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返校,我发现校门对面的乞丐不在了。
同学们挤在门口看热闹,说以后总算不用被他盯着走路。
我却攥紧了书包带。
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三年,他就在对面的公交站后待了三年。
连过年留校值班的宿管,都说每天能看见他。
保安劝过,校长赶过,最后谁也没能让他搬走。
偏偏今天,他连铺盖都没留下。
我当天就交了退学申请,坐车回家。
我爸听说原因,把我的书包扔回门边:
“为了一个乞丐,你三年的书不读了?”
我妈也劝我:“还有两个月毕业,再不放心也得熬过去啊。”
可第二天,他们拿着一条新闻闯进卧室,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
“许言,你那些同学,全都联系不上了!”
1
那天早上,陶源在校门口拦住我。
“你快看,对面干净了!”
公交站后原本堆着一个编织袋、两件破棉衣,还有一只不锈钢碗。
现在只剩下墙上一块黑印。
旁边几个同学也停下来。
“真走了?上礼拜不是还在吗?”
“走了才好。我妈上次来看我,他一路盯着我妈,吓得她都不敢下车。”
“我总觉得他认识咱们,谁从学校出来,他都要看半天。”
他们笑着往校门里走,我却留在原地。
我今年十九,在明川技工学校读毕业班。
从我拿着录取通知书来报到起,那个人就在这里。
头发乱,胡子长,穿一件洗不出颜色的夹克。
路人把硬币放进碗里,他不抬头。
有人给他一个馒头,他接过来,掰开慢慢吃。
可只要校门打开,他就会停下手里的动作。
尤其是有人坐车出校的时候。
他会站起来,顺着车窗一个一个往里看。
直到车子开远,才重新坐回去。
我们都觉得他有毛病。
学校也不止一次赶过他。
保安说他影响招生,让他去别处落脚。
他把东西挪到公交站后面。
那里隔着一条马路,不归学校管,照样能看见校门。
后来校长邱怀礼亲自去找过他。
那天我正好出来买饭。
邱怀礼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拿了就走。
他连信封都没碰,端着碗往旁边让了一点。
邱怀礼的手伸在半空,好一会儿才收回去。
再后来,有人把他的铺盖卷扔进垃圾桶。
他一件一件捡出来,抖掉上面的东西,晚上继续盖。
冬天那几场雨,公交站顶棚还漏水。
他把编织袋套在腿上,抱着膝盖坐了一夜。
第二天我出来吃早饭,看见他的手冻得连碗都端不稳。
可他还是没走。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他这样待着?
我以前想过,后来也懒得想了。
直到那天,墙边突然空了。
我折回门卫室,问老孟:
“对面那个人去哪了?”
老孟正拿抹布擦桌子。
“谁知道。昨晚我下班,他还在那儿吃盒饭。”
“今天谁收拾的?”
“我来上班就这样了。”
他往对面看了一眼。
“少个人,你还不习惯了?”
我没接话。
他的碗、棉衣、编织袋,都没了。
三年里,那么多人想让他走,他都不肯。
为什么一个晚上,就能收拾得这么彻底?
2
早自习还没开始,班主任让我们去礼堂集合。
毕业年级四个班,一百零八个人,全到了。
邱怀礼站在台上,身后摆着几摞盖好章的表格。
“大家进校的时候都看到了吧?校门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底下有人鼓掌。
他抬手压了压,又笑起来:
“还有个好消息。学校给毕业年级争取到一笔实习补助,每个人八千块。”
礼堂里一下吵了。
我前面的男生直接转过头:
“八千?真给啊?”
陶源掏出手机,低着头算了好一会儿。
邱怀礼拿起一张表。
“今天办手续,今天到账。后面的岗位安排,学校统一负责。”
“先领补助,再去企业岗前培训。”
他话音刚落,已经有人问什么时候签字。
我却越听越不舒服。
上学期宿舍热水坏了,学校拖了两个星期才修。
上个月退一笔重复收取的材料费,财务还让我们跑了三趟。
现在一下拿出八十多万。
理由是对面的乞丐走了,学校又刚好争取到了补助。
这两件事,未免挨得太近。
我回头看了看礼堂的门。
又看了看邱怀礼手里的表。
最后,我从座位上站起来。
“校长,我要办退学。”
陶源猛地拉了我一下。
四周的说话声停了。
邱怀礼放下话筒,盯着我。
“许言,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我今天就走。”
“理由。”
我看向他:
“校门口那个人,为什么突然不见了?”
几个人忍不住笑出声。
“你退学,跟乞丐有什么关系?”
“八千块都不要,真有你的。”
邱怀礼没有笑。
他捏着那张表,问了我最后一遍:
“毕业证也不要了?”
3
我说:
“不要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叫班主任过来。
“带他去教务处,手续给他办了。”
我回宿舍拿书包,陶源跟着进来。
“你跟校长怄什么气?真走了,再回来可就难了。”
我拉开柜子,把身份证和银行卡塞进包里。
“我没怄气。”
“那个乞丐在这儿待了三年。你见过他有哪天不在吗?”
陶源靠在床架上。
“也许让家里人接走了。”
“那你听说他找到家人了吗?”
“我又不认识他,上哪儿知道去。”
我把柜门关上。
“陶源,你跟我一起走。先回家几天也行。”
他没动。
我又说:
“至少别急着签那个表。”
陶源低头看着手机。
屏幕上是他爸爸发来的住院通知。
过了几秒,他才开口:
“我爸下星期做手术,还差一笔住院押金。”
“这八千块,我真用得上。”
我愣了一下。
他家里的事,我知道。
这两年,他周末去餐馆端盘子,暑假去仓库搬货。
连换个手机,都只肯买二手的。
可我不知道该拿什么说服他。
我只有一个说不清的念头。
那个一直待在门口的人不见了,我们不能再留在里面。
陶源帮我把书包递过来。
“你回去冷静两天。我替你问问,还能不能回来。”
我接过书包,喉咙里堵得难受。
“有事一定给我打电话。”
拿到离校单后,我把钥匙交给宿管,径直去了车站。
被褥、盆、衣架,全没拿。
大巴开出县城,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捏着那张离校单。
纸角都湿了。
我把它折好,塞进包里。
三年的学籍,两个月后就能拿到的毕业证。
就这么被我丢下了。
4
我到家时,我妈正在厨房热菜。
见我只背着书包,她先问:
“怎么这时候回来?又放假了?”
“我退学了。”
她手里的锅铲停了。
我爸听见声音,从客厅走过来。
“你再说一遍。”
我把盖了章的离校单递给他。
他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是不是在学校打架了?”
“没有。”
“被人欺负了?”
“也没有。”
等我把原因说出来,他直接把书包扔到了门口。
“一个讨饭的人搬了地方,你就把自己的前途扔了?”
我弯腰捡书包。
“爸,他一直在那儿。以前怎么赶都不走。”
“那又怎么样?”
“你在外面上学三年,连这点事都受不住?”
我妈把火关了,也走过来劝。
“咱们又不是有钱人。这几年学费、生活费,花了多少,你心里清楚。”
“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为什么非得在这时候走?”
我低头,没法回答。
邱怀礼没打我,没骂我。
甚至我提出退学的时候,他也没为难。
我所有的怀疑,说出来都站不住脚。
可一想到校门对面那块空地,我就不想回去。
我妈拿起手机。
“把你班主任的号码给我,我跟她说。”
“妈,今天别打。”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攥着书包,半晌才说:
“让我先在家待着。”
我爸转身进了卧室,门关得很重。
那顿饭,最后谁也没吃好。
夜里,我点开班级群。
最后一条通知停在上午,让大家带身份证和银行卡去礼堂。
下面是一排“收到”。
再往后,没了。
平时宿管查寝,总有人在群里喊室友回来。
陶源每天睡前也会给我发两句消息。
可那晚什么动静都没有。
我问他:“钱领了吗?”
消息发出去,一直没回。
我又拨了个电话,提示关机。
想着他们也许正在培训,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迷迷糊糊睡过去后,天刚亮,房门就被我爸推开了。
他把手机递到我面前。
“起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学校!”
5
新闻里的铁门,我认得。
左边是学校名字,右边贴着今年的招生简章。
前一天早上,我就是从那里进去的。
这会儿,门外全是人。
有人抓着栏杆喊孩子的名字,有人举着手机找老师。
记者在镜头前说:
“明川技工学校毕业年级一百零七名学生,自昨日中午离校参加所谓岗前培训后,陆续与家属失去联系。”
“校方未能提供明确的培训地址,警方已介入调查。”
我把手机拿近了一点。
一百零七。
除去我,毕业年级剩下的人,全在里面。
我妈站在旁边,呼吸声都重了。
“那些人昨天不是还跟你一起上课吗?”
我点头。
“那你要是没回来……”
她没说完,伸手摸了摸我的胳膊。
我爸这回没再提毕业证。
他反复看着那条新闻,忽然问:
“你是不是还瞒着我们什么?”
“没有。我真不知道会出这种事。”
镜头转向一个女人。
她拿着孩子的学生证,哭得话都说不连贯。
“昨天还往家里转了钱,说学校给的实习补助。我问去哪儿培训,他说上车了再告诉我。”
“然后就没消息了。”
旁边一个男人说,他儿子早上还发过礼堂的照片。
照片里,学生们举着领款表,笑得很开心。
“老师昨天说是封闭培训,不能用手机。可封闭培训总该有个地址吧?”
“我们问了一晚上,谁都说不清!”
我听得浑身僵硬。
那个乞丐离开。
邱怀礼宣布补助。
同学们坐车出去,随后失联。
我把这几件事想了一遍又一遍,却越想越怕。
那个人盯了我们那么久,是不是早就知道哪天会把人带走?
难道他待在校门口,就是为了等昨天?
我的手机响了。
是陶源爸爸。
我以前陪陶源送他去过医院,留了号码。
电话一接通,他就喊我的名字。
“许言,小源和你在一块吗?”
我说没有。
“我昨晚给他打电话,他一直关机。他说学校要去培训,你们到底去哪了?”
“叔,我昨天退学回家了。”
那头安静了片刻。
“你没去?”
“我没去。”
陶叔的声音一下低下来。
“他给我转了八千块,还让我把住院手续先办了。”
“我说让他自己留一点,他说不用,培训那边管吃管住。”
“后来我去问他地址,怎么也找不到人。”
我盯着和陶源的聊天框。
昨晚那句“钱领了吗”,孤零零挂在最后。
陶叔还在说:
“我本来想,孩子大了,手机没电也正常。”
“可现在新闻都出来了。许言,你们在学校究竟遇着什么事了?”
我慢慢把昨天的经过讲给他听。
包括校门口的人,包括邱怀礼的反应。
陶叔听到一半,问:
“你就因为这个走的?”
“叔,我只能跟您说,那个人走得太突然。”
“别人都觉得是好事,我心里就是不踏实。”
他在电话里喘了好几口气。
我听见药瓶滚到地上的声音。
“您先把药吃上,别着急。”
“小源不在,我现在问谁去?”
我心里一酸。
“您在家等我。我回县城,先去找您。”
挂了电话,我把身份证装回书包。
这一次,我爸没有拦。
他送我到车站,只说:
“见到警察,把你知道的都讲清楚。”
6
陶叔住在老小区四楼。
我敲门时,他手里还拿着手机。
屋里电视没关,反复播着学校外面的画面。
茶几上放着病历和几张缴费通知。
最上面压着陶源的毕业照样片。
照片里的陶源穿着校服,领口有点歪。
我前几天还笑他拍照不知道整理一下。
陶叔拉开椅子让我坐,自己却站着。
“你把那个乞丐的事,再给我讲讲。”
我从入学那天说起。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三年?”
“对,三年。”
“你们寒暑假都回家,他还在那里?”
“留校的宿管见过。附近卖早饭的也说,他一直在。”
陶叔慢慢坐下来。
“那学校给钱,是在知道他走了以后?”
我点头。
他把缴费通知推到旁边,点开手机上的计算器。
一百零七,乘八千。
屏幕上跳出一长串数字。
“八十五万六。”
他把手机转向我。
“你们学校平时这么舍得给学生钱?”
我摇头。
学校收费的时候倒很痛快。
但给学生发钱,这是头一次。
陶叔盯着那个数字,好半天才说:
“许言,你别光想着那个乞丐。”
“这么多人肯上车,是谁叫他们去的?”
“邱怀礼。”
“那个补助,是谁让他们领的?”
我忽然说不下去了。
我一直在想,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要盯着学校。
却没认真想过,邱怀礼为什么能在同一天拿出这笔钱。
他根本用不着把谁绑上车。
只要说实习,只要说补助。
我们就会自己带上身份证,站到他面前。
陶叔问:
“你们出去买东西,那个人也一直看?”
“看。晚上回来也看。”
“会不会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我抬头。
陶叔用手撑着额头。
“他在外面看,校长在里面安排。哪个孩子家里困难,哪个没人管,他们都知道。”
“等名单定好了,外面那个人先撤,里面再接着办。”
我没立刻反驳。
三年里,我看过那个乞丐不知多少次。
可我连他姓什么、会不会说话都不知道。
我有什么理由,断定他和邱怀礼没关系?
但这件事仍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叔,要是一伙的,邱怀礼为什么一直想赶他?”
“那个人宁可冻着,也不肯挪。”
陶叔的手停了。
他张了张嘴,最后只说:
“我也想不明白。”
客厅里,只剩下电视的声音。
我低头给班主任发消息。
她还没回复,一个陌生号码先打了进来。
对方核实了我的姓名和班级。
“我是县刑侦大队的沈峥。许言,我们需要了解你昨天离校前的情况。”
“我已经回县城了。”
“好,带上身份证,到接待室找我。”
我站起来。
陶叔抓起外套跟到门边。
“我也去。我在那里等,总比守着这个电话强。”
7
沈队长先问了我离校的时间。
我把离校单拿出来。
右下角有教务老师写的日期和时间。
上午十点二十分。
他看过后,又给我看一份毕业年级名单。
“你确认一下,昨天礼堂里到齐了没有。”
我从第一行往下看。
机械班、汽修班、计算机班,还有我们班。
有的人跟我同住过宿舍,有的人在食堂拼过桌。
纸上是名字。
我脑子里却是一张一张正在说笑的脸。
我把陶源的名字指给他。
“他后来还跟我回了趟宿舍,应该是最后几批去签字的。”
沈队长记下来。
“领款的具体过程,你见到了多少?”
“我办手续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排队。我没看过表的内容。”
“学校之前提过这次培训吗?”
“说过快安排实习了,但没说哪天走。”
旁边的年轻警员小贺翻开文件。
“目前联系上的几名任课老师,也只接到过毕业年级集中实习的通知。”
“培训地点由校长办公室负责,他们并不清楚。”
我问:
“邱怀礼呢?”
“还没找到。”
沈队长把名单放下。
“现在可以确认,一百零七名学生领到了补助。昨天中午以后,家属再没收到过他们本人发来的消息。”
“同行的负责人,也联系不上。”
陶叔在外面等。
隔着玻璃,我看见他接起一个电话,连连摇头。
不用听,也知道别人是在问陶源。
沈队长让我继续讲乞丐的事。
我说完,他看着我:
“你认为这两件事有关?”
“我没证据。但他们挨得太紧了。”
“那个人怎么赶都不走,昨天突然走了。学校马上发钱,又马上接人。”
他没有说我多想。
而是把那块公交站的位置圈了出来。
“你熟悉学校,我们需要你辨认几个地方。”
我立刻答应。
陶叔跟车回了学校,在门外等消息。
低年级还在上课。
远处能听见操场上的口哨声。
可毕业年级那栋楼,所有教室都静着。
我先带沈队长去了公交站后面。
那块黑印还在。
贴墙的地方,有一截被剪断的塑料绳。
“他的东西就堆在这里。睡觉也睡这儿。”
沈队长站到墙边,朝校门望过去。
门卫室、进出的小门、车道栏杆,全能看见。
“这里能看见所有接学生的车?”
“能。学校后门平时锁着,学生统一走这边。”
他又看了看车道。
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穿过校门,去了毕业班教室。
桌椅没乱。
我的桌面空着,是我自己收拾的。
陶源的练习册还摊在桌上,最后一道题写了一半。
练习册旁的中性笔没盖帽。
我伸出手,又停住。
沈队长说:
“先别碰。”
我把手收回来。
“他出门一般不会这样放着笔,会干。”
话说出来,我才发现自己声音在发抖。
旁边教室也一样。
黑板上写着当天的值日生,窗台还晾着抹布。
所有东西都像有人马上要回来用。
可是走廊里,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警员查过宿舍、实训室和食堂,仍没有学生的下落。
小贺从门卫室赶过来。
“校内录像缺了一段。”
沈队长问:
“什么时间?”
“昨天上午十一点到晚上九点。”
“正门、车道和礼堂外的录像都断了。九点之后恢复,操场上已经没人。”
他把平板递过来。
上午的录像里,学生们拿着银行卡排队。
我还看到了陶源。
他低头看手机,随后朝队伍前面挪了一步。
画面到那里,突然停了。
“断录像前,操场停了三辆大巴。车身侧面都没有学校标识。”
沈队长把画面放大。
车玻璃很暗,看不清里面的人。
“其他路口呢?”
“正在逐段查。”
我忍不住问:
“三辆车,一百多个人,路上总有人看见吧?”
沈队长把平板交还给小贺。
“我们已经调人去查了。你先别急,再想想学校有没有通知过家长。”
“班级群里只说了实习,没说要坐车出门。”
“有没有统一收手机的规定?”
“上课可以收,放学就得发回来。以前外出参观,也让我们带着手机。”
他点了点头。
“把这些补进笔录。昨天晚上,家属得到的解释是封闭培训。”
“现在我们要查清楚,这个说法到底是谁交代的。”
我想起昨晚那个没打通的电话。
原来同一时间,有那么多家长跟我一样,等着电话那头的人开机。
我看着那几辆车,手心都是汗。
我离开以后,他们拿了钱,签了字。
然后被叫上车。
一百零七个人,就这样从我们熟悉的校园里消失了。
8
沈队长让人继续查看教室,我站在后门边等。
陶源桌上的练习册底下,露出半截白纸。
最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我叫住小贺。
“那张纸能看看吗?”
他戴着手套把纸抽出来,展开。
是一张领款回执。
姓名、班级、银行卡尾号,都填好了。
金额一栏写着八千元。
下面还有几行小字。
“本人同意接受统一外派,具体工作地点及期限以接收单位安排为准。”
我盯着那几行字,后背慢慢绷紧。
外派。
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到附近企业实习。
连工作地点都没写。
“这就是领补助签的东西?”
小贺没回答,拿着纸去找沈队长。
很快,其他教室也找到了同样的回执。
有的夹在课本里,有的塞在笔袋下面。
签过字的学生,都留着一张。
我的座位上没有。
因为我没有去排队。
沈队长把几张回执并在一起。
“钱已经进了他们的账户。后面的安排,看来也让他们一并答应了。”
我说:
“他们未必看了下面那些字。”
“老师叫领款,谁会想到这里还写着别的?”
我想起陶源拿手机算钱的样子,心里更难受了。
他只是想给爸爸交住院押金。
八千块。
邱怀礼偏偏知道,这个数能让很多人不再往下问。
沈队长问:
“昨天这些表从哪里拿出来的?”
“教务处。校长办公室的人拿过来,班主任帮忙分。”
我们去了教务处。
配合调查的老师打开抽屉,让警员核对留存的文件。
桌上的资料夹里,压着一张出车联络单。
上面记了三辆车的司机电话。
电话旁边还有一句手写的话。
“等校门对面的人走了再进校,别提前。”
我看了两遍。
第三遍,手指开始发凉。
校门对面的人。
除了那个乞丐,还能有谁?
接学生去培训,为什么非得等他走?
司机怕他拦车?
邱怀礼怕他看见?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以前从没想过的念头。
会不会,他坐在那里,正好挡住了他们的事?
我往窗外望。
从教务处看不到公交站,只能看见半扇校门。
这三年,我一直嫌他的眼神让人不舒服。
可他没有拉过我,没有骂过我。
我每天从那扇门进进出出,一直平安。
现在他走了,门里的人反而不见了。
我看向沈队长。
“是不是我们一直想反了?”
“那个人,可能根本不是在等着害我们。”
9
沈队长拿起联络单。
“他有没有阻止过谁进学校,或者接学生离开?”
我想了很久。
然后想起二年级的一件事。
“有一次,学校说有企业来挑实习生。我们没到毕业的时候,但可以先去参观。”
“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校门口,下来一个穿灰衬衫的男人,邱怀礼亲自去接。”
“我跟陶源刚买完早饭,正站在路边吃包子,看得很清楚。”
沈队长示意我接着说。
“那个乞丐忽然从公交站后走出来,掏出一部旧手机,对准了灰衬衫男人。”
“那人马上就不往里走了,盯了他好几秒,转身上车。”
“邱怀礼跟过去说话,他也不理。”
“然后当天的参观就取消了?”
我点头。
“回班以后,大家都说乞丐讹钱,把企业代表吓跑了。”
“我也跟着骂过,说他耽误我们的事。”
我越说,声音越低。
现在再回想,那人的反应根本不像嫌脏、嫌烦,更像不敢被认出来。
沈队长问:
“你听见他要钱了?”
“没有。他当时一句话都没说。”
“看清楚手机有没有在拍摄吗?”
“没看清,但他举得很高。”
沈队长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这件事和联络单能对上。”
“对方知道门口有人在留意他们,也怕留下记录。”
“这个人还在,车就不肯进。”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发干。
“那些所谓企业的人,是来接我们的?”
“现在只能先这样查。”
“外派协议、临时发钱、失联的接送车,都需要核实。”
我点了点头,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原来三年前就摆在眼前的危险,不一定长得凶。
它会穿得很整齐,坐在车里,被校长笑着迎进去。
而我们害怕的,是路边那个连鞋都穿破了的人。
我问:
“他怎么突然肯走了?”
沈队长合上本子。
“如果是他一直在妨碍接人,对方就有理由先把他弄走。”
“我们也在查他消失前那一晚,公交站附近的车辆。”
出了教务处,我看见陶叔还在门外。
他一看见我就迎上来。
我只能把领款回执的事讲给他听。
他听完,扶着栏杆,半天没抬头。
那晚我在学校附近的小旅馆住下。
手机一直放在手边。
我不敢关机,也不敢睡得太沉。
快到十一点时,沈队长打来电话。
“门口那个人的身份,核实了。”
10
“他叫何秋生,五十六岁。以前在你们学校开校车。”
我坐直了。
“开校车?”
“对。负责接送走读生,也带过学生外出比赛。”
“门口现在那几个保安来得晚,不认识他。老员工看过照片,认出来了。”
我听着,手一点点攥紧。
那个人穿成那样,坐在路边,谁都叫他乞丐。
原来他曾经每天从校门里开车出来。
而且车上坐的,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学生。
沈队长继续说:
“邱怀礼接手学校不久,何秋生就办了离职。”
“算起来,正是你入学前那个暑假。”
我问:
“他为什么不干了?”
“还在查。不过当年有一份跟他有关的接警记录,我们找到了。”
“什么事?”
“他怀疑有人借学校的名义,偷偷把学生送走。”
我一下站起来。
沈队长让我别急,又往下说。
“那份材料里,有几张当时留下的监控截图。”
“邱怀礼带一辆车进了学校,停在旧食堂后面。车后排拉着遮光帘。”
“何秋生走过去,想开车门,邱怀礼立刻把他挡开。”
“两个人在车边争执过。当天晚上,何秋生报了警。”
“后来查到什么?”
“当时人和车都已经离开了。邱怀礼说,那是自愿报名出去工作的往届生。”
“仅凭几张截图,证实不了何秋生怀疑的事。”
我想起那次被他举手机拍的男人。
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在认车,认人。
我们却以为他看谁都不怀好意。
“何叔有家人吗?”
我问出口后,才发现自己换了称呼。
“有个女儿。离婚以后,女儿跟着母亲去了外地。”
“这几年偶尔联系,他一直说自己还在学校附近做事,不肯让女儿回来找他。”
“他女儿也不知道,他每天在外面讨饭。”
我捏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他以前有工作,有工资。
可以穿着干净衣服坐在驾驶室里。
后来却把自己留在了学校外面。
我越想,越不敢问下一个问题。
如果他没有自己走。
那现在,他又被带到了哪里?
11
第二天早上,沈队长通知我去接待室。
我一进门就问:
“找到人了吗?”
“何秋生找到了。”
“他怎么样?”
“已经送医院了,小腿骨折,人很虚弱,但能说话。”
我撑住桌沿,缓了好几秒。
“沿着公交站附近的车辆查下去,我们在一处停用的驾校练车场找到了他。”
沈队长说,他被锁在堆杂物的小屋里,没有手机,也没有水。
“带出来的时候,根本站不住。我们叫了救护车。”
“他醒过来以后,把三年前的事说清楚了。”
我坐下,听沈队长往下讲。
“当年,他去旧食堂后面取校车钥匙,听见商务车里有人拍窗。”
“帘子掀开一点,他看见一张年轻男生的脸。刚走近,就被邱怀礼挡了回去。”
“当晚,他又听见邱怀礼跟人谈钱。”
我问:
“谈的是学生?”
“按送出去的人数收钱。他报了警,可等民警赶来,车已经走了。”
“之后邱怀礼停用自营校车,接送业务换给外面的公司。何秋生的工作没了。”
“但他不肯离开。”
“他知道那些车还会来,也认得当时来接人的几个人。”
“所以,他就在能看见校门的地方待下来。”
“对方只要进校,他就记车牌,找机会拍人。”
我问:
“他没有再报警吗?”
“有。只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有在这所学校继续接人。”
“何秋生不知道背后还有多少人,他能盯住的,只有这个门口。”
我低着头,想起他站起来往车窗里看的样子。
学生出去,他看。
学生回来,他也看。
我们嫌他盯得烦,他却在看人有没有少。
沈队长停了一下。
“这次,邱怀礼找到了他的女儿。”
我猛地抬头。
“动她了?”
“跟踪,还拍了她上下班的照片。”
“他们把照片拿给何秋生,让他当晚跟车走。只要不听,就先找他女儿。”
三年前,他能丢掉工作。
后来,他能忍着挨骂,在雨里坐一夜。
可这一次,摆在他面前的是女儿。
他没有再硬撑。
“他跟车走的时候,想办法记住了沿途几个地方。”
“我们找到他以后,他说了那些人的交谈,还有接下来要去的厂区。”
沈队长把一张照片放到桌上。
铁皮门,大窗户,里面摆着一排长凳。
我没明白。
他指着照片说:
“你那些同学,在这里找到了。”
我一下屏住呼吸。
“都在?”
“一百零七个,人数已经逐个核对过。都救出来了。”
我的手从桌边滑下去。
刚才一直绷着的那口气,终于吐了出来。
沈队长说,学生们下车后,手机就被统一收走。
所谓培训,成了不许出门、不许联系家里的看管。
有人想离开,对方拿着领款表说,收了钱就得听安排。
“他们准备把人继续转走,交给另一批人。”
“对方是非法劳务中介,准备把学生转去外地的黑工厂。”
“每送走一个人,邱怀礼就能拿一笔钱。那八千块补助,会被算成预支工资,让学生干活抵债。”
“幸好还没来得及。”
我急着问陶源。
“他也在,送去医院检查了。”
“邱怀礼呢?”
“现场抓到了。他拿着协议,非说学生都是自愿跟他来的。”
沈队长把照片收好。
“签过字,也不代表他能关人、打人。”
我坐在那里,眼睛一阵发酸。
陶源活着。
那些坐在礼堂里,盘算着怎么用八千块的同学,也都活着。
而我们曾经嫌弃的人,差一点连自己的命都没保住。
12
三天后,我在医院见到了何秋生。
护士刚替他换完药。
他的小腿打着固定,手背上插着针。
胡子剃掉了,脸洗干净了。
我站在门口,反而有点不敢认。
他看见我,先开口:
“你是那个背灰书包的学生吧?”
我走过去。
“何叔,我叫许言。”
他点了点头。
“沈队长说,你提前回家了。挺好。”
我把带来的东西放下,想了很久,还是只说出一句:
“以前,我们不知道。”
他看了看我,没说话。
“您站起来看车,我们都嫌烦。”
“还有人说您专门盯着学生,肯定没安好心。”
说到这里,我低下头。
何秋生把被角往下拉了拉。
“你们不知道,就说明没碰上。”
我鼻子一下酸了。
他没有说谁该道歉。
甚至连自己受过什么委屈,都不想提。
过了一会儿,他反倒问我:
“他们回家了没有?”
“都回去了。陶源还来医院看过他爸爸。”
“有人伤得重吗?”
“有几个要继续治疗,但都联系上家里了。”
他这才往枕头上靠了靠。
“我那天跟他们走,心里一直不踏实。”
“想留句话,又怕他们去找我闺女。”
我看着他手腕上的伤。
“您已经尽力了。”
他摇摇头。
“我知道他们迟早会再来,可我没想到,一次会接这么多人。”
我问他:
“您为什么一直不走?”
“工作都没了,学校也不给您发钱。”
何秋生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以前开校车,家长把孩子送上来,总要跟我说一句,师傅,麻烦你了。”
“我收了那个钱,就得把人好好送回来。”
“后来车不让我开了。”
“可我知道,门里面还是那些年纪的孩子。”
“有的跟你一样大,有的还没你高。”
他停下来,喝了口水。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车来一次,我就出去看一次。”
“他们嫌我烦,我就让他们烦着。”
我想起二年级取消的那场参观。
当时我们惋惜了好几天,怪门口那个乞丐坏事。
如果那次车真开进来,后面会怎样?
我不敢往下想。
何秋生问:
“你的书,还能接着读吗?”
“在联系了,有学校愿意接收。”
“那就好。”
他望着我,轻声叮嘱:
“把该学的学完。别因为这件事,真把后面的路断了。”
走出病房后,一个女孩叫住我。
她叫何蓓,是何秋生的女儿。
沈队长之前已经告诉我,警方找到她时,她人是安全的。
等她知道父亲住院,当晚就赶了回来。
她手里端着一碗粥,眼睛还是红的。
“我一直以为他在学校干活。”
“他每次接电话,都说挺好,吃住都不用操心。”
她看向病房。
“他连新衣服都不要,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妈赌气。”
我说不出安慰的话。
她低头,把碗端稳。
“要是我早点回来看看,就不会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那些人也不会拿我逼他。”
我摇头。
“何叔没让您知道,是怕您担心。”
“拿您威胁他,是那些人的错。”
何蓓站了一会儿,才抬手擦了擦脸。
“我去喂他吃饭。”
她推开门,何秋生立刻伸手接碗。
她没给。
“坐着,我来。”
我从门缝里看见,他的手在半空停了停,最后放回被子上。
几个月后,案件开庭。
我和陶源去旁听。
邱怀礼仍在强调,那些学生收了补助,也签了字。
“我们只是安排就业,他们家长之前也是同意的。”
检察官把实习通知和实际去向放在一起。
那张出车联络单,也在庭上出示了。
教务老师确认,是邱怀礼交代她照着通知司机。
乞丐不走,车就不能进来。
他很清楚,那个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承诺的企业没有接收计划。
所谓培训场地,没有课程,也没有老师。
只有锁着的门、被收走的手机,以及催着交人的聊天记录。
陶源坐在我旁边,手一直攥着裤缝。
听到邱怀礼说“自愿”时,他终于忍不住低声说:
“我喊着要回家,他们把门锁得更紧了。”
最后,邱怀礼和参与拘禁、转运的人分别获刑。
那几张签过字的纸,没有替他们挡住判决。
学校的后续安排也落了地。
我们被协调到其他学校继续完成学业,没上完的课程重新衔接。
陶叔的手术顺利做了,陶源开始一边上课,一边照顾他。
有天晚上,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是他爸爸坐在病床边吃饭。
隔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一句话。
“何叔那边,我明天再去看看。”
我说好。
他问我:
“你说,咱们以前怎么就没跟他好好说过一句话?”
我看着屏幕,半天没打出字。
他在门外待了三年。
我们天天经过。
可直到他被送进医院,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
13
何秋生出院前,我又去看了他一次。
后来的康复治疗换了医院,离他女儿住的地方近一些。
我到的时候,他已经收拾好东西。
一个小包,放着换洗衣服。
何蓓在外面办手续。
我问:
“以后住哪儿?”
“去她那儿。”
他说,女儿给他腾了一间朝南的房间。
床单换了新的,还买了个大一点的保温杯。
“她不让我再回学校门口了。”
我笑了一下。
“您也该歇歇了。”
何秋生摸着杯盖,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我问:
“那三年,您真的不怕吗?”
他抬头看我。
“我怕得很。”
“晚上有车在旁边停,我都不敢先睡。”
“既然怕,怎么还一天一天待下来了?”
他把杯盖拧好。
“我去吃碗面,回来晚一点,都要往校门里看。”
“想着今天出来的那几个,是不是都回去了。”
“后来,就放不下了。”
我坐在他旁边,没再问。
何蓓回来,接过那个小包,伸手扶他。
走到电梯口,他忽然回头。
“许言,毕业了,给我打个电话。”
我点头。
“一定打。”
后来,我去了新学校。
校门对面没有乞丐,也没有那只装着零钱的碗。
可每次有车接学生出门,我还是会多看一眼。
看车上坐了多少人,看车门有没有关好。
然后我就会想起何秋生。
我们曾经嫌他脏,嫌他挡着校门,嫌他把谁都看得不自在。
却没人知道,他看的是出去的人,能不能再回来。
如今,他终于不用坐在路边数了。
他可以等女儿下班,等一顿热饭。
也可以等我们打来电话。
告诉他,大家都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