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牌手》
第一章 鸿门宴
“老李,位置不够了,你坐旁边。”
王彬皮笑肉不笑,抬手指向墙角。
那儿孤零零摆着一把金属折叠凳,凳面斑驳。
我站在门口,公文包还提在手里。
今天参会的人出奇的准时,只不过像是提前约好了一样,没人说话。
会议室里只剩空调的嗡嗡声。
二十人的长条桌铺着深蓝绒布,几十道目光齐刷刷投过来。
探究,观望,更多是等着看戏。
我习惯性望向左侧第二个位置。
三年雷打不动,总裁位,公司里仅次于董事长的专座。
那个位置上坐了人。
六十岁上下,比我年轻一点,头发梳得油亮,翘着二郎腿,指间把玩一支钢笔。
“这位是?”我已经料到大概的情况了,声音平稳。
“给你介绍,吴霖,吴总。”王彬抬了抬下巴,“国企退下来的管理老手,我重金请来,以后协助我抓内部管理。”
我微微颔首,目光在那把椅子上停了一下,又落到墙角的折叠凳上:“我的位置,就这么让出去了?”
“哎呀老李,临时加人,位置实在不够。”
王彬双手一摊,语气带着夸张的歉意,“委屈你一下。都是为公司做事,不必拘这些小节。”
几声压抑的嗤笑。
我心里清楚:我的位子,没了。
我没动怒,淡淡一笑:“王总说得对,为了公司,座位不重要。”
说完,我走过去拎起那把冰凉的折叠凳,放到长条桌最靠门的末端,坐下。
这一手,反倒让等着看我失态的王彬愣了下,眼底掠过一丝不悦。
“人到齐了,开会。”王彬敲了敲桌面,望向吴霖。
吴霖会意,清了清嗓子,钢笔往桌面一拍。
“既然王总委托我抓管理,我就直话直说。”
“财报我看过,薪酬结构弊病重重。”
“有些人身居高位,拿着高薪,产出配不上待遇。贡献越来越小,薪酬和分红越来越高。这种高薪低能,必须整改。”
满座哗然。
公司高管普遍年薪在百万左右。两百万的,只有我一个。
更要紧的还不是薪酬,是股份分红。
所有视线的余光,又锁回墙角。
“吴总说得在理!”
销售副总立刻附议,“大环境艰难,高管理应降薪共渡难关。”
“一些老功臣,也该给年轻人腾位置了。”财务总监紧随其后。
矛头指得很直。
往日对我毕恭毕敬的下属,此刻纷纷改换立场,义愤填膺,仿佛我是侵蚀公司的蛀虫。
我背靠冷墙,冷眼看着这场群魔乱舞。
国企三十年,这种造势构陷、先诛人心的手段,见得太多。
又是一场鸿门宴。
“李总,”吴霖见我始终沉默,以为我怯了,直接点名,“你也表个态。两百万年薪,无论从业务或者生产角度来说,你拿得不烫手吗?”
我放下交叠的双腿,站起身。
纵然站在角落,几十年体制与商海淬出来的东西还在,嘈杂的会议室骤然安静。
我理了理西装扣子,目光掠过吴霖,落定在王彬脸上。
“王总,既然诸位谈贡献,那我们就论一论实实在在的贡献。”
“三年前我入局,公司账上只剩三万,水电费都交不上。如今规模翻十倍,业务做到海外。”
“这笔账,财务可以核。”
“李总……”吴霖接不上话,望向王彬。
王彬脸上的笑僵住,放下茶杯,沉默了几秒,像是下了决心。
“那是公司平台原来的摊子够大,可以成就人。换谁来,未必做不到。”
“老李,我承认你有一部分功劳,但不要总沉溺过往。现在大环境不好,吴总的改革着眼未来,希望你配合。”
“配合?”
我笑了一下,笑意停在嘴角,眼底是凉的,“王彬,步子迈得太急,是会摔跤的。”
“你在威胁我?”王彬拍案而起。
“我只是善意提醒。”
我不再看他,收起手上的笔记本,“既然这里没有我的位置,这个会,不听也罢。”
众目睽睽,我拎着那把折叠凳,像提一件战利品,走了出去。
一屋子人面面相觑。王彬脸色铁青。
门合上的刹那,我脸上的平静彻底褪了下去。
第二章 恩怨
电梯下行,把会议室那股虚伪的热气隔在身后。
我没回那间名存实亡的总裁办公室,径直下到地下停车场。
电梯镜面里映出我此刻的样子:头发花白,脊背挺得笔直,眼神还跟三十年前一样。
这三年,我为这家公司添了不少白发,精气神倒比在国企时更足。
回到家,屋里静悄悄的。老伴出门跳广场舞,儿子不在家。
我泡了一壶普洱,坐在书房沙发上,抬头看见墙上那幅“宁静致远”。
退休那年我自己挑的字,用最好的宣纸裱的。
这会儿看着,有点可笑。
今天那场戏,哪里还有半点宁静可言。
热气升起来,思绪跟着回到三年前那个雨夜。
那是我办完退休手续的第三个月。
赋闲在家,一身本事无处施展,心里空落落的。
那天晚上暴雨如注,门铃响了。
门外是老王。国企时期的老搭档,管过后勤,为人看着厚道。
浑身湿透,手里提着一袋东西,脸上堆着讨好的笑。
“国盛啊,这么晚打扰你,实在是没办法了。”
人还没坐热,眼圈先红了,“小彬那公司,快撑不下去了。银行的人天天堵着门要债。他第一次创业,要是就这么倒了,这辈子就毁了。”
我皱了皱眉:“老王,我已经退了。那是私企,我一个国企退休的老头子,能帮什么忙?”
“你能,只有你能!”
老王突然站起来,抓住我的手,手劲大得吓人,“小彬死脑筋,不懂怎么跟那些大老板打交道。你是销售之神,你在圈子里的面子,就是金字招牌。”
“国盛,算我求你,去帮帮他,哪怕只是去镇镇场子。”
正说着,王彬也来了。
那时的他焦头烂额,满脸胡茬,见了我毕恭毕敬,一口一个李叔,腰弯得要折下去。
“李叔,我爸说得对。我有技术,有产品,就是没路子。只要您肯出山,年薪您随便开,股份我也给。”
眼里全是崇拜和恳切,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我看着这对父子,心软了。
我和老王同一年分配进企业,几十年的交情。
再加上自己确实闲得发慌。
那一晚我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去看看。
第二天到了公司,果然是烂摊子。
账上流动资金枯竭,仓库积压,员工人心惶惶。
我本想劝王彬趁早清算止损。
他没让。隔天带着合同上门,白纸黑字,两百万年薪,加十个点的干股。
他还拿出一张黑卡。
“李叔,不,李总。这卡里面有一百万现金,没有密码。先预付。只要您把公司盘活,以后您就是我亲爹。”
我看完合同,犹豫了几秒钟,把卡推了回去。
“小彬,我答应你。”
“这钱拿回去经营公司用,李叔不急着用钱。”
我拔出钢笔,把合同签了。
接下来的半年,我像回到了当年叱咤风云的日子。
一个电话,把从前求着我办事的银行行长请到王彬办公室。
三千万贷款,三天到账。
又组了一个局,几个做外贸的坐到一桌,几杯酒下肚,三千万的单子签了下来。
公司起死回生。
三年,规模翻十几倍,业务做到中东和欧洲。
王彬从焦头烂额的创业者,变成意气风发的青年企业家,豪车出入,媒体争相报道。
那台黑色宾利,是第二年春天换的。
之前那辆本田雅阁开了六年,还不算很旧。
城郊那套临湖别墅是秋天买的。乔迁那天请了半个圈子,我没去。
买那套房之前,王彬提出动一笔生产流动资金。我拦过,说那是保产能、保供应链的根。
他当面应下了。钱还是挪了出去。
我没再提。提也没用。
只是有些事,我当时没往心里去。
第一年年底,说好的分红拖到三月才给,数目打了七折。
王彬的解释是要留钱扩产,下一年再给。
我没争。
我这人,钱看得不重。
第二年,董事会名单出来,十个点的干股变成了期权,行权条件写了三页纸。
我看了一眼,签了。
“年轻人要面子。”
我当时这么想,“给他。”
那不是面子。
那是在试我的底线。
一步一步试,试到发现我不会翻脸,才敢把凳子搬到墙角去。
反过来,我一直以为这是段佳话。
我看着他长大,像看自己的子侄。
辞职信早就写好了,压在抽屉里。
打算再守一年,等公司彻底稳了,就回家抱孙子。
现实给了我一记耳光。
今天墙角那把小板凳,吴霖那张尖酸的脸,王彬那双冷冰冰的眼睛。
一句一句,把三年前的温情割得粉碎。
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我想起吴霖那句“高薪低能”。
不只是嫌我贵。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公司做大了,王彬翅膀硬了。
怕我这个知道全部底细、握着全部渠道的老臣功高盖主;怕我分走利润;更怕我变成公司里谁也搬不动的“太上皇”。
所以先找吴霖来当刀手,造势贬我的值。
然后呢?
下一步不用猜。既然他能当着众人的面做出这种事,接下来就是逼我走,顺手让我背个黑锅。
三十年,我背过黑锅,也躲过黑锅。
“想让我走,可以。想让我背黑锅,做梦。”
我起身走到书柜前,拉开最底层抽屉。
一本黑色笔记本,封皮磨得发亮。
三十年的习惯。每一笔业务,每一次应酬,每一个关键决策,每一笔资金流向,都在里面。
思绪回到三天前,董事会。
王彬提了个议案:花两千五百万,买一处会所。招待客户,彰显集团实力。
我第一个反对。
我看那个数字,就知道钱从哪儿出。生产资金。账上已经没有腾挪的余地。
会所是给谁准备的,我也清楚。王彬身边那群酒肉朋友,一周五场。我不反对享乐,我反对拿货款去享乐。
第二件事,王彬要启动上市。
我说,上市不是圈一笔钱。以现在的家底,报表撑不住,硬上就是死。
第三件,我提醒他,下属那家金融公司要盯住。民间集资那条线,一碰就是一串。
三件事,我一件没让。
会议室里安静了半分钟。
王彬把笔往桌上一放,略微尴尬地笑了一下:“李叔,您这是要把我按住啊。”
散会后,我一个人在会议室坐了会儿。
那天晚上回家,我在书房坐到半夜。
是不是自己跟不上趟了。
是不是把王彬护得太久了。
王彬以为我老了,糊涂了,跟不上时代。
殊不知这圈子里,资源从来不只写在合同上,更长在人情里。
那些银行行长、大客户、海外伙伴,认的是我这个人,不是他那枚冷冰冰的公章。
我翻开笔记本,指尖压在第一页。
“厚道。”
“王彬,你爹当年教你那两个字,你就没记住。”
“也许我做的已经够了。明天就提辞职吧。至于王彬以后该走怎样的路,就看他自己了。”
我忽然有了卸下重担的轻松感。
但我还是高估了这对父子。
第三章 举报
七点四十,车到园区门口。
那台加长的黑色宾利停在主楼正门前,车头朝外,司机靠着车门抽烟。
我在车里坐了两秒。
王彬很少这么早来。九点上班,他十点才晃进来。出差、酒局、打球,公司的事一概往我桌上一推,“李叔,你定”。
定到后来,供应商大会、银行答谢会、董事会,坐主席台的都是我。
今天这台车,七点四十就在门口了。
我拎起公文包,推门下车。
清晨的阳光落在走廊大理石上,晃眼。
前台小姑娘见到我,眼神躲了一下,匆匆喊了声“李总好”,低头假装忙碌。
我望了一眼大办公区,一如既往的忙碌,但每个人的眼睛都像是避开望向我这边。
气氛有些诡异。
我没在意,径直上电梯。
顶层,总裁办公室门口。指纹按下去。
锁没反应。
再按一次。还是纹丝不动。
我退后一步,抬头看了眼门牌号。
没错。是总裁办公室。
“咔哒”一声,门从里面开了。
吴霖。一身崭新的阿玛尼,手里端着冒热气的咖啡,脸上挂着胜利者那种笑。
“哟,李总,早。”
他倚在门框上,没有让开的意思。
我从他肩膀上望进去。那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搬空了,换上一套极简风格的新家具。墙上“宁静致远”不见了,挂了一幅巨大的抽象画。
“这是怎么回事。”我声音没变。
“哦,这个。”吴霖拍了拍脑门。
“公司刚发了通告,王董让我接替你的工作。”
“另外,他说这层采光好,规划成战略发展中心,这间就划给我了。”
“您的办公室暂时安排在走廊尽头,那间储物间改的临时办公室。小是小了点,也够用。”
我点开公司的工作群。
通告出来了。
高层人事变动,主要内容两行:吴霖担任集团总裁,我改任顾问。
“对了,您的私人物品清出来了,放那边。”吴霖等我关掉手机,抬起头。
他指了指门外。
一个纸箱,搁在垃圾桶旁边。
我看一眼纸箱,回头看他那张脸。心里最后一丝对王彬的幻想,彻底断了。
这不是夺权。是羞辱。
从总裁的位置上踢下来还不够,还要塞进储物间,像打发一个叫花子。
“王彬在公司?”
“董事长办公室。不过王总今天很忙,恐怕没空见你。”
“让他有空。”
我丢下这句话,转身就走。没去那个所谓的临时办公室,径直走向走廊另一头。
既然做得这么绝,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厚重的双开木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抬手叩门。
“进来。”
王彬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
推门进去,气氛不对。
王彬坐在老板椅上,脸色发白。对面沙发上坐着两个穿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
不认识。
但那种气场我太熟了。常年待在体制内、手里握着审查权的人,坐在那里不动,屋子里的空气都会变重。
“李总,你来了。”
王彬眼神闪了一下,没有起身。
我没理他,看那两个人:“二位是?”
左边那个站起来,掏出证件,亮了半秒:“李国盛同志?市纪委监委。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你在原国企任职期间涉嫌经济问题。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核实。”
早有预感。
可这句话真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心脏还是沉了一下。
举报。经济问题。
我在国企干了三十年,人情往来圆滑世故,但经济这条线,一直守得很死。每一笔账,经得起查。
我转头看王彬。
他避开我的目光,低头摆弄钢笔,好像这一切跟他没关系。
“是你递的材料?”我问,声音平得出奇。
“不是,李总,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只是配合工作。”王彬含糊其辞,“公司要上市,合规性很重要。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必须查清楚。”
“历史遗留问题?”
我把这六个字嚼了一遍,笑了一声。
“李国盛同志,请吧。”穿夹克的人打断我。
门外又进来两个工作人员,一左一右站到我身边。
我理了理衣领,把腰挺直。
没挣扎,没喊。在体制内待了一辈子,我清楚这时候任何失态,都只会让自己更狼狈。
“不用推,我自己能走。”
经过王彬身边,我停下,侧过头。
他的手抖了一下,钢笔掉在桌上。
走廊里正是上班时间,挤满了员工。看见我被两个生面孔请出来,所有人都停了手。
“李总被带走了?”
“听说涉嫌贪污,以前在国企的事。”
“我就说,这么高的位置,哪有那么干净。”
窃窃私语,像苍蝇。
我目不斜视,走进电梯,下楼,出门。
楼下停着一辆黑色商务车。我被请上去。
车门关上,隔着深色玻璃,我最后看了一眼这座自己亲手救回来的大楼。
太阳很好。但风暴要来了。
车子汇入车流。
我靠在后座,闭上眼。
怕吗?
有一点。但更多的是怒。
很快就来到机关。
“走吧。”前面的工作人员说。
我睁眼,眼里没有惧色。
“走。我也想看看,你们能查出个什么名堂。”
第四章 背刺
四十八小时。
本来只是二十四小时,我自愿配合加的,全程安静。
我只提了一个要求:让人去我家,把书柜最底层那本黑色笔记本拿来。
这一点让办案的同志意外。
没有一进来就慌了神、胡乱攀咬的戏码,也没有托人递话、四处找关系。
问什么,答什么。不慌,也不软。
厚厚一叠举报材料摊在桌上,我戴上老花镜翻了两页,嘴角压下去一点。
上面举报的时间、地点、人、事、物、财,关联得很具体。
我瞥了一眼对面两人手边那沓材料。
他们核过。这不是初期接触。
“李国盛同志,二〇一五年三月,你在滨江那个项目上收了对方一套房,有没有这回事?”
“有。”
问话的人抬起头。
“那套房是我儿子结婚用的。首付我出了六十万,贷款三十年。合同、发票、还款流水,都在这本子里。”我翻到那一页,推过去,“你们可以核。”
“二〇一六年,你经手的一笔设备采购,供应商给了你六十万现金。”
“没有。”
“举报材料上写得很具体。时间、地点、金额。”
“地点是金桥宾馆三楼的包厢。”我说,“那天我在那儿吃饭,请的是供电局的人。六十万这个数,是隔壁桌一个包工头跟人吹的。他吹完,我听见了。”
问话的人记下来,笔停了一下。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我当时就坐在旁边。”我说,“你们随便问,包工头的名字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国企销售老总的位置上坐了十年,经手资金以千亿计。真像信上写的每笔回扣都拿,我早可以在海外买三个岛。
笔记本跟了我几十年。
黑色封皮,磨得发亮。
我翻开第一页,指尖停在目录日期上。
思绪却分开了。
老伴这会儿大概还在家里等我做饭,不知道刚才有人回去取这本笔记,有没有把她吓着。
我把这个念头压回去,接着往下翻。
十几年,一笔一笔。
哪年哪月哪日,为拿下哪个单子,请了谁吃饭,花了多少钱,发票号是多少,席间谁说了句什么玩笑。全在里面。
每一笔账,经得起最苛刻的审计。
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我早年投资房产和理财的收益。所谓收受回赠,是正常商务往来,且全部入了公司账。
证据摆齐,对面的人态度变了。
“李老,感谢配合。举报线索严重失实。”
年轻干事有些尴尬,把笔记本推回来,起身帮我开门。
“失实?”
我接过笔记本,拍了拍封皮上的灰,“世上哪有这么巧的失实。”
“如果后续还有其他调查,也请您配合。”干事公事公办,说着套话。
正午。
走出大楼,深秋的太阳刺眼,风里带着干凉。
门口保安帮我拦了辆出租车。
就在我弯腰要上车的那一瞬,动作停住了。
一股直觉,像电流窜上脊背。
我回头,目光穿过空广场,落在那栋楼上。
二楼,东侧一扇窗,窗帘拉开一道缝。
缝很细,不注意根本看不见。
但那道缝后面有一张脸,贴在玻璃上,死死盯着楼下大门。
几十米,一层玻璃。我还是认出了那张脸。
老王。
我昔日的老搭档,王彬的父亲。
那张脸上没有憨厚,没有讨好,也没有雨夜里的卑微恳切。
惊恐,愧疚,但更多是阴谋得逞后的如释重负。
就在这一秒,云层散开,一束强光打在窗上。
老王眯眼,下意识往里缩了一下。
我站在楼下的太阳地里,又看了两秒,才转过身,拉开车门。
“师傅,走不走?”
“走,去哪儿?”
“锦江花园。”
车窗外的街景往后退。我靠在后座上,闭着眼。
老王。借刀杀人。
我没猜错人。
我曾经以为,王彬年轻气盛,只是容不下一个老臣。
现在看来,递刀子的那只手,握了几十年。
老王怕什么,我清楚。
国企那些年,后勤口上过的账,经不起翻。我在,既是挡路的人,也是随时可能开口的人。
把人送进去,脏水泼上去。就算最后查清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也没脸再在圈子里走动。
一箭双雕。
“呵。”
我低笑了一声,肩膀微微抖。
“师傅,开快点。”
出租车一脚油门,冲进车流。
第五章 出牌
我没回家。
出租车拐出小区那条街,我让师傅掉头,停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门口。
给老伴打了个电话,只说配合问询,虚惊一场,别担心,晚上不回来吃饭。
前台姑娘认得我,叫了声李总。我笑了笑,报了个名字,开了间行政套房。
房间在二十六层。窗帘拉开一半,能看见半个城的灯。
家里这会儿静不下来。不是不安全,是静不下来。
洗完澡,换上浴袍,倒了一杯威士忌。
电话响了,是儿子,语气有点急,问的是调查那件事。
我挺直老腰,底气十足地告诉他,他爸爸没有贪污受贿,没有干过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
儿子的语气放缓下来,又闲聊了几句,便挂了电话。
我没急着打电话给其他任何人。
先把笔记本摊在书桌上,一页一页翻,翻到近两年那一段;又从抽屉里抽出一叠便签纸,撕下三张,横着摆在面前。
第一张写客户。七个名字。
第二张写供应商。五个。
第三张写银行。三个。
写完,我看着这三张纸,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划掉两个。
一个已经退休,打过去也只能说两句空话。
另一个,跟王彬沾亲,去年还一起吃过饭。
剩下的,才是能动的。
三条线,我早就划好了:不造谣,不诬告,不找媒体,不打官司。
官司太慢,一审二审拖两年,判下来公司早换了模样。媒体太脏,一旦上了热搜,事情就由不得我,也由不得王彬。
我要的不是把谁送进去。
我要的是让所有跟这家公司有往来的人,自己去看一眼那份被捂住的账。
真话最狠。因为它不用加工。
第一个电话,拨给宏远集团张董。
响了三声才接。
“喂,老张,我,李国盛。”
那头的声音先热了一下,随即低了半度:“李总!听说你这两天……有麻烦?”
“出来了。”
“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张董连着说了两遍,接着话锋一转,“我这会儿在车上,信号不太行,要不明天……”
要避嫌。
“三分钟。”我打断他,“你听我说三分钟。跟我的事无关。觉得没意思,挂了。以后我不再提。”
电话那头静了。
这种话没法推。
张董清楚,我要是真想找他,明天、后天、下礼拜都会打。
“你说。”
“我现在已经离开盛彬,可以实话实说了。”
“盛彬那三年十几倍的增长,是拿杠杆堆出来的。”
“你们签的那份三年框架,账期九十天,是我在里面协调的。前两年他们的授信额度不够,是我一家一家替他们跑下来的。”
我停了一下。
“现在我不在盛彬了,以后协调账期的事不要再找我。”
“李总,”张董话说得很慢,“你这是要我做什么,还是只是提醒我一句?”
“我不要求你做任何事。”
我把杯子放下,“我只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起,盛彬没有缓冲了。账期、授信、返利,以后银行未必再支持,全靠它自己的现金流顶。顶不顶得住,是他们的事。”
“就这么简单?”
“还有一句。你们那份续签合同,下个月十五号到期。”
我声音很平,“续签之前,让风控把他们的有息负债算一遍。算完,你自己会有判断。”
那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他抽烟。
“李总,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告诉我?”
“因为三年前是我把你们介绍给盛彬的。”
我说,“我不介绍,你们不会签那份框架。现在出了事,我坐在这儿装不知道,不合适。”
又是一阵沉默。
“还有一件事,我得说在前头。”我补了一句,“我不出书面材料。你风控自己去核。核出来的东西是你的判断,不是我的话。”
这句话很轻,落在电话里却很清楚。
张董明白我的意思:不留把柄,不担责任,只把门推开一条缝,后面走不走,是你自己的脚。
“我明白了。”听他那头的声音,是把烟灭了,“今晚我让他们调表。”
调表。风控的行话。
挂了电话,我在便签上把“宏远”两个字划了一道。
字迹压在纸上,很实。
七点,划掉的那个名字下面,空出一行。
刘建国这个号,下午打过一次,我没接。
还没到该他出场的时候。
八点整,拨第二个电话。
天成贸易,赵总。
响了两声就接。
“李叔?”那头声音不高,先试探了一下,“听说你出来了,我一直想给你打个电话。”
“小赵,听说你们要给盛彬做三千万的供货预付款。”
我没铺垫,“意向书签了?”
“……上周签的。”赵总停了一下,“王彬跟我关系不错,这几年一直有来往。”
“朋友归朋友,账归账。”
我声音不高,“你签的是公司名,不是情义。”
“我现在已经离开盛彬。你是我介绍给盛彬的,所以现在可以实话实说了。”
那头呼吸重了一点。
“李叔,你这话我就听不太懂了。”赵总有点意外。
他了解我。这么多年,我从没这样说过话。
“盛彬的底盘现在是悬空的。”我说,“过去我四处替他们兜着账期和授信,天下太平。”
“现在没人兜了。财务上很多事情变成了未知数。你们三千万砸进去,很可能是一笔死账。你们今年财报兜不兜得住这个窟窿?你这个总裁,担不担得起?”
“王彬跟我说,外贸大单马上就回款。”
“远水解不了近渴。”
我嗤了一声,“款到之前,工资、税、供应商的钱,一分不少都得付。你先去问你们财务,账上还有几个月的余粮。”
那头沉默。
“李叔,你能不能给我两天。我去问问他。”
“你问他,他当然说没问题。”
我说,“你要问的是你们自己的财务,敢不敢押这三千万。别问我,也别问他。”
赵总在那头沉默了一阵。
能听见翻纸的声音。
“李叔,有件事我一直记着。”
“当年盛彬刚缓过来那一阵,王彬要动生产流动资金,给自己换车、买房子。那会儿,是不是你拦过他?”
我停了半秒。
“是。我劝过。”
“那后来……”
“后来他还是挪了。”
我顿了顿。
“这件事,跟你有关系。”
赵总一愣:“跟我?”
“他挪走的那笔钱,本该按时付给你们天成的货款,账上就出了缺口。”
“是我打的电话,让你延期。你忘了?”
听筒那边静了几秒。
“想起来了。”赵总的声音变了,“怪不得那一回。我还以为是他接了急单,货款压在货上。”
“根子在这儿。”
“一个敢动生产钱去撑门面的老板。”赵总没把话说完。
“这份意向,今天就停。”
“停得干净一点。”我说,“别留个尾巴,让人当把柄。”
“明白。”
“还有。”我最后一句话,“今天这个电话,我没打过。”
“我懂。”
挂了电话,我把便签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两个字:赵,停。
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随后第三个电话,华远实业陈董。
这位在圈子里出了名,只认利益,油盐不进。我跟他打了十几年交道,从没在饭桌上听他说过一句闲话。
电话响了五声才接。
“国盛。”
“老陈,风波过去了。”
“过去了就好。”陈董顿了顿,“你这时候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
“你现在跟盛彬的合作,风险摆在台面上。提醒一句,早做预案。”
陈董在那头笑了下,笑里没什么温度。
“风险我信你。可在商言商,现在终止,违约金不小。替代供应商也不好找,他们那套模组的交期,别家做不到。光凭一句风险,就让我白白割肉?”
老狐狸。不见兔子不撒鹰。
我早想到了。
“德国汉斯那条元器件采购线,正在重新招标。体量是盛彬订单的五倍。”
我说得很干脆,“汉斯认我的判断,我可以把华远推进优先候选名单。这是入场资格。我认可你们自己的产能和报价有这个资格。我可以优先给你开门,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电话那头没声了整整四秒。
四秒,对陈董这种人来说,是很长的时间。
“入场资格,怎么给?”他问。
“我给他们采购负责人发一句话,把你的公司名字放进去。就一句。”
“这么轻?”
“足够了。”我说,“门开了以后,你进不进得去,全凭你自己,我不会再干预。汉斯不吃人情这一套,他们只看参数和交付。”
陈董在那头轻轻哼了一声,算是在算账。
“我要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我要的是你这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跟汉斯说。”
“你先把对盛彬的风险审查启动。查到东西,收缩。查到没事,你继续做,我不拦。”
“如果我不查呢?”
“那就不查。”我说得很平,“你继续给盛彬供货,我一个字不提。”
“我已经离开盛彬了,不再负责这一块。到时候坏账砸在你头上,也不用跟我说。”
又是几秒。
陈董终于开口,语气变了:“行。我明天让风控复盘他们全部履约风险。汉斯那边,我们自己备材料去争。”
“那就这么定。”
挂了电话,我把便签上“华远”两个字圈了一下,圈完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老陈这个人,答应得快,翻脸也快。这一张牌不能全靠他。
我起身,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到底。
整座城在脚下亮着。
盛彬科技在城西,隔着七八公里,看不见。
“你以为我拔的是螺丝。”我对着玻璃上那个影子说,“我撤的是底座。”
那天夜里,我睡了四个小时。
第六章 涟漪
早上醒来,先看手机。
三条短信,三个号码,三个姓。
【已调表,风控在做。张。】
【意向停了。赵。】
【复盘启动。陈。】
我看完,一条都没回,把手机扣在床头柜上。
十点,张董的电话进来了。
“李总,昨天下午王彬来过了。”
“他见着你了?”
“前台坐了一个钟头。我没下去。”张董说,“见了就得吃饭,吃了饭就得喝酒,喝了酒什么都好说。我不给自己留这条路。”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走之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张董停了停,“我们财务昨天给盛彬财务打了个电话,只问了一句授信额度有没有调整。那边接了,半天没出声。”
“你怎么答的?”
“我说这是内部复核,例行问一句。”
“行。”
“李总,”张董话慢了半拍,“我们三月刚复核过一次。”
“我知道。”
“续签的事,风控那边已经在排了。下个月十五号之前,会有一份意见给你——不是给我,是给我董事会看的。”他改了口,“会上不会提你的名字。”
“不要提。”
挂了电话,我把那杯凉了的水喝了。
十点半,小张来接我,带了换洗衣服。
“李叔,今天去哪儿?”
“先不开车。你上去坐会儿。”
他进了房间,站在门口,没敢坐。
“公司那边,什么动静?”
“门口停了四辆车。”小张说,“两台是货车,一台是鸿达那边的车,还有一台不认识。保安不让进,就在门口卸货,卸了一半又装回去。”
“人呢?”
“前台在传,说鸿达要现款,还说采购那边一上午接了十几家电话。”他顿了一下,“食堂今天中午没做荤菜。”
“王彬到了没?”
“到了。九点多,从后门进的。”
“脸呢?”
小张想了想:“没看清。车开得快。”
我没再问。
十一点,老陈的电话。
三年来,他一直习惯跟我汇报。
他压低声音,像是把嘴贴在了话筒上。
“李总,我就问一句。”
“你问。”
“采购那边一上午收到六家改现款。鸿达最硬,旧账还要先结一半。合同第十一条,采购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供应方有权调整结算方式。”他停了一下,“这条……是不是您当年加的?”
“合同是我审的。”
“那现在——”
“现在我在家歇着。”我说,“账上的事,你别问我。你是财务总监,不是我。”
那头静了两秒。
“能动用的,不到三千万。”老陈自己说了下去,“鸿达一家就要两千三。”
“这话你跟王总说。”
“我说了。”
“他怎么说?”
“他说先付鸿达。”
“那就先付。”
我挂了电话。
下午两点四十,我换了件深灰色夹克,戴顶帽子,从酒店的侧门出去。
像个退休赋闲的老头。
城北那条老街的茶馆,二楼,靠窗,没什么人。
周德海比我小五岁,做模组做了二十年,话不多,算账快。
“老李,你这电话来得不是时候。”他把茶推过来,“我前天刚给盛彬发了函。”
“我知道。”
“你知道?”他抬眼,“你怎么知道?”
“方总今天上午在电话里念给我听的。”我说,“他急得声音都变了。”
周德海笑了一下,笑完就收:“别绕。你找我,是想让我继续供,还是想让我停。”
“都不是。”
“那你来干什么。”
“我来告诉你一件事。”我说,“盛彬欠你两千三百万,超期三个多月。”
“三个月零二十天。”
“对。”我把茶杯转了一下,“我要是你,我不会再供下一批。”
周德海没马上答。他低头看茶,看了七八秒。
“老李,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十六年。”
“十六年里,我没求过你一次。”他说,“今天我也不求你。我只问一句:你告诉我这些,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自己。”
茶馆里静下来。
我把杯子放下。
“两样都有。”
他愣了一下。
“我不装。”我说,“我要动盛彬。你是他最大的供应商,你一动,别人跟着动。这个我清楚。”
“那我凭什么给你当枪。”
“你没给我当枪。”我说,“你是在收自己的账。”
我把一张便签推过去,上面写了三个数。
“两千三百万,是他们欠你的。三个月产能,是你压在他们身上的。你算过没有,这笔收不回来,你今年亏多少?”
周德海看着那张纸,没说话。
“你厂里六百多号人。”我说,“你不缺这一单。你缺的是现金流。”
“我知道。”
“那你还犹豫什么。”
“我犹豫的是,以后没人给我单。”他说,“盛彬的量,占我三成。”
“三个月以后,你连厂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三成。”
周德海忽然笑了一声,笑得很干。
“老李,你这个人,说话真不客气。”
“我对你客气十六年了。”我说,“今天不客气,是因为你听得进。”
他端起茶,一口喝干。
“行。”
“行什么?”
“款到发货,从明天起。”他说,“旧账,我要他先给一千万。不给,我就停。”
“他不会给一千万。”
“那我就停。”
“你停,他会来找你。”
“他来找我,我就把这几年的对账单摆他面前。”他站起来,“老李,我这人不喜欢欠人情。今天这杯茶我请。往后你别说你帮过我。”
“我没帮你。”
“对。”他说,“你没帮我。你只是把话说了。”
他下楼的时候,走得很急。
我在窗边又坐了十分钟。
这是我整盘牌里,唯一一次亲自出面。
我知道这一面,比十个电话都值。
也知道这一面,往后在圈子里会被说成什么。
我不在乎。
有些话,电话里说不透。得坐下来,看着眼睛说。
晚上七点,酒店。我叫了一份面,吃得很快。
吃到一半,手机响,是刘建国。
这次我接了。
“国盛。”
“老刘。”
“你这两天在忙什么?”他声音里带着一点试探。
“在家歇着。”
“歇着?”那头笑了一声,“我一个下午接了三个电话,都在问我盛彬的授信。”
我把筷子放下。
“谁问的?”
“两家同业,一家评级公司。”他说,“问得都很客气,问法都一样:听说盛彬最近有变化?”
我没说话。
“国盛,我不管你在做什么。”他声音沉下来,“我只提醒你一句:银行这边,你别沾手。”
“我明白。”
“你明白就好。”他停了一下,“有些话,你跟我说可以。跟别人说,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知道分寸。”
挂了电话,我把面吃完,汤都喝了。
刘建国在提醒我:银行是另一套规矩,动了就是动了,碰不得。
这通电话也告诉我另一件事:外面已经传开了。
比我预想的还快。
九点半,周德海的电话。
背景里有车间的机器声。
“他来了。”
“什么时候?”
“十点多。带了个文件袋,站在车间门口,等我摘手套。”
“你摘了?”
“摘了。他比两年前瘦了。”周德海停了一下,“对账单我一份一份摊给他看。十四批,他都认。两千三百万,一个字没还价。”
“然后呢?”
“他说三天。”
“三天。”
“我说,王总,你知道我最怕什么。我怕你说三天。这两年你说过七次三天,兑现了三次。”
我没接话。
“他脸红了。他说这次是真话。”周德海的声音没什么起伏,“我问他账上还有多少钱。他不说。我替他说了:不到三千万,一千八百万是这周的税和社保,能动的,一千万出头。”
“他怎么说?”
“他说给。”
“给了多少?”
“六百万。四点五十到的账。”
“你收了。”
“收了。五点十分,我停线。”他那边有铁门关上的声音,“一千万是约定,六百万不是。差四百万,就是不按规矩。”
“他会再找你。”
“他找,我只有一句:钱不到,线不开。”
停了一下,他又说:“老李,我今天把话跟他讲明白了。他那套东西,撑不住了。”
“嗯。”
“你别说我狠。”
“我没说。”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了很久。
窗外的灯,一盏一盏往下沉。
这一晚,我睡了六个小时。
第七章 王炸
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城北,一个老小区的门口。
我站在门岗旁边的梧桐树下,没进去。
十点整,刘建国遛着一只小土狗从楼里出来。
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国盛。”
“老刘。”
“你怎么在这儿站着?”
“不方便进你家门。”我说,“这个节骨眼上,我进去,你家里人多想。”
他没说话,把狗绳换到左手。
“散步?”我问。
“散步。”
两个人就沿着小区外墙走了一圈。
走到没人的地方,我从衣兜里摸出一个U盘,递过去。
他没接。
“什么东西。”
“三张表。”我说,“第一张,盛彬近两年的有息负债变化,含表外。第二张,他们的账期结构,谁欠他们,他们欠我。第三张,几家主要供应商的对账单复印件。”
“你哪来的?”
“我做了三年总裁。”我说,“这些东西,本来就在我手上。”
他看着那个U盘,还是没接。
“国盛,你知道这是什么。”
“我知道。”
“你给我这个,我就得动。”
“我没让你动。”我说,“我给你,是让你看。看不看,动不动,都是你的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为什么给我?”
“三年前这笔贷款是我介绍的。”我说,“我介绍的时候,公司是干净的。现在不干净了。我不能装作没介绍过。”
“就这个理由?”
“还有一个。”我把U盘往前递了递,“你儿子在省分行做信贷审查。这笔要是炸了,追责追到市分行,再往上追,追到谁身上,你比我清楚。”
他的脸色变了一下。
他把U盘接过去,捏在手里。
“我看。”
“看完了,你自己判断。”我说,“我不出书面材料,也不在任何一个会上出现。这件事,从今天起跟我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他说,“你比谁都清楚跟你有关系。”
我没答。
两个人又走了一段。
“国盛,”他忽然问,“你是想让我抽贷,还是不想?”
“我不表态。”
“你这人。”他把狗绳扯了一下,“一辈子不表态,一辈子让人替你做决定。”
“我做不了别人的决定。”我说,“我只把实情摆出来。”
到小区门口,两个人分手。
他回家,把U盘插在书房那台旧电脑上,看了四十分钟。
这是后来他告诉我的。
看到第二张表的时候,他把老花镜摘了,揉了揉眼睛。
表上有一行数字,是他一直不知道的:盛彬的应付账款,有三分之一已经超过了合同约定的付款期,最长的一笔压了七个多月。
这意味着,那家公司现在不是资金周转紧,是已经在用供应商的钱发工资。
傍晚快七点,刘建国的短信:材料已交,走流程。
我在酒店房间里看到这条短信。
下午他们应该开了一个风控会。
这就够了。
我没有回复刘建国的消息。
要是回,就是把责任落实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老陈的电话打进来,一开口声音就是抖的。
因为盛彬科技收到了银行的两份函。
一份是《提前收回贷款通知书》。一份是《授信额度暂停使用通知》。
“李总,五天。”
“什么五天。”
“五千万,五天内归还。”他喘了一口气,“两份函,一份收贷,一份停了额度。王总看完,坐在那里一句话没说。”
“他怎么说?”
“他问我凑不凑得出。我说凑不出。”
“他还要去找谁?”
“他说亲自去银行。”
“去也没用。”我说,“流程已经走了。”
那头静了一下。
“李总,您怎么知道流程走了?”
“我猜的。”
“那……还有办法吗?”
“老陈。”我说,“你是财务总监。账上有多少钱,你比我清楚。五千万,五天,你自己算。”
“……算不出来。”
“那就别算,你只是管钱的,又不是老板。”
挂了电话,我在窗边站了一会儿。
中午十二点半,刘建国的电话。
“他来了。”刘建国说,“在大厅站了二十分钟,又等了半个钟头。”
“你见了?”
“见了两分钟。”
“你跟他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的事不在我这里,已经走了流程。信贷管理部昨天出的意见,昨天晚上我签的字。”刘建国顿了一下,“五千万,五天。”
“他什么反应?”
“他说合作三年,从来没有逾期过一次。”
“你怎么答?”
“我说,所以给了五天,不是当天。”
我没说话。
“国盛,我把账摊给他看了。”刘建国的声音很平,“去年报的那套,营收十亿,负债率六十三。今年三月,十四亿,六十七。风控把工商年报、纳税申报、还有几份对账单交叉核了一遍,实际的有息负债,是报表上的两倍多。差额在表外。”
“他承认了?”
“他说这是行业惯例。”
“你怎么说?”
“我说别人怎么做我不管,我只管我这一笔。去年年中我提过一次,让他把表外的部分并进来,做个补充说明。他回我一句,上面有人打过招呼。”
刘建国停了半秒,“我记着那句话。现在上面没人了。”
电话里有一声很轻的呼气。
“最后我跟他说了一句实话。”他说,“这笔贷款,三年前是李国盛介绍的。他当时跟我说,这家公司的老板年轻,敢冲,但不会看账。放款可以,得替他把风险盯着。”
“我说我盯了三年。没出过纰漏。他走了,我不放心了。”他顿了顿,“这不是我逼他。是没人替他看着了。”
我握着手机,没出声。
“国盛。”
“嗯。”
“这话我说得不冤吧。”
“不冤。”
“那就这样。挂了。”
五天期限的第三天,法院的执行裁定送到了。
消息是新闻里先出来的。
本地财经的公众号推了一条,标题很短:盛彬科技因债务纠纷被法院查封。
下面配了一张图,厂门口围着人,一辆法院的车停在正门。
十分钟后,小张把电话打了进来。
“李叔,我刚从城西过来。”
“你在那儿干什么?”
“我表弟在盛彬工厂做小领导,他给我发消息,说厂子封了。我过去看了一眼。”
“看到什么了?”
“四个法警,一个法官,还有一个书记员。在财务室待了四十来分钟,把每个账户的流水都打出来,装档案袋。”他停了一下,“公章当场收了。老陈站在门口,一句话没说。人走了以后,他才发现后背全湿了。”
“员工呢?”
“都在楼底下站着,没人说话。有人在哭。”
我“嗯”了一声。
“李叔,还有一件事。”
“说。”
“城东那家做汽配的,姓廖的,下午给王总打了电话。”小张说,“我表弟在楼道里听见的。说是明天要去银行做变更,互保那一块,想先撤出来。”
“王彬怎么答?”
“说是签的三年。“
“那头回了句,好像是说……合同里有一条,一方出现重大风险事件,另一方可申请解除。”小张停了一下,“还有……他们财务看到了账户冻结的消息。”
互保。
我在心里把这两个字掂了一下。
盛彬去年为了拿一笔贷款,跟城东那家做了互保,一笔八千万的授信,两家各担一半。那边一撤,敞口立刻上到盛彬头上。
“还有别的?”
“没了。李叔,要不要我明天再去看看?”
“不用。”
“那您……”
“小张。”我说,“你表弟的话,往后只听,别问,也别传。”
“我知道。”
晚上八点,老陈的电话又来了。
听得出,老陈的压力很大,而且找不到人商量,
“追加担保通知。”他声音很干,“互保一撤,我们的授信风险敞口上去了,银行要求补抵押物。”
“还有什么能抵押?”
“没有了。”他说,“厂房刚被查封。”
“王总怎么说?”
“他没说。把两份文件看了一眼,放在桌上,就去窗边站着了。”
“老陈。”
“嗯?”
“账本收好。所有的合同、凭证、对账单,一份都别丢。”
那头静了很久。
“李总,您这是……”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你是财务总监,账是你的命。你自己看着办。”
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让小张绕到城西。
厂门口的铁门上贴了两张封条,白纸黑字,胶带压得歪。棚子还在,人散了。地上落着半截横幅,被人踩过。
我在马路对面坐了十分钟。
三年前我来这儿的时候,门口连块像样的牌子都没有。
“走。”我说。
那一夜,盛彬的办公室灯亮到三点。
我在酒店的房间里,把笔记本翻到今年那一页。
上面一行一行,都是账。
第八章 稻草
查封之后第二天,上午九点。
研究所的郑所长的电话打到了酒店。
“国盛,你那件事,我听说了。”
“哪件。”
“两件都听说了。”他停了停,“今天早上,王彬给我打了电话。”
“他求你了。”
“求了。他说授权能不能续,价格我开。”
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
“你怎么答的?”
“我说能谈。”郑所长说得很慢,“他说那就谈,价格不是问题。我说价格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们的股权结构变了,实际控制人也变了。”
“他问这跟授权有什么关系。”
“我说协议第七条写着,关系很大。”
我“嗯”了一声。
“国盛,当年这份协议,是你带着他来签的。”郑所长的声音低了一点,“我跟你同学四十年,你开口,我给了一个别人拿不到的价。”
“我记得。”
“现在你不在盛彬了。所以我要重新评估。”
“评什么?”
“评他们还会不会按合同办事。”他说,“这两年他们改过三次付款条件,一次都没有书面通知我们。”
我没接话。
“我最后跟他说了一句实话。”郑所长说,“不是我不给他续。是他把能替他说话的人,自己赶走了。”
电话两头都静了几秒。
“老郑。”
“你说。”
“这句话,说重了。”
“重吗。”他说,“我说的是实话。你在他那儿三年,替他把多少条线系住了。他一脚把你踢出去,还想着别人替他兜。”
“他现在知道疼了。”
“疼得晚了。”
“授权的事,你按规矩办。”我说,“我一个字都不掺。”
“现在不用你掺进来,是我的主意。”他停了一下,“国盛,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不是问你怎么办。是让你知道,这事我办得干净。”
“我信。”
挂了电话,我把窗帘拉开。
外面在下雨,细细的那种。
下午四点,汉斯的电话。
那边有时差,他声音里带着刚起床的沙哑,中文却说得很清楚。
“李。”
“汉斯。”
“你那边的事,我听说了。”他说,“先说一句,我不问过程。”
“好。”
“第二句,我要告诉你一件跟你有关的事。”他停了一下,“盛彬那批货的核心模组,是我们这边的供应商体系里认过的。许可方的法务,昨天给史密斯发了一封函。授权中止。”
“为什么中止?”
“八月到期没有续。九月,股权结构有变更。十月,没有书面通知许可方。第七条写得很清楚。”他说得很平,“这不是商业判断,这是条款。”
“史密斯收了货没有?”
“没有。”汉斯说,“他问我。我告诉他,先查授权,再谈合同。”
“他听你的。”
“他听文件。”汉斯纠正我,“我跟他说了一句,我看文件,不看人情。”
我没说话。
“李,还有一句。”他忽然换了语气,“这件事,你插手了吗。”
“我把该说的说了。”
“文件上,你没有错。”他说,“你介绍的那家公司,三年前是干净的。现在不干净,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不是。”我很淡定。
“我知道。”汉斯得到了答案。
“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汉斯说,“法律上你是干净的,人情上你不是。这两本账,你自己心里得有数。”
“我有数。”
“那就好。”他顿了顿,“等这件事完了,来德国一趟。我请你喝酒,不谈生意。”
“好。”
电话挂了。
晚上六点半,小张把车停在酒店后门。
“李叔,城西那边,出事了。”
“说。”
“门口围了一百多人。拉了横幅,红布白字,写着‘还我血汗钱’。保安亭的玻璃碎了。”
“警察呢?”
“来了两个,站在门口,说是劳务纠纷,管不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
“说。”
“大厅那扇玻璃门,被人砸了。”小张的声音低下去,“我从路口看见的,一群拿棍子的人往里冲。里面尖叫,隔着一条街都听得见。”
“王彬在不在楼里?”
“在。我表弟说,他从后门进去的,没敢走正门。”
我把手机放在桌面上。
“李叔。”
“嗯。”
“这事儿,是不是……”
“别问。”我说,“你把车开回去,明天照常来。”
“好。”
那一夜,雨没停。
我坐在房间里,没开灯。
牌打到这一步,已经不是我在推了。
是它自己在塌。
这一晚,王彬给他父亲打了几个电话。电话里说了什么,我大概能猜到。
第九章 旧账
下午三点,老周的电话。
老单位纪委那位主办,姓周,四十多岁,说话从来不带情绪。
“李老,王建国托了三个人,订了锦绣江南的听雨轩。”他说,“他要见你。”
“他怎么订到的?”
“人情用了三层。”老周说,“第一个是店老板,回话说要提前半个月。第二个是做餐饮协会的,回话说试试看。第三个是店老板的叔,跟他在国企一个处待过。”
我没说话。
“我们今晚去找他。”老周说,“你要不要见。”
“不见。”
那头等了一下。
“李老,我提醒一句。”他说,“他现在什么都肯说。你见一面,他说的东西,可能更实。”
“我不用他说的东西。”我说,“我手里的,是账。”
“那你想带句话吗。”
我把窗帘拉开一半。楼下是车流,红灯一亮,一排尾灯停在那里。
“带一句。”我说,“这顿饭我吃不下去,怕坏了胃口。”
老周在那头笑了一声,很短。
“这句我带到。”
“还有一句。”我说,“你们按程序办。他是我几十年的老搭档,这个我认。程序上的事,我不掺一句。”
“明白。”
六点五十,我到了锦绣江南对面。
车停在路灯底下,后座的车窗降着一半。
小张把车熄了火。
“李叔,真不进去?”
“不进去。”
“那您在这儿坐着干什么?”
“看。”
七点整,我看见老周带着两个年轻人进了大门。
八点二十,门口的服务员往两边让。
老王被两个人架着出来。
头发散着,一只鞋带松了,一路低着头。走到大厅中间,他忽然抬起头,隔着落地窗往外看。
他在找车。
他看见了。
那张脸隔着玻璃,隔着一层雨后的湿气,我看得很清楚。惊恐没有了,剩的是一种塌下去的东西。
我把车窗升起来。
玻璃合拢的那一声很轻。
门口停着一辆黑色公务车。他被塞进后座,门一关,所有声音都被隔在外面。
过了两分钟,老周走到车窗边,弯下腰。
我把窗降下一半。
“他什么都说了。”老周说,“我们先给他看的是《立案审查通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他拍桌子,说自己是退休干部。我说,退休不是护身符,更不是避罪所。”
“他认了?”
“认了。跟你本子里面提供的材料一样。”老周说,“二〇一二年到二〇一六年,后勤保障部,仓储和工程辅材采购。一四年,十三家供应商,其中七家是同一批人开的。每一家三到五个点。仓库里进的二级钢材,报的是一级价。差价一部分进他个人账户,一部分变成了他儿子公司的启动资金。”
我听着,没打断。
“他问我们有没有证据。”老周停了一下,“我说有,而且不是我们找出来的。他问我那是谁。我说,李国盛。”
雨刮器动了一下,又停下。
“他当时的表情,我记着。”老周说,“脸从白转成灰。他问我,你记这些做什么。我说,不是记你,是记他自己的工作。他当年是销售口,跟后勤对账,每一笔都要核。别人不查的地方,他也记。”
“他怎么说?”
“他说,所以你们拿的是账,他写的是猜想。”老周的语气没什么起伏,“我们核了两天。他每一笔都对得上。老王那些,也对得上。”
我点了一下头。
“他后来说了一段话。”老周说,“他说他本来没想害你。他说他想让儿子安稳。我问他,那你就毁一个老战友。他说,他赌你扛得住。查两个月,查清了,你就算丢了脸,也不会坐牢。他儿子那边,就没人再插手了。”
车窗外的路灯亮起来,一盏一盏。
“他还说了一句。”老周说,“他说他算了一辈子,就是这一回算漏了一步。我问他哪一步。他说,他没算到你会来这儿。他以为你这种人,被泼上脏水,就该躲起来。没想到你出来第一件事,是去翻别人家的账。”
我没接话。
“李老。”
“嗯。”
“他最后想见你一面。我说不能。他说他就说一句话。我说你现在不想听。”
老周直起身,“他就不动了。走到门口,他说内兜里有封信,是写给你的。让我们转交。”
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信封,两页纸,折得很整齐。
“我看过两行。”他说,“你要是不看,我带回卷里。”
我伸手接过来。
“不用带回。我看。”
老周站了一会儿,没走。
“李老,还有一句,算我多说。”他说,“他这个年纪,一查就完。该说的他都说了,一句没扛。”
“行,按照规定,我和您交换信息只能说到这。您作为实名举报人,后面还有一些情况需要您配合举证,请保持电话畅通。”
“我知道。”
“那我走了。”
“老周。”
“嗯。”
“辛苦了。”
他摆了一下手,上了车。
公务车开走,路口那盏灯闪了一下,转绿。
小张从后视镜里看我。
“李叔,这就完了?”
“对他来说,完了。”
“对王彬呢?”
“看他的本事。”
小张没再问。
车子在路口等灯的时候,我忽然开口。
“小张。”
“嗯?”
“你说,一个人要是把一辈子都押在一件事上,最后那件事塌了,他还能剩什么?”
小张想了想:“剩他自己?”
“剩不下来。”我说,“人这辈子,押错一次,就什么都不剩了。”
红绿灯变了。车子往前开。
我把信封拆开。
两页纸,钢笔字,写得密密麻麻。有几处涂改,最后落款那三个字写歪了。
“国盛:见字如面。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我看了半页,停下了。
“写着什么?”小张问。
“写他当年怎么帮我。写他儿子小时候我抱过。写他这一辈子,只有这一件事做错了。”
我把纸折起来,“他每一步都算对了。就是最后一步,算漏了。”
“哪一步?”
“他以为我会躲。”我说,“他以为我这种人,好面子,被人泼了脏水,就该回家关门。他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小张沉默了一阵。
“那您留这信吗?”
“留。”
我把信折成四折,放进内兜,拍了拍。
“不是留他的情。”我说,“是留个提醒。”
“提醒什么?”
“提醒我,人一旦开始替自己找理由,就没有底线了。”
车子往前开了一段。
“李叔,去哪儿?”
我看着窗外。
“去公司楼下转转。”
“现在?”
“现在。”
第十章 鸡毛
车停在盛彬对面那条街的树底下。
大楼门口还围着一圈人,横幅卷起来了,靠在铁门上。
我坐在车里,没下去。
小张的手机一直在响。他看一眼,按掉,又响。
“接。”
他接了,听了几句,把手机递过来:“李叔,我表弟,他说他就在楼里。”
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气还没匀。
“李叔,王总今天早上从后巷翻墙进来的。正门全堵死了,供货商在门口搭了棚子,工人把横幅挂在铁门上,保安亭的玻璃碎成渣。他从消防通道翻进去,那身西装让铁丝网划开两道,肩膀上一条,裤腿一条。”
“楼里呢?”
“一楼大厅跟洗过一样。复印纸铺满地,两台机箱倒着,线缆绞成一团。前台那盆绿植被推倒了,土一路拖到电梯口。空气里全是泡面和汗味。”
“人呢?”
“人都在。九点多,有人看见他上楼,喊了一嗓子‘王彬!你还有脸回来’,底下一下就炸了。几十号人围上去。“
“做包装的那个老板冲在最前面,欠条在手里挥,唾沫喷到他脸上,问他是不是想跑。“
“那个年轻女会计……好像姓马,拽着他袖子哭,说孩子下个月要交学费,三个月没领全工资。”
“王彬说什么?”
“他一个字没说出来。有个一号线的组长,姓吴,站在后头没喊,等前头静了一点才问:厂子还开不开。要是不开了你早说,我好去别处找活。你拖我们三个月,我们家里都断了。”
我握着手机,听着。
“后来他甩开人,一脚踹倒挡路的椅子,往电梯间退,进了总裁办公室,反锁了门。外面撞门,喊他缩头乌龟。红木门撞得漆都掉了一块。”
“座机呢?”
“电话线早被拔了。”
“吴霖在不在?”
“不在。”那头说,“他十九楼那间办公室门开着,里头全空了。笔筒、相框、那盆绿植,连椅子都搬走了。地上就剩一张纸,是‘战略发展中心’的方案,边角被人踩了一脚。电话关机,微信不回。”
我把手机递回给小张。
“还有吗?”
“还有。”小张说,“下午两点多,大厅里的动静忽然停了。”
“停了?”
“我表弟说,是因为楼下停了四辆车,两辆法院的,一辆警车,一辆黑色的商务。”
我抬起头,看向那栋楼的十九层。
玻璃后面什么也看不见。
“后来呢。”
“法院的上了楼。敲门,说是执行局。“
“王总开的门走了出来。当时有两个法官,两个法警,还有我们那位法务总监在场。“
“为首那个亮了证件,念了一段,大概意思是,盛彬科技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已向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给了他受理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他接了?”
“接了。然后问了一句‘破产清算’,说像听不懂这四个字。法官说,从现在起,全部资产、账册、文书、印章,由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接管,让他交公章、财务章和全部账目。”
“他交了?”
“交了。从转身进出把红章盒子拿出来,还有营业执照正本,往法官的手里一扔。说,拿去,都拿去,这破公司谁要谁要。”
“老陈呢?”
“老陈不清楚,我后来离开了。“
和老陈认识三年,这个人不错,我忽然有了想知道他情况的冲动。
拿出电话,手指在老陈的号码上停了一下,还是摁下去了。
“李总,我从盛彬辞职了。“老陈一开口就声明。
“王总先问我是不是也要走。我说我跟他干了十四年,从公司只有六个人的时候干起。王总让我留着。我上有老下有小,再留着恐怕出问题,这个月的账我也做不下去。“
“只要你的帐没有重大问题,你怕什么。“我安慰老陈。
“绝对没有。”老陈信誓旦旦。
“噢!对了,还有一句话,我憋了很久,最后跟王彬说了。”
“什么话?”
“我说,李总在的时候,每年都有预算,每一笔钱花在哪儿都有数。后来您说预算太慢,要快。快是快了,可是账就没人看了。”
我把车窗降了一点。
外面的风带着凉意进来。
我跟小张说:“问问你表弟,还在盛彬吗?“
“好!“小张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在!我表弟还在财务部讨工资要说法,我让他直接跟您通话。“
“盛彬现在情况怎样了?“我直接问小张的表弟。
“更糟糕了。”那头说,“现在正在查封资产,管理人清点的时候,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有那台黑色宾利,还有城郊那套临湖别墅。两样都进了资产处置,抵债。”
“别墅也封了?”
“封了。是公司的资产,贴了封条。”
我没说话。
车和别墅,是拿生产流动资金挪出去买的。这件事我在董事会上拦过一次,他当面应下,钱还是挪了。
现在它成了一张清单上的一行字。
“李叔。”那头的声音更低了一点,“还有一件事。法院的人还没走,走廊上又上来两个人。深色夹克,胸前挂着证件套。为首那个走到王总面前,递了一张纸,说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盛彬集团旗下金融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依法对他刑事传唤。”
“他说了什么?”
“他说那是金融公司的事,账他没签过。经侦的说,你是实际控制人,有没有,进去说。”
“然后呢?”
“铐子扣上了。带出去的时候,外面已经安静了。员工和供应商退开,站成两排看着他,没人说话。走到大厅中间,他抬头往马路这边看了一眼。”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
“看见什么了?”
“不知道。”那头说,“他就看了一眼,然后上了警车。”
“警车走了?”
“走了。警笛响起来,三辆车一起走。”
我把手机还给小张。
车里静了很久。
三天前,他还是那家估值十几亿公司的董事长。
今天,他是一堆债务的签字人。
破产申请不是这两天才递的。一个月前,三家小供应商就把材料送进了中院,一直压着没动。
银行那两封函,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由头。
下午四点,老陈的短信进来,六个字:我递了辞呈。
后面又补了一条:十四年,我对得起账。
我没回。
五点,小张把车往前挪了一段,停在路口。
我打开手机本地公众号。
头版右下角,一条不长的消息:《盛彬科技资金链断裂,董事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刑拘》。
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李叔,不进去看看?”小张问。
“没什么好看的了。”我把手机放在膝上,“他咎由自取。”
“那现在回家?”
我没答。
我把手机点开,又看了一遍标题,合上。
“小张。”
“嗯。”
“你开车多少年了?”
“十九年。”他说,“跟您十二年了。”
“十二年。”我重复了一遍,“这十二年,你见过多少人从高处下来?”
小张想了想:“三、四个吧。”
“他们下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
“都不一样。”他顿了顿,“有一个,下来以后还在骂人。有一个,说什么都不认。”
“王彬呢?”
小张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他看起来无话可说。”
“嗯。”我说,“这才是最难看的。”
车子拐了个弯。
“回家?”小张又问。
“不。”
我理了理衣领。
“去花鸟市场。”
第十一章 收局
花鸟市场在城北,一条老巷子。
傍晚收摊的时候,摊主们正在收笼子。鸟叫声一片,人来人往。
我下车,小张跟在后面。
“买什么?”
“画眉。”我说,“你婶子念叨了半年。”
“会挑吗?”
“不会。”我笑了笑,“挑个叫得好听的。”
两个人一家一家看。看了七八个笼子,最后在一家老头那儿停下。
笼里那只画眉,个头不大,眼睛亮。
“这只怎么卖?”
“三百八。”
“能叫吗?”
“刚下山两个月,还没开叫。”老头说,“要教。”
“教什么?”
“教说话,教叫口。”老头抬眼看了看我,“你要是图省事,买那只,叫得好。这只得熬。”
我在那只笼子前站了一会儿。
“就这只。”
掏钱的时候,我的手很稳。
回去的路上,天已经黑了。
车里放着鸟笼,画眉在里头扑腾了两下,安静下来。
“老李。”小张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我听人说,盛彬那边,还有几家供应商在闹。您要不要……”
“不要。”
“我就是问问。”
“问也不必。”我说,“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是他们自己的事。”
车子开过一条街,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
“小张。”
“嗯?”
“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太狠了?”
小张愣了一下。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说实话。”
“说实话。”他想了想,“我觉得您不算狠。您没造一句谣,没递一份假材料。您就是把该说的话说了。他们自己做的账,自己吃的。”
“可我确实动了手。”
“是他们先动的手。”他说,“不过……就算您不动手,他们也会塌。只是晚一点。”
我没说话。
车窗外,那栋楼的影子早就不见了。
过了很久,我开口。
“我这一辈子,就学会一件事。”
“什么?”
“别替别人做决定。也别让别人替你决定。”
小张没听懂,点了点头。
到家门口,老伴已经把饭热好了。
看见鸟笼,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还真买了。”
“答应过你。”
“这鸟会叫吗?”
“不会。得教。”
“教多久?”
“看它自己。”我把笼子挂到阳台,“我教一句,它肯学就学。不肯学,就当陪个响。”
那一晚,阳台上多了一只鸟。
十一点,我坐在书房,把黑色笔记本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翻到最后一页。
那一页是空的。三十年了,第一次,我不想写。
我拿起笔,停了很久。
最后写了两行字。
写完,把本子合上,放进抽屉最底层。
客厅那边,老伴在喊:“老李,水开了。”
“来了。”
我站起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面墙。
“宁静致远”四个字还挂在那儿。是我自己挑的。
这回看着,倒不那么可笑了。
三个月后。
盛彬的厂房拍了。
接手的是一家做同类产品的民营公司,出的价不高,条件是把四百多个工人留下。
破产清偿那天,法院贴了公告。职工债权排在第一顺位,欠的三个月工资,补发了两期,第三期打了折。
工人们围在公告栏前看,看完散了,没有人再拉横幅。
老王那边,先开除党籍,后移送。
开庭的消息上了本地新闻,一张照片,人瘦了一圈。
王彬的案子还在办。数额不小,律师说,三五年跑不掉。
这些事,我都是从报纸上看的。
我没去过一次法院,没接过一个记者的电话。
那年冬天,我路过城西。原来的厂区换了牌子,红底白字,名字我不认识。
门口的保安换了人,也不认识我。
我在马路对面站了两分钟,看着货车一辆一辆进出。
然后转身走了。
周德海后来打过一次电话。
“一千万,破产清偿里拿回了五成。”
“剩下五成呢?”
“认了。”他说,“总比厂子塌了强。”
停了一下,他又说:“老李,你那天那句话,我后来想了很久。”
“哪句。”
“你说我是在收自己的账。”他说,“对。我那天要是心软一点,现在毛都没有一根。坐在法院门口哭的,就是我。”
我没说话。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老陈去了另一家公司,我介绍的,做财务经理,工资少了一点,但公司办事规矩,风险低。
逢年过节,他都给我发一条短信,只有四个字:李总安康。
我从来不回,也不删。
吴霖没了消息。有人说他去了南方,也有人说他彻底退休,不干了。
这些传闻,我一句都没去核实。
回到家,阳台上的画眉开始叫了。
第一声不成调。第二声有点样子。第三声,学的是我每天早上咳嗽那一下。
老伴在厨房里笑:“你教的都是些什么。”
“我没教。”我说,“它自己听。”
“听什么?”
“听屋里的人怎么过日子。”
那天夜里,我又把笔记本翻出来一次。
翻到最后一页,看着自己写的那两行字。
“牌局已定,收手。”
“往后的,不记了。”
我拿起笔,在下面加了一句。
“人到这儿,够了。”
写完,合上,放回抽屉。
窗外开始下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