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叫徐开,在文化宫给盲人讲电影,讲了二十六年。
每个星期二下午两点,三楼东头的小放映厅,二十几张折叠椅,一场电影。屋子原来是舞厅,地上还留着当年的水磨石,中间磨出一片白,是跳舞的人一步步踩出来的。我们没换地板——盲人踩上去,脚底知道哪儿是中间。天花板上还挂着一只迪斯科球,早不转了,落了厚厚一层灰。老吴说拆的时候要把它摘下来,我说别摘,就让它挂着。它不亮的时候,也是一颗球。
文化宫是一九五八年盖的,苏式,红砖,门口四根柱子,柱子上头原先有石膏的麦穗,掉了一半。九十年代改过一回,加了录像厅、台球室、舞厅。舞厅火的时候,一晚上能卖两百张票。后来就一样一样地关,先是台球室,再是录像厅,最后剩我们这一间。
讲电影这行,行话叫口述影像。规矩三条。
第一条,不说听得见的。银幕上有人关门,你不能说“他关上了门”,声音已经替你说完了。你要说那是铁皮门还是木门,门轴缺不缺油,他关的时候用了多大的力气。
第二条,只说事实,不说判断。你不能说“她很悲伤”。你要说她坐在床沿上,把一张纸巾撕成八条,一条一条码在膝盖上。
第三条,留白。说得太满,听众就没有地方放自己的东西。
这三条我讲了二十六年,没破过。
我是一九九九年春天开始干这个的。那会儿文化宫还有个录像厅,放武打片,一块钱一场。老吴找到我,说残联要搞个“无障碍电影”,问我干不干。我说我连电影都没看过几场。他说,你不用看,你听。他给我放了一部《城南旧事》,让我听完讲一遍。我讲得乱七八糟,把英子讲成了个男孩。老吴听完说,行,就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讲的不是电影,是你自己看见的。我说我看不见。他说,那你就有得讲了。
老宋坐第三排靠窗,七十九,全盲,退休前修表。他耳朵比我毒。有一回我讲《霸王别姬》,说程蝶衣在后台卸妆,老宋在底下轻轻“啧”了一声。散场我问他。他说,卸妆的水声不对,那年头用的是凡士林,卸下来是闷的,不是脆的。我把这句记在本子上。这样的本子我有十七本,记的全是这类东西:哪一年的汽车喇叭是“嘀——”,哪一年换成了“呱呱”;哪一种搪瓷缸子磕在桌沿上是“当”,哪一种玻璃杯是“叮”。这些东西写不进讲解词,但它们在,我讲的时候就踏实。
王秀兰坐第一排,六十三,青光眼,还剩一点光感。她每回带一保温杯菊花茶,一包瓜子。她不嗑,她剥。剥好了放在手心里,散场分给旁边的人。她说电影里的声音太满,得有点自己的声音垫着。有一年放《马路天使》,放到周璇唱歌,她剥瓜子的手停了,停了整整一首歌。散场她说,这首歌她妈会唱。
有一年夏天放《活着》,放到福贵背着家珍回家,停电了。整栋楼一黑,机器停了,风扇也停了。二十几个人坐在黑里,谁也没动。过了大概五分钟,老宋说:“接着讲。”我就接着讲。我讲到福贵把家珍放在床上,讲到他把灯点上。讲完了,电还没来。王秀兰说:“这电影好看。”我说,还没放完呢。她说:“我知道。我是说你讲的这个好看。”后来电来了,我们把剩下的半场看完了。散场老宋说,还是停电那版好。
大李四十多,后天失明,以前开出租。他总问:“这个镜头多长?”他关心节奏。他说以前开车,绿灯亮之前那半秒最难熬。有一回我讲一个追车的镜头,讲快了,他在底下说:“徐哥,慢点。车还没到。”我把那段重讲了一遍。老吴在楼上骂我,说胶片都走过去了,你重讲给谁听。我说讲给大李听。老吴就不骂了。
小满二十六,志愿者,低视力,一米之内能看见人影。她负责做“画面描述”:把片子从头到尾看三遍,一格一格记下来,谁穿什么,谁坐在哪儿,光从哪边来。记完了录成音频给我。我对着时间码,把讲解词一句一句写出来。她有个毛病,爱下判断。她录到“他笑了,但是那种笑是给镜头看的”。我说,删掉后半句。她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后半句是你的,不是他的。
老吴是放映员,五十五,这栋楼里最后一个会修三十五毫米机器的人。他的放映间在二楼,机器一响,整栋楼跟着抖。他说这叫“有肉”。他这些年到处化缘,找残联要一点,找街道要一点,找以前看过电影的老观众要一点。有一年冬天他抱回来一台除湿机,说胶片怕潮。除湿机比我们所有人都金贵。
今年三月,街道在文化宫门口贴了张纸。红头,黑字,一个“拆”字印得比别的字都大。老吴把它撕下来,贴到放映间墙上,说,行,那就放到拆的那天。
二
五月,小满抱来一个硬盘。
“吴师傅,有个片子,想在咱们这儿放。”
老吴接过去看标签:“《过桥》。哪年的?”
“去年的。导演是个新人,女的,叫林知遥。入围过一个小电影节,没得奖,也没上院线。”小满说,“她托人找到我,说不要钱,就想放给盲人看一场。”
我正在写讲解词,笔停了。
“讲什么的?”老吴问。
“一九九八年,江城,发大水。”小满说,“一个女孩在桥上,碰见一个男孩。”
小满又说:“片子不长,八十七分钟。里头没什么台词。男孩话多一点,女孩几乎不说话。”
我说:“那不好讲。”
她说:“为什么。”
我说:“话少的片子,讲解员容易多嘴。”
我把笔放下了。
“哪座桥?”
“解放桥。”
“哪个月?”
小满翻了翻手机:“八月。八月十七号。”
我说,放吧。
老吴看了我一眼。他这个人不爱多问,但他看了我一眼。
他把硬盘放在桌上,说:“这名字取得好。过桥。”
我说:“怎么好。”
他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他这个人,一辈子没说过几句像样的话,这句算一句。
三
片子是星期四晚上送来的。老吴说先试一遍,机器得走一走。
那天下雨,文化宫没人。我一个人坐在第三排,老吴在楼上开机。
片头没有音乐。先出来的是水声——不是江水,是雨,雨打在油毛毡棚顶上,密,闷,中间隔一会儿“嗒”一声,是屋里有人在用盆接漏。
我坐直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号,江城下了四天雨。江水漫过堤,解放桥下的水面离桥板还有一米二。那天下午,我在桥上。
片子里的女孩十三岁,穿一双塑料凉鞋,走路的时候右脚有点拖。她家在桥西棚户区,父亲下岗以后在江边扛包,母亲五月走了。这些是小满后来写在纸上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时候我只听见她的脚步,拖鞋底打在水泥地上,一下,一下,拖。
她走到桥中间,停住了。
停了很久。
然后有铁栏杆的声音——手抓上去,脚踩上去,人翻过去。风大,她的头发打在脸上,啪啪的。
我在黑暗里攥住了扶手。
片子放完,我坐着没动。老吴在楼上喊:“徐开,怎么样?”
我说:“再放一遍。”
第二遍我带了本子,记时间码。第三遍我把本子合上,只听。第四遍我没放,我坐在那儿,把片子里的声音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雨声有三层:最上面是打在铁皮上的,脆;中间是打在油毛毡上的,闷;底下是屋檐往下滴的,一滴一滴,慢。这三层叠在一起,就是一九九八年。我认得这个声音,就像认得自己的名字。
我听见了很多东西。我听见导演在雨声里藏了一声蝉,很轻,只有两三秒,是在雨停的那个空当里。我听见女孩的凉鞋在桥面上打滑的时候,鞋底和水泥之间有一声很短的“吱”。我听见男孩说话之前,先咽了一口唾沫。
这些声音,二十七年了,我没听见过第二回。
我在放映厅里坐到十点。老吴下来,问我怎么样。我说好。他说,好就放。他关了机器,锁门。走到楼下,他忽然说:“徐开,那个男孩,你认识?”
我说:“不认识。”
他说:“哦。”
他没有再问。他这辈子,只问一遍。
四
一九九八年,我二十五。
我妈是五月十九号走的。她走之前半个月,已经不大认人了,但她认得莲蓬。她一说莲蓬,我就去桥头买。卖莲蓬的老太太认得我,她说,又给你妈买?我说嗯。她说,你妈有福气。我说是。她说,一块钱三个,我给你四个。
我妈走的那天,我把四个莲蓬剥了,放在碗里。她没睁眼。我在她床边坐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碗里的莲子已经发黄了。我端出去倒的时候,巷子里的猫围过来。我把碗放下了。
我妈这辈子没照过几张相。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看不见好,看不见心静”。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是在安慰我,还是在安慰她自己。我七岁瞎了以后,她再没在我面前哭过。她只在切洋葱的时候哭。所以八月十七号那天,我说那个女孩哭得像切洋葱——那是我唯一见过的、我妈的哭。
六月,我学按摩的那家店关了门,师傅回了黄陂。我在江边租了一间七平米的房子,房顶是石棉瓦,下雨的时候像有人在上头炒豆子。房东是个哑巴,收房租的时候不敲门,他在门外跺三下脚。我听得出来是他,别人跺脚是“咚咚咚”,他是“咚、咚、咚”,中间隔着一样的空。
八月十六号,我去码头买票。售票处的窗口很低,我弯着腰。里面的人问,去哪儿。我说宜昌。她说,几张。我说一张。她说,晚上十一点。我说,还有别的吗。她说,就这一班。我说,那就要这一班。
我把票揣在兜里,走出售票处。太阳很大,江面上反光,我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眼睛外头有一层热。我在台阶上坐了很久,把票摸出来,摸它的边,摸它上面的字。票上的字是油墨印的,摸不出来。我摸的是它的形状。
回来我收拾了一个包。包不大,装得下两身换洗衣服,一双鞋,我妈的一张照片。照片我看不见,我摸得出来,是硬的,边上有个角卷了。我把它夹在一本盲文书里。那本书我到现在也没翻开过。
八月十七号,我从早上走到下午。我走过江汉路,走过民生路,走过我学按摩的那条巷子。巷子口有个卖凉面的,他认得我,喊我吃面。我说不饿。他说,你脸色不好。我说,天热。
我走到解放桥的时候,差不多四点钟。
我上桥不是为了救人。
我上桥,是因为我听说那桥的栏杆只有一米一,人坐上去,脚一蹬,就下去了。
我在栏杆上坐了一会儿。雨小了,江面上有船。我听见七条。第三条船上有个小孩在哭,哭一阵,停一阵,像被什么吓着了,又不敢大声。第一条是货船,吃水深,机器是“突突突”的;第二条是渡轮,靠岸的时候会“当”一声;第三条最小,是条划子,桨在铁环里磨,吱呀吱呀。
我那时候想,我要是不在了,这条江还是这样响。这个念头很怪,它没让我更想死,它让我有点舍不得。
然后我听见有人翻栏杆,离我大概二十米。
我第一个念头是:别。
第二个念头是:有人陪我。
我在那儿坐了大概半分钟。半分钟很长。我听见她抓着栏杆,听见她喘气,听见她脚底打滑,听见她停下来了——不是下来了,是停在栏杆外面,抓着。
我开口了。我说,今天卖莲蓬的老太太没来。
她没说话。
我说,她每回都在桥头,坐在那个水泥墩子上,一块钱三个,剥好了递给你。今天没来。她孙子发烧,我听见她跟人说的。
她还是没说话。
我说,你哭的声音,跟我妈切洋葱的时候一样。
她“扑哧”一声。
我这辈子听过很多声音。那一声是最好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一直在等一个人跟她说话。不是等一个道理,就是等一个人。而我那天开口,一半是为了她,一半是为了让我自己别动。
我一直没告诉她,我坐的那根栏杆,也是外侧。
五
片子放到四十分钟,我听见一句台词。
女孩问:“你怎么知道有七条船?”
男孩说:“我听的。”
女孩说:“你骗人。”
男孩说:“我是瞎子。”
我在放映厅里,把手从扶手上拿下来,又放上去。
那句话是我说的。那句“我是瞎子”,是我说的。我说的时候笑了一下,因为我知道这句话在这种时候好用——它能把一个想死的人按住,比什么道理都管用。
小满的录音在我手机里。我按到那一分钟。
她念:男孩,十六七岁,蓝衬衫,看不清脸。镜头一直在后面。
我又往后按了一点。
她念:男孩的脸,全片没有出现。导演没有拍。
我把录音关了。
六
第二天小满来送台本。我问她,这个导演,你见过吗。
“见过一次。瘦,不爱说话,抽烟。”她说,“她问我,盲人看电影,最在意什么。我说,最在意讲的人诚不诚实。”
“她怎么说?”
“她说,她就怕不诚实。”
我把台本推给她,让她翻到最后一页,念片尾字幕。
“导演,林知遥。编剧,林知遥。摄影……”她念了一长串,停了一下,“哦,有一行字。”
“什么字。”
“献给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号,解放桥上的那个人。”
我没说话。
小满说:“徐老师,这片子是不是……”
我说:“你把画面描述再录细一点。男孩那件蓝衬衫,是深蓝还是浅蓝,领子翻没翻,袖子挽到哪儿。”
“录音里没有。”她说,“片子里看不出来,一直是逆光。”
“那就照实说。”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想给老吴打电话,说片子别放了。我想了三个理由:机器老了,片子太长,拷贝不干净。三个理由都站不住。
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是怕片子。我是怕那四十七秒。
那四十七秒,我在家里放着听。小满给我拷了一份音轨,就那一段。我听了十几遍。我听见风,听见他脚底下的水泥,听见他咽唾沫。我听不见他的心跳。我自己的心跳太响了。
七
那天夜里,我给小满打电话,问她要导演的电话。
她给了我一个号码。我让她把号码写成大字,用圆珠笔,描三遍,描出凸痕来。她描完了,把纸给我,我用手指头把那个号码摸了一遍。
我拨了。响了两声,我挂了。
第二天晚上我又拨。响了一声,我挂了。
第三天,我写了一封信。我让小满替我写,我说,她写。
我说:林导演,我是文化宫讲电影的徐开。你的片子,我们要放。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
写到这儿,我说,停。
小满停住了。她等了一会儿,说:“徐老师,下面呢。”
我说:“下面没有了。”
她说:“那不叫信。”
我说:“就叫信。”
她把纸撕了。撕得很慢,撕成一条一条。
她撕纸的声音很轻。轻得像电影里雨停的那七分钟。
八
我姐是六月来的,提着一保温桶排骨汤。
她比我大三岁,在江北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紧。她进门先摸我的窗台,看有没有灰。她一直觉得我过得不像个人。
我姐叫徐红。我七岁瞎的,那年她十岁。我瞎了以后,她就不上学了,在家带我,带了五年,十五岁进纺织厂。她一直觉得,我这辈子是她没带好。
她不知道,我七岁那年,是我自己要去捡那个二踢脚的。没人让我去。我听见它没响,我以为它哑了。
“徐开,阳光家园那边我又去问了。”她说,“两人间,有护工,一个月两千八,我出一千五。”
“我不去。”
“你五十二了。”
“我五十二,不是八十二。”
“你一个人住这儿,哪天摔了,谁知道?”
“我摔了会喊。”
“你喊谁?”
我没接。她把汤倒出来,碗搁在我手边,往我这边推,推到我的指头碰着碗沿。
“你在那儿讲电影,”她说,“一个月多少钱?”
“一千二。”
“一千二。”她重复了一遍,“你给一屋子瞎子讲电影,一个月一千二。”
“他们不是‘一屋子瞎子’。”我说,“老宋修表修了四十年,你的表停了他听一眼就知道哪儿卡了。王秀兰以前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一个人看三十二台机器。大李开出租二十年,江城的巷子没有他没走过的。他们比你见过的世面多。”
她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汤要凉了。”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听见她把保温桶的盖子拧紧,又拧松,又拧紧。
“你那个电影,”她说,“讲完了给我也讲一场。”
“你看得见。”
“我看得见,我也想听。”
九
《过桥》定在六月二十四号,星期二,最后一场。
文化宫七月十号拆。
那半个月,我天天在放映厅里练。老吴把机器开着,不带片,让它在后头空转,嗡嗡的,我就在这个声音里讲。
讲到最后一场戏,我讲不下去。
最后一场戏是这样:女孩翻回栏杆里头,蹲在地上,肩膀一抖一抖。男孩站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说“我走了”,转身,往桥东走。镜头跟着他。他走得很慢,蓝衬衫被风吹起来。走到桥头,下台阶,进巷子,拐弯。镜头没有跟进去,停在巷口,三秒。然后切到江面,水很浑,一只红塑料盆漂过去。
小满录:男孩的背影,走了四十七秒。全片最长的一个镜头。
我练到“他转身”就停。
老吴在楼上的观察窗敲了敲:“徐开,怎么回事?”
我说:“这段不好讲。”
“哪儿不好讲?”
“他走的时候,”我说,“我得说他脸上是什么表情。”
老吴没听懂。他说:“他不是没脸吗?”
我说:“对。他没脸。”
练到第七天,老吴下来,坐在最后一排听。听完他说:“徐开,你讲别人的时候,声音是平的。讲这个,你的声音在抖。”
我说:“天热。”
他说:“六月的天,你抖什么。”
我说:“那你别听。”
他说:“我得听。我得知道你行不行。”
我说:“我行。”
他说:“你不行也得行。就这一场了。”
小满那天也在。她坐在第一排,说:“徐老师,你可以不说表情。你就说他走到了哪儿。”
我说:“不行。这一段必须说表情。全场都在等这个。”
她说:“那你打算怎么说?”
我说:“我还没想好。”
其实我想好了。我只是说不出口。
那天晚上我回家,把讲解词又抄了一遍。我抄到“他走得很慢”就停了。我把笔搁下,摸黑坐了很久。窗外有人在打麻将,哗啦哗啦的。我听着那个声音,忽然想:那天在桥上,我要是真走成了,这世上就少一个人听麻将声。
这个念头很轻,轻得不像话。可它就是把我按住了二十七年的东西。
十
六月二十号,我去了趟解放桥。
二十七年,我没去过。江城不大,我闭着眼睛也能从文化宫走到江边,但我一走到堤上就拐弯。我绕着走。我姐不知道,小满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去了。我坐公交,四站路,在“解放桥”这一站下。报站的声音换了,是个女声,很年轻,普通话说得太标准。我下车,往江边走。
桥还在。桥面加宽过,多了两车道。栏杆换了,从铁的换成了不锈钢的,摸上去凉,没有锈,也没有缝。我沿着栏杆走,走到中间。我数步子,从桥东头走到那个位置,三百一十四步。这个数我记着。
我停下来。
江面上没有船。
我听了很久。没有柴油机,没有划子的桨,没有渡轮的“当”。有一条观光船过去,放的是一段录音,录音里有解说,说这是江城最美的夜景,请游客朋友们往左看。
我扶着栏杆。栏杆是一米一。我量过。当年我是坐在上面量的。
我朝桥墩的方向听。桥墩底下还有回音,空的那种。那道缝还在。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二十分钟。有一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去,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问:“大爷,您要帮忙吗?”
我说不用,我听听。
他说:“听什么?”
我说:“听水。”
他说:“水有什么好听的。”
我说:“水好听。”
他走了。
我站到天黑。桥上的灯亮起来,我听见电流的声音,很细,嗡嗡的。我听见有人在桥上跑步,鞋底打在柏油上,一下,一下。我听见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放音乐,是那种小区的广场舞。
我往回走。走了三百一十四步。
回去的公交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座桥还在,但那条江不在了。我要讲的那条江,只在我耳朵里。我不讲,它就没了。
十一
六月二十四号,下午两点。
来了二十七个人,比平时多。老宋,王秀兰,大李,还有几个我听着耳生,可能是别处来的,也可能是小满在网上发了消息。
后排靠门的位置坐了一个人。我听见她坐下,椅子响了一声,然后就没声音了。她不咳嗽,不动,不剥瓜子。她把包放在腿上,拉链没拉严,金属扣碰到布,响了一下。
两点整,老吴在楼上喊:“走了啊。”
灯灭。机器响。
片头,雨声。
我对着话筒说:
“一九九八年八月,江城。雨下了四天。江水离桥面还有一米二。”
“画面是黑的。黑里有一只手在擦玻璃,擦不干净,外头全是水。这只手是女孩的。她十三岁,指甲缝里有泥。”
“她家在桥西棚户区,屋顶是油毛毡,压着砖。她父亲下岗三个月了,每天去江边扛包,晚上回来,肩膀上两道红印子。她母亲五月走的,走的时候带走一只皮箱,留下一件毛衣。”
“女孩在收拾东西。她把毛衣叠好,放进柜子最底下,又拿出来,抱在怀里,坐了一会儿。”
“她出门。穿塑料凉鞋,右脚有点拖。她没打伞。”
“她往桥上走。”
“桥上有积水。她踩过去,水花溅到小腿上。她走到桥中间,停下来。她把手放在栏杆上,试了试,栏杆是湿的。她把书包放在地上,一只脚踩上栏杆底下的横档。”
“她翻了过去。她站在栏杆外面,两只手抓着栏杆,脚踩着桥沿。”
“她往下看了一眼。”
“水是黄的。水面上漂着树枝、泡沫、一只拖鞋。桥墩那儿有一个漩涡,转得很慢。”
我讲到这儿,底下有人吸了一下鼻子。是王秀兰。
“她站了很久。她开始哭。她哭的时候不出声,只是肩膀在动。”
“然后,一个男孩从桥东走过来。”
“十六七岁,穿一件蓝衬衫,袖子挽到小臂。他走得很慢,手插在裤兜里,头微微侧着,像在听什么。”
“他停下来。他没看她。他在离她二十米的地方,坐到了栏杆上。”
“他的脚在外侧。”
底下有人动了一下。是老宋。
“他说:今天卖莲蓬的老太太没来。”
放映厅里很静,只有雨声。
“他说:她孙子发烧。”
“他说:你哭的声音,跟我妈切洋葱的时候一样。”
王秀兰笑了。她的笑很短,像被什么掐住了。
“女孩也笑了。她笑的时候,抓着栏杆的手松了一下。”
“男孩说:江上有七条船。第三条船上有个小孩在哭。他说:风里有柴油味,要下雨了。他说:我是瞎子。”
“女孩说:你骗人。”
“男孩说:我骗你干什么。我要是看得见,我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女孩不说话了。”
“她翻回来了。”
“她蹲在地上。男孩站在她旁边,没有碰她。”
“他从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放在她旁边的地上。是三个莲蓬。”
“他说:我走了。”
“他转身,往桥东走。”
“镜头跟着他。”
“他走得很慢。”
我停了一下。
按本子,接下来该说:蓝衬衫被风吹起来,走到桥头,下台阶,进巷子,拐弯,镜头停在巷口三秒。
我张了张嘴。
我停了三秒。这三秒里,我听见底下二十七个人的呼吸。老宋的呼吸是慢的,他肺不好。王秀兰的呼吸是浅的。大李的呼吸最重,他紧张的时候就这样。还有后排那个人的呼吸,很轻,轻得像怕被人听见。
我想,我可以不说。我可以就说:蓝衬衫,逆光,镜头停在巷口,三秒。然后说:全片完。灯一亮,大家鼓个掌,散场。这件事就过去了。
我说:
“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这个镜头跟了他四十七秒。他的背,他的后脑勺,他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重一点。风把他的衬衫吹起来,又落下去。”
“我们看不见他的脸。导演没有拍他的脸。”
“因为导演也没有见过他的脸。”
底下有椅子响。
“那天,那个男孩也在栏杆上。”我说,“他坐的那根,也是外侧。他兜里有一张火车票,晚上十一点的。他在那儿坐了很久。他听见有人翻栏杆,第一个念头是别,第二个念头是,有人陪我。”
“他跟她说了很多话。他说莲蓬,说船,说洋葱。他说这些,一半是为了她,一半是为了让自己别动。”
“他有一句话没有说。他差一点就说出来了。他差一点说——那你就跳吧。”
“他没有说。他咽回去了。他咽了二十七年。”
“这个男孩,”我说,“是我。”
放映厅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机器在楼上转。银幕上,江面很浑,一只红塑料盆漂过去。
我听见后排靠门的位置,那个不剥瓜子的人,哭了。
她没有出声,只是呼吸变了一下。隔着二十几排椅子,我都听得见。
十二
灯亮了。
老宋第一个说话。他说:“徐开。”
我说:“嗯。”
“你讲早了半拍。”
我笑了一下:“哪段?”
“最后那段。”他说,“你应该等他拐弯了再说。他还没拐弯,你就把自己说出来了。急了。”
“下次改。”
“没有下次了。”老宋说,“楼要拆了。”
小满站起来,说:“今天导演也来了。林知遥。”
底下一阵椅子响。有人说,哦,导演来了。
林知遥从后排走到前面。她走得很慢,走三步,停一下,像是不知道脚该往哪儿放。
她站在银幕底下,说:“谢谢大家。我想听听意见。”
大李第一个举手:“导演,最后那个镜头,为什么那么长?”
她说:“因为我舍不得剪。”
大李说:“四十七秒。你其实可以三十秒。”
她说:“我试过三十秒。剪完以后,那个人走得太快了。他走快了,就像他不在乎。他不是不在乎,他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大李“嗯”了一声,坐下了。
王秀兰说:“导演,我问一个。那个男孩后来怎么样了?”
林知遥说:“我不知道。”
王秀兰说:“你怎么会不知道。”
林知遥说:“我拍的是那天。后来的事,我没拍。”
王秀兰说:“那你就不好。你把人家一个人扔在桥上。”
底下一阵笑。林知遥也笑了,笑得眼睛红了。
老宋说:“我说一句。雨声不对。”
林知遥愣了一下:“哪一段?”
“女孩出门那一段。”老宋说,“一九九八年,棚户区的屋顶是油毛毡,雨打上去是‘噗’的,闷的,不是‘啪’的。你那个‘啪’,是打在瓦上。江城那年,棚户区没有瓦。”
放映厅里安静了几秒。
林知遥说:“我回去改。”
老宋说:“改不了也不要紧。片子是好片子。”
王秀兰把手心里的瓜子分给旁边的人。分到我这儿,她说:“小徐,吃瓜子。”
我说我不吃。
她说:“吃。今天得吃。”
我接过来,剥了一颗。瓜子皮很薄,一捏就碎。
林知遥走过来了。她的鞋跟很轻,走三步,停一下。我听见她在我面前站住。
“徐老师。”她说。
“嗯。”
“我叫林知遥。”
我说:“我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在包上,拉链被她捏得响。
“最后那句话,”她说,“我拍了三遍。三遍都拍了,最后剪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敢。”她说,“我怕拍出来,就变成我在怪他。”
“他不该被怪。”我说,“他那天做的,比他能做的多。”
“你怎么知道?”她说。
“因为我在那儿。”
她不说话了。
过了很久,她说:“那天我听见他停了一下。就一下。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也在想,如果他说了那句话,我就松手。”
“他没说。”
“他没说。”她说,“所以我拍电影。我想让那一下就只是一下,不是别的。”
我想起我那条规矩。第三条。留白。
那天在桥上,我留了白。她在那个白里,放了二十七年。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是那张火车票,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七号,晚上十一点,江城到宜昌。纸都软了,边角起了毛。
我把它递过去。
她接了。她摸那张票,摸得很慢,像在摸一样她认得又不敢认的东西。
“你没走。”她说。
“没走。”我说,“那趟车我误了。第二天我在江边找了个扛包的活。后来去了盲校,学了按摩。再后来,街道让我来文化宫讲电影。”
“讲了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她把票还给我。她的手指碰到我的手,凉的。
“徐老师,”她说,“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那天听见的江?”
我说:“我看不见。”
“你听得见。”
我想了想。
“江在桥底下,是闷的,像一床湿棉被。”我说,“船过去以后,水要过一会儿才响,那是浪回头。桥墩底下有回音,空的那种,说明桥墩上有一道缝。雨点打在江面上,声音是散的;打在船篷上,是脆的。那天下午四点二十,雨停了七分钟。江面上什么声音都没有,静得能听见很远的地方有人喊孩子回家吃饭。”
她听完,说:“我的电影里,江一直是响的。”
“那不对。”我说。
“那不对。”她说。
她走了。走三步,停一下。
小满送我出门。她走在我左边,替我挡着车。走到路口,她忽然说:“徐老师,那个电影,你早就知道是你了,是不是。”
我说:“是。”
她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说了,电影就变成我的了。”
她想了想,说:“那现在呢。”
我说:“现在它还是她的。我只是讲。”
十三
七月十号,文化宫拆。
前一天下午,我们放了最后一场。还是《过桥》。还是那些人,多了三个。
这一回,我讲到了拐弯。
“他走到桥头,下台阶,进巷子,拐弯。镜头没有跟进去,停在巷口。停了三秒。然后切到江面。水很浑,一只红塑料盆漂过去。”
“全片完。”
灯亮了。
老宋站起来,说:“这回对了。”
我们往外走。老吴在楼上关机器。机器停了以后,整栋楼反而响起来——是空的那种响。
老吴从楼上下来,怀里抱着那颗迪斯科球。他说:“我抢出来了。”
我说:“你抱它干什么。”
他说:“这是个念想。新地方挂上。”
后来搬的时候,球碎了。他没告诉我,是小满说的。小满说,老吴蹲在地上捡了半天,一片一片捡,捡完了装在一个茶叶罐里。
出了文化宫的门,太阳很大。我听见树上有蝉,听见马路对面有人在卖西瓜,刀切下去,脆的。
小满扶着我下台阶。她说:“徐老师,你脸上有个东西。”
“什么东西?”
“眉毛中间,有一道疤。”
“我知道。”我说,“七岁那年炸的。二踢脚。”
“不是。”她说,“是晒的。你脸上晒脱皮了,就中间那块没脱,一道白的。”
我说:“那道疤我摸得着,我不知道它晒不晒。”
小满说:“那我以后告诉你。”
我说好。
老宋在后面喊:“徐开,下个星期二呢?”
我说:“下个星期二,换个地方。”
“哪儿?”
“街道说,把社区活动室给咱们。小一点,坐得下二十个人。”
老宋哼了一声:“二十个人。那得挑。”
“挑吧。”我说,“你挑。”
我们往巷子口走。我姐站在那儿,提着一个保温桶。她每个星期二都来,站在巷子口,不进来,也不走。她以为我不知道。
我说:“姐。”
她说:“讲完了?”
“讲完了。”
“讲得怎么样?”
“还行。”
她说:“回家吃饭。”
我说好。
走了两步,我又说:“姐,下个星期二,你进来听。”
她没说话。保温桶的盖子,拧紧了,又拧松,又拧紧。
“行。”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