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妈让我报考程砚白的研究生时,只说了一句:他学问好。
后来我才知道,她二十年前差一点嫁给他。
再后来我才知道,他收我,不是为了教我。
一章|洗三个月瓶子
2021 年 9 月,我第一次见程砚白。
办公室在药学院六楼,门开着。他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我的材料。我敲门,他没抬头。
“许知遥。”
“是。”
“本科鹤川师范。”他念了一句,停住。
我等了三秒,他才抬头。
那三秒里我什么都没察觉,只觉得这位导师比学院网页上的照片瘦,眼下一片青。后来我无数次回想那三秒,才明白他当时在忍什么。
“为什么报我。”
“我妈说您学问好。”
他抬了一下眼:“你妈?”
“我妈让我报您。”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材料合上。“你妈做什么的。”
“图书馆。”
“哪个图书馆。”
“鹤川市图书馆。”
他“哦”了一声,把材料推到一边。
“明天来实验室,先洗三个月瓶子。”
我出来的时候还挺高兴。我妈在电话里说,程老师是这些年回国的学者里最扎实的一个,让我好好跟着学。我说好。
我不知道她挂电话之前在阳台上站了多久。
实验室在二楼最里面,一间没有窗的房间,靠墙一排通风橱。第一天我去报到,师兄给了我两盒磨口瓶,说:“先用自来水冲三遍,再用超纯水冲两遍,倒扣在架子上,别摞。”
我洗了两个小时,手被水泡得发白。
第一个月的日子很简单:洗瓶子、配试剂、倒废液。第二个月我开始跑柱子,一天站十个小时,回来腿肿,鞋都塞不进去。
第一次独立装柱,是九月下旬。
我从烘箱里取硅胶,按师兄给的步骤拌样,倒进柱子。我没压实,上面看着平,中间其实是空的。样品一上柱,那一层就塌了,整根柱子从头到尾糊成一团。
那批样品是师兄提取了三个月的产物,一共八克,装在小玻璃瓶里,瓶身上贴着标签。
我站在通风橱前,看着柱子里那团褐色的东西往下走,走到一半停住,然后什么都不动了。
师兄过来看了一眼,没骂我,只是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子擦了很久。
“没事。”他说,“再提一次。”
我说我赔,他摆手说不用。他说这八克是他从去年冬天开始提的,一锅一锅攒,攒到今年九月。
我算了算,去年冬天我还在准备考研,每天六点起,在图书馆门口排队。那时候我以为进了实验室,日子就体面了。
那天我在记录本上写了一行:“9 月 21 日,塌柱,报废八克。”写完又划掉,因为那是公共记录本,不是我的。
程砚白是第二天知道的。他进来的时候我正蹲在地上捡碎玻璃。
“这周做了什么。”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从头说到尾,一句没省。
他听完,没有表情,只说了两个字:
“重做。”
然后他转身走了。我蹲在那儿,忽然发现他把地上剩下的碎玻璃替我捡了。
同样是那个月,我见过他给师兄改稿。
师兄的综述写到第三稿,拿给他看。他坐在桌前,一页一页翻,用铅笔在边上画圈。翻到第五页,他停下来,说:“这一段可以。语气改一下,别写成汇报,写成你自己的判断。”
师兄“哦”了一声,出来的时候脸是红的,但那是高兴。
那天晚上我在楼道里给我妈打电话。
“妈,我进组了。”
“好。”
“程老师挺严的。”
“严好。”她说,“严才能学到东西。”
“他还让我先洗三个月瓶子。”
她那边停了一下。
“那你就洗。”
“妈。”
“嗯。”
“你认识他吗。”
电话里安静了两秒。
“怎么这么问。”
“随口问。”
“不认识。”她说,“我一个图书馆的,认识什么教授。”
“哦。”
“遥遥。”她说,“好好学。”
挂了电话,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那三个字她这三年说了不下一百遍,每次语气一模一样,像在念一句放在抽屉里的话。
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懂。我只觉得,这个导师比我想的难对付,这个妈比我想的沉默。
我还没意识到,他们俩沉默的是同一件事。
二章|重做
从十月的第一周起,我每天晚上七点去他办公室。
他讲一小时,不讲概念,只讲操作:为什么这一步要用冰浴,为什么这个 pH 不能再往上加,为什么柱子装到一半要停一下让硅胶沉。他讲得很快,没有一句废话。
讲完他说:“回去吧,明天早上八点,我要看结果。”
我一开始以为这是栽培。
第一次被他退回来,是十月十二号。我做完一组基线,自己看着觉得挺漂亮,发给他。他回:“第 4 组基线漂移,重做。”
我不服,把原始数据调出来一格一格看,看了四十分钟,没看出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去实验室,他已经在里面了。看见我进来,没说话,把我那根柱子拆了,重新装了一遍,装得比我装的整齐得多。他一边装一边说:“硅胶要分三次压,每次压完停十秒,让它自己沉下去。你一次压到底,上面看着平,下面全是气。”
他说完,把装好的柱子推到我面前。
“重跑。”
那天我从早上八点跑到下午五点。跑完,基线是平的。
但我还是不知道前一天那组数据错在哪。
十一月,有一回我做到凌晨两点。整栋楼只剩二楼那一间还亮着,走廊的声控灯走两步亮一下,走两步又灭。我把最后一组数据整理好,在宿舍床上用手机发了邮件。
发出去是两点零七分。
我躺在床上没睡,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朝上。三点、三点十分,我刷新了一遍邮箱,没有。三点十五分,我又刷新一遍。
三点十七分,他回了。
只有一句:
“第 4 组基线漂移,重做。”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回了一个“好”。
回完我把手机扣在枕头上,扣的时候屏幕还亮着,过了两秒才黑。
那一夜我睡得很浅,中间醒过两次,一次以为天亮了,看表才四点四十。
六点我起来,食堂还没开全,只有一个窗口卖包子。我要了两个,咬了一口,吃不下,用一次性杯子装着带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实验室,发现他把我的柱子重新装了一遍。跟上次一模一样,压得分毫不差。他没说话,把装好的柱子推过来,我接过去,他转身走了。
那天中午师兄在休息室跟我说了句话。
“他也给我装过柱子。”
“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师兄剥着橘子,“装着装着我就以为他是在道歉,后来才明白,他是不放心。”
“不放心什么。”
“不放心我们。”他把橘子掰成两半,给了我一瓣,“他这人,嘴上全是重做,手上全是活儿。”
我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给我装柱子那次,我哭了一场。他看见我哭,什么都没说,把纸巾盒推过来,推到我手边,就走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毕业了。”他说,“他从来没跟我道过歉,也没必要。”
从那天起,我开始记本子。
一个黑皮的本子,五块钱,在学校门口买的。第一页第一行我写:
“10 月 12 日,第 4 组基线漂移。重做。”
第二行:
“11 月 3 日,第 4 组基线漂移。重做。(两次都是第 4 组,可能不是我的错。)”
我那时候记这个,是为了有一天跟他讲理。我没想到,这本子后来记的东西,跟实验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一夜我睡到四点半,六点半起床,七点五十到实验室。
跑完柱子,我坐在通风橱前面看数据往下走,忽然想起来:他三点十七分回我邮件。三点十七分,一个人在六楼办公室,看到一封学生的邮件,回四个字。
一个人要有多醒着,才会在那个点回一封邮件。
我那时候以为,这就是严格。
后来我才知道,严格和报复,长得一模一样。
三章|素云,等我回来
研二上学期,十月,我妈寄了一个箱子来。
她说家里老房子要拆,翻出一堆旧东西,有我小时候的衣服,也有她自己年轻时候的本子,问我要不要。
我说要。
箱子是邮政的绿皮纸箱,胶带缠了两层。我拆开的时候,掉出来一本相册。
蓝色塑料壳,边角磨白了,里面是塑封的老照片。前面几页是我,从满月到小学,每张下面都有我妈的字:“遥遥百日”“遥遥第一次走路”“遥遥上一年级”。
照片里的她年轻得我认不出来。有一张她抱着我坐在门口的石阶上,头发剪得很短,眼睛看着镜头,笑得很用力。
翻到中间,照片换了年代。
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男人,站在一台老式仪器前面,头发很长,笑得眼睛都弯了。照片右下角印着日期:1998.12。
背面有一行钢笔字,字很好看:
“素云,等我回来。”
我坐在宿舍地板上,把那行字看了很久。
箱子里还有别的东西。三件我小时候的毛衣,一件已经起球了。一个铁盒,里面是些票据、奖状,还有一张 1999 年的产检单,折了三折,纸张发黄,上面的字很淡,我认了半天才认出来。
最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袋,袋口用线缠着。我没敢拆。
我先把相册翻完。最后几页是空的,塑料膜还有点粘,像是曾经夹过照片,后来被取走了。
素云是我妈的名字。许素云。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那个男人的眉眼我认得——我每天早上八点要在六楼办公室见一次。
我打开电脑,搜“程砚白 1998”。
搜不到。搜“程砚白 鹤川”,也没有。他的公开简历从 2004 年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开始,前面一片空白。
我又去搜“乌普萨拉 药学院 中国 1999”,跳出来一堆新闻稿,讲他后来的成果,讲他带过的学生,讲他 2021 年回国。中间那五年,像被剪掉了。
我又做了一件很业余的事:把照片放在台灯下,用手机拍了正面和背面,放大,一格一格看。
背面的字,除了那行“素云,等我回来”,右下角还有一个很小的日期,1998 年 12 月。那行字的墨迹有点晕,像是写完放了很久才合上相册。
我给师兄发了条消息:“程老师以前是不是在乌普萨拉待过。”
他回得很快:“待了二十年吧。”
“中间有没有回国。”
“好像没有。听说他一直没回来。”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
那天晚上十点半,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你认识程砚白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有水声。
哗啦,哗啦,是水流冲在碗上的声音。十点半洗碗,洗得很慢。
“怎么突然问这个。”
“你让我报他的研究生。”
“他学问好。”
“妈。”
“遥遥,你别乱想。好好念书。”
“你认识他。”
水声停了。
“遥遥。”她说,“你外公那年病了,我回去过一趟。”
她只说了这一句,然后又开水龙头。
“妈,你认不认识他。”
“不认识。”她说,“一个图书馆的,认识什么教授。”
“可你让我报他。”
“他学问好。”她说,“我打听过。”
我坐在宿舍地板上,握着手机,听着那头的水声,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她不是不认识。
她是认识,而且认识得很深,深到二十年了,还要一边开着水龙头一边跟我说不认识。
“遥遥。”
“嗯。”
“严不严。”
“什么。”
“程老师。”她说,“他对你严不严。”
“严。”
她那边停了一下,然后说:“严好。”
挂了电话,我把相册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那个牛皮纸袋我一直没拆。
我只是坐在地板上,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
她越是这样,我越确定。
四章|我妈让我问您好
知道那件事之后,我第一反应不是害怕,是高兴。
很丢人,但确实是高兴。一个知道你妈是谁的导师,总该对你客气一点。我甚至算过:如果我提前半年毕业,能不能赶上秋招。
前一晚我把他的学院主页翻了一遍。页面上的时间线从 2004 年副教授开始,中间跳着几个头衔,最上面一行写着“2021 年回国”。1998 到 2004 那一段,一个字都没有。
我截了图,放大,看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在实验室,我问师兄:“程老师一共带过几个学生。”
“算你,四个。”他说,“我是第二个。”
“前面那两个呢。”
师兄停了一下,把手里的离心管放回架上。
“一个转组了,一个没毕业。”
“为什么。”
“不知道。”他说,“他从来不提。”
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那时候我以为,转组的学生是受不了他的严。后来我才知道,受不了他的人,也不止一个。
当天有组会。
我提前半小时起床,换了一件白衬衫。那件衬衫我平时不穿,领子硬,扎脖子。我穿它,是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有来头的人”。
出门前我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对着镜子把一句话练了三遍:“程老师,我妈让我问您好。”
第一遍太轻,像随口一说;第二遍太熟,像背台词;第三遍我把“我妈”两个字咬得很重。
就是这一遍。
组会在六楼会议室。五个学生,加上他。我第三个汇报,投屏上去,讲完,等他说话。
那页 PPT 上写着“第 4 组”,我看着那个数字,忽然觉得它像一个我早该注意到的标记。
他看了三秒。
“这组数据,你自己信吗。”
全组的人都转过头看我。
“我重复了三次。”
“三次一样的错。”他把激光笔放下,“基线归一化的方法错了,你整组数据都是废的。这个月白干。”
我脸烧得厉害。师兄在旁边低头翻本子,另外两个同门一个看屏幕,一个看桌面。
“下一个。”他说。
我坐下来的时候,手心全是汗。那件白衬衫的领子忽然勒得我喘不上气。
散会之后人都走了。坐在我左边那个师妹走到门口,又退回来,从包里拿了一包纸巾放在我桌上,什么也没说,走了。
纸巾我没用。我把它放进包里,一直到毕业都还在。
我把电脑装好,站起来,腿是软的。
“程老师。”
“说。”
“我妈……让我问您好。”
我把“我妈”两个字咬得很清楚,清楚到我自己都听得出来。
他正在拔 U 盘,动作停了一下,很短,不到一秒。
“你妈让你问的,还是你自己想问的。”
“……我自己想问。”
他把 U 盘放进包里,看我。
“许知遥,你要是想靠谁的关系把三年混过去,你现在就可以换导师。学院里愿意收你的老师不止我一个。”
“我没有——”
“你有。”他说,“你刚才那句话,就是在跟我说你有。”
我站在那儿,一句话说不出来。
“我不缺学生。”他把包拎起来,“我缺的是能干活的人。你要是能干活,我们就继续;你要是不能,门在那边。”
他走了。门没关。
我抱着电脑下楼,走到三楼和二楼之间的楼梯平台,腿一下就软了。
三楼那台旧复印机在响,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里面拍纸。
我坐在台阶上,背靠着消防管,把那台电脑放在膝盖上。楼道里有人上下,脚步声从我头顶过去,又回来。
我低头扣笔帽,扣了三次才扣上。
那时候我才想明白一件事:他不是不知道我妈是谁。他知道。他正因为知道,才要把这句话堵回去。
那天晚上我回宿舍哭了一场。哭完我想通另一件事:这个人跟我妈有过什么,跟我要毕业,是两回事。
我要毕业,只能靠我自己。
五章|第二作者
从那以后我开始拼命。
我重做了三个月的实验,把基线归一化的方法从头学,找了二十篇文献对着做。晚上十一点实验室锁门,我就把电脑带回宿舍,做到两点。
研二下学期,我的第一篇论文投出去了。
投稿那天我在电脑前坐了一个下午。系统要求填作者顺序,第一栏是通讯作者,默认是他,第二栏开始自己加。
我把师兄的名字打上去,然后打上我的名字。
光标停在两个名字中间。
我知道这篇的分工:前期的方法是师兄的,后面三个月的补充实验、数据整理、图的重新绘制,全是我做的。按贡献,我至少该是共同一作。
我把鼠标移到第一行,停了两秒,又移回去。
最后我什么都没改,点了提交。
提交前还有一个“作者贡献声明”的空格。我写了一行:“本人完成全部补充实验与数据分析。”写完看了一遍,删掉,改成两个字:
“参与。”
点提交的时候鼠标有点滑,我点错了两次。
论文中了二区。消息出来那天,师兄请我吃饭,在学校后门那家川菜馆,点了三个菜。
“下次你自己做一篇。”他说。
我问他:“这篇我算第几。”
“二作啊。”他说得很自然,“怎么了。”
“没什么。”
过了两天,我私下问了师兄一句:“你觉得这篇我算几作。”
他想了想,说:“你做了多少。”
“三个月。”
他点点头,说:“那你下次记着,别让人替你决定。”
那句话我记了三年。
后来我确实动过一次念头。我给编辑部写了一封邮件,问能不能把署名顺序调整,写到一半,把那段全删了,只留下“请确认收稿”四个字。
发送键我按得很轻,像怕惊动谁。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在填一张表,表格里第一行是空的,我怎么填都填不进去。
醒来天还没亮,我在床上躺了十分钟,起来去了实验室。
那封邮件后来被他看到了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一篇起,我投稿都会自己先填好作者顺序。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我知道他不知道,这比他知道更让人难受。
吃完饭他跟我说:“下一篇你自己做,我给你打下手,需要什么就说。”
我说好。
回宿舍的楼道灯坏了一盏,我在半明半暗里站了十分钟,才想起来要开门。
后来我去找程砚白,问他为什么。
“数据是他先做的。”
“后面三个月是我补的。”
“所以你是二作。”他说,“你有意见,下次自己做完整。”
我把那句话记在本子上。
那一年我瘦了十二斤。一百一十斤瘦到九十八斤。以前穿的牛仔裤,裤腰那里空出一截,我拿皮带勒紧,勒到最后一个孔。
学院秋天体检,我站上秤,指针停在四十八点九。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最近胃口不好。
我说,实验忙。
她说,再瘦下去要查一下。
我说好。出了体检室,我把单子折起来塞进包里,回去做实验。
我妈打电话来,说我声音不对。
“感冒了?”
“没有,实验忙。”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遥遥,要是不行就回来。”
“行。”我说,“我行。”
挂了电话我在实验室楼下的台阶上坐着,吃了一个从食堂带出来的面包。
面包很干,我一口一口吃完,把塑料袋折成很小一块,扔进垃圾桶。
我不肯认输。
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不只是不肯在他面前认输,我是不肯在我妈面前认输——她把我一个人养大,我不能让她觉得,她当年那个决定是错的。
如果我说不行,那她这二十年,就白过了。
六章|受不了难,还是受不了我
研三上学期,我的课题卡住了。
做了十一个月,做不出想要的结果。程砚白让我换方向,我不肯。我说再给我两个月。
两个月后还是不行。
那天开组会,他当着所有人说:“这个方向我三年前就判断做不通。她非要试。”
我坐在那儿,像被人当众掀了底。
会后我写了退学申请。
写的时候我手很稳。我用的是实验室的打印纸,A4,蓝黑笔。写到第四页,我把三年的事一条一条列出来:
“一、本人自入学起,日均在实验室时长十小时以上,夜间实验累计七十余次,其中二十三次收到凌晨回复的修改意见。”
“二、本人参与完成并投稿的论文,署名顺序与实际贡献不符。该论文后续三个月工作由本人独立完成。”
“三、本人在组会上被公开评价为‘资质一般’,同期未有书面说明或申诉渠道。”
“四、本人课题连续十一个月无法推进,且未被允许更换方向。”
写完我读了一遍,把“资质一般”那一条划了。不是因为不成立,是因为写出来太难看。
那份申请我放在包里带了三天。每天去实验室都要路过他办公室门口,路过的时候手会往包上摸一下。
第三天晚上我在水槽边洗一盒磨口瓶,手一抖,整盒摔在地上,碎了一半。
师兄过来,蹲下帮我扫。他扫到一半说:“你最近不对劲。”
我说:“没事,没睡好。”
他把最后一块碎片扔进垃圾桶,站起来说:“有事就说。”
我说:“好。”
我没有说。
我把申请放在他桌上。
他拿起来,从头看到尾,看得很慢。看到第三条被划掉的地方,他停了一下。
然后他放下,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你可以走。”
第二句:“但你要想清楚,你是受不了难,还是受不了我。”
我说:“有区别吗。”
“有。”他说,“受不了我,你换个导师就能毕业。受不了难,你换到哪儿都一样。”
“程老师,我不是受不了难。”我说,“我是受不了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看了我很久。
“为了什么。”他把退学申请推回给我,“你自己答。答不出来,这个学期结束之前,别再来找我。”
我把申请拿回去了。
我没有交。
那个学期剩下的两个月,我照常每天去实验室,照常洗瓶子、跑柱子、带本科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份退学申请,除了他。
我开始一个人重做那个方向。没有他的指导,我自己查文献,自己设计方案,自己在实验室待到凌晨。
有一晚我在通风橱前面站到三点,忽然想通一件事:他一直让我换方向,是因为他三年前试过。他试过,他没做出来。
他不是在拦我。他是在拦一个他自己没走通的路。
两个月后,我做出来了。
数据出来那天,我在实验室坐到天亮。四点半的时候,天边有一点灰,窗外那棵银杏的叶子开始能看清轮廓。
我给我妈发了一条消息:“妈,我做出来了。”
她六点回了一个字:“好。”
我盯着那个“好”看了很久。她每次都是一个字,我从来不知道那一个字后面是什么。
我把结果打印出来,放在他桌上。
他看了十分钟。
“这个思路,是你自己想的?”
“是。”
他把纸放下,说:“写得不错。”
这是他第一次说我做得不错。
我差点当场哭出来。
后来这篇论文发在了一区,我是第一作者。投稿之前,他把我的稿子改了七版,最后一版改到凌晨四点,改完发我,附了一句:
“以后自己写。”
七章|她得吃点苦
2024 年,我申请硕博连读,过了。
博一那年,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压。
我的日程是这样的:
周一,早上八点到实验室,晚上十一点离开。
周二,做项目申报书的初稿,改三遍,交给他再审一遍。
周三,带本科生实验课,两节,加上课前准备和课后整理,五个小时。
周四,写他接的审稿意见初稿。他只在最后签个名。
周五,组会,做 PPT,会后整理纪要。
周六,做自己的实验。
周日照样。
我在本子上算过一笔:一周七十二个小时,还不算回宿舍之后改稿的时间。
我在那一页最下面写了一行:“本周 71。”
这行字后来被周明澜看到了。她翻我的本子,看到那一行,没说话,把本子合上放回我桌上,放得很轻。
有一回连续四十八小时没睡。第二天下午做细胞,我在通风橱前面晕了一下,眼前一片白,手扶着台子边缘,手指抠着那条不锈钢边,抠到指甲发白。
缓过来之后我给他发消息:“程老师,我今天想早点走。”
他回:“数据跑完再走。”
那一下有两个本科生在,一个女生扶住我的胳膊,问我要不要喝水。
我说低血糖,没事。她跑去给我买了一瓶甜的,我喝了两口,把瓶子放在台子上,接着跑数据。
那瓶水放到第二天早上还没喝完,被师兄扔了。
我坐在实验室地板上,忽然想到一个念头:
他是不是特别看重我。
这个念头救了我。
我开始觉得,一个人愿意把这么多事压给你,是因为他把你当自己人。我开始替他解释:他脾气不好,但他是为我好;他不夸我,是怕我骄傲;他让我做这么多,是想让我快点成长。
我甚至开始享受这种“被重用”的感觉。组里五个人,他只带我。开会带我去,出差带我去,连他给外校写推荐信,都是我打的字。
有一次去外地开会,三天。他在会场听报告,我在后面整理笔记,晚上回酒店还要把当天的纪要写完发他。
第三天早上我在酒店大堂等车,他下来的时候递给我一瓶水,说了一句:“昨晚辛苦了。”
那瓶水我一路带着,没舍得喝,上了高铁才打开。
我把这些说给我妈听。她听完,说:“他是严。”
“他对我挺好。”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遥遥。”她说,“你别太信一个人对你好。”
我那时候觉得她老了,说话总往坏处想。
直到十二月的一个晚上。
我去六楼送结题报告的签字页。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有声音。院长周明澜在里面。
我本来要敲门,听见我的名字,手停在半空。
“……知遥那个孩子,你压得太狠了。”周明澜说,“组里都在传。”
“她资质一般。”程砚白说,“不压,出不来。”
“她去年那篇一区,是你改出来的?”
“她自己做的。我改了七版。”
“那你还这么说她。”
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
“她得吃点苦。”
我站在门外,手里的材料慢慢往下滑,纸角碰到裤腿。
我在门口站了大概十秒,一直没敲门。那十秒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要是现在敲,他会不会改口。
我没有敲。
“老程。”周明澜的声音低下去,“二十年了。”
“我知道。”
“她不是她妈。”
“我知道。”
我退了两步,转身走了。
下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那句话。不是“资质一般”,也不是“不压出不来”,是“她得吃点苦”。
那五个字里没有我。
那天夜里我在操场走了三个小时。塑胶跑道一圈四百米,我走了二十多圈,走到最后腿麻,鞋底踩在地上的声音都变得规律。
我一直以为的“看重”,原来是“她得吃点苦”。
八章|你也该尝尝
第二天我没去实验室。
第一天我在宿舍睡到中午,醒了以后躺着看天花板。
第二天我去旁听了一个别的课题组的组会。门口的牌子写着另一个导师的名字。我在最后排坐了四十分钟,听一个女生汇报她的课题,她讲到一半被导师打断,两个人当场争了起来。
争完,那个导师说:“行,你按你的思路做,出问题我兜着。”
我坐在后排,忽然觉得眼睛有点热。
第三天,周明澜约我在学院对面的咖啡馆。她没绕弯子,坐下就说:“你导师这个人,一辈子只学会一件事。”
“什么。”
“把疼变成要求。”她搅了搅咖啡,“他对自己也这样。”
“院长。”
“我不替他说话。”她说,“他做的那些事,该怎么算就怎么算。我只是告诉你,他不是在玩你。”
“那他在干什么。”
她看了我一会儿,说:“在重复。”
第四天,我去了他办公室,把门关上。
“程老师,我想问您一件事。”
“问。”
“您为什么非要我读博。”
他正在写东西,笔停了一下。
“因为你适合做研究。”
“组里五个人,您只让我读博。”
“他们不适合。”
“您怎么知道他们不适合。”我说,“您带过他们吗。您连他们的数据都不看。”
他放下笔,抬头。
“许知遥,你今天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您不是在带我。您是在拿我出气。”
办公室安静得能听见走廊的灯管响。
他看着我,很久,然后说:
“你妈跟你说了什么。”
“我妈什么都没说。”我说,“我妈连您的名字都不肯提。”
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种笑很难看。
“那你凭什么这么想。”
“因为我知道我妈是谁。”我说,“我也知道您是谁。”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你想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告诉你。”
“1999 年,你妈让我毕业回临水。她考上了临水的公务员,工作都定了,单位在市政府旁边那条街。我拿到了乌普萨拉的 offer,五年。”
“她说,你要是走,我们就完了。”
“我说,五年而已。”
“她没等我。”
他转过身。
“乌普萨拉那个地方,冬天下午三点天就黑了。”他说,“第一年我每周给她写一封信,装在一个鞋盒里。写到第十一封,退回来了,信封上盖着‘查无此人’。”
“我写了三年,后来不写了。第五年我才走出来。”
“我回来,不是想见你。”他说,“我是想看看,她教出来的孩子,是什么样子。”
我站在那儿,浑身发冷。
“所以您让我读博——”
“因为你也该尝尝。”他说得很平静,“一个人把所有的东西压在你身上,你扛不住,就走。你走了,就知道她当年走得多轻松。”
“她轻松?”我说。
“她不轻松吗。”他说,“她一句话都没留。”
我忽然想起我妈。想起她四点半起床给我做早饭,想起她一个人搬家,一个人扛米,一个人在医院走廊坐一夜。想起她书房最下面那个抽屉,锁了二十年,我小时候问过,她说里面是旧账本。
“程老师。”我说,“您知不知道,我妈当年怀孕了。”
他脸上的表情,一点一点地碎掉。
“你说什么。”
“我妈 1999 年 3 月怀孕。您 1999 年 6 月走的。”
“你怎么知道。”
“她自己写的。”我说,“在她那本旧本子上。她算过日子,算到您走之前。”
他扶着窗台,慢慢坐下来。
“不可能。”他说,“她没说。”
“她说了。”我说,“她给您打过电话。您记得吗,1999 年 5 月,有个电话,响了很久,您没接。”
他不说话。
“她怀了三个月,想等您决定。她想,如果您愿意留下,她就告诉您;如果您一定要走,她就不说。”我说,“她想让您自由。”
“她自由得很。”他忽然说,声音哑了,“她旁边站着一个男人,来接她。我在楼下看见了。”
“那是我舅舅。”我说,“我妈的亲哥哥。他从鹤川来接她回娘家,因为我外公病了。”
他抬起头。
“他姓许。”我说,“他叫许建军。”
办公室里静得像没有人。
“那周明澜。”他说。
“我妈听说您和周明澜一起去了乌普萨拉,同一座城市,同一个系。”我说,“她还能怎么想。”
他闭上眼。
很久之后,他说了一句:
“我以为,她不要我了。”
“她以为,您不要她了。”我说。
那天晚上我回宿舍,把那个牛皮纸袋拆了。
里面是一张产检单,1999 年 3 月 12 日,孕十二周。还有一封信,没寄出去,开头写着“砚白”,只写了三行,第四行是个墨点,笔停在那里。
信的最后一句是:“我今天去看了那个单位,门口有两棵很大的树。”
我把信折回原来的折痕里,折了三次,正好。
九章|一根头发
第二天,我拿了两根头发去做亲子鉴定。
我学药的,知道怎么取样本。我知道杯口比杯身可靠,因为杯口会沾到口腔上皮;我知道棉签要在杯口内缘转三圈,不能碰到桌面;我知道样本袋要当场封口,写上日期和编号。
正因为知道,我才手抖。
下午三点,他不在办公室。我借口还钥匙进去,桌上有一只白瓷杯,杯底有一圈茶渍。
我把棉签在杯口内缘转了三圈,装进纸袋,封口。
然后我把自己的两根头发剪下来,也装进另一个袋子。
两个袋子我都写了日期,用的是铅笔。写完我把它们放进抽屉最里面,压在一本旧教材下面。
那本教材是《药物分析》,我本科时候用过的,书脊裂了,我没扔。
压下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如果结果是我想的那样,这本书就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次实验记录。
做完这两个动作,一共不到四十秒。我在门口站了十分钟,才想起来要呼吸。
七天出结果。
那七天他没来实验室。周明澜来了一次,站在门口看我做实验,什么也没说,走的时候把门轻轻带上。
第三天下午,我在楼下看见他抽烟。
他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抽烟。那天他站在实验楼后面的墙根,穿得很单薄,烟抽了一半就掐了,掐完又点了一根。
我没过去。
第七天上午,我在楼梯上碰见他。他手里拿着一个纸袋,纸袋上印着医院的名称。他看见我,站住了。
我们两个人在楼梯上站了三秒,谁都没说话。
然后他侧过身,让我上去。
第五天,我把实验室的门打开,让他进来的时候能看见我在干活。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
第七天下午,鉴定报告发到我邮箱。
结论那一行,我看了三遍。
看完我去了校门口的打印店,打了两份。一份折起来放进包里,一份放回宿舍的抽屉,压在同一个位置。
打印店的老板问我:“要塑封吗。”
我说不用。
然后我打印出来,去了六楼。
办公室门关着。我敲了三下,没人应。我推开门。
他坐在桌子后面,桌上摊着一叠纸——1999 年的信,信封都黄了,一封都没寄出去。
他抬头看我。
我把报告放在他桌上。
他低头看,看了很久,手在纸上停住。
走廊上有人推着小车过去,轮子在地砖上响了一路。
然后他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站了三秒,忽然弯下腰,很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
我没动。
“这三年,”他说,“我对你做的所有事,对不起。”
我还是没动。
“我不配当你父亲。”他说,“我也不配当你的导师。”
那一刻我心里没有感动。我只觉得很累,累得想坐下。
我就坐下了。坐在他那把给学生准备的椅子上,椅背很硬,靠上去会响。
“程老师。”我说,“道歉我收下。但有些事,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过去的。”
“我知道。”
“我三年的一作,您得还我。”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还。”他说,“都还。”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没有开。
“程老师。”
“嗯。”
“您二十年没回国,是因为我妈,还是因为您自己。”
他沉默了很久。
“一开始是因为她。”他说,“后来是因为我自己回不去。”
我开了门。走廊很亮,亮得眼睛发酸。
下楼的时候我数了台阶。从六楼到一楼,一百四十七级,我数错了一次,重数了一遍。
十章|谁做的实验,谁排第一
后面的事,比我想的快。
改署名要走流程。编辑部发来一封邮件,要求所有作者签字确认。邮件抄送给了师兄。
师兄签字那天来找我,站在我工位旁边,问我一句:“为什么改。”
“因为是我做的。”
他看了我两秒,说:“我知道。”
然后他签了,笔尖压得很重。
签完他把邮件转发给我的时候,在正文里加了一句:“这篇的分工我清楚,我不缺这一篇。”
我看着那句“我不缺这一篇”,忽然想说谢谢。
我没说。我们俩都知道,这句话如果说了,反而轻了。
学院里有人议论,程砚白没解释。
他在组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念了一份检讨。会议室在学院三楼,十几个人,有他自己组的,也有别的组来看的。
他站在投影幕前面,念得很慢。念到一半,他停下来,说了一句我没听过的话:
“我这三年,把一个学生当成了我自己的伤口。”
会议室里没人说话。有个师妹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
散会之后,我在楼道里听见两个老师在说话。一个说:“他终于说了。”
另一个说:“说了有什么用。”
两个人走远了。
第一条规矩落地那天,有个师妹举手问:“老师,那通讯作者算什么。”
“算责任。”他说,“出了错,算他的。”
会议室里第一次有了点笑声。
那天之后,课题组换了规矩。三条:
第一条,所有论文,谁做的实验谁排第一,通讯作者不参与排序。
第二条,每周工时上限六十小时。
第三条,晚上十一点实验室强制断电。
断电是真的断电。总闸在二楼配电箱,他配了一把锁,钥匙在他自己口袋里。
规矩落地第一个月就撞了旧习惯。师兄有一批样品要跑到两点,十一点电一断,仪器停了,样品废了。第二天他来找程砚白,站在门口说了五分钟。
程砚白听完,说:“明天再跑。”
师兄说:“样品会坏。”
程砚白说:“那就重新做。人坏了修不了。”
有人说他疯了。
师兄那段时间常说一句话:“他现在是在改自己。”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一个人把自己年轻时吃过的苦,加在别人身上二十年,忽然有一天不加了,他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说:“那他为什么改。”
师兄看了我一眼,说:“因为有人把账本摊在他桌上了。”
他不在意。
他开始亲手带我。不是压我,是带我:一起设计实验,一起守夜跑柱子,一起改稿,一句一句改。
有一晚我们守到十一点,断电之前把样品收了。他站在通风橱旁边,忽然说:“你妈当年,字写得比你好看。”
“你见过她写字。”
“见过。”他说,“她记笔记,一页一页写得很齐。”
我没接话。我把样品放进冰箱,关上盖。
他教得比谁都细,细到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在补偿。
我问他:“您是在补偿吗。”
他说:“我在做我该做的。”
我说:“那我不要补偿。您把我当学生就行。”
他点头:“行。”
第二天他发来一份清单,是他这三年记下的、我做过的所有实验,一条一条,日期和结果都齐。
清单最后一页写着一行:“这些我都记得。以前没说过。”
我把那份清单打印出来,夹进那个黑皮本子里,夹在最后一页。
2027 年,我博士毕业。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台下第三排,穿了一身很旧的西装,袖口磨得发亮。
我上台领证的时候,看见他在鼓掌,鼓得很用力,眼睛红了。
我妈没来。她说她身体不舒服。
我知道她不敢来。
十一章|她二十年没换手机号
毕业之后,我留校了。
那年暑假我回鹤川,帮我妈收拾书房。
她把那个抽屉打开了,让我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晒一晒。抽屉里其实没什么,只有一个铁盒,一叠信,和一个空的相册壳。
“妈。”
“嗯。”
“这个我能带走吗。”
她看了一眼,说:“带吧。”
她说完就去了厨房,水声又响起来。
铁盒里除了票据,还有一张复印纸,是 1999 年临水市公务员录用通知的复印件,边角发黄。
我把它拿出来看了很久。上面的单位名称后面有一行小字,写着报到日期。
那个日期,比我出生早了半年。
晚上我问她:“妈,你当年要是去了临水,会怎么样。”
她正在切姜,刀停了一下。
“会怎么样。”她说,“会没有一个你。”
“那你不后悔。”
“后悔什么。”她把姜片拨到一边,“我有你。”
我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说话。
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帮程砚白。
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妈不用再锁那个抽屉。
我不止一次想问程砚白: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我妈。
他一直不提。我知道他在怕。
有一回他来实验室,站在窗边看外面很久,忽然问我:“你妈现在,还住鹤川吗。”
“住。”
“她……一个人?”
“一个人。”
他没再问。
我把这件事放在心里,放了两个月。
九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宿舍写一张纸。
第一稿我写了整整一页:她的作息、她的脾气、她这些年怎么过的、她其实一直在等。写完读了一遍,全删了。
第二稿我写成了一份简历:身高、职业、住址、家庭成员、兴趣爱好。写完我自己都笑了。
第三稿只有五行。
“我妈每天早上六点半去江边走四十分钟,从图书馆后面那条路走。她不吃香菜。她怕打雷,打雷的时候会把所有灯都打开。她二十年没换手机号。”
最后那句我改了三次。一开始写的是“她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后来划掉,改成“她二十年没换手机号”。
我不想替她说这句话。
写完那五行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程老师,我有话跟您说。”
发出去五秒,我撤回了。
过了一分钟,他回:“明天上午十点。”
我盯着那条回复,才发现自己撤回了消息,他却在撤回前看到了。
第二天我去他办公室,把那张纸放在他桌上。
他看着那张纸,看了很久。
“许知遥。”
“嗯。”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追你妈。”
“我这是在教您怎么认错。”我说,“您二十年没寄出去的那些信,可以寄了。”
他沉默了很久,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内袋。折的时候他折了三次,正好对齐。
折完他问了句:“你妈知道你在做这件事吗。”
“不知道。”
“那就别告诉她。”他说,“我自己的错,我自己去认。”
我点头。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回头说了一句:“程老师,她怕打雷。”
他“嗯”了一声,把内袋按了一下。
“她要是不见我呢。”
“那您就在江边等。”我说,“她每天六点半都去。”
他站起来,把外套穿上,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问了最后一句:“她这些年,过得苦吗。”
我想了想,说:“苦。但她从来不承认。”
他点点头,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一直坐到十二点,什么也没做,就坐着。
中间我打开手机,翻到我妈的号码,按了拨出键,响了一声就挂掉。
她没有回拨。第二天早上她发来一条消息:“昨晚打我电话了?”
我回:“按错了。”
她回了一个字:“哦。”
过了一分钟,又来一条:“遥遥,你要是想说什么,就说。”
我看着那行字,回了三个字:“以后说。”
十二章|江边第三个长椅
他去了。
后来是我妈告诉我的。
她说那天早上雾很大,江面上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对岸的塔尖露出来一点。
她带了一把伞,其实没下雨,她习惯带。走到第三个长椅的时候,她看见有个人站在那儿,穿得很正式,深色外套,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已经磨毛了。
那信封的边角磨成什么样,她记得很清楚。她说,那是被人反复捏过的样子。
她站住了。
“你怎么在这儿。”她说。
“我来还东西。”他说。
“什么。”
“二十年的信。”
我妈说,她当时没接,也没走。她站在那里,雾从两个人中间飘过去。她看见他头发白了一片,看到他手背上有一道旧伤,那伤她认得,是当年做实验被玻璃划的。
“程砚白。”她说,“你老了。”
“你也没年轻。”
她笑了。我妈说,她二十年没这么笑过。
那条长椅的第三根木条是坏的,一头翘着。她一直坐那一头,坐了很多年,习惯了。
那天他把信封放在膝盖上,坐下的时候先扶了一下那条翘起来的木条。
“你吃饭了吗。”她问。
“没有。”
“那先吃饭。”她说,“信跑不了。”
于是他们先去江边那家面馆,一人一碗,她要的素面,他要的牛肉面,他把牛肉全夹到她碗里。
她夹回去一半。
他们在长椅上坐了一上午。
他先问她这二十年怎么过的。她说:“你先说。”
他就说乌普萨拉。说那里的冬天,说鞋盒里的十一封信,说有一年他回国开会,飞机落在省城,他在机场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没有买那张回鹤川的车票。
她听完,说她 1999 年考上了临水的公务员,单位旁边有两棵很大的树。她去看过那个单位,回来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你为什么没去。”
“你走了,我去干什么。”她说,“一个人在那个城市,等你回来?”
他没说话。
她也没哭。她只是把那叠信一封一封拆开,看了三封,看不下去了,把剩下的推回给他。
“程砚白。”她说,“你写这些有什么用。”
“没用。”他说,“我来晚了。”
他们没有立刻在一起。
那半年里他每次来鹤川,都住在江边那家小旅馆,一间朝北的房,窗户对着防洪堤。
我妈说他每次都提前一天到,第二天六点半准时出现在长椅那头,从来不打电话说自己到了。
有一回下大雨,她以为他不会来。走到第三个长椅,看见他站在雨里,撑着那把旧伞,鞋全湿了。
“你怎么不打伞。”她问。
“伞太小。”他说,“伞给你。”
她接过伞,两个人挤在一把伞下面往面馆走。走到一半她说:“你把伞举高点,我看不见路。”
他说“好”,把伞举到最高的地方,自己半边肩膀露在雨里。
我妈说,她要先想清楚,这二十年是不是白过了。
程砚白说,白过就白过,剩下的日子不白过就行。
那段时间他每周给我妈打一次电话,只聊菜价,聊江边涨水,聊鹤川那家老书店还开着没有。有一回我在旁边听见,两个人为了白菜一斤贵了五毛钱吵了十分钟。
半年之后,我妈搬来了江城。
搬之前她把鹤川那套老房子卖了,卖得很快,价格低了五万。中介问她急什么,她说,房子挂了三年了,早该卖了。
她把那几个装书的纸箱寄到我这儿,自己只带了两只箱子,一只装衣服,一只装那个铁盒和那叠信。
她办了内退,在学院图书馆做编目。每天早上六点半还是去江边走,只是旁边多了一个人。
我没叫过他一声爸。
他也没逼我。他只是每次吃饭都坐我旁边,把我碗里的香菜一根一根挑出来。
十三章|现在是我定
2032 年,我三十二岁。
那一年学院公示了新一批博导名单。名单贴在办公楼一楼的公告栏上,红纸黑字,我的名字在第三行。破格,靠的是三篇顶刊和两个国家项目。
公示那天下午,办公室的同事一个一个过来握手。有个老师拍我肩膀,说:“三十二岁的博导,学院这些年就你一个。”
我笑了笑,回到工位,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我妈。
“妈。”
“知道了。”她说。
“你怎么知道。”
“公告栏我看了。”她说,“我天天在那儿上班。”
我听见她那边有人在翻书,纸页很轻地响。
“妈。”
“嗯。”
“你早就知道了。”
“我早就知道你能行。”她说,“你从小就倔。”
挂了电话,我在工位上坐了十分钟。
十分钟里我想起三件事:2024 年那份退学申请、被划掉的第三条、还有我在楼梯上扣了三次才扣上的笔帽。
然后我打开电脑,在组里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下周一开始,组会提前半小时,谁做实验谁汇报。”
发完有个学生回了一个“收到,许老师”。
“许老师”三个字,我在屏幕上看了很久。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程砚白。
“程老师。”
“恭喜。”他说,“我在楼下。”
他站在实验楼门口的银杏树下面,手里拿着两张纸,一张是公示名单,一张是他自己打印的组规。
“你现在是博导了。”他说,“你打算怎么带学生。”
我想了想,说:“我打算定两条规矩。”
“哪两条。”
“第一条,本组所有论文,谁做的实验,谁排第一。”
他笑了:“还有。”
“第二条,每周工时上限六十小时。”我说,“晚上十一点,实验室断电。”
“这是我定的规矩。”
“现在是我定。”我说。
他看着我,眼睛又红了。
“行。”他说,“你定。”
那两条规矩的来历,我都清楚。第一条是我那篇二作,第二条是我在通风橱前面晕的那一次。
后来的事很简单。我在组里开会宣布,念完,一个刚进组的男生举手问:“老师,断电了实验做不完怎么办。”
“明天做。”我说,“人坏了修不了。”
那年冬天,我妈在厨房包饺子。
她从早上就开始和面,案板上撒了一层薄粉,擀面杖是她从鹤川带来的那根,木头已经被磨得发亮。
程砚白在旁边擀皮,擀得歪歪扭扭。他擀一张,我妈就说一句“太厚”,再说一句“边上薄了”。
“你这皮擀了二十年也擀不好。”
“我没擀过。”
“那你学。”
我坐在客厅写项目申请书,抬头看见他们俩在为一颗饺子该放多少馅吵架。
“多了。”
“不多。”
“煮出来要破。”
“破了也是饺子。”
我忽然想起 2021 年那个九月,我站在六楼办公室门口,他抬头看我三秒。
那三秒里,他看见的不是我。
是一个二十年前的冬天,他没能回去的地方。
而现在,那个地方,正在厨房里,为一颗饺子跟他吵架。
我把电脑合上,走过去。
“妈。”
“嗯。”
“饺子多包点。”
“给谁。”
“给我导师。”我说,“他明天要来家里吃饭。”
我妈的手停了一下。
“他来干什么。”
“来吃饺子。”
她“哦”了一声,从面盆里把面团翻了个面,压下去。
“他吃荤的吗。”
“吃。”
“那我多剁点肉。”她说,“他不吃香菜吧。”
我笑了:“不吃。”
她说:“那正好,我也不吃。”
那天晚上我回房间整理第二天的材料,听见客厅里她一个人笑了一声,很短,像是自言自语。
我没出去问。
她低头把面揉了两下,说:“那我多和点面。”
程砚白在旁边擀皮,擀面杖压在案板上,很轻地响了一声。
他把擀好的皮递过去,手停在半空,等我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