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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11-19 14:32:33

“程家的,开门!东西清点,一样不许带走。”

一九四九年冬天,门被踹开的时候,我爹正把最后一匹素绸往我身上裹。他从后门推我出去,说:“走,别回头。”

我没走成。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娘正拖着一只樟木箱往灶间去,箱子太沉,她拖得很慢,砖地被刮出一道白印。

那天夜里,灶膛的火烧了一整夜。

后来我才知道,她把一辈子的嫁妆,全砌进了那口灶。她对我说过一句话,我记了四十年:素云,东西能藏,人不能。人得自己站到亮处去。

第一章 一九四九年的雪

“程家的,开门!东西清点,一样不许带走。”

我手里还攥着剪子。裁绸子那把,刃口磨得薄,捏着像捏一片冰。门是踹开的,门闩断成两截,一截飞进来擦过我的鞋面,滚到柜台底下去了。

进来三个人。两个戴袖章,一个拿本子。拿本子的那个瘦,颧骨高,进门先看房梁,再看柜台,最后看我手里那把剪子。

“放下。”

我没放。我把剪子顺进袖子,刃口朝里,掌心贴着那块铁。

我爹从后堂出来,一边走一边扣棉袍的扣子。他扣错了一个,第三个扣眼扣在第二个扣子上,衣襟歪着。他没管。

“都在架上,”我爹说,“一匹没动。账在抽屉里,我给你们拿。”

“不用你拿。”瘦子把本子翻开,“念,你应。”

“素绸十二匹。”

“十二。”我爹应。

“花缎八匹。”

“八。”

“杭罗五匹。”

“五。”

我在柜台后头站着,听他一匹一匹往外念。那些名字我三岁就会背。素绸是娘陪嫁的那一批,花缎是去年秋天从南边进来的,杭罗压在架子最底下,我爹说留着给我做嫁衣。

念到第十七匹,我爹应错了一个数。

“六。”

“七。”瘦子抬起头。

“七。”我爹改口,“我记岔了。”

他不是记岔了。那匹是藕荷色的,我娘最喜欢,说等我出嫁,裁一件夹袄,剩下的做两条裙子。

我把手伸进袖子,攥紧了剪子把。我爹在柜台那头看过来,眼睛没动,手在柜面上按了一下。

就一下。

我把手松了。

银元是倒出来数的。柜里有个铁皮盒,盒里三十七块,倒在柜台上,一块一块码。瘦子码到第三十块,停住,拿起来对着窗户看边齿。

“这块成色不对。”

“老银。”我爹说,“我女人陪过来的。”

“陪过来的也是银。”瘦子把那块扔回堆里,“记上。”

我娘就是这时候出来的。

她没哭,也没说话,站在灶间门口,手里攥着一块抹布。她那年四十一,头发一根没白,梳得光,后头一个髻。她站在那儿看了看柜台上那堆银元,又看了看我爹歪着的衣襟,走过去,伸手把我爹的扣子解开,重新扣好。

瘦子的笔停了。屋里静了一下。

“继续念。”他说。

问话是在后堂。

他们把我爹叫进去,门关了一半。我在柜台后头站着,能听见里头的声音,听不清整句,只听见几个词。

存货。单子。字号。还有一个人的名字。

我爹的声音低,说了一句长的,最后两个字是“冤枉”。

里头静了一会儿。

然后是椅子腿在地上拖的声音,很响。

我娘从灶间出来,手里端着那只铁皮盒,盒里空了。她走到后堂门口,站住,没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门开了,我爹出来。他的脸是灰的,出来的时候抬手在门框上扶了一下,扶得很稳,好像只是歇一歇。

“都清完了?”他问。

“清完了。”瘦子在后头说,“明天还有一趟,来点数。你们家的东西,今天夜里别动。”

我爹点头。

他从我身边过去,走到柜台里头,把那把算盘拿起来,用手掌把算盘珠子从上到下抹了一遍。

抹完,他把算盘放回原处,摆正。

东西清到后半晌,天就阴了。雪粒子打在窗纸上,沙沙地响。院里有人搬东西,绸缎一匹一匹往车上抱,抱的时候不打卷,就那么拦腰一夹,绸子在胳膊上拖出几道褶。

我爹拉了我一把,往灶间后头走。

后门在灶间西墙,一扇窄门,门后是条夹道,出去就是后街。我爹把门闩拉开,门缝里灌进一股风,风里带着雪。

“走。”

“爹。”

“走,别回头。”他把我往外推,推得很急,手在我背上打滑,“往南,找你二舅。别说你姓程。”

他的手很凉。推到门口,他又说了一句。

“你娘那个箱子,你别问。”

“为什么。”

“问了她就得说,说了她就得死心。”

我一条腿已经出了门。夹道里黑,风把雪粒子横着抽过来,打在脸上像沙子。

我没走成。

我回头看了一眼。

灶间的门开着。我娘拖着一只樟木箱从里头出来,往灶那边去。箱子太沉,她拖得很慢,两个手抓着箱子的铜环,身子往后仰着使劲。砖地被箱底刮出一道白印,从门口一直拖到灶台前。

那口灶是我爷爷手里砌的,三眼,灶台面宽,能摆四个碗。灶膛深,我小时候往里塞过柴,胳膊伸进去摸不到底。

我娘在灶前蹲下,从灶门里抽出火钳,把灶台侧面的一块砖撬了。

砖是活的。

她撬一下,砖出来半寸,再撬一下,出来了。砖后头是个洞,洞里填着干土。

我爹在后头拉我。我把他的手甩了。

我跑过去,抓箱子的另一头。

我娘没看我,也没问。她只说了一个字。

“抬。”

我和她一人一头,把箱子往灶台边上抬。铜环勒手,勒得指头发麻。抬到洞口,我娘说:“斜着。”

斜着塞进去,进去一半,卡住。她拿火钳往里捅,捅一下,箱子进一寸。箱角刮着砖,发出那种刮瓷的声音,牙酸。

推进去之前,我娘伸手把箱盖上那把铜锁摘下来,塞进我兜里。锁是开的,锁鼻上拴着一截红绳,绳上挂着一把小钥匙。

“锁走了,箱子就是个空箱子。”她说。

“再进。”

推进去了。整只箱子进了灶台侧面的洞,洞口比箱子小一圈,箱子的角还露在外头一点。我娘把砖塞回去,抓了把干土填缝,用拳头砸实。

她砸的时候,手背上有泥,指甲缝里也有。

“娘。”

“别说话。”

外头有人喊,喊我爹的名字。

我娘站起来,拍了拍膝盖,把抹布捡起来搭在灶沿上。她转过身,看着我。

“素云,你记住三样。”

“嗯。”

“这口灶,是咱家的。谁问,都是咱家的灶。”她顿了顿,“灶里烧的是柴,柴烧完是灰。你记着是灰。”

“那箱子——”

“箱子烧了。”她说,“我亲手烧的。”

外头又喊了一声。我娘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我一眼。

“东西能藏,人不能。”她说,“人得自己站到亮处去。”

那天夜里,我娘在灶间烧了一整夜的东西。

账本、书信、我爹的图章、我小时候的一双虎头鞋、两匹没来得及搬走的零头绸。她一样一样往灶膛里送,火舌从灶门探出来,把她半边脸照得发红。

我蹲在灶门口添柴。柴是湿的,烧起来噼啪响,烟大,呛得眼睛疼。我娘不说话,我也不说。火烧到后半夜,灶台面烫了,手贴上去能烙出印子。

天快亮的时候,我娘把最后一样东西扔进去——一块裁剩的藕荷色绸头。

火苗腾起来,把那块绸子卷了卷,卷成一个小团,黑了,塌了。

我娘看着,没伸手去捞。

“娘,箱子里都有什么。”

“你外婆给我的。”

“都有什么。”

“四只镯子,两只锁,一对耳坠子,一块缎子,一件我出嫁那天穿的袄。”她把手伸到灶门上烤了烤,“还有一封信。”

“什么信。”

“给你的。”她说,“什么时候你能自己站到亮处去,什么时候拆。”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她的手。

两只手,从手背到指根,鼓着七八个泡,大的像蚕豆,小的像黄豆。泡皮薄,透亮,里头有水。有的已经破了,皮耷拉着,底下露一层红肉。

她在灶上熬粥,用那只破了泡的手抓米,米粒沾在伤口上,她一颗一颗捻下来。

“娘,你的手。”

“不疼。”

“都破了。”

“破了就不疼了。”她把锅盖盖上,“去把院里扫了。雪化了,地滑。”

我拿了笤帚出门。院里的雪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绸缎架子空了,柜台搬走了一半,墙上贴了一张纸,红印盖在角上,纸还没干透,边角被风掀起一道。

我刚扫到门口,那三个人又来了。

瘦子走在头里,手里还是那个本子。他在院里站定,抬头看了看房檐,才开口。

“程家的,箱子数对不上。”

我爹从屋里出来。

“什么箱子?”

“樟木箱。登记在册六只,昨天清走五只。”瘦子把本子翻过来给他看,“少一只。”

我爹的手在袖子里动了一下。

“那只早没了。”

“没了?”

“烧了。”我爹说,“前年冬天柴不够,劈了烧了。”

瘦子合上本子,看了看我爹,又转头看灶间。

灶间的门开着。我娘站在门里,两只手垂在身前,泡破的地方在往下滴水,一滴,一滴,落在门槛里侧的砖上。

瘦子往灶间走。

“扒开看看。”

我攥着笤帚站在院里,雪水从鞋底往上渗,凉到脚脖子。

他走到灶台前,蹲下去,从灶门里抽出那根火钳,往里头捅。

第二章 一九五一年的嫁

那口灶没被扒。

火钳捅进去半尺就到底了,捅出来一层黑灰,灰里带着没烧透的柴头。瘦子把火钳在灶沿上磕了磕,磕出一小堆灰。

“就这么点?”

“三口人的灶。”我娘说,“一天两顿,能有多少灰。”

他没说话,蹲那儿又看了一会儿,伸手在灶台侧面上摸。摸到填过的那块砖,停住了。

我站在门口,脚趾头在鞋里蜷起来。

那块砖是新泥填的,颜色比旁边深。

他把手在砖上按了按,抬头看我娘。

“这砖动过。”

“动过。”我娘说,“去年秋天灶膛裂了缝,跑烟。我请人补的。”

“请的谁。”

“后院王二。”

“王二识字吗。”

“不识字。”我娘说,“补灶也不用识字。”

瘦子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擦了擦,站起来。

“回头我问问王二。”

“问。”我娘说,“他要说没补,我这就把灶拆了给你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两只手还垂在身前。泡破了,手背上黏糊糊的。

瘦子看了她一会儿,把本子夹到腋下,往外走。走到院里,他停了一下,回头。

“程家的,那只箱子,我再问一遍。”

“烧了。”

“好。”他说,“烧了就烧了。”

三个人出去,门在身后带上,没关严,留了一道缝。风从缝里进来,把地上那堆灰吹散了一点。

我娘站在原地,一直站到院外的脚步声听不见。

然后她伸手扶住灶台,慢慢地坐到了地上。

我跑过去。

“娘。”

“把门关上。”

我把门关上,插了闩。

“娘,你手——”

“素云。”她抬头看我,“你记着今天。记着我怎么说的。”

“记着。”

“那句王二补灶,是我编的。”她说,“王二不识字,可他会说话。他要是被人一问,就说不出个准。这话撑不了几天。”

“那怎么办。”

“撑不了几天,也就够了。”她把手撑在膝盖上,慢慢站起来,“过几天就没人问了。人的记性,比灰还轻。”

她走到水缸边,舀了一瓢凉水,把两只手泡进去。

水面很快浮起一层薄薄的白。

一九五一年冬天,我嫁了人。

男人叫王德厚,机械厂的钳工,厂里的劳动模范,胸口别过一朵纸做的红花,红花背面用铅笔写着他自己的名字,怕丢。

头一回见他是在我家院里。居委会派了两个人来修后门的门轴,门轴锈死了,推不动,一推就叫。他扛着工具箱进来,把工具箱放在雪地上,蹲下去看门轴,看了有一支烟的工夫,没说话。

然后他站起来,从箱子里摸出一小瓶油,往门轴上滴了三滴,把门推了三下。

门不叫了。

他又蹲下去,把门上松的一颗螺丝拧紧,把门槛上翘起来的那块木头钉平,钉的时候用膝盖顶着。走的时候,把院里那堆雪扫了,扫到墙根,堆成一条。

我端了一碗热水出去,他两口喝完,把碗放在门槛上,拿起工具箱,走了。

从头到尾说了三个字。

“好了。”“不用。”

后来工会的大姐来提亲,坐在我家炕沿上,说这后生如何如何。我爹抽着旱烟听,听完问我:“你什么主意。”

“行。”

我爹的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两下,没再问。

晚上我娘到我屋里来,坐在我床边,手里拿着一件没缝完的衣裳。

“你为什么应得这么快。”

“他手上有茧。”

我娘的手停了一下。

“茧有什么好。”

“茧是自己磨的。”我说,“爹的手上也有茧,是打算盘磨的,在指头上。他那茧在虎口,在手掌根,是攥东西攥出来的。”

我娘低着头,把那件衣裳翻过来,又翻过去。

“素云,你这性子,往后要吃亏。”

“娘,你不是说人得站到亮处去。”

“站到亮处,也得有个地方站。”她把手里的衣裳叠好,放在我枕头边,“嫁了人,人家的屋就是你的屋。这院子,你只能带走你自己。”

婚礼办在冬月。

两桌。糖是凭票买的一斤硬糖,倒在两个搪瓷盘里。厂里送了一对搪瓷盆,盆底印着大红双喜,红漆上有一处磕掉了一小块,露出底下的白铁。还有一只竹壳热水瓶,一床新被面,被面上是牡丹,花开得比真花大。

墙是新糊的,糊的旧报纸,糊了三层,把原来的墙皮盖住。我爹站在凳子上糊,糊到最后一张,把报纸倒着贴了,谁也没说,就那么贴着。

婚房是后院东屋。隔一道墙就是灶间。

我嫁过来那天,我娘给我的嫁妆是一只木匣子,里头一双银镯、一对耳环、一只小金锁片。镯子是我外婆给她的,耳环是她出嫁那天戴的,金锁片是我满月时打的。

“就这些了。”她说,“灶里那些,你别惦记。什么时候你能自己站住了,什么时候再动它。”

“我记住了。”

“记住不算。”她说,“得熬得住。熬不住的人,藏什么都留不住。”

东屋那晚点的是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短,火苗小,屋里昏。

他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

我坐在另一边,把头上的红绒花摘下来,放在枕头上。

屋里静了很久。外头有人放了一个炮仗,大概是别家的孩子捡的哑炮。

“素云。”

“嗯。”

“那口灶,”他说,“里头藏的什么。”

我的手停在绒花上。

“灰。”

他没接话。煤油灯的火苗歪了一下,又直起来。

他站起来,从门后头拎出一只小木桶,桶里有半桶调好的泥,泥上盖着一块湿布。他又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瓦刀。

“你干什么。”

“那块砖松了。”他说,“一抠就开。”

他蹲在灶台前,把填过的那块砖取下来,用瓦刀把边上旧的干土刮干净,重新抹泥,塞回去,用手掌压平。压完,又用手指沿着砖缝划了一道,划得跟旁边旧缝一个深浅。

他做这些的时候很慢,一道缝划了三遍。

我在他背后站着,看他后颈上的汗。

“谁跟你说砖松了。”

“我自己看的。”

“你什么时候看的。”

“上回来修门。”他把瓦刀在水桶里涮了涮,“我蹲下看门轴,一抬头就看见了。新泥跟旧泥不一样,新泥发白。”

我把手扶在门框上。

“你回去要是说出去——”

“我说这个干什么。”他把瓦刀擦干,放回工具箱,扣上扣子,站起来,“我一个钳工,管人家灶台。”

他洗完手,回到屋里,把灯芯挑高了一点。

“素云。”

“嗯。”

“以后这块砖,别让人碰。”

“为什么。”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新泥。”他坐在床沿上,“补灶的人,不会把缝划这么齐。”

我没说话。他在灯下坐着,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手背上有几道浅浅的口子,是铁屑划的。

过了很久,他又说了一句。

“你娘那天夜里烧的不是柴。”

我抬起头。

“是绸子。”他说,“绸子烧出来的灰是白的。柴灰是黑的。”

“你怎么知道。”

“我娘死的早。”他说,“她走那年,家里把她的衣裳烧了。我蹲在旁边看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娘过来了。她没进屋,直接去了灶间,蹲在灶台前,伸手在那块砖上摸。

摸了一会儿,她回头问我。

“这是谁砌的。”

“德厚。”

“他昨儿夜里砌的。”

“嗯。”

她又摸了一遍,从砖角摸到砖缝。

“手稳。”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砌得比原先好。”

走的时候她在院门口站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灶间,什么也没说。

腊月里,房管的人来了一趟。

来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棉帽子压到眉毛,进门不看人,先看房梁,看得跟一九四九年那个瘦子一个样。

“后院三间,你家占两间带灶。”他翻着本子,“不合规矩。”

“这是我娘的屋。”我说。

“你娘的屋也是公家的屋。”他把本子合上,“东屋腾出来,给拉板车的老宋家。他家五口人挤一间。”

我站在门里,手抓着门框。

“我们刚成亲。”

“成亲的多了。”

那天晚上德厚回来,我把事说了。他坐在炕沿上听完,把棉袄的扣子一颗一颗扣回去,站起来又出去。

他去了三趟。

头一趟回来说,人家要按规定办。第二趟回来说,老宋家愿意等一等。第三趟是腊月二十三,小年,他回来得晚,帽子上落的不是雪,是灰。

“定了。”他说,“不搬。”

“怎么定的。”

“就那么定的。”

“你说什么了。”

“我说这灶是老的,拆了砌不回去。”他脱了鞋,把鞋跟对齐,放在炕沿下,“人家也是过日子的人。”

过了一个多月,工会的大姐来家里送一张表,坐下喝水,说漏了一句。

“德厚这人,实在是实在。”

“怎么了。”

“厂里去年分房,两间带厨房的,名单上有他。他自己划了,说不要。”大姐把水喝干,把杯子倒扣在桌上,“我问他为什么划,他说他媳妇家那口灶,拆不得。”

我端着水壶站在那儿,壶嘴里的水一直往下淌,淌到地上,洇了一大片。

他回来,我把这话说给他。

他蹲在地上修一只坏了的煤油灯,听完,嗯了一声。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说了你能让我划?”

“不能。”

“那不就完了。”他把灯芯剪齐,装上,点着,火苗直起来,“厂里的房是一间,这也是一间。都是一间。”

那盏灯他修了半个钟头。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沉。我醒着,听见外屋有响动,起来看,他蹲在灶台前,一只手按在那块砖上,没动。煤油灯没点,只有灶膛里剩的几点火星。

我站在门后头,看了他一会儿。

他忽然开口,没回头。

“睡吧。”

“你蹲这儿干什么。”

“听听。”

“听什么。”

“听风。”他说,“风从烟囱里进来,会响。有响,说明通。”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做饭,看见那块砖的砖缝上有两个手指印,泥还是湿的。

第三章 一九五八年的票

一九五八年秋天,院里砌了一个炉子。

就在前院墙根下,砖是从各家各户凑的,有半块的,有带水泥的旧砖,砌起来歪歪扭扭,比鸡窝高一点。炉子砌好那天,来了六个人,把各家的铁锅、铁盆、铁勺子都收了,堆在一辆板车上,拉走。

我家的铁锅被收走时,锅底还有一层米汤没刮干净。

搪瓷盆留下了。收东西的人拿起来看了看,说这是搪瓷不是铁,放下了。

那两个搪瓷盆,一个印着双喜,一个磕了口,后来一直用到了我五十岁。

粮食是按本供的。粮本是个小册子,蓝皮,上头的字是油印的,翻几次就花了。一个月二十六斤,我和德厚两个人的定量,细粮三成,粗粮七成。

我那时候怀着孩子,五个月,腿肿,按下去一个坑,半天不起来。

食堂开在大队部的院里,一口大锅,锅铲是木头的,铲柄上系一根麻绳。头一个月吃得还行,玉米面窝头管够,菜是萝卜白菜,锅里能见着油星。第二个月,窝头小了。第三个月,粥稀了,能照见人。

我娘把她自己那份往我碗里拨。

“你吃。”

“娘,你也吃。”

“我老了,吃不多。”她说,“你肚子里那个吃得多。”

她那时候手已经不好了。一九四九年那夜烫的泡好了,可手背上留了一层薄薄的疤,一到天冷就裂,裂开了口子,沾水就疼。她还是天天洗,洗完拿手在围裙上擦两下。

我爹的腿先肿的。

先是脚踝,后来是小腿,一按一个坑,鞋都穿不进去,就用剪子把鞋帮剪开一道口子。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晒着晒着就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

我娘去找街道,问能不能多领二两豆面。街道的人说要医院证明。医院要挂号,挂号要五毛钱。五毛钱我家拿不出来。

食堂分饭在晌午。

队排到院门外,人贴人,谁身上都没有热气。前头一口大锅,锅里是玉米面糊糊,稀得能看见锅底的裂纹。分饭的是个瘦高个,手里一把长柄勺,一勺下去,在锅沿上刮两下,刮掉的比舀上来的多。

轮到我的时候,他把勺子在锅里绕了半圈,舀起来小半勺。

“多给点。”

“定量的。”

“我怀着孩子。”

“怀着孩子的多了。”他把勺子在锅沿上又刮了一下,“下一个。”

我端着碗没走。

后头有人推我。“往前走,别堵着。”

我把碗举起来,举到他眼前。

“你看这碗。这碗底能照见人。”

他不看我,看锅。

“你要是不给,我就站这儿。我不走,谁也打不上。”

后头的人开始骂。骂我,也骂他。

他把勺子往锅里一插,重新舀了半勺,倒进我碗里,倒得很快,溅出来一点,落在我手背上。烫。

“端走。”

我端着碗往家走。走到墙根拐角,蹲下去,先喝了两口。

喝完,我把碗端稳了,一步一步往家走。那两口在胃里,热得像一小块炭。

我回家,把那对银镯子从木匣子里拿出来。

镯子是实心的,一只四两多,两只九两出头。我戴了七年,手腕上戴出一圈白。

那天下午我去了河沿。

河沿有个集市,说是集市,其实就是在柳树底下站着等人。卖棉花的、卖花生的、卖旧衣裳的,都不吆喝,蹲着,眼睛看着过路的人。

我站了半个钟头,一个卖棉花的老太太先开口。

“换什么。”

“粮票。”

“多少。”

“你看这镯子。”

她把镯子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又对着日头看了看,用指甲在镯子内侧刮了一下。

“九两。老银,成色足。”她把镯子放到膝盖上,“四十斤。”

“五十。”

“四十。现在粮票比银子金贵。”她把手伸进怀里,摸出一卷票子,都是五斤的,用一根橡皮筋捆着,“你要换就换,不换我走。”

我把镯子推过去。

四十斤粮票,我数了两遍。回来的路上把它缝进裤腰里,走一步摸一下。

老太太把镯子套在自己手腕上,试了试,又摘下来,用一块蓝布包好,塞进棉袄夹层。

“姑娘。”她说,“这镯子你戴了几年。”

“七年。”

“那你还得再熬七年,才不想它。”

我没接话。她把布包按了按,起身往柳树后头走,走几步就看不见了。

走到院门口,碰见孙桂兰。

孙桂兰住前院,三间屋,她男人在副食店看仓库。她是街道积极分子,胳膊上戴过一个红布箍,后来不戴了,改成兜里揣个小本子,谁家来客、谁家倒灰、谁家夜里灯亮到几点,她都记。

“素云,你这脸色好看了。”

“喝了碗热水。”

“热水能喝出红脸来?”她笑了一下,眼睛往我腰上扫,“你去河沿了。”

“我去找我爹。”

“你爹在食堂后头坐着呢,我刚从那儿过来。”她说,“你走河沿那条道,是去打酒?”

“打什么酒。”

“那你腰里鼓的是什么。”

我把手按在裤腰上。

“布。”

“布。”她把这两个字在嘴里咂了咂,“素云,你我一个院住着,我不往外说。可你也别当我瞎。”

她凑近了半步。

“你家灶上,这几天有油味。”

“食堂分的。”

“食堂的油是棉籽油,一股生味。你家那味是荤的。”她退开,把两只手插进袖子里,“你娘那手,一九四九年冬天烫的。烫成那样,是烧了多少东西。”

我没接话。

她也不等我接,转身往前走,走了两步又回头。

“素云,我不是坏人。”

“我没说你是。”

“我就是看不得有人在我眼皮子底下过我过不上的日子。”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笑,“我三个孩子,站住一个。”

那天晚上我把粮票给了我娘。

我娘把票摊在灶台上,一张一张数,数完抬头看我。

“镯子呢。”

“换了。”

“两只都换了。”

“都换了。”

她把票收拢,用手掌压平,忽然抬手在我脸上打了一下。

不重,像拍灰。

“那是你外婆的东西。”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换。”

“爹的腿。”

她的手停在半空,落下去,撑在灶台上。

“素云。”她的声音低下去,“你外婆给我那对镯子的时候说,女人身上得有一件东西,是自己的。这话我记了三十年。”

“娘,人活着才有自己的东西。”

她没说话。灶膛里的火将熄未熄,映着她的手背,那层薄疤一道一道的。

过了一会儿,她把票分成三份。

“这份给你爹,这份给你,这份留着。”她说,“留着的那份,不许动。哪怕饿死也不许动。”

“留给谁。”

“留给你肚子里的。”

入冬以后,食堂散了。

各家又把锅支起来。我家的铁锅收走了,我娘用一只砂锅做饭,砂锅裂了一道纹,用铁丝箍着。灶膛重新烧起来,头一把柴是德厚劈的,柴是拆了后院一个旧鸡窝的木头,有一股鸡粪味,烧起来呛人。

我娘蹲在灶门口,看着火。

“还是自己的灶好。”她说。

她用火钳把柴往里推了推,火苗顺着灶膛往上走,走到灶台里侧,贴着那块砖。

那天夜里,院里挂出了一只箱子。

是街道挂的,木头的,刷了红漆,挂在院门口的电线杆上,用两道铁丝捆着,箱子顶上开一道口子,口子上有一把小铜锁,锁是开的。

红漆没干。第二天早上,箱子上落了薄薄一层灰,灰粘在漆上,看着像长了麻子。

箱子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个字。

我识字,可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才把那四个字看进去。

孙桂兰从后头过来,手里端着一簸箕煤球灰,走到箱子底下,抬头看了一眼。

“看得懂吗。”

“看得懂。”

“看得懂就好。”她把灰倒进墙根的灰堆里,拍了拍手,“往后有什么话,别憋着,写下来投进去。写了不署名,没人知道是谁写的。”

她说完就进屋了。

隔了两天,前院老李家的男人被叫走了。叫他的时候他正蹲在门口补一只胶鞋,手上还沾着胶。他走了三天,回来瘦了一圈,见人不说话。他女人在院里洗了一天衣裳,一盆水洗成了黑汤。

我站在电线杆下,闻着那股没干的红漆味。

那天晚上吃饭,我爹喝着稀粥,忽然说了一句话。

“素云,你妹妹来信了。”

“说什么。”

“说她那边的厂子也紧,问家里能不能匀十块钱。”

我把碗放下。

“她怎么不问我。”

“她说怕你不给。”

我没说话。我娘在旁边低着头喝粥,一口一口,喝得很慢。

那封信我后来收起来了,压在枕头底下。

我没回。

一压,就是三十年。

第四章 一九六六年的琴

一九六六年八月,院里拉了一根线,线上挂了一只喇叭。

喇叭每天早上响,先响一段曲子,然后是有人说话。听不清说的什么,声音在墙上撞来撞去,撞成一团。

那阵子院里的墙一天变一个样。先是前院老李家的门被糊了两层纸,后来是我家门口贴了一张,浆糊刷得不匀,纸角翘着,风一吹就翻。

八月十七那天上午,来了四个人。

他们进门没说话,两个人直接奔西屋,两个人站在院里看。西屋是我爹娘住的屋,我爹不在,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口箱子、一架琴。

那架琴是我娘的陪嫁。黑漆,琴盖上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的木,木是浅黄的。我娘在世的时候一个月擦一次,用软布蘸核桃油。她死了以后,琴上盖了一块蓝布,布上有灰,灰积了六年。

我娘会弹琴。她不识谱,是听会的。弹得最多的是一个慢曲子,左手来回按三个键,右手在上头走。她弹的时候我坐在琴凳另一头,替她踩踏板,踩一下,声音就拖长一点。

一九三七年夏天,后院窗子全开着,她在里头弹,街上过的人会慢下脚步。她弹完一段,回头看我。

“素云,你听这个音,像不像下雨。”

“像。”

她笑了一下,把琴盖合上。

“以后这琴给你。”

他们掀布的时候,灰扬起来,在窗户外头的光里飘。

“这个抬走。”

我上前一步,抓住了琴的一条腿。

“这是我娘的。”

“你娘的也是四旧。”

“这是琴。”

“琴更是。”说话的人把手一挥,“抬。”

他们抬。我不松手。

琴被抬起来,我抓着琴腿,被拖着走了两步,膝盖在门槛上磕了一下。磕得不重,可是那一下之后,我手就松了。

琴卡在门框上。门框窄,琴宽,卡住了。他们没卸琴腿,直接把门框撬了。撬下来的木头扔在院里,上头还带着两颗钉子。

琴抬出去的时候,琴盖被颠开了一条缝。缝里能看见琴键,白的黄的,黄的那几个是我娘常按的。

琴出门以后,那四个人还在屋里翻。

他们翻了柜子,把柜顶的一只铜盆拿下来,倒过来看底,看了放下,又拿走。他们掀了炕席,用手在炕面上拍,拍一下听一下。有一个人从院里拿了根铁棍进来,蹲下去敲地。

笃。笃。笃。

敲到灶台,他停了。

笃。笃。

“这后头是空的。”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那片烧焦的账页。

“灶台都是空的。”我说,“空的才好烧火。”

他没理我,又敲灶台另一头。

笃。笃。

也是空的。

他站起来,把铁棍在手里转了半圈。

“烟道通到哪儿。”

“房顶上。”

“上去看过。”

“烟从哪儿出去,就从哪儿上去。”我说,“一年掏一回灰。”

他抬头看了看房梁,把铁棍靠在门框上。

“走。”

那天下午,院里烧了一堆书。

烧在石榴树底下,砖砌的一个圈,圈里架着劈柴。各家的书往这儿送。前院老李家的两个儿子抬着一只木箱来,箱子里是书,抬的时候箱底掉了,书撒了一地,他们就用手捧,捧到火边,往里倒。

我家的书是我自己抱出去的。

我爹的线装书,三十六本,用麻绳捆着。我抱到火边,放在地上,解绳子。绳子打了死结,我解不开,就用手拽。

书扔进去,纸边一卷,先黄,后黑,然后从中间鼓起来,像有人在里头吹气。

我站在火边看,看了很久,才想起来还有一样。

我跑回屋,从柜子最底下抽出那一本账。

那是我爹绸缎庄总账的副本,蓝布封面,麻线装订,从民国二十六年记到一九四九年。字是我爹写的,小楷,一页一页,横平竖直。我小时候练字,就是照这个练的。

我抱着账本回到火边。

“这个不能烧。”

“什么。”

“账。”

“账更要烧。”那人把手伸出来,“拿来。”

“这是账,不是书。”

“账记的是剥削。”他把手往前一伸,“拿来。”

我没给。

他自己伸手来夺。我往后退了一步,撞在石榴树上。他抓住账本的一角,我抓住另一角,两个人拽。

纸是软的,一拽就裂。他手里剩下半本,我手里剩下半本。

他把半本扔进火里。

我跪下去,把手伸进火里。

火堆边上的灰是白的,往里两寸是红的。我的手进去,先觉得凉,接着是一阵疼,疼得我眼睛发黑。我摸到一个角,抓出来,在地上按。

按了三次才按灭。

手心里剩下半张纸,巴掌大,边上是焦的。上头有一行字,是我爹写的:八月十七,出素绸六匹。

我跪在地上,看着这半张纸。

手腕内侧烫了一条,从腕骨往上一拃长,起了一串泡,泡连成一条,像爬了条虫子。

那天德厚不在。厂里开会,一早走的。小满七岁,站在门后头,从门缝里看。我回头的时候她缩回去了。

我推门进去,她坐在炕上,怀里抱着她的课本,六本,摞得整整齐齐。

“妈,他们烧书。”

“烧的是大人的书。”

“我的烧不烧。”

“不烧。”

她把课本往怀里搂了搂。

“妈,我以后不念了。”

“你敢。”

她低下头,眼泪掉在课本封面上,一滴一个圆印子。

孙桂兰站在自己家门口。她手里端着一只簸箕,簸箕里有半簸箕煤核。她一直站着,从头看到尾,一句话没说。我抬头看她的时候,她把簸箕往上托了托,转身进屋了。

她进屋以后,我看见她家的门帘动了一下,她在里头往外看。

那天傍晚她才出来,端着簸箕去倒灰,从我身边过,脚步没停。

“素云。”

“嗯。”

“你手腕上那个,别沾水。”她说,“沾了要烂。”

她说完就走了,走得不快不慢。

火堆烧到天黑,只剩一堆灰。灰上还有字,黑底白字,风一吹,字就散了。

抄完第三天,我把灶台擦了一遍。

先擦灶面,再擦灶沿,最后擦侧面。侧面一共十四块砖,我从靠墙那块数起,数到第七块,停住。第七块是我娘填的,德厚又砌过一遍,砖缝划得齐,跟旁边的不一样。

我用指甲在砖缝上按了按,泥是硬的。

我数了三遍,记下了第七块。

砖缝里的泥是新填的,指甲按下去有一点软。

那天夜里我把半张账页折成四折,塞进针线盒的底层,压在顶针底下。

那天夜里,小满拿一只碗舀凉水,给我冲手腕。

“妈,疼不疼。”

“不疼。”

“你手都抖了。”

“抖是凉。”

她给我冲了半盆水,水顺着盆沿流到地上。

我翻抽屉找户口本。第二天要交上去重新登记,本子不知道塞哪儿了。

柜子是老柜子,榆木的,我娘的陪嫁之一。抽屉底板下头还有一层,是我爹做的夹层,平时放票证,粮票布票都塞在里头,怕人翻。

我伸手进去摸。

摸到一张硬纸。

抽出来,是半页信。

纸是那种薄的毛边纸,黄,边上不是剪的,是撕的,撕口参差不齐。上头有字,蓝黑墨水,写得很挤。

我从头看。

程家后院灶间地下埋有绸缎金银若干,解放前有大批存货未入账,家中尚有金饰未交。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字迹我认得。

我认得那个字,是因为我教过。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十岁,她四岁,我拿一截铅笔头,在旧账本的背面教她写自己的名字。她写“芬”字,草字头总是写得太宽,底下两笔叉开,像个人站着。她写“绸”字,绞丝旁只写两点。

这半页上有一个“绸”字。

绞丝旁只有两点。

我把纸举到灯下。灯芯短,火苗小,纸在光里透,能看见纸里的纤维。

外屋的门响了。

我把纸攥在手心,攥得很紧,攥成一团。

德厚进来,身上有烟味。他看见我坐在炕沿上,看见我手腕上的泡,走过来看了看。

“凉水冲了没。”

“冲了。”

“明天去卫生所看看。”

“不用。”

他点头,去外屋洗手。水声很响。

我坐在炕沿上,手心里那团纸被汗洇湿了一块。

六年了。一九六〇年三月,我娘死在灶前那张矮凳上,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块抹布。三天以后,来了两个人,把我爹带走。他穿的是一双单鞋,我追到巷口给他送棉鞋,他摆手,说不用,让我回去看着灶。

他一走十二年。

我一直以为那封信是别人写的。

现在我知道了,是我教出来的那双手写的。

第五章 一九六九年的车

一九六九年三月,通知下来了。

一张纸,油印的,上头的字有点歪。写着下放劳动,写了名字,写了去处:北洼农场。三个人,我,德厚,小满。

小满那年十岁。她把通知念了两遍,念完问我:“妈,北洼在哪儿。”

“远。”

“有学校吗。”

“有。”

“那我还能念书吗。”

“能。”

她点头,去把自己的课本摞起来,用一根布条捆上。

通知下来的第三天,房管的人又来了。

还是那个棉帽子,帽檐压到眉毛,手里还是那个本子。

“你们走了,屋腾出来。”

“腾给谁。”

“排队的人多。”

“屋里有灶。”我说,“灶拆了砌不回去。”

“灶不拆。”他把本子翻开,“灶算屋的一部分,一起分。”

我站在院里,看着灶间那扇门。

“我们回来住哪儿。”

“回来再说。”他把本子合上,“政策是政策。”

他走了以后,我去了街道,去了两趟。第二趟人家给了我一句话:屋是公家的,人走了屋不能空。

我回来坐在灶前,坐到天黑。

德厚晚上回来说,他去说了。我问怎么说的。

“我说我女人她娘的东西在这屋里,人走了东西不能动。”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东西可以带走。”

“带不走。”

“我知道。”他坐在炕沿上,“所以我跟他们说,我爱人来年春天就回来。”

“我来年春天回不来。”

“我知道。”他说,“先这么说。”

他第二天又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张纸,上头盖了一个章,写着暂由原住户看管。

那张纸我收在木箱最底下,收了六年。

走之前有七天。

那七天我做了三件事。

头一件是把那台缝纫机送走。机子是蝴蝶牌的旧货,手摇的,一九五三年德厚用三个月工资加一张工业券换的,摇起来有咯噔咯噔的响。我把它擦了三遍,找老周。

老周在巷口修鞋,一只木箱,一张小马扎,一把锥子。他从前是我爹柜上的伙计,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在这儿修鞋,修了二十年。

“周叔,机子寄你这儿。”

“搬不动的东西你都往我这儿塞。”他把锥子放下,“行。我给你搁在床底下,盖块油布。”

“还有钥匙。”

我把房门钥匙给他。

“帮我看着门。别让人动灶。”

他接过钥匙,在手里掂了掂。

“灶怎么了。”

“灶没什么。”我说,“灶是老的,怕人拆。”

老周看了我一会儿,把钥匙串在自己的钥匙上。

“我一天从你门口过三趟。”他说,“早上、晌午、天黑。”

第二件事是把那半页纸缝进棉裤腰里。缝了两道线,用的是纳鞋底的粗线。

第三件事是去看守所看爹。没看成。人家说人不在本县,在北边。我说我要下放了,去北洼。人家说北洼也有个队,你去了能不能见着看你运气。

走的那天早上,卡车停在巷口。

车斗上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铺盖卷靠在一起。司机在车头上抽烟,抽完把烟头摁在车灯上,摁灭了。

我们的东西:两个铺盖卷,一个木箱,一个网兜。网兜里是锅、碗、一把菜刀(用报纸裹着)、一小袋盐。

小满先上车,坐在车斗最里头。德厚把木箱举上去,我在底下扶着。木箱上去了,他自己一只脚踩上轮子,往上一撑。

他撑的时候,我看见他右脚的鞋后跟磨穿了,露出一块白。

车过县城的时候,街上在刷墙。有人站在梯子上,拿一把大刷子,刷一下,白一片。

小满趴在车斗边上往外看,看到一半回过头来。

“妈,我们的房子还回来吗。”

“回来。”

“什么时候。”

“等你长大。”

她把下巴搁在车斗的边板上,不说话了。

车出巷口的时候,老周在。

他站在鞋摊边上,手里拎着一双棉鞋。车开得不快,他跟着走了几步,把鞋从车斗边递上来。

“修好了,后跟换了块皮。”他喘着气,“地上白,冻脚。”

我把鞋接过来。是德厚那双,后跟磨穿了。

“周叔,门。”

“我给你看着。”他退了两步,站在巷口,“一天三趟。”

车拐上大路,我回头看,他还在那儿站着,个子小,被墙挡了一半。

车走了一天。

晌午停在一个公社的场院上,让大伙下来喝水。水是从一口井里打上来的,井台结着冰,打水的人先用铁钩把冰砸开。

有人给孩子发窝头,一人半个。小满把窝头掰成三块,给我一块,给她爸一块。

“你吃。”我说。

“我吃了。”她把手里那块举起来给她爸看,“我这块大。”

她爸把自己那块又掰了一半给她,她不要,两个人推了两下,最后她接了,塞进嘴里,嚼得很慢。

下午车过一道山口,风大,车斗上的人都不说话,各自把领子往上翻。小满靠在我身上睡着了,睡着了手还抓着网兜的绳。

天黑透了才到。

北洼农场在一片盐碱地上。

地是白的,白得像下了霜,踩上去硬,一脚一个浅坑。往前走二里地才见着房子,土坯的,一排五间,屋顶上压着苇子。再往远是渠,渠里水不多,水面上飘着一层白沫。

我们分到最东头那间。屋里一铺炕,炕连着一个土灶。灶是土坯垒的,比我家的灶矮,灶门也小,得蹲着往里头塞柴。

我把锅从网兜里拿出来,架在灶上。锅底是圆的,灶口是方的,架不住,晃。

德厚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两块砖。他把砖垫在锅底下,一边一块,锅稳了。

“行了。”他说。

第一夜炕是凉的。

柴是队里分的,湿的,塞进灶膛只冒烟,不起火。德厚蹲在灶门口吹了半个钟头,吹得满脸是灰,火才起来一点。

小满缩在被子里,牙打战。

“妈,这儿比咱家冷。”

“睡吧,睡着了就不冷。”

她把被子拉到下巴,眼睛睁着。

后半夜我醒过来,德厚不在炕上。他坐在灶前,一只手伸在灶门上烤,一只手往里头添柴,一根一根地添,添得很慢,怕火灭了。

灶膛里的火照着他的脸。他脸上有灰,眉毛上也有一层。

我起来,坐在他旁边。

“你去睡。”

“我不困。”

“明天还要上工。”

“你睡。”他说,“这火不能灭。灭了明早起不来。”

我坐着没走。我们俩坐在灶前,谁也没说话,坐到天快亮。

那口土灶比我家的灶小得多,灶门也矮。我伸手摸了摸灶台侧面,摸到的是土,不是砖。

第二天农场卸车。

一辆解放牌拉着一车麻袋进场部,麻袋里是豆饼,一袋二百斤。卸车的人手不够,管事在场上喊,谁卸一袋给半个工分。

德厚去了。

他扛第一袋的时候,我在渠边洗衣服,能看见场上。他蹲下去,把麻袋往肩上一送,腰一挺,站起来了。走到跳板中段,他停了一下,膝盖抖了一下,然后又走。

第三袋的时候,他把麻袋放下来,站在那儿,一只手撑着腰。

我跑过去。

“别扛了。”

“再扛两袋。”

“你腰。”

“腰没事。”他喘了一口气,“两袋就是一个工分。一个工分是八分钱。”

那天他扛了十一袋。

晚上他躺在炕上,翻身的时候哼了一声,很短,像被什么咬了一下。我伸手去摸他的腰,他躲开了。

“别摸。”

“肿了。”

“肿两天就下去了。”

第二天我给他洗工装。

工装是蓝的,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我翻袖子的时候,摸到里头有东西。

一个折成小方块的纸。

我把它展开。

半页纸。毛边纸,黄,撕口不齐。上头的字是蓝黑墨水。

以 上 情 况 属 实。

底下一个日期,六〇年三月初九。日期底下有一个红印,是指头按的,指纹看得见。

我拿着那半页纸,坐在门槛上。

我想起我抽屉里那半页。两张纸要是拼起来,撕口能不能对上。

我把手伸进棉裤腰,把缝在两道线中间的那半页拆出来。线是粗线,我用牙咬断的。

两张纸放在膝盖上,拼。

撕口对上了。上头一个字,下头一个字,中间断开的地方,正好是一个“绸”字的一半。

一个字不差。

我坐在门槛上,坐了很久。风从盐碱地上刮过来,把纸吹起来一角,我用手按住。

傍晚他回来,我把两张纸摊在他面前的炕桌上。

他看了一眼,没伸手。

“这是什么。”

“你说呢。”

“一封信。”

“谁写的。”

“不知道。”

“六〇年三月初九,你在哪。”

他站在炕边,手垂着。

“厂里。”

“你撒谎。”

他不说话了。

“那天我娘还活着。”我说,“她还有两天。这封信是初九投的,我娘十一走的。”

他把那两张纸拿起来,对齐,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工装内兜。

“别问了。”

“我不能问?”

“问了没用。”

“那是你小姨子的字。”我说,“你袖子里的东西,你揣了九年。”

他转身出去。门在他身后合上,合得不重。

夜里他睡着了。我起来,摸到他挂在炕头的工装,从内兜里把那个方块掏出来。

我蹲到土灶前。灶膛里还有火,我用火钩把柴拨开,露出红的一层。

两个半页拼在一起,我看了很久。

上头那半页有“绸缎金银”四个字,有“灶间地下”。

下头那半页有“以上情况属实”,有一个红指印。

中间的字,是她的笔迹。

我认得那个绞丝旁,两点。

我把纸折好,塞回他的内兜。塞的时候手有点抖,塞了两次才塞进去。

第二天早上他穿衣服,手在内兜上按了一下。

他按了一下,没看我,也没说话。

第六章 一九七二年的病

一九七二年冬天,我爹的肚子鼓起来了。

他在老弱队,住渠东头那排土坯房的第三间,跟三个老头挤一铺炕。我去看他,得从渠上过,渠上架着一块水泥板,雪落在上头,走一步滑一下。

头一回看见他肚子鼓,我以为他吃多了。

“爹,你吃什么了。”

“没吃。”

“肚子这么大。”

他把棉袄往下拉拉,盖住。

“水肿。”他说,“这里的人都这样。喝点盐水就下去了。”

他说的盐水,是农场医务室给的。一小包,白色,冲一大碗,喝了利尿。

我没信。我回队里问了卫生员,卫生员翻着一本册子说,肝上的毛病,到了这个份上,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有。”他合上册子,“送到县医院,能拖几个月。送不送。”

“送。”

“要先交三十块押金。”

我站在卫生室门口,风吹得门帘鼓起来。

三十块。

那几年我手里一分钱没有。我和德厚两个人的工分,一年结算下来,扣了口粮和柴火,剩七块八。小满的学费是队里给免的。我身上唯一一样值钱的东西,是耳朵上那对银耳环剩的一只——另一只一九六〇年给我娘换了药,娘还是死了。

那天下午我回了屋,把箱子底下翻出来,翻出一把剪刀、半卷线、一只没有盖的暖水瓶。

没有别的。

我出去找活。

场部那边有人要拆旧房子,拆下来的砖要码成垛。码一垛砖给两毛。我去码,一天码三垛。手在砖上磨,磨掉一层皮,第二天戴上手套接着码。

我还给人洗衣裳。一件两分,棉衣五分。冬天水凉,手伸进去像伸进刀子里。洗完一件,手背上裂开的口子就多一道。

码砖那活儿腊月里最苦。砖从旧房上拆下来,砖上有霜,手一贴就粘住,撕下来带一层皮。我戴的手套是德厚从厂里带回来的,帆布的,指头磨破三个洞。

有一回我蹲下去抱砖,站起来眼前发黑,蹲了半天才看得见。

管事的过来看我,说,你不行就回去。

我说行。

他说,你这岁数。

我说我四十四。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

攒了四十天,攒了三块二。

前年冬天,小满在学校打了一架。

场部小学三间土房,一个老师,教一到四年级。有个男孩在课上念作文,念到一半,指着小满说,她姥爷是资本家,她家住的是剥削来的房。

小满把墨水瓶砸在他头上。

老师把我叫去。我到的时候她站在教室外头,脸上有一道抓痕,从眼角划到下巴。她看见我,把头低下去。

老师说,孩子要教育。

我说,我教育。

回家路上她一句话不说。走到渠边,她忽然站住。

“妈,他说的是真的吗。”

“哪句。”

“姥爷。”

我在渠边蹲下来,跟她平视。

“你姥爷开过绸缎庄。”我说,“他雇过六个人。他给工钱,管饭,年底多给一个月。”

“那他是资本家。”

“他是。”我说,“他现在在农场,跟咱们一样,一天三顿稀的。”

她想了想。

“那我以后不说我姥爷。”

“随你。”

“我姓王。”她说,“我爸是工人。”

她说完就往前走了,走得很快,把我落在后头。

我拿着钱去场部的小卖部。红糖八毛一斤,我买了半斤,用一张旧报纸包着。剩下的钱买了两斤挂面。

去看他的时候,我把红糖冲了一碗。

他端着碗,看了半天。

“哪来的。”

“挣的。”

“你哪来的钱。”

“码砖。”

他把碗放下。

“你手伸出来。”

我把手缩到袖子里。

“伸出来。”

我伸出来。手背上全是口子,横的竖的,有的结了痂,有的还红着。

他看着,看了很久,把碗端起来,喝了。

“甜。”他说。

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比过去十二年加起来都多。

他说他刚来的时候,天天想跑。跑了三回,两回被抓回来,第三回跑到公路上,一辆车停下来,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说不知道。司机说不知道就别上车,开车走了。

他说他第三回没跑成,是因为想起了我娘。他站在公路上,想起我娘在灶前坐着的样子,就回来了。

他说到这儿,停了下来,看着碗底。

“家里的灶,还在吗。”

“在。”

“动过没。”

“没有。”

他点头,把碗放下。

“我在这儿想过,那箱子挖出来能换多少药。想了两回,想完了又觉得不能挖。”

“为什么。”

“一挖就露。露了,那屋里住的人也得跟着倒霉。”他咳了两声,“再说,那是你娘的。她垒进去的时候,是要给你留个底。底让人挖了,人就没底了。”

他停了停。

“素云,你记着。那箱子不是钱,是你娘给你留的一口气。”

“我知道。”

“你不知道。”他说,“你要是知道,就不会一直恨德厚。”

“这跟德厚有什么关系。”

他把眼睛闭上了。

“素云。”

“嗯。”

“别恨德厚。”

我把针线盒里的顶针捏在手里。

“为什么。”

“他每个月来。”

我抬起头。

“来哪儿。”

“来这儿。”我爹说,“走四十里。天不亮走,天黑到,住一晚,第二天再走回去。”

“他来看你?”

“送东西。”我爹说,“送粮,送药,送盐。有一年冬天送了一双棉鞋,鞋底纳得厚,我穿了三个冬天。”

“他哪来的假。”

“他说他上夜班,白天歇。一个月歇四天。”

我坐着,手放在膝盖上。屋里另外三个老头都在睡,有一个在打呼,呼得很响,一声长一声短。

“他从没跟我说过。”

“他不让说。”我爹说,“他说你知道了要跟他吵,吵了你就得恨他,恨了他,你跟小满就没个整家。”

“我早就恨他了。”

“我知道。”我爹说,“所以我跟你说。”

他喘了一会儿,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攥在手里。

“这个,你拿着。”

他摊开手。

一枚铜扣。圆的,比铜钱大一圈,面上压着一圈麻点,背面有一个断了半截的脚。

“这是谁的。”

“他的。”

“谁的。”

“他的。”我爹把眼睛闭上了。

我把扣子捏在手里,铜是凉的,捏一会儿就热了。

那天夜里下雪。

我本来要回去,走到门口,风从门缝里灌进来,灌得灯苗直晃。我回头看他,他的胸口一起一伏,起得高,落得慢。

我把门关上,把棉袄脱下来,盖在他身上。

那件棉袄是我自己的,蓝布面,里子是旧棉花。脱下来的时候身上立刻凉透了。

我坐在炕沿上,坐到后半夜。

后半夜他的呼吸变了,变得很轻,轻得像没有。我把手放在他鼻子底下,感觉到一点气,一点一点,越来越弱。

天快亮的时候,那点气没了。

我把他的手从被子里拿出来。手已经硬了,指头弯着,像还想攥住什么。

卫生员来了一趟,拿一块白布盖上。他把布掀开看了看,又盖回去。

“通知家属。”

“我就是家属。”

“那你自己办。”

我坐在那儿,一直坐到屋里另一个老头醒过来,看见我,坐起来揉眼睛。

“走了?”

“走了。”

老头叹了口气,披上衣服出去叫人。

我去场部办手续。办事的人翻着册子,找到名字,用铅笔在上头划了一道。

“程宝山。”

“是。”

“骨灰盒八块。”

“我没有八块。”

“那就用布包。”

他们给了我一块白布,布的边是毛的。我把布拿回去,把爹裹上。裹的时候他一条腿伸不直,弯着,我按了两次,按不下去。

后来我就那么裹了。

布不够长,脚露在外头。我把脖子上的围巾解下来,给他裹上脚。围巾是蓝的,边上有一道白条。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雪下到半尺,把脚印都盖住了。

我出去的时候,天刚亮,雪停了。渠上的水泥板结了冰,我一步一步走,走到渠中间,看见对面有个人。

德厚站在渠那边,肩上扛着一把铁锹,铁锹上挂着雪。

他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

他走过来,把铁锹插在雪里,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披到我身上。

他自己只剩一件单褂。

“回去。”他说。

“你怎么来了。”

“我算着日子。”

“算什么日子。”

“药吃完了。”他说,“该送了。”

他弯腰把铁锹拔起来,扛回肩上,先走了。他走在前头,背有点驼,单褂被风吹得贴在背上,能看见肩胛骨的形状。

那天回到屋里,我把铜扣放在炕桌上。

德厚进来,身上还是那件单褂。他走到炕桌前,看见扣子,站住了。

他伸手把扣子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那个断脚。

“这个我收着。”

“你认得。”

“认得。”

“谁的东西。”

他把扣子握在手心里,握了一会儿。

“我的。”

第七章 一九七七年的榜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们回来了。

火车到站是下午。行李还是那一箱一卷一网兜,网兜里还是那口锅。小满十六岁,个子比我高了,一路背着网兜,不肯让我拎。

巷口的鞋摊还在。老周坐在马扎上,正给一只棉鞋上线。他抬头看见我们,把锥子往鞋底上一插,站起来。

“回来了。”

“回来了。”

他从裤腰上解下一串钥匙,钥匙上有一层绿锈。

“锁锈死了。”他说,“我拿煤油泡过三回,泡开了又锈上。”

我们跟着他走到院门口。院门换了,原来的木门换成铁皮的,刷了绿漆,绿漆掉了一大半,露出底下发黑的铁。

他把钥匙插进锁眼,转了半圈,转不动。退出来,往锁眼里吹了口气,再插进去,两只手拧。

咔的一声。

门开了。

院里变了。石榴树没了,树根那块地方砌了一个小厨房,厨房上头的烟囱是用罐头盒接的。前院老李家搬走了,住进来一户姓赵的。孙桂兰还在,她家门帘换了,换成塑料的,上头印着牡丹。

我们东屋的门开着,里头堆着别人家的东西:两袋土豆,一辆没有前轮的自行车,一堆劈柴。

老周在门口站住。

“我看了六年。”他说,“头两年天天看,后来隔一天看一回。东西是去年搬进来的,我说这屋有人,他们说人回来再说。”

我走进屋,从那堆土豆边上过去,走到灶间。

灶还在。

灶台上落着一层灰,灰上有一只老鼠脚印。侧面十四块砖,我从靠墙那块数起,数到第七块。

砖缝里的泥,颜色比旁边深一点。

我伸手按了按,是硬的。

那天晚上姓赵的来搬东西。他男人扛土豆,他女人抱劈柴,搬一趟说一句。

“我们也是没地方放。”

“放吧。”我说。

“这屋空了六年,谁知道你们还回来。”

“现在知道了。”

他把最后一袋土豆扛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灶我们不能动吧。”

“不能。”

“那我们烧什么。”

“院里那个小厨房是你们砌的?”

“是。”

“那你们烧那个。”

他把土豆往上颠了颠,走了。

一九七七年十月,广播里说了恢复高考。

那天晚上的广播是在院里听的。院墙上挂着一个喇叭,是街道装的,平时放通知。那天放的不是通知,是一段很长的讲话,讲完,播音员又念了一遍,念得比头一遍慢。

我把这段话听了两遍,才听明白是什么意思。

小满在屋里糊纸盒。街道给的手工活,糊一个一分五,她一天糊一百二十个。她一边糊一边听,手里的刷子停在那儿。

“妈。”

“嗯。”

“我考。”

我把手里的针放下。

“你功课丢了多少年了。”

“没丢。”她说,“课本我一直留着。六本,都在。”

“念了几年。”

“四年。”

“够吗。”

她把糊了一半的纸盒放下,抬起头。

“妈,我在农场的时候,晚上点着油灯看书,看到灯油烧干。我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能有一次考试,我考一回。”

我看着她。她眼睛很亮,亮得有点吓人。

“考。”我说。

报名要交五毛钱,要两张一寸照片,要单位或者街道盖章的政审表。

五毛钱我有。照片没有。政审表最难。

我把手伸进棉袄的里子,摸着那道缝。缝是我自己缝的,用的是纳鞋底的粗线,缝了七道。

我拿剪子把线挑开。

里子中间硬硬的一小块,是我娘给我的金锁片。小,不到一两,正面一个长命百岁,背面一个福字。

这是我娘嫁妆里最后一样在我手上的东西。灶里那些,我一样没动。

第二天我去了人民银行。柜台后头坐着个年轻姑娘,穿蓝制服,胸前别着一支钢笔。

“收金吗。”

“收。”她把一个小铜盘推过来,“放这儿。”

我把锁片放上去。她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在一个小秤上。

“零点九二两。”

“值多少。”

她翻了一本册子,算了算,抬头说:“二十四块六。”

“能再多点吗。”

“牌价。”

“那就二十四块六。”

她数了二十四块六毛给我,一张十块,两张五块,四张一块,还有六张一毛的。钱很新,边角硬。

“这锁片是老货。”她忽然说了一句。

“我娘的。”

“上头那个福字,是手工錾的,现在没人这么做了。”她把锁片放进抽屉,“你要是以后想赎,凭这张票来。”

她撕了一张收据给我,收据上写着重量和钱数。

我把收据折起来,跟钱放在一起。

出门的时候我把钱数了一遍,塞进内衣口袋,用手按了按。

照片照了。照相馆在县百货对面,一个人五毛,给四张。小满坐在凳子上,头发梳得很整齐,照相的人让她笑,她没笑。

政审表是难的那一样。

街道办事处在巷子东头,两间屋,一张长桌,桌上一个印泥盒,一盒大头针。办事的是个女的,姓刘,三十来岁,说话很客气,客气得像隔着一层玻璃。

头一趟去,她说表留下,等通知。

第二趟去,她说还在研究。

“研究什么。”

“家庭成分。”

“我家什么成分。”

她把表翻过来,找到那一栏,推给我看。

上头写着:工商业兼地主。

“这个成分。”她说,“我们得往上报。”

“我男人的成分是工人。”

“政审看直系。”她把表收回去,“你父亲现在在哪。”

“死了。”

“什么时候。”

“一九七二年。”

她在表上写了一个字,写完抬起头。

“回去等吧。”

第三趟去,表退回来了。她把表放在桌上,用一根手指在上头点了点。

“这一栏不行。”

“怎么不行。”

“你自己看。”

我看。那栏还是那几个字。

我拿着表出来,站在巷子口,风把表吹得哗哗响。

那天晚上我在灶前坐到很晚。灶膛里没生火,冷着。我伸手摸了摸第七块砖,摸了一会儿。

德厚回来的时候已经十点多了,身上有机油味。

“表呢。”

“退回来了。”

“为什么。”

“成分。”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接过表,就着灯看。他看得很慢,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给我吧。”他说。

“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明天请一天假。”

“请假干什么。”

“跑跑。”

“跑不出名堂。”

“跑跑看。”

他第二天一早就走了。那天下了雪,雪不大,风大。

我等了一天。天黑他才回来,棉帽子上有一层白,鞋上是泥。他进门先喝了一缸子水,喝完把缸子放下。

“盖章了。”

我接过表。

翻到成分那一栏。

原来那几个字被划了一道横线,横线上头用铅笔写着两个字:店员。

铅笔字写得很硬,一笔一划,横是横,竖是竖,“口”字写得方方正正,像用尺子量过。

我抬起头。

“谁改的。”

“办事的人。”

“办事的人拿铅笔改?”

“可能是先改,回头再描。”

我把表翻到背面,背面有一个红章,章盖得歪,油泥洇了一片。

“什么时候盖的章。”

“今天下午。”

我第二天又去了一趟街道。

姓刘的还坐在那张长桌后头。我把表放在她面前。

“这表谁改的。”

她看了一眼。

“改好了不就行了。”

“我问谁改的。”

她把笔放下,看着我。

“大妹子,你这表三天前就有人来改过。那时候章还没盖,我让他等。”

“谁来的。”

“你家男人。”她说,“他来了两趟。头一趟我没让改,第二趟他带了厂里的介绍信,还有一张纸,上头写着他的工种和工龄。”

“厂里的介绍信能改成份?”

“介绍信上写着他是烈属。”

我站在那儿,一时没听明白。

“什么。”

“烈属。”她把表推回来,“他爹是支前的,四七年没回来。这个我们核过。”

我把表拿在手里,纸边被风吹得卷起来。

“他没跟我说过。”

“那我不知道了。”她把笔拿起来,蘸了蘸墨,“表你拿走,别丢了。考不考得上,看孩子自己。”

我拿着表出门。雪化了,地上是水,水里映着天。

我走到巷口的鞋摊前,站了一会儿。

老周在给一只棉鞋钉掌,锤子一下一下地敲。

“周叔。”

“嗯。”

“你认得德厚他爹吗。”

他把锤子放下,抬头看我。

“认得。”

“什么样的人。”

老周想了想,从兜里摸出烟荷包,卷了一支,点上。

“个子比德厚矮。”他说,“不爱说话。四七年冬天走的,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装的是面。”

“后来呢。”

“没回来。”他抽了一口烟,“他媳妇等了他两年,等到四九年,病死了。德厚那年十四,一个人过的。”

我站在摊子前,看着他把那支烟抽完。

烟头扔在地上,他用鞋底碾了碾。

第八章 一九七九年的照

一九七九年春天,街道开会,念了一份文件。

文件念完,办事的人说,现在允许个体经营了,谁想干,到工商局登记。

那天院子里坐了二十来个人,坐着小马扎,谁也没说话。念完了也没人问。

我举手。

“我去。”

大家看我。孙桂兰坐在头一排,回过头来,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一遍。

“你会什么。”

“我会踩缝纫机。”

“缝纫机在哪儿。”

“在周叔床底下搁了十年。”

散会以后,我回家就把机子搬出来了。

机子上的油布一揭,底下全是灰。我拿刷子刷,拿煤油擦,擦到天黑。摇把锈住了,我拿机油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能转了,转起来咯噔咯噔,跟十年前一个声。

工商局在县政府旁边,一间大屋,里头三张桌子,排队的人从屋里排到院里。

头一天排队,我前头是个卖瓜子的,姓吴,四十来岁,一条腿短,站着的时候身子往一边歪。他后头是个修表的,戴一只放大镜,镜片用一根皮筋勒在头上。

修表的问我:“你办什么。”

“缝纫。”

“有场地吗。”

“有。”

“有证明吗。”

我没说话。

他把放大镜推到额头上。

“我排了六天。”他说,“六天,一张证明。”

“后来怎么开的。”

“我丈人的房,我让我丈人签了个字,按了个手印。”

“我娘死了。”

“那你找个活人。”

他说完就不说了,低头擦他的镊子。

卖瓜子的在旁边接了一句:“我找的是我们居委会主任。我给她孙子做了三条裤子。”

我把这句话记住了。

头一天我去晚了,排到晌午,人家说今天的号发完了。

第二天我天不亮去的,排第四。排到跟前,人家说执照要三样:身份证明、场地证明、一张照片。

场地证明我开不出来。我说我在巷口摆摊。

“巷口是公家的地。”

“那我租。”

“租谁的。”

我站在那儿,说不出话。

第三天我又去了,站在门口看别人办。看了一上午,看明白一件事:有人的场地证明上写的是自家的门牌号。

我回家,把东屋靠街那面墙推开了一个洞。

洞是我自己砸的。锤子是德厚工具箱里的,我砸了半个钟头,砸下来的砖码在院里,一共四十六块。砸完我把砖洗干净,码整齐,一块没扔。

德厚下班回来看见墙上的洞,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你要干什么。”

“开门。”

“这是承重墙。”

“我砸的是窗台底下那段,上头有梁。”

他走过去,抬头看梁,看了很久,伸手在梁上敲了敲,又蹲下去看洞口的砖茬。

“梁没事。”他说,“洞口得加一根过木。”

那天晚上他找了一根旧枕木,锯成两段,把洞口撑住,又用水泥把边抹平。抹完在水还没干的时候,用手指沿着边划了一道线。

“明天干了,你装门。”

“门哪来。”

“我给你做。”

他用三个晚上做了一扇门。门板是拆下来的旧床板,刨平,拼起来,加了两道横撑,装了合页,刷了一层清漆。

门装上的那天,他从外头推了推,从里头拉了拉,然后说:“行。”

执照是四月初下来的。一张纸,比现在的奖状小一点,上头写着:个体工商户,程素云,缝纫加工。下头一个红章,编号是零零一。

全县第一张。

我把执照用玻璃纸包起来,钉在门框内侧,进门出门都能看见。

执照挂上那天,来了一屋子人看。

赵家的女人摸了半天玻璃纸,说这纸硬。李嫂问这章是不是真的。老周来了,站着看了很久。

“你爹要是活着,看见这个,得哭。”

“他不会哭。”

“他会的。”老周把两只手插进袖子里,“他一辈子就想着把铺子上那块匾重新挂起来。”

摊子支在巷口,跟老周的鞋摊隔三步。

第一天,没有人。

我坐在机子后头,从早上坐到晌午,从晌午坐到天黑。中间来了两个人,站在摊前看了看,走了。

第二天来了一个老太太,拿一条裤子,裤脚要放长两寸。

“多少钱。”

“三毛。”

“两毛。”

“两毛五。”

“两毛。”

“两毛就两毛。”

我拆了线,重新绷,踩了四趟,剪了线头。她穿上试了试,转了个圈。

“行。”她掏钱,掏了半天,掏出两毛,还有两个一分的,也给了我,“下回还找你。”

那天我挣了两毛二。

第三天挣了八毛。第四天挣了一块二。第五天挣了一块五。

第六天来了个姑娘,二十出头,要做四件衬衣,说出嫁带的。

她把布摊在案子上,一块白的,一块粉的,一块带小碎花的。

“四件多少钱。”

“六块。”

“能便宜点吗。”

“你要做四件,五块五。”

她算了一会儿,说做。

我给她量了领围、肩宽、袖长,写在一张纸上,让她看了一眼。

“你这字真好看。”她说。

“我爹教的。”

“我爹不识字。”她把布收起来,“他说做衣裳的不用识字。”

“用得着。”我说,“记尺寸。”

她笑了一下,说明天来取。

她走的时候,德厚正好下班,从摊前过。他站住,看了看案子上那三块布,又看了看我,没说话,进院去了。

五月底,街道来收管理费。

一个月三块,先交三个月。

来的是个年轻小伙,抱着一本收据,坐在我摊前的小凳上。

“九块。”

“一个月三块,怎么先交三个月。”

“规定。”

“哪的规定。”

“街道的。”

我把九块钱数给他,他一张一张点了,撕了三张收据给我。

“还有一件事。”他把收据本合上,“你这个摊,占了人行道一米二。”

“多了。”

“多了。”他用手在地上比了比,“一米。”

我第二天把案子往里挪了二十公分。挪完,人过路得侧身。

供销社的人也来过一趟。

一个中年男人,穿灰褂子,站在摊前看一件做好的褂子。

“这褂子多少钱。”

“六块。”

“我们卖五块二。”

“你那是什么布。”

“涤卡。”

“我这也是涤卡。”

“你那做工……”他伸手摸了摸领子,“你这是手工的。”

“手工的贵。”

“手工的慢。”他把褂子放下,“你这么干,能干几年。”

“干到不能干。”

他看了我一眼,走了。

到年底我算了一笔账。

摊上一年挣了四百三十六块。本钱一百八,管理费三十六,剩下的二百二,我拿出一百,买了一台新的脚踏机,蜜蜂牌,带锁边。

新机子搬回来那天,德厚拿一块旧布缠了机头,说怕碰。

小满从省城来信,写了三页,说学校有图书馆,书能借出来,一次借两本。她说她借了一本《家》,看了一夜。

信的最后一行写着:妈,我明年暑假不回来了,学校有补习,我想多拿一张证。

我把信看了两遍,折好,压在针线盒底下,跟那半张账页放在一起。

入冬以后,孙桂兰来了一趟。

她拿一块布,的确良,浅灰的,叠得方方正正。

“做个衬衫。”

“三尺够吗。”

“够。我量过。”

我把布摊开,用粉片画线。她站在案子边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看我画。

“素云。”

“嗯。”

“你这手艺,早该摆出来。”

“早几年不让摆。”

“是。”她说,“早几年不让。”

她看着我画完前片,画后片。

“你这机子,还是那台。”

“还是那台。”

“我记得。”她说,“一九五三年你搬回来那天,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下午。”

“你记性真好。”

“我这人别的不行,记性好。”她伸手在布上摸了摸,“这布的经纬密,是好料子。你手一摸就知道吧。”

“知道。”

“我就不知道。”她把手收回去,“我摸一辈子布,也摸不出个所以然。”

衬衫做了三天。她来取的时候试了,肩宽正合适,袖长正合适。她在摊前的玻璃上照了半天。

“多少钱。”

“一块五。”

她掏出一张两块的。

“找五毛。”

“不用找。”

“找。”我说。

她笑了一下,把五毛收回去。

她叠好衬衫,抱在怀里,没走。

“素云,我问你个事。”

“你问。”

“你家那口灶,还烧着吗。”

我手里的剪子停在半空。

“烧着。”

“哦。”她点了下头,“烧着好。灶不能空,空灶招耗子。”

她抱着衬衫往门口走。走到门槛上,她停住,回过头来。

“素云。”

“嗯。”

“那年你家扒灶,我在门口看着呢。”

我的手指头在剪子把上收紧。

“我知道你在。”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我是说,我看着那几个人拿铁棍敲。”

她把衬衫往上抱了抱。

“我在门口站着的时候,心里想了一句话。”

“什么话。”

“我想,幸亏没敲开。”

她说完,跨出门槛走了。她的指甲缝里有黑泥。走出七八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我身后那扇门。

第九章 一九八一年的雨

一九八一年开春,老周给我揽了一单活。

“县剧团要做戏服。”他蹲在鞋摊后头,一边上线一边说,“管道具的是我外甥的连襟。”

“做多少。”

“一整套。蟒、靠、褶子,还有云肩、水袖。人家说要得急,一个月。”

“我一个人做不完。”

“你找人。”

“找谁。”

“你自己想。”

我找了两个。一个是巷子后头的李嫂,会踩机子,踩得歪,但快。一个是副食店退休的会计老陈的女人,会盘扣,会滚边,手细。

三个人,我家的东屋当工房。

戏服跟平常衣裳不是一回事。蟒袍上的龙要用金线盘,盘一条龙要两天。靠是硬靠,里头要衬纸袼褙,一层布一层浆糊,糊七层,晾干,剪成甲片,再一片一片缀上去。

最难的是配色。剧团的箱倌拿来一张单子,上头写着:蟒,大红;靠,杏黄;褶子,月白;还有一个反串的青衣,要一件藕荷色的帔。

藕荷色。

我在布店里翻了三家,没有。最后在一家的库房角落里翻出一匹,压了不知多少年,布边上有一道水渍。我用手摸了摸,是真丝。

“这匹多少钱。”

“这匹不卖,压箱底的。”

“我买一半。”

“一半怎么卖。”

“你剪。”

他剪了。剪的时候剪刀钝,剪口起毛,我拿回家用剪子修了半个钟头。

那件帔我做了五天。领口滚边用的是同色的缎,滚了三道,一道比一道细。水袖接在袖口,接缝藏在里头,翻过来看不见线头。

盘龙最费眼。

金线是十二股并的,硬,走针之前得先在蜡上拉一遍,拉过才不打结。一条龙要从头盘到尾,龙鳞一片一片排,错一片,整条得拆。

头一天我盘坏了三回。第四回盘到龙尾,手一抖,线抽了,整条散了。

李嫂在旁边看着,说,歇歇吧。

我说不歇。

我把拆下来的金线一根一根理顺,理了半夜。理不顺,第二天没法用。

那半个月我每天做到后半夜。手指头上扎了七个眼,右手中指关节肿了一圈,早上弯不下去,得先拿热水泡。

有一天做到天亮,我抬头看见窗纸上有一层白。我以为是雪,推开门,是霜。

戏服交上去那天,团长来了。

姓吴,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卷着。他不看整体,先翻里子。

他把一件蟒翻过来,凑到窗边看。

“这线头。”

“在里头。”我说。

“里头也是线头。”

“里头的线头不露。”

他拿指甲挑了挑,挑不动。他又把袖子翻过来,看接缝,看了很久。

“你这滚边几道。”

“三道。”

“供销社做的是两道。”

“两道省工。”

“三道费工。”

“费工好看。”

他把蟒放下,走到另一件跟前,伸手在甲片上按了按。

“这袼褙几层。”

“七层。”

“六层也行。”

“六层软。”

他没说话,把甲片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去,捏了捏。

“多少钱一套。”

“八十。”

“供销社报的是六十。”

“那你去供销社。”

他抬起头看我。

“你这人说话真硬。”

“我东西硬。”

他笑了一下,从兜里摸出烟,抽出一支,没点。

“八十就八十。”他把烟夹在耳朵上,“我有个条件。三个月后再做一箱,还是这个价。”

“布涨价呢。”

“涨价再说。”

三个月后他真来了。还是八十,一分没多,带来一张单子,比上回多两件。

他走了以后,李嫂从里屋出来,手在围裙上擦。

“你怎么跟他那么说话。”

“他挑线头,就是想要。”

交货前三天,供销社的人来过一趟。

还是那个灰褂子,这回带了两个人,站在我院门口,没进来。

“程师傅。”

“嗯。”

“剧团那批活,我们也能做。”

“那你做。”

“我们报五十五。”

“我报八十。”

“你报八十,人家为什么给你。”

“你问人家去。”

他站在门口,往院里看了一眼。院里晾着两件蟒,一红一黄,风一吹,龙鳞反光。

他看了一会儿。

“你这龙,盘得不错。”

“还行。”

“我们那边是印的。”

“印的快。”

“快有什么用。”他说了一句,自己愣了一下,转身走了。

活干完那天,我算账。

剧团给了八十。布钱三十二,金线八块,浆糊和纸袼褙四块,剩下三十六。

我给李嫂十块,给老陈女人十二块。

李嫂拿着钱不说话,捏了半天。

“多了。”

“不多。你熬了十一个夜。”

“我踩得歪。”

“歪的我都拆了重踩。”

她笑了一下,把钱塞进怀里,塞得很深。

老陈女人没要十二,她要了十块。

“那两块你收着。”她说,“你买蜡。”

“蜡我另算。”

“那你买线。”

戏剧团的首演在五月。我没去看。

首演完第三天,吴团长来了一趟,送来一个纸包。包里是二十块钱,还有两张戏票。

“加了二十。”

“说好八十。”

“这是团里给的。”他把票放在案子上,“你去看一场。你那件帔,第三场才上身。”

“我不去。”

“为什么。”

“看戏要坐两个钟头。”

他看了我一眼,把票收回一张,留下一张。

“留一张。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去。”

那张票我压在机子底下,压了很多年。

李嫂那阵子家里出事。她男人在砖厂伤了手,一只手剩三个指头。

她做了半个月,工钱我一分没扣,还多给了十块。

她不要。

我把钱塞进她围裙口袋。

“你男人手伤了,你儿子还要交学费。”

“素云——”

“别说了。”

第二天她来得比谁都早,把院子扫了,把案子擦了。

戏服交上去以后,院里又有话。

孙桂兰在井台边跟赵家的女人说话。我去打水,听见半句。

“……一个摊子,把供销社的活抢了。”

“供销社也做衣裳。”

“做。做得不好。”

“那怪谁。”

“怪政策。”孙桂兰把水桶提起来,“政策让个体户跟公家抢。”

我把水桶放下去,桶底磕在井台上,响了一声。

她回过头,看见我,脸上没什么变化。

“素云,打水啊。”

“打水。”

“我给你让让。”

她提着桶往边上站了站。

我摇辘轳。井绳是新换的,粗,磨手。

摇到一半,她开口了。

“素云,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

“我就是觉得,这世道变得太快。”

“是快。”

“你跟得上。”她说,“我跟不上。”

她提着桶走了,走得有点晃,水洒出来一路。

那年夏天,德厚的腰开始不行。

他扛东西的时候会忽然停住,一只手撑在腰上,等一会儿再动。夜里翻身,翻到一半要停一停。

我让他去医院,他不去。

“拍片子要三块。”

“三块就三块。”

“拍出来也是那句话,歇着。”

“那你就歇着。”

“歇着谁挣钱。”

他说完就不说了。第二天照样上班。

那天晚上下了雨。

雨是从后半晌开始下的,下得很急,院里积了水。我收摊回来,把机子用油布盖好,进屋的时候裤腿全湿了。

夜里我睡不着,起来到灶间。

雨打在房顶的瓦上,声音很密。灶间漏雨,靠墙角那一块湿了,地上摊着一只盆接水,盆里的水快满了。

我蹲下去倒水,起来的时候看见第七块砖。

砖缝里的泥,是新的。

我把灯端近些。

那道缝填得很细,颜色比旁边的浅,边上还有一点没抹匀的毛茬。我用指甲抠了一下,抠下来一小片,是干的,可是没干透。

我又去看箱角。

从灶门往里看,能看到箱子的一个角,就在洞口内侧半尺的地方。

箱角上有一道划痕,新的,白茬子还没变黑。

我把手伸进去,摸到那道划痕,来回摸了三遍。

这道划痕,一九八一年以前没有。一九六六年我数砖的时候,箱角是光的。

我把手抽出来,手上全是灰。

德厚在屋里睡着。我进去,把灯放在桌上。

“德厚。”

他醒了,坐起来。

“怎么了。”

“你去灶间看看。”

他披上衣服,跟我到灶间。我把灯举到砖缝那儿。

他蹲下去看,看了很久。

“有人动过。”

“谁。”

“不知道。”

“这院里就三户人。”

“嗯。”

“姓赵的去年搬走了,前院空着。孙桂兰家在后头,她家门对着院门,晚上谁进灶间她都看得见。”

“嗯。”

“你动过吗。”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我没动。”

“那还能是谁。”

他把灯从我手里接过去,放在灶台上。

“那就是我。”

我看着他。

“你动它干什么。”

“看看箱子在不在。”

“你为什么看。”

“每年看一回。”他说,“一九六六年以后,每年冬天看一回。”

“你看了十五年。”

“差不多。”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把灯芯挑高了一点。

“告诉你了,你就得来看。”他说,“你一来,就有人看见。”

雨还在下。盆里的水又满了,一滴一滴往外溅。

第十章 一九八四年的万元

一九八三年秋天,县百货公司下来一张单子。

三百条裤子,藏青的的确良,男裤,两个尺码。交货一个月。

我拿着单子在铺子里算了一晚上。一条裤子工钱一块八,三百条是五百四十。布是他们出,线是我们出,线钱二十。

我一个人一个月做六十条就到顶了。三百条要五个人。

第二天我去找了李嫂。她那时候在街道的纸盒厂糊盒子,一个月二十四块。

“来我这儿。”

“给多少。”

“计件。一条八毛。”

“一条八毛,一个月能做多少。”

“你做四十条,就是三十二块。”

她把围裙解下来,在手里拧了两圈。

“我明天来。”

我又找了两个人。一个是赵家的女人,一个是巷子西头的哑巴媳妇。哑巴媳妇不会说话,可是手快,踩机子不用看针。

五个人,四台机子。那台蜜蜂牌的给了李嫂,我自己用旧的,剩下两台是租的,一台一个月五块。

一个月里我们做了三百一十二条。多出来的十二条,我拿去百货公司,他们照价收了。

那一年年底结账,我拿着一本账算了三遍。

一万零四百二十六。

我把这数字写在纸上,看了半天,手有点抖。

一万块。这个数在我们县是什么分量,我心里清楚。那时候一个工人一个月挣四十块,一年四百八。

我把纸折好,压在针线盒底下。

第二年开春,街道通知我去县里开会。

会是给万元户开的。礼堂在县政府后院,一排长桌,桌上摆着茶缸,茶缸上印着红字。台前挂了一条横幅,横幅上的字我不认得全,认得“劳动致富”四个。

去了十七个人。十六个男的,一个女的。

我是那个女的。

轮到我的时候,主事的人念了我的名字,念完补了一句:全县第一个万元户,女同志。

有人鼓掌。掌声不齐,稀稀拉拉,鼓了七八下。

我上台,站在话筒前。

话筒是黑的,底下有个铁座。我离它半尺,人家让我近点,我又近了半寸。

我说了三句话。

“我叫程素云。我做衣裳。我做了三十年。”

说完我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主事的人给我别了一朵红花。花是绸子扎的,红得很,直径有一拃,用一根别针别在胸口。别针有点钝,扎了两次才穿过棉袄。

那天散会,我在县政府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

风大,红花被吹得往上翻。我用手按了两次。

回家的时候,我把红花摘下来,挂在灶间门框的钉子上。

德厚下班回来看见,站在门框前看了很久。

“这是什么。”

“红花。”

“什么红花。”

“万元户。”

他哦了一声,进屋洗手。

过了几天,县报的记者来了。

开春的时候,还来了一个女客,五十来岁,抱着一件呢子大衣。

大衣是藏蓝的,双排扣,肩上有垫肩,样式老,起码二十年了。

“能改吗。”

“改成什么。”

“改成我姑娘穿的。”

我把大衣摊开看。呢子是好的,澳毛,厚实,只是袖口磨白了,领子上有两处虫蛀的洞。

“虫蛀的洞补不上。”

“能补。”她说,“你补。”

“补了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也行。”她把手放在大衣上,“这是我娘的。我娘走的时候,就这么一件好衣裳。我穿了二十年,我姑娘还能穿十年。”

我把大衣翻过来看里子。里子是绸的,已经脆了,一扯就裂。

“里子得换。”

“换。”

那件大衣我做了八天。洞用同色的线补,补成一个小十字,四个洞补成四个小十字,看着像绣的。里子换了新的,是我跑了一趟市里买的。

她来取的时候穿上试了,站在镜子前头,两只手插在兜里。

“跟我娘穿的时候一个样。”

她给了钱,走到门口,回过头。

“师傅。”

“嗯。”

“你这手艺,是传下来的吧。”

“我娘教的。”

“那你得传下去。”

她走了以后,我把那四个小十字的样子画在一张纸上,夹进账本。

记者是过了几天来的。

姓陈,二十六岁,背着一台海鸥相机,本子卷在手里。

他进铺子先看机子,再看案子,最后看我。

“程师傅,我给你拍张照。”

“拍什么。”

“你坐在机子后头,手放在机头上。”

我坐下。他让我把腰挺直,让我把头抬起来一点,让我看镜头。

“别笑。”

“我没笑。”

“那就这么着。”

他退后三步,蹲下去,举起相机。相机咔的一声。

“再来一张,你低头看针。”

我低头。又是一声。

拍完他坐在案子边上,把本子摊开,笔帽咬在嘴里。

“程师傅,你哪年生的。”

“一九二八。”

“家里几口人。”

“三口。爱人,女儿。”

“爱人做什么。”

“机械厂,看大门。”

“以前呢。”

“钳工。八级。”

他把这几句记下来,笔尖在纸上划得很响。

“你这手艺跟谁学的。”

“跟我娘。”

“你娘也是做衣裳的。”

“不是。”我说,“她识料子。她教我一摸就知道这是什么布,多少支纱,缩不缩水。”

“那你手艺呢。”

“自己练的。”

他写了几个字,抬头。

“程师傅,你最想感谢谁。”

屋里静了一下。

李嫂在外间踩机子,机子声咯噔咯噔。那声音停了。

我看着案子上那块正在裁的布。

“我娘。”

“你娘叫什么。”

“佟秀贞。”

他把名字写下来,写完抬起头。

“她还健在吗。”

“一九六〇年走的。”

他把笔停了一下,又写。

德厚在门口站着。他下班了,手里拿着我的棉袄——那天早上我出门忘了穿,他给送过来。

他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把棉袄搭在椅背上,出去了。

记者没注意。他翻了一页。

“程师傅,还有个事我一直想问。”

“你问。”

“你这个铺子,执照上写的成分是店员。你父亲解放前是开绸缎庄的,这个……当时政审怎么过的。”

我把手里的尺子放下。

“表上写的是店员。”我说,“不是我填的。”

他抬起头。

“那是谁填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

“表是别人替我做好的。”我说,“做好了我签的字。”

他看了我一会儿,笔在纸上悬着,没落。

“这句我能写吗。”

“你写。”

他把这句记下来了,记完又划了一道,在旁边重新写了一遍。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问我要了一张纸,把照相机收进包里。

“登出来要半个月。”他说,“出来了给你送两张。”

半个月后报纸出来了。

李嫂一早买了一份,跑回来给我看。

第三版,右下角。一张照片,三百多字。照片上的我坐在机子后头,手放在机头上,头低着,看不见脸,看得见手。手背上有一道疤,从腕骨往上,一拃长,是那年从火里捞账本烫的。

我把那三百字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写了我做衣裳,写了三百条裤子,写了五个人四台机子。

没有“店员”那一句。

也没有我娘的名字。

我把报纸折起来,压在机子底下。

孙桂兰来要了一张。她没说什么,拿走了,第二天我看见那张报纸贴在她家墙上,用四颗图钉钉着,钉得歪。

那年夏天,孙桂兰的男人来借钱。

他姓马,在副食店看仓库,人瘦,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看地。

“素云,借二百。”

“干什么。”

“我儿子要结婚,女方要一台缝纫机。”

“你怎么不去银行。”

“银行不借给我。”

“我也不借。”

他站在门口,两只手搓着。

“借一百也行。”

我从抽屉里点了一百块给他。

“写个条。”

他愣了一下。

“还要写条?”

“写。”

他拿笔的时候手抖,写了三行字,最后按了个手印。手印是按在名字上的,按完他把手指头在裤子上擦。

“素云。”

“嗯。”

“你这钱,我明年还。”

“后年也行。”

他走了以后,德厚从里屋出来。

“你借他干什么。”

“他儿子要结婚。”

“他女人这些年没少说你。”

“我知道。”

德厚站在柜台边上,把一只搪瓷缸子拿起来,倒了半缸水,喝完放下。

“你这人。”

“我怎么。”

“记仇记不住。”

那年秋天小满毕业,分到市二中教语文。

她回来住了三天,带回来一个男青年,姓林,教物理的,个子高,说话的时候老推眼镜。

德厚跟他在院里坐了一个钟头,两个人说了不到二十句话。

临走的时候姓林的问:“叔,您有什么要嘱咐的。”

德厚想了想。

“她性子急。”他说,“你让着她。”

腊月里,德厚从车间调到了门房。

他腰不行了,扛不动工件。厂里照顾他,让他看大门,一天十二个钟头,一个月少八块钱。

他答应了。回来的路上买了一斤猪头肉,切了半斤,剩下半斤挂在房梁上。

那天晚上吃完饭,他从柜子底下拖出一个布包。

布包是蓝布的,扎着口。

他解开,里头是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码得整齐。

“你数数。”

我数了。三百二十。

“这什么钱。”

“给你妹的。”

“我妹?”

“程素芬。”他说,“三百,剩下二十是路费。”

我把钱放在桌上。

“你给她钱干什么。”

“每年给。”

“每年给多少。”

“头几年三十,后来五十,去年一百。”

我坐着,看着那沓钱。

“给了多少年。”

“二十来年。”

“为什么。”

他把布包的口重新扎上,扎了两道。

“我答应过人。”

第十一章 一九八八年的信

一九八八年秋天,程素芬来了。

那天我在铺子里裁一条裤子。裁到一半,门口的光暗了一下,有人站在那儿。

我抬头。

她站在门槛外头,两只手拎着一个尼龙网兜,网兜里是两瓶罐头。

她比我小六岁,那年五十四。头发白了一半,没染,梳在耳后。穿一件灰卡其布的外套,袖子短了一截,露出里头的毛衣袖口。人瘦,颧骨高,眼睛还是那双眼睛。

我手里的剪子没停。

“姐。”

我把裤子裁完,把剪子放下。

“进来。”

她进来了。她走进铺子,站了一会儿,看那三台机子,看架子上挂着的衣服,看墙上那个玻璃框。

玻璃框里是那张执照的复印件,还有那张报纸。

“你这里真大。”

“三间。”

“三个机子。”

“四台。还有一台在里屋。”

她点头。她把网兜放在案子上,两瓶罐头,一瓶是山楂,一瓶是橘子。

“给孩子的。”

“孩子在市里。”

“那我拿回去。”

“放着吧。”

她在案子边上的凳子上坐下。坐下以后,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在一起。

我给她倒了一缸子水。

“你男人呢。”

“走了。”

“什么时候。”

“八六年。”她说,“肝上的病。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在医院躺了四十天。”

“你儿子呢。”

“建军。二十六了。”

“做什么。”

“在镇上的修配厂。”她低下头,看着缸子,“姐,我来跟你借钱。”

她喝了一口水,把缸子放下。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过得去。”

“说具体。”

“头十年难。”她说,“我男人那厂子不景气,他去建筑队,从架子上摔下来,腰坏了。我在家给人缝麻袋,一天缝二十条,一条六分。”

“挣一块二。”

“挣一块二。”她说,“缝了六年。”

我没说话。

一九五八年她来过一封信,问家里匀十块钱。那封信我压在枕头底下,没回。

我一直以为她那几年过得去。

我把手里的活放下。

“多少。”

“三千。”

“三千。”

“女方要三千。”她说,“还要一台彩电。彩电我想办法,三千我实在凑不出来。我把家里的猪卖了,卖了两头,八百。我跟他舅舅借了五百。”

“你有多少。”

“一千八。”

“差一千二。”

“一千二。”她抬起头,“我借一千二就行。”

我看着她。

“我为什么要借给你。”

她的脸动了一下。

“姐——”

“你回去。”我说,“这钱我不借。”

她没动。

我把那条裁好的裤子折起来,压平,放在一边,又拿过另一条。

“你走吧。”

她从凳子上滑下去,跪在地上。

铺子的地是水泥的,扫得干净。她跪下去的时候,两个膝盖磕在地上,响了一声。

“姐。”

“起来。”

“你不借我就不起来。”

我把手里的活放下,看着她跪在那儿。

她跪着,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她抬起脸来。

“姐,我知道你恨我。”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她说,“我都知道。这二十多年,我每年过年都想,今年去不去。想完了就不过了。”

“你为什么不来。”

“我怕。”

“怕什么。”

“怕你问我一句话。”

“问什么。”

“问我那封信。”

我把手里的布放下,站起来,走到里屋。

里屋有一只旧木箱,箱子底下是针线盒。我把针线盒拿出来,掀开盖,把顶针、线轴、一把小剪子都拨到一边。

底下是那半页纸。

我拿着它出来,把它拍在案子上。

声音不响,可是她抖了一下。

她跪着往前挪了半步,伸手把那张纸拿起来。

她看了很久。

她的手在抖。抖得纸边一颤一颤。

“程家后院灶间地下埋有绸缎金银若干……”她念得很慢,念到一半停了。

“这个字。”我说,“绞丝旁两点。你写的。”

她把纸放下。

“信不是我写的。”

我把手按在案子上。

“你说什么。”

“信不是我写的。”她抬起头来,“我抄的。”

屋里静了。

外头街上有人推车过去,车轴响,吱呀吱呀。

“谁写的。”

“孙桂兰。”

我把手从案子上收回来。

“她起稿,我抄。”素芬说,“她念,我写。写完她让我按手印。我说我不按。她说,不按不算数,人家不认。我按了,两份都按了。第二天她把一份投进箱子,一份自己收着。”

“她为什么自己不写。”

“她说她的字全街道都认得。”素芬说,“她让我抄,是因为没人认得我的字。”

我坐下。凳子在地上一蹭,发出很响的一声。

“你为什么抄。”

她没说话。

“我问你,你为什么抄。”

“我拿了五斤粮票。”

我看着她。

“五斤粮票。”我说。

“五斤。”她说,“三月初九那天,我家里没米了。我男人那个月工资还没发。我儿子刚两岁,饿得哭,哭一声我心上就剜一下。”

“所以你把我爹送走了。”

“我不知道会那样。”她说得很急,“我以为就是查一查。我以为查完就完了。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人带走。”

“十二年。”

“我知道。”

“他死在农场。”

“我知道。”她的眼泪掉下来了,掉在水泥地上,一滴一个印,“姐,我知道。”

我坐着没说话。

她把眼泪擦了,擦得很用力,脸都擦红了。

“娘死那年,我没回来。”她说,“我收到信的时候,已经过了头七。我在车站坐了一夜,没买票。”

“为什么没买。”

“我身上只有八毛钱。”她说,“车票一块二。”

我从案子上拿起剪子,又放下。

一九六〇年三月,我在灶前坐着,等我娘咽气。她咽气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块抹布。

我不知道那天素芬在车站坐着。

两件事隔了八百里地,隔了二十八年。现在放在一块儿,我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

“我后来来过三回。”她说,“头一回是一九六三年,我站在巷口,看见你在门口晒被子。第二回是七一年,我在巷口站了半个钟头,看见你家门上锁了。第三回是七九年,我看见你挂了个牌子,我不敢进。”

她抬起头。

“姐,你至少还有一台缝纫机。”

我没接话。

“我从小穿你剩的。”她说,“你的衣裳改小了给我,袖子短一截,你就把袖口放下来,放下来还有一道印子。我穿着那道印子去上学,同学问我这是谁的衣裳,我说是我姐的。”

她的声音低下去。

“我嫁人那天穿的红袄,也是你的。娘说新的做不起,让我穿你的。你把袄脱下来给我的时候,说了一句,别弄脏了。我记了一辈子。”

她说到这儿,停住了。

“我不是来讨这句话的。”她说,“我是来借钱的。”

“这钱我不借。”

“姐。”

“你儿子要结婚,是他的事。”我说,“你把你男人埋了,把你儿子拉大,这是你的本事。可这一千二,我不借。”

她跪在那儿,没动。

我坐着,看着案子上那半页纸。纸已经软了,边上起了毛。

二十八年,我一直以为这半页是德厚写的。

我恨他恨得很具体:他吃饭的时候不说话,他洗手要洗三遍,他把鞋跟对齐放在炕沿下。我恨的就是这些。

“你告诉我一件事。”我说,“我就给你二十块路费。”

“你说。”

“这稿子是孙桂兰一个人起的,还是有人跟她一起起的。”

她抬起头,看了我很久。

“姐。”她说,“你问你自己男人。”

我的手指头在膝盖上收紧。

“什么意思。”

“他比谁都清楚。”她说,“六〇年三月,他来找过我。他拿着那半页底稿,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是。他问我谁起的稿,我说不出口。他说,你不说我也知道。”

“他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她说,“他让我以后别再进那个院。他说,你姐要是知道了,这个家就散了。”

她把手撑在地上,慢慢站起来。膝盖上两块灰,她没拍。

“他每年给我送钱。”她说,“头一年三十,是粮票和钱一起。后来是五十,一百。他不进门,把钱放在镇口的邮电所,让人捎话给我。”

我坐着。

“他从来没说过一句重话。”素芬说,“他就在门口站着,把钱给我,说一句,别让你姐知道。”

我伸手到抽屉里,拿了二十块钱,放在案子上。

“路费。”

她看着那二十块,看了很久。

“姐,我不是来要二十的。”

“我知道。”

她把钱拿起来,捏在手里,塞进外套口袋。

她拎起那个网兜,两瓶罐头还在里头。

“这个留着。”我说。

“给孩子吃。”

“孩子不在家。”

她把罐头放回案子上,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

“姐。”

“嗯。”

“娘的坟,我去过。”她说,“去年去的。坟头的草有人割过,是你割的吧。”

我没说话。

“我跪了一会儿。”她说,“我跪着的时候想,我这辈子做错一件事,就用一辈子还。可是还不上。”

她出去了。

我在案子上坐了很久。

里屋的门帘动了一下。

德厚从里头出来。他一直在里头。

他走到案子边,把那两瓶罐头拿起来,放进柜子里,一瓶一瓶放好。

“你都听见了。”我说。

“听见了。”

“你早就知道。”

“知道。”

“你为什么不说。”

他把柜门关上,转过身。

“说了你怎么办。”

第十二章 一九九二年的灶

一九九二年春天,巷子要拆了。

通知贴在巷口的墙上,一张白纸,上头画着红线。红线从我们院门中间穿过去,一直画到巷尾。纸上盖了两个章,一个红,一个黑。

德厚走了三年。

他是八九年冬天走的,肺癌。查出来到走四个月。走的那天他在门房的床上,身上盖着他自己的棉袄。厂里的人把他抬回来,我给他擦身子,擦到胸口,看见一块疤,是早年在车间被铁水溅的,一元硬币那么大。

他一句话没留。

东西都留给小满了。存折上六百四十二块,一本《机械工人手册》,一副老花镜,还有一把钥匙,不知道开什么的。

拆房定在五月。四月里我回来收拾东西。

东屋里已经空了。床拆了,柜子搬走了,墙上的报纸我一层一层撕,撕到最后露出原来的白灰,白灰上有一块黑印,是当年挂相框留下的。

剩下的是灶。

我一个人站在灶间,站了半个钟头。

然后我出去租了一把锤子。

锤子还没使,孙桂兰来了。

她站在院门口,抱着一个包袱,蓝布的。

她那年六十八,头发全白了,稀,头皮看得见。走路有点瘸,是前年摔的。

“素云。”

“嗯。”

“你要拆灶。”

“要拆。”

她把包袱往上抱了抱。

“我等你半天了。”她说,“从早上等到现在。”

我把锤子靠在门框上。

“进来说。”

她进来,走进灶间,看了看那口灶,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包袱放在灶台上,解开。

里头是一卷绸,藕荷色的。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种藕荷发灰的调子,是南边一家老机坊染的,一九四七年我爹进过一批,六匹,卖了三匹。

我把绸拿起来展开。宽一尺六,一头是剪口,一头是毛边。绸边上有一道织边记号,三个小方格。

那是我家的记号。

“哪来的。”

“马福生从仓库拿的。”她说,“六六年冬天,抄来的东西都堆在副食店仓库里,他管仓库,钥匙在他手里。”

“你拿了多少。”

“两匹。”她说,“一匹灰的,一匹这个。灰的做了两件棉袄,穿烂了。这匹我一直没敢动。”

“为什么没敢动。”

“看着它,心里不舒服。”

我把绸子叠起来,叠成一方,放在一边。

“你今天来,不是还绸子的。”

“不是。”她把两只手合在一起,“素云,我求你两件事。”

“说。”

“我孙女小霞,今年考大学,差十八分。她不想再考,说要学个手艺。我想让她跟你学裁缝。”

“还有呢。”

“我想跟你借三百块。”她说,“我这条腿要治,大夫说再拖就废了。”

我看着她。

“三百块,你拿什么还。”

“我还不上。”她说,“我这岁数了,还不上。”

我在灶台上坐下。

“孙桂兰。”

“嗯。”

“六〇年三月初九那封信,是你起的稿。”

她的脸动了动。

“你听谁说的。”

“素芬。”

她不说话了。她站在灶台边上,一只手扶着灶沿,手指头在砖上按着。

“是我。”

“你起稿,让她抄。”

“是。”

“为什么让她抄。”

“我的字,街道上的人一眼认得出。”她说,“我男人那年正要提副食店的副主任,我不能出面。”

“所以你就毁了我家。”

她把手从灶沿上收回来。

“那年我三个孩子。”她说,“老大六岁,老二四岁,老三一岁半。老三没站住,腊月里发烧,烧了三天,我没钱买退烧的药。”

她的声音很平。

“你家灶上有荤油味。我在前院闻得见,风一吹就过来。你家还烧煤,别人家烧柴。你妹妹从外头回来,脚上是皮鞋。”

“所以你就写。”

“我写的不是这些。”她说,“我写的是你家藏东西。我想的是,查出来,东西收走,你们家就跟我家一样了。”

“结果呢。”

“结果你爹被带走了。”她抬起头,“素云,我不知道会那样。我以为最多把东西收走。”

“十二年。”

“我知道。”

“他死在农场。”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以后,有一年过年我包了饺子,端到你家门口,站了半个钟头,又端回来了。”

“德厚找过你。”

“找过。”她说,“六〇年四月,他堵在我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沓纸。”

“什么纸。”

“那封信的底稿。”她说,“我让素芬抄了两份。一份投了,一份我留着。”

我坐直了。

“他拿走了。”

“他抢的。”她说,“他把我推到墙上,从我手里抢。他撕成两半,一半揣进兜里,一半扔在我脸上。走的时候他又弯腰捡回去了。”

“他为什么撕。”

“我不知道。”她说,“他撕完站在那儿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事到你这儿为止。”孙桂兰说,“他说,你要是再提一个字,我就把你男人仓库里的东西全抖出来。”

我坐着。

“他没打我。”她说,“他就那么站着,说完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在抖。”

灶间里静下来。

外头有工人在量线,皮尺拉开,啪的一声,又收回去。

“小霞明天来。”我说。

孙桂兰抬起头。

“学徒三年。头一年不给钱,管一顿晌午饭。第二年起做一件算一件,按件给。三年学成了,她愿意留就留,愿意走就走。”

“素云——”

“三百块我不借。”我说,“你这条腿,去县医院看,挂号费我出。药钱你自己想办法。”

她站在那儿,眼泪下来了。

“我不是为你。”我说,“小霞是你孙女,不是你。”

她抬手抹了一下脸,把包袱皮叠起来,抱在怀里。

“那匹绸子,你收着。”

她走到门口,我又叫住她。

“孙桂兰。”

“嗯。”

“你那年要是来问我一句,我也许就给你半袋面。”

她背对着我站着,肩膀抖了一下。

“我知道。”她说,“我没脸问。”

她走了。

我把袖子挽起来,开始拆灶。

十四块砖。我从靠墙那块开始,一块一块撬。砖是青砖,缝里的泥早就酥了,一撬就下来,落在地上啪的一声。

撬到第七块,我停了。

这块砖的泥是新的。一九八一年我摸过,一九六六年我按过。它后头就是洞。

我把锤子放下,用手抠。

泥掉了一块,又掉一块。砖松了,我把它抽出来。

洞里是黑的。

我把手伸进去,摸到箱子的角。木头,干的,有点起毛。

然后我摸到锁鼻。

锁鼻是空的。

我从兜里掏出那把铜锁。四十三年前我娘塞给我的,红绳早烂了,我换了一根尼龙绳。锁一直是开的,钥匙一直挂在绳上。

我把锁挂上去,咔的一声,锁上了。

我又拿钥匙打开。

然后我把箱子拖出来。

樟木箱比我记得的小。当年我娘拖着它,我以为它有一间屋子那么大。

箱盖有点卡,我用锤子把轻轻敲了两下,开了。

上头一层是布,已经黄了,一碰就掉渣。我把布掀开。

四只银镯子,用麻绳串着。

两只银锁,一只刻长命,一只刻百岁。

一对金耳坠,很小,比小指甲盖还小。

一块缎子,藕荷色的,跟孙桂兰抱来的那匹一个颜色,一个记号。

一件嫁衣,红的,压在底下。衣襟上有两块深色的印子。

我把嫁衣抱起来,抱了一会儿。衣裳上还有味,不是香,也不是霉,是一种很旧的、干净的布的味道。

底下还有一个蓝布包,扎着口。

我拿出来,解开。

里头是一沓纸,很厚。

纸是那种薄的白纸,裁得不齐。每张都写满了字,铅笔写的,字很小,很硬。

我一张一张翻。

六〇年三月,粮票五斤,钱十元,素芬。

六〇年十一月,棉鞋一双,送农场。

六一年三月,药二十四元(借老周十元)。

六三年,给爹交医药费十二元。

六六年,账本烧了,剩半页,藏在抽屉。

六九年三月,下放前,灶砖重砌一遍,第七块。

七三年,给素芬三十。

七七年,政审表一张,改成分,两条烟(大前门)。

七九年,素芬家盖房,给五十。

八一年,看灶,箱角碰了新痕,用灰抹了。

八四年,素芬儿结婚,给一百。

八八年,素芬来,二十块路费(她没要,塞回去了)。

翻到一半,纸里夹着半页。

毛边纸,黄,撕口不齐。是那封信的下半。

我回屋拿了针线盒。盒底那半页还在,压在顶针底下,跟着我二十六年。

两半拼在案子上,撕口对上了。

下半页的纸边上有一行铅笔字,写得很小:

六〇年三月,桂兰出稿,素芬抄,粮票五斤。

字是德厚的。他一笔一划,横是横,竖是竖。

他查清了。

他查清了,然后一个字没说。

我对着窗光看那两半。上头的字和下头的字连成一篇,中间断开的地方是一个“绸”字,绞丝旁两点。

二十六年,我一直以为这半页是他写的。

最后一张纸比别的都白。

上头只有一行字。

素云,别恨我。

铅笔写的,写得很大,占了半页。

我把那张纸拿在手里,看了很久。

外头有人在喊,是拆房的工人在量线。锤子声从巷头传过来,一下,一下。

我把纸折起来,揣进怀里,跟那把铜锁放在一起。

箱子里那四只镯子,我一只一只往手腕上套。四只都小,套到第三只,卡在指关节上,套不进去。

四十三年,我的手比从前粗了。

然后我坐在灶间的门槛上,坐到天黑。

第十三章 账清那年

嫁衣我挂在了新铺子的墙上。

挂的时候摸到衣襟里有硬东西。

我把衣裳摊在案子上,摸了一遍。硬东西在衣襟的夹层里,一条,两寸宽,从领口一直缝到下摆。

我用小剪子把线挑开。

里头是一张纸,折成四折。

纸是宣纸,薄,透光。上头是毛笔小楷,字很小,很稳,是我娘的字。

素云:

你看见这个的时候,我大概早不在了。

箱子里是你外婆给我的东西。四只镯子,两只锁,一对耳坠,一匹缎子,一件嫁衣。嫁衣是你外公给我做的,我穿过一回,就是嫁给你爹那天。

我把它们砌在灶里,不是为了留给你当嫁妆。嫁妆不值这么多年的心思。

我砌进去,是为了让你有个地方回头。人饿的时候,回头看一眼,知道自己原本也是有东西的,就不会把自己看轻了。

你爹那个人,一辈子没主见,可他没害过人。你别恨他。

你妹妹,你让着点。她从小穿你的衣裳,心里憋着一口气。这口气不是她自己的,是我给她的。我生下她那年,家里已经不如从前了,我给她做的第一件衣裳是拿你的旧袄改的。她那口气,从那时候就埋下了。

素云,东西能藏,人不能。人得自己站到亮处去。

娘

我把信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字,第二遍看话,第三遍我看的是纸。纸在我手里,软的,边上有几处虫蛀的小洞。

我把信叠好,跟那页账纸放在一起。

信上没写日期,也没写哪一年写的。字是正的,一笔一划,没有抖。我娘那双手,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抖了。

纸是宣纸,家里原来有一刀,是包首饰用的。

她把信缝进衣襟里的时候,知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回动针。

针脚一共四十二针,一针一分长。我数了两遍。

那年五月,小霞来了。

她十七岁,个子不高,手大,指头长,是做裁缝的手。她不爱说话,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做错了低着头等挨骂。

头一个月我让她练踩空机。机针卸了,只有机头,让她踩一天,踩到能匀。

她踩了七天。第八天她来找我。

“师傅,我能上针了吗。”

“再踩三天。”

她咬了咬嘴唇,回去踩了。

第十一天,我给她上了针,让她在废布上走直线。她走了半米,线歪了两道。

我没说话。

她把布拆了,重走。

腊月里,一个客人拿了件旧棉袄来改。棉袄是他爹的,人刚走,他要改成自己穿的。

小霞把棉袄拆开,拆到袖子,停住了。

“师傅,里面有东西。”

我过去看。袖子里缝着一个布包,包着六十块钱,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给老三。

小霞问怎么办。

我说,把钱和纸原样缝回去,缝好了交给客人,跟他说这是衣裳里的东西,我们没动。

她缝了两个钟头。

客人来取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了。他把纸条打开看了看,站在柜前不说话,站了很久。

后来他把棉袄穿上,扣到最上头一颗扣,走了。

小霞看着他的背影。

“师傅,他为什么不把钱拿出来。”

“拿出来就花掉了。”我说,“缝在里头,就成了他爹给他的话。”

她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

那年冬天,程素芬来过一次。

她站在铺子门口,没进来。她穿一件棉袄,扣子扣到最上头一颗,手里提着一个袋子。

“姐。”

“嗯。”

“我给你拿了点花生。”

“放门口。”

她把袋子放在门槛上。

“小霞在你这儿,我放心。”

“她姓孙。”

“她姓孙。”素芬说。

她站了一会儿。

“姐,我走了。”

“嗯。”

她走了几步,回过头。

“姐,你恨我吗。”

我把手里正在锁的扣眼锁完,剪了线。

“我不恨你。”我说,“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她点点头。

“这个我认。”她说。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她把门槛上那袋花生提了提,让它靠里一点,别被雨淋着。

那袋花生我拿进屋,倒在一个搪瓷盆里。盆是当年那对双喜盆里剩的一个,磕了口。

九三年开春,素芬的儿子建军来了。

他二十六,瘦,脸上有一道小时候摔的疤,在眉毛上。他站在门口,两只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姨。”

“进来。”

他进来,站在案子边上。

“修配厂黄了。”他说,“我在家待了半年。”

“你想干什么。”

“我想学裁缝。”

我看着他。

“你妈知道吗。”

“知道。”

“她说什么。”

“她说,你要是不收我,她也不怨。”

我把手里的尺子放下。

“学徒三年。头一年不给钱,管一顿饭。你干不干。”

“干。”

“还有一条。”我说,“我这铺子,传女不传男。”

他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学成了,这铺子不给你。”我说,“你自己出去开。手艺给你,铺子不给。”

他站在那儿想了很久。

“行。”

“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他说,“我本来也不是来要铺子的。”

建军的手笨。头三个月他踩坏了两块布,把一台机子的梭床撞歪了。我让他赔,从他工钱里扣,扣了两个月。

第二年他好起来了。他的手笨在细处,可是有力气,做棉活、做厚料子、做男装,比小霞稳。

建军有个毛病,做事急。

有一回给供销社做校服,五十条裤子,两天交货。他做到半夜,把裤腰上的松紧带一次上完,上完才发现上反了。

第二天早上我一检查,五十条全得拆。

他站在那儿,脸白了。

“姨,我赔。”

“赔什么。”

“布钱。”

“布钱你不用赔。”我说,“你赔时间。五十条,你自己拆,自己重上。什么时候拆完什么时候吃饭。”

他拆了一天一夜。拆完,手指头全是血口子。

从那以后他再没上反过。

九三年秋天,我把巷口那三间门面买下来了。

办手续那天,办事的人问我写谁的名字。

我说,写王小满。

他说,你女儿?

我说,我女儿。

他说,那你自己呢。

我说,我在这儿干活。

九四年清明,我去了德厚的坟上。

坟在城西的坡上,一块水泥碑,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碑前有一棵柏树,是小满栽的,栽的时候半人高,现在比我高了。

我带了三样东西:账本,那半页检举信,一把香。

香点着,插在土里。

我把账本翻开,一页一页撕。

撕一页,烧一页。

纸烧起来是白的,火苗发黄,灰飘起来,落在柏树上,落在我的鞋上。

烧到“七七年,政审表一张”那一页,我停了一下。

那年我骂过他。

“你一个钳工,你能有什么办法。”这是我说的。

他没回嘴。他洗了三遍手,把鞋跟对齐放在炕沿下,睡了。

我接着撕。

烧到最后一页,我把它撕下来,拿在手里。

素云,别恨我。

我把它放在火里,看着它边角卷起来,黄了,黑了,塌下去。

“我不恨你。”我说。

风把灰吹起来,吹到坡底下去了。

那半页信我没烧。我把它折成四折,压在碑底下的石缝里,找了块碎砖堵上。

坡上还有几个坟,碑是水泥的,有两块倒了,压在草里。

我把德厚碑前的草拔了。草根扎得深,我用手拔,拔不动就用钥匙挖。钥匙是那把铜钥匙,开锁的那把。

挖完,我坐在地上歇了一会儿。

小霞是九五年出的师。她出师那天,我把那台旧的蝴蝶牌给了她。

“这台机子跟我四十年。”我说,“你拿去做个本钱。”

她抱着机头,眼圈红了。

“师傅。”

“别哭。”我说,“哭花了脸不好看。”

她走后第三天,我看见柜台上放着一块布头,巴掌大,是我做活剩下的。

布头上用线走了一圈直线,走了十几道,一道比一道直。

她没说是她的。

铺子的后间一直空着。那年秋后,我在那儿砌了一口灶。

三眼,灶台面宽,能摆四个碗。青砖,从老院拆下来的那批砖里挑的,一块一块洗过。

泥是我自己和。沙子筛了两遍,加了一点石灰,拌得不稀不稠。

小满那年回来过一趟,看见后间砌了一半的灶,问我,妈,你还留着这个习惯。

“什么习惯。”

“砌灶。”

“砌灶好。”我说,“灶是屋里的心。”

她笑,说这话像外婆说的。

“就是她说的。”

小霞在旁边看。

“师傅,这灶烧不烧。”

“不烧。”

“不烧砌它干什么。”

“砌着。”

我把最后一块砖塞进去,用手掌压平。

然后我用手指沿着砖缝划了一道,划得跟旁边旧缝一个深浅。

划了三遍。

划完我站起来,看了一会儿。

外头有人喊我去量尺寸,是隔壁裁缝铺送来的一条裤子,裤脚要放。

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小霞,把尺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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