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当天,我才知道自己被卖给了一个陌生男人。
我从婚房逃进戈壁,饿到站不稳时,被一个羊倌捡回了破院。
我替他算账,他带我养绒山羊、做奶皮子,把羊绒卖到沿海。
那个曾经逼我回去的人找上门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和不必逃走的家。
【第一章】
我出嫁那天,堂屋里摆了六桌酒。
红纸贴在土墙上,媒婆把我的手腕攥得发疼,催我赶紧给高家男人敬茶。
我端着茶碗走到门口,听见新郎的声音从帘子后面传出来。
“她是我花了六百块买来的,进了门就得听我的。”
我的脚停住了。
媒婆的笑声压得很低。
“你放心,许家那边已经收钱了。她爹不在,婶子做的主。”
我手里的茶碗磕在门框上,热水沿着手背淌下去。
那一瞬间,客人都转过头。
高春生掀开帘子,露出一张喝红的脸。他比我大了二十岁,腰上挂着烟袋,手里捏着一张纸。
“过来。把名字按上。”
我盯着那张纸。
上面写着婚书两个字,下面却没有我的名字,只有一个鲜红的指印。
那不是我的手印。
我转身就走。
媒婆在身后骂,婶子抓住我的衣袖。我抬手扯断衣领,布料撕开的声音压过了满堂喧闹。
我跑出院门,没拿行李,只把口袋里剩下的三块两毛钱攥紧。
身后的人追了两条街。
“许知禾,你跑不了!你婶子收了钱,你就是高家的人!”
我冲进汽车站,躲进一辆开往西北的货车车厢。
司机发现我时,车已经过了县界。
他看了我一眼,没赶我下去,只说前面没有水,也没有人家。
我说我知道。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车在第二天清晨停下。我沿着车辙往前走,鞋底磨破,脚趾沾满沙子。太阳升到头顶时,我连舌头都发干。
远处有一片低矮的土墙。
我走到门边,膝盖一软,跪在了地上。
羊叫声从院里传出来。
一个男人掀开草帘,弯腰看我。他穿着旧军绿色外套,裤脚沾着羊粪,手里握着一根赶羊棍。
他没问我漂不漂亮,也没问我为什么逃。
他只把水壶递过来。
“先喝一口。别灌。”
我抓住壶嘴,灌得太急,胸口立刻抽疼。
他伸手按住壶身。
“慢点。”
我抬眼看他。
他眉骨有一道旧疤,眼神沉着,肩膀宽得堵住了半扇门。
我把水咽下去,才开口。
“我没钱。”
“没问你要。”
“我也不干脏活。”
“院里有羊,不是脏活。”
“有人会来找我。”
他看了一眼我撕破的衣领。
“那你进屋。”
我没有动。
他把水壶放在地上,退开两步。
“我叫贺砚山,住在这片戈壁边上。你要走,等补水车来。你要留,睡东屋。门不用锁,我不进。”
我盯着他的手。
那双手布满裂口,指节粗硬,掌心沾着羊毛。
他转身牵羊,没再催我。
我撑着墙站起来,刚迈进院子,身后传来一阵发动机声。
两辆旧卡车停在土路尽头。
车上跳下来的人,正是高春生。
他手里拿着那张婚书,冲着院门喊。
“许知禾,跟我回去!”
贺砚山停下脚步,回头看我。
“他是来找你的?”
我攥紧衣角。
“他说我是他的媳妇。”
贺砚山握紧赶羊棍,骨节发出轻响。
高春生已经走到了院外。
我站在贺砚山身后,第一次没有往后退。
【第二章】
贺砚山没有立刻动手。
他把赶羊棍横在门前,盯着高春生。
“这里不是你家。”
高春生吐掉嘴里的烟梗。
“她是我花钱买的。你少管闲事。”
我从贺砚山身后走出来。
“你买的是一头羊,还是一个人?”
高春生愣了一下,抬手就要抓我。
贺砚山的棍子先落在他手背上。
一声闷响。
高春生捂着手往后退,脸上的肉抖了一下。
“你敢打我?”
“你先伸的手。”
贺砚山的声音不高,院外的人却都听清了。
跟高春生一起来的两个男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上前。
高春生拿婚书在空中挥了几下。
“我有凭据!她婶子按了手印!”
“不是我的。”
我指着那张纸。
“婚书没有我的名字,没有户籍证明,也没有公证。你拿一张假纸,就想把我拖走?”
高春生咬牙。
“你家里收了钱。”
“我家里收钱,和我是不是你的媳妇,有关系吗?”
他一时答不上来。
贺砚山侧过身,把我挡在门里。
“滚。”
高春生盯着他,撂下一句狠话。
“你护得了一天,护不了一辈子。她欠我的钱,我会连本带利收回来。”
卡车卷起尘土走远。
我站在门边,手指还在抖。
贺砚山把棍子放到墙根,去看羊圈。
我跟过去。
院里有九十七只绒山羊,羊圈的木栏缺了两根,食槽里只剩半盆草料。墙角堆着一袋发霉的豆饼。
他蹲下检查一只母羊的蹄子。
我问他。
“你一个人养这么多羊?”
“还有我叔留下的三十只。”
“账呢?”
他指了指墙。
墙上刻着一道道竖线,旁边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数字。
我盯着那面墙看了很久。
“这不是账。”
“能数清羊。”
“数清羊不等于算清钱。你卖一斤羊绒多少钱?”
“收羊的人给多少,就拿多少。”
“一斤?”
他沉默了一会儿。
“去年三块八。”
“沿海纺织厂收多少?”
他抬眼看我。
“你知道?”
“我在县供销社干过两年。看过收购单。去年沿海厂里给的价,至少是你的两倍。”
贺砚山没有接话。
我蹲到那袋豆饼旁边,捡起一张被油污浸透的收条。
收条上写着罗有成三个字。
我认得这个名字。
罗有成是县里做羊毛收购的,他每次进村都带两辆车,给牧户报低价,再把货转给外地厂子。
我把收条递给贺砚山。
“你被压价了。”
他看着纸面,拇指在边缘磨了一下。
“我知道。”
“知道还卖?”
“不卖,羊没草。”
这句话堵得我说不出话。
他不是不懂,只是没有路。
我把收条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我留下做账。”
贺砚山抬头。
“你不是要走?”
“补水车什么时候来?”
“十天后。”
“那我先住十天。你给我吃的,我替你把账算清。”
他看了我一会儿。
“东屋的门闩坏了。”
“我自己修。”
“水要省着用。”
“我知道。”
“晚上有人敲门,不要开。”
我看向远处的土路。
“包括高春生?”
“包括所有人。”
他抱起一捆干草,转身进羊圈。
我找了根铁丝,把东屋的门闩重新缠好。
那天晚上,我用半碗小米煮了粥。
贺砚山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吃了几口,忽然问我。
“你叫什么?”
“许知禾。”
“知禾。”
他把这两个字念了一遍,声音粗,却没有念错。
我低下头,继续把收条按日期排好。
第二天一早,我把墙上的竖线全擦掉,找来一块木板,写下第一行账。
羊九十七只。
绒山羊的收购期还有二十七天。
贺砚山站在我身后,盯着那行字。
我递给他一截粉笔。
“你自己写一遍。”
他握住粉笔,手指僵了很久。
我想问他是不是不会写,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终于落笔,在木板上写下一个歪斜的贺字。
写完,他把粉笔折成两截。
“我会数羊。”
“以后你也会算钱。”
他抬眼看我。
门外忽然传来马蹄声。
罗有成骑着骡子,带着几个人停在院口。
他看见木板上的账,脸色变了。
“谁让你动我的货?”
我把粉笔放下。
“你的货在你手里,我只是算自己的账。”
罗有成翻身下骡。
“贺砚山,你捡回来的人,胆子不小。”
贺砚山从羊圈里走出来。
“她不是货。”
罗有成笑了一声。
“那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把货卖出去。”
【第三章】
罗有成走后,贺砚山把院门关上。
我问他。
“你欠他钱?”
“欠过。”
“欠多少?”
“三百六十。”
“什么时候欠的?”
“我叔病的时候。”
他说得很短,每一句都没有多余的字。
我翻遍他的木箱,在最底层找到一叠发黄的纸。
有借条,有收条,还有一张县供销站的旧工作证明。
我拿起来看。
贺砚山,绒山羊收购员,工作三年。
我抬头。
“你在供销站干过?”
“干过。”
“为什么回来放羊?”
他把一根木条塞进缺口。
“因为货少了,账却对不上。”
“是你少的?”
“不是。”
“那你为什么走?”
他把木条钉进墙里,锤子落下,灰土簌簌往下掉。
“我不肯签假账。”
我把那叠纸放在膝上。
“罗有成?”
他没有回答。
我已经知道答案。
旧工作证明背面,写着一个沿海纺织厂的地址。地址旁边有一串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我看了两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你认识沿海的厂?”
“认识。以前供销站的货,就是送那里。”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联系?”
“没有车,没有钱,也没有能交货的数量。”
我把纸摊开,压住被风吹起的边角。
“现在有了。”
他看向我。
“你准备做什么?”
“先把羊绒分级,再做一批奶皮子。羊绒卖给沿海,奶皮子卖给来往车队。两边进钱,先还罗有成的账,再买草料。”
“沿海不一定收。”
“不寄过去,永远不知道。”
他盯着我手里的地址。
“你会写信?”
“我会算账,也会写信。”
这天起,我们开始清理羊圈。
我把九十七只羊按母羊、羔羊和公羊分开,给每只母羊记下产绒量。贺砚山负责抓羊,我负责记录。
第一只羊突然蹬了他一脚。
他的膝盖撞在木栏上,整个人往后退了两步。
我下意识伸手去扶,他已经撑住了墙。
“腿没事。”
“你流血了。”
“小口子。”
我撕下衣摆一角,蹲下给他缠住伤口。
他的腿很硬,皮肤上有旧伤和风裂的口子。
他低头看我,喉结动了一下。
“不用包。”
“不包就会沾羊粪。”
“那就包。”
我打了个结,站起来时,手背蹭到了他的手腕。
他立刻收回手,去拎另一只羊。
我转身装作没看见,继续写账。
半个月后,第一批羊绒晒干。
我把绒毛摊在旧席子上,用木梳慢慢分出杂毛。贺砚山照我的方法挑选,动作越来越快。
邻居马素琴过来借盐,看见满院子的羊绒,忍不住问。
“你们真要自己卖?”
“先寄样品。”
“罗有成不会让你们走。”
“他不让,是他的事。我们想走,是我们的事。”
马素琴朝门外看了一眼,压低声音。
“高春生又来了。”
我手里的木梳停住。
“他人呢?”
“在村口骂,说你偷了他的媳妇。”
贺砚山扔下手里的麻袋,往外走。
我拉住他。
“先别打。”
“他骂你。”
“骂几句不会让我少一根头发。你出去打他,反而给他留下话柄。”
他站在原地,拳头握了又松。
我把旧工作证明和假婚书放进布袋。
“明天去乡里。我要把这件事说清楚。”
高春生在门外听见了,笑声立刻传进来。
“你去哪里都没用!你婶子拿了钱,你就是我高家的人!”
我走到门口。
“高春生,你敢不敢跟我去乡里,当着干部的面再说一遍?”
外面安静了。
我推开门,看到他身后站着罗有成。
罗有成没有看高春生,先盯住我手里的布袋。
“许知禾,把东西交出来。”
“你算什么?”
“我算你们这批羊绒的买主。”
“我还没卖给你。”
“你会卖的。”
他伸手指向贺砚山。
“他欠我的三百六十块,今天不还,羊圈里的羊我牵走一半。”
贺砚山往前一步。
我按住他的胳膊。
“借条拿出来。”
罗有成从怀里摸出一张纸。
我接过来,只看了一眼,就笑了。
“这不是三百六十。”
“利息。”
“借条上写的是三百六十,没写利息。你要牵羊,先去乡里告。”
罗有成的脸沉下去。
“你一个逃婚女人,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把借条撕成两半。
“明天乡里见。”
他盯着落在地上的纸片,忽然笑了。
“行。到时候我让你知道,谁才有资格说话。”
他转身离开。
贺砚山看着我。
“你把借条撕了。”
“他那张借条没有公章,撕了省得碍眼。”
“乡里未必站你这边。”
“那就让他们先看证据。”
我打开布袋,旧工作证明下面压着一封尚未寄出的信。
那封信写给沿海纺织厂的采购员。
我还没把它封口,门外忽然传来一声闷响。
贺砚山冲出去时,装羊绒的麻袋已经被人划开。
白色绒毛铺了一地。
【第四章】
那一夜,我们把散在地上的羊绒一把一把捡回去。
风里全是细毛,钻进鼻腔,呛得我不停咳嗽。
贺砚山蹲在旁边,手指被碎麻绳划出血,却没有停。
我把最后一撮绒毛放进木盆,才发现那封写给沿海纺织厂的信不见了。
“信没了。”
贺砚山抬头。
“还有地址。”
“我记住了。”
“你能写出来?”
“能。”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起身进屋,拿出一张旧纸。
我重新写信,他坐在一旁磨墨。
写完后,我把信递给他。
“明天去乡里,回来就寄。”
“好。”
第二天,我们带着婚书、借条、工作证明去了乡里。
办公室里坐着一个姓周的干部。他翻完材料,皱着眉看向我。
“你婶子说,你是自愿嫁过去的。”
我把手按在桌上。
“那就让她拿出我的户籍证明和签字。”
“她说你按了手印。”
“手印不是我的。”
周干部让人拿来印泥,我当场按了一枚手印,再和婚书上的指印放在一起。
两个指纹根本对不上。
贺砚山把旧工作证明放到桌上。
“这张借条也有问题。借条上没有乡里见证,利息是后来添的。”
周干部看向他。
“你在供销站干过?”
“干过。”
“为什么不干了?”
贺砚山看了我一眼。
“有人让我把少掉的货写成损耗。我没写。”
周干部脸色变了。
“谁让你写?”
贺砚山没有说名字,只把罗有成的收条放到桌上。
事情到这里,已经不是一张婚书能解决的了。
高春生被叫进来时,脸上没有刚才的嚣张。
周干部问他。
“你说许知禾是你媳妇,证据呢?”
高春生把婚书拍在桌上。
“这就是证据!她家收了我的钱!”
我抬手指向婚书。
“这上面没有我的名字。”
“你不识字,按手印就算!”
“我识字。你要不要看看我写的信?”
我把另一张纸递过去。
那是我在乡里当场写下的字,每一笔都清楚。婚书上的指印与我的指纹对不上,纸上的名字也不是我写的。
高春生抓起纸就撕。
贺砚山一步上前,按住他的手腕。
“撕之前,先让干部看完。”
高春生疼得弯下腰。
“放手!你们合伙欺负人!”
我把被撕开的纸片捡起来。
“你拿钱买人,又拿假纸逼人,还要说别人欺负你?”
办公室外聚了不少人。
马素琴也在门口,她拉着两个当初去过我家送亲的妇女进来作证。
她们说,婚礼那天没有人问过我的意见,也没有人见过我按手印。
周干部让高春生暂时离开,通知许家婶子到乡里说明情况。
高春生站在门口,肩膀起伏。
“许知禾,你今天把我逼到这里,往后别求我放过你。”
我看着他。
“我没求过你。以后也不会。”
他抬脚踢翻门边的凳子,转身冲了出去。
贺砚山想追,被我拦住。
“让他走。”
“他刚才威胁你。”
“他现在最怕的不是我,是这张假婚书。”
周干部看着我,提醒道:“你暂时别单独走夜路。”
我点头。
出了乡里,贺砚山把一封信塞进我手里。
“寄吧。”
“你什么时候写的?”
“你在里面说话的时候。”
我打开信封,看见地址一字不差,落款却多了一个名字。
贺砚山。
他解释。
“我也要知道,他们收不收我们的货。”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
他立刻把头转向另一边,耳根泛起一层红色。
我没有点破,只把信投进邮筒。
回到院里,马素琴送来一块旧布。
“给你做件衣服。你那件领口破了。”
我接过布,谢了她。
当天晚上,我把羊绒重新分成三档,写好重量和价格。
贺砚山坐在桌边,一笔一画练自己的名字。
他写坏一张,换一张。
我问:“累不累?”
“会算账,才不会再被人骗。”
我手里的笔停了一下。
他没有看我,继续写。
第二天清晨,邮车从乡里经过。
我们把信交出去时,车上还带下来一封电报。
收件人是贺砚山。
电报只有一句话。
请携样品,于二十日内送到沿海纺织厂,预计收购五百斤。
我看完,指尖发麻。
五百斤。
我们手里的羊绒,只有一百八十七斤。
贺砚山把电报折好。
“能不能做?”
我抬头看他。
“能。先把全村的羊绒收过来。”
门外,罗有成的骡铃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他带来了整整三辆车。
【第五章】
罗有成把车停在院外,车上堆着空麻袋。
他没有进门,只让人把收购牌子挂在路边。
牌子上写着今日收羊绒,四块一斤。
比去年高了两毛。
村里的人围过去议论。
我走出院门,站在牌子前。
“去年你给三块八,今年为什么突然涨?”
罗有成抽着烟。
“货紧俏。”
“你知道沿海纺织厂给多少?”
他的烟停在嘴边。
“你少拿电报吓唬人。”
我把电报举起来。
“五百斤,按等级收。一级绒每斤八块二,二级绒每斤六块五。杂毛不算。”
人群里立刻响起一阵吸气声。
一个牧户问我:“真的有这价?”
“电报在这里,地址和联系人都在。谁不信,可以跟我一起去。”
罗有成把烟头砸在地上。
“你知道运到沿海要多少钱吗?路上坏了谁赔?厂里不要货又怎么办?”
“所以我们先做样品,再签合同。你只会吓人,不会算账。”
他脸色发青。
“你以为自己寄了一封信,就能做买卖?”
“我至少寄了。”
这句话落下,围观的人开始看罗有成。
贺砚山把一张写好的收购单贴在木板上。
每斤价格,等级标准,过秤时间,付款方式,全写得清清楚楚。
我补上最后一行。
收货满五百斤,统一装车,账目当场公布。
马素琴第一个抱来两袋羊绒。
“我家先卖给知禾。”
她的丈夫站在人群后面,咬了咬牙,也把袋子扛了过来。
一个人动了,第二个人就跟着动。
半天时间,院里堆满了羊绒袋。
罗有成站在路边看了很久,忽然对高春生说了几句。
高春生点头,骑车离开。
我把每袋绒毛称重,记录姓名和等级。
贺砚山负责验货,手指插进绒毛里,摸出杂毛就挑出来。
我们忙到深夜,桌上的煤油灯烧得只剩一点火苗。
我趴在账本上算总数。
三百七十二斤。
离五百斤还差一百二十八斤。
贺砚山把一碗热水推过来。
“明天去东坡。那边还有几户没卖。”
“他们会卖给罗有成。”
“那就给他们看账。”
第二天,我们赶着骡车去东坡。
刚到村口,一个男人就挡在路上。
“罗老板说了,谁把货给你们,谁就别想从他那里借草料。”
后面的几户牧民停住脚步。
我从车上跳下来,把账本摊开。
“他给你们四块一斤,沿海厂给我们的最低价是六块五。你们一年借他的草料,最多三十块。为了三十块,少拿几百块,你们自己算。”
有人问:“那要是厂里不要?”
“合同没签之前,我不逼你们。样品通过后,谁愿意跟,谁把货送来。”
贺砚山把一袋绒毛放到秤上。
“过秤有两个人看,账上有名字。卖不卖,你们自己选。”
挡路的男人骂了一句,伸手要掀账本。
我先把账本合上。
“你敢碰,我就把你的名字写进乡里的举报信。”
他被噎住,悻悻走开。
当天,我们收回一百四十斤。
总数超过了五百斤。
回到院里,我正要清点,发现存放羊绒的屋门虚掩着。
门锁断了。
地上散着几根麻绳,最上面的三袋羊绒不见了。
我冲进屋里翻账本。
账本还在,电报不见了。
贺砚山蹲在门口,摸了摸断锁。
“有人从里面开的。”
我看向院墙。
墙根留着半枚鞋印,鞋底有三道横纹。
那是高春生穿的布鞋。
我没有追出去。
我把账本合上,抬头对贺砚山说:“先装车。”
“少了三袋。”
“还有五百三十斤。”
“电报没了。”
“地址我记得,厂里也有底稿。”
他看着我。
“你不生气?”
我把麻袋一个个重新系紧。
“生气不能把货送到沿海。”
远处传来高春生的笑声。
他站在土墙外,手里晃着那封电报。
“想拿货去沿海?先求我把电报还你。”
我走到墙边,隔着半人高的土墙看他。
“你拿着一张纸,能让厂里认你吗?”
“至少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我点了点头。
“那就看看,谁先白跑。”
他脸上的笑停住了。
我转身回院,开始准备装车。
身后,贺砚山低声问:“你有办法?”
我看着账本上写满的人名。
“没有现成的办法。那就自己开一条路。”
【第六章】
去沿海的货车三天后出发。
我们要在车开前凑齐货款和路费,还要把五百三十斤羊绒分级装好。
我把所有牧户叫到院里,挨家挨户核对重量。
有人担心,有人后悔,还有人提出要先拿一半钱。
我把账本摊在桌上。
“我手里没有五百斤羊绒的钱。谁要先拿,可以把货拿回去。剩下的人,跟我一起等厂里验货。”
马素琴先把手按在账本上。
“我不拿。知禾,你算得清,我信你。”
她说完,其他人慢慢安静下来。
贺砚山从屋里搬出一个木箱。
木箱打开,里面是几件旧军大衣和一只铜壶。
我看着他。
“你要卖这些?”
“换路费。”
“大衣还能穿。”
“货要先出去。”
他拿起那只铜壶,手指在壶口停了停。
“这是我叔留下的。”
“别卖。”
“你有办法?”
我指向墙角那堆奶皮子。
“我们把奶皮子先卖给车队。再收一批鸡蛋和干肉,凑成一车。司机缺吃的,车队也愿意带货。”
贺砚山看着我,嘴角抿了一下。
“你一天能想几样?”
“只要不让我回高家,什么都能想。”
他把铜壶放回箱子里。
当天晚上,我们熬奶、撇油、摊皮。
锅里的奶沫不断往上翻,我用木勺压住边缘。贺砚山负责添柴,火星落到他手背上,他只甩了甩手,继续往灶里塞木头。
天快亮时,第一批奶皮子晾在木板上。
马素琴带着几个妇女过来帮忙。
有人切奶皮子,有人捆干肉,有人把鸡蛋装进草筐。
院里的人越来越多。
高春生站在土路边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走。
中午,乡里来人通知我们,罗有成把一份收购协议送去了县里。
协议上写着,村里的羊绒全部归他收购,任何人私自外运,要赔偿损失。
我拿过那份协议,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有几个牧户的手印。
马素琴一眼认出其中一个。
“这是我丈夫的印子,可他没有签过。”
另一个妇女也说:“我家的也是假的。那天罗有成让我们按的是领草料的登记。”
我把协议收好。
“去县里。”
贺砚山拦住我。
“货车三天后走。”
“县里明天就能到。”
“这一趟回来,可能赶不上装车。”
我看向他。
“那你去县里。”
“我去?”
“你熟悉供销站的规矩,知道哪些材料有用。我要留在这里分货。”
他沉默片刻,拿起账本。
“我不会说。”
“你会写。把事实写下来。”
他把账本塞进怀里。
“你别一个人出门。”
“你也别把自己卖了。”
他看了我一眼,骑上骡子离开。
那天夜里,风突然变大。
土墙被吹得发响,羊圈的顶棚掀开一角。
我和马素琴赶去压木板,刚把绳子绑紧,远处就传来一声巨响。
装羊绒的仓房门被撞开了。
几个蒙着脸的人冲进去,拖走了五袋羊绒。
我抓起木棍追出去。
风沙打在脸上,眼睛睁不开。那几个人跳上车,车轮碾过一地绒毛。
我站在土路中央,听见车声越来越远。
马素琴拉住我。
“别追了,天黑了。”
我低头看着脚边的绒毛,手指慢慢收紧。
五袋货,少了八十七斤。
第二天就是装车日。
高春生的声音从风里传来。
“许知禾,你还要装什么车?货都没了!”
我转过身,看见他站在远处,脸上带着得意。
我没有回话。
我进屋翻出每一户牧民的收货底单,把剩下的羊绒重新称重。
总数四百四十三斤。
差五十七斤。
村口忽然传来一阵羊叫。
贺砚山骑着骡子回来,身后跟着十几户牧民。
每个人都牵着羊,车上还堆着刚剪下来的绒毛。
他翻身下骡,脸上全是尘土。
“县里说协议无效。乡里愿意给车。东坡那边的人把剩下的货送来了。”
我看见他手里的账本,封面沾了血。
“你受伤了?”
“不是我的。盖章时,门口有人抢材料。”
他把账本递给我。
“我写了经过。”
我翻开最后一页,看到他一笔一画写下的名字。
贺砚山。
比前几次都端正。
门外的牧民把货一袋袋搬进来。
四百四十三斤变成了五百一十六斤。
我拿起粉笔,在木板上写下最后一笔。
够了。
车队天亮前出发。
可就在我们准备装车时,沿海纺织厂又来了一封电报。
请携原始收购账目,若货物等级不符,整批退回。
我看着那行字,手里的粉笔断成两截。
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第七章】
天没亮,货车就停在院外。
我们把羊绒按等级装进麻袋,袋口缝上编号。每装一袋,我就在账本上划一笔。
贺砚山站在车尾,把麻袋码得整整齐齐。
高春生又出现了。
他带着罗有成和两个乡里的人,挡在车前。
“这批货不能走。”
我从车上下来。
“凭什么?”
罗有成拿出那份收购协议。
“凭这些牧户已经把货卖给我。你私自外运,就是抢货。”
马素琴走到他面前。
“我按的是领草料的手印,不是卖羊绒。”
“你按了就是认账。”
“那就去县里对账。”
罗有成看向我。
“你以为县里会为了一个逃婚女人出面?”
我把收货底单一张张摆到车盖上。
“县里不需要为了我出面。只要看这些底单上的日期,就能知道协议是哪天补的。”
罗有成伸手来拿。
贺砚山挡在他面前。
“别碰。”
罗有成推了他一把。
贺砚山脚下退了一步,肩膀撞在车厢上。
我捡起一块石头,砸在罗有成脚边。
石头裂开,碎屑溅到他的鞋面。
“再动一下,我就让所有人看你的手印。”
罗有成冷笑。
“你有什么证据?”
我从布袋里拿出一本旧账。
那是贺砚山从木箱里找到的供销站副本,里面记着罗有成收羊绒的价格、转卖的价格,还有每次少掉的重量。
罗有成的脸一下变了。
“这东西是假的。”
“那就去县里验。”
我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这里还有你的签字。”
他冲过来抢。
贺砚山抓住他的手腕,按在车盖上。
高春生想从后面扑过来,被马素琴的丈夫一脚踢开。
乡里来的人立刻呵斥:“都住手!”
我把两本账放进布袋。
“车要出发。谁拦车,就一起到县里说。”
没有人再挡。
货车驶出村口时,我站在车后,看见高春生还留在原地。
他盯着我,眼里的得意全部散了。
沿海的路走了三天。
我们到了纺织厂,采购员先看样品,再拆袋检查。
每一袋都合格。
他翻完账目,把合同推到我面前。
“五百一十六斤,按等级结算。后面每个月要两千斤,你们能不能供?”
我没有立刻签。
“要先成立合作组,账目公开,货款直接发给牧户。”
采购员抬眼看我。
“你做主?”
我把贺砚山写的收购记录放在桌上。
“我们一起做主。”
合同签完,厂里当场开了汇票。
我把汇票收好,第一件事是给每个牧户登记应得的钱。
贺砚山站在旁边,负责核对数字。
采购员看着他写字,笑着说:“你们这位记账人,字还需要练。”
贺砚山没有抬头。
“账不会错。”
回程前,我们又收到一封乡里的通知。
罗有成被查出伪造协议、私扣货款,乡里要求他退回差价。高春生因为参与盗取羊绒,被带去问话。
我看完通知,把它折好。
贺砚山问:“解气吗?”
“还差一点。”
“差什么?”
“我婶子。”
我们回到村里时,许家婶子已经守在院门口。
她穿着那件过年才穿的蓝布衣服,手里捏着一张纸。
看见我,她快步走来。
“知禾,你跟我回去。你爹不在,家里不能没有你。”
我没有接她递来的纸。
“这是卖我的钱,你拿回来了吗?”
她脸色发白。
“那钱已经花了。”
“花在什么地方?”
“给你弟弟交学费,给你堂哥买自行车。”
“他们花了钱,我受了罪。你来找我,是想让我继续补这个窟窿?”
她开始掉眼泪。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
我看着她手里的婚书。
“从今天起,我不姓许家那边的这个家。婚书留下,拿去作证。钱不用还给我,先还给乡里,等着调查。”
她想把纸撕掉。
我抓住她的手。
“你敢撕,我就把这张假婚书送到县里。”
她整个人僵住。
高春生从乡里回来后,听说合同已经签成,冲进院子。
“你凭什么拿我的货赚钱?”
我转身看他。
“你的货?每一袋羊绒都有牧户的名字。你拿出哪一袋的收货证明?”
他张开嘴,没能说出话。
“你不是说我欠你钱吗?现在去乡里,当着干部的面把账算清。你偷的八十七斤羊绒,也要照价赔。”
高春生往后退了一步。
“我没偷。”
“那你解释电报为什么在你手里。”
他看向罗有成,罗有成已经低下头。
他的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
“知禾,我错了。你跟我回去,我以后不打你,也不逼你干活。”
我看着他膝盖上的尘土。
“你以为我逃出来,是为了等你改?”
他伸手来抓我的衣角。
贺砚山挡在我面前。
高春生的手停在半空。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只留下一句话。
“你欠我的不是一句错了。是你这辈子都赔不起的一条命。”
【第八章】
合同的钱发下来那天,村里来了半条街的人。
我把账本摊在桌上,每户牧民领到多少钱,都由本人签字按印。
有人拿到钱,站在桌边反复数了三遍。
有人把钱塞进衣襟,转身就哭了。
马素琴把自家的钱分成两份,一份买草料,一份留给孩子交学费。
她问我:“知禾,你们还收货吗?”
“收。下个月两千斤。”
人群里响起一阵应声。
贺砚山拿着木板,把新的价格和等级写在墙上。
他的字还不算工整,却一笔一画站得很稳。
罗有成的收购牌被乡里摘走,砸在路边。
高春生被要求赔钱,许家婶子也要接受调查。她来过两次,都被我挡在门外。
第三次,她没有哭,只问我:“你真的不回去了?”
我把门闩推上。
“这里才是我回来的地方。”
她站了很久,最后转身走了。
我没有追。
那天晚上,贺砚山在院子东侧砌了一堵新墙。
我问他:“东屋门闩已经修好了,为什么还要砌墙?”
他把砖放到泥浆里。
“挡风。”
“这里的风不是一年四季都大。”
“那就挡一年四季。”
我站在墙边看他忙。
他没有问我什么时候走,也没有问我是不是愿意留下。
只是把墙砌得越来越长,直到东屋前多出一个小院。
几天后,墙上挂了一块木牌。
戈壁绒山羊合作组。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许知禾记账。
我看着那块牌子,忍不住说:“名字写得太大了。”
贺砚山正在屋里铺炕,头也没抬。
“你算的账最多。”
“那也不用写出来。”
“要写。别人来买货,知道找谁。”
我拿起粉笔,在木牌旁边补上三个字。
贺砚山赶路。
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我不识字的时候,你教我。现在你写这个?”
“你不是只会赶羊。”
他走到我面前,手里还沾着泥。
“那我还会什么?”
我抬头看他。
“会把人从戈壁边上捡回来。会在别人要抢羊的时候挡在前面。会把一只破院子砌成能住人的地方。”
他喉咙动了动。
“还有呢?”
我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往后退,脚跟刚转开,我伸手抓住了他的袖口。
“还会给我留东屋。”
他低头看我的手,肩膀绷紧。
我松开手,耳边只剩风声和羊叫声。
他忽然问:“知禾,你还走吗?”
我看向院门。
门闩已经换成新的,木头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许知禾。
贺砚山。
我说:“等下一批羊绒卖完,我要去沿海签长期合同。”
他点头。
“我赶车。”
“你会算路费吗?”
“会。”
“会写合同吗?”
“正在学。”
“那你还问我走不走?”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一串钥匙放进我手里。
钥匙是新打的,分量沉沉地压着掌心。
“我问的是,你还要不要回到这里。”
我握紧钥匙。
“这里不是你一个人的地方。”
“我知道。”
“东屋也不是我的。”
“我知道。”
“那你把钥匙给我做什么?”
贺砚山看着我,声音比平时低。
“因为这个家,要有一个人管账,也要有一个人管门。”
我抬眼。
“你管门?”
“我管。谁来找你,我先问他。”
“要是我想走呢?”
他没有躲开我的视线。
“我送你到路口。”
“不拦?”
“不拦。”
我看着他粗糙的手和沾泥的袖口,忽然把钥匙挂在腰间。
“那我不走了。”
他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动。
羊群从我们身边经过,铃铛一声接一声。
我转身去收晾在木板上的奶皮子,刚走两步,手腕被他握住。
他的掌心有裂口,碰上皮肤时带着粗糙的摩擦。
“知禾。”
“嗯?”
“我不会说好听的话。”
“我知道。”
“也不会让你过富贵日子。”
“我知道。”
“但你不用再逃。”
我看着他,胸口那根绷了很久的线终于松开。
我没有回答,只把另一只手覆在他的手背上。
远处的货车按了两声喇叭,村里的人开始把新一批羊绒搬上车。
贺砚山松开我,转身去扛麻袋。
我拿起账本,坐到木桌前。
第一页写着今日收货。
第二页写着沿海订单。
最后一页,我写下新的名字。
戈壁的家。
风从院门外吹进来,门没有关。
我也没有再回头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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