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院
我在康复中心的接待室里坐着,发现自己很难解释,此刻为什么会这样心慌。
事实上,为了今天,我等了整整五年。这五年里,我在头脑中无数次地臆想过这一刻的模样——门口会有车,车里会有两个人,他们会先叫我的名字,然后我会应一声,然后我们可以回家。甚至在护士叫醒我的那天早上,我还对着洗手池上的镜子演练过一阵,把该说的话在心里排了两遍:爸,妈,我回来了。
可等我真的在这间屋子里坐下来,坐在那把皮椅上,我还是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我努力缓缓地舒出一口气,把视线转到旁边坐着的沈医生脸上,想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安心。可她正低着头翻我的出院材料,翻得并不快,一页一页,指尖在纸边停着。我忽然又不想开口了,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吞回去。
坐得离我三步远的地方,是一张长沙发。沙发上空着,扶手上有两道被磨旧的印子,那大概是五年里不知道多少个家属坐出来的。
我终于还是问了一句:“他们还没到吗?”
“就到了。”沈医生抬起头,合上材料,“陈书航,在走之前,我还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您说。”
“第一,药。”她从袋子里拿出一个白色的药盒,放在我面前的桌上,“每天两次,早晨起来一次,睡前一次。一天也不能停。停三天,你就会开始乱。”
“会乱成什么样?”
“会开始编。”她说,“自己编给自己听,编得跟真的一样,编完你自己也信。”
我伸手把药盒拿过来,打开看了一眼。药片是白色的小圆片,一板一板装着,码得整整齐齐。我把盒子盖上,捏在手里。
“第二,别去北关。”
我抬眼看她。
“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她的语气很平,“那片老城区去年开始拆,拆得乱七八糟,你去了会乱想。”
“我不去。”
“第三——”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眼睛看着我的脸,看得比刚才久,“别问那件事。有人问起,你摇头就行。”
“哪件事?”
“你看。”她轻轻笑了一下,笑得很薄,“你现在就在问。”
我把嘴闭上了。
“陈书航,你听清楚,这三个不是建议。”她把椅子往前挪了半寸,“这五年,你从最坏的时候走出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能记得自己叫什么,能算清一百块找多少钱,能跟人正常说话——这些都不容易。你要是想回去,就别跟自己过不去。”
我点了一下头。
“还有一件事。”她站起身,把材料收进抽屉,“你出院以后,每个月十五号回来一趟,我给你做一次评估。别嫌远,别嫌麻烦。”
“好。”
“你不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沈医生已经走到门边了,侧过头来:“因为你是我手上恢复得最好的一个。我不想你回来的时候,是被人架着回来的。”
她说完这句话,就把门拉开了。
门口站着一男一女,五十多岁的样子。男人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领子翻得很正,头发梳得齐齐的;女人穿一件暗红的上衣,手里提着一个布袋,袋子口上系着带子。他们站在那里,看见门开了,两个人同时往前一动,又同时停住,像是脚下有什么东西绊了他们一下。
“书航。”那个女人先开口,声音发颤。
我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了一声。
她走过来,走到我面前,抬了抬手,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才落到我肩上,拍了拍。她的手掌很干,掌心有很硬的老茧。
“长高了。”她说。
我今年二十八,上一次见她的时候我二十三,二十三以后人不会再长高。可我没有说。
那个男人站在后面,没动。他看着我,眉头皱着,两条眉毛之间有一道竖着的深痕。后来他走过来,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一件外套,深蓝色的,折得很平。
“外面冷。”他说,“穿上。”
我把外套接过来。外套是新的,吊牌还在袖口的扣子上,翻过来看,尺码是 XXL。我穿 M。
那天外面不冷。十月,太阳出来得挺足,我坐在后排,车窗开了一条缝,风是温的。
一路上没有人说话。女人坐在我旁边,两只手一直抱着那个布袋,布袋的口子被她捏得很紧。她几次想转过头来看我,头转到一半又转回去,看着前面。
车过了一个桥洞,光线暗了一下又亮起来。男人忽然开口:“书航,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八。”
“嗯。”他把手在方向盘上敲了一下,“二十八,不小了。”
“不小了。”我重复了一遍。
他把车往右打了一点,从一辆货车边上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回去了,你慢慢适应。屋里东西都是新的,你别嫌不好。”
“不会。”
“有什么不顺手的地方,你跟家里说。”
“好。”
我坐在后排,看着前面那个人的后脑勺。他的头发是黑的,鬓角那一片黑得不太自然,像染过。他说话的时候,脖子上的皮会往上一紧。
我想不起来我父亲的后脑勺是什么样子。这五年里我把很多东西都丢了,丢的时候没有声音,等我发现的时候,那个位置已经空了,只剩下一块很干净的空白,空白里什么也没有,也不留印子。
那天我在后排坐着,忽然想起一件很要紧的事: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五年是怎么被人送进去的。
那天在车上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没问。
出院的手续是她办的。她在窗口前面站了很久,把一叠材料推进去,又推回来,来回签了三回名字。我坐在大厅的塑料椅上,看见她在最底下一张纸上签名,签完还用笔尖在纸上点了两下。
那份材料她办完就折起来,放进布袋,把袋口的带子系了两道。我问过一句是什么,她说是手续,回去要收好。
我没再问。现在想,我那时候该多问一句:那叠纸最上面那一行,监护人签名的地方,写的是谁的名字。
2,太干净的房子
车开了四十分钟,从城南一直开到城西。这条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车窗外全是新的楼,一栋接着一栋,玻璃幕墙亮得晃眼。我在这个城市长到二十三岁,五年前这个城市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我们家是不是搬了?”我问。
开车的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搬过一回。老房子那片拆了,我们换到这边来了。”
“什么时候换的?”
“前两年。”他说,“你住院的时候。”
中间那个女人回过头来:“书航,你饿不饿?”
“不饿。”
“那先回家,回家我给你做饭。想吃什么?”
我想了一会儿,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想不出来。最后说了一句:“随便。”
她笑了一下:“你这孩子,从小就是这样,问你吃什么你都说随便。”
我也笑了一下。我努力挤出一种自己认为是微笑的表情。
车拐进一个小区,停在最后一栋楼下面。楼是新的,外墙刷得雪白,楼下的绿化带里栽着刚成活的树,树干上还绑着草绳。我们上到四楼,男人掏钥匙开门。
门一开,我站在门口没动。
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地板是新的,亮得能照出人影;沙发是新的,靠垫上的塑料膜还没拆;茶几上的玻璃是新擦的,连摆在上面的果盘都是新的,盘底还贴着价签上撕下来剩的半块胶纸。
“进来呀。”女人把我的拖鞋踢到门口。
我换鞋的时候,看见鞋柜上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们两个人的合影,站在一片开花的油菜地前面,两个人都不笑。照片是新的,框也是新的。
“那边是你的屋。”男人指了指走廊尽头。
我走过去,推开门。
屋里收拾得很齐整。一张书桌,一张床,一个衣柜,窗帘是深灰色的。书桌上摆着几支笔,笔尖朝一个方向;笔筒旁边放着一本台历,翻在十一月。
我站在屋当中,往四周看了一圈,心里那股说不清的东西越来越重。
这间屋子是按我二十三岁时候那间屋子摆的。书桌靠窗,床在左边,衣柜在门后,连那只旧的笔筒摆在桌子的右上角——这些都对。可就一样不对: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旧的。桌角没有我当年削铅笔削出来的一片坑,床头的墙上没有我用透明胶贴过海报留下的那两块深色的印子,柜门上没有我小时候拿小刀划的那道口子。
这间屋子是照着我的记忆重新做出来的。
我退到床边坐下。床垫很硬,坐下去没有凹陷。
晚饭很丰盛。四个人……不,三个人吃,桌上摆了五个菜,一条清蒸鱼,一盘红烧肉,一碟青菜,一碗汤,还有一碟腌萝卜。
女人给我夹菜:“吃鱼,这个鱼新鲜,我特意去早市挑的。”
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鱼肉是嫩的,可我嚼了两下就停住了——这条鱼是加了糖的。整条鱼都是甜的。
我抬头看她,她正看着我。
“不好吃?”
“好吃。”我把那块鱼咽下去,“有点像江浙那边的做法。”
“你不爱吃甜的?”她的筷子停在半空。
“我小时候在福利院待过几年,那边厨子做鱼也放糖。”
桌上安静了。
男人咳了一声,把汤碗推过来:“喝汤。”
我把汤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汤也是甜的。
晚上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新装修的房有一股味,像油漆,又像胶。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那个药盒,摸到以后就捏着它。
电灯关了以后,我听见客厅里有人在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他那句话……”
“我知道。”男人说,“你明天别做甜的。”
“我这五年练的就是这个味。”女人的声音有点抖,“我做得太熟了。”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了耳朵。
那一夜我没有睡实。
大概两点多,我醒了一次,是被渴醒的。屋里黑着,只有窗帘缝里漏进来一点路灯的光,落在地板上,是一条细长的亮条。我坐起来,摸黑穿了拖鞋,往门口走。
走到门边,我停住了。
门开着一条缝。门外走廊里没有开灯,但是客厅那头有光,很淡,从墙上一路漫过来。我把眼睛贴在缝上往外看,看见客厅那边坐着一个影子,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肩膀塌下去,一动不动。
是那个女人。
她把电视关着,就那么坐在黑暗里。她的手里有东西,很轻地动着,一下,一下,动作很规律。我看了几秒才看出来,那是一条毛巾,她在拧它,拧完了抖开,抖开了再拧。
拧了很多次,她一直没停。
我退回来,躺回床上。
过了不知多久,我听见沙发那边有动静,然后是有人起身,拖了一下拖鞋,走过来。脚步在门口停住。我闭上眼。
门缝里的那条光被挡住了。她站在门外。她没有推门,站了大概有一分钟,呼吸声我都能听见,很轻,也很稳。
然后她走了。
我重新躺下来,躺着躺着,还是渴。
我又起来了一次,穿拖鞋,走到门边,握住门把往下按,想出去倒口水。
门把按到底,门没有开。
我又按了一次,往怀里拉。门在门框里动了一下,只动了一点点,像被什么东西从外面顶着,顶得很死。
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外面有很轻的一声响,像金属碰上金属,碰完就没有了。
我站在门背后,手还握在把上,站了大概一分钟,才松开,退回床边坐下。
那扇门是新的,锁也是新的。锁眼在里头,是那种带把手的,用钥匙从外面也能锁上。
我住的这间屋子,夜里是从外面锁着的。
我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把这件事前后想了一遍:她刚才站在门口,站了一分钟,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进来。她站在门外,是在听。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门一拧就开了。
3,衣柜里的校服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时女人已经在厨房里忙。男人坐在客厅看报纸,看见我出来,把报纸往下压了一点:“醒了。”
“嗯。”
“药吃了吗?”
“吃了。”
他点点头,又把报纸立起来。
我洗漱完,回屋,拉开衣柜找衣服。衣柜里挂得整整齐齐,衬衫、毛衣、外套,全是新的,全是我的码。我一件一件往下翻,翻到最里面,手指碰到一块粗糙的布。
我把它抽出来。
是一件校服。蓝色,翻领,袖口有一道白条。料子很差,洗了很多次,起球起得发白,但挺干净。衣领上缝着一个白色的名字条,布条边上已经毛了,上面用蓝黑墨水写着两个字,墨洇了一点,可还认得出。
周砚。
我把这件校服捧在手上,站了一会儿。
这衣服的尺码小,最多一米七出头的人能穿。我又把衣柜里挂着的那一排翻了一遍,一件一件,全是 XXL。我穿 M。
我正要把它叠好放回去,门开了。
她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要洗的菜,水从盆沿往下滴。她看见我手上那件校服,把盆往地上一放,走过来。
“这个不能动。”
她伸手来拿。我把手往后一收。
“这是谁的。”
“旧东西。”她又伸手,“给我。”
我退了一步,退到床边。她跟着上,一把抓住校服的下摆往回拽。她的力气比我想的大得多,布料在我手里滑了一下,我攥紧了领子。她拽了两下没拽动,喉咙里出了一点声音,像被什么卡住了,然后两只手一起上,掰我的手指。
“放手。”她说。这一句声音不高,可是很硬,硬得跟她前几天说话完全不是一个人的调子。
我没放。
她抬起眼睛看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的眼神——不是怕,不是慌,是那种把牙咬住了的眼神。
“松手。”
门口有人走进来。男人一句话没说,走到我侧面,一只手扣住我的手腕,往上一别。他的手法很熟,扣得很准,我的手指一下就松了。
校服到了她手上。她把它团起来抱在怀里,退到门边。
我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手腕。手腕上留了三道红印,慢慢泛白。
“书航。”男人站在我面前,声音很平,“有些东西,你现在看了,对你没有好处。”
“那是谁的校服。”
“旧东西。”他说,“你从前的。”
“我从前穿 M。”
他看了我三秒钟,转身出去了。她把门带上,门在外面关得很轻。
我一个人在屋里坐着,把手腕上那三道印子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心里那点东西算是定下来了:这屋里有一件衣服,他们宁可动手,也不让我看。
吃早饭的时候,我把碗端起来,问了一句:“妈,我衣柜里那件校服是谁的?”
她正在盛粥,手停了一下,粥勺在锅边磕了一声。
“哪件校服?”
“蓝的,领子上有名字条。”
她把粥碗放到我面前,抬起头,眼睛看着我:“你说什么名字条?”
“写着周砚。”
“昨天你从我手里抢走的时候,”我说,“可没问这是谁的。”
她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僵:“你是不是记错了?昨天夜里没睡好吧。”
“我没记错。”
男人把报纸放下来,折了一折,放在茶几上:“书航,你屋里那件是旧校服,是你高中时候的。你高中叫周砚?”
“我不知道。”我说。
“那你就是记不清了。”他站起来,“记不清的东西,别在心里搁着。”
我把一碗粥喝完了。粥是咸的,里面放了皮蛋和瘦肉。
这天下午,他们带我去了商场。
商场的规模很大,中间一个圆形的挑空,从上往下挂着两条红布幅,上面印着“满三百减八十”。人很多,我和他们两个人中间隔了半步,走得不快。
走到三楼卖鞋的地方,他们进了一家店。我说我在外头站一会儿。男人点点头。
我就靠在护栏边上,看着底下人来人往。
“陈书航?”
有人叫我。我一转头,看见一个穿黑羽绒的男人,三十来岁,手里拎着两个袋子,胖了不少,脸上有肉,眼睛还是那双眼睛。
我认了三秒:“……赵磊?”
“操,还真是你!”他把袋子往地上一放,两步过来,一巴掌拍在我胳膊上,“你他妈的还活着?我上次听人说你……”
他忽然把话咽回去了,脸上那股热乎劲退了半截。
“你出来了?”他换了个说法。
“我出院了。”我说。
“哦。那……挺好。”他把脚边的袋子往边上挪了挪,“你这是好了?全好了?”
“算好吧。”
“那就行,那就行。”他点头,眼睛却往我身后瞟,瞟了一下,又瞟了一下,“你自己来的?”
“跟家里人。”
“你家里人?”他的头往我身后仰了一点,“哪边?”
我往身后看了看。男人正站在店里,一手插在兜里,一手拿着件衣服看,隔着玻璃看得很专注。女人跟他站在一起。
“那是我爸妈。”我说。
赵磊盯着那两个人看了好几秒钟。他的喉咙动了一下,像咽了口什么东西。
“你妈不是……”
“你说什么?”
“没。”他忽然蹲下去,把袋子提起来,“没说什么。书航,你电话换了没,加个微信,以后有事联系。”
他把东西放下,把手机掏出来,凑得近了一点,声音也轻了:“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别恼。你出来了,谁给你做的担保?”
“担保?”
“医院放人,得有监护人签字。”他说,“你还有谁啊?”
“我爸妈。”
他抬眼看我,看了大概两秒,把眼神挪开了。
“行吧。”他说,“那挺好。”
他把二维码亮出来,我扫了。他手指在屏幕上点了两下,才把手机收回去。
“我先走了啊,我老婆在楼上等着。”他往后倒退了两步,“你自己……你多注意。”
他走出五六步,忽然又转回来,凑近了一点,声音放得很低:
“书航,你还记得北关那个路口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记不清。”我说。
“记不清就对了。”他说完这句,转身就走了,越走越快,进了电梯口就没了。
那天晚上我又没睡着。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听着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很小,是新闻。新闻播到十一点,声音停了,然后是拖鞋在地板上的声音,两个人一前一后回了他们的房间。
十二点半,我听见有人推我的门。
推得很轻,门一条缝一条缝地开,开到一个拳头的宽度就停住了。有人站在门外,没进来。
我闭着眼睛,呼吸放得很重,装作睡着。
“书航。”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我没应。
“睡了吗。”
我又数了几秒钟,才含糊地“嗯”了一声。
门又轻轻地合上了。脚步走远了。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新装修的味还没散。我在黑暗里躺了很久,忽然想起白天那件校服上名字条的墨色——蓝黑的,洇得厉害,那是钢笔写的,写完还要在上面缝一道线才不会掉。
缝得很整齐,一针一针,间距一样宽。
那不是校服厂缝的,那是手工缝的。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站在一条路上,路灯是黄的,一盏一盏往里排。我前面有一辆自行车,骑得很慢,骑车的人穿蓝衣服,背着一个包,包带子被风吹起来,飘到一边。我就跟在后面。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只知道我得跟着他。
然后我醒了。
醒得很突然,像有人在我的耳边拍了一巴掌。我睁开眼睛,屋里是黑的,只有窗外一点路灯的光,落在墙角。
我往墙角看了一眼。
墙角站着一个人。
我整个人僵在床上,手指在被子底下抓紧了。那个人不高的,肩窄,穿着蓝色的衣服,垂着头。他就站在那儿,一动都不动。
我不知道我僵了多久。等我能动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我伸手去按床头灯的开关。
灯亮了。
墙角什么也没有。那儿只有一个衣帽架,上面挂着一件我白天穿过的深色外套。
我坐在床上,把手按在胸口,心跳得撞手。我看了那个衣帽架很久,看到眼睛发酸,才把灯关了。
关了灯以后,我躺着不敢再往那个方向看。
后来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我把手机打开,屏幕的光照着床头,一直照到自己睡着。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把那件外套从衣帽架上拿下来了。我把它叠好,放进衣柜最下层。
我把衣帽架挪到了门口。
4,相册
第四天下午,他们出去买菜。
我在门口听着他们的脚步下了楼,又站了一会儿,才走到客厅,在那个新柜子里翻。
第一层是毛巾,第二层是碗碟,第三层是一个硬纸盒,盒子上印着某年月饼。我把盒子拿出来,打开。
里面是相册。
相册比盒子旧,黑皮的封面,角都磨白了,里面的塑料页有的发黄,有的裂开。我把它抱到沙发上,一页一页翻。
第一页是一张全家福。地点我没见过,也可能是记不清——一堵白墙,一片草地,草地上有一张长条凳。照片上有三个人:男人、女人,中间站着一个穿校服的少年。
少年十四五岁的样子,理着平头,个子不高,一只手搭在女人的肩上,一只手插在裤袋里,笑得很开。
我再看那身校服。蓝色的,翻领,袖口一道白条。
我心里那根线被扯了一下。
我翻过去。后面是几张零散的:女人和一个小孩在划船;男人蹲在地上修自行车;一张是少年在跑道上跑步,背影。
然后是一张横的照片。
我把那张照片抽出来,翻到背面。背面有字,蓝色的圆珠笔,写着一行:一九年暑假,北关。
正过来,照片上是三个人。中间的那个位置,站着人的地方,人没有了。
那不是我说的“没有了”。那是被剪过。剪刀沿着人形剪下去,剪得很仔细,剪口贴着手臂和肩膀的线条走,中间那个人的两条腿的位置,连着他脚底的那块地一起剪走了。剩下三个人——男人、女人,和那个穿校服的少年——站在那里,中间空出一个洞,洞后面是照片里的草地。
洞的形状,是一个成年人。比我高。
我把相册接着往下翻。后面几页是空的,塑料页里有几道粘住的印子,说明那里原来贴过东西,后来被揭走了。翻到最后一页,塑料页的夹层里滑出来一张纸。
是一张小票,折过两次。我把它摊开。
小票上印着“市第二人民医院 门诊收费”,日期是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号,项目一栏写着“骨科 复查”,金额七十块四毛。名字那一栏是手写的,蓝色的圆珠笔,三个字——周砚。
底下还有一个签字的地方,签的是“周德海”,字迹很用力,笔尖把纸戳出一个小点。
我把这张小票和那张剪了洞的照片摆在一起看。
那个位置,那个人形的洞。
我坐在沙发上,忽然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这一家只有三个人。父亲,母亲,和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一九年还在上学,八月份去医院看过骨头。相册拍到一九年暑假,就在北关。
那个被剪掉的人,是谁?
我把小票叠好,放回塑料页里,把相册合上,放回月饼盒,把盒子放回柜子第三层。我做完这些,坐回沙发,两只手在膝盖上擦了一下。
我把那张照片放在茶几上,把相册翻回第一页,比对照片上的人。
相册里的男人,脸比现在瘦一点,头发黑一些,可眉眼是一样的。女人也是。那个少年,我不认识。
我坐在沙发上,把手里那张剪了洞的照片对着窗外的光看了很久。
客厅里有声音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
钥匙插进锁孔,门开了。女人提着两个袋子进来,看见我坐在沙发上,笑了一下:“回来啦,买了排骨,晚上炖——”
她的话停在半截。
我没动。我手里还拿着那张照片。
她身后的男人进来,把门带上,一眼就看见我手里的东西。他把手里的袋子放下了,慢慢地,放得很轻。
“你在看什么?”他问。
“这张照片上被人剪了一个人。”我说,“剪掉的是谁?”
他们两个人站在门口,谁也没有动。
过了大概有半分钟,那个女人才开口:“书航,那个是……”
“是我。”男人说,“剪掉的是我。”
我把照片翻过来,指着那行字:“那这是谁的字?”
“我的。”
“一九年,那边站着的是你?”我把照片举起来,“这一块,剪下去的这个人,肩膀比你宽,站着比你高。你怎么剪?”
女人把袋子放到地上,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她伸手想碰那张照片,碰到一半又缩回去了。
“书航,”她说,“这个照片,是从旧家带来的,当年弄坏了。别看了,收起来吧。”
她说完,男人走过来,弯腰,从我手里把照片抽走了。
抽得很快,捏住一角,一扯。
然后他把茶几上的相册合上,连着月饼盒一起抱起来,走到电视柜边上,拉开最下面那一层,塞进去,从裤腰上摸出一把小钥匙,锁了。
锁完他把钥匙挂回腰间的环上。那个环上原来只有一把钥匙。
“这个我先收着。”他说。
“我还没看完。”
“看完了。”他把手掌在裤子上擦了一下,“照片弄坏的,看多了心里不干净。”
“弄坏了为什么正好把一个人弄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男人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沉下来,“你在疑我们?”
“我没疑你们。”我说,“我就是问一句。”
“你问的时候,眼神不是问的眼神。”
他这句话说得对。我那个时候的眼神,确实不是问的眼神。
那天晚饭没吃成。我一个人回了屋,把门关上,把那件校服又抽了出来。我把校服铺在床上,把名字条对着台灯看。
周砚。
这两个字,我在哪儿见过。
5,老同学
我给赵磊发了消息。
他隔了三个小时才回,回了三个字:“有事吗。”
我打字打了半天,最后发过去:“上次你说北关那个路口,是什么意思。”
他又是很久没回。等到晚上十点多,我手机才响。他没打字,发来一张照片。
照片是一张报纸的旧剪报,边角有黄斑,中间一块内容被人用红笔圈起来了。剪报太小,字看不清,我只看出正中间一张黑白照片:一辆倒在路边的自行车,前轮整个弯了,路灯下面一片黑。
紧接着又过来一条消息:“你别来找我,也别跟人说是我给你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
“五年前。十一月二十六,晚上八点多。”
“照片上是谁?”
那边停了很久。我看到“对方正在输入”跳了好几次,最后只过来四个字:
“你不记得?”
我盯着那四个字,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指尖有点凉。
“不记得。”
“那就别再问了。你那时候不正常,你住院了。”
“住院的原因呢?”
他没有回。第二天早上我才看到,他把那张剪报删了,撤回了一条消息。
十一月十六号,我去了北关。
这一条我自己知道自己破了规矩。沈医生说过,别去北关。可我当时想的是:我要去看看那个路口,看完了,我就知道我是不是把一件事记错了。人都有这种毛病,越是不让去的地方,越想站到那儿去看一眼。
北关拆得比我预想的还厉害。原本的街面已经不是街面了,两边全围了铁皮围档,围档上喷着“拆迁区 严禁入内”。里头的房子拆了一半,砖堆着,钢筋从水泥块里伸出来,像一把把锈掉的叉子。
那个路口还在。路口中间有一棵老槐树没被砍,树下有一块水泥墩,墩上包着铁皮,铁皮上贴着褪色的广告。
我站在路口,站了很久。什么都没有想起来。
风把地上的碎纸吹起来,打着旋儿。
我准备走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家还开着的小卖部。卷帘门拉起来半人高,门口摆着两个冰柜,一个女人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剥花生。
我走过去,买了一瓶水。
“大姐,这一片五年前是不是出过事?”我问。
她抬头看我,把手里那颗花生掰开:“出事?这片天天出事,拆迁的时候天天有人来吵。”
“五年前,十一月,一辆摩托车撞了人。”
她的手停了。她把花生壳扔到脚边的盆里,站起来,从柜台上拿了个塑料杯,给我接了杯水。
“你是记者?”
“不是。”
“那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那时候在这附近。”
她看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把杯子往我面前推了推:“那个孩子是我们这一片的。周砚,他爸爸在五金厂上班,他妈在菜市场卖菜。那时候孩子读高一。”
我捏着杯子没有说话。
“那孩子死的时候十六。”她说,“骑车子回家,走到那个路口,被一辆车从后头撞了,撞出去十几米。开车的那个人啊……”她摇了摇头。
“抓住了吗?”
“抓住了。抓了又放了。”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说是脑子有病,不算。”
“脑子有病?”
“听证了呗,鉴定出精神病,送医院去了,判都不用判。”她冷笑了一下,“那家人本来还想闹,闹什么?人家手续齐全,鉴定书白纸黑字。周砚他爸妈后来就不闹了,他妈有半年时间天天蹲在那个路口,也不知道在蹲什么。后来老房子拆了,人就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那人后来呢?”我问,“开车的那个。”
“不知道。”她把花生壳往盆里一扔,“我就知道人没坐牢。我们这一片的人都知道,大家心里都不服气,可不服气也没用。他家后来出了事。”
“什么事?”
“他家原来就住后头那排楼,一楼,带个小院。”她抬手指了指路对面,那一片已经拆成砖堆了,“人走了以后,那房子空了差不多两年。后来卖了。”
我把杯子放回柜台:“卖了多少钱?”
“这个不知道。”她说,“就听人说,卖得急,价格压得不像话。他舅舅来办的,办完就没影了。”
“舅舅?”
“对,说是孩子的舅舅。”她收回手,把围裙往腰上掖了一下,“反正那时候我们也没心思打听。周砚他妈妈那半年天天蹲在这棵树下,谁跟她说话她也不应。后来有一天,她突然就不来了。再后来听说搬走了。”
她说完,忽然把眼睛抬起来,往我脸上看:“你也是来打听的?”
“我不是。”
“你脸色不对。”她说,“你多大了?”
“二十八。”
“那不对。”她拿起一瓶水,放在柜台上,手指在瓶盖上按了一下,“你回去多喝点水,你脸白得很。”
我把那瓶水买下来,没有喝,一路捏在手里。
回到小区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站在楼下往上看,四楼那家的灯亮着,厨房的窗上有一层水汽。
我上了楼。开门的时候,男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女人在厨房里。屋里很暖和,有炖肉的味道。
“上哪儿去了?”他问。
“出去转了转。”
“转到哪儿?”
我把鞋换下来,摆好,抬头看着他:“爸,你的名字叫什么?”
他把遥控器放下了。
6,这房子三个月前才过户
我问那句话的第二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
早上九点多,门铃响。女人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手里拿着个平板电脑,说是物业的,来核实住户信息。
“户主是周德海先生吧?”他站在门口问。
“是。”女人说。
我坐在客厅里,听得清清楚楚。
“那您这边登记的家属是两位,周德海、李素芬,还有一个……”他低头看平板,“一个儿子,注销了。其他就没了。”
“对。”
“那这位是……”
他看见了我。
女人回头看了我一眼,转回去,把门带上了一半:“亲戚家的孩子,暂住。”
“暂住的话需要登记一下。”年轻人把手里的笔点了点。
“改天我下去办。”
门关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客厅里的电视还开着,播的是一个购物节目,主持人正在喊“只要九十九”。我把电视关了。
我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在楼道里碰见了对面401的老太太。她提着菜,看见我从402出来,站住了,很客气地笑了一下。
“你是402那家的孩子?”她问。
“是。”
“哎呀,可算见着人了。”她把菜往胳膊上挪了挪,“你爸妈人挺好的,就是不常出来。搬来两年,我在楼道里碰见他们,打个招呼也就点点头。你这是刚回来?”
“嗯。”
“回来好,回来好。”她点点头,转身要开门,又回过头来,“你妈是不是身体不好?”
“怎么了?”
“前年冬天有一回,半夜我起来烧水,听见你们家门口有人哭。”她压低了一点声音,“哭得很轻,我以为是哪家孩子。我开门看了一眼,是你妈,坐在你们家门前的楼阶上,抱着膝盖,一个人哭。看见我出来,她就站起来进门了。我那时候想问问,又怕人家不爱听。”
“哪一年冬天?”
“就是他们刚搬来那阵。”她想了想,“十一月吧。那时候你们家还没挂窗帘呢。”
我谢过她,提着垃圾袋下楼。
楼梯是水泥的,一步一步往下,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我走到二楼的时候,忽然停下来,靠在墙上站了一会儿。
我那会儿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难受。我只是觉得,一个母亲搬进新家的第一个月,半夜坐在门口哭,这不是高兴的哭法。
中午我一个人下了楼。我找到物业办公室,就是刚才那个年轻人,他正对着电脑吃饭。
“我打听个事。”我说。
“您说。”
“4号楼4单元402那户,什么时候买的房?”
他看了我一眼,把嘴里的饭咽下去:“您是那家的?”
“我是他们亲戚。”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电脑屏幕转过来一点:“这房子是我们手里经手的,前头换过两次。”
“什么时候?”
“第一次是五年前,原来那户姓陈,急着出手,价压得很低,十一月底就过户了。”
我手心出汗了。
“买家是谁?”
“一个中介倒的,三个月后又转手。”他点了一下鼠标,“现在的户主是周德海,是……哎,这上面写着前年十一月。”
“前年?”
“对,前年。”
我在那儿站着,忽然想起昨天晚上饭桌上女人的那句话:“我这五年练的就是这个味。”
五年。
“小伙子,”我把手撑在柜台上,“402那户,五年前买的时候就住进去了吗?还是空着?”
“空着。”他把饭盒盖上,“空了两年。这楼的保安都说那户怪,灯常年不亮,就物业来收钱的时候能见着人。后来周先生搬进来,才好一点。”
“搬进来是前年?”
“对,前年。”
我从物业办公室出来,在楼下站了很久,掏手机的时候手是抖的。
那天下午我给沈医生打了电话。
电话通了,她那边很吵,过了一下子才安静下来:“陈书航?你今天是十五号吗?”
“不是。”
“出什么事了。”
“沈医生,我想问一件事。”我把手压在墙上,“我住院这五年,谁来看过我?”
她那边停了一下:“你父母。每个月都来。你忘了?”
“他们一个月来几次?”
“两次。一次月初,一次月末。”她说,“有时候我在走廊里碰见他们,他们话不多,就问问你的情况,问完就走。”
“他们长什么样?”
“陈书航,你问这个干什么?”
“您就说。”
她又停了一下,那边的声音压低了:“父亲个子高,瘦,穿夹克,眉头老是皱着的。母亲个子矮,圆脸。你的病历上写的探视记录我都核过,五年来一共一百一十七次,没有一次缺。”
一百一十七次。
我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时间,又贴回去:“沈医生,我父母叫什么?”
“陈立国,王素芬。”
我把电话挂了。
我把手机从耳边放下来,站在物业楼下没有走。风从楼道里穿出来,把墙角那张告示吹得翘起一个角。
我又把手机拿起来,按了三个数字。
110接得很快,一个女的接的,问我在哪儿,什么事。我说我在城西康和苑小区,我说有人冒充我的父母,把我从静园康复中心接回了家,我怀疑他们的身份。
她问我的名字,问出生年月,问我现在住哪一栋哪一户,问得很细。最后她说:“您在原地等着,别走开。”
我在停车棚下面等。等了二十三分钟,一辆白色的车开进来,下来两个人,一个穿警服,一个穿夹克。
穿警服的问我身份证。我说在楼上,没带。他让我说名字和出生年月,说完他在手里的机器上按了几下。
“陈书航。”他念了一遍,“静园康复中心的?”
“是。”
“什么时候出院的?”
“这个月十二号。”
他跟旁边那个人对了一眼。那个人问我:“家里人来接的?”
“是。”我说,“可是来接的这两个人,我不认得。他们不是我父母。”
穿警服的把机器收起来,抬头往四楼看了一眼,才回过头来说:“刚才你家里人给你打了两个电话,你没接。”
我摸了一下口袋。手机在床头柜上,我出来的时候没拿。
“他们下来了。”他说。
我回头。单元门口,男人从楼梯里出来,走到离我们五六步的地方站住,两只手垂在身子两边。
“同志。”他跟穿警服的点了下头。
穿警服的走过去,两个人在车头那边说话,说了三四分钟。男人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叠东西递过去,一张一张的,有复印的,有盖了红章的。穿警服的翻了一遍,抽出一张对着车灯看,看完递回去,又抽出一张。
他走回来的时候,脸上的东西换了。
“陈先生,”他说,“你这个情况,我们处理不了。”
“什么处理不了。”
“你监护手续是齐的。人是从正规医院接出来的,出院那天医院签了字,监护人的材料所里也备过案。”他把手掌在裤缝上蹭了一下,“你说他们不是你父母——那你父母叫什么?”
“陈立国,王素芬。”
“人在哪儿?”
我没有说话。
“你看。”他的语气缓下来,缓得比刚才软,“你要是实在不放心,可以跟我们回所里坐坐,我们把情况记一下,回头通知你监护人来接你。”
我往车那边看了一眼。男人站在单元门口,没有走过来,两只手插在夹克口袋里。停车棚的顶灯照着他,脸有一半是暗的。
“我跟你们去。”我说。
穿警服的愣了一下,随即点了下头:“上车。”
派出所离小区三站路。
车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男人从单元门口走过来,走到穿夹克的那个跟前说了两句。穿夹克的往我们这边指了指,男人点了下头,转身往楼后停车的地方去了。
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小车已经停在台阶底下,男人站在车边等着,怀里抱着一只塑料文件袋。
值班室里一台老空调,吹出来的风带着灰味。穿夹克的那个人给我做笔录,问一句记一句,问的全是同一路数:这几天睡得好不好,药有没有按时吃,有没有出现认不清人的情况,家里人对你怎么样。
我说了一遍,他们不是我父母。
他打字的手没停,头也没抬:“那你父母呢?”
“都死了。”
他把这句话打了进去。
四十分钟以后,值班室的门开了。男人走进来,把那只文件袋放到桌上,袋子里塞得鼓起来。他跟穿警服的点了下头,把袋子推过去。
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摊在桌上:出院小结,盖红章的监护资格裁定复印件,静园的病历摘要,还有两盒药,一盒开着,一盒没开,盒子上贴了打印的服药时间。
“出院那天是我签的字,医院有记录。”男人说,“药是我每天分好的,怕他自己记不住。”
“你们去调我的病历。”我说,“病历上家属那一栏写的是谁的名字。”
男人没看我,看着民警:“同志,我跟您说句实话。他病没全好,认人这一块最容易出错。大夫交代过,不能顶他,也不能当着他面说他糊涂,得顺着往回带。”
民警“嗯”了一声,把桌上一件一件收拢,推回袋子里。
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表,压在桌面上,用笔尖点了点最下面那一栏:“签个字。”
表头印着接送登记四个字。下面一行一行:姓名,性别,监护人,与本人关系,接送时间。监护人那一栏已经填好了,周德海。与本人关系那一栏写着两个字。
父子。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空调在响,日光灯在头顶嗡嗡地叫。
“签了吧。”民警说,“家里人在这儿等着呢。你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白天想不通,晚上就好了。回去按时吃药,别折腾。”
他把笔递到我手边,笔尖抵着纸。
我听见自己吞了一口唾沫。我签了。陈书航三个字,签在本人那一栏,写得很慢。写完把笔放下,手指在纸上压了两秒,才抬起来。
男人把表抽走,对折,放进夹克内袋。他跟民警道谢,说了两三句很客气的话,又掏出烟盒来递过去,被挡回来了。
出走廊的时候,电梯口站着两个人,一个穿制服的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男人一眼,笑了一下:“接回去了?”
“接回去了。”男人说。
夜里十一点二十。我们从派出所大门出去,门前那盏路灯坏了一半,一明一暗。他走在我左边,脚步跟我一样快,一句话没说。
走到楼下,他才开口:“饭在锅里温着。”
我没有直接上四楼。我在三楼半的拐角停住了,抬头往上看。四楼的门开着一条缝,里头亮着灯,有人站在门里面,靠着门框,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在听楼梯上的动静。
我在那个拐角站了很久。后来我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到门口。
那个男人退开一步,把门让开。
“进来。”他说,“饭凉了。”
7,药
那顿饭我吃得很慢。
桌上四个菜,一个汤。鱼还是甜的,汤也是甜的。
我把筷子放下来。
“不吃了?”女人问。
“妈。”我说,“你的手,做菜做了多少年了?”
她把碗搁下,看着我。
“你切菜的时候,左手压着,右手切。”我说,“你切得比我见过的所有厨子都稳。切出来一段一段,长短一样。可我昨天看见你削土豆,你是从外面往里头削,整块土豆削成一个方的,一点皮都不剩。”
“这有什么不对?”
“我妈削土豆是削一条留一条,皮上还带着肉。”我说,“她手下没准头。”
屋里安静下来。
“书航,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男人把筷子放下,“人是会变的,五年呢。”
“是,人会变。”我看着他,“可一个人变了五年,也变不出个不会漏的手。你这双手,切了三十年的菜,一天没歇过。我妈这五年才学做菜——你说你练了五年,你切菜的刀工却是三十年。”
两个人的脸都白了。
女人把手里的筷子放下来,放得很轻,像怕碰响什么。她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摆在碗边的手,看了很久。
那双手我第一天就注意到了。指关节粗,手背上有几道横着的旧疤,虎口那里是硬的。我后来想,一个在菜市场卖了半辈子菜的女人,切菜剁肉、拎筐搬箱,手确实会变成这样。这双手做了三十年饭,做给我吃了五天。
“书航,”她开口了,声音很低,“你说的那些我不懂。我就知道我这五年,天天想着给你做一顿热饭。”
“那你练的是给谁吃?”
她抬起头来。她的眼睛里全是水,可是没有掉下来。
“练的时候,我做的也是甜的。”她说。
这句话我那一晚上都没有想明白。等到后来我知道了一切,我才懂她这句话里是什么。
女人忽然伸出手,把桌上的鱼盘端起来,端到厨房去了。她的背影在厨房门口停了一下,肩膀抖了一抖。
男人坐在原位,一动不动。他的两只手放在桌面上,一根一根手指压在桌沿上。
“你想问什么,问吧。”他说。
“你们是谁。”
“你爸妈。”
“你们的名字叫周德海、李素芬。”我说,“我昨天在物业看见了。你们住在402,登记的家属有三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她,一个是你们的儿子,已经注销了。”
他抬起头来,眼睛里那点东西变了。
“我们的儿子。”他说,“他叫周砚。”
我坐在那张椅子上,忽然觉得整间屋子都在往外退,桌子在退,灯在退,只有他坐在对面,一点没有动。
“五年前十一月二十六号晚上八点十分,一辆银灰色的车,在北关路口,从后头撞了他。”他说得很慢,也很平,“撞出去十四米。送到医院的时候还在喘,凌晨两点二十,人没了。十六岁。”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那辆车是你的。”
我没有说话。
“你当时二十三岁,刚从技校出来,给一个老板开车。”他说,“交警把你带走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说,你说你不记得了。鉴定的时候,你脑子确实有病——双向,还是什么,我记不清名词。反正鉴定结果是重度精神障碍,事发时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我不记得这件事。”
“你不记得。”他点了一下头,“你当然不记得。你认了鉴定书,判了免刑,第二天就被人送进了静园康复中心。你在里面待了五年,一天都没少待。我们连一句道歉都没要着。”
女人端着盘子从厨房里出来,站在那儿,眼泪往下掉。
“后来呢?”我问。
“后来你妈死了。”他说,“你爸第二年也走了,肺炎,一个人在家,三天才被人发现。房子急着卖,我们买下来了。买这个房子,是用砚砚的赔偿金。”
我把手在膝盖上握紧了。
“你们怎么办到的?”我问,“把一个人从里面接出来,是要手续的。”
“你以为没人签个字,就能把人从那种地方领走?”
“签字的是谁。”
“你舅舅。”他说,“你爸那边有个兄弟,在外头跑了很多年,户口本上有名字,人早不见影了。我们花了三年,把这个名字办成我们自己。第一年跑材料,第二年找人,第三年才把监护资格办下来。办下来那天,我们从大厅里出来,站在台阶上,一根烟都没抽完,我老婆就哭了。”
女人在沙发那头低着头,手里的毛巾已经拧成了一条细绳。
“那时候我们还不敢进去看你。”他继续说,“我们在静园门口的马路对面站了半天,站到天黑也没过街。后来我才一个月去两回,去了就说你舅舅家的人,问你的情况。大夫问什么我答什么,你哪年入院、吃哪种药、睡哪个床靠窗还是靠门,我全背下来了。”
“你打听了五年。”
“五年,一百一十七次。”他说,“有一回你们那个沈大夫问我,说你家里怎么没别人来。我说都死了,就剩我们了。”
他笑了一下。
“这话倒也不算假。”
“我们等了一年又一年。”他说,“你们家的人一个个都没了,就剩你还在那里面,好好活着,有人给你打针,有人给你量血压,还有人给你发药。你说这事儿,公平吗?”
我没有出声。
“前年我们搬进来。”他把手掌在桌面上摊开,“搬来以后,我们把你们家这屋里的样子,一件一件从旧照片里对着做出来了。你的屋子原来靠窗一张桌子,桌子右上角放笔筒——都是从照片上看出来的。我把这活儿干了两年,玻璃上贴海报留的那两块印子,我也照原样贴了,贴完又揭,揭了再贴。”
“为什么要做这些?”
“因为要让你回来的时候,觉得这就是你的家。”他说,“你不认得家,什么都办不成。”
“那药呢。”我说,“我的药是沈医生开的。”
他站起来,走到柜子边上,拉开一个抽屉。抽屉里全是药盒,白色的,一板一板,跟他手里的那个一模一样。
“药是我买的。”他说,“方子也是我配的。你那沈医生的方子,我照着抄了一份,用量我改了。”
“改了多少?”
“她给你的是抑住记忆的药,一天两次,让你想不起来。”他把抽屉关上,转过身来,“我给你的是另一种。我托人从外头带的,不伤身子,但会把你按下去的东西慢慢顶出来。这五天,我一天没停过。”
我脑子“嗡”了一声。
所以这五天,我越来越清楚。我以为是好转,其实是我自己被打磨出来的。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我问,“杀了我?”
“杀你干什么?”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比哭还难看,“我要你自己想起来,想起来以后,你自己说清楚,那十四米,你撞的是什么。”
他走回来,站在我对面,从夹克内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那个穿蓝校服的少年,理着平头,站在跑道上,回头看镜头,嘴边还带着一点笑。
“你认得他吗?”
我看着那张照片,后腦勺一阵一阵地发麻,像有人拿一块冰贴在那里。
“我不认得。”
“你再看一会儿。”他说,“看仔细。”
我把那张照片拿起来,看着照片上那双眼睛。
我确实不认得他。可是我的两只手在抖,抖得照片的边缘一片模糊。
那天晚上九点,女人把药端过来了。白瓷杯,两片药,还有一板没拆的。
“吃药。”
“我自己有药。”我说。
“这就是你的药。”
我把杯子推开。杯底在桌面上磨了一声。
她站在那儿没有动。男人的声音从沙发那边过来:“吃了。”
“这不是我的药。”我说,“这是你买的。方子是你抄的,用量是你改的。这五天我一天没停,我以为我在好转,其实是你们在往外面顶。”
他把电视关了。
屋里安静了一下,静得能听见冰箱压缩机的声音。
“你说得对。”他站起来,“是我改的。”
“我不吃。”
“你不吃,明天早上我喂你。”他走过来,站到我对面,站得很近,“捏着下巴也能喂得进去。这个我有经验,我喂过两年。”
我抬头看他。他脸上没有怒气,一点也没有,就是那种跑完手续、办完材料、把该做的事一件一件做完的人的脸色。
我把药片捏在手心里。
女人忽然开口:“德海。”
她这一声叫得很轻。我转过头,看见她站在厨房门口,右手背在身后。
“你别管。”他说。
“德海。”她又叫了一声,从背后把手拿出来。
她手里是一把菜刀。刀是新的,刀面上还带着油光,刀背上有两道洗不掉的划痕。她握着刀柄,握得很紧,手在抖,刀尖一直跟着晃。
“妈。”我说。
她没有看我。她看的是他。
“凭什么。”她说,“凭什么他坐着,我们站着。”
男人往她那边走了一步,又停住,把两只手举起来一点,举到胸口的高度。
“素芬,放下。”
“我儿子十六。”她说,声音很稳,稳得我后背发凉,“这五年我一天一天地数。你把他接回来了,我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给他铺床,他睡得比我儿子好。他问我一句‘你是谁’,我还得笑着说是你妈。”
“素芬。”
“我不杀他。”她说,“我就是要你看看这把刀。这五年我在菜市场切肉,一天三头猪,我切得比谁都稳。我这把手,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切得准。”
她把刀换了一只手,刀口转向我。
我站了起来。
“你砍。”我说。
她愣住了。
“你儿子十六。”我说,“我今年二十八。你砍下来,你就跟我一样了——你也是那个把人家孩子撞死的人。”
她握刀的手抖得更厉害,刀尖在空中划了一小圈。
“你砍。”我又说了一遍,“你不砍,我这辈子都不用想起来了。”
她喘了一口气。
然后她砍了。
刀是从上往下落的。我看见刀背上那两道划痕在空中翻过来,落点对着桌上那条鱼。盘子先裂,鱼身从中间分开,刀一直下去,劈进桌面,卡在木头里,她拔了一下,没拔出来,又拔了一下。
汤溅了我一身。碎瓷片滚到桌角,掉在地上,响了几声。屋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有刀卡在木缝里被来回拔动的闷响。
男人走过去,两只手扶住她的肩膀,把她往后带。她站着,两只手还张在半空,像还握着刀柄。
“素芬。”
她把刀拔了出来,放回灶台上。桌面上一道口子,白的,很直,从桌边一直伸到桌子中间,翻了木茬。
她看了那道口子一眼,转身进了厨房,把门带上了。
男人在厨房门口站着,把门推开一条缝,说了几句,声音很低,我听不清。
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桌上那道口子正对着我。碎盘子收拢在一堆,鱼躺在盘子的两半中间。我的手掌还摊着,那两片药粘在掌纹里,汗把它们泡软了。
他把桌上的碎盘子收进垃圾袋,用抹布擦了两遍,那道口子擦不掉。他回来的时候,在我对面坐下。
“你们早就想好会有今天。”我说。
“想好了。”他说,“头一年我就在想这个事——我要把一个不认得我的人接回家,他一定会报警。所以手续我办得比谁都齐。”
“齐到警察都没话说。”
“齐到我自己都没话说。”他把桌上的水杯往我这边推了一点,“喝口水。”
8,那一天
那天晚上十一点,我听见他们在自己屋里说话,说了很久。快十二点的时候,男人出来了,走到我门口,敲了两下门。
“书航,睡了吗。”
“没睡。”
“起来一下,客厅里坐坐。”
我穿好衣服出来。客厅的灯全开着,亮得刺眼。茶几上摊着一个纸袋,袋口敞着。女人坐在单人沙发上,头发松开了一点,一只手里握着一条毛巾,毛巾被她拧得像一根绳。
我在沙发上坐下。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男人从纸袋里掏出一份材料,放在我面前,“这是当年的事故认定书。你要不要看?”
我没动。
“那我念给你听。”他把材料翻开,一页一页翻过去,最后停在一页上,念道,“当事人陈书航,男,二十三岁。经检测,事发时血液酒精含量为零。行驶记录显示,事发前三百米车速八十九,事发路段限速五十。”
他停了一下。
“路段限速五十,你开八十九。”
女人的毛巾拧得更紧了。
“第二份,事故认定书正文。”他把那张纸抽出来,“周砚,男,十六岁,市二中高一(7)班学生。事发当晚八时十分骑自行车由南向北行驶,未违反交通规则。”
他把材料放下,看着我。
“你撞他的时候,是从我儿子身后过去的。”他说,“他什么都没看见。”
我没有说话。
“你走下来,站在路边,看了他一会儿。有人在楼上全看见了。”他说,“目击的人说,你没有打电话,你先在车头那儿站了半分钟——那半分钟,你在想什么?”
“我不记得。”
“现在还不记得?”
“不记得。”
他站起来,绕到茶几那头,弯腰,从纸袋最底下掏出来一样东西。
是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一件东西——折得整整齐齐的一件蓝色校服,领子上缝着一条白色的名字条。
“这件是我从你衣柜里拿走的。”他说,“这五年里,它一直在我们家。”
他说着,把塑料袋拆开,把校服抽出来,抖开。他把衣服平铺在茶几上,用手掌把褶子抹平。
“你看。”他用手指点着衣服的左边袖子。
我站起来,绕过去看。
那只左袖的整个前臂部分,是黑的。不是脏,是干了的血,一层又一层,浸到布里面去了,边上还能看出布纹。
“他在医院里流的血,我全收拾了。”男人的声音很平,平得让人害怕,“我洗了这件衣服很多年,洗不掉。后来我就把整件衣服收着,收着,等有一天,拿到你面前。”
我看着那只袖子,脑子开始往一个很深的地方掉。
“我让你想起来,不是要打你,也不是要杀你。”他说,“我要你站在这儿,看这件衣服,然后跟我说一句:我撞了一个孩子。”
我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边。
屋子外面有风,窗玻璃响了一下。
忽然之间,我看见了。我看见那天晚上的路灯。路灯下面是一个路口,路面很干,有一层浮土。我看见车灯照着前面的一截柏油路,看见路右边有一辆自行车,那个孩子的背上是蓝色的,他背着一个包,包带子在风里飘着。
我看见他往左边偏了一下,我按了喇叭。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踩刹车。
我看见车头前面那一点蓝色歪了出去,往右边,一直往右边,落到地上。我听见一声很闷的响,比我想的小得多,像一袋米从车上掉下来。
我看见自行车的前轮还在转,转了很久,越转越慢,慢慢停住。
我看见路面上有一块暗的东西,从中间往外扩,扩得比我预想的快。
我把车停在三十米外。我下车,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他侧躺着,一条腿弯着,一只鞋掉了,落在路牙子上。他的书包带子还挂在肩上,包被压在身子下面。
我站在那儿,看了他半分钟。
在那半分钟里,我做了一件我后来这五年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的事——我摸了一下自己的口袋,摸到了烟盒,抽了一根出来,点着了。
我抽了那一根烟,抽得很稳,抽到最后我才把烟掐了,走到路边去打急救电话。
我报地址的时候手都没有抖。我记得我报得很清楚,路名,门牌,几号路口。
我报完地址,蹲在路边等。那天晚上有风,我等了九分钟,救护车才拐进这条路。
我脚底下的东西,一瞬间全部想起来了。想起来的不是我从前听过的那些说法,不是我记在本子上的那几句话,而是我自己的手,是我自己握着方向盘的手感,是我自己踩下去的那一脚。
我往前趔趄了一步,跪在茶几前,把脸放进两只手里。
“我撞了一个孩子。”
我说完这一句,屋里就只剩下女人的哭声。
“他叫周砚,十六岁,市二中高一(7)班。”男人念道,“我儿子。”
女人在沙发上开了口,这是那天晚上在客厅里,她说的第一句话:“他爱吃甜的。”
她的声音又轻又哑。
“我做了二十年饭,都是照他的口味做。他走了以后我把锅都扔了。”她把手里的毛巾抖开,抖了一下又拧起来,“去年我才又买了一套,从头练。练了半年多,才把刀工练回来。”
我坐在那里,忽然明白了饭桌上那句话。
她练出来的,一直是她儿子的味道。
他们把校服收起来,把材料收起来,把茶几擦干净。
我起身要进屋的时候,男人叫住了我。
“十五号,你们沈医生来。”他说,“她一个月来一趟。”
我站住了。
离十五号还有六天。
“她来的时候会问一件事。”他把纸袋往怀里拢了一下,“她会问你夜里睡得怎么样,会问你有没有人给你换过药。”
“你会怎么说?”
“这话不该我说。”他把纸袋换了只手,“该你说。你要是跟她说我改了药,我跟你妈今天晚上就完了——非法监护,伪造材料,给精神病人乱用药,够我们俩在里面坐到死。你要是不说——”
他把话停在这里。
“不说怎么样。”
“不说,你就还能在这儿住到十五号。”他说,“十五号她给你打针,你就开始忘。忘干净了,你还是那个干干净净的病人。你干干净净,我儿子那十四米,就跟你一块儿埋进去了。”
他把纸袋夹在腋下,站直了。
“两条路,你自己挑。你挑我死,我不躲,我就在这儿站着。”
他走到我跟前,停了半步。
“陈书航,”他说,“我等了五年,就是为了等有这么一天,把这个话当面摆给你。你现在跟我一样难受。这就对了。”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碰我一根手指头。
我回屋坐在床上,一直坐到天快亮的时候。
天亮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他们在等什么了。
他们不要我死。他们要我自己第一个先说出来。因为这句话一落,我那个“不记得”就再也不是护身符了。
9,尾声
第二天早上,我吃了药。是抽屉里那些,一天两次的那种。吃完以后,世界的边角开始慢慢变软。
上午十点,有人来敲门。
是沈医生,带了两个男护士。她进门看了我一眼,就直接走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眼前,让我看着她的手指,又问我今天几号,这儿是哪儿,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叫什么。
我照着答了。答的时候我听见那两个人在我身后说话,说得很客气,也很轻:我们不是要带他回去,是做个评估。
沈医生最后问我一句:“陈书航,昨天晚上,有人给你吃过别的药吗?”
我抬眼看她。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只要点一下头,这两个人今天就完了;我只要说一个字,那十四米就跟我一块儿埋在这五年里,谁也不用再提。
她背后站着那个男人,站在窗边,两只手插在夹克口袋里,看着窗外,什么表情也没有。
“没有。”我说,“就是我自己那个。”
沈医生盯着我看了几秒钟,低下头,在表格上写了一行。
我回到静园是一个星期之后。
走的那天早上,女人给我煮了一碗面。面里放了两个荷包蛋,还是没有放糖。
她坐在对面看我吃,吃到一半,她说:“书航,你要是哪天想不起来我们了,也没关系。”
我把面吃完了。
男人提着我的包,一直提到楼下。他把包放在车座旁边,站直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塞给我:“这是你的复诊单,我抄了一份,别丢了。”
我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衣袋。纸上是他写的字,蓝色的,很用力,笔尖把纸压出一道痕。
车开的时候,我从后窗看出去。他站在楼下面,两手插在夹克口袋里,一直站着,没有动。那天的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一点。
一直到我回静园,他们都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那几天里,她掰过我的手,他别过我的手腕,她在我面前把一把菜刀劈进过桌子。可他跟我说的话,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重话。
那张桌子他们没换。桌面上那道口子一直在,吃饭的时候就在手边,谁也没提过。
住回去的第一个月,我天天坐在窗边。窗外有一棵树,叶子从绿变黄,一片一片掉,掉到十二月就掉光了。
到了第二个月,我开始忘事。先是忘了那天吃的什么,忘了楼下的护士换了人,后来连那件校服是蓝色的还是白的,也记得不太清了。
我现在坐在这间屋子里,每天按时吃药,饭有人送,血压有人量。这里的好处是不用想事——不用想家在哪,不用想谁是谁,也不用想那年十一月二十六我把车停在路边的时候是几点。
只有一件事我记得,而且越来越清楚。
每周三下午,会有一对夫妻来看我。
他们坐在我对面的长椅上,从来不说话。男人个子高,穿夹克,眉头皱着;女人个子矮,圆脸,手里总攥着一条毛巾。他们坐满二十分钟,就站起来走。
他们走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朝他们点点头,他们也会点一下头。
我知道他们是谁。我也知道他们等的是哪一句话。
可我到现在都没再说过。
沈医生说这叫“回避”,是好事,说明我稳定了。她还说,我这五年的治疗效果比大多数病人都好,因为我没有精神负担,没有亲人,也没有恩怨——用她的话说,我这个人,是“干干净净”地活着。
我想,她说得也不算错。
只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弄明白——我们家那本相册,我最后又翻过一回。相册的第一页,那张全家福。
那个穿蓝校服的少年站在中间,一只手搭在女人的肩上,一只手插在裤袋里,笑得很开。
照片的右下角,草地上,还有一小截影子。那是我后来才看出来的——那截影子不是他们三个人的,它比他们三个人的都长,也不连在他们脚底下,它的位置在照片的最边上,被相框压住了半截。
那是一辆自行车的影子。
我把相册合上了。我从那天起,就没有再翻过。
我确实记不清了。医生说这是我顾着自己。可我记得那件校服。
它现在还在我脑子里挂着,蓝的,翻领,袖口有一道白条,领子上缝着一块白布,字写得不好看,两个,笔画都往下拖。
周砚。
我每天早上七点二十被人叫起来吃药的时候,会在心里念一遍这两个字。念完再吃。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哪一天连这两个字都想不起来了,那这件事,就真的没有人记得了。