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阳台听见那台洗衣机启动的时候,是凌晨两点二十。
隔着两道门,隔着一条过道,那声音闷闷的,从墙里传过来。
我还在心里骂了一句:这大半夜的洗什么衣服。
第二天早上,对门那个八岁的孩子敲开我的门,仰着头说,阿姨,我妈妈叫不醒。
后来我才知道,那台洗衣机,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动静。
1
我们这栋楼里有个女的,三十四岁,见了谁都笑。
她死的那天早上,是对门那个八岁的孩子敲开我的门,把我领过去的。
全楼的人都夸她贤惠,夸了三年,夸到那天也没停。
夸她的那些人,也都知道她家里天天有人上门谈事。
她老公好像也知道。反正这些年,没见他问过一句。
我第一次听说这句话,是在楼下的小卖部。老板娘一边给我扫码拿烟,一边朝电梯口抬了抬下巴,说,喏,就那个,又回来了。
我顺着看过去。一个女人,三十四,头发烫得很密,一大卷一大卷堆在肩膀上,穿一件米白色的长风衣,走得很快,高跟鞋踩在地砖上,哒、哒、哒,跟敲钉子似的。她从我旁边过去,一股香水味扑过来,甜得发腻,像有人在楼道里打翻了一整瓶洗发水。
我那时候刚搬来,什么都不懂。我问老板娘,她是做什么的。
老板娘笑了一下,没回答,只把烟往我这边推了推,问我住几楼。
我说六楼。
她说,那你运气好,住对门。
我当时没听出来她那个“运气好”是什么意思。我只当她是随口一说。我搬来这个小区,图的就是安静。老小区,楼不高,人不多,房租便宜,最重要的是离我上一份工作的地方足够远。我一个写小说的,一个月也就挣那么点钱,能租到这种带电梯、楼下还有棵大槐树的房子,已经算捡着了。
房子是602,两室一厅,朝南,阳台正对着对门那家的阳台,中间隔着一条不到三米宽的空隙。中介带我看房那天,我站在阳台上抽烟,看见对面阳台晾着一条床单,淡绿色的,风一吹就鼓起来,像有人在水底下喘气。我当时还觉得挺有生活气。
我三十二岁,一个人住,写悬疑小说,写了六年。
六年里我出过三本书,签的是那种给几千块买断的合约,卖得不怎么样。我在网上有个读者群,三百多人,常说话的有五六个,他们叫我“许老师”,我知道那是客气。
我上一个住处是城北,一间二十平的隔断房,没有阳台,我抽烟得站在楼道里,把头探到窗户外面。
搬到这儿,我有两个要求:一是有个阳台,二是有个安静的楼道。
这栋楼满足了我。
我搬来之后,一天里说不上三句话。早上跟送外卖的说声谢谢,晚上跟楼下小卖部的老板娘说句拿包烟,剩下的时间,我一个人对着电脑。
我这种日子过久了,有个毛病——我会不自觉地盯着别人看。
我楼上住着一个老太太,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下楼,拎着一个红布袋,去菜市场。我楼下住着一对小夫妻,男的每天六点半回来,一进门先把鞋在门口跺两下。
我看他们,就像看一部不需要我参与的连续剧。
我从来没想过,我有一天会看进一间屋子里去。
后来我才知道,那条床单底下,藏着多少东西。
搬来第三天,我在电梯里又碰见她。
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她按了六,我也按了六。电梯往上走,她一直在看我,从我的鞋看到我的脸,最后停在我手里那袋垃圾上。
我那天穿得很随便,卫衣,肥裤子,头发扎了个揪,脸上什么都没抹。我这种人不值得看第二眼。可她就那么看,眼睛半眯着,嘴角往上勾着一点,像是看见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东西。
电梯到五楼的时候,她突然开口,说,妹妹,你新搬来的吧。
我说,嗯,602。
她说,那我们是对门。我601。
然后她伸出手,指甲是那种很艳的红,红得发亮,五根手指像五根小辣椒。“我姓余,余虹。”
我跟她握了一下。她的手心是温的,软得像没骨头。
她又说,以后有什么事你就敲我门,别客气。
电梯到六楼,门开了,她先出去。走出去的时候她回过头,笑着跟我说了一句,妹妹,你这张脸不化妆可惜了。
我当时站在电梯里,愣了一下。我这张脸,从小到大没人说过可惜。我皮肤偏黄,眼睛不大,鼻子也不算挺,唯一的好处是不长痘。我写小说写了六年,最擅长的是把人写成鬼,把自己写成空气。
我那时候还以为,她就是个热情过头的邻居。
现在想起来,她那天看我的眼神,跟后来她在阳台上看我的眼神是一样的——她是在看一个同类,或者说,她是在看一个可能知道她秘密的人。
我搬来这个小区,不止是因为房租便宜。这件事我到最后一页才说。
2
余虹有两张脸。
她老公在家的时候,她是一张脸。
她老公叫郭建,三十一,比她小三岁。我第一次见他,是在楼道里,他正扛着一个大纸箱往上走,箱子上印着“按摩椅”三个字。那箱子看着就有五六十斤,他一个人扛在肩上,脚步很稳,一层一层往上走,路过我身边的时候还侧了侧身,给我让路。
我当时下意识伸手想帮他扶一下,他笑着说不用不用,你快让开,别碰着。
他个子不算特别高,但肩膀很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T恤,胳膊上的肌肉一块一块鼓着,皮肤是那种常年在外头晒出来的黑。脸长得周正,眉毛浓,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直直的,不躲。
后来我听楼下的人说,他早年在外地码头上扛过包,一麻袋一百斤,两个人抬,他一个人扛。后来学了本,跑长途货运。
他这个人话不多。见人就是笑,笑完就递烟。我们这栋楼里,从一楼到顶楼,几乎每家都收过他递的烟,也几乎每家的大件快递,都是他顺手给扛上来的。
他不爱说话,但不是那种阴沉的不爱说话。他是那种你说十句,他“嗯”“行”“好”回你三句,然后默默把事给你办了的人。
小区里没人不喜欢他。
有一回我在楼下等电梯,物业的老魏跟我唠嗑,说,六楼那家那个男的,是真不错。我说哪个。他说就那个跑车的,姓郭的。我说哦,他老婆挺漂亮的。老魏“啧”了一声,说,是啊,漂亮。然后就不往下说了。
他那个“是啊”,拖得特别长。
余虹在他面前,是另一副样子。
郭建在家的时候,那家的厨房从早到晚都有动静。热油下锅“刺啦”一声,炖肉的香味顺着楼道飘出来,一层一层往下淌。我有时候晚上写稿写到两三点,饿了,闻见那味儿,恨不得去敲他们家窗户。
那几天余虹是不化妆的。素面朝天,头发随便一挽,穿一件旧的家居服,脚上趿着拖鞋,去楼下买菜,回来洗菜切肉,锅里咕嘟咕嘟炖着。她跟她儿子说话的时候声音软软的,跟电梯里那个声音完全不是一个人。
她儿子叫余小满,八岁,瘦,个子比同龄的孩子矮半个头,眼睛很大,睫毛很长,皮肤白得像没晒过太阳。这孩子不爱说话,我在楼道里碰见他三四次,他都是低着头,两只手抓着书包带,从我身边“嗖”一下就过去了,连眼皮都不抬。
他放学是自己回来的。
我们这栋楼里,别的小孩放学都是一群一群的,在楼下扔石头、追着跑,吵得人头疼。他不是。他一个人,从小区门口走回来,走进楼道,等电梯,上楼,掏钥匙,开门,进去。
全程没有一点声音。
他书包里永远装着一个水杯,一个饭盒,还有一本练习册。有一回他掏钥匙的时候书包倒了,东西撒了一地,我蹲下去帮他捡。他也蹲下来接,一句话都不说,接完了,站起来,冲我鞠了一个躬。
鞠躬。
一个八岁的孩子,给邻居鞠了一个躬。
我当时手里还捏着他那个饭盒,愣在那儿,半天没动。
饭盒是那种不锈钢的,很旧了,边上磕掉了一块漆。
还有一回,是冬天,楼道里冷。他坐在自己家门口的台阶上,抱着书包,两条腿并着,坐得笔直。我问他怎么不进去。他抬起头看我,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他抬手指了指门。
我那时候没懂。
后来我懂了——他进不去。
他妈妈在里面。
我一度以为他是个哑巴。
后来我才知道他会说话。他只是不说。
郭建在家的时候,余虹是贤惠的。郭建一出车,她就换了个人。
3
郭建跑的是长途。一趟出去三五天,有时候一个星期。
他车一走,那家就活了。
我后来总结出来一个规律:郭建这个人,藏不住他的行程。
他出车前,会在业主群里发一句:“各位邻居,我这趟去山西,三天,家里有什么事麻烦照应一下。”
发完这句话,群里立刻就有人回:“老郭路上注意安全。”
他不光在群里说,他还在楼道里说。碰见谁都说,我去哪儿,几号回。
这人心里没有鬼。一个心里有鬼的人,不会把自己的行程挂在嘴上。
我一开始是随手记的。我写悬疑的,习惯把每天看见的东西记在本子上。后来我发现我记得越来越细,什么“周三下午四点,郭建拎着行李下楼,穿蓝色背心”,什么“周五晚上七点,601的灯全亮了”。
我买了一个台历,放在电脑旁边。他每次出车,我就在台历上画一个圈。他回来,我就把圈打个勾。
那个台历,后来被警察翻走了。
我那一整年的日历,画得密密麻麻。邵警官翻的时候,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记录,比我们物业的还全。
我说,我是写小说的,素材。
他说,你这个素材,有点太细了。
我没接话。
那本台历上,有一个圈我记得特别清楚。
去年秋天,郭建说去河北,四天。结果第二天晚上,他就回来了。
我那天在楼下遛弯,看见他那辆车开进小区,车头灯一晃,我愣了一下。
我上楼的时候,楼道的消防通道那扇门是开着的。
那扇门平时是锁的,钥匙在物业那儿。可那天它开了一条缝,门后头站着一个男人,正低着头往一个牛皮纸袋里塞东西。
四十多岁,穿一件黑夹克,头发有点稀疏。
他看见我,没说话,往旁边让了一下,从我身边过去了,走得很快。
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下了半层楼。
我上到六楼,601的门关着。过了大概一分钟,门开了,郭建从电梯里出来,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子。
他看见我,笑着说,妹妹,我提前回来了。
我说,怎么提前了。
他说,车坏了,修了两天,货主等不及,换车了。
他说,我给我媳妇买了个蛋糕,今天她生日。
他把纸袋子举了一下,上面印着一家蛋糕店的logo。
我说,那你快进去吧。
他“哎”了一声,掏钥匙开门。
开门的一瞬间,我听见余虹在里面喊了一声:“你怎么回来了!”
那个声音,很尖,不像是高兴。
郭建说,我提前回来了,给你买了蛋糕。
门关上了。
我站在楼道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一会儿。
我想起那个从消防通道下去的男人,手里那个牛皮纸袋,还有他走过我身边时身上那股味。
那股味我熟。
是余虹家的味儿。
我那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家是个筛子,四面漏风。
可我还是没说。
我回到屋里,坐在电脑前,把我台历上那个圈划掉了,重新画了一个。
我在旁边写了三个字:提前回。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
我大概是想留个证据。
我这个人,写小说写久了,看什么都像证据。
先是香水味。那股甜得发腻的味儿,从他们家门的缝隙里渗出来,顺着走廊爬,能爬到我家门口。然后是鞋跟。哒、哒、哒,从电梯口一路敲到601的门口,中间不带停的。
再然后,就是人。
那些人手里都拎着东西。公文包,牛皮纸袋,有的夹一个鼓鼓的文件袋,进门的时候用胳膊肘夹着。
楼里人管这叫“做生意”。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说她一个月能挣出一套房的钱,说她那些名牌来路不明,说她那钱见不得光。
我一开始也信。
我第一次撞见,是个下午。
那天我下楼拿外卖,电梯在五楼停了一下,门开了,进来一个男的,四十多岁,穿一件深灰的polo衫,肚子挺着,皮带扣是金色的,亮得晃眼。他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袋。他进来之后一直低着头看手机,看见我,愣了一下,往角落里缩了缩,把那个纸袋往身后挪了挪。
电梯到六楼,门开了。他没动。
我出去,走了两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电梯里。
我等了大概半分钟,电梯门关了,往上走了一层,又往下走,停在六楼。
我从猫眼里看出去,看见他从电梯里出来,走到601门口,敲了三下门。门开了。我看见开门的那只手,指甲是红的。门开得比刚才大一些,他侧身进去了,门关上。
我站在门后头,站了挺久。
我那时候还没多想。我想的是,是不是亲戚,是不是同事,是不是来修水管的。我在心里给这个人找了七八个理由,最后自己都觉得好笑。
后来我就不找了。
因为不是一次。
余虹这个人,做事情有个特点,她不怕人看见。她甚至有点儿不在乎人看见。那些人从电梯口走到她家门口,从来不遮遮掩掩,她走在旁边,一边走一边跟人说话,手里拿着一沓纸。
上午来一拨,晚上来一拨,有时候下午还来一拨。
她把时间错开,一天能见三拨人。郭建出车这几天,她像在赶一场必须赶完的活。
我有一回在阳台上抽烟,看见她从楼下上来,身边跟着一个很年轻的人,二十多岁,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胳膊里夹着一个文件夹。余虹走在他前头半步,一边走一边回头跟他说话,笑得眼睛都弯了。
走到楼下花坛那儿,她抬头,正好看见我。
我下意识想躲,可我没躲成。她冲我笑了笑,抬起手,跟我招了招。
那一下招手,我到现在都记得。她不是在打招呼。她是在告诉我,你看见了就看见了,我不怕。
我把烟摁灭在栏杆上,回屋把窗户关了。
我坐在电脑前,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脑子里全是她那一下招手。
我这个人写悬疑,写了六年,写过杀人,写过分尸,写过一整个村子的人合起来埋一个秘密。可我写的那些东西,跟眼前这个比,都像小孩过家家。
4
真正让我确定这件事的,是阳台。
我家阳台跟601的阳台正对着,中间隔着不到三米的空隙。我这边朝南,她那边也朝南。夏天太阳好的时候,两家的阳台都晒得发白。
郭建不在家的第二天,她家阳台上就会挂出一件衬衫。
白的,长袖,男的。从后领口挂上去,滴水,滴得很慢。风一吹,整件衬衫就鼓起来,像一个人站在那儿。
我们这栋楼里,谁家洗了衣服都往洗衣机里一塞。她不是。那件衬衫全是手洗的。我有一回半夜起来喝水,隔着阳台看见她家阳台的灯亮着,她站在盆边上,两只手在水里搓,一下,一下,很慢。搓完了拧,拧得水顺着她手腕往下淌。
她洗得很认真。
我后来想过很多次,她为什么非要手洗。洗衣机就在旁边,按一下就行。她偏不。她非要自己站在那儿,两只手泡在凉水里。
我想到一个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那件衬衫不是她的。
那件衬衫上有酒渍,还有签字笔划的一道痕。她不敢送干洗店,怕人问这衣服是谁的。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堵了一下。
但堵归堵,日子还是照过。
我跟余虹正经说过一次话。
那天晚上下雨,下得很大,雨点砸在楼道窗户上,噼里啪啦的。我写到十二点多,烟抽完了,正烦躁,听见有人敲门。
我以为是外卖,开门一看,是她。
她穿了一件黑色的裙子,头发被雨打湿了,妆有点糊。她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两瓶啤酒。
她说,妹妹,你家有开瓶器吗。
我说没有,我用牙开。
她就笑了,说,那我借你的牙。
我让她进来了。
她坐在我沙发上,把外套收拢了一下,坐得挺端正。我把啤酒开了,递给她一瓶。她接过来说了声谢谢,然后就那么坐着,喝了一口,没说话。
我坐在电脑椅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这屋子挺干净的。
我说,一个人住,没什么东西。
她说,一个人住好啊。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窗外。窗外的雨顺着玻璃往下流,把楼下的路灯拉成一条一条的。
她又喝了一口,说,妹妹,你写小说是吧。
我说是。
她说,写的什么。
我说,悬疑。
她说,杀人的那种。
我说,差不多。
她“哦”了一声,把啤酒放在茶几上。她说,我看过一本,不知道是不是你写的。
我说,你不可能看过,我一本都没卖出去多少。
她说,那我看的是别人的。
她笑了一下。那个笑跟她在楼道里、在电梯里那种笑不一样。这个笑有点累,嘴角抬了一下就掉下去了。
她说,妹妹,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你说。
她说,你写的那种凶手,我一看就知道是谁。
我说,为什么。
她说,因为你写的凶手,太体面了。
她说,你写的凶手,都有一个理由,都有一个苦衷,最后读者还得同情他。
她说,现实里不是这样的。
我说,现实里什么样。
她把啤酒瓶拿起来,转了半圈。
她说,现实里的坏人,不会让你看出来。
她说,他就站在你旁边,跟你笑,帮你搬东西,跟你递烟。你跟他过了三年,你都不知道。
我端着酒瓶,没动。
她说,我这话说得有点吓人是不是。
我说,有点。
她说,那你别往心里去。我喝多了。
她把瓶子里剩下的喝完,站起来,说,我走了,明天还得早起给孩子做饭。
我送她到门口。她出去,走了两步,回过头来。
她说,妹妹,你一个人住,晚上害怕吗。
我说不怕。
她站在楼道的灯底下,头发还是湿的,脸上的妆糊了一半,看起来比平时老了十岁。
她说,我怕。
然后她就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走到601门口,掏钥匙,开门,进去。
门关上的声音在楼道里响了一下。
我回屋,把门锁好,坐回电脑前。
那天晚上我一个字都没写。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那句“现实里的坏人,不会让你看出来”。
我当时以为,她说的是那四个男人。
我没想到,她说的是她老公。
这件事在我们小区,是公开的秘密。
早上遛狗的大爷知道,一楼卖菜的大姐知道,物业的老魏知道,连每天来收垃圾的保洁阿姨都知道。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有数。
他们见了郭建,还是笑,还是接他的烟,还是有快递让他帮着扛。
没有一个人提过一句。
我一开始觉得这些人挺不是东西的。后来我自己也没说,我就没资格觉得别人不是东西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郭建在楼道里碰见。他刚回来,一身的柴油味,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手里拎着两袋子菜市场买的菜。他看见我,笑了,从兜里摸出烟盒,抖出一根递给我。
我说我不抽这个,我抽细的。
他就笑了,说,行,那你抽你的,我抽我的。他自己点上一根,靠在墙上,长长地吐了一口。
那口烟吐出来,他整个人都松了。
他说,妹妹,我今天跑了十三个小时。
我说,累吧。
他说,累。但是回家好。一开门,我媳妇在厨房做饭,我儿子在写作业,那味儿一飘出来,我这一天的累就都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是那种特别实在的笑。那笑一点表演的痕迹都没有。
我站在那儿,手里捏着那根没点的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心里那句话就堵在嗓子眼里:哥,你知不知道你媳妇……
我没说。
我把烟别在耳朵上,跟他说,哥,你快回去吧,菜要凉了。
他“哎”了一声,拎着菜上楼了。
我站在楼道里,听着他家的门开了,听见余虹在里面喊了一声“回来啦”,听见小满喊了一声“爸爸”。
我把耳朵上那根烟拿下来,捏碎了。
我当时就想,这个男的,这辈子可能就这么过下去了。他每天跑十三个小时的车,挣的钱一分不少交回家,回来闻到一锅热菜的味道,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他不知道,他脚底下踩着的这块地,早就被人挖空了。
我也不知道,这块地底下,还埋着一条命。
5
出事那天是星期三。
我记得清楚是星期三,因为星期三我一般不出门,从早到晚在家赶稿。那天下午三点多,我正写到一场雨夜的戏,卡在一个人物怎么死的,卡了快一个钟头,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楼道里开始吵。
我们这栋楼的楼道平时很安静。老小区,住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白天基本没人走动。偶尔有一两声关门声,或者谁家的小孩在楼下喊一嗓子,很快就没了。
那天不一样。
先是电梯“叮”的一声,然后是一大串脚步声,四五个人一起踩过来的。皮鞋,硬底的,踩在楼道的水泥地上,一下一下,很沉。中间还夹着压低了的说话声,听不清说什么,就是那种在别人家门口商量事情的声音。
我把键盘推开,走到门口,从猫眼里往外看。
四个人。
四个男人,都穿西装,三个深色的,一个浅灰的。年纪三十多到四十多,头发都梳得很整齐,有一个人手上拿着一只公文包。他们站在601门口,没敲门,就站着,其中一个人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门开了。余虹站在门口。
她那天下午的打扮,我隔着猫眼都看得清楚。
深灰的连衣裙,裙摆到小腿,脚上一双黑色的高跟鞋,鞋跟细得像钉子。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子,头发盘起来了,露着一截后颈。脸上妆化得整整齐齐,嘴唇是那种很深的口红。
我从来没见过她把妆化得这么齐整。
她看见门口四个人,笑了,说了一句什么,四个人就进去了。
门关上了。
我在门口站了大概两分钟,才回过神来。
我心里当时想的是,来了四个。以前都是一个一个来,今天来了四个,还是一起来的。
我那会儿还在用一种很轻松的心态看这件事。我甚至在心里逗自己,说这女的今天是要谈个大单。
我不知道,那是她最后一天。
后来警察问我的时候,问我那天有没有觉得不对劲。我说,觉得了。他们说,哪里不对劲。我说,四个人,一起来。
邵警官当时记了下来,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这个“一起来”,说得很准。
那天下午到晚上,我一直在写稿,中间出来过两趟。
不过在那之前,我在阳台上看见过他们下车。
两辆车,一黑一灰,停在楼下那棵大槐树底下。黑色的那辆很长,车头灯是那种细长条的,我在网上见过,不便宜。灰色的那辆是个SUV,车身干干净净的,一点泥都没有。
四个人从车上下来,动作都很慢,不着急。其中一个当中间隔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车,然后按了一下钥匙,车灯闪了两下。
他们上楼的时候,看门的老头从传达室里探出头看了一眼。老头姓刘,六十多岁,一天到晚坐在那儿看抗日剧。他看了一眼,又把头缩回去了。
我们这个小区就是这样,什么人进来,都没人问。门禁坏了好几年了,谁都能进。楼道里连个摄像头都没有,物业说装不起。
我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进楼,抽了半根烟。
我心里那时候有个念头飘了一下:今天这个排场,不太一样。
以前来的都是一个人,坐一会儿就走。这次四个,一起,穿得板板正正,手里还有公文包。
我那个念头飘了一下,就过去了。
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人家谈生意。现在做生意都这样,一群人上门谈,谈完签合同。跟邻居没关系。
我把烟摁了,回屋坐下。
我坐下来之后,手放在键盘上,半天没动。
我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在说:你要不要下去看一眼。
我没下去。
我凭什么下去。我一个对门的,人家家里来了客人,我下去干什么。
我最后把那点别扭压下去了,开始写稿。
我写的是一个人怎么在雨夜里被人从背后勒死。我写得挺顺,写了两个小时。
那天下午我写得特别顺,一个字都没卡住。
现在我想起来,觉得特别讽刺。
我在纸上编一个人怎么死,隔壁就真的有一个人在死。
我一个字都没听见。
第一趟是六点多,我下楼拿外卖。电梯门一开,601门口站着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就是那四个人里穿浅灰西装的那个,个子很高,头发往后梳,露出一片很亮的额头。他背对着我,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举着手机,说话的声音很低,听不出内容。
他听见电梯响,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一眼,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不舒服。他不是在看我这个人,他是在看我这个“位置”。他先看我的脸,再看我手里的外卖,最后看电梯上的楼层数字,看完了,才把那一眼收回去。
我把外卖拎上楼,门关上的时候,听见他在说一句话。“……那边我已经说好了。”
我没听清。
第二趟是十一点多,我倒垃圾。601的门口已经没人了。地上有两个烟头,一个踩扁了,一个没踩。
我下楼把垃圾扔了,回来的时候,看见601的客厅灯是亮的,卧室的灯也亮着。
我那时候还以为,他们还在。
其实那时候,人已经走了。灯是我第二天才知道为什么亮着的。
6
那天夜里,我听见了声音。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写稿写到半夜,耳朵特别灵。楼上楼下谁家的水管响一下,谁家的门开一下,我都能听出来。这个毛病写小说的时候是好事,过日子的时候是折磨。
那天我写到两点多,正卡在一个转折上,脑子转不动,就把电脑推到一边,躺到床上刷手机。
刚躺下没一会儿,听见对面有动静。
我把手机放下,坐起来,竖起耳朵。
然后是脚步声。高跟鞋的声音没有了,换成光脚或者拖鞋在地板上走,很轻,来来回回。
再然后,是别的声音。
我说不出那是什么声音。不是说话,不是哭,也不是吵架。是一种很低、很闷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有人被捂住了嘴,在使劲往外挣。
中间夹着“咚”的一声。像有什么重东西从床上掉下来,砸在地板上。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吵架了。
我们这栋楼里,夫妻吵架不是什么稀罕事。隔壁单元有一对,一个月能吵三回,摔东西的声音全楼都听得见。
我坐在床上,犹豫了大概十几秒。
我想的是,这是人家的事。我一个邻居,大半夜的,跑过去敲门,算什么。要是人家小两口闹别扭,我一个外人插进去,第二天见了面怎么说话。
十几秒之后,声音没了。
安静下来,安静得有点过分。刚才那些声音,一下都没有了。
我又坐了一会儿。差不多过了五六分钟,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
洗衣机启动了。
“嗡……”的一声,闷闷的,像从地板底下传上来的。然后是水,我听不清水声,只有那种低低的震动,一直响,响了很久。
我那时候还想,这大半夜的洗什么衣服。
洗衣机停了以后,我又躺了一会儿,没睡着。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我听见对面的阳台门被拉开。那种玻璃门“哗啦”一声,很轻,但在半夜特别清楚。
我又想,这大半夜的,开阳台门干什么。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两点十四。
这个时间点,后来警察问了我三遍。
问我第一遍的时候,我说两点多。问第二遍的时候,我说两点十四。问第三遍的时候,邵警官说,你确定是两点十四。
我说确定,我看的嘛。
他说,你看的时候,声音已经响了多久了。
我说,刚响。
他把这个记下来了。
我后来想过,这个“刚响”,对我来说是多大的事。
我在床上坐着,耳朵竖着,听见对面那个“咚咚”的动静。
我心里其实已经觉得不对了。
我们这栋楼里的夫妻吵架,我听过很多次。吵架是有词的,有高有低,有骂,有哭,有摔东西。
那天晚上的声音没有词。
就是那种闷着的,被人捂着的声音。
我那时候想的是:会不会出事了。
我甚至已经想到了她那几个客户。我想,是不是哪一单谈崩了,动手了。
我想到这儿,心里更不想去了。
因为要真是那样,我一个女的,过去敲门,我能干什么。我能拉开一个喝多的人吗。
我拿起手机,想着要不要打110。
我按了“6”,又删了。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你连人家门里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你报什么警。万一是人家在看电视,万一是人家在闹着玩,你报了警,警察来了,你以后怎么在这儿住。
我就这么想了大概十几秒。
这十几秒里,声音一直在响。
然后停了。
我把手机往床头一扔,躺下来了。
我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一个特别顺的理由:人家洗完澡洗衣服,很正常。人家刚才那点声音,可能是看电视剧,可能是搬东西。我住对门,我管不着。
我很快就睡着了。
我后来无数次地想过那十几秒。
如果我那天没犹豫那十几秒,如果我穿上拖鞋,拉开门,走过去敲三下门,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想了无数遍。想一遍,心里就沉一遍。
因为后来警察告诉我,那天晚上,那四个人已经走了。那栋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
那个洗衣机的声音,是她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动静。
7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
敲得很轻,一下,两下,隔了一会儿,又一下,像一只小猫在用爪子挠门。
我看了一眼手机,八点四十。
我以为是送快递的,披了件外套去开门。
门一开,门口站着个小男孩。
余小满。
他背着一个蓝色的书包,书包看着比他的背还宽,带子滑到胳膊肘那儿去了。他穿着一件校服,领子翻着,脚上是一双白球鞋,鞋头那儿有点脏。头发没梳,一绺一绺地翘着。
他抬头看着我。
那双眼睛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又大又黑,眼白很干净,睫毛长得像女孩子。可那双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空的,像两口很深的水井,你望进去,望不到底。
他伸出手,拉住我的衣角。
他的手很小,很凉。
他没说话,就那么拉着我,往他家门口指。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说,小满,怎么了?
他不说话,又指了一下。
我说,你妈妈呢?
他还是不说话,拉着我的衣服往那边拽,拽得很用力。他力气不大,可他拽得很急,整个人都在往前倾。
我跟着他走了。
那三步路,我走得特别慢。我心里有个东西在往下沉,沉得我腿有点软。我一边走一边给自己找理由:可能是他妈睡着了没醒,可能是他妈病了,可能是他想让我帮他开门。
601的门是虚掩着的,留了一条缝。
我把门推开。
屋里没开灯,窗帘拉着,光线很暗。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两个杯子,一个是空的,一个里还有半杯水。沙发上有件深灰色的连衣裙,揉成一团。
厨房那边有点动静。
我往里走了两步,闻到一股味道。
不是香水味,也不是饭菜味。是一种很闷的、有点发甜的味道。
小满松开我的衣服,站在客厅中间,不动了。他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着。
我在客厅里站了大概十几秒。
那十几秒里,我的眼睛把这间屋子扫了一遍。
茶几上摊着两份纸。我离得有两米,看不清上面的字,只看见白纸上印着一行一行的黑字,最上面有一行大一点的字,像是标题。两份纸中间夹着一个红色的小盒子,圆形的,盖子打开着,里面是红色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印泥。
纸旁边放着一支黑色的签字笔,笔帽拔了,扔在一边。
茶几底下的地板上,有一张撕成两半的纸,撕口很整齐,是那种从中间一下撕开的。
沙发扶手上搭着一件深灰色的连衣裙,就是她那天下午穿的那件,裙摆撕开了一道口子。
沙发另一头,扔着一部手机,屏幕是黑的。
门口鞋柜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里面五个烟头,有两个是新的。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些东西,脑子里转得很快。
两份文件,印泥,签字笔,空的签字栏。
我写了六年悬疑,我见过太多这种场面——在小说里。
我心里冒出来一句话:这不是谈生意。
谈生意不用印泥。
谈生意不需要把纸撕了。
我往里走了两步,闻到那股味道更重了一点。
然后我走到卧室门口。
卧室门也是半开的。
我推开门的那一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不知道我站了多久。可能三秒,可能十秒。我后来回想,我那时候应该是没动,连呼吸都停了。
我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床。
被子一半在床上一半在地上,枕头掉了一个,床单皱得像被人从中间抓了一把,往四个方向扯。
床沿上搭着一只拖鞋,另一只倒在床底下。
然后我看见她的手。
她的手放在身侧,五根手指半弯着,指甲是红的,红的发亮,像五根小辣椒,又像五只烧过的鸡爪。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五根手指。
最后我才看见她的脸。
我的眼睛自己不肯往上走。它从床走到手,从手走到脸,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她的脸是侧着的,一半埋在枕头里。眼睛睁着,眼白上蒙着一层灰。
嘴张着。
嘴里塞满了东西。纸,白的,一页一页揉成团,把整个口腔撑开了,嘴角被撑得往两边扯,扯出两道白痕。
脖子上还绕着几张,绕了两圈,松松垮垮地挂着,一头垂在床沿上。
我站在门口,第一个念头特别荒唐。
我想的是:她是不是噎着了。
这个念头只存在了半秒钟。
因为我又看见她的眼睛。
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只是噎着,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往前迈了一步。
那一步迈出去,我是想去帮她把嘴里的东西抠出来。
我那时候脑子里已经乱了,我甚至在想,我要是抠出来,她是不是还能喘上气。
第二步我没迈出去。
因为我看清了那些东西。
那是纸。A4的打印纸,一页一页,揉得很紧。
我能看见上面有字。打印的字,一行一行的,被口水洇开了一片。
那是名字,日期,还有数字。
我整个人就定在那儿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我那时候想到的,是我家阳台上挂的那件衬衫。白的,滴着水,风一吹就鼓起来。
那些纸,现在在她嘴里。
我胃里一阵翻,我弯下腰,一只手撑在门框上,干呕了两下,什么都没呕出来。
然后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背撞在门框上,整个人往下滑。
我坐在地上了。
我坐在地上的时候,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还是荒唐的——我想,我昨天在电梯里还看见她,她还朝我笑。
第二个念头是:她昨天晚上,是不是喊过救命。
第三个念头是:我听见了。
小满站在客厅里,没过来。
他小声地说了一句话,这是那天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他说,阿姨,我妈妈是不是生病了。
8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从地上爬起来的。
我只记得我爬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小满拉到了门外。
我把他拉到我家门口,让他站在那儿,跟他说,小满,你站这儿,别动,别往里看。
他点点头。
他的手一直抓着我的衣角,我掰了一下,没掰开,我就让他抓着。
我进屋拿手机。
我的手机在书桌上,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我昨天晚上写到一半的稿子。光标在那儿闪着。
我把它拿起来,屏幕一滑,掉在地上,“啪”的一声。
我蹲下去捡,捡了两次才捡起来。
我按110的时候,手心全是汗,按了三次才按对。第一次按成了1100,第二次按成了119,第三次才对。
电话通了,那边“喂”了一声。
我张了张嘴。
我张了三次嘴,才发出声音。
我说,死人。
那边顿了一下,说,什么。
我说,我这儿死人了,我对门,601。
那边说,女士,你先冷静一下,告诉我你的地址。
我卡住了。
我住在这儿半年,我居然想不起来这个小区的全名。
我在脑子里翻,翻了大概三秒钟,才把那三个字翻出来。
我报完地址,那边问我,人还有气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敢碰。
她说,你现在立刻出来,把门关上,别让任何人进去,别动任何东西,我们马上到。
我说好,我说好,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靠在墙上。
我靠着墙,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撞得耳膜“咚咚”响。
楼道那边,有一扇门开了。
是三楼的老太太,她探出半个头,看了一眼,又把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扇门开了,又关上了。
没有人出来问。
我站在我家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拿着手机,看着对面那扇半开的门。
那扇门里头,黑着。
小满站在我旁边,仰着头看我。
他说,阿姨,警察叔叔会不会把我妈妈带走。
我低下头。
我说,不会。
他说,那他们会带谁。
我说,他们谁也不带。
他说,那他们来干什么。
我蹲下去,跟他平视。
我说,他们来看看你妈妈。
他说,看完就会走吗。
我说,会。
他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去等她。
我没说话。
我把他抱过来,抱在怀里。
他的身子很轻,轻得像一把柴。他两只手垂着,没有抱我,也没有挣。
他就那么让我抱着,一动不动。
我那时候想,这孩子,连被人抱着都不会。
我把601的门关上,关上之后又觉得不对,又拉开一条缝。我最后就那么留了一条缝,站在门口。
楼道里很静。
小满站在我旁边,仰着头看我。
他说,阿姨,我妈妈是不是要睡很久。
我蹲下来,蹲到他面前。我想说点什么,可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最后说了一句,我说,警察叔叔马上来。
他说,为什么要警察叔叔来。
我说,因为你妈妈生病了。
他“哦”了一声。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心口像被人攥住的话。
他说,我早上泡了面。
我说,什么。
他说,我泡了两碗,一碗我吃,一碗给我妈。我等她起来送我上学。我等到八点半,她还没起来,我就自己敲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我蹲在那儿,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我赶紧扭过头去,用手背擦了一下,怕他看见。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妈已经在这个屋子里,一个人躺了一整夜。
9
警察来得很快。
先是两个穿制服的,从电梯里出来,一边走一边戴手套。后面跟着三个人,一个人提着箱子,一个人拿着相机,还有一个人什么都没拿,走在前头,个子不高,四方脸,眼睛很亮。
那个人就是邵警官。
他走到601门口,先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小满一眼,然后问我,是你报的警。
我说是。
他说,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对门邻居,602。
他点点头,说,你先别走,一会儿跟我们去趟所里。
我说好。
他进了屋,过了大概两分钟出来,脸色没变,只是把门带上了。他跟旁边的人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就下楼去叫人了。
后来来了很多人。楼道里全是人,鞋套、手套、相机闪光灯,还有那种对讲机“滋滋”的声音。我们这栋楼从来没这么热闹过。
我被请到了楼下。
楼底下已经围了一圈人。老的小的,抱着孩子的,穿着睡衣的,全在那儿抻着脖子往上看。
一楼的王阿姨拉住我,问我出什么事了。
我说601出事了。
她说,出什么事。
我说,人没了。
她“哎哟”一声,手往胸口一拍,往后退了半步。然后她压低声音问我,怎么没的。
我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我那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我只看见了她嘴里那团东西,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坐在楼下的石凳上,太阳晒着我的后背,我却一直在发抖。
警察还没到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看着楼门口,看着那条通往六楼的电梯。
我脑子里一直在循环一件事。
昨天下午,我跟她坐同一部电梯。
那天我下楼拿快递,她也下楼,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她看了我一眼,笑了。
她说,妹妹,你这张脸,不化妆可惜了。
我当时“嗯”了一声,把眼睛挪开了。
我一直觉得她这个人俗。她的头发太卷,她的妆太厚,她的香水太冲,她身上的牌子堆得太满。我一个写小说的,平时见的人不多,我有点看不上她。
我在电梯里跟她站在一起,站了好几层,我心里想的是:这人真吵。
她那天还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妹妹,你最近瘦了,是不是又熬夜。
我说,写稿。
她说,写稿挣钱吗。
我说,不挣。
她笑了,说,那你还写。
我说,不写我干什么。
她那天说了一句我当时没听懂的话。
她说,人得有个能干的事,不然就容易干别的。
我那时候以为她在教育我。
现在我知道了,她那是在说她自己。
我坐在石凳上,想着这些话,突然一阵恶心。
我跑到花坛后头,扶着树干呕了几下,眼泪都出来了。
一个遛狗的阿姨递给我一瓶水。我接过来喝了,手一直在抖。
我的手机一直在震。
业主群炸了。
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从楼下往上拍的,拍到了我们这栋楼,拍到了六楼窗口拉着的那条警戒线。配了一句话:“6楼怎么了?”
三分钟之内,群里的消息刷了两百多条。
“我刚看见警车了。”
“来了三辆。”
“是601吧?”
“我刚从电梯里出来,看见警察在那儿拍照。”
“出人命了?”
“谁啊?”
“601那家的。”
然后群里安静了十几秒。
这十几秒的安静,我到现在都记得。刚才还吵得像菜市场,一说到“601那家的”,所有人都不出声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601那家是谁。
过了一会儿,有人发了一句:“是老郭他媳妇?”
没人回答。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发:“那老郭呢?老郭知道吗?”
还是没人回答。
我看着手机屏幕,看着那些“正在输入”的提示一个一个亮起来,又一个一个灭下去。
十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
那十几分钟的安静过去之后,群里开始有别的声音。
先是有人发了一张照片。是去年小区搞活动的时候拍的合影,余虹站在中间,穿一件红裙子,笑得很开。发照片的人配了一句话:“前几天还看见她。”
然后底下就开始了。
“我早就说这女的不对劲。”
“你们不知道吧,她家天天一拨一拨地上人,个个拎着包。”
“我住五楼,我听得清清楚楚。”
“这种钱挣多了,早晚出事。”
“别这么说,人都没了。”
“我说句实话,我一点都不同情。她那钱怎么来的,谁心里没数。”
“她那个老公才可怜。”
“可怜什么,他自己愿意。”
“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看着那些字一行一行往上翻,手指头在屏幕上停着,一个字都没打。
这些人,平时在群里聊的都是停水通知、电梯维修、谁家的狗在楼道里拉了屎。
今天他们聊的,是一个刚死了的女人,和她这三年挣的那些钱。
有的人说得特别细,细到我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来的。有的人开始算账,说她这几年买了多少东西,换了多少包,这些钱是哪来的。还有人发了一个“吃瓜”的表情。
我把手机屏幕按灭了。
过了一会儿,又亮了。
有人在群里@我。
“602那个新搬来的,是她报的警吧?”
“是她。”
“她看见什么了?”
“说说呗。”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手指头在屏幕上悬着,抖了一下。
我没回。
我打了一段,删了,又打了一段,最后发出去的是这一句:“她这三年,家里天天有人上门,全楼都看见,全楼都没问过一句。今天你们说的每一句,三年前说,都能救她一条命。”
发完我把手机倒扣在桌上,没敢看。
过了几分钟,我翻过来瞄了一眼。
群里一条新消息都没有。
又过了一会儿,物业的老魏发了一条:“各位邻居,601的事情警方正在处理,请大家不要在群里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谢谢配合。”
有人跟着回了一个“收到”,接着又是一片安静。
然后有人发了一句:“老魏,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老魏没回。
最后是一楼卖菜的大姐发了一句:“这可怎么跟老郭说啊。”
然后群里又安静了。
我把手机扣在腿上,看着楼底下那些人。
那些人都在看,都在小声议论,都在摇头叹气。可我一个都没看见有人掏出手机给郭建打电话。
没有一个人。
10
郭建是傍晚回来的。
六点多,天刚开始暗,一辆白色的货车直接开到了楼下,车头歪着,停得特别急,把一个垃圾桶都撞倒了。
车门开了,他从上面跳下来。
他穿着一件背心,胳膊上全是汗,脚上只穿着一只鞋,另一只不知道掉哪儿去了。他跑得很快,跑得跌跌撞撞的,跑到楼门口的时候被两个保安拦住了。
他一边挣一边喊,喊的是他媳妇的名字。
“余虹!余虹!”
那两声喊,整栋楼都听得见。
保安拦着他,说,老郭,你冷静点,警察在里头。
他一把把保安推开了。那个保安一米八,被他推得往后退了两步,撞在墙上。
他冲进楼道,冲上楼梯,没等电梯。
六楼。
我在楼下,可我听见了。
后来是楼下的人跟我说的,说得特别详细,因为当时楼道里站了十几个人,全都看见了。
他冲到601门口,门口拉了警戒线,两个警察拦着他。他站在那条线外头,往里看了一眼。
就一眼。
然后他发出一声“啊”。
那一声,我到现在都没法形容。那不是哭,也不是喊。那是一个人嗓子被撕开了,从肚子底下,从骨头缝里,硬挤出来的声音。很难听,像野兽。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条腿往前瘫着,两只手抓着门口的地砖。
然后他往前扑。
他要往里爬。警察抱住他,他就挣。他挣的时候一直在喊,喊的内容听不清,就是那种把嗓子喊破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
有一个邻居说,他看见郭建的鼻涕挂到了下巴上,他不管,就那么挂着。眼泪流了一脸,他也不擦。
警察把他按住了。
按住了之后,他就坐在楼道的地上,开始捶自己的胸口。
一下,一下,很重,声音“咚咚”的,跟捶鼓一样。
他捶了大概十几下,然后两只手撑在地上,头低下去,开始嚎。
那个嚎,一直嚎了十几分钟。
楼底下的人开始说话了。
先是一楼的王阿姨,她一直在抹眼睛。
她说,老郭对这个孩子,真是没得说。
她说,去年冬天那个孩子发烧,烧到三十九度多,半夜十二点,老郭抱着孩子从楼上跑下来,打不到车,他就抱着孩子跑,跑到三站地以外的儿童医院。
她说,那天下了雪,他穿着一双胶鞋,抱着孩子跑了四十分钟。
她说,到了医院,孩子退烧了,他自己坐在走廊上,鞋都冻硬了。
旁边一个男的接了一句,说,我知道,他那个人。
他说,他自己一年到头穿那两件衣服,给孩子买鞋,一副耐克,五百多,眼都不眨。
他说,那孩子是他媳妇带来的,不是他亲生的。
他说,可你看他那个样子,跟亲生的有什么两样。
我站在人群里,听着他们说这些,心里堵得更厉害了。
我以前见过郭建带着小满下楼。
他走在前面,孩子跟在后面,两个人隔着一米多的距离,谁也不说话。
我当时还觉得,这父子俩关系不怎么样。
现在我才明白,那种沉默不是疏远。
那种沉默是,他一直在孩子后面半步的位置上,看着,护着,不说话,怕孩子觉得不自在。
一个三十一岁的男人,把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护成了这个样子。
而现在,他站在六楼的楼道里,坐在警戒线外面的地上,捶自己的胸口。
他哭的那个人,是他老婆。
他哭的那句话,我今天都记得。
他喊的是:“你怎么不等我。”
这句话,我当时听着,心都碎了。
现在我想起来,头皮发麻。
你怎么不等我。
他这句话,可以是不等我回来救你。
也可以是不等我回来,跟你算账。
后来法医把余虹抬出来,用一个白色的袋子装着,放在担架上。担架从门口推出来的时候,郭建从地上爬起来了。
他扑过去,两只手抱住那个担架。
警察拉他,他就不松手,手指头抠在袋子上,抠得指甲都白了。他喊“让我看看她”,喊了三遍。
最后是三个警察一起,才把他从担架上扒下来。
他被人架着往电梯口走,走的时候一直回头。
我在楼下,抬头看着六楼的窗户,听着那些声音一层一层往下淌。楼下围观的人,好多都在抹眼睛。
我没抹。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一直在过一个画面。
是我跟他站在楼道里抽烟那天。
他说,我一开门,我媳妇在厨房做饭,我儿子在写作业,那味儿一飘出来,我这一天的累就都没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那个笑,是真的。
一个男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两天在家,剩下的日子在外头跑车。他回家的时候,闻到的是一锅热菜的味道。
他从来没闻到过别的味儿。
我们这个楼道里,她家夜里来人的时候,那股香水味能飘到电梯口。
那味儿那么冲,那么厚,一个人只要从那扇门跟前走过,衣服上都能沾上。
他一个天天回这个家的人,他看不出来?
我在人群里站着,看着六楼的窗口,心里那个问题一直翻上来。
他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他不敢知道。
这两件事,看起来一样,其实差得远。
他不知道,那他是可怜人。
他不敢知道,那他就是这栋楼里,最狠的那个人。
我站在那儿,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个念头,转得我头皮发麻。
我从头到尾,没有听见他问一句“怎么回事”。
一个丈夫,回到家,看见自己老婆死了。正常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问,怎么死的,谁害的,什么时候的事。
他一句都没问。
他直接就哭了。
哭得那么响,那么真,那么不要命。
我当时还以为,这就是爱。爱到极点了,人就不问了,只剩下疼。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问,是因为他不用问。
11
小满是被一个女警带下来的。
女警姓李,很年轻,扎着马尾,蹲在小满面前跟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放得很轻。
小满坐在楼下的花坛边,书包还背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
我坐在他旁边,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没敢挨着他。
李警官问他,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余小满。
她说,你几岁了。
他说,八岁。
她说,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他说,余虹。
她说,今天早上,是你去找的阿姨吗。
他说,是。
她说,你为什么要去找阿姨。
他说,因为我妈妈叫不醒。
李警官停了一下。
她说,你叫了你妈妈几次。
他说,我叫了三次。第一次我叫妈妈,妈妈没动。第二次我推了一下,妈妈还是没动。第三次我在她耳朵边上大声叫,妈妈还是没动。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一点起伏都没有。像在背一段课文。
李警官的眼睛红了。她低下头,装作在笔记本上写字,写了挺久。
然后她问了一句,你今天早上做了什么。
小满说,我泡了面。
李警官抬起头。
小满说,柜子里有方便面,我拿出来两包。我用开水泡的,泡了五分钟。一碗我吃,一碗给我妈。我把我妈那碗放在桌子上,等她起来。
他说,妈妈每天七点叫我,送我上学。今天我等到八点半,她还没起来。
他说,我就想让她多睡一会儿。她昨天很累。
李警官问他,你怎么知道你妈妈很累。
小满说,昨天晚上,我没在家。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昨天晚上的事。
李警官把笔停住了。
她说,你不在家,去哪儿了。
小满说,妈妈让我去楼下王阿姨家睡一晚。她说家里要来客人,谈事情,让我别回来。
她说,你去了吗。
小满说,去了。王阿姨给我铺了床。我睡到早上七点。
她说,然后呢。
小满说,我自己上楼,用钥匙开的门。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
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
他说,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妈妈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腰上,一只手在床外边挂着。
李警官说,你妈妈平时在家谈事情的时候,你在哪儿。
小满说,在房间里。
他说,妈妈把门从外面锁上,不让我出来。
他说,她说等叔叔走了就叫我。
我坐在旁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后脊背一阵凉。
从外面锁上。
她把一个八岁的孩子,从外面锁在房间里。
李警官还没问下一句,旁边另一个警察递过来一瓶水,让小满喝。小满接过来,两只手捧着,没喝。
李警官又问,小满,你平时上学,是谁送你。
他说,妈妈。
她说,谁接你。
他说,我自己回来。
她说,你爸爸呢。
他说,爸爸跑车。
她说,爸爸多久回来一次。
他说,有时候三天,有时候五天。
她说,你喜欢爸爸吗。
他停了一下。
然后他说,喜欢。
她说,为什么喜欢。
他说,他给我买鞋。
他说,他自己不买。
李警官低下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写了很久。
她说,小满,你妈妈平时在家做什么。
他说,做饭。
她说,还有呢。
他说,洗衣服。
她说,还有呢。
他想了一下,说,睡觉。
李警官说,你妈妈平时出去吗。
他说,出去。
她说,出去做什么。
他说,上班。
李警官把笔停住了。
她说,你妈妈上什么班。
他说,不知道。
他说,妈妈说是上班。
他说,妈妈上班回来,会给我带东西。
他说,有时候是炸鸡,有时候是玩具。
他说,妈妈说,这是她上班挣的。
我坐在旁边,听到这儿,心里像被人拿针扎了一下。
这个孩子,一直以为他妈在上班。
他不知道他妈上的是什么班。
他也不知道,他妈每次“上班”回来,为什么第一件事是把包里的东西倒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数,为什么那些客户留下的衬衫,她要一个人泡在盆里洗。
他只知道,妈妈上班回来,会给他带炸鸡。
李警官问他,你害怕吗。
小满想了一下,说,不怕。妈妈经常这样。
经常。
这两个字,比什么都重。
我坐在那儿,看着这个孩子的侧脸。
他瘦,脸颊上没什么肉,下巴尖尖的。他的睫毛真的很长,垂下来的时候,在脸上投出一小片影子。
他不哭。
从头到尾,他都没哭。
一个八岁的孩子,早上起来,叫不醒妈妈,泡了两碗面等她,等了两个钟头,然后自己走到对门去敲门,把邻居拉过来,看见了那一切,坐在楼底下回答警察的问题,一句都没哭。
我当时觉得,这个孩子心里有个地方,已经坏掉了。
后来我才知道,坏掉的地方,比我想的还要深。
12
第二天,消息传回来了。
那四个人,被放了。
我是在业主群里知道的。
那天中午,群里有人发了一句:“听说601那案子,那四个男的放出来了。”
底下立刻有人问:“哪个四个男的?”
“就是那天下午上楼的那四个。”
“怎么放的?”
“说是问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放了。”
我当时正在电脑前坐着,看到这条消息,手指头停在键盘上,半天没动。
我不信。
我给邵警官打了电话。电话是我前一天做笔录的时候他留给我的,他说有事随时联系。
他接了。
我说,邵警官,那四个人放了?
他那边停了一下,说,放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证据不够,只能放。
我说,他们四个,一起进了那个人的家,当天夜里那个人就死了,这叫证据不够?
他说,许昭,你先别急。
我说,我不急。我就想知道,他们说什么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们说,是去做结算的。
我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什么。
他说,结算。四个人口径一模一样,说那天下午是去余虹家里签验收单,中间一直在对账,对了很久,所以走得很晚。走的时候余虹还好好的,还送他们到门口。
我说,这谁信啊。
他说,我们也不信。
他说,可是他们四个人一起来,一起走,互相作证。现场没有打斗痕迹,没有指纹,没有监控拍到他们动手。她身上也没有他们的东西。
他说,最关键的是,这四个人身份不一般。
我说,怎么不一般。
他说,一个上市公司的副总,一个做医疗器械的老板,一个搞工程的,还有一个是……他停了一下,说,反正最差的那个,年薪也上百万。
他说,他们进来的时候,一个个坐得笔直,翘着腿,其中一个还问能不能抽烟。点了烟,仰着脸,往天花板吐烟圈,那个样子,我们那个年轻的小刑警气得够呛,后来跟我说,他当时都想报警。
我说,那你们就这么放了。
他说,不放能怎么办。过了二十四小时,就得放。
我把电话挂了。
挂了之后,我下楼去找老魏。
老魏在传达室里看电视剧,声音开得很大。我敲了敲窗户,他把声音关了,推开窗。
我说,老魏,那天下午,你看见那四个人了吗。
他说,看见了。
他说,两辆车,一黑一灰,停在槐树底下。
我说,他们进来的时候,有人跟你说话吗。
老魏想了一下。
他说,有一个,走在最前面那个,穿灰西装的。
他说,他走到传达室窗口,问我一句,师傅,6楼怎么走。
我站在那儿,愣了一下。
我说,他问你6楼怎么走。
他说,问了。我说电梯在里头,按6就行。
他说,那人说了声谢谢,就走了。
我说,他问的是“6楼”,不是“601”?
老魏说,问的是6楼。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转身就往楼上走。
老魏在后头喊我,说,许昭,你干什么去。
我没回头。
我上楼,进屋,坐在电脑前,把这件事记在纸上。
一个人如果常去一家,他不会问“6楼怎么走”。
他会直接说,我找601。
这四个人,不知道601在哪儿。
他们不知道门牌号,不知道电梯在哪儿,甚至不知道那栋楼有几部电梯。
他们是第一次来。
四个大男人,下午三点多,第一次登一个独居人家的门,带着公文包,带着合同,带着印泥。
他们在里面待了六七个小时。
走的时候,那个女人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她死了。
这两个事实,我怎么都对不上。
我把笔放下,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
走了十几圈,我停下来,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物业,要求调监控。
物业的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女的,姓钱,人挺客气,但一听我要调监控,脸就变了。
她说,得有警察的证明。楼道上没有监控,电梯里有一个,只存七天。
我说,那天过去几天了。
她算了一下,说,第十天。
早覆盖了。
我站在她办公室门口,半天没动。
她说,你要是真要调,得让警察来,我们配合。
我说,行。
我转身走了。
我下楼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件事。
这个小区,门口没有门禁,楼道里没有摄像头,电梯里的监控只存七天。
一个三十四岁的女人,在这个小区里住了三年,这三年天天有人上门。
三年,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段视频,没有一个证据。
所有人都在看,所有人都知道,可没有一个人留下过证据。
只有她自己的那些录音。
只有她自己藏的那个U盘。
她早就知道,这个地方靠不住。
她只能靠自己。
我回到家,把外套脱了,坐在椅子上,没开灯。
我脑子里一直在转一件事。
四个人,大下午的,组团登一个独居人家的门做结算,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
这话要是真的,那这四个人是傻子。
这话要是假的,那这四个人,是提前商量好的。
而他们能被放出来,说明警察手里,确实没有能钉死他们的东西。
我走到窗边,看着对面的阳台。
阳台上什么都没有。那条淡绿色的床单不见了。
我站在那儿,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余虹跟我们小区所有人说的,都是她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
我从来没怀疑过这句话。
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楼道里,穿着家居服,手里拎着一兜子菜,头发随便挽着,脸上干干净净的。
她演得太像了。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句“没工作”,是她这辈子演得最好的一场戏。
13
案发第三天,我被叫去做笔录。
派出所的询问室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有个摄像头,红灯一直亮着。墙是白的,白得发灰,上头有一块一块的印子,不知道是擦出来的还是蹭出来的。
邵警官坐在我对面,旁边还有个年轻警察,拿着本子。
邵警官先把那天早上的事又问了一遍,问得很细:几点开的门,小满穿什么,我进601之后站在哪儿,有没有碰门把手,有没有碰床,有没有碰她的身体。
我说我没碰。我连她床边都没靠近。我站在门口,就看了那一眼。
他说,你确定你只看了一眼。
我说,一眼就够了。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翻了一页纸。
他说,现在我问你另一件事。案发那天夜里,你在家吗。
我说在。
他说,你有没有听到601那边有什么动静。
我停了一下。
我说,有。
他把笔抬起来了。
我说,凌晨两点多,我听见她家地板响,然后有一种很闷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有人被捂住嘴在使劲。中间有一声“咚”,像什么重东西掉在地上。
他一边听一边记,记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
然后我说,再过了五六分钟,我听见洗衣机启动了。
他的笔停了。
他抬起头看我。
他说,洗衣机。
我说,对,洗衣机。嗡的一声,闷闷的,然后就是那种震动,转了挺久。
我说,洗衣机停了以后,又过了十几分钟,我听见她家阳台门被拉开。
他把笔放下,两只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我,看了很久。
那个年轻警察也抬起头来看我。
我被他们看得有点发毛,我说,我说错什么了吗。
邵警官说,你知道余虹家的卧室和客厅,墙上都贴了什么东西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她把门缝塞了。卧室门底下,塞了一排毛巾,塞得死死的,抽出来三条。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嗡”了一下。
他说,我们进去的时候,那门底下还塞着。一个普通人家,睡觉前把门缝塞成这样,你说她是为什么。
我说,为了安静。
他说,为了安静,还是为了不让人听见。
我没说话。
他说,你在对门,中间隔着一条过道,隔着两道门,门缝还塞死了,你还听见了洗衣机。
他说,那台洗衣机靠着承重墙,管道都在墙里,一开,整面墙都跟着抖。
他说,你听见的那个动静,是墙在响。那台洗衣机,只是把它放大了。
我坐在那儿,后背一层一层地起鸡皮疙瘩。
我那晚听见洗衣机的时候,还在心里骂了一句:这大半夜的洗什么衣服。
我从来没想过,那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开洗衣机。
邵警官把本子合上了。
他说,许昭,我跟你交个底。这个案子,现在能确定的东西很少。
他说,她死了,死因初步看是窒息。她身上没有明显外伤,只有胳膊上有几道抓痕,很浅。床单是乱的,床上有过很剧烈的动作。
他说,那四个人,我们已经放了。
我说我知道。
他说,我们现在在等尸检报告。在那之前,有一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
他说,你是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也是报警的人。
我说,是啊,我帮了人。
他说,大量刑事案件里,第一个号称发现命案的人,最后被证实就是凶手。
我当时“腾”一下就站起来了。
我说,邵警官,你什么意思。
他说,你坐下。
我说,我坐不下。我是帮人的,我怎么也被划到嫌疑人里头了。小满可以证明,是他敲我的门,是他拉着我过去的,我不是一个人进的那个屋。
他说,我们知道。孩子说了。
我说,那你们还怀疑我。
他说,我们做警察的,怀疑所有人。
他说,我们只信证据。
我坐下了。
我坐下之后,气得手都在抖。我在心里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
他看了我一会儿,语气松了一点。
他说,行了,你别激动。我今天叫你来,主要是想问你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你刚才说的那些,对我们很有用。
他说,尤其是洗衣机。
我说,那有什么用。
他说,如果她那晚还开了洗衣机,说明那四个人走的时候,她很可能还活着。
我愣了一下。
他说,一个人死了,是不会去开洗衣机的。
那天我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黑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掏出烟,点了三根才点着。
风很大,火苗一直往旁边歪。
我抽了半根,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如果那四个人走的时候她还活着,那她是怎么死的。
那间屋子里,除了她,还有谁。
14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一件事想不通,我就睡不着。
那几天我基本没睡。白天写不出稿,晚上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601。
第四天,我做了件事。
我去了余虹挂职的那家整形医院。
医院在市中心一栋写字楼的十七层,电梯口贴着一张大海报,上面一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在笑,旁边一行字:“把美,交给专业。”
我进去的时候,前台问我找谁。
我说我想咨询一下项目。
她把我领到一个小会议室,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个女的,三十五六岁,姓孙,短头发,说话很快,一坐下就给我推项目。
我装模作样听了十几分钟,然后我说,我一个邻居也在你们这儿做,姓余,叫余虹,你认识吗。
她的手停了一下。
她说,余虹啊。
她说,认识。怎么了。
我说,她出事了,你知道吗。
她说,知道。群里都传了。
她说,你到底是要做项目,还是要打听人。
我说,我做项目。我就是好奇,她一个邻居,天天在家带孩子,怎么在你们这儿挂职。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那个笑有点怪。
她说,在家带孩子。
她把手里那本产品册合上了。
她说,你要真想知道,我跟你讲,反正她也人没了,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她说,余虹在我们这儿,挂职挂了快四年。
她说,她不是那种挂个名领点底薪的。她是真的出单,出得还特别猛。
她说,三年前,她突然就起来了。那时候我们部门三十多个人,她一个人一个月能带进来十几个客户,全是那种大单,一个单子十几万。我们院有个业绩榜,她连着挂了一年多,从年头挂到年尾。
我说,她怎么做的。
她说,她说是运气好。她说她认识一个大客户,姓郝,郝总。郝总带她进了个圈子,那个圈子里全是有钱人,一个介绍一个,客户就来了。
我说,郝总是谁。
她说,不知道。
她说,我们谁也没见过。她从来不带郝总来院里。问她郝总全名叫什么,她就笑,说人家低调,不让说。
她说,后来我们也不问了。
她说,反正她出业绩。我们这个行业,只要能带客户,你一个月来不来上班都没人管。她后来干脆不露面了,一个月也见不着一回,领导也不说什么,还把她当佛供着。
我说,那她那些客户,都是怎么拉的。
她把身子往前倾了一点,声音压低了。
她说,这话我就跟你说,你别往外传。
我点头。
她说,我们这行,同质化得厉害。同样的项目,隔壁医院也做,设备差不多,价钱差不多。客户凭什么找你。
她说,一个三十四岁的女的,没资源没背景,突然业绩好成那样,你说靠什么。
她抬起手,摆了摆。
她说,靠嘴。她那个嘴,能把没做的说成做过的,把贵的说成便宜的,把人说得晕头转向。
我没说话。
她说,公司里不是没人问过。
她说,她什么都不说,就笑。
她说,有一个客户,喝多了,当着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余虹这个女人是个魔鬼,她知道你想要什么,也知道你怕什么。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她说,我那时候还觉得,这些人嘴真脏。
她说,后来有一次,我在洗手间碰见她。她在补妆,我在旁边洗手。我就嘴欠,问了一句,余姐,你到底哪来那么多客户啊。
她说,她转过头,捂着嘴笑。
她说,她说,哪有什么好办法呀,就是我运气好,多亏郝总带我进了那个圈子。
她说,她笑的时候,眼睛是弯的,可我看着她那个笑,心里发凉。
她说,那不是得意的笑。那是那种……被人问到了,只能笑一笑的笑。
我把手里的笔捏紧了。
我说,她那些名牌,是真的吗。
她说,真的。包是真的,护肤品是真的,衣服也是真的。她突然就有钱了,一夜之间,从头到脚全是牌子。
她说,可是她穿得不好看。
她说,她往身上堆logo,堆得满身都是,颜色也不搭,一看就是突然有钱,不知道怎么花。
她说,我们私底下还笑过她,说她像个暴发户。
她说,不过有一件事我到现在想不通。她那些包,加起来得小一百万。我们这行提成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她一个月出十几个单,提成撑死五六万。她那些钱,来得比提成快。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画面。
余虹站在电梯里,一身的名牌,凑得满满当当,红色的指甲,浓密的卷发,甜得发腻的香水。
我当时觉得她俗。
现在我知道了,那一身东西,是她一单一单换来的。
我站起来,跟孙姐说了声谢谢。
她送我到门口,突然叫住我。
她说,哎,你知道她为什么搬到你们那个小区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她原来住在城东,住得挺好的。后来突然就搬了,搬到一个老小区去。
她说,我们当时还奇怪,她挣那么多钱,怎么越搬越差。
她说,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儿子要上学,那个小区离学校近。
我从写字楼出来,站在马路边上,太阳晒得我眼睛疼。
我在心里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
一个挣那么多钱的女人,突然从好房子搬到老小区。她说是因为儿子上学近。
可我知道,她儿子上的那所小学,离我们小区,走路要二十分钟。
而我们小区旁边,隔一条街,就是一所更好的小学。
那天下午,我没回小区。
我打了个车,去了城东。
孙姐提过一句,余虹原来住在东城一个叫“什么花园”的小区。我在网上搜了半个小时,搜到东城花园。小区比我们那边新,门口有保安,要刷卡。我跟着一个送外卖的进去了。
小区里有个小超市,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的,坐在柜台后头看手机。
我买了一瓶水,然后就跟他唠。
我说,老板,我以前有个朋友住这儿,姓余,叫余虹,您认识吗。
他抬起头,想了一下。
他说,余虹?那个头发挺多、长得挺好看的。
他说,认识,以前在这儿住了好几年,后来搬走了。
他说,三年多了吧。搬得特别急,房租都没到期,东西拉走拉了整整一天。
我说,怎么急。
他把手机放下了。
他说,她走之前那几天,家里出过事。有一回晚上,来了四五个人,在楼下喊她的名字,喊得全小区都听见了。喊的是“余虹,还钱”。
他说,后来保安把人赶走了。第二天她就搬了。
他说,那阵子小区里传得挺难听的。有人说她欠了网贷,有人说她跟人合伙做生意赔了,还有人说她借了高利贷。
他说,反正都是要钱的事。
我站在柜台前,手里捏着那瓶水,捏得塑料瓶“咯吱咯吱”响。
我说,她那个老公呢。
他说,哪个老公。
我说,她前夫。
他说,哦,那个。早离了。那男的不是个东西,把她赶出来了,孩子也没要。
他说,她一个人带着个小孩,挺不容易的。
他说,她搬走以后,就再没见过。
我从超市出来,站在小区门口,太阳晒得地上冒白烟。
我在心里把时间线拼起来。
三年前,她离婚,带着孩子,欠了一屁股债,被催债的人堵在楼下喊。也是那一年,她搬进了我们这个老小区,跟郭建结了婚,跑起医美渠道,业绩突然就起来了,一身名牌,还认识了一个谁都没见过的郝总。
本来可以把这些当成巧合。
可我看了一眼那个小区,又想了想我们那个小区。
东城花园在最好的地段,有游泳池,楼道贴大理石。
我们那个小区在城西,九十年代的楼,电梯隔三差五坏一次,楼道里的灯有一半是不亮的。
一个人从东城花园搬到我们那儿,她不会是为了住得舒服。
那她是为了什么。
我在回去的车上,突然想起来孙姐说的一句话。
孙姐说,余虹跟她讲,她搬过去是因为“儿子上学近”。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外头一辆一辆过去的车。
她撒了谎。
她不是为了儿子上学。
她是为了躲人。
一个欠了钱的人,最怕的就是被找到。
东城花园有保安,有门禁,有监控,看着体面,可也体面得太扎眼了。谁都能查到她在哪儿。
我们那个老小区,门口连个正经保安都没有,楼道里贴满了开锁和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物业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一天到晚在传达室里看电视剧。
这种地方,好藏人。
她搬到我们那儿,是想把自己藏起来。
可她没想到,她把自己藏进了一个更小的笼子里。
在那个老小区里,所有人都在看她。
所有人都在看,没有一个人管。
15
尸检报告出来那天,邵警官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说,许昭,你有空吗,来一趟。
我说,又做笔录?
他说,不是。我就是想跟你聊聊。
我到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堆纸,旁边放着一杯凉了的茶。
他让我坐,然后自己点了一根烟。他抽烟的时候,眉头一直皱着。
他说,你写悬疑小说,写了多少年。
我说,六年。
他说,那你应该懂,有些事,光看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我说,您直说吧。
他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捻了两下。
他说,尸检报告出来了。有三件事,我得跟你说。
他说,第一,她指甲缝里有一点东西。
我抬起头。
他说,她右手食指的指甲缝里,有很小的一块皮屑,不是她自己的。
他说,第二,她身上没有暴力伤痕。胳膊上有几道抓痕,很浅,像是指甲划的。床单很乱,床上有过很剧烈的动作,但那是挣扎,不是打斗。
他说,第三,她的死因是窒息。
我说,怎么窒息的。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看了两眼,又放下。
他说,她喉咙里和嘴里那些纸,纤维没有到胃里,也没有到支气管和肺里。
我说,这说明什么。
他说,说明那些东西只堵在口咽那一段,没有吞咽,也没有吸到肺里。
我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办公室里很静,能听见外面走廊里有人在打电话。
我说,那不对啊。
他说,哪里不对。
我说,如果她是被闷死的,那闷死她的东西是什么。勒脖子?捂嘴?
他说,颈部没有勒痕,口鼻周围也没有明显的压迫痕。
我说,那她是怎么窒息的。
他说,这是现在最说不通的地方。
他说,一个人,没有外伤,没有被勒,没有被捂,没有中毒的迹象,就那么窒息死了。
他说,法医那边给的初步结论是,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急性心肺功能衰竭,一种是……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我说,一种是什么。
他说,一种是她自己把东西塞进嘴里的。
我愣了。
他说,这个结论我们暂时没写进去,因为太离谱。一个人自己把纸塞进嘴里,塞到窒息,图什么。
他说,可你反过来想,如果是她自己塞的,那就说得通。
他说,塞得那么深,那么齐,纸团上全是她自己的口水,没有别人的指纹。
他说,所以这两种结论,其实是一个。
我说,那你们现在怀疑谁。
他把椅子往后一靠。
他说,如果那四个人走的时候她还活着,那之后接触过她的人,嫌疑最大。
他说,我们把所有能进那个屋子的人过了一遍。
他说,601有两把钥匙。一把在她身上,我们找到的时候,在她家居服的口袋里。另一把在她老公那儿。
他说,她老公那天在外地跑车,有GPS记录,凌晨五点才进本市。
他说,物业有一把备用钥匙,但锁在办公室,那天晚上没人动过。
他说,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
他说,那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有人用她身上那把钥匙进的屋,一种是她自己给谁开了门。
他停了停,看着我。
他说,所以现在符合条件的人,只有两个。
我说,哪两个。
他说,一个是你。
我“腾”地又站起来了。
他说,你先坐下,我还没说完。
我说,我进都没进去过。
他说,我们知道你没进去。我说的是“条件符合”,不是说“你就是凶手”。
他说,另一个,是那个孩子。
我坐下了。我坐在那儿,看着他,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我说,邵警官,你在跟我开玩笑。
他说,我从来不开这种玩笑。
我说,那我把这个玩笑给你掰开。
我说,第一,这个孩子不是自愿待在房间里的。他跟我说过,他妈妈把他从外面锁上了。
他说,这个我们知道,锁的是他自己那间房的门。
我说,那好。那扇门锁着,钥匙在谁手里。
他说,在他妈妈身上。
我说,那她死了以后,钥匙还在她身上吗。
他说,在。在她家居服口袋里。
我说,那这个孩子怎么出来。
邵警官没说话。
我说,第二,我们算一下时间。那四个人是几点走的。
他说,我们推的是九点到十点之间。
我说,我听见声音是两点多。
他说,对。
我说,一个孩子要出来,得从自己房间的门出来。他出不来。所以他要么一整夜都在那个房间里,要么他出来过。
他说,我们问过他,他说他一直在房间里。
我说,那他现在说的这句话,你们信不信。
邵警官看了我一会儿,把身子往前压了压。
他说,许昭,你要说什么。
我说,我要说的是,一个八岁的孩子,被自己亲妈从外面锁在房间里,锁了三年,锁了无数次。
我说,他每次被锁的时候,外面发生什么,他都不知道。
我说,他唯一学会的,就是不要出声。
我说,所以你们觉得他那份镇定不正常。
我说,可我觉得太正常了。一个从小被训练不能出声的孩子,长大后遇到任何事,第一反应都是安静。
邵警官坐在那儿,两只手交叉着,没有说话。
那个小警察低着头,笔停在纸上。
我说,第三,一个八岁的男孩,身高一米二都不到,手有多大。
邵警官抬起头看我。
他说,许昭。
我说,你先听我说完。
我说,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我说,那个屋子里,除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个人有钥匙。
他的眼睛动了一下。
我说,郭建。
他说,郭建在外地。
我说,GPS只能记下他那辆车在哪个服务区停过,记不下他中途有没有下车。
他说,你想说什么。
我说,你们查过他那天的行车记录仪吗。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下。
邵警官把手从桌上拿开,往后靠了靠。
他说,没有。
我说,那就查一下。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那种眼神,是在看一个对手。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
他说,许昭,你这个脑子,干什么不好,写小说。
我说,一个八岁的孩子。
他说,那个孩子,那天晚上,一直在那个屋子里。
他说,他是唯一跟死者共处一室的人。
他说,他什么都不说。
他说,我们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
他说,许昭,你告诉我,一个八岁的孩子,第二天早上推开他妈的门,看见那个样子,还能自己泡两碗面,坐在桌边等她起来,这份镇定,正常吗。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不正常。
我从那天早上看见小满站在我门口的时候,就觉得不正常。
一个孩子看见自己妈妈的尸体,应该叫,应该哭,应该往外跑。
他没有。
他只是拉着我的衣服,往那边指。
他的眼睛,是空的。
可那天晚上,他不在家。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这儿,我拔不出来。
16
那天晚上我回家,坐在阳台上抽烟,抽到后半夜。
我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如果按邵警官说的,能进那个屋的只有两个人——我和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不在家。笔录上写得清清楚楚,那晚他睡在楼下王阿姨家,七点才上楼。
那就只剩我。
我先排掉我自己。案发那晚我没进过那个屋。第二天早上我进去的时候,她已经死透了,嘴里的东西也塞好了。时间上说不通。
两个都不成立。
我在电脑前坐了半宿,拿了一张A4纸,把那天所有的时间点写下来。
下午三点二十,四个男人上楼。
将近六点,穿浅灰西装的那个在门口打电话,说“那边我已经说好了”。
夜里十一点多,我倒垃圾,茶几上的客厅灯是亮的,卧室灯也是亮的。
凌晨两点十四,地板响,闷声,咚。
凌晨两点二十左右,洗衣机启动。
凌晨两点半以后,阳台门被拉开。
早上八点四十,小满敲我的门。
我把这几个时间点写在纸上,用笔连着画。
画到一半,我发现一个洞。
十一点多的时候,客厅的灯是亮的。
那时候屋里还有人。
那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如果两点多那声“咚”是她摔倒了,那她是两点多才出的事。
可从十一点多到两点多,中间三个小时,屋子里是谁。
四个人是九点到十点之间走的,这个邵警官说过。
那么从那四个人走,到凌晨两点,中间四个小时。
这四个小时里,她一个人在屋里,开着灯。
她在干什么。
她在洗东西。
我想到洗衣机。
我想到她这三年,每次送走人以后都会做的那件事。
我把笔放下了。
然后我又想到一件事,想到之后,我后脖子一下子凉了。
那四个小时里,她如果一个人在家,那她为什么要把阳台门拉开。
阳台门是通外面的。
她一个刚被人按在地上、抓伤了胳膊、差点被捂死的人,半夜醒过来,把那些东西洗了,又去开阳台门。
开门,是为了透气。
开门,也可能是为了看一眼楼下。
我把那张A4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我想到余虹家门底下那一排毛巾。
她每天睡觉前塞那几条毛巾,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不让儿子听见。
可那天晚上,他不在家。
她自己把他送走的,让他去楼下住一晚,说家里有客人。
门底下那几条毛巾,还是塞着的。人送走了,毛巾还是塞了。那是三年养出来的习惯,塞上,就是这一家人的规矩。
我一开始觉得,这是一个母亲最后的体面。
可我又想到另一层。
门缝这个东西,是双向的。
它挡住外面的声音,也挡住里面的声音。
那天晚上,她在卧室里出事。那间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自己上楼,用钥匙开了门。
他泡了两碗面,坐在桌子边等妈妈送他上学。
他等了两个钟头。
他不知道,他妈就在里头的那个屋子里,已经凉了。
我坐在阳台上,想到这儿,浑身的鸡皮疙瘩起来了。
我把烟摁灭,两只手搓了搓脸。
我想不通。我只记住了一件事:那天晚上,她把他送走了,门还是塞死的。
她防的不是儿子。她防的是自己听见。
我站起来,准备回屋睡觉。
走到阳台门口的时候,我停住了。
因为我抬头,看见了对面。
601的阳台。
阳台上摆着几盆花,都是那种很便宜的绿萝和吊兰,有一盆已经黄了。第三盆是个旧的陶瓷盆,土面上盖着一层小石子。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盆花,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
半年前,余虹给我发过一条微信。
那天是晚上,我在楼下取快递,碰见她。她说,妹妹,加个微信吧,以后有个什么事也好照应。我扫了她。
加上之后她没说过话。就那天晚上,十一点多,她发来一条。
她说:“许昭,如果我哪天出事了,你去我阳台,第三盆花,底下看看。”
我当时正写稿,看见这条消息愣了一下,回了一句:“余姐你别吓我。”
她过了两分钟回:“开玩笑的,写小说的不都喜欢这种吗。”
然后她发了个笑脸。
我就没当回事。
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盆花,看了很久。
后半夜的风从楼下往上灌,吹得我胳膊上全是鸡皮疙瘩。
我回屋拿了件外套,套上,穿上鞋。
我看了看表,一点四十。
我拉开门,走到楼道里。
601的门上还贴着封条,白色的,交叉着两条,上面有字。
我站在那扇门前,站了大概一分钟。
然后我转身,回了家。
我把门关上,靠在门板上,心口“咚咚”地跳。
我站在那儿,想了很久。
如果我现在把那扇门推开,走进去,把那盆花挖开,我就成了半夜私闯案发现场的人。邵警官会怎么看我——第一个发现死人的人,破坏现场的人。
我全都想了一遍。
然后我想到了那条微信。
“如果我哪天出事了,你去我阳台,第三盆花,底下看看。”
她发这条消息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多。
她那会儿在干什么。
她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坐在一个黑着灯的屋子里,想了一晚上,才发出这么一句话。
她想找一个人。
她翻了通讯录,翻到最后没找到别人,找到了一个对门写小说的、一个人住的、有点孤僻的女的。
她把这句话发出去,然后加了一句“开玩笑的”。
她怕我害怕。
她怕我不管。
我站在门后头,把那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又过了一遍。
然后我把手从门板上拿开。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我会做一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的事。
17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去了派出所。
邵警官看见我,眉毛挑了一下。
他说,你怎么又来了。
我说,我知道她怎么死的。
他把手里的杯子放下了。
我说,邵警官,你能不能跟我去一趟601。她阳台上有盆花,第三盆,底下有东西。
他看着我,看了大概十秒。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她半年前给我发过一条微信。
他没说话。他站起来,从椅背上拿了外套。
那天上午十点,我们站在601的阳台上。
阳台很小,一米多宽,栏杆上锈了一层。三盆花,两盆绿萝,第三盆是个旧陶瓷盆,土面上压着一层小石子,石子上面还落了几片枯叶。
邵警官蹲下去,用手把石子一颗一颗拿开。
石子底下是一层土。土是干的,表面裂了一道缝。
他用手指头把土拨开。
拨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手指碰到了东西。
一个塑料袋,缠了两圈,扎得很紧。
他把袋子拿出来,擦干净,打开。
里面是一个U盘。黑色的,很小,外壳上磨得有点花。
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条。
他把纸条展开。
上面是余虹的字,很秀气,一笔一划写得清清楚楚。
写的是:给发现这个的人。请交给警察。谢谢。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那行字,眼睛一下就热了。
那行字写得很稳,一点都没有抖。
一个人要写下这行字的时候,心里得有多清醒。
U盘插进电脑的时候,办公室里围了五个人。
邵警官点开第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录音。一共三十七个。
他点开第一个。
耳机里传出来的第一个声音,是余虹的。
她说:“郝总,这单我不做了。”
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慢,很沉,带着笑。
他说:“不做可以啊。你那个视频,我明天就发到你儿子学校。”
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
邵警官点开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
三十七个录音,全是这样的。
有的长,有的短,有的里面是谈钱,有的里面是谈单子,有的里面只有一个男人在笑,笑完了说一句“你想清楚”。
最后一个文件夹里,有一个视频。
邵警官点开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视频是余虹自己拍的。镜头在她家客厅,背景是那扇卧室门,门底下那排毛巾还没抽走。她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家居服,脸上什么都没化。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素着脸的样子。
她三十四岁。眼角的褶子很清楚,脸颊上有斑。她瘦,下巴有点尖。
她看着镜头,看了很久,才开口。
她说:“我叫余虹,今年三十四岁。我儿子叫余小满,今年八岁。”
她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个视频,说明我已经不在了。”
她说:“别怪任何人。这条路是我自己走的。”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她说:“三年前,我离了婚。我前夫把我赶出来,孩子归我,还留了二十多万的债给我。我带着小满,在城东租了一个单间,一个月八百。那年冬天他发烧,烧到四十度,我抱着他去医院,挂号费三百,我掏不出来。”
她说:“我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晚上,抱着他,看着别的家长抱着孩子进去又出来。我当时就想,我这辈子不能再让我儿子因为没有钱,被人挡在门外。”
她说:“后来我认识了郭建。他东拼西凑帮我还了几万块,娶了我。他对我好,对我儿子也好。他跑车,一个月挣一万多,全交给我。”
她说:“我以为日子能过下去了。”
她说:“可我结婚那年才发现,他自己也欠着钱。他出过一次车祸,赔了人家十几万,是借的。他每个月的工资,还完车贷,还完债,剩下的不到三千。”
她说:“三千块钱,在这个城市,养三个人。”
她说:“我去跑医美。我想挣钱。我什么都不会,我就会说话,会笑。”
她说:“我不去医院。医院里有监控,有同事,有业绩榜。那些单子,只能在没人看得见的地方做。”
她说:“我的第一个大客户,是郝万山。”
她说:“第一次见他,他约我在一间茶楼。他说,跟我签一份渠道协议,以后你手里的高端客户,我全包。我签了。”
她说:“我拿了八万块提成。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手里有那么多钱。”
她说:“我用那八万块,给我儿子报了个补习班,给我老公换了台新手机,剩下的,我买了一个包。”
她说:“从那以后,就停不下来了。”
她说:“我不做,客户就断。客户一断,钱就没了。钱一没,房子就断供,孩子就得转学。”
她说:“我以为我能停。我每次都想,做完这一次就不做了。可下一次又来了,来的人越来越有钱,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她说:“我开始录他们的音。我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些东西交出去。我不能一辈子这样。”
她说:“可我没想到,郝万山手里有我的东西。”
她说:“他第一次叫我签渠道协议那次,包间里有摄像头。”
她说:“他跟我说,只要你听话,这个视频就永远在抽屉里。你不听话,我明天就发到你儿子学校,发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看看,你在替谁收钱。”
她说:“他说到做到。他这个人,说到做到。”
她说:“所以我一直没敢动。”
她说:“这三年,我挣了一百多万。我把房子买下来了,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把我老公的名字也加到了房本上。我给我儿子存了一笔钱,存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卡里。”
她说:“我以为我把后路都铺好了。”
她说:“那天下午,他们来了四个人。”
她说:“郝万山没来。他给我发了条消息,说,房子过户,签个字,就一刀两断。”
她说:“那份东西我看了。不是过户单。上头写着,我这三年做的每一单,都是我自己要做的,跟别人一点关系没有。”
她说:“我不签。我知道我签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儿子以后住哪儿。”
她说:“他们按我。一个人在门口抽烟,两个人按着我的胳膊,一个人把合同拍在我脸上。”
她说:“我挣,我抓,我抓破了其中一个人的手。”
她说:“后来有人捂住我的嘴。捂得很紧。我挣了很久,挣不动了。”
她说:“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屋里没人。我躺在地上,脸贴着地砖,很凉。”
她说:“我起来的时候头晕得厉害,扶着墙站了一会儿。”
她说:“我起来,把地上的东西收拾了。我把撕碎的那些纸,扔进了洗衣机。”
她说:“我那会儿一直在呕,呕不出来,喉咙里像塞了一块东西,堵得我喘不上气。”
她说:“我坐在阳台上,抽了一根烟。我给我老公打了三个电话。都没人接。他跑夜车,手机静音。”
她说:“我那时候就想明白了一件事。”
她说:“只要我活着,郝万山就永远有一根绳子拴着我。他今天拿视频威胁我,明天就能拿我儿子威胁我。我这辈子都得低着头,跪着,笑着。”
她说:“我死了,他这根绳子就断了。”
她说:“我一死,警察就得上心。活着的时候,我是个签单的,死了,我就是个案子。”
她说:“我要是死在这个屋子里,警察就得查。查到抓痕,查到那四个人,查到我藏的东西,就能查到他。”
她说:“那些纸是我自己打印的。客户名字,账,日期。我一直留着。”
她说:“我把它们留在那个屋子里,让他们看见。”
她说:“外面传的那些,我都知道。他们说我那钱不干净。”
她说:“是不干净。我挣的每一分,都是从那些见不得光的人手里抠出来的。可我没偷没抢,也没坑过一个正经客户。”
她说:“这些话,我说给谁听。他们只信他们愿意信的。”
她说:“我不想再低头了。”
她说:“我只想让我儿子,干干净净地长大。”
她说到这儿,眼睛红了。她抬手擦了一下,动作很轻。
她说:“还有一件事,我得跟一个人说。”
她说:“许昭,我知道你一直在看我。你在阳台上抽烟的时候,我都能看见。”
她说:“你是写小说的。你会查。”
她说:“我求你一件事。别让我儿子知道这些。让他觉得,他妈做的是见不得人的事,死了也活该。”
她说:“他恨我,比他知道真相好。”
她说:“他要是知道了,他这辈子就完了。”
她看着镜头,看了一会儿。
她说:“小满,妈妈对不起你。”
她说:“妈妈不是个好妈妈。可妈妈这辈子,最爱的就是你。”
视频到这儿就断了。
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
那个年轻的小警察,背过身去,用手背抹了一下脸。
邵警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了很久的屏幕,然后把手从鼠标上拿开,两只手捂住了脸。
他捂了大概十几秒。
然后他把手放下来,眼睛是红的。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
他说,她这不是自杀。
他说,她是把自己当成证据了。
我说,她本来可以不死。
他没接这句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
那天下午,郝万山被抓了。
他在机场,准备飞香港。抓他的时候,他身上带着两张机票,一张是他自己的,一张是他老婆的。
那四个人,三天之内全部落网。
医院那边,查出来十几份“问题病历”,钱的流向全部对不上。
案子破了以后,我在网上看到过一条新闻,很短,两百多个字,标题是《某市破获一起医美渠道强迫交易案》。
底下有个评论,说:“这个女的也是活该,自己愿意的。”
我把那条评论截图存下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知道,一个人被绳子拴了三年,脖子上全是勒痕,最后她把那根绳子,交到了所有人手上。
这不叫活该。
这叫没有办法。
郭建是第七天来找我的。
他在我门口站着,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头发乱着,眼睛下面是两个很深的黑圈。
他说,许昭,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我让他进来了。
他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跟小满那天坐在花坛边的姿势一模一样。
他说,U盘的事,我知道了。
他说,警察找过我了。
他说,许昭,我跟你说实话。我这辈子没跟人说过实话。
他说,那天晚上,我在服务区。
他说,我的手机静音,我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响。我早上五点起来,看见三个未接来电,全是她打的。
他说,我回拨,没人接。我又打了两遍,还是没人接。
他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就开车往回赶。
他说,我开得很快,超速被拍了两次。
他说,我到楼下的时候,是五点多。天刚亮。
他说,我上楼,开门,进屋。客厅的灯亮着,卧室的灯也亮着。洗衣机早停了,桶里泡着的纸坨成一团,水都没放。
他说,我走到卧室门口,看见她躺在床上。
他说,我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他说,我走过去,蹲在床边。她的手是凉的,指甲是红的。
他说,我伸手,想把她嘴里的东西拿出来。我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得像要出血。
他说,许昭,你知道我为什么停住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
他说,我一拿出来,警察就查不出什么了。那就成了一个猝死。那四个人,一点事都没有。
他说,我不能拿。
他说,我得让那些东西留在她嘴里。
他说,我要他们死。
他说到这儿,停了一下。他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指节发白。
他说,我坐在地上,坐了大概半个钟头。
他说,我把她的衣服拉平了,把被子盖到她腰上,把她的手放回床边。
他说,然后我站起来,走了。
他说,我下楼,上了车,开回服务区。第二天下午,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回来了。
他说,我在楼下哭的时候,是真的。
他说,我一看见那条警戒线,我腿就软了。
他说,那不是装的。我哭她,我也哭我自己。
他说,我这三年,什么都知道。
他说,我第一次知道,是结婚第二年。我跑车回来,看见一个男的从我们家出去。
他说,我站在楼道里,站了很久。我没进去。
他说,我进去了能怎么样。我打那个男的?我打完了呢。
他说,我一个月挣一万多,还完债剩三千。这个家,靠她那些单子活着。我儿子的补习班,是她交的钱。我那台车,是她给的首付。
他说,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不敢知道。
他说,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在心里跟自己说一句:今天回来,什么都别看见。
他说,我这么说了三年。
他把脸埋在手里,肩膀开始抖。
他说,许昭,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笑话我。
他说,我有时候半夜醒了,会伸手过去,摸摸她的头发。
他说,我摸她头发的时候,我就当那些事都没发生过。
他说,我就当这个家还是干净的。
他说不下去了。
他坐在我沙发上,哭得像个孩子。
我坐在他对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写过六年悬疑,写过很多坏人,很多苦人。他没在我写过的任何一类里。
他不坏,也不好。
他是一个每天跟自己说“什么都别看见”的人。
后来郭建自首了。
他把余虹的手机拿走,砸了,扔进了河里。手机里有她和郝万山三年的聊天记录,还有那些客户的转账截图。
他把这些东西全毁了。
检察院以帮助毁灭证据罪起诉他,判了一年零两个月。
开庭那天我去了。他穿着号服站在被告席上,人瘦了一大圈。法官问他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媳妇的骨灰,我能不能带回家。
法官说,可以。
他低下头,“嗯”了一声。
余虹的葬礼,是在案子破了以后办的。
给我打电话的是郭建,声音很干。他说,许昭,明天上午十点,西郊殡仪馆,你要是有空,来送送她。说完他停了一下,像是怕我拒绝。
我说,我来。
第二天我去了。殡仪馆在西郊,那天有雾。
告别厅很小,是那种最便宜的厅,租一天八百块。厅门口摆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名字。
我进去的时候,里头站着四个人。
郭建,他穿着一身黑衣服,衣服有点大,肩膀那儿空着。他瘦了很多,脸都脱了形。
余虹的母亲。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她站得很直,眼睛看着前面。
还有两个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
没有别人了。
没有医院的同事,没有小区里的邻居,没有那三十七个录音里的任何一个人。
厅里就四个人,站在最前面。
她的遗像是从一张生活照上裁下来的。照片上她笑得很开,头发卷着,穿着一件红衣服。
我看着那张照片,心里想起那天在电梯里,她跟我说“妹妹,你这张脸不化妆可惜了”。
那时候她活着,站在我旁边,身上一股甜味。
仪式很短,主持人念了一段稿子,念完了让家属致辞。
郭建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说,我媳妇这个人,一辈子要强。
他说,她没享过什么福。
他说,她走的时候,我没在她身边。
他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她的事。
他说到这儿,声音就劈了。他低下头,用手背擦了一下,擦完了又抬起头。
他说,妈,您放心,小满我管。
老太太一直没说话。
她走到前面,看着那个骨灰盒。
骨灰盒不大,放在一张矮桌上,上面盖着一块布。
老太太伸出手,在布上摸了一下。
她的手很粗,指头是弯的,指甲剪得很短。
她摸完了,说了一句话。
她说,闺女,妈早就跟你说了,别嫁那么远。
她说,你不听。
她说,你说那个男人对你好。
她说,好有什么用。
她说完,把手收回来,站在那儿,没哭。
一滴眼泪都没有。
我站在后面,看着她那个背影,心里比看任何一场哭都难受。
后来火化完了,郭建抱着骨灰盒出来,老太太跟在他后面。
走到门口,老太太停了一下,回过头,看见了我。
她走过来,问我,你是许昭吧。
我说是。
她说,我闺女跟我提过你。
我愣了一下。
她说,她说对门有个写小说的,人挺好的。
她说,她说你一个人住,晚上不怕。
我站在那儿,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老太太说,谢谢你。
我说,谢我什么。
她说,谢谢你给她报了警。
她说,谢谢你没让她在那儿躺着,躺到臭了才被人发现。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跟说今天天气不好一样。
说完她就转身走了,跟着郭建上了车。
我在殡仪馆门口站了很久。
雾散了,太阳出来了,晒得地上白花花的。
我掏出烟,抽了一根。
我抽到一半,把烟掐了。
我那个烟瘾,从那天开始就没了。
小满被外婆接走了。
外婆在老家,六十多岁,身体还行。我去送他们的时候,孩子在楼下站着,还是背着那个蓝书包,书包比他背还宽。
他看见我,走过来,站到我面前。
他抬起头,问我一句话。
他说,阿姨,我妈妈是不是坏人。
我蹲下来,蹲到他面前。
我看着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大,还是那么黑,可里面不再是空的。
里面有点东西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说,小满,你妈妈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
他说,我知道。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她跟我说过。
他说,她说她做的是见不得人的事,但是为了我。
他说,她说让我别学她。
他说,她说等我长大了,就让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再也别回来。
他说完,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张纸,折得很小,边角都磨毛了。
我打开。
上面是余虹的字,跟U盘上那张纸条一样的字。
写的是:小满,妈妈要是哪天不在了,你别哭。你去对门找许阿姨。她是个好人。
我拿着那张纸,蹲在那儿,哭了很久。
孩子站在我面前,没有走。
他伸出手,在我头上摸了一下。
他的手很小,很凉。
他说,阿姨,你别哭。
他说,我妈妈说了,哭了就不好看了。
第二年春天,我搬走了。
602退了,我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租了个一居室。新文档第一页,我打了一行字:对门601。
然后我写了三个月。
写她怎么走进电梯,写那一身名牌,写她在阳台上洗那些衬衫,写那四个男人怎么上楼,写那天晚上的洗衣机,写那个孩子泡了两碗面,等妈妈送他上学。
写到最后一个字,天亮了。
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那个“完”字,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为什么搬到那个小区。
我姐姐十年前死在一间出租屋里。
也是夏天,也是窒息。死了整整一个星期,才被人发现。
她死的时候,三十四岁。
警方最后的结论是意外。
我不信。
我从那时候开始写悬疑小说。我写了六年,一个都没火。我写的那些凶手,全是我自己编的。
我搬到602那天,中介跟我说,对门那家挺好的,男的是个老实人,女的在家带孩子。
我当时站在阳台上,看见了那条淡绿色的床单在风里鼓起来。
我心里想的是:我要在这儿住一阵子。
我想看看,这条床单底下,到底藏着什么。
我看到了。
我看得太清楚了。
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天晚上她为什么把那条微信发给我。
是随手,还是她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只找到一个人——一个会看的人。
我叫许昭。
我租过一间房子,在对门。
那扇门上的号码是601。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