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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9 02:51:03

1 雪地里那一跪

我妈跪在雪地里的时候,我八岁。

后来我数过很多次那四十分钟,一次也没数对。

那四十分钟,我用了十年才听懂。

那四十分钟里,她一次也没有往煤堆上看过。她要是看一眼,就会看见我。

那年冬天雪来得早。十一月底,家属院的暖气还没烧透,教室窗户上结着冰花。我用指甲在上面划了一道,划出个歪歪扭扭的“妈”字,水顺着指缝往下淌,上课铃就响了。

那天下的是头一场大雪。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透,雪已经没过脚脖子。家属院的煤棚上头压了一层白,烟囱一根一根往外冒烟,烟到了房顶上就打横走。

我妈是四点半起的。她起来先捅炉子,添两块煤,坐锅,搅糊糊。左手扶锅沿,右手拿勺,一圈一圈,不快。锅底有一圈黑,是烧了十几年烧出来的。她给我留了一碗,扣上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半个冻馒头。

她把我的棉裤拎到炉子边上烤,烤热了才放在我脚边。烤的时候翻两回,怕烤糊。出门前她掖了一下门帘,掖在门框里头,怕风灌进来。门帘是蓝布的,中间补了一块灰的。

她走的时候我没醒。

那天早上的糊糊里掺了半把黄豆面,是她上个月从粮站背回来的。馒头冻得像石头,我掰开,泡在糊糊里,泡软了才咬得动。

我念二年级。棉裤是我妈用我爸的旧棉袄改的,膝盖上补了两块布,一块深一块浅,同学说像两只眼睛,老盯着人看。我爸叫林长庚,是锅炉房的司炉工。他是一年多前没的,锅炉房漏气,人抬出来的时候脸还是黑的。他的棉袄我妈拆了三天,拆下来的铜扣子收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搁在柜子最上层,谁也不许动。

那天上午我在课堂上走神。吴老师在念课文,念到“北风像刀子”,我盯着窗户上的冰花看,看见冰花里有个小人,一直没有脸。

放学是四点半,天已经灰了。

我抄近路,从厂办公楼后头的煤堆上翻过去。煤冻硬了,踩上去“咔”一声,像踩碎一块糖。煤堆顶上风大,我把棉帽往下拉,拉到眉毛底下。

我就是那时候看见她的。

她跪在办公楼门前的雪地里。

不是蹲,不是坐。两条腿直直地折下去,棉裤膝盖那块压在雪上,压出两个坑。她的背挺着,两只手垂在身前,手里拎着一个布兜。

她肩上积了一层雪。

不是刚落上的那种,是积了一会儿的,一层,有一指厚。风一吹,雪从她肩上滑下去,滑到胳膊肘那儿,停住了。

我后来算过。我放学是四点半,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至少已经跪了半个钟头。

她面前站着王婶。

王婶姓王,叫王树琴,家属院的人都这么叫她,管着家属院的户口登记。她穿一件蓝棉袄,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像揣着两只兔子。

我妈手里那个布兜是白布的,上头有两块补丁,一块是蓝的,一块是灰的。我认得那个兜。家里那十二个鸡蛋攒了半个月,我妈每回从鸡窝里摸出来,都用这个兜兜着,搁在碗架最里头。本来是给我换铅笔盒的——铁皮的,印着孙悟空,副食店卖六毛八。

“王婶。”我妈说。

“何枝,你这是干啥。”王婶往后退了半步。

“我给你磕一个。”

“你可别。”王婶的声音有点尖,“地上凉。”

我妈没起来。她把布兜往前送了送。雪落在布兜上,一片一片,不化。

“名单上的事,你抬抬手。”我妈说,“小满还在念书。”

“名单不是我报的。”

“是你报的。”我妈说,“家属院就你一个人管登记。”

“上头要减人,我有什么法子。”

“减两个。”我妈说,“名单上只写了一个。”

王婶的脸动了一下。

“你听谁说的。”

“我不用听谁说。”我妈说,“厂里减员两个,我们组七个临时工,名单上只有我一个名字。那另一个呢。”

王婶不说话了。风从办公楼那头过来,把她棉帽耳子上的毛吹得立起来。她伸手按了按,没按住。

岗楼上的铁皮烟囱在冒白烟,烟一出来就被风扯平。办公楼后墙根下站了三个女的,都拎着饭盒,谁也没走,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看见其中一个把手往袖筒里又插了插。

过了有一会儿,王婶说:“何枝,你起来。鸡蛋你拿回去,事儿我给你问一句。”

她把布兜推回来,推得很快,像怕它烫手。

布兜撞在我妈胸口上,里头的鸡蛋“咯”了一声。

“我问一句。”王婶又说了一遍,“问一句,不保准。”

我妈就起来了。

她起来的时候手撑了一下地,撑在雪上,“咯”一声。我看见她裤子的膝盖那块湿了两大团,颜色发黑,像两块补丁又补了一层。

她转过身,看见了我。

我妈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她把围裙解下来,抖了抖,走过来给我拍棉裤上的煤灰。拍得很轻,一下一下。

她的手冻得通红,指关节上有几道裂口,贴着一小块胶布。胶布边角翘起来了,翘着的那一块是黑的。

“回家。”她说。

我说:“妈,你给她跪了。”

“雪大。”她说。

“你给她跪了。”我又说了一遍。

她把手停在我膝盖上,停了一下。

“回家。”她说,“饭要凉了。”

走过门房的时候,我看见她绕到窗口底下站了一会儿。窗户上糊着报纸,里头有人说话。风把话吹散了,我只听见半句——“头一个”。我妈“嗯”了一声,把布兜往怀里紧了紧。

回家路上要过赵巧韵家的窗户。她家在一排最东头,窗户上贴着红纸剪的喜字,是过年贴的,一直没揭。窗户里头亮着灯,有股烫头药水的味儿。

我妈走过去,没往里看。

再往前是厂里的宣传栏。玻璃里头空的,一张纸也没有。第二天那儿就贴了红纸。

那天晚上她做的是苞米面糊糊,还有一盘酸菜。灶膛里的火不旺,她拿炉钩子捅了两下,火星子“啪”地蹦出来一颗,落在地上,灭了。

她把鸡蛋一个一个从布兜里拿出来,摆在碗架上。

我在旁边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个。

家里原本是十二个。

她拿最后一个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停的时间很短,短得像没有停。

我没问。她也没说。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碗架最里头的空位。十二个鸡蛋的位置,缺了一个。灯照着那个空位,亮得像个洞。

灯泡是十五瓦的,黄。她坐在炕沿上缝我那条裤子,针走得慢。缝到一半,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睡了。”她说。

我躺在炕上,眼睛留了一条缝。

她缝完了,把裤子叠好,放在我脚边。然后她卷起裤腿,从一个玻璃瓶里抠出一点药膏,往膝盖上抹。我看见她那两个膝盖是青的,青里头透着紫,紫得发亮。

抹完了她把裤腿放下来,用手掌在膝盖上按了按。

她去灶间坐了很久。我听见火柴划了一下,又划了一下,第三下才着。她平时不抽烟。

第二天早上,厂办公楼的山墙上贴了一张红纸。

红纸是用浆糊贴的,四个角还没干,被风掀起来,一掀一掀。上面写着黑字,毛笔写的,字很大。看的人围了一圈,都缩着脖子,谁也不说话。

有人在念。念到第二行的时候,声音停了。

我挤到前头去。

我认不全那些字,但我认得三个字——何瑜枝。

那是我妈的名字。

第一行。

2 学籍

红纸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添的,挤在最边上,字比上头小一半。

“以上人员子女,于十二月十日前办理学籍迁出。”

我站在墙根下念了三遍。念到第三遍,我才明白这行字跟我有关系。

子弟小学的学籍跟着厂里的户口走。户口一迁,学籍就跟着迁。

往哪儿迁?往我奶奶家迁。柳树屯,城郊,坐班车四十分钟,下车还得走三里地。那儿有个教学点,两间房,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老师姓周,四十来岁,一个人教语文算术,冬天烧苞米秸,烟大,呛人,上课上到一半得开窗放烟。

我妈是临时工。临时工清退,户口迁出厂,孩子的学籍也跟着走。这一串我那时不懂,是我后来一笔一笔算出来的。

那天中午回家,我把书包放在炕上,站在灶间门口。

“妈,学籍是啥。”

她正在切酸菜,刀停了一下。

“学籍就是你在哪个学校念书的凭证。”

“迁出去,我就不能在子弟小学念了?”

“不能。”

“那我去哪儿念。”

“屯里。”

“屯里远。”

“远。”她说,“四十分钟班车,三里地。”

我不说话了。她把刀放下,转过身,蹲下来,跟我一样高。

“小满。”她说,“这学期你念完。”

“下学期呢。”

她把手上的一块酸菜叶摘掉。

“下学期我还在。”她说。

到学校,第一节课是语文。

我坐下,赵小燕从前排回过头。她额角上有一小块青,是上礼拜撞的,撞在门框上。她头发是新烫的,小卷,一股药水味。

“我妈说了,”她说,声音不大,前后三排都听得见,“你妈昨天给我妈跪下了。”

有人笑。

“还拎着鸡蛋来的。”她说,“十二个。我妈一个没要。”

后排有个男生“嚯”了一声。

我把铅笔盒从桌肚里摸出来。铁皮的,印着孙悟空,边角磕掉一块漆。

我砸过去的时候没想砸哪儿。铅笔盒飞过去,砸在她额角那块青上,“咣”一声。她的铅笔撒了一地,滚到讲台底下去了。

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

我记得吴老师的手按在我肩上,很重。我记得赵小燕在哭,哭得很大声,把鼻涕吸回去又流出来。我记得教室后墙上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纸角翘起来,风一吹,“天天”两个字在抖。

我记得吴老师让我站到教室后头去,站一节课。

站到一半,我腿麻了。我不敢动。前头有人在念课文,念的是“小马过河”,念到“河水深不深”,我忽然很想尿尿。

下课以后吴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一支铅笔。

“写检查。”他说。

“检查咋写。”

“你打了人,你写你为什么打人。”

我握着笔,纸上一个字也没有。

我不会写“检查”两个字。我照着墙上的一张通知,把“检”描了一遍,把“查”描了一遍,描得歪歪扭扭。描完我写:“我打赵小燕了。我错了。”就这一句。

写完吴老师看了一眼,把纸放下。

“你妈呢。”他说,“叫你妈来。”

那天上午,吴老师托人往车间捎了个话,让她来学校一趟。

她跟李允珍说的时候,李允珍正在记工时。

“你去吧。”李允珍说,“机头上那件我给你看着。”

“一件棉袄,肩还没归。”

“我知道。”李允珍说,“我不会归拔,我不动它。你回来自己弄。”

她走的时候把机头罩上了,罩布四个角掖得平平整整。

我妈是第三节课上到一半来的。

她穿着工作服,蓝的,前襟有两个兜。袖口上挂着白线头,是早上从车间直接过来的。她的手上还带着胶布,胶布边上沾了一小片蓝线。

她站在教室门口,没进来。

吴老师说:“何师傅,孩子动手了。”

我妈说:“打了哪儿。”

“额头。”

我妈看了赵小燕一眼。赵小燕把头低下去,头发挡住半边脸。

“医药费我出。”我妈说。

吴老师咳了一声:“何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孩子要懂事,厂里有厂里的规矩,学校有学校的规矩。”

我妈没说话。

吴老师又说:“我还得跟你说清楚。孩子这学期能念完。下学期,学校按学籍造册。”

教室里静了一下。窗外锅炉房在放气,“嗤”的一声,很长。

我妈说:“她念得完。”

吴老师说:“何师傅……”

我妈说:“吴老师,她念得完。”

吴老师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一下。

“何师傅,我跟你说句实话。”他说,“学籍迁出去,人还坐在这间教室里念,也不是不行。这叫借读。”

“借读。”

“户口迁走,学籍挂在屯里那个教学点,人留在这儿。”吴老师说,“一个学期交三块钱借读费,交到学校。”

“三块。”

“三块。一学期一交,交不上,下学期就真得走。”

“我拿工钱交。”我妈说。

吴老师看了她一会儿,把眼镜戴回去。

“你交得上,我就给她留着这个座。”他说。

我妈点了下头,转身走了。她走路右肩比左肩低一点,那是常年伏在机头上落的。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把门框上贴的一张“值日表”扶正了,才出去。

我从办公室出来,回教室。

第四节是算术。我的桌子被挪到了最后一排,靠墙,旁边是扫帚和一只装煤的木箱。吴老师没说什么,只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写完把手上的粉笔灰拍了拍。

新同桌是个女生,扎两条辫子。上课上到一半,她把凳子往边上挪了半尺,用指甲在桌面上划了一道。

“这边是你的。”她说。

“为啥。”

“我妈说,你妈在雪地里给人跪过。”她说,“咱俩别挨着。”

那道线划得歪。我用手指擦了一下,擦不掉,只在木头上留了一道浅印。

那一节课我一个字没听进去。我把手肘压在线上,压到发麻。她没挪。

下课她把书从桌肚里抱出来,抱到前头去了。老师问她,她说她坐这儿看不清黑板。

老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放学我最后一个出去。那道线还在桌上。

我妈一个人回家的路上,一句话没说。路过副食店,她进去买了一小包盐,自己拎着。

到家她先烧了水,然后把我那条棉裤的膝补丁拆了。

拆的时候她拿小剪子,一点一点挑线,挑得很干净,线头都收在一只小纸盒里。旧布揭下来,底下是我爸那件棉袄的里子,灰的,起了一层毛。

她拿了一块更深的蓝布,比了比,画了线,剪下去。

剪下来的旧布她没扔,捋平了,叠成方块,收进一只纸盒。

“这布还能纳鞋底。”她说。

纸盒里已经有三块了,都是这些年从我裤子上拆下来的,一块比一块小。

我说:“妈,你别补了。”

她说:“咋。”

我说:“人家都知道了。”

她“嗯”了一声,针没停。

我说:“你要是没跪,她就不会说。”

她停下针,抬头看我。她眼睛不大,眼窝有点陷。那年她三十四,看着像四十。

她说:“你是气她,还是气我。”

我说:“气你。”

她低下头,扎了一针,把线拉直。

“那你气着吧。”她说。

那天晚上她把那枚少掉的鸡蛋煮了。

锅是铝的,锅底有一圈黑。她把鸡蛋放进去,水开,煮了七分钟,捞出来在凉水里过了一下,剥皮。蛋白上有一小块青,是下锅的时候磕的。

她把鸡蛋放在我碗里。

我说:“我不吃。”

她说不吃就放着。她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自己坐在炕沿上,看着我。

灯泡黄,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

我吃了。

吃完我说:“妈,那一枚哪儿去了。”

她说:“路上饿了。”

我没信。她那天从厂里回来没吃东西,我看见她把剩的糊糊热了。

她也没等我再问,把碗收了,去灶间洗碗。水声很小,一直很小。

我躺在炕上,听见她在灶间里坐着,没动。过了很久,她说了句话,声音很轻,我不知道她是跟我说的,还是跟自己说的。

她说:“小满,妈要是一辈子转不了正,你恨不恨我。”

我说:“恨。”

她“嗯”了一声。

“那你恨着。”她说,“妈接着干。”

那天夜里,她把灯关了。

屋里黑下来,我听见她在炕那头翻身。翻了两回,不翻了。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灶间还亮着。

她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把账本摊在膝盖上,写了两行。写完把本子合上,用手掌压了压。

她压本子的时候,手在上头停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那两行写的是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她写了十年。

雪停了。窗户上的冰花慢慢结成一块,把月亮糊住了。

3 一个指标

十二月三号,缝纫车间开会。

天冷,车间的窗户上钉了一层塑料布,风一吹“呼嗒呼嗒”响。车间里飘着棉絮,日光灯管上糊了一层,看着像蒙了块旧塑料布。七台平车停在那儿,机头上罩着蓝布罩,罩布上落着白灰。墙角堆着裁好的衣片,用粉笔写着号,最上头压着一块砖。

赵守业站在中间,一手插兜,一手拿着个本子。他说话前先咳了一声,把本子在手里卷成筒。

“今年厂里承包。上头的指标压下来,减员。”

没人说话。孙艺英——车间里都叫她艺英大娘——把手里的线轴放下,线轴滚了半圈,停在桌沿。

“减几个。”有人在人堆里问。

“两个。”赵守业说,“厂里两个。”

底下的呼吸声变了一下。七个临时工站成一排,谁也没动。王秀兰的手在围裙上来回搓,李玉梅把脖子往领子里缩了缩。

“名单是拟的,不是定的。”赵守业说,“市里给了一个招工指标,缝纫组一个。”

李允珍往前挪了半步:“厂长,一个?”

“一个。”

车间里有点响动。有人把剪刀“啪”地合上,又打开。

“考工。”赵守业说,“五天后。做一件棉袄,外贸公司马经理的样衣。她那个身子你们也知道——溜肩,右肩比左肩低一寸,胸围三尺二,脖子短。”

他顿了一下。

“谁做得合体,指标给谁。”

赵巧韵笑了。她先看她叔,看她叔没看她,才把笑收回去,改口:“厂长,我参加。”

“都参加。”赵守业说,“临时工七个,都参加。”

散会的时候人往外走。李允珍拍了拍我妈的肩:“何枝,这是你的活儿。”

我妈说:“我试试。”

孙艺英在旁边接了一句:“不是试。全厂就你会归拔。”

赵巧韵从我们旁边过去,脚步没停,扔下一句:“会归拔有啥用。人家要的是量体。”

她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量体得有人给你量。”

她那根软尺是新的,白的,刻度清楚。厂里原来那根在公用抽屉里,磨黑了,是大家的。她那根,谁借也不给。

我妈没接话。她把罩布重新盖回机头上,四个角掖平了。

李允珍在门口等她。

“何枝。”她说,“这个指标,你要真得了,组里往后还得你带。”

“我得了,也是临时工上来的。”

“上来了就不一样。”李允珍说,“你上来了,组里的话好说。你要没上来,这一组人就没人替我们说一句话。”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眼睛不看我妈。

人走了一半,王秀兰凑过来,压低声音:“何姐,你说这考工,真考啊。”

“考。”

“考啥。”她说,“人家叔在厂里。”

“考衣裳。”我妈说,“衣裳穿不上,舅也没用。”

王秀兰“啧”了一声,回自己机头上去了。

那天下午车间里没人干活。

王秀兰把她那件旧棉袄翻出来,铺在案子上,拿尺子比肩。李玉梅在镜子前头站着,左肩抬一抬,右肩抬一抬。

“你比啥。”王秀兰问她。

“我看看我肩是溜的还是平的。”李玉梅说,“你呢。”

“我这肩,一高一低。”

“那你归拔呗。”

“我不会。”王秀兰说,“我做了九年,就没做过一件肩是圆的。”

她说完把尺子放下,坐回机头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回家路上我妈走得比平常慢。路过车间后窗,她往里看了一眼——赵巧韵正跟两个女的站在裁案边上说话,手里拿着一根软尺,往自己肩上绕。

那天晚上,我妈把缝纫机上的罩布掀了。

罩布下面是那台蝴蝶牌,机头上的金线磨掉了大半,剩下几道。她把脚踏板摆正,坐下去,没踩。她从机头下头的抽屉里摸出一个本子。

牛皮纸的封面,用棉线缝的,缝了四道,线头打了结。本子前头编了号,一页一个人,页码是她自己用铅笔一页一页写上去的。翻得起了毛边,边上一圈都是手指印。

“这本子多少页。”我问。

“二百一十一页。”她说,“一页一个人。”

“都是谁。”

“厂里的,家属院的,街上铺子里的。”她说,“女人。”

她翻得很慢。字写得小,像米粒。

这本子是十一年前开始记的。

一九七四年她进厂,头一个月给人量体,量错了一个。那人穿上,肩缝往上吊,抬不起胳膊。人家当着车间的人说了一句“量得跟没量一样”。

那天晚上她买了一个本子,回去把家里人的尺寸先量了一遍,量了三遍,三个数不一样。第二天她把软尺带去车间,量了二十个人,一个一个写下来,写完对着人手看。

从那以后,量过的,她都写。

“张桂芝,腰二尺四,屁股大,裙子要放三寸。”

“李允珍,脖子粗,领子得起高半分。”

“食堂刘姐,左肩低,缝肩缝要抬一分。”

我趴在炕上装睡,眼睛留了一条缝。

她翻到一百三十七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写着:

“马经理,外贸,三年前腊月。溜肩,右肩低一寸。胸围三尺二。自己改的,改不好,穿旧的。”

我妈说:“她三年前让我改过一件大衣。她的尺寸,我这儿有。”

她把手指按在“马经理”三个字上,按了一下。

“她自个儿的衣服都穿不好。”我妈说,“这厂里,只有我量过她。”

我说:“妈,归拔是啥。”

她想了想,说:“布是平的,人是圆的。”

她拿起桌上的一块布头,喷了点水,熨斗压上去,往前推。熨斗“嘶”一声,白汽冒起来,布就往一边长了半寸。

“这叫拔。”她说,“这块要长,那块要短,你把布推着走,它就跟着人走了。”

她把布头翻过来,边上有一道浅浅的弧。

“机器不会这个。”她说,“机器只会走直线。”

我听不懂。她就把布头塞到我手里,让我摸。

平的布,摸到那道弧上,忽然鼓起来一点,像人肩膀上那块肉。

“人肩是个坡。”她说,“布是平的。你不拔它,它就架在你肩上,一抬胳膊,肩缝就开。”

“那要是不拔呢。”

“不拔,衣裳就是衣裳,人是人。”她说,“穿着不像自个儿的。”

我听懂了这一句。

“五天后。”我说,“五天够不。”

“够不够,”她说,“得看料给不给。”

她从抽屉最里头摸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头是划粉、别针、一把软尺、半截铅笔。软尺是白的,边上磨黑了,刻度上有一道折痕,每次拉直都从那儿折。

那天夜里她没睡。她把一件我穿小了的旧棉袄拆了,拿它练手:把肩缝拆开,重新归拔,再缝上。缝完了又拆,再缝。

天亮的时候,那件旧棉袄的肩头已经被她拆缝了四回,布都起了毛。

“练手。”她说,“手不练,五天以后就生。”

她把手在凉水里浸了一下,擦干,再去拿熨斗。

她把软尺拉出来,量了量自己的肩,量完把数字记在账本最后一页上。

我看了一眼,那上头写着:肩宽一尺一寸五,背长一尺二。

“你量自己干啥。”我说。

“人得知道自己多高。”她说。

第二天一早,她把那本账本用一块干净布包了,塞进挎包里。挎包是我爸的,帆布的,带子上缝过一回,针脚比她缝的粗。

“妈,你带它干啥。”

“料不给我。”她说,“我就拿它去要。”

4 料

十二月四号,天没亮她就起来了。

她把昨晚剩的糊糊热了,给我盛了一碗,自己没吃,喝了半碗热水。出门前她把挎包带子往肩上提了提,把账本往里按了按。

外头零下二十几度。她走到门口,又回来,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进挎包——车间里可以借,但她嫌别人家的脏。

仓库在厂区最北头,一间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字被雪打得看不清。屋里一垛一垛的布,靠墙码着,中间留一条过道。空气里有股浆过的味道,潮,凉。布卷上贴着纸条,写批号,有的字被手摸得模糊了。

库管员姓郑,叫郑万金,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坐在一张桌子后头,桌上摊着一本账簿,旁边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红字掉了漆,还剩半个“先”字。

我妈把领料单递过去。

郑万金看了一眼,没抬眼皮:“条子呢。”

“什么条子。”

“组长签字。”他说,“考工用料,得组长签字。”

“李组长签了。”我妈说,“单子上有。”

他把单子举远了一点,眯着眼看,然后把单子放回桌上。

“这个料,”他说,“没有。”

“单子上写着涤卡,深灰,六尺。”

“深灰没了。”他说,“有浅灰。”

“样衣要深灰。”

“那就没有。”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你要不着急,等下批。下批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

过道那头有人在搬布,木架“吱”一声。

我妈站着没动。

“郑师傅。”她说。

“我这儿讲规矩。”他说,“谁来了都讲规矩。”

“规矩我懂。”我妈说,“单子是组长签的,指标是厂长会上说的。料在这儿,条子在这儿,你告诉我没有。”

“我说了没有。”

我妈把挎包放到桌上,解开那块布,把账本拿出来,翻到一百三十七页,转过去,放在他面前。

“马经理,”她说,“外贸公司业务经理。溜肩,右肩比左肩低一寸。胸围三尺二。脖子短,领座得压下去两分,不然她抬不起头。”

她一句一句往下念,念到“右肩低一寸”的时候,郑万金的眼镜往下滑了一点。

“她三年前让我改过一件大衣。”我妈说,“就在这厂里。改完了她自己照镜子,说了一句'这件我能穿'。”

屋里静了。过道那头的木架又“吱”了一声。

“这尺寸,”我妈说,“全厂就我这儿有。”

郑万金把眼镜推回去,看着她,看了有半分钟。

“你哪来的尺寸。”他说。

“我量的。”

“她让你量?”

“她让我给她改衣裳。”我妈说,“改衣裳,就得量。”

郑万金把账本推回来,推得不重。他站起来,走到垛子后头,抽出一卷布,“咚”地放在桌上。

“深灰,六尺。”他说,“门幅二尺七。就这一卷。”

“六尺。”我妈说,“一件棉袄面,正常五尺半。”

“你就六尺。”他说,“少了不剪,多了不补。”

“多出来的我照价给。”

“料是厂里的。”郑万金说,“你不要,别人要。”

我妈伸手摸了摸,指头在布面上按了一下,又捻了捻。

“这不是涤卡。”她说。

“涤卡没有。”他说,“这是毛涤。比涤卡贵。”

“贵不贵我不管。”我妈说,“我要它不起球,不变形,絮上棉不发硬。”

“这个不起球。”

我妈把布往怀里一抱。

“签字。”郑万金把领料单推过来,“这儿。写上'经郑万金同意调剂'。”

我妈拿起笔,笔尖在纸上悬了一下。

“料是我领的。”她说,“条子是组长签的。”

“你不签,料拿不走。”

她把笔放下。

“那我把布放回去。”

她真的把布抱回垛子那儿,弯下腰,往垛子上放。放的时候她放得很轻,像放一件做好的衣裳。

郑万金在她背后站了一会儿。

“行。”他说,“你签你的名。”

她把名字签在单子上“领料人”那一栏底下。名字写得比平常大。

她把单子推回去,抱起布走了。

后头郑万金喊了一句:“何枝!”

她没回头。

回到家她把布铺在炕上,量了三遍。六尺,门幅二尺七。一件棉袄面,正常要五尺半。够,但没有富余。她把纸样一片一片摆上去,挪了四回,最后把袖子的两片斜着套进摆缝里。

“套着裁,省三寸。”她说。

她拿划粉在布上画,画一道吹一口气,把粉屑吹掉。

那天夜里她裁布,裁到一半停下来,把两只手夹在腋下焐,焐热了再裁。裁一会儿又停下来,再焐。

她的手在灯下是红的,一到冬天就红,红到开春。

裁到半夜,门被敲响了。

敲得很急,“咚咚咚”,三下。

我妈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我奶奶刘桂棠。她挎着一个柳条筐,筐里是冻梨,上头的霜还没化。她六十八,头发在后头挽成一个髻,眉毛很浓,一进门先把屋子扫了一圈。

“就你们娘俩。”她说。

“就我们娘俩。”我妈说。

奶奶把筐放在桌上,坐到炕沿上,把手捂在袖筒里。

“我今天坐班车来的。”她说,“车上碰见你们厂的老陈,他说你上名单了,头一个。”

我妈“嗯”了一声。

“清退了咋办。”

“再找活儿。”

“找啥活儿。”奶奶说,“城里一个萝卜一个坑。”

她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往前一伸。

“把小满给我。”她说,“屯里有教学点,两间房,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她在那儿念,念到五年级,我供她。”

我妈没说话。

“你在这儿念,户口在厂里,学籍也在厂里。”奶奶说,“你要转不了正,学籍迁出来,学校就得让她走。到那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她念得完这学期。”

“下学期呢。”

我妈把手里的划粉放下。

“下学期我还在。”她说。

奶奶笑了,笑得不好看。

“你在这个厂里干了几年了。”她说,“十一年。十一年还是个临时工。人家正式工一个月三十九块,你三十一。你跟我说下学期你还在。”

我妈不说话了。

“长庚在的时候,我说过你。”奶奶说,“我说这丫头犟,认死理。他不信。”

她抬头看了一眼屋角的缝纫机。

“你把家里的钱都填这上头了。”她说,“一台机器,一百八。那年一百八能买啥,你知道。”

“能买一台机器。”我妈说。

奶奶站起来,把筐往我妈那边推了推。

“梨你留着,给孩子吃。”她说,“我不催你。你自己掂量。你要转不了正,孩子跟我走。这话我今天放这儿。”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

“你要走这条路,我不拦你。”她说,“你走给我看。”

门关上了。风从门缝里进来,桌子上的纸样角被掀了一下。

我趴在炕上装睡,眼睛一直没睁。

我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来把纸样角压平,把冻梨一个一个拣出来,摆在碗架上。她数了数,六个。

她把最大的那个放在我枕头边上。

“凉的,明天再吃。”她说。

5 那一刀

十二月五号,市服装厂来了个退休师傅,姓邵,六十多,眉毛白,手上戴一副露指的手套。

厂里说他是来“指导”的。

邵师傅在裁案前站了一会儿,把我妈裁好的衣片拿起来,对着灯看,又放下。他把袖片翻过来,看了看套裁的那道斜口。

“这活一个人干不了。”他说,“得两个人配合。”

赵守业在旁边点头:“那就配合。”

“我打下手。”我妈说。

邵师傅没接这句,转头问赵守业:“你们厂里有几个会归拔的。”

“一个。”赵守业说。

“那就她。”邵师傅把衣片推到我妈面前,“我报尺寸,你上手。”

“尺寸我这儿有。”我妈说,“三年前我量过马经理。”

邵师傅的手停了一下。

“你量过?”

“改过大衣。”

邵师傅看了她一会儿,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那你就按你的尺寸做。”他说,“做完我看。”

那天下午,赵巧韵一直在裁案另一头站着。她手里拿着一把新剪子,红塑料把,刃口亮。那剪子是她上个月从市里带回来的,谁借她都不给。

十二月六号一整天,我妈在打版。

她把报纸铺在案子上,一片一片拼起来,用浆糊粘成一大张。纸样是从厂里旧样衣上扒下来的,肩要改,领要改。她改一处,就用铅笔画一道,画完把纸样举起来,对着窗户看。

“你对着窗户看啥。”我问。

“看线直不直。”她说,“纸上有线,布上就没有了。纸上歪一分,布上歪一寸。”

那天晚上她把纸样裁下来,铺在布上,用大头针别住,别了四十多个。

十二月七号,通夜。

那一夜的前半截,是她后来一句一句讲给我听的;后半截,我看见了。

车间里只剩下三盏灯。她把棉絮撕松,一层一层铺在案子上。棉花是新的,八两,一团一团,撕开的时候有“沙沙”的声。

铺到一寸厚,用手掌压平。

“絮棉不能一把一把塞。”她跟我说过,“塞进去是疙瘩,穿三天就坨了。得一层一层铺,铺匀了,压平。”

她铺完棉,盖上里布,开始行棉。绗线斜着走,一指半一道,从下往上,针脚一寸十一个。她的手在布底下,眼睛不看针,看的是布的走向。

行到一半,她把针停下来,甩了甩右手。

我看见了。

“妈。”

“没事。”她说,“凉。”

行完棉,她开始归拔肩头。

肩缝是斜的。人肩是个坡,布是平的。她把肩缝那块喷上水,熨斗压上去,往前推,布就顺着坡长出去半寸。推完一面翻过来,从里头再推一遍。

“一面拔,一面归。”她说,“拔多了,肩头就塌;归多了,穿上抬不起胳膊。”

半夜两点,她开始缉肩缝。别人缉一道,她缉两道。第一道缉完,把缝头劈开,压平,再缉第二道。这样肩头才是圆的,不是尖的。

两点半的时候,机头“咔”了一声,针弯了。

她把针拧下来,换一根新的,把弯的放在案子上,拿油石磨了两下,磨直了,收进铁盒。

“针弯了不能扔。”她说,“磨直了还能上。”

铁盒里已经有一把磨过的针,长短一样,摆得很齐。

三点,领子。领座压两分,领面放三分。她把领子翻过来,用指甲刮了刮缝头。

三点四十,锁扣眼。

五个扣眼,全是手工锁的。针从布底下穿上来,绕线,再穿下去,一针压一针。锁一个扣眼要八分钟,五个四十分钟。

四点半,钉扣。四个钉完,最后一个扣子钉歪了一点,她拆下来,重钉。

快五点的时候我起来上茅房,看见车间的灯还亮着。

我端了一缸子热水过去,缸子是搪瓷的,上头印着“先进”两个字,红漆掉了一半。

她接过去,两只手抱着缸子,抱了一会儿,没喝。

“回去睡。”她说。

“你也睡。”

“快完了。”

她把缸子放下,缸子底在案子上磕了一下。

五点,天还没亮。她把样衣抖开,挂在墙上的钩子上,退后两步看。

那件棉袄挂在那儿,肩是圆的,领子是立着的,前襟平。灯照上去,布面上有一层很薄的光。

她伸手把袖子捏了捏,捏出一个弯。

“人的胳膊是弯的。”她说。

然后她去了趟厕所。

车间后头有个小厕所,蹲坑,墙上挂着一个小灯泡。她走的时候把灯关了。

后来她说,那七分钟里,车间是黑的。

她回来的时候,钩子上是空的。

她在车间里找了一圈。裁案上没有,机头上没有,柜子里没有。她走到门口,门是从外头锁的。夜班的钥匙在值班室挂着,谁都能拿。她没去拿。她怕出去一趟,回来连纸箱也不见了。

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站了很久。

她把车间又走了一遍。

每一台机头都摸了一下,罩布都掀开看了。翻废布筐的时候她把右手伸进去,摸到最底下,捏出一根线头,看了看,扔回去。

那只手在筐沿上停了很久。

天一点点亮。窗玻璃上的霜化成水,一条一条往下淌。

天亮以后,赵巧韵从外头把门打开。她穿着棉袄,脸冻得红,鞋上沾着雪。

“何师傅,你起得早。”她说。

“样衣呢。”

“在裁案底下。”

样衣在裁案底下的一个纸箱里,压在两块碎布头下头。

我妈把它抽出来,抖开。

右肩缝上有一道口子。

二寸长,斜的,从肩缝线往下走,顺着纱向。

那口子不是撕的。撕的口子两头有丝,毛。这个口子两边齐,没有丝,是剪的。

我妈用手把口子两边捏在一起,捏了一下,又放开。

剪口的地方,布已经错开了半寸。她捏得再紧,那道缝也合不上。

她没说话。她把样衣叠起来,叠得很整齐,抱在怀里。

十二月八号上午,交样。

检查组三个人,赵守业,邵师傅,还有一个厂办的女的,姓周。样衣铺在裁案上。

邵师傅把右肩翻过来,看了一眼。

“肩缝开绽。”他说。

“开绽”两个字一出来,屋里没人说话。

他把手伸进袖子里,把肩膀那块的布顶起来。

顶的时候他的指头在里头撑了一下,布面鼓起来一块,像人肩膀。

“这儿断了线。”他说。

“线是我缝的两道。”我妈说。

“两道也断了。”邵师傅说,“合体不合体,看的是衣裳,不是看线。”

“衣裳是合的。”

“衣裳上有口子。”他说。

“不合体。”他说,“这个不能算。”

赵守业把本子打开,笔在纸上蹭了两下,没写出字。

“考工暂缓。”他说,“等厂里研究。”

我妈站在那儿,怀里还抱着叠好的样衣。

“厂长。”她说。

“何枝,这事儿……”赵守业把本子合上,“厂里再研究研究。”

“我交的是合格的。”我妈说,“开绽是后剪的。”

周干事的眼睛往赵守业那边看了一眼。

邵师傅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没说话。

“我回去重做。”我妈说。

赵守业抬起头:“料呢。”

“料我自己想办法。”

她说完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过头。

“厂长。”她说,“这件衣裳,我做了九个钟头。”

散会以后,人往食堂走。艺英大娘没走,她在门口等我妈。

“何枝。”

“嗯。”

“那道口子。”艺英大娘把手里的饭盒换了个手,“剪得比人还准。”

我妈把样衣往怀里抱了抱。

“顺纱向。”她说。

“顺纱向,”艺英大娘说,“那是拿尺子量着剪的。”

两个人站在车间门口,谁也没再说。

风把地上的棉絮吹起来,一小团,打着旋,撞在门框上,粘住了。

6 认线

那天晚上她把样衣摊在炕上,把灯泡拧亮了一格。

十五瓦换成四十瓦,屋里一下亮得刺眼。她把右手举到灯底下,五个指头伸开,又合上。

她先看剪口的起头。

起头在肩缝线往下三分的地方,收口在上头,靠近领窝。斜度一样,两边的角度一样。

“从上往下剪的。”她说,“站着剪的。”

“咋看出来站着。”

“坐着剪,手使不上劲,剪口是弯的。”她说,“这个直。”

她拿手指顺着剪口的边捋了一遍。

“顺纱向。”她说,“顺着布纹走,刃口才不挂丝。逆着剪,布边就毛。”

然后她看线。

肩缝她缉了两道。第一道在外头,第二道在里头。剪口把第二道线剪断了,剩下第一道,线头还在。

她把线头捏起来,对着灯看。

“线是从下往上断的。”她说,“剪子从下往上进,断口就是斜的。从上往下进,断口是齐的。”

她把样衣翻过来,看里子。

里子上有一小块褐色的印子,很浅,像是指头按过的痕。

“这是手印。”她说,“按着剪的。不按着,布会跑。”

她把那件样衣叠好,放在桌上,坐了一会儿。

“妈。”我说,“是谁。”

她没答。

“是赵巧韵。”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

“你咋知道。”

“她有一把新剪子。”我说,“她谁也不借。”

我妈把灯关了。

第二天早上,她去车间,走到赵巧韵的机头旁边,站了一下。赵巧韵正在缉一条裤缝,脚在踏板上踩得飞快。

我妈看了一眼她机头边上的工具盒。

盒子里那把红塑料把的剪子,刃口上有一小块蓝。

那是布上的粉。深灰的布上划粉是白的,只有蓝布才留蓝粉。前天夜里,车间里只有一件蓝布——样衣的里子。

我妈转身走了。

这一段是她回来跟我讲的。她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一下,把围裙带子在手上绕了一圈,又解开。

那天上午,她在机头上坐了两个钟头,一句话没说。

中午吃饭,艺英大娘端着饭盒坐到她旁边。

“你去找厂长不。”艺英大娘说。

“不去。”

“为啥不去。”

我妈把筷子放下。

“我说是她剪的,谁信。”她说,“线断了,我看见了。可线断了,也可能是我缝得不牢。”

“你缝了两道。”

“两道也是我缝的。”我妈说,“这事儿,认得出,证不了。”

艺英大娘“嘿”了一声,把一块土豆拨到饭盒边上。

“那就这么算了。”

“不算。”我妈说,“我重做。”

“料呢。”

“我去要。”

我说:“料五尺五,絮棉八两,五个扣眼一轴线。工时两个班。”

“你算得比我清。”我妈说。

“要不着呢。”

“要不着,”她说,“我就拿我自己的布。柜子里还有五尺,本来留着给你做棉袄的。”

下午她去了仓库。

郑万金看见她,把缸子放下。

“又是你。”

“再要六尺。”我妈说,“深灰。”

“没了。”

“有。”我妈说,“昨天我看见垛子后头还有半卷。”

郑万金盯着她看了几秒,站起来,走到垛子后头,把那半卷拖出来,“咚”地放在桌上。

“五尺五。”他说,“就五尺五。”

“够。”

“签字。”

我妈签了。

抱布出门的时候,郑万金在后头说了一句:“何枝,你这人,不吭声。”

“吭声没用。”我妈说。

“你不吭声,人家就当你好欺负。”

我妈在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

“郑师傅。”她说,“我吭声了,料谁给。”

郑万金没说话。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号,她去了厂长办公室。

办公室在二楼,窗户上贴着一条红纸,是元旦写的,字已经褪了。赵守业坐在桌子后头,桌上一个搪瓷缸,一摞文件,一个算盘。

“厂长。”我妈说,“我要料,要工时。”

“料给了?”

“给了五尺五。”

“工时……”赵守业把手放在算盘上,“你这个月已经超了。年前料压在库里,年后才排得出整班。”

“超的我自己补。”我妈说,“我要的是一个班的时间,让我把样衣重做一遍。”

“一个班?”

“八点钟开机,四点交。”我妈说,“絮棉、行棉、归拔、缉缝、锁眼、钉扣,我一个人干过一回,九个钟头。这回我熟,八个钟头够。”

赵守业把手从算盘上拿开。

“何枝,我问你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是谁剪的。”

我妈没说话。

“你知道。”赵守业说,“你不说。”

“说了,料谁给我。”

赵守业不说话了。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厂里要研究。”他说。

“研究到哪天。”

“这个月。”他说,“二次评定。”

“评定谁。”

“评定样衣。”赵守业说,“谁的衣裳合体,指标给谁。”

我妈点了下头。

她把手里的领料单放在桌上,摊平。

“料五尺五。”她说,“絮棉八两。扣眼五个,线一轴。”

“这些我记着。”

“工时两个班。”她说,“一个班八点钟。”

赵守业把单子拿到跟前,看了看,又放回去。

“厂长,我不要说法。”她说,“我只要料和工时。衣裳做出来,合不合体,你们看。”

赵守业抬起头看她,看了有一会儿。

“你比我以为的难缠。”他说。

“我不难缠。”我妈说,“我就要一件衣裳。”

她走到门口,把门带上,带得很轻。

那几天学校里没有人跟我说话。

下课的时候,女生跳皮筋,两个人摇,三个人跳。我站在旁边,摇的人不叫我,跳的人也不叫我。

赵小燕在跳,跳得很好,辫子在背后甩。

“我妈说了,”她一边跳一边说,“她妈那件衣裳做坏了。”

“没做坏。”我说。

“做坏了。”她说,“肩缝开了。”

旁边有个男生把手在嘴上一捂:“跪下那家的。”

我不记得我怎么冲过去的。我只记得他的棉帽子飞了,落在雪堆上;我记得我的手在他脸上抓了一把,指甲缝里有一条红。

那男生比我高半个头,捂着脸上楼去了。

他的棉帽子躺在雪地里,帽耳子上一圈毛,沾了雪。

我站在那儿,手心里全是汗,风一吹,凉得发疼。

后来的事又是吴老师。又是办公室。又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放学我回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搬了个小板凳到灶间,把碗架底下的铁盒拿下来。

铁盒里是划粉。红的、蓝的、白的,一截一截,都是我妈从厂里带回来的,用得只剩一小截,她舍不得扔。

我把它们全倒在灶膛里。

火苗起来的时候,蓝的绿的,一跳一跳。有一块粉“啪”地炸开,火星子窜到灶门外头,落在地上,灭了。

我妈回来的时候,灶膛里还有火。

她站在门口,看着灶膛,看了很久。

然后她蹲下去,拿火筷子把没烧尽的划粉一块一块夹出来,放在手心里。

有一块还剩半截,边上焦了。她把焦的那头掰掉,剩下的揣进兜里。

“还能用。”她说。

她站起来,把火筷子放回原处,回过头看我。

“烧完了就没了。”她说,“没了得花钱买。”

她把手在我脸上摸了一下,摸到我脸上一道抓痕。

“疼不疼。”她说。

“不疼。”

“手呢。”

我把手摊开。指甲缝里那条红已经干了。

她拿过我的手看了看,没说话,把手放回去。

我说:“我不想让你做衣裳了。”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不做衣裳,”她说,“我干啥。”

7 六十八块

二次评定在一月底。

那天马经理自己来了。她四十来岁,个子高,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穿着一件灰呢大衣,袖口磨白了。她把重做的棉袄穿上,站在车间门口的穿衣镜前。

镜子是旧的,边上掉了一块水银。

她先把左胳膊抬起来,放下去,再把右胳膊抬起来。抬到与肩平的时候,她停住了。

“这儿。”她说,“这儿不顶。”

她转过身,让赵守业看背。

“背是圆的。”她说,“我穿别的衣裳,背这儿总是鼓一块。”

她又把扣子从上往下扣,一颗一颗,扣到最底下那颗,抻了抻前襟。

“前襟也不翘。”她说。

她把两只手插进兜里,走了两步,又退回来。

“这件我能穿。”她说。

她转过身,问赵守业:“谁做的。”

“何瑜枝。”赵守业说。

马经理看了我妈一眼。

“你量过我。”

“三年前。”我妈说,“你让我改过一件大衣。”

“那件大衣我还穿着。”马经理说,“袖口磨破了,我自己补的,补得难看。”

她笑了一下。

她从镜子前退下来,站在裁案边上,把手在棉袄前襟上抚了一下。

“你们这版,”她说,“肩上是活的。”

“啥叫活的。”赵守业问。

“别的厂做的,肩是死的。”马经理说,“穿上像扛着两块板。”

“这件呢。”

“这件跟着人走。”她说,“我抬胳膊,它就抬。”

“这批样衣,我要两件。”她说,“一件我穿,一件带回去。”

指标没批。

赵守业说市里的指标卡着,今年全市就下来几个,得排队。等多久,他说不准。

“那考工算不算数。”我妈问。

“算。”赵守业说,“你的衣裳,马经理穿了。这个数算。”

“数算,指标呢。”

“指标等。”他说,“先把活儿干起来。”

从二月起,我妈开始计件。

计件的活不固定。谁家要改衣裳,外贸要补样,车间里赶急活,都派给她。她把活领回来,在机头上干,干完记在一张纸上,纸上画着格子,一格一件。

单价是车间定的:棉袄一件一块二,改裤腰五毛,锁一副扣眼两毛。

“一件棉袄一块二。”她回家跟我说,“我一天能做一件半。”

“那一个月呢。”

“一个月二十六天。”她说,“做满了,三十九件。”

她拿铅笔在纸上算。

“三十九件,四十六块八。”她说,“再加上改衣裳。”

“改衣裳多少。”

“五毛一件。”

她算完了,把纸折起来,夹进账本。

计件的活不是天天有。

有一回外贸补样,二十件,李允珍分给了王秀兰。我妈没说话,第二天照样上工。

第三天活退回来了,肩缝不齐,二十件全拆。

李允珍把活重新分给我妈,站在机头边上说了一句:“我分错了。”

“活没罪。”我妈说。

“我给你补个不是。”

“不用。”我妈说,“下回分活,你先看谁的肩做得了,再看谁跟你熟。”

李允珍的脸红了。

二月二十八号,发工资。

工资表贴在车间门口,一张大白纸,格子里写着名字和钱数。人挤在那儿看,手指头在纸上点。

我妈的名字在最底下。她那一格上写着:六十八。

旁边有人“嘶”了一声。

“六十八?”

“比我多二十九。”

“计件的活都给她了。”

“她那手活儿,给她也做不出来。”

李允珍站在人堆外头,没挤进去。她等我妈出来,才走过去,把工资表上的名字看了一眼,又看我妈一眼。

那一眼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看我妈,是看一个临时工。那天她看我妈,是看一个能干活的人。

“何枝。”她说,“你这个月六十八。”

“嗯。”

“我三十九。”李允珍说,“我干了十四年。”

我妈没说话。

“我不是眼红。”李允珍说,“我是想问,计件的活,能不能分我一点。”

“你跟厂长说。”

“我说了。”李允珍说,“厂长说,计件的活要手。”

她把手在自己面前翻了一下,五个指头张着。

“我这手,做不了你的活。”她说,“我认。”

她说完就走了,走得很快。

那天下午我妈去领钱。钱是从财务室的小窗口递出来的,一沓,用纸条捆着。她当着人的面没数,走出厂门才数。

她在墙根下数了三遍。

六十八块。四张十块的,五张五块的,一张两块的,一张一块的。她把钱按面额排好,一张一张压平,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回家她把那张记件的纸摊在桌上,用铅笔一格一格划。那张纸上一共四十二格。二月里赶了两回急活,比平常多做了三件。

“棉袄四十二件。”她说,“五十块四。”

“改衣裳二十六件,十三块。”

“锁扣眼二十三副,四块六。”

她拿铅笔在纸上加:

五十块四,加十三,六十三块四。再加四块六,六十八。

“对上了。”她说。

“妈,你算这么细干啥。”

“钱是人家算的。”她说,“我得自己算一遍。算不对,我得问。”

她又给自己算了一笔。

“一天一件半,一件一块二,一天一块八。”她说,“一个月二十六天,四十六块八。”

“妈,你算这个干啥。”

“我算我值多少。”

“值多少。”

“不知道。”她说,“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一点。”

她把铅笔搁下,把那张纸按了按。

然后她去了趟药店。

药店的柜台高,她得抬着下巴跟里头说话。玻璃柜里摆着几瓶药,瓶口封着蜡。

“治膝盖的,哪种。”她问。

“这个,九毛。一天抹两回,一瓶使一个月。”售货员说。

她把手伸进贴身的口袋,摸了一下那沓钱。她心里算了一下:九毛,一瓶使一个月,一年十块八。

“我先看看。”她说。

她把瓶子拿起来,看了看上头的字,又放下。放下的时候她把瓶底在柜台上转了半圈,让商标朝里。

“下回吧。”她说。

她出来,进了旁边的副食店。

副食店的柜台上摆着铅笔盒,铁皮的,一排五个,印的都是孙悟空。她拿起一个,翻过来看看底,又拿起一个。

“六毛八。”售货员说。

她买了一个。

回家她把铅笔盒放在我枕头边上,没说话。

我把铅笔盒拿起来,打开,又合上。里头的孙悟空,还是六毛八的那一个。

我放学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了。

“妈。”

“砸坏的那个,赔你。”她说。

我把铅笔盒拿起来,铁的,凉。盖子开合的时候“咔”一声,很响。

“你买了一个?”

“一个。”

“你自己呢。”

“我不用。”

“妈,剩下的钱呢。”

“攒着。”

“攒着干啥。”

“万一。”她说,“万一哪天用得着。用得着的时候,借不着。”

那天晚上她做饭,我在旁边站着。她的手在案板上切酸菜,刀起刀落,一下一下。

我看见她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块布,布是白的,已经灰了。

“妈,你手咋了。”

“针扎的。”

“扎哪儿了。”

“扎了三回。”她说,“一样的地方。”

“为啥一样的地方。”

“布厚。”她说,“针上去,手就得在底下接。接得准,扎自己;接不准,扎布。”

她把刀放下,把手往围裙上擦了擦。

“扎惯了就不疼了。”她说。

她把布条解开,指头肚上三个针眼,排得很密,一个挨一个。

“三个,一样的地方。”她说,“这块皮厚了,针不好穿。”

“那就别缝了。”

“不缝,这件衣裳就交不出去。”

她重新缠上布条,把针拿起来,对着灯穿线,穿了两回才进去。

那天晚上她剁了半斤肉,包了四十个饺子,冻在窗外。

“过年吃。”她说。

“现在才二月。”

“二月也是过年。”她说,“咱家过年早。”

三月里李允珍的腰不好了,整烫台缺一个人手。她找到我家的门上,站在门口,把手在腰上按着。

“我教你。”我妈说,“整烫不难,你腰不好,先坐着熨。”

李允珍愣了一下:“你教我?”

“难的是垫布要跟着熨斗走,别跟着手走。”

三月里她教了三天。第四天李允珍烫出来一件,是平的。

赵巧韵站在整烫台那头看着,没过来。

“教了她,往后整烫就不缺人了。”她说。

“不缺人是好事。”

“整烫一个月多四块。”赵巧韵说,“那四块,我盯了两年。”

“是好事还是坏事,看谁站在台上。”赵巧韵说完就走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起来喝水,看见她还没睡。

她坐在炕沿上,就着灯,把那张记件的纸摊开,一格一格看。看完她把纸折起来,夹进账本,然后把账本塞到枕头底下。

她躺下的时候,手在枕头上按了一下,按得很轻。

8 我不记,我记账

四月,王树琴来敲门。

她来的时候是礼拜天下午,挎着一个布包,包里塞着一条棉裤。裤子是深蓝的,膝盖上磨白了,裤腰上的松紧带松了,一走就往下掉。

“何枝。”她站在门口,没进来,“你给我改改。”

我妈让她进来。

王树琴把裤子放在炕上,铺开,把松紧带那一圈翻过来。

“你看这腰。”她说,“我自个儿缝了两回,一穿就掉。”

“街口不是有裁缝铺。”

“去了。”王树琴说,“人家说改腰麻烦,得拆,得重上,让我搁那儿等三天。我等不了。”

她把手在裤子上抚了一下。

“厂里人也不给我改。”

我妈没问为什么。

她拿软尺量了量腰围,量了量臀围,量了量裤长。

“腰二尺三。”她说,“改小一寸。松紧带换新的。”

“多少钱。”

“八毛。”

王树琴的手停了一下。

“八毛?”

“改腰,换带,八毛。”我妈说,“市价。”

“街口那个裁缝铺,六毛。”

“那你找他。”

王树琴的脸涨了一下,又落下去。

“我不是跟你讲价。”她说,“我是……”

“我知道你不是。”我妈说,“我这儿八毛。”

王树琴从布包里摸出钱,一张五毛,三张一毛,数了两遍,放在炕沿上。

我妈把裤子拆了。拆腰的时候她没使剪子,用锥子挑线,一针一针挑。挑完了把裤腰熨平,重新画线,重新缝。

缝的时候王树琴坐在炕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家的屋子。

“你这机器,多少钱买的。”王树琴问。

“一百八。”

“哪年的钱。”

“八零年。”我妈说,“攒了三年。”

“三年攒一百八,一个月攒五块。”

“五块。”我妈说,“有时候四块。”

屋子小。炕占了一半,缝纫机占了一个角,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上是个抱着鱼的娃娃,边角翘了。

“你这屋子……”王树琴说,“住多少年了。”

“九年。”我妈说。

“你男人走的时候,孩子在几岁。”

“七岁。”

王树琴“哦”了一声,不说话了。

过一会儿她又开口。

“巧韵在整烫。”她说,“烫了三个月,手上全是泡。”

“垫布就不起泡。”

“她说垫了。”王树琴说,“她说你教她垫的。”

我妈的针没停。

“厂里人都说她降了。”王树琴说,“从机头上下来,去整烫。整烫是打下手的。”

“整烫是最后一道。”我妈说,“衣裳平不平,看整烫。”

王树琴不说话了。

裤子改好了。我妈把它抖开,让她看腰。

王树琴伸手摸了摸,摸了两下,把松紧带拉了拉,松手,带子“啪”地弹回去。

“行了。”她说,“你这活儿是真行。”

她把裤子叠起来,抱在怀里,站起来要走。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

“何枝。”她说,“你这人记仇。”

我妈正在收锥子。

“你收我八毛。”王树琴说,“街口六毛。你多收我两毛。你倒是记仇。”

我妈把锥子放进铁盒里,盖上盖子。

“我不记。”她说,“我记账。”

“记账跟记仇不一样?”王树琴问。

“记仇记在心里,越记越沉。”我妈说,“记账记在纸上,纸上的东西能算。”

王树琴站在门口,没说话。

“我记你八毛,你记我两毛。”我妈说,“这账谁也不算亏。”

王树琴愣了一下,抱着裤子走了。

走到院子里她停了一下,回过头,声音低了些。

“名单的事……”她说,“上头要减两个,我只报了一个。玉梅是我外甥女,我要报两个,她也保不住。”

我妈没说话。

“你那个指标。”王树琴说,“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咋就没批下来。我托人问过,人家说市里卡着。”

她说完就走了。院门“吱”一声关上。

“妈,你收她八毛,图啥。”

“不亏。”我妈说,“她往后还得来。”

我妈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来把炕沿上的八毛钱收进铁盒,压在最底下。

十月底,上海来了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右上角贴着八分的邮票,邮戳糊了,只认得出“上海”两个字。信封上的字是钢笔写的,横平竖直,一笔一划都很规矩。

我妈把信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才拆。

信纸两张,写满了。她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到一半停下来,把信纸举远一点,又举近一点。

“妈,我念给你听。”

“我认得。”她说,“就是不熟。”

她读到第二段的时候,我凑过去看。

信上写:

“……一九七六年厂里办扫盲夜校,我教了半年。你是学得最慢的一个,也是记得最牢的一个。别人的尺寸记在纸上,你的尺寸记在手上。我回上海这些年,见过不少师傅,手上没你这个准的。”

“……你上一次来信,说你在争一个指标。争到了没有?争不到也别把心气磨掉。手艺这个东西,谁也拿不走。”

“……上海这边缺个打版的。你要愿意来,我给你问问。这边厂里给正式工指标,房子紧,先住集体宿舍。”

信的末尾写着:沈之衡。

我妈读到“正式工指标”这四个字,停了一下。

读完她把信放下,从信封里倒出一样东西。

一张纸样。领子的纸样,用报纸包着,报纸是《解放日报》,边上有半篇文章,说的是上海的服装厂。

纸样是硬纸剪的,剪得很齐,上头用铅笔画了线,写着小字:“领座压两分,领面放三分。归拔走弧,不要走直。”

我妈把纸样拿起来,对着灯看,看了很久。

“这纸样是新的。”她说,“上海的版,肩线比我们的直。”

“有啥用。”

“有用。”她说,“肩线直,人就挺。”

她把纸样夹进账本,跟信夹在一处。

“谁来的。”

“沈师傅。”

“哪个沈师傅。”

“上海那个。”她说,“一九七几年在我们厂待过。教我归拔的。”

她把信又读了一遍,这一遍读得快。

“妈。”

“嗯。”

“你去不去。”

她把信纸叠起来,叠成四折,夹进账本里。

“不去。”

“为啥。”

“户口。”她说,“学籍。还有你。”

“我跟你去。”

“你去了念啥。”她说,“上海的学校,要户口。我去了,先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

“那沈师傅说给指标。”

“指标是给会干活的。”她说,“不是给我这样的。”

她把账本合上,用那块干净布包好,塞进挎包。

“上海不缺我一个。”她说,“这儿缺。”

“那纸样呢。”

“给组里。”她说,“肩线直,人就挺。组里人会了,我就少一道活。”

第二个礼拜她把纸样贴在车间的墙上,用图钉按了四个角。

有人看,有人不看。李允珍看了半天,问:“这条线为啥这么走。”

“它顺着人的肩走。”我妈说。

那天晚上她写信。

信纸是从厂里拿的,蓝格子。她写了三行,写了很久。

“沈师傅:信收到了。纸样收到了。我这儿走不开。您的话我记着。”

她写完念了一遍,把“记着”改成了“记住了”,又改回来。

“妈,你咋不写你要去。”

“不写。”她说,“写了,人家就等。”

第二天早上她把信带走了,到了厂里才投,投在门口那只绿邮筒里,“咚”一声。

我站在门口看她走。她走到院门口,回过头。

“锅里有糊糊。”她说。

9 署名

一九八七年四月,广交会。

厂里没人去过广交会。赵守业去了,带回三样东西:一沓订单、一张照片、一肚子话。

照片是在展馆门口照的,赵守业站在中间,穿中山装,扣子全扣着。他旁边是外贸公司的人,再旁边是个高个子外国人,笑得露出一口牙。

照片贴在车间的墙上,四个角都按了图钉。

订单是追加的。两千件棉袄,指定“外贸样衣同版”。

那天全厂开会。赵守业站在台上,手里拿着订单,念了一遍数量,念了一遍交期。

“三个月。”他说,“两千件。”

底下嗡了一声。

“三个月两千件,一个月六百七。”有人在底下算,“一天二十四件。”

“三班倒。”赵守业说,“人不够,从整烫组抽。”

“这活儿是咱们厂的脸。”他说,“干好了,往后年年有。”

散会以后赵守业叫住我妈。

“何枝,这活你得盯着。”

“我盯。”

“版不能改。”

“不能改。”我妈说,“外贸的版,改一寸就退。”

“缺人我从整烫组抽。抽谁,你说。”

“我要赵巧韵。”

赵守业愣了一下:“她整烫干了半年。”

“手快。”我妈说,“整烫要手快,慢了布就压出印。”

散会以后,车间就开始赶。

三班倒,白天黑夜不停机。我妈带两个临时工,一个踩机头,一个锁扣眼。她自己打版、归拔、看样。

那两个临时工一个是王秀兰,一个是新来的小姑娘,姓宋,十七岁,手还生。我妈让她先锁了三天扣眼,锁完了才让她上机头。

“锁扣眼能看出手。”我妈说,“锁得齐,手就稳。”

五月里有一天,我在车间门口等她。她从里头出来,手上全是白线头,眼睛红。

“妈,你几天没睡了。”

“睡了。”

“睡几个钟头。”

“三个。”她说,“够了。”

她的右手食指上又缠了胶布,缠了两层,外头那层已经黑了。

“手咋了。”

“棉絮扎的。”她说,“絮棉的时候,棉花里有碎秆子。”

“你戴手套啊。”

“戴手套,摸不出棉铺匀没匀。”

五月末,小宋扎了手。

针从上头下来,扎进食指,血冒出来,滴在布上,一块蓝布上落了一点红。

我妈把她拉到水池边,冲,冲干净,拿胶布缠上。

“还能干不。”我妈问。

“能。”

“那就干。”我妈说,“这件布上有血,算废的。你拆了重做。”

小宋哭了。

“哭完了接着干。”我妈说,“活不等人。”

那件她拆到半夜,第二天交上来的肩缝是直的。

七月,两千件交了。

外贸公司来了两个验货员,一人拿一个小本,一件一件翻,翻到肩缝就把手伸进去顶一顶,翻到扣眼就数针脚。

验到第三百件的时候,其中一个抬起头,问赵守业:“这个版谁打的。”

“厂里打的。”赵守业说。

“肩缝做得比上海几家都好。”那人说,“哪个师傅。”

赵守业往车间里头看了一眼。

我妈正在机头上,低着头,没抬头。

那人又问了一遍。

赵守业说:“我们厂里,一个姓何的师傅。”

“姓何的。”那人记在本子上,写完抬起头,“这版要留样。肩缝的做法,我们带回公司。”

“留样要给厂里报。”赵守业说。

“报。”那人说,“做这版的人,也报。”

验到最后一箱,天已经黑了。验货员把本子合上,说了一句:“这批货,肩缝没一件返工的。”

赵守业在旁边笑,笑得很开。

七月二十号,厂里出了黑板报。

红粉笔写的标题:“技术革新结硕果”。底下是一段话,说厂长赵守业带领职工攻克特体棉袄打版难关,为厂里争得荣誉,创汇多少多少。

再往下是一行小字:赵守业同志被评为市二轻系统技术革新先进个人。

我妈的名字没有。

黑板报挂在厂务公开栏里,就在办公楼门口,就是我跪过的那片雪地跟前。

那天下班,我在公开栏前找到她。

她站着,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擦了两下,又擦两下。

“妈。”

她“嗯”了一声。

“回家吧。”

“我看完这一行。”她说。

她看的是最后那一行小字。看完又从头看,看到“带领职工”四个字,停住。

有个女工从旁边过,看了一眼黑板报,又看了一眼我妈。

“何师傅。”她说,“这报上咋没你。”

“报的是集体。”我妈说。

“集体里头也有名啊。”

我妈没说话。

那女工走了两步,回过头,压低声音:“何师傅,你那件衣裳,人家外国人穿了都点头。这报上不写你,写他。”

那女工还想说,我妈把她拉了一下。

“别说了。”我妈说,“说了让人听见。”

“听见就听见。”

“听见了,明年这活就派给别人。”我妈说,“我要这活。”

那女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了两步,回过头看她一眼。

我妈把手在围裙上又擦了一下。

“回家吧。”她说。

第二天,她去了厂长办公室。

我在门外等着。

“厂长。”她说,“这个版是我打的。”

赵守业在桌子后头坐着,桌上摊着那份先进个人的材料。

“报的是集体。”他说。

“报的是你。”

“我代表厂里。”

“我没说不是你。”我妈说。

“材料上写的是'带领职工'。”赵守业说。

“带领。”我妈说,“行。”

她转身要走。

“何枝。”赵守业叫住她,“你这个月奖金,我给你报了二十。”

“多少都行。”

“你别这样。”赵守业说,“这事儿……”

“厂长。”我妈说,“我不争名。我就问一句,这个版,往后算谁的。”

赵守业把材料往边上推了推。

“算厂里的。”他说。

“厂里的版,谁打。”

“你打。”

“那下回有人问,我能不能说是我打的。”

赵守业没说话。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能说。”他说。

我妈把门带上了,带得很轻。

下楼的时候她在楼梯口停了一下。

楼梯口的墙上挂着一张奖状,玻璃框里,纸已经黄了。

她看了一眼,没停,接着下楼。

那二十块奖金,她收了。回家路上她买了两百斤煤,还有一袋面。

“妈,这钱你咋不攒着。”

“攒着干啥。”她说,“冬天要烧。”

那年冬天她烧的煤比别人家多。屋里暖,我写作业不用戴手套。

她给我买了一双棉鞋,黑条绒的,里头是毡。

“妈,你咋不给自己买。”

“我脚不冷。”她说,“我一天在车间走,脚热。”

那年冬天她的棉鞋还是那双旧的,鞋帮上补了一块,补的布跟鞋不是一个色。

第二年,厂里又报了一次先进个人。还是赵守业。

有一回我妈擦桌子,从抽屉里翻出那张广交会的照片,是厂里换墙的时候给她的。

她拿手在照片上抹了一下,抹掉一层灰。

“这里头没你。”我说。

“厂里去的。”她说,“我又没去。”

她把照片夹进账本,压在“马经理”那一页。

第三年,厂里报了“省级技术能手”,报的是车间,车间报的是李允珍。

我妈没去问。

她把账本翻到一百三十七页,在“马经理”那条下头,添了一行小字:

“一九八七年四月,这件衣裳进了广交会。”

字很小,米粒那么大。

我看着那一行。

“妈,你咋不写你的名字。”

“写了。”她说,“这是我的账本。”

10 转正

一九八八年三月,指标下来了。

这个指标是换来的。厂里一九八七年创汇,市里给了二轻系统几个指标,分到红旗服装厂一个。

指标下来那几天,她照常上班,没跟人提。

有人问她“听说指标下来了”,她说“不知道”。

她照常六点半到车间,把机头擦一遍,把线穿上。

劳资科的人到车间来喊她,喊了一声“何瑜枝”。她抬起头,手上的活没停。

“你出来一下。”

她把针拔下来,把布放下,把机头罩上才走。

为这一个人,厂里开了一下午会。

后来是李允珍跟我妈说的。她说会上有人提赵巧韵,说她是厂长侄女,年轻,能培养;赵守业把本子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她那手活儿,出去丢人”,就没人再提了。

“还有人提我。”李允珍说,“我四十一了,指标给我,我还能干几年。”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最后定的是你。”她说,“赵守业说,外贸的版是谁打的,指标就给谁。”

劳资科的人把表递给她,一支笔,蓝的。

“填。”那人说。

她坐在桌子前,把表铺平,用手掌从上往下压了一遍,压平纸角。

第一栏:姓名。

她写了三个字。

何瑜枝。

写得很慢。第一个“何”字写得大,占了半格。写到“瑜”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枝”的最后一捺拖得长了一点。

我站在她后头看。她的背有一点弯。

“年龄。”

“三十七。”

“民族。”

“汉。”

“文化程度。”

她的笔停住了。

“这个咋填。”她问那人。

“你念过几年书。”

“小学三年。”

“那就填'高小'。”那人说,“高小相当于小学毕业。”

她填了“高小”。写完把笔抬起来,看了看这两个字,又看了看那人。

“我念到三年级。”她说。

“高小就高小。”那人说,“这么填的人多。”

“这上头有'家庭出身'一栏。”她说。

“填'工人'。”

“我爹是农民。”

“填'工人'。”那人说,“你男人是工人。”

她把笔停了一下,填了“工人”。

“参加工作时间。”

“一九七四年。”

那人算了一下:“十三年。”

“十四年。”我妈说,“一九七四年三月来的。”

那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把数字改了。

“工种。”

“缝纫。”

“级别。”

“这个我定。”那人说,“二级。”

表格填完,我妈拿起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她把纸举到灯底下,看那几个字。

“行了。”那人说,“签个字,下个月起按正式工算。”

我妈签了。

她的名字签在表格最底下,签得比上头的字大。

“这表要几份。”她问。

“三份。”那人说,“厂里一份,市里一份,你自己留一份。”

“我留一份。”

“留也没用。”那人说,“以后你就是正式工了。”

走出劳资科,她站在走廊里,把自己那一份表折成四折,塞进挎包。

走廊的窗户对着车间,能听见机头的声音,“哒哒哒”,一阵一阵。

她站了一会儿,才下楼。

四月五号,她领了第一笔正式工的工资。三十九块。

她在厂门口墙根下数,数了三遍,把零钱按面额排好。

“妈,多了七块八。”

“七块八。”她说,“够买十一斤猪肉。”

“买不买。”

“不买。”她说,“攒着。”

那七块八她攒了起来,攒进铁盒,压在划粉底下。

三月里她把这个月的临时工工资条翻出来看。三十一块二。下个月起,是三十九。

差七块八。

七块八,买十一斤猪肉,或者一百一十三个鸡蛋。

那天夜里她给奶奶写了一封信,写了四行。

“妈:我转正了。工资三十九。小满念书好。瑜枝。”

写完她拿起来看,又在末尾添了两个字:“放心。”

半个月后奶奶回信,一张纸只有一句话:“长庚要是活着,能看见。”

“妈。”我说,“转正了。”

“转正了。”

“你咋不笑。”

“笑了。”她说。

她确实笑了,嘴角往上动了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第二天厂里广播,念了一遍转正名单。念到“何瑜枝”的时候,车间里有人拍了两下手,拍得很零。

艺英大娘从机头上抬起头,冲她这边喊了一句:“何枝,晚上请客不。”

“请。”我妈说,“苞米面糊糊,管饱。”

车间里笑了一片。

那天下午她把正式工的工作证领了回来。一张硬纸片,上头贴着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十年前照的,脸小。

她用布把工作证包起来,放进挎包最里头那层。

“妈,你咋不放外头。”

“外头磨。”她说。

五月,她当了缝纫二组组长。

上任第一天,她把车间的活重新分了。谁上机头,谁锁扣眼,谁整烫,都写在纸上,贴在墙上。

她还加了一条:每天下班前,把自己机头上的线头扫干净,谁的机头底下有线头,谁第二天早来十分钟扫地。

“为啥。”有人问。

“线头进了机器,卡针。”她说,“卡一次针,耽误半个班。”

第二天早班前她开了个会,五个人围着她站。

“我说三条。”她说,“第一,活按单子走,谁的单子谁签字。第二,做坏的自己拆,不许往下传。第三,谁家里有事,提前一天说。”

“何组长。”有人问,“做坏了扣钱不。”

“不扣。”她说,“自己拆。拆了重做,误的工时算我的。”

没人说话了。

上个月车间调岗,赵巧韵从整烫调回了机头,说是“整烫蹲不下”。

她把赵巧韵分去整烫。

赵巧韵拿着那张纸,站在墙跟前,一动不动。

“何组长。”她说。

“整烫缺一个人。”我妈说,“你手快。”

“整烫烫手。”

“垫布。”

“整烫是打下手的活。”

“整烫是最后一道。”我妈说,“衣裳平不平,看整烫。前头做得再好,整烫歪了,穿上就是歪的。”

赵巧韵的眼圈红了。

“你记恨我。”

我妈没说话。

“你从八五年就记着。”赵巧韵说,“你记了三年。”

“我没记你。”我妈说,“我记的是那道口子。”

“那道口子是我剪的。”

“我知道。”

“你为啥不告我。”

“告不了。”我妈说,“线断了,谁也证明不了是剪的。”

赵巧韵的眼泪下来了。

我妈从兜里摸出一块肥皂,是厂里发的那种,黄的,上头印着“劳动”两个字。

她把肥皂放在赵巧韵手里。

“整烫费手。”她说,“下班洗手,用这个。”

赵巧韵捏着那块肥皂,眼泪掉下来了,砸在墙上的纸角上,把墨迹浸开一点。

她哭了一会儿,把肥皂揣起来,走到整烫台前头去了。

那天下午我妈在整烫台边上站了半个钟头,教她垫布。

“垫布要垫在下面。”她说,“布跟着熨斗走,不能跟着手走。”

“手会抖。”赵巧韵说。

“手抖,布就皱。”

赵巧韵试了三回,第三回布平了。

我妈伸手在布上抚了一下。

“行了。”

那天晚上,我妈在账本上新添了一页。

我凑过去看。

上头写着:“赵巧韵,肩窄一寸,整烫垫布半寸。手快,性子急。”

“妈,你量她干啥。”

“她是组里的人。”

“她剪过你的样衣。”

“那也是三年前。”我妈说,“衣裳是衣裳,人是人。版得按人的肩做,不能按我的心做。”

那本账本到这一页,已经翻过两百三十个人。

她把铅笔放下,把本子合上,用那块干净布包好。

“妈。”

“嗯。”

“你以后还记不记。”

“记。”她说,“人老了,手记不住,得让纸记。”

11 存根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考进了县中。

开学那天她送我到长途站。班车是绿的,车头有一块掉了漆。她把一个帆布包递给我,包里是被子、脸盆、一双新做的布鞋。

“钱在袜子里。”她说,“两张十块的。”

“嗯。”

“衣裳破了自个儿缝。”

“嗯。”

“县中管得严。”她说,“你别跟人打架。”

“我不打。”

车开了。我从车窗往外看,她还站在站牌底下,一只手举着,没放下来。

县中离厂四十里。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冬天生炉子,炉子在走廊里,屋里还是冷。

我一个月回来一次,后来两个月回来一次,再后来一学期回来两次。

我不写信。她也不写。她的字我见过,一笔一划,写得比小学生还慢。

有一回同宿舍的问我:“你妈干啥的。”

“厂里上班。”

“啥厂。”

“服装厂。”

“正式工不。”

“正式工。”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可我说完就把话头岔开了。

我在县中三年,没提过那场雪,没提过鸡蛋,没提过那个“何枝”。

初一那年冬天,她托人捎来一罐咸菜。玻璃罐,罐口用塑料布扎着,外头缠了两圈线。捎东西的是厂里去县里拉货的司机。

罐子放在宿舍床底下,我一个月没动。开的时候上头长了一层白。

我把它倒了,罐子洗干净,放在窗台上。

后来我托人捎回去一个空罐子。她没问为什么空。

一九九一年七月,她的手开始麻。

先是夜里麻。睡着睡着,右手四个指头没知觉了,像别人的手。她坐起来甩,甩十几下,血回来了,麻变成针扎。

她没跟我说。我是寒假回家才看见的。

那天她在缝一条裤缝,缝到一半,把手停下来,放在膝盖上抖了抖。

“妈,你手咋了。”

“没事。”

“抖啥。”

“凉。”

她把熨斗拿起来,换左手扶着,右手推。

熨斗是铁底的,五斤重。她右手提不动,就把熨斗把手换了方向,用左手提,右手在底下扶布。

一件衣裳熨完,她坐在机头上歇一会儿,把手放在膝盖上,五个指头一个一个掰。

掰到小指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坐在炕沿上,就着窗户外头的月光,把账本摊在膝盖上。

她在写字。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塞到枕头底下。

第二天她上班去了,我把账本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

上头新添了一行:

“何瑜枝,肩塌,版须重打。右肩低半寸。”

她给自己量了肩,量完记下来,像记别人一样。

那行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得比平常更小:

“手麻,夜里重。别让孩子知道。”

我把账本放回去,放回枕头底下,位置摆得跟她塞进去的时候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她自己去过一趟医院。

是厂医给开的单子,让她去市医院拍片子。她去了,排了一上午队,拍完片子,医生说:“颈椎,压着神经了。得手术。”

“多少钱。”

“两千多。”

她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半个钟头。

台阶底下有人卖烤地瓜,一块钱一个。她没买。

她把片子拿出来看了一眼,那上头是黑的白的,她看不懂,又收回去。

她拿着片子从医院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片子折起来,塞进挎包,再没拿出来过。

“养养。”她跟厂医说,“养养就好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我高三。寒假过后我没回县中,在家复习。

家属委员会要搬柜子。那几天厂里在清旧物,办公楼后头的仓库腾出来,堆了二十年的东西要归整。王树琴那时候已经不当登记员了,她腰不好,坐在门口晒太阳。我去帮着搬。

“小满。”她看见我,“你妈手咋样了。”

“还那样。”

“她那手,是冻的。”王树琴说,“年轻时在车间,冬天没暖气,手泡在凉水里。”

我没说话。

柜子是铁皮的,漆掉了一半,底下垫着两块砖。我和另一个小伙子抬起来,柜子后头的墙皮“哗”掉了一块。

柜子里是一摞纸,用麻绳捆着,绳子都脆了,一碰就断。纸发黄,边上有水渍。

我蹲下来一张一张翻。

“别翻了。”王树琴在门口说。

“这些都是啥。”

“废纸。”她说,“二十年了,都废了。”

王树琴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手放在膝盖上。

“这柜子谁管。”我问。

“我管过。”她说,“八五年到九一年。”

“这里头的东西你都看过。”

“看过。”她说,“没打开过。”

我翻到中间,看见一张纸,比别的都厚。上头有红头,红头的字褪成了粉色。

“关于临时工清退人员的报告”。

底下的表格有三栏:姓名、工种、备注。

第一行:何瑜枝,缝纫,一九七四年三月进厂。

备注栏写着四个字:“已报,勿改”。

表格最底下,上报人那一栏:王树琴。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轻,几十年了,还看得清。

“瑜枝,对不住。”

我拿着那张纸,在仓库里蹲了很久。地上凉,膝盖硌得疼。

王树琴在门口坐着,没再说话。太阳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眯着。

那天晚上我把纸放在桌上。

我妈从灶间出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走过来,低下头看。

她看的时间不长。

看完她把纸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那一行字。看完又翻回去,看“已报,勿改”那四个字。

“妈。”

“嗯。”

“你早就知道。”

“知道。”她说,“贴红纸那天我就知道。”

“那你为啥不去问。”

“问了。”她说,“第二年去问过一回。人家说名单报上去了,改不了。”

“谁说的。”

“办公室的人。”她说,“他说'已报,勿改',就这四个字。”

“那你为啥还去跪。”

她把纸放下。

“我想试试。”她说,“万一呢。”

“你跪了那四十分钟——”

“我跪了四十分钟。”她说,“冻得腿都不是我的了。”

她把那张纸折起来,折成四折,夹进账本。

折的时候她的手抖了一下,纸角没对齐。她又抖了一下,还是没对齐。

那天夜里,碗掉了。

我听见“咣”一声,跑出去,看见她蹲在地上捡碎瓷片,右手垂着,抬不起来。

“妈。”

“手滑了。”

“你别捡了。”

“扎脚。”

她捡完最后一片,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墙。

第二天我陪她去了医院。

医生让她拍片子,让她抬手,抬脖子,让她把手指一个一个伸开。

“颈椎。”医生说,“压迫神经了。拖了几年了。”

“四年。”她说。

医生抬起头:“四年你都不来看?”

“来过。”她说,“拍过片子。”

“片子呢。”

她从挎包里摸出一个信封,里头是那张折了四折的片子。四年了,片子边上都软了。

医生把片子夹在灯箱上,指着一处黑影。

“这儿。”他说,“压得厉害。手指还能动,是运气。”

“得手术。”他说,“再拖,手就废了。”

我妈看着那张片子,看了很久。

“手术要多少钱。”她问。

“两千左右。”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回家的路上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她后头。她走得很慢,右肩比左肩低,比十年前低得更多。

走到院门口,她停下来。

“小满。”

“嗯。”

“两千。”她说,“妈有。”

“你有?”

“这些年计件,攒的。”她说,“一千八。还差二百。”

“我有。”

“你的钱念书用。”

“妈。”我说,“我有。”

她回过头看我,看了有一会儿。

“那就算你借我的。”她说。

12 最后一页

手术排在三月中旬。

前一天晚上,我在病房陪她。病房里六张床,住了五个,窗户朝西,玻璃上贴着一张“静”字。邻床是个老太太,腿摔了,夜里哼哼。

她睡着了。睡得不实,隔一会儿就动一下,右手在被子上抓一下。

我把账本从她枕头底下抽出来。

牛皮纸的封面,棉线缝了四道。我翻到最后。

最后一页夹着两张纸。

一张是那张存根。

另一张是空白的。

是一张表。表头印着“临时工转正申请呈报表”,纸已经黄了,边上被虫蛀了两个小洞。

我一行一行往下看。姓名栏空着。年龄栏空着。参加工作时间栏空着。

填到“申请理由”那一栏,我停住了。

那一栏没有空。

上头有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我”。

后头两个字被涂掉了,涂得很重,铅笔来回划了十几道,把纸划出一道沟。

旁边还有一小块地方,是她试笔画出来的,一个圈,一个竖,谁也不认得那是什么字。

她试过。试了很久,写不出来。

那是十年前的冬天,十二月十号,学籍迁出的截止日。

她把这张表领回来,坐在灯底下,想写“申请理由”。她想了一夜,写了三个字,涂了两个。

第二天她把表夹进账本,再没拿出来。

那一年她三十四岁。她把女儿的名字写在户口本上,把女儿的户口迁到柳树屯,人留在子弟小学借读,把自己的一辈子写在一本记着女人尺寸的账本上。

“申请理由”那一栏,她写不出来。

她一辈子不会给自己找理由。

我把表放回去,压平,塞进账本最后一页。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厂里。

门房的窗口还开着,玻璃上贴着一张新的值班表。老乔七十三了,退休了还在这儿看门,说是“闲不住”。

他坐在窗口后头的小板凳上,晒太阳。

“乔大爷。”

“哟,小满。”他抬起头,“你妈咋样。”

“今天手术。”

“哦。”他把手里的茶缸放下,“你妈那人,硬。”

我在窗口前站了一会儿。

“乔大爷,我问你个事。”

“你说。”

“八五年冬天,下雪那天。”我说,“我妈那天是不是也上你这儿来过。”

老乔不说话了。

他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缸子底在窗台上磕了一下。

“来过。”他说。

“她干啥来了。”

“问我名单上头一个是谁。”

老乔看着窗外,窗外是办公楼的山墙,红纸早没了,墙上还剩一块发白的印子。

“我说我不能说。”他说,“我就一个看门的,我说了要担责任。”

“她咋说。”

“她没说啥。”老乔说,“她从兜里摸出个鸡蛋,搁在窗台上。”

他的手在窗台上比了一下,比出一个鸡蛋的位置。

“我说你拿走。她说乔师傅,我不问你名字,你点个头就行。”

老乔停了一下。

“我点了头。”他说,“就点了一下。”

“鸡蛋呢。”

“留下了。”老乔说,“我说你拿回去。她说留下吧,乔师傅,我不白问。”

“那你咋就点了头。”

老乔笑了一下。

“她站在窗口底下,雪落在她肩上。”他说,“她没哭,也没求我。她就那么站着,站了有五分钟。我想着,一个当妈的,问这一句,我不点头,她也得去问别人。”

他抬起头看我。

“那鸡蛋我没吃。”他说,“我搁在窗台上搁了三天。后来我老伴来了,看见鸡蛋,问哪来的。我说人家给的。她煮了。”

老乔笑了一下,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吃了半个。”他说,“剩下半个我一直搁在窗台上,等她哪回从窗口过。”

我站在窗口前头,没说话。

雪早就化了。那年冬天离现在已经十年。

“小满。”老乔说,“你妈那人,不会说软话。”

“我知道。”

“她跪的不是王树琴。”老乔说,“她跪的是那个'万一'。”

手术做了四个钟头。

我在走廊里坐着,坐一会儿站起来走两步,再坐下。走廊尽头的窗户外头有一棵树,树上没叶子。

医生出来的时候摘了口罩。

“手术顺利。”他说,“但恢复要看。她这个拖得久了。”

我妈推出来的时候脸是白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颈托。

她醒过来第一句话问的是:“几点了。”

“下午三点。”

“我的包。”

我把挎包递给她。她左手伸进去,摸到账本,摸了摸封面,把手放下来。

住院住了二十天。

邻床的老太太跟她说话,她“嗯”两声,不多说。第三天她能坐起来了,就让我把账本拿给她,翻了两页,又让我收起来。

“看字费眼。”她说。

出院那天她自己走的,不让人扶。走到医院大门口,她停下来,把颈托往上推了推。

“妈,你要不要坐车。”

“走走。”

我们走回家。路过副食店,她进去买了一小包盐,出来的时候把盐塞给我拿着。

跟十年前一样。

五月里她能低头了。六月里她能抬右手了。

七月七号我高考。她送到考场门口,站在树底下。

“妈,你回去。”

“我等着。”

“等三个钟头。”

“我等。”

我进了考场,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树底下,脖子上还戴着颈托,一只手扶着树。

八月,录取通知书来了。省城的学校,服装设计。信封上印着红字,我的名字写在最上头,林琼瑶。

我把通知书给她看。她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然后问我:“这上头写的是你?”

“是我。”

“念几年。”

“四年。”

“四年。”她说,“那得多少钱。”

“有助学金。”

“助学金够吃饭不。”

“够。”

她把通知书放在桌上,用手掌压平,压了两遍。

那天晚上她翻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把那张空白的转正表拿出来。

“这个没用了。”她说。

“留着吧。”

“留着干啥。”

她把表放在桌上,看了很久,又放回账本里。

“留着。”她说。

她教我踩缝纫机,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

那台蝴蝶牌搬到了屋子中间。她把脚踏板摆正,让我坐上去。

“脚放平。”她说,“脚跟先落,脚尖跟上。”

我踩了两下,机头“咔”一声,卡住了。

“别使劲。”她说,“机器比你有劲。你顺着它。”

我又踩。轮子转起来,针上下走,布往前走。

“手上别拉。”她说,“你拉,针就弯。”

她把手放在我手背上,往下按了按。

“针脚要密。”她说,“密了才结实。”

“多密。”

“一寸十一个。”

“为啥是十一个。”

“十一个不散。”她说,“九个松,十三个费线。”

她把手拿开,站在旁边看我踩。

针一下一下下去,布一寸一寸往前走。

“妈。”

“嗯。”

“你后悔不。”

“后悔啥。”

“那年冬天。”

她没立刻答。她把我踩出来的那道线看了半天,伸手把线头剪掉。

“不后悔。”她说,“就是那四十分钟,跪得冤。”

那年九月,我带着账本去了省城。

走的那天,站台上风大。她把一个帆布包塞给我,包里是被子、脸盆、一双新做的布鞋,还有那本账本,用那块干净布包着。包是新的,里头还挂着纸标签,没剪。

“钱在袜子里。”她说,“两张五十的。”

“嗯。”

“衣裳破了自个儿缝。”

“嗯。”

车要开了。我上了车,找到靠窗的位子,坐下。

她还站在站牌底下。

我从车窗往外看。她穿着一件蓝棉袄,脖子上戴着颈托,一只手举起来,没放下来。

车动了。

我把账本从包里拿出来,翻开。

第一页:“张桂芝,腰二尺四,屁股大,裙子要放三寸。”

最后一页:那张空白的转正表,那三个字,那个被涂掉的“我”。

十年,两百三十七个人。

窗外的天阴着。风把站台上的纸屑吹起来,打着旋。

我在车上坐着,忽然想起八岁那年,我站在煤堆上。

她跪在雪地里。

她跪下去的时候,我站着。

我站了十年,才知道她是替我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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