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摘手套
婚礼在城西的「海悦厅」,水晶灯下摆了三十六桌。
我穿着婚纱站在台上,手心里全是汗。手套是缎面的,不透气,我早上试了三次才戴稳——做我们这行的,手比脸重要,平时连指甲都不留。
司仪说:「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
周砚礼接过戒指,却没碰我的手指。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的手举起来,举到灯下,举到三十六桌人的眼前。
然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那副手套一只一只剥了下来。
「她这双手,」他说,声音很稳,「天天摸死人。」
大厅安静了三秒。后排有人笑出了声,又赶紧捂住嘴。
「我没办法跟这双手过一辈子。」他把手套丢在地上,像丢两块抹布。
我看着自己的手。指节有点粗,虎口有一道旧疤,是十四岁那年被船绳勒的。指甲剪得很短,指腹上一层薄薄的茧——握修复刀握出来的。
这双手送走过四百多个人。给他们洗脸,梳头,把歪掉的鼻梁扶正,把睁着的眼睛合上,把嘴角往上提一点,让家属最后看见的不是恐惧,是「他睡着了」。
现在这双手被举在三十六桌人面前,像一件脏东西。
主桌上,罗美娟端着茶杯没站起来。她把杯盖挪了挪,刮了两下茶沫。那声音很小,在安静的大厅里却听得清楚。
我忽然明白,这件事她早就知道。
我妈在第三桌站起来了,又被我舅按住。
我把手放下来,从周砚礼的西装口袋里摸出那枚戒指——他自己的那枚,他一直没戴。我把它放进他掌心,合上他的手指。
「那就不结了。」我说。
麦克风还开着,声音传得很远。有人开始录视频。我听见有人在尖叫,有人在说「疯了吧」。周砚礼的脸白得像殡仪馆的墙。
我转身走下台。婚纱下摆太长,我提起来,露出脚上那双白色平底鞋——我早就知道今天要走很多路。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他站在原地,手还保持着那个姿势,掌心朝上,像在讨要什么。
那天晚上我回了殡仪馆。
值班室的灯是坏的,一闪一闪。老麦在躺椅上打盹,听见我开门,眼皮都没抬:「婚纱呢?」
「扔了。」
「可惜。」他说,「租一天八百。」
我戴上手套,去冰柜里接下午送来的一位老人。老人是在睡梦里走的,脸很平静,家属只求「看着像睡着」。
我给他洗脸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不是难过,是冷。海悦厅的空调太足,我在那儿站了一个多小时,裙子是露背的。
老麦走过来,从后面握住我的手腕,把抖压下去。
「稳住。」他说,「手抖,家属就慌。」
我稳住了。
夜里十一点,手机响,是周砚礼的号码。
「奶奶不行了。」他声音哑得厉害,「在县一院,她一直喊你的名字。」
我站在门口,风从后山下来,带着草木和湿土的味道。
「周砚礼,」我说,「你刚才在台上,把我的手套扔了。」
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求你。」他说,「她八十九了。」
我去了。
县一院的老病房在六楼,走廊尽头。老太太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手背上全是针眼。
我进去的时候她闭着眼。罗美娟站在床边,一身黑,头发一丝不乱,看见我,脸沉了一下。
「你来干什么。」
「她喊我。」我说。
老太太忽然睁眼,浑浊的眼珠在灯下转了转,落在我手上。
她伸出那只没插针的手,抓我。
我走过去,把手递给她。她握得很轻,像握一片纸,然后笑了,气声从管子里漏出来:「青禾啊……你这手,暖和。」
我在床边坐了一夜。
天快亮时她走了。手还握着我,松开是半小时之后的事——护工说,人走了,肌肉会松。
我没哭。我们这行眼泪是有配额的,得留给自己的亲人。
我把她的手放回被子里,压平被角,转身出病房。
走廊上,周砚礼蹲在墙角,肩膀一抽一抽。罗美娟扶着墙站着,另一只手还在整理袖口。
我走过去,经过他们,没停。
走到电梯口,我听见罗美娟说了一句。
「晦气。」
电梯门开了,护工小陈追出来,塞给我一个纸袋。
「沈师傅,老太太昨天夜里清醒过一阵。」他说,「一直念你的名字,说这丫头手暖和,能送人。」
我把袋子打开,里面是两块桂花糕,用油纸包着,已经压扁了。
我在电梯里咬了一口。甜的,很干。
第二章 三年
三年能把一座城翻新一遍。
栖霞市的老骑楼拆了半边,海边修了栈道,殡仪馆也换了招牌——「栖霞市生命礼仪服务中心」。门口种了两排榕树,树下摆塑料凳,给等候的家属坐。
我还是那个沈青禾。工牌上写着「遗体整容师」,后面括号三个字:沈师傅。
这三年我送走的人,比之前十年加起来还多。跳楼的外卖小哥,被机器卷了手的女工,喝多了睡在马路上的中年男人,也有寿终正寝的老人。栖霞这地方小,死一个人半个城都知道;死得难看,就都归我。
我的名声是在一段视频里传开的。
去年冬天,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出车祸,脸撞得不成样子。她妈妈从乡下来,站在门口不敢进。我在里面做了六个小时,把她的颧骨一点点抬回去,用蜡补上缺的那块,画了她照片上的眉毛——照片里她是笑眼,我就让她笑着走。
她妈妈进去之后跪下了,跪在冰柜前磕了三个头。不是给我磕的。
她说:「阿妹,妈看见你了。」
过了半个月,那女人又来过一次。她不会用手机,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是一双毛线手套,灰的,针脚很粗,大拇指那里补了一块。
「姑娘,」她说,「你天天戴那种薄的,手冷。」
我当场戴上了。毛线扎手,可是暖。
那双手套我一直留着,放在工具盒最上面。
视频是女孩的表哥拍的,配了一句「栖霞最好的入殓师」,三天一百多万播放。
记者来了四拨,我都推了。我说我不上镜,我们这行不吃流量。
但流量自己找上门。评论里有人说我是「最暖的人」,也有人说「天天摸死人,晚上不做噩梦吗」。还有人扒出我三年前在婚礼上被退婚的事,说这女的肯定有问题,不然谁会在婚礼上被甩。
老麦看到那条,气得摔了手机。
「这世道,」他说,「你给人擦脸,人家问你是不是有病。」
今年三月,老麦退休。走的那天他把修复刀留给我,十一把,装在一个铁皮盒里,每把都用布包着。
「规矩,」他说,「不许多收钱,不许多说话,不许挑活儿。」
「记住了。」
「还有一条。」他顿了顿,「不许把死人当活人。」
我没懂。
他叹气:「你会懂的。」
老麦走了以后,殡仪馆的服务被一家叫「安和堂」的公司承包了。他们派人来培训,教我们卖套餐:基础告别一千八,标准三千八,尊享六千八,尊享里含「遗容SPA」和「往生花道」。
我不卖。
经理找我谈话,说我「不配合市场化」。
我说:「他家孩子脸烂了半边,你给他做SPA?」
经理脸都绿了。从那以后我的排班被排到最偏的那间操作室,没监控,没暖气。我不在乎,有活儿我就做。
他们后来又换了个法子:让我签一份《服务项目告知书》,每接一具遗体,家属要在上面勾选项目。我不签,他们就把我的名字从排班表上划掉,让我「待岗」。
待岗那半个月,我天天在操作室擦工具,十一把刀拆开、上油、装回去,一天擦三遍。
老麦打电话来问我:「闲不闲?」
我说:「闲。」
他说:「闲就想想,你到底在跟谁较劲。」
我想了很久。我较劲的不是安和堂,是那句「人都死了,还讲究什么」。
出事是九月。
那天下午三点,「栖霞壹号」的工地打来电话,说外墙掉了一块,砸到人。
送来的是个女孩,十九岁,叫阿棠,送外卖的。
她躺在推车上,从头到脚盖着蓝布。掀开的时候,我先看见的是一双鞋——白色运动鞋,鞋带松着,一只鞋的鞋底还沾着泥。
然后我看见她的脸。
我没说话,先去洗手。
洗了两遍,戴新手套,把工具一样一样摆开:修复刀、填充蜡、肤色调和膏、棉片、定型针。开灯,调到最亮。
「阿棠,」我说,「姐姐轻一点。」
六个小时。
她的左侧颅骨塌了,我用手一点点推回轮廓;鼻梁断了,我用骨钳接;右脸有一道从颧骨到下巴的裂口,我缝了三十七针,针脚藏在耳前。眉毛是我照着家属给的照片画的,她照片里笑得很凶,露两颗小虎牙。
画眉毛的时候,我把她的照片放大,贴在操作台边上。
照片是她在奶茶店门口拍的,露着两颗小虎牙,眉毛画得很粗,一看就是自己描的。
我照着她描的那个弧度画,画歪了两次,第三次才对。
最后我给她上了一点唇色。她妈妈后来说过一句,这丫头爱漂亮,出门送外卖都要涂口红。
做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退后两步看。她躺在那儿,像睡午觉睡沉了。
张彩凤进来的时候,腿是软的。
她扶着门框,一步一步走到推车边,弯下腰,看了很久。
然后她伸手,摸了摸女儿的眉毛。
「阿妹,」她说,「你怎么不笑啊。」
我在旁边站着,没敢出声。
她摸了半小时,从眉毛摸到下巴,摸到手上的指甲。最后她把女儿的手翻过来,看见掌心有一道口子——那是送外卖被餐箱划的,结着痂。
「她怕疼。」张彩凤说,「从小就怕。」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这行不兴说「节哀」,那三个字太轻,说出来像敷衍。
我只说了一句:「她的脸,我修好了。」
张彩凤转过身,看着我,忽然跪下来。
我一把扶住她。
「你别跪我。」我说,「你跪她。」
那天晚上,张彩凤在殡仪馆的塑料凳上坐到十一点。她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阿棠的遗物:手机、钥匙、半包烟、一个掉了漆的充电宝。
「姑娘,」她忽然问我,「这手机,你能帮我看看吗?我不会用。」
我接过手机。屏幕碎了,边角一片蛛网,但还能亮。
锁屏壁纸是阿棠自己,戴着头盔,比了个剪刀手。
第三章 一张脸
我往上划了一下,没密码。
相册里最新的一段视频是九月十二号,下午两点零七分。
镜头晃得厉害,是手机举在胸前偷拍的角度。画面里是「栖霞壹号」三号楼的外墙,从二楼到五楼,一条裂缝从窗台下斜着劈下去,最宽的地方能塞进去一根手指。镜头拉近,能看见墙皮下陷,砖缝里的砂子簌簌往下掉。
阿棠的声音在画外,很小声:「这墙要掉,你们来看一下。」
另一个声音:「你谁啊,拍什么拍。」
然后画面一黑。
我往下翻了翻,一共七段。八月十九号一段,八月二十六号一段,九月三号、九月五号、九月九号、九月十号、九月十二号。每一段都比上一段裂得更开。最早那段,裂缝只有指甲盖宽。
还有微信。
一个叫「栖霞壹号业主群」的群,她在里面发过三次照片,问物业什么时候修。第一次有人回「已上报」,第二次没人理,第三次她被踢出群。
还有一个跟「王经理」的对话框。她发了几十张图,对方只回过一句:「小妹妹,你一个送外卖的,操这个心干什么。」
最后一条是语音。我点开,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你再拍,我让你在这片儿接不到单。」
我把手机放在膝盖上,手心出汗。
她不是路过被砸死的。
她是在拍那面墙的时候,被那面墙砸死的。
张彩凤在旁边看着我,嘴唇发白:「姑娘,里面是什么?」
我没敢直接说。我把手机反过来,屏幕朝下。
「阿姨,」我说,「阿棠这段视频,先别给别人看。」
「为什么?」
「因为这是她的命。」我说,「也是别人的命。」
张彩凤愣了很久,忽然哭出声来。不是号啕,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那种,一声一声,像漏气。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辆黑色的车。
下来三个人,两个穿西装,一个拎着公文包。领头的那个四十来岁,自称姓王,周氏建材的「项目协调经理」。
他把张彩凤请到接待室,我跟着进去了。
他先递纸巾,再递水,最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协议,和一只牛皮纸信封。
信封口没封,我看见里面是钱,一沓一沓,红色。
「二十万。」他说,「周氏的一点心意。您签了这个,我们马上安排最好的殡仪服务,全部免费。」
张彩凤的手在抖。她盯着那个信封,眼睛都不眨。
我知道她在算什么。阿棠的爸爸十年前跑了,她一个人在商场做保洁,一个月两千八,租在城中村的隔断间。二十万,是她不吃饭也要攒八年的钱。
「我签。」她说。
「阿姨,」张彩凤忽然抓住我的袖子,「我要是不签,他们会不会连烧都不让烧?」
「不会。」我说,「火化要死亡证明,要公安的结论,他们绕不过去。」
「那……那官司要打多久?」
「半年,也许一年。」
她的手松了一点,又抓紧。
「一年,」她说,「我这一年怎么过。」
我没答。这种问题,我们这行答不了。
「阿姨。」我开口了。
王经理转过头看我,笑了一下:「沈师傅也在啊。」
「她不能签。」我说。
「这跟您没关系吧?」
「有。」我把手机放在桌上,「阿棠的手机在我这儿。里面有七段视频,拍的是你们三号楼的外墙。她拍完第七段,两个小时后被砸死了。」
接待室里安静下来。
王经理的笑还挂在脸上,但眼睛不动了。
「沈师傅,」他说,「话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我说,「九月十二号下午两点零七分,她自己拍的。要不我们一起看?」
他沉默了大概五秒,然后把协议往张彩凤面前推了推。
「阿姨,签了吧。人已经没了,活着的人要过日子。」
张彩凤握着笔,笔尖在纸上点出一个黑点,越点越大。
我把那份协议拿起来,翻了翻。第三条写着:家属自愿放弃就本次事故向周氏建材及其关联方主张任何权利,并承诺不以任何形式对外披露事故相关信息。
我把它放回去。
「阿姨,」我说,「你女儿的脸,我修了六个小时。她右脸那道口子,我缝了三十七针。你要是在这张纸上签字,明天他们就把她烧了,烧完就没人知道那面墙裂过。」
张彩凤的笔掉在桌上。
王经理站起来:「沈师傅,你是殡仪馆的人,火化手续我们走正规流程,你拦不住。」
「我知道我拦不住。」我说,「但事故死亡的遗体,要等公安和法医的鉴定结论,手续不齐,我不能烧。这是我的岗位职责,你找我们主任也没用。」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行。」他说,「沈师傅,我记住你了。」
他们走的时候,王经理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
「周总认识你。」
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第四章 周家的事
周建业是九月二十一号死的。
心梗,死在自家书房的椅子上。据说那天上午他刚从住建局回来,脸一直是灰的,中午没吃饭,晚上佣人进去送汤,人已经硬了。
第二天,罗美娟来了殡仪馆。
她穿一身黑,身后跟着两个助理。主任亲自迎出去,一路「罗总」叫到接待室。她坐下,第一句话是:「我要沈青禾做。」
主任愣了一下:「罗总,我们这儿有专门的……」
「我说了,我要沈青禾。」
我被叫进去的时候,罗美娟正在看墙上的价目表。她看见我,脸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表情。
「多少钱。」她说。
「我不收你的钱。」
她的眉毛动了一下。
「不要钱,」她把包往桌上一放,「那你要什么?要我给你道歉?」
「我要你闭嘴。」
她愣住了。
「灵堂上,」我说,「不许提我是周家的谁。你儿子可以站在那儿哭,我不出现。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一声。
「沈青禾,」她说,「你比我狠。」
「我有三个条件。」我说,「第一,我不收钱,也不收东西;第二,灵堂上不许提我是周家的谁;第三,出殡那天我不去,我只做到入殓。」
罗美娟看着我,很久,笑了一声。
「沈青禾,」她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赢了?」
「我没觉得我赢。」我说,「我只是不想拿死人的钱。」
她站起来,助理赶紧递上包。她走到门口,回头丢下一句。
「你弟弟在搅拌站开罐车吧?一个月六千二。这个岗,我一句话的事。」
门关上了。
我在接待室站了很久,直到手心的汗把工牌浸湿。
那天晚上我回了趟家。我妈在厨房煮面,看见我就问:「周家的事,你接了?」
「接了。」
她把锅铲往灶台上一放:「你图什么?」
「图他躺在那儿别太难看。」
我妈没再说话,转身去拿碗,肩膀在抖。
我弟沈青松是十点多回来的,一身水泥灰,进门先灌了半瓶水。
「姐,」他说,「罗美娟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什么?」
「说让我劝劝你。」他把瓶子捏扁,扔进垃圾桶,「我说我劝不动。她就把我这周的班停了,让我『在家歇着』。」
我看着他。
「青松,」我说,「你要是为难……」
「姐。」他打断我,「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我要干什么。」
他回屋了。门关上,我听见他在里面翻东西,翻了很久。
夜里我睡不着,坐在阳台上抽烟。海边起风了,榕树的叶子哗哗响。
我想起一九九八年。
那年我十四岁,台风从海上过来,我爸沈大河出海收蚝,没回来。船是第四天找到的,人是第七天捞上来的。
老麦那会儿还在县医院太平间。他做了十四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满头汗,说了句:「尽力了。」
我进去看。那张脸我认不出来。眉骨塌了,鼻子歪着,嘴唇是青紫的,像被人捏扁的泥人。
我妈当场晕过去。我没晕,我站在那儿,一直看着,看到最后。
我那时候想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把他修好一点。
第二年我就跟着老麦学。学徒三年,不要工钱,只管饭。第一年学洗手,第二年学调色,第三年才让我碰刀。
老麦问我:「你为什么干这个?」
我说:「我想让人走的时候,还是他自己。」
他笑了一下,说:「这行干久了,你会碰到一件事。」
「什么事?」
「你会发现,你修不好活人。」
二十多年,我信了。
周建业的遗体是二十二号下午送来的。他躺在推车上,脸是青灰的,嘴角往下坠,右眼没闭严。
我给他洗脸。温水,软毛巾,从额头擦到下巴,一遍一遍。他的皮肤已经开始发硬,我用热毛巾敷了十分钟,才把嘴角提上去。
他的指甲缝里有灰。我用小刷子一点点刷出来,刷到左手无名指的时候,摸到一个凸起——一枚戒指,卡在指节上,取不下来。
我用了半小时,用肥皂水一点点转,才把它退下来。
戒指内圈刻着两个字:建业。
我把戒指放在托盘上,继续做。
做完的时候,天亮了。他躺在那儿,眉头松着,嘴角是平的,看起来像是睡着了在生气。
罗美娟进来验收。她站在推车前,看了很久。
「他这人,」她忽然开口,「一辈子就怕不体面。」
我没接话。
她伸手,把周建业的领子捋平,捋了三遍。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你弟弟的事,我记着。」
第五章 还戒指
周建业出殡后的第七天,我去周家还了一枚戒指。
那枚刻着「建业」的男戒,我从他手指上退下来之后,一直放在工具盒的夹层里。家属没要,我也没敢扔。我们这行的规矩,死者身上的东西,要么还给家属,要么跟着烧,没有第三条路。
周家老宅在城东半山,三层小楼,院墙上爬满了炮仗花。
客厅里坐满了人,都是来「走动」的。有人提着礼盒,有人在低声说话,罗美娟坐在主位上,一身素色,脸上是那种丧事期间特有的克制。
黎小满在旁边倒茶,动作很熟,像是已经在这个家里住了很多年。
我把戒指盒放在茶几上。
「罗总,周总的戒指。」
她低头看了一眼,没拿。
「一个戒指,也值得你跑一趟?」
「他戴了三十年。」我说,「指节都磨出沟了,硬取会伤骨头,我是转着取下来的。」
罗美娟的手指动了一下,还是没拿。
「放那儿吧。」
旁边有个中年男人凑过来,笑着问:「这位是?」
「殡仪馆的。」罗美娟说,「做遗体的。」
那人的笑僵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
「哦,哦。」
我站着,没觉得难堪。这种反应我见多了。人怕死,也怕离死近的人,好像多看我一眼,那件事就会沾到自己身上。
「那我走了。」
「等一下。」罗美娟叫住我,从包里抽出一张卡,「这是给你的。」
「我说过不收。」
「这不是给你的。」她把卡往茶几上一推,「是给你弟的。他这两个月在站上不容易,孩子要养家。」
我看着那张卡,忽然明白了。
她不是在谢我。她是在把这件事变成一笔交易——我收下钱,就等于承认我们之间只有钱,没有别的。
「罗总,」我说,「我弟的工资,他自己挣。」
罗美娟的脸沉下来。
「沈青禾,你别不识抬举。」
「我识。」我说,「我只是不想让我弟欠你。」
我转身往外走。客厅到门口要经过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是书房,门半开着。
我经过的时候,看见周砚礼坐在里面。
他面前摊着一摞纸,手里握着笔,额头上一层汗。桌上有一只紫砂壶,壶盖开着,茶早就凉了。
他抬头,看见我。
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黑线。
我停住脚。
那摞纸最上面一张,我认得那个格式——我做过的每一具工地遗体,家属都要拿这份东西去办手续。竣工验收备案表。
日期栏是空的。
「补个手续。」他说,声音很干,「走流程。」
「这是三号楼的?」
他不说话。
「八月的验收,九月补签。」我说,「周砚礼,你爸头七还没过。」
他把笔放下,两只手撑着桌沿,肩膀压得很低。
「青禾,」他说,「我不签,这楼就交不了。交了,才有钱赔阿棠。」
「那墙为什么会裂?」
他没回答。
「你签的是几月的日期?」
「……八月二十六。」
我看着他。这个人我这辈子最熟悉的一张脸,此刻陌生得像另一具遗体。
「八月二十六那天,」我说,「阿棠拍了第四段视频。裂缝有半个手掌宽。」
书房里安静得能听见院子里的蝉。
罗美娟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过来:「青禾,你一个做死人生意的,管活人的事干什么。」
黎小满端着一杯茶从我身边过,肩膀轻轻撞了我一下。
「让让。」她说。
我让开了。
「沈青禾。」她在走廊上叫住我,声音压得很低,「这个家以后是我做主。」
「恭喜。」
「你别再来了。」
我回头看她。米白色的套装,头发一丝不乱,像三年前在婚礼上替我理裙摆时那么干净。
「黎小姐,」我说,「我来还一枚戒指。男人我不要,你放心。」
她的脸白了又红。
走到院门口,我回过头,对着那扇半开的书房门说了一句。
「周总,那面墙里有个人。」
那天晚上,我弟打电话来,声音很急。
「姐,站上那批料的单子,昨天被人抽走了。」
「什么单子?」
「三号楼那批。我记在本子上的那些,公司系统里全没了。」
我站在阳台上,风很大。
「青松,」我说,「你那个本子,还在吗?」
「在。」他说,「我藏在家里。」
「藏好。」
第六章 黎小满
灵堂设在周家老宅的院子里,搭了棚,摆了四十桌花圈。
我本来不该出现。按约定,我只做到入殓。但第三天下午,罗美娟的助理打电话来,说老太太(周建业的母亲,去年走的那位)的遗像框摔了,让我去看看能不能补。
我去了。
灵堂里人多,烟味、纸钱味、香灰味混在一起。我低着头从侧门进去,把遗像框捡起来,玻璃碎了,照片划了一道,从老太太的左眼划到下巴。
我蹲在地上换玻璃。
「你怎么在这儿?」
一个女声,尖,从我头顶落下来。
我抬头。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穿一身白,头发挽着,脸上妆很精致,手里拎着一个香奈儿的包。
黎小满。
我在婚礼上见过她。她是伴娘。
「周太太让我来的。」我说。
「周太太?」她笑了,「你叫得挺顺口。你不是被退婚了吗?」
灵堂里有人转过头。
我没说话,把照片放进新框里,压平。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她往我旁边一站,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能听见,「今天是老人的事,你一个天天摸死人的,来这儿不合适吧。」
我站起来,比她高半个头。
「那你觉得谁合适?」我说。
「至少干净的人。」
我看着她。她脖子上挂着一条链子,坠子是周砚礼的名字。
我忽然很想笑。三年前她当伴娘的时候,站在我身后替我理裙摆,说「青禾姐你今天真好看」。
「黎小姐,」我说,「你身上这件白衣服,是新的吧。」
「关你什么事。」
「我们这行有句话,」我说,「白衣要干净,不是洗得干净,是穿的人心里没脏东西。」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把遗像递给她,「框换好了,你拿去吧。」
我转身往外走,听见她在背后说:「晦气。」
跟罗美娟一模一样的两个字。
那天晚上,栖霞本地的几个营销号同时发了视频。
标题是:《殡仪馆「最暖入殓师」翻车:婚礼被退婚、私下收红包、靠死人赚钱》。
视频里剪了我给家属递纸巾的画面,配文「这就是所谓的免费服务」。还有一段是去年那个女孩的表哥拍的,被掐头去尾,说成我「故意拖延火化,逼家属加钱」。
评论区一天之内涨到两万多条。有人说「这种人就该查」,有人说「殡仪馆水太深」。
也不是所有人都骂我。
有个老太太的女儿在评论区留了很长一段话。她说三年前她妈走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在太平间守到天亮,没多要一分钱。她说,你们骂的这个人,是唯一一个愿意碰我妈的人。
那条评论被顶到最上面,下面全是骂她的。
第二天她给我送来一袋米,十斤,扛在肩上。
「沈师傅,」她说,「你别看那些。」
我把米收下了。
第三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摊着一份打印出来的舆情简报。
「青禾,」他搓着手,「你先歇一段吧,等风头过了。」
「歇多久?」
「不好说。」
「我手里还有三个。」
「我让别人接。」
我把工牌摘下来,放在他桌上。
「主任,」我说,「我做了十年,没多收过一分钱。」
他不敢看我。
我出了殡仪馆,站在榕树底下,太阳很大,眼睛一时睁不开。
手机响,是我弟。
「姐,你在哪?」
「门口。」
「你等我。」
他骑着一辆电动车过来,车头还挂着头盔。他把车停在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个硬皮笔记本,封皮上沾着水泥。
「这是什么?」
「配比记录。」他说,「从去年三月开始,我每拉一车都记。哪一批水泥少掺了,少多少,我都记着。」
我翻开。密密麻麻的数字,日期、车号、标号、水泥用量、砂石比例,字写得很丑,一笔一划。
「你记这个干什么?」
他沉默了一下。
「我怕。」他说,「姐,我在那站上干了三年,我知道那批料有问题。三号楼用的就是那批。我早就想说了,可我不敢。」
「现在敢了?」
「我被停岗了。」他笑了笑,眼睛是红的,「停岗了我就不怕了。」
我把本子抱在怀里,像抱一块砖。
「青松,」我说,「你想清楚,这事捅出去,你这行就干不成了。」
「我知道。」
「你以后怎么办?」
「我跟你学。」他说,「我给你打下手。」
我看着他,忽然想哭,又忍住了。
那天下午,我去了城中村。
张彩凤租的那间隔断间只有八平方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旧电视。阿棠的东西都收在纸箱里,摆在床脚。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是阿棠的,上面印着一只卡通猫。
「他们又来了。」她说,「加到三十万。」
「你签了吗?」
她摇头。
「为什么?」
她把杯子往我这边推了推。
「我做梦,」她说,「梦见阿妹问我,妈,那墙你看见没有。」
我没说话。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阿棠那个碎屏的手机。
「姑娘,」她说,「你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我不懂,但我不能让它没了。」
第七章 视频
我把阿棠的手机接在电脑上,一段一段导。
七段视频,总时长十一分钟。我把它们分别存进三个地方:一个U盘,一个网盘,还有一份刻成光盘——老麦教的,他说电子东西会消失,光盘放二十年还能读。
拷完已经凌晨三点。我坐在桌前,看着屏幕上阿棠的脸,她只有半张脸入镜,戴着头盔,口罩拉到下巴,嘴唇干得起皮。
她说:「这墙要掉。」
就这一句。
第二天我找了程野。
程野是我高中同学,现在在市里做律师,专接工伤和人身损害。他在电话里听完,沉默了半分钟。
「青禾,」他说,「这事比你想的复杂。阿棠是众包骑手,平台那边大概率只肯给意外险;砸死她的是建筑物,建筑物致害,业主、施工、物业都可能担责。但周氏要是咬定是意外,家属一个农村妇女,打不起这个官司。」
「所以要快。」
「对,要快。」他说,「两件事同时做:一是向住建局实名举报,把视频和照片报上去,让他们立案查外墙;二是给张彩凤申请法律援助,把赔偿主体锁死。」
「要多久?」
「举报快的话一周内有回复。但青禾,」他停了停,「你要想清楚,视频是阿棠拍的,你交上去,周家一定会查是谁交的。」
「让他们查。」
那天下午四点,周砚礼来了。
他站在殡仪馆后门,穿一件深灰的衬衫,没打领带,人瘦了一圈。三年没见,他眼角有了纹,头发也不像从前那样一丝不乱。
「青禾。」
我在洗工具,没抬头。
「我妈住院了。」他说,「血压高,昨天晕过去一次。」
「你来不是为你妈。」
他沉默了。
后门的巷子很窄,两边是矮墙,墙头长着野草。风一吹,草叶打在墙上沙沙响。
「三十万。」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你拿着。视频的事,到此为止。」
我把修复刀一把一把擦干,放回盒子里。
「周砚礼,」我说,「你爸的遗体,是我做的。」
他的手抖了一下。
「他指甲缝里有灰,我刷了四十分钟。他手上那枚戒指卡住了,我用肥皂水转了半小时才退下来。他躺在冰柜里的时候,右眼没闭严,是我给他合上的。」
我把盒子盖上,扣好。
「我做这些,一分钱没收。」
「我知道。」他声音很低。
「那你现在拿三十万来,让我删一段视频。」我抬头看他,「你觉得我是在卖什么?」
他把信封收了回去,捏在手里,捏得变形。
「青禾,」他说,「你弟的岗,我可以安排。回站上,升班长,工资翻一倍。」
「他已经被你们停岗了。」
「那是我妈的意思。」
「现在呢?」
「现在是我的意思。」他把信封塞回包里,「你考虑一下。我明天再来。」
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
「青禾。」他背对着我,「那天在婚礼上,不是因为你手脏。」
我站起来。
「那是因为什么?」
他没回头。
巷子尽头有一棵老榕树,气根垂下来,像一道帘子。他走进那道帘子里,人就不见了。
第八章 跪
第二天下了雨。
栖霞的九月,雨来得急。我从程野那儿回来,伞骨断了一根,半边肩膀全湿了。
殡仪馆门口的水泥地上积了水,倒映着两排榕树。周砚礼就站在水里。
没打伞。
我停在三步之外。
「你干什么。」
「青禾,」他说,「我求你。」
然后他跪了下去。
水泥地很硬,他跪下去的时候,我听见一声闷响,是膝盖砸在水上的声音。水花溅起来,打湿了他的裤腿。
路过的家属停下来看。门口卖纸钱的老板娘探出半个身子。
我站着没动。
「三年前,」他说,声音在雨里发飘,「婚礼前三天,我妈找过我。」
「她说什么。」
「她说你爸死在海上,尸首泡了七天,不吉利。她说你天天摸死人,身上带着阴气。她说你弟在我们站上,一个电话就能让他滚。」
雨砸在他肩膀上。
「她还说什么。」
「她说,」他抬起头,脸上全是水,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她说如果我不在婚礼上把事做绝,她就把你家的事抖出去,让你在这个城待不下去。」
我明白了。
原来那场婚礼不是意外。那是一场排练过的羞辱,为了让所有人相信,是他不要我,不是他配不上我。
「你答应了。」我说。
「我答应了。」
「你摘我手套的时候,」我说,「你知道我那天早上刚送走一个老人吗?八十九岁,我给她擦了脸,梳了头,她孙女在旁边哭。我从殡仪馆直接去的酒店,手套里还有消毒水的味道。」
他低下头,肩膀开始抖。
「青禾……」
「你别叫我名字。」我说。
雨越下越大。他跪在那儿,背挺得很直,像在接受审判。
「你起来。」我说。
「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
「周砚礼,」我说,「你跪错地方了。」
他抬头看我。
「你该跪的地方有三个。」我说,「第一个是阿棠的冰柜,她十九岁,被你家的墙砸死的;第二个是你爸的灵堂,他死之前被约谈,你那批料是你签的字;第三个是你妈面前——她教你用别人的脸面换自己的体面,你学了三十五年,学得很好。」
他的脸白了。
「视频我不会删。」我说,「明天上午九点,住建局。你要是还有点人样,就自己去把验收报告交了。」
他跪在雨里,一动不动。
我绕过他,走进殡仪馆的大门。
走到走廊尽头,我听见背后传来一声喊,很轻,被雨吞掉了大半。
「青禾——」
我没回头。
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直到身上的水把地砖洇出一小片深色。
三年前婚礼那天,他举着我的手,掌心朝上。今天他跪在雨里,也是掌心朝上。
有些人的手,一辈子都在等别人往里放东西。
我把那片地砖擦干,去洗手。
那天晚上,我把三个U盘摆开,一个一个检查。光盘放进电脑,读出来了,十一分钟,七段。
我给程野发了条消息:明天九点,我陪张彩凤去住建局。
他回了两个字:我在。
凌晨一点,我弟敲门进来。他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站在门口,头发还是湿的。
「姐,」他说,「我想好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什么?」
「我去交配比记录。」他说,「我是搅拌站的司机,我签过字。这事我得自己扛。」
我看着他。
二十六岁的人,脸上的水泥灰洗不干净,指甲缝里全是黑的。
「青松,」我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交,可能要坐牢。」
「知道。」
「你怕不怕?」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像我爸。
「怕。」他说,「但我不想以后我女儿问我,爸,那面墙塌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家歇着。」
第九章 最后一程
九月二十六号,上午九点十分,住建局的受理窗口收了我们的材料。
一个U盘,一张光盘,一沓打印出来的照片,还有我弟那个沾着水泥的笔记本。
窗口后面的年轻人翻了两页,抬起头:「这些你们从哪来的?」
「死者拍的。」我说,「她死之前两个小时拍的。」
他把材料收进去,盖了章,给了我们一张受理回执。
十天后,栖霞壹号停工整改,通报上了本地新闻。周氏建材的账户被查封,项目负责人周砚礼被带走调查。
那天我在工作室收拾东西,程野打电话来,说了一句:「青禾,成了。」
我没觉得痛快。
我只是坐在那儿,想起阿棠手机里那句「这墙要掉」,想起她嘴唇干得起皮。
罗美娟是十月四号中的风。
脑干出血,送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抢救回来,半边身子不能动,话也说不清。她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十天。
第十一天早上,助理小陈给我打电话。
「沈师傅,」他声音是抖的,「罗总走了。」
「嗯。」
「家里……家里没人来。」他说,「我打了一圈电话,亲戚都说在外地。」
我沉默了几秒。
「遗体在哪。」
「县一院太平间。」
「我去接。」
小陈在电话那头哭了。
县一院的太平间还是老样子,白墙,绿漆门,走廊里一股消毒水味。管理员老周认识我,把钥匙递过来,说了句:「这老太太,走的时候眼睛睁着。」
我推门进去。
罗美娟躺在那儿,穿的是医院的病号服,头发乱了,嘴角有一道压痕,左手攥成拳,攥得很紧。
我先把她的手掰开。
掌心里是一枚戒指,男式的,内圈刻着两个字:建业。
就是我从周建业手指上退下来的那枚。他死后,我把它交给了家属,最后落到了她手里。她攥了十天。
我把戒指擦干净,戴回她的无名指。
「罗总,」我说,「他给你留着了。」
做入殓的时候,我给她洗头。她的头发一直是染的,发根白了一大截,我用温水一点点梳开,梳了三遍。
我给她换了一身黑衣服,是助理送来的,料子很好,领口有暗纹。
她的手保养得很好。指甲修得圆,涂了一层透明的护甲油,中指侧面有一道浅浅的印子,是常年戴戒指磨出来的。
我把那枚「建业」戒给她戴回去,戒圈有点松,我撕了一小条棉线缠了两圈,垫住。
「这样就不会掉了。」我说。
她的手在我手里,凉的,硬了,可是很轻。
她的脸我做得很慢,一点一点把皱纹里的灰擦掉,把下垂的嘴角提回原位。
做完的时候,她看起来不那么凶了。
像一个累了很久的人,终于睡着了。
出殡那天,来了七个人。小陈,两个周氏的老员工,一个居委会的,还有四个我不认识。
我按约定没去。
阿棠的案子是十一月结的。
程野把赔偿主体一个个锁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物业公司,三家按比例担责。最后调解下来,一百三十万,加一份书面道歉。
签协议那天,张彩凤穿了件新外套,是深蓝色的,她说阿棠喜欢这个颜色。
她签完字,把那份三十万的保密协议从包里拿出来——她一直留着,没撕。
「这个,」她对周氏的律师说,「我要烧给我女儿看。」
十一月十五号,阿棠下葬。墓地在城东的山坡上,能看见海。
张彩凤把那份协议点着了,火苗很小,风一吹就歪。她蹲在墓碑前,一张一张地喂火。
「阿妹,」她说,「妈给你讨回来了。」
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姑娘,」她说,「我现在敢看她的照片了。」
「那就摆出来。」
「摆了。」她说,「摆在窗台上,早上有太阳。」
我站在她后面,没说话。
那天风很大,纸灰飞起来,落在我的黑衣服上。
十二月,主任给我打了三个电话,说让我回去上班,说馆里离不开我,说给我涨工资。
我说:「我不回去了。」
「为什么?」
「我不想再在别人的价目表上,给死人标价。」
他沉默了很久,说:「青禾,你别把话说这么绝。」
「主任,」我说,「我在那儿干了十年,你连一间带暖气的操作室都没给过我。」
腊月二十三,周砚礼的判决下来了。
三年。
程野把消息发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给一个老人修眉毛。我放下刀,看了那条消息很久,然后继续做。
一个月后,看守所的律师带出一封信。
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横格纸,字写得很用力,有两处划破了纸。
只有一句话:
「那天我摘你手套,是我这辈子最脏的一次。」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最底下,和那十一把刀放在一起。
我没回。
第十章 手
第二年春天,我在老骑楼二楼开了间工作室。
招牌是木头的,四个字:青禾礼仪。下面一行小字:只做一件事,让人体面地离开。
铺面不大,四十平方米。一张操作台,一盏无影灯,两个冰柜,一个柜子放工具。窗子朝南,能看见海。
我弟跟着我学。
第一年他学洗手,学调色,学怎么用棉片把一个闭不上的眼睛轻轻压下去。他手笨,第一次给假人缝合,把线缝成了蜈蚣。
「姐,」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干这行。」
「你适合。」我说,「你怕,说明你知道这行有多重。」
老麦偶尔来坐。他今年七十了,耳背,说话很大声,坐在门口喝茶,看见有人进来就问:「谁家的?」
有一天来了个客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提着一袋橘子。
张彩凤。
她把橘子放在桌上:「我升组长了,一个月多三百。」
「恭喜。」
「我租了个大点的房子,」她说,「有窗户。」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阿棠的,还是那张戴头盔比剪刀手的。
「姑娘,」她说,「我想把这张照片摆在屋里。你说行不行?」
「行。」我说,「她那个样子,比什么都好看。」
三月底,我去办了一件事。
我申请把我爸的坟迁到城东的公墓。手续办了半个月,开棺那天是个阴天,风里有海腥味。
我没让别人看。
我一个人下去,一层一层把土清开。二十多年了,棺木早烂了,只剩下骨头和几片碎布。
我用软毛刷把每一块骨头刷干净,按顺序摆好。
前一晚我没睡。
我把那张照片送去照相馆放大,做成A4,覆了膜。老板问要不要修图,我说不用,就要原来那张,连他嘴角的皱纹都别磨。
凌晨四点,我坐在操作台前,把照片立在灯下,看了很久。
我怕自己做不像。
二十多年了,我怕自己记错了他的脸。
然后我拿出他的照片。
照片是他四十岁那年照的,站在船头,穿一件蓝色背心,笑得眼睛都眯起来。我妈说,那是他最好看的一年。
我在操作台前坐了十一个小时。
用蜡塑形,一点一点把眉骨垫起来,把鼻梁接上,把下颌的弧度做回去。照片上的脸是方的,颧骨不高,笑的时候嘴角往左歪——他左边有颗牙是假的,笑起来总往那边偏。
我照着做。
做的时候我一直在说话。
「爸,你这条船修得不好,我小时候就说过。」
「爸,你走那年我十四,你答应给我买的那双球鞋,我一直没等到。」
「爸,我现在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了,窗子朝南,能看见海。」
天亮的时候,我做完了。
那张脸终于像他了。
我退后两步,看着。
我妈站在门口,捂着嘴,没敢出声。过了很久,她走过来,伸手摸了摸照片,又摸了摸那张脸。
「你爸要是活着,」她说,「看你现在这样,得骂你。」
「骂我什么?」
「骂你把他的手艺,用在死人脸上。」
我笑了。
我把手套摘下来。
蜡、颜料、消毒水、血,全糊在手上,指甲缝里是黑的,虎口那道旧疤被水泡得发白。
我妈看了一眼,说:「你这手,真脏。」
我把手举到灯下,像三年前那场婚礼上一样。
只是这一回,没有人替我摘。
「脏点好。」我说,「干净的手,修不好一张脸。」
我从抽屉里拿出那双灰毛线手套,戴在手上。
扎,暖。
是一个乡下女人给我织的。她女儿走的时候二十三岁,我给她修了六个小时的脸。那女人不会用手机,坐两个小时的大巴来看我,只为了送一双扎手的毛线手套。
窗外天亮了,海面上一层薄薄的金。远处有船出港,汽笛响了一声,很长。
我把手洗干净,重新戴上手套。
今天还有一个人要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