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碑上多了三个字
迁坟的通告是九月初八贴到村口的,红纸,印着黑字,贴在老榆树的树疤上,浆糊没干透,被风掀起一个角,啪嗒啪嗒地拍。
我骑车过去的时候,榆树底下站着四五个人,都仰着脖子看,谁也不说话。通告上说,县里要修那条通往后山的旅游路,路基从后坡横过去,坡上三十七座坟,限一个月内迁完,迁一座补八百,逾期不迁的,统一平掉,深埋。
八百。有人啧了一声,说这钱够买两袋化肥。
也有人说,八百不够买口柏木匣子。
说话的是李二柱,他家祖坟占了四座,一家子兄弟三个,为这八百块在树底下就拌起嘴来。老大说按人头分,老二说谁上坟谁拿钱,老三不说话,蹲在树根底下抠树皮。这种事我见得多,人活着的时候一年不回一趟村,坟一迁,全成了孝子。
我没吭声。我在镇上石料厂开铲车,平时也帮人立碑、砌坟圈子,村里谁家老人没了,都是我跟着张罗。我师父韩老栓活着的时候,是这一片最后一个会捡骨的。他走了两年,这活儿就落到我手上——不是我想接,是没人接。三十七座坟里,有十一座是我师父当年亲手埋的。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翻出师父留下的牛皮纸本子,就着灯看了一遍。本子上一座坟一页,写着谁家的、哪年埋的、骨头什么成色、填了几尺土。翻到后坡西头那一页,字迹跟别处不一样,抖,写的是:无名男,乱葬岗,石料场抬来的,暂厝,无名。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更抖:有名姓。
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半天。这四个字我小时候就见过,那时候不懂,只当师父写字丑。
第二天清早我上了后坡。西头那座孤坟我熟,一个土包,压着半块青石碑,碑上刻着“无名男氏之墓”,连个年份都没有。村里小孩管它叫“哑巴坟”,说往里扔石头不灵。
我拨开草走过去,蹲下来,先看见碑面上一层新土。
青石碑面上,多了三个字。
凿的,不是刻的。刻碑用平口錾,走刀稳,笔画里头有起伏;这三个字是拿尖凿一下一下凿出来的,坑深,边缘毛,石屑还堆在碑座底下,白的,没被雨泡过。
三个字:我不迁。
我伸手摸了一把。石屑是干的,指头上沾了一层粉,捻一捻,细得像面粉。九月初七夜里下过一场雨,下到后半夜才停,雨点子砸在脸上疼。石屑要是在雨前凿的,早冲成泥汤了。
我站起来,往后看。
从后坡往下走,就一条路,绕过废弃的扬水站,穿过一片酸枣棵子,才能到村道。那条路是黄土掺碎石,下一场雨能留三天的脚印。我一路走上来,脚底下踩的都是自个儿的印子,四十三码的胶鞋,鞋底花纹缺了一块角——那是去年冬天在厂里踩到钢渣烫的。
一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的脚印。
我在坟前站了有半袋烟的工夫,风从坡上刮下来,草叶子往一个方向倒。我蹲回去,把碑座底下那堆石屑捧起来,装进烟盒里。烟盒是软包的,我抽了半辈子,身上常年揣一个。
回村的路上碰见冯老四,他骑着电动车,车斗里装着两袋水泥。他问我上后坡干啥。我说看坟。他说那哑巴坟也迁?我说通告上写着,坡上的都迁。
冯老四把车支住,压低声说,那坟别动。我说为啥。他说,我爹昨儿听说了迁坟的事,一宿没睡,今早让我去镇上买纸,说要上坟。
他爹是冯德贵,八十六了,瘫在床上三年,村里从前的大队长、后来的支书,说了四十年话的人。这些年他连自己孙子都认不清,居然记得后坡那座无名坟。
我说,你爹说啥了。
冯老四搓了搓手。
“我爹说,那坟里头的人,不叫无名。”
2 师父的骨册
我师父韩老栓是二〇〇九年冬天没的,八十二,走的时候很清醒,把我叫到炕头,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他的家伙什归我。第二件,本子归我,谁要也不给。第三件,他说,立冬,后坡西头那个土包,你每年清明给它添两锨土,别让它塌了。
我问他那坟里是谁。
他闭着眼,说,一个手艺人。
别的没再说。第二天早上人就凉了。
师父的屋子我一直没动,门锁着,窗户拿塑料布钉死了,屋里一股陈石灰和旱烟混着的味儿。我搬了个凳子踩上去,从顶柜里把那个铁皮箱子够下来。箱子上印着“丰收牌饼干”,锈得看不出图案,锁扣早坏了,拿麻绳捆着。
里头是师父的錾子,六把,从宽到窄。一把木槌,槌头磨得跟馒头似的。一个墨斗。还有三本本子。
我把本子摊在炕上翻。前头两本是流水账,谁家立碑收了多少钱,谁家欠着,划了勾没划勾。第三本,就是我看的那本骨册。
我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一九五八年那一沓。
那年师父三十一,在公社石料场当记工员。骨册上那年只记了四座坟,最后一座就是那个“无名男”。字写得急,行距也不齐,跟别处不一样。
我拿手电照着,把那一页对着光看。纸背有压痕。
师父写字有个毛病,用力,笔画能在纸背上压出沟。我把纸对着窗户,眯着眼辨认那些反过来的沟。
“无名男”后头那半行,被谁拿指甲刮过,墨没了,但沟还在。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认。
“陈……守……业。”
三个字认出来,我后脊梁有点发麻。不是怕,是那种,你突然摸到一件旧东西的钉子尖上。
我又往下看。刮掉的那行底下还有一行没刮,写得很小:
“河南林县,石匠,三十五六。塌方压的。冯德贵带工。”
我坐在炕沿上抽了一根烟。
一九五八年,这村子往北五里修水库,全县调人,石料场就设在后坡。那年月石头都是人抬肩扛,放炮崩,崩下来的块子拿大锤破。石匠是从外县请的,管饭,一天记八个工分。
“暂厝”两个字我懂。师父教过我,暂厝就是临时放着,等家里人来了再迁走。可这一放,就是五十三年。那年头,从河北到河南林县,走七天。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一双布鞋,走七天来寻她哥,村里跟她说没这个人。
塌方。压死一个。然后这个人就成了“无名男”,埋在后坡西头,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有。本该就刻五个字,无名男之墓;刻碑的多加了一个“氏”,成了“无名男氏之墓”。大概是刻碑的不识几个字,照着念的写。
我想起师父临死前那句“一个手艺人”。
手艺人。石匠。三十五六。
我把骨册翻到最后一页。那页没写字,只夹着一张纸片,发黄的,比巴掌大点,是从什么包装纸上撕的。上头拿铅笔写着三个字,笔画歪歪扭扭,跟碑面凿的那三个一模一样:
我不迁。
我把纸片和烟盒里的石屑并排放在炕席上。一个是二〇〇八年前后写的,一个是九月初七夜里凿的,中间隔着两年,隔着一场死。
师父二〇〇八年秋天确实上过后坡。那年他腿已经不行了,拄着根枣木棍,走三步歇一步,是我扶他上去的。他在那土包前蹲了半个钟头,我以为他在烧纸。他没烧纸。他兜里揣着一把尖凿。
他回来以后病了一场,躺了半个月,我问他上去干啥,他说,看看土。
他不能说话了吗?他能。他就是不说。
我把纸片收进内衣口袋,出门往冯老四家走。走到半路,拐了个弯,先去了后坡。
天快黑了,坡上没人。我蹲在坟前,把那三个字又摸了一遍,然后伸手到土包侧面,顺着一道裂缝往里掏。
师父教过我,老坟的随葬不埋在正中间,压在最底下,怕水。边上这一圈,是先填的土,松。
掏到第三把,指头碰到一块凉的、硬的。
我把它抠出来。是一截钢凿,一柞长,凿头崩了口,柄上缠的麻绳早烂成渣。柄的侧面刻着一个字,刻得浅,被锈吃掉一半。
陈。
3 一九五八年的石料场
冯德贵住在村东头,三间瓦房,院里搭了个彩钢棚,棚底下停着一辆轮椅,轮胎瘪了。
我是晌午去的。他儿媳妇在院里择豆角,看见我,往里屋努了努嘴。
屋里暗,一股尿味和药味压着。老头躺在炕上,被子拉到胸口,人瘦得只剩一副架子,颧骨顶着皮。眼睛倒是亮的。
我搬了个小凳坐在炕边,把烟递过去。他摆手,指了指嗓子,说咽不下。
我说,冯叔,后坡西头那座坟,一九五八年埋的,你知道是谁吧。
他眼皮动了一下。
我又说,石料场塌方压的那个人,姓陈,河南林县的,石匠。
老头把脸转过去,冲着墙。墙上糊着报纸,二〇〇三年的,边角都黄了。他盯着一张化肥广告看了很久。
“谁跟你说的。”他嗓子眼里像有砂子。
“我师父的本子上写着。”
他不说话了。屋里静得能听见院里豆角掉进铝盆的声音,一声一声。
过了半天,他说,那年他三十三,大队长,带工。
石料场在东沟,一天要出一百二十方料。上头催得紧,说水库十月底必须合龙。十月初五那天下午,放了一炮,哑了。等了一刻钟没响,人就上去了。刚走到石头跟前,炮响了。
压了三个。两个是本村的,抬出来还有气,一个当场就没气了——那人趴着,石头压在腰上。
“外乡的。”冯德贵说,“没户口,没个正经名分,吃饭都在工地灶上,住的是窝棚。”
我说,那他叫什么。
他说,记不清了。
我说,陈守业。
老头的呼吸变了一下,很轻,但是我听见了。
我又说,他家里人呢,没来找过?
冯德贵闭上眼。
“来过。”他说,“腊月里来的。一个女的,二十来岁,说是他妹子。从林县走到这儿,走了七天。”
老头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喉咙里响。
“穿的鞋,前头开了口,脚趾头冻得跟胡萝卜一样。怀里揣着一个布包,包着两双鞋垫,她嫂子纳的,说让她哥换上。”
“村里咋说的。”
“说没这个人。说石料场那回塌方,死的都是本村的,名册上有。”
“名册上为啥没有他。”
老头没答。窗户外头有只鸡在扒土,扒得急。
我知道为啥。死一个本村的,是因公,队里出一口薄棺,记一笔工分,家属有照顾。死一个外乡的,说不清,报上去要写事故,写事故要有人担责。那年月担责两个字,压死人。
“埋的时候谁去的。”我问。
“我,还有你师父,还有两个抬的。”
“碑是谁刻的。”
“你师父刻的。”
老头忽然睁开眼,转过脸来,那双眼珠子亮得吓人。
“立冬。”他说,“你师父刻碑那天,手抖,刻错一个字。他说要重刻。我说算了,一个无名坟,谁看。”
我没接话。
临走的时候,老头忽然从被子里伸出手,抓住我手腕。那手跟鸡爪子似的,劲还不小。
“别迁。”他说。
“通告下来了。”
“迁了就得开棺。开了棺,就得验骨。验了骨,就得上报。”他喘了两口,“上报就得写一九五八年的事。”
“冯叔,五十三年前的事了。”
“我瘫了三年,饭都得人喂。”他说,“我不想临死还让人指着脊梁骨。”
我把他的手从我腕子上拿下来,放回被子里,给他掖了掖。
出门的时候,我在院里站了一会儿。日头挺毒,彩钢棚底下晒着一簸箕红辣椒。冯老四的媳妇问我,我爹说啥了。我说,说了点旧事。
回到家里,我把那截钢凿搁在桌上,跟我师父的六把錾子摆成一排。凿柄上那个“陈”字,我拿钢丝刷蹭了蹭,锈掉了一层,字清楚了。
凿头崩的那个口子,是新的茬口,断面还发白。
一块石头崩了凿子,凿子留在人手里。人在石头底下。凿子在土里埋了五十三年。
夜里十点多,有人敲门。
冯老四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个塑料袋,脸上有点慌。他把袋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我爹让我烧了,我没敢。
袋子里是半块青石片,巴掌大,断口也是老的。上头的字刻得规规矩矩,是正经碑上的字,行楷,一笔一画:
陈守业。河南林县。一九五八。
4 起骨
迁坟定在九月二十六。县里来了两个人,一个管登记的,一个拿相机的。村里出六个壮劳力,我领工。
那天阴,云压得低,风里带着潮气。我凌晨四点就起来了,先把东西备齐:黑布四丈,白布两丈,白酒一瓶,黄纸一沓,麻绳,还有一把新买的细毛刷。
捡骨的规矩,我师父教过,一条一条我都记着。
不能见天光。起出来之前得搭棚,或者撑伞。老话说骨头见日头,魂就散了。这话我不信,但我知道另一个道理——骨头在土里泡了几十年,一见风一见光就酥,用手一捏就成粉,成了粉就没法按顺序摆,摆不成人就立不起来。
顺序不能乱。头、颈、脊、肋、臂、手、胯、腿、足,一节一节搁在白布上,从下往上摆,摆成一个躺着的人。乱了,就是“不成人”。
还有一条,最要紧:不许喊名字。整个过程里,谁也不能叫死者的名。师父说,一叫,人就应了,应了就走不脱。
这话我也不信。但我在坟前从来没叫过名。
我们先迁的是东坡那几座,都是老坟,骨头成色不好,一碰就掉渣。到晌午,剩下后坡西头那一座。
我让人把黑布撑起来,四角绑在四根杨木桩上,底下遮出一块阴。我一个人下去。
土很松。五十多年的土,早实了,可这一座不一样,挖下去一尺,土是新的。
不是新填的,是翻过又填回去的。翻得浅,只翻了一尺半,底下的土还是硬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上没停。
挖到三尺,见着东西了。先是木头渣,糟成一片一片,黑的。再往下,是骨头。
骨头是趴着的。
我蹲在坑里,拿刷子一点一点扫。土扫开,先露出的是两只手,往前伸着,手指头张开,指节还在。然后是脊背,肋骨一根一根压在底下,断了三根。头骨朝着坡下,脸埋在土里。
这个姿势我见过。塌方压死的人就是这个姿势——往前扑,手伸出去,想撑住什么。
我师父的骨册上写“塌方压的”,四个字,五十三年后我在坑里看见这四个字长什么样。
我喊了一声“起”,外头的人把黑布往下压了压,遮住坑口。
我从脚开始,一节一节往上收。骨头比我预想的沉,颜色发褐,摸着还有一点温——那是土的温度,土底下三尺,秋天也是温的。
收肋条的时候,土里滚出个小东西,圆的,响了一声。我捏起来看,是枚扣子,铜的,四个眼,眼儿里还挂着一缕线头,蓝的,早褪成灰白了。扣子背面锈出一层绿。这是他褂子上的。褂子烂没了,扣子还在。
我把扣子搁在白布角上,跟他的手指头搁在一处。
收脊背的时候,刷子碰到一样硬东西。
不是骨头。是方的。
我扒开土,是一块青砖,半块,压在肋骨底下,砖面上有字,凿的,不深,被土糊住了。
我拿袖子擦。字露出来,横平竖直,是我师父的手:
陈守业 河南林县 一九五八·十
下头还有两个字,更小:
有名。
我蹲在坑里,蹲了很久。黑布外头有人在说话,说这坟咋这么深,说这骨头咋是趴着的。我一句也没接。
师父一九五八年刻了这块砖,压在骨头底下。他刻完,填上土,然后回家,结婚,生孩子,当了一辈子石匠,谁也没告诉。二十年后他带我上后坡,我在那碑上撒了泡尿,他抽了我一巴掌。
那一巴掌我记得。我十岁,觉得委屈,哭了半宿。
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打我。
砖头我没往外拿,原样放回去,拿土压上。然后我把最后一块骨头——头骨——捧起来,放进白布。
头骨后脑勺上有一道裂,从顶一直裂到耳根。
5 三尺原土
九月二十七,我去了趟县里。
不是去上访。我去找管迁坟登记的那个小伙子,姓吴,二十七八,戴眼镜,说话客气。我跟他说,后坡西头那座坟,碑上的名是错的,人叫陈守业,河南林县人,一九五八年死在石料场。
小吴翻开册子看了一眼,说,这座登记的是“无主坟”,按政策无主坟不迁,直接深埋,不留碑。
我说,有人。
他说,谁。
我说,我。
他抬头看我,眼睛在镜片后头眨了两下。
我说,我师父埋的他,我师父的师父教的手艺,这坟我接了。我给他立碑,我给他上坟。
小吴把笔放下,说,周师傅,立碑得有依据。你不能空口说一个人叫陈守业。
我从兜里把那半块石片掏出来,搁在桌上。又把骨册翻开,指着一九五八年那一页。又掏出那截钢凿。
小吴一样一样看,看完,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
“这个得报上去。”他说,“报上去就得查。五几年的档案不一定有。”
“你报。”
“报了可能批不下来。”
“批不下来我也立。”
小吴看了我一会儿,说,行,我给你写个情况说明。
九月三十那天,起了新坟。
村公墓在东坡,一溜水泥台子,各家各户的碑立得整整齐齐。我在最靠边的地方要了一块,两米见方。碑是我自己刻的,青石,一米二高,字是师父教的那种行楷:
陈守业之墓
下面一行小字:一九五八年卒于石料场,河南林县人。
再下面一行更小的:立碑人 周立冬。
刻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停了两回。立碑人写谁,我想了半天。写我不合适,我跟他非亲非故。写村里更不合适。最后我写了自己。我认这个事。
村里为这事说过闲话。李二柱在井台边跟人讲,说立冬这是图啥,一个外乡人,八百块补助都不要,还倒贴一块石碑钱。有人接茬说,人家师父留下的规矩。李二柱说规矩值几个钱。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没去找他。有些事跟人掰扯不清。他爹的坟我也迁了,骨头收得干干净净,一寸没落下。他后来见了我,脸上有点挂不住,递烟,我接了。
起骨那天用的是黑布,落葬这天用的也是黑布。骨头按顺序摆进新打的柏木匣子里,我一样一样数:头、颈、脊、肋、臂、手、胯、腿、足。数到手指头,二十三节,一节没少。
半块石片和那截钢凿,我用白布包了,搁在匣子左手边。石匠的凿子,得跟着手。
最后一道是“带原土”。
老规矩,迁坟不能光迁骨头,得从原坑底取三尺深的土,装袋,撒进新坑。师父说过,人埋在一个地方几十年,土吃进去了,换地方得把这口土带上,不然人不安。
我信不信?我说不清。我只知道那天我从原坑底下铲土的时候,铲子下去,土是湿的,颜色比别处深,攥一把能捏成团。五十三年了,那块地一直比周围潮。
我装了三袋,扛上东坡,一袋一袋倒进新坑,倒得慢,让土自己流下去。
填完土,日头出来了。
我蹲在新坟前,把一瓶白酒拧开,倒了三盅。第一盅洒地上。第二盅我自己喝了。第三盅我端在手里,没喝,也没洒。
我说,陈师傅,名还你了。
风把酒面吹出一层皱。
我又说,我十岁那年在这坟上撒过尿,我师父打了我一巴掌,我记了三十年。这事我认。
说完把酒洒了。
收拾东西往回走,走到坡下,看见冯老四推着轮椅,停在路口。老头坐在轮椅上,身上盖着条毯子,脸朝着东坡这边,看了很久,一句话没说。
推过去的时候我站住了。他也看着我。那双眼珠子还是亮的,就是有点湿。
他说,碑立了?
我说,立了。
他说,刻的啥。
我说,陈守业之墓。
老头把嘴抿了抿,把脸转回去,冲着村子的方向。他儿子推着他往回走,轮椅的轮子压过碎石路,嘎吱嘎吱的。
走了有二十步,老头忽然抬手,让停下。
他没回头,就那么背对着我,说了一句:
“那年腊月,他妹子来,是我撵走的。”
风把话吹得有点散。
“我说村里没这个人。她在村口站了一宿,第二天走的。走的时候问我,哥的骨头在哪儿。我说不知道。”
老头抬起手,拿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
“你师父在旁边站着。他一句话没说。他回去刻了那块砖。”
十月一,我去新坟上烧纸。纸烧完,我蹲在那儿抽烟,看见坟头新土上有个东西,白亮亮的,指甲盖大小。
是石屑。细的,凿尖凿出来的那种,跟我在老碑座上捧起来的一模一样。
我抬头看四周。东坡上全是新坟,风大,纸灰贴着地跑。
我把那点石屑捻在指头上,捻碎了,撒回土里。
回家的路上我想,那三个字到底是谁凿的,我这辈子可能弄不清了。我师父二〇〇八年上去过一回,带回一张纸片,写了那三个字。可二〇〇八年他手抖得端不住碗,凿不动石头。
那年他让我扶着上去,在坟前蹲了半个钟头。他蹲着的时候,我蹲在他旁边抽烟,背对着他。
我抽了两根。
两根烟的工夫,一个老头子,一把尖凿,三个字。
我从来没问过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