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回到青石镇的时候,是下午三点。
镇子没变。车站还是那个车站,门口的三轮车还是那几辆,车夫还是那几个人,坐在车斗里打牌。街两边的梧桐树长高了,树荫把路盖住,光从叶缝里漏下来,一块一块的。
他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皮鞋是新的,走在水泥路上,咯噔咯噔。
有人看他。他低着头,没看回去。
沈家在镇东,一栋两层的自建房,外墙贴着白瓷砖,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石狮子是后来放的,他走的时候还没有。
他站在门口,按了门铃。
门开了。刘桂芬站在门里,穿着一件碎花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锅铲。她看见他,愣了一下。
“沈砚?”
“妈。”他说。
“你怎么回来了。”她把锅铲放下,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也不打个电话。”
“回来办点事。”他说。
“什么事。”
“进去说。”
她侧身让他进去。屋里还是那个味,油烟味,樟脑丸味,还有一点檀香。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十字绣,绣的是“家和万事兴”。茶几上摆着一盘瓜子,瓜子受潮了,软塌塌的。
沈国栋坐在沙发上,看新闻。他看见沈砚,把电视关了。
“回来了。”他说。
“爸。”沈砚说。
“坐。”
沈砚没坐。他把公文包放在茶几上,打开,拿出一沓纸。
“这是什么。”沈国栋问。
“起诉状。”沈砚说。
“起诉谁。”
“起诉你们。”
客厅里安静了一下。刘桂芬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咣当一声。
“你说什么。”沈国栋说。
“我起诉你们。”沈砚说,“撤销监护人资格,返还财产。”
“你疯了。”刘桂芬说,“我们是你爸妈。”
“你们是我养父母。”沈砚说,“收养关系,一九九八年办的。监护人,也是那时候定的。”
“那又怎么样。”沈国栋说,“我们养了你二十年。”
“养了我二十年。”沈砚说,“我爸妈留下的房子,拆迁款,一百二十万。我爸妈的保险,四十万。我奶奶的抚养费,每个月两千,给了八年。这些钱,在谁手里。”
沈国栋的脸沉下来。“你听谁说的。”
“银行流水。”沈砚说,“拆迁办的回执。保险公司的理赔单。我奶奶的存折。”
“你奶奶死了。”刘桂芬说。
“没死。”沈砚说,“她在县里的养老院,住了八年。你们跟她说,我被送到外地读书,不让见面。你们跟我说,她死了。”
刘桂芬的脸白了。
“沈砚。”沈国栋说,“你坐下。”
“我不坐。”沈砚说。
“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沈砚说,“我听着。”
沈国栋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看了一眼刘桂芬,刘桂芬低着头,手在围裙上绞。
“当年,你爸妈出事。”沈国栋说,“你才六岁。我们把你接过来,是看你可怜。”
“看我可怜。”沈砚说,“还是看那一百六十万可怜。”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刘桂芬说,“我们养你,没亏待你。”
“没亏待。”沈砚说,“我小时候,穿的是沈强的旧衣服。吃的是你们吃剩的饭。冬天,我睡在储藏室,没有暖气。沈强过生日,你们给他买蛋糕。我过生日,你们说,小孩子过什么生日。”
“你记仇。”沈国栋说。
“我记性好。”沈砚说。
“那你想怎么样。”沈国栋说,“把我们抓起来?”
“法院怎么判,我怎么认。”沈砚说。
“你——”沈国栋站起来,指着他,“你这个白眼狼。”
“白眼狼。”沈砚说,“这个词,你们说了二十年。我六岁那年,你们说,我是白眼狼,吃你们的,喝你们的。我十二岁那年,你们说,我是白眼狼,不知道感恩。我十八岁那年,你们说,我是白眼狼,考上大学就想跑。”
“你跑了吗。”刘桂芬说,“你大学,是谁供的。”
“我自己供的。”沈砚说,“助学贷款,奖学金,兼职。你们给过我一分钱吗。”
刘桂芬没说话。
“沈强结婚,你们给了二十万。”沈砚说,“我上大学,你们给了五百。五百,还是我走的那天,你塞给我的。你说,拿着,别在外面说我们不管你。”
“五百,也是钱。”刘桂芬说。
“是钱。”沈砚说,“我记着。起诉状里,也写着。你们给我的每一笔钱,我都记着。我一分不少地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卡,放在茶几上。
“这里面,是十万。”他说,“二十年,你们花在我身上的,大概就这些。我算过。多的,算利息。”
“你——”沈国栋的脸涨红了,“你这是在侮辱我们。”
“我是在还账。”沈砚说,“还完了,我们两清。”
“两清?”刘桂芬说,“你六岁到我们家,我们给你饭吃,给你地方住,你说两清就两清?”
“你们给我饭吃,是因为我爸的房子。”沈砚说,“你们给我地方住,是因为我爸的拆迁款。你们养我,是生意。生意,可以两清。”
刘桂芬的眼泪掉下来。“沈砚,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变成这样,是你们教的。”沈砚说,“你们教我,人要靠自己。你们教我,欠债要还。你们教我,不要相信任何人。我学得很好。”
客厅里安静下来。电视关了,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
沈国栋坐在沙发上,手在抖。他看着茶几上的起诉状,看了很久。
“你奶奶。”他说,“你想见她。”
“想。”沈砚说。
“她不会见你。”沈国栋说,“她恨你。你跟她说,你死了。”
“她不会恨我。”沈砚说,“她会信你们,是因为你们告诉她,我死了。她要是知道我活着,她会见我。”
“你见了她,又怎么样。”沈国栋说,“她老了,糊涂了。她的话,法院不会信。”
“法院信证据。”沈砚说,“不信话。”
他把起诉状推到沈国栋面前。
“下个月十五号,开庭。”他说,“你们可以请律师。也可以不请。不请,我帮你们申请法律援助。”
“你不用假好心。”沈国栋说。
“我不是好心。”沈砚说,“我是走程序。”
他收起公文包,站起来。
“沈砚。”刘桂芬说。
“嗯。”
“你吃饭了吗。”
沈砚看了她一眼。“没有。”
“我给你,下碗面。”
“不用。”沈砚说,“我不饿。”
“你小时候,最爱吃我下的面。”刘桂芬说,“放猪油,放葱花。”
“我小时候,不吃面。”沈砚说,“我吃你们剩下的饭。面,是沈强吃的。”
刘桂芬的手停在半空。
沈砚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里,沈国栋坐在沙发上,刘桂芬站在茶几旁边,两个人像两尊旧家具,落满了灰。
“爸,妈。”他说。
他们抬起头。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们。”他说,“下次见面,法庭上见。”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太阳很大,照在水泥路上,白花花的。他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梧桐叶的味道,有炒菜的油烟味,有远处小学的下课铃声。
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电话那头,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很轻,很慢。
“奶奶。”他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你是谁。”
“我是沈砚。”他说,“你孙子。”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像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
第二天,沈砚去了康乐养老院。
养老院在县城边上,一栋三层的旧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康乐养老院”。院子里有几个老头在下棋,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晒太阳。
沈砚走到前台。“我找沈秀兰。”
“沈奶奶?”护士看了他一眼,“你是她什么人。”
“孙子。”
“孙子?”护士说,“她不是说,她孙子死了吗。”
“没死。”沈砚说,“我回来了。”
护士看了他两秒,指了指二楼。“二〇六。”
沈砚上了楼。楼道里有一股消毒水味,混着饭菜味。二〇六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扇窗。窗台上摆着一盆仙人掌,仙人掌干了,土裂了。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很瘦,头发全白了,背驼着,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她抬起头。
“你是谁。”
“奶奶。”沈砚说,“我是沈砚。”
老太太看着他,看了很久。她的手在抖,照片掉在床上。
“你……”她说,“你不是死了吗。”
“没死。”沈砚说,“我活着。”
“他们说你死了。”老太太说,“你爸你妈出事以后,他们说,你也出事了。他们说,你被车撞了,没救过来。”
“他们骗你。”沈砚说。
“骗我。”老太太说,“骗了我二十年。”
她伸出手,摸了摸沈砚的脸。她的手很干,很凉,指节很大。
“你长得像你爸。”她说,“眼睛像你妈。”
沈砚没说话。他蹲下去,握住她的手。
“奶奶。”他说,“我回来晚了。”
“不晚。”老太太说,“回来了,就不晚。”
她让他坐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放在床上。盒子是旧的,上面有一层锈,锁着。
“钥匙。”她说,“在枕头底下。”
沈砚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小钥匙,打开盒子。盒子里是照片,一沓一沓的,用橡皮筋捆着。还有几封信,信封上写着“沈砚收”。
“这些信。”沈砚说。
“你写的。”老太太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写的。寄到家里,被他们收了。后来,我搬到这里,他们把你的信,都给我送来了。他们说,是你死之前写的。”
沈砚拿起一封信,拆开。信纸是作业本上撕的,字很歪:
“奶奶,我今天考了一百分。爸爸说,等我考了三个一百分,就带我去看你。我想你。你做的红豆腐,我还想吃。”
沈砚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我没死。”他说,“我一直活着。”
“我知道。”老太太说,“你写的信,一年比一年少。后来,就不写了。我以为,你把我忘了。”
“我没忘。”沈砚说,“我写的信,他们没寄。我打的电话,他们没接。我十五岁那年,跑回来一次,他们说你搬走了,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我搬到这里,八年了。”老太太说,“他们把我送来的。说家里没人照顾我。我的退休金,每个月三千,他们领两千,给我留一千。这里的费用,一个月两千八。剩下的,我自己贴。”
“你的存折呢。”
“在柜子里。”老太太说,“他们拿走了。说帮我保管。”
沈砚站起来,走到柜子前,打开。柜子里有几件旧衣服,一个布包。布包里是一个存折,存折上只剩三百块。
“奶奶。”他说,“你的钱,我帮你要回来。”
“要得回来吗。”老太太说。
“要得回来。”沈砚说,“我是律师。”
老太太看着他。“你当律师了。”
“嗯。”
“好。”她说,“当律师好。律师,能讲理。”
沈砚把铁盒子盖上,放回柜子里。他坐在床边,看着老太太。
“奶奶。”他说,“下个月十五号,开庭。我需要你,出庭。”
“出庭。”老太太说,“我这样子,能出庭?”
“能。”沈砚说,“你坐轮椅,我推你。”
“我说什么。”
“说实话。”沈砚说,“他们怎么骗你,怎么拿你的钱,怎么不让你见我。你说实话就行。”
“他们要是,不承认呢。”
“有证据。”沈砚说,“你的存折,你的信,你的签字。他们伪造了你的签字,把房子过户了。笔迹鉴定,能验出来。”
“伪造。”老太太说,“他们敢伪造我的签字?”
“敢。”沈砚说,“他们什么都敢。”
老太太没说话。她低下头,看着床上的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男人抱着一个小孩,旁边站着一个女人,三个人在笑。
“你爸。”她说,“你妈。”
“嗯。”
“他们走的时候,你才六岁。”老太太说,“你爸把你托给我。他说,妈,你帮我看着砚砚。我说,好。我没看好。”
“不怪你。”沈砚说。
“怪我。”老太太说,“我要是不让他们把你接走,就好了。”
“你拦不住。”沈砚说,“他们有收养手续。”
“手续,是他们骗我签的。”老太太说,“他们说,只是办个户口,方便你上学。我不识字,就按了手印。”
“手印,也是证据。”沈砚说,“他们骗你按的手印,不算数。”
老太太看着他。“砚砚。”
“嗯。”
“你恨他们吗。”
沈砚没说话。他看着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树,叶子黄了。
“恨。”他说。
“恨,就恨。”老太太说,“别憋着。憋着,伤身。”
“我不憋。”沈砚说,“我告他们。”
“告赢了,又怎么样。”老太太说,“你爸你妈,回不来。”
“回不来。”沈砚说,“可他们的钱,得回来。他们的房子,得回来。你的公道,得回来。”
老太太没说话。她伸出手,摸了摸沈砚的头。
“你长大了。”她说。
“嗯。”
“长大了,好。”她说,“长大了,能讲理。”
从养老院出来,沈砚接到一个电话。是刘桂芬。
“沈砚。”她说,“你在哪儿。”
“县城。”
“我们谈谈。”
“谈什么。”
“谈你奶奶。”刘桂芬说,“她老了,糊涂了。你让她出庭,她说不清楚。”
“她说得很清楚。”沈砚说。
“沈砚。”刘桂芬的声音软下来,“我们养了你二十年。你就不能,看在二十年的份上,放我们一马?”
“二十年。”沈砚说,“你们养我,是为了钱。我爸妈的钱,我奶奶的钱,你们拿了多少,你们心里清楚。”
“我们也有苦衷。”刘桂芬说,“你爸当年,生意失败,欠了债。我们要是不拿那笔钱,我们全家都得死。”
“你们全家。”沈砚说,“那我呢。”
“你……”刘桂芬说,“你不是活下来了吗。”
“我活下来,是我命大。”沈砚说,“不是你们仁慈。”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沈砚。”刘桂芬说,“你要多少钱,才肯撤诉。”
“我不要钱。”沈砚说。
“你要什么。”
“我要你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沈砚说,“我要你们,在法庭上,把当年的事,说清楚。我要我奶奶,听见你们认错。”
“认错。”刘桂芬说,“认了错,又怎么样。”
“认了错,你们还是你们。”沈砚说,“可她知道,她没糊涂。她知道,她没看错人。”
刘桂芬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说:“沈砚,你会后悔的。”
“我后悔的事多了。”沈砚说,“不差这一件。”
他挂了电话。
第二天,沈强来了。
沈强是沈国栋和刘桂芬的亲儿子,比沈砚大两岁。他在镇上开了一家汽修店,穿着一件油乎乎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扳手。
“沈砚。”他站在酒店门口,“你出来。”
沈砚走出来。“有事?”
“你告我爸妈?”沈强说,“你疯了?”
“我没疯。”沈砚说。
“他们养了你二十年。”沈强说,“你就这么报答他们?”
“他们养我,是为了钱。”沈砚说,“你结婚,他们给二十万。那二十万,是我爸妈的拆迁款。”
“你胡说。”沈强说。
“银行流水。”沈砚说,“你要看,我给你看。”
“我不看。”沈强说,“我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
“白眼狼。”沈砚说,“这个词,你们家说了二十年。换一个。”
沈强举起扳手。沈砚没躲。
“你打。”他说,“打了,我报警。你爸妈的案子,多一条故意伤害。”
沈强的手停在半空。他看着沈砚,看了很久,把扳手放下。
“沈砚。”他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起诉状上写着。”沈砚说,“你回去问你爸妈。”
“他们要是,不还呢。”
“法院会强制执行。”沈砚说,“房子,拍卖。钱,返还。他们要是转移财产,就涉嫌拒执罪。”
“你……”沈强说,“你真狠。”
“我不狠。”沈砚说,“我只是,会讲理。”
沈强走了。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沈砚站在酒店门口,穿着西装,手里拿着公文包,像一个陌生人。
“沈砚。”他说。
“嗯。”
“你小时候,我带你打过架。”沈强说,“有人欺负你,我帮你。”
“我记得。”沈砚说,“你打完架,回家跟你妈说,是我先惹的事。你妈罚我,不罚你。”
沈强没说话。他低下头,走了。
沈砚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他掏出手机,给苏律师发了一条消息: “证据,齐了。十五号,开庭。”
开庭前一天,沈砚去了养老院。
老太太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块手表,上海牌的,表带断了,表盘黄了。
“你爸的。”她说,“他走的那天,放在我这儿。”
沈砚接过表,翻过来。表背上刻着一行字:“砚砚,六岁生日快乐。”
“表停了。”他说。
“停了二十年。”老太太说,“你拿去,修修。”
“我不修。”沈砚说,“停了,也是他的。”
他把表戴在手腕上。表带断了,他用一根绳子系着。
“明天,戴着上法庭。”老太太说。
“好。”沈砚说。
十五号,开庭。
县法院在三楼,一间不大的法庭,墙上挂着国徽,下面摆着几张桌子。沈砚坐在原告席上,旁边是沈秀兰,坐在轮椅上,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被告席上,沈国栋和刘桂芬坐着,旁边是他们的律师,一个穿黑西装的中年男人。沈强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低着头,玩手机。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
“现在开庭。”
沈砚站起来。
“原告沈秀兰,诉被告沈国栋、刘桂芬,撤销监护人资格、返还财产一案。”他说,“我是原告代理人,沈砚。”
“被告代理人,张律师。”对方说。
法官看了一眼材料。“原告,陈述诉讼请求。”
沈砚把起诉状念了一遍。撤销监护人资格,返还房屋一套,返还存款一百二十四万,返还养老金八万六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法官说。
张律师站起来。“审判长,被告收养原告之孙沈砚,是合法的收养关系。收养期间,被告尽了抚养义务。原告所称的‘返还财产’,没有事实依据。至于原告的养老金,是被告代为保管,用于原告的养老院费用,不存在侵占。”
“代为保管。”沈砚说,“保管了八年,存折上只剩三百块。”
“费用都花了。”张律师说,“养老院一个月两千八,八年,就是二十六万。原告的退休金,一个月三千,八年,二十八万八。差额,两万八。被告还贴了钱。”
“贴了钱。”沈砚说,“那房子呢。”
“房子,是被告的。”张律师说,“房产证上,写的是沈国栋的名字。”
“房产证,是怎么办下来的。”沈砚说。
“依法办理。”
“依法。”沈砚说,“那这份《赠与合同》,是怎么回事。”
他把一份文件递给法官。“这是二〇一五年,原告将房屋赠与被告的合同。上面有原告的签字和手印。可原告不识字。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张律师的脸色变了一下。“原告不识字,可以按手印。”
“按手印,可以。”沈砚说,“可这份合同上的签字,是‘沈秀兰’三个字。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怎么会签字。”
“她可以照着写。”
“照着写。”沈砚说,“那为什么,这三个字,跟被告沈国栋的字,一模一样。”
法庭里安静了一下。
“我申请笔迹鉴定。”沈砚说,“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合同上的‘沈秀兰’三个字,与沈国栋的笔迹,同一人书写。与原告的笔迹,不符。”
他把鉴定报告递上去。法官翻了一下,递给被告。
张律师看了报告,脸白了。他转头看沈国栋,沈国栋低着头,手在抖。
“被告。”法官说,“这份合同,是谁签的。”
“是……”沈国栋张了张嘴,“是她按的手印。”
“字呢。”
“字,是我代签的。”沈国栋说,“她不识字,我帮她签。”
“她同意了吗。”
“同意了。”
“怎么同意的。”
“她……口头同意的。”
“口头同意。”沈砚说,“那为什么,合同上写的是‘自愿赠与’,还写了‘永不反悔’。”
“我……”沈国栋说不出话。
“审判长。”沈砚说,“我还有证据。”
他把一沓信递给法官。“这是原告保存的信。是沈砚,也就是我,小时候写给她的。信被被告截留,没有转交。被告告诉原告,沈砚死了。告诉沈砚,原告死了。两边骗了二十年。”
法官翻了一下信,抬起头。“被告,这些信,是你们截留的?”
“不是。”刘桂芬说,“是……是邮局弄丢了。”
“邮局弄丢了二十封?”沈砚说,“每一封,都盖着‘已投递’的章。章是镇上的邮局盖的。收件地址,是沈家。收件人,是沈秀兰。信到了沈家,是谁收的。”
刘桂芬没说话。
“还有。”沈砚说,“这是原告的存折流水。八年,每个月三千,取现。取现的网点,是镇上的信用社。监控保存三个月,可取款单上的签字,是刘桂芬。”
他把取款单递上去。“刘桂芬,原告不识字,她的存折,怎么是你去取的钱。”
“她让我取的。”刘桂芬说。
“她让你取的,为什么不留给她。”
“她住在养老院,用不着钱。”
“用不着钱。”沈砚说,“她的养老院费用,一个月两千八。她的退休金,三千。剩下的两百,在哪儿。”
“我……我贴了。”
“你贴了。”沈砚说,“那这八年,你从她存折里取走的八万六,去哪儿了。”
刘桂芬没说话。
“审判长。”沈砚说,“我请求,传原告沈秀兰,作证。”
法官点了点头。“准许。”
沈砚推着轮椅,把沈秀兰推到证人席。老太太很瘦,坐在轮椅上,手放在膝盖上。
“沈秀兰。”法官说,“你能听清吗。”
“能。”老太太说。
“一九九八年,被告收养沈砚,你同意了吗。”
“同意了。”老太太说,“他们说,办个户口,方便孩子上学。我不识字,按了手印。”
“房子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老太太说,“他们跟我说,房子还是我的。我住养老院,房子空着,他们帮我看着。”
“你签过《赠与合同》吗。”
“没签过。”老太太说,“我不会写字。”
“他们告诉你,沈砚死了吗。”
“告诉了。”老太太说,“他们说,沈砚出车祸,死了。我哭了三天。后来,我每年给他烧纸。”
她转过头,看着沈国栋和刘桂芬。
“你们说,他死了。”她说,“他活着。他给我写信,你们不给我。我想他,想了二十年。”
刘桂芬低下头,哭了。
“审判长。”沈砚说,“我的当事人,今年八十二岁。她唯一的儿子,儿媳妇,二十年前死了。她唯一的孙子,被被告藏了二十年。她的房子,被被告骗走了。她的养老金,被被告领了八年。她住在养老院,一个月两千八,护工说她一年到头,没人来看。”
他停了一下。
“被告说,他们养了我二十年。可他们养的,不是我。他们养的,是我爸妈留下的钱。”
法庭里很静。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现在休庭。合议庭评议。”
半个小时之后,法官回来了。
“本院认为,被告沈国栋、刘桂芬,在收养沈砚期间,截留信件,隐瞒原告沈秀兰的下落,伪造《赠与合同》,侵占原告财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沈国栋、刘桂芬对沈砚的监护人资格; 二、被告沈国栋、刘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沈秀兰房屋一套; 三、被告沈国栋、刘桂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沈秀兰存款一百二十四万元,养老金八万六千元; 四、被告涉嫌伪造文件、侵占财产,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法槌落下。
“退庭。”
刘桂芬一下子站起来。“法官!法官!我们养了他二十年!”
法警走过来,拦住她。
“养了二十年。”沈砚说,“你们养的是钱。”
“沈砚!”沈国栋喊,“你这个白眼狼!”
沈砚没理他。他推着沈秀兰的轮椅,往门口走。
“砚砚。”老太太说。
“嗯。”
“回家。”
“回家。”沈砚说。
他推着轮椅,走出法庭。走廊里很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砖上,一块一块的。
“砚砚。”老太太说。
“嗯。”
“你爸你妈,要是看见,肯定高兴。”
“嗯。”
“他们走的时候,你才六岁。”老太太说,“你爸说,妈,你帮我看着砚砚。我说,好。我没看好。”
“你看好了。”沈砚说,“你一直在等我。”
老太太没说话。她伸出手,握住沈砚的手。
“回家。”她说,“我给你,做红豆腐。”
“好。”沈砚说。
他推着轮椅,走出法院。外面的太阳很大,照在台阶上,白花花的。
他低下头,看见老太太的手,很干,很瘦,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
“奶奶。”他说。
“嗯。”
“红豆腐,多放点辣椒。”
“好。”老太太说,“多放点。”
一个月后,房子腾出来了。
沈砚找人把墙重新刷了,把沈强的东西搬出去,把奶奶的旧家具搬回来。
他推着奶奶,走进院子。院子里的石榴树还在,果子红了。
“还是这个院子。”老太太说。
“嗯。”
“你爸小时候,就在这树下写作业。”
“嗯。”
“你小时候,也在这树下写作业。”
“嗯。”
她伸出手,摸了摸树干。树皮很粗,她的手很轻。
“砚砚。”她说。
“嗯。”
“你恨他们吗。”
“恨过。”沈砚说。
“现在呢。”
“现在……”沈砚想了想,“现在,顾不上。”
“顾不上,好。”老太太说,“顾不上恨,就顾得上过日子。”
沈砚没说话。他推着轮椅,走进屋里。屋里飘着红豆腐的味,辣的,香的。
墙上的相框里,是他爸妈的照片。照片是旧的,边角卷了。他伸手,把相框扶正。
“你爸你妈,看着呢。”老太太说。
“嗯。”沈砚说。
他把手腕上的表摘下来,放在相框前面。表停在四点二十。
“爸,妈。”他说,“我回来了。”
“吃饭。”老太太说。
“好。”沈砚说。
他盛了一碗饭,坐在她对面。窗外的石榴树,红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