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雪地里那一跪
我妈跪在雪地里的时候,我八岁。
后来我数过很多次那四十分钟,一次也没数对。
那四十分钟,我用了十年才听懂。
那四十分钟里,她一次也没有往煤堆上看过。她要是看一眼,就会看见我。
那年冬天雪来得早。十一月底,家属院的暖气还没烧透,教室窗户上结着冰花。我用指甲在上面划了一道,划出个歪歪扭扭的“妈”字,水顺着指缝往下淌,上课铃就响了。
那天下的是头一场大雪。早上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透,雪已经没过脚脖子。家属院的煤棚上头压了一层白,烟囱一根一根往外冒烟,烟到了房顶上就打横走。
我妈是四点半起的。她起来先捅炉子,添两块煤,坐锅,搅糊糊。左手扶锅沿,右手拿勺,一圈一圈,不快。锅底有一圈黑,是烧了十几年烧出来的。她给我留了一碗,扣上一个盘子,盘子上压着半个冻馒头。
她把我的棉裤拎到炉子边上烤,烤热了才放在我脚边。烤的时候翻两回,怕烤糊。出门前她掖了一下门帘,掖在门框里头,怕风灌进来。门帘是蓝布的,中间补了一块灰的。
她走的时候我没醒。
那天早上的糊糊里掺了半把黄豆面,是她上个月从粮站背回来的。馒头冻得像石头,我掰开,泡在糊糊里,泡软了才咬得动。
我念二年级。棉裤是我妈用我爸的旧棉袄改的,膝盖上补了两块布,一块深一块浅,同学说像两只眼睛,老盯着人看。我爸叫林长庚,是锅炉房的司炉工。他是一年多前没的,锅炉房漏气,人抬出来的时候脸还是黑的。他的棉袄我妈拆了三天,拆下来的铜扣子收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搁在柜子最上层,谁也不许动。
那天上午我在课堂上走神。吴老师在念课文,念到“北风像刀子”,我盯着窗户上的冰花看,看见冰花里有个小人,一直没有脸。
放学是四点半,天已经灰了。
我抄近路,从厂办公楼后头的煤堆上翻过去。煤冻硬了,踩上去“咔”一声,像踩碎一块糖。煤堆顶上风大,我把棉帽往下拉,拉到眉毛底下。
我就是那时候看见她的。
她跪在办公楼门前的雪地里。
不是蹲,不是坐。两条腿直直地折下去,棉裤膝盖那块压在雪上,压出两个坑。她的背挺着,两只手垂在身前,手里拎着一个布兜。
她肩上积了一层雪。
不是刚落上的那种,是积了一会儿的,一层,有一指厚。风一吹,雪从她肩上滑下去,滑到胳膊肘那儿,停住了。
我后来算过。我放学是四点半,我看见她的时候,她至少已经跪了半个钟头。
她面前站着王婶。
王婶姓王,叫王树琴,家属院的人都这么叫她,管着家属院的户口登记。她穿一件蓝棉袄,两只手插在袖筒里,像揣着两只兔子。
我妈手里那个布兜是白布的,上头有两块补丁,一块是蓝的,一块是灰的。我认得那个兜。家里那十二个鸡蛋攒了半个月,我妈每回从鸡窝里摸出来,都用这个兜兜着,搁在碗架最里头。本来是给我换铅笔盒的——铁皮的,印着孙悟空,副食店卖六毛八。
“王婶。”我妈说。
“何枝,你这是干啥。”王婶往后退了半步。
“我给你磕一个。”
“你可别。”王婶的声音有点尖,“地上凉。”
我妈没起来。她把布兜往前送了送。雪落在布兜上,一片一片,不化。
“名单上的事,你抬抬手。”我妈说,“小满还在念书。”
“名单不是我报的。”
“是你报的。”我妈说,“家属院就你一个人管登记。”
“上头要减人,我有什么法子。”
“减两个。”我妈说,“名单上只写了一个。”
王婶的脸动了一下。
“你听谁说的。”
“我不用听谁说。”我妈说,“厂里减员两个,我们组七个临时工,名单上只有我一个名字。那另一个呢。”
王婶不说话了。风从办公楼那头过来,把她棉帽耳子上的毛吹得立起来。她伸手按了按,没按住。
岗楼上的铁皮烟囱在冒白烟,烟一出来就被风扯平。办公楼后墙根下站了三个女的,都拎着饭盒,谁也没走,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看见其中一个把手往袖筒里又插了插。
过了有一会儿,王婶说:“何枝,你起来。鸡蛋你拿回去,事儿我给你问一句。”
她把布兜推回来,推得很快,像怕它烫手。
布兜撞在我妈胸口上,里头的鸡蛋“咯”了一声。
“我问一句。”王婶又说了一遍,“问一句,不保准。”
我妈就起来了。
她起来的时候手撑了一下地,撑在雪上,“咯”一声。我看见她裤子的膝盖那块湿了两大团,颜色发黑,像两块补丁又补了一层。
她转过身,看见了我。
我妈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她把围裙解下来,抖了抖,走过来给我拍棉裤上的煤灰。拍得很轻,一下一下。
她的手冻得通红,指关节上有几道裂口,贴着一小块胶布。胶布边角翘起来了,翘着的那一块是黑的。
“回家。”她说。
我说:“妈,你给她跪了。”
“雪大。”她说。
“你给她跪了。”我又说了一遍。
她把手停在我膝盖上,停了一下。
“回家。”她说,“饭要凉了。”
走过门房的时候,我看见她绕到窗口底下站了一会儿。窗户上糊着报纸,里头有人说话。风把话吹散了,我只听见半句——“头一个”。我妈“嗯”了一声,把布兜往怀里紧了紧。
回家路上要过赵巧韵家的窗户。她家在一排最东头,窗户上贴着红纸剪的喜字,是过年贴的,一直没揭。窗户里头亮着灯,有股烫头药水的味儿。
我妈走过去,没往里看。
再往前是厂里的宣传栏。玻璃里头空的,一张纸也没有。第二天那儿就贴了红纸。
那天晚上她做的是苞米面糊糊,还有一盘酸菜。灶膛里的火不旺,她拿炉钩子捅了两下,火星子“啪”地蹦出来一颗,落在地上,灭了。
她把鸡蛋一个一个从布兜里拿出来,摆在碗架上。
我在旁边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一个。
家里原本是十二个。
她拿最后一个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停的时间很短,短得像没有停。
我没问。她也没说。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碗架最里头的空位。十二个鸡蛋的位置,缺了一个。灯照着那个空位,亮得像个洞。
灯泡是十五瓦的,黄。她坐在炕沿上缝我那条裤子,针走得慢。缝到一半,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睡了。”她说。
我躺在炕上,眼睛留了一条缝。
她缝完了,把裤子叠好,放在我脚边。然后她卷起裤腿,从一个玻璃瓶里抠出一点药膏,往膝盖上抹。我看见她那两个膝盖是青的,青里头透着紫,紫得发亮。
抹完了她把裤腿放下来,用手掌在膝盖上按了按。
她去灶间坐了很久。我听见火柴划了一下,又划了一下,第三下才着。她平时不抽烟。
第二天早上,厂办公楼的山墙上贴了一张红纸。
红纸是用浆糊贴的,四个角还没干,被风掀起来,一掀一掀。上面写着黑字,毛笔写的,字很大。看的人围了一圈,都缩着脖子,谁也不说话。
有人在念。念到第二行的时候,声音停了。
我挤到前头去。
我认不全那些字,但我认得三个字——何瑜枝。
那是我妈的名字。
第一行。
2 学籍
红纸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是后添的,挤在最边上,字比上头小一半。
“以上人员子女,于十二月十日前办理学籍迁出。”
我站在墙根下念了三遍。念到第三遍,我才明白这行字跟我有关系。
子弟小学的学籍跟着厂里的户口走。户口一迁,学籍就跟着迁。
往哪儿迁?往我奶奶家迁。柳树屯,城郊,坐班车四十分钟,下车还得走三里地。那儿有个教学点,两间房,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老师姓周,四十来岁,一个人教语文算术,冬天烧苞米秸,烟大,呛人,上课上到一半得开窗放烟。
我妈是临时工。临时工清退,户口迁出厂,孩子的学籍也跟着走。这一串我那时不懂,是我后来一笔一笔算出来的。
那天中午回家,我把书包放在炕上,站在灶间门口。
“妈,学籍是啥。”
她正在切酸菜,刀停了一下。
“学籍就是你在哪个学校念书的凭证。”
“迁出去,我就不能在子弟小学念了?”
“不能。”
“那我去哪儿念。”
“屯里。”
“屯里远。”
“远。”她说,“四十分钟班车,三里地。”
我不说话了。她把刀放下,转过身,蹲下来,跟我一样高。
“小满。”她说,“这学期你念完。”
“下学期呢。”
她把手上的一块酸菜叶摘掉。
“下学期我还在。”她说。
到学校,第一节课是语文。
我坐下,赵小燕从前排回过头。她额角上有一小块青,是上礼拜撞的,撞在门框上。她头发是新烫的,小卷,一股药水味。
“我妈说了,”她说,声音不大,前后三排都听得见,“你妈昨天给我妈跪下了。”
有人笑。
“还拎着鸡蛋来的。”她说,“十二个。我妈一个没要。”
后排有个男生“嚯”了一声。
我把铅笔盒从桌肚里摸出来。铁皮的,印着孙悟空,边角磕掉一块漆。
我砸过去的时候没想砸哪儿。铅笔盒飞过去,砸在她额角那块青上,“咣”一声。她的铅笔撒了一地,滚到讲台底下去了。
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清。
我记得吴老师的手按在我肩上,很重。我记得赵小燕在哭,哭得很大声,把鼻涕吸回去又流出来。我记得教室后墙上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纸角翘起来,风一吹,“天天”两个字在抖。
我记得吴老师让我站到教室后头去,站一节课。
站到一半,我腿麻了。我不敢动。前头有人在念课文,念的是“小马过河”,念到“河水深不深”,我忽然很想尿尿。
下课以后吴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一支铅笔。
“写检查。”他说。
“检查咋写。”
“你打了人,你写你为什么打人。”
我握着笔,纸上一个字也没有。
我不会写“检查”两个字。我照着墙上的一张通知,把“检”描了一遍,把“查”描了一遍,描得歪歪扭扭。描完我写:“我打赵小燕了。我错了。”就这一句。
写完吴老师看了一眼,把纸放下。
“你妈呢。”他说,“叫你妈来。”
那天上午,吴老师托人往车间捎了个话,让她来学校一趟。
她跟李允珍说的时候,李允珍正在记工时。
“你去吧。”李允珍说,“机头上那件我给你看着。”
“一件棉袄,肩还没归。”
“我知道。”李允珍说,“我不会归拔,我不动它。你回来自己弄。”
她走的时候把机头罩上了,罩布四个角掖得平平整整。
我妈是第三节课上到一半来的。
她穿着工作服,蓝的,前襟有两个兜。袖口上挂着白线头,是早上从车间直接过来的。她的手上还带着胶布,胶布边上沾了一小片蓝线。
她站在教室门口,没进来。
吴老师说:“何师傅,孩子动手了。”
我妈说:“打了哪儿。”
“额头。”
我妈看了赵小燕一眼。赵小燕把头低下去,头发挡住半边脸。
“医药费我出。”我妈说。
吴老师咳了一声:“何师傅,我不是这个意思。孩子要懂事,厂里有厂里的规矩,学校有学校的规矩。”
我妈没说话。
吴老师又说:“我还得跟你说清楚。孩子这学期能念完。下学期,学校按学籍造册。”
教室里静了一下。窗外锅炉房在放气,“嗤”的一声,很长。
我妈说:“她念得完。”
吴老师说:“何师傅……”
我妈说:“吴老师,她念得完。”
吴老师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一下。
“何师傅,我跟你说句实话。”他说,“学籍迁出去,人还坐在这间教室里念,也不是不行。这叫借读。”
“借读。”
“户口迁走,学籍挂在屯里那个教学点,人留在这儿。”吴老师说,“一个学期交三块钱借读费,交到学校。”
“三块。”
“三块。一学期一交,交不上,下学期就真得走。”
“我拿工钱交。”我妈说。
吴老师看了她一会儿,把眼镜戴回去。
“你交得上,我就给她留着这个座。”他说。
我妈点了下头,转身走了。她走路右肩比左肩低一点,那是常年伏在机头上落的。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把门框上贴的一张“值日表”扶正了,才出去。
我从办公室出来,回教室。
第四节是算术。我的桌子被挪到了最后一排,靠墙,旁边是扫帚和一只装煤的木箱。吴老师没说什么,只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写完把手上的粉笔灰拍了拍。
新同桌是个女生,扎两条辫子。上课上到一半,她把凳子往边上挪了半尺,用指甲在桌面上划了一道。
“这边是你的。”她说。
“为啥。”
“我妈说,你妈在雪地里给人跪过。”她说,“咱俩别挨着。”
那道线划得歪。我用手指擦了一下,擦不掉,只在木头上留了一道浅印。
那一节课我一个字没听进去。我把手肘压在线上,压到发麻。她没挪。
下课她把书从桌肚里抱出来,抱到前头去了。老师问她,她说她坐这儿看不清黑板。
老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放学我最后一个出去。那道线还在桌上。
我妈一个人回家的路上,一句话没说。路过副食店,她进去买了一小包盐,自己拎着。
到家她先烧了水,然后把我那条棉裤的膝补丁拆了。
拆的时候她拿小剪子,一点一点挑线,挑得很干净,线头都收在一只小纸盒里。旧布揭下来,底下是我爸那件棉袄的里子,灰的,起了一层毛。
她拿了一块更深的蓝布,比了比,画了线,剪下去。
剪下来的旧布她没扔,捋平了,叠成方块,收进一只纸盒。
“这布还能纳鞋底。”她说。
纸盒里已经有三块了,都是这些年从我裤子上拆下来的,一块比一块小。
我说:“妈,你别补了。”
她说:“咋。”
我说:“人家都知道了。”
她“嗯”了一声,针没停。
我说:“你要是没跪,她就不会说。”
她停下针,抬头看我。她眼睛不大,眼窝有点陷。那年她三十四,看着像四十。
她说:“你是气她,还是气我。”
我说:“气你。”
她低下头,扎了一针,把线拉直。
“那你气着吧。”她说。
那天晚上她把那枚少掉的鸡蛋煮了。
锅是铝的,锅底有一圈黑。她把鸡蛋放进去,水开,煮了七分钟,捞出来在凉水里过了一下,剥皮。蛋白上有一小块青,是下锅的时候磕的。
她把鸡蛋放在我碗里。
我说:“我不吃。”
她说不吃就放着。她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自己坐在炕沿上,看着我。
灯泡黄,她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动不动。
我吃了。
吃完我说:“妈,那一枚哪儿去了。”
她说:“路上饿了。”
我没信。她那天从厂里回来没吃东西,我看见她把剩的糊糊热了。
她也没等我再问,把碗收了,去灶间洗碗。水声很小,一直很小。
我躺在炕上,听见她在灶间里坐着,没动。过了很久,她说了句话,声音很轻,我不知道她是跟我说的,还是跟自己说的。
她说:“小满,妈要是一辈子转不了正,你恨不恨我。”
我说:“恨。”
她“嗯”了一声。
“那你恨着。”她说,“妈接着干。”
那天夜里,她把灯关了。
屋里黑下来,我听见她在炕那头翻身。翻了两回,不翻了。
半夜我起来喝水,看见灶间还亮着。
她坐在灶门前的小板凳上,把账本摊在膝盖上,写了两行。写完把本子合上,用手掌压了压。
她压本子的时候,手在上头停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那两行写的是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她写了十年。
雪停了。窗户上的冰花慢慢结成一块,把月亮糊住了。
3 一个指标
十二月三号,缝纫车间开会。
天冷,车间的窗户上钉了一层塑料布,风一吹“呼嗒呼嗒”响。车间里飘着棉絮,日光灯管上糊了一层,看着像蒙了块旧塑料布。七台平车停在那儿,机头上罩着蓝布罩,罩布上落着白灰。墙角堆着裁好的衣片,用粉笔写着号,最上头压着一块砖。
赵守业站在中间,一手插兜,一手拿着个本子。他说话前先咳了一声,把本子在手里卷成筒。
“今年厂里承包。上头的指标压下来,减员。”
没人说话。孙艺英——车间里都叫她艺英大娘——把手里的线轴放下,线轴滚了半圈,停在桌沿。
“减几个。”有人在人堆里问。
“两个。”赵守业说,“厂里两个。”
底下的呼吸声变了一下。七个临时工站成一排,谁也没动。王秀兰的手在围裙上来回搓,李玉梅把脖子往领子里缩了缩。
“名单是拟的,不是定的。”赵守业说,“市里给了一个招工指标,缝纫组一个。”
李允珍往前挪了半步:“厂长,一个?”
“一个。”
车间里有点响动。有人把剪刀“啪”地合上,又打开。
“考工。”赵守业说,“五天后。做一件棉袄,外贸公司马经理的样衣。她那个身子你们也知道——溜肩,右肩比左肩低一寸,胸围三尺二,脖子短。”
他顿了一下。
“谁做得合体,指标给谁。”
赵巧韵笑了。她先看她叔,看她叔没看她,才把笑收回去,改口:“厂长,我参加。”
“都参加。”赵守业说,“临时工七个,都参加。”
散会的时候人往外走。李允珍拍了拍我妈的肩:“何枝,这是你的活儿。”
我妈说:“我试试。”
孙艺英在旁边接了一句:“不是试。全厂就你会归拔。”
赵巧韵从我们旁边过去,脚步没停,扔下一句:“会归拔有啥用。人家要的是量体。”
她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量体得有人给你量。”
她那根软尺是新的,白的,刻度清楚。厂里原来那根在公用抽屉里,磨黑了,是大家的。她那根,谁借也不给。
我妈没接话。她把罩布重新盖回机头上,四个角掖平了。
李允珍在门口等她。
“何枝。”她说,“这个指标,你要真得了,组里往后还得你带。”
“我得了,也是临时工上来的。”
“上来了就不一样。”李允珍说,“你上来了,组里的话好说。你要没上来,这一组人就没人替我们说一句话。”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眼睛不看我妈。
人走了一半,王秀兰凑过来,压低声音:“何姐,你说这考工,真考啊。”
“考。”
“考啥。”她说,“人家叔在厂里。”
“考衣裳。”我妈说,“衣裳穿不上,舅也没用。”
王秀兰“啧”了一声,回自己机头上去了。
那天下午车间里没人干活。
王秀兰把她那件旧棉袄翻出来,铺在案子上,拿尺子比肩。李玉梅在镜子前头站着,左肩抬一抬,右肩抬一抬。
“你比啥。”王秀兰问她。
“我看看我肩是溜的还是平的。”李玉梅说,“你呢。”
“我这肩,一高一低。”
“那你归拔呗。”
“我不会。”王秀兰说,“我做了九年,就没做过一件肩是圆的。”
她说完把尺子放下,坐回机头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回家路上我妈走得比平常慢。路过车间后窗,她往里看了一眼——赵巧韵正跟两个女的站在裁案边上说话,手里拿着一根软尺,往自己肩上绕。
那天晚上,我妈把缝纫机上的罩布掀了。
罩布下面是那台蝴蝶牌,机头上的金线磨掉了大半,剩下几道。她把脚踏板摆正,坐下去,没踩。她从机头下头的抽屉里摸出一个本子。
牛皮纸的封面,用棉线缝的,缝了四道,线头打了结。本子前头编了号,一页一个人,页码是她自己用铅笔一页一页写上去的。翻得起了毛边,边上一圈都是手指印。
“这本子多少页。”我问。
“二百一十一页。”她说,“一页一个人。”
“都是谁。”
“厂里的,家属院的,街上铺子里的。”她说,“女人。”
她翻得很慢。字写得小,像米粒。
这本子是十一年前开始记的。
一九七四年她进厂,头一个月给人量体,量错了一个。那人穿上,肩缝往上吊,抬不起胳膊。人家当着车间的人说了一句“量得跟没量一样”。
那天晚上她买了一个本子,回去把家里人的尺寸先量了一遍,量了三遍,三个数不一样。第二天她把软尺带去车间,量了二十个人,一个一个写下来,写完对着人手看。
从那以后,量过的,她都写。
“张桂芝,腰二尺四,屁股大,裙子要放三寸。”
“李允珍,脖子粗,领子得起高半分。”
“食堂刘姐,左肩低,缝肩缝要抬一分。”
我趴在炕上装睡,眼睛留了一条缝。
她翻到一百三十七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写着:
“马经理,外贸,三年前腊月。溜肩,右肩低一寸。胸围三尺二。自己改的,改不好,穿旧的。”
我妈说:“她三年前让我改过一件大衣。她的尺寸,我这儿有。”
她把手指按在“马经理”三个字上,按了一下。
“她自个儿的衣服都穿不好。”我妈说,“这厂里,只有我量过她。”
我说:“妈,归拔是啥。”
她想了想,说:“布是平的,人是圆的。”
她拿起桌上的一块布头,喷了点水,熨斗压上去,往前推。熨斗“嘶”一声,白汽冒起来,布就往一边长了半寸。
“这叫拔。”她说,“这块要长,那块要短,你把布推着走,它就跟着人走了。”
她把布头翻过来,边上有一道浅浅的弧。
“机器不会这个。”她说,“机器只会走直线。”
我听不懂。她就把布头塞到我手里,让我摸。
平的布,摸到那道弧上,忽然鼓起来一点,像人肩膀上那块肉。
“人肩是个坡。”她说,“布是平的。你不拔它,它就架在你肩上,一抬胳膊,肩缝就开。”
“那要是不拔呢。”
“不拔,衣裳就是衣裳,人是人。”她说,“穿着不像自个儿的。”
我听懂了这一句。
“五天后。”我说,“五天够不。”
“够不够,”她说,“得看料给不给。”
她从抽屉最里头摸出一个小铁盒,打开,里头是划粉、别针、一把软尺、半截铅笔。软尺是白的,边上磨黑了,刻度上有一道折痕,每次拉直都从那儿折。
那天夜里她没睡。她把一件我穿小了的旧棉袄拆了,拿它练手:把肩缝拆开,重新归拔,再缝上。缝完了又拆,再缝。
天亮的时候,那件旧棉袄的肩头已经被她拆缝了四回,布都起了毛。
“练手。”她说,“手不练,五天以后就生。”
她把手在凉水里浸了一下,擦干,再去拿熨斗。
她把软尺拉出来,量了量自己的肩,量完把数字记在账本最后一页上。
我看了一眼,那上头写着:肩宽一尺一寸五,背长一尺二。
“你量自己干啥。”我说。
“人得知道自己多高。”她说。
第二天一早,她把那本账本用一块干净布包了,塞进挎包里。挎包是我爸的,帆布的,带子上缝过一回,针脚比她缝的粗。
“妈,你带它干啥。”
“料不给我。”她说,“我就拿它去要。”
4 料
十二月四号,天没亮她就起来了。
她把昨晚剩的糊糊热了,给我盛了一碗,自己没吃,喝了半碗热水。出门前她把挎包带子往肩上提了提,把账本往里按了按。
外头零下二十几度。她走到门口,又回来,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进挎包——车间里可以借,但她嫌别人家的脏。
仓库在厂区最北头,一间平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字被雪打得看不清。屋里一垛一垛的布,靠墙码着,中间留一条过道。空气里有股浆过的味道,潮,凉。布卷上贴着纸条,写批号,有的字被手摸得模糊了。
库管员姓郑,叫郑万金,五十来岁,戴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坐在一张桌子后头,桌上摊着一本账簿,旁边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的红字掉了漆,还剩半个“先”字。
我妈把领料单递过去。
郑万金看了一眼,没抬眼皮:“条子呢。”
“什么条子。”
“组长签字。”他说,“考工用料,得组长签字。”
“李组长签了。”我妈说,“单子上有。”
他把单子举远了一点,眯着眼看,然后把单子放回桌上。
“这个料,”他说,“没有。”
“单子上写着涤卡,深灰,六尺。”
“深灰没了。”他说,“有浅灰。”
“样衣要深灰。”
“那就没有。”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你要不着急,等下批。下批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
过道那头有人在搬布,木架“吱”一声。
我妈站着没动。
“郑师傅。”她说。
“我这儿讲规矩。”他说,“谁来了都讲规矩。”
“规矩我懂。”我妈说,“单子是组长签的,指标是厂长会上说的。料在这儿,条子在这儿,你告诉我没有。”
“我说了没有。”
我妈把挎包放到桌上,解开那块布,把账本拿出来,翻到一百三十七页,转过去,放在他面前。
“马经理,”她说,“外贸公司业务经理。溜肩,右肩比左肩低一寸。胸围三尺二。脖子短,领座得压下去两分,不然她抬不起头。”
她一句一句往下念,念到“右肩低一寸”的时候,郑万金的眼镜往下滑了一点。
“她三年前让我改过一件大衣。”我妈说,“就在这厂里。改完了她自己照镜子,说了一句'这件我能穿'。”
屋里静了。过道那头的木架又“吱”了一声。
“这尺寸,”我妈说,“全厂就我这儿有。”
郑万金把眼镜推回去,看着她,看了有半分钟。
“你哪来的尺寸。”他说。
“我量的。”
“她让你量?”
“她让我给她改衣裳。”我妈说,“改衣裳,就得量。”
郑万金把账本推回来,推得不重。他站起来,走到垛子后头,抽出一卷布,“咚”地放在桌上。
“深灰,六尺。”他说,“门幅二尺七。就这一卷。”
“六尺。”我妈说,“一件棉袄面,正常五尺半。”
“你就六尺。”他说,“少了不剪,多了不补。”
“多出来的我照价给。”
“料是厂里的。”郑万金说,“你不要,别人要。”
我妈伸手摸了摸,指头在布面上按了一下,又捻了捻。
“这不是涤卡。”她说。
“涤卡没有。”他说,“这是毛涤。比涤卡贵。”
“贵不贵我不管。”我妈说,“我要它不起球,不变形,絮上棉不发硬。”
“这个不起球。”
我妈把布往怀里一抱。
“签字。”郑万金把领料单推过来,“这儿。写上'经郑万金同意调剂'。”
我妈拿起笔,笔尖在纸上悬了一下。
“料是我领的。”她说,“条子是组长签的。”
“你不签,料拿不走。”
她把笔放下。
“那我把布放回去。”
她真的把布抱回垛子那儿,弯下腰,往垛子上放。放的时候她放得很轻,像放一件做好的衣裳。
郑万金在她背后站了一会儿。
“行。”他说,“你签你的名。”
她把名字签在单子上“领料人”那一栏底下。名字写得比平常大。
她把单子推回去,抱起布走了。
后头郑万金喊了一句:“何枝!”
她没回头。
回到家她把布铺在炕上,量了三遍。六尺,门幅二尺七。一件棉袄面,正常要五尺半。够,但没有富余。她把纸样一片一片摆上去,挪了四回,最后把袖子的两片斜着套进摆缝里。
“套着裁,省三寸。”她说。
她拿划粉在布上画,画一道吹一口气,把粉屑吹掉。
那天夜里她裁布,裁到一半停下来,把两只手夹在腋下焐,焐热了再裁。裁一会儿又停下来,再焐。
她的手在灯下是红的,一到冬天就红,红到开春。
裁到半夜,门被敲响了。
敲得很急,“咚咚咚”,三下。
我妈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我奶奶刘桂棠。她挎着一个柳条筐,筐里是冻梨,上头的霜还没化。她六十八,头发在后头挽成一个髻,眉毛很浓,一进门先把屋子扫了一圈。
“就你们娘俩。”她说。
“就我们娘俩。”我妈说。
奶奶把筐放在桌上,坐到炕沿上,把手捂在袖筒里。
“我今天坐班车来的。”她说,“车上碰见你们厂的老陈,他说你上名单了,头一个。”
我妈“嗯”了一声。
“清退了咋办。”
“再找活儿。”
“找啥活儿。”奶奶说,“城里一个萝卜一个坑。”
她把手从袖筒里抽出来,往前一伸。
“把小满给我。”她说,“屯里有教学点,两间房,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她在那儿念,念到五年级,我供她。”
我妈没说话。
“你在这儿念,户口在厂里,学籍也在厂里。”奶奶说,“你要转不了正,学籍迁出来,学校就得让她走。到那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她念得完这学期。”
“下学期呢。”
我妈把手里的划粉放下。
“下学期我还在。”她说。
奶奶笑了,笑得不好看。
“你在这个厂里干了几年了。”她说,“十一年。十一年还是个临时工。人家正式工一个月三十九块,你三十一。你跟我说下学期你还在。”
我妈不说话了。
“长庚在的时候,我说过你。”奶奶说,“我说这丫头犟,认死理。他不信。”
她抬头看了一眼屋角的缝纫机。
“你把家里的钱都填这上头了。”她说,“一台机器,一百八。那年一百八能买啥,你知道。”
“能买一台机器。”我妈说。
奶奶站起来,把筐往我妈那边推了推。
“梨你留着,给孩子吃。”她说,“我不催你。你自己掂量。你要转不了正,孩子跟我走。这话我今天放这儿。”
她走到门口,回过头。
“你要走这条路,我不拦你。”她说,“你走给我看。”
门关上了。风从门缝里进来,桌子上的纸样角被掀了一下。
我趴在炕上装睡,眼睛一直没睁。
我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来把纸样角压平,把冻梨一个一个拣出来,摆在碗架上。她数了数,六个。
她把最大的那个放在我枕头边上。
“凉的,明天再吃。”她说。
5 那一刀
十二月五号,市服装厂来了个退休师傅,姓邵,六十多,眉毛白,手上戴一副露指的手套。
厂里说他是来“指导”的。
邵师傅在裁案前站了一会儿,把我妈裁好的衣片拿起来,对着灯看,又放下。他把袖片翻过来,看了看套裁的那道斜口。
“这活一个人干不了。”他说,“得两个人配合。”
赵守业在旁边点头:“那就配合。”
“我打下手。”我妈说。
邵师傅没接这句,转头问赵守业:“你们厂里有几个会归拔的。”
“一个。”赵守业说。
“那就她。”邵师傅把衣片推到我妈面前,“我报尺寸,你上手。”
“尺寸我这儿有。”我妈说,“三年前我量过马经理。”
邵师傅的手停了一下。
“你量过?”
“改过大衣。”
邵师傅看了她一会儿,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那你就按你的尺寸做。”他说,“做完我看。”
那天下午,赵巧韵一直在裁案另一头站着。她手里拿着一把新剪子,红塑料把,刃口亮。那剪子是她上个月从市里带回来的,谁借她都不给。
十二月六号一整天,我妈在打版。
她把报纸铺在案子上,一片一片拼起来,用浆糊粘成一大张。纸样是从厂里旧样衣上扒下来的,肩要改,领要改。她改一处,就用铅笔画一道,画完把纸样举起来,对着窗户看。
“你对着窗户看啥。”我问。
“看线直不直。”她说,“纸上有线,布上就没有了。纸上歪一分,布上歪一寸。”
那天晚上她把纸样裁下来,铺在布上,用大头针别住,别了四十多个。
十二月七号,通夜。
那一夜的前半截,是她后来一句一句讲给我听的;后半截,我看见了。
车间里只剩下三盏灯。她把棉絮撕松,一层一层铺在案子上。棉花是新的,八两,一团一团,撕开的时候有“沙沙”的声。
铺到一寸厚,用手掌压平。
“絮棉不能一把一把塞。”她跟我说过,“塞进去是疙瘩,穿三天就坨了。得一层一层铺,铺匀了,压平。”
她铺完棉,盖上里布,开始行棉。绗线斜着走,一指半一道,从下往上,针脚一寸十一个。她的手在布底下,眼睛不看针,看的是布的走向。
行到一半,她把针停下来,甩了甩右手。
我看见了。
“妈。”
“没事。”她说,“凉。”
行完棉,她开始归拔肩头。
肩缝是斜的。人肩是个坡,布是平的。她把肩缝那块喷上水,熨斗压上去,往前推,布就顺着坡长出去半寸。推完一面翻过来,从里头再推一遍。
“一面拔,一面归。”她说,“拔多了,肩头就塌;归多了,穿上抬不起胳膊。”
半夜两点,她开始缉肩缝。别人缉一道,她缉两道。第一道缉完,把缝头劈开,压平,再缉第二道。这样肩头才是圆的,不是尖的。
两点半的时候,机头“咔”了一声,针弯了。
她把针拧下来,换一根新的,把弯的放在案子上,拿油石磨了两下,磨直了,收进铁盒。
“针弯了不能扔。”她说,“磨直了还能上。”
铁盒里已经有一把磨过的针,长短一样,摆得很齐。
三点,领子。领座压两分,领面放三分。她把领子翻过来,用指甲刮了刮缝头。
三点四十,锁扣眼。
五个扣眼,全是手工锁的。针从布底下穿上来,绕线,再穿下去,一针压一针。锁一个扣眼要八分钟,五个四十分钟。
四点半,钉扣。四个钉完,最后一个扣子钉歪了一点,她拆下来,重钉。
快五点的时候我起来上茅房,看见车间的灯还亮着。
我端了一缸子热水过去,缸子是搪瓷的,上头印着“先进”两个字,红漆掉了一半。
她接过去,两只手抱着缸子,抱了一会儿,没喝。
“回去睡。”她说。
“你也睡。”
“快完了。”
她把缸子放下,缸子底在案子上磕了一下。
五点,天还没亮。她把样衣抖开,挂在墙上的钩子上,退后两步看。
那件棉袄挂在那儿,肩是圆的,领子是立着的,前襟平。灯照上去,布面上有一层很薄的光。
她伸手把袖子捏了捏,捏出一个弯。
“人的胳膊是弯的。”她说。
然后她去了趟厕所。
车间后头有个小厕所,蹲坑,墙上挂着一个小灯泡。她走的时候把灯关了。
后来她说,那七分钟里,车间是黑的。
她回来的时候,钩子上是空的。
她在车间里找了一圈。裁案上没有,机头上没有,柜子里没有。她走到门口,门是从外头锁的。夜班的钥匙在值班室挂着,谁都能拿。她没去拿。她怕出去一趟,回来连纸箱也不见了。
她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站了很久。
她把车间又走了一遍。
每一台机头都摸了一下,罩布都掀开看了。翻废布筐的时候她把右手伸进去,摸到最底下,捏出一根线头,看了看,扔回去。
那只手在筐沿上停了很久。
天一点点亮。窗玻璃上的霜化成水,一条一条往下淌。
天亮以后,赵巧韵从外头把门打开。她穿着棉袄,脸冻得红,鞋上沾着雪。
“何师傅,你起得早。”她说。
“样衣呢。”
“在裁案底下。”
样衣在裁案底下的一个纸箱里,压在两块碎布头下头。
我妈把它抽出来,抖开。
右肩缝上有一道口子。
二寸长,斜的,从肩缝线往下走,顺着纱向。
那口子不是撕的。撕的口子两头有丝,毛。这个口子两边齐,没有丝,是剪的。
我妈用手把口子两边捏在一起,捏了一下,又放开。
剪口的地方,布已经错开了半寸。她捏得再紧,那道缝也合不上。
她没说话。她把样衣叠起来,叠得很整齐,抱在怀里。
十二月八号上午,交样。
检查组三个人,赵守业,邵师傅,还有一个厂办的女的,姓周。样衣铺在裁案上。
邵师傅把右肩翻过来,看了一眼。
“肩缝开绽。”他说。
“开绽”两个字一出来,屋里没人说话。
他把手伸进袖子里,把肩膀那块的布顶起来。
顶的时候他的指头在里头撑了一下,布面鼓起来一块,像人肩膀。
“这儿断了线。”他说。
“线是我缝的两道。”我妈说。
“两道也断了。”邵师傅说,“合体不合体,看的是衣裳,不是看线。”
“衣裳是合的。”
“衣裳上有口子。”他说。
“不合体。”他说,“这个不能算。”
赵守业把本子打开,笔在纸上蹭了两下,没写出字。
“考工暂缓。”他说,“等厂里研究。”
我妈站在那儿,怀里还抱着叠好的样衣。
“厂长。”她说。
“何枝,这事儿……”赵守业把本子合上,“厂里再研究研究。”
“我交的是合格的。”我妈说,“开绽是后剪的。”
周干事的眼睛往赵守业那边看了一眼。
邵师傅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擦,没说话。
“我回去重做。”我妈说。
赵守业抬起头:“料呢。”
“料我自己想办法。”
她说完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回过头。
“厂长。”她说,“这件衣裳,我做了九个钟头。”
散会以后,人往食堂走。艺英大娘没走,她在门口等我妈。
“何枝。”
“嗯。”
“那道口子。”艺英大娘把手里的饭盒换了个手,“剪得比人还准。”
我妈把样衣往怀里抱了抱。
“顺纱向。”她说。
“顺纱向,”艺英大娘说,“那是拿尺子量着剪的。”
两个人站在车间门口,谁也没再说。
风把地上的棉絮吹起来,一小团,打着旋,撞在门框上,粘住了。
6 认线
那天晚上她把样衣摊在炕上,把灯泡拧亮了一格。
十五瓦换成四十瓦,屋里一下亮得刺眼。她把右手举到灯底下,五个指头伸开,又合上。
她先看剪口的起头。
起头在肩缝线往下三分的地方,收口在上头,靠近领窝。斜度一样,两边的角度一样。
“从上往下剪的。”她说,“站着剪的。”
“咋看出来站着。”
“坐着剪,手使不上劲,剪口是弯的。”她说,“这个直。”
她拿手指顺着剪口的边捋了一遍。
“顺纱向。”她说,“顺着布纹走,刃口才不挂丝。逆着剪,布边就毛。”
然后她看线。
肩缝她缉了两道。第一道在外头,第二道在里头。剪口把第二道线剪断了,剩下第一道,线头还在。
她把线头捏起来,对着灯看。
“线是从下往上断的。”她说,“剪子从下往上进,断口就是斜的。从上往下进,断口是齐的。”
她把样衣翻过来,看里子。
里子上有一小块褐色的印子,很浅,像是指头按过的痕。
“这是手印。”她说,“按着剪的。不按着,布会跑。”
她把那件样衣叠好,放在桌上,坐了一会儿。
“妈。”我说,“是谁。”
她没答。
“是赵巧韵。”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
“你咋知道。”
“她有一把新剪子。”我说,“她谁也不借。”
我妈把灯关了。
第二天早上,她去车间,走到赵巧韵的机头旁边,站了一下。赵巧韵正在缉一条裤缝,脚在踏板上踩得飞快。
我妈看了一眼她机头边上的工具盒。
盒子里那把红塑料把的剪子,刃口上有一小块蓝。
那是布上的粉。深灰的布上划粉是白的,只有蓝布才留蓝粉。前天夜里,车间里只有一件蓝布——样衣的里子。
我妈转身走了。
这一段是她回来跟我讲的。她讲到这里的时候停了一下,把围裙带子在手上绕了一圈,又解开。
那天上午,她在机头上坐了两个钟头,一句话没说。
中午吃饭,艺英大娘端着饭盒坐到她旁边。
“你去找厂长不。”艺英大娘说。
“不去。”
“为啥不去。”
我妈把筷子放下。
“我说是她剪的,谁信。”她说,“线断了,我看见了。可线断了,也可能是我缝得不牢。”
“你缝了两道。”
“两道也是我缝的。”我妈说,“这事儿,认得出,证不了。”
艺英大娘“嘿”了一声,把一块土豆拨到饭盒边上。
“那就这么算了。”
“不算。”我妈说,“我重做。”
“料呢。”
“我去要。”
我说:“料五尺五,絮棉八两,五个扣眼一轴线。工时两个班。”
“你算得比我清。”我妈说。
“要不着呢。”
“要不着,”她说,“我就拿我自己的布。柜子里还有五尺,本来留着给你做棉袄的。”
下午她去了仓库。
郑万金看见她,把缸子放下。
“又是你。”
“再要六尺。”我妈说,“深灰。”
“没了。”
“有。”我妈说,“昨天我看见垛子后头还有半卷。”
郑万金盯着她看了几秒,站起来,走到垛子后头,把那半卷拖出来,“咚”地放在桌上。
“五尺五。”他说,“就五尺五。”
“够。”
“签字。”
我妈签了。
抱布出门的时候,郑万金在后头说了一句:“何枝,你这人,不吭声。”
“吭声没用。”我妈说。
“你不吭声,人家就当你好欺负。”
我妈在门口停了一下,回过头。
“郑师傅。”她说,“我吭声了,料谁给。”
郑万金没说话。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号,她去了厂长办公室。
办公室在二楼,窗户上贴着一条红纸,是元旦写的,字已经褪了。赵守业坐在桌子后头,桌上一个搪瓷缸,一摞文件,一个算盘。
“厂长。”我妈说,“我要料,要工时。”
“料给了?”
“给了五尺五。”
“工时……”赵守业把手放在算盘上,“你这个月已经超了。年前料压在库里,年后才排得出整班。”
“超的我自己补。”我妈说,“我要的是一个班的时间,让我把样衣重做一遍。”
“一个班?”
“八点钟开机,四点交。”我妈说,“絮棉、行棉、归拔、缉缝、锁眼、钉扣,我一个人干过一回,九个钟头。这回我熟,八个钟头够。”
赵守业把手从算盘上拿开。
“何枝,我问你一句话。”他说,“你知道是谁剪的。”
我妈没说话。
“你知道。”赵守业说,“你不说。”
“说了,料谁给我。”
赵守业不说话了。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
“厂里要研究。”他说。
“研究到哪天。”
“这个月。”他说,“二次评定。”
“评定谁。”
“评定样衣。”赵守业说,“谁的衣裳合体,指标给谁。”
我妈点了下头。
她把手里的领料单放在桌上,摊平。
“料五尺五。”她说,“絮棉八两。扣眼五个,线一轴。”
“这些我记着。”
“工时两个班。”她说,“一个班八点钟。”
赵守业把单子拿到跟前,看了看,又放回去。
“厂长,我不要说法。”她说,“我只要料和工时。衣裳做出来,合不合体,你们看。”
赵守业抬起头看她,看了有一会儿。
“你比我以为的难缠。”他说。
“我不难缠。”我妈说,“我就要一件衣裳。”
她走到门口,把门带上,带得很轻。
那几天学校里没有人跟我说话。
下课的时候,女生跳皮筋,两个人摇,三个人跳。我站在旁边,摇的人不叫我,跳的人也不叫我。
赵小燕在跳,跳得很好,辫子在背后甩。
“我妈说了,”她一边跳一边说,“她妈那件衣裳做坏了。”
“没做坏。”我说。
“做坏了。”她说,“肩缝开了。”
旁边有个男生把手在嘴上一捂:“跪下那家的。”
我不记得我怎么冲过去的。我只记得他的棉帽子飞了,落在雪堆上;我记得我的手在他脸上抓了一把,指甲缝里有一条红。
那男生比我高半个头,捂着脸上楼去了。
他的棉帽子躺在雪地里,帽耳子上一圈毛,沾了雪。
我站在那儿,手心里全是汗,风一吹,凉得发疼。
后来的事又是吴老师。又是办公室。又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放学我回家,把书包往炕上一扔,搬了个小板凳到灶间,把碗架底下的铁盒拿下来。
铁盒里是划粉。红的、蓝的、白的,一截一截,都是我妈从厂里带回来的,用得只剩一小截,她舍不得扔。
我把它们全倒在灶膛里。
火苗起来的时候,蓝的绿的,一跳一跳。有一块粉“啪”地炸开,火星子窜到灶门外头,落在地上,灭了。
我妈回来的时候,灶膛里还有火。
她站在门口,看着灶膛,看了很久。
然后她蹲下去,拿火筷子把没烧尽的划粉一块一块夹出来,放在手心里。
有一块还剩半截,边上焦了。她把焦的那头掰掉,剩下的揣进兜里。
“还能用。”她说。
她站起来,把火筷子放回原处,回过头看我。
“烧完了就没了。”她说,“没了得花钱买。”
她把手在我脸上摸了一下,摸到我脸上一道抓痕。
“疼不疼。”她说。
“不疼。”
“手呢。”
我把手摊开。指甲缝里那条红已经干了。
她拿过我的手看了看,没说话,把手放回去。
我说:“我不想让你做衣裳了。”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不做衣裳,”她说,“我干啥。”
7 六十八块
二次评定在一月底。
那天马经理自己来了。她四十来岁,个子高,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穿着一件灰呢大衣,袖口磨白了。她把重做的棉袄穿上,站在车间门口的穿衣镜前。
镜子是旧的,边上掉了一块水银。
她先把左胳膊抬起来,放下去,再把右胳膊抬起来。抬到与肩平的时候,她停住了。
“这儿。”她说,“这儿不顶。”
她转过身,让赵守业看背。
“背是圆的。”她说,“我穿别的衣裳,背这儿总是鼓一块。”
她又把扣子从上往下扣,一颗一颗,扣到最底下那颗,抻了抻前襟。
“前襟也不翘。”她说。
她把两只手插进兜里,走了两步,又退回来。
“这件我能穿。”她说。
她转过身,问赵守业:“谁做的。”
“何瑜枝。”赵守业说。
马经理看了我妈一眼。
“你量过我。”
“三年前。”我妈说,“你让我改过一件大衣。”
“那件大衣我还穿着。”马经理说,“袖口磨破了,我自己补的,补得难看。”
她笑了一下。
她从镜子前退下来,站在裁案边上,把手在棉袄前襟上抚了一下。
“你们这版,”她说,“肩上是活的。”
“啥叫活的。”赵守业问。
“别的厂做的,肩是死的。”马经理说,“穿上像扛着两块板。”
“这件呢。”
“这件跟着人走。”她说,“我抬胳膊,它就抬。”
“这批样衣,我要两件。”她说,“一件我穿,一件带回去。”
指标没批。
赵守业说市里的指标卡着,今年全市就下来几个,得排队。等多久,他说不准。
“那考工算不算数。”我妈问。
“算。”赵守业说,“你的衣裳,马经理穿了。这个数算。”
“数算,指标呢。”
“指标等。”他说,“先把活儿干起来。”
从二月起,我妈开始计件。
计件的活不固定。谁家要改衣裳,外贸要补样,车间里赶急活,都派给她。她把活领回来,在机头上干,干完记在一张纸上,纸上画着格子,一格一件。
单价是车间定的:棉袄一件一块二,改裤腰五毛,锁一副扣眼两毛。
“一件棉袄一块二。”她回家跟我说,“我一天能做一件半。”
“那一个月呢。”
“一个月二十六天。”她说,“做满了,三十九件。”
她拿铅笔在纸上算。
“三十九件,四十六块八。”她说,“再加上改衣裳。”
“改衣裳多少。”
“五毛一件。”
她算完了,把纸折起来,夹进账本。
计件的活不是天天有。
有一回外贸补样,二十件,李允珍分给了王秀兰。我妈没说话,第二天照样上工。
第三天活退回来了,肩缝不齐,二十件全拆。
李允珍把活重新分给我妈,站在机头边上说了一句:“我分错了。”
“活没罪。”我妈说。
“我给你补个不是。”
“不用。”我妈说,“下回分活,你先看谁的肩做得了,再看谁跟你熟。”
李允珍的脸红了。
二月二十八号,发工资。
工资表贴在车间门口,一张大白纸,格子里写着名字和钱数。人挤在那儿看,手指头在纸上点。
我妈的名字在最底下。她那一格上写着:六十八。
旁边有人“嘶”了一声。
“六十八?”
“比我多二十九。”
“计件的活都给她了。”
“她那手活儿,给她也做不出来。”
李允珍站在人堆外头,没挤进去。她等我妈出来,才走过去,把工资表上的名字看了一眼,又看我妈一眼。
那一眼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她看我妈,是看一个临时工。那天她看我妈,是看一个能干活的人。
“何枝。”她说,“你这个月六十八。”
“嗯。”
“我三十九。”李允珍说,“我干了十四年。”
我妈没说话。
“我不是眼红。”李允珍说,“我是想问,计件的活,能不能分我一点。”
“你跟厂长说。”
“我说了。”李允珍说,“厂长说,计件的活要手。”
她把手在自己面前翻了一下,五个指头张着。
“我这手,做不了你的活。”她说,“我认。”
她说完就走了,走得很快。
那天下午我妈去领钱。钱是从财务室的小窗口递出来的,一沓,用纸条捆着。她当着人的面没数,走出厂门才数。
她在墙根下数了三遍。
六十八块。四张十块的,五张五块的,一张两块的,一张一块的。她把钱按面额排好,一张一张压平,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回家她把那张记件的纸摊在桌上,用铅笔一格一格划。那张纸上一共四十二格。二月里赶了两回急活,比平常多做了三件。
“棉袄四十二件。”她说,“五十块四。”
“改衣裳二十六件,十三块。”
“锁扣眼二十三副,四块六。”
她拿铅笔在纸上加:
五十块四,加十三,六十三块四。再加四块六,六十八。
“对上了。”她说。
“妈,你算这么细干啥。”
“钱是人家算的。”她说,“我得自己算一遍。算不对,我得问。”
她又给自己算了一笔。
“一天一件半,一件一块二,一天一块八。”她说,“一个月二十六天,四十六块八。”
“妈,你算这个干啥。”
“我算我值多少。”
“值多少。”
“不知道。”她说,“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一点。”
她把铅笔搁下,把那张纸按了按。
然后她去了趟药店。
药店的柜台高,她得抬着下巴跟里头说话。玻璃柜里摆着几瓶药,瓶口封着蜡。
“治膝盖的,哪种。”她问。
“这个,九毛。一天抹两回,一瓶使一个月。”售货员说。
她把手伸进贴身的口袋,摸了一下那沓钱。她心里算了一下:九毛,一瓶使一个月,一年十块八。
“我先看看。”她说。
她把瓶子拿起来,看了看上头的字,又放下。放下的时候她把瓶底在柜台上转了半圈,让商标朝里。
“下回吧。”她说。
她出来,进了旁边的副食店。
副食店的柜台上摆着铅笔盒,铁皮的,一排五个,印的都是孙悟空。她拿起一个,翻过来看看底,又拿起一个。
“六毛八。”售货员说。
她买了一个。
回家她把铅笔盒放在我枕头边上,没说话。
我把铅笔盒拿起来,打开,又合上。里头的孙悟空,还是六毛八的那一个。
我放学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了。
“妈。”
“砸坏的那个,赔你。”她说。
我把铅笔盒拿起来,铁的,凉。盖子开合的时候“咔”一声,很响。
“你买了一个?”
“一个。”
“你自己呢。”
“我不用。”
“妈,剩下的钱呢。”
“攒着。”
“攒着干啥。”
“万一。”她说,“万一哪天用得着。用得着的时候,借不着。”
那天晚上她做饭,我在旁边站着。她的手在案板上切酸菜,刀起刀落,一下一下。
我看见她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块布,布是白的,已经灰了。
“妈,你手咋了。”
“针扎的。”
“扎哪儿了。”
“扎了三回。”她说,“一样的地方。”
“为啥一样的地方。”
“布厚。”她说,“针上去,手就得在底下接。接得准,扎自己;接不准,扎布。”
她把刀放下,把手往围裙上擦了擦。
“扎惯了就不疼了。”她说。
她把布条解开,指头肚上三个针眼,排得很密,一个挨一个。
“三个,一样的地方。”她说,“这块皮厚了,针不好穿。”
“那就别缝了。”
“不缝,这件衣裳就交不出去。”
她重新缠上布条,把针拿起来,对着灯穿线,穿了两回才进去。
那天晚上她剁了半斤肉,包了四十个饺子,冻在窗外。
“过年吃。”她说。
“现在才二月。”
“二月也是过年。”她说,“咱家过年早。”
三月里李允珍的腰不好了,整烫台缺一个人手。她找到我家的门上,站在门口,把手在腰上按着。
“我教你。”我妈说,“整烫不难,你腰不好,先坐着熨。”
李允珍愣了一下:“你教我?”
“难的是垫布要跟着熨斗走,别跟着手走。”
三月里她教了三天。第四天李允珍烫出来一件,是平的。
赵巧韵站在整烫台那头看着,没过来。
“教了她,往后整烫就不缺人了。”她说。
“不缺人是好事。”
“整烫一个月多四块。”赵巧韵说,“那四块,我盯了两年。”
“是好事还是坏事,看谁站在台上。”赵巧韵说完就走了。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我起来喝水,看见她还没睡。
她坐在炕沿上,就着灯,把那张记件的纸摊开,一格一格看。看完她把纸折起来,夹进账本,然后把账本塞到枕头底下。
她躺下的时候,手在枕头上按了一下,按得很轻。
8 我不记,我记账
四月,王树琴来敲门。
她来的时候是礼拜天下午,挎着一个布包,包里塞着一条棉裤。裤子是深蓝的,膝盖上磨白了,裤腰上的松紧带松了,一走就往下掉。
“何枝。”她站在门口,没进来,“你给我改改。”
我妈让她进来。
王树琴把裤子放在炕上,铺开,把松紧带那一圈翻过来。
“你看这腰。”她说,“我自个儿缝了两回,一穿就掉。”
“街口不是有裁缝铺。”
“去了。”王树琴说,“人家说改腰麻烦,得拆,得重上,让我搁那儿等三天。我等不了。”
她把手在裤子上抚了一下。
“厂里人也不给我改。”
我妈没问为什么。
她拿软尺量了量腰围,量了量臀围,量了量裤长。
“腰二尺三。”她说,“改小一寸。松紧带换新的。”
“多少钱。”
“八毛。”
王树琴的手停了一下。
“八毛?”
“改腰,换带,八毛。”我妈说,“市价。”
“街口那个裁缝铺,六毛。”
“那你找他。”
王树琴的脸涨了一下,又落下去。
“我不是跟你讲价。”她说,“我是……”
“我知道你不是。”我妈说,“我这儿八毛。”
王树琴从布包里摸出钱,一张五毛,三张一毛,数了两遍,放在炕沿上。
我妈把裤子拆了。拆腰的时候她没使剪子,用锥子挑线,一针一针挑。挑完了把裤腰熨平,重新画线,重新缝。
缝的时候王树琴坐在炕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家的屋子。
“你这机器,多少钱买的。”王树琴问。
“一百八。”
“哪年的钱。”
“八零年。”我妈说,“攒了三年。”
“三年攒一百八,一个月攒五块。”
“五块。”我妈说,“有时候四块。”
屋子小。炕占了一半,缝纫机占了一个角,墙上贴着一张年画,画上是个抱着鱼的娃娃,边角翘了。
“你这屋子……”王树琴说,“住多少年了。”
“九年。”我妈说。
“你男人走的时候,孩子在几岁。”
“七岁。”
王树琴“哦”了一声,不说话了。
过一会儿她又开口。
“巧韵在整烫。”她说,“烫了三个月,手上全是泡。”
“垫布就不起泡。”
“她说垫了。”王树琴说,“她说你教她垫的。”
我妈的针没停。
“厂里人都说她降了。”王树琴说,“从机头上下来,去整烫。整烫是打下手的。”
“整烫是最后一道。”我妈说,“衣裳平不平,看整烫。”
王树琴不说话了。
裤子改好了。我妈把它抖开,让她看腰。
王树琴伸手摸了摸,摸了两下,把松紧带拉了拉,松手,带子“啪”地弹回去。
“行了。”她说,“你这活儿是真行。”
她把裤子叠起来,抱在怀里,站起来要走。
走到门口,她回过头。
“何枝。”她说,“你这人记仇。”
我妈正在收锥子。
“你收我八毛。”王树琴说,“街口六毛。你多收我两毛。你倒是记仇。”
我妈把锥子放进铁盒里,盖上盖子。
“我不记。”她说,“我记账。”
“记账跟记仇不一样?”王树琴问。
“记仇记在心里,越记越沉。”我妈说,“记账记在纸上,纸上的东西能算。”
王树琴站在门口,没说话。
“我记你八毛,你记我两毛。”我妈说,“这账谁也不算亏。”
王树琴愣了一下,抱着裤子走了。
走到院子里她停了一下,回过头,声音低了些。
“名单的事……”她说,“上头要减两个,我只报了一个。玉梅是我外甥女,我要报两个,她也保不住。”
我妈没说话。
“你那个指标。”王树琴说,“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咋就没批下来。我托人问过,人家说市里卡着。”
她说完就走了。院门“吱”一声关上。
“妈,你收她八毛,图啥。”
“不亏。”我妈说,“她往后还得来。”
我妈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来把炕沿上的八毛钱收进铁盒,压在最底下。
十月底,上海来了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右上角贴着八分的邮票,邮戳糊了,只认得出“上海”两个字。信封上的字是钢笔写的,横平竖直,一笔一划都很规矩。
我妈把信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才拆。
信纸两张,写满了。她读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读,读到一半停下来,把信纸举远一点,又举近一点。
“妈,我念给你听。”
“我认得。”她说,“就是不熟。”
她读到第二段的时候,我凑过去看。
信上写:
“……一九七六年厂里办扫盲夜校,我教了半年。你是学得最慢的一个,也是记得最牢的一个。别人的尺寸记在纸上,你的尺寸记在手上。我回上海这些年,见过不少师傅,手上没你这个准的。”
“……你上一次来信,说你在争一个指标。争到了没有?争不到也别把心气磨掉。手艺这个东西,谁也拿不走。”
“……上海这边缺个打版的。你要愿意来,我给你问问。这边厂里给正式工指标,房子紧,先住集体宿舍。”
信的末尾写着:沈之衡。
我妈读到“正式工指标”这四个字,停了一下。
读完她把信放下,从信封里倒出一样东西。
一张纸样。领子的纸样,用报纸包着,报纸是《解放日报》,边上有半篇文章,说的是上海的服装厂。
纸样是硬纸剪的,剪得很齐,上头用铅笔画了线,写着小字:“领座压两分,领面放三分。归拔走弧,不要走直。”
我妈把纸样拿起来,对着灯看,看了很久。
“这纸样是新的。”她说,“上海的版,肩线比我们的直。”
“有啥用。”
“有用。”她说,“肩线直,人就挺。”
她把纸样夹进账本,跟信夹在一处。
“谁来的。”
“沈师傅。”
“哪个沈师傅。”
“上海那个。”她说,“一九七几年在我们厂待过。教我归拔的。”
她把信又读了一遍,这一遍读得快。
“妈。”
“嗯。”
“你去不去。”
她把信纸叠起来,叠成四折,夹进账本里。
“不去。”
“为啥。”
“户口。”她说,“学籍。还有你。”
“我跟你去。”
“你去了念啥。”她说,“上海的学校,要户口。我去了,先住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
“那沈师傅说给指标。”
“指标是给会干活的。”她说,“不是给我这样的。”
她把账本合上,用那块干净布包好,塞进挎包。
“上海不缺我一个。”她说,“这儿缺。”
“那纸样呢。”
“给组里。”她说,“肩线直,人就挺。组里人会了,我就少一道活。”
第二个礼拜她把纸样贴在车间的墙上,用图钉按了四个角。
有人看,有人不看。李允珍看了半天,问:“这条线为啥这么走。”
“它顺着人的肩走。”我妈说。
那天晚上她写信。
信纸是从厂里拿的,蓝格子。她写了三行,写了很久。
“沈师傅:信收到了。纸样收到了。我这儿走不开。您的话我记着。”
她写完念了一遍,把“记着”改成了“记住了”,又改回来。
“妈,你咋不写你要去。”
“不写。”她说,“写了,人家就等。”
第二天早上她把信带走了,到了厂里才投,投在门口那只绿邮筒里,“咚”一声。
我站在门口看她走。她走到院门口,回过头。
“锅里有糊糊。”她说。
9 署名
一九八七年四月,广交会。
厂里没人去过广交会。赵守业去了,带回三样东西:一沓订单、一张照片、一肚子话。
照片是在展馆门口照的,赵守业站在中间,穿中山装,扣子全扣着。他旁边是外贸公司的人,再旁边是个高个子外国人,笑得露出一口牙。
照片贴在车间的墙上,四个角都按了图钉。
订单是追加的。两千件棉袄,指定“外贸样衣同版”。
那天全厂开会。赵守业站在台上,手里拿着订单,念了一遍数量,念了一遍交期。
“三个月。”他说,“两千件。”
底下嗡了一声。
“三个月两千件,一个月六百七。”有人在底下算,“一天二十四件。”
“三班倒。”赵守业说,“人不够,从整烫组抽。”
“这活儿是咱们厂的脸。”他说,“干好了,往后年年有。”
散会以后赵守业叫住我妈。
“何枝,这活你得盯着。”
“我盯。”
“版不能改。”
“不能改。”我妈说,“外贸的版,改一寸就退。”
“缺人我从整烫组抽。抽谁,你说。”
“我要赵巧韵。”
赵守业愣了一下:“她整烫干了半年。”
“手快。”我妈说,“整烫要手快,慢了布就压出印。”
散会以后,车间就开始赶。
三班倒,白天黑夜不停机。我妈带两个临时工,一个踩机头,一个锁扣眼。她自己打版、归拔、看样。
那两个临时工一个是王秀兰,一个是新来的小姑娘,姓宋,十七岁,手还生。我妈让她先锁了三天扣眼,锁完了才让她上机头。
“锁扣眼能看出手。”我妈说,“锁得齐,手就稳。”
五月里有一天,我在车间门口等她。她从里头出来,手上全是白线头,眼睛红。
“妈,你几天没睡了。”
“睡了。”
“睡几个钟头。”
“三个。”她说,“够了。”
她的右手食指上又缠了胶布,缠了两层,外头那层已经黑了。
“手咋了。”
“棉絮扎的。”她说,“絮棉的时候,棉花里有碎秆子。”
“你戴手套啊。”
“戴手套,摸不出棉铺匀没匀。”
五月末,小宋扎了手。
针从上头下来,扎进食指,血冒出来,滴在布上,一块蓝布上落了一点红。
我妈把她拉到水池边,冲,冲干净,拿胶布缠上。
“还能干不。”我妈问。
“能。”
“那就干。”我妈说,“这件布上有血,算废的。你拆了重做。”
小宋哭了。
“哭完了接着干。”我妈说,“活不等人。”
那件她拆到半夜,第二天交上来的肩缝是直的。
七月,两千件交了。
外贸公司来了两个验货员,一人拿一个小本,一件一件翻,翻到肩缝就把手伸进去顶一顶,翻到扣眼就数针脚。
验到第三百件的时候,其中一个抬起头,问赵守业:“这个版谁打的。”
“厂里打的。”赵守业说。
“肩缝做得比上海几家都好。”那人说,“哪个师傅。”
赵守业往车间里头看了一眼。
我妈正在机头上,低着头,没抬头。
那人又问了一遍。
赵守业说:“我们厂里,一个姓何的师傅。”
“姓何的。”那人记在本子上,写完抬起头,“这版要留样。肩缝的做法,我们带回公司。”
“留样要给厂里报。”赵守业说。
“报。”那人说,“做这版的人,也报。”
验到最后一箱,天已经黑了。验货员把本子合上,说了一句:“这批货,肩缝没一件返工的。”
赵守业在旁边笑,笑得很开。
七月二十号,厂里出了黑板报。
红粉笔写的标题:“技术革新结硕果”。底下是一段话,说厂长赵守业带领职工攻克特体棉袄打版难关,为厂里争得荣誉,创汇多少多少。
再往下是一行小字:赵守业同志被评为市二轻系统技术革新先进个人。
我妈的名字没有。
黑板报挂在厂务公开栏里,就在办公楼门口,就是我跪过的那片雪地跟前。
那天下班,我在公开栏前找到她。
她站着,两只手在围裙上擦,擦了两下,又擦两下。
“妈。”
她“嗯”了一声。
“回家吧。”
“我看完这一行。”她说。
她看的是最后那一行小字。看完又从头看,看到“带领职工”四个字,停住。
有个女工从旁边过,看了一眼黑板报,又看了一眼我妈。
“何师傅。”她说,“这报上咋没你。”
“报的是集体。”我妈说。
“集体里头也有名啊。”
我妈没说话。
那女工走了两步,回过头,压低声音:“何师傅,你那件衣裳,人家外国人穿了都点头。这报上不写你,写他。”
那女工还想说,我妈把她拉了一下。
“别说了。”我妈说,“说了让人听见。”
“听见就听见。”
“听见了,明年这活就派给别人。”我妈说,“我要这活。”
那女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了两步,回过头看她一眼。
我妈把手在围裙上又擦了一下。
“回家吧。”她说。
第二天,她去了厂长办公室。
我在门外等着。
“厂长。”她说,“这个版是我打的。”
赵守业在桌子后头坐着,桌上摊着那份先进个人的材料。
“报的是集体。”他说。
“报的是你。”
“我代表厂里。”
“我没说不是你。”我妈说。
“材料上写的是'带领职工'。”赵守业说。
“带领。”我妈说,“行。”
她转身要走。
“何枝。”赵守业叫住她,“你这个月奖金,我给你报了二十。”
“多少都行。”
“你别这样。”赵守业说,“这事儿……”
“厂长。”我妈说,“我不争名。我就问一句,这个版,往后算谁的。”
赵守业把材料往边上推了推。
“算厂里的。”他说。
“厂里的版,谁打。”
“你打。”
“那下回有人问,我能不能说是我打的。”
赵守业没说话。他把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
“能说。”他说。
我妈把门带上了,带得很轻。
下楼的时候她在楼梯口停了一下。
楼梯口的墙上挂着一张奖状,玻璃框里,纸已经黄了。
她看了一眼,没停,接着下楼。
那二十块奖金,她收了。回家路上她买了两百斤煤,还有一袋面。
“妈,这钱你咋不攒着。”
“攒着干啥。”她说,“冬天要烧。”
那年冬天她烧的煤比别人家多。屋里暖,我写作业不用戴手套。
她给我买了一双棉鞋,黑条绒的,里头是毡。
“妈,你咋不给自己买。”
“我脚不冷。”她说,“我一天在车间走,脚热。”
那年冬天她的棉鞋还是那双旧的,鞋帮上补了一块,补的布跟鞋不是一个色。
第二年,厂里又报了一次先进个人。还是赵守业。
有一回我妈擦桌子,从抽屉里翻出那张广交会的照片,是厂里换墙的时候给她的。
她拿手在照片上抹了一下,抹掉一层灰。
“这里头没你。”我说。
“厂里去的。”她说,“我又没去。”
她把照片夹进账本,压在“马经理”那一页。
第三年,厂里报了“省级技术能手”,报的是车间,车间报的是李允珍。
我妈没去问。
她把账本翻到一百三十七页,在“马经理”那条下头,添了一行小字:
“一九八七年四月,这件衣裳进了广交会。”
字很小,米粒那么大。
我看着那一行。
“妈,你咋不写你的名字。”
“写了。”她说,“这是我的账本。”
10 转正
一九八八年三月,指标下来了。
这个指标是换来的。厂里一九八七年创汇,市里给了二轻系统几个指标,分到红旗服装厂一个。
指标下来那几天,她照常上班,没跟人提。
有人问她“听说指标下来了”,她说“不知道”。
她照常六点半到车间,把机头擦一遍,把线穿上。
劳资科的人到车间来喊她,喊了一声“何瑜枝”。她抬起头,手上的活没停。
“你出来一下。”
她把针拔下来,把布放下,把机头罩上才走。
为这一个人,厂里开了一下午会。
后来是李允珍跟我妈说的。她说会上有人提赵巧韵,说她是厂长侄女,年轻,能培养;赵守业把本子往桌上一放,说了一句“她那手活儿,出去丢人”,就没人再提了。
“还有人提我。”李允珍说,“我四十一了,指标给我,我还能干几年。”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
“最后定的是你。”她说,“赵守业说,外贸的版是谁打的,指标就给谁。”
劳资科的人把表递给她,一支笔,蓝的。
“填。”那人说。
她坐在桌子前,把表铺平,用手掌从上往下压了一遍,压平纸角。
第一栏:姓名。
她写了三个字。
何瑜枝。
写得很慢。第一个“何”字写得大,占了半格。写到“瑜”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枝”的最后一捺拖得长了一点。
我站在她后头看。她的背有一点弯。
“年龄。”
“三十七。”
“民族。”
“汉。”
“文化程度。”
她的笔停住了。
“这个咋填。”她问那人。
“你念过几年书。”
“小学三年。”
“那就填'高小'。”那人说,“高小相当于小学毕业。”
她填了“高小”。写完把笔抬起来,看了看这两个字,又看了看那人。
“我念到三年级。”她说。
“高小就高小。”那人说,“这么填的人多。”
“这上头有'家庭出身'一栏。”她说。
“填'工人'。”
“我爹是农民。”
“填'工人'。”那人说,“你男人是工人。”
她把笔停了一下,填了“工人”。
“参加工作时间。”
“一九七四年。”
那人算了一下:“十三年。”
“十四年。”我妈说,“一九七四年三月来的。”
那人抬头看了她一眼,把数字改了。
“工种。”
“缝纫。”
“级别。”
“这个我定。”那人说,“二级。”
表格填完,我妈拿起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她把纸举到灯底下,看那几个字。
“行了。”那人说,“签个字,下个月起按正式工算。”
我妈签了。
她的名字签在表格最底下,签得比上头的字大。
“这表要几份。”她问。
“三份。”那人说,“厂里一份,市里一份,你自己留一份。”
“我留一份。”
“留也没用。”那人说,“以后你就是正式工了。”
走出劳资科,她站在走廊里,把自己那一份表折成四折,塞进挎包。
走廊的窗户对着车间,能听见机头的声音,“哒哒哒”,一阵一阵。
她站了一会儿,才下楼。
四月五号,她领了第一笔正式工的工资。三十九块。
她在厂门口墙根下数,数了三遍,把零钱按面额排好。
“妈,多了七块八。”
“七块八。”她说,“够买十一斤猪肉。”
“买不买。”
“不买。”她说,“攒着。”
那七块八她攒了起来,攒进铁盒,压在划粉底下。
三月里她把这个月的临时工工资条翻出来看。三十一块二。下个月起,是三十九。
差七块八。
七块八,买十一斤猪肉,或者一百一十三个鸡蛋。
那天夜里她给奶奶写了一封信,写了四行。
“妈:我转正了。工资三十九。小满念书好。瑜枝。”
写完她拿起来看,又在末尾添了两个字:“放心。”
半个月后奶奶回信,一张纸只有一句话:“长庚要是活着,能看见。”
“妈。”我说,“转正了。”
“转正了。”
“你咋不笑。”
“笑了。”她说。
她确实笑了,嘴角往上动了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第二天厂里广播,念了一遍转正名单。念到“何瑜枝”的时候,车间里有人拍了两下手,拍得很零。
艺英大娘从机头上抬起头,冲她这边喊了一句:“何枝,晚上请客不。”
“请。”我妈说,“苞米面糊糊,管饱。”
车间里笑了一片。
那天下午她把正式工的工作证领了回来。一张硬纸片,上头贴着照片,照片是黑白的,十年前照的,脸小。
她用布把工作证包起来,放进挎包最里头那层。
“妈,你咋不放外头。”
“外头磨。”她说。
五月,她当了缝纫二组组长。
上任第一天,她把车间的活重新分了。谁上机头,谁锁扣眼,谁整烫,都写在纸上,贴在墙上。
她还加了一条:每天下班前,把自己机头上的线头扫干净,谁的机头底下有线头,谁第二天早来十分钟扫地。
“为啥。”有人问。
“线头进了机器,卡针。”她说,“卡一次针,耽误半个班。”
第二天早班前她开了个会,五个人围着她站。
“我说三条。”她说,“第一,活按单子走,谁的单子谁签字。第二,做坏的自己拆,不许往下传。第三,谁家里有事,提前一天说。”
“何组长。”有人问,“做坏了扣钱不。”
“不扣。”她说,“自己拆。拆了重做,误的工时算我的。”
没人说话了。
上个月车间调岗,赵巧韵从整烫调回了机头,说是“整烫蹲不下”。
她把赵巧韵分去整烫。
赵巧韵拿着那张纸,站在墙跟前,一动不动。
“何组长。”她说。
“整烫缺一个人。”我妈说,“你手快。”
“整烫烫手。”
“垫布。”
“整烫是打下手的活。”
“整烫是最后一道。”我妈说,“衣裳平不平,看整烫。前头做得再好,整烫歪了,穿上就是歪的。”
赵巧韵的眼圈红了。
“你记恨我。”
我妈没说话。
“你从八五年就记着。”赵巧韵说,“你记了三年。”
“我没记你。”我妈说,“我记的是那道口子。”
“那道口子是我剪的。”
“我知道。”
“你为啥不告我。”
“告不了。”我妈说,“线断了,谁也证明不了是剪的。”
赵巧韵的眼泪下来了。
我妈从兜里摸出一块肥皂,是厂里发的那种,黄的,上头印着“劳动”两个字。
她把肥皂放在赵巧韵手里。
“整烫费手。”她说,“下班洗手,用这个。”
赵巧韵捏着那块肥皂,眼泪掉下来了,砸在墙上的纸角上,把墨迹浸开一点。
她哭了一会儿,把肥皂揣起来,走到整烫台前头去了。
那天下午我妈在整烫台边上站了半个钟头,教她垫布。
“垫布要垫在下面。”她说,“布跟着熨斗走,不能跟着手走。”
“手会抖。”赵巧韵说。
“手抖,布就皱。”
赵巧韵试了三回,第三回布平了。
我妈伸手在布上抚了一下。
“行了。”
那天晚上,我妈在账本上新添了一页。
我凑过去看。
上头写着:“赵巧韵,肩窄一寸,整烫垫布半寸。手快,性子急。”
“妈,你量她干啥。”
“她是组里的人。”
“她剪过你的样衣。”
“那也是三年前。”我妈说,“衣裳是衣裳,人是人。版得按人的肩做,不能按我的心做。”
那本账本到这一页,已经翻过两百三十个人。
她把铅笔放下,把本子合上,用那块干净布包好。
“妈。”
“嗯。”
“你以后还记不记。”
“记。”她说,“人老了,手记不住,得让纸记。”
11 存根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考进了县中。
开学那天她送我到长途站。班车是绿的,车头有一块掉了漆。她把一个帆布包递给我,包里是被子、脸盆、一双新做的布鞋。
“钱在袜子里。”她说,“两张十块的。”
“嗯。”
“衣裳破了自个儿缝。”
“嗯。”
“县中管得严。”她说,“你别跟人打架。”
“我不打。”
车开了。我从车窗往外看,她还站在站牌底下,一只手举着,没放下来。
县中离厂四十里。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冬天生炉子,炉子在走廊里,屋里还是冷。
我一个月回来一次,后来两个月回来一次,再后来一学期回来两次。
我不写信。她也不写。她的字我见过,一笔一划,写得比小学生还慢。
有一回同宿舍的问我:“你妈干啥的。”
“厂里上班。”
“啥厂。”
“服装厂。”
“正式工不。”
“正式工。”我说。
我说的是实话。可我说完就把话头岔开了。
我在县中三年,没提过那场雪,没提过鸡蛋,没提过那个“何枝”。
初一那年冬天,她托人捎来一罐咸菜。玻璃罐,罐口用塑料布扎着,外头缠了两圈线。捎东西的是厂里去县里拉货的司机。
罐子放在宿舍床底下,我一个月没动。开的时候上头长了一层白。
我把它倒了,罐子洗干净,放在窗台上。
后来我托人捎回去一个空罐子。她没问为什么空。
一九九一年七月,她的手开始麻。
先是夜里麻。睡着睡着,右手四个指头没知觉了,像别人的手。她坐起来甩,甩十几下,血回来了,麻变成针扎。
她没跟我说。我是寒假回家才看见的。
那天她在缝一条裤缝,缝到一半,把手停下来,放在膝盖上抖了抖。
“妈,你手咋了。”
“没事。”
“抖啥。”
“凉。”
她把熨斗拿起来,换左手扶着,右手推。
熨斗是铁底的,五斤重。她右手提不动,就把熨斗把手换了方向,用左手提,右手在底下扶布。
一件衣裳熨完,她坐在机头上歇一会儿,把手放在膝盖上,五个指头一个一个掰。
掰到小指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坐在炕沿上,就着窗户外头的月光,把账本摊在膝盖上。
她在写字。
写完她把本子合上,塞到枕头底下。
第二天她上班去了,我把账本抽出来,翻到最后一页。
上头新添了一行:
“何瑜枝,肩塌,版须重打。右肩低半寸。”
她给自己量了肩,量完记下来,像记别人一样。
那行字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得比平常更小:
“手麻,夜里重。别让孩子知道。”
我把账本放回去,放回枕头底下,位置摆得跟她塞进去的时候一样。
后来我才知道,她自己去过一趟医院。
是厂医给开的单子,让她去市医院拍片子。她去了,排了一上午队,拍完片子,医生说:“颈椎,压着神经了。得手术。”
“多少钱。”
“两千多。”
她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半个钟头。
台阶底下有人卖烤地瓜,一块钱一个。她没买。
她把片子拿出来看了一眼,那上头是黑的白的,她看不懂,又收回去。
她拿着片子从医院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片子折起来,塞进挎包,再没拿出来过。
“养养。”她跟厂医说,“养养就好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我高三。寒假过后我没回县中,在家复习。
家属委员会要搬柜子。那几天厂里在清旧物,办公楼后头的仓库腾出来,堆了二十年的东西要归整。王树琴那时候已经不当登记员了,她腰不好,坐在门口晒太阳。我去帮着搬。
“小满。”她看见我,“你妈手咋样了。”
“还那样。”
“她那手,是冻的。”王树琴说,“年轻时在车间,冬天没暖气,手泡在凉水里。”
我没说话。
柜子是铁皮的,漆掉了一半,底下垫着两块砖。我和另一个小伙子抬起来,柜子后头的墙皮“哗”掉了一块。
柜子里是一摞纸,用麻绳捆着,绳子都脆了,一碰就断。纸发黄,边上有水渍。
我蹲下来一张一张翻。
“别翻了。”王树琴在门口说。
“这些都是啥。”
“废纸。”她说,“二十年了,都废了。”
王树琴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手放在膝盖上。
“这柜子谁管。”我问。
“我管过。”她说,“八五年到九一年。”
“这里头的东西你都看过。”
“看过。”她说,“没打开过。”
我翻到中间,看见一张纸,比别的都厚。上头有红头,红头的字褪成了粉色。
“关于临时工清退人员的报告”。
底下的表格有三栏:姓名、工种、备注。
第一行:何瑜枝,缝纫,一九七四年三月进厂。
备注栏写着四个字:“已报,勿改”。
表格最底下,上报人那一栏:王树琴。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
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轻,几十年了,还看得清。
“瑜枝,对不住。”
我拿着那张纸,在仓库里蹲了很久。地上凉,膝盖硌得疼。
王树琴在门口坐着,没再说话。太阳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眯着。
那天晚上我把纸放在桌上。
我妈从灶间出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走过来,低下头看。
她看的时间不长。
看完她把纸拿起来,翻过来,看背面那一行字。看完又翻回去,看“已报,勿改”那四个字。
“妈。”
“嗯。”
“你早就知道。”
“知道。”她说,“贴红纸那天我就知道。”
“那你为啥不去问。”
“问了。”她说,“第二年去问过一回。人家说名单报上去了,改不了。”
“谁说的。”
“办公室的人。”她说,“他说'已报,勿改',就这四个字。”
“那你为啥还去跪。”
她把纸放下。
“我想试试。”她说,“万一呢。”
“你跪了那四十分钟——”
“我跪了四十分钟。”她说,“冻得腿都不是我的了。”
她把那张纸折起来,折成四折,夹进账本。
折的时候她的手抖了一下,纸角没对齐。她又抖了一下,还是没对齐。
那天夜里,碗掉了。
我听见“咣”一声,跑出去,看见她蹲在地上捡碎瓷片,右手垂着,抬不起来。
“妈。”
“手滑了。”
“你别捡了。”
“扎脚。”
她捡完最后一片,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墙。
第二天我陪她去了医院。
医生让她拍片子,让她抬手,抬脖子,让她把手指一个一个伸开。
“颈椎。”医生说,“压迫神经了。拖了几年了。”
“四年。”她说。
医生抬起头:“四年你都不来看?”
“来过。”她说,“拍过片子。”
“片子呢。”
她从挎包里摸出一个信封,里头是那张折了四折的片子。四年了,片子边上都软了。
医生把片子夹在灯箱上,指着一处黑影。
“这儿。”他说,“压得厉害。手指还能动,是运气。”
“得手术。”他说,“再拖,手就废了。”
我妈看着那张片子,看了很久。
“手术要多少钱。”她问。
“两千左右。”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回家的路上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她后头。她走得很慢,右肩比左肩低,比十年前低得更多。
走到院门口,她停下来。
“小满。”
“嗯。”
“两千。”她说,“妈有。”
“你有?”
“这些年计件,攒的。”她说,“一千八。还差二百。”
“我有。”
“你的钱念书用。”
“妈。”我说,“我有。”
她回过头看我,看了有一会儿。
“那就算你借我的。”她说。
12 最后一页
手术排在三月中旬。
前一天晚上,我在病房陪她。病房里六张床,住了五个,窗户朝西,玻璃上贴着一张“静”字。邻床是个老太太,腿摔了,夜里哼哼。
她睡着了。睡得不实,隔一会儿就动一下,右手在被子上抓一下。
我把账本从她枕头底下抽出来。
牛皮纸的封面,棉线缝了四道。我翻到最后。
最后一页夹着两张纸。
一张是那张存根。
另一张是空白的。
是一张表。表头印着“临时工转正申请呈报表”,纸已经黄了,边上被虫蛀了两个小洞。
我一行一行往下看。姓名栏空着。年龄栏空着。参加工作时间栏空着。
填到“申请理由”那一栏,我停住了。
那一栏没有空。
上头有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我”。
后头两个字被涂掉了,涂得很重,铅笔来回划了十几道,把纸划出一道沟。
旁边还有一小块地方,是她试笔画出来的,一个圈,一个竖,谁也不认得那是什么字。
她试过。试了很久,写不出来。
那是十年前的冬天,十二月十号,学籍迁出的截止日。
她把这张表领回来,坐在灯底下,想写“申请理由”。她想了一夜,写了三个字,涂了两个。
第二天她把表夹进账本,再没拿出来。
那一年她三十四岁。她把女儿的名字写在户口本上,把女儿的户口迁到柳树屯,人留在子弟小学借读,把自己的一辈子写在一本记着女人尺寸的账本上。
“申请理由”那一栏,她写不出来。
她一辈子不会给自己找理由。
我把表放回去,压平,塞进账本最后一页。
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厂里。
门房的窗口还开着,玻璃上贴着一张新的值班表。老乔七十三了,退休了还在这儿看门,说是“闲不住”。
他坐在窗口后头的小板凳上,晒太阳。
“乔大爷。”
“哟,小满。”他抬起头,“你妈咋样。”
“今天手术。”
“哦。”他把手里的茶缸放下,“你妈那人,硬。”
我在窗口前站了一会儿。
“乔大爷,我问你个事。”
“你说。”
“八五年冬天,下雪那天。”我说,“我妈那天是不是也上你这儿来过。”
老乔不说话了。
他把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缸子底在窗台上磕了一下。
“来过。”他说。
“她干啥来了。”
“问我名单上头一个是谁。”
老乔看着窗外,窗外是办公楼的山墙,红纸早没了,墙上还剩一块发白的印子。
“我说我不能说。”他说,“我就一个看门的,我说了要担责任。”
“她咋说。”
“她没说啥。”老乔说,“她从兜里摸出个鸡蛋,搁在窗台上。”
他的手在窗台上比了一下,比出一个鸡蛋的位置。
“我说你拿走。她说乔师傅,我不问你名字,你点个头就行。”
老乔停了一下。
“我点了头。”他说,“就点了一下。”
“鸡蛋呢。”
“留下了。”老乔说,“我说你拿回去。她说留下吧,乔师傅,我不白问。”
“那你咋就点了头。”
老乔笑了一下。
“她站在窗口底下,雪落在她肩上。”他说,“她没哭,也没求我。她就那么站着,站了有五分钟。我想着,一个当妈的,问这一句,我不点头,她也得去问别人。”
他抬起头看我。
“那鸡蛋我没吃。”他说,“我搁在窗台上搁了三天。后来我老伴来了,看见鸡蛋,问哪来的。我说人家给的。她煮了。”
老乔笑了一下,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吃了半个。”他说,“剩下半个我一直搁在窗台上,等她哪回从窗口过。”
我站在窗口前头,没说话。
雪早就化了。那年冬天离现在已经十年。
“小满。”老乔说,“你妈那人,不会说软话。”
“我知道。”
“她跪的不是王树琴。”老乔说,“她跪的是那个'万一'。”
手术做了四个钟头。
我在走廊里坐着,坐一会儿站起来走两步,再坐下。走廊尽头的窗户外头有一棵树,树上没叶子。
医生出来的时候摘了口罩。
“手术顺利。”他说,“但恢复要看。她这个拖得久了。”
我妈推出来的时候脸是白的,脖子上戴着一个颈托。
她醒过来第一句话问的是:“几点了。”
“下午三点。”
“我的包。”
我把挎包递给她。她左手伸进去,摸到账本,摸了摸封面,把手放下来。
住院住了二十天。
邻床的老太太跟她说话,她“嗯”两声,不多说。第三天她能坐起来了,就让我把账本拿给她,翻了两页,又让我收起来。
“看字费眼。”她说。
出院那天她自己走的,不让人扶。走到医院大门口,她停下来,把颈托往上推了推。
“妈,你要不要坐车。”
“走走。”
我们走回家。路过副食店,她进去买了一小包盐,出来的时候把盐塞给我拿着。
跟十年前一样。
五月里她能低头了。六月里她能抬右手了。
七月七号我高考。她送到考场门口,站在树底下。
“妈,你回去。”
“我等着。”
“等三个钟头。”
“我等。”
我进了考场,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树底下,脖子上还戴着颈托,一只手扶着树。
八月,录取通知书来了。省城的学校,服装设计。信封上印着红字,我的名字写在最上头,林琼瑶。
我把通知书给她看。她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然后问我:“这上头写的是你?”
“是我。”
“念几年。”
“四年。”
“四年。”她说,“那得多少钱。”
“有助学金。”
“助学金够吃饭不。”
“够。”
她把通知书放在桌上,用手掌压平,压了两遍。
那天晚上她翻账本,翻到最后一页,把那张空白的转正表拿出来。
“这个没用了。”她说。
“留着吧。”
“留着干啥。”
她把表放在桌上,看了很久,又放回账本里。
“留着。”她说。
她教我踩缝纫机,是在八月的一个下午。
那台蝴蝶牌搬到了屋子中间。她把脚踏板摆正,让我坐上去。
“脚放平。”她说,“脚跟先落,脚尖跟上。”
我踩了两下,机头“咔”一声,卡住了。
“别使劲。”她说,“机器比你有劲。你顺着它。”
我又踩。轮子转起来,针上下走,布往前走。
“手上别拉。”她说,“你拉,针就弯。”
她把手放在我手背上,往下按了按。
“针脚要密。”她说,“密了才结实。”
“多密。”
“一寸十一个。”
“为啥是十一个。”
“十一个不散。”她说,“九个松,十三个费线。”
她把手拿开,站在旁边看我踩。
针一下一下下去,布一寸一寸往前走。
“妈。”
“嗯。”
“你后悔不。”
“后悔啥。”
“那年冬天。”
她没立刻答。她把我踩出来的那道线看了半天,伸手把线头剪掉。
“不后悔。”她说,“就是那四十分钟,跪得冤。”
那年九月,我带着账本去了省城。
走的那天,站台上风大。她把一个帆布包塞给我,包里是被子、脸盆、一双新做的布鞋,还有那本账本,用那块干净布包着。包是新的,里头还挂着纸标签,没剪。
“钱在袜子里。”她说,“两张五十的。”
“嗯。”
“衣裳破了自个儿缝。”
“嗯。”
车要开了。我上了车,找到靠窗的位子,坐下。
她还站在站牌底下。
我从车窗往外看。她穿着一件蓝棉袄,脖子上戴着颈托,一只手举起来,没放下来。
车动了。
我把账本从包里拿出来,翻开。
第一页:“张桂芝,腰二尺四,屁股大,裙子要放三寸。”
最后一页:那张空白的转正表,那三个字,那个被涂掉的“我”。
十年,两百三十七个人。
窗外的天阴着。风把站台上的纸屑吹起来,打着旋。
我在车上坐着,忽然想起八岁那年,我站在煤堆上。
她跪在雪地里。
她跪下去的时候,我站着。
我站了十年,才知道她是替我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