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我在乡中心校的土墙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红纸黑字,第三个:林秋萍。
名字底下贴着一张一寸照。
照片上的人,我不认识。
我教了十三年书。这十三年,我每个月在一张纸条上签字。
签了一百五十五次。
前十二次是对的。从第十三张起,名字少了一个草字头。
1 名字错了
教师节那天,天刚亮,我就到了教学点。三间土坯房,东头那间是我的办公室,桌上摆着一摞作业本,还有半盒粉笔。
我教四个年级,二十六个学生。一年级六个,二年级七个,三年级六个,四年级七个。三间教室占了两间,还有一间堆着柴火。
早读的时候,二年级的丫丫从兜里掏出一个煮鸡蛋,搁在我讲桌上。
“林老师,教师节。”
鸡蛋还热着,壳上沾着灶灰。
“拿回去给你奶奶!”
“我奶奶说给你的。”她说完就跑回座位,头埋进课本里,耳朵红了。
我把鸡蛋放进抽屉,没舍得吃。
七点,我锁了门,带四年级七个学生去乡中心校交统考成绩表。
七个孩子挤在我那辆二八大杠上,后座坐四个,前头横梁坐两个,还有一个跟在后头跑。八里土路,骑了四十分钟。路两边的玉米已经高过人头,叶子刮在胳膊上,一道道白印。
到了中心校,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人。各村的老师都来交表,自行车靠墙根排了一溜。教了二十一年的周老师蹲在墙根抽烟,看见我,扬了扬手里的表。
“秋萍,交了没?”
“刚到。”
“今年有你的吧?”他往墙那头努了努嘴。
院西头那面土墙上,新贴了一张红纸,浆糊还没干透,边角翘着。
我把车支好,让学生在后墙根等着,自己挤过去看。
红纸最底下有一行小字:推荐名单公示七天,有异议到乡教办反映。
我把那行字看了两遍。
红纸上写着「一九九七年民办教师转正推荐名单」,全乡五个,最后批一个。
第一个名字,河湾的周老师,二十一年教龄。
第二个,柳树洼的孙老师,十七年。
第三个,林秋萍。
我站在那儿,脑子空了一下。
柳溪乡八个村,没有第二个叫林秋萍的。
我又从头看了一遍,怕看漏。五个名字,我一个一个念过去,念到第三个,还是那三个字。
名字底下贴着一张一寸照片,红底的。照片上的女人三十来岁,烫着头发,穿一件翻领的确良衬衫。
我不认识她。
我把手伸进褂子内兜,摸出那本《民办教师任用证》。塑料皮磨得发白,边角裂了口,用透明胶粘过一回。翻开第一页,照片是我,二十岁,辫子搭在肩上。名字一栏,印着三个字:林秋平。
平安的平。
我盯着那个「平」字看了很久。太阳晒在后脖颈上,汗顺着领口往下淌,蜇得慌。
“林老师,交表啊?”
赵德贵从办公室出来,手里端着搪瓷缸。他四十七岁,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白衬衫扎在裤腰里,皮鞋擦得发亮。
我指着红纸:“赵校长,这个名字,是哪个林秋萍?”
他走过来,看了一眼,又看我。
“柳树洼的。”
“柳树洼哪个林秋萍?我教了十三年,柳树洼的老师我都认识。”
“今年新报上来的。”他喝了口水,“你表交了没有?”
“赵校长,我叫林秋萍。”
“我知道你叫林秋萍。”他把缸子换了个手,“可你证上是林秋平啊。名单上这个,是林秋萍,草字头那个萍。”
“那她的证呢?”
“证在县里。”
“她哪年来的?”
“你问这些干啥?”他把脸沉下来,“你一个代课的,别跟着瞎打听。回去好好上课。”
旁边几个老师都不说话了,眼睛看着别处。周老师把烟头在地上摁灭,站起来往院子外头走。
我还想问,赵德贵已经进了办公室,门没关严,留了一道缝。
我把眼睛挪到墙上那张红纸上。第三个名字,还是那三个字。
我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本证。七个学生从墙根跑过来,最小的那个仰着脸问我:“林老师,咱回不?”
我说回。
出了中心校的门,我没上车。我让大点的孩子推着车,自己跟在后头走。
八里路,我一句话没说。
走到半道,经过柳树洼的路口,我停下来往村里看了一眼。村口有个代销点,门口坐着个老太太在择菜。
我想过去问一句,脚迈出去半步,又收回来了。
问什么呢?问人家村里有没有一个叫林秋萍的老师?
我要是问了,明天全乡就都知道,桃园村的林秋萍在查柳树洼的林秋萍。
我把头转回来,继续走。
路过代销点,我进去买了一包盐。售货员老赵问我:“林老师,今年名单上有你吧?”
“没有。”
他哦了一声,把找的零钱推过来,没再问。
走到村口,天已经擦黑。周大海蹲在门槛上等我,手里端着一碗面条。
“咋才回?”
“路上走得慢。”
小军从屋里跑出来,抱着我的腿:“妈,今天教师节!我们班黑板上写了‘老师节日快乐’,我写的‘乐’字。”
他仰着脸,等我夸。我摸了摸他的头,说写得好。他高兴得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夜里,我把那个装工资条的饼干盒从柜顶上搬下来。铁皮盒子,红双喜的,盖子上有一层油灰。
我把工资条一张一张倒出来,摊在炕上。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块五。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块五。
一张一张,摊到一九九七年八月,一百一十八块。
一百五十四张,摊了半张炕。
灯是十五瓦的,黄黄的一团,照得纸上的字发虚。
前面十二张,签名栏是「林秋萍」。
从一九八五年十月那张起,全成了「林秋平」。
每一张,都是我亲手签的字。
我坐在炕沿上,看着那一炕的纸。
小军爬上来,数了几张,问我:“妈,这上头咋都是平?”
“睡吧。”
他睡了。我坐到后半夜。
炕上那些纸,被灯泡照得发黄。我一张一张收回去,收到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那张,手停在半空。工资条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我当年写的:「问赵,萍字哪年改。」
后面没有答案。
2 平字年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在家待了一年。
那年桃园村教学点的老校长陈守义上我家来,坐在门槛上,说教学点缺人。
他掏出烟袋:“三个年级,四十二个学生,一个老师教不过来。一个月十七块五,少是少。”
我妈在灶间烧水,探出头来问:“能转正不?”
“先代着,往后有指标。”陈守义说,“课比天大,先把课上起来。”
我妈把水端出来,放在他手边。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爹死得早,家里三亩地,我妈一个人种。我高中毕业那年,她说过一句:“你要是能有个正经工作,我就不愁了。”
第二天我就去了。
教学点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中间那间是教室,东头是办公室,西头堆着柴火和一口破缸。教室里两块黑板,一块在前墙,一块在东墙。一年级和三年级一班,二年级和四年级一班,一个老师,一堂课同时教两个年级。
第一堂课,我在黑板右上角写下「林秋萍」三个字。
底下四十几个孩子齐声喊:“林老师!”
那一声喊得我耳朵发烫。我把粉笔放下,说:“上课!”
四十几个孩子,高矮不齐。前排的一年级学生脚还够不着地,后排的四年级学生已经比我肩膀高。
头一个星期,我手忙脚乱。三年级读课文的时候,一年级有人哭;一年级写生字的时候,四年级有人拿粉笔头打架。
陈守义搬了个板凳坐在教室后头,看了三天。
第四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拿一张纸给我画格子。
“三年级读课文,一年级写生字;一年级做算术,三年级默读。两块黑板,你来回走。”他在纸上画了两个方块,“一节课四十分钟,前二十分钟给高的,后二十分钟给低的。低的写的时候,你别站着看,去高的那边讲。”
我照他说的排,还是乱。
有一回,我正给三年级讲算术,一年级两个孩子在底下抢橡皮,抢哭了。我过去劝,三年级又乱了。
陈守义在门口看着,等下了课,说:“你把一年级的橡皮收了,一人发一块。上课不许玩。”
第二天我照做,课堂上安静了一半。
“管孩子,先管东西!东西齐了,人就不乱。”
他也不急,天天来听。听到第九天,撂下一句:“行了,能站住了。”
班上有个学生叫二柱,四年级,个头最大,坐在最后一排。头一个月,他一上课就趴桌子睡觉。我拿粉笔头丢他,他抬一下头,接着睡。
我问他为啥睡。他不说。放了学我跟到他家,才知道他爹瘫在炕上,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挑水、喂猪,再去上学。
第二天,我把他的座位调到靠窗,说:“你困了就站起来听,站到不困为止。”
他真站。站了一个月,不困了。期末考试,他算术考了八十三。
陈守义知道了,说:“教书先教人!”
二柱后来考上了乡里的初中,是那一年桃园村唯一考上的。他爹拄着拐到学校来,给我拎了一兜鸡蛋。
“林老师,二柱说,是你让他站着听课的。”
“他自己肯站。”
他把鸡蛋搁在讲桌上,一瘸一拐地走了。
那兜鸡蛋,我煮了,分给全班一人半个。二柱分到一个整的,他没吃,揣兜里带回家了。
一个学生我教四年,从一年级带到四年级,再交给中心校。十三年,每年夏天送走一茬。
第一茬走的时候,有个女生抱着我的腿哭,说不想去乡里。我蹲下来跟她说,乡里的教室是砖房,冬天有炉子。
陈守义教我怎么改作业。红钢笔不能划叉,要圈;错字圈出来,旁边写一个对的;作文批语不能写「语句通顺」四个字,要写具体,写「你把那天下雨写成‘天哭了’,好」。
陈守义只有一句:“课比天大。”
那年冬天冷,教室的窗户纸被风撕了口子。
孩子们轮流从家里带柴火,在教室后头生一个铁炉子。烟大,呛得人流眼泪,可总比冻着手强。
二柱家没有柴,他就每天早来半个钟头,去村口捡树枝。
有一回他抱着一捆湿树枝进来,往炉子里塞,熏了一屋子烟。我让他拿出去晾干,他站在门口,脸熏得黢黑。我拿面糊和旧报纸糊,糊了三层。孩子们的手冻得握不住笔,我把自己的手套给了一年级最小的丫丫。
月底发工资,十七块五。我给我妈十块,剩下七块五,买了粉笔、备课本,还有一盒冻疮膏。
一九八五年十月,县里统一换发《民办教师任用证》。
表是中心校教导主任赵德贵送来的。他那时候三十八岁,骑一辆旧飞鸽,把表往办公室桌上一放,说:“都填了,下午我带走。”
我拿着表,一笔一笔填。姓名那一栏,我写的是「林秋萍」,三个字写得很慢。
赵德贵在旁边看着,说:“萍字打字机打不出来,先用平,明年统一改。”
“那证上不就错了?”
“错不了。”他把表抽过去,“县里知道,都这么弄。”
陈守义拿过表,戴上老花镜,从头看到尾。看到姓名那一栏,他的手指头在纸上停了一下。
“德贵,这个字……”
“陈校长,县里统一要求,打字机没有那个字。”赵德贵说,“先这么报,明年换证再改。”
陈守义把眼镜摘下来,看了看我。
我那时候二十岁,刚教了一年书,什么都不懂,就点了头:“那就先这样。”
我在表上签了名。
陈守义也签了,签在校长那一栏。他的字很正,一笔一画,签完了把笔帽盖上,又在桌上顿了一下。
新证是冬天发下来的。照片是我,名字是林秋平。
我拿着证去找赵德贵,问:“明年是哪一年?”
他正在锁抽屉,头也没抬:“县里统一。”
“县里哪年统一?”
“你等着就是了!”他把钥匙串塞进兜里,“一张纸顶什么用?你把课教好,比啥都强。”
我把证揣进兜里。
那年冬天以后,乡里发钱就不按民办教师的册子发了。会计说,证上的名字跟县里的档案对不上,只能先按代课的走。
我的任用证是真的,县里发的,盖着教育局的章。可证上一个平,档案里一个萍,两张纸对不上,我就成了「代课的」。
一个月十七块五,一直走到一九九七年。
回学校的路上,我拐到供销社,买了两本备课本,花了八毛钱。
那天晚上,我在新备课本的扉页上,还是写下「林秋萍」三个字。
名字写对了,证上那个错字,好像就不算数了。
这一揣,揣了十二年。
3 冒牌的萍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中心校。
门房老李在扫院子,看见我,把扫帚往墙上一靠:“林老师,来这么早?”
“找赵校长。”
“在呢,刚沏上茶。”他往办公室那边努了努嘴,压低声,“柳树洼那个也在。”
我谢了他,往办公室走。
办公室的门开着,赵德贵坐在桌前看报纸。桌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女的,三十来岁,烫着头发,穿一件红毛衣。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名单照片上那个。
赵德贵看见我,把报纸折了一下。
“这是柳树洼的林老师。”
那女人冲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着,指甲剪得很短。
我站在门口,没往里走。
“赵校长,我问一句话。名单上林秋萍的身份证号,是不是我的?”
屋里静了一下。
赵德贵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子放下来的时候,底在桌面上磕了一声。
“你听谁说的?”
“我问是不是。”
“你一个代课的,别听风就是雨。”他把报纸往桌角一推,“名单是县里审的,乡里只负责报。你要是有意见,走正规渠道。”
“我要看申报表。”
“表在县里。”
“你桌上那张是什么?”
他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纸,右上角是那个女人的照片,姓名栏写着「林秋萍」。他的胳膊肘正压在上头。
他把胳膊挪开,把纸抽出来,反扣在桌上。
“这是别人的材料,你看不着。”
“赵校长!”
“林老师。”他打断我,声音不高,“你回去等通知。这事按规矩办。”
我站在门口,没动。
那女人一直低着头。她忽然站起来,说:“赵校长,我先回去。”
“你坐着。”赵德贵说。
她还是往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脚步停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看见她的鞋,一双黑色的方口布鞋,鞋面上沾着泥。
她出了门,往院外走。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走到那面贴红纸的墙跟前,站住了。
她从兜里掏出一副眼镜戴上,凑近看名单。看了很久,伸手把红纸的角按了按,又松开。
她转身往院外走的时候,跟我打了个照面。
她的脸比我黑,眼角有细纹。她看了我一眼,嘴唇抿了一下,加快脚步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把那面红纸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周老师从墙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压低声音:“秋萍,别查了。”
“为啥?”
“柳树洼那个,是赵校长他外甥媳妇。”
“你咋知道?”
“全乡都传遍了。”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了碾,“人家上面有人。你查到最后,课都没得上。”
我没说话。
他叹了口气,推着车走了。五个名字,五张照片。
第三个名字底下那张脸,我记住了。
“林老师。”赵德贵在屋里叫我。
我转回去。
“你教了十三年,我知道。”他把手放在桌上,十指交叉,“可这事不是我说了算。上面有上面的考虑。”
“上面考虑什么?”
“考虑全局。”
“全局里没有我?”
他不接这句话。他把抽屉拉开一条缝,把那张纸塞进去,上了锁。
锁舌弹进去,咔嗒一声。
我看见抽屉缝里露出来一个角,身份证号那一栏,前六位是 132401。
132401 是我们县的代码。
我教了十三年书,我的身份证号,我认得!
“赵校长,那个号,是我的!”
他把抽屉往里推了推。
“你回去。别在这儿闹!”
我没闹。我转身出了门。
走到院子里,我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的窗户开着半扇,赵德贵站在窗前,手里拿着那个搪瓷缸,正看着我。
我把头转回来,往校门口走。
校门口,赵小满抱着一摞作业本进来。她是我一九九〇年教毕业的学生,去年中师毕业分回中心校,教一年级。
“林老师。”她叫我。
我嗯了一声。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办公室的窗户,低声说:“我舅……赵校长他在呢。”
“我知道。”
她抱着作业本,站在那儿没动。过了会儿,低声问:“林老师,你脸咋这么白?”
“骑车骑的。”
她从兜里掏出一块糖,递给我:“吃块糖,就好了。”
糖是水果糖,纸都揉皱了。我接过来,剥开吃了。
我推着车出了校门。
校门口有个卖冰棍的老头,推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个白木箱。他看见我,问:“老师,来根冰棍?”
“不要。”
“五分钱。”
我摇摇头,推着车走了。
走出去十几步,我听见他在后头说:“这老师,脸咋这么白。”
骑到半路,我把车停在路边,从内兜里掏出身份证。
天擦黑了。路边的玉米地里,有虫子在叫。
身份证是一九八七年办的,蓝皮,照片是二十三岁的我。那时候刚教了三年书,脸还没晒黑。
我把证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摸出任用证。
两个证上的照片,都是我一个人。名字,一个萍,一个平。
身份证号码那一栏,前六位是 132401。
我把身份证收好,又想起那张反扣在桌上的纸。
132401,后面还有九位。我只看见前六位,后面没看清。
可是前六位一样,已经够了。
全县几十万人,前六位一样的不止我一个。
但柳溪乡八个村,叫林秋萍的,只有我一个。
4 块封口费
九月十五,周大海从砖厂回来,一进门就把搪瓷盆往桌上一放。
他在砖厂装窑,一天挣八块六,手上的茧子比鞋底还硬。回来的时候,眉毛上全是砖灰。
小军在里屋写作业,铅笔在纸上沙沙响。他今年三年级,在我班上。
明年他上初中,学区在中心校。分班的事,赵德贵一句话。
周大海为这事去过两趟。头一趟提了两瓶酒,人家没收;第二趟空手去,人家说“按成绩分”。
“按成绩分”这四个字,搁平时是句公道话。搁这时候,我听着像根刺。
周大海洗了把脸,坐下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里屋。
“中心校有人捎话,说明年小军上初中,让你别把关系弄僵。”
我正在改作业,红钢笔停在半空。
“谁捎的话?”
“还能有谁。”他蹲在门槛上,卷了一根烟,“秋萍,咱不争了行不行?一个编制,争来争去,把人都得罪光了。小军还要念书。”
“我教了十三年!”
“我知道你教了十三年。”他把烟点上,抽了一口,“可人家说了算。”
“人家说了算,我就得认?”
“你不认能咋?”他抬起头,“你一个代课的,人家一句话,你连课都没得上。”
我把红钢笔放下,没说话。
九月十八,赵德贵骑着摩托来了桃园村。
摩托停在院门口,他拎着一个黑公文包进来,自己搬了个板凳坐下。隔壁张婶从墙头探出半个脑袋,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林老师,在家呢。”
我给他倒了碗水。他没喝,把公文包打开,从里头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信封不厚,鼓鼓的。
“三百块,乡里给你的代课补助。”
我看着那个信封。
“我一个月工资一百一十八,什么时候有过补助?”
“今年新有的。”他把信封往我这边推了推,“你家里也难,拿着。”
“赵校长,这钱为什么现在给?”
“上面拨的。”
“拨给谁的?”
他不说话了。
院子里鸡在刨食。周大海从屋里出来,看见桌上的信封,脚步停了一下。
“林老师,”赵德贵把身子往前探了探,“今年这个指标,上面卡得死。你先让一让,明年第一个给你。我说话算话。”
“明年还有指标吗?”
“有。”
“去年你也说今年有。”
他把信封往回抽了抽,又推回来。
“林老师,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这事你得往开处想。”
“赵校长,一九九五年你儿子结婚,欠了八千块。”
他推信封的手停住了。
“柳树洼那个林秋平的爹,出了三千。”
院子里鸡在刨食。没人说话。
“你听谁说的?”
“砖厂那么多人,谁家的事传不出来。”
他的脸沉下来,把信封往桌上一拍。
“你别不识好歹!”
“赵校长,我问你一句话。”我看着他,“柳树洼那个林秋萍,她哪年来的?”
他站起来,拎起公文包。
“你管好你自己的课!”
他走到院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三百块你收着,算乡里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我也没办法。”
摩托突突突地开走了,扬起一路土。
小军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看着摩托开远。
“妈,”他问,“咱家是不是得罪人了?”
“没有。”
“那赵校长来干啥?”
“说补助的事。”
“补助是好事,你咋不高兴?”
我没答。他站了一会儿,回屋写作业去了。
隔壁张婶从墙头探出脑袋:“秋萍,赵校长来干啥?”
“说补助的事。”
“补助?”她眼睛一亮,“给多少?”
我没接话,回屋把门带上了。
院墙外头,张婶站了一会儿,才缩回去。
周大海走过来,把信封拿起来,捏了捏。
“三百。你两个半月工资。”
“你收着?”
“我不收!”他把信封放回桌上,“可你得想清楚,小军明年上初中,分班在人家手里。”
那天夜里,我把教案本翻开,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本,扉页上写着「林秋萍」,是我的字。
我把那个信封夹进教案本第一页,合上。
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中心校,把信封原样放在赵德贵办公室的窗台上,压了半块砖。
窗台里头,他正低头写字,没看见我。
我推着车出了校门,没回头。
从中心校回来,我绕到村东头,去了陈守义家。
师父退休一年多了,在家种菜。他蹲在院门口择韭菜,看见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来了。”
“师父,我问你个事。”
他看了我一眼,没让我往下说,起身往屋里走:“进来坐。”
我跟着进去。屋里桌上摊着一份《人民日报》,日期是上个月的。
“名单的事,我听说了。”他给我倒了碗水,“你别急!”
“师父,当年换证那张表。”
他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
“那张表……”他把碗放下,“我签的字。”
他没再说。院里一只鸡跳到磨盘上,咯咯叫了两声。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
走到半路,我碰见村支书老韩。他骑着车往乡里赶,看见我,捏了闸。
“秋萍,听说你今年没上名单?”
“没有。”
“你教了十三年了。”他把车把正了正,“教学点要是撤了,村里这些孩子咋办。”
“不知道。”
他叹了口气,蹬上车走了。
我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一件事。
一九八四年陈守义来找我那天,也是骑着车,也是在这条路上。
5 我去县里讨说法
九月二十,我开始翻箱倒柜。
教案本在柜子最底下,用塑料绳捆着。十三年,十三本,一年一本。第一本是一九八四年的,纸都黄了,边角卷着。扉页上写着「林秋萍」,是我的字。里面的备课一笔一画,哪天教哪一课,哪几个学生要单独补,全在。
我把十三本摞在地上,摞起来到膝盖。
工资条在饼干盒里。铁皮盒子放在柜顶,积了厚厚一层灰。我把条子倒出来,一张一张顺。
从一九八四年十月那张十七块五起,一张一张往下排。
一九八六年,二十块。
一九九〇年,四十五块。
一九九五年,八十六块。
一九九七年八月,一百一十八块。
一百五十四张,一年十二张,十三年,就差两个月。
前面十二张是「林秋萍」。从一九八五年十月起,全成了「林秋平」。
我把条子按年份排开,用纳鞋底的棉线捆成十三捆。
小军放学回来,看见地上摊了一炕的纸,蹲下来问:“妈,你找啥?”
“找名字!”
“名字还能找?”
“能!”
他蹲了一会儿,伸手数工资条,数到一百,不数了。
“妈,这上头咋都是‘林秋平’?你叫林秋萍啊。”
“打字的打错了!”
“那你咋不改?”
我没答。
他抬头看我,等了一会儿,自己去写作业了。
周大海晚上回来,看见炕上那一堆,脸沉下来。
“你真要闹?”
“我去县里问问。”
“问啥?人家一个乡一个指标,凭啥给你?”
“凭我教了十三年。”
“教了十三年的人多了。”他蹲在门口,卷烟,“秋萍,你听我一句。咱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小军明年上初中,你要是把赵德贵得罪死了。”
“小军上初中,凭成绩。”
“成绩也在人家手里。”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说话。
第二天,我去找村支书老韩。
老韩正在大队部算账,算盘打得噼啪响。听我说完,他把算盘一推。
“你的意思是,名单上那个不是你?”
“不是我。”
“那你的名字咋在人家证上?”
“我不知道。”
他抽了半根烟,站起来。
“你等着。”
他出去了一趟,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二十几个名字。
“咱村在你这儿念过书的,我挨家问了。大家都说,林老师教了十三年,没缺过一堂课。”他把纸推给我,“你拿去。要是用得上,我再让他们按手印。”
那张纸上,有人名,有门牌号,有的还写了孩子哪年毕业。
最底下是丫丫奶奶按的手印,红印泥,按得歪了,糊了半个名字。
我把那张纸叠好,放进内兜。
第二天一早,老韩把纸送回来。上头按满了手印,红的、紫的,还有两个是用钢笔描的圈,描了三遍。
九月二十五,我坐班车去县里。
桃园村到县城四十六里,班车一天两趟,票价一块二。我坐在最后一排,腿上抱着一个蛇皮袋。袋子里是十三本教案、十三捆工资条、一摞学生成绩单,还有老韩那张联名纸。
车过清河桥的时候,颠了一下。我把手伸进兜里,摸那本任用证。
塑料皮被我攥了一路,手心全是汗。
到了县教育局门口,我在台阶下站了十来分钟。
门口有个修鞋摊,老师傅戴着顶针,正给一双皮鞋上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干活。
我把蛇皮袋放在脚边,理了理衣裳。衣裳是出门前换的,蓝布褂子,洗得发白。
门是铁的,漆成绿色,上面挂着一块白牌子。
门是铁的,漆成绿色,上面挂着一块白牌子。进进出出的人,都夹着公文包。
我把蛇皮袋抱紧,上了台阶。
传达室的老头问我找谁。
我说找人事科,问民办教师转正的事。
他指了指二楼。
人事科的门开着,里头坐着两个人。我把材料放在桌上,说:“我是柳溪乡桃园村教学点的林秋萍,教了十三年,今年的转正名单上。”
“名单的事,乡里报,县里审。”一个戴眼镜的打断我,“你有材料,交乡里。”
“乡里报的不是我。”
“那你找乡里。”
“乡里说按规矩办。”
“那就按规矩办。”他把材料往我这边推了推,“你回去等通知!”
我站着没动。
旁边长椅上坐着一个老头,六十来岁,脚边也放着一个蛇皮袋。他看了我一眼,问:“民办的?”
“嗯。”
“转正?”
“嗯。”
“跑几年了?”
“头一年。”
他笑了一下,露出两颗黄牙:“我跑三年了。年年说研究,年年没信。”
“那你咋还跑?”
“不跑咋办?”他把蛇皮袋往脚边挪了挪,“教了一辈子书,总不能到老了连个名分都没有。”
“同志,我就问一句。一九八五年的备案表,能不能调出来看看?”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叫什么?”
“林秋萍。”
“哪个萍?”
“草字头,三点水加一个平。”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字。写完看了看,把纸翻过去。
“你回去等通知吧。”
我把材料收进蛇皮袋,出了门。
下台阶的时候,腿有点软。
我坐在教育局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把蛇皮袋放在脚边。太阳西斜,路对面的国营饭店飘出饭菜味。
我坐了半个钟头,站起来,去车站赶末班车。
车上人少,我靠着车窗。手心里那个「平」字,被汗洇开了一小片,模模糊糊的。
回到村里,天已经黑透了。老韩在大队部门口等我。
“咋样?”
“让等通知。”
他抽了口烟,把烟头丢在地上:“等通知,就是没信。”
“我知道。”
“那你咋办?”
“再跑。”
他看了我一会儿,说:“跑吧。村里给你出车票钱。”
“不用。”
“用的。”他转身进屋,“你是咱村的人。”
6 听课露锋芒
十月十三,中心校捎来信,说县教研室要下乡听课,抽到桃园村教学点。
捎信的是个半大孩子,骑一辆破车,把纸条往我手里一塞就跑了。
纸条上写着:十月十四,上午第二节,语文。
那天晚上,我把《小马过河》的教案重新写了一遍。写到十一点,小军趴桌上睡着了。我把他抱到炕上,回来接着写。
写完,我把两块黑板都擦了一遍,又用湿抹布抹了一道。
第二天早上,我提前一个钟头到学校,把教室扫了,桌子摆齐。一年级的小凳子不够,我从办公室搬了两把。
八点半,中心校的教导主任陪着方志远来了。两个人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墙上的裂缝。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方志远说。
“五十年代的。”
他点点头,进了教室。
来的人姓方,叫方志远,四十来岁,戴一副黑框眼镜。中心校的人陪着他,先听了中心校两节课,再到桃园村来。
那天我讲《小马过河》。
教室里两块黑板,前墙一块,东墙一块。一年级六个坐左边,四年级七个坐右边。方志远搬了个板凳,坐在最后头。
我先给四年级讲。让他们读课文,读到小马问老牛的那一段,我停下来。
“小马为啥不敢过河?”
“因为不知道深浅。”后排的铁柱说。
“老牛说浅,松鼠说深,谁说得对?”
“都对。”前排一个四年级的女生说,“老牛个子高,松鼠个子小。”
“那你自己呢?”
她不说话了。
“你先别急着答。你听。”
我让全班安静,听窗外的声音。那天有风,梧桐叶子刮在窗户纸上,沙沙响。
“这就是水声。你没见过河,你先知道河有声音。等你自己走到河边,你才知道深浅。”
四年级的讲完,我让一年级写生字,转过去给四年级讲第二段。四十分钟,两块黑板,来回走了十几趟。
讲到第三段,一年级有个叫铁蛋的写错了字,把「马」写成了「鸟」。
我走过去,蹲在他桌边,握着他的手写了一遍。
“马有四条腿,鸟有翅膀。你看,这一横是马背,这一钩是马腿。”
铁蛋点点头,又写了一遍,写对了。
四年级那边,铁柱举手问:“老师,小马最后过河了没有?”
“过了。”
“它咋知道深浅的?”
“它自己走了一遍。”
铁柱想了想,说:“那它还是不知道。”
“它知道了。知道深浅,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是你自己蹚过去的。”
方志远在后头记了一笔。
下课铃响,方志远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土。
他没走,先看了看两块黑板。
“复式班,两个年级,一堂课。比中心校的单式班难教。”
“教惯了。”
“教惯了也得有人教。”他转过身,“你这教案,我能看看吗?”
我把十三本教案从柜子里搬出来。他一本一本翻,翻到一九八四年的第一本,停住了。
“这本是你刚来那年写的?”
“是。”
他翻到扉页,看了看那三个字。
“林秋萍。”他念了一遍,“草字头。”
“嗯。”
“证上也是这个?”
我愣了一下。
“证上……证上是平安的平。”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把教案本合上。
“字倒是没变。”他笑了一下,又翻了几页。
然后他翻我桌上的成绩单。
“这是你的统考成绩?”
“是。”
“语文数学,两个年级,八个指标。”他一页一页翻,“你这个教学点,两科均分比中心校高七分。”
“中心校的生源好。”
“生源好,均分还低?”他把成绩单合上,看着我,“你转正了没有?”
“快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临走的时候,他在院门口站住,回头说了一句:“材料该报就报,别等人替你报。”
“报了。”
“报哪儿了?”
“县教育局。”
他点点头,上了车。
车开出去老远,我还站在院门口。
晚上,中心校请方志远吃饭,没叫我。周老师后来跟我说,赵德贵在饭桌上敬酒,说“今年指标的事,多亏方老师把关”。
方志远没接酒,说:“我不管指标,我只听课。”
中心校的教导主任坐在副驾驶,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方志远从车窗里伸出手,摆了摆。
车拐过村口的老槐树,看不见了。
我回到教室,把方志远坐过的那个板凳搬到墙根。板凳腿有点晃,我找了块瓦片垫上。
这块瓦片,一直垫到一九九八年。
我回到教室,把两块黑板擦干净。擦到东墙那块,粉笔灰落了一身。
晚上,周大海问我:“今天来的是谁?”
“县教研室的。”
“干啥的?”
“听课。”
“听出啥了?”
“说我教得好。”
他愣了一下,说:“那你咋不早说。”
“说了有啥用。”
“有用。”他把饭碗放下,“教得好,就该让人知道。”
那天晚上,我把「高七分」三个字写在那天的备课本上。
写完看了看,又在旁边添了一行:「1997.10.14,方志远听课。」
这是我十三年里,第一次把数字写给自己看。
写完,我把备课本合上,坐在办公室里,听着外头学生放学的声音。
丫丫跑到门口,喊了一声:“林老师,明天还上《小马过河》不?”
“上。”
“那我明天把河画出来!”
她跑了。
我坐着没动。窗外的梧桐叶子落了一地,风一吹,贴着墙根打转。
7 教案被偷了
十月下旬,中心校搞全乡公开课。
通知下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年级补课。教导主任骑着车到教学点,把一张纸递给我,说:“林老师,公开课在中心校,全乡老师都去听。你那个班的四年级学生也带去,凑个班。”
“讲啥?”
“《小马过河》。”他顿了顿,“赵校长安排的,柳树洼的林老师主讲。”
我捏着那张纸,看了两遍。
“我去听课?”
“你去听课。”他跨上车,“学生带去啊,别迟了。”
公开课那天,我六点就起了。
给二十六个学生烧了一锅热水,让他们洗了脸。四年级七个学生,我让他们换上干净衣裳。铁柱没有干净衣裳,我把他哥的一件旧褂子给他套上,袖子长了一截,卷了两道。
八里路,走了五十分钟。
到了中心校,大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全乡二十多个老师,挤在后头。赵德贵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旁边是方志远。
赵小满站在讲台上,穿一件新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看见我进来,眼神躲了一下。
她的讲台上摊着一本教案。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我前年借给她的,扉页上写着「林秋萍」。
上课铃响。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小马过河》。”赵小满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她的字很好看,师范里练过的。
她照着我的教案讲。先读课文,再分段,再提问。
讲到小马问老牛,她停下来:“小马为啥不敢过河?”
底下的学生不吭声。
“因为不知道深浅。”她自己答了。
讲到松鼠说深,她又问:“那谁说得对?”
还是没人应。
她有点急,回头看教案。教案上写着:此处让四年级学生讨论,一年级写生字。
她愣了一下:教室里只有一块黑板,一年级和四年级坐在一块儿,没有东墙那块黑板。
她试着让一年级写生字,可一年级没带本子。他们以为是来听课的。
她又转回去讲四年级。一年级坐在前头,听不懂,开始有人扭来扭去。
讲到一半,铁蛋举手:“老师,我要撒尿。”
教室里有人笑。
赵小满的脸红了:“你……你等会儿。”
铁蛋憋着,脸都白了。我坐在后排,站起来,走过去,把他带出了教室。
回来的时候,赵小满正在讲最后一段。她讲得很快,像在赶时间。
下课铃响,课文还剩半段没讲完。
评课在办公室。
评课前,方志远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他问我:“这课,你备了多久?”
“两天。”
“教案是你自己写的?”
“是。”
“复式班的课,中心校没人教过。你讲成这样,不容易。”
我还没来得及答,赵德贵从办公室出来,喊:“方老师,进来坐。”
二十多个老师挤在屋里,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赵小满坐在角落,手里还攥着那本教案。
赵德贵先说:“整体不错,教态自然,普通话标准。”
几个老师跟着点头。河湾的周老师说:“低年级那边有点乱。”
柳树洼的孙老师没吭声,低头喝水。
方志远没说话,翻着听课笔记。
“就是时间没把握好。”赵德贵说,“下回注意。”
这时候,铁柱在门口举手。他是我班上的,四年级。
“老师,我能说一句不?”
赵德贵看了他一眼:“说。”
铁柱站在门口,手抓着门框。
“这不是我们林老师讲的。林老师讲小马的时候,先让我们听水声。她说,你没见过河,你先知道河有声音。她还让我们把河画出来。”
屋里静了。
“她还说,知道深浅,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是你自己蹚过去的。”铁柱说完,看了我一眼,“赵老师讲的时候,没让我们听。”
赵德贵的脸沉下来。
“一个学生,懂啥。童言无忌。”
“童言无忌。”方志远把笔帽盖上,“可他说的是课堂上的事。”
赵德贵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方志远把笔放下,抬头看了看铁柱,又看了看我。
赵小满站在讲台边,手里的教案卷成了一个筒。她的嘴唇动了两下,眼泪掉下来了。
“我……”她说了一个字,说不下去。
“行了!”赵德贵站起来,“下课了,都散了吧!”
老师们陆陆续续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
我收拾东西,准备带学生回村。
走到厕所门口,赵小满追上来。
她眼睛红的,脸上还有泪痕。
“林老师。”
我站住。
“那张教案……”她低着头,“是我舅让我照着你那个讲的。他说你教了十三年,照你的讲错不了。”
“你讲得不错。就是没教过复式班。”
她咬着嘴唇,半天,说了一句:“林老师,我舅让我别跟你说话。”
说完,她转身跑了。
我站在厕所门口,看着她跑进办公室,门在她身后关上。
那天晚上,我坐在灯下,给赵小满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复式班,两块黑板,前二十分钟给四年级,后二十分钟给一年级。一年级写生字的时候,你别站在讲台上,走下去看。
写完,我把它折好,第二天托中心校的学生带给她。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
那天下午,我带着七个学生走八里路回村。铁柱走在最前头,扛着一根树枝当旗。
“老师,”他回头问我,“我今天说错话了没有?”
“没有。”
“那赵老师咋哭了?”
“她没哭。风大。”
铁柱哦了一声,扛着树枝往前走。
8 停我的课
十一月三号,教导主任来教学点,站在院门口,没进屋。
“林老师,赵校长说,你先回去歇着。”
“歇几天?”
“等通知。”
“我的课呢?”
“中心校派个老师来代。”
我站在讲台上,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底下二十六个学生,眼睛都看着我。
“今天这堂课,上完再走。”
教导主任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催,转身走了。
那堂课我讲完了。讲的是《秋天来了》。讲完,我让学生把课文抄一遍。抄到一半,丫丫举手:“老师,你明天还来不?”
“来。”
第二天,我没去成。
早上我还是照常起了,烧水,做饭,把小军送到路口。然后我拐到教学点,站在院墙外头。
新来的老师是个男的,二十出头,师范刚毕业。他在教室里讲课,声音从窗户缝里传出来,念的是《秋天来了》。
念到“田野里,稻子熟了”,他停下来,问:“谁知道稻子熟了是什么样?”
底下的学生不吭声。
丫丫小声说:“林老师带我们去看过。”
新老师没听清,接着讲。
我在墙外站了一节课,脚冻麻了,才回家。
十一月的工资没发。十二月的也没发。
家里的化肥钱是借的,小军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周大海在砖厂的工资,一个月二百六,要还去年盖房欠的账。
我去中心校问,会计说:“你的工资表赵校长没签字。”
“为啥不签?”
“我不知道。”
十二月,村里的闲话起来了。
先是丫丫奶奶来了一趟。她拄着拐,站在院门口,问:“林老师,你真不教了?”
“歇几天。”
“歇几天是几天?”
“等通知。”
她站了一会儿,说:“丫丫天天问你。她说新老师讲课文,不让他们听水声。”
我送她到路口。她走几步,回头说:“林老师,你可别不教了。”
先是从井台边传出来的。每天早上挑水,几个女人凑在一块儿,看见我过去,声音就低下去。
我走远了,她们又说起来。
先是张婶在井台边跟人说:“林老师超生,被人举报了。”
我只有一个儿子,小军九岁。村里的妇女主任知道,我的环一九九〇年就上了。
后来又说她“私自收费”,说我收学生的作业本钱,一本赚两毛。
作业本是学校发的,我一分钱没沾。
再后来,说她“打学生”。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落下去,劈偏了,砸在脚边的石头上,火星子溅起来。
周大海从砖厂回来,听说了,把饭碗一放,去了中心校。
他晚上回来,喝了一盅白酒,脸涨得通红。
“赵德贵说啥?”我问。
“他说……”周大海把酒盅往桌上一墩,“他说我不识抬举。说你一个女人家,在家待着就待着,非要争。”
“你咋说的?”
“我能咋说?”他抬头看我,眼睛红着,“我差点给他跪下。”
那天夜里,他没上炕,在灶间坐了一宿。
小军在学校也受了气。
那天他放学回来,书包带子断了,脸上有一道指甲印。
“咋弄的?”
“跟人打架了。”
“为啥?”
小军把书包往炕上一扔:“他说你是代课的,没证。我说我妈教得比谁都好,他就推我。”
“你咋回的?”
“我说我妈教得比谁都好。”
“后来呢?”
“后来他就不说了。”小军低下头,“妈,你啥时候有证?”
我没答。
十一月八号,我去看师父。
他坐在院里晒太阳,腿上盖着一条旧毯子。看见我,他把毯子掀了掀,让我坐。
“课停了?”
“停了。”
“工资呢?”
“也停了。”
他半天没说话。院里的鸡在脚边转,他抬脚赶了赶。
“秋萍,”他说,“有件事,我压了十二年。”
“啥事?”
他张了张嘴,又咳起来。咳得弯下腰,师娘从屋里跑出来,给他捶背。
“进屋说。”师娘扶他。
他摆摆手,喘了半天,说:“改天。”
十一月十号,师父咳血,住进了乡卫生院。
我赶到的时候,他正靠在床头吸氧,脸蜡黄。师娘坐在床边,眼睛肿着。
“咋才来。”师娘说。
我走到床边。师父睁开眼,看见我,伸手把氧气管往下拉了拉。
“秋萍。”
“师父。”
他喘了几口,说:“那年那张表,是我签的字。”
我站在床边,没说话。
氧气瓶咕嘟咕嘟响。窗外的天阴着,像要下雪。
师娘给我搬了个凳子,我坐在床边。师父闭着眼,胸口一起一伏,氧气面罩上凝了一层白雾。
“他这病,拖了两年了。”师娘低声说,“一直不肯住院,说花钱。”
“咋现在才来?”
“前天夜里咳了一宿,咳出血来,才肯来。”她抹了把眼睛,“他这些天老念叨你,说对不住你。”
“我……”他又喘,“我对不住你。”
我给他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师父,你先养病。”
他摇头,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抓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很凉,指节突出,像一把枯树枝。
“你听我说完。那张表,不光是我签的字。”
9 压了年的纸
十一月十二,师娘来了桃园村。
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口用线缠着,缠了好几道。
“他让我交给你的。”师娘把信封放在桌上,“他说,你看了就明白。”
信封很旧,边角磨毛了。我解开线,从里头抽出一张纸。
是一张复写联,蓝印纸的,字迹有些洇。
表头印着「清河县民办教师任用证备案表」,年份那一栏写着「一九八五年」。
姓名:林秋萍。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65 年 3 月。
参加工作时间:1984 年 9 月。
照片栏贴着一张一寸照,照片上的人是我,二十岁,辫子搭在肩上。
右下角有两枚章,一枚是县教育局的,一枚是乡中心校的。旁边一栏签着「陈守义」三个字。
我拿着那张纸,手有点抖。
“这是……县里的?”
“复写联。”师娘说,“当年一式三联,县里一联,乡里一联,学校留一联。他留的是学校这一联。”
“他咋留的?”
“他当校长的,经手的表都留底。”师娘叹了口气,“那年换完证,他去县里开会,看见新证上的名字是‘平’,回来找赵德贵。赵德贵说报上去了,改不了,闹大了你连代课都干不成。”
“他咋不跟我说?”
“他说,他没脸。”师娘低下头,“他想着,等你哪天转正了,再拿出来。他没等到。”
我坐在桌边,把那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
照片上的我,眼睛亮亮的,像刚上完第一堂课。
“师娘,”我问,“他啥时候知道表被换了?”
“第二年。”师娘说,“八六年春天。他去县里开会,人家把新证发下来,他一看名字不对,当场就问了。人家说,你们乡报上来就是‘林秋平’。”
“那赵德贵……”
“赵德贵说,是打字员打错了,明年统一改。”师娘的声音低下去,“一年推一年。他后来才知道,那年的表根本没报错,是赵德贵在乡里这一联上动了手脚。县里那联,一直是‘林秋萍’。”
“他咋知道的?”
“八六年冬天,他去县里送报表,偷偷翻了档案柜。”师娘说,“他看见县里那联上是‘林秋萍’,回来就病了三天。”
“他咋不去告?”
“告谁?”师娘叹了口气,“赵德贵那时候管着全乡的报表。他去告,人家一句‘你自己签的字’,就把他堵回来了。”
我捏着那张复写联,指尖发白。
十二年。
这张纸,在师父的教案本里夹了十二年。
“他让我跟你说,”师娘站起来,“课比天大。别的都是假的。”
她说完就走了。我送她到院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你有空,去看看他。”
我点头。
师娘走了以后,我坐在屋里,把那张复写联又看了一遍。
纸很薄,蓝印的字有些洇。表头下面有一栏「任教学校」,写着「桃园村教学点」。
那一栏的字,是钢笔添上去的,墨色比复写的蓝印深。
师父后来补的。
当天下午,我去了卫生院。
师父靠在床头,氧气管插着。他看见我,眼睛动了一下。
我把复写联拿出来,放在他手边。
他看了一眼,闭上眼。
“你知道了。”
“知道了。”
“恨我不?”
“不恨。”
他睁开眼,看着我。
“我要是当年就说,你还能教这些年?赵德贵那个人,翻脸比翻书快。你一闹,他一句话,你连代课都干不成。”
“那你就看着我签十二年?”
“我看着。我一年一年等,想着哪年指标下来,你转正了,这张纸就没用了。”
他喘了几口,胸口起伏得厉害。
“我没等到。”
我坐在床边,把复写联收起来。
“师父,课比天大!这话是你教我的。”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水光。
“课比天大。”他跟着念了一遍,声音很轻。
“师父,”我问,“你为啥不早点给我?”
他闭上眼。
“我怕你恨我。”
“我不恨你。”
“你现在不恨。我要是早给你,你拿着这张纸去告,告赢了,课没了。你恨我一辈子。”
“那你就看着我签?”
“我看着。我一天一天看着,心里跟刀割一样。”
他把脸转过去,对着墙。
“我这辈子,就签错了这一回字。”
我没说话。
师娘在旁边抹眼泪。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对着墙,肩膀一抽一抽的。
出了卫生院,天阴着。我在门口碰见赵小满,她提着一兜苹果,来看师父。
“林老师。”
“嗯。”
“师父咋样?”
“不好。”
她站在那儿,手里的苹果兜子勒着手指头。
“我……”她说,“我能进去看看不?”
“进去吧。”
她推门进去了。
我站在门口,听见里头“小满来了。”
回到屋里,我把那张复写联摊在桌上,跟我的任用证并排放在一起。
证上是「林秋平」,复写联上是「林秋萍」。
同一个我,两张纸,一个字。
我坐了很久。窗外的天黑了,小军放学回来,看见桌上的纸,问:“妈,这是啥?”
“妈的证明。”
“证明啥?”
“证明我叫林秋萍。”
他似懂非懂,点了点头,去写作业了。
那天夜里,我把十三本教案又翻了一遍。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七年,每一本的扉页上都写着「林秋萍」。
字迹从最初的工整,到后来的潦草。有一本的扉页上,还沾着一滴红墨水,是那年改作业时滴上去的。
我把复写联夹进第一本教案的扉页。夹进去的时候,摸到前头夹着一张硬纸,是那张三百块的收条。钱退了,收条我留下了。
10 核查组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县教育局核查组进了柳溪乡。
来了三个人,领头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吴同志。他们先到中心校,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谈了一上午。
核查组进校那天,中心校的院子扫得干干净净。
方志远也来了。他没进办公室,站在院子里,跟吴同志说了几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把材料递上去的。他在听课笔记的最后一页写了一句:「桃园村教学点林秋萍,教龄十三年,转正名单无名,建议核查。」
吴同志问他:“你跟她啥关系?”
“没关系。我听了一节课。”
赵德贵穿着一件新衬衫,站在门口迎。吴同志直接进了办公室。桌上摆着三个牛皮纸袋,档案是上个礼拜就从县里调上来的。
村里的老师都在院子里站着,谁也不敢靠近。
“秋萍这回……”他看见我,站起来,话没说完。
“周老师。”
“你进去吧。”他往办公室那边努了努嘴,“人家叫你。”
中午,吴同志让人来叫我。我提着蛇皮袋去的。
我到的时候,办公室里坐着赵德贵、赵小满和林秋平。
桌上摊着两份表。
一份是一九八五年的备案表原件,纸发黄了,边角用胶带粘过。照片是我,名字是「林秋萍」。那时候还没发身份证,出生年月那一栏填的是一九六五年三月,住址是柳溪乡桃园村。
另一份是一九九七年的申报表,纸是新的。照片是林秋平,名字也是「林秋萍」。身份证号那一栏,填的是我的号。
吴同志说,户籍底册上,这个号是桃园村林秋萍,一九六五年三月生。跟申报表上的照片,对不上。
两张表并排放在桌上,像照镜子。
我把蛇皮袋放在桌角,解开,一捆一捆往外掏。
一百五十四张工资条,十三本教案,还有老韩那张按满手印的联名纸。
“这是我的工资条。”我把最上面一捆推过去,“从一九八四年十月到今年八月。签名栏,全是我自己签的。”
吴同志拿起来,一张一张翻。翻到第十几张,她停下来,把教案本翻开。
扉页上写着「林秋萍」。
“林秋萍同志。”她看着我,“这张申报表上的照片,是你吗?”
“不是。”
“你认识她吗?”
“见过一面。”
吴同志又转向林秋平:“这张表上的身份证号,是你的吗?”
林秋平低着头,手绞着衣角。
“我……”她说了一个字,停住了。
“你哪年参加工作的?”
“一九九〇年。”
“表上写的是一九八四年。”
她不说话了。
“赵校长,”吴同志转过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吴同志,这事乡里开过会。”他往前挪了挪,“指标给谁,不是我一个人定的。”
“会议记录呢?”
“在乡教办。”
“乡教办的材料我们调了。”吴同志把一沓纸推到桌上,“没有这份记录。”
赵德贵的目光在那沓纸上停了一下。
“那可能是没记全。我又不是为我自己。乡里就一个指标,上面催得紧,总得报一个人上去。”
“报谁?”
“报条件够的。”
“林秋萍够不够?”
“她……”他顿了一下,“她证上的名字对不上。”
“名字是谁写错的?”
他不说话了。
“赵校长,我在问你话。”
“吴同志,我……”他舔了舔嘴唇,“一九九五年家里有点事,我欠了人情。这事跟这次没关系。”
“什么人情?”
他把嘴闭上了。
“所以你就把两个人的档案换了?”
“我没换档案。我就是把表重填了一份。”
“重填一份,用别人的身份证号?”
他不说话了。
吴同志把两张表收起来,又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
“我们还做了一个比对。”她翻开本子,“申报表上‘林秋萍’三个字,跟一九八五年备案表上的字迹不一致。备案表是林秋萍同志自己填的;申报表上的字,出自另一只手。”
她看了看赵德贵。
“赵校长,是你写的吧?”
赵德贵看着桌面,眼皮耷拉着。
“我……”他清了清嗓子,“我是按乡里的材料誊的。”
“哪份材料?”
“乡教办的。”
“乡教办的原始材料,我们调了。”吴同志把本子合上,“上面没有这份申报表。”
“县里那一关呢?”我问。
“县里盖章,只认乡里报上来的表。”吴同志看了我一眼,“表上有章,有照片,有身份证号,就过。”
“那可能是……年久丢了。”
“赵校长。”吴同志看着他,“一九八五年的备案表,你经手过没有?”
“经手过。”
“姓名栏是谁填的?”
“她自己填的。”
“校长签字栏呢?”
“陈校长。”
“九七年的申报表,是谁填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
“姓名栏也是你填的?”
“是。”
“为什么笔迹不一样?”
他不说话了。
吴同志又拿出一个作业本,封皮上写着「赵小满,四年级」。
“这是赵小满同志保存的作文本。”她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有林秋萍老师的批语。我们比对了,跟教案本上的字迹一致。”
赵小满坐在角落里,低着头,肩膀在抖。
“小满。”吴同志叫她,“你有什么要说的?”
赵小满抬起头,眼睛红着。
“林老师教了我四年。我四年级的作文,都是她改的。她改作文不写‘语句通顺’,她写‘你把那天下雨写成天哭了,好’。”
她说到这儿,眼泪掉下来。
“我小时候,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林老师替我垫了两个学期。”她抹了把脸,“她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
那件事我早忘了。一九九〇年,她家确实困难,她爹病了一场。两学期学费,一共十四块。
“我舅让我照她的教案讲课,我照了。可我讲不了她的课。”她抹了把脸,“她的课,是给两个年级上的。”
赵德贵站起来:“吴同志,我……”
“赵校长,你先坐下。”吴同志说。
她转过头,看着我。
“林秋萍同志,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知道名字写错的?”
屋里所有人都看着我。
“一九八五年十月。换证那天。”
“你为什么当时不改?”
我站在那儿,手心里全是汗。
“我怕。我怕改了,连代课都干不成。”
吴同志没说话。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屋里响。这句话我在心里说过一千遍,头一回说出口。
“这十三年,是我自己签的字!”
窗外的风停了。赵德贵的呼吸一下一下,很重。
吴同志把两张表收进档案袋,封口,写上日期。
“明天,”她说,“把申报表原件封存!”
赵德贵站起来,往外走,蹲在了传达室门口。
他摸出烟,点上,一根接一根地抽。
院子里的人陆续散了。
吴同志走的时候,在院门口站住,回头看了我一眼。
“林老师,”她说,“你教了十三年,县里知道。”
“知道了。”
“材料我们带走了。你回去好好上课!”
她上了车。车开出院子,扬起一路土。
我站在门口,看着车拐过村口的老槐树。
周老师走到我身边,递了根烟。
“不抽。”
“抽一根吧。”他把烟塞到我手里,“这回,你赢了。”
“没赢。就是把名字要回来了。”
他点上烟,抽了一口:“也是。”
赵小满最后一个出来,经过我身边,低声说了一句:“林老师,对不起。”
“你没做错。”
她摇摇头,走了。
夕阳照在土墙上,那张红纸名单被风吹得翘起一个角。
11 名字找回来了
一九九八年一月八号,转正公示贴出来了。
还是那面土墙,还是红纸。这回名单上只有一个人。
姓名:林秋萍。
照片:我,三十二岁,去年秋天在县城照相馆照的。
我站在名单前,看了很久。照片上的我抿着嘴,没笑。那天照相的师傅说“笑一个”,我没笑出来。
老韩带着村里几个人来了。他站在名单前,眯着眼看。
“第三个字是萍吧?”他问。
“是。”
“草字头那个?”
“对!”
他点点头,回头跟身后的人说:“看清了,草字头!以前那个是平,平安的平。”
村里人围过来,有人伸手摸红纸,被老韩拦住:“别摸,摸花了!”
丫丫奶奶也来了,拄着拐,眯着眼看了半天。
“是秋萍!我认得她的脸。”
那天上午,桃园村来了十几个人。回去的时候,一路走一路说。
赵德贵的停职通知是当天下午下来的。
乡教办的一个人来中心校,把通知贴在办公室门口。赵德贵站在旁边,看着那张纸,一言不发。
通知上写着:免去赵德贵柳溪乡中心校校长职务,调乡教办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他被安排去看仓库。
他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正好去中心校补签工资表。
他抱着一个纸箱从办公室出来,箱子里是搪瓷缸、报纸、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儿子的结婚照。
我们在院子里碰见。
他站住,看了我一眼。
“林老师。”
“赵校长。”
“别叫校长了。”他把纸箱换了个手,“我现在看仓库。”
我没说话。
“我也是按规矩办。”
“你按的是谁的规矩?”
他张了张嘴,没答上来。
“一九八五年那张表,你让打字员打不出萍字。可县里那联一直是萍。你在乡里这一联上动了手脚。”
他低下头。
“我那时候想,一个代课的,用哪个字不是用。后来……后来就改不回来了。”
“改不回来,你就让我签了十二年?”
他不说话了。
院子里有风,把他纸箱上的一张纸吹起来,落在地上。他弯腰去捡,腰弯到一半,停住了。
那是去年那张红名单的一角,没撕干净。
他把纸捡起来,塞进纸箱,抱着走了。
走到传达室门口,他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林老师,”他说,“你教得好!”
我没接话。
他进了传达室,门关上了。
我站在院子里,听见里头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是评书,《三国演义》。
传达室的窗户上糊着报纸,看不见人。
我往外走,经过办公室,门上贴的停职通知被风吹起一个角。
我伸手把它按平。
柳树洼的林秋平是第三天来的。
她来乡教办,要求“给个说法”。人家告诉她,申报表是假的,资格取消,回村代课。
她在院子里哭,哭声很大。
“我也是被安排的!”她坐在地上,拍着大腿,“我一个代课的,人家让我签我就签,我哪知道那是犯法的!”
乡教办的人拉她,她不起来。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
她哭了一会儿,抬头看见我,哭声小了。
“林老师。”她从地上爬起来,“我对不住你。”
我没说话。
“可我也是没法子。”她抹着眼泪,“我教了七年,我也想转正。我舅说,你的档案空着,先借来用用,等明年再给你补上。”
“我舅说”,她说的是赵德贵。
“你哪年知道表上是我的名字?”
她低下头。
“去年八月。表填好那天,我看见照片是我,名字是你的。我问他,他说没事,上面都打点好了。”
“你还是签了。”
“我签了。”她抬起头,“林老师,我签的时候手抖。可我想着,我教了七年,我也想有个编制。”
我看着她。
她的脸比我黑,眼角有细纹。她穿的还是那双黑方口布鞋,鞋面沾着泥。
“你叫林秋平。”我说。
“嗯。”
“我也是。我证上就这两个字,平安的平。”
她看着我,没明白。
“这十三年,我跟你叫一个名。”我说,“你在柳树洼教书,我在桃园村教书。填表的时候,咱俩是一个人。”
她的脸白了。
“你回村好好教。别再签了。”
她愣了一下,点点头,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
“林老师,我回村还教。”她说,“这一回,我写我自己的名字。”
腊月十八,我去卫生院结师父的住院费。
一共四百六十块。我交了三百,剩下的师娘说啥也不让我出。
“你刚补了工资。留着给小军交学费。”
“师娘,师父的病……”
“大夫说了,熬不过这个冬。”她把收据折好,放进兜里。
从卫生院出来,我去了乡教办。停课那两个月的工资补下来了。
两个月,二百三十六块。会计把钱数好,推过来,让我签字。
我拿起笔,在签名栏写下三个字:林秋萍。
会计看了一眼,说:“哎,林老师,你这个萍……”
“草字头!以后都写这个。”
他哦了一声,把工资表收起来。
我拿着钱出了门。走到院子里,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
腊月二十三,我提着两斤点心去看师父。
他靠在炕上,被子盖到胸口,人瘦得脱了形。看见我,他抬了抬手。
“来就来,拿啥东西。”师娘把我让进屋,给我倒了碗水。
“师父,过年了。”
他点点头,眼睛看着窗户,半天没说话。
“他这些天,”师娘低声说,“天天念叨你。说你犟,说你像他年轻的时候。”
我低下头。
那天我在她家坐到天黑,帮她把窗户糊了,把水缸挑满,才走。
腊月二十四,家家扫房。我把屋里屋外扫了一遍,把灶台上的油灰刮干净。
腊月二十六,我回桃园村。
教学点的门锁着,窗户上糊的塑料布被风撕开一道口子。我开门进去,把炉子生上,坐了一会儿。
黑板上还留着新老师写的字:「秋天来了,天气凉了。」
我拿黑板擦擦掉,擦到一半,停住了。
底下有学生用粉笔写的一行小字:「林老师快回来。」
粉笔灰还没干透,像是刚写的。
我把那行字留着,没擦。
走到院子里,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
门上那把锁换了,新锁,亮闪闪的。
钥匙串不在门上,在传达室里。
12 退了调令留村小
一九九八年二月,县里来了调令。
中心校缺语文老师,让我转正后去带毕业班。调令上盖着县教育局的章,白纸黑字。
我拿着调令,去了一趟中心校。
赵小满在办公室,看见我,站起来。
“林老师。”
“我来看调令的事。”
她接过调令看了,说:“毕业班缺人,你教得最好。”
“我去不去,得想想。”
“还想啥?”她看着我,“中心校的条件比教学点好多了。”
我没答。
从中心校出来,我去了县教育局。
人事科的人把调令给我,说:“你转正了,就是公办教师。中心校缺语文老师,带毕业班,一个月三百八十五。”
“我那个教学点呢?”
“乡里会派代课的。”
“派几个?”
“一个。”
“二十六个学生,四个年级,一个老师?”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乡下都这样。”
我把调令折好,放进兜里。
从县城回村,四十六里。班车到乡里,我下车走回去。八里路,走了快一个钟头。
教学点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教室后墙的裂缝又长了,从房梁一直裂到窗台。我用泥糊过两回,一冬一冻,又开了。
二十六个学生,一年级六个,二年级七个,三年级六个,四年级七个。
丫丫在院子里跳皮筋,看见我,跑过来。
“林老师,你下学期还教我们不?”
“教!”
“真的?”
“真的!”
她高兴得蹦起来,跑回去跟别的孩子说。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三间土坯房。
房顶的瓦缺了几块,露出里头的苇箔。窗户上糊的塑料布被风撕了口子,呼嗒呼嗒响。
我想起一九八四年秋天,陈守义带我来看这房子。
“破是破。收拾收拾能上课。”
我留下来收拾了十三年。
那天晚上,我把调令摊在桌上,看了一遍又一遍。
中心校,毕业班,三百八十五块。教室是砖房,冬天有炉子,不用自己糊窗户。
教学点,四个年级,二十六个学生,一百一十八块。教室后墙裂着,冬天漏风。
周大海凑过来看了一眼:“去啊,为啥不去?”
“我走了,这二十六个孩子咋办?”
“乡里派人。”
“派一个代课的。跟我当年一样。”
他不说话了。
我在桌前坐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我去乡教办,把调令退回去了。
办事的人看着我:“你想好了?”
“想好了。”
“不后悔?”
“不后悔!”
他叹了口气,把调令收进抽屉。
“林老师,”他说,“你这人,犟。”
二月初,师父的病重了。
我去卫生院看他,他已经不大认人。师娘趴在床边叫他,他睁一下眼,又闭上。
我坐在床边,给他擦脸。他的脸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师父,调令我退了。我留村小。”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
“课比天大。你说的。”
他的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二月十六那天夜里下着雪。师娘托人来叫我,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咽气了。
他走的时候,氧气管还插着,手里攥着一样东西。
师娘掰开他的手,是一张纸。
一九八四年的教案本扉页,写着「林秋萍,一九八四年九月」。
是他的字。
“他让我给你的。”师娘说,“他说,这是他欠你的。”
我把那张纸接过来,手抖得厉害。
“他最后说啥了?”
“他说……”师娘抹了把眼泪,“课比天大。”
丧事办在村里。来的人很多,有他教过的学生,有乡里的老师。赵小满也来了,站在人群后头,没上前。
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眼圈红了。师娘说,那是师父一九六五年教的学生,在县里当会计。
“陈老师当年替我垫过学费。”那人说,“一块五。”
灵堂里静了一下。
一块五,四十年。
出殡那天,天放晴了。雪化了一半,路上全是泥。
我走在送葬的队伍里,手里攥着那张扉页。
下葬的时候,我把那张纸叠好,放进棺材里,搁在他手边。
“师父,课比天大!这话我记着。”
棺材盖合上,钉子一颗一颗钉进去。
开春,乡里说派个代课老师来。等了一个月,没来。
我去乡教办问,人家说:“没人愿意来,路远,钱少。”
“那咋办?”
“你先顶着!”
我顶着。教室后墙的裂缝,我自己和泥糊。糊了两回,开春一冻,又裂。
后来我托人从砖厂拉了一车旧砖,把墙根砌了一道。花了八十块,是我自己的钱。
周大海知道了,说:“你傻不傻?公家的房子,你掏钱修。”
“孩子在里面上课!”
他没再说啥,第二天扛着瓦刀来,把房顶缺的几块瓦补上了。
开春,中心校派了个刘老师来听课,听了一天。
她坐在最后一排,拿个本子记。听完一节,她问:“林老师,两个年级一起上,你咋顾得过来?”
“你先记住三件事。一年级写生字的时候,你别站讲台,走下去看。四年级读课文的时候,你耳朵听着,眼睛看着一年级别打架。两块黑板,前二十分钟用前头那块,后二十分钟用东墙那块。”
她记了满满一页。
“还有,一年级的孩子,你得蹲下来跟他说话。站着说,他怕你。”
她点点头。
三月中旬,村里修校志。
老韩把一本硬皮本子送到教学点,说:“乡里让写的,每个村小一页。你写。”
我翻开本子,第一页是空白。
我拿起笔,写下第一行:
「桃园村小,一九四九年建校。」
第二行:
「陈守义,桃园村小校长,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六年。」
第三行:
「林秋萍,桃园村小教师,一九八四年九月起。」
我放下笔,又添了一行:
「一九九八年一月,林秋萍转为公办教师。」
老韩拿过本子看了看,说:“咋不写你教得好?”
“不用写。”
“那写啥?”
“写名字就行。”
窗外那棵梧桐,是师父一九八四年春天栽的。现在有两个孩子合抱那么粗。
风吹过来,叶子响。
13 迟来的认可
清明前,我去给我妈上坟。
我妈是一九九二年走的。走的时候,我教了八年书。她到最后也没看见我转正。
坟在村西的坡上,一个小小的土包。我把纸钱烧了,蹲在坟前。
“妈,我转正了。”
风把纸灰吹起来,打着旋。
“你放心。我有证了。”
坐了一会儿,我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
三月,乡里搞小学生作文比赛。
题目是《我的妈妈》。小军写了一篇,交上去,得了个二等奖。
奖状拿回来那天,他举着在院子里跑了一圈。
“妈!二等奖!奖品是一本字典!”
字典是红皮的,巴掌厚。他翻来翻去,翻到「萍」字那一页,指给我看。
“妈,你看,草字头!”
我凑过去看。字典上印着:「萍,浮萍,水草。」
“妈,你是水草?”
“是。”
“水草好不好?”
“水草淹不死!”
我接过奖状看。红纸,金字,盖着乡教办的章。
“作文呢?”
“在老师那儿。老师说要贴到墙上。”
后来我去中心校开会,在走廊的墙上看见了那篇作文。用方格纸抄的,字歪歪扭扭。
开头第一句:
「我的妈妈是老师。」
中间写:
「她教四个年级,二十六个学生。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晚上改作业改到十点。她的手冬天裂口子,贴胶布,粉笔灰钻进去,洗不掉。」
最后一句:
「我妈是老师。她没有证的时候也是老师。现在她有证了。」
我站在走廊里,看了很久。
后来听小军说,班主任在班上念了这篇作文。念到最后一句,全班鼓了掌。
“妈,他们鼓掌的时候,我脸红了。”
“为啥脸红?”
“不知道。”他挠了挠头,“就是脸红。”
旁边有个老师经过,说:“这是桃园村林老师家的孩子吧?写得好。”
我点点头。
那几天,砖厂的人也知道了。
周大海回来说,工友老赵拍着他肩膀说:“你媳妇转正了?往后是公家人了。”
“啥公家人。”他嘴上这么说,回来的时候买了两斤猪头肉。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小军叫到跟前。
“作文是你自己写的?”
“嗯。”
“最后那句,谁教你的?”
“没人教。”他低着头,抠手指头,“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没说话。
周大海在旁边喝酒,听完,把酒盅放下,起身去了里屋。
过了一会儿,他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本本。
结婚证。封面磨得发白,边角卷了。
“你翻这个干啥?”我问。
他没答,把结婚证翻开。里头夹着一张纸,折了两折,纸都发黄了。
他把纸抽出来,放在桌上。
是一张工资条。
一九八四年十月。姓名:林秋萍。金额:十七块五。加上这张,正好一百五十五。
签名栏里,是我的字。
“你从哪儿翻出来的?”
“结婚那年,你随手夹进去的。”他坐下来,“我一直没动。”
“你留这个干啥?”
他把酒盅在手里转了一圈。
“你第一年教书,一个月十七块五。你拿十五块给我妈买药,自己留两块五。两块五,你买一包盐,一盒火柴,剩下的攒着,攒了半年,给小军他姥姥扯了一块布。”
我看着他。
“这张条子,我留了十三年。我也说不上来为啥。就是觉得,你那会儿不容易。”
桌上那张工资条,纸边发脆,签名那三个字,被岁月磨得有点淡。
“大海,你以前咋不说?”
“说啥?”他别过脸,“说我不该拦你?我拦你,是怕你吃亏。可我看着你一天一天熬,我心里也不好受。”
他顿了顿。
“赵德贵来找你那天,我在屋里听着。我想冲出去,把那三百块扔他脸上。”他抬起头,眼睛红着,“可我没敢。我怕小军上不了学。”
“我不怪你。”
“你不怪我,我心里更不好受。”他把酒盅推开,“你被停课那两个月,我天天在砖厂想,我要是当初陪你去找一趟,是不是就不用受那些罪。”
“你去了,也没用。”
“那我也该去。我是你男人。”
“我怪我自己。”他把酒盅里的酒一口喝了,“你教了十三年书,我连一句‘你教得好’都没说过。”
小军趴在桌边写作业,忽然抬头:“妈,你以前为啥不改名字?”
我愣了一下。
“怕。”
“怕啥?”
“怕丢了工作。”
“丢了再找呗。”
“那时候不好找。”
他想了想,说:“那你现在不怕了?”
“现在不怕了。”
“为啥?”
“你作文里那句,‘她没有证的时候也是老师’。”我把他的铅笔拿过来,用小刀削了削,“妈认了十三年,才敢认这一句。”
他似懂非懂,点点头,低头写字。
那天夜里,他把那张工资条重新夹回结婚证,合上,放回柜子最里头。
“名字错了,人也还是你。”他说。
砖厂那边,周大海也变了。
以前工友问他“你媳妇干啥的”,他说“代课的”。现在人家问,他说“教书的”。
有一回喝了酒,他跟工友说:“我媳妇教了十四年,转正了。”
“转正有啥好?”
“有证。国家承认的。”
奖状贴在堂屋墙上,挨着去年的“三好学生”。
周大海每天收工回来,都要站在墙跟前看一会儿。
“二等奖。比我强。我小学都没念完。”
“你念完能咋?”
“念完,我也当老师。”他笑了一下,“教体育。”
小军在旁边说:“爸,你跑得快不?”
“快。”
“那你能教!”
小军笑起来。周大海也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勉强。
过了一会儿,他说:“秋萍,往后你想干啥就干啥。我不拦了。”
“我想把教学点修修。”
“修!”
“要花钱。”
“花!我多装两窑。”
14 正名课
一九九八年九月一号,新学年开学。
头天夜里,我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叠好,放在炕头。一件蓝的确良衬衫,去年乡里开会发的,没舍得穿。
小军问:“妈,你明天穿新衣裳?”
“嗯。”
“为啥?”
“开学。”
“开学就穿新衣裳?”
“开学。不一样。”
他不懂,翻个身睡了。
天刚亮,我就到了教学点。教室扫过了,桌子摆齐了,黑板擦得干干净净。
县里新发的《公办教师登记表》放在讲台上。表是新的,纸挺括,右上角印着「清河县教育局」。
我拉开抽屉,把旧证拿出来,放在表旁边。
《民办教师任用证》,一九八五年发,塑料皮裂着口。照片上的我,二十岁,辫子搭在肩上。名字:林秋平。
新表上,姓名那一栏还空着。
两张纸并排放着。一张旧的,一张新的。
我坐在讲台后头,把表摊开。
姓名那一栏,空着。
我拿起钢笔,蘸了蘸墨水。
腊月那次是在工资表上签,签完就交上去了。这回不一样,这张表要贴照片,要进档案。
手有点抖。
我停了一下,把笔放下,搓了搓手。手掌上全是粉笔灰,搓不干净。
我又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上,停了一会儿。
十三年,我在工资条上签了一百五十五次。前十二次写的是「林秋萍」,后面全写成了「林秋平」。每一次都签得很快,像怕人看见。
现在要写「林秋萍」,手反倒慢了。
一笔,一画。
林。
秋。
萍。
草字头,三点水,一个平。
写完,我把表举起来,看了很久。
底下的学生陆陆续续到了。二十六个,坐得满满当当。
一年级的新生趴在桌上,眼睛滴溜溜转。四年级的几个交头接耳,看见我抬头,赶紧坐直。
丫丫坐在第二排,桌上摆着一个新文具盒,铁皮的,印着还珠格格。
她冲我笑了一下。
“同学们。”
他们抬起头。
“今天开学第一课,我们先认三个字。”
我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林秋萍」。
“这三个字,念林秋萍。”我把粉笔放下,“是你们的老师。”
底下静了一下。
丫丫先开口:“林秋萍。”
她念得很慢,像在认一个生字。
后排一个男孩跟着念:“林秋平。”
“草字头。”我说。
他又念了一遍:“林秋萍。”
还有几个孩子跟着念,念得七零八落。
我站在讲台上,听他们一个一个念完。
念完了,丫丫举手:“老师,以前那个‘平’呢?”
“以前那个,是别人写错的。”
“写错了咋办?”
“改!”
门口有人笑了一声。
我抬头,看见一个姑娘站在门框边,十九岁,扎着马尾,背着一个人造革包。
“你是?”
“新来的代课老师,姓周。”她走进来,“乡里让我来跟你学。”
“叫啥?”
“周小云。”
她把包放在桌上,四下看了看:“这教室……两块黑板?”
“复式班。”
“啥叫复式班?”
“一三年级一班,二四年级一班,一个老师,一堂课教两个年级。”
她愣了愣:“那咋教?”
“慢慢学。先听课。”
我让她进来,搬了个凳子。
第一节课,小周坐在教室后头听。
我讲《秋天来了》。一年级读课文,四年级写生字。两块黑板,来回走。
讲到一半,一年级有个孩子举手:“老师,我铅笔断了。”
我走过去,从讲台上拿了一把小刀,帮他削。削完,接着讲。
小周在后头记笔记,记了满满一页。
下了课,她把本子递给我看。
上面写着:「一块黑板给一年级,一块给四年级。老师一节课,一下也没坐下。」
我笑了。
“复式班,就是走路。”
她笑了,把本子合上。
“林老师,你这教室,冬天冷不冷?”
“冷。”我说,“冷就多穿点。孩子的手冻僵了,我就让他们搓搓手再写字。”
“那咋不修修?”
“修过。”我指了指后墙,“那道缝,糊了三回。开春还得糊。”
她看了看墙,没说话。
下了课,我把一九八五年那张任用证的复印件从抽屉里拿出来,递给她。
“这是啥?”
“任用证。我的。”
她接过去看。复印件上,照片是我,二十岁,辫子搭在肩上。名字是「林秋平」,平安的平。
“这是错的。”我说。
她抬头看我。
“你收好。往后填表,写完看一眼,跟身份证对一遍。”
“对不上呢?”
“当天就改。别等十三年。”
她把复印件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林老师,”她问,“你为啥不调走?中心校多好。”
“这儿的孩子咋办?”
“乡里派人。”
“乡里派一个代课的。跟我当年一样。”
她看了看教室,又看了看我。
“那我留下来!”
“为啥?”
“我小时候也在这样的教室里念书。”她看了看那两块黑板,“一个老师,语文算术都是他。后来教学点撤了,我走了八里路去乡里上五年级。”
“先教一学期。教不下去,再走。”
她点点头。
“林老师,”她又问,“你教了十四年,后悔不?”
我想了想。
“后悔过。停课那两个月,天天后悔。”
“现在呢?”
“现在也后悔。”
她抬起头。
“师父没等到。公示贴出来那天,我坐在他家门槛上念名单,他听完,点了点头。”我把粉笔在手指间转了转,“师父住院欠的钱,去年腊月才还上。”
她不知道该接什么。
“可我没打算走。”
“为啥?”
“这二十六个孩子,认的是讲台上这个人。”我看了她一眼,“你要是哪天不教了,他们记得的是你讲错过的那道题,不是你哪年转的正。”
小周没说话,低头把那页笔记又看了一遍。
过了会儿,她问:“还想教多少年?”
我看了看窗外。梧桐叶子开始黄了,风一吹,落下来几片。
“教到站不住讲台。站不住了,我就坐着讲。”
她点点头,把教案本翻开,在第一页上写名字。
写完了,举起来给我看。
「周小云。」
我看着那三个字,笑了。
“写对了!”
我把登记表压在讲台玻璃板底下,旁边是那张旧证。
两张纸隔着一层玻璃,一张新,一张旧。
阳光照进来,都亮着。
放学的时候,我把教室门锁上。小周跟在我后头,抱着一摞作业本。
她个子不高,本子摞到下巴,走路有点晃。
我想起自己十九岁那年,也是这样抱着一摞本子,走进这三间土坯房。
那时候陈守义站在门口,说:“来了。”
我说:“来了!”
十四年。
院子里的梧桐叶落了一地,扫帚靠在墙根,等着明天早上再扫。
“林老师,”她问,“明天讲啥?”
“《小马过河》。”
“我小时候学过。”
“那你再听一遍。这回,你听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