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墙
我的店门口有一面墙,墙上贴着六十三张脸。
这些脸大多数是走丢的老人和孩子,也有找狗的,找电动车的,找一个欠了八千块跑掉的装修工。纸换了一茬又一茬,胶带撕了又贴,日子久了,那块墙皮像结了一层痂,颜色深的浅的,一层压一层。
最旧的一张在最上面,纸黄透了,边角卷起来,像一片晒干的树叶。
照片是黑白的。一个男人,三十几岁,国字脸,穿一件蓝布工装,领口磨得发白,笑得有点憨。底下印着几行黑体字:
“苏建国,男,40岁,于2016年3月12日在城东祥和家园工地附近走失。身高一米七二,左眉有一道疤,本地口音。有知情者请与家属联系,必有重谢。”
这张启事是我开店第一年贴的。
那年春天雨水多。一个很瘦的女人带着一个八岁的女孩进店,说要印五百张。女人眼睛底下两团青,手一直在抖,把一张照片和一张写满字的纸推到我面前:“老板,你帮我排一下版,我不懂这个。”
我给她排了。字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进去的。她念一句,我敲一行。念到“必有重谢”的时候她停了一下,问我:“重谢写多少?”
我说:“您随便写个数。”
她想了想,说:“写‘倾家荡产’吧。”
我说:“这四个字不能写。”
她就不说话了。眼泪掉在玻璃柜台上,一滴一滴,砸出四个圆。
女孩站在她旁边,穿一件黄色雨衣,雨衣太大,袖子卷了三圈,露出来的小手腕上还有两个浅白的针眼,是打针留下的。她仰着脸看我墙上贴的东西——那时候墙上只贴了三张——看得特别认真,眼睛都不眨,好像有人在她耳边念课文。
后来她们走了。
那女人后来又来过两次。一次是印第二批,一次是来问我,有没有人打过电话说见过她男人。
我说没有。
她站在柜台前面,站了很久,说:“那我再等等。”
这一等,就是十年。
我叫陈默,四十二岁,在这条街上开打印店,开了十年。店名叫“默记图文”,门脸不大,两台复印机。一台老的佳能,一开机像老头咳嗽,咳三声吐一张;一台新的,安静得像做贼。左边是老王家的包子铺,右边修电动车,街对面是临水一小。每天早上七点半,门口挤满送孩子的电动车,喇叭响成一片,蒸笼的白气往外冒,一条街都是胡椒和猪油的味道。
我媳妇林小满在市医院做护士,三班倒,白班夜班轮着上,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袜子都不脱。我女儿丫丫七岁,上一年级,下午四点半放学,自己走过来,书包比人宽,进门先把书包扔在长条凳上,然后趴在我柜台上写作业,等我关门。
十年前我在《临水晚报》做校对。后来报社不行了,裁人,我拿了三个月工资回家,琢磨半个月,用这笔钱租下这个门脸。那时候整条街就我一家打印店,现在前面开了两家,一家比一家便宜,学生印卷子都往那边跑,跑过去还回头喊一声“叔,那边一毛五”。
我这人不爱说话,也不爱争。铺子不死不活地开着,够交房租,够吃饭,够丫丫上兴趣班,够我每个月给我妈交一次药费。
墙上那六十三张脸,我也懒得动。每年清明前后,日头好的时候,我搬个凳子出去,把最上边那几张快散架的用透明胶带粘一粘。有一年贴了一张找狗的,黑白花,叫“豆豆”,狗主人天天来问,后来狗自己回来了,他抱着狗在店里哭,把复印机都按出毛病了。还有一张找他媳妇的,我们这条街的人都知道他媳妇是跟着卖建材的跑了,跑到邻市去了,他就要找,找了三年。
有人问我,这些破烂怎么不撕了,都这么多年了。
我说:“万一呢。”
其实我心里清楚,没那么多万一。
一九九八年,我爸也是这么走的。
那年我十四岁,刚上初二。他说去天津港扛包,扛半年就回来,回来给我买一辆变速自行车,十八个档的那种。他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妈给他煮了六个鸡蛋,让他路上吃。他揣了两个,剩下四个留在锅里,盖着碗。
他穿一件新的蓝布褂子,背一个蛇皮袋,走到楼下还回头看了一眼。我趴在窗户上,看见他抬手摸了一下脸,也不知道是擦汗还是擦什么。
他没回来。
我妈等了二十七年。她不肯搬家,说搬了他就找不着了。每年过年,她都要多摆一双筷子。后来她眼睛不行了,耳朵也不行,最后那两年,她坐在窗边,看楼下那条路,一看一下午。去年冬天她走的,走之前三天,她拉着我的手说:“你爸要是回来了,你别骂他。他这个人,不认路。”
我没说话。
我知道她清醒的时候,其实什么都明白。
七月初的一个下午,天阴着,闷得像一口盖了盖的蒸锅,风把街上的塑料袋吹得满地滚。
我正在给一个初中生印数学卷子,油墨味很冲。门被推开,一个女人进来——不,是个女孩,我后来才看清。她收起伞,伞尖上的水在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然后她站在门口,把伞靠在门边,抖了抖袖子上的水。
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白校服,袖口短了,露出一截细手腕,手腕上一边一道疤。背一个布包,布包上印着“临水一中”。
她走过来,站在柜台前面,说:“老板,印寻人启事。”
我说:“印多少?”
“五百张。”
我从抽屉里摸出一沓A4纸,说:“有样子吗?还是我给您排?”
她把布包放在柜台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台上,用手抹了一下。
照片有点旧,边角有折痕,被人摸过很多次,摸得发亮。
我低下头。
一个男人,国字脸,蓝布工装,笑得有点憨。
左眉一道疤。
我没抬头,先看了看我墙上最上面那张。
然后我抬起头,看她。
她被我看得有点发毛,把手缩回去,说:“怎么了?这照片不行吗?我还有一张彩色的,就是有点糊……”
我说:“你叫什么?”
她说:“苏念。”
我说:“你爸是不是叫苏建国?”
她整个人就像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往后坐了半步,撞在身后的长条凳上。
外面风大,门被吹得响了一下。
我说:“那张,是我贴的。”
她顺着我的手指往上抬头。
墙上那张黄透了的脸,跟她手里这张,是同一张。
她看了很久,很久。店里静得能听见复印机待机的嗡嗡声。
然后她转过头来,眼睛红了,嘴唇抖了一下,说:“我妈……我妈十年前是不是来过这儿?”
我说:“来过。”
“你那年穿一件黄雨衣,袖子太长,卷了三圈。”
她说:“我记不清了。我那时候才八岁。”
她把照片收进塑料袋,又拿出来,又收进去,手指头一直在动。
我说:“坐吧。凳子干净的,我闺女天天在这儿趴着写作业。”
她没坐,就那么站着,站了有一分钟,忽然说:“老板,我妈去年走了。”
我把手里的卷子放下,说:“坐下说。”
二、旧硬盘
她坐下了,但背挺得笔直,像还在上课。
她说她叫苏念,十八岁,今年六月刚高考完,分数下来了,五百三十七,报了省里的师范,还没录取。她说她妈叫王秀云,去年十一月没的,肝上的病,从查出到走,四个月。
“我妈走之前,把一个铁盒子给我。”她说,“铁盒子是我小时候装饼干的,她一直放在床底下。”
她从布包里拿出那个铁盒,放在柜台上。盒子是方的,红漆掉了大半,盖子上印着一个早就倒闭的饼干牌子。
她打开。
里面有几样东西:一张公安局的报案回执,折了三折,纸软得像布;五张没用完的寻人启事,跟墙上那张一模一样;一个红布包,包着两枚硬币;还有一张照片,是全家福,三个人,站在一个还没装修完的毛坯房里,男人搂着女人,女人怀里抱着个三四岁的孩子。
“就这些。”她说,“我妈临走那天,话都说不清了,还跟我说,让我别找了。”
我问:“为什么别找?”
“她说,你爸要是还活着,他自己会回来。他要是不回来,你找着了也是个空。”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喉咙动了一下。
“可我还是想找。”她说,“我不是要他回来养我,我都这么大了。我就是想知道,他是死了,还是不要我了。”
“这两样,哪样都比现在强。”
我把报案回执拿起来看。2016年3月14日报的案,报案人王秀云,失踪人苏建国,最后出现地点城东祥和家园工地。回执最下面一行小字:如有线索,请与办案单位联系。
我把回执放回去,说:“你妈当年印了五百张,贴了多少?”
“我不知道。”她说,“我记事起,家里的墙上、楼下的电线杆上、菜市场门口,到处都有。后来我上初中,我妈不贴了,她把这些收起来,说贴了十年,人家看见都当广告撕。”
“她放弃了吗?”
苏念摇头:“她没放弃。她就是……不好意思了。”
这句话说得很轻,我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一下。
四点半,丫丫放学回来了。书包往长条凳上一扔,看见有生人,站住了,躲到我腿后面,露出半张脸。
苏念看了她一眼,忽然笑了。那是她进门以后第一次笑,眼睛弯了一下,很快又收回去。
“你女儿?”
“嗯。”我说,“丫丫,叫姐姐。”
丫丫小声叫了一句,然后问我:“爸爸,姐姐来印什么?”
我说:“印寻人启事。”
丫丫问:“找谁?”
我说:“找她爸爸。”
丫丫想了想,说:“她爸爸也走丢了吗?”
那个“也”字,让我愣了一下。
我说:“嗯。”
丫丫爬到凳子上,趴在她的小桌子那边写作业去了,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响。
苏念看着丫丫的背影,过了会儿,说:“老板,你这店,十年前就是这个样子?”
“差不多。”我说,“就多了一台机器,墙上多了几十张纸。”
“我妈那年来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在给她排版。”
“你记得清楚?”
“记得。”我说,“我这人记性不好,但有些事忘不了。你妈那天穿的是一件灰毛衣,袖口是破的。她写完那个‘倾家荡产’,我给她改成了‘必有重谢’。她问我,这样写有人信吗。我说,有人信。”
苏念低下头,用手指抹了一下照片的边。
我说:“我帮你。”
她抬起头:“怎么帮?”
“先别印五百张。”我说,“五百张纸贴出去,十年了,没用。咱们换个法子。”
“什么法子?”
我说:“我可能知道点什么。”
这话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有点玄。但我想起了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把店关了,回家。
我们家在老城区,六楼,没电梯,楼道灯坏了一半。丫丫在楼下跟人家小孩玩跳房子,小满上夜班,家里没人。我进书房——其实就是个堆杂物的小屋——把柜子底下那两个纸箱子拖出来。
箱子里是我从报社搬回来的东西。几本采访本,一沓样报,两盒名片,一个坏了的键盘,一块硬盘。
那块硬盘是2010年的,五百G,我走的时候从编辑部那台电脑上拆下来的。里面存着我五年校对过的所有稿子。我留着它,也没什么用,就是舍不得扔。就像有人留着旧车票,明知道坐不上那趟车了。
我找了个硬盘盒,插上,接到电脑上。
硬盘转起来,嗡嗡的,像一只老风扇。我等了两分钟,盘符跳出来。
E盘。
我点进去,一层一层地翻。文件夹的名字乱七八糟:“2011年两会”“年终特稿”“本报评论”“临时”“未发稿”。
我停在“未发稿”上。
里面有一百多个文档,大部分是豆腐块,写了一半的稿子,还有几个标题后面带着“毙”字。
我往下拉。
看到一个文件名:《一个架子工的失踪》。
创建时间:2016年3月19日。
我点开。
开头写了三百多字:
“3月12日傍晚,城东祥和家园工地,四十岁的架子工苏建国从工地上消失。工友们说,他走的时候只带走了一个行李卷,工钱没结。他的妻子王秀云说,他前一天晚上还跟她通过电话,说‘再等两天,钱就下来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后面是空的。
再往下,是记者的采访笔记,没排版,一段一段的,打字打得飞快,错字一堆。
“3.18 工地门口。工人李长顺:那天晚上收工,苏建国跟马广军在办公室门口吵,吵得挺凶。马广军是包工头。吵什么不知道,就听见苏建国说‘你不能这么干’。后来苏建国回宿舍收拾东西,第二天人就没了。”
“工人赵小勇:苏建国这人仗义。年前老蔫从架子上摔下来,腿断了,是他背着送医院的。马广军只给了五千块,说私了。苏建国不干,带着老蔫家里人去项目部闹过两回。”
“鄢守成(外号老蔫):苏建国走的前一天晚上来找过我,借了一百块钱。他说他要出去一趟,让我帮他看着点东西。我说你出去几天,他说不知道。他这人从来不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就是心里没底。”
“注:鄢守成,58岁,河南人,在工地做杂工。电话:139xxxxx821。他家在城南三里铺。”
我盯着那串号码看了很久。
十年了,不知道这个号还在不在。
我拿出手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
按完,我没敢按拨出。我把手机放下,起身去阳台抽了根烟。风大,火点了三次才着。
我抽到一半,手机响了,是小满。
“你在家?”
“在。”
“丫丫呢?”
“楼下玩。”
“你今天怎么说话这个调?”
我说:“我今天遇见一个人。”
“谁?”
“一个找爸爸的姑娘。”我说,“跟当年那个一样。”
小满在电话那头静了两秒。她知道我说的是谁。她嫁给我第二年,就听我讲过墙上那些纸。
她说:“陈默,你别又把自己搭进去。”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她说,“你每次都说你知道。”
她挂了。
我把烟掐了,回屋,拿起手机,把那串号码又按了一遍。
这次我按了拨出。
三、老蔫
电话通了。
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一个很哑的嗓子,“喂”了一声,尾音拖得很长,像没睡醒。
我说:“是鄢守成鄢师傅吗?”
那头沉默了两秒:“你谁?”
我说:“我姓陈,在城南开打印店,跟您打听个人,苏建国。”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变了一下。
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
然后他说:“你打错了。”
我说:“您外号叫老蔫,是不是?您以前在城东祥和家园工地做杂工。2016年3月,苏建国走的前一天晚上找您借了一百块钱。”
那头又静了。
我听见有收音机的声音,戏曲,咿咿呀呀。
我说:“他闺女今年十八了,在找她爸。我这儿有她妈当年报案的凭据。”
“……明天来吧。”他说,“上午我在。”
“您在哪儿?”
“城南三里铺,老粮站家属院,看大门。”
第二天上午九点,我把店门关了半扇,挂了个“外出,下午回来”的牌子,骑电动车去了城南。
三里铺是老工业区,早些年有个粮站、有个纺织厂,都倒了。家属院是八十年代的楼,六层,红砖墙,墙上贴着“禁止私拉电线”。院子里种着两棵老槐树,树下停着三辆锈了的自行车。
门卫室在一楼,窗户上贴着一张“快递代收,每件五毛”,玻璃后面坐着一个人。
六十来岁,瘦,脸黑,颧骨高,一件旧夹克敞着,里面是件印着“某某饲料”的广告衫。他一条腿伸得笔直,脚边放着一根拐。
他看见我进来,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小了,眼睛在我脸上扫了一下。
我说:“鄢师傅。”
他说:“坐。”
我坐在他对面的小马扎上。屋里堆满了东西:矿泉水瓶、纸箱子、一摞摞的旧报纸、一个掉了漆的暖瓶。
他给我倒了半缸子水,然后就那么坐着,不说话。
我说:“苏念今天想来,我没让她来。”
“为什么?”
“我怕您不方便说。”
老蔫笑了一下,露出半口黄牙:“我这人,什么时候都方便。就是蔫。”
他这个词用得很自然,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说:“您跟他熟?”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这条腿,是他背着我跑出来的。”
2016年1月,工地上的架子塌了一角,老蔫从两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小腿骨折。工地上没人管,包工头马广军过来看了一眼,说“给你五千,签个字,算完事”。
“五千块钱,一条腿。”老蔫说,“那时候我五十八,家里还有个瘫在床上的老伴。”
是苏建国把他背到医院的。那时候下着小雪,地上结着冰,从工地到医院两公里,苏建国背着他,走一段歇一段,背上的棉袄都湿透了。
“他在医院陪了我一夜。”老蔫说,“第二天早上,他自己掏钱给我买了碗面。我说我没钱还你,他说还什么还,你先养着。”
后来苏建国带着老蔫的媳妇去了项目部,一趟一趟地跑,最后要下来两万三。为此马广军跟他结了仇。
“马广军那人,看着客气,心里窄。”老蔫说,“他把苏建国的工钱卡着不发,一分不给,说年底一起算。”
那年苏建国的闺女要做心脏手术,要八万。他手里攒了三万多,跟亲戚借了一圈,还差两万。
“他急得嘴上起泡,一天抽一包半烟。”老蔫说,“三月十一号晚上,他来找我,借一百块钱。”
“他说他要出去一趟,去外省,人家介绍的活,高空作业,一天三百。”
“我说你疯了,你腰不好,还上架子?”
“他说,一天三百,别人干十天,我干一个月,钱就有了。”
“我说你走了孩子怎么办,手术就在四月。”
“他说,就是因为手术在四月,我才得走。”
老蔫说到这儿,伸手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
“他还托我一件事。”老蔫说,“一个塑料袋,里面一双红皮鞋,还有一封信。他说鞋是给孩子出院穿的,让我等孩子手术完了,给他媳妇送去。”
“他说,别提前送,孩子看着鞋,心就野了,不肯好好配合医生。”
“我说你自己不会送?”
“他说,他怕赶不回来。”
老蔫把烟叼在嘴里,烟没点,烟头一直在抖。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家搬了。”老蔫说,“我腿不好,一瘸一拐地去过两趟,第一趟门上贴着封条,第二趟房子租给别人了。我问过邻居,邻居说搬走了,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你就没再找?”
“我这人蔫。”他说,“我想着,等哪天在街上碰着了再说。街上那么大,哪那么容易碰着。”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放回烟盒:“一放就是十年。”
我说:“那袋子还在?”
“在。”他说,“在柜子里。”
他站起来,那条腿使不上劲,扶着桌子,一步一步挪到里屋。抽屉拉开的声音,塑料袋的声音。
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上印着“家家福超市”。
塑料袋已经脆了,一提起来,边角就掉渣。
他把袋子放在桌上,慢慢地,像放一件怕碎的东西。
里面是一双红色的小皮鞋,三十码,漆皮的,鞋头上有个蝴蝶结。放了十年,鞋面已经硬了,有一只开胶了,鞋底也发黄。
还有一封信,用作业本纸写的,折成四折。
信旁边还压着一沓东西,我一开始没看清。
老蔫把那一沓东西推过来,说:“这些,是他寄的。”
是汇款单。
九张,用一根皮筋捆着,皮筋断了,他用手攥着。
我一张一张地看。
2018年3月,三百元。汇款人:苏建国。地址栏一片空白。附言:老鄢,帮我看看我娘的坟,在河沿村后山。
2019年3月,三百元。附言:老鄢,我腿不行了,干不动架子了,在一个修车铺帮忙。你要是碰见我闺女,就说爸在外头好好的。
2020年,两百。附言:老鄢,我做梦梦见我闺女穿红皮鞋。
2021年,两百。附言:老鄢,你还活着不?我打不通你电话。
2022年,五百。附言:老鄢,我攒了点钱,想回去了。又不敢回。
2023年,五百。
2024年,五百。附言:老鄢,我听说咱们那片拆迁了。我找不到门了。
2025年,三百。附言那一栏只写了三个字:老鄢啊。
我一张一张看完,最后一张是今年三月,一百块,没有附言。
每张单子上的邮戳,都是一个地方:
青石县。城关。
我把那沓汇款单放在桌上,抬头看老蔫。
他眼睛红了,但眼泪没下来。他这个人,连哭都是蔫的。
他说:“我给他回过信。”
“寄到哪儿?”
“就照着邮戳,青石县城关。人家邮局说没地址投不了,退回来了。”他说,“我写了一年,写不动了。”
“我这个人,什么事都慢半拍。”他说,“想去找他的时候,腿不行。腿行了,老伴没了。老伴没了,我想着去看看他娘的坟,可我不知道河沿村在哪儿——我们那人,谁不说全名,都叫村,河沿村,河沿村,我到哪儿找河沿村去。”
他低下头,两只手在膝盖上搓。
“我这十年,就守着这袋子东西,守着这堆单子。”
“他闺女找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我把那封信拿起来。纸很薄,能看见背面透出来的字。
我没拆。
我说:“这封信,得她自己拆。”
老蔫抬起头,看着我,过了会儿,点了点头。
“那你去吧。”他说,“告诉她,她爸没跑。她爸是……走得太远了。”
四、那双红皮鞋
我给苏念打了电话。
她第二天下午来的,还是那件校服。进门先看了看我墙上的六十三张脸,这次看得慢,一张一张地看,像在找什么。
我把塑料袋放在柜台上。
她看见那双红皮鞋的时候,两只手停在半空,没敢碰。
“这是……给我的?”
“你爸买的。”我说,“三十码。他说你出院那天穿。”
她把手伸过去,指尖在鞋头上碰了一下,又缩回来。
“小了。”她说。
“嗯。”
“我那时候脚就这么大。”她用手比了一下,“现在三十七。”
她把鞋捧起来,放在膝盖上,一只一只地摆正。开胶的那只,她用指头把缝按了按,按不回去。
“他连我脚多大都不知道。”她说。
这话听着像埋怨,可她的声音是软的。
我说:“他知道。他买的三十码,说明他量过。小孩的鞋一年长一号,他大概算错了。”
她不说话了,低着头,用袖子擦眼睛。
那封信我没拆。我说:“这个你自己看。”
她拆开封口,纸很薄,里面一页作业本纸,格子都写满了,字歪歪扭扭,有几个字写错了,涂了黑疙瘩。
她看了很久,然后念出声来。念得很慢,像小学生读课文。
“念:
爸走了。你手术那天爸不在跟前,你别怪爸。爸没本事,钱凑不齐,只能出去挣。
红皮鞋是给你出院穿的。你妈说你脚长得快,我买了三十码,要是小了,你别扔,拿回去换。人家店里说了,没穿过的能换。
你要听你妈的话,别哭。医生说一哭心跳得快,对身子不好。爸不在,你妈一个人,你别让她操心。
爸挣够了钱就回来。你别等爸,好好念书。”
最后一行,隔了一段距离,另起一行,只写了两个字:
“爸”
苏念念完,把纸贴在脸上。
她没出声,肩膀在抖,抖得很轻。店里静着,外面街上有卖豆腐的在吆喝,一声一声,拖得很长。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这个人嘴笨,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过了会儿,她放下信,用袖子把脸擦干净,说:“老板,我小学的时候作文里写过我爸。”
“写的什么?”
“写他给我买鞋。”她说,“我们老师不信,说作文不能瞎编。我爸都十年不在家了,怎么可能给我买鞋。我说是真的,我家里有。老师让我拿给她看,我拿不出来。”
“为什么拿不出来?”
“我妈藏的。”她说,“我妈藏了十年,她不让我看。她说,看了心里就长草。”
她笑了下,眼睛还是红的。
我说:“你妈后来怎么跟你说的?”
“她跟我说,你爸是出去挣钱了,挣钱的人,不爱写信。”苏念说,“她还说,你爸这人不认路,兴许是走到哪个地方,看着那儿好,就住下了。”
“她从来没说他不要我。”
“没有。”苏念说,“她一次都没说过。”
她妈王秀云是2025年7月查出来的病。肝上的,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医生让住院,她住了四十天。苏念那时候刚上高三,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她妈的病房在六楼,走廊尽头。
“我妈清醒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苏念说,“她说,你爸要是在外头活着,他一定也在想咱们。他这个人,心里装事,就是嘴笨。”
我说:“那你怎么就想起找他了?”
“因为我妈走了。”她说,“我妈走了以后,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听见楼上有动静,以为是有人回来了。我下楼去看,是我们家那只猫。”
“我想,我连他长什么样都得靠照片记了。我妈走了,就再没人跟我说他了。”
“所以我想找着他。哪怕他不要我了,我也要当面问他一句,你为什么十年不回来。”
她说完这句,抬起头看我,眼睛很亮。
我把那沓汇款单推过去。
“你先看看这个。”
她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很慢。
看到“我做梦梦见我闺女穿红皮鞋”那张,她的手停住了。
看到“我攒了点钱,想回去了,又不敢回”那张,她把单子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看到“我听说咱们那片拆迁了,我找不到门了”那张,她眼泪就下来了,一滴一滴落在汇款单上,把蓝章晕开了。
最后一张,一百块,没有附言。
她把所有单子摞好,用那根断了的皮筋重新捆上,捆得整整齐齐。
“他每年都寄。”她说,“他每年都记得。”
“他不记得地址,但他记得我。”
我说:“你爸这些单子上的邮戳,都在一个地方。”
“青石县。”
“对。”我说,“城关。”
她抬头看我:“老板,青石县在哪儿?”
“邻省,两百多公里。”我说,“坐大巴得四个小时。”
她把汇款单收进布包,站起来,说:“我去。”
“什么时候?”
“现在。”
我说:“现在没车了。明天早上六点半有一班。”
她站在那儿,看着我,忽然说:“老板,你为什么帮我?”
我没马上答。
我指了指墙。
“最上面那张是你爸。”我说,“我贴了十年。”
然后我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压在一摞废纸下面,边角磨毛了,封口没粘。
我把信封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张纸。
那是一张寻人启事。打印的,用十年前报社那台激光打印机打的,字很小,纸已经黄了。
上面是一个男人,四十来岁,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很拘谨。
苏念凑近看:“这是谁?”
“我爸。”我说,“陈广福。1998年11月走的,说去天津港扛包,扛半年就回来。到现在二十八年。”
苏念的眼睛睁大了。
“他也没回来?”
“没有。”我说,“我妈等了二十七年,去年冬天走的。走之前还坐在窗户底下看楼下的路。”
我把那张纸重新塞回信封,压平。
“这张纸我打出来十年了。”我说,“一直没贴。”
“为什么不贴?”
“贴上去,就等于跟所有人说,他不会回来了。”
苏念没说话。
我看着墙上那一排纸,说:“这面墙上六十三张脸,我一张都没撕过。”
“为什么?”
“怕哪天有人回来了,看见自己那张没了。”
她抬起头,看着那面墙,看了很久。
我接着说:“我帮你,不是为了你爸。是为了我妈。她到死都没等到一个准信儿。”
“她这辈子就想要一句话,哪怕是句‘他死了’,她也好死心。”
“可她连这个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回家,小满刚从夜班下来,正在厨房煮面,头发乱的,眼圈发青。她看见我在客厅收拾包,问:“你干什么?”
“明天出趟门。”
“去哪儿?”
“青石县。”
她把锅盖一放,转过身来:“陈默。”
我说:“就一天,晚上回来。”
“你跟谁去?”
“苏念。”
“那个找爸爸的姑娘?”她把火关了,“你跟她去?你认识她几天?”
“三天。”
“三天你就跟人家跑两百公里?”她说,“你知道那边什么情况吗?万一是骗局呢?万一那边有人拉你去搞传销呢?”
我说:“不会。”
“你怎么知道不会?”
我说:“她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兜里就两百块钱,能骗我什么?”
小满看着我,看了很久。
她叹了口气,说:“你就是闲的。”
她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抽出一沓钱,拍在桌上。
“拿着。别让人家姑娘掏钱。”
我说:“我自己有。”
“我知道你有。”她说,“你那点钱留着给丫丫交下学期的。这个算我借你的,回来还我。”
她说完,转身继续煮面,背对着我,说:“路上小心。有事给我打电话,别不接。”
我说:“好。”
面煮好了,她给我盛了一大碗,还卧了两个鸡蛋。她自己那碗没鸡蛋。
五、青石县
第二天早上六点,天还没亮透,我在汽车站门口等她。
她来得早,站在灯底下,脚下放着一个布包,怀里抱着那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是红皮鞋。她把鞋抱得很紧,像抱一个孩子。
我说:“你怎么把它带来了?”
“我给他带回去。”她说,“他买的,他得亲手给我穿上。”
我说:“穿不上了。”
“穿不上我也得让他看看。”她说。
大巴车旧,座椅上的皮都磨破了,一股柴油味。车上人不多,前排有个抱孩子的女人,后排两个背工具包的瓦工,一路在讲工钱。
车出城,上国道,两边是玉米地,苗已经长到一人高,叶子在风里翻着白光。
苏念一开始不说话,抱着塑料袋看窗外。过了半个小时,她开口了。
“老板,你在报社干了多少年?”
“五年。”
“为什么走了?”
“报社黄了。”我说,“那时候纸媒不行,广告越来越少,工资发不出来。”
“你舍不得吗?”
我想了想,说:“舍不得的是那个楼。那楼里有我五年的日子。稿子我不可惜,我这人校对,一天看八万字,看完了什么也记不住。”
“那你为什么留着那块硬盘?”
我说:“不知道。可能觉得,那五年总得留个东西。”
她笑了一下,说:“你这人挺怪的。”
“我媳妇也这么说。”
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塑料袋,过了会儿,说:“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想什么?”
“想他长什么样。”她说,“我发现我想不起来他的声音了。照片我有,声音一点都想不起来。”
“我妈以前跟我说,你爸说话带点鼻音,一着急就结巴。”
“我试了好多次,就是拼不出来。”
我说:“等见着了,你就想起来了。”
她点点头,把脸转向窗外。
十点四十,车进了青石县城。
县城比我们那儿还小。一条主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墙上贴着瓷砖,有的掉了,露出水泥。街上的树是老杨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路边摆着水果摊、煎饼摊,一辆三轮车拉着煤球从我们旁边过,扬起一片灰。
我们在汽车站下车,问了一个扫地的老大爷,城关邮局在哪儿。
老大爷说:“往前走,过两个红绿灯,路东。”
邮局是那种老式的,玻璃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两个女同志。
我把汇款单拿出来,说:“同志,我们找个人,这些单子都是从你们这儿寄的,能不能帮着查一下地址?”
柜台后面的女同志看了看单子,说:“这个查不了。汇款单上的地址我们不留档,寄件人不写地址的多了。”
“那能不能查一下收款人的信息?”
“收款人是鄢守成,这个我们有。但寄件人的信息,系统里只有一个名字。”
“名字也行。”
她敲了几下键盘:“苏建国。就这一个名字,其他都空着。”
苏念站在我旁边,手攥着布包的带子。
我说:“谢谢。”
出了邮局,苏念说:“那怎么办?”
我说:“汇款单上有一句话,他在一个修车铺帮忙。”
“修车铺?”
“对。”我说,“县城不大,修车铺也不会太多。一家一家问。”
我们就一家一家问。
从汽车站往东,一路问过去。第一家是个卖电动车的,老板说不知道。第二家修自行车,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在补胎,说:“姓苏的?我们这儿没有姓苏的。”
第三家修摩托,两个小伙子,正蹲在地上拆发动机,油污一脸。我说找一个姓苏的老头,五十来岁,腿不好。一个小伙子说:“你说的是老苏吧?”
我心里一跳:“哪个老苏?”
“就那个,以前在‘老马修车’干过的,瘸一条腿的。”他说,“他早不干了,得有三四年了吧。”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小伙子说,“他那人不太爱说话,走了就走了。”
苏念的脸一下白了。
我说:“老马修车在哪儿?”
“往西,走到底,路南,一个大铁棚子。”
我们往西走。
走了二十多分钟,看见一个大铁棚子,棚子上挂着牌子:“老马修车·补胎·换电瓶”。
棚子里坐着一个胖子,四十来岁,穿着背心,手里拿着扳手。
我说:“师傅,打听个人。以前在你这儿干过的老苏,姓苏,一条腿不好。”
胖子抬起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苏念。
“你们找他干什么?”
“他闺女找他。”我说。
胖子愣了一下,把扳手放下,站起来。
“他闺女?”他看着苏念,“你是他闺女?”
苏念说:“是。”
胖子看了她很久,忽然“啧”了一声,说:“他跟我干过三年。2019年来的,2022年走的。”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胖子说,“2022年开春他就不来了,说腿不行,蹲不住。走的时候跟我借了五十块钱。后来我听人说,在县城里见过他,具体在哪儿,我也没问。”
苏念的肩膀往下塌了一点。
我说:“他走之前,说过什么没有?”
胖子想了想:“他说他找了个能坐着的活。”
“什么活?”
“修鞋。”胖子说,“他说老城区菜市场那边有个空位子,一个月三十块摊位费。我说修鞋能挣几个钱,他说够吃饭。”
“就他一个人?”
“一个人。”胖子说,“他那个人,话少。一天说不了十句。他就蹲在那儿补胎,一蹲一天。有时候晚上收摊了,他一个人坐在棚子外头抽烟,抽到天黑。”
“他有没有说过家里的事?”
胖子挠了挠头:“说过一回。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给他倒了杯酒,他喝了,忽然说,他有个闺女,学习好。我说那你回去看看啊。他说,等攒够钱。”
“攒够多少?”
“他没说。”胖子说,“他后来不喝酒了。他说喝酒误事。”
我心里沉了一下。
从铁棚子出来,天已经过午了。街上人少了,风大,卷着尘土往脸上打。
苏念站在路边,抱着那个塑料袋,一句话不说。
我说:“先吃饭。”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我说,“你不吃,下午走不动。”
我们找了一家小面馆,要了两碗面。她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慢,吃了一半就放下了。
我说:“别急。三年、四年、十年,咱们都追到这儿来了,不差这一天。”
她抬起头,说:“老板,我怕。”
“怕什么?”
“我怕找着了,是个空的。”她说,“我怕他早就……我怕我们问了半天,人家说,这个人前年没了。”
我说:“不会。”
“你怎么知道不会?”
我说:“因为他今年三月还寄了一百块钱。”
她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面。这次吃完了。
下午,我们沿街问菜市场在哪儿。
一个卖煎饼的往东边一指,说:“往前走,过了老电影院就是。那边有个瘸腿的老头,天天早上来我这儿买两个素包子,一个菜的一个肉的,肉的带走。”
“他今天来了吗?”
“来了。”摊主说,“六点多就来了,吃完就走了。”
我们赶到菜市场。
菜市场在老城区,一个大铁皮棚,里面一格格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豆腐的。这个点,人已经散了,地上都是烂菜叶和塑料袋,一股腥味。
靠东墙那个角,空了。
地上留着一块旧帆布,一个木头小箱子,箱子上了锁。
旁边卖干货的老太太正在收摊,看见我们,说:“找老苏?他今天收得早,四点多就走了。”
“他明天还来吗?”
“来。”老太太说,“他天天来,风雨不误。早上七点就到。”
我说:“他住哪儿?”
老太太摇头:“不知道。他不说。他就一个人,推着个小车来,推着小车走。”
苏念蹲下去,看了看那个木箱,没敢碰。
我说:“明天早上来。”
天黑了。我们在县城找了个小旅馆。三十块钱一晚,屋里一张床,一个铁皮柜,窗户关不严,风呜呜地响。
苏念住在隔壁。夜里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她房间的灯还亮着,门底下的缝里透着光。
我站在走廊上,抽了一根烟。
外面县城的路灯昏黄,一辆洒水车慢慢开过去,放着那段老掉牙的音乐。
我心里想:明天早上七点。
我把烟掐了,回屋。
六、修鞋摊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们就到了菜市场。
市场刚开门,卖菜的正在往里搬筐子,白菜、萝卜、土豆,堆得一地。地上湿的,扫过一遍,还是滑。
靠东墙那个角,空的。
苏念站在那儿,抱着塑料袋,一动不动。她昨晚没睡好,眼睛肿的,脸色白得像纸。
我说:“吃点东西?”
“不吃。”
“那喝口水。”
她接过我递的矿泉水,拧开,喝了一口,就一直攥在手里。
七点整,市场东头的通道口,进来一个人。
一个老人,推着一辆小车。小车是自己改的,两个自行车轮,上面架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帆布、木箱、一个小马扎。他一条腿不太利索,推车的时候身子往一边歪,走得很慢。
穿一件深蓝色的旧夹克,袖口磨破了,露着里子。头发全白了,剃得很短。脸黑,颧骨高,左边眉毛上有一道疤,很长,一直延伸到眼角。
他在离我们十米远的地方停下,把小车摆正,铺开帆布,打开木箱,把小马扎放好,坐下。
然后他从怀里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把一双手放在膝盖上。
那双手,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全是黑的。
苏念站在那儿,看着他。
看了足足有三分钟。
她没动。
我说:“过去。”
她说:“我腿软。”
我说:“我陪你。”
她深吸了一口气,把塑料袋往怀里紧了紧,往前走。
走到摊子前面,站住了。
老人抬起头。老花镜后面的眼睛眯了一下,然后又低下头,去摆他那些工具:锥子、剪子、线团、胶水、一小盒鞋钉。
苏念张了张嘴,没出声。
老人说:“修鞋?放那儿。”
苏念还是没出声。
我把她往旁边让了让,自己上前一步,说:“苏师傅。”
老人的手停了一下。
“我们是从临水来的。”
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眼睛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口枯井。
“临水大着呢。”他说,“你们找错人了。”
“苏建国。”我说,“城东祥和家园工地,2016年3月12号。你走的前一天晚上,找老蔫借了一百块钱,把一个塑料袋托给他,里面一双红皮鞋,一封信。”
老人的手,慢慢放下了。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
苏念在他面前蹲下去,蹲在帆布上,把那个塑料袋打开,把那双红色的小皮鞋拿出来,放在他面前。
开胶的那只,鞋头翘起来,蝴蝶结歪在一边。
老人低下头。
他看着那双鞋,看了很久,久到旁边卖菜的开始吆喝,久到有人来问“师傅修鞋多少钱”。
他没答。
他伸出手,把那只开胶的鞋拿起来,翻过来看鞋底,又翻回去看鞋面。
然后他说:“这鞋是我买的。”
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三十码。”他说,“人家店里说,三十码最后一双,打折。”
苏念的眼泪下来了。她跪在帆布上,仰着头看他。
“爸。”
老人抬起头。
他看着苏念的脸。
看了一秒。两秒。
然后他把脸转到一边去,说:“姑娘,你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苏念说,“我姓苏,我叫苏念。我妈叫王秀云。我八岁那年做过手术,胸口有一道疤。我小时候爱哭,一哭我妈就说,别哭,你爸回来该心疼了。”
老人的肩膀开始抖。
他用手按住膝盖,按得很紧,指甲都掐进肉里。
“我姓苏。”他说,“我姓苏。可我没有闺女。”
“你走的时候我八岁。”苏念说,“你买了红皮鞋,说让我出院穿。我出院那天没穿上,我妈说,鞋收起来了,等你爸回来再穿。”
“我等了十年。”
老人不说话了。
他低着头,两只手撑着膝盖,脊背弯成一个很陡的弧度。他的呼吸声很重,一下一下,像拉风箱。
旁边卖干货的老太太探头看,问我:“这是怎么了?”
我说:“家里的事。”
老太太识趣地缩回去了。
过了很久,老人抬起头来。他的眼睛红了,但没有眼泪。他这个人,连哭都是憋着的。
“你妈呢?”他问。
苏念说:“去年十一月,走了。”
老人的手,从膝盖上滑下来,垂在身体两侧。
他张了张嘴,问:“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十一月十七。”苏念说,“肝上的病。查出来到走,四个月。”
老人把头低下去,压得很低,几乎要贴到胸口。
过了有一分钟,他抬起头,说:“你们回去吧。”
“我这儿不是家。”他说,“我就是个修鞋的。”
苏念说:“我妈临走前跟我说,你爸要是还活着,他自己会回来。他要是没回来,你找着了也是个空。”
“我来了。”她说,“我不是要他养我。我都十八了,我能自己养自己。”
“我就是想问一句。”
“你为什么不回来。”
老人没答。
他把那双红皮鞋放在帆布上,摆正,然后拿起锥子,拿起线,开始缝那只开胶的鞋。
针一针一针地进去,一针一针地出来,线拉得很响。
他缝得很慢,手在抖,针扎了两次手,血珠冒出来,他在裤子上蹭了蹭,接着缝。
苏念跪在那儿,看着他缝鞋,眼泪一直流,一声不出。
我站在旁边,忽然开口了。
“苏师傅,我姓陈。”我说,“我爸叫陈广福。1998年11月,他去天津港扛包,说半年就回来。到现在二十八年,没回来。”
老人的手停住了。
“我妈等了二十七年。”我说,“去年冬天走的。走之前三天,她拉着我的手说,你爸要是回来了,你别骂他,他这个人不认路。”
“她到死都以为,他是迷了路。”
老人抬起头,看着我。
我说:“苏师傅,你是不认路,还是不敢回?”
老人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手里的鞋放下,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
“我不敢回。”他说。
“我走的时候跟她说,我去给孩子挣学费。”他说,“我走了十年,我连一双鞋都没给她买回来。”
“我空着手,我怎么回?”
他这句话说完,就再也说不出话了。他两只手捂着脸,肩膀一下一下地耸。
市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卖菜的吆喝,买菜的还价,有人推着三轮车从我们旁边过,铃铛响。头顶的铁皮棚被风吹得咚的一声。
苏念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背上。
她没有拍,就那么放着。
过了会儿,她开口了,声音很稳:
“爸,鞋我带来了。”
“你给我穿上吧。”
七、十年
他给苏念穿鞋。
苏念脱了运动鞋,把脚伸过去。他拿着那只漆皮小鞋,托着她的脚后跟,往里塞。
塞到一半,塞不进去了。
她的脚趾头挤在鞋头上,鞋帮卡在脚背。
他停住了。
“小了。”他说。
“嗯。”苏念说,“我长个儿了。”
他把鞋拿下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抹了抹鞋面。
“三十码。”他说,“我那年去商场,售货员说,三十码是五六岁孩子穿的。我说我闺女八岁。她说八岁得三十二码。我说,那就买三十码。”
“为什么?”苏念问。
“我说,买小了,她穿着紧,就想着快点好起来,好换大鞋。”他说,“这是我自个儿瞎想的。”
苏念笑了。她笑着,眼泪往下掉。
“爸,”她说,“你这人真笨。”
老人也笑了。那个笑很短,一闪就没了,可我看清了。
他把鞋收好,拿一张旧报纸包上,放进木箱里。
然后他站起来,收摊。帆布卷起来,木箱扣上,小马扎折起来,一样一样地放到小车上。
他做这些很慢,但很稳。
苏念要去帮他,他摆手:“我来,我来,你别动。”
他推着车,往市场外走。我们跟在后面。
他的住处在城郊,一片平房区,都是租给外地人的。一个小院,院里堆着废铁和旧轮胎,一间十来平米的屋子,一张床,一个旧电扇,一个掉了漆的柜子,墙上钉着一张日历,还是去年的。
他把车停在门口,进屋,把窗户推开,又把电扇打开,插上电水壶。
“坐。”他说,“地方小。”
苏念坐在床沿上。我坐在一个倒扣的木箱上。
屋里静了一会儿。
我说:“苏师傅,这些年,你怎么过的?”
他坐在小马扎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我走的那天晚上,坐的是夜班车。”他说,“到省城,再倒车,去了西边。那边有个老乡,说有个活,高空,一天三百。”
“干了八个月,挣了三万多。年底结账,包工头跑了,一分没给。”
“我在那边待到第二年春天,跟着另一个队,去了另一个工地。那年冬天,我从架子上掉下来。”
他说得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
“摔在水泥地上,这边这条腿,膝盖碎了。工地把我送到县医院,交了五千块钱押金,就不管了。我在医院躺了四十天,钱花完了,自己办了出院。”
“腿没接好。”他说,“走起路来,就往一边歪。”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一路往东走。”他说,“打零工,看大门,给人扛东西。2019年开春,碰见一个老乡,说青石这边有个修车的缺人,我就来了。”
“修了三年车,腿蹲不下去,老板嫌我慢,我就去修鞋。”
“修鞋好。”他说,“坐着,不累。”
苏念一直没说话,听到这儿,她问:“你有没有想过回来?”
老人沉默了很久。
“天天想。”他说。
“那为什么不回?”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钱包,人造革的,边角磨破了。他打开,从夹层里抽出一张照片。
照片是小学的集体照,一群孩子站在教学楼前面,最后一排最矮的那个,是苏念。照片被摸得发白,边角磨圆了。
“我天天看。”他说,“我天天想回。”
“我头两年不敢回,是没挣着钱。我跟她妈说了,我去挣钱,我说出去的话,我不能空着手回来。”
“第三年,我腿坏了,我更不敢回。我想,我这副样子回去,她妈得伺候我一辈子。”
“再后来,我攒了点钱,想回。”他停了一下,“那时候我写了一封信,写了两页纸,写好了,又撕了。”
“为什么撕?”
“因为我算了一笔账。”他说,“我欠她妈一个手术费,欠她一个十年。我拿着两千块钱回去,我怎么开口?”
我不说话了。
他把照片放回钱包,说:“我不是不想回。我是回不去。”
“我这个人,一辈子就会干一件事,就是干活。我以为我把钱挣够了,我就能挺着腰回去。”
“我没想到,钱这个东西,它不等人。”
苏念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
过了会儿,她说:“爸,我手术是五月做的。”
老人抬起头。
“钱是我妈凑的。”她说,“她把河沿村的老房子卖了,卖了三万二。我舅借了两万。村里给了一点,医保报了一半。”
“手术做得挺好。医生说,再晚半年就麻烦了。”
老人的嘴唇抖了一下。
“好了?”
“好了。”苏念说,“我现在能跑,能跳,体育课一千五百米我跑过第六名。”
老人看着她,眼睛慢慢红了。
“我以为……”他说,然后又停住。
“你以为我没了。”苏念替他说完。
老人没否认。他低下头,把手掌压在眼睛上。
“每年清明,我给我娘上坟,我都想着,也给你烧一张纸。”他说,“我不敢打听。我想,我要是打听着你没了,我这辈子就白活了。”
“我宁愿你活着恨我,也不想听见那句话。”
这句话说出来,屋里就没有声音了。
电水壶跳了闸,咕嘟响了两声。老人起身,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水。
他把杯子放在苏念手边的时候,手抖了一下,水洒出来一点。
苏念伸手,握住了他的手。
老人的手很凉,很硬,像一块晒干的木头。
“爸。”她说,“我妈没恨过你。”
“她一次都没说过你不好。”
“她跟人说起你,都说,孩子她爸出去挣钱了。”
“她每年过年,都多摆一双筷子。”
老人的眼泪,终于下来了。
他没有哭出声,就是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掉在他自己的手背上,掉在苏念的手背上。
他用另一只手去擦,越擦越多。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开着花,红得像一团火。风把院墙上的塑料布吹得啪啪响。
我拿出手机,给小满打电话。
她接起来,第一句是:“找着了?”
“找着了。”
“活着?”
“活着。”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
然后她说:“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我说,“带两个人。”
“两个人?”
“他跟他闺女。”
小满在那头叹了口气,说:“行吧。我给丫丫说一声。”
“说什么?”
“说家里来客人。”
她说完,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陈默。”
“嗯。”
“你爸的事,你别又想不开。”
我说:“我知道。”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我想起我妈坐在窗边的样子。她那时候已经看不见了,白内障,什么都看不清,可她还是天天坐在那儿,朝着楼下那条路。
她说:“你爸要是回来,从那条路上来。”
我说:“妈,他都走二十多年了。”
她说:“我知道。我就是坐坐。”
我抬头看了看天。青石县的天比我们那儿蓝一点,云走得快。
屋里传来苏念的声音,她在问:“爸,你吃饭了吗?”
老人说:“吃了。”
“吃的什么?”
“……馒头。”
“就馒头?”
老人没说话。
苏念说:“爸,我给你下碗面。”
老人说:“不用,不用。”
苏念说:“我会。”
我听见锅碗响。
我站在院子里,点了根烟,没抽,就那么夹着,看它自己烧完。
八、第六十四张
第二天早上,我们坐七点那班车回临水。
苏建国的东西不多:一个蛇皮袋,一个木箱,一辆推车。推车带不走,他送给了隔壁院子的一个收废品的。临走之前,他在那间十来平米的屋子里转了两圈,看了看墙上的日历,看了看那个电扇,最后把门锁上,钥匙交给了房东。
房东是个胖女人,问:“老苏,走了?不回来了?”
苏建国说:“回去了。”
“回去?”胖女人愣了一下,“你还有家?”
苏建国说:“有。”
胖女人看着他,又看看苏念,忽然笑了:“哎哟,这是你闺女?长得真像。”
苏建国没说话,但他把腰挺了一下。
车上,苏念坐在靠窗的位置,苏建国坐在她旁边。他把蛇皮袋抱在怀里,一路上都在看窗外。
过了收费站,路两边变成了我们那儿的杨树和一片一片的玉米地,他忽然说:“这路我走过。”
“2016年走的?”我问。
“嗯。”他说,“那时候这边还没修高速,走的国道,走了七个钟头。”
“我那时候一路上都在想,等我回来,得给孩子买点什么。”
他停了一下,说:“想了十个钟头,什么都没想出来。”
中午十二点半,车进临水。
下车的时候,苏建国站在汽车站门口,看着对面的楼,看了很久。
“变了。”他说,“都变了。”
“你走那年这儿还是个平房。”
“嗯。”他说,“那边是个卖烧饼的。”
我说:“现在是个手机店。”
他点了点头,把蛇皮袋提起来。
我们先去了我家。
小满特意调了班,在家等着。丫丫穿着她那条最好看的裙子,站在门口,看见我们上楼,躲到她妈背后去了。
我开门,说:“回来了。”
小满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都是面粉,说:“饭快好了。快进来。”
她看见苏建国,愣了一下,然后说:“大叔,进来坐。鞋不用脱,地脏。”
苏建国站在门口,不敢进。
他说:“我这一身脏。”
小满说:“脏什么脏,进来。”
他进来了,把蛇皮袋放在门口,自己在鞋垫上蹭了半天鞋底。
丫丫躲在门后面看他。
苏建国看见她,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全挤在一起,看着挺和善。
“几岁了?”他问。
丫丫小声说:“七岁。”
“七岁。”他说,“我闺女七岁的时候,也这么高。”
苏念在旁边说:“爸,那是我。”
“哦。”他愣了一下,然后自己笑了,“对,是你。”
那顿饭吃得很慢。
小满做了一桌子:红烧排骨、炖豆腐、炒青菜、一个鸡蛋汤。苏建国吃得很少,一直端着碗,低着头。小满给他夹菜,他就说“够了够了”,然后还是吃完了。
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说:“我十年没吃过家里的饭了。”
小满的手停在半空。
她说:“那以后天天吃。”
下午,苏念带他回了她们的家。
那是个老小区,六层楼,她们住在四楼,两室一厅,一间是苏念的,一间是她妈的。她妈的房间还留着原来的样子,床单没换,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
相框里是那张全家福。
苏建国站在房门口,没进去。
苏念说:“进去吧。”
他进去了,站在床边,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手,把床头柜上的相框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玻璃。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他说,“在工地那个没装修完的房子里,我让老蔫帮着按的快门。”
“我记得那天她哭,不肯照相。”苏念说,“你买了根冰棍才哄好。”
苏建国笑了。
“对。”他说,“奶油的,两块钱。”
三天后,苏念来我店里。
她穿了一件新衣服,是他爸给她买的,一件米色的外套,袖子有点长。
她说:“我爸昨天去河沿村了。”
“去上坟?”
“嗯。”她说,“我娘的坟还在。他买了一束花,跪在那儿,跪了半个钟头。”
“他跟我说,他这十年,最怕的就是回来的时候,看见两个坟。”
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说:“我说,现在只有一个。”
我说:“你妈的呢?”
“我妈葬在城西的公墓。”她说,“我爸说要给她立块碑,自己写碑文。”
“他写得出来吗?”
“他念到小学四年级。”苏念说,“昨天他在纸上写了半天,写了三个字:王秀云。”
“后面写不下去,他就坐在那儿,一直看着那三个字。”
她从布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柜台上。
“老板,这个,你帮我弄一下。”
我拿起来看。
是墙上那张寻人启事。
纸已经很脆了,从墙上揭下来的时候,边上撕掉了一小块。
“这张我想留着。”她说,“我贴在相册里。”
“行。”我说,“我给你过个塑,能放久一点。”
她点点头。
然后她转过身,看着墙上那块空了的地方。
六十三张脸,少了一张。
那块墙皮比别处白一些,四周还有旧胶带的痕迹。
“我爸说,他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是我妈。”苏念说,“他说,他要是早两年回来,还能见着她。”
“我说,你早两年回来,你可能连我都不想见。”
“他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那两年,还没攒够钱。”
苏念笑了笑,说:“他听完,坐了很久,然后说,你这孩子,说话真狠。”
我说:“你说得对。”
她说:“我随我妈。”
我从抽屉里拿出我爸那张旧照片,又摸出那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里那张黄纸我没用,太黄了,字也太小。照片还是那张,我十四岁那年拍的,他站在楼下的槐树底下,穿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很拘谨。
我在电脑上排好版,打字。
“陈广福,男,1998年11月离家,至今未归。身高一米七五,本地口音,左手小指少一截。有知情者请与家属联系。”
我打到“家属”两个字,停了一下。
然后我把“家属”删了,改成“家人”。
打印出来,我拿剪刀剪齐边,走出门,搬了个凳子,站上去,贴在墙上那块空白的地方。
六十四张。
我下来,看了一眼。
我爸的照片在最上面那一排,旁边是苏建国原来那张的位置。那张揭下来以后,留下一圈旧胶带的印子,像一个人的轮廓。
苏念站在我旁边,抬头看。
“老板。”她说,“你爸要是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先骂他一顿。”
“骂完呢?”
“骂完请他吃饭。”我说,“我妈说了,他这个人不认路。我给他买张地图。”
苏念笑了。
四点半,丫丫放学了,书包扔在长条凳上,跑出来看我贴的东西。
“爸爸,这是谁?”
“是爸爸的爸爸。”
“他去哪儿了?”
“他走丢了。”
丫丫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说:“那他也贴在这儿,别人看见了,就能送他回来?”
“对。”我说。
“那他要是回来了,是不是就又多一个爷爷?”
“是。”
丫丫认真地点了点头,说:“那这个爷爷,也爱吃排骨吗?”
我说:“不知道。他回来我问问。”
丫丫满意了,跑回屋里去写作业。
苏念站在门口,看着丫丫的背影。她手里捏着那张过了塑的寻人启事,边缘有点烫手。
她说:“老板,我走了。我爸还在家等我做饭。”
“他现在会做饭了吗?”
“不会。”她说,“他连盐放多少都不知道。他昨天煮了一锅粥,稠得能立住筷子。”
“我说,爸,你这十年都吃什么?”
“他说,馒头,咸菜,有时候工地上有汤。”
“我说,那以后我给你做。”
她说到这儿,忽然低下头,把那张塑封的纸抱在怀里。
“老板。”她说,“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谢你贴了十年。”
她说,“我妈贴了三年就不贴了。她不好意思。可你一直贴着,你也不知道那是谁。”
“我看见了。”我说,“我就觉得,万一呢。”
她笑了,推门出去,风把门上的塑料帘吹得哗啦一响。
八月初,苏念的录取通知书到了。省里的师范,小学教育专业。
那天她来店里复印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三份,一份自己留着,一份给她爸,一份她说过几天去城西公墓,放在她妈碑前面。
她爸那天也来了,推着一辆新买的二手三轮车,车上架着一块木板,木板上钉着一个木箱。
他在我店门对面租了个小位置,摆了个修鞋摊。
摊子上挂着一块纸板,用毛笔写的:
“修鞋、补胎、换拉链。”
字写得歪,但是很认真。
纸板旁边,用一根红绳,挂着一双红色的小皮鞋。
有人问他:“老师傅,这鞋卖不卖?”
他说:“不卖。”
“那挂着干什么?”
他说:“我闺女的。”
“你闺女小时候穿的?”
“嗯。”他说,“小了,没法穿了。挂着,让她看看。”
那人听不明白,摇摇头走了。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对面。
苏建国坐在小马扎上,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缝一只鞋。阳光从楼与楼之间斜着照下来,照在他的白头发上,照在那双红皮鞋上。
丫丫放学了,跑到对面去,喊了一声“苏爷爷”。
他抬起头,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
我回到店里,站在那面墙前面。
六十四张脸。
有走丢的老人,有跑掉的装修工,有找狗的老王,有找他媳妇的老李,有我爸,有曾经贴了十年、又被我亲手揭下来的苏建国。
我盯着最上面那张看了很久。
照片上,我爸站在槐树底下,笑得拘谨,左手揣在裤兜里。我小时候问过他,照相为什么把手藏起来。他说,手不好看。
他左手小指少了一截。在砖厂干活时被机器压掉的。从那以后,他从来不让人看那只手。
我妈说,他走的那天,穿的是一件新的蓝布褂子。
我想他现在可能还在哪个地方,穿着那件褂子,扛着包,走在一条不认识的路上。
他走的时候说,半年就回来。
他没回来。
但我知道,有些人不是不回,是回不来。
还有些人,只要一直有人找,他就会站在你面前,手里拿着一把锥子,抬起头来,说一句:
“鞋?放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