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船前两分钟
青石镇的末班轮渡是二十二点四十。
我和陈柏赶上的就是这一班。我们从镇上吃完酒席回来,要过江回对岸的娘家。江面黑得像一块铁,雨已经下了三天,码头的青石阶上全是水,脚踩上去滑得要往前扑。
"买包烟。"陈柏在上船前说。
他往码头那间还亮着灯的小卖部走。我提着他那件旧夹克的袖子说,快点,要开了。他回头笑了一下,说两分钟。
我上了船。检票的老头已经收了跳板上的绳子,我在船舷边站着等,看着他走进小卖部门口,灯在他身上扫了一下,然后人就陷进那片昏黄里去了。
汽笛拉了两声。
船离了岸。
我看着码头往后退,小卖部的灯缩成一个点,最后被雨吞掉。陈柏没有跑出来,也没有挥手。他大概在等找零,或者在看手机。
我给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条:船开了。
那条消息到现在都没有被读。
这条船叫"青石号",八十年代的老客渡,铁皮壳子,一层客舱,二层是个小小的驾驶室。船上一共七个人:船长,还有六个乘客。
我坐在客舱最后一排的塑料椅上,抱着怀里的保温袋。袋子是陈柏的,里面是给我娘带的酱鸭。
客舱里灯管坏了一根,另一根闪,一闪一闪地照亮对面几张脸。
我下意识地数人,这是我做小学老师的习惯——带学生出门,先数人头。
斜对面的中年女人,二十九、三十的样子,短发,穿冲锋衣,膝上搁着一个相机包,包上有一道刮痕。她从我上船就在拍,拍江面,拍船牌,拍客舱里那盏闪的灯,甚至拍了一下我——被我看了,她说对不起,习惯。
靠窗的老头,六十多,穿旧夹克,脸被江风吹得很粗,手里攥着个黑色塑料袋,攥得很紧,像攥着一兜钱。船晃的时候他也不换手,另一只手扶着窗框。
中间那个男人,三十七八,穿深蓝西装,白衬衫,领带松了,头发梳得很整齐,膝上一只黑色公文包。他一上船就在打电话,声音听得很清楚:"……我这边明天下午就能到,行,那笔先结一下……"说到一半,江上没信号了,他把手机举高,在那晃了半天,最后"啧"了一声,把手机放回口袋,笑了一下,跟我说:"这条江比银行还难说话。"
后面一排靠门的位置,坐着个少年,十七八岁,穿校服,戴耳机,瘦,脖子长,手插在袖子里。他一上船就盯着驾驶室的方向看,看得太久了,不像一个坐惯了船的人。
还有一个,坐在客舱最前面的侧位,背挺得很直,灰毛衣,头发全白,六十多岁。他怀里抱着一只帆布包,包很旧,边角磨破了,他两只手圈着它,从不开。
最后是船长。
他在开船前从驾驶室下来一趟,收各人的票。五十五六岁,脸黑,下巴上有层没刮干净的胡渣,穿一件洗褪色的蓝夹克,脚上胶鞋。他收我的票时看了我一眼,把票根撕下来,跟我说:"下雨,坐里面,别站边上。"
我说好。
他往上走,走到梯口又停住,回头看了客舱一眼。那一眼里有一种很怪的东西,不是看乘客,是数人。他一个一个数过去,嘴唇动了一下,然后上去了。
后来我一直在想那一眼。
他不是在数人。他是在确认——确认该上的,都上齐了。
二、落雁洲
二十二点五十八分,船过了江心。
江心的浪忽然大了。船开始颠,幅度越来越大,客舱顶上的灯管一阵一阵地暗。那个西装男人站起来,扶着桌子,脸色发绿。
船到二十三点的位置上,有一声闷响,从船底传上来,不是撞,像是船肚子里什么东西滑了一下,很沉的"咚"。船身接着就歪了几度,再怎么都正不过来。
船慢了下来,最后停住,原地打转。
舱门被推开,船长下来了,雨顺着他的帽檐淌。他的脸很平,说话也很平:"船底进水,动不了了。前面两里有个沙洲,落雁洲,我靠上去,先停一下。江上有信号的地方在洲子北头,你们到那儿去打电话。"
"要多久?"西装男人问。
"等天亮,救援的船才敢进江心。"船长说,"夜里水急,谁也来不了。"
客舱里没人说话。船外雨声很响,落在铁皮顶上像倒沙子。
船慢慢往一处黑影里靠。靠上去的时候,船底刮了一下沙,发出很长的一声"吱——",整条船像被谁从下面舔了一下。
跳板搭下来。
我第一次踩上落雁洲。
这个洲子很怪。南北长,东西窄,中间隆起一块,长满芦苇,芦苇顶上挂着去年的枯穗,被雨打得全歪向一边。洲子南头有一座废弃的航标塔,红白漆剥落,铁梯锈成一节一节的红褐色。沙地是那种细细的白沙,踩上去很软,一脚下去半个鞋。
整座洲子上,只有我们八个人的脚印。
风把雨吹成斜的,贴着沙面跑。我把保温袋抱紧,跟着人往洲子北头走。走到一半,我回头看,那条船停在沙洲边上,船灯黄黄地照着船头一片沙,像一只眼睛。
北头果然有信号。
所有人都在那儿举着手机找位置。我给陈柏打了五个电话,全都没人接。我给家里发了消息,说船坏了,人没事,明天回。
摄影师那个女人在我旁边,也在打电话。她声音很低,我听见她说:"妈,我在落雁洲,你放心,就是船坏了。……爸的事,我明天再跟你说。"
我听见"爸的事"三个字,但没有多问。
打完电话,人陆续回船。沙洲上只剩下我们八个的脚印,一路扭到北头,又一路扭回来,被雨一点一点填平。
那一夜我们在客舱里坐着,谁也没睡踏实。
西装男人倒是最热心。他把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小盒饼干,分给大家,一边分一边自我介绍:"贺明,做保险的,平安的。今天运气不好,不过没事,我走惯了这条江。"
他给我饼干的时候,我看见他公文包最底下压着一叠打印纸,边角露出半行字:"……白鹭号沉船事故理赔……"
我以为是公文。做保险的人,身上总带着这种东西。
那个退休年纪的白发老人一直没说话。贺明递饼干给他,他摆摆手。贺明问他贵姓,他说:"郑。"
"郑叔做什么的?"
"退休了。"
"以前做什么?"
老人看了他一眼,很短,然后说:"跑腿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退休前是市局刑警队的,办了十七年案子。
后半夜雨小了一点。我靠着窗睡了,醒来是被一声很轻的响动惊醒的。
我睁眼,客舱里没人动。最靠门的位置,那个少年的座位是空的。他的塑料椅还留着压下去的痕迹。
我看了手机,四点零七分。
三、沙滩上的刀
四点二十,我听见有人在船头喊。
那声音不像喊人,像是被什么卡住了喉咙,又硬生生挤出来。
"船长——"
是老兵郑的声音。
我第一个冲到舱门口。雨停了,天是那种发青的灰,沙洲上的白沙被夜里的雨打得发亮。
郑站在船头跳板边上,没动。
我顺着他的眼睛看。
沙洲中间那块隆起的地方,离船大概四十米。在潮线以上一点的位置,躺着一个人。
仰面,四肢摊开,蓝色夹克被雨水泡得发黑。胸口上插着一把刀,刀柄是红的。
那把红柄折叠刀我认得。上船的时候我在驾驶室门口见过,挂在船长腰边,开啤酒的时候他拿出来用过。
"都别下船。"郑说。
他已经跳下去了。
我后来想,这个老人一辈子大概都在做同一件事:先拦人,再走过去。他走得很稳,一步一步,在沙地上踩出一串很深的脚印,走到尸体旁边,蹲下,看了很久。他没有碰任何东西。
等他站起来回头的时候,他的脸已经不是刚才那张脸了。
"人都下来吧。"他说,"都下来,站远一点,谁也别往前挪。"
那时候我们八个人——不,那时候我们七个人,围成一个半圆,站在离尸体十几米的地方。
船长已经死了。
他的脸是青的,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眼白上有一片很小的红点。他的两只手摊在沙上,掌心朝上,五指微张,像在接什么落下来的东西。有个老人的尸体会这样摊手,我看过一次,我爹走的时候也是这种手势。那种手不是挣扎过的手。
那把刀插在他左边胸口,第二、第三根肋骨之间。刀身只露着两指宽的一截,插得很深,很深。
红柄上的雨水还没干。
贺明蹲在旁边吐了。那个少年站在最外圈,一动不动,脸上的颜色比尸体还白。
摄影师女人已经开始拍了,快门声在沙滩上很响。郑一把按住她的相机:"别拍了。"
"我是记者。"
"那就更别拍。"郑说,"现在拍的,将来都会被人拿去解释。你想让它被谁解释?"
她把手放下了。
郑守仁蹲在尸体边上,从裤兜里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凑近那把刀。
我听见他"嘶"了一声,很轻。
"你们谁有手电?"
我跑回船舱拿了船上那只应急手电。他接过去,贴着刀柄侧着打光,从不同角度看。
"郑叔,"贺明吐完了,走过来,"这……这得报警吧?这肯定是被人杀的。船上就我们几个——"
"你别说话。"郑打断他。
他站起来,抬头看了一圈。他的眼睛在每个人脸上停了一两秒,很慢,像在记。
"这刀插得不对。"他说。
"怎么不对?"
"没有血。"老人指了指刀口周围,那一片蓝夹克的布料是暗色的,被雨泡透了,"下雨,看不清。但你们看沙地上——刀口这底下,一直到腰侧,没有血迹流出来。也没有尸斑,没有渗出来的那种。"
他顿了一下。
"一个人被捅了心脏,血是喷的。心脏一停,血压一没了,血才会往回走。这刀要是活着时候捅的,这周围两米,沙子上现在是黑的。"
他把手电关了。
"所以?"贺明的声音有点干。
"所以他是先死的,刀是后插的。"郑守仁说,"插刀的人,是在他已经躺在这儿、已经死了以后,蹲下来,把刀按进去的。插得很用力,为了看起来像他杀。"
沙滩上安静了很久,只有远处的江水在响。
"那我们得找凶手。"贺明说,"这刀是谁的?"
"刀是船长的。"我说。所有人的眼睛转过来看我,"上船的时候他挂在腰上,我见过。"
"那刀插在自己身上——"
"那就不是刀杀的他。"郑守仁说,"他身上的伤口,不能解释他是怎么死的。"
他转过身,看着那条船。
"他的茶。"老人说。
四、保温杯
船长有一个不锈钢保温杯,红色的,很旧,杯盖上有一圈磕白的痕。它一直在驾驶室里,靠窗那个台子上。他开了三十年船,江上冷,他一天到晚喝茶,茶泡得很浓,别人喝不下,他说这才叫茶。
驾驶室在二层。我们上去的时候,门是开着的,里面两只凳子,一个方向盘,一只罗盘,还有一杯已经凉透的茶。
郑把杯子拿起来,拧开,闻了一下。
他闻完之后,很缓地把盖子拧回去,放到台子上。
"这茶别动。"他说,"谁都别动。"
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巾,垫着手,把杯子端到窗边那只应急灯下面,慢慢地转。杯壁外侧有一圈半干的茶渍,靠下的地方沾着一点细白,像面。
"杯子原来放哪儿的?"
"就这台上。"我说。我上船时上来问过一次厕所在哪,船长正在倒茶。
郑守仁低头看那只铁台面。台面上有一道很细的缝,缝里积着一层黑灰,黑灰当中有指甲盖那么一小片白,被风吹得只剩一半。
他没用手去碰。他弯下腰,凑得很近,眼睛离台面不到一尺,看了十几秒。看完之后他直起腰,从帆布包里摸出一只小塑料袋,用刀尖把那点白挑进去,系上口,塞回包里。
"闻出什么了?"贺明问。
"苦。"郑说,"不是茶那种苦。是一种……麻的苦。"
他看着我们。
"我办过一个案子。九八年,一个老中医自己泡草乌酒,喝多了,第二天早上死在床上,脸上就是那个颜色——嘴唇紫,眼白上有血点。他老婆以为是心梗。"
"草乌。"我说。我娘家那边有人用它泡酒治风湿,村上出过事。
"对。"郑守仁点头,"乌头碱。半个钟头,人就不行了。先是嘴麻,舌头麻,然后心慌,看不见,手脚发凉,最后心跳乱掉。人不会喊,喊不出来。倒在哪儿就在哪儿。"
他指了指窗外那片沙滩。
"他躺在那儿,掌心朝上,手也掰不开。这是乌头碱。被捅死的人不是这个样子。"
"那是谁下的毒?"贺明问,"茶是他的,杯子是他的,放在驾驶室——"
"驾驶室谁都进得去。"郑说,"船停了以后,人上上下下好几趟。有人上来问信号,有人上来拿雨衣,有人上来找厕所。"
"我们得一个一个问。"贺明说得很急,"我建议现在就开始,谁都别离开这个洲子。郑叔,您年纪大,您来问?"
"我不问。"郑守仁说,"我不是警察了。"
他抱着那个帆布包,坐在驾驶室的台阶上,把包放在膝上,拉开了一条缝。我看见里面是一沓很旧的纸,一个硬皮笔记本,还有一只用塑料袋裹着的东西,形状像一根短棒。
"我只说一件事,"老人抬起头,"这条船上,不是碰巧凑齐的。"
五、你们不是碰巧同船
他先看那个少年。
"你叫什么?"
少年把耳机挂到脖子上:"陆小满。"
"多大了?"
"十七。"
"你上船以后一直看驾驶室。"郑说,"你看了十一分钟,我在你后排一直看着你。你手伸在袖子里,攥着什么?"
少年的手在袖子里动了一下,没拿出来。
郑守仁站起来,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声音很低,低得只有我们几个能听见。
"五年前的七月十八号,夜里十一点半,一条叫'白鹭号'的船,在青石这一段江心沉了,死了四个人。"他说,"一个叫陆秀云的女人,三十八岁,青石镇缝纫厂的;她带着十二岁的儿子,那个儿子活下来了。"
"那天你就在船上。"
少年的嘴唇动了动。
"你妈是那四个人里的一个。"郑说,"你活下来了。你今天为什么上这条船?"
少年忽然抬起头,眼睛红得像要出血。
"因为开船的是他。"他说,"新闻上写,'白鹭号'是操作不当,撞上浮标,驾驶员负全责。判了两年。"他喘着,"我从十四岁开始查。我去江边看,我去找过打捞的渔民,我看了三年的卷宗复印件。我上这条船,我跟了他三个月的班。"
"你要杀他。"
"我买了药。"少年说,声音一下就掉了下去,"我在镇上老冯的中药铺买的草乌粉,说治风湿。我买了三次,攒了一小包。我想倒进他的保温杯里。"
"倒了没有?"
"没有。"他说,"茶太苦了。我打开盖子的时候,手抖,我闻了一下那个茶,那么苦,我想他喝一口就会知道。我盖回去了。"
他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手里是一个对折的牛皮纸小包,边角磨软了,用胶带缠着。
"还在这儿。"
郑守仁接过去,捏了一下,闻了一下,然后递给贺明:"闻闻。"
贺明伸手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指停了一下。就一下,很短。
"是这个味儿。"贺明说,"我常年跑外,认得点药。"
"好。"郑说,"那这包药不是下在杯子里的。"
他转过身,看那个摄影师。
"你叫什么?"
"沈青。"
"你在做白鹭号的稿子。"
她的肩膀变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你刚才在洲子北头打电话,说'爸的事'。"郑守仁说,"五年前死的那四个人,除了陆秀云,还有一个记者,姓沈,是市晚报摄影部的,他当时在船上拍一个关于江运的专题。他有个女儿,那年十九,在念新闻。"
沈青的手慢慢从相机包上放下。
"我叫沈青。"她说,"那年我十九。我爸爸的尸体是我认的,在殡仪馆的冷柜里,第三格。他的相机挂在身上,镜头碎了,胶卷被人抽走了。"
"你今天上船,是找他。"
"我找了五年。"她说,"我查到那次事故的卷宗里,有三页东西是复印件,原件'遗失'。其中一页是船底进水阀的勘查记录,上面写着'阀门开启状态异常'。这句话,在最后定案的时候,变成了'驾驶员操作时误触阀门'。"
"所以你带着相机。"
"我做什么都带着相机。"她说,"我要拍下他亲口说的话。我要拍下他承认。"
郑守仁点头,然后看向那个抓黑塑料袋的老头。
"周德海。"
老头的身子一颤。
"你认识我?"
"你当年是第一个到现场的渔民。"郑守仁说,"打捞队的记录里有你的名字。你那天夜里在江上收网,听见有人喊。你救上来两个人。"
周德海的嘴唇哆嗦,不说话。
"你手里那袋子里是什么?"
"没……没什么。"
"给我。"
老头把袋子往怀里一抱,像抱孩子。郑守仁伸手,慢慢地,握住他的手腕,把袋子抽出来。
袋子里是一段麻绳,很粗,两米来长,一头的断口是齐的,另一头打了个结。绳子上泡着油,有一股废机油味。
"这是干什么的?"
"拴阀门的。"周德海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那天晚上,我扒在船底,看见进水阀上拴着这么一根绳,绳子一头通到船尾。船尾有个人,在拉。"
"你看清了?"
"下雨,看不清脸。就看见一双胶鞋。"
"你为什么不说?"
老头忽然哭起来,声音很难听,像破风箱。"说了!说了!第二天我去派出所说了!他们让我回去等,等了三天,有人到我家来,给我送了两瓶酒,说这条江上以后还要靠人家吃饭,说我说了会把一家人都搭进去。我老婆那年刚做完手术。"
他把脸埋进手里。
"我把那段绳藏了五年。我每天都想扔,我每天都扔不下去。"
郑守仁坐回台阶上。他把帆布包打开,把那沓旧纸摊在膝上,最上面是一张照片,彩色的,褪成了黄。
照片上是一条船,夜里,灯光下,船尾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弯腰,手里一根绳。
"这是当年货船上另一个船员拍的。"郑说,"他后来调走了。这张照片是他去年才给我的。"
"我办了十七年案子,"老人说,"白鹭号的案子我没办,因为那年我在办别的。可我一直在看。我看那份卷宗,看了五年,看了十一遍。"
他抬起头,看向那个一直站在角落、最像没事人的男人。
"贺明。"
西装男人的笑容还在脸上,但已经不对了,像贴上去的。
"你说你做保险。"
"我确实做保险。"
"五年前,白鹭号的理赔,你也做。"郑守仁说,"卷宗里有一份《船舶意外沉没查勘报告》,签字是两个人,一个人是船东公司的代表,另一个,姓贺。"
"贺明,"他一字一字地说,"那两个字是你。"
六、两包药
客舱里的灯一闪一闪。贺明站在那里,两只手垂着,公文包还夹在腋下。
"郑叔,您这是认错人了。"他说,"我们公司系统里姓贺的多了。"
"你自己的包里有那张报告。"郑守仁说,"第三页,右下角,你的签名。你上船之前,在水边石头上坐着的时候,还拿出来看过。"
贺明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收回去,收得干干净净。
"那又怎样?"他说。
"不怎样。"郑守仁说,"我只是告诉你,我知道。"
"你知道也没用。"贺明说得很慢,"郑叔,你今天能怎么样?报警?江上没有信号,船走不了,明天早上警察来了,你跟他们说什么?说一条船沉了五年,你有一张模糊照片,一段麻绳?"
他笑了一下。
"可是现在这条船上,先出的事,是船长被人毒死,刀插在胸口。警察来了,先查这个。你说的人,一个死了,一个还活着,一个是你。"
他看向陆小满。
"他包里那包草乌,是我的吧。"
少年一愣。
"我给的。"贺明说,"三天前我在镇上见你——是的,我知道你跟着他,你还以为你藏得很好。我说,小满,你要做这个事,你买的那个东西太糙。茶那么苦,你倒下去他闻得出来。我这儿有更好的,一包,倒进去没味道,倒多少都不苦。"
他看着郑守仁。
"我给他的是这个。我也没想让他真动手。我就是想看看,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敢不敢。"
他停了停,声音忽然轻了。
"他不敢。"
"所以我替他把事情办了。"
贺明从西装内袋里摸出一只很小的玻璃瓶,拇指大,里面还剩一点白色的粉,瓶口用胶布封着。
"草乌粉,老冯的。我买了。我买的比这小孩多。"他说得很平静,甚至有点得意,"我上船以后,去驾驶室问过一次信号。船长还给我指了北头,人挺好。他的杯子在那儿,茶是温的。我拧开杯子,这瓶子里三分之一的量,倒下去。他喝了。"
"然后呢?"郑守仁问。
"然后我等。"贺明说,"我没想到他自己走出去。我本来想等他倒在驾驶室里。"
郑守仁从帆布包里摸出那只小塑料袋,举起来,里面的白色粉末在灯下像一点盐。
"你倒的时候手抖了。"老人说,"台面缝里漏了一点。你忙着把盖子拧回去,没擦。"
贺明的眼睛在那只袋子上停了一瞬,脸上的东西终于塌了一下,像一堵墙被人从里面抽走了一块砖。
"刀呢?"郑守仁接着问。
"刀不是我插的。"贺明说。
沙滩上没人说话。江上的风把芦苇吹得沙沙响。
一直蹲在最外圈、脸色死白的陆小满忽然开口,声音抖得厉害:
"我看见了。"
所有人都看他。
"三点多的时候,我起来上厕所。"少年说,"我从船头下来,我看见船长站在跳板上,站了一会儿。我躲在船舱拐角。我看见他走下去了。"
"他走得很难。"少年说,"他扶着船舷,走一步停一下。他嘴里在说什么,我听不清。后来他走到沙洲中间那块,坐在沙地上,坐了很久。"
"然后我看见他,"少年咽了一下,"我看见他把腰上的刀拿下来,红色的柄。他两只手握着,对着自己这里——"少年抬手按在自己胸口,"按下去的时候,他叫了一声。就一声。然后他往前趴,撑着,又坐回去,把刀再往里推。推了两下。"
陆小满的眼睛很大,里面是空的。
"我在那儿看着他做完这些,我一步都动不了。我站了可能有十分钟,我没动。"
他是自己插的。
这个念头一进来,我全身都凉了。
郑守仁闭了一下眼睛。
"他喝了毒。他知道那个毒是什么。"老人说,声音很低,"乌头碱发作,半小时,他不喊,也不叫,他自己走下船,走到沙洲中间。他为什么?他要死在沙地上,不在舱里,不在水里。"
"他要警察验尸。"我说。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
我自己也吓了一下,但话已经出口了。
"如果他是死在客舱,或者死在船底进水,明天早上大家只会说他是病发。可如果他死在沙洲上,胸口插着一把刀——"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很清楚,"这就不再是病死。这是刑案。有了案子,警察才会上岛,才会录口供,才会一个一个问。"
"他要一个案子。"郑守仁说。
郑守仁从包里最后一样东西,一只用塑料袋裹着的短棒状物,是一支录音笔。
"这是上船前他给我的。"老人说,"在码头,他塞给我,说'郑警官,你要是还有当年那份心,就带着它上船'。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路上你就知道了'。"
他按下播放键。
先是水声,风。然后是船长的声音,很闷,像隔着一层铁皮。
"我叫雷长顺。二〇二一年七月十八号,白鹭号沉船,四条人命。判我两年,我服了,我没喊。因为我老婆那时候在住院,我女儿在读高中。他们给了我二十万,让我把话说成我操作失误。"
录音里有一声很长的呼吸。
"五年了,我每个月都梦见那四个人的脸。尤其是那个妈妈,她抱着儿子,一直往上游,一直往上游,我拉不上来。"
"我不指望法律给我什么了。我这把年纪,这条命就是在江上漂的一条船。"
"只是还有一件事没过——这条'青石号',船底被人动过。前天我在舱底看见,第二块铁板上有一道新焊的缝,是仓促焊的,还有一根绳子。和五年前一模一样。"
"今天晚上贺明上船,我心里就明白了。他们要在这条船上做同样的事,然后推到江里,说船老了,说天灾。船上一个人都不用活。"
"我不能在船上死。在船上死,他们会说船沉了,人也沉了,天下太平。"
"我要死在沙洲上。我要死在刀底下。这样,就有人来查了。"
录音最后是一段很长的静,然后是很轻的一声:"对不住,连累你们。"
七、天亮
天亮的时候,救援船来了,跟着来的是两只警用快艇。
贺明被带走的时候,还在笑,说了一句:"你们证明不了我倒了那瓶东西。"郑守仁把那瓶玻璃瓶递到警察手里,瓶口的胶布上有一枚很完整的、带纹的指纹。
陆小满被问话问了很久。他的录音,他从贺明手里接过第二包药时偷偷录下的那段对话,也交了上去。少年最后哭得很凶,说了一句:"我不是想杀他,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他。"
周德海把那根麻绳交给了警察。老人交的时候,手抖了很久,最后把绳子放在人家手里,说:"我藏了五年,我对不起江里那些人。"
沈青一直在拍。拍到警察把贺明押上快艇,拍到沙洲上那具被抬起来的尸体,拍到船长那只还摊在沙上、五指微张的手的位置,拍了很久。
后来她那篇稿子发出来,标题叫《末班轮渡》。稿子最后一句是:"他用一把刀,为自己申请了一次调查。"
我把保温袋抱在怀里,坐在救援船上,看着落雁洲往后退。沙洲上的脚印乱成一片,那串从船头走到沙洲中间的脚印还在,很深,一步一停,走到尸体躺过的地方就断了。
那是他自己走过去的。没有回来的脚印。
船到对岸码头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雨停了,天还阴着,码头上湿漉漉的,卖鱼的在卸筐,一股腥味。
我抱着保温袋走下跳板,抬头,看见陈柏站在码头最前面。
他穿着那件旧夹克,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的烟。
他看见我,没有跑过来。他站在那儿,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一个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的人。然后他把那支烟收进兜里,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保温袋。
"船坏了?"他问。
"嗯。"
"人没事吧。"
"死了一个。"
他的手在保温袋上停了一下,然后说:"那还好,人没事就好。"
我看着他的脸。
十年了,我认识这张脸十年,我知道他笑起来左眼角会往下压一点。
"你不是买烟去了。"我说。
陈柏没说话。
"你根本没进小卖部。你走到门口,就站住了。"我说,"你在那儿等着船开。"
他看着我,很安静地看了很久。
"苏婉。"
"你上船前,跟谁打过电话?"
他把保温袋换到另一只手上,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屏幕亮了一下,很多条消息,他没点开,只把最上面那条给我看。
发件人:贺明。
内容四个字:"人上船了。"
我抬头看他。
"十年前我娶你的时候,你娘家这边谁也没说。"他说,声音很轻,"那笔钱,是白鹭号那年的理赔款,分下来,我们村分到了一点。那一年,我爹的医药费,就是用那笔钱垫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就是那天早上,贺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有个活儿,让我别在船上。"
"你为什么"
我话说到这里,停住了。我问他为什么,可我不知道我要问的是哪一件——为什么拿钱,为什么下船,为什么十年前娶我,为什么现在才说。
他把保温袋递回来,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我先去把酱鸭给我娘送去。"他说,"她等着呢。"
他转身往码头里面走,走了几步,又停下,回过头。
"苏婉,"他说,"那封信,船长给你了吗?"
我愣了一下。
"什么信?"
"他昨天晚上,在码头上给你的那只信封。"陈柏说,"我看见了。他给你,你接的时候还跟他道了谢。"
我低头看我的保温袋。
袋子底下,压着一只厚信封,被酱鸭压得有些油渍。我昨晚接过它的时候以为是一张收据。我当时还跟船长说,谢谢,到了对岸我给您寄。
信封上没有地址,只写着三个字:
"寄出去。"
我坐在码头的水泥台阶上,把它拆开。
里面是七张照片,一份手写的证词,还有一颗很大的、裹着油纸的螺母。
照片是舱底的进水阀,一张接一张,拍得清清楚楚。螺母上的锈是新的。
证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雷长顺,用这条命作证。江里死了四个人,不是我的错。"
我把那张纸举起来,对着阴天的光看。纸很薄,透光,上面有一行很轻的字迹,被水汽洇开了一点——不是船长的字。
是陈柏替我描过的那张稿纸,我们家笔记本上的纸,边角上印着的"青石镇中心小学"。
我抬起头。
码头上的人来来往往,卖鱼的筐在地上"哐"地放下。陈柏已经走到最里面,背影很小,那件旧夹克湿了一块。
江对岸的沙洲在雾里只剩一道白。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船上七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碰巧来的。
连我,也不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