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大黄。
上辈子也叫大黄。
上上辈子也是。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的。我只记得一件事:我每次睁眼,都在同一个院子里。
院子不大,三间北房,西墙根有一棵枣树。东边是猪圈,猪圈塌了以后就没再养过猪。南墙下面有一排瓦罐,下雨天会积水,水里有蚊子。
我第一次睁眼,是在院子东边的水塘边。
那天下着小雨。
我是一窝小狗里最小的那只,毛是黄的,肚子上有一块白的。我爬不动,掉进了水里。
水很凉。
我不会游。我往下沉,鼻子里灌满了水,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水在耳朵边上响。
后来有一只手抓住了我。
那只手很小,很热,指甲缝里有泥。
我被捞出水面,第一次看清了那个人的脸。
一个男孩,六岁,剃着平头,耳朵后面有一道被蚊子咬破的疤。
他把我放在塘边,用手掌压我的肚子,水从我嘴里流出来。
他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听不懂。但是我知道那个语气:他在安慰我。
后来他把我抱起来。
他抱得很紧。我的鼻子贴着他的脖子,闻到一股汗味,还有一点甜味,像是刚吃过冰棍。
他往家走。
走到塘边中间那块青石板上的时候,他的脚滑了一下。
我记得那个声音。
石头在水底下翻了个身,很轻的一声,像有人在水里敲了一下碗。
然后我们就一起掉下去了。
他一直在举着我。
水没过了他的胸口。他的下巴在水面上。
我能听见他呛水。他的手在我身下,一直往上顶。
我被他顶出了水面。我被扔到了岸边的草里。
我趴在草里,听见水在响。
响了一会儿。
就不响了。
后来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爬不起来。我那时候只有巴掌大。
天黑了。有人打着手电在塘边喊。
喊的是两个字。
建军。
建军。
那天晚上,很多人。
有人下水。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拿竹竿在塘里搅。
我趴在那棵枣树根底下,浑身湿透,抖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那个男孩被抬回来,放在院子里的门板上。
他的脸很白。他的手垂在门板外面。
我把鼻子凑过去闻。
那只手已经不热了。
我在门口躺了三天,不吃东西。
第三天下午,一个女人把我抱起来。
她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她的手抖得很厉害。
她把我抱到怀里,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记住了。
后来我一辈子都在等她把这句话再对我讲一遍。
她说:
“你也留下吧。”
我叫大黄。她给我取的名字。
她说:建军捡的狗,就叫大黄。
那一年我三个月大。
她那年三十一岁。
第一次我活了三年。
那三年,院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
每天傍晚,天要黑不黑的时候,她会站在院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擦,然后往巷子那头喊。
“建军——回家吃饭——”
她喊三遍。
第一遍很响。第二遍轻一点。第三遍很低,像在跟自己说。
喊完她就站着。
站很久。
巷子那头没有人来。
我趴在门槛上,看着她的背影。
她穿着蓝布褂子,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有一绺掉下来,被风吹到耳朵后面。
她不哭。
那三年我没见她哭过一次。
她只是站着,直到天黑透了,才回身进屋。
进屋以后她会说一句:“吃吧。”
那一年我听不懂。
后来我懂了。那句话不是对我说的。
那三年,我学会了这个院子里所有的声音。
早上五点,鸡叫之前,她会先咳一声。
咳完就起床,穿衣裳,趿着鞋走出去开门。门闩是铁的,拉起来有一声长长的响。
然后是水声。井在院子东边,辘轳是木头的,转起来会叫。
她洗米,洗菜,把我那半碗剩饭倒进一个豁了口的碗里。
那个碗是给我的。
碗底有一道裂纹,用铁钉锔过。
她说:“吃。”
我就吃。
吃完她就下地。
地不多,三亩,种玉米和小麦。她一个人干,干到中午回来做饭。
下午她给人做活。
给砖厂记账。她会写字,写得不好看,但是清楚。
一个月二十八块钱。
她还有个副业:给人做鞋。
纳鞋底,一针一针地纳。晚上在灯下做,做到十一点。
我趴在她脚边,听针线穿过布的声音。
嗤——嗤——
那声音很慢。
有时候她纳着纳着,手停下来,抬头看墙上。
墙上挂着一个书包。
蓝布的,帆布的,背带断了一根,用白线缝过。
书包里是空的。
她从不打开它。
有一次我看见她把书包取下来,抱在怀里,抱了很久。
后来她把它挂回去了。
她挂的时候很小心,把背带摆正。
那三年,我在这个院子里学了很多东西。
我学会了看她的背影。
她的背影在厨房里,在院子里,在巷口。
我知道哪个背影是要哭的。
要哭的那个背影,肩膀会先塌下去一点。
塌下去以后,她会抬手抹一下眼角。
抹完就直起来了。
她从来都是一个人抹。
有一次我在她脚边,她低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你看着我干什么。”
她说完就笑了一下。
那是我三年里见她笑的第三次。
那三年,这个院子里只有两个活的东西。
她和我。
她每天说话的对象,只有我。
她说:“今天下雨,不出去了。”
她说:“这玉米长得不好。”
她说:“你怎么又跑一身泥。”
她说:“你晚上别叫。”
她说:“你晚上叫也没事。”
她说:“反正也没人听见。”
有一次她坐在门槛上,天已经黑了,她没开灯。
她说:“大黄。”
我抬头。
她说:“你说他疼不疼。”
我走过去,把鼻子放在她膝盖上。
她摸着我的耳朵。
她说:“应该不疼。淹死的人不疼。”
她说:“水里凉,一会儿就过去了。”
她说:“我打听过了。”
她说:“我问过镇上那个法医,他说人淹死的时候……”
她说到这儿停住了。
她说:“我不该问。”
她说:“我这是干什么。”
她站起来,进屋。
那一夜她没睡。
我听见她在屋里翻身。
翻了一整夜。
建军的衣裳,她收了三年才收。
第三年秋天,她把建军的东西从柜子里拿出来,铺在炕上。
一件蓝布褂子。一条灰裤子。一双塑料凉鞋,右脚的那只鞋带断了。
还有一把小木枪,是他爹用枣木削的。
她一件一件叠。
叠完放在一个纸箱里。
她把纸箱搬到西屋,放在柜子顶上,用一块布盖上。
盖好以后,她在西屋门口站了一会儿。
她说:“大黄。”
我过去了。
她说:“这些东西,我留到什么时候。”
她没等我回答。
她说:“留到我死。”
那天晚上,她把建军的那双凉鞋刷干净了。
刷完晾在窗台上。
第二天早上,一只鞋不见了。
她找了一上午,最后在狗窝里找到。
是我叼去的。
我把那只鞋叼在嘴里,睡了一夜。
她蹲下来,从我嘴里把鞋拿出来。
她没有打我。
她说:“你是不是想他了。”
我说不出话。
她把鞋放回窗台上。
那双鞋在那里摆了三十多年。
一直到今天,还摆在西屋窗台上。
鞋带早就烂了。鞋底也开了。
她每年清明擦一次。
第一次死,是一件很没意思的事。
村东头的土路上,一辆拉砖的拖拉机,司机喝了酒。
我被压在后轮底下。
我听见自己的骨头响了一声,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她把我埋在西墙根,枣树下面。
埋的时候她用了一把小铁锹,挖了很久。土很硬。
她把我放进去,又往我身上盖了一件东西。
我后来想,那是我第一次死的时候身上的一块皮。
不。是她的一块旧毛巾。
她一边填土一边说话。
“这三年你也没享过什么福。”
“跟着我,没吃过一顿好的。”
“下回投个好人家。”
土落在我的脸上。
最后她说:“下回别往土路上跑。”
第二次睁眼,还是这个院子。
我躺在南墙下面的瓦罐边。
我不知道自己是投胎还是做梦。
我只闻到一个味道:猪圈拆了以后留下的那种酸味。
她从屋里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她说:“哪儿来的。”
我冲她摇尾巴。
她看了我一会儿,进屋,端出来半碗剩饭。
她说:“吃吧。”
我吃完了。
她又说了一句话:“你这毛,怎么也是黄的。”
她没有给我取名字。
那两年她管我叫“哎”。
“哎,过来。”
“哎,别咬鸡。”
“哎,你也在这儿啊。”
那两年,她还是每天傍晚喊建军。
只是喊的次数少了。有时候只喊一遍。
喊完就站着。
那两年,村里开始有人给她说媒。
来过三个男人。
第一个是邻村的,个子很高,一来就坐在堂屋里,手放在膝盖上,没说话。
第二个是镇上的会计,戴眼镜,进院子先看了一圈,问她:“这房子是你自己的?”
第三个没进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走了。
她在院子里洗那件蓝布褂子,一边搓一边跟旁边的王大娘说话。
王大娘说:“你才三十七八,日子还长。”
她说:“我知道。”
王大娘说:“那你怎么一个都不应。”
她说:“我要是应了,将来建军回来,找不着我。”
王大娘没说话。
那天的水很凉。她的手泡得发白。
那两年,村里的话开始变味。
一开始是背后说。后来是当面说。
有人在井台边说:“秀兰这样不行啊,人都魔怔了。”
有人说:“天天喊,喊得我心里发毛。”
有人说:“她这不是想孩子,她这是想不开。”
还有人说:“你们看吧,早晚要出事。”
我后来知道,这些话她都听见了。
她只是不回。
有一回,村里一个叫二婶的,当着她的面说:“秀兰,你这样喊,孩子听了走不安生。”
她正在洗衣裳。
她抬起头。
她说:“二婶。”
她说:“我喊我儿吃饭,碍着谁了。”
二婶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那您是什么意思。”
二婶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她洗到很晚。
水凉了,她又烧了一壶,兑进去。
我蹲在旁边,看她的手在水里泡着。
泡得发白,起了一层皱。
她一边搓那件蓝布褂子,一边说:“大黄。”
她说:“我今天是不是说话难听。”
她说:“我不该那样跟二婶说话。”
她说:“她也是好心。”
她说:“可是我不喊,我干什么。”
她说:“我一天不喊,我就觉得他今天没吃饭。”
她说:“我明知道他吃不上。”
她说:“我还是得喊。”
那天她把那件褂子搓破了。
领口那儿,搓出一个小洞。
她拿着那个洞看了半天。
她说:“这是他的。”
她说:“这是他六岁那年穿的。”
她把褂子拧干,晾在绳子上。
第二天她又把它收下来,缝了那个洞。
她缝的时候用的是白线。
蓝布上缝白线,很显眼。
她缝完看了看,说:“难看。”
她说:“难看就难看。”
那件褂子后来一直挂在柜子里。
第二次我活了两年。
偷狗的在冬天来。三个人,一辆三轮车,车斗上盖着麻袋。
他们往院子里扔了一块东西,我闻到了肉味。
我知道那是坏的,可是我没忍住。
我被塞进麻袋里,麻袋上有猪血的味道。
我在麻袋里挣扎,听见院子里的门响了一声。
她跑出来了。
她穿着单衣,光着脚,跑出去追,追到巷子口。
三轮车拐了弯,看不见了。
她站在巷口,喊了一声。
“哎——”
那是她第一次喊我。
也是最后一次。
第三次是四年以后。
她是从邻居家抱的我。那天她去了邻居家,看见一窝小狗。
邻居说:“秀兰,你抱一条吧,看院子。”
她说:“我不抱。”
邻居说:“抱一条吧,一个人住,晚上有个动静。”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蹲下去,伸手摸了一下。
她摸的是我的头。
她说:“你怎么也是黄的。”
我把她抱回家了。
这一次她给我取了名字。
“大黄。”
她说:“还叫大黄。”
这一次我活了五年。
这五年,院子里又多了一个老人。
是她婆婆。老太太七十多了,腿不好,走路要用一根木棍。
老太太有时候会坐在枣树底下,朝院子外面看。
有一次她跟秀兰说:“秀兰,你别天天喊了。”
秀兰说:“我喊他吃饭。”
老太太说:“他都死了三十年了。”
秀兰没说话。
她进屋,端了一碗饭出来,放在老太太面前。
她说:“妈,吃饭。”
老太太拿起筷子,吃了两口,把碗放下了。
她说:“这饭太硬了。”
她说:“那我再给您下点面。”
老太太说:“秀兰。”
秀兰说:“哎。”
老太太说:“你恨不恨我。”
秀兰说:“恨您干什么。”
老太太说:“那天我看孩子,我去打牌了。”
秀兰站在那儿。
我看见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
她说:“妈。”
她说:“您吃了一辈子苦。”
老太太就开始哭。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老人哭。
秀兰蹲下去,把老太太的手握在自己手里。
她说:“不怨您。”
老太太哭了很久。
我趴在门槛上,把下巴放在前爪上。
我想起那只抓过我的手。
我想说一句话。
我张了张嘴。
我叫了一声。
婆婆是第三年冬天走的。
走那天下了雪。
她早上进屋送饭,发现老太太没应声。
她把手伸到老太太鼻子下面,摸了很久。
然后她坐在炕沿上,没动。
坐了大概有一刻钟。
后来她站起来,出门,去敲邻居家的门。
她说:“我妈没了。”
办丧事那几天,她一句话没多说。
该做的都做了。该跪的跪了。该谢的谢了。
出殡那天,她跟在棺材后面走。
走到村口,她忽然停住了。
抬棺的人也停了。
她站在雪地里,说了一句话。
她说:“妈,您见着他,跟他说一声。”
她说:“就说妈在家里等他。”
那天回来,她把婆婆的屋子收拾了。
收拾到一半,她坐在炕上哭了一场。
哭得很小声。
哭完她洗了把脸,出来做饭。
那天的饭是面条。
她给我盛了一碗。
她说:“今天有面吃。”
那三年,我们家一共吃过四次面条。
一次是建军生日。
一次是老陈来提亲。
一次是婆婆的忌日。
一次就是这天。
第四次我活了三年。
这一次是被打死的。
村里闹疯狗。镇上来人,拿着棍子,挨家挨户地查。
她把我藏在屋里,藏在床底下。
那个穿制服的人进屋看了一圈,说:“没有?”
她说:“没有。”
那个人走了。
后来是村里的人来。
有人在她家门口喊:“秀兰,你那条狗咬人了。”
她说:“我这条狗不咬人。”
那人说:“咬了。咬的是我家小勇。”
她说:“什么时候咬的。”
那人说:“昨天下午。”
她说:“昨天下午我在家,狗在我脚边。”
那人说:“你这是不认。”
后来来了七个人。
他们把我从床底下拖出来。
她拦在门口。
她说:“你们要打,先打我。”
有一个人把她拉到旁边。
她说:“它不咬人。”
她说:“它从来没咬过人。”
她说:“你们看它的牙——”
后来有一根棍子落在我背上。
我不记得疼。
我只记得那天她跪在院子里。
她跪在泥地上,两只手撑在地上,头发全散了,一绺一绺贴在脸上。
她喊了一声。
那一声我到现在都记得。
她喊的不是狗的名字。
她喊的是:
“建军——”
老陈是怎么进这个院子的,我知道。
他是村口修自行车的,四十多岁,没结过婚。
人老实,话少,手上永远有机油。
他第一次来,是给她送一辆修好的自行车。
那辆车是她骑着去镇上卖鞋的。
他把车推进院子,说:“修好了。链条换了。三块。”
她说:“多少钱。”
他说:“三块。”
她进屋拿钱。
他在院子里站着,很不自在,两只手在裤子上擦。
我冲他叫了两声。
他说:“这狗不咬人吧。”
她在屋里说:“不咬。”
后来他一个月来一次。
再后来半个月来一次。
再后来,他来的那天会带点东西。半斤肉,或者一包糖,或者两个白面馒头。
有一回他带了一双棉鞋。
他说:“我看你脚上那双,底都磨薄了。”
她愣了一下。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脚多大。”
他说:“我看了。”
他说完自己脸红了。
那年冬天他们办了事。
没摆酒,就请了几个人,在堂屋吃了一顿。
那天她穿了一件新褂子。是红的。
我看见她照了照镜子。
她照了很久。
后来她说:“难看。”
老陈在旁边说:“不难看。”
她说:“我说我难看。”
老陈说:“我说不难看。”
她笑了一下。
那是她三十岁以后,我见过她笑得最长的一次。
婚后,老陈搬进了这个院子。
他第一件事,是把西屋的门修了。
那扇门一直关不严,冬天漏风。
他修了一整天。
修完他说:“以后西屋别开着了,冷。”
她说:“西屋得开。”
他说:“为什么。”
她说:“里面的东西得晒。”
老陈没再说什么。
他后来每年秋天,会主动把西屋的门打开,让她把那个纸箱搬出来晒。
晒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站着,不说话。
有一年他小声问了一句:“这是建军的?”
她说:“是。”
他说:“哦。”
他就再没问过。
那年冬天,她在院门口钉了一块木牌。
牌子是她自己找的板子,用红漆写了四个字。
“家有恶犬。”
字写得歪。红漆掉了一半。
那块牌子挂了两年。
后来有一回,隔壁的小孩子问她:“大娘,你家狗咬人吗。”
她说:“不咬。”
孩子说:“那你为什么写咬人。”
她说:“写着让人别进来。”
孩子说:“为什么不让人进来。”
她说:“进来了,我就得跟人说话。”
那天她回屋,把牌子摘了。
她说:“不挂了。”
她说:“挂了显得凶。”
我说不出话。
我在她心里看见了一样东西。
她怕的不是狗被人打死。
她怕的是,这院里连一条狗都没有了。
第五次,我活了八年。
那八年,村里通了自来水,土路铺成水泥路,她家门口多了一个绿色的垃圾桶。
她老了。
头发白了一半,背开始弯。走路的时候,一只手扶着墙。
她丈夫老陈还在。
老陈是个闷人,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早年在砖厂,后来在村口修自行车。
老陈对她不错,就是有一个毛病:喝了酒会提起建军。
有一年除夕,老陈喝多了。
他坐在桌边,说:“秀兰,我跟你说个事。”
她说:“你说。”
老陈说:“建军那孩子,那天我不在家。”
她说:“我知道。”
老陈说:“我要是在家,我就看着他了。”
她说:“我知道。”
老陈说:“我这辈子,就这一件事,过不去。”
她把他的酒杯拿走了。
她说:“过了。”
老陈说:“过不去。”
她说:“过了。”
那天晚上老陈在院子里坐着,坐了很久。
我趴在他脚边。
他伸手摸我的头。
他说:“大黄啊。”
他说:“你说,他要是活着,今年多大了。”
我说不出话。
我在他心里听见了那个数。
三十九。
那八年,她生过一场大病。
是冬天。她躺在床上,烧得说胡话。
老陈去镇上买药,来回三个钟头。
屋里只有我。
我把下巴放在床沿上。
她一直说梦话。
她说的不是建军。
她说的是:“妈,我冷。”
那是她第一次喊妈。
我后来才知道,她娘在她十九岁那年就没了。
那八年的最后一年,老陈死在了修车摊上。
心梗。手里还捏着一只扳手。
那天她没哭。
她在灵前站着,一直站到天亮。
后来她回屋,坐在炕沿上,把我叫过去。
她摸着我的背,说了一句话。
“就剩你跟我了。”
第六次,我活了六年。
这六年,她一个人住。
二儿子在城里,一年回来两趟。
二儿子叫建民,比建军小两岁。
建民回来的时候,会在院子里站一会儿,东看看,西看看。
他不怎么说话。
有一年清明,他回来上坟,在院子里坐着抽烟。
他忽然说:“妈。”
她说:“嗯。”
他说:“哥那条狗,是不是黄的。”
她说:“是。”
他说:“我记得它。”
她说:“你还记得。”
他说:“我记得它浑身是水,趴在枣树底下。”
她没说话。
那天晚上,建民喝了一点酒,说了一句话。
他说:“妈,我一直有个事,没敢跟你说。”
她说:“什么事。”
他说:“哥那天,是去捞狗。”
她说:“我知道。”
建民愣住了。
他说:“你知道?”
她说:“塘边就他一个人,他身上的衣裳是湿的,狗在岸上。”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了。”
建民说:“那你这么多年……”
她说:“我恨那条狗。”
建民没说话。
她说:“我恨了它三年。”
她说:“后来它死了,我把它埋在枣树底下。”
她说:“埋完我就想,它才三个月大。”
她说:“它能知道什么。”
那天晚上,她坐在院子里很久。
月亮很大。
她摸着我的头。
她说:“建军要是活着,会不会怪我。”
我说不出话。
我把头搁在她腿上。
那天夜里,她把我叫进屋。
她坐在炕沿上,指着墙。
墙上那个蓝布书包还挂着。
她说:“大黄。”
她说:“我今天跟建民说了那些话,我心里反倒松了。”
她说:“我这辈子,恨过一样东西。”
她说:“我不敢跟人说。”
她说:“跟人说,人家会说我疯了。”
她说:“狗有什么可恨的。狗又不知道。”
她说:“我知道狗不知道。可我还是恨。”
她说:“恨了三年,把它埋了,我才想明白。”
她说:“我不是恨它。”
她说:“我是恨我自己。”
她说:“那天下午我在屋里做鞋。”
她说:“我听见塘那边有人喊,我没出去。”
她说:“我以为是谁家孩子在闹。”
她说:“我要是出去了呢。”
她说:“我要是早出去半刻钟呢。”
她说到这儿,手在被子上一按。
按得很重。
她说:“这话我揣了三十多年。”
她说:“今天说出来了。”
她说:“说出来了,也就是这样。”
她说完,吹了灯。
黑暗里她又说了一句。
她说:“睡觉吧。”
那六年,她过年一个人过。
年三十下午,她包饺子。
面和得很少,够一个人吃。馅是白菜猪肉,肉是建民上年带回来的,冻在窗户外头的盆里。
她包三十个。
包完摆在盖帘上,一个挨一个,摆得很整齐。
她说:“三十个。一年一个。”
她煮十个,剩下二十个冻起来。
那天晚上她不开电视。
她把灯都打开,坐在桌边吃饺子。
吃完她给我一碗。
她说:“过年了。”
她说:“你吃点好的。”
那天晚上建民会打电话。
电话在堂屋的柜子上,是老式的,响起来很吵。
她接电话,声音会变大。
她说:“喂。”
她说:“建民啊。”
她说:“吃了。包的饺子。”
她说:“三十个。”
她说:“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冻起来了。”
她说:“你们那边冷不冷。”
她说:“孩子听话不。”
她说:“行,行,挂了吧。”
她挂了电话,会在柜子前面站一会儿。
有一年,她挂了电话,又多站了很久。
她回过头,跟我说:“大黄。”
她说:“他刚才说,让我去城里住。”
她说:“我没应。”
她说:“我要是走了,这个院子就空了。”
她说完就坐在椅子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桌子上的饺子。
她说:“空了他回来,找不着人。”
我趴在她脚边。
那天外面的炮声一直响到十二点。
她一直没睡。
第七次,就是这一次。
我睁开眼,还是在那个院子。
她已经七十三了。
头发全白了,走路要拄拐。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很大。
她给我取名字的时候,想了很久。
最后她说:“还叫大黄吧。”
“叫惯了。”
这一次我活得最长。今年是第七年。
她耳朵背以后,我有了用处。
有人敲院门,她听不见。
我听见了就站起来。
我一站起来,她就知道有人。
她说:“有人啊。”
她拄着拐出去开门。
有好几回,来的是收废品的,或者问路的。
她一开门,人家说:“大娘,问个路。”
她说:“我不知道。我耳朵背。”
人家就走了。
有一回来的是个卖菜的,推着车。
他说:“大娘,菜要吗。”
她说:“多少钱。”
他说:“菠菜三块。”
她说:“三块。”
她说:“来一把。”
后来她拎着那把菠菜回屋,跟我说:“他推车那么远,我不买,他不白跑了。”
她这一辈子,买东西很少讲价。
她说:“人家也是过日子。”
我说不出话。
我就在她后面跟着走。
她走得很慢,拐杖点在地上,一下一下。
我跟在她左边,慢慢地走。
她有一回低头看我,说:“你走得比我还慢。”
她说完笑了。
这七年,她每天傍晚还是站在院门口。
只是她不喊了。
她站在那里,手扶着门框,往巷子那头看。
看一会儿,就回屋。
有一天,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我为什么每次都回来。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一睁眼,就闻到这个院子的味道。
酸菜缸、枣树、老墙上的霉味、她身上的皂角味。
这个味道,我认得。
今年清明,建民回来了。
他今年五十二了,头发也开始白。他带了一个男孩,是他孙子。
那孩子在院子里追我,追得我直喘。
建民坐在枣树下,跟她说:“妈,这狗多大了。”
她说:“七年了。”
建民说:“七年。狗活七年,算老了。”
他说:“妈,这狗怎么跟当年那条一模一样。”
她说:“狗都这样。”
他说:“不是。我说的是毛色、个头、连耳朵后面那块——”
他没说下去。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我朝他摇尾巴。
那天下午,村里来了人,说塘要清淤。
挖土机在塘边挖了两天。
第二天下午,挖出来一堆东西:碎砖、玻璃瓶、一只塑料凉鞋、半个铁皮铅笔盒。
还有一只哨子。
铁的,生了锈,拴着一根烂掉的绳子。
有人把哨子送到她家。
那人说:“秀兰婶,塘里挖出来的,看着像是建军的。”
她拿着那只哨子,站在院子里。
她站了很久。
后来她把哨子放在手心里,吹了一下。
没有声音。锈死了。
她说:“他的。”
她说:“他六岁那年,我给他买的。两毛钱。”
那天晚上,她坐在枣树底下,把哨子放在膝盖上。
建民坐在她旁边。
他说:“妈。”
她说:“嗯。”
他说:“我今天在塘边,想了一件事。”
她说:“你说。”
他说:“哥那天是去捞狗。”
她说:“我知道。”
他说:“那条狗,后来你养了。”
她说:“养了。叫大黄。”
他说:“妈,你还恨它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
她低头看着手里的哨子。
她说:“我恨了三十多年。”
她说:“后来我想明白一件事。”
她说:“我恨的不是那条狗。”
她说:“我恨的是,他为了那么小的一条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
她说:“他那时候才六岁。”
她说:“他连自己会不会游都不知道。”
她说:“他凭什么。”
她说完这句,就不说了。
院子里很静。
枣树的叶子在响。
我趴在她脚边。
我抬起头,看着她的脸。
我想告诉她一件事。
我想告诉她,那天他把我扔上岸以后,他没有马上沉下去。
他抓着塘边的一块石头,抓了一会儿。
他那时候还能上来。
可是他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在草里,浑身是水,抖得站不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他松了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不知道狗会不会做梦。我想是会。
我梦见我又回到了六岁那年的水塘边。
天在下小雨。
我还是那只巴掌大的小狗,趴在草里。
他从水里出来,浑身湿透,站在我面前。
他还是六岁的样子,平头,耳朵后面有一道疤。
他蹲下来,看着我。
他说了一句话。
这一次我听懂了。
他说:“你别怕。”
我说:我不怕。
他伸手摸我的头。
他的手还是热的,指甲缝里有泥。
他说:“我妈做的面好吃。”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替我吃。”
我说:好。
他说:“你别走。”
我说:我不走。
今年夏天,她带我去了一趟塘边。
是建民走后的第二天。她拄着拐,走得很慢。
塘已经清完了淤,边上围了绿网。水很清,能看见底。
她在塘边站了一会儿。
她说:“这水浅了。”
她说:“那时候比现在深。”
她说:“他六岁,水深一米六。”
她说:“他一脚踩空就完了。”
她说完,蹲下去。
蹲得很吃力,一只手撑着拐。
她把手伸进水里,捞了一把。
捞上来一把沙。
她把沙摊在手心里看。
她说:“什么都没有了。”
她说:“连块石头都没有了。”
她把手在裤子上擦干。
她说:“走吧。”
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慢。
走到巷子口,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她说:“大黄。”
我抬头。
她说:“你说,他要是活着,会不会也养一条狗。”
她说完就走了。
她没等我回答。
她知道我回答不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天已经亮了。
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那只哨子。
建民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城。
他走到门口,回过头。
他说:“妈,我下个月再回来。”
她说:“你忙就别回来。”
他说:“我回来。”
他说:“妈,这狗我带走行不行。”
她愣了一下。
她说:“带走干什么。”
他说:“城里能看家。而且……”
他没说完。
她说:“它都七岁了,走不动了。”
他说:“我抱着它。”
她说:“那你自己问它。”
建民走过来,蹲在我面前。
他伸手摸我的头。
他的手也很热。
他说:“大黄,跟我走不走。”
我看着他。
我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有一点像那个人。
我站起来,走到她脚边,趴下去。
我说不出话。
我把下巴放在她的鞋面上。
她低头看着我。
她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我听过。
三十多年以前,她抱着我,说过一次。
她说:
“你也留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