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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章节

更新时间:2026-11-19 14:33:26

一 七十五岁

先是一股酒气。隔了夜的,发酸,从枕头里往上返。

沈遇睁开眼,床头柜上搁着一部诺基亚N95,银灰色的滑盖机,屏幕上一道划痕,从左上角斜到右下角。

他盯着那道划痕看。

这部手机零九年春天丢在一个KTV包厢里了。那天他喝到第三场,第二天醒过来才想起来,打过去已经关机。后来那些年他用过很多手机,二手的,山寨的,屏幕碎了拿透明胶粘着的,没有一部比这个贵。

他把手机拿过来,滑开。

2007年8月18日,星期六,11:42。

一条未读短信,他妈发的:晚上六点老宅,你爸生日,别迟到,别喝。

最后那两个字,她每回都要加。

他把手机扣在胸口上,躺着没动。空调开了一夜,屋里冷得发干,遥控器不知道踢到哪儿去了。

天花板上那盏吊灯是他十九岁那年自己挑的,意大利货,八个灯头,有一个灯泡坏了,一直没换。他记得这盏灯最后一回亮着,是二〇一〇年秋天,法院的人上门贴封条。有个年轻的书记员踩着凳子去够灯罩,回头问带队的,这个灯算不算。

他爬起来去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捧着冷水往脸上浇。镜子里是一张二十二岁的脸,有点浮肿,下巴上冒着几根胡茬。

上一回这么仔细地照镜子,是在医院的洗手间里。三十八岁,脸是黄的。

电动牙刷嗡嗡地响。他一边刷,一边把后来那些事往外翻,翻到哪件是哪件。

今年十一月,大哥沈国栋会拿下新区那块地,成立一家置业公司,让他挂名当法人。他签了一摞文件,里头夹着一份个人连带担保。签字那天晚上他要赶去澳门,飞机七点四十的,他一页都没翻。

明年,股市从六千点一路跌到一千六。家里纺织厂的外贸单子掉了一半,置业公司借的一亿一千万民间借款还不上。债主堵到门口,他才知道公司账上有三百万转进了一个他名下的账户,取款单上签的是他的名字。那几年他喝多了签过的东西太多,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二〇一〇年,职务侵占,判了六年。

父亲在他进去的第二个月走了,走之前没提过他。这话是刘姨后来写信告诉他的,信写了两页,这一句在第二页最底下。

母亲把手里的房子、首饰、股票全卖了,替他还担保的钱。二〇一六年冬天,她在出租屋里摔了一跤,没再起来。他是戴着手铐去的殡仪馆,在里头待了不到二十分钟。

出来以后,他开过网约车,送过外卖,在城中村一间八个平方的屋子里住了四年。二〇二三年秋天,他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等叫号,刷手机刷到一条新闻:沈氏控股董事长沈嘉明出席某某峰会。沈嘉明是大哥的儿子。新闻里说,公司那年市值四百亿,配的照片上,嘉明穿一身深灰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那天他刚拿到诊断书。肝癌,晚期。

他死的时候三十八岁。

牙膏沫子滴进了洗手池。他吐掉,漱口,把牙刷关了。

现在是二〇〇七年,他二十二岁。

钱包扔在衣柜下面的抽屉里。他翻出来:身份证,两张银行卡,一张会所的金卡,四百多块现金,还有一张不知道谁塞给他的名片。身份证是十八岁那年拍的,照片上的人头发染成栗色,下巴抬着,一脸不耐烦。

那张金卡他掰了两回才掰断,扔进垃圾桶。名片也扔了。

沈家老宅在老城南边,一栋三层小楼,前头带个院子。八十年代末沈启山自己画的图,后来翻修过两回,楼梯扶手还是当年的老榆木,摸上去滑溜溜的。

沈遇到的时候五点五十。院子里停了五六辆车,大哥那台黑色奥迪A6在最里头,挨着它的是一台崭新的白色保时捷卡宴,挂着临时牌照。

“哟,小叔来了。”

沈嘉明从卡宴上下来,手指头上转着车钥匙。他二十七,比沈遇大五岁,按辈分得叫一声小叔。这声小叔他从小叫到大,尾巴上总拖着点调子。

“新车?”

“上礼拜提的。”沈嘉明拍拍车顶,“股票里挣的。小叔,你那宝马开三年了吧,还不换?”

“再说。”

“还再说什么呀。”沈嘉明凑过来,声音低了点,“我一哥们儿做配资,一比三,你要有闲钱,我给你弄。真的,现在这行情,钱搁银行里就是亏。”

“我不懂股票。”

“不用懂!”沈嘉明乐了,“闭着眼睛买,都赚。”

饭摆在一楼大厅,一张坐得下十四个人的圆桌,转盘上已经摆好了八个冷盘。沈启山坐正中,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头发全白了,背还是直的。

他今年七十五。二十二岁从宁波来江州,进了国营棉纺厂,一直干到车间主任;五十岁那年辞了职,在一间租来的仓库里摆了两台织布机。二十多年下来,沈氏纺织成了江州最大的民营纺织厂,名下还有两个楼盘。江州的报纸写过他好几回,标题都差不多,什么五十岁再出发。

他左手边是沈国栋,五十岁,集团总经理,原配生的长子。右手边空着,留给老二沈国梁。国梁在省城的大学教经济,下午打电话来,说高速上堵了。

沈遇的位子靠门,挨着他妈。

林婉今天穿了件米色的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乱,耳朵上一对珍珠耳环。她四十七,二十四岁进沈氏当秘书,二十五岁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八岁的沈启山。这件事江州的生意场上说了二十年,到今天,沈家的亲戚背后提起她,还是叫“那个秘书”。

她侧过头,声音压得很低:“喝了没有?”

“没有。”

她凑过来,在他领子边上闻了闻,没闻出什么,坐直了。

菜一道一道上。沈国梁七点才进门,先给父亲道歉,说高速上翻了一辆大货车,堵了快两个钟头。他四十六,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坐下来头一件事,是给林婉夹了一筷子鳝丝。这张桌上会给林婉夹菜的,也就他一个。

吃到一半,话头落到了股票上。

八月份,沪指刚过五千。大嫂说她们打牌的那几个太太,今年没一个亏钱的,有一个上礼拜把麻将馆的卡都退了,说一下午输赢几百块,还不如在家看盘。沈嘉明说他手上的票三个月翻了一倍,配资的钱还清了,还剩一台车。一桌人都笑。

“小遇呢?”大嫂转过来问,“你妈炒股炒得那么好,你没跟着学两手?”

“我不懂。”沈遇夹了块白斩鸡,在酱油碟里蘸了蘸,又放下了,“就是……听人讲过一句,十月份要见顶。”

“听谁讲的?”沈嘉明问。

“酒吧里一个人。”

这回笑得更响了。沈嘉明一巴掌拍在桌上,转盘都跟着晃,说小叔,酒吧里那人还说啥了?是不是还说明年美国要倒闭?

沈遇也跟着笑了笑,低头吃菜。

林婉把筷子搁回筷架上,摆正了。

沈启山一直没出声。等桌上笑完了,他放下汤匙,朝沈国栋那边偏了偏头。

沈国栋站起来,端着杯子,先说了几句祝寿的话,然后说今天本来不该谈生意,不过一家人难得聚这么齐,有件事正好跟大家通个气。

新区那块地,十一月拍。B-07地块,二百一十亩,挨着规划里的地铁站。这两年江州的地价一年涨三成,这块地要是拿下来,沈氏的地产就能上一个台阶。集团打算单独成立一家置业公司来做,钱的事他谈得差不多了,银行出一部分,再找几个朋友借一部分。

“置业公司要有个法人。”沈国栋说,“我想来想去,让小遇来挂这个名。”

桌上一下子没人吭声了。刘姨端着一盘清蒸鲈鱼站在厨房门口,不知道该不该往里走。

“小遇二十二了,”沈国栋接着说,“一天到晚在外头晃,也不是个事。挂个名,跟着项目跑一跑,学点东西。具体的事情有葛长青他们管,用不着他操心。”

桌子底下,林婉的手伸过来,抓住了沈遇的袖口。

沈启山看着小儿子:“你怎么说?”

上辈子,在这张桌上,他说的是:“法人是干嘛的?”满桌的人又笑了一回。大哥耐着性子给他讲了半天,他听得稀里糊涂,最后说,行吧,能配辆车就行。

这辈子,他把筷子放下了。

“好啊。”

停了停,又说:“能配辆车吗?”

满桌的人笑成一片。沈嘉明笑得最响,一口汤差点呛进气管里。沈国栋也笑,说配,你想要什么车,让公司给你配。

沈启山没笑。他看了小儿子好一阵,嗯了一声,说那就这么定了。

袖口上那只手松开了。

散席已经九点多。沈遇开车送他妈回去。林婉不住老宅,住在城西的一个小区,这是她当年嫁进门的时候自己提的条件,二十多年没变过。

车过了江。收音机里是交通台,在报哪座桥上两辆车追尾。林婉把两只耳环摘下来,握在手心里,脸朝着窗外。

“你知道法人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

“你不知道。”林婉说,“出了事,头一个找的就是法人。你大哥让你挂这个名,不是叫你去学东西的。”

“我知道。”

她转过来看他。路灯一盏一盏从车窗外头过去,她脸上亮一下,暗一下。

“你今天怎么了?”

“没怎么。”

“你没喝酒。吃饭的时候也没摆弄手机。”她说,“你大哥讲话,你一直在听。”

沈遇没接这个话。车开进小区,他把车停在她那栋楼底下,没熄火。

“妈,你手里那些股票,十月中旬以前,全卖了。”

林婉笑了一下:“酒吧里那个人说的?”

“我说的。”

她不笑了。她拿着包,手搭在车门把手上,过了一阵才说:“你先回去睡觉。”

她下了车,走出去两步,又回过头来。沈遇坐在车里,冲她摆了摆手。

二 六千点

林婉是一九九六年开的户。

那年沈遇十一岁,上小学五年级。沈启山给了她一百万,说你也该有点自己的事干。她拿着那张存折,在证券营业部门口站了二十分钟才进去,填开户单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一笔,涂掉,重写。

后来十一年,她在大户室里一坐就是一天。大户室在二楼,八张桌子,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墙上挂一块大屏,红红绿绿的数字从九点半跳到三点。楼下是散户大厅,几百个人仰着脖子看屏,有退休的老头拎着保温杯和铝饭盒来,中午就着行情吃饭。

同屋的几个太太,都是生意人家里的。钱太太,孙太太,还有做五金的老郑他妹妹。头两年她们不怎么搭理林婉,背后的话林婉也听到过几句。后来发现她看盘看得准,九七年那一回、零一年那一回,她都是提前跑出来的,这才慢慢叫她一声“小林”。

她记账用一个蓝皮的硬面本子,钢笔写,一笔一笔,什么时候买的,多少钱进,多少钱出,手续费几块几毛。这是当年在银行柜台上落下的毛病,账不过两遍手,晚上睡不踏实。

一百万,十一年,变成了五百多万。今年行情疯,账上的数字过了八百万。

本子扉页上写的是她自己的名字。沈启山一回也没翻过。

八月那顿生日饭以后,沈遇像是换了一个人。

三个礼拜,他一趟酒吧都没去。那台宝马每天晚上十点以前就停回了地库——这是物业的小王跟她说的,小王还以为车坏了,问她要不要帮着叫个修车的。他上她这儿来吃了四回晚饭,每回都夹着一沓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翻,翻完了叠整齐,码在茶几一角。

他问她纺织厂去年出口了多少,美国客户占几成;问葛长青在集团干了几年,跟他大哥是什么交情。这些事,以前在饭桌上提一句,他就端着碗去看电视了。

林婉一样一样答了。答完,她什么也没问。

她给他盛饭,看他吃。他吃饭也变了,以前挑挑拣拣,现在一碗饭扒得干干净净,最后连汤都喝了。

她想,等他自己开口。

九月第二个礼拜,他又提了一回卖股票的事。

“你说个理由。”林婉说,“别跟我讲酒吧。”

沈遇想了一会儿,开始数。数得不太利索,说两句停一下。

“今年加息……加了好几回了吧。”

“四回。”林婉说。

“准备金率也一直在调。钱在收。”

“这个我晓得。”

“五月底那回印花税,一下子提了三倍,当天跌成那样,结果没过多久又涨回去了。”他说,“说明场子里的钱,都是不怕死的。”

林婉没吭声。

“还有,八月份法国有家银行,把几个跟美国房贷沾边的基金冻了,不让赎。美国那边……那个窟窿还没露底呢。”他停了停,“好几个大蓝筹排着队要回A股,几千亿的盘子,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市场里抽。”

“市盈率呢?”

“六十多倍。”

这些林婉都知道。报纸上天天登,营业部里也有人讲,讲完了照样往里买。她不知道的是,这些话会从沈遇嘴里出来。他连“市盈率”三个字都念得挺顺。

“你从哪儿学的?”

“看报纸。”

他坐在她家沙发上,穿一件灰T恤,头发剪短了,以前染的那点栗色剪没了,露出底下黑的。说话的时候他不看她,盯着茶几上那沓报纸,像在背书。

“就算你讲得都对,”林婉说,“你怎么晓得是十月?”

“我不知道是哪一天。”沈遇说,“就是快了。”

“那这笔钱,你要了干什么?”

他没马上回答。电视开着,在放天气预报,说下礼拜有台风过来。

“现在不用。”他说,“明年秋天,可能要用。”

“那是明年的事。”林婉站起来收碗,“明年再说。”

九月二十五号,林婉卖了一半。

那天指数在五千四五百点上下晃。她坐在大户室里一笔一笔挂单,挂一笔,在本子上记一笔,一个上午没挪窝。孙太太端着茶杯凑过来,看了半天她的屏幕,问:“小林,你这是干嘛?”

“落袋为安。”

“现在落什么袋呀。”孙太太说,“十一以后肯定还有一波,大家都等着上六千呢。”

钱太太在另一张桌子后面笑出了声:“我听国栋他老婆讲了,你家小少爷在酒吧里听人说,十月份见顶。小林,你不会当真了吧?”

屋里几个人都笑。

林婉也笑了笑,低头接着挂单。挂到第七笔,价格打错了一位,她撤了单,重新填。

十一长假一过,大盘接着往上蹿。十月九号五千七,十一号五千九,十五号那天收盘站上了六千。营业部楼下的大厅里挤得转不开身,有人在门口放鞭炮,放了一半被保安拦了,满地红纸屑。

钱太太那天穿了一身新衣服来,枣红色的,说六千点了,要穿得喜庆点。

剩下那一半,林婉一直没动。每天看着账上的数字往上跳,跳一下,她就在心里算一下。算来算去,要是九月份那一半没卖,这会儿能多出六十多万。

六十多万。她当年在柜台上干两年,挣的钱加起来不够这个数的零头。

那天晚上她给沈遇打电话,说股票还在涨。

“嗯。”

“你还是讲要卖?”

“妈,”沈遇说,“你自己拿主意。”

她拿着电话等,那边没再说话,只听得见他那头电视的声音。她以为他会劝,会急,会再搬一堆道理出来。他什么都没说。

“那你早点睡。”她说。

十月十六号上午,一开盘又往上冲。十点多钟,大屏上跳到六千一百多点,屋里有人鼓掌。老郑他妹妹说,照这个速度,年底八千。

林婉把剩下的股票全挂了卖单。

孙太太在边上看着,这回什么也没问,摇摇头,回自己桌上去了。

下午三点收盘,林婉的账户里一只股票都没有了,现金八百二十六万。她在本子上写下这个数,写完又对了一遍。

从营业部出来,她在门口台阶上站了一会儿。马路对面一家银行的电子屏上滚着红字:热烈庆祝沪指突破6000点。旁边房产中介的玻璃上贴满了房源,单价一张比一张高。

那天盘中摸到的六千一百二十四点,后来很多年都没人再见过。

十七号开始跌。

先是一天跌几十点,都说是正常回调。到十月底破了五千五,营业部里还有人在补仓,说这是上车的机会。

十一月五号,中石油回A股,开盘四十八块多。钱太太和孙太太头天晚上就通了电话,商量好开盘就进,说这是亚洲最赚钱的公司,闭着眼睛拿十年。

中石油上市那天,几乎就是它的最高点。

到十一月底,指数掉到了五千以下,中石油跌到三十几块。大户室里说话的声音小了,有两张桌子空了好几天。钱太太还是天天来,那身枣红色的衣服隔三岔五还穿,坐在电脑前头不大说话,中饭也不大吃。

有一天收盘以后,人走得差不多了,保洁阿姨在拖地。钱太太走到林婉桌子边上,站着,手里转着一个打火机。

“小林,”她压低了声音,“你家小遇,最近还讲什么了没有?”

林婉正在收拾东西。她把本子放进包里,拉上拉链。

“他说他不懂股票。”

三 法人

十一月八号,新区B-07地块在市国土局的拍卖大厅开拍。

大厅的空调开的是冷风,不知道谁调的,坐了半个钟头脚就凉了。

起拍价两亿八。来举牌的五家:三家外地开发商,一家本地国企,还有沈氏。沈国栋坐第二排,手里是十七号牌。沈遇坐最后一排靠门,旁边是葛长青。

葛长青四十八,集团财务总监,跟着沈国栋干了十五年。人瘦,金丝眼镜,公文包里永远揣着一个卡西欧计算器。开会的时候别人报一个数,他就按一下,按完也不吭声。

价格一路往上走。三亿五,国企退了。四个亿,又退了两家外地的。剩下一家深圳来的,跟沈国栋一手一手地加,一手五百万。拍卖师是个中年女人,嗓子有点哑,每喊一个数都要先清一下嗓子。

四亿五的时候,深圳那家的代表起身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坐下,又举了一回。

沈国栋没犹豫,牌子举起来:四亿六。

拍卖师喊了三遍,落锤。前排有人鼓掌,几个扛摄像机的往前挤。沈国栋站起来,跟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握手,脸上笑得很平静。

葛长青在计算器上按了一串数,瞧了瞧,收回包里。

“楼面价多少?”沈遇问。

葛长青转过头来,像是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四千出头。”

“那要卖多少才不亏?”

葛长青笑了一下,没答。他拍拍沈遇的膝盖,说小遇,这些你不用操心。

第二天,《江州日报》头版是沈国栋举牌的照片,标题:《4.6亿!本土民企沈氏摘得新区“地王”》。

沈嘉明拿手机把报纸拍了,传到QQ空间,配了三个字:老爸牛。底下二十多条留言,一水儿的“牛”。

沈氏置业(江州)有限公司是十一月中旬注册下来的。

注册之前,葛长青来找沈遇要身份证。

“工商那边要原件,银行开户也要原件。”葛长青说,“办完就还你,最多两个礼拜。”

沈遇把身份证捏在手里,翻过来又翻过去。照片上那个栗色头发的小子,还是一脸不耐烦。

上辈子也是这么一天,他问都没问就给了。那张身份证后来在葛长青那儿放了半个多月,他一回也没想起来要。

身份证自己签不了字。要防的,是签字。

他递了过去:“十一月二十八号以前还我。”

葛长青乐了,说你还记日子。沈遇说你给我写张收条。葛长青看了他两秒,从桌上撕了张便签,写了一行“今收到沈遇身份证原件一张”,签上名,日期写的是十一月十二号。

沈遇把便签对折一下,夹进了钱包。

十一月二十号,签约。

集团十二楼的小会议室,长桌上码着一摞文件,有半尺来高。公司章程,股东决定,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银行的开发贷,一亿五,拿那块地押着;还有十三份民间借款合同,十三个出借人,加起来一亿一千万,月息两分,借期一年。

葛长青一份一份推到沈遇面前,手指头点着签字的地方:“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沈遇没动笔。他把第一份翻开,从第一页往后看。

“小遇,”葛长青等了五分钟,“这都是标准文本,律师看过的。”

“嗯。我看看。”

他看得很慢。一份借款合同十二页,他看了快十分钟,有一处还拿笔在边上划了道杠。葛长青坐在旁边,隔一会儿看一次表,后来干脆掏出计算器,一下一下按着玩,按得嗒嗒响。

公司的文件,沈遇都签了。法人是他,公司借的钱公司还,这个他认。

翻到最底下,是一张单独的《个人连带责任保证书》。保证人那一栏空着,后面已经打好了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这个我不签。”

葛长青按计算器的手停了。

“我妈说了,”沈遇说,“担保的东西不能签,签了要坐牢的。”

葛长青看着他,像是在掂量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这是走个程序。出借人那边要的,大家都签,没人当回事。”

“没人当回事,那就更不用签了。”

葛长青站起来,捏着手机出去了。

沈遇也站起来,说去趟厕所。他的包搁在椅子上,拉链开着一半。

厕所在走廊那头。他洗了手,又洗了一遍,对着镜子里那张二十二岁的脸,在心里数数。数到四百,出来,正好碰见沈国栋从电梯里出来,往会议室走。

“大哥。”

“小遇。”沈国栋拍拍他的肩膀,“听说你不肯签?”

“我妈不让。”

沈国栋笑出了声,摇摇头,跟他一道进了会议室。

后面的事很快。沈国栋拿起那份保证书扫了两眼,说算了,小遇胆子小,随他去吧。出借人那边,集团出一份担保,他以集团总经理的身份签字,盖集团的章。葛长青说这样也行,就是还得再跑一趟出借人那边解释。沈国栋说那你去跑。

签完字,沈国栋走之前回过头来:“晚上黄四海做东,请几个出借人吃饭,你也去,认认人。别喝多。”

“我不喝。”

饭在江州大酒店,三楼牡丹厅,一张大圆桌坐了十六个人。

十三个出借人,开厂的,做外贸的,包工程的,还有两个开典当行的。这几年江州的民间借贷很常见,有钱的把钱借给更缺钱的,月息一分五到三分不等,谁都觉得自己赚了。

主位上坐的是黄四海。

黄四海五十五,剃个光头,一件旧夹克,脚上一双黑布鞋。他在江州开了三家典当行,这回一个人借出去四千万,十三个人里最多。他不喝酒,面前一杯白开水,谁来敬,他就端起水杯碰一下,碰完抿一小口。

桌上的烟是软中华,酒是五粮液,服务员一圈一圈地倒。沈国栋那天兴致很高,一个一个地敬。沈遇跟在后头,手里也端着一杯白开水。

敬到黄四海那儿,黄四海瞥了瞥他的杯子:“沈公子今天不喝?”

“我妈管得严。”

一桌人都笑了。黄四海也笑,笑完了说:“你妈管得对。”

他拉了把椅子让沈遇坐,扯了几句闲话。说他跟沈老爷子八十年代就认得,那时候老爷子厂子刚起步,缺钱,找他借过五十万,提前三个月就还上了。

“那年头,借钱提前还的,我就见过他一个。”黄四海说,“这回借钱给你们,我看的是老爷子的面子。不是你大哥的,更不是你的。”

“黄老板,钱是借给置业公司的。”沈遇说,“合同上,法人是我。”

黄四海这回看他看得久了点。

“那你说说,”他说,“这钱什么时候能还?”

“合同上写的是一年。”

“我问的不是合同。”

沈遇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放下。旁边一桌有人在划拳,嗓门很大。

“明年秋天以后,您要是想把钱收回来,先来找我。”

黄四海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哈哈笑了两声,拍拍沈遇的胳膊,说沈公子会开玩笑,转头跟别人碰杯去了。

那天沈遇回到家,已经十一点多了。

他从包里摸出一支录音笔。银色的,爱国者,上个礼拜在电脑城花三百八买的。卖笔的小伙子给他演示了半天,说这个能录三十几个钟头,开会用正好。

他戴上耳机往回倒,倒到下午三点二十几分。

先是一阵沙沙的响动,是他起身离开会议室。然后是开门,葛长青打完电话回来,嘀咕了一句什么。过了几分钟,又开门,脚步声,是沈国栋。

“他不签?”沈国栋的声音。

“说他妈不让。”葛长青说,“这个担保要是没有,出借人那边……”

“算了。”沈国栋说,“集团出就集团出。他当着这个法人就行,名字在那儿,就够了。”

“那要是以后……”

“以后出了事,有人顶。”沈国栋说,“你跟他较这个劲干什么。”

然后是走廊里的说话声,门开了,是他自己的声音:“大哥。”

沈遇把耳机摘下来,在床边坐了一阵。

然后他把录音笔接到电脑上,文件拷了两份,一份存电脑,一份存进一个U盘,文件名改成:20071120。U盘他塞进一只旧球鞋的鞋尖里,鞋盒放回了衣柜顶上。

十一月二十八号下午,葛长青让人把身份证送了回来,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沈遇拿出来看了看,正面,反面,没什么不对,放回了钱包。

那张收条,他没还。

四 雪

二〇〇八年一月下旬,江南下了一场几十年没见过的雪。

二十号前后开始下,头两天没人当回事,小孩在小区里堆雪人,电视台还拍了几条瑞雪兆丰年。到了二十五号,江州通宁波的高速封了,火车站广场上坐满了回不去家的人,打着伞,伞面上积着雪。电视里天天在播京珠高速上堵了几十公里的车,司机在驾驶室里拿酒精炉煮方便面。

二十五号上午,纺织厂厂长老蔡往集团打电话,说有一批发美国的货,四个货柜,二十八号之前必须到宁波港,现在车出不去。

沈国栋在电话里说,想办法,绕路,加钱,多少钱都行。

老蔡说,沈总,绕哪条路都封着,不是钱的事。

沈遇是从葛长青嘴里听到这件事的。那天葛长青叫他去十二楼签几张置业公司的付款单,签完了随口提了一句。

他开车往城北工业园去。平时四十分钟的路,开了两个半钟头。宝马是后驱,在一个坡上打了两回滑,第二回车屁股甩出去半米,差点蹭上护栏。他把车扔在半路一个加油站边上,下来走了三公里。

纺织厂大门口,几个工人在扫雪,扫出一条道,回头一看又盖上了。

老蔡五十六,八三年进的厂,那时候厂里还只有十二台织布机。他看见沈遇,头一个念头是集团派人送什么文件来了。

“小沈总?”老蔡说,“你怎么来了?”

厂里的人都这么叫他。小沈总,三个字,客气是客气,听着也不怎么当回事。

“来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哟。”老蔡搓着手,手背上全是冻疮,“货出不去,厂里三百多号人,一大半是外地的,火车停了,回不去家,都在宿舍里窝着呢。”

沈遇在厂里转了一下午。去仓库看了那四个货柜;去宿舍看了窝在床上的工人,有人裹着被子打牌,有人拿手机给家里打电话,一遍一遍地说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又去食堂看了米和菜。食堂的大师傅说,米还够吃一个礼拜,菜就三天,送菜的车进不来。

傍晚雪下得更大了。路彻底断了,他走不了。

那天晚上,他跟老蔡在厂长办公室里坐着,脚底下一个电暖器,吃食堂打来的白菜炖粉条。电时有时无,灯闪了两回。

老蔡话本来就多,喝了两口自己泡的药酒,话更多。酒是枸杞泡的,还有几片黄芪,装在一个装过雪碧的大塑料瓶里。他说这厂子是老爷子一手弄起来的,八几年最难的时候,老爷子跟工人一道睡车间,一个冬天没回过家。又说现在不行了,美国的单子一年比一年少,价钱一年比一年压得低,去年的老客户,今年开年到现在下单的少了三成。

“还有个事。”老蔡把声音压下来,往门口瞭了瞭,“去年年底,葛总来过一趟,把前年新进的那批喷气织机全拍了照,一台一台登了记,说是集团要拿去做抵押。”

“抵押给谁?”

“说是银行。给新区那块地贷款用的。”老蔡说,“我多问了一句,葛总说,老蔡,你管好你的厂就行。”

沈遇放下了筷子。

上辈子他没来过这个厂,不知道葛长青连厂里的设备也押出去了。厂子后来的事,他是出狱以后在一个公交站台上听人说的:停产,三百多个工人领了两个月遣散费,老蔡去了一个温州老板的鞋厂看大门。说这话的是个等车的老头,跟旁边的人闲聊,聊完车来了,人就上车走了。

第二天早上,雪停了一阵。工人们拿着铁锹出来铲雪,从宿舍铲到食堂,从食堂铲到大门口。沈遇也拿了一把,跟着铲。

他干活不行,铲了半个钟头手心就磨红了。一个四川来的小伙子笑他,说小沈总,你这个铲法,雪都要笑你。他也笑。小伙子过来教他,说腰要往下沉,别光使胳膊。

中午他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二十几个人站在铲出来的路上,后头是白茫茫一片厂房,前排的人举着铁锹。照片右下角显示着日期:2008-01-26。

那天下午,一辆军绿色的卡车开进了工业园,是区里组织的,给困在厂里的工人送米送菜。路通了一半,大车还是出不去。

那四个货柜,最后没赶上二十八号的船。美国客户取消了一半订单,另一半推到三月。

二十七号下午,沈遇才回城。

宝马还在加油站边上,车顶上的雪有一尺厚,他拿手扒了半天。

他没回自己家,先去了趟老宅。父亲七十五了,下这么大的雪,他想去看一眼。

沈启山在书房里写字,听见他来了,没出来。刘姨在厨房给他热了碗汤,说老爷子这几天都没下楼,腿疼,膏药贴了好几张。

“对了,小遇,”刘姨一边擦灶台一边说,“上个月有封你的信,寄到老宅来了,银行寄的。我放你原来那屋的抽屉里了,你走的时候记得拿啊。”

“什么银行?”

“我哪看了。”刘姨说,“就那种对账单,薄薄一张。哎,汤趁热喝。”

沈遇说好,回头拿。

他喝完汤,上楼,在书房门口站了站,敲门。里面说进来。

沈启山在写春联。红纸铺了一桌子,地上还摊着几张正在晾墨的,写的都是厂里用的,生意兴隆、出入平安之类。每年都是他写,写好了让司机送到厂里去贴。

沈遇跟他说了说厂里的事。货柜,工人,食堂的米。

沈启山听着,手里的笔一直没停。写完一个“安”字,他才抬眼看了儿子一下。

“你去厂里干什么?”

“看看。”

沈启山没再问,换了张红纸,接着写。沈遇在边上站了一会儿,出来了。

下楼的时候手机响了,是林婉,问他人在哪儿,路上冻不冻,晚上要不要过来吃饭。他一边接电话一边出了门,开车走了。

那个抽屉,他一直没去开。

二月六号,除夕。

年夜饭照旧在老宅吃。雪化了大半,院子里还堆着几个脏兮兮的雪堆,门上贴着老爷子写的对联。

沈嘉明是打车来的。

那台白色卡宴再没露过面。饭桌上没人提股票。大盘一月份从五千多一路掉到四千出头,过年前也没缓过来。大嫂说她打牌的那几个太太,今年过年都不大出门了,有一个连年夜饭都没心思做,是叫饭店送上门的。

电视里在放春晚,赵本山的小品还没上。

沈嘉明喝了不少。吃到一半,他端着杯子晃到沈遇边上,一屁股坐下。

“小叔,”他舌头有点大,“你那个……酒吧里那个朋友,后来还说啥了?”

桌上有几个人看过来。

沈遇给他倒了杯茶,推过去:“他说他不炒股了。”

沈嘉明盯着那杯茶看了半天,笑了一声,端起来一口闷了,烫得直吸气。

五 三百万

六月中旬,大盘跌破了三千点。

半年,从六千一掉了一半还多。营业部大户室空了四张桌子,钱太太那身枣红色的衣服收进了柜子。沈嘉明的配资账户去年年底就爆了仓,他自己往里填了两百多万,填不动了,卡宴卖了,现在开一台二手帕萨特,空调不大灵。

五月份四川地震以后,电视里有一阵子什么都不放,全是救灾。沈氏给灾区捐了一百万,《江州日报》登了,照片上是沈国栋举着一块大支票。

新区那块地还是一片荒草,围挡上刷着“沈氏置业”四个大字,被雨水冲得掉了色。

置业公司原计划三月开工,图纸报了两轮,一直批不下来。规划局说新区的地铁线要调整,周边路网得重新论证。地搁在那儿一天不动,利息一天不停:民间借款一亿一千万,月息两分,一个月二百二十万;银行那一亿五,每个季度还要付一回息。

六月二十一号,礼拜六,沈国栋在老宅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

来的人不多。沈启山,沈国栋,葛长青,沈国梁从省城赶回来,林婉也来了。会开在一楼小客厅,空调开着,窗玻璃外头结了一层水汽。刘姨泡了一壶龙井就退出去了,把门带上。

葛长青先讲置业公司的账。资金缺口,下半年续贷,出借人那边已经有人在问能不能提前收回。他一边讲一边按计算器,每报一个数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报得很慢。

讲完了,他停了停,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文件夹。

“还有一个情况,”他说,“年中对账的时候发现的。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还是应该跟老爷子汇报一下。”

文件夹里是几张复印件。

一张银行转账凭证: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沈氏置业对公账户转出三百万元,收款人沈遇,江州商业银行城东支行,用途一栏写着“预付款”。

三张取款凭条:十二月二十日,一百万;一月十日,一百万;一月二十六日,一百万。都是柜台现金支取,取款人签名一栏,“沈遇”两个字。

还有一张开户申请书的复印件,开户日期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后面附着沈遇的身份证复印件。

小客厅里只剩下空调的声音。

沈遇把那几张纸拿过来,一张一张看。签名写得很像,连他写“遇”字最后那一笔往上挑的毛病都学去了。

“我没有这个账户。”

“开户资料在这儿。”葛长青说。

“我没开过。”

“小遇,”沈国栋开口了,声音不高,“钱的事好说。三百万,你拿去干什么了,说清楚,补回来就行。家里不会让你出事的。”

沈遇抬眼看了看他。

上辈子,这句话他也听过一回。不在这间屋里,在置业公司的走廊上,债主已经把会议室坐满了,大哥把他拉到消防通道门口,说的也是这句:说清楚,补回来,家里不会让你出事。

他那时候信了。他以为那三百万真是自己哪天喝多了签字取走的,以为大哥是在保他。

“我没拿。”沈遇说。

“那这个签名是谁签的?”

沈遇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站起来往楼梯走。林婉叫了他一声,他没回头。上到三楼,推开他原来那间屋子,拉开书桌最上面那个抽屉。

抽屉里有几支写不出水的笔,一个旧MP3,一沓高中时候的卷子,最上面那张数学考了四十一分。

没有信。

他把抽屉整个抽出来,倒扣在桌上,又把底下两个也拉开翻了一遍。床头柜,书架,连床底下都看了。什么都没有。

他下楼的时候,沈启山已经站起来了。

“你上去干什么?”

“找一封信。”沈遇说,“一月份刘姨说,有封银行寄给我的信,放我屋里抽屉里了。我没看。现在没了。”

“什么信?”

“可能……就是这个账户的对账单。”

沈启山看着他。看的时间很长,长到沈国梁咳嗽了一声。

“三百万。”老爷子说。声音不大,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你拿了,就说拿了。我沈启山的儿子,拿了家里的钱,我认。你拿了还不认,还要编出一封信来——”

他拿起手边的茶杯,砸在了地上。

景德镇的老瓷,碎成好几瓣,茶水溅了沈遇一裤脚,茶叶粘在他鞋面上。

“滚出去。”

林婉站起来,叫了一声老沈。沈国梁也站起来,说爸,你先坐下,事情还没弄清楚。

“弄清楚?”沈启山说,“凭条上是他的名字,账户是他的身份证开的,钱是他取的。还有什么不清楚?”

林婉转过来看沈遇。

“小遇,”她说,“你签了没有?”

“没有。”

林婉对沈启山说:“他说没有。”

“他说的话,”沈启山说,“你信?”

林婉没答。她弯下腰,把地上最大的那块碎瓷捡起来,放在了茶几上。

那天会的结果是:沈遇的车收回,每个月的生活费停了,置业公司的事他不许再过问。三百万的事,葛长青接着查,查清楚再说。

“法人先不换。”沈国栋最后说,“银行下个月审续贷,这时候换法人,人家要重新做尽调,出借人那边也要慌。过了这阵子再说。”

沈启山没吭声,算是同意了。

沈遇站在门口,听着大哥这句话。他忽然很想笑。

出了老宅,他没地方去。车钥匙已经交了,他在巷子口站了十来分钟才拦到一辆出租车,报了他妈家的地址。司机开着收音机,在播奥运火炬传递到了哪个城市。

林婉比他晚到一个钟头。她上楼的时候,沈遇坐在她家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捏着一瓶矿泉水,瓶子已经捏瘪了。

她开了门,让他进去,倒了杯茶,在他对面坐下。

“说吧。”她说,“从头说。”

沈遇说了。身份证,十一月十二号给的葛长青,二十八号才还回来,当时他还特意说了日子;开户是二十六号,那几天身份证根本不在他手上。最后那笔钱是一月二十六号取的,那天他困在纺织厂,跟三百多个工人一块儿铲雪,手机里有照片。

他把钱包里那张对折的便签拿出来,摊在茶几上。

林婉拿起来,翻到背面看了看,又翻回来。然后她起身去卧室,拿出一个旧电话本,翻了半天,翻到一个号码。

“吴淑芬。”她说,“我在商业银行的时候,跟她一个柜台。现在在城西支行当主管。”

林婉二十二岁进的江州商业银行,在柜台上干了两年,后来才去的沈氏。这段事,沈家的人从来不提,好像她进沈家门之前什么都不是。

她当着沈遇的面拨的电话。开头寒暄了几句,问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问吴淑芬她妈的腰,然后才说正事。

吴淑芬在电话里讲了很多。开户必须本人到场,带身份证原件,柜员要核对相貌。可柜员一天开几十个户,照片上十八岁染头发的小伙子,跟一个二十出头、长得差不多的人站在面前,看走眼不是没有的事。签名卡和取款凭条的原件银行都留着,要调,得公安来调。柜台监控一般存三个月,十二月、一月的录像,早就覆盖了。

“还有一样,”吴淑芬说,“一次取一百万现金,得提前一天打电话预约。预约电话,柜台要登记的。”

挂了电话,林婉看着沈遇。

“去报案。”

“报什么?”

“有人冒用你的身份证开户,冒签你的名字,从公司拿走三百万。”林婉说,“这是犯罪。你不报,就是你拿的。”

第二天一早,他们去了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接待的警察姓陆,四十来岁,眼袋很重,桌上一个大茶缸子,里头的茶垢有半指厚。他听完了,第一句话是:“这个……是你们家里的事吧?”

“是刑事案件。”林婉说。

陆警官抬头瞧了她一下,低头翻他们带来的材料:葛长青写的身份证收条;手机里那张铲雪的照片;纺织厂老蔡头天夜里写好、托人骑摩托车送过来的一份证明,按了红手印。

“先受理。”陆警官说,“查不查得下去,要看银行那边的东西。”

从公安局出来,太阳已经很毒了。林婉要去营业部,沈遇送她到公交站。

等车的时候,林婉说:“那封信,你一月份就知道了。”

“嗯。”

“一直没去拿。”

“忘了。”

林婉没再说什么。车来了,她上车,坐到靠窗的位子上,没往外看。

沈遇一个人往回走。走了很长一段路,太阳晒得后脖子发烫,他才把那个念头想完整。

上辈子,那三百万也不是他签的。

他在里面待了六年,一直以为是自己喝多了,糊里糊涂签了字,是他自己把自己害了。为这件事,他恨了自己很多年。

原来不是。

六 九月

九月十六号早上,沈遇在他妈家的沙发上醒过来。头天晚上在她这儿吃的饭,下雨,就没走。电视开了一夜,早间新闻在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了破产保护。

林婉站在电视机前面,手里端着一碗白粥,站着看完了这一条,才坐下来。

“你说的明年秋天,”她说,“就是这个?”

“差不多。”

她拿勺子搅了搅粥,没喝。电视里接着播三鹿奶粉的事,又查出来好几个牌子。

那个月,江州的报纸上开始登厂子关门的消息。先是几家做玩具、做鞋的小厂,后来是规模大一点的。到了十月中旬,东莞一家给美国大牌代工的玩具厂一夜之间关了门,几千个工人堵在厂门口讨工钱,这条新闻在江州的生意人里传了好几天,饭桌上都在说。

沈氏纺织的订单又少了三成。老蔡打电话给沈遇,说下个月怕是要放一半的人回家。

“这话我跟沈总也讲了,沈总说再看看。”老蔡说,“看什么呢,单子又不会自己长出来。”

置业公司那一亿一千万的民间借款,十一月二十号到期。

沈国栋开始一家一家找出借人谈展期。他开的条件是:利息从两分加到三分,期限再延一年,集团出担保。

谈了一圈,签字的只有三家。

剩下的人都在观望。观望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说法:置业公司那个法人沈遇,去年从公司账上拿走了三百万,被老爷子赶出了家门。

这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沈遇用不着猜。

九月底一天夜里,两个人在他住的小区楼下堵他。一个做五金的,借了三百万;一个包工程的,借了五百万。他们在楼下等到十一点,看见他回来,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

“沈公子,你拿三百万去潇洒,我们的钱呢?”

沈遇说钱是借给公司的,公司还在,到期了公司还。

包工程的那个一口痰吐在他脚边。“公司还?你大哥讲了,这事得找法人。”

做五金的拉了拉他,说算了算了,走吧。走出去几步,又回过头:“沈公子,我那三百万,是我女儿出国的钱。”

那天以后,沈遇搬到了他妈那儿住。

十月初,黄四海打电话叫他去一趟。

黄四海的第一家典当行开在老城东门,九十年代的门面,玻璃柜台里摆着金链子、手表、玉镯子,墙上挂着一块木牌:当期三个月,过期不赎,死当处理。柜台后头坐着个戴老花镜的女人在织毛衣,见他进来,抬下巴往里头指了指。

办公室在柜台后面,一张旧办公桌,一个保险柜,一个电热水壶,一罐茶叶。

“你大哥上礼拜来找过我。”黄四海给他倒了杯茶,茶叶梗子在杯子里竖着,“他要展期,三分息,拿纺织厂做抵押。”

“您答应了?”

“没有。”黄四海说,“纺织厂现在值几个钱?单子都没了,机器早押给银行了。拿一个空壳子来抵我四千万,当我是开善堂的?”

他喝了口茶,看着沈遇。

“去年那顿饭,你讲明年秋天以后,我要是想收钱,先来找你。现在是秋天了。我想听听,你要说什么。”

沈遇把杯子放下。

“别展期。”他说,“也别急着把债卖了。等到十一月中旬,再拿主意。”

“为什么是十一月中旬?”

“十一月上旬,国家会出一个大方案,救经济。”沈遇说,“几万亿的那种。修铁路,修公路,盖保障房,城里修地铁。新区那条地铁线,到时候会定下来。”

黄四海看了他半天,笑出了声。

“你是发改委的?”

“不是。”

“那你凭什么?”

“凭不了什么。”沈遇说,“您就当我瞎猜的。您不展期,也不卖,就等一个月,您什么都不亏。”

“我亏利息。”

“利息您现在也拿不到。”

黄四海没接这话。他站起来,打开保险柜,从里头拿出一沓合同,扔在桌上。是他那四千万的借款合同,还有集团出的那份担保。

“外面那十二个小的,”他说,“都在找人接盘,四折、三折都有人卖。你知道吧?”

“知道。”

“你想接?”

“我想接一部分。”

“拿什么接?”

“我妈的钱。”

黄四海又笑了,这回笑得比刚才短。

“你妈的钱也是钱。”他拿手指头敲着那沓合同,“行,我给你一个月。十一月十五号以前,我不展期,也不卖。你要说中了,我跟你干。你要说错了——”

他把那沓合同往沈遇面前推了推。

“你用三折收的那些债,我按两折从你手里收过来。”

沈遇坐着没动。外头柜台上有人在当一块手表,织毛衣的女人在跟人还价,一口一个“你这是水货”。

“好。”他说。

那天晚上,他把这些话原原本本跟林婉说了。

林婉坐在沙发上听完,问了三个问题。

头一个:要是国家不出这个方案呢?

沈遇说那就输了。黄四海按两折收走,她的钱要亏掉三成。

第二个:要是方案出了,新区的地铁没定呢?

沈遇说那也会好一点,但没那么好。

第三个问题,她去厨房倒了杯水回来,才问出口:“你凭什么知道?”

沈遇没马上答。

“我不能说。”他最后说,“但这件事我没骗你。去年让你卖股票,我也没骗你。”

林婉看着他,那杯水端在手里,一口没喝。

“八百二十六万,”她说,“我拿六百万出来。剩下两百多万是我自己的,我不动。”

“好。”

“还有。”林婉说,“债记在我名下,不记你名下。你现在背着三百万的名声,你出面去收,人家不会卖给你。”

沈遇说好。

“谈价钱,我去。”

“妈——”

“我在柜台上点了两年钞票。”林婉说,“跟人谈钱,我比你会。”

那十二个小出借人里,有一个是钱太太的丈夫,做服装外贸的钱老板,借出去八百万。

钱老板今年一年,股票亏了三百多万,外贸单子掉了一大半,工人工资压了两个月,厂门口天天有人蹲着。他找过好几个人接他手里的债,出价最高的给到三折五,还要分三个月付。

林婉约钱太太在营业部楼下的茶馆见面,靠窗的卡座。她开的价是三折,一次付清。

钱太太半天没说话,把茶杯里的菊花一朵一朵捞出来,摆在碟子里。

“小林,”她最后说,“你家小遇……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他说他不懂股票。”林婉说,“也不懂债。”

钱太太回去跟她丈夫商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签了。

整个十月,林婉跑了七家。有的三折,有的两折八,有一家咬死了三折五不松口,她也收了。到十月底,她手里的债权面值加起来两千二百万,花了六百一十万。每一笔转让都去做了公证,按法律规定给置业公司寄了通知,挂号信,回执她一张一张夹在那个蓝皮本子里。

葛长青收到第一份通知,拿去给沈国栋看。

沈国栋扫了一眼,笑了。

“让她收。”他说,“那个女人,拿钱往水里扔,我们还拦着?”

那个月,沈国栋还办了另一件事。

他说服老爷子,把纺织厂挂出去卖。厂子一年亏的比赚的多,卖掉能回笼一笔钱,先把集团给置业公司做的担保填上。买家他已经找好了,上海一家投资公司,出价八千万。

老蔡打电话给沈遇,说今天来了一帮人,在厂里量地,拍照,量完厂房量宿舍,还去看了锅炉房。

“小沈总,”老蔡说,“厂子是不是要卖了?”

“还没定。”

“那就是要卖了。”老蔡说。电话那头他点了根烟,打火机打了三下才着,“我晓得了。”

沈遇挂了电话,上网查那家上海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一百万,成立时间是二〇〇八年九月。

十月二十八号,大盘跌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四点。营业部的大户室,那天只来了林婉一个人。

那天下午,经侦支队的陆警官给沈遇打来电话。

银行的东西调出来了。签名卡和三张取款凭条的原件,已经送去做笔迹鉴定。一月二十六号那笔一百万,是头一天下午打电话预约的,柜台登了预约人的手机号。号码登记在一个叫葛小东的人名下,二十四岁,葛长青的侄子。

“人呢?”沈遇问。

“在深圳,”陆警官说,“我们在找。”

七 四万亿

十一月九号,礼拜天。

晚上林婉炖了一锅腌笃鲜。春笋还没上市,用的是冬笋,咸肉是她自己腌的,在阳台上挂了半个月。两个人端着碗坐在电视机前面吃。

电视里播了一条新华社的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到二〇一〇年底约需投资四万亿元。

后面是一长串: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机场,城市电网,灾后重建……

林婉把筷子放下了。

沈遇接着吃他的笋。

这条新闻播完,下一条也快播完了,林婉还那么坐着。过了一阵,她起身进厨房,把那锅汤端回去又热了一遍,端出来,给他盛了满满一碗,咸肉都捞到了他碗里。

“多喝点。”她说。

她自己那碗没动,搁在一边凉了。

夜里十一点多,沈遇的手机响了。黄四海。

电话那头先是没声音,只听得见喘气,像是刚爬了楼。然后黄四海说:“我刚才在网上把新闻找出来,又看了三遍。”

“嗯。”

“你小子……”黄四海说了半句,自己先笑起来,笑得咳嗽,“明天上午九点,东门,你跟你妈一块儿来。”

第二天上午,典当行的办公室里多摆了一把椅子,桌上还多了一盘橘子。

黄四海今天穿了件新夹克,脚上还是那双布鞋。他没绕弯子,一坐下就谈条件。

十二个小出借人手里的债,林婉收了七家,两千二百万。剩下的,三家已经跟沈国栋签了展期,还有两家,加起来一千万,还没卖。黄四海说那两家他来收。昨天晚上新闻一出来,那两家今天一早就涨了价,五折都未必肯,他认了。

这么算下来,黄四海手里五千万,林婉手里两千二百万,加在一起七千二百万。置业公司一亿一千万的民间借款,他们占了快三分之二。

“开债主会,我们说了算。”黄四海说,“集团那份担保,我们想追就追,不想追就不追。你大哥要卖厂子还债,得先问问我们收不收这个钱。”

他剥了个橘子,掰一半递给林婉。林婉摆摆手,他就自己吃了。

然后他讲他要的东西。

“这块地,以后不管是卖还是自己开发,挣的钱按债权比例分。”黄四海说,“我七,你们三。”

“按出钱多少算,是七三。”沈遇说,“可您是十一月九号以后才进来的。我妈是十月份进的,那时候没人敢进。”

“那时候是你妈胆子大。”黄四海说,“现在是我钱多。”

“新区的地铁,下个月会定。地铁一定,省里会有国企来江州找地。”沈遇说,“这些您自己去打听,也打听得到,就是慢一点。”

黄四海盯着他,嘴里还嚼着橘子。

“六四。”沈遇说。

“六五三五。”黄四海把橘子皮扔进纸篓,“再多一分,你们找别人去。”

林婉一直没开口,这时候说话了:“六五三五,写进协议里。另外,以后跟买家谈,我要在场。”

黄四海转过脸来看她,像是到这会儿才认真看了她一回。

“林女士,”他说,“你在银行干过吧?”

“柜台,两年。”

“难怪。”黄四海说,“行,写进去。”

十一月十八号,葛小东在深圳落了网。

他二十四,在华强北一家手机卖场打工,卖山寨机。他跟沈遇差不多高,脸型也有点像。经侦的人把他带回江州,审了两天,他全说了。

去年十一月,他叔叔葛长青给了他一张身份证,让他去商业银行城东支行开个户,签名照着一张纸上的字,练了一个晚上。去银行之前,叔叔还带他去理了个发,染成栗色,跟身份证上那张照片一个样。后来又让他去取了三回钱,一回一百万,装在一个运动包里,交给叔叔。叔叔给了他五万块,叫他去深圳待着,别回来。

取钱的时候柜台要看身份证,原件那时候早就还回去了,他用的是叔叔找人做的一张假证,照片和号码跟原件一模一样。经侦的人在他深圳的出租屋里,从一个鞋盒子里把它翻了出来。

笔迹鉴定也出来了:签名卡和三张取款凭条上的签名,不是沈遇写的。

十一月二十五号,葛长青在集团的办公室里被经侦支队带走。走的时候,公文包里还揣着那个卡西欧计算器。

那天晚上,沈国栋在十二楼的办公室里坐到很晚。

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他面前摊着置业公司的账,一页一页往后翻,翻到一半停了,点了根烟。烟灰缸里已经有七八个烟头。

他五十一了。一九八三年他二十六,跟着父亲在租来的仓库里装织布机,冬天两只手全是冻疮,裂了口子,拿胶布缠着。一九八四年他妈走了。第二年开春,父亲娶了公司里一个二十五岁的秘书,只比他小三岁。那年冬天,那个秘书生了个儿子。

从那以后,父亲在他面前说过很多回,这个家以后是你的。父亲也说过很多回,小遇这孩子,随他去吧,不指望他。

两句他都信了。他拿二十年去证明前一句,从一个厂做到两个楼盘,做到新区的地王。

地王是他拍的。地要是出了事,父亲第一个要问的,是他。

所以法人得是别人。

门被推开的时候,他把烟掐了。

“爸,还没走?”

“马上。”

沈嘉明在门口站着,没进来,也没走。

“葛叔的事,”他说,“我今天听说了。”

“嗯。”

“那三百万……”沈嘉明停了一下,“是你让葛叔做的吗?”

沈国栋看着儿子。沈嘉明二十八了,比他当年跟着父亲装机器的时候还大两岁。股票亏了,卡宴卖了,这一年话少了很多,下巴上一圈青胡茬也不刮。

“你去睡觉。”沈国栋说。

沈嘉明又站了一会儿,把门带上,走了。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过去,又一盏一盏灭了。

第二天一早,沈国栋去了老宅。

他在书房里跟父亲谈了一个钟头。葛长青是背着他干的,他用人不察,他认;三百万他个人补上;置业公司的事不能再拖,地现在卖不出价,利息一个月两百多万,越拖窟窿越大。他的意思,让置业公司申请破产,集团的担保,用卖纺织厂的钱去跟债主谈,能谈到五折就算赢。

沈启山听完,问他:“林婉手里那些债,怎么办?”

“跟别人一样,五折。”沈国栋说,“她三折收的,到手还能赚一笔,她没什么好说的。”

沈启山没说话。窗外有人在扫落叶,竹扫帚刷刷地响。过了好一阵,他说:“一月份,开个家庭会,把这件事定了。”

那天下午,刘姨坐公交车到了林婉家楼下,给沈遇送来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那台宝马的钥匙。

“老爷子让我送来的。”刘姨说,“别的他没说。”

沈遇把钥匙捏在手心里,站在楼道口没动。刘姨转身要走,他叫住她,问那封银行寄来的信,后来到底去哪儿了。

刘姨想了半天。

“过完年有一天,葛总来老宅给老爷子送文件,说你托他上楼帮你拿点东西。”她说,“我就让他上去了。我还给他倒了杯茶。”

十二月中旬,江州市政府公布了一批扩大内需的重点项目。地铁二号线二期工程排在第三条,终点站设在新区,站点离B-07地块的东北角不到四百米。

公布后的第三天,黄四海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自己是省里一家国有地产公司投资部的经理,问新区B-07那块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八 家宴

一月十七号,礼拜六,离过年还有九天。

那台宝马在林婉家楼下停了快两个月,电瓶亏了,拧了几回钥匙都没动静。下午叫了个修车的来搭电,搭了两回才着。修车的说你这电瓶该换了,沈遇说回头换。

林婉下楼的时候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用橡皮筋箍了两道。她穿了件黑大衣,头发没盘,在脑后随便扎了一下。

“都带了?”

“带了。”她把文件袋搁在腿上,“上海那份,我多复印了两份。”

十二月底,她跟黄四海的律师去了一趟上海,在工商局档案查询的窗口排了一上午的队,调出了那家投资公司的登记材料。回来的火车上,那几页纸她翻来覆去看了一路,快到江州的时候,问了沈遇一句:“你大嫂娘家,是不是有个弟弟叫周建平?”

沈遇说是,在上海做外贸,前几年来过老宅一回,喝多了,吐在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底下。

到老宅五点半,天已经黑透了。沈国梁比他们早到,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抽烟。他平时不抽。

“你让我打听的事,问清楚了。”沈国梁说,“老城南片改造,规划局十二月开了一次论证会,我在专家组里。纺织厂那一块,在红线里头。”

“什么时候能定?”

“快的话今年年底。”沈国梁把烟头在鞋底上碾灭了,捏在手里,没地方扔,“征求意见稿去年九月份就在几个局之间转了。有心的人,那时候就看得到。”

沈遇说谢谢二哥。

“谢什么。”沈国梁说,“八三年暑假,我在那个厂里扛过纱。”

饭桌还是那张圆桌。沈遇坐靠门的位子,挨着林婉。

这顿饭吃得很闷。大嫂说了几句年货的事,说今年黄鱼比去年贵了一倍,没人接话,她说了两句也就不说了。沈嘉明坐在他爸边上,低着头扒饭,一回也没往这边看。沈启山喝了半碗汤,筷子就搁下了。

刘姨把菜撤下去,端上来一壶茶,一盘炒年糕片。

沈国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材料,一人一份,林婉面前也放了一份。

他讲得很有条理,一听就是准备过的。现在这个市道,新区的地没人要,真拿去拍,流拍两回,打个七折,能卖一亿八就算好的。银行先拿走一亿五,剩下三千万,分给一亿一千万的民间借款,一成都不到。集团做了担保,债主迟早要找上门。与其等人家来告,不如主动谈:民间这一亿一千万,集团一次性按五折买回来,钱从卖纺织厂里出。买家是上海的一家投资公司,出价八千万,厂里的工人,人家答应接着用。

“置业公司申请破产,该清算清算。”沈国栋说,“厂子一年亏一千多万,卖了也就卖了。”

他看了沈遇一眼。

“小遇这一年受了不少委屈。公司破产以后,这个法人他也不用再挂了。过了年,我在集团给他安排个事情做。”

沈启山把材料翻到最后一页,问林婉:“你怎么看?”

桌上的人都转过来看她。沈家开家庭会,老爷子问她的意见,这是头一回。大嫂端茶杯的手停在了半空。

林婉没翻那份材料。她把牛皮纸袋上的橡皮筋褪下来,抽出几页复印件,放到桌子中间。

“国栋说的那家上海公司,叫禾田投资,去年九月注册的,注册资本一百万。”她说,“法定代表人叫周建平。”

大嫂的茶杯放下了,磕在杯托上,响了一声。

“建平是我让他接的。”沈国栋说。他接得很快,像是早就预备好了这一句,“厂子卖给外人,不如卖给自家人,以后工人有什么事,还好商量。这有什么问题?”

“老城南片要改造,”沈国梁说,“纺织厂在红线里。”

沈国栋转过去看着他弟弟。

“规划还没批,”他说,“八字没一撇的事。”

“征求意见稿是九月份出来的,”沈国梁说,“禾田也是九月份注册的。”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沈国梁推了推眼镜,“我就说两个日子。”

“国梁,你这话——”大嫂开了口,“建平那个公司是正经公司,人家在上海做了十几年——”

“大嫂,”沈遇说,“做了十几年的公司,去年九月才注册?”

大嫂没接上来。

沈遇又加了一句,声音不大:“大哥,你挺喜欢找人当法人的。”

沈国栋没理他,对着老爷子说:“厂子的事,可以再商量,价钱也可以再谈,换个买家都行。可置业那边,利息一个月两百多万,这是摆在这儿的。不卖厂,拿什么还?”

“不用还。”沈遇说。

沈国栋笑了一声:“不用还?你来还?”

刘姨从门厅过来,在围裙上擦着手,说老爷子,外面有个黄老板,说是来拜早年的。

沈启山看了沈遇一眼。

“我请的。”沈遇说。

黄四海拎着两盒宁波年糕进来,先给老爷子拜年。他管老爷子叫“沈老板”,是八十年代的叫法。他说八几年那五十万,沈老板提前三个月就还了,他到今天都记着。刘姨给他搬了把椅子,他坐下,拿起桌上那份材料翻了两页,又放下了。

“五折是吧。”他说,“国栋,我手里五千万,不卖。林女士手里两千二百万,也不卖。我们俩加起来七千二百万,占你那一亿一千万的三分之二。”

“黄老板,”沈国栋说,“现在这个行情,五折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你拖下去,什么都拿不到。”

“我拿得到。”黄四海说,“集团那份担保,是你签的字,盖的集团的章。我不要五折,我要全款,加利息。过了年你不给,我就上法院,集团名下能封的先封了,纺织厂头一个。”

“封了你也拿不到现钱。”

“我不要现钱。”

黄四海把手伸进夹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个信封,压得有点皱。他没递给沈国栋,推到了老爷子面前。

意向书只有两页,省建工地产的抬头,盖着红章。沈启山戴上老花镜,看得很慢,看一行,手指头在纸上挪一下。省建工按六个亿给B-07估价,出钱入股,占置业公司百分之五十一,负责开发。黄四海和林婉手里那七千二百万的债,不要现金,折成置业的股份。银行的贷款和剩下三家的借款,省建工的钱一进来,连本带息还清。集团的担保,一并解除。

“六个亿。”沈国梁凑过去看了一眼,“地铁定之前,这块地两个亿都没人要。”

“地铁定了。”沈遇说。

沈启山把老花镜摘下来:“集团在里头还剩多少?”

“三成多一点。”

“两个亿投进去,剩三成?”沈国栋的声音高了,“小遇,你知道两个亿是多少钱吗?”

“知道。”沈遇说,“按你的办法,剩零,还要搭进去一个厂。”

沈启山没再问。他把意向书折好,装回信封,对黄四海说:“四海,这件事我答应了。过了年,我叫律师去找你。”

黄四海站起来,说那就不打扰你们一家人了。走到门口,他回过头,冲林婉说了一句:“林女士,过完年见。”

门关上以后,桌上半天没人出声。盘子里的年糕片凉了,边上翘了起来。

沈启山先开的口:“国栋,葛长青的事,你再跟我说一遍。”

“他自己都认了。炒股亏了钱,拿去填窟窿。”沈国栋说,“是我用人不察。三百万,我已经补上了。”

“小遇,”沈启山说,“你呢?”

沈遇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支录音笔。银色的,爱国者,外壳边上磨掉了一块漆。

“前年十一月二十号,签字那天下午,十二楼小会议室。”他说,“我去了趟厕所,包搁在椅子上。”

他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笔的声音不大,可桌上太静了,每个字都听得清。先是葛长青打完电话回来,嘀咕了一句,然后是开门的声音,然后是沈国栋。

放到“以后出了事,有人顶”那一句,沈遇按了停。

大嫂站起来,去了厨房。沈嘉明一直看着他爸。

沈国栋把面前那几页材料理整齐,在桌上磕了两下,放下。

“这话是我说的。”

“你让他顶什么?”沈启山问。

“爸,那块地是我拍的。四个亿六,您在报纸上看见了,您跟人说,国栋有魄力。”沈国栋说,“地要是砸了,您第一个问的是我。”

“所以你让他顶。”

“我没想让他坐牢。葛长青那三百万,我事先不知道。”

“那你想让他怎么样?”

沈国栋隔了一会儿才说:“背个名声。”他看了沈遇一眼,“他本来也没什么名声。”

林婉的手压在那几页复印件上,一直没动。

沈启山伸手去拿靠在椅子边上的拐杖,第一下没够着,沈国梁递给了他。他拄着拐杖,在地上点了一下。

“厂子不卖。置业的事,按小遇说的办。”他说,“国栋,集团总经理,过了年你交出来。”

“交给谁?”

“我先管着。”

沈国栋看着他父亲。七十六了,头发全白,腿不好,背还是直的。他没再说什么,起身去厨房叫他老婆。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问沈遇:“四万亿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沈遇说,“我赌的。”

“拿你妈的钱赌。”

“她自己拿的。”沈遇说,“六百万。剩下两百多万,她没动。”

沈国栋看了林婉一眼,走了。

沈国梁去院子里给他爱人打电话。刘姨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开得哗哗响。客厅里剩下三个人。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沈启山问。

“从你生日那天。”

沈启山看着他,看了好一阵。

“那天你说,要配辆车。”

“嗯。”

“车开着还行?”

“电瓶亏了,”沈遇说,“今天下午搭了两回电。”

“明天叫小陈给你换一个。”沈启山说。

林婉低下头,把复印件一页一页收回牛皮纸袋,橡皮筋箍了两道。

出门的时候,外面下起了小雨。沈嘉明站在院门口那盏灯底下,没打伞,像是在等车,又不太像。

“小叔。”

沈遇停下来。这一声,沈嘉明没拖调子。

“那个录音,”沈嘉明说,“你存了几份?”

“两份。”

沈嘉明低头看着地上的水。“能不能……别给外人听。”

“不会。”

沈嘉明嗯了一声,往旁边让了让,给他们让出路来。

“小叔,”他说,“路滑,开慢点。”

九 春

三月六号,省城。省建工地产的会议室在一栋楼的二十三层,窗户正对着一片工地,塔吊转过来又转过去。

来签字的人不多。省建工一个副总,两个律师;黄四海带着他自己的律师;林婉一个人来的。集团那边,沈启山没让别人代,自己坐小陈开的车,在高速上走了两个钟头,进门的时候拄着拐杖,在电梯口歇了一口气。

沈遇也要签。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都得原来的法人签字。新的法定代表人是省建工派来的总经理,姓许,四十多岁,说话很快,签完了跟他握手,说沈总,这一年辛苦了。

沈遇说不辛苦。黄四海在旁边笑了一声。许总没听明白他笑什么,也跟着笑了笑。

轮到林婉签的时候,桌上那支签字笔写不出水,甩了两下也不出。她没等人去拿新的,从包里掏出自己那支钢笔,拧开笔帽,一页一页签过去,签完在每一页的骑缝上按了手印。律师说骑缝不用按手印,盖章就行。林婉说按了放心。

散了以后,黄四海跟沈遇一块儿坐电梯下楼。电梯里还有两个送盒饭的,一人拎着一摞泡沫饭盒。

“下回你要赌什么,”黄四海说,“先跟我说一声。”

“没有下回了。”

黄四海看着电梯门上跳的数字。送盒饭的在十一楼出去了,门关上,他才说:“这句话,我在柜台后面听了三十年。”

三月的营业部,大户室里的人回来了一半。大盘两千出头,比去年十月底涨了两成多。

林婉是三月初进去的,用的就是她没动的那两百多万。

进之前那两个礼拜,她每天晚上不看电视,坐在饭桌边上翻年报,旁边一个计算器,一个蓝皮本子。最后她买了三只:一只银行,一只水泥,一只做冰箱的。银行是因为四万亿的钱总要从银行走;水泥是因为铁路公路都要修;冰箱是因为家电下乡,农民买冰箱,国家给补一成三。

她没问沈遇。沈遇也没问她买了什么。有一天晚上他来吃饭,看见本子摊在桌上,瞧了一眼,给她合上了。

钱太太坐在她隔壁那张桌子后面,探过头来看了一会儿她的屏幕。

“小林,你家小遇这回怎么说?”

“我没问他。”

钱太太哦了一声,从包里摸出一支笔,在烟盒背面把那三只票的代码抄了下来。抄完,她把烟盒塞回包里,说:“我们家老钱那个厂,去年十月拿你那两百四十万把工资发了。过了年,单子回来一点了。”

她顿了顿。

“卖了就卖了。那时候不卖,厂子就没了。”

林婉给她倒了杯茶。

四月初,检察院对葛长青提起了公诉。他在里头说的,跟刚进去的时候一样:钱是他自己拿的,炒股亏了,没人指使。陆警官打电话告诉沈遇,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沈遇想了一会儿,说没有了。

陆警官在那头说,那就这样。又说,你那张照片拍得好。就挂了。

沈国栋交了集团的章以后,在家待了一个月,后来开始去水库钓鱼,一去一整天,钓上来的鱼都送了人。每个礼拜天中午,他照样回老宅吃饭,坐在老爷子左手边。沈遇也回去,坐靠门的位子。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说得最多的是天气。有一回说到水库的鲫鱼,多说了几句。

沈嘉明去了深圳,在一个大学同学开的公司里跑业务。走之前给沈遇发了条短信,四个字:小叔,走了。

沈遇回了两个字:保重。

二月份,他去派出所换了二代身份证。拍照那天,他的头发是黑的。

去纺织厂上班,是三月中旬的事。

沈启山问他想去集团哪个部门,他说想去厂里。沈启山说那个厂一年亏一千多万,老城的规划批下来,迟早要搬,你去干什么。

“厂里三百多个人,”沈遇说,“搬的时候,总得有人管。”

沈启山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第二天,老蔡给他打电话,说老爷子让人送来一张办公桌,问搁哪儿。

办公桌搁在老蔡对面。老蔡在墙上挂了一张照片,是沈遇手机里那张,洗出来放大了,镶了个木头框子: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六号,厂门口的雪地里站着二十几个人,手里拿着铁锹和扫把。照片挂得有点歪,老蔡扶了两回,还是歪的,后来也就不管了。

押给银行的那批喷气织机,省建工的钱一进来,银行就解了押。老蔡去银行拿回解押的文件,回来在车间里转了一圈,一台一台拍拍机器的铁壳子。

三月底,广州一家外贸公司下了一笔单子,二十万米斜纹布,交货期四十天。老蔡拿着单子过来,把价格那一栏指给他看。

沈遇算了一下,扣掉电费、棉纱和人工,一米挣不到两毛钱。

“做不做?”老蔡问。

“做。”沈遇说,“先把人留住。”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车间里的喷气织机一台接一台开起来,声音大得说话要凑到耳朵边上。老蔡在他耳边喊了一句什么,他没听清。老蔡又喊了一遍:

“中午食堂吃红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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