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通电话
“周野,你要是敢去那个村,就别认我这个爸。”
电话那头有风声,还有钢筋落地的脆响。父亲大概又在工地,站在没封顶的楼板上,一只手扶着安全帽,一只手举着手机,说话时气流灌进话筒,把他的喘气放大成一种轰隆。
“爸——”
“我说完了。”
挂断。
周野把手机放在行李箱上。箱子摊开在床上,一半是书:《土壤学》《作物栽培学》《植物营养学原理》,下面压着一本翻烂了的《平凡的世界》,书脊用透明胶粘过三次。另一半是衣服,最上面是母亲上周寄来的棉被,被角用红线缝了两道,缝得歪,针脚很大,像一排没排好队的人。
他二十四岁,农学院毕业。班里十一个人,九个签了城里,两个考了研。只有他签了柳溪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扣完五险一金,到手四千三。
窗外是六月,梧桐叶子绿得发亮。楼下有人拖着行李箱走,轮子压过水泥地,声音一路往远处去。
周野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
父亲带他去工地。那是他第一次看见父亲上班的地方。水泥浆溅在裤腿上,结成灰白的壳。父亲蹲在一堆砖头上吃盒饭,饭盒里两个馒头,一份咸菜,吃到一半,用手背抹了一下嘴。他问:爸,你为什么不坐办公室。
父亲笑了一下,牙缝里卡着一粒米:你爸没读过书。你读,你读出去,将来坐办公室,穿西装,吹空调。
那时候父亲的眼睛在太阳底下亮得厉害。
周野当时以为,那是一个很简单的愿望。
他没想到,那个愿望在十二年后,会变成一道没有解的题。
二、福满楼
“福满楼”开在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招牌上的金漆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白铁皮。周野到的时候,父亲已经把衬衫的第三颗扣子扣歪了。
那是他唯一一件衬衫。灰蓝色,领口磨出了毛边,是母亲十年前赶集买的处理货。
母亲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罐自家腌的萝卜,罐口裹了三层保鲜膜,又套了一个红塑料袋,红塑料袋上印着“福”字。“给人家带点,不是空手上门。”她说,又说,“你明天去剃个头吧,这头发跟鸡窝一样。”
“我这样挺好。”
父亲在饭店门口站着,一只手在裤缝上反复摸,像在找烟,又像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
叔叔周建军最后一个到。金链子,短袖,腋下夹着一个鼓鼓的皮包,进门前先在门口喷了两下香水。他一坐下就把菜单推过来:“随便点,今天叔买单。”
“叔,我请您。”周野说。
“咳,跟叔客气啥。”叔叔笑,一巴掌拍在父亲背上,“哥,你这儿子出息了。大学生。我们家亮亮当年要是肯读——”
父亲立刻笑了。那种把嘴角一直拉到耳朵根的笑。周野已经很久没见他这样笑过。他心里先是一软,接着又沉下去。
菜上来了。叔叔开始讲。讲他认识谁,讲哪个局的人跟他喝过酒,讲“远大建设”今年接了三个标。父亲一个字一个字地听,筷子停在半空,像在听一场布道。
“资料员,坐办公室,一个月六千,五险一金,年底还有奖金。”叔叔说,“不难,整理整理资料,跑跑腿。小野这文化,闭着眼睛都能干。”
“那……要不要考试?”母亲小声问。
“考什么试。”叔叔摆手,“我跟他们王总一个村的。我说了就行。”
父亲放下筷子,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那口气里,好像有十年的东西。
“小野,你听见没有?”他转过头,“你叔给你找的,体面又稳定。你以后就好好干,别整那些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是指什么,桌上的人都清楚。
三天前,周野跟家里说,他签了柳溪镇农技站。父亲在电话里沉默了四十秒,然后说:“你再说一遍。”
周野又说了一遍。
父亲说:“你读了四年大学,回去种地?”
“是技术推广,不是种地。”
“不是种地是什么?”父亲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你爷爷种地,你老子在工地,你读了书,还是要回去踩泥巴?我们这三代人踩得还不够?”
那一晚他们争到十二点。母亲在电话那头哭,说你们别吵了,说小野你听你爸的,说妈求你了。
现在,在这满桌的菜和酒气里,父亲把那个话题重新提了出来,只是换了一种更体面的说法。
“小野,说话啊。”母亲用胳膊肘碰他。
周野抬起头。他其实一直在听——听叔叔用了七次“我跟谁谁熟”,听父亲把那两个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
“叔,”他说,“这个资料员,是跟哪家公司签合同?”
叔叔愣了一下:“远大建设啊。”
“是直接跟远大签,还是跟劳务公司签?”
“……都差不多吧。”叔叔的笑容短了一寸,“你这孩子,问这个干啥。”
“我就问问。”
“你这书读的,”叔叔笑起来,转头对父亲说,“哥,你儿子这脑子,跟做审计的一样。”
父亲的脸红了一下,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吃饭,吃饭。”他说。
后半场周野没怎么说话。他给桌上那位长辈倒了三次水,给母亲剥了一只虾,把鱼刺挑出来,放在父亲碗边的小碟里。叔叔讲了个笑话,满桌都笑,他也笑,笑得比别人晚半拍。
父亲看着他,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饭快吃完时,周野起身去了洗手间。他在走廊上打开手机,搜“远大建设”。三分钟后,他又搜另一个名字——那名字是他在叔叔手机屏幕上一闪看见的:“宏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他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镜子里的年轻人晒得有点黑,眼睛很亮。
他想起父亲刚才那句话:体面又稳定。
他把手机装回口袋,走出去,脸上什么都没有。
结账的时候,收银员说:“已经买过了。”
他回头,叔叔正在跟父亲勾肩搭背,说“哥,这点钱算什么”。
父亲的脸涨得更红了。周野知道父亲口袋里有多少钱,也知道父亲今晚绝不会让叔叔买单——他会去抢,会去推,会把那张揉得起了毛的卡塞进收银员手里,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少吃两顿肉。
“我来。”周野说,把手机伸过去。
“你哪来的钱?”父亲在身后问。
“实习攒的。”
叔叔在旁边“哎呀”了一声,说这孩子懂事。
父亲没再说话。回家的路上他走在最前面,背着手,肩膀有点塌。母亲小声跟周野说:“你爸今晚高兴。”
周野“嗯”了一声。
他知道父亲高兴,也知道这份高兴是从哪儿来的。它来自一个他今晚必须亲手打破的东西。
三、那张纸
合同是三天后送来的。叔叔亲自开车到镇上,从包里取出一沓纸,纸角有点卷,像是被人翻过很多次。
“签这儿,签这儿,还有这儿。”叔叔用指甲盖点着位置,“身份证复印件带了吧?”
周野把纸一张一张看完。他看得慢,慢到叔叔开始抖腿。
甲方:宏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周野。
用工单位:远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岗位:项目部资料员。合同期限两年。试用期六个月,试用期工资两千四。工作地点:随项目调配,省内外。
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入职前须缴纳岗位保证金五千元;服务期内离职的,须支付违约金三万元。
周野把这一行读了三遍。
“叔。”
“嗯?”
“这个保证金,怎么回事?”
“哦,押金,走个形式,干满一年就退。”
“合同里没写退。”
叔叔的手在半空停了一下。“……都这样,都这样。”
“叔,您在这个公司,是不是也交了钱?”
叔叔的脸变了。他把烟按进烟灰缸——那是从楼下早餐店借来的塑料烟灰缸,被烫出一个坑。
“你听谁说的。”
“我猜的。”
叔叔沉默了半分钟。窗外有拖拉机过去,整间屋子都在抖。
“五万。”他说,声音低了八度,“我投了五万,说是年底分红。”
“有收据吗?”
“有个条子,王总写的。”
“转账记录呢?”
“……现金。”
周野闭上眼睛。
他想起昨晚老猫在电话里的声音。老猫在律所实习,一边翻档案一边骂:“哥,这公司我查了,近三年十一起劳动仲裁,八起欠薪,两起收保证金不退,还有一起是把人派到外省工地,人跑了。你叔这是把你往火坑里送,还是往自己的火坑里送?”
他当时问:“那个条子有用吗?”
老猫说:“看怎么写。写‘投资’‘入股’,那就是民事纠纷,难。写‘保证金’‘押金’‘培训费’,那就是违法收费,能要回来,还能举报。”
周野睁开眼,看着叔叔。
叔叔五十岁。头发染过,鬓角新长出来的是白的,一截一截,像没刷匀的墙。他的金链子在日光灯下有点假。
“叔,”周野说,“您信我吗?”
“啊?”
“合同我不签。”周野把纸推回去,“您那五万,我帮您要回来。”
叔叔笑了,笑得很难看。“你?你要?你一个刚毕业的——”
“我读过书。”周野说。
这句话说得很轻,但在他嘴里有分量。他读书的时候,别人在喝酒;他在实验室守着恒温箱的时候,别人在敬酒。今天晚上,他终于找到了一句能用的话。
叔叔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他站了很久。
“你爸知道吗?”
“不知道。”
“别让他知道。”叔叔的声音忽然哑了,“你爸那个人,认死理。他要是知道我拿五万块钱买了这么个东西,他能在我家门口站一天。”
周野“嗯”了一声。
他知道父亲会。父亲这辈子最恨两件事:欠钱,和骗人。
四、三十八块的咖啡
母亲是在周野回家那天提的相亲。
“县里的一个姑娘,人家是正经单位。”母亲一边择豆角一边说,说得轻描淡写,好像这事已经定了,“她妈跟我一个厂,知根知底。”
“妈,我不去。”
“你不去我就去。”母亲把豆角掰断,“我去跟人家说,我儿子脑子有病,不会说话,不会喝酒,读书读傻了。”
周野笑了一下。
他去了。
咖啡馆开在县城新落成的那家酒店一楼,杯子很小,一杯三十八。周野到的时候,女孩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桌上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表格,旁边压着一张土样检测报告。
她抬头。短发,眉毛很浓,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冲锋衣,跟这个咖啡馆格格不入。
“周野?”
“苏晚?”
“坐吧。”她把电脑合上一半,“先说好,我是被我妈逼来的。”
“我也是。”
两个人都笑了,气氛一下松了。
苏晚说她二十五,县农技站土肥室的,天天跟土打交道。“我妈说我再挑就成剩货了。她说女孩子过了二十五,就像过季的菜。”她搅了搅杯子,“我说妈,菜过季还能腌咸菜。她说你别跟我贫。”
周野笑了半天。
“你呢?”苏晚问,“你妈说你签了柳溪镇。”
“嗯。”
“为什么?”
“因为有用。”周野说,“柳溪那片地,pH值五点二,酸得厉害,农民还在用碳酸氢铵,一年比一年板结。缓控释肥配侧深施,能省两成肥,还能提产。这事有人能做,但没人愿意去。因为远,因为没面子。”
“没面子”三个字说得很轻,但她听见了。
“我懂。”她说,“我们站长四十七了,副高评不上,因为没成果。他说他这辈子最大的理想,是让全县的土都松一松。”
说完她自己先笑了,觉得这话有点傻。
周野没笑。他伸手把她的电脑转过来,看屏幕上的数据。
“你这组对照,重复不够。”他说。
“我知道。”苏晚有点恼,“我做了三次,可村里人不配合,说占他们的地。”
“柳溪也一样。”周野说,“老支书说我是来镀金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租三分地,自己做。做出来给他们看。”
苏晚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说:“我们站有一台便携式土壤养分速测仪,还有一箱缓控释肥的试验样品,去年的,快过期了。你要不要?”
“要。”
“那你得帮我。”她说,“我明年要评职称,要一份能立住的技术报告。你那三分地,我们做个联合试验,数据共用。”
“行。”
两个人握手。手心里都是汗。
走出咖啡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在马路对面等着,看见他俩一起出来,笑意藏都藏不住。
“怎么样?”母亲追上来,小声问,“人家姑娘是农业局的吧?正经单位吧?”
“是。”
“那太好了。”母亲松了一大口气,“你要是能跟她成了,妈这辈子就——”
“妈。”
“啊?”
“她是农技站的。她帮我把试验做起来。”周野说,“我下周就去柳溪。”
母亲脸上的笑停在半路,像一辆突然熄火的车。
她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你怎么就这么犟。”
那天晚上母亲没做饭。她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剥了一整盆毛豆,剥完又剥,剥到手指发绿。
周野站在门口看着。他知道母亲不是生气。母亲是害怕。
她的害怕很具体:她见过太多人读了书,回到小地方,三十岁还在为一个月四千块发愁,四十岁在同学会的酒桌上被绕过去,五十岁开始跟儿子说“你要稳当一点”。她怕他变成那种人。
他想说:妈,不是的。
但他没说。有些话,说出来是空的。
五、三分地
柳溪村在山坳里。从镇上坐中巴进去,四十分钟,路是水泥的,但窄,错车要有一方停下。
周野的宿舍是村部二楼一间空屋,一张木板床,一个脸盆,一扇关不严的窗。晚上有虫,翅膀撞在灯管上,噼噼啪啪,一响就是半宿。
第一周,他跟着老支书姜德海挨家挨户走。
姜德海六十二岁,脸上的沟壑很深,烟不离手。他介绍周野,用的永远是同一句话:“城里来的技术员,来咱们村帮忙的。”
然后补一句:“待两个月就走。”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扔进每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种粮大户姜大成最直接。他有一百二十亩地,是村里最大的户。“小周,”他蹲在门槛上抽烟,“我不跟你绕。去年也有个技术员来,教我施什么配方肥。我照做了。结果呢?稻子长得倒是旺,就是空壳多,减产。你说这笔账怎么算?”
“您那块地,是不是后期氮肥上多了?”
“我哪懂。”他把烟头在鞋底按灭,“你们读书人说的话,一套一套的,我们听不懂。我们就认一个:去年的谷子,比前年少。”
周野没说话。
他知道姜大成说的是真的。他也知道,那些“技术员”里,有的是来完成任务,有的是拿了补贴就走,有的是真不懂。
他在屋后租了三分地。两百块一年,姜大成的地。
他自己翻。手上起了泡,泡破了,结成茧。
四月下旬播种,选了“晶两优”和常规稻做对照。一半用缓控释肥侧深施,一半按老办法。他在田埂上插了木牌,用红漆写:试验田,请勿施药。
红漆是他自己买的,木牌是他自己钉的。
第一个来看的是姜大成。他站在田埂上看了十分钟,什么话也没说,走了。
第二个来的是村小的几个孩子。他们隔着田埂喊:“周老师,你这地里插牌子干啥?”
“做记号。”
“做记号干啥?”
“看看哪种种法好。”
“哪种好?”
“还不知道。”
孩子们笑起来,跑远了。
五月,倒春寒。
那一夜温度掉到六度。周野在宿舍里听见风从窗缝灌进来,呜呜的,像有人在哭。他披上衣服,打着手电去了田里。
秧苗黄了。一片一片地黄,黄得整齐,黄得让人心慌。
他蹲在田埂上,把手伸进水里。水是冰的。
他掏出手机,翻《水稻冷害防御技术》,一页一页看,看到手电筒的光越来越暗。
第二天,村里就传开了。
“那个大学生,把秧苗种死了。”
“我早说了,读书人就会纸上谈兵。”
“他那个牌子还插着呢,红漆都没干。”
姜大成来找他,蹲在田埂上,抽了半根烟才说:“小周,你别怪我说实话。你要是想在这干,你得认。这地不认你的书。”
周野那天晚上没吃饭。
他坐在田埂上,坐到月亮偏西。田里的水映着月亮,一片一片的黄秧苗泡在水里,像被水浸烂的纸。
他忽然觉得父亲是对的。
不是道理上对,是事实上对——他确实把秧苗种黄了,他确实只会说。
手机响了。是苏晚。
“听说你那边冻了。”
“嗯。”
“多少?”
“百分之四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周野,”她说,“冷害是可逆的。你明天早上看叶心,如果叶心还是绿的,就还有救。打芸苔素内酯,加磷酸二氢钾,浅水勤灌,别排水。三天后复查。”
“……”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他声音有点抖,“苏晚,我可能是错的。”
“你不是错的。”她说,“你只是还没做完。”
六、田埂上
第三天,父亲来了。
周野正在田里放水,一脚泥。听见有人喊他名字,回头,看见父亲站在田埂那头,穿着那件蓝工装,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
他愣住了。
“你妈让我给你送点吃的。”父亲说,“酱菜,还有一双胶鞋。你那双鞋底都掉了。”
“爸,你怎么来的?”
“坐车。三个小时。”
“你怎么不打电话?”
“打了你不接。”
周野低头看手机。三个未接来电,都是昨天。昨天他在田里,手机落在宿舍。
父亲把袋子放在田埂上,蹲下来,看着那片秧苗。
“黄了。”
“嗯,冷害。”
“能活吗?”
“叶心还是绿的,能活。”
父亲“哦”了一声。然后从口袋里摸出烟,抽出一根。风大,点了三次才点着。
“一个月多少钱?”
“四千三。”
父亲抽了一口,把烟吐得很远。
“四千三。”他重复了一遍,“我在工地,一个月六千五。你叔给你找的那个,六千。你跑这么远,晒得跟个猴似的,拿四千三。”
周野没说话。
“你图什么?”父亲忽然提高了声音,“你告诉我你图什么?你读书读了个啥?你图这身泥?图人家叫你‘那个大学生把秧苗种死了’?我在村里都听见了!我坐车来的路上,司机跟我聊天,说柳溪有个大学生把秧苗种死了——我坐在车上,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的声音在田里荡开,惊起几只麻雀。
周野站着,没动。
父亲把烟扔了,用脚碾。碾完,他忽然蹲下去。
他蹲在那条被淤住的进水口边,把手伸进去,一把一把往外掏稻草。泥水灌进他的袖口,他没管。
“水口堵了。”他说,“你这田,水进不来,怎么灌?”
周野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后背。那后背宽,厚,有一块凸起的骨头,是常年扛东西压出来的。
他也蹲下去。两个人一起掏。
掏了半个多小时。水通了,“哗”的一声,从沟里涌进田里,把那些黄秧苗冲得歪了一下,又立起来。
父亲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泥。
“你妈昨晚又哭了。”他说,“她说她不该逼你去相亲,不该跟你吵。她说她这辈子就盼你过得好,可她不知道怎么才算好。”
周野的眼睛热了一下。
“爸。”
“嗯。”
“你当年,”周野说,“为什么不让我妈去读卫校?”
父亲的手停住了。
他很久没说话。田里的水在流,声音很轻。
“我没不让。”他说,“是她哥不让。她哥说,女孩子读什么书,早晚要嫁人。你妈那时候十八岁,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一天十二个小时。她攒了半年的钱,想去考。她哥把钱拿走了,说要给她弟娶媳妇。”
周野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后来她就不提了。”父亲说,“她这辈子就提过一次。喝多了,跟我说,建国,我这辈子没读过书,我不懂道理,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儿子不能像我。”
风从田那头过来。
父亲把胶鞋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田埂上。
“穿上。”他说,“别光脚。”
他转身走了。走了十几步,又停下,从裤袋里掏出一沓钱,塞回周野手里。
“五百。”他说,“别告诉你妈。”
周野看着那五百块钱。钱是旧的,边角起毛,折过很多次,中间有一道很深的白痕,像是放在钱包里放了很久。
他攥着,一直攥到父亲的身影拐过村口那棵树。
七、八月
试验在六月出了结果。
缓控释肥加侧深施的那一半,分蘖数比对照多了一点八个,穗粒数多十一粒,理论亩产高百分之九点六;肥料用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
周野把数据记在本子上,一页一页,写得密密麻麻。有几页被雨水浸过,字迹晕开,像小小的黑花。
七月,县里在柳溪村开现场会。
县农业农村局的副局长来了,镇上的书记来了,还有几个邻村的种植大户,蹲在田埂上看。
姜大成是第一个说话的。
“我那块地,”他说,“我想试试。”
老支书姜德海拿着喇叭,在村口广播里喊:“各家各户注意了,明天上午九点,到村部听周技术员讲施肥。带本子,带脑子。”
“周技术员”这四个字,第一次从广播里出来的时候,周野正在田里拔草。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拔。
那天晚上,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爸,现场会开完了。”
“嗯。”
“姜大成要试我的法子。”
“嗯。”
“……”
“我看见了。”父亲说。
“你怎么看见的?”
“县电视台播了。”父亲的声音有点奇怪,像在忍着什么,“你妈在电视机前坐了一晚上,反复看。她说你黑了。”
周野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热了。
但这条线,不是最狠的一条。
最狠的一条,在八月。
陈亮住院了。胃出血。
他是叔叔的儿子,二十六岁,在“远大建设”做销售。周野见过他两次:一次在家宴上,一次在叔叔的车上。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很会看人脸色,酒桌上能连干三杯。
叔叔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凌晨一点。
“小野,”叔叔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你能不能……你能不能来一趟医院。”
周野去了。
病房里消毒水味很重。陈亮躺在床上,脸像纸一样白,鼻子里插着管子。他妈妈坐在床边,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
叔叔在走廊上蹲着抽烟。医院不让抽烟,他把烟藏进袖子里,抽一口,吐在袖口里。
“他喝了多少?”周野问。
“不知道。”叔叔说,“客户那边的酒。不喝,单子签不下来。他上个月签了三个单,天天喝。昨天喝完,回酒店吐血。”
“公司管吗?”
叔叔笑了一下,笑得很短。“管什么。他连劳动合同都没签。工资发了八个月,欠了四个月,说是项目回款没到。”
“你没帮他?”
“我帮什么?我自己的五万还在里头。”叔叔把烟头按在鞋底,“小野,叔那天在饭桌上,是不是特别能吹?”
周野没说话。
“我说我认识谁谁谁,其实我一个都不认识。”叔叔低着头,“我在那个公司,就是个介绍人的角色。介绍一个人进去,给我两千。亮亮是我儿子,我介绍我儿子进去。”
走廊尽头的灯忽明忽暗,亮一下,暗一下。
“叔,”周野说,“我帮你。”
他帮了三件事。
第一件,把那五万要回来。他让叔叔找出那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岗位保证金”,不是“投资”,不是“入股”。他让老猫拟了一份文件,附上《劳动合同法》第九条和《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的相关条款,寄了一份给公司,一份给县劳动监察大队。
第二件,帮陈亮追欠薪。他把打卡记录、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客户签单的邮件,一条一条整理出来,做成一份劳动关系证明。
第三件,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这家公司以招工为名收取财物、以劳务派遣名义规避用工责任。
半个月后,公司把五万退了。退钱那天,叔叔在周野宿舍楼下站了很久,抽了三根烟,一句话没说。
一个月后,陈亮的欠薪通过仲裁拿到了两万八。
叔叔又一次站在楼下。这回他说话了。
“小野。”
“嗯。”
“叔以前看错你了。”他说,“你在饭桌上不说话,我以为你是个书呆子。”
“我确实不太会说话。”
“你不是不会说话。”叔叔说,“你是说话之前,先想清楚了。”
他掏出一包烟递给周野。周野摆手。叔叔自己点了一根,吸得很深。
“你爸那人,嘴上硬。”叔叔说,“他那天从饭店回去,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儿子,我管不住了。”
“他说这个的时候,”叔叔笑了笑,“眼睛是红的。”
八、内衬里的两百块
九月底,母亲来了。
她没打招呼。周野从田里回来,看见她坐在村部台阶上,脚边两个塑料袋,一袋苹果,一袋毛衣。
“妈,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我儿子。”她说,“我儿子在这当官了,上电视了。”
周野笑:“什么官。”
“技术员,也是官。”
母亲在村里待了三天。
第一天,她跟着周野走了一圈。走到姜大成田边,姜大成喊:“嫂子来了?”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笑得有点局促。她一辈子没被人这么称呼过。
第二天,她看见周野端着饭碗,跟一群村民蹲在树底下吃。她站在远处看了很久。
第三天,她在周野的宿舍收拾东西。她打开那口旧木箱,翻出那件蓝衬衫——父亲家宴穿的那件,周野带走了,说穿着舒服。
她摸着那件衬衫,摸到内衬,忽然停住了。
内衬里缝着两百块钱。红票子,缝了两道线,针脚大,歪歪扭扭。是她三年前缝的,说“你出门在外,万一有个急用”。
钱还在。一直没拆。
母亲捏着那两百块钱,坐在床边,肩膀一抽一抽的。
周野进门的时候,看见她在哭。
“妈。”
“你为什么不花?”母亲抬起头,眼睛红得厉害,“你缺钱,你不花?你留着干什么?”
“忘了。”
“你骗我。”
周野蹲下来,握住她的手。母亲的手很粗,指腹上有一层硬皮,是踩了三十年缝纫机踩出来的。
“妈,”他说,“我不是跟你赌气。”
“我知道。”母亲说,“我知道你不是。你从小就不跟我赌气。你就是……你就是不跟我说。”
“我怕你担心。”
“你不说我才担心。”母亲把他的手攥紧,“你爸跟我说,你在田里被冻死秧苗那天,一个人坐到半夜。他说的时候,声音是抖的。他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认死理。”
母亲抹了一把脸。
“小野,妈跟你说个事。”
“嗯。”
“妈年轻的时候,想过去读卫校。”她说,“我攒了半年钱,藏在枕头底下。我哥拿走了,说给弟弟娶媳妇。我哭了一夜,第二天照样去踩缝纫机。”
“我知道。”
“你知道?”
“爸跟我说了。”
母亲愣了很久,然后笑了,笑得很难看,眼里还挂着泪。
“你爸这个人,”她说,“一辈子就记得这一件事。”
她低下头,把那两百块钱塞回衬衫的内衬里,用手指把线头按了按。
“妈不是要管你。”她说,“妈是怕。妈这辈子只学会了一件事,就是稳当。我踩缝纫机,一天十二个小时,我知道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我不知道你那条路能拿多少钱,我也不知道那条路有多远。”
“所以我想让你走我认得的路。”
“妈,”周野说,“你认得的路,走不到我想到的地方。”
母亲没说话。
她看着窗外。窗外是田,田是绿的,绿得发亮。
“你爸说,”她忽然开口,“你走的路,他看不懂。”
“嗯。”
“他说他看不懂,但是——”母亲顿了一下,“他说他看着,觉得踏实。”
九、周技术员
第二年秋天,柳溪村的水稻亩产比前一年高了一成二。
姜大成的六十亩地全用了新法子。他算了账:肥钱省一千八,谷子多卖两千三。他把这个数报给村里每一个人,报得嘴都干了。
老支书在村口立了一块牌子,写着“柳溪村水稻绿色高效示范区”,落款是县农业农村局。
周野被评了“全省农技推广先进个人”。领奖在省城,一个大礼堂,灯光很亮。他穿着借来的西装,站在台上,手里拿着证书。
台下坐满了人。有领导,有专家,有各市县的同行。
他站在那儿,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想起去年五月,他蹲在田埂上,看着一片黄秧苗,觉得父亲是对的。
他想起父亲蹲在进水口边掏稻草,泥水灌进袖口。
他想起母亲捏着那两百块钱坐在床边哭。
他还想起家宴上,叔叔说“我给你安排的是体面工作”,父亲笑着说“你叔给你找的,体面又稳定”。
那天晚上,他一句话都没说。
现在他站在台上,有很多话可以说。
但他只说了一句。
“谢谢柳溪村的乡亲们。”
台下鼓掌。他鞠了一躬,走下台。
回村的路上,父亲在村口等他。
父亲退休了。工地不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他在家待了两个月,闲得难受,最后自己坐车来了柳溪,说“我来看看”。
现在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帮周野测水温、看叶龄。他学会了用便携式速测仪,学会了看叶色卡,学会在小本子上画格子记数据。他记的字歪歪扭扭,但一格一格,从不漏。
“周技术员。”父亲说。
周野愣了一下。
“爸。”
“周技术员,”父亲又说了一遍,然后笑了,“村里人都这么叫。我跟着叫。”
两个人往田里走。稻子刚收割完,田里留着短短的茬,一片金黄。
父亲走在前面,背着手。他的背比去年驼了一点。
“爸。”
“嗯。”
“你当年说,我读了书,就该坐办公室。”
父亲停了一下。
“我说错了。”他说。
“你没说错。”周野说,“你是想让我别吃苦。”
“不是。”父亲摇头,“我是想让你别吃我吃过的苦。可我没想过,你吃的苦,跟我的苦不一样。”
他转过身来,看着儿子。
阳光从侧面照过来,落在他脸上的沟壑里。
“你走的路,我看不懂。”父亲说,“你走对了。”
周野低下头。
他蹲下去,抓了一把土。
土是干的。收过稻的土,有点硬。他攥在手里,攥了一会儿,土从指缝里漏下去,细细的,落在田里。
土是温的。
像母亲缝在衣服里的那两百块钱。
他站起来。
“爸,明年开春,咱们做一块再生稻的试验。”
“再生稻是什么?”
“我教你。”
父亲“哦”了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到空白的那一页,把笔帽咬开。
“你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