一边是坡。坡上长着很高的草,草叶上有露水。
天慢慢地亮了。
天亮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见自己的心跳。
赶尸走在夜里,是因为夜里没有人。
没有人的时候,尸是尸。
有人的时候,尸就不是尸了。
这是师父说的。我一直没有懂。
走出沅州界,太阳升起来。
太阳一升起来,我就停下。
“歇。”
六个纸人把杠放下。
棺落地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
我把六口棺,一字排开,放在路边的草地上。
红轿放在最右边。
然后我从包袱里,拿出香,点着,插在土里。
七支香。
香一插下去,烟往上走。
烟走得很直。
没有风。
阿旺在旁边看着。
“九哥。”
“嗯。”
“香为什么不歪?”
“因为他们在听。”
“听什么?”
“听我们说话。”我说,“他们怕我们把他们送错地方。”
阿旺咽了一口口水。
我们坐在路边,坐到太阳偏西。
赶尸的规矩第一条:日头下不走,日头下不停。
日头下走,是给活人看。
日头下停,是给死人看。
这两句我一直觉得是师父故弄玄虚。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句是反的。
第一条,是给活人看的。
第二条,是给死人看的。
太阳下山,我们从路边起来。
我把铃摇了一下。
“叮——”
六个纸人抬起杠。
它们抬得很稳。
走了两步,我听见后头有一样东西响了一下。
不是纸人的脚步。
是轿子。
我回过头。
红轿的轿帘,动了一下。
阿旺走在我旁边,脸白了。
“九哥。”
“我看见了。”
“她是不是醒了?”
“她没有睡。”我说。
我们继续走。
走到子时,路过一个村子。
村子叫白水坳,十几户人家,都关着门。
我们从村口走过去,没有进村。
赶尸的规矩第二条:不进城,不进村,不入户。
村口有一个土地庙。
庙前有一块石板。
我走到石板前,停下来。
“阿旺。”
“在。”
“把鸡拿出来。”
阿旺从包袱里,抱出一只公鸡。
公鸡是活的,白毛,红冠。
我抱着公鸡,在石板前跪下。
“借路。”我说。
说完,我把公鸡的冠子,用指甲划开一道口子。
血滴在石板上。
公鸡挣了一下,咯咯叫了两声。
叫完了,不叫了。
我抬起头。
村子里的狗,一声都没有叫。
这是最邪的一件事。
村子里有狗。十几户人家,至少有五条狗。
我们走过去,一条都没有叫。
阿旺小声说:“九哥,狗呢?”
“狗在。”
“那为什么不叫?”
“因为叫不出来。”我说。
我们没有在那个村子停留。
过了土地庙,我回头看了一眼。
土地庙的门口,站着一个老人。
很老,穿一件黑棉袄,手里拄着一根棍。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们。
我朝他拱了拱手。
他没有回礼。
他只是抬起手,指了指我的队伍。
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数。
数到第七个,他停住了。
他的手,抖了一下。
然后他把手收回去,转身进了庙。
庙门关上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阿旺。”
“在。”
“你数了吗?”
“没有。”
“不要数。”
我们继续走。
走到寅时,天亮前一个时辰。
那一段路是最黑的,两边是竹林,竹叶垂下来,把天盖住了。
铃在我手里响,一下一下。
忽然,铃响了一下。
不是我摇的。
我的手垂在身侧。
铃自己响了一下。
“叮——”
声音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应了一声。
我停下脚步。
六个纸人也停下。
棺上的杠,微微地颤了一下。
我握着铃,没有动。
后头传来一个声音。
很轻,很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到了吗?”
天亮前,我们到了义庄。
义庄在沅州境外三十里,一个叫黄土坳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座孤零零的院子。
院子是石头垒的,墙不高,门口挂着一盏灯笼。
白天不点,夜里点。
那盏灯笼是给过路的死人看的,意思是:这儿可以歇。
人不能歇,死人可以。
赶尸的规矩第三条:死店可宿,活的店不可宿。
活人的客栈不留我们,死人的义庄留我们。
我走到门口,把铃摇了一下。
“叮——”
过了一会儿,院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老头。
老头姓孙,七十多岁,一只眼睛是瞎的,另一只眼睛很亮。
他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短褂,手里拿着一把扫帚。
“陈家的?”
“陈九。”
“陈守一呢?”
“没了。”
他的扫帚停了一下。
“没了。”他重复了一句,“什么时候的事?”
“七月二十。”
“那这一趟,是你接的?”
“是。”
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后头的那一排棺。
看了很久。
“几个?”
“七个。”
“七个。”他说,“进来的讲一句,出不去的讲一句,你晓得我这儿的老规矩。”
“晓得。”我说,“进了义庄,不点人数。”
“你师父教你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他说,数了,就多一个。”
孙老头笑了,笑的时候,瞎掉的那只眼睛陷了下去,像一个小小的坑。
“你师父说得对。”他说,“可他说得不全。”
“不全什么?”
“数了,是多一个。”他说,“不数,也是多一个。”
“那数不数有什么两样?”
“数了,你知道多的是谁。”他说,“不知道,你就送不回去。”
他把院门推开。
“进来吧。”
义庄的院子不大。
正中是一间正屋,两边是廊。
正屋里停着两口空棺,是孙老头自己留的,棺上落了一层灰。
“你们停廊下。”他说,“廊下阴。”
六个纸人把杠放下,把六口棺,一口一口摆在廊下,头朝里,脚朝外。
红轿摆在最右边。
摆完了,我退后一步。
孙老头站在廊下,看着那七样东西。
他的目光,在红轿上停了很久。
“这一具,是轿送?”
“是。”
“红衣?”
“是。”
“无名?”
“是。”
他把扫帚放在墙边。
“陈九。”
“孙爷。”
“你师父上一趟,也是七个人。”
“我听棺材铺的老掌柜说过。”
“老掌柜没告诉你别的?”
“没有。”
孙老头走进正屋,过了一会儿,抱出来一个木匣子。
匣子是旧匣,木头黑得发亮。
他把匣子放在我面前,打开。
里头是一叠黄符。
十四张。
我一张一张看。
七张在上头,七张在下头。
上头七张:张德顺,李三,王阿公,赵长生,何顺,周小六,无名女。
跟我手里那七张,一模一样。
下头七张:
第一张,写着“陈守一”。
第二张,写着“陈九”。
我抬起头。
孙老头看着我。
“这是你师父,三十年前放的。”他说。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他说,“那一年的中元节,他也接了一趟活。”
“也是七个人?”
“也是七个人。”
“送到了吗?”
孙老头没有答。
他把匣子盖上,盖上以后,用手在匣子上按了一下。
“陈九,你坐下。”
我坐下来。
“那一趟活,我在这儿看见了。”
“看见什么?”
“看见他们出去。”他说,“七个人,一个赶尸的,一个小工。”
“走出去了吗?”
“走出去了。”他说,“出了我的院门,往麻溪铺去了。”
“后来呢?”
“后来,”他说,“第七天的早上,我开门扫院子。”
“院子里有七张符。”
“人呢?”
“没有人。”他说,“只有符,和一只铃。”
他抬起手,指了正屋的角落。
角落里,有一只铜铃。
黄铜的,磨得发亮,铃身上刻着一行字,末尾是一个“渡”字。
“那是你师父的铃。”他说,“他走的时候,把铃留下了。”
“他说什么没有?”
“他说了一句。”孙老头说,“他说,我数了。”
我心里一沉。
“他数出几个?”
“八个。”
“多出来那个,是谁?”
孙老头看着我。
“是你。”
那一夜,我睡在廊下。
尸在廊下,我也在廊下。
我背靠着柱子,裹着一件旧棉袄,把铃放在手边。
阿旺睡在我旁边,头枕着包袱。
他睡得很沉,呼吸很匀。
我睡不着。
竹林那边有风,风吹竹叶,响得像下雨。
子时,义庄的灯笼灭了。
我知道灯会灭。
孙老头说过,那盏灯只点到子时。子时以后,灯灭了,说明屋里有客人。
客人不睡,灯不点。
灯灭以后,院子里就黑了。
黑得什么都看不见。
我闭上眼睛,让自己听。
听了很久,我听见了。
有人在数数。
“一。”
“二。”
“三。”
声音很轻,很慢,一个人一个数。
数到六,停了。
停了很久。
然后又数。
“七。”
数到七,又停了。
停了更久。
然后,那个声音数了第八个。
“八。”
我睁开眼睛。
院子里还是黑的。
我的手伸出去,摸到了铃。
铃是凉的。
我握着铃,没有摇。
摇铃,尸就走。这时候摇,尸会往哪儿走,我不知道。
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我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呼吸。
很轻。
一下,一下。
不是阿旺。阿旺的呼吸在左边。
这个呼吸在右耳边。
我转过头。
黑的。
什么都没有。
我伸出手,往右边摸。
摸到了布。
是布,软的,凉的。
我往上摸。
摸到了一个下巴。
下巴是尖的。
再往上,是嘴。
嘴是闭着的,可有一点温。
我的手指,停在那里,没有动。
那个东西,忽然说话了。
“你摸够了没有。”
我把手缩回来。
缩回来的时候,我摸到了她额头上的一块布。
盖头。
是红轿里的那个。
我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我的腿在抖。
“阿旺。”我叫。
没有人应。
“阿旺!”
还是没有人应。
我伸手往左边摸,摸到了包袱,包袱是热的,说明人刚离开。
我摸到了一双鞋。
鞋是湿的。
我顺着鞋往上摸,摸到了裤腿,摸到了手。
阿旺的手很凉。
“阿旺。”
他动了一下。
“九哥。”
“你刚才去哪了?”
“我……”他停了停,“我去解手。”
“解手解到鞋上都是泥?”
他没有说话。
我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
“阿旺,你刚才有没有听见数数的声音?”
“听见了。”
“数到几?”
“数到八。”
“第八个,你看见了吗?”
他沉默了很久。
“看见了。”
“是什么?”
“是……”他的声音很小,“是一双鞋。”
“什么鞋?”
“红鞋。”
“在哪儿?”
“在轿子外头。”
“谁穿着?”
阿旺没有回答。
我抓着的手,忽然松了。
我手里剩下的,是一只空的袖子。
“阿旺!”
院子里,只有风吹竹叶的声音。
我一个人站在黑里。
手里握着一只空袖子。
天亮之前,我在廊下找到了阿旺。
他坐在红轿旁边,抱着膝盖,头低着。
他的鞋上全是泥,泥一直湿到脚踝。
“阿旺。”
他抬起头。
他脸上没有血色。
“九哥。”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什么梦?”
“梦见我娘。”
“你娘早死了。”
“我知道。”他说,“她死了十年了。”
“梦里她说什么?”
“她说,你别跟着走。”
“跟着谁走?”
他没有回答。
他抬起手,指了指红轿。
天亮的时候,孙老头从正屋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粥。
“喝了。”
粥是白的,很稀,没有味道。
我把粥喝了。
“孙爷。”我说,“义庄里,有没有多出来的东西?”
“什么意思?”
“昨夜我数了。”我说,“七个,加我,加阿旺,是九个。”
“你数了?”
“我数了。”
孙老头的手停在半空。
“数出几个?”
“八个。”
“八个什么?”
“八个……东西。”我说,“不是人。”
孙老头把碗放下。
“陈九。”
“孙爷。”
“你今天不能走。”
“为什么?”
“因为你数了。”他说,“数了,就得把多的那个找出来。”
“怎么找?”
“看符。”他说。
“符都在。”
“不在。”他说,“有一张没贴。”
我愣住了。
“哪一张?”
“第七张。”
我走到红轿前,掀开轿帘。
女尸坐在里头。
她的额头上,盖着那块红布。
红布底下,是她的脸。
我把红布掀起来一点。
额头露出来了。
额头上,什么都没有。
没有符。
我站在轿前,手举着那块红布,很久没有动。
按规矩,女尸不贴符,是因为女尸不背,用轿送,轿本身就是封。
轿是封,帘是封,红布是封。
三层封。
可这三层封,是给死人的。
她不是死人。
我把红布放下来。
放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嘴角动了一下。
往上。
“孙爷。”我说。
“在。”
“三十年前,你看见的第七个,是不是也是她?”
孙老头坐在门槛上,一只眼睛看着院子外头。
“三十年前,第七个是个男的。”
“男的?”
“一个二十来岁的后生。”他说,“穿红的。”
“男的为什么穿红?”
“因为他是新郎。”
我转过头。
“新郎?”
“那一趟,是送一对新人。”他说,“新郎新娘,一起送。”
“新娘是谁?”
“不知道。”他说,“新娘没有符。”
“她的轿子里,有几个人?”
孙老头看着我。
“你猜。”
“一个。”
“两个。”他说。
我站起来。
“三十年前那趟,新郎新娘都没送到?”
“送到了。”他说,“新郎送到了。新娘没有。”
“她在哪儿?”
“她回来了。”孙老头说,“回到这院里,坐在我的廊下,坐了三十年。”
“我怎么没有看见她?”
“你看见了。”他说,“昨夜你摸到的,就是她。”
“那她现在在哪儿?”
孙老头站起来,走到廊下。
他把红轿的轿帘,整个掀开。
轿子里坐着一个女人,穿一身红。
她的怀里,抱着一样东西。
抱着一具小小的、白木的棺。
那口棺很小,只有两尺长。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三十年前的新郎。”孙老头说。
“新郎怎么在棺里?”
“因为新郎只剩这么一点了。”他说,“三十年了,烂了。”
“那她为什么不放手?”
“因为她还没有拜堂。”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口小棺。
小棺上贴着一张符。
符很旧,纸发黄,墨迹淡了。
符上写着一个名字。
我凑近去看。
“陈守一”。
我退了半步。
“孙爷。”
“嗯。”
“我师父,是新郎?”
孙老头没有说话。
他走到院子里,抬头看天。
天亮了,太阳在云后头,只透出一团白。
“陈九。”他说,“你师父这一辈子,送了三十七趟,送了二百一十四个人。”
“他没有送过自己。”
“三十年前,他把自己留在了这儿。”
“他为什么留?”
“因为他数了。”孙老头说,“他数到了八,第八个是他自己。”
“他要是把第八个送回去,他就得跟着走。”
“他没送。”
“他把符留下了,把铃留下了。”
“他回去了。”
“回去做什么?”
“回去养一个徒弟。”孙老头说,“养到能替他送。”
“养了九个。”
“前头八个,都送了。”
“为什么前头八个都送了?”
“因为前头八个,都数不到八。”他说,“他们只数到七,数完就上路,走到麻溪铺,把七个人放下,回来。”
“回来的路上呢?”
“回来的路上,他们就没有了。”
“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孙老头看了我一眼。
“陈九,你有没有想过,赶尸的为什么从来不送自己回家?”
我没有答。
“因为送不回去。”他说,“送了别人一辈子,自己就成了别人的路。”
他把那只旧铃,从正屋角落里抱出来,放在我手里。
“这是你师父的铃。”
“我有铃。”
“你的铃是徒弟铃。”他说,“这一只,是师父铃。”
“我该用哪一只?”
“你该用哪一只,你自己想。”
“上路的时候,摇哪一只?”
“摇你自己的。”他说,“到了麻溪铺,摇这一只。”
“为什么?”
“因为到了那边,就不是你送他们了。”他说,“是他们送你。”
我拿着两只铃,站在义庄的院子里。
一只是新的,铜皮亮,铃身上刻一个“渡”字。
一只是旧的,磨得发亮,铃身上也刻一个“渡”字。
两只铃,一模一样。
我把旧铃揣进怀里。
“孙爷。”
“说。”
“你在这儿守了三十年,守什么?”
“守门。”他说。
“守谁的门?”
“守他们的门。”他说,“门开着,魂就进得来。门要关了,他们就回不去了。”
“门在哪儿?”
孙老头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瞎眼。
“在这儿。”
出义庄,是第四天早上。
我把七个人重新排了一遍。
六口棺,一口红轿。
六个纸人抬杠。
阿旺背着包袱,走在我后头。
走到中午,太阳下去了,我们在一处山坳里停下。
阿旺坐在石头上,忽然说:“九哥。”
“嗯。”
“我昨夜看见她的脸了。”
我转过头。
“哪张脸?”
“轿子里那个。”
“你怎么看见的?”
“红布掉下来了。”
“掉下来?”
“我早上起来,红布在地上。”他说,“我捡起来,往她额头上盖的时候,看了一眼。”
“看见了什么?”
“看见她的脸,跟我认得。”
“你认得?”
“我认得。”他说,“我在沅州城里讨饭的时候,见过她。”
“在哪儿?”
“在城隍庙门口。”他说,“她坐在台阶上,穿红衣服,怀里抱着一个东西。”
“抱着什么?”
“抱着一个牌位。”
我沉默了一会儿。
“阿旺,你今年十六。”
“是。”
“你讨饭讨到几岁?”
“三年前,师父收我,我就没讨了。十三岁。”
“那你见过她,是三年前。”
“是。”
“一个三十年前就死了的人,你三年前见过?”
阿旺低下头。
“九哥,我没有撒谎。”
“我没有说你撒谎。”
我站起来,走到红轿前。
我把轿帘掀开。
她坐着,红布盖在脸上。
我伸手,把红布掀开。
脸上,什么都没有。
没有符,没有字。
只有一张脸。
一张很年轻的脸,二十来岁,皮肤是白的,嘴唇是红的。
眼睛闭着。
我看着这张脸,看了很久。
这张脸,我在沅州城里见过。
不是三年前。
是我十一岁那年。
那年我十一岁,师父带我去城隍庙还愿。
庙门口坐着一个女人,穿一身红,怀里抱着一个牌位。
她看见我,抬起头。
她说了一句话。
“你长得像他。”
那时候我问师父,她是谁。
师父说,不认识。
他说完这三个字,走得很快。
我跟在他后头,跑了很久。
跑到一条巷子里,我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在庙门口坐着。
她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
现在我站在轿前。
她的眼睛,睁开了。
她看着我。
“你回来了。”她说。
“我不认得你。”
“你认得。”她说,“你十一岁那年,我告诉过你,你长得像他。”
“像谁?”
“像你师父。”
“我师父是我师父。”
“你师父是我丈夫。”她说。
“我师父没有娶亲。”
“他没有娶亲。”她说,“他娶的是我。拜堂那一夜,他死了。”
我站在轿前,一动不动。
“三十年前,我们拜堂。”
“拜到一半,他在堂上倒了。”
“我抱着他,从辰州走到沅州,走了七天。”
“我求一个赶尸的,把他送回去。”
“那个赶尸的说,他只送死人,不送活人。”
“他摸摸你师父的脉,还有一口气。”
“他说,还有一口气,不算死。”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你先死。”
我没有说话。
“我死了。”她说,“死在他怀里。”
“死了以后,他就能送我们了。”
“他把我们送回去。”
“送到一半,他数了。”
“数到八。”
“多的是他自己。”
“他把自己留下了。”
“他把新郎送了回去。”
“送我回来的路上,我醒了。”
“我醒了,是因为他没有把我送到。”
“他把我落在了这里。”
“三十年。”
她说完,抬起手,把怀里那口小棺,往前推了一点。
“你师父在这里。”她说,“他只剩这么一点了。”
“你要是想见他,就把他带走。”
“带去哪儿?”
“带回家。”她说,“带回麻溪铺。”
“他的家,就是麻溪铺。”
“那你的家呢?”
“我没有家。”她说。
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小棺。
“我只有一个堂,没有拜完。”
第五天傍晚,我们进了麻溪铺的地界。
麻溪铺是辰州辖下的一个大乡,下头有七个村子:张家坳、李村、王家坳、赵家湾、河街、周家村,还有麻溪铺本街。
七具尸,七个人,正好一个村子一个。
走在最前头的是张德顺,张家坳的脚夫。
按规矩,先送谁,后送谁,是有次序的。次序不能乱,乱了,后头的就会走错门。
我们走到张家坳村口,天还没有黑。
张家坳在一条坡上,三十几户人家,房子是土墙,屋顶盖着茅草。
村口有一道石砌的门。
不是门,是一个牌坊。
牌坊是石头的,四根柱子,上头刻着三个字:“张家坳”。
牌坊下头,站着七八个人。
有老人,有女人,有孩子。
他们站在那儿,像是在等。
我把铃摇了一下。
“叮——”
那些人,一起退了一步。
一个老头走出来。六十来岁,脸很黑,穿一件白布短褂,赤着脚。
“站住。”他说。
我停下来。
“陈家脚行。”我说,“送张德顺回来。”
老头的脸动了一下。
“张德顺?”他说。
“是。”
他转过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
那些人没有说话。
老头又转过头。
“我们这儿,没有张德顺。”
我抬起头。
“名册上写着,张德顺,五十二,张家坳,脚夫。”
“名册是错的。”老头说。
“怎么会错?”
“我们村,三十年前有一个张德顺。”他说,“他早死了。”
“现在这个呢?”
“现在这个,”老头说,“姓张,叫张阿牛。二十岁。”
我站在牌坊底下,手里的铃停住了。
“九哥。”阿旺小声说,“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老头看着我。
“你师父呢?”
“我师父死了。”
“陈守一死了?”老头的声音高了一点。
“死了。”
老头沉默了。
他抬起头,看天。
天阴着,云压得很低。
“三十年了。”他说,“三十年了,他总算死了。”
我心里一沉。
“老丈。”我说,“你认得我师父?”
“我认得。”他说,“三十年前,他在我们村,住了七天。”
“他做什么?”
“他送人。”
“送谁?”
老头抬起手,指了指村子后头的山。
“送那七个人。”
“哪七个人?”
“全村死了七个人。”他说,“一夜死的。”
“怎么死的?”
“山塌了。”他说,“那一年,下了四十天雨。”
“山塌下来,压了半个村子。”
“死了七个。”
“我们请他来送。”
“他送到了吗?”
老头看着我。
“送到了六个。”
“第七个呢?”
“第七个,他自己背走了。”
我站在牌坊下,觉得背上凉了一阵。
“老丈。”我说,“那现在这七具尸,是哪儿来的?”
老头没有答。
他转过身,对身后的人说了一句话。
那些人一个一个地走过来,走到我的棺前。
他们走到第一口棺前,站住。
“打开。”老头说。
我把棺盖打开。
棺里躺着张德顺。
脸青,肿着。
老头看了一眼,就转过头。
“不是他。”
“这是名册上的张德顺。”
“不是他。”老头说,“张德顺三十年前就烂在这儿了。”
“那这是谁?”
老头没有答。
他身后走出一个女人,很老了,头发全白,背驼着,拄着一根棍。
她走到棺前,弯下腰,往里头看。
看了很久。
她抬起头。
“这是我孙子。”
“你孙子叫什么?”
“叫张阿牛。”她说。
“他怎么会死?”
老太太没有说话。
她伸出手,摸了摸棺里那张脸。
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
“他七月十五那天,进城了。”她说。
“进城做什么?”
“进城买米。”她说,“我们家没米了。”
“他没回来。”
“七月十六,有人在沅州码头找到他。”
“他在水里。”
老太太说完,把手收回去。
“他不是淹死的。”她说。
“那他是怎么死的?”
“他是自己走下去的。”
我抬起头。
“他自己走下水?”
“他自己走下水。”她说,“码头上的人说,他站在码头上,站了很久。”
“然后他把鞋脱了,摆好。”
“摆得很整齐。”
“然后他走下去了。”
“走的时候,他还在笑。”
我站在棺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太太转过身,走回人群里。
她走得很慢,走到一半,忽然停住。
“后生。”她说。
“在。”
“你师父,三十年前,也是这样。”
“哪样?”
“他也站在码头上。”她说,“他也把鞋脱了。”
“可他没有下去。”
“他站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他的眼睛里就没有光了。”
村子里有一座祠堂。
祠堂不大,三间,墙是青砖,门是黑的。
老头带我进去。
祠堂的正中,摆着一张长案。
长案上,摆着七个牌位。
牌位是木头的,一尺高,上头的字用金漆写着。
我走过去,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牌位:“张德顺”。
第二个:“李三”。
第三个:“王阿公”。
第四个:“赵长生”。
第五个:“何顺”。
第六个:“周小六”。
第七个牌位,是空的。
空的,没有字。
“第七个是谁?”我问。
老头站在我后头。
“第七个,是个女的。”
“叫什么?”
“不知道。”他说,“她嫁过来的时候,没有名字。”
“她嫁给谁?”
“嫁给张德顺。”
我转过头。
“三十年前那七个人,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老头说,“是一村人。”
“可张德顺娶了第七个。”
“是。”他说,“那年头,光棍多,能娶上就不错。”
“她叫什么?”
“我们叫她张家嫂子。”老头说,“她本名,没有人记得。”
“她死了吗?”
“死了。”
“三十年前就死了?”
“三十年前。”他说,“山塌的那一夜,她跟张德顺一起被压在下头。”
“压了三天才挖出来。”
“挖出来的时候,她还抱着张德顺。”
我站在祠堂里,看着那七个牌位。
“老丈。”我说,“我有一个问题。”
“你问。”
“这一趟活,是谁订的?”
“我订的。”他说。
我转过头。
老头站在祠堂门口,背对着光。
“你订的?”
“我订的。”他说。
“你订了七个人的尸,让我从沅州送到这儿。”
“是。”
“可这七个人,是这半个月才死的。”
“是。”
“你为什么不自己埋了他们?”
老头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话。
“因为埋不了。”
“为什么埋不了?”
“因为他们的魂,不在这儿。”他说,“他们的魂,还在沅州。”
“在沅州哪儿?”
“在你们脚行。”
我愣住了。
“在我们脚行?”
“在你师父的堂屋里。”他说。
那天夜里,我们把七个人停在祠堂外头的空地上。
六个纸人把杠放下。
我把七支香点上,插在土里。
香烧起来,烟往上走。
烟走得很直。
老头站在旁边,看着那七支香。
“烟直。”他说。
“是。”
“说明他们在听。”
“是。”
“后生。”
“在。”
“你想不想知道,三十年前那一夜,到底死了几个?”
“七个。”
“不是。”
我抬起头。
“是八个。”他说。
“第八个是谁?”
“不知道。”他说,“挖了三天,只挖出七个。”
“第八个,我们一直没有找到。”
“三十年,一直没有。”
“后来我就想,第八个,可能是被人带走了。”
“带走他的,就是那个赶尸的。”
那一夜,雨下起来了。
雨很大,打在祠堂的瓦上,噼里啪啦。
我坐在廊下,靠着柱子,抱着铃。
阿旺睡在我旁边。
睡到半夜,他忽然坐起来。
“九哥。”
“嗯。”
“你听。”
我抬起头。
雨声很大。
可雨声里,有别的声音。
是脚步。
一步一步,很整齐。
不是一个人的脚步。
是很多人的脚步。
我站起来,走到空地上。
七支香,已经烧完了。
七具尸,都站起来了。
六口棺的棺盖都开着。
六个男人,站在棺外头。
他们站着,一动不动。
红轿的帘子,掀开了。
那个女人站在轿前,怀里抱着小棺。
她抬起头,看着我。
“陈九。”她说。
“我在。”
“该拜堂了。”
“拜什么堂?”
“拜他们回家的堂。”她说。
“怎么拜?”
“你站到中间。”
“我站中间做什么?”
“做新郎。”
雨下得很大。
我站在七具尸中间。
我的左边,是六个男人。
我的右边,是那个穿红的女人。
她怀里抱着的小棺,放在地上。
小棺上贴着符。
符上写着“陈守一”。
她抬起头。
“你师父在这儿。”她说。
“我知道。”
“你替他拜。”
“我不替。”
“你替他拜,他们就能回家。”
“他们回家了,会怎样?”
“会安生。”
“不安生呢?”
“会死人。”
“死谁?”
她看着我。
“死一个村。”
我没有动。
雨把我浇透了。
我手里的铃,一直在响。
不是我摇的。
铃自己在响。
“叮——”
“叮——”
“叮——”
响了三声。
七具尸一起转过身。
他们面朝着祠堂。
祠堂的门,开着。
七个牌位,摆在长案上。
我看着那七个牌位,忽然想起一件事。
第七个牌位是空的。
空的,就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的魂,回不去。
我把铃摇了一下。
“叮——”
七具尸停住了。
我走过去,走到祠堂门口。
我把第七个牌位拿起来。
牌位是空的。
我从怀里,掏出一支笔。
我在牌位上,写了一个名字。
写完,我把牌位放回长案上。
我转过身。
“她有名字了。”我说。
“叫什么?”那个女人问。
“叫陈门张氏。”我说。
“为什么姓陈?”
“因为我师父姓陈。”我说,“他拜过你,你就是陈家的媳妇。”
她站在雨里,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她低下头,把那口小棺抱起来,抱得更紧。
“他不算拜完。”她说。
“他算。”我说,“他拜了三十年。”
那场雨下了三天。
三天里,七具尸一直站着,没有坐下。
我也没有睡。
第三天早上,雨停了。
太阳出来,照在祠堂的院子里。
七具尸,一个一个地倒下了。
倒下去以后,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抬回棺里。
抬到第七个,我把她抱进红轿。
她的怀里,抱着那口小棺。
我把轿帘放下来。
老头站在旁边,看着。
“后生。”
“在。”
“你昨夜写的那个名字,算数吗?”
“算。”
“你怎么晓得算?”
“因为她倒下了。”我说,“她要是回不去,她会站着。”
“她倒下了,说明她认了。”
老头点了点头。
“那六个人呢?”
“六个人也倒下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也认了。”
“认了什么?”
“认了她。”我说,“他们是她的邻居,她的亲人,她的丈夫。”
“他们等她等了三十年。”
“等到她有了名字,他们才肯走。”
那一天,我们把七个人埋了。
埋在祠堂后头的坡上。
七个坟,一个挨一个。
坟前立了七块碑。
第七块碑上,刻着“陈门张氏”。
刻完以后,我站在坟前,点了七支香。
香烧起来,烟往上走。
烟走得很直。
老头站在我旁边。
“后生。”
“在。”
“你师父的尸,还在你怀里。”
我低下头。
怀里那口小棺,只有两尺长。
“他怎么办?”
“他得回家。”我说。
“他家在哪儿?”
“在沅州。”
“沅州哪儿?”
“城西,陈家脚行。”
老头看了我一眼。
“那你送他。”
“我送他。”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
那一天下午,我让阿旺先回沅州。
“九哥,我跟你一起。”
“你回去。”
“为什么?”
“因为我要走的路,活人不能走。”
阿旺看着我。
“九哥,你是不是也要留下?”
“我不知道。”
“你要是留下,我怎么办?”
“你回去,把脚行的门开着。”我说,“门开着,我就回得来。”
阿旺走了。
他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
走到牌坊底下,他站住了。
“九哥!”
“说。”
“你数了吗?”
我站在祠堂门口,没有答。
“你数了吗?”
“我数了。”我说。
“数出几个?”
“八个。”
阿旺的脸,白了。
“第八个是谁?”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把铃举起来,摇了一下。
“叮——”
声音传出去,传得很远。
阿旺站在牌坊底下,看着我。
看了很久,他转身跑了。
我一个人站在祠堂门口。
怀里抱着一口小棺。
手里握着一只铃。
天黑了。
我抬起头,看着天。
天上没有月亮。
只有云。
我把小棺放下来,放在地上。
我把铃也放下来。
然后我坐下来,坐在祠堂的门槛上。
我坐了一整夜。
坐到天亮,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三十年前,师父数出八个。
第八个,不是他自己。
第八个,是我。
我生在民国元年,那时候师父三十岁。
他把我从沅州城外的一个乱葬岗上抱回来。
他说,那夜他路过,听见有孩子在哭。
他抱起来,孩子身上裹着一块红布。
他把孩子抱回去,养了十一年。
他说,这孩子命硬,抱回来的时候,脐带还在。
我一直以为,那是他救了我。
现在我知道了。
他不是救我。
他是把我抱回来,等我自己长大,等我自己送自己回家。
回到张家坳,是第七天早上。
天阴着,云压得很低,一种要下不下雨的阴。
祠堂门口没有人。
我把杠放下,走到祠堂后头的坡上。
坡上七个坟。
坟是新堆的,土还是湿的。
坟前七块碑。
碑上七个名字。
我站在第一个坟前。
“张德顺。”
没有人应。
我蹲下来,用手挖土。
土很软,挖起来不费劲。
我挖了半个时辰,挖到了棺。
棺是白木的。
棺盖上有钉,钉是新钉。
我用短刀,把钉子一根一根起出来。
起完了,我把棺盖推开。
棺里没有人。
棺底铺着一层草席。
草席上,有一把米。
米是干的,摆成一个人形。
我把手伸进去,摸那个人形。
摸到头部,摸到肩,摸到胸。
胸口那儿,米是温的。
我把手缩回来。
我站起来,走到第二个坟前。
挖。
第二个坟,棺也是空的。
棺底也有一把米。
第三个,空的。
第四个,空的。
第五个,空的。
第六个,空的。
六个坟,六口空棺。
六把人形米。
我站在坡上,手上全是泥。
天开始下雨。
雨很小,落在坟上,把土打成浆。
“你挖了?”
我转过身。
坡下头,站着一个人。
是那个老太太。张阿牛的奶奶。
她拄着棍,站在雨里,头发全白了。
“我挖了。”
“挖出什么了?”
“米。”
“米。”她重复了一句。
她一步一步走上坡来。
走到第六个坟前,她停下来。
她弯下腰,往棺里看。
看了很久。
她伸出手,摸了一把米。
摸完了,她把米放在嘴里。
我看着她。
她把米嚼了很久,咽下去。
“这是我孙子的味道。”她说。
“什么味道?”
“米的味。”她说,“人死了,魂走了,剩下的东西就不香了。”
“这把米还香,说明他还在。”
“他在哪儿?”
老太太抬起头,看着我。
“在你身上。”
雨下大了。
那天中午,我坐在祠堂的门槛上。
老太太坐在我旁边。
“后生。”
“在。”
“你晓得我们这儿,为什么要把米摆成人形?”
“不晓得。”
“因为人死了,魂要找路。”她说,“魂认米不认土。”
“米是白的,白的是路。”
“魂顺着米走,走到棺材口,就出去。”
“出去了,就回家。”
“可他们的魂,没有走。”
“为什么?”
“因为棺材盖上了。”她说,“棺材一盖,路就断了。”
“魂在棺材里出不去,就顺着米,回到了摆米的人身上。”
“摆米的人,是你们。”
“我们。”
老太太说完,把棍子立在地上。
“后生,你把六个人的魂,从麻溪铺带到了沅州。”
“又从沅州带了回来。”
“你想送他们,可你送不了。”
“为什么送不了?”
“因为你不是赶尸的。”她说。
“我是。”
“你不是。”她说,“赶尸的,是活人。”
我抬起头。
老太太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一丝怕。
“后生。”她说,“你晓得你站在雨里,为什么雨不落在你身上吗?”
我低下头。
雨在落。
落在我前后左右。
落在我头顶的那一片天上,雨散开了。
像有人撑了一把伞。
“他们在替你撑伞。”老太太说。
“六个人,六双手。”
“他们护着你。”
“因为你身上有他们的魂,你死了,他们就散了。”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
“老奶奶。”
“嗯。”
“我该怎么办?”
“你得把魂放回坟里。”
“怎么放?”
“把米收起来。”她说,“把符贴在坟上,把名喊一遍。”
“喊完了,他们就回去。”
“回去以后呢?”
“回去以后,就安生了。”
“那我呢?”
老太太看了我很久。
“你呢,”她说,“你得自己走一趟。”
“走哪儿?”
“走你三十年前没走完的那条路。”
那天下午,雨停了。
我把六口棺,一口一口摆好。
每一口棺里,我把米收起来。
米收的时候,不能用手抓。
老太太说,得用碗。
我找了六只碗。
一碗一碗地装。
装完,六碗米,摆成一排。
“现在喊。”老太太说。
“喊什么?”
“喊名字。”
“从谁开始?”
“从最后一个死的开始。”
我站在第一口棺前。
“周小六。”
没有人应。
“周小六,回家了。”
我把第一张符,贴在棺头。
符上有一个“归”字。
第二口棺。
“何顺。”
“何顺,回家了。”
我把第二张符贴上去。
第三口。
“赵长生。”
“赵长生,回家了。”
第四口。
“王阿公。”
“王阿公,回家了。”
第五口。
“李三。”
“李三,回家了。”
喊到第五个,我的嗓子哑了。
第六口。
“张德顺。”
没有人应。
“张德顺,回家了。”
还是没有。
我转过头。
老太太站在坡下头。
“他为什么不回来?”
“因为他在等你。”
“等我什么?”
“等你把第七个也送回去。”
“第七个在哪儿?”
“在义庄。”
我把最后一张符,捏在手里。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祠堂里。
六口棺摆在院子里。
六张符贴在棺头。
六碗米摆在棺前。
子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很轻。
是米的声音。
六碗米,一起动了一下。
像有人在碗底吹了一口气。
我抬起头。
院子里,六口棺的棺盖上,坐着六个人。
他们穿着青布衣裳,一个一个坐在棺盖上,脚垂下来。
他们的脸,我看不清。
但他们都在看我。
最左边那个,抬起手。
他的手很白。
他朝我招了招。
我站起来。
他一招手,其余五个,也一起招了招。
六只手。
在我面前招。
招得很慢。
招得很整齐。
“陈九。”最左边那个说。
他的声音很轻,像米粒落在碗里。
“陈九,你别送我们。”
“我们不回去。”
我站在祠堂门口。
“为什么不回去?”
“因为家里没有人了。”他说。
“有人。”
“没有人。”他说,“我们村里的人,三十年前就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快死完了。”
“我们回去,也没有人给我们上香。”
“那你们要去哪儿?”
“跟着你。”
六个人,一起从棺盖上跳下来。
他们的脚落在地上,没有一点声音。
他们朝我走过来。
一步。
两步。
三步。
我的背后,是祠堂的门槛。
我退了一步,踩在门槛上。
六个人,停在我面前。
最左边那个,抬起手。
他伸出手,伸到我脸前。
我闻到了一股味道。
米的味道。
“陈九。”他说。
“嗯。”
“你的脸,是纸的。”
我抬起手,摸自己的脸。
脸是凉的。
我用指甲,在脸颊上掐了一下。
皮破了。
皮底下,不是肉。
是纸。
一层一层的纸。
我把指甲往深处掐。
掐下去,摸到了一样东西。
一根竹篾。
我站在祠堂门口,把脸上的皮,一点一点撕下来。
撕到一半,我停住了。
我停住,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
三十年前,山塌的那一夜。
我师父从土里,把我抱出来的时候,我浑身是血。
他说,这孩子还能救。
他把我抱回义庄,放在廊下。
他在我身边,坐了七天。
七天以后,他把我脸上的血,擦干净。
擦干净以后,他发现我的脸,塌了半边。
他用糯米,给我补的脸。
补完以后,用纸糊了一层。
糊完以后,他觉得这张脸不好看。
他重新糊了一张。
一张一张糊,糊了七张。
最后糊的那一张,他自己看着,点了点头。
他说,这张像我。
从那一夜起,我就是他的脸。
第十三章 山塌的那一夜
那天夜里,老太太没有回去。
她坐在祠堂的门槛上,我坐在另一边。
“后生,你想不想听?”她说。
“听。”
“三十年前那一夜,我三十九岁。”她说,“我男人是张德顺的兄弟。”
“那一年,下了四十天雨。”
“雨下到第三十天,后山裂了一条缝。”
“缝有一指宽。我们村的人去看,看了以后,谁也没有说话。”
“因为缝底下是黑的。”
“一指宽的缝,底下黑得像一口井。”
“村里的老人说,那是龙开口。”
“龙开口,是要吃人的。”
“我们就去祠堂烧香,烧了七天。”
“烧到第七天,缝有三尺宽了。”
“三尺宽的时候,能听见声音。”
“什么声音?”
“水声。”老太太说,“很响,像有一条河在底下跑。”
“第八天夜里,山塌了。”
“塌的时候,没有雷,没有风,就是一声闷响。”
“那一声闷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把一扇门关上了。”
“我睡在堂屋,听见响声,就往外跑。”
“跑到门口,我看见后山整块往下坐。”
“坐下去的时候,是慢的。”
“很慢,像一个人跪下来。”
“土一跪,房子就倒了。”
“七户人家,一口气的工夫,全在下头。”
老太太说到这里,停下来。
她从袖子里摸出一块手巾,擦了擦嘴。
“后生,你晓得土压住人的时候,是什么声音?”
“不晓得。”
“是有人在里头敲。”
“敲什么?”
“敲土。”她说,“用手敲。”
“压在下头的人,还有气。有气,就会敲。”
“我们站在坡上,听着。”
“敲了三天。”
“第一天敲得很急。”
“第二天慢下来。”
“第三天,隔很久才响一下。”
“第四天,不响了。”
老太太把手巾收回去。
“我们挖了三天,挖出七个。”
“挖出来的时候,七个都是抱着的。”
“张德顺抱着他媳妇。”
“李三抱着他儿子。”
“王阿公抱着一个坛子。”
“赵长生抱着他的锤。”
“何顺抱着他的桨。”
“周小六抱着一个米袋。”
“第七个,是张德顺的媳妇,她抱着张德顺。”
我坐在门槛上,没有说话。
“后生。”
“在。”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什么事?”
“土压下来的时候,是往上压,还是往下压?”
“往下。”
“往下压,人就往下沉。”她说,“沉到哪儿去了?”
“沉到土里。”
“土里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不对。”她说,“土里有东西。”
“什么东西?”
“有人在里头敲。”她说,“敲的人,不是我们村的。”
我抬起头。
“什么叫不是我们村的?”
“我们村死了七个。”她说,“我们挖出七个。”
“可那三天里,敲的不止七个人。”
“你怎么知道?”
“因为敲的地方不一样。”她说,“这边敲,那边敲,坡上头也敲。”
“我们数过。”
“数出几个?”
老太太看着我。
“我们数出八个。”
我心里一沉。
“第八个在哪儿?”
“不知道。”她说,“我们挖遍了,没有挖出来。”
“后来,坡上来了一个摇铃的。”
“他站在塌下来的土上,站了很久。”
“他往下看,看了半个时辰。”
“然后他跪下来,用手挖。”
“他挖了一夜。”
“天亮的时候,他怀里抱着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一个孩子。”她说。
“孩子还活着?”
“活着。”她说,“可他不动,也不哭。”
“那个摇铃的抱着孩子,坐在土上,坐了一天。”
“到晚上的时候,他站起来,抱着孩子走了。”
“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他说,我数了。”
“他说完,就走了。”
“我们村的人,看着他走。”
“谁也没有拦。”
老太太说完,把手放在膝上。
“后生。”
“在。”
“那个孩子,是不是你?”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外头的黑。
“是我。”
“那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
“二十五。”她说,“不对。”
“怎么不对?”
“那个孩子,抱走的时候,已经死了。”她说,“我们村的老人,都看见了。”
“他脸塌了半边,眼睛是白的。”
“那样的孩子,抱回去,养不活的。”
“可我活了。”
“你活了。”她说,“你已经活了二十五年。”
“所以那孩子,不是你。”
我抬起头。
“不是我?”
“是你师父抱的那一个,不是你。”
“那我是谁?”
老太太转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亮。
“你是那个敲的。”
“什么?”
“你是那三天里,敲土的第八个。”她说,“你没有挖出来,你就一直在土里敲。”
“敲了三十年。”
“后来有一天,你不敲了。”
“为什么不敲?”
“因为有人把你抱起来了。”她说。
“谁把我抱起来?”
“你师父。”
“他怎么抱的?”
“他用纸。”她说,“他扎了一个孩子,把纸孩子放进土里,把你的魂引出来,引进纸孩子的身子里。”
“纸孩子是他抱走的。”
“他抱走的不是你,是你的魂。”
我坐在门槛上,两只手撑着膝。
“那我这二十五年……”
“你这二十五年,”她说,“是一张纸在走路。”
“纸走累了,就要散。”
“散了,魂就没有身子了。”
“魂没有身子,会怎样?”
“会回到土里。”她说,“回到土里,接着敲。”
祠堂里,静了很久。
风从门缝里进来,把长案上的香灰吹起一层。
“老奶奶。”
“在。”
“我怎么办?”
“你得给自己,换一个身子。”
“换什么?”
“活的身子。”
“活的?”
“活的。”她说,“你想活得久,就得有一个活的身子。”
“上哪儿找?”
老太太没有答。
她拄着棍,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院子里,六口棺摆在正中。
她走到第六口棺前,停下来。
“后生。”
“在。”
“你师父的骨,在哪儿?”
“在沅州。”
“他还有骨吗?”
“没有了。”我说,“他说他剩下的是纸。”
老太太点了点头。
“那你呢?”
“我?”
“你有骨吗?”
我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手背。
手背是凉的,软的。
“我不知道。”
“你摸摸你的手腕。”她说。
我把手指按在手腕上。
按了很久。
没有脉。
“后生。”
“在。”
“你摸摸这儿。”
她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脖子。
我把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
按了很久。
也没有。
“后生。”老太太说,“你要活下去,就得有一副骨。”
“骨从哪儿来?”
“从死人身上来。”她说,“这是最后一件事,我不能替你做。”
“你要自己去找。”
“找到一副骨,把自己装进去。”
“装进去,你就活了。”
“那这副纸的身子呢?”
“烧了。”
“烧了会怎样?”
“烧了,”她说,“你就真的成了他。”
我抬起头。
“成了谁?”
“成了你师父。”她说,“成了那个抱你的人。”
“他等了你三十年。”
“你要活,就得替他把这三十年还回去。”
那天夜里,老太太走了。
她走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她拄着棍,一步一步走下坡。
走到坡底,她回过头。
“后生。”
“在。”
“我孙子在第七个坟里。”
“我知道。”
“你要是活着回来,给我孙子上一支香。”
“我上。”
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我站在祠堂门口,看着她的背影。
她走了很远。
走到看不见的地方,我听见她唱了一句。
声音很轻,是一支老调子。
我听不清词。
只听清最后三个字。
“回家喽。”
天一亮,我一个人抬着杠,往沅州走。
杠上只有一口小棺。
小棺很轻,轻得像空的。
我把它挑在一头,另一头空着,杠就歪。
歪着走了一里路,我把杠放下。
我蹲下来,把小棺抱在怀里。
抱着走,就不歪了。
天黑之前,我走出麻溪铺的地界。
走到那道山梁上,我停下来,回头看。
麻溪铺在坡下头,一片黑。
只有祠堂那两个红灯笼,远远地亮着。
我把小棺放在地上,坐下来。
我得想想。
我今年二十五。
我师父说,我是他抱回来的。
抱回来的时候,我身上裹着一块红布。
那块红布,我见过。
我十一岁那年,在脚行的柜子底下,翻出过一块红布。
红布包着一样东西。
是一根脐带。
脐带是干的,黑褐色,硬得像一根绳。
我拿着它去找师父。
师父看了一眼,把它拿走,塞回柜子底下。
他说,那是狗脐带。
我知道他撒谎。
现在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十一岁那年见到的那个红衣女人,她说的那句话,不是“你长得像他”。
她说的是:“你回来了。”
我把小棺重新抱起来,继续走。
走到半夜,路过白水坳。
土地庙还在。
庙门前那块石板还在。
我把小棺放下,抱着公鸡,跪下。
“借路。”
我把公鸡的冠子划开。
血滴在石板上。
公鸡不叫。
一滴血都没有滴下来。
我抬起头。
公鸡的眼睛,是白的。
它早就死了。
我把死公鸡放在石板上,站起来。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村子里,一声狗叫都没有。
我穿过村子,走到村尾。
走到村尾,我回过头。
村子里的每户人家,门口都点着一盏灯。
灯是白的。
纸糊的。
我从白水坳出来,往西走。
走了两个时辰,天开始亮。
天亮的时候,我坐在路边,把包袱打开。
包袱里有一块干饼,是孙老头给的。
我把饼拿出来,咬了一口。
嚼了很久,咽不下去。
我又咬了一口。
还是咽不下去。
我把饼放下。
我不饿。
从前天夜里起,我就不饿了。
我把手放在胸口上。
胸口是凉的。
不是手凉,是胸口凉。
我把袖子卷起来。
手臂上,皮肤是白的。
白得像浆过的布。
我用指甲掐了一下。
掐下去,没有印子。
太阳出来了。
太阳照在我身上。
我抬起头,眯着眼。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我没有影子。
我站起来,在原地转了一圈。
地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小棺的影子。
小棺有影子,我没有。
我把小棺抱起来,接着走。
走的时候,我跟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说:陈九,你别想。
想多了,就走不动了。
第二天傍晚,我在一条山道上,遇见了另一队赶尸的。
他们从对面来,一共五个人。
前头一个老头,穿一身黑,手里摇着铃。
后头四个纸人,抬着两口棺。
两口棺是白木的,很新。
队伍最后头,跟着一个小工,十五六岁,背着一个包袱。
我站在路边,把杠放下,让他们过去。
赶尸的路上,两队人遇见,是要打招呼的。
这是规矩。
活人见活人,要打招呼。活人见死人,要躲。
我们这行,是活人跟着死人走,所以见到同行,就是见到亲人。
老头走过来。
他走得很慢,铃摇得很轻。
我朝他拱了拱手。
“老丈。”
他没有停。
他径直从我面前走过去。
我又叫了一声。
“老丈。”
他还是没有停。
他从我面前走过去了,走了三步,忽然停住。
他回过头。
他的眼睛,在我身上扫了一下,又扫了一下。
“谁?”他说。
“陈家的。”我说,“沅州城西陈家脚行。”
老头的脸,动了一下。
“陈家?”他说,“陈守一?”
“是。”
“陈守一死了。”
“死了。”
“什么时候?”
“七月二十。”
老头站在那儿,眉毛皱起来。
“七月二十。”他重复了一句。
“是。”
“你从哪儿来?”
“麻溪铺。”
“麻溪铺?”老头的声音高了一点,“麻溪铺的尸,三十年前就送完了。”
“这一趟是新的。”
“新的?”他说,“麻溪铺这半个月,死了几个?”
“七个。”
老头沉默了。
他把铃放下。
他身后的四个纸人,也停下了。
“后生。”他说,“你往前走一步。”
我往前走了一步。
“再走一步。”
我又走了一步。
老头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的脚下。
“你走过来。”
我走到他面前,站住。
他伸出手,伸到我面前。
他的手停在半空,离我的脸一寸。
他没有摸下去。
“后生。”他说,“你脸上没有热气。”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摸摸我。”他说。
我伸出手,摸他的手背。
手背是热的。
我把手缩回来。
“老丈。”我说,“我怎么了?”
老头没有回答。
他转过头,对他的小工说了一句话。
小工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看着我。
他的脸很白,嘴唇在抖。
“师父。”他说,“他……”
“别说话。”
老头把铃重新拿起来。
“后生。”他说,“你身上有几样东西?”
“铃。”
“还有呢?”
“小棺。”
“还有呢?”
我想了想。
“符。”
“几张?”
“七张。”
“七张?”老头说,“你身上有七张符,可你只送一个人。”
“其余六个人呢?”
“埋了。”
“埋在哪儿?”
“麻溪铺,祠堂后头。”
老头闭上眼睛。
闭了很久。
“后生。”他说,“你听我说一句话。”
“你说。”
“人死了,尸是要埋的。”他说,“可魂不用埋。”
“魂是要送的。”
“你把六个人的魂埋了。”
“他们没有走。”
我站在山道上,觉得脚下的地,往下一沉。
“那他们在哪儿?”
“在你身上。”老头说。
我低下头,看自己。
衣裳是青布的,洗得发白。
腰上系着一根麻绳。
麻绳上挂着七张符。
我伸手,把符一张一张翻过来看。
第一张:“张德顺”。
第二张:“李三”。
第三张:“王阿公”。
第四张:“赵长生”。
第五张:“何顺”。
第六张:“周小六”。
第七张:“陈门张氏”。
我把符捏在手里。
符是凉的。
“老丈。”我说,“我现在怎么办?”
“回去。”他说。
“回哪儿?”
“回麻溪铺,把他们挖出来。”他说,“一个一个送。”
“送完了呢?”
“送完了,”他说,“你就回家。”
“我家在沅州。”
“沅州不是你家。”他说,“沅州是你师父的家。”
老头说完,把铃举起来。
“叮——”
四个纸人抬起杠,接着走。
他走了十几步,回过头。
“后生。”
“在。”
“你晓不晓得,赶尸的为什么不送自己?”
“不晓得。”
“因为自己送不动自己。”他说,“要别人送。”
“那谁来送我?”
老头看着我。
“你师父。”
他们走远了。
铃的声音,一点一点淡下去。
我一个人站在山道上。
手里握着小棺。
怀里揣着七张符。
天黑了。
我没有走。
我坐在路边,把小棺打开。
小棺是白木的,钉子钉得很浅。
我用手一掰,就掰开了。
里头没有骨头。
里头是一叠纸。
我把纸拿出来,一张一张摊在地上。
八张符。
第一张:“陈守一”。
第二张:“陈九”。
第三张:“张德顺”。
第四张:“李三”。
第五张:“王阿公”。
第六张:“赵长生”。
第七张:“何顺”。
第八张:“周小六”。
我一张一张看。
每一张符上,都有一个“归”字。
“归”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道刀口。
我把八张符摊在地上,摆成一排。
摆完了,我退后一步。
地上八张符。
八张符上,八个人。
我在心里数了一遍。
张德顺、李三、王阿公、赵长生、何顺、周小六,这六个我认得。
剩下两个,是陈守一,和陈九。
陈守一死了。
陈九死了。
我站在那儿,忽然听见一个声音。
很轻,很慢,是我师父的声音。
“九儿。”
我抬起头。
四下无人。
“九儿。”
声音是从地上传来的。
是从那张“陈守一”的符上。
我蹲下去,把那张符拿起来。
符纸很薄。
薄得能看见底下的土。
“九儿。”符说,“你别怕。”
“我不怕。”
“你怕。”
“我不怕。”
“你手在抖。”
我把符捏紧了。
“师父。”
“嗯。”
“我死了?”
“你死了。”
“什么时候?”
“三十年前。”
我坐在路边,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下去。
落得很慢,很稳。
“三十年前,山塌的那一夜,你抱了我。”我说。
“我抱了你。”
“你把我抱回了沅州。”
“我抱了。”
“你养了我十一年。”
“我养了。”
“你教我摇铃,教我贴符,教我认路。”
“我教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死了?”
符上没有声音了。
过了很久,师父的声音才响起来。
“因为告诉你了,你就走不了。”
“走不了会怎样?”
“会变成一个东西。”他说,“一个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东西。”
“那我现在是什么?”
“你现在,”他说,“是一个知道自己是什么的东西。”
我把符放在膝上。
“师父。”
“嗯。”
“三十年前,你数出八个。”
“我数出八个。”
“第八个是我。”
“是你。”
“那多出来的那个,你不是背回去了?”
“我背了。”
“你背的是我?”
“我背的是你。”
“你背了我多少年?”
“三十年。”
“那你这三十年,有没有想过,把我送回去?”
符上沉默了。
“想过。”他说。
“为什么不送?”
“因为送了,我就得走。”他说,“我走了,就没人替你守着了。”
“守着什么?”
“守着你的名字。”
我抬起头。
“陈九。”师父说,“你的名字,是我给你起的。”
“你的真名,叫张九。”
“你是张家坳的人。”
“你是那一夜,第八个死在山上的人。”
我把符贴在脸上。
符很凉。
凉得像井水。
“师父。”
“嗯。”
“我现在怎么办?”
“你回去。”
“回哪儿?”
“回麻溪铺,把六个人挖出来,一个一个送。”
“送完了呢?”
“送完了,”他说,“你就回来找我。”
“你在哪儿?”
“我在沅州。”
“沅州哪儿?”
“在你脚行的柜子底下。”
“柜子底下有一块红布。”我说。
“红布底下,有一个坛子。”他说,“坛子里,是我的骨。”
“三十年了,我的骨就在你脚底下。”
“你每天踩着我走路。”
我把符收起来。
把八张符,一张一张叠好,放回小棺里。
把小棺盖上。
站起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我抬起头,看天。
天上有星星。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亮的星星。
亮得像有人在很近的地方,点了一盏灯。
回义庄,是第九天。
我走到黄土坳的时候,天刚黑。
义庄门口那盏灯笼亮着。
我站在门口,把铃摇了一下。
没有声音。
铃哑了。
我伸手推门。
门自己开了。
孙老头站在门里。
他手里没有扫帚。
他手里端着一碗水。
“回来了。”
“回来了。”
“几个?”
“六个。”
“还有呢?”
“还有一个。”我说,“在沅州。”
孙老头把碗递给我。
“喝了。”
碗里是清水。
我喝了一口。
水没有味道。
“孙爷。”我说,“我脸上是纸。”
“我知道。”
“你知道?”
“三十年前,是我糊的。”他说。
我抬起头。
“你师父把你抱回来那夜,你脸塌了半边。”孙老头说,“他坐在廊下,哭了一夜。”
“他这辈子没哭过别的事。”
“天亮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要给这孩子糊一张脸。”
“我说,糊不住的,孩子死了。”
“他说,糊得住,糊一张我自己。”
孙老头走进正屋,把灯点着。
灯是油灯,火苗很小。
“他糊了七天。”
“第一天,用糯米。”
“第二天,用自家的皮。”
“第三天,用纸。”
“第四天,纸不够了。”
“第五天,他把自己柜子里的纸,全拿出来。”
“第六天,他把自己的旧符,也拿出来。”
“第七天,他糊完了。”
“糊完了,他坐在你床边,说了一句话。”
“他说,像了。”
我坐在廊下,手里端着那碗水。
“孙爷。”
“嗯。”
“我师父的骨,在沅州。”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孙老头说,“他说,我把骨留下,把铃留下,把徒弟带走。”
“带走做什么?”
“带走,是让他长大。”孙老头说,“他长大了,就会回来。”
“回来做什么?”
“回来送他自己。”孙老头说。
“送完了呢?”
“送完了,”孙老头说,“这一行就断在他手上。”
我放下碗。
“孙爷,你守这义庄,守了多久?”
“三十二年。”
“守什么?”
“守门。”
“门在哪儿?”
他把脸转过来。
他那只瞎眼,对着我。
瞎眼是白的,凹下去,像一个小小的坑。
“门在这儿。”
“我看不见门。”
“你看不见。”他说,“我看得见。”
他把手抬起来。
他的手指,伸向自己那只瞎眼。
我抓住他的手腕。
“孙爷。”
“放手。”
“你要做什么?”
“开门。”
“开了门会怎样?”
“开了门,”他说,“他们就能回去。”
“他们不是回去了吗?”
“回去的是米。”他说,“魂还在你身上。”
我松了手。
孙老头把手指,伸进那只瞎眼里。
他把眼珠子,抠出来了。
没有血。
眼珠子是白的,像一颗小石子。
他把眼珠子放在手心里,看了看,然后把它按在门板上。
门板上,什么都没有。
“你看。”他说。
我抬头。
门板上,出现了一个洞。
洞很小,一开始只有指甲那么大。
后来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洞里头,是黑的。
黑得没有底。
“这是门。”孙老头说。
“门后头是什么?”
“是路。”
“什么路?”
“回家的路。”
“谁的路?”
“死的路。”他说。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
“陈九,你身上有几个?”
“六个。”
“一个一个放。”
“怎么放?”
“走到门口,喊名字,把符贴在门框上。”
“喊完了,他们会自己走进去。”
“那第七个呢?”
“第七个,不能从这扇门走。”他说。
“为什么?”
“因为她是新的。”他说,“新的,要有人送。”
那一夜,我在义庄的门下,站了四个时辰。
第一个,周小六。
我把符贴在门框左侧。
“周小六,回家了。”
符贴上去,门洞里的黑,动了一下。
我把手放在门框上,感觉到一阵风,从洞里出来,吹在我的手背上。
风是凉的。
第二个,何顺。
第三个,赵长生。
第四个,王阿公。
第五个,李三。
第六个,张德顺。
六张符,贴在门框上,一左一右,一边三张。
六个名字,喊完了。
门洞里的黑,慢慢地,退了下去。
退到看不见。
门板上,什么也没有了。
我转过身。
孙老头站在院子里。
他的手里,握着一颗白石子。
“孙爷。”
“嗯。”
“你怎么办?你的眼睛。”
“我没有眼睛了。”他说。
“那你还能守门吗?”
“不能了。”他说。
“那谁守?”
孙老头看着我。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走进义庄的正屋。
正屋里停着两口空棺。
棺是孙老头给自己留的。
我走到棺前。
棺盖上,放着一样东西。
是一把扫帚。
“孙爷。”我说,“你给自己留了两口棺。”
“一口是我的。”他说。
“另一口呢?”
“另一口,是给你师父留的。”
“我师父的骨在沅州。”
“我知道。”他说,“我给他留了三十年,一直空着。”
我站在棺前,看着那把扫帚。
“孙爷。”
“嗯。”
“你今年多大?”
“七十六。”
“三十二年前,你多大?”
“四十四。”
“四十四岁那年,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是个种田的。”他说,“山塌了以后,我没了田。”
“后来有人跟我说,义庄要人守。”
“我就来了。”
“谁跟你说的?”
“一个摇铃的。”他说。
我抬起头。
“他叫什么?”
“不知道。”孙老头说,“他只说了一句。”
“说什么?”
“他说,守门的人,要用自己的眼睛换。”
我在义庄住了一夜。
那一夜,我睡在廊下,孙老头睡在正屋。
子时,我醒了一次。
我醒来,是因为听见有人在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数到七,停了。
停了很久。
然后那个声音,数了第八个。
“八。”
我从廊下坐起来。
院子里黑。
但我看得见。
我看见院子里摆着八口棺。
八口棺,一口也不少。
六口是白木的。
第七口是红轿。
第八口是黑的。
那口黑棺,就停在我面前。
棺盖是开着的。
我走过去,往里头看。
棺里躺着一个人。
穿青布长衫,胸口有一道刀伤。
是我师父。
我伸出手,想摸他。
“别摸。”
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我转过身。
孙老头站在廊下。
他那只瞎眼里,有一只眼睛。
一只新的眼睛。
白的。
“他在等。”孙老头说。
“等什么?”
“等你躺进去。”
第十天早上,我从义庄出来。
出门的时候,孙老头站在门口。
“陈九。”
“在。”
“你要是办不成,回来。”
“回来做什么?”
“回来替我。”他说,“我给你留了棺。”
我走出黄土坳。
走了半日,走到一条岔路口。
岔路口有一棵大樟树,树底下坐着一个人。
是阿旺。
他坐在树底下,抱着膝盖,头低着。
他的鞋上全是泥。
“阿旺。”
他抬起头。
他的脸很白。
“九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等你。”
“我不是让你回沅州?”
“我回去了。”他说。
“回去了怎么又回来?”
“我走到半路,就回来了。”他说,“我走不动。”
“为什么走不动?”
他没有说话。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他的脚。
他的脚是湿的。
湿到脚踝。
“阿旺。”
“嗯。”
“你的鞋,为什么总是湿的?”
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很黑。
“九哥。”他说,“我在水里走了三天。”
我坐在他旁边。
“哪条水?”
“沅州码头下头那条。”
“你什么时候下的水?”
“七月十六。”他说。
我心里一沉。
七月十六,是张阿牛死在码头那一日。
“阿旺。”
“嗯。”
“你今年十六。”
“是。”
“你说你三年前在城隍庙门口见过那个红衣女人。”
“是。”
“那时候你十三。”
“是。”
“你十三岁讨饭,讨到城隍庙门口。”
“是。”
“那你为什么,会在七月十六,走下水?”
阿旺不说话了。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
“九哥。”他说,“我不记得。”
“不记得什么?”
“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死的。”
风从樟树上吹下来,吹落了几片叶子。
“阿旺。”
“嗯。”
“你记得你娘吗?”
“记得。”
“你娘叫什么?”
他想了很久。
“我不记得。”他说。
“你刚才说你梦见过她。”
“我梦见过。”他说,“可我想不起来她长什么样子。”
我把手放在他肩上。
他的肩是凉的。
“阿旺。”我说,“你身上有几样东西?”
“包袱。”
“还有呢?”
“一双鞋。”
“还有呢?”
他抬起头。
“九哥。”他说,“我身上没有符。”
我站起来。
“阿旺,你跟我走。”
“去哪儿?”
“回沅州。”
“回沅州做什么?”
“给你找一张符。”我说。
那一夜,我们在樟树底下过夜。
阿旺睡着了。
他睡的时候,一直抱着那个包袱。
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他的脸。
他的脸很白,嘴唇很红。
红得像我画过的那个纸人。
子时,他动了。
他把包袱打开。
包袱里,是一件红衣裳。
他把红衣裳拿出来,抱在怀里。
抱得很紧。
他说话了。
“娘。”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睁眼。
“娘,我冷。”
“娘,我不走。”
我看着他的手。
他的手,在红衣裳上,一下一下地摸。
摸的动作,跟一个女人梳头一样。
我低下头。
红衣裳的领口,绣着两个字。
“陈门”。
那天夜里,我明白了一件事。
阿旺不是阿旺。
他是那个红衣女人,三十年前死在怀里的丈夫。
我师父把他抱回来,给他糊了脸,改了名,让他做小工。
做了十六年。
十六年里,他一直给脚行扫地、烧水、抬杠。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活人。
我坐在樟树底下,看着阿旺的脸。
我想起师父说过的一句话。
“我养了九个徒弟。”
“前面八个,都送回家了。”
八个。
我自己,是第九个。
第十五章 门后头
在义庄的第三夜,孙老头跟我说了一件事。
“陈九。”
“在。”
“你想不想知道,门后头是什么?”
“想。”
“你怕不怕?”
“怕。”
“怕就别看。”
“我要看。”
孙老头坐在廊下,把手放在膝上。
“三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开门。”他说,“开门那天,我四十四岁。”
“我抠出眼珠子,按在门板上。”
“门开了。”
“门后头是一条路。”
“什么路?”
“石板路。”他说,“一级一级,往下走。”
“往下走多少级?”
“数不清。”他说,“我数过三日三夜,没有数到底。”
“路上有人吗?”
“有。”他说,“很多人。”
“他们做什么?”
“走。”
“往哪儿走?”
“往下。”
“下头是什么?”
“看不见。”他说,“下头是雾。”
“他们走进雾里,就不见了。”
“有没有往回走的?”
孙老头沉默了。
“有。”他说。
“什么人在往回走?”
“穿红衣的。”他说,“我只见过一个。”
“她往回走,走到门口,就停住。”
“停住做什么?”
“看着我。”
“她说什么?”
“她说,我走错了。”
我心里一动。
“她是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
“不是。”孙老头说,“比你师父那一趟,早得多。”
“她穿的是红嫁衣,裙子上绣着石榴。”
“石榴?”
“石榴是多子。”他说,“她嫁的时候,娘家给她绣的。”
“她往回走了多少年?”
“一直走到现在。”孙老头说,“我守了三十二年,她走了三十二年。”
“她走到哪儿了?”
“走到第七级。”
“第七级?”
“那条路,一级一级往下。”他说,“她走了三十二年,只往上走了七级。”
“为什么这么慢?”
“因为路是往下走的。”他说,“她要往上,就得逆着走。”
“她为什么不上来?”
“因为她不记得自己叫什么。”
“没有名字,就走不上去?”
“走不上去。”他说,“路认名字,不认脚。”
我坐在廊下,看着院子里的黑。
“孙爷。”
“嗯。”
“门后头的路,通向哪儿?”
“通向土里。”他说。
“土里?”
“所有的路,最后都通到土里。”他说,“人死了,埋进土,土就是路。”
“那从土里出来呢?”
“从土里出来,也是一条路。”他说,“可这条路上,只有一个人能走。”
“谁?”
“抱孩子的那个人。”
我没有说话。
“陈九。”
“在。”
“你要看,我不拦你。”孙老头说,“可你看完了,会有一件事。”
“什么事?”
“你会看见你自己。”
“看见我自己?”
“门后头,什么都看得见。”他说,“看得见生前,看得见死后,看得见别人怎么想你。”
“你在门后头,会看见你的脸。”
“我的脸是纸。”
“纸也有脸。”他说。
那天夜里,我把那颗白石子,按在门板上。
石子按上去的时候,门板轻轻地响了一声。
门开了。
门后头是黑的。
黑里有一条路。
石板,一级一级,往下。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条路。
路上有人。
很多。
他们走得很慢,一个挨一个,肩膀擦着肩膀。
没有人说话。
我看了很久,忽然看见一个人。
那个人走得很急。
他走在所有人的前头,一直在往下走。
他穿着一件青布长衫。
他胸口有道刀伤。
“师父。”我说。
他没有回头。
他走得很急,走到雾边上,就进去了。
我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
“陈九。”
“在。”
“你看见什么了?”
“我师父。”
“他在做什么?”
“往下走。”
“走得多快?”
“很快。”
孙老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不是好事。”他说。
“为什么?”
“走得快的人,是没有送到的人。”他说,“送到了,就走得慢。”
“送到了,为什么走得慢?”
“因为送到了,就有回头路了。”他说,“有回头路的人,才敢慢慢走。”
我把门关上一点。
“孙爷。”
“嗯。”
“我师父没有送到,是因为我。”
“是因为你。”他说。
“那我把一千个送走,他能慢下来吗?”
“能。”
“能慢到什么地步?”
“慢到可以回头。”他说。
我把手从门板上收回来。
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门后头还有一个人。
他站在第七级石板上,穿着红嫁衣,裙子上绣着石榴。
她抬起头。
她的脸很白。
她说话,我听不见。
但我看得懂她的嘴。
她说的是三个字。
“你来了。”
我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孙爷。”
“嗯。”
“门后头那个红嫁衣的,是谁?”
“不知道。”他说。
“她在第七级站了三十二年,有没有人问过她?”
“问过。”他说,“我问过。”
“她说什么?”
“她说,她在等人给她一个名字。”
“那你就给她一个。”
“我给不了。”孙老头说,“名字要自己的,别人给的,不算。”
“那我给她?”
“你也不能。”
“为什么?”
“因为她要等的,是给她起名字的那个人。”他说,“那个人,早就死了。”
我把那颗白石子握在手里。
石子是凉的。
凉得很像我师父的手。
回沅州,走了三天。
第三天的傍晚,我们到了城门口。
沅州的城门已经关了。
关了,就进不去。
阿旺站在城门口,看着那两扇门。
“九哥。”
“嗯。”
“我们进不去。”
“进得去。”
“门关着。”
“门关了,是关活人的。”我说。
我从怀里,把铃拿出来。
铃是哑的。
我把铃举到城门前。
城门上,有一个小小的门洞,是给夜里过人的。
门洞上头,贴着一张符。
符很旧,纸发黄。
我把手伸进去。
门洞里,是通的。
“阿旺,走。”
我们从门洞里进去。
进去的时候,我回过头。
城门外头,站着一个人。
穿红衣。
城隍庙在城西。
庙不大,三间,正殿供着城隍,两厢供着判官。
庙门口有七级台阶。
我十一岁那年,就是在这七级台阶上,第一次看见她。
那天夜里,我站在台阶下。
她坐在台阶上。
“你回来了。”她说。
“我回来了。”
“你脸上,是纸。”
“是纸。”
“你师父糊的。”
“是。”
她抬起头。
她的脸很白。
“你晓得我为什么坐在这儿吗?”
“不晓得。”
“我在等人。”
“等谁?”
“等一个摇铃的。”
“摇铃的年年有。”
“我等的是最后一个。”她说。
“最后一个?”
“陈家六代铃。”她说,“传到第六代,就断了。”
“断了会怎样?”
“断了,就没有人送他们了。”她说,“他们就都留在这儿。”
她把手指,抬起来,指着庙里。
我转过头。
庙里的正殿,黑着。
但我看得见。
城隍的像,是泥塑的。
泥塑的城隍,坐在神台上。
他的两边,站着八个东西。
八个,穿青布衣裳。
六个站着。
第七个,坐在地上,抱着膝盖。
第八个,是一个穿黑衫的老头。
“那是你师父。”她说。
“我看见了。”
“你晓得他为什么在那儿?”
“不晓得。”
“因为他没有送自己。”她说,“没有送自己的人,要在这儿站着,站到有人送他。”
“站多久?”
“站到铃断。”
我站在台阶下,抬头看着那八个人。
“我师父站了三十年。”
“三十年。”她说。
“他累不累?”
“累。”她说,“泥像跟前,不能动,不能坐,不能说话。”
“三十年,他只说过一句话。”
“说什么?”
“他说,我那个徒弟,会来的。”
风从庙里吹出来。
风是凉的。
“姑娘。”我说。
“我不是姑娘。”她说。
“那你是什么?”
“我是铃。”她说。
她站起来。
她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脚。
她的脚,没有落地。
“六代人,六只铃。”她说,“每一只铃,都要有一个人。”
“第一个摇铃的,是我丈夫。”
“他死了以后,我进了这只铃。”
“我在这只铃里,坐了一百年。”
“那第七个呢?”
“第七个,是你师父。”她说,“他没有进来。”
“他为什么不进来?”
“因为他有徒弟。”她说。
“有徒弟,就不必进铃?”
“有徒弟,就把铃传给徒弟。”她说,“传下去,就有人替。”
“替到什么时候?”
“替到没有人接。”
我站在台阶下,手里握着那只哑铃。
“姑娘。”
“我不是姑娘。”
“铃。”我说,“我现在,该做什么?”
她把手指起来,指着我的胸口。
“你身上有几张符?”
“八张。”
“第八张,是谁?”
“是我。”
“你自己送自己,送得动吗?”
“送不动。”
“那你怎么办?”
“我不知道。”
她把手放下来。
“我可以帮你。”
“怎么帮?”
“我进你的铃。”她说。
“进了会怎样?”
“进了,你就有一只活的铃。”
“活的铃能做什么?”
“能喊人。”她说,“喊一声,方圆十里,所有死了没有送走的人,都会应。”
“应了以后呢?”
“应了以后,他们就会来。”她说,“来的时候,你要一个一个送。”
“送不完呢?”
“送不完,”她说,“你就得替他们站着。”
我沉默了很久。
“铃。”我说。
“你说。”
“我师父,为什么要把我糊成他?”
她没有立刻回答。
她转过身,走进庙里。
走到城隍的像前,她停下来。
“因为他怕。”她说。
“怕什么?”
“怕你长大以后,认出自己不是人。”她说,“他把你糊成他的样子,你就以为自己是他养大的孩子。”
“孩子有爹,就不会想自己是什么。”
“他糊了七年,糊到像了,他才敢抱你。”
“他抱我的时候,说什么?”
“他说,这是我儿子。”
我站在庙门口,觉得眼睛里,有一点东西。
热的。
“铃。”我说。
“你说。”
“我要是把八个人都送走了,我自己怎么办?”
“你自己,”她说,“要看有没有人送你。”
“要是没有呢?”
“要是没有,”她说,“你就站在这儿,站在城隍跟前。”
“站多久?”
“站到下一个摇铃的来。”
“下一个要是不来呢?”
“那就站到城隍塌了。”
我把铃收进怀里。
“铃。”
“你说。”
“你进我的铃,你就出不来了。”
“我本来就没有出来过。”她说。
“一百年了。”
“一百年。”她说,“我在里头,听得见每一趟铃响。”
“听见什么?”
“听见有人哭。”她说,“也听见有人笑。”
“赶尸的人,一般哭还是笑?”
“哭的多。”她说,“笑的那个,是你师父。”
“他笑什么?”
“他第一次抱着你,从庙门口过。”她说,“他把铃摇得特别响。”
“他一边摇,一边笑。”
“他说,我有儿子了。”
我从城隍庙出来,天快亮了。
阿旺在台阶下等我。
“九哥。”
“嗯。”
“她说什么了?”
“她说,她进我的铃。”
“进了会怎样?”
“我们会有一只活的铃。”我说。
“活的铃好还是不好?”
“好。”我说,“好得让人怕。”
天亮了。
我们从城隍庙后头的小巷,往城西走。
走到巷子口,我回过头。
台阶上,已经没有人了。
只有一张纸。
纸上画着一个人。
一个摇铃的人,抱着一个孩子。
画得很粗。
但看得清。
孩子身上,裹着一块红布。
城隍庙的正殿里,有一张香案。
香案上摆着签筒。
签筒是竹的,用了很久,边缘磨得发亮。
我站在案前。
“铃。”我说。
“在。”
“我想抽一支。”
“抽吧。”
“抽了会怎样?”
“抽了,就知道你是谁。”
我把手伸进签筒。
签筒里,只有一支签。
我把它拿出来。
签是木的,很轻。
签上写着一行字。
“陈九,归。”
我把签翻过来。
背面也有字。
背面写着三个字:“替人走。”
我站在案前,握着那支签。
“铃。”
“在。”
“这支签,有人抽过吗?”
“有人。”
“谁?”
“你师父。”
“他抽到的,也是这支?”
“也是这支。”
“他抽到以后,做了什么?”
“他把签放回去,走了。”她说,“走了以后,他就去接那一趟活。”
“哪一趟?”
“麻溪铺,七个人。”
我把签握紧了。
“铃。”
“你说。”
“这支签,是谁刻的?”
“第一代。”
“陈渡?”
“是。”
“他为什么刻这一支?”
“因为他自己抽过。”她说,“他抽到的时候,也是这一支。”
“他也替人走?”
“他替了一村。”
“替了多少年?”
“四十年。”
“四十年以后呢?”
“四十年以后,他进了铃。”她说,“就在我旁边。”
我抬起头。
“铃里有两个人?”
“铃里有三代。”她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都在里头?”
“都在。”
“他们说什么?”
“他们不说话。”她说,“他们只摇铃。”
“谁摇?”
“你们摇。”她说,“你们一摇,我们就响。”
我站在香案前,把签放回签筒。
“铃。”
“在。”
“这庙里的八个泥人,是谁?”
“是没送走的。”
“哪八个?”
“每一代,留一个。”她说,“六代,留六个。”
“还有两个呢?”
“一个是你师父。”
“一个是我?”
“不是你。”她说。
“那是谁?”
“你进去看看。”
我走进正殿。
正殿里没有灯,只有一炷香,在案上烧着。
香头那一点红,是整间屋里唯一的光。
我走到神台前。
神台上坐着城隍,泥塑的,脸上画着黑。
他的两边,站着八个人。
六个穿青衣。
第七个坐在地上,抱着膝盖。
第八个,是一个穿黑衫的老头。
我从左边一个一个看过去。
第一个,脸很瘦,下巴长。
第二个,眉毛很粗。
第三个,是个女人。
第四个,很年轻,看着不到二十。
第五个,脸上有一道疤。
第六个,胖。
第七个,坐在地上,脸埋在膝盖里,看不见。
第八个,穿黑衫。
我站在第八个面前。
他的脸,我认得。
是我师父。
可他额头上,贴着一张符。
符是新的。
我把符揭下来。
符底下,是空的。
没有脸。
我退了半步。
“铃。”
“在。”
“我师父的脸呢?”
“在你身上。”
我抬起手,摸自己的脸。
纸的。
我把符捏在手里。
“铃。”
“在。”
“你说这八个,是两个多的。第七个是谁?”
“第七个,”她说,“你去看。”
我走到第七个面前,蹲下来。
他坐在地上,抱着膝盖,脸埋在膝上。
他的手很白。
他的脚,没有落地。
我伸出手,把他的头抬起来。
他的脸,我认得。
是我。
我蹲在那儿,手扶着那张脸。
脸是纸的。
跟我脸上的,一模一样。
“铃。”我说。
“在。”
“这是谁?”
“这是三十年前,你师父扎的那个纸孩子。”
“他为什么在这儿?”
“因为你师父把他抱走了。”她说,“抱走了魂,纸就留下了。”
“纸留下,就在这儿站着?”
“站着。”
“站了三十年。”
“三十年。”
“他累不累?”
“累。”她说,“他天天想一件事。”
“想什么?”
“想人家什么时候把魂还回来。”
我把手从那张脸上收回来。
“铃。”
“你说。”
“我能不能把魂还给他?”
“还给他,”她说,“你就没有身子了。”
“你的纸身子,是借的。”
“借了三十年,该还了。”
我站起来,站在两个泥人中间。
左边是三十年前那个纸孩子。
右边是我师父。
“铃。”
“在。”
“我要是把魂还给他,他会怎样?”
“他会活。”
“活了做什么?”
“活得跟你一样。”她说,“走路,扫地,摇铃。”
“那他会不会替我?”
“会。”
“替我做什么?”
“替你在庙里站着。”
我站在正殿里,看着那两个泥人。
香烧到了一半,灰掉在案上。
“铃。”
“你说。”
“我要是站着,能站多久?”
“三十年。”
“三十年以后呢?”
“三十年以后,”她说,“有人来接你。”
“要是没人来呢?”
“那就站到城隍塌。”
我把手放在香案上。
案上是冷灰。
“铃。”
“在。”
“我师父站了三十年,他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
“他说,我那个徒弟,会来的。”
“他等到了。”
“我要站三十年,我要说的话,也跟他一样。”
“什么话?”
“我说,会有人来的。”
我抬起头,看着殿里的八个人。
“我不晓得是谁。”
“但我晓得会有。”
“因为陈家的铃,不会断在我手上。”
香烧完了。
殿里,黑了下来。
我在黑里,听见八个人,一起抬了抬手。
泥做的手,抬起来的时候,有沙土掉在地上。
“陈九。”
是八个人一起说话。
声音很粗,像从土里出来的。
“你走好。”
脚行还在。
门板关着,门口那块木牌还挂着。
阿旺走在后头,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九哥。”
“嗯。”
“我十六年,天天扫这个院子。”
“我知道。”
“我扫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活的。”
“我知道。”
“现在我晓得了。”他说,“我还想扫。”
“你扫。”
我推开门。
院子里,落着一层叶子。
叶子是黄的,很干。
我走到堂屋门口,把门推开。
堂屋里,师父那张竹床还在。
床上的草席还在。
席子上,有一个人形的凹。
我走过去,蹲下来,看那个凹。
凹得很深。
“师父。”
没有人应。
我把竹床搬开。
床底下,是一块青砖。
我把青砖起开。
底下是土。
土很松。
我用手挖,挖了半尺,摸到一个坛子。
坛子是陶的,口上封着黄泥。
我把坛子抱出来。
坛子很轻。
我把黄泥敲开。
坛子里,是一叠纸。
我把纸拿出来,一张一张摊在地上。
第一张,是一张脸。
纸做的脸,糊得很平,五官画得很细。
第二张,也是一张脸。
第三张,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第七张。
七张脸。
每一张脸,都有些不一样。
第一张,脸窄一点。
第二张,眉毛细一点。
第三张,下巴圆一点。
到第七张,我认出来了。
第七张脸,是我现在这张脸。
坛子底下,还有一样东西。
一根脐带。
干了的,黑褐色,硬得像一根绳。
我坐在地上,把那七张脸,一张一张摆开。
“师父。”
“嗯。”
声音从坛子里传出来。
“你这三十年,一直在改我的脸。”
“一直在改。”
“为什么?”
“因为你会长大。”他说,“你的脸会变。”
“变一次,我就糊一张。”
“那你的骨呢?”
“我没有骨。”他说。
“你没有骨?”
“三十年前,我把自己埋进土里的时候,骨就烂了。”他说,“我剩下的是纸。”
“纸做的人,纸做的脸。”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把坛子抱在怀里。
“师父。”
“嗯。”
“我送你。”
“你送不动。”
“我送得动。”
“你怎么送?”
“我在城隍庙,借了一只活铃。”我说。
坛子里,静了很久。
“九儿。”
“在。”
“你要是送我,你就得躺进那口黑棺。”
“我知道。”
“躺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送我?”
我把坛子放在膝上。
“因为你说过一句话。”我说。
“哪句?”
“你说,赶尸的,一辈子只送别人。送到了,就回家了。”
“可你自己,回不去。”
“我送你回去。”
那天下午,我在脚行的院子里,做了一口棺。
棺是白木的,薄板,我自己钉的。
钉子钉了七根。
钉完,我把坛子放进棺里。
棺盖上的钉子,最后一根,我没有钉。
留着。
“阿旺。”
“在。”
“抬杠。”
“就我们两个?”
“就我们两个。”
“两个活人,抬一口棺?”
我没有答。
我把杠架在肩上。
“走。”
我们从脚行的门出来。
出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门口那块木牌。
“陈家脚行”。
字是歪的。
我把木牌取下来,抱在怀里。
西街很长。
长三百步。
三百步里,两边是铺子,铺子都关着门。
我们走的时候,铃在我手里响。
“叮——”
第一声,全城的狗,一起叫了起来。
第二声,狗不叫了。
第三声,我听见很多门响。
不是开,是关。
一扇一扇,从街这头,关到街那头。
我抬着棺,一步一步走。
走到街中段,我停下来。
我停下来,是因为看见一个人。
街边,站着一个老太太。
她没有关门。
她站在自己的门口,看着我。
“后生。”
“在。”
“你抬的是谁?”
“我师父。”
“你师父死了三十年。”
“死了三十年。”我说。
“三十年,他才回家?”
“三十年。”我说。
老太太低下头,朝那口棺,鞠了一躬。
“陈师傅。”她说,“你走好。”
我站在原地,肩上的杠,抖了一下。
出了西街,走到城墙根。
城墙根有一个洞,是水沟。
我们把棺,从水沟边上绕过去。
出了城,天已经黑了。
我们一路往东走。
走了半日,阿旺忽然说:“九哥。”
“嗯。”
“后头有人跟着。”
我停下。
我回过头。
路上一片黑。
“几个人?”
“一个。”
“什么样?”
“穿红的。”
我把棺放下。
我把铃拿出来。
“叮——”
铃响了一声。
路那头,走过来一个人。
穿红衣。
“你跟着我做什么?”
“我不跟着你。”她说。
“那你走在后头?”
“我走我自己的路。”
“你往哪儿走?”
“往麻溪铺。”
“麻溪铺的七个人,已经送完了。”
“送完了。”她说,“可我没有拜堂。”
我站在路上,手里的铃,忽然热了一下。
“铃。”我说。
“在。”
“她要拜堂。”
“我知道。”
“拜谁的堂?”
“拜你的。”她说。
我抬起头。
“我的堂?”
“你师父的堂,拜了三十年,没有拜完。”她说,“他躺进黑棺,就拜不成了。”
“你是他的儿子。”
“你替他拜。”
夜色里,她站在路中间。
她的红衣,红得发暗。
“我拜了你,他们就能散。”她说,“我若不拜,他们就一直跟着你。”
“跟到什么时候?”
“跟到你躺进黑棺。”
我把铃举起来。
“叮——”
“陈九。”铃里的声音说,“你不能再摇了。”
“为什么?”
“再摇,全城的死人都会来。”
“来多少?”
“来一千个。”
我把铃放下。
“那就来。”
“你要接?”
“我接。”
“陈九。”她说,“接一千个,你就走不动了。”
“我不走。”
“你不走,谁替他们?”
“我替他们。”
铃里静了一会儿。
“你晓不晓得,接一千个是什么意思?”
“不晓得。”
“意思是,你要给他们名字。”她说,“一个名字,一条路。一千个名字,一千条路。”
“你没有一千条路。”
“那怎么办?”
“先给一个。”她说,“一个名,一条路,一千个人挤着走。”
“走得动吗?”
“走得动。”她说,“只要有人在前头带。”
她站在路中间,看着我。
“陈九,你先送他们。”
“送完了呢?”
“送完了,我再跟你拜堂。”
“为什么现在不拜?”
“因为拜了堂,我就散了。”她说,“散了,谁给你领路?”
我抬起头。
“你领路?”
“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百年。”她说,“哪条路通向哪儿,我都认得。”
“那你带我。”
她转过身,往路的东边去。
“走。”
我抬起杠。
杠上是一口白木棺。
棺里是我师父。
我跟着她走。
路上的黑,很深。
我走着走着,听见后头有声音。
不是一个人的脚步。
是很多人的脚步。
我回过头。
官道上,站满了人。
从路这头,站到路那头。
每一个人,都穿着青布衣裳。
他们的脸上,是白的。
没有画。
我停下脚步。
“别回头。”她在前头说,“回头,你就数了。”
我把头转回来。
“叮——”
铃响了。
不是哑的。
是活的。
官道上,一千个人跪着。
跪得很整齐,头都低着。
我站在他们中间,手里握着铃。
“铃。”我说。
“在。”
“这一千个,都是没有送走的人?”
“都是。”
“为什么没有送走?”
“因为每一代赶尸的,都要漏一个。”她说,“漏下的,就留在这儿。”
“六代,怎么会漏一千个?”
“六代不止送六趟。”她说,“两千多趟。”
“每一趟漏一个,可留下来的没有两千。”
“为什么?”
“因为有些漏下的,后来补上了。”她说,“补上的,是徒弟。”
我抬起头。
“徒弟替了师父,师父就能走。”
“是。”
“那徒弟呢?”
“徒弟留下。”
我在一千个人中间走了三步,走到最近的那个面前,蹲下来。
他跪着,头低着。
“你叫什么?”
他抬起头。
他的脸上什么都没有。不是没有五官,是整张脸一片白,像糊了一层纸,还没有画。
“我不记得了。”他说。
我站起来,走到第二个人面前。
“你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第三个。
“你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第四个,第五个,第十个。
一千个人,一千句“我不记得了”。
“铃。”我说。
“在。”
“没有名字,怎么送?”
“送不了。”
“送不了会怎样?”
“会一直跪在这儿。”
“跪到什么时候?”
“跪到有人给他们名字。”
我站在路的正中,站了很久。
天是黑的。
一千个人跪在黑里,一动不动。
“那我来给。”我说。
“一千个名字。”她说,“你给得起吗?”
“给不起。”
“给不起,就一个也不要给。”
“为什么?”
“因为你给了谁名字,谁就认了你。”她说,“认了你的,就要你送。”
“要是我送了,他们能走吗?”
“能走。”她说,“可你就走不了。”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铃。
铃是哑的,铜皮上磨出一道亮。
“铃。”
“你说。”
“我师父这一代,漏下的那个是谁?”
“是他自己。”
“他为什么漏自己?”
“因为他有徒弟。”她说,“有徒弟,他就以为自己能走。”
“他能走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铃在他手里的时候,他一直在数。”她说,“数到八,就停不下来。”
我抬起头。
“那我呢?”
“你也在数。”她说,“你数到八,数了两回。”
我没有说话。
“陈九。”
“在。”
“你现在有两个法子。”
“你说。”
“第一个,你把铃放下,一个人走。”
“走了会怎样?”
“这一千个人,跪到城隍塌。”
“第二个呢?”
“第二个,”她说,“你给他们名字,一个一个送。”
“送完了呢?”
“送完了,你就留下。”
“留在哪儿?”
“留在这条路上。”
“做桥。”
“什么桥?”
“过路的桥。”她说,“凡是走不过去的,都从你身上过。”
我站在官道上,听着这句话。
风从东边吹过来。
一千个人的衣裳,一起动了一下。
“铃。”
“你说。”
“我选第二个。”
她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
“你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吗?”
“知道。”
“你知道,还选?”
“知道,还选。”
“为什么?”
我把铃举起来,举到眼前。
铃身上刻着一行小字,末尾是一个“渡”字。
“因为我师父站了三十年。”我说,“他站在城隍跟前,不能动,不能坐,不能说话。”
“三十年,他只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那个徒弟,会来的。”
“他等到了。”
“我不能让他白等。”
一千个人,一个一个抬起头。
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
“你们听着。”我说。
“我没有本事给你们一千个名字。”
“我只能给你们一件事。”
“什么事?”最前头那个问。
“我记得你们。”
我把手放在胸口上。
“我记不住一千张脸。可我记住了这一夜。”
“这一夜,有一千个人跪在这儿,等我。”
“我等了三十年,才等到有人等我。”
一千个人,一起朝我低下头。
“陈九。”铃里的声音说。
“在。”
“给他们名字,要先有一个名字。”
“什么名字?”
“你自己的。”
我把铃放在地上。
我从怀里,把那张纸拿出来。
纸是胡半仙给的。
纸是空的。
我把纸铺在地上,用手指,在上头写。
不是写墨。
是用指甲,一道一道地划。
“陈九。”
划完了,我把纸举起来。
“这个名字,先给你们。”
“你们一千个,共用这一个。”
“从今夜起,你们都有名字了。”
“都叫陈九。”
一千个人,一起开口。
“陈九。”
声音很轻,一千个人一起说,就像一阵风。
“好。”我说,“现在,跟我走。”
我转过身,面朝东。
“东边是什么?”我问。
“是他们的家。”铃说。
“每一个人的家,都在东边?”
“都在东边。”
“你怎么知道?”
“因为东边没有人回来过。”
我抬起手。
“走。”
一千个人,转过身。
他们排成两列,一列五百。
前面的走,后面的跟。
走出十步,第一个人回过头。
他的脸上,有了一张脸。
很年轻,二十来岁,眉眼很秀。
他朝我拱了拱手。
“陈师傅。”
“你走好。”我说。
他转身,接着走。
走出三十步,第二个人回过头。
第三个人,第四个。
走到一百步,一千个人,都回过头。
一千张脸。
一千个人,一齐朝我拱手。
“陈师傅,你走好。”
我站在官道上,一个一个地点头。
点了一千个头。
点到最后一个,我的脖子僵了,点不下去了。
可我还是点了。
一千个人,走进东边的黑里。
他们的脚步很整齐,走到很远,还听得见。
最后,声音没有了。
官道上,只剩下我一个人。
还有一口棺。
还有一只铃。
还有一件红衣。
一千个人走了以后,我抬着棺,回了沅州。
回脚行,走了两日。
两日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拜堂要在堂屋里拜。
我师父说过,拜堂不在路上。路上拜的,是鬼。
堂屋的门推开,屋里还是那样。
竹床,草席,一把扫帚,扫帚立在墙角。
我把棺放在堂屋正中,把木牌挂在柜子上。
然后我转过身。
她站在门口,穿着那一身红。
她的怀里抱着那口小棺。
“该拜了。”她说。
“拜完你就走?”
“拜完我就散。”
“散了以后,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她说,“散了,就是没有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
她二十来岁的脸,白白的,嘴唇很红。
“你叫什么?”我问。
“我没有名字。”
“我给你起一个。”
她抬起头。
“叫什么?”
“叫陈张氏。”
“为什么姓陈?”
“因为我师父姓陈。”
“为什么姓张?”
“因为你姓张。”我说,“三十年前,你是张家坳的人。”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
“你还记得我是张家坳的?”
“我记了三十年。”
“你三十年前就死了,你怎么记得?”
“我不记得。”我说,“我师父记得。”
“他在城隍庙站了三十年,什么都不能说。”
“可他心里记得。”
她不说话了。
风把她身上的红衣吹起来一点。
那件衣裳很旧,袖口磨得发白。
“陈九。”
“在。”
“你把棺放下。”
我把师父那口棺,放在路的正中。
棺盖上的钉子,还差一根。
我蹲下来,把那根钉子,钉上。
钉完了,我站起来。
“师父。”
“嗯。”
“我替你拜堂。”
棺里没有声音了。
我转过身,面对她。
“拜天。”我说。
我在堂屋里跪下,磕了一个头。
“拜地。”
第二个头。
“拜人。”
第三个头。
磕完了,我抬起头。
她还站在那儿,抱着那口小棺。
她的脚,还是没有落地。
“你怎么不跪?”
“我不能跪。”她说,“我一跪,就散了。”
“那怎么办?”
“你拜就行了。”她说,“我一个人,不算家。”
我把手放在膝上,跪着没有起来。
“陈张氏。”
“在。”
“从今夜起,你有家了。”
“家在哪儿?”
“在沅州城西,陈家脚行。”
“那间屋,三间瓦房,门口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陈家脚行。”
“屋里有竹床,有草席,有一把扫帚。”
“扫帚是我的。”她说。
我抬起头。
“你说什么?”
“扫帚是我的。”她又说了一遍,“十六年,我天天扫那个院子。”
我跪在地上,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阿旺。
阿旺就是她。
她不是那个红衣女人。
她一直在脚行的院子里,扫了十六年的地。
她穿青衣,抱包袱,鞋上全是泥。
她一天到晚跟着我,叫我九哥。
“阿旺。”我说。
她站在路中间,抬起头。
“九哥。”
“你早就知道自己是她?”
“我早就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第一夜。”她说,“在义庄,我把红布盖上她脸的时候。”
“你盖上她的脸,就知道了?”
“我盖上她的脸,就看见了自己的脸。”她说,“那时候我明白了,我不是我。”
“那你为什么不说?”
“说了,你就走不动了。”她说。
我跪在地上,眼泪掉下来。
眼泪是热的。
落在土上,没有声音。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说了?”
“因为你要拜堂了。”她说,“拜完堂,我就散了。”
“散了,就再也不能扫地了。”
“我知道。”
“那你还要散?”
“要散。”她说,“九哥,我扫了十六年地,扫够了。”
“我想回家。”
我抬起头。
“你回哪儿?”
“回张家坳。”她说,“后坡上第七个坟。”
我把手撑在地上,站起来。
“那我送你。”
“你送不了我。”
“我送得了。”
“你送我,我就要躺进棺里。”她说,“躺进去,就再也起不来。”
“我不怕。”
“我怕。”她说。
她说完这两个字,抱着那口小棺,往前走了两步。
“九哥。”
“在。”
“你替我做一件事。”
“你说。”
“你把我埋在后坡上,第七个坟。”
“埋好了,你给我立一块碑。”
“碑上写什么?”
“写陈张氏。”她说,“底下再写小字。”
“写什么小字?”
“写‘此处有一人,扫了十六年地’。”
我站在官道上,点了一个头。
“我写。”
她笑了。
她笑的时候,脸上的血色回来了一点。
“九哥。”
“在。”
“我走了。”
她转过身,往东边走。
走出三步,她回过头。
“九哥。”
“在。”
“门口的叶子,我扫不完了。”
“我扫。”
“你扫不干净。”
“我扫得干净。”
她点了点头。
然后她转过身,走进东边的黑里。
红衣在黑里走远了,一点一点淡下去。
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官道上,只剩下我,一口棺,一只铃。
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
很轻。
“叮——”
铃响了。
不是哑的。
是活的。
那一年的冬天,我把师父送到了义庄。
孙老头在门口等着。
他没有眼睛了,可他还是站在门口。
“回来了。”
“回来了。”
“几个?”
“一个。”
“一个。”他说,“那就够了。”
我把棺抬进正屋。
正屋里停着两口空棺。
一口是孙老头自己的。
一口是给我师父留的。
我把师父的棺,放进那一口里。
放进去的时候,孙老头在旁边站着。
“陈师傅。”他说,“三十年了。”
“你总算回家了。”
棺里没有声音。
孙老头伸出手,在棺盖上摸了一下。
摸完,他转过身。
“陈九。”
“在。”
“我该走了。”
“去哪儿?”
“回家。”他说,“我也有家。”
“你家在哪儿?”
“在黄土坳西边,三里地。”他说,“一间土屋,两亩田。”
“三十年没有回去过。”
“田里长什么了?”
“长草了。”他说,“长得很高。”
他把手里那颗白石子,递给我。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我的眼睛。”他说。
“我要你的眼睛做什么?”
“守门。”他说,“门要人看着。”
“我看得见吗?”
“你看不见。”他说,“可你摸得着。”
我把那颗石子握在手里。
石子是凉的。
孙老头走了。
他走的时候,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走到院门口,他回过头。
“陈九。”
“在。”
“门开着的时候,别关。”
“关了会怎样?”
“关了,”他说,“我就回不来了。”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走出去。
他的背影很瘦。
走出去几步,他就不见了。
不是走远了。
是走出去了。
义庄的门,还开着。
我在义庄住了下来。
白天扫院子,夜里守门。
院子里的落叶,一年比一年多。
第二年春天,我回了张家坳。
后坡上,七个坟。
第七个坟前,我立了一块碑。
碑上写“陈张氏”。
底下写小字:“此处有一人,扫了十六年地。”
立完了,我在坟前,点了一支香。
香烧起来,烟往上走。
走得很直。
第五年,我在义庄门口,挂了一块木牌。
牌上写“陈家脚行”。
字是歪的。
跟我师父写的一样歪。
有时候,夜里会有人敲义庄的门。
不敲,是站在门口。
我听得见脚步。
我听得见他们站着,等我开门。
我把门开一条缝。
“几个?”
“七个。”
“进来吧。”
他们进来,一个一个躺在廊下。
第二天早上,廊下没有人。
只有七张符。
我把符收起来,放进柜子里。
柜子底下,已经有一千多张了。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很大。
我在廊下扫雪。
扫到一半,我抬起头。
院门口站着一个人。
很年轻,二十来岁,穿着一件青布长衫,手里摇着一只铃。
“后生。”我说。
“老丈。”
“你从哪儿来?”
“沅州城西。”他说,“陈家脚行。”
我手里的扫帚停了一下。
“陈家脚行早没了。”
“没了吗?”他说,“我师父说,那是我们家的。”
“你师父叫什么?”
“陈九。”
我把扫帚立在地上。
“你师父呢?”
“我师父走了。”他说,“他走的时候,把铃给了我。”
“他说什么?”
“他说,你数他们,可你不能数。”
我站在廊下,看着他。
看了很久。
“你进来吧。”我说。
他走进院子。
雪落在他的肩上,落在他的头发上。
落在他的脚上。
他没有影子。
我把门关上。
关到一半,我又把它推开。
门开着的时候,别关。
第七年,来了一个客人。
那天夜里下着雨,我在廊下补一张符。
院门被人敲了三下。
我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穿一件红嫁衣,裙子上绣着石榴。
她的脚没有落地。
“老丈。”
“你是第几级的?”
“第七级。”
“你走了多少年?”
“三十九年。”
“你要上去?”
“我要上去。”她说,“我得有一个名字。”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
看了很久。
“你叫什么?”我问。
她抬起头。
“我不记得了。”她说。
雨落在她身上,落不下去。
雨在她的头顶散开,像有人撑了一把伞。
“你进来吧。”我说。
她走进院子。
她走得很慢。
走到廊下,她停下来。
“老丈。”
“在。”
“你这院子里,有没有一个叫陈九的人?”
我心里一动。
“有。”
“他在哪儿?”
我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她看着我。
“你是陈九?”
“我是。”
“你认得我?”
“不认得。”我说。
“那你为什么认得我裙子上的石榴?”
我没有答。
我把手里的那张符,递给她。
“这是什么?”
“一个名字。”我说。
“谁的名字?”
“你的。”
她接过符。
符上写着一个名字。
我写了三夜,才写出来。
“陈石榴。”
她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为什么姓陈?”
“因为你走的是陈家的路。”我说。
她把符贴在额头上。
贴上去的时候,她身上的红,淡了一点。
“老丈。”
“在。”
“我走了。”
“你走好。”
她转过身,往门外去。
走到院门口,她回过头。
“陈九。”
“在。”
“我上来的时候,看见你师父了。”
“他在做什么?”
“他走得很慢。”她说,“他终于走得很慢。”
我站在廊下,雨停了。
——— 全文完 ———
作者的话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书里的沅州、麻溪铺、张家坳,都是编出来的地名。赶尸的行话、义庄的规矩、铃与符的用法,也都经过改写,不是真的民俗记录,更不是可以照着做的东西。
我写它,不是为了讲玄虚,是想写一件事:一个人替另一个人站着,站了几十年,站到别人能走过去。
故事里没有鬼神作祟,只有人心里放不下的东西。
愿读到这儿的人,都能把该送走的,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